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思考的定义精品(七篇)
独立思考的定义篇(1)
论文摘要:本文着重考察剖析了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新闻观念的历史来源和思想基拙，这有助于真实把握旧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的新闻理念和心路历程，从一个新角度客观地思考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历史，落实“以史为鉴”的修史目标。
要从整体上完善地考察中国的现代新闻事业，就不应忽视被称之为“第三条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新闻活动。在旧中国，他们坚守自由主义的独立新闻思想的信念，借助报刊进行思想启蒙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对旧中国的政治走向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改良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旧中国新闻界一道独特并不可缺少的亮丽风景。储安平创办的《观察》周刊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刊物，他是继胡适之后我国又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在那个异常专制的时代，储安平创办政论周刊《观察》，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顽强不屈地进行着自由主义思想传播的新闻实践，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刊物的最高发行量曾达到平均日销量5万份，最高时10. 5万份，实际读者在百万人以上，一度风行全国。
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和实践为考察旧中国新闻业的生存环境和历史演进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关照视角，梳理和研究储安平的新闻思想确有其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由于过去的新闻史著述中存在着惯用的对照政治史单纬度评价的局限，在涉及储安平和《观察》周刊时，通常冠之于非主流、旁门侧枝的定位，或盲目简单、武断偏激地评断，或只言片语，一笔带过。这种单向、线性思维的新闻史阐释缺乏“时空通观”的评价规范，没有将新闻现象和史实纳入多维联系和全面解读之中，从而导致对史实意义的忽视。从科学理性的学术角度思考，任何新闻史实都是具有存在的必然性和研究价值的。笔者将着重考察剖析他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历史来源和思想基础，这有助于真实把握旧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的新闻理念和心路历程，从一个新角度更加广阔客观地去思考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历史。
一、早期人生境遇和求学经历对储安平新闻观念的影响
储安平190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母亲在其出生时去世了，父亲既赌又缥，从小失去父母之爱的孤苦，多病的身体和后来在外漂泊的艰辛造就了储安平忧郁敏感的心灵，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这种忧郁性格:“我得承认我自己的感受力太强了”，“我是一个神经质十足衰弱的人”，“我常常为一些极琐小的事，不自制地悲伤着，”“母亲给我带来一副容易感伤的气质。忧郁象一条河流般在我心头流过。”思想者往往是忧郁的，这种忧郁的性格使他有了更多的时间花在冷静思考上，如果他早期的忧郁主要沉溺于个人“我”的病痛和不幸，那么在后来就自然地转向国家落后腐败现实和人民苦苦挣扎的生存状态的忧虑，“这种感伤是一种属于人性的感伤……我非常爱他们(孩子，笔者注)。可是这个时期，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有关利害或感情的思念，只有一项，在当时曾经占据过我的心灵，就是关于国家的前途……万一我此去一闷不醒，最使我不能螟目的，实莫过于今日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走上轨道的一点。”储安平幼时寄养在伯父家，伯父在家乡兴学和造福桑梓的士大夫品格使他一生对伯父非常敬重，“床前一直挂着他伯父的像”，可以说伯父身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士大夫精神是储安平一生敬仰和追求的。另外，从小经历的艰辛，“如漂息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叶片舟……”使他从小就有较强的自立精神，养成了能吃苦爱节俭的品质，独立自强、非常自信。从青少年时代多灾多难的人生经历中磨练出来的不怕风吹浪打、独立处世和独立思考的自由个性，为他后来不惧怕黑暗势力的摧残破坏始终坚持不懈的新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储安平早期的文学活动可分为光华大学读书时期和《新月》时期。这一时期是储安平自由主义思想初步形成的时期。1928年，他进人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就读，“二三十年代中国活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几个主要人物当时都集中在光华大学，如张东荪、胡适、罗隆基、潘光旦、徐志摩、王造时等一大批教授学者，自由空气浓厚，这样的大学环境培养了青年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思想。后来他加人了“新月派”，作为一个崇尚自由主义的文学流派的后起之秀，忧郁感伤的气质特别强烈，这一点从他此时期发表的散文可见一斑，如“一天到晚完全在幻灭和空虚里呼吸着，充满对个人前途的深深忧虑。他对新月派盟主徐志摩充满了敬仰，认为自已写散文多少受着他的影响，在他的散文《悼志摩先生》中，对徐志摩的热心、率直、诚挚、提拔后进和写作认真的性格不胜啧啧称赞，尤其提到志摩认为:作编辑最大的快乐永远是作品的发现。这些都对储氏全心投人于编辑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设想，崇拜徐志摩的储安平对徐氏《为要寻一个明星》中的资产阶级民主理想也一定心有灵犀，所以徐氏尽管身处“黑绵绵的昏夜”仍然矢志不渝地“向着黑夜里加鞭”的追求民主自由的不懈精神也深深影响着储安平。就读“自由空气浓厚”的光华大学和加人新月派这两个时期的人生经历使储安平成为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信仰者。自由主义和新月派提倡的个性解放、争取民主自由，赞扬人道主义的思想，贯穿着“爱祖国、反封建、讲人道”的思想，也是五四精神的时代反映，有着存在的时代依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储安平已经开始了最初的编辑工作的实践，出于对政治的兴趣，他于1931年编辑了一册《中日问题各家论见》，作者包括陈独秀、、张东荪、梁漱溟、胡愈之等。题为“各家论见”显示了储氏张扬自由主义的学术争鸣风气的端倪，也在自由主义思想内容和编辑工作实践两个方面为储安平后来从事奉行自由主义的刊物编辑打下基础。
如果说储安平在国内求学期间受到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还是间接感性的，那么留学英国的经历则使他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有了直接、理性的认识，也巩固了他信奉自由主义的信念根基。回国后，1940年他到了抗战大后方的湘西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书，写下了有关英国的著作《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英国与印度》，探讨中英两国强弱的缘由。在对比中英两国人之性格和作人作事的精神的长期思索中，强调对国民性格的思考说明储安平已侧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层面寻求中国落后的原因，这比此前中国思想界出现过的侧重从物质、制度层面对国家落后的思考更深邃，更本质化。此后，他到达重庆在中央政治学校做研究员，参加称作“渝社”的学术性社团，渝社曾以“中国未来的前途”为题进行过两次讨论，后来储安平主编《观客》和《观察》两个周刊时，对于中国未来前途的许多想法都与“渝社”时的讨论有联系。①对国家政治的关心是中国“文人论政”传统的表现。中国知识分子素有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教化天下的士大夫精神传统，在坚守这些中国传统精神素养的基础上，储安平引进介绍西方现代的民主自由、新闻自由等理念进行理论阐释的支撑，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也为储安平后来从事“放言论事”的新闻评论工作奠定了比较厚重的理论素养基础，他的政论既含有传统善良道德基础上的人文关怀，又具有现代西方先进的理论论辨意识等特征。他对新闻自由有独特的认识和贡献。
二、储安平自由主义新闻观念的思想基础
追溯储安平的思想轨迹，《观察》周刊所信守的的独立客观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和立场有着多方面的思想基础。
一是源于储氏对“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认识方法论和“动”“静”辨证关系的深层哲思，也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推己及卜人”处世哲学的反映。在储安平的“新月”时期，赢弱多病且感时忧怀的文人敏感特质让他从病中体q未到一种“极微妙的意境”:“一切事物，人，思想，总不外乎，是动，或静。，··…人在动的时候，他所能看见的是这样，在静的时候，他所能看见的，又是那样。当局迷，旁观者清。那只是一句俗语，然而要当局不迷，便必得要有在动中能参悟到静的功夫……在动时要忘不了静，就得靠自已平时的自省和反躬。社会是流动的社会，生活是变换的生活;人，他的心和脑，永在无止的波动中起落，他的欲望和行为，永向求新刺激的一个方向上飞奔。静，除非生就是阴沉的人之外，然而那只是一个寄生的货物，平常，人们总欠缺了这一方面的修养。人，应当在动的余暇，常常从静的孔孔中，来观察观察这个世界，这个活动的舞台，这个复杂的人生……人生如一舞台。有的人，他观察人生，他自己也在舞台上;有的人则自己站在舞台的背后，再去观察舞台上的人，究竟也应站得离舞台近……我相信，一个病了的人，以=种极达观的、极心平气和的眼光来关照一切，他必定会了悟出一些平时所不易了悟出的奥秘的管理的。”
