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的发展史篇(1)

2016年6月21日，市地方志馆业务推动暨《天津史志》通讯员工作会议在市地方志办公室隆重召开，会议由《天津史志》副主编陈兰义主持，市地志办主任、《天津史志》主编关树锋到会并讲话，市地方志馆及《天津史志》编辑部全体人员、各区县地志办及市属部门修志机构近30名通讯员参加会议。

首先，《天津史志》副主编徐勇就市地方志馆的业务推动和《天津史志》的编辑工作作主旨发言，他提出要扩大期刊的交换、赠阅、订阅范围，借助期刊的影响力，征集有价值的资料；全力争取地方志馆改扩建，充分发挥方志馆的功能；争取《天津史志》公开出版，加强宣传，增加影响力、知名度；期刊通讯员要实行动态管理，多沟通多交流，实行奖励机制，评选优秀文章，提高刊物内容质量。

随后，市地方志馆负责人张岩介绍刊物特约撰稿人的聘任情况，并宣布新聘任通讯员的名单。关树锋主任为新聘任的通讯员温鹏和雷瑶颁发聘书。通讯员代表、北辰区地志办赵景秋发言，她表示作为通讯员关键在一个“勤”字，要勤动手、勤动脑，积累经验，今后继续努力，多提供质量上乘的稿件；建议刊物公开出版，聘请专家，提高质量，多刊登一些反映地域文化的文章、书画作品等。会议还由《天津史志》责任编辑岳宏通报了通讯员一年多来的供稿刊登情况。

最后，关树锋主任讲话，他提出三条意见：一是《天津史志》应与时俱进更好地发挥作用。期刊工作作为地方志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史志动态、理论研究、对外宣传、合作交流的多重任务。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适应时展和读者要求。二是密切联系，共同努力，提升史志期刊质量。要求通讯员要勤于学习，在学中做，在做中学，同时还要勤于思考，多动脑筋，做到勤学、勤思、勤问、勤写，以勤取胜。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以正面宣传为主，找准角度，把握尺度，突出重点，发挥优势。要掌握必备写作技巧，着力捕捉工作的亮点，寻找最佳切入点，准确把握，精心组织，抓住闪光点，扩大影响力。三是推动《天津史志》工作再上新水平。《天津史志》作为我市地方志和文化事业的重要内容，现有期刊的信息量、发行量和影响力都难以适应发展需要。根据我市地方志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努力争取在短时间内扩充版面，提高稿件质量，实现公开出版，更好地为我市经济发展大局服务，为地方志工作服务，为我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市地方志馆）

通讯的发展史篇(2)

一

刚刚查了一下腾讯股票，截至2017年3月15日午时，这家巨无霸的网络公司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0357亿港币的市值。

记得在我大学还未毕业的2008年，就曾经为一家叫做《财经观察》的杂志撰写腾讯的稿件，事实上，在十年前，编辑就已经把文章的标题里用上了“帝国”的字眼。

从最初依附中国移动的梦网计划起家，逐渐找到了自身的商业模式也利润来源，然后成长为一家生态特征明显的世界网络巨头。记得当时我关注的，就是腾讯的财报，它是如何赚钱的，记得非常清晰的是，腾讯在当时的利润已经比网易、搜狐和新浪三家门户网站的利润之和还要多。到了今天，他们利润之间的差距仍在放大。

吴晓波的《腾讯传》，也是以一个财经记者和观察家的角度，叙述和评论腾讯的非典型式的野蛮生长。作为《激荡三十年》的作者，吴晓波在企业史和企业编年史的创作，一直是颇有心得的，他的类型化著作也一直深受读者欢迎。

总体来说，几十万字的篇幅并不能全面地将腾讯发展的来龙去脉说清楚。

一方面，腾讯并不是一家重视自己历史的企业，在蒙眼狂奔的网络聚变时代，实际上也没有哪家公司从一开始就能够预知自己未来的成长路径。而且，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曾经濒临过生与死的抉择时刻。

