传媒行业风险分析篇(1)

随着时代和经济的发展，新媒体逐渐发展起来。对于基于新媒体发展产生的新兴行业来说，想要健康稳定的发展的前提是要做好防范和控制财务风险工作。文章在认识新媒体的基础上，对新媒体行业财务风险的产生进行分析，并且系统的指出如何对新媒体行业财务风险进行控制。

关键词：

新媒体；财务风险

一、新媒体简介

新媒体产业顾名思义就是产业化的新媒体，是指一种工具载体用于新闻信息从新闻传播者到新闻信息的接受者的传播过程，是在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下的另一种媒体形式。新媒体具浓郁的时代特点，表现如下：第一，新媒体是在计算机网络发展下出现的媒体，主要用于信息数字化的传播。第二，新媒体信息传播范围广，内容全面。第三，新媒体信息传播速度快。第四，新媒体使新闻人与大众人民更近。

二、案例分析

1.光线传媒公司简介

财务风险是由自身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新媒体行业的财务风险就是由该行业外部的环境因素和行业本身的发展因素共同造成的。1998年光线传媒于北京成立，以栏目制作和广告位主营业务，是传媒业中少有的通过政府认定的高新技术产业，新媒体业务也是在传媒行业中遥遥领先。国家“十二五”明确提出将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我国经济支柱产业，极大的推动了新媒体行业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媒体企业的改制，市场化运行机制使新媒体行业更加灵活与自由。

2.财务风险及成因

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外部与内部的双重风险。企业外部环境带来的风险不可控，内部财务风险却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企业融资、经营、利益分配等组成了企业的资本结构，作为企业财务风险的重要指标，是评价企业资金状况和衡量企业偿债能力的关键。大规模的扩张和发展需要企业进行融资来获取更多的资金，因此有了长短期的借款筹资行为。公司债务规模逐渐扩大，相应的偿债风险也会加大。光线传媒的短期偿债能力较强，截止2013年上半年的流动比率是5.72，但是仍未达到国际公认的最佳水平。在长期借款方面，光线传媒的资产负债率相比2012年，2013年上升了8.35个百分比，为16.14%，资产负债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资产负债比率虽然不是很高，但是考虑到这种趋势依然需要保持警惕，确保企业有足够的偿债能力。企业的资本结构需要不断的进行优化。广电总局“限娱令”的颁布，迫使传媒企业必须加强创新力度，这将直接导致制作成本的增加；同行业中激烈的竞争，进一步使得企业在市场营销方面投入更多的费用；信息时代的到来，在内部与外部信息披露上要及时准确，这将影响到企业决策的正确与否。这些都是造成新媒体行业财务风险的可观因素。

三、新媒体财务风险成因

财务风险是因为公司财务的不合理结构和不恰当融资使得公司失去了债务的偿还能力，并且导致公司的收益减少。每个企业都有财务风险的状况存在，然而面对财务风险只能对它进行防范与控制，全面清除是无法达到的。不同的形成因素会导致不同的财务风险。新媒体行业的财务风险形成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新媒体行业体系无法适应周边环境

新媒体行业财务风险的宏观环境包括经济、法律、资源和文化等环境，这些环境的变化都会影响新媒体管理者所做出的决策的效果，必然也会导致该行业的财务管理问题的出现和财务风险的发生。比如2011年广电总局颁布“限娱令”之时，光线传媒作为制造节目为主的传媒公司，内部需要提高文化产品的创新，加大成本投入，这将会是极大的挑战。外部还有华谊兄弟、华策影视等影视传媒企业的竞争，在如何争夺市场份额的决策上，都会存在一定的财务风险。

2.新媒体管理者缺乏对财务风险的管理经验

新媒体行业是一个还在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的行业，相对于其他老牌行业来说，缺少一些管理和处理问题的经验。财务管理人员对该行业的财务风险的认识不足，无法把客观存在的财务风险运用到现实当中。财务风险存在于每一处财务活动当中，风险意识的不足和管理经验的缺乏是新媒体行业财务风险形成的另一因素。

3.新媒体行业缺少科学系统的财务决策

合理的财务决策不仅能为新媒体行业带来经济利益，还能有效的避免财务风险的产生。一方面，要提升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水平。拥有专业敏锐的财务视角的管理人员所做出的决策才会最符合实际情况和最利于新媒体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建立合理科学的财务决策系统。合理科学的财务决策系统能够帮助财务人员做出合理有效的财务决策，保证财务决策的正常进行。

4.新媒体行业内部缺少明确的财务关系

新媒体行业是一个还在处于初步发展的行业，内部还没有较为明确清晰的构成，行业内的理念各不相同而导致在财务管理上的分配和使用等方面的混乱，权利与责任不明确，管理不到位，是新媒体行业资金的低效使用的原因，由此会造成的资金去向模糊问题致使资金安全出现问题。

四、新媒体行业财务风险控制

财务风险不能完全避免，但是可以利用防范和控制手段来降低风险的产生几率。

1.设立防范体系，合理有效的控制财务风险

想要把新媒体行业财务风险降到最低，首先就要认清实际情况，了解该行业内部的情况，利用财务活动完成系统性的安排管理。做好风险防范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可以从风险识别、风险估计、风险驾驭和风险监控等活动入手。财务风险控制的主要内容风险识别、风险预测和风险处理。风险防范体系的构成有会计核算体系的规范，基础制度的构建，财务分析体系和控制体系的完善等。当风险不可避免的出现时，可以从风险预防、风险规避、风险自留、风险转移等方式进行风险处理。

2.财务风险指标体系

用于新媒体财务风险控制财务风险指标体系是用于新媒体行业之中，利用财务风险预警指数判断出存在该行业之中的财务风险，从长久的发展角度出发，用敏锐的财务指标预测新媒体行业将会遇到的财务风险的一种分析财务的体系。财务风险分析指标体系主要由三个能力指标构成。一是指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指标。短期偿债能力主要表现的是企业在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方面的适应能力，通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存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这几项数据来体现，展现企业流动资产变现能力的大小，防止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退化。二是指长期偿债能力指标。长期偿债能力主要是表现企业偿还自身债务本金和利息的能力，通过资产负债率、负债经营率和利息赚取倍数等一些数据来体现。该指标可以让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把握财务风险的发生。最后一个是企业盈利能力指标。通常来说企业的盈利的越多，面对的财务风险就越小；否则，财务风险就越大，可以通过企业的资产净利润率、销售净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这些指标数据来反应。该指标可间接地表明企业财务风险的大小。

3.流动风险的建立可以降低新媒体行业财务风险

新媒体行业的资产有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可以从把握新媒体行业的流动风险开始来控制新媒体行业的财务风险。在保证新媒体行业资产流动性的情况下，追求企业最高效益是流动风险控制的主要目标。流动资产主要有现金、应收款项、库存等。当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时，新媒体行业在面对财务风险时能更简单地的将财务风险掌控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保证新媒体行业的正常营业。还可以增快新媒体行业的应收款项的速度，达到将行业现金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提高现金的净流量，可以更好地降低新媒体行业财务风险。

4.提高风险意识利于新媒体风险的防范

财务人员是把握整个财务活动的实施者，想要使新媒体行业财务风险得到很好的掌控，还要提高财务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增强其防范财务风险的意识，培养其对财务风险的敏锐的感知力，这样才能保证财务人员在第一时间内反应于财务风险，并且将风险把握住。第一，当专业知识得到提升，财务人员的风险意识才会有所增强。培养风险意识和快速应对财务风险的基础和前提就是牢牢打下的专业知识基本功。第二，要提高财务人员的工作敏感度，这样可以使财务人员第一时间反应并且解决财务风险问题。第三，一个良好的行业氛围才能让整个行业得到快速的发展，所以不仅需要培养财务人员，而且还应包括整个行业的所有人员，从而促进新媒体行业的发展。

五、结语

新媒体行业在不断的发展当中，面对越来越多的财务风险，只有做好防范措施，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积极地应对各种风险并且总结出经验，这样才能够控制新媒体行业财务风险。

参考文献：

[1]赵书芹.新媒体行业财务风险防范及控制能力探究[J].新闻战线，2015，（7）：132-133.