对于一生因体质赢弱而多病的储安平来说，从独处的“静”处观察世界成了他一生的思考习惯，贯彻于人生的始终。从多灾多难的年轻岁月到后来成为独立报人，“超然”、独立态度和偏爱从旁观的“静”处哲思是一脉相承的。在《小病》这篇充满哲学智慧的散文中，储安平对于超然独立于“动”“乱”世界之外的从“静”处冷静观察的思考方式有着深切全面的感悟并陶醉迷恋于其中，这种“动”“静”感悟观沉淀于他的内心，成为蕴藏于心理深层的储氏哲思定势，成为他的认识方法论，也很自然地发展成为后来《观察》时期“超然”独立的办报精神。那种“站在舞台的背后”而不站在舞台上并“应站得和舞台近”的“超然”、独立的观察方法与“超然”、不偏不倚和“不直接介人政治活动”的办刊独立态度同出一辙。
在对储氏哲思线索的梳理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动静辨证观为他提供了一种独特且独立的“旁观”世界的视角;这种“超然”的观察角度，能使观察者心态平和，可以得到与常人认知不同的崭新视野关照下的的独特见解，使得观察的效果更客观真实，也更加真切和清醒;于静处的冷静观察，赋予观察者思维的时间和绝佳的观察空间，他的心是沉静的，“静”也扩充了他观照的胸怀空间和思考能力。并且，储氏这种超然于忙乱躁动追逐欲望的尘世之外的独立冷静的观察和思考方式是“以社会发展的优性条件为出发点”“去关照一切的”，这种经世济用的中国传统责任意识使得观察世界和人生的“旁观”客观方式成为储氏的一种人生态度，成为一种自觉修行，最后达到为“静”观而放弃“动”中的欲利的认知和处世态度二个境界的共同提升。中国文人文化传统习惯于经常的反躬自醒，有着特有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以文人身份从事独立报业的储安平自然自觉地从职业和人格两个层面自我约束，把“超然”“独立”作为《观察》周刊的思考方式和观察态度。
二是来自于对《泰晤士报》独立办报模式的推崇。
《泰晤士报》以“公众良心的独立言托者”的独立姿态，评论政治，反映舆论，成为新闻事业最有权威的高级报纸。正是基于独立报纸在政治上的杰出表现，人们才开始把报人看作“第四等级”、“无冕之王”，并把报纸提升成为与行政、司法、立法平行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第四权力”。储氏对英国民主制度推崇倍致，他在留学期间对《泰晤士报》因独立而“权威报界”并积极影响英国民主社会之完善的积极作用感触颇深。于是，储氏很自然地希望也能在中国办一份这样的独立刊物。
据储氏报界同仁冯英子回忆，储氏一直想办一张类似英国《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而《泰晤士报》之所以能成为英国“舆论界的领袖”，就是因为它是一份同政府分离的独立报纸。《泰晤士报》能执行“决不出卖或出让任何权利”的独立言论政策是与经济独立息息相关的。储安平深知其理，所以他把《观察》周刊办成了一种纯粹的同仁刊物模式，“身后无任何组织”。因为只有经济上独立，才可能真正做到言论独立，做到政治倾向独立，摆脱商业性和党派性的纠缠。《观察》所采取的同人刊物办报模式(《观察》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后的同人刊物)也具有历史的价值和意义。
三是从发展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考虑，创办刊物可以为自由思想分子提供一个说话的场所。储安平基于以下判断，作出了创办独立刊物具有生命力的论断:国内拥有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学人，他们想说话，而当时国内缺乏这样一个带有全国性的中心刊物。假如刊物不偏不倚，客观公正，无党无派，可以将他们吸引成固定读者群，在市场求得生存。③通过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状况上的分析，储氏相信自己的独立刊物可以成为自由思想分子的论坛，从而广开言路，在全国形成“健全的舆论”环境，为中国的言论界秉公论政提供一种基本的稳定力量。储氏对《观察》的言论力量和作用的估计颇为自负，对自由思想借助《观察》各抒己见、畅欲所言的繁荣舆论界局面充满必胜期待。
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是储氏创办独立刊物的理论支撑力量。追求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自由主义理想作为一股基本的原始动力，坚定储氏创办《观察》的决心，他试图创办一个真正超然于政党政治之外的自由主义独立刊物来维护和宣扬自由主义的理想。他相信通过自己亲身创办和把关的这个纯粹独立刊物，可以宣传自由民主的思想，可以客观公正地评论国家政治生活，改变国民性弱点，在全国形成一种有影响的舆论力量，实现最终的自由民主政治目标。储氏对自由主义的中国领袖胡适的独立处世态度和人格充满崇拜，精神上将胡适视作自己的师长和前辈。《观察》的一个特色，就是特别偏重对胡适思想、言论和行迹的报道评说。另外从刊物经营角度，也可以通过突出胡适凸现刊物的自由主义特色和立场，吸引更多自由思想者的关注。
在对民主国家目标的求索中，储安平以新闻刊物为工具力图成为自由民主的呼吁者、实践者和促进者。真诚的爱国情怀和独立立场使储氏不怕刊物刊登任何有利于国家和人民而不利于统治者当局的独立言论;借助那些言辞激烈但真实而有利于国家进步的言论，储氏显示了为了理想敢于斗争的韧劲。他认为，只要思想的出发点正确、就照登不误，不计后果。例如最终造成下令查封《观察》的军事通讯《徐准战局的变化》在被《观察》刊载之前，作者张今铃担心文章中可能有一些当局认为不宜的军事实情，问储安平:“如内容分量重一些，你敢登吗?”储答:“只要你敢写，我就敢登。”其“超然”“独立”的气魄确实难能可贵。在风闻因《观察》刊登激烈的反对国民政府的言论将遭查禁时，储安平没有被吓住，在刊物头条位置上发表文章《政府利刃指向<观察>》，历数的言论管制，据理力争。刊物最终被冠以“攻击政府，讥评国事，为匪宣传，扰乱人心”的罪名予以永久停刊。统治者对《观察》言论的恐慌证明了《观察》的广泛影响力量，而储安平临危不嗅据理力争的态度也验证了储安平不屈不挠的自由民主立场。民主不光是用以口头标榜的，而是必须有人实践的，储安平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新闻史上用尽心力，坚守自己独立自由主义立场，苦苦追寻民主政治的理想信徒和实践者。
应该看到，浓烈的爱国情感在感性上使储氏很难彻底“独立”，但是，储氏总是从力图在更理性的思考中解脱自己，加上在各方面的自我约束(如不参与政治，甘于新闻从业的寂寞)，努力向独立立场的刊物理想接近，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和刊物达到独立的境界，创造了一个独立于混沌世界之外的相对独立的自由舆论空间，吸引着人们到这里呼吸着自由愉悦的空气。“独立”“超然”的办刊态度反映着储安平求得真理的至诚品格，在旧中国知识界拓展了求真求实的社会风气。储安平以独立报人的立场和亲身实践，推动着中国的民主进程，在中国新闻界树立了一座历史的丰碑。
独立思考的定义篇(2)
关键词：独立学院；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思考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2-0266-02
当今时代，社会生活变化深刻，社会思想日趋多样化；西方敌对势力分裂的阴谋，国内改革带来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成时期的青年学生最容易受到各种错误思想、不良文化的侵蚀，是非不辨，迷失方向。作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独立学院，虽是按照新的机制、新模式运行的，但也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为民族的未来发展培养造就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作为办学目标，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学生，促进青年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了未来。共青团是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其政治属性和高校育人特性决定了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是高校共青团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独立学院共青团也理所当然地要担负起这项历史重任，用科学发展观做好其青年学生的思想引领工作，引导青年学生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为党赢得青年、赢得未来。独立学院共青团要全心全意为青年学生做好服务工作，推进素质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活动，全面提升青年学生的综合素质，促使青年学生养成良好品德。
一、独立学院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性
（一）独立学院领导机制削弱了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不同于普通高校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独立学院采取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尽管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独立学院要建立党、团组织，积极开展党、团工作，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维护稳定，但是作为决策机构，独立学院董事会和普通高校党委，在决策权、关注点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独立学院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组织、机构、管理和实施上显得规定不明确、机构不健全、边缘化和弱化趋势明显。共青团组织或者形同虚设，或者合署兼职。
（二）独立学院运行机制给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印上了利益的色彩
国家民办教育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了“合理回报”的原则，从法律角度认同独立学院的投资方可以获得合理办学的经济效益。独立学院的运行机制中管理渗透着经营的原则，经营在独立学院的发展、决策等过程中成为无形的指挥棒，获利映射下的“实用、利益”追求成为其重要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因此，独立学院共青团想政治教育工作多选择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或是“能提升学院知名度”的活动来组织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整体实效性降低。
（三）独立学院青年学生独特个性增加了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度