另一方面，一个拥有十数万人的企业，其业务的纷繁结构，人才、战略的独特性与差异化，亦无法用数目字罗列的方式予以详细叙述。

尽管如此，吴晓波的这本《腾讯传》仍然是一本截至目前可读价值最高的有关腾讯的专著。

二

今天这些屈指可数的巨头网络公司，大多经历过互联网泡沫、资金链断裂、模式质疑这些足以牵一发动全身的危机。在互联网创业的大潮中，能够存活且成长得不错的，都有其内在的基因与逻辑。像腾讯这种富可敌国、受众覆盖几无死角，嵌入了大多数人生活方式的公司就更是如此。

吴晓波还概括了腾讯创始人马化腾的七种武器，分别是产品极简主义、用户驱动战略、内部赛马机制、试错迭代策略、生态养成模式、资本整合能力和专注创业初心。笼统而言，这种比较全面的总结，基本上也囊括了一家科技公司所包含的方方面面。产品、用户、创新、战略，这些普适性颇强的中性词，用在腾讯这样级别与成绩的公司上，当然有着不一样的意味。

也正因如此，今天来回看腾讯发展壮大的历程，才更有了让人唏嘘的空间。

吴晓波说他在调研和创作的过程中，一直被三个问题所缠绕：

――为什么是腾讯而不是其他的互联网公司，成为当今中国市值最高、用户数最多、盈利能力最强的企业？

――为什么腾讯曾经遭遇空前的质疑，它所面临的模仿而不创新、封闭而不开放的指控是怎样形成的？

――中国互联网与美国互联网有什么异同？

上述三个问题的提出，事实上也就明确了本文的标题《腾讯是如何做大的？》关键所在。当然，吴晓波的“三问”，放在任何一家中国特色明显的互联网公司身上都很适用，无论是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王者，还是滴滴出行、小米科技等新锐领袖，其成长的因子都在这三问之中。

简述腾讯的成长逻辑，无非就是如何黏住用户的过程。而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成长历史也早就验证了，商业模式不是始而有之，而是在用户的不断累积中不断发掘的。

腾讯成长的网络环境，还不时兴“忽略当下的利益而描绘未来的前景”，所以腾讯因为资金链断裂而从朋友处融资时，后者拒绝接受腾讯的股票。

吴晓波，这种逆向巡航及精准定位，也是大多数成功公司在思忖自己如何成功的时候所采用的一般方法。当然，这也是无法证实和无法证伪的问题。因为最伟大的史家，也无法表明“如果不那样做就会怎样”的难题，因为他们只知道已知的因果。

在门户风行的时代，腾讯只能算是网络公司中的“二线”，中国网络的中坚力量，彼时是新浪、搜狐和网易。

在游戏兴起的时候，腾讯充其量也只是一个追随者，朱骏的九城、陈天桥的盛大，哪一个都不是当时腾讯所能比拟。

在腾讯十几年的发展中，也并非没有遭遇过危机。外在因素上，有电信运营商甩开腾讯独立发展和各大门户网站纷纷推出即时通讯产品对其进行夹击；内在因素，更有创始人之间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争议与分野。但最后，腾讯仍然脱颖而出，最终杀出了一条血路。

任何一家公司的量变聚变，都有着太多必然与偶然因素的叠加使然。阿里巴巴的金字塔上，有着软银孙正义和美国雅虎的传说，同样，当腾讯拥有几百万用户时，它还没有找到赚钱之道。如果不是创投机构IDG和李泽楷的电讯盈科，腾讯今天已不知已经沦落到何种程度。

三

一个QQ新闻弹窗的出现，就直接让腾讯在门户争霸的领域优势尽显。一个QQ秀产品的发端，就让腾讯不再发愁于如何通过用户收费的难题。一个Q币的上线，更是让腾讯的增值服务愈演愈烈，甚至还早早就布局了自有的支付体系。其实，上述这些今天回看被认定为腾讯每一步制胜的秘钥，都不是腾讯自己的发明或原创，但总能被腾讯的造者们“拿来主义”，完美地嫁接到QQ庞大的生命体系当中。