传媒行业风险分析篇(2)

关键词：媒体从业人员 培训项目 项目管理

自古以来，媒体从业人员被喻为“第四权力”存在，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相互制衡和制约。是公民捍卫自身权力的有利工具，更是国家与社会沟通沟通的良好渠道。随着则科学技术的发展，新传媒载体的出现，强化传媒的传播功能，丰富了传媒的传播内容，开放了传媒的传播方式，带来了传播环境的复杂化影响，对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国内，借助传媒的能力，揭发了不少危害社会的腐败分子和不公平的社会事件。但传媒功能的副作用也因为集合行动的力量而发生了许多社会“闹剧”。集合行为是一种非常态的个人行为，一旦没有及时的制止，它可能衍变为破坏力更大的非常态群体行为[1]，可见，借助传媒的力量所能取到的效果并未能全面地反应社会的真实情况。尤其是近期发生在英国的报纸丑闻事件，将传媒大亨推向风口浪尖的同时，传媒从业人员自身从业道理伦理的觉醒再次被提上议程。在我国，传媒一直扮演着西方国家诸多不同的角色。尤其表现在我国传媒是作为党和国家“喉结”角色存在的。其社会责任意识优于其他一切利益。社会各界对此问题也展开了许多有意义的探索，也开展了更多形式多样的培训项目来提升从业人员的素质。因此，本文站在现有传媒从业人员培训项目管理的前提下，探讨现有媒体从业人员培训项目管理的问题，以期更好的发挥他们在社会监督中的作用，更好的为民服务，为社会尽责。

1.媒体从业人员培训项目管理内容

媒体从业人员培训项目管理作为一项意在提升媒体从业人员整体素质的项目，其在项目管理的目标上就十分明确地直指媒体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作为一种新颖的项目管理内容的延伸，媒体从业人员培训项目管理的具体内容必须紧跟当前媒体从业人员的工作环境和自身特性，媒体从业人员的培训项目管理侧重于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1项目综合管理：作为媒体从业人员培训项目管理的指导性纲领，项目综合管理的内容侧重于从培训目标，适用人群、项目管理计划等几个方面展开。并规定了项目执行的指导与管理的方式，对项目运作监控的方式及项目变更的控制，以求全面提升媒体从业人员的专业化素质及项目综合管理的理念意识，做到对媒体从业人员的全方位培训和监管。

1.2项目范围管理：作为媒体从业人员培训项目管理的适用范围，媒体从业人员的项目范围管理内容侧重于从媒体从业人员的培训方案设计上、培训项目立项、制定工作分解步骤以及项目任务合适、项目任务控制等问题上进行监控。

1.3项目时间管理：时间管理的掌控是关系媒体从业人员培训管理管理成本运作的有效前提。时间管理的成败也在间接上影响到媒体从业人员培训项目的实现。因此，在媒体从业人员培训项目时间管理上，将主要从媒体从业人员的培训活动定义、活动排序、活动资源估算、活动持续时间估计，进一步地制定进度表管理时间，对媒体从业人员培训项目管理的进度进行控制。

1.4项目成本管理：成本管理控制是防止媒体从业人员培训项目管理资本运作的有效方式。从媒体从业人员的收支比较中挖掘项目成败，尤其是通过资金流量表、负债表等来直观反应。因此，项目的成本管理必须做到直观到位，必须严控培训费用估算、费用预算和费用控制。

1.5项目质量管理：媒体从业人员的项目质量管理主要是从媒体从业人员培训项目的质量规划、实施质量保证及实施控制三个方面进行监管和运作。质量监控的首要原则是确保媒体从业人员的培训项目的实施效果取得应有的效果。

1.6项目人力资源管理：项目人力资源的管理侧重于重组项目组成人员，打造有力的项目团队，编造全新的项目团队运作，通过新的规章管理建设项目团队的建设，并以规章规划的方式来对媒体从业人员培训项目团队进行管理。

1.7项目沟通管理：媒体从业人员的项目沟通管理侧重于从项目沟通规划、信息的及时性、绩效报告的核实和利害关系者管理的掌控上进行防效。

1.8项目风险管理：预测媒体从业人员培训项目管理所面临到风险，提前进行防范。从风险管理规划、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应对计划及风险监控等角度进行分析。

2.媒体从业人员培训项目管理应注意的问题

媒体从业人员培训项目管理的方式及项目管理运作的模式是关系媒体从业人员培训能否达到实际效果的关键。从根本上来说，媒体从业人员的媒体素养关系到媒体议程设置功能的实现。媒体从业人员的培训在项目管理上在形成系统的同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问题：

2.1在具体的培训方式上必须注重项目管理方式的采用及规划运作，运用新的方式，采用灵活的方式来进行监控和管理。尤其是在对媒体道德伦理的掌握上，应该运用传统的儒家文化及现时代新型西方传媒网络技术来进行监控。同时结合现时代的传媒网络技术案例来说道。

2.2在媒体从业人员的项目管理上，必须预测媒体从业人员培训项目管理所面临的风险，识别风险，辨析风险。在项目综合管理上做到有效的规划，界定有效的项目范围，时间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沟通管理和风险管理上进行管理。

3.小结

当前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了微博，论坛等形式多样化的社会监督平台。无序的网络形式及迟疑的政府监管，使得社会监督政府官员、或是监督社会不平之事的社会监管成本在加深。媒体从业人员作为社会监管的主体之一，在位社会公众提供资讯及政府监管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当前提高媒体从业人员培训项目管理的深度，有利于提升整个社会监管的效率，降低社会监管的成本。因此，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媒体从业人员项目培训的内容及可能存在的不足即应当在培训过程中注意到的事项，以便整个培训项目能够顺利地开展，达到培训的要求。

传媒行业风险分析篇(3)

关键词新兴媒体　风险投资　策略

新兴媒体泛指那些采用新的传播技术、新的传播方式或者开辟了新的盈利模式的媒体，如 网络 杂志、视频分享网站、商业楼宇媒体、移动电视、3g手机媒体、iptv、触摸媒体、网络综合平台等。当下正处于一个媒介内爆与融合加剧的时代，任何一种创新的传媒科技马上会得到普及，任何一种新的传播方式也会在短时间内得到推广，任何一种新的盈利模式马上会被克隆。但媒体由萌芽、发育到成熟的阶段，资本运营问题往往成为其壮大 发展 的瓶颈。同时

1. 风投引入期

适时原则。风险投资的引入应该以促进媒体事业的扩大为前提,而不是在传媒经营运转出现困难时引入风投。很明显在传媒经营捉襟见肘之际，能够对风险投资有多大的吸引力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即使成功引资也难免在谈判的环节因为无牌可打陷入被动的局面，为日后媒体与风投的合作埋下隐患。

坦诚原则。和风险投资打交道，要坦诚的与对方推心置腹，不仅把传媒未来的美好前途描绘给风险投资商，同时也要把传媒经营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风险坦诚的告诉给风险投资商。因为对于风险投资而言，有风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风险不可控。坦诚的交往能与风投建立起双方合作的信任感。