独立学院招生被确定在本科三批的批次上。录取控制线大部分低于母体学校的专科录取分数线，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较差，偏科现象严重，从而注定了独立学院学生群体的文化功底相对较差，但这些学生个人发展侧重点不一样，比公办高校的大学生在接受中等教育时更注重个人能力和社会实践活动，因之社会阅历较之相对更广，在人际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以及创造能力方面更为突出，在电脑、文娱、体育、演讲和交际等方面都有较为突出的特长，在性格、气质、情绪、兴趣、意志等个性特征都表现出更广泛的多样性。这就要求独立学院共青团在制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案时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要根据其个性特长施之以不同的教育方式，注重因材施教，扬长避短，充分发扬个性，克服由个性带来的弊端，反对单一的说教，才能达到全面育人的目的。
二、独立学院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考
（一）把握方向，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核心
独立学院作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为党的事业发展造就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作为办学目标。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其基本任务的共青团组织，要用科学理论引导学生、武装学生，提高他们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思想政治觉悟。独立学院共青团组织对广大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有效地使学生接受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学习责任，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自觉抵制各种非社会主义和主义思想的腐蚀，成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才，从而保证独立学院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二）资源整合，优化工作环境是保障
独立学院共青团要学习母体高校的先进经验，善于拿来和吸收；借鉴母体院校的教训不足，扬长避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站在巨人的肩上去寻求更快更好的发展。其次，发挥团组织的凝聚力。青年学生既是团的工作对象，也是团组织的存在基础，把青年学生团结在团组织的周围，调动他们积极参与的能动性，使团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获得积极的回应。再者，共青团要争取上级组织和领导的支持。把关于团组织的人员、经费、场地、设施等方面的政策要积极落实、实施。同时，上级党团组织要依据独立学院的实际状况，在共青团及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制定明确的规章制度和具体措施，并积极与独立学院董事会、党政部门及主要负责人进行沟通，帮助独立学院共青团组织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阵地。
（三）创新理念，提升工作活力是关键
第一，还原教育的服务理念，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十七大报告对“人文关怀”的阐述，蕴含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回归到教育对象作为人的价值和主体地位的必然状态，大学生是受教育者、教育客体，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主体。独立学院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有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是共青团组织围绕青年学生的实际状况，真正关注他们的要求、激情、困惑、困难，帮助他们，引导他们，体现人文关怀，把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精髓和学生的实际相结合，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在服务的过程中，在满足他们合理的、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中，发挥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地位，在良好的互动中，发挥青年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主管能动性，形成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合力，让青年学生在愉悦、主动参与的前提下，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内容传递给他们，教育他们，影响他们，改变他们，进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另一方面的体现在共青团组织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中温情操作，用符合青年学生特点的形式，既要达到教育的目的，也要顾及他们的感受，教育的指挥棒要谱写和谐的乐章，把创建和谐校园，服务和谐社会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在和谐的氛围中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第二，创新工作模块，拓展网络环境，提升工作活力。
发挥“一体两翼三阵地”的组织体系，创新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架构。独立学院共青团在充分发挥团组织的主导和核心作用外，完善学生会和社团组织来充实共青团的组织依托，要改变单纯的以班为单位的团组织建制模式[4]，在独立学院后勤社会化的发展态势下，班级教室、学生食堂、学生公寓，成为青年学生三个相对集中的场所，也是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所应占据的三个有效阵地，从而形成了独立学院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体两翼三阵地”工作架构。“一体”共青团组织是主体，“两翼”学生自治组织的学生会，是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重要基地，共青团要加强沟通和指导，把思想政治教育的主线贯穿在学生会的工作中去，积极互动，协调配合。以“重视个性张扬，追求个人发展”为群体趋向的学生社团，在独立学院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颇受青年学生欢迎，而其提升学生素质、展示学生才华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共青团要积极引导，提供帮助，在最感兴趣、最有参与热情的社团活动中，去弘扬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在最积极的状态中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三阵地”教室、食堂、宿舍是青年学生主要活动场所，因为独立学院的自身的发展规划，可能在空间上分割开来，在这些不同的场所采取不同的形式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一是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全方位覆盖，杜绝工作范围的遗漏，二是通过有差别的情景教育模式使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无差别的随时进行，消除一些场合被动灌输，使青年学生愉悦的环境里主动学习和提高。
延伸工作触角进网络，搭建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舞台。开放的网络所带来的思潮冲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壁垒。独立学院共青团要延伸工作触角进网络，变堡垒为舞台。首先，通过网络更好地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更好地把握成长中的青年学生的实际需求，进行整理和分析，变成制定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参考，使工作有的放矢，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其次，利用网络资源共享的优势，把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触角延伸到每一个青年学生，把团的思想政治教育传递给每一个青年学生，从有形到无形，从现实到虚拟，打造独立学院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全空间、全天候的动态覆盖。再次，是利用网络开放的特色，共青团思想政治教育牢固地占领网络教育阵地，借助先进的网络硬件资源和优越的师资软件资源，建立形势教育、校园生活、心理健康咨询、感情交友、专业学习、职业教育、科技创新、就业指导等等涉及青年学生学习、情感、生活的各个领域的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和服务性于一体的主题教育网站和网页。还可以应用"思则通、辩则明"的教育理念，引导青年学生开展有序、合理的网络思考、辩论，在思考和辩论中促进是非观和大局观的养成和提高。最后，发挥共青团组织管辖下校园广播、校刊校报舆论阵地的作用，互为补充，形成网上网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合力，打造独立学院共青团多媒体协助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立体平台。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中国教育报[教发(2003)8号]
独立思考的定义篇(3)
摘 要：《独立评论》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影响力较大的政论杂志，其主要撰稿人多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般观点认为，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是相互冲突的，但在20世纪30年代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其独特的民族主义诉求，《独立评论》亦表现出其所具有的民族主义思想特色。与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的高声呐喊不同，《独立评论》中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其文章中所表达的是一种较为理性的民族主义关怀。