腾讯后来直至今天都被称为“公敌”，当然是其来有自的。而腾讯的厉（野）害（蛮）之处，就是不断地在别人的地盘称霸。简单来说，所以靠的无非就是因为两个产品――腾讯QQ和微信。

在腾讯的历史上，和奇虎360周鸿t的一战，是可以载入中国互联网史册的。因为这一涉及到亿万用户切身利益的战役，直接叩开了腾讯过去的封闭之门：和奇虎360一战，让腾讯遭遇了创始以来的最大信任危机。当用户利益遭遇裹挟，并让主管部门出面干预之后，腾讯开始走向了开放。后来的腾讯WE大会，以及在新商业不断崛起的潮流中不亲力亲为地发展一切，都和这次战役有着直接的关系。

不得不提的还有微信的爆发，这个由当年腾讯收购的FOXMAIL的缔造者张小龙开发的产品，让腾讯一举成为互联网的头把交易，同时也让其社交领域的地位再一次被稳固确立，巩固了未来十年甚至更久的统治性地位。也藉此，腾讯才在支付领域终于撼动了阿里支付宝的地位，至少目前看来二者已经平分秋色。

在战略上，由前高盛高管所掌舵的投资、并购，让腾讯组建了无出其右的利益与生态的联合体，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京东、美团点评、滴滴出行、58同城、搜狗等等背后，都有着腾讯不可忽略的影子。

看腾讯的发展态势，说其未来是星辰大海也不以为过。《腾讯传》只是个开始，一家极具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公司，一家未来有机会和谷歌、微软并列的巨头企业，尚需在诸多领域去验证自身的模式属性和商业价值。

通讯的发展史篇(3)

2018年9月3日下午，通讯员培训班组织此次培训的各二级单位基层通讯员40余人，在大庆油田人才开发院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传统教育基地——大庆油田供水公司西水源参观学习。

西水源位于大庆市让胡路区水源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庆油田会战打响伊始，供水人紧跟油田开发建设步伐，麓战荒原钻凿了第一口水井，创下了油田供水非凡的基业。几十年来，西水源党支部坚持发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强化“三老四严”思想教育不放松，从职工入厂第一天抓起，从细节抓起，从解决一人一事的思想问题抓起，不断提高职工思想素质，锤炼队伍过硬作风，成为全国石油系统新时期党建工作的一面旗帜。

通讯员们在西水源依次参观了展厅、干打垒、生产基地。在展厅里，油田会战时期的历史照片再现了西水人艰苦的会战史，上世纪60年代至今，珍贵的原始水源指标、运行记录、地质资料，以及迄今为止大庆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栋干打垒，还原了当年油田会战的生活原貌，记录了西水人艰苦的会战史。

在参观学习过程中，通讯员们一边倾听讲解员的讲解，一边重温会战传统，追思先辈伟绩。在现场切身感受了油田先辈们作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模范带头作用。结合当前公司发展的形势，大家纷纷表示，在公司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信心，认真学习西水源先进工作经验和党建工作方法，继承先辈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在工作中干一行爱一行，立足岗位，开拓进取，不断提升通讯稿的质量，做合格的通讯员。

通讯的发展史篇(4)

【关键词】 《百合花》 政治意识形态 美学风格

《百合花》是当代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作品，不仅是因为它精巧细致的艺术构思，更重要的是它在十七年的文坛上代表了一种不同于主流的艺术创作方式，对文学风格多样化的建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十七年文学是一种在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创作，它在题材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艺术风格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定，这种整齐划一的美学追求造成了文学的重复化和单一化，严重地限制和禁锢了文学的发展。《百合花》在这样一个文学背景下出现的意义就体现在它突破了那个时代的文学，以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给十七年的文坛带来了新鲜的艺术经验，促进了文学风格多样化的发展。