平等原则。在资本的引入期，新兴媒体往往由于对资本的巨大渴求，而饥不择食。媒体创业者需要始终明确与风投之间是一种对等的合作关系，媒体以其独特创新传播理念和明晰的盈利模式作为创业成本，保证未来可预期获得报偿。很明显只有在引资阶段就确定平等关系才能为日后的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适度原则。在引入风险投资时，引入多少是传媒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当你提出的要求一旦被满足之后，到底能不能消化好利用好引入资本，能不能将引入的资本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实现传媒价值的保值增值。所以把握一个适度的原则就非常必要，适合传媒 发展 的中短期需求，适合传媒的现实消化能力是传媒的引入风险投资的适度原则。

多家引资原则。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尽可能不要从一家风投引资。单一风投的引入容易使传媒公司处 于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与多家风险投资展开合作，可以使媒体在风险控制方面有更多可以周旋的余地。如果一家风险投资撤出资金，也不至于使资金的流动性受到毁灭性威胁。

2. 运作期

获得风投的管理扶助。风险投资并不是单纯提供资金的金主，与其他募资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对于新兴媒体的全程培育。风险投资通常有一整套 科学 的 企业 治理经验，可以为新兴媒体提供传媒战略决策制定、传媒市场的分析、相关技术市场应用前景评估、潜在风险分析、成本控制及其回收等一系列的管理支持，此外还可以帮助传媒企业进行招募和人力资源的管理。可以说一个成熟的风险投资是传媒企业的创业孵化器。通过与风投的合作，传媒企业可以避免走弯路、错路，尽早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应对压力，增加动力。引进风投之后只是传媒企业走向成功的第一步。一般风险投资在注资之后都会要求传媒企业达到更高的层次，这在无形中给传媒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比如，2004年3月鼎晖国际等6家机构为分众传媒注资1250万美元，要求分众传媒当年必须实现860万美元的利润，如果完不成，股权就要被稀释。2007年lo月兰馨亚洲投资基金等4家vc注资炎黄传媒3500万美元之后，给炎黄传媒的任务是2008年营业收入达到3.5亿元，利润率为50％。可见，在风险投资运作期，传媒企业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压力来源于风险投资对利润的渴望与追逐。传媒企业唯有积极运作，与风投展开合作才能够实现盈利的目标。要实现盈利目标，除了上文所说的借助于风投的管理扶助之外，传媒自身能力的提升也是无从回避的。传媒企业必须始终思考如何将现有的强大的资金优势转化为自身的市场核心竞争力，如何实现既定的盈利模式，如何掌握新媒体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资源。

确保信息对称，规避道德风险。道德风险(moralhazard)即“从事 经济 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在风险投资与新兴媒体合作的过程之中，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新兴媒体在创业的初期主要依靠一些创新性的关键传播技术和模式等无形资产，一般会被视为商业秘密加以保护，一般会被少数的媒体创业者所掌握；新兴媒体一般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机构和财务数据，没有完整的信誉记录。在这种情况之下，新兴媒体与风险投资之间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双方的合作潜在着道德风险。风险投资家担心风投资本被以做假账、过度投资、滥用资本等方式侵吞。新兴媒体企业应该根据风险投资运作的特点，及时、对等的公布自己的业绩和对于资金的使用情况。新兴媒体在发展的初期处于“烧钱”的阶段，但是应该明明白白把怎么烧钱告诉风险投资商。

3. 退出解除期

传媒行业风险分析篇(4)

研讨会由复旦大学创新基地主任童兵教授和新疆日报社总编辑廖运建共同主持,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以及各地新闻研究机构近70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对风险社会和突发公共事件、突发公共事件和的特点及规律、突发公共事件和新闻报道机制构建、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中新闻传媒的角色审视、新闻传媒报道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责任规范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通过研讨,大家对于现阶段我国突发公共事件高发的社会背景有了充分认识,对于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设性意见,并呼唤大众传媒要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一、进入高发期的突发公共事件的社会原因和历史背景

研讨会首先触及的是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研究的相关基础理论问题。要科学认识突发公共事件首先要厘清概念,复旦大学童兵建议把“突发事件”细化为三个具体概念:突发事件、突发公共事件、突发。突发事件指未能预测或难以预测而突然而至的事件。突发公共事件专指对社会公众有直接影响或同公共社会有广泛联系的突发事件。如果当事人为人数众多的民众,且这些民众又有强烈的利益诉求,这类突发公共事件谓之突发。换言之,突发是以民众为主体的突发公共事件之一种。

面对近年来我国突发公共事件高发的现象,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从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出发认为:我国既存在贝克所划分的历史阶段风险即前工业社会风险(自然风险)、工业社会的风险(保险风险)、风险社会的风险,也存在吉登斯所划分的外部风险和人为风险,规避风险的任务十分艰巨。他提出风险社会中危机传播的策略和方法:以人为本,准确定性;及时传播,掌握主动;真实客观,实事求是;巧设议程,引导舆论和注意平衡,把握好“度”。

复旦大学马凌则将突发公共事件放在“抗争政治”理论的视野下分析。她认为,我国突发兼有集体行为和集体行动的特点,“争利不争权”,呼吁政府的积极介入,这些特点皆可由抗争政治理论进行阐发。从本质上看,突发既是政治沟通失灵的产物,也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沟通形式。传媒作为政治沟通的有效途经,应该在公开透明原则之下,做到对突发的均衡报道。

浙江大学李岩引入“次生危机”理论来分析突发公共事件。她认为:公共危机也有原发危机和次生危机两种,原生危机有不可测因素存在,不可避免,但次生危机是可以防止发生的,之所以频频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众对信息的需求与信息的公开出现不平等,甚至错位。

暨南大学林爱B从“风险沟通”的角度分析西方风险传播范式的变化,看到了“科技范式”向“民主范式”的转变:早期对风险沟通的研究,重视的是政府或有关机构如何告知民众风险;近年来的研究开始重视如何与民众互动、让民众参与决策。这种传播范式的转变对于我国风险传播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保障公众知情权是风险沟通的前提,在此基础上传递公众的意见和看法,实现公众的表达权,实现公众对政府部门的监督。

此外,浙江理工大学廖卫民比照核裂变核聚变理论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诱发爆发机制进行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田大宪对网络集群行为的生成机理与调控方略进行探究,寻求科学引导的方法。

二、探索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规律

此次会议召开地点是新疆乌鲁木齐,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受到大家的特别关注。新疆日报社总编辑廖运建以“7?5”事件报道亲历者的身份,讲述和论述了一个省级党报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的报道策略和应有的责任担当,使大家对于研究总结突发事件报道规律产生了浓厚兴趣。

1.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机制

“务实、责任、风险”,复旦大学童兵认为健全突发公共新闻报道机制要树立这三个意识。信息的公开、准确、及时、权威是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基本条件,确保信息公开并在第一时间传播是健全突发公共新闻报道机制的基础性环节。第一时间权威信息至少要包括三方面:一、新闻传媒最早获知和最早报道突发公共事件和发生的原因、情状、结果;二、记者最早赶到并进入事件现场;三、传媒最早发表救助意见和处置建议。要确保公开传播的信息具有足够的时效性。要采取必要措施,强化信息传播的透明度。

关于突发公共事件报道,南京大学丁柏铨按照成因将其细化成自然灾难报道和人为灾难报道,并对人为灾难报道进行深入研究。他指出,人为灾难报道由于与社会冲突有着更紧密的关联性,因而其难度远甚于自然灾难报道的难度。从事人为灾难报道,记者必然面临三种冲突:自身与人为灾难责任人之间的冲突;受害者或其亲属与责任人及深层次相关人之间的冲突;记者本人的激烈的内心冲突。湖北日报巴晓芳在探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困境及出路时也谈到:不同的事件有不同的报道环境,在报道“人祸”方面媒体报道往往陷入困境,这里存在着体制、观念、新闻管理和自我设限等方面的原因,要突破这种局限需要从政府转变观念、管理者提高媒介素养、媒体增强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着手。