关键词：《独立评论》；民族主义；理性
一、《独立评论》概述
《独立评论》是1932年5月22日于北平创刊的中国现代政论杂志，胡适任主编，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等10余人为主要撰稿人，它是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要言论阵地。1936年底曾被迫停刊，1937年4月复刊，1937年7月18日终刊，共出版244期。
《独立评论》的创刊动因，可以追溯到“九一八”事变。事变爆发后，在清华大学任教的俞平伯给胡适写信，建议胡适在北平创办一本政论周刊，其对胡适说到，“现今最需要的，为一种健全、切实、缜密、冷静的思想，又非有人平素得大众之信仰者主持而引导之不可，窃以为斯人，即先生也。以平理想，北平宜有一单行之周刊......”[1]俞平伯最早向胡适提出了创办一本政论杂志的建议。
对于办刊，胡适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同时也深知做这件事情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可以说是对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时的最好写照。另外，在胡适的内心深处，一直希望能办一个像美国《新共和》那样的杂志，其声音应该在“温和”与“激进”之间寻求平衡，对于政府既“批评”又“支持”。俞平伯的提议，暗合了胡适一直以来的努力方向。
二、《独立评论》中有关民族主义的理性声音
（一）《独立评论》的办刊思路――独立思考，摒除成见
《独立评论》之“独立”，在于其一直坚持一种独立思考、摒除成见、不阿附时髦的办刊思路。胡适曾说，“现今有许多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不能用思考与事实去打破他们的成见；又有一种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抵御时髦的引诱。‘成见’在今日所以难以打破，是因为有一些成见早已变成很固定的‘主义’了。”[2]胡适的这段话，体现了《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普遍的独立思考和摒除成见的观点。
（二）《独立评论》对中日关系的最初认识――敌强我弱，积极求和
民族主义是贯穿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一条主线，无论是何种主义或思潮的背后，大都藏有深厚的民族主义的影子。一般认为，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互不兼容的，二者在近代中国常常表现为一种紧张的关系。但揆诸史实，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不是紧张，而是自由主义者有其独树一帜的民族主义诉求。自由主义者本身也具有自身的“国家”或“民族”，尽管他们崇尚的个体的自由，或者具有世界主义或“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望，但他们不可能将自己置身于“国家”和“民族”之外。因此，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也无时不处不表现出其特定的民族主义思绪。30年代，《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笔锋，将这种民族主义关怀集中体现在他们对待中日关系的问题上。
对于日本问题，几十年后回首看来，可以发现《独立评论》对中日情势的诸多分析和预测，与当时社会时髦的激进对日态度确实有很大差异，胡适，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等人没有盲从社会上流行泛滥的仇日态度，相反，从一开始就抱着一种“能和则和”的姿态。在“九一八事变”的发展和处理问题上，胡适、蒋廷黻等人对中央政府极为不满。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将此问题提交国联，希望国联能主持公道，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实际有效的动作。1932年1月，还提出了“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对日政策，这在胡适等人看来，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胡适等人虽然不赞同立即对日本宣战，但也反对政府这种消极的不作为，认为采取积极的外交手段，在国联框架内，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五个基本原则，与日本进行直接的交涉，或能收到大大降低损失的效果。蒋廷黻也曾指出，若“日本的企图分为几段落来实现，目前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中国能够得到“短期的苟安”。[3]
熟稔军事的丁文江则撰文从中日军事力量的对比方面去阐释其希望暂时不要开战的想法，他分析道，“中国号称养兵二百万――日本的常备兵不过二十万――中国的人口比日本要多四五倍；以人数论，当然我们是占优势的。但是我们的一师人往往步枪都不齐全，步枪的口径也不一律。全国所有的机关枪大概不过几千杆……可算等于没有。……我们的二百万兵，抵不上日本的十万”。对于这样的悬殊实力对比，丁文江感到无可奈何，摆在他眼前的事实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上海事变一发生，南京政府就不能不迁到洛阳”。[4]因此，他一度主张中国与日本签订一个“布列斯特”式的合约，因为他对中日双方的态势十分了解，避免战争立刻爆发，能够为国民政府赢得备战的时间。
不难想象，在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气焰正盛，全国抗日呼声高涨，群情激奋的背景下，这样的声音不免有些单薄，甚至会被贴上“卖国”的标签。历史没有如果，我们无法假设，如果当时的中央当局接纳了胡适和丁文江等人的建议，抛弃不战不和的消极策略，与日本展开外交上的交锋，历史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也可以确定，不论中国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日本都不会放弃其不断侵略中国的方针。但是，能在一片激昂的呐喊声中，不跟随社会大众舆论去宣传“立即开战”，而是坐下来冷静思考，认真研究中日双方的情势，提出一种缓和的、以外交策略为主的抗敌建议，正是体现了这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冷静的头脑和心中的一种与众不同的信念。
（三）《独立评论》对中日局势看法的转变：迫不得已，当战则战
1933年1月，国联召开十九国委员会，企图“调解”中日矛盾，但没过多久，日本即向山海关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原本“主和”的《独立评论》同人这时几乎无一不转为“主战”。丁文江在文章中谈到，“到了今天，若是依然以苟安为目的，则是最下流的自杀政策。我们是极端反对自杀的。任何国家，无论环境如何困难，都要有决心在万死中求生存”......我们唯一的生路是尽我们力量来抵抗。我们不能保全国土，我们至少应该使敌人出最高的代价来买他，不能拱手的奉送于他......只要我们肯牺牲，有牺牲的办法，得到牺牲的成绩，我们不怕没有人援助的。若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国土不甚爱惜，而反希望旁人来替我们抵抗，天下哪里有这样便宜的事？......我们主张抵挡，不是唱高调，是唱最低的低调，不是凭一时的情感，是用十分的理智，不是谋自杀，是图生存。”[5]一向态度温和的《独立评论》，开始出现这样慷慨激昂的文字，也不得不说是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使得自由知识分子们意识到和平的希望逐渐渺茫，中日之间必有一战。
中日的冲突在不断加剧，大战也是一触即发，随着局势的演进，《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态度也逐渐走向强硬，甚至撰文要求当局主动采取措施，积极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胡适提出，“我们当然不应该仅仅妄想我们的强邻一旦革面洗心的奇迹。我们应该责成我们的政府在这一年中完成这几件第一阶段必须做到的事：第一，政府应该宣布所谓‘何梅协定’‘察东协定’一律无效。第二，政府应该责成绥远冀察当局协力克期肃清察北六县的匪伪势力。第三，政府应该用国家力量协助冀察当局克期肃清冀东的匪伪盘踞。”[6]从“主和”到“主战”，再到主张主动肃清“匪伪势力”，胡适的态度是与时俱进的，《独立评论》由一个“主和”的面孔起家，走向一个“主战”的终点。
三、结论
《独立评论》是由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办的政论刊物，但其文章中体现大量的民族主义关怀，有学者将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民族主义思想称为“理性民族主义”。[7]其实是何门何派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不重要，我们应该重视的是，在民族主义思潮的背后，知识分子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胡适对此有经典概括，“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8]
蒋廷黻和傅斯年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是《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关于民族主义的最高构想。在大敌当前的环境下，《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无论“主和”，还是“主战”，都依照心中的这个构想，不断地写文章，不断地向当局建言献策，不断地用自身的方式努力奋斗。抗日战争最终是胜利了，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也已经建立起来，并且不断发展壮大，《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的愿望已经实现，我们回过头来考察他们当年的文章言行，正是为了保存和发扬他们留下来的精神财富，让后人永远铭记前辈的功绩。（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注解：
① 俞平伯.致胡适（1931年9月30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4页.
② 胡适.独立评论的一周年[J].《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第3―4页.
③ 蒋廷黻.国际形势的分析[J].《独立评论》第88号（1934年2月），第8―9页.
④ 丁文江.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J].《独立评论》第37号（1933年2月），第2―8页.
⑤ 丁文江.假如我是[J].《独立评论》第35号（1933年1月），第3―6页.