茅盾最早把《百合花》的风格概括为“清新、俊逸”，被认为是最适合于茹志鹃的创作，也最能代表茹志鹃十七年时期小说创作的总体风格。这种风格由以下几个因素构成。

日常生活的革命抒写

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是在战争文化规范下产生的一种文学形式，它“歌颂革命战争，并通过战争来普及现代革命历史和中共党史”[1]，通过对革命战争的描写来普及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知识是这类小说鲜明的政治目的。这样一种创作的出发点就决定了作家在描写过程中把重心放在对战争、战役的表现上，比如像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它代表了战争小说在当时的一种典范写作，这部小说取材于1947年3月到9月在陕北战场发生的延安保卫战，小说重点描写了一系列的战役，通过对战争场面的具体描写表现了各种不同类型战争的特点。这是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最常见的一种写法，描写大规模的战役，展现你死我活的战争场面，从而达到用革命历史知识来教育群众这样一个政治目的。

茹志鹃的小说也反映革命历史，但她却避开了这些重大历史题材和对战争场面的正面描绘，只是通过对后方生活的描写，间接地映衬出前方战斗的激烈。比如小说一开始就写部队决定晚上总攻，把文工团的同志都分配到各个战斗连队去帮助工作，这个情节就体现了战争的紧张气氛，随后在包扎所描写了那些从前线下来的伤员的情况，“满身泥泞，极度疲乏，担架都是刚从泥里挖出来的”，从这些伤员的身上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前方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任务极艰巨，形势极严峻的战斗。总之，《百合花》中没有一处写到战争，但通过这种侧面描写，仍然让读者感受到硝烟弥漫、金戈铁马的战争氛围。

茹志鹃选取战争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一小朵浪花，以小见大，反映时代生活。选取横断面是短篇小说常有的写法，所谓横断面就是人生中的一个片段，通过对横断面的描写反映广阔的社会现象，把握生活的本质。对于中国当代作家而言，表现生活的“整体”和“本质”，是文学所要达到的目标。《百合花》选取了战争生活中的一段“家务事，儿女情”，这就是发生在前沿阵地包扎所里借被子的故事，作家通过这样一个日常生活片段，铺设渲染，精雕细刻，展现了革命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谊。茹志鹃所追求的是能在一个较短的篇幅里，通过一个普通人物的遭遇，一个简单、平易的事件，使人看到整个时代脉搏的跳动，反映出整个国家社会的命运。尽管我们说这篇小说对革命历史采取的是一种不同于主流的叙事方式，但在革命主题的表达上它并未超出时代的规约。

英雄人物的世俗情怀

茹志鹃笔下的主人公不是当时流行的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而是生活中的普通人。十七年时期流行的英雄观是一种高大全式的完美形象，从出身来说，必是苦大仇深，比如《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从小父母早亡，是姐姐把他抚养成人，但最后少剑波的姐姐被土匪“用刺刀剖开肚子，肝肠坠地”，连耳朵也被割掉了。《红岩》中的江姐，她的丈夫被敌人杀害，头颅挂在城楼上示众……正是这些家仇国恨才更加激发了英雄人物的革命意志。

茹志鹃对英雄人物的理解显然不同于这种流行的模式，在她看来，英雄只有在战斗中才是英雄，在平常生活中应该与普通人一样，他们也会脸红，也会有女孩忸怩的姿态，所谈论的也只不过是些家常话。在这种英雄观的主导下茹志鹃就没有重点展现小通讯员的英雄行为，只是写了他作为普通人身上平常的一面。