关于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的信息公开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刘卫东从法律角度探讨了信息公开与保守国家机密之间的矛盾关系。他提出,为防止有人用保守国家秘密为借口,隐瞒各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事实,应当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保守国家秘密为借口,隐瞒各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事实。为了从法理上根本解决保密法和信息公开条件的矛盾关系问题,必须提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法律位阶,尽快制定《信息公开法》。

对于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的舆论表达与媒体表达,复旦大学张涛甫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出发进行考察,提出: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表达、意识分化、情绪宣泄构成了当代中国舆论表达的三大核心要素,社会转型释放了舆论表达,同时释放了媒体表达功能。但是,舆论表达与媒体表达之间存在一定张力,具有一种对应性与错位性的二律悖反特征,在突发事件中表现尤其突出。突发性事件容易引发舆论反应,甚至会形成舆论事件;突发性事与舆论风险存在一定相关性。

与会者还针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西南大学董小玉认为:作为风险传播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大众媒介既提供风险的感受,又参与风险的生产、操纵、协商和置换。媒介带有污名化倾向的报道必然影响受众的风险认知和决策。汕头大学陈岳芬采用数据分析的方式研究人民日报在“7?5”事件报道中的报道方式与价值取向。南京师范大学石坚针对“7?5”事件报道提出媒体在报道中应牢牢抓住传播的主动权。

2.从历史角度考察突发公共事件报道变化

研究当下的问题需要两种参照系,一种是历史的参照系,一种是域外的参照系。复旦大学黄旦对1949年以来我国传媒突发性事件报道的历史进行考察,把我国大众传媒的突发性事件报道概括为:“抗灾动员”、“如实报道”、“如实报道”与“动员”结合,以及所谓“议程设置”、“危机传播”等理念和做法。从内在逻辑来看,这些都是站在政府立场来劝服、控制和管理。他从当前风险社会、媒介化社会以及公民社会建设的角度对固有做法进行反思,提出:如果大众传媒不是以“引导者”自居,而是以平等的“解释者”做出自己的意义解释,是否更符合媒介化社会的实际?在我们过去的突发性事件报道中乃至于所谓“危机传播”、“议程设置”中,把公众摆在何处?吉林大学蒋蕾对1949年以前的民国时期突发公共事件报道进行回溯,发现其报道方式和报道特征发生过一些转变:“准直播”式的现场报道的出现;由描述性报道到调查性报道;个人事件转变成公共事件。通过考察发现,民国时期几乎所有突发公共事件的矛头最终都指向政治。

3.中外突发公共事件的比较研究

复旦大学贾敏以美国校园枪击案报道为案例对美国媒体的媒介角色进行思考,认为我国传媒工作者在借鉴西方同行的专业主义理念的同时,理应有清醒的认识,分辨其新闻报道背后的价值预设及其偏见,秉持新闻敏感与政治敏锐的辩证统一,从而积极探索适合具有中国特色的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模式。重庆工商大学吴江文通过比较中美两国媒体对王家岭矿难和西弗吉尼亚矿难的不同报道,看到两国媒体在灾难性报道基调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中国媒体更多强调救援的力度,而美国媒体更多强调找出事发原因。由此对于我国媒体灾难性报道提出一些改进意见:公开透明,观念多元化,巧妙设置议程,把时间和空间留给平民,媒体强化自律。

三、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媒体角色与责任

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大众传媒应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使命?这成为大家探讨的热点。武汉大学吕尚彬通过对中国政府与传媒的双向互动关系变化的分析,探求媒体在报道突发公共事件时应该承担的责任。他认为,在中国社会与传媒的转型过程中,伴随着政府角色与职能的变迁和传媒的变化,政府与传媒的关系正在发生转型,即从传统体制之下的政府对传媒的单向控制转变为包括共生关系、工作关系、监督关系在内的政府与传媒的双向互动关系。中国传媒与政府的关系已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使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承担的责任也出现相应变化。如果忽视这一变化,则可能导致对于中国传媒现实与发展走向的简单化处理和隔靴搔痒的标签式分析。

复旦大学孙玮围绕福建南平校园暴力犯罪案的媒介表现,对风险社会中新闻媒介的社会角色进行分析。她发现,以往新闻学理论多从反映事实、呈现真相、促进问题的解决等方面理解媒介的社会角色,而在风险社会中媒介的社会角色还表现在:在定义突发事件的风险性并且把这种定义转变为一种公共理解时,提供了认知世界的基本框架。媒介的此种角色不但影响人们对于具体突发事件的理解与应对,其深远意义更体现在,媒介周而复始的运作,对于某些特定框架的使用与强调,将对大量公众甚至整个社会的认知方式产生影响。这关乎公民意识的培养,具有重大意义。

暨南大学蒋建国以校园杀童案报道为例对媒介伦理进行探讨,认为媒体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仅仅恪守自身职业伦理规范,而是要主动去承担作为“社会公器”的社会责任。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看,媒体应秉持最小伤害原则、坚持报道与引导并重、避免为凶手立传的煽情主义。

南昌大学郑智斌从富士康跳楼事件谈自杀报道,认为媒体应以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为先,强调理性而非煽情,从传播思维、价值取向、报道取向、报道手法和具体操作等层面上重视并改进自杀新闻报道。

东华大学王梅芳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的角色定位和道德立场提出见解,认为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的角色定位有社会对媒体的角色期待和媒体自身的职业界定两种,媒体工作者需要随时清醒地意识到其间的立场转换和角色义务。

此外,江苏教育电视台尤红从传播体制改革、传播观念演变和传播文化的嬗变的角度阐述了突发事件新闻报道中传媒角色的转变;郑州大学周宇豪从公民社会培育的角度探讨突发性事件中媒体的社会责任。

四、关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传播效果

从这次研讨会上看到,许多学者开始以实证研究的方式对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传播效果进行量化分析和研究。复旦大学孟建围绕“深圳9?20特大火灾事故”进行了有别于传统评估方式的全方位传播效果评估,即包含媒体报道评估、网络舆情评估、市民电话调查、现场记者访谈四种评估。通过定量分析发现:网络已成为民众的主流信源。网络已经超过其他所有传媒,成为最大信源和传播渠道,传播人数占据所有传播渠道一半以上。复旦大学周葆华采用抽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以“厦门PX”事件为例研究突发事件中的媒体接触、公众参与与政治效能。通过研究看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参与以政治讨论这一“话语参与”方式为主,但网络参与亦上升为重要渠道,而体制型参与比例较低。网络正成为普通公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平台,在政治参与当中扮演了新的角色。复旦大学孙少晶围绕“汶川地震”对媒介传播效果进行了量化研究,发现网络和电视成为最主要的信源。

关于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媒体的传播效果,中南大学白寅以放大器作比喻,认为危机传播中媒体更像电路学中的信号放大处理器,把事件通过一个编码-解码系统传达给接受者。经过媒体处理的报道相对事件本身而言总会有不同程度的“失真”:信号的强度或被扩大(正反馈),或被减弱(负反馈),而且这些被扩大或减弱的信息中多少包含着噪音。

传媒行业风险分析篇(5)

关键词：金融脱媒；商业银行；战略发展模式

一、金融脱媒的基本概念

（一）金融脱媒的定义

国际上，米什金指出金融脱媒现象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是因当时在定期存款利率上限受到管制的情况下，资金从银行流向具有更高收益的证券市场的现象。赫斯特认为金融脱媒是借款人和贷款人不通过中介直接进行交易的形式。国内，唐旭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对金融脱媒进行了定义：他认为狭义的金融脱媒是指在存款利率管制下，存款资金从银行流向收益率更高的货币市场。广义的金融脱媒不仅是指资金流向高收益市场，还指在不通过金融中介的情况下，企业利用直接发债的方式进行融资的行为。