⑥ 胡适.中日问题的现阶段[J].《独立评论》第231号（1937年4月），第2―3页.
⑦ 张连国.论理性民族主义――《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者对日观剖析[J].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⑧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J].《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第4―5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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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傅长禄.胡适与《独立评论》[J].史学集刊，199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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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连国.论理性民族主义――《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者对日观剖析[J].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6] 田海林，马树华.《独立评论》与抗日救亡[J].民国档案，2000年，第4期.
[7] 黄波粼.近三十年来国内《独立评论》研究综述[J].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
[8] 张德旺.论“九一八”事变后的独立评论派[J].求是学刊，1988年，第5期.
独立思考的定义篇(4)
【 正 文 】
创新主要指在已有事物基础上的一种拓展性与创造性活动。这一活动，既与已有事物有一定联系，又是对已有事物的发展与重构。毛泽东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在其数十年革命生涯中，所以能成功地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有独创性的思想理论，这既来源于他不竭的创新动力，又与他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透过毛泽东的创新思想，可以清晰地看到其鲜明的思维特征。
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出发点
创新既非妄想，亦非空想，而是有目的的客观活动。因此，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是创新的必然要求。纵观毛泽东的创新思维，其出发点基本上都是紧紧围绕中国实际，并由此延伸、展开的。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所谓“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作了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通俗地讲，实事求是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实际发生的事情中去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毛泽东所以能不断创新，同他一贯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密切相关。
毛泽东无论做事还是思考问题，最大的特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譬如，同样对中国民主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问题的思考，早期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就只知道围绕马克思主义书本找答案。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万宝全书”。总以为经典作家的书本里什么都有，而很少去考虑中国的实际。结果找来找去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对此，毛泽东曾指出：“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许多人凡事引经据典，“言必称希腊”，“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2]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是神。马克思、列宁既不可能对他们在世的时候，世界上发生的所有问题都做出回答，更不可能对他们去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世界上出现的问题给出答案。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只是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指导原理，而不是包治一切疾病的“圣丹妙药”。有些问题，各个国家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去解决。
比之教条主义者，毛泽东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坚持从实际出发，尤其从中国实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结果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许多方面，都是如此。如关于统一战线问题，马列主义都提到过“一个联盟”，既工农联盟的思想。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点，创造性提出“两个联盟”的思想。由此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
其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所以十分强调凡事要实事求是，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从本质上讲虽是相同的，但实际上，由于各国的国情不一致，具体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所以能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关键就在于他能够正确理解与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懂得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明白理论指导必须要以实际为出发点，从而把问题的思考建立在实际上，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效结合起来。正因为毛泽东踏在了中国社会实际之上说话办事，所以才会创造出那些带有“中国气派”的新事物。如同邓小平所说：“列宁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3]由此可见，专从书本里讨生活的人，是创不了新的。只有像毛泽东说的：“马克思主义‘本本’是要学的，但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4]这样，才会有所创新。毛泽东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所以具有更大的创造力，即在于此。不难想象，如果毛泽东也类同于教条主义者，只会抱着书本，背诵书本，从书本里讨生活，那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将与他无缘。所以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创新精神的基石，是毛泽东创新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 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基本方法
从客观上讲，创新有一困难，就是已有事物的权威性。有些人往往受此困扰和束缚，而不敢去创新。尤其是面对伟人的思想，索性关闭自己的思考机器，更不用说去创新，结果只能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其实，这些人没有真正领悟伟人思想的真谛。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自己说过，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可是，我们有些人，偏偏不相信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说的，以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硬是把马克思主义神化和教条化，人为地板结与僵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此则有自己的看法。他曾经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5]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发展。毫无疑问，超过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创新。
毛泽东在创新过程中，同样遇到伟大思想和权威模式的影响。但他的方法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对权威思想和模式，既不迷信，也不弃之，而坚持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再拿民主革命道路为例来讲，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模式，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模式。然而，它在中国却遇到了挫折。面对这样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权威的成功模式，而且在不少人仍坚持认为它是中国革命唯一道路的情况下，怎么办？是继续按原路走下去，还是另辟蹊径。走下去，无疑仍将面临失败。另辟蹊径，就要面对创新风险。然而，毛泽东以他的胆略与睿智，选择了后者。他用自己的大脑，面对中国土地，进行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既不简单否定城市道路模式，（事实上，十月革命道路模式本身的合理性是不用怀疑的）也不迷信“本本”。而是，一方面看到城市道路模式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看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从两者比较与结合中，意识到特殊国情需要特殊道路，从而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特点的新道路，正因为毛泽东有这么一种既坚持独立思考，又善于辩证思维；既尊重别人的经验，又不盲从的思维方式，所以他能够讲出“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6]这样一种充满辩证思维、让人耳目一新的话，能够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其实，创新的最大困难，并不在于已有理论的权威性，而恰恰在于能否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客观事实进行独立思考与辩证思维。做不到这一点，即使不是权威理论，也不会有创新之举。毛泽东的这一创新思维特征，正从这方面为我们做了实证与演绎。事实上，毛泽东亦非天生具有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的能力。他也有过与他人相似的、简单地把领袖的话当真理的经历。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中，曾讲起党对农村问题、主要是对地主的政策，在他未到长沙时，无由反对。但是，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后，有了不同看法，并向中央作了报告。然而，最终还是因为自己“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7]后来的事实表明，“领袖同志”的话未必句句正确。当然，这不是说，“领袖同志”的话都不必去相信。而关键是对“领袖同志”的话，也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准绳。无端怀疑与因相信而成迷信，都不可能孕出创新。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既能正视错误，又能改正错误。正如他自己说的，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的聪明起来。正因为，毛泽东善于总结经验，能够正确认识事物发展的辩证关系，才使他及时走出“唯书、唯上”的思维定势，在实践中打造成善于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的方式，为创新铺下基石。
以上可见，善于独立思考，坚持辩证思维，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基本方式。有思考，才会有思想，善于思考，才会出新思想。毛泽东正是在对待任何问题上，既不为某种思维定势或他人思想所束缚，也不拘泥于已有理论和模式，坚持用自己的头脑思想，才有所创新。
三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创新精神的思维方式，不仅强调从实际出发，而且十分重视对问题的思考与下结论必须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把调查研究看作是认识事物、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做好工作的前提与基础。他说：“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8]以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实践基础，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重要特征。他的许多创新思想均源于此。
把调查研究作为创新的基础，实际上是创新的必然要求。因为，创新不是空想、而是客观活动。所以，要创新就必须了解与接触实际。只有了解了实际，才能踏着实际说话。而了解与接触实际的最佳途径，就是深入实际研究。毛泽东一向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有句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还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9]为此，他一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这不仅为他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实践环境，而且为他的创新思想提供了大量实际资料。比如，毛泽东在农民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上提出的一系列独创性思想，就同他做了大量实地调查直接相关，不少创新思想直接来自于此。1926年，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刊》所作的序中，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思想，[10]这一思想就是调查研究的产物。当时，我们党内许多人都把目光集中在工人运动上，很少关注农民问题。而毛泽东正是在率农讲所学生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上述具有独创性的见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就的。在这篇调查报告里，毛泽东同样提出了一个新思想，即把农民称作“革命先锋”。这实际上是他后来提出“农民是革命主力军”思想的雏形。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不仅看到，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而且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11]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他后来独创性提出与形成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提供了现实依据与立论基础。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用心最多的时候。当时党内在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上存在两种不同思路，一种只是唯上唯书，一种提倡唯实。毛泽东坚持唯实思路，一切从实际出发，先后在闽赣两省做了十多次实地考察。如江西的寻乌、东塘等处调查，福建的才溪乡调查等，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当时农村从群众生活、政治组织、地方部队、土地状况到农村各阶级的面貌，作了详尽介绍。正是以这些实地调查为现实基础，我们党才正确制定了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路线，并独创性提出了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一系列思想。
在长期革命中，尤其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养成一个良好习惯，凡需决策之前，或亲自，或要求中央和地方其他同志先做调查研究，使决策能与实际相符，收到实效。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以后他又说：“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12]建国初期，毛泽东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为了避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重犯苏联的错误，以苏为鉴戒，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进行调查研究，最后在此基础上写成《论十大关系》一文，提出了许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可贵思想。正确的政策，只能产生于实践，来源于调查研究。正如毛泽东在《〈兴国调查〉前言》一文中所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很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须。”[13]
调查研究为毛泽东的创新思维铺实了基础，也避免了认识上的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正因为有了建立在客观实际基础上的认识，所以毛泽东能够精辟地提出许多独创性的思想理论。可以这么说，离开调查研究，毛泽东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也未必会有创造性见解。30年代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教条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不做调查研究，就很难说真正了解客观实际，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只能“唯书，唯上”，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当然就不会有高人一筹的独到见解。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实践基础，也是他作为一个脚踏实地的革命领导者的工作风范。
［收稿日期］2001-02-1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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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45．
独立思考的定义篇(5)
关键词:高等教育;独立学院;党建
中图分类号:D21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8(c)-0019-02
独立学院学生党建是高校育人工作的重点,对认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党的各项教育方针政策,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进一步改善党员队伍结构,提高党员队伍整体素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因材施教,全面把握独立学院学生特点
1、学生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综合素质较高,思维活跃,见多识广。独立学院学生大多数来自于城市,学生家庭条件相对优越。良好的经济条件提供给独立学院学生更多的教育、培训、社交、旅游等机会,他们从小见多识广,思维活跃,社会阅历丰富,兴趣爱好广泛,综合素质较高,突出表现在文体活动、社会实践等诸多方面的特长。
2、学生的自律性需加强,学习方法需改进,学习效率有待提高。本三学生在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差距,客观上反映了独立学院学生在高中阶段学习成绩的欠理想性。独立学院的某些学生在进入大学阶段以后表现为学习目的的不明确性,学习基础的不扎实性,学习自律意识不强,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和学习上勤奋思考的动力。
3、独立意识较强,自我管理能力较差。独立学院的学生思维比较活跃,容易接受新观点和新事物。独立学院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较差,中学时代多受家长和教师的教育与呵护,过多依赖父母,生活自理能力相对较差。
4、自我意识强,个性突出,具有较好的培养潜质。富有个性、朝气蓬勃是当代大学生的共同特点,独立学院的学生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易以自我为中心,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易以“我”为出发点,关注自身的利益,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往往容易忽视了自己应该履行的义务。独立学院的较多学生个性张扬,勇于表现自我,综合素质相对较高,具有较好的可塑性和培养潜质。
建设良好的学风校风是独立学院学生工作的首要任务,如何结合独立学院学生的特点,激励和引导学生成长成才,以学生党建为抓手,全面加强独立学院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新时期独立学院学生党建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这是当前独立学院面临的首要政治任务,值得独立学院深入思考和研究。
二、高瞻远瞩,高度重视独立学院学生党建工作的重要性
十七大报告指出:“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要求确立党组织在独立学院中的政治核心地位。独立学院应该服务于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即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为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合格人才,特别是向党组织输送“新鲜血液”,吸纳优秀的学生不断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同志曾经指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生力量,也是和谐世界的重要建设者。”所以,独立学院的学生党建工作任重道远。独立学院是指按照新的机制和模式举办的本科层次的二级学院,独立学院具有采用民办机制、实行新的办学模式和新的管理体制的三大特征。独立学院的基层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其主要职能是发展党的组织和吸收新党员,监督和保证独立学院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负责学院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等。独立学院应高度重视学生党建工作,发挥学生党建的政治核心作用,努力推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三、深入探析,科学认识独立学院学生党建存在的问题
根据相关调查表明,当前独立学院学生的思想主流呈现出积极健康的良好态势。在大众教育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独立学院招生规模的逐渐扩大和在校学生人数的稳步增多,这给独立学院学生的党建工作提出了诸多新的要求和挑战。通过调查和对独立学院学生及党员思想状况的分析,主要存在以下一些值得引起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1、独立学院学生党员总体综合素质相对较高,个体差异参差不齐。独立学院的学生党员是经过了严格的选拔,参加党的理论知识学习和培养,大多数学生党员是学生群体中的优秀的学生代表,综合素质相对较高,各个方面能力突出。但是,由于独立学院对学生党员选拔的标准、对党员培训的要求不尽相同,学生自我修养程度不一,综合素质和学习能力的客观差异,表现为独立学院学生党员素质参差不齐的现状。
2、学生党员注重专业课程的学习和研究,思想政治学习淡化,理想信念奉行实用主义,政治信仰相对薄弱。由于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部分同学思想乃至实际行动中,存在入党动机不纯,以获取既得利益为出发点,目光短浅,志向不高。如某些同学为了评优评奖的既得利益或推优推干的机会取得、增强社会竞争力等才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相关调查表明,部分大学生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自信心明显不足;较多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两课”根本不需要上,没有任何现实的意义和实际的价值;部分学生党员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专业课程的学习,而忽视必要政治理论水平的提高。
3、学生党员对自身要求较高,模范带头作用发挥不佳。独立学院学生党员是学生群体中的优秀分子,他们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各方面的能力相对突出。在自我言行上,学生党员一般都能严格要求自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良好的表率作用。但是某些学生党员对于同学中存在的一些不良言行,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不能够勇敢严肃地批评指正,这样就未能起到党员良好的辐射作用。
4、学生党员思想和行为上表现出功利性倾向,奉献精神和责任意识不强。某些学生党员为了实际的既得利益才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有个别党员和学生干部抱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思想,未能起到表率作用。不论是在入党动机,还是在成为正式党员以后,独立学院的某些学生党员都存在着功利化倾向,从自身利益的满足和未来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某些学生党员易以自我为中心,以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缺乏对集体和同学的奉献精神,没有肩负学生党员的责任。
四、开拓创新,加快推进独立学院学生党建工作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力量源泉。独立学院的学生党建工作要研究其特殊规律,开拓契合独立学院学生党建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因此,结合独立学院的实际,通过以创新推动实践,以实践推动创新,以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