（二）我国金融脱媒的主要成因

首先是金融创新，在金融市场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前提下，各种创新型金融产品推出，交易方式也逐渐完善，市场机制也大大创新，这为金融市场上的交易双方进行直接交易提供了极大的便捷。此外是外部宏观环境的变化，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施行，导致银行存款也存在了风险，个人和企业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入到具有更高收益的产品中去。另外还有就是政府的导向作用，政府表示在发展直接投融资战略，获得资本市场化带来的好处时应接受金融脱媒这一必然发展现象。

二、金融脱媒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随着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脱媒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及资金运用收到了很大的冲击。传统的依靠存贷差的盈利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从资金来源说，由于银行存款利率远远低于资本市场上的利率，以及投资者投资理念和风险偏好的改变，导致大量存款资金流入到证券市场。从资金运用来说，商业银行除了传统存贷款业务和部分中间业务，想要开拓新的业务也是困难重重。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和个人越来越倾向于在多元化的资本市场上进行直接投融资，使银行的存贷款份额在市场上都被大大压缩了。央行数据显示，2002年，人民币信贷占社会融资总量的91.86%，2013年降到最低点51.43%，2015年占比为73.1%，整个下降趋势明显。

金融脱媒给商业银行带来最大的挑战是企业机构业务。例如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很大的打击了银行的贷款业务，融资券实行备案制，准入门槛低，发行速度快，融资成本低，对大中型企业有很大吸引力。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投资基金的快速发展，分流了银行相当大一部分的优质企业信贷业务。虽然银行贷款被分流，但因为企业存款和同业存款回流，银行存款可能不减反增，这将导致银行存贷差利润缩小甚至存在巨大的存差。因此商业银行必须改变原有的依靠大中型企业贷款获得利息的经营模式和盈利模式。金融脱媒迫使商业银行对公业务转型，银行对信贷资产的重新布局分配需要投入成本，新业务和中小企业贷款的发展增加了商业银行各方面的风险，对银行管理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金融脱媒下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显现不足。金融脱媒导致银行失去了很多优质客户，为了提高资产规模，银行开始开发非优质客户，这就增加了银行整体的风险水平。此外，银行为了维持利润的增长，又会试图推出新的业务模式和创新产品，有时甚至因为竞争的压力选择高风险的客户和产品。总之，在金融脱媒的压力下，商业银行会调高风险偏好，客户定位由低风险、低收益的优质客户转移为相对高风险、高收益客户。这无疑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利率风险管理和利率定价管理方面尤为明显。

三、金融脱媒下商业银行战略发展模式转变

金融脱媒给商业银行转变战略发展模式带来了压力也带来了动力。为了顺应经济发展趋势，商业银行则需开始思考转变战略发展模式在保证银行在金融市场地位的同时增加自身盈利能力。

由传统的以存贷息差为主的盈利模式向注重发展中间业务转变。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清算业务必然会增加，商业银行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为证券公司提供清算服务。银行还可以大力发展咨询类业务。金融投资产品种类繁多，企业需要更专业的资产管理和运作，银行可以借此需求点为其提供专业资产管理服务。还可以大力发展理财等优势业务，在股市惨淡和房地产投资低靡的经济环境下，人们会更青睐于投资银行理财这样兼具流动性和安全性的产品。另外理财也有助于商业银行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这对于银行未来开展投行业务有着重要意义。

完善存贷款定价机制。在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环境下，商业银行面临着更大的资产负债期限错配风险。因此，银行应当积极探索适合自身资金规模、资产结构、资金需求、信贷结构和存款来源等的存贷款利率定价模式，增加对市场利率的敏感度。健全改善现有的风险管理体系，逐步优化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利率风险的计量方法，设立有效的利率风险分析报告机制、重大风险应急机制，加强对利率风险敞口的准确估值，适度开发利率衍生产品业务。

加大网络技术开发投入，创新网上银行和电子银行业务。目前，国内大部分银行都在努力发展自己的网上银行，网上银行不仅能降低人工和场地成本，也提高了银行的工作效率，为客户提供了更方便的服务。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很多机构进入金融行业的门槛很低，很大一部分资金通过第三方支付途径进行流通。所以，银行不能仅仅依靠实体的营业网点来与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竞争，而要利用自身品牌优势建立更安全更高效更便捷的网上银行，这是商业银行应对金融脱媒趋势的一大武器。（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李扬.脱媒：中国金融改革发展面临的新挑战[J].新金融，2007（11）.

[2]陈刚，郑良琳.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金融脱媒现象探析[J].上海金融，2012（11）.

[3]唐旭.金融脱媒与多层次金融市场[J].2006（11）.

[4]巴曙松，陈华良，李晶.“脱媒”一与商业银行业务模式转型[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12-16.

[5]麻力华.金融脱媒及其对商业银行盈利影响的实证分析[D].山东大学，2014.

传媒行业风险分析篇(6)

关键词　风险投资　国家主导　疏导　积聚　业外资本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基于数字化的推动。中国报业正经历着第二次转型，当我们以“媒介融合”、“媒介的数字化转型”来定义目前报业为延伸自己的生存空间而展开的产业形态和发展模式的变革，究其实质就是着力构建同一内容的多介质平台。截止到2007年，已经有大约300家以上的报社和关联产业单位加盟“报业数字化实验室”。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实验计划的组织实施。吸纳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和不同发展阶段的报媒，进行分门别类的引导，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全行业共同朝着数字内容产业的方向发展。

报业要实现数字化的宏伟蓝图，策略的制订是成功的第一步。经过近两年的市场孵化。全行业启动数字化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并且也有了成功运作的模版，而关键的第二步是战略的如何实现?报业启动数字化工程首先必须依赖最先进的传播技术。投人大量的设备、建设通畅的网络渠道等，这些项目的实施都必须依靠大量的资金支撑。而资金紧缺是传媒发展的主要问题，由中国传媒大学创研市场研究所(IMI)主持的调研表明，目前中国传媒资金紧缺的机构高达82％。而且。现行的媒介产业运作，由于绝大部分都没有上市流通，缺乏适当的融资渠道，所以，要实现报业的数字化转型。寻找得当的融资平台是首先要突破的瓶颈。以4E战略开启中国报业数字化时代的解放日报传媒集团，凭借其独特的营运模式获得了两千万的风险投资基金，使得风险投资这种致力于中长期、以股权投资为特征的融资模式，开始走进报业市场，它本身具有的价值优越性与传媒市场需要的高度契合，使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这种融资模式牵引中国传媒市场数字化改革的进程。

一、报业数字化战略引入风险投资的优越性分析

风险投资又称“创业投资”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它是指一种向极具发展潜力但暂时缺乏资金，不具备上市资格的新兴产业做长期股权投资，目的不是通过其所投资从事实体经济活动的赢利中取得回报，而是通过资本增殖来实现回报的投资行为。

而全美风险投资协会将风险投资定义为；“风险投资是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投资对象包括两类：一类是高新技术：一类是新媒介。风险投资的过程包括融资、投资、风险管理和退出四个阶段，而退出阶段是风险资本实现和撤除渠道，其顺畅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风险投资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风险投资出现在中国市场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从大多数人不知道风投的概念到外资频频出手中国市场，投资聚众传媒。引领新浪、网易、分众在境外成功上市，在获得高额的回报时，也让国人充分领略了风投的神奇魅力与资本的张力。风险投资越来越成为资本市场的新宠，是文化产业。特别是资金缺口较大的传媒产业融资的主渠道。相对于新媒介和电影产业，报业传媒亦拥有自己的价值优越性，完全可以把这种融资方式导入自己的扩张战略中，解决资金瓶颈问题，实现两者的双赢。