1、以独立学院学生党建的思想建设为灵魂。坚持把思想建设置于党建工作的首位,这是独立学院学生党建的重要原则。务必造就一批真正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将爱国热忱和扎实过硬的科学知识融合,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旋律,拥护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因此,独立学院各级党组织务必建立和健全理论学习制度,不搞形式主义。独立学院学生思想趋于成熟,具有广博的社会阅历和一定的专业理论基础,能对各种事物做出科学的分析、比较和判断,进而构建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独立学院学生党建要充分发挥学生党员的洞察能力,采取各种启发式的教育方式,在讨论中启发觉悟,在研究中加深理解;具体工作中可以通过形势报告、播放录像、组织参观、文件学习和讲座讨论等多种形式定期、适时地进行政治学习研究。使广大学生了解国内外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强学生党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比如,以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2009年“两会”等事件为契机展开学习和讨论,把握时代跳动的脉动,寓思想教育于热点焦点时事政治。
2、以独立学院学生党建的组织建设为重点。独立学院学生党建工作是大学生德育工作的灵魂和龙头,而大学生党支部是发挥党员作用的基层组织,是党组织密切联系大学生的桥梁和纽带。独立学院学生党建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在大学生中真正树立弘扬社会正气、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旋律,保证大学生党建工作和德育的顺利开展。加强独立学院学生党建工作,必须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独立学院要积极采取有力措施,迅速加快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步伐。大力加强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独立学院党组织在学生公寓、生活园区、网络平台的辐射作用,使独立学院学生党建工作不留盲点。结合学院的具体情况,按照年级或专业成立党支部,选拔党性强、能力强、责任心强的大学生担任支部领导。同时在选拔过程中,要做到“透明公开”,要真正地选拔那些在学生中具有一定影响和能力的干部加入支部工作,以此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独立学院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大学生党员特别是大学生党组织干部的培训、培养、考察和任用。对于优秀学生要做到早播种、早选苗、早教育、早培养,健全各级推优制度和党校培养,把握好培养与发展、质量与数量、思想入党与组织入党的辩证统一关系;把好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培养关、学生党员发展关、预备党员转正关、发展党员工作衔接关等四个关键环节,把培养教育贯穿于党员发展全过程。
3、以独立学院学生党建的组织生活为核心。党组织的组织生活,应当包括组织学习、组织活动和民主生活三个基本内容。我们过去的传统组织学习往往局限在集中读报、集体表态和发表议论等方式。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影响与日俱增,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组织生活要务求实效,做到有计划、有主题、有安排。独立学院学生党建要改变现在的学生党组织的活动太少,形式过于单调,吸引力不强的现状。由于大学生的培养具有分散性的特点,大学生党员组织统一学习的时间和形式相对有限,需要通过组织活动来增强党内同志的相互了解和共同进步。一次好的组织活动,就是一次生动的思想教育洗礼,它既可以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能增强党组织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4、以独立学院学生党建的民主生活为关键。独立学院的学生党建一是要坚持民主选举,制度上保证学生民利的实现是学生党建工作的关键。二是要设民主信箱,广开言路。通过这样的方式上通下达、联系群众,保障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学院要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通过密切联系学生,全面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及时沟通和反映相关的问题,以此保证党组织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三是要增强重大问题决策的透明度,体现公开、公平、公正。作为大学生的教育者与管理者,学院既要尊重学生、爱护学生,更要信任学生、依靠学生,对待问题要有民主意识,决定问题要有民主程序,处理问题要有民主作风。对涉及广大学生切身利益的问题,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处理问题要调查研究,重视证据,讲求事实,务求实效。
在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独立学院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独立学院的学生党建工作也在不断探索和逐步发展。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取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肩负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独立学院学生的党建工作任重道远。独立学院学生党建需要坚持从一切从实际出发,切实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创新,开拓进取,扎实工作,锐意进取,开创新形势下独立学院学生党建工作的新局面。
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学生工作处
作者简介:孙元鹏(1971―),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学生工作处处长。欧腊梅(1980―),女,中共党员,研究生,现就职于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学生工作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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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元玉,苏史生.关于新时期高校党建工作若干问题的思考[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5)
独立思考的定义篇(6)
德育课作为中等职业学校的重要课程，担负着培养学生心理健康，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就业理想的重要任务。如何让学生适应社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德育教师除了促使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使之能够进行自主探究学习之外，还应培养学生拥有独立的人格。
1 独立人格的基本定义
独立人格的意义是指作为个体的人具有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它要求个人对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不具有依赖性，能在对真理的追求中具有独立判断能力；也不依附于任何的现实政治力量，在参与政治时具有高度独立自主的精神。在心理学上，独立人格就是指个人的人格倾向性和人格心理特征上表现出来独立于他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自我性。
2 培养独立人格对中职生的意义
中职生的生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考失利的学生；二是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因此，和普通高中学生相比，中职生存在文化基础薄弱，个人素质参差不齐等现象。由于中考失败未能顺利升入高中，或者家庭状况等原因，一些中职生往往比较敏感，学习懒惰，生活态度消极，甚至扭曲了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没有理想，没有信念。而中等职业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部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职生已经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因此，通过德育教育，端正中职生的学习态度和人生态度，提高其综合素质，培养其独立人格，使之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为国家的未来提供真正的人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 中职德育课学生自主学习与培养独立人格的关系
面对中国教育的状况，很多人屡屡提出批评意见，认为中国的教育只是在批量生产读书机器，学生不习惯主动思考，思维不开放，千人一面，个性往往被压抑，独立性也不足。因此，学生读书的过程就是棱角被磨圆的过程，其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思维最终被消弭。
面对这种批评，教育者应该主动思考这些弊端存在的原因并想出办法解决。德育课作为培养学生道德思想的主要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更应该注意是否有这种问题的出现。在教育部新修订的《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教学大纲》中，明确提出要把德育与职业活动、学生活动相结合，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成为主体，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为了在教学实践中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让学生自主学习成为首要点。
自主学习作为一种现代学习方法，与传统的学习方法相对应，它要求学生独立地通过使用分析手段、探索手段、实践手段、质疑手段、创造手段等来达成学习的目标，真正地成为学习的主体。自主学习与独立人格并不是绝然分开的，而是有许多相吻合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具有一致的目标。自主学习的目标是让学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会求知与生活，在进入社会的时候能适应社会。面对工作，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面对同事，有良好的交往能力和沟通能力；面对生活，能有积极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在生活、交往、工作、学习中具有进取意识、合作意识。而培养独立人格，主要包括创新观念、独立观念、合作观念、宽容共存观念等的培养。所以说，自主学习和独立人格在培养目标上具有一致性。
2）实施的内容具有共通之处。自主学习的核心表现是学生作为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主体，积极、自觉、创造性地参与到学习中去。而独立人格表现在学生具有独特的个性，个体能够独立进行思考、选择，并对社会存在有责任感，同时能追求真理与自我价值，拥有对社会的批判精神和自我批判精神。在能动性、创造性、独立性三方面，两者是共通的。
3）实现的手段具有统一性。自主学习鼓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对学生的好奇心与探索精神的培养具有很大的意义。而独立的人格就是要求个体在面对生活、学习、工作的各种问题上，能够主动独立地探求原因，勇于质疑，追寻真理，并通过自己理性、独立的思考，形成自己稳固的思维方式和判断方式。两者都要求自动探究，在采取的手段方面具有一致性。
4）实现结果的双赢。通过自主的学习，学生学会发现、探索以及创新，同时在不知不觉中对事物有了自己的认识，并在实践中发展了自己的个性，统一了知、情、意、行，从而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职业观，在以后的生活与工作中都能以较高的职业素质和能力去面对。而独立人格培养的实现，不仅能让学生拥有独立的意识和自主的能力，还学会批判精神和道德责任感。在结果方面，自主学习与独立人格培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最终实现结果的双赢。
4 如何通过自主学习实现学生独立人格的培养
4.1 应该拥有独立的意识
意识指导着人们的行为。在德育课中，教师应多鼓励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并对学生独立思考的观点给予支持和鼓励，增强学生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这样一来，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学生就会习惯有自己的观点。
4.2 应该拥有自主的能力
自主学习要求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主体的作用和主观能动性，所以，教师要根据德育教学的目标，确定如何开展自主学习。在课前，让学生通过网络，自主搜索资料；在课堂上，学生展示成果并阐述自己的观点，或者以小组的方式进行，可以培养学生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团队合作的能力；在对观点的总结中，鼓励学生进行发散性思考，促进其独立人格的养成。
4.3 应该拥有批判精神
要调动学生积极地参与到德育课的教学中来，就应该鼓励学生敢于和老师、同学进行讨论，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以讨论各自观点的方法开展学习，有利于学生对问题进行思考和组织，提高学生主动探索、主动学习的兴趣。而教师民主、宽容的教学态度，能让学生养成敢于质疑的精神。
5 结束语
在中职生的德育课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与独立人格的培养是两个重要的方面。德育教师应该详细分析两者间的关系，只有理清了关系，才能更好地对自主学习能力和独立人格的培养方法做出科学而准确的判断。
参考文献
[1]刘瑞凌，朱香芝.关于中职德育课对学生健全人格培养意义的再思考[J].管理专家，2011（11）.