1　传媒产业的高效益

近年来，风险投资频频闪现在中国的传媒市场，究其原因缘于传媒产业的高收益。据1998年摩根斯坦《全球竞争》报告中对八种产业中的企业成长为世界级有竞争力的大企业所需要的年限统计分析。发现传媒产业所需年限为八年，是仅次于金融业和黄金产业的高回报产业。如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在1999年投入120万美元拥有百度49％的股份，2005年百度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股价迅速攀至每股150美元，按此计算，IDG单此投资即可获得1亿美元的收益。

风险投资是催生高科技产业的孵化器，其基本特点就是高风险、高收益，而依赖高新科技推进数字化转型的报业传媒本身就具有了高新科技的某些性质。报业传媒产业的未来不是新媒体，而是支撑在新媒体后面的新技术。传统报业与新媒体的合作，其实质是“新技术为报业所用”。通过新技术，可以建立报纸与受众之间新型的互动关系，这样稳固了老受众，开发了新受众，同时又可以利用新技术实现对广告客户的增值服务；更有前景的是通过利用新技术形成新的赢利模式，拓宽报业传媒的产业链。所以，报业数字化的发展前景必定是吸引风险投资的共赢基础。

2　政策的倾斜性

在我国，作为数字化转型先锋的报业集团大都是以党报、党刊为龙头成立的。这种行政手段为主的整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报业的市场化竞争，但是它带来的相对利好就是报业组织能充分享有政策的倾斜，也就是公共性和公益化的性质能够让报业传媒在税收、财政补贴与政策优惠上享有独有资源，与充分市场化竞争的企业不同，传媒的市场虽然亦要接受市场的考验，但是，这种竞争是在政府的统领下进行，是一种相对理想的竞争模型。政策的倾向性能够降低风险投资的风险性。

3　传媒资本的结构要求股权投资优先

中国报业传媒的发展资本主要在两大版块：内在资本的积累与业外资本的融资。而在业外资本的融资中又可以分为股权融资，即通过上市。在金融市场获得企业可持续发展资金；另一种为债权投资，即通过银行融资与发行债券融资。而在中国报业组织的外部融资中，债务融资在资本结构中占据绝对优势，这样的资本结构存在着很高的风险危机，因为当企业出现财务危机时，有两种控制选择，一是清算，二是重组。一般而言，股票投资者愿意选择重组的方式，而债权人喜欢清算，因为股票是清算的最后索取者。所以，如果发生危机，中国传媒企业破产的概率是很高的，而且由于债权人占投资者的绝大部分，往往会对传媒组织采取清算的方式，从而导致中国传媒企业的抗风险能力非常低。

而风险投资一般都为股权投资，虽然可以获得一定期限的经营权与收益权。却无法获得实际控制权及国家认可的媒介产权。所以，这种投资模式非常切合报业传媒的资本扩张路径选择。两者的结合是一种资源的互相补充。

4　版权工业的无风险性

中国报业正经历的数字化转型的终极目的是从内容的供应商跃升为信息提供商，促成升级的核心就是版权，也称版权工业。是否拥有版权是传媒投资的核心。与一般的传统产业不同。后者需要大规模的人员、设备投资等硬件投资，而版权工业是一种高智力、高产出的投资，是典型的以精神产品创造力为核心的文化创意产业，贩卖的是创造者的创新智慧。所以，相对之下，投资的经营风险比较小。同时报业传媒数字化战略的实现目的是希望通过资本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最终成功上市。而风险投资的终极目的也是借助股权投资与管理，培育投资企业快速成长，促其成功上市，通过股权转让实现投资套现并获得高额的增殖收益，因此，在实现利润增殖的选择路径上，两者殊途同归。

二、国家主导下风险投资模式的建构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尹明华曾经说过2008年是报业传媒转型的攻坚年，而选择恰当的融资方式是“破题”的关键。报业传媒的数字化转型是否应该引入风险投资模式，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已经有了成功的运作经验。在现行的风险投资资本结构中，国有融资方式占了主流，这种资本原则必定将逐步减弱其核心地位。因此，我们倡导在国家主导下，以外资疏导和民问资本的积聚为两个取向的风险投资模式的建构，其要旨在于大力发展业外资本进入报业传媒的改革市场。

1　何谓国家主导的风险投资模式?

提倡国家主导的模式建构首先必须清晰国家的性质，关于国家的属性存在两种理论：契约论和掠夺理论。契约论认为：国家是被公众创造出来的保护公众利益、调解社会纠纷的制度安排。他们主张由国家来组织、实施各种契约或规则，可以节省各种签约成本、实施成本和保护成本。

而掠夺理论或剥削理论认为“国家是某一阶级或集团的者，它的作用是代表该阶级或集团进行压迫和剥削，榨取他们的收人。按照掠夺论的观点，国家界定了一套产权或制度安排，目的在于使权利集团的收益最大化，而可能无视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也无视它对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因而，这种理论只能解释不利的产权结构或制度安排为何能够存在。

在我们看来国家是一个大概念，在某种程度而言，代表了一种公共意志表达的产物。只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利。所以，国家和公民通过宪法来规制权利和义务，而国家和政府之间又因为宪法确立了政府和国家问的关系，公民也确认权利由政府行使。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明确知道，国家、政府与公民之间是两个委托的关系。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不能等同于政府，它的内涵中应该包括普通的民众。

因此，我们提出的国家主导的风险投资模式与现行的政府主导模式是有差异的，后者是市场中实际的“操盘手”。“执行者”，不仅通过行政指令介入与管理市场，而且还是行为主体；而前者不再是实施者，它的作用与功能体现在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与引导，也就是国家主导是一种管理方式，不是具体的执行策略。

所以，我们认为所谓国家主导的风险投资模式，就是在国家的控制、指导、调节或准许下，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传媒领域得到逐步发挥和全面贯彻。

2　国家主导下风投模式的两种取向：外资的疏导与民间资本的积聚

我们倡导的国家主导的风险投资模式是为了弱化政府的行政职能。旨在通过规划、引领、调控实现角色的转换，因而在新的框架内，通过制度供给疏导外资，盘活市场存量；再开通渠道，实现民间资本的积聚，放大增量，发挥业外资本的主流作用。

(1)外资的疏导

自1995年以来，先后有50多家国外风险投资基金进入我国，2004年。旗下管理高达183亿美元投资基金的全球最大的私募基金之一的美国凯雷集团投资聚众传媒，标志着真正的国际资本进入新兴传媒。外资风投进入中国采取的是大量合作经营与部分独资相结合的方式，表现出的特点是：其一，规模不大。2006年只有10个亿的金额出现在传媒市场上，这个量不仅相对风投机构没有完全展开，而且对传媒的市场需求容量也是微小的；其二，投资的领域狭窄，更多在影视制作与新兴媒介，染指传统报业的微乎其微。所以，我们现在要争取的是外资投入的扩量与增容，将庞大的业外资本引入报业市场，而这一切的前提条件就是政策的开放与市场的疏导。

对于外资的利用与疏导，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成熟的风险投资形式，以美国和英国为例，它们都是以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基础，同属于证券市场中心型模式。但是具体而言，他们介入传媒产业的方式存在明显的不同，美国主要采用“赤字模式”，即在新产品的开发中，风险投资者和制作者分担投资风险，投资者可以获得该产品的使用权，而制作者因承担部分市场风险而享有传媒的二级和三级销售权。英国则是“成本附加模式”，即投资者不仅可以委托制作者制作产品并支付全部费用，还要预付利润作为回报，投资者可以获得大部分二级权利。而作为风险投资后起国的韩国采用的是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相结合的运作模式，以动员社会资本为主，官民共同融、投资的方式进行资本经营。中国传媒产业现实特点与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很多相似点，所以，我们可以借鉴其成功之处，营造以国家主导。外资与民间资本为主体的官、民共融的投资模式。

(2)民间资本的积聚

所谓民间资本包括社会机构资本和私人资本两类，在现行的风险投资市场，民间资本很难涉足传媒市场，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实，中国市场拥有相当量的社会闲散资本在股票市场，2006年11月，国民存款总额已突破16万亿元。也就是我们并不缺少资金流量，而是缺乏将这种巨量的社会资金积聚成流，渗透于风险投资市场，使其成为市场的中流砥柱。那么造成这种“有量无市”的原因在于：

第一，国人的风险投资意识淡薄。国人传统的理财观点根深蒂固。买国债、购保险、闲荡于股票市场是大部分人投资于银行获取固定收益后的主要资金流向，对于参与高风险、高收益的风投市场，赢取长线的增殖回报，尚没有形成强烈的投资意识。

第二，缺乏资金汇流的渠道。要将大量闲散的社会资本、民营资本等业外资本引入风险投资市场，积聚财富的渠道是关键。一个成熟的风投市场应该有风险资本家、风险投资家、中介机构组成，他们各司其职。而综观目前的风险投资市场，成熟度不够，社会风投机构数量少、作用低下，缺乏大量直接面对市场的投资者和专业机构。这意味着巨量的社会资本没有直接的释放途径参与到风险投资的市场营运中。

第三，政策对资金募集的限制。报业集团是事业性质的单位。所以政策规定了其社会属性，一是社会公益目的，不是盈利目的，二是国有资产，不是其他资本，因而，总体上作为一个事业单位的报业集团或者报社是不能吸纳业外资本的。虽然《中外合资、合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简称“44号令”)，已于2004年11月28日正式实施，为外资与社会资本进人传媒市场开启了缝隙，在政策框架内，允许业外资本的进入。但是，目前的开放对资本需求庞大的报业市场而言。其力度明显不够。

所以，开掘大量闲散的业外资本，将其引入风险投资市场是解决目前风险投资市场融资主体单一、风险性强。增加放量的必然路径。

三、风险投资进入报业传媒的战略基点

风险投资要进入报业市场，为报业的数字化转型做贡献，它必定要经历从政策突破到市场孵化到投资意识的培植等多重壁垒，因此，只有选择恰当的战略立足点才能突破障碍，实现风险投资与报业传媒的真正联姻。

1　制度的供给

报业传媒的双重属性使然，其产业融资行为必定受制于政府管理，制度供给是风险投资登陆报业传媒市场的必要条件。按照道格拉斯・诺斯的界定：“制度是由一系列正式

约束、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构成的，正式制度的制定、变动或修改，往往带有一定的权威性，执行时具有很大程度的强制性，非制度则是在特定历史阶段自发形成并为社会认可。两者互相依存、互相补充。”在我国风险投资业发展史，政府作为供给主体提供了一系列的正式制度，每一项新的重大安排通常会被作为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动力支撑。

对于报业传媒而言，最大的制度供给来源于产权归属，而产权的清晰度是制约风险投资入场的必要因素。中国报业市场正在推进的渐进式改革的一个突破点就是传媒的改制与转型，即我们可以按照媒介市场参与各方的利益取向，将传媒市场分解为社会服务的“国家传媒”、充当社会望哨的“公共传媒”以及实现传媒产业功能的“商业传媒”等几种形式，只有建立多层级、多元结构的传媒市场，才能消解在意识形态化与传媒产业化的两难抉择，产权归属才有最终落实的可能，风险投资才能找到自己的市场。

2　发展报业投资基金

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了《2007年中国风险投资行业调研报告》，指出2007年中国风险投资总额近400亿元，投资项目数也高达741个项目。虽然我们明确感受到风险投资市场的增量与放大，但是遗憾的是这种增量并没有惠及对资本融资需求程度高的中国传统媒介。

因此，我们建议大力发展报业产业的投资基金，专门致力于报业传媒的融资建设，借鉴美国传媒产业风险投资的基金模式，在专业领域里缔造由传媒融资家、传媒投资家与传媒项目的管理者构成的投资体系。

3　报业传媒风投意识的培植

一直以来，中国报业传媒推行政府主导下的渐进式、边缘突破的改革，报业传媒既是改革的触动者又是利益的既得者。所以。在触及传媒产权改革的攻坚战时，报业传媒虽然可以获得“自由身”，投身于市场的熔炉，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将导致传媒丧失政策的倾斜与保护，失去部分利益。所以。这从一个层面上解释了，为什么涉及传媒改革底线的产权归属问题受到来自上下两方面的“摇晃”。

传媒行业风险分析篇(7)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预警

综观人类发展史，人类无时不在风险之中，也无时不在与形形的风险抗争。人类对抗风险的能力在不断增强，而风险也在不断升级。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人类进入了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乌尔里希・贝克强调的风险社会，是指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而这种社会结构是与一种新的风险结构伴生在一起的。相对于传统风险而言，如今的风险，首先是指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物质，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转的伤害，而且这些风险一般是不可直接感知的。这些风险表现为对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胁。它们不像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和工厂相联系的或职业性的危险，它们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全球化跨越了生产和再生产、跨越了国家界线。在这个意义上，危险成为超国界的存在，成为带有一种新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非阶级化的全球性危险。这种风险社会是更世界性的风险社会。①乌尔里希・贝克强调了全球化进程所引发的风险结构和机制的新变化。在这场新的风险战役面前，媒体将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国媒体在不断升级的风险社会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媒体正是人类社会对抗风险的一个特殊机制。化解、驯服、控制风险的前提是知道风险在哪里、风险状态是怎样的、风险背后的机理是什么、风险后果是怎样的。一句话，就是先得对风险有所感知和警觉，最好是走在风险前面，提前预防风险。因此，提前获知风险信息至关重要。人类社会有多种渠道可以获得风险信息，包括常规渠道和非常规渠道。通过媒体提前获取、传播风险信息是一种常规而重要的渠道；通过情报组织获得风险信息，则是一种非常规渠道。

媒体作为人类社会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感应系统，从它出生那天起，就负有监测环境的功能。媒体有责任对人类社会生存环境的异常变动保持警觉，并把异常信息及时、准确地告知公众。大众媒体是人类社会分工细化的结果，也是随着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交往结构日益复杂化的产物。有了大众媒体这种专门从事信息采集和加工的职业化组织，对于社会公众来说是一种解放，人们就可以把环境监测的任务托付给媒体这样的专业组织，这样就把人们的精力从环境监测的负担中解脱出来。当媒体捕获、搜集到对社会群体有威胁的风险信息时，可以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

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告知风险信息，已经成为对大众媒体的刚性要求，成为媒体职业伦理的底线。在风险面前的表现，成为测试媒体能力和道德的核心科目。问题是，媒体如何做到及时、准确地预测风险？如何在风险来临之前，或者在风险到来时及时预测风险的走向？这些问题已成为考验媒体从事风险预警的核心难题。

风险就其性质而言，可以分为突发性风险和非突发性风险。对于后者而言，提前预测、预防起来比较容易。而对于突发性风险，预测、预防就相当困难。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风险半径空前扩大，出现的风险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局部风险，局部性、区域性的风险可能演化成全球性风险。比如说环境问题，已经超越了地区和区域的范围，其风险往往会波及到全球范围，容易成为举世瞩目的舆论风暴眼。突发性风险具有极大的破环性，其风险强度和风险后果很难预料，因此对突发风险的预警难度更大。