独立思考的定义篇(7)
关键词：陈独秀民主思想,考辨
中国历史跨入近现代以来，任何先进理论的形成无不含有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并且必须实现在结合自我民族或国家现实基础上的一种超越。陈独秀民主思想的形成便是这鲜明体现。陈独秀民主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这样三个阶段，即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五四运动时期以及其后的无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晚年民主见解。分析陈独秀民主思想的理论来源，对于深刻全面的认识其民主思想内容，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来源
新文化运动爆发之前，陈独秀几渡日本，对资本主义民主思想有接触和了解，但这期间，陈独秀作为一个革命分子则把他的主要精力放置于激进的革命活动中。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失败，使陈独秀深深认识到：中国落后软弱不振的根源是因为国民自孔教和宗法制度及其观念毒害下的愚昧落后，中国革命新的出路在于发起一场如同法兰西启蒙运动为蓝本的思想变革运动，陈独秀发起启蒙运动的宗旨，在于以思想革命唤起大众的觉悟，而卢梭式的“人民主权”思想，无疑是这场启蒙运动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1915年陈独秀提倡的人权观，“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 [1] 这里面的人权思想来源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即含有卢梭式的重平等、尚法律的人权观念，同时也包含着源于洛克的英国自由主义式的崇尚自由，宪政和个人主义的思想。正如高力克所说的那样：“陈独秀的启蒙思想资源十分复杂，其民义观念是以卢棱式法国民主主义为基调，但亦杂糅了英美自由宪政思想。” [2]
陈独秀追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倾向于建立法国式的民主国家，这种国家是受过民主思想启蒙的广大民众在与封建势力斗争胜利后建立起的民主共和国。陈独秀所提倡的国民政治还是与近代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政治有区别的，陈独秀所提倡的国民政治，既是唤醒人民参与政治，而不是当时少数人把握控制的国会中的党派政治。在陈独秀看来，中国需要有一种新的民主政治。“宪政实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诸舆论，一曰人民尊重自由，否则虽由优秀政党掌握政权，号称政党政治则可，则号称立宪政治则犹未可，以其与多数国民无交涉也。论文格式。” [3] 这段话中含有国民政治，必须要有广大人民真正参与政治，而不是单纯的通过由代言人的政党来安排的意思.
陈独秀民治思想产生的一个直接理论基础，是杜威的新自由主义。1919年6月，杜威先后在北京作题为《美国之民治的发展》和《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演讲，宣扬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杜威超越了立宪自由主义观念，将民主的涵义由政治层面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杜威的Democracy被译为“民治”，在杜威那里，民治主义的三要素，包括：政治的民治主义或民权的民治主义；社会的民治主义；经济的民治主义。应该说陈独秀在杜威民治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批判论述了他的民治思想的，这种批判性表现在杜威提倡的政治民治主义，是指用宪法保障权限，用代义制表现民意，而陈独秀却抓住了“代议制”这点儿，反驳杜威的政治民治主义，他说：“单靠，‘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恐怕我们生活必须的几种自由权，还是握在人家手里，我们对政治民治主义的解释是：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换一句话说：就是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 [3] 他提倡直接的自治与联合。陈独秀所提倡的“直接的自治与联合”，怎样理解？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完全解释清楚，随着中国革命迅速发展，激进的陈独秀来不及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而是随着革命的浪潮涌动，由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投向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之中，寻求更大众的民主去了。
无产阶级民主理论基础
陈独秀早在20世纪初，日本留学期间就已经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但他自己完全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开始的，陈独秀无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理论来源则主要是从俄国传播并发展了的马列主义之中的无产阶级民主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民主时，往往是自觉地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制度联合起来，从而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的本质及其虚伪性。恩格斯在《德国状况》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民权就只有使用金钱成为人民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惟一标准。……他们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限制使选举原则成为本阶级宣布的财产。平等原则了由于被限制为仅仅有‘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笔勾销了……” [4] 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平等、自由，是以金钱基础上的平等而形成的特权来取代了封建社会自由身份而形成的特权，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论文格式。1848年2月，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起草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发表了。他们首先提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阶段不断发展。阶级斗争是文明社会发展的动力。他们强调，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拿得民主。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可能突现的，而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彻底自由和平等。“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以各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5] 在如何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已经明自提出了通过无产阶暴力革命，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
科学社会主义的民主理论，到了列宁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列宁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更直接，对无产阶级民主的阐述随着俄国社会主义建议实践也更加丰富和完善了起来。
列宁揭露资本主义民主宪政时说道：“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会的，贪婪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福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 [6] 资产阶级民主，“始终是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 [7] 列宁还专门就资产阶级民主中的普选权和代议制作了分析批判，列宁说：只要财产还在资产家手里，任何民主都不过是披着美丽的外衣的资产阶级专政。一切关于普选，全民意志，选民平等的宣传安全是骗局，因为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在资本、财产阶级者和现代雇佣奴隶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平等。此处列宁对无产阶级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以及无产阶级民主实现的经历方面都经行了论述。
应该说马克思、列宁有关无产阶级民主的思想，直接成为为陈独秀无产阶的民主思想理论源渊，并且作为批判的武器被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应运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
晚年陈独秀民主思想的批判升华
陈独秀晚年对民主思想的思考，是在世界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的暂时溃败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一大历史背景下，主要是在批判苏联体制弊端的过程中形成的。
1929年—1933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经济恐慌动摇了自十九世纪以来西方人的自由主义信念。西方国家普遍的出现了政治危机，据有人计算，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末，世界上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由三十五个锐减到十七个，与此同时则是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的猖狂抬头，自由主义，民主宪政受着专制逆流不断的冲击。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蒋介石完成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世界经济危机加剧的同时，30年代的中国经济却有了一个相对的好转，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利用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各界人士对统一高效中央政府的期待，大行一党专制的“训政”，一帮政治文人大肆鼓吹“法西斯专制独裁”。
而此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老大哥的苏联，在1934年—1938年，展开了血腥的“大清洗年代”，最为引起世人注意的当属“莫斯科审判案”。
此时，身陷狱中的陈独秀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之事，仍旧与中国的托派组织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其中中国托派翻译介绍的一些揭露和批判斯大林极权主义和“大清洗”内幕的书籍资料，如托洛茨基的《背叛的革命》、《真理在前进》以及一些其他反对派的书籍，这些都为陈独秀反思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但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更主要的是站在人类民主史发展的长河中，俯眼于世界形势，对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批判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经验的结果，这就为陈独秀晚年民主观念演变、形成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契机。
十月革命后，罗莎·卢森堡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在热情支持俄国革命的同时，也尖锐地提出了她的忠告，要克服无产阶级政府的官僚主义，但在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她的意见是得不到重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间里，苏联以辉煌的建设成就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军事胜利而为世界瞩目，耀眼的光辉掩着盖了被官方小心保护起来的阴暗面，在这种情况下，对苏联斯大林体制的批评，只能出自国外的少数左派人物和托派当中。陈独秀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较早地从民主主义立场来批判苏联专制体制的少数人之一。论文格式。
我们认为托洛茨基的观点、态度还是停留在无产阶级内部斗争立场上，对苏联官僚体制的鞭笞，而且把其责任归结于斯大林个人身上。20世纪40年代初真正从民主主义立场上，从制度层面来分析和批判苏联的独裁政治的，当属陈独秀一人。当然我们必须肯定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形成中，托派思想的积极作用，我们所要肯定的是：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更多的是一种经验性的批判，来源于对现实的理性思考，而非其前两个阶段民主思想的那种移植借鉴。
注 释：
[1]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2] 高力克著：《五四的思想史》，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页。
[3]《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第4册，第1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647—648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1页。
[6]《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