按照对风险信息来源性质进行划分，经过大众媒体传播出去的风险信息可分为：直接由媒体获取的风险信息和间接由媒体获取的风险信息。

直接由媒体获取的风险信息，是指风险信息的第一获得者是媒体人员。媒体记者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敏感，从社会环境获得风险信息，提前对风险做出判断，或者从一些习焉不察的表象背后，敏锐发现风险迹象，然后通过媒体管道及时向公众做出预警。比如，《财经》杂志凭借其丰富的职业经验和过人胆识，对中国经济环境中的一些重大风险提前做出预警，在专业圈子和大众社会中赢得了很高声誉。2001年8月，《财经》杂志推出了重磅报道《银广夏陷阱》，这篇报道以扎实的材料及时揭露了中国股市的深层黑幕，提前对中国股市泡沫做出预警，引发了中国股市的一场大动荡。表面上看，是《财经》杂志的文章引发了股市危机。实际上，如果没有《财经》的文章为中国高烧的股市拉响警笛，及早引起有关监管部门的重视，后果将更为严重。

间接由媒体获得的风险信息，是指风险信息的第一发现者不是媒体人员，而是社会中的其他人员。媒体只是把别人的风险信息及时通过媒体管道传播出去。2005年8月美国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发生前，就有专业组织做出预报：2001年8月，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负责人就列出了美国人将要面临的三大潜在危险：一是针对纽约的恐怖主义威胁；二是新奥尔良飓风；三是旧金山附近的地震。其中两个已经发生，但这种预报当时并没有引起媒体的重视。②再如，全球公共卫生情报网早在2002年11月就监测到非典爆发征兆，但这一重要信息并没有引起重视。③媒体没有做出及时反应。

在面对像地震、飓风这样的高度不确定性风险时，媒体究竟如何作为？“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发生了若干次不同震级的余震。在地震灾区，流传这样的幽默段子：“比地震更可怕的是余震，比余震更可怕的是预报余震，比预报余震更可怕的是预报了余震却一直不震。”这种川味幽默透露了地震预报的尴尬。但笔者认为，即便地震预报存在技术上的极大难度，作为负责任的媒体，没有理由对这些风险预报进行截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只要不是出于传播虚假信息的恶意，媒体就应该对风险信息做出反应。

制约媒体风险预警的若干因素

跟过去相比，中国媒体无论在风险意识、风险预警能力以及制度安排上都有很大进步。问题是：一、媒体的风险预警能力以及中国风险制度的安排，与严峻的风险社会的现实要求还存在巨大差距；二、媒体和政府的风险预警表现与公众的期待还存在很大差距。笔者认为，约束中国媒体风险预警的因素有很多，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限制：

一、风险感知能力

对风险进行提前预测和预报，需要有基本的风险感知能力作支撑。这种风险感知能力取决于三种能力：

媒体自身的风险感知能力。就是媒体凭借其职业经验或者技术对风险进行观测、把握。媒体从业人员凭借其职业敏感，从一些个别现象、局部性问题或者表象中发现风险线索，提前捕获风险，并及时给予报道。比如，关于中国楼市泡沫风险问题，对于专业财经记者而言，应该不难发现。有的媒体及早做出预警，表现出出色的风险预警能力。但问题是，中国楼市深深陷入利益集团的赌局之中。对中国楼市风险的预测、报道受到利益集团的牵制和干预，造成中国媒体在楼市风险判断问题上，出现了很大分歧。媒体的报道大相径庭，真假难辨。对中国楼市风险的预测，一是取决于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能力；二是取决于媒体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就当下中国财经媒体而言，后者更为重要。

媒体之外专业机构的风险感知能力。在分工高度细化的现代社会，需要有专业机构和人士对风险威胁做出预测和预报。比如，对地震、海啸、飓风的预测，对非典、禽流感的预测，就不是媒体人员的职业能力所能够胜任的。

新媒体的信息搜索和综合分析能力。不断升级的新媒体技术，给人类社会的风险预警提供了极大便利。发达的信息技术，让人们获取信息、保持人际沟通的渠道有了越来越多样化的选择。非正规的信息源通过技术的挖掘、整合和人工识别后，已成为功能强大的“预警器”，在预测疾病暴发、防灾应急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④世界卫生组织为了尽早发现全球流行疾病的爆发，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发了一套软件系统――“全球公共健康情报网”（Global Public Health Intelligence Network，GPHIN），综合利用了网络搜索、数据挖掘、自动翻译、自动化过滤等多项技术，用于发现和跟踪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实现基于互联网的实时、早期预警。媒体利用这些技术条件来提升风险预警能力，有很大空间。

二、及时反应能力

风险预警的关键是赢得时间，尽可能在风险来临前，把风险信息告知社会公众。因此，媒体的及时反应能力很重要。媒体的风险反应能力，一是取决于反应技术；二是取决于反应能力。日益发达的信息技术给媒体的及时反应提供了巨大便利。比如海事卫星、互联网等技术为媒体的及时反应插上了翅膀。但有了一流的技术条件，并不一定就能做出及时的反应。从目前中国媒体的硬件条件看，技术设施并不比国外一些媒体差，有的甚至比国外的还先进。为什么我们的媒体在核心业务，比如说风险预警方面不及一些国外媒体？主要原因是中国媒体的及时反应能力较弱。制约中国媒体对风险做出及时反应的因素很多，其中媒体本身内功不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在中国媒体环境中，媒体的风险反应能力总体上比较弱，而且媒体的风险反应能力表现很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表现在三个方面：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风险反应能力不平衡。新媒体对风险的反应速度较快。新媒体在风险反应上虽然存在诸多干扰，也存在公信力危机的问题，但在传统媒体风险信息缺席的情况下，新媒体的风险信息即便是低质量的，也会产生很大的冲击效应。

在传统媒体内部，不同媒体的风险反应能力不平衡。中国有数量庞大的传统媒体，如此规模可以编制出密集的风险预警网络。但是，中国媒体在风险感知和反应方面存在结构性失衡。真正能够有能力对风险及时做出反应的媒体还不多。只有少数媒体有这方面的能力。

媒体对不同类型风险危机的反应存在差异。目前而言，媒体对自然灾害的反应往往是及时的；对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反应相对滞后，特别是跟一些利益集团存在关联的风险危机，容易遭到干扰和堵截。

三、制度安排

媒体作为一个风险反应机制，其本身既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同时也被嵌入社会制度中。媒体对风险的感知和反应受到制度的很多约束。媒体内部和外部的制度深刻影响着媒体的风险反应行为和效果。

内部制度：作为社会风险的“雷达”，媒体组织内部应采用怎样的制度安排，以对社会环境中的风险做出反应？健全的媒体风险反应机制应该有：一、风险信息探测机制。媒体需要设计一个敏锐、开放的风险感应机制，对外部环境中的异常现象做出及时反应，迅速捕获社会环境中的风险信息；二、风险信息分析、加工机制。对获取的风险信息进行分析、过滤、加工，使之成为有质量的预报、预警；三、风险信息审查、管理机制。良性的风险信息审查、把关机制，可以让风险信息得到及时传输。而非良性的信息把关机制，可能把关键的风险信息提前过滤，胎死于媒体腹中；四、高效的信息传播机制。减少风险信息的滞留时间，需要有制度保障，需要设计特殊的信息通道，压缩风险信息流通时差，减少流通环节，提高传播效率。

外部制度：媒体的风险预警需要外部制度环境的帮助。媒体对风险危机做出有效反应，需要在媒体的信息入口和出口两个端口，给予外部性制度支撑。从入口角度看，需要信息公开制度作支撑；从出口角度看，需要有媒体自主传播信息的制度保证。而在这两方面，中国的制度供给还存在不少差距。虽然在信息公开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在落实过程中存在很多困难。再者，在媒体的信息出口端的制度缺陷还没有解决。由于种种原因，外部性制度对媒体风险信息的审查、截流现象还比较突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更大动作的制度改革和创新。

注释：

①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②省略/blogs/2005/09/19/publiceye/try85951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