小通讯员没有其他英雄人物那样苦大仇深的经历，而且在生活中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他和女文工团员在路上总要保持丈把远的距离；半路休息时女文工团员挨着他坐，他就像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脸涨得像个关公。女文工团员问他娶媳妇没有，他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地数摸着腰皮带上的扣眼。通过这些描写，展现了小通讯员性格中憨厚、腼腆、淳朴的一面，表现了英雄人物的世俗情怀。王愿坚《党费》中的黄新，作为一个女同志，丈夫常年在外革命，她不但没有在工作中拖丈夫的后腿，而且自己也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联络员。山上的同志被敌人围困没有盐吃，她把腌好的咸菜送到山上，自己的女儿也因为没盐吃面黄肌瘦，想偷吃一根咸菜，黄新没有答应，她以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党性超越了亲情母性，《党费》所表现的主题就是党性对世俗情感的超越，而在《百合花》中这种世俗情怀不是被用来超越的，而是作品所要重点展现的，“‘表现主体’形象不仅没有因此受伤害，被贬低，反而有‘人情味’更加高大。”[2]茹志鹃对小通讯员形象的塑造，突破了当时对英雄人物塑造的流行模式，坚持自己的美学风格不受当时流行的创作思潮所左右，这正是茹志鹃的可贵之处。

细节展现内心

细节是通过对一个动作、一个表情的生动描绘，准确传神的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茹志鹃就是一位特别善于运用细节的作家，茅盾曾经评价《百合花》中的细节描写“这些细节描写， 安排得这样的自然和巧妙，初看时不一定感觉到它的分量，可是后来它就嵌在我们的脑子里， 成为人物形象的有机部分，不但描出了人物的风貌，也描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3]

文中对小通讯员形象的展现用到两个细节，一个是枪筒里插的树枝和野，这个细节表现了小通讯员天真纯洁、热爱生活、朝气蓬勃的性格特征。其次还有关于两个馒头的描写，在小通讯员返回前线的时候，“他从自己的挎包里掏了一阵，摸出两个馒头，朝我扬了扬，顺手放在路边的石头上，说‘给你开饭了’，说完就脚不点地走了。”这段描写非常传神地表现了小通讯员的性格特点，它体现了小通讯员对同志的爱护和关心，但同时他因为害羞，又不直接给那个女文工团员，而是把馒头放在路边的石头上，可以说这一细节是非常准确地反映了小通讯员既关心女文工团员又很腼腆的性格特点。

小说中的百合花被子前后总共出现了三次，都是围绕新媳妇这个人物，通过借被、铺被、献被这一系列的描写，层次分明，步步深入地表现了新媳妇这一人物的内心变化，真切、动人地展现了这个普通农家纯洁而高尚的美好心灵。

在这些细节描写中，枪筒里的树枝和馒头是为了表现小通讯员，写百合花被子是为了表现新媳妇，那么，对小通讯员衣服上破洞的描写，则是巧妙地把这两个人物连在了一起。破洞在小说中前后出现了四次。第一次是在他们去新媳妇家借被子时，小通讯员抱被子时衣服被挂了一个破洞，新媳妇要给他缝上，他不肯，这一细节，既表现了小通讯员腼腆、憨厚的性格， 又极自然地表现出了新媳妇对子弟兵的关切。第二次是在小通讯员返回前线时，破洞在风中飘动，这个细节为下文新媳妇在包扎所认出小通讯员埋下了伏笔。第三次在包扎所，这里不直接说明重伤员就是小通讯员，而通过描写破洞来暗示这个重伤员就是新媳妇要找的“同志弟”。第四次是缝破洞，这个场景使新媳妇和小通讯员之间的感情得到了升华，再次表现了军民之间的血肉深情。总之，《百合花》用细节描写刻画人物性格，展现人物内心世界，它大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55.

通讯的发展史篇(5)

第一类属于政治类型的冤假错案，如岳飞、于谦、袁崇焕案等。这种冤假错案中的主人公可谓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然而，大忠偏偏遇上大奸，被小人谗言所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即使功劳盖世，仍可谓穷矣，以致身首异处，能无冤乎？其实在专制之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所谓间谍通敌、怀有异心、蓄意谋反，不过都是随手可拈的现成罪名；即使一时无法找到合适的罪名，情急之下，“莫须有”的借口总可以随时拿来搪塞一用，了无大碍。这一类冤假错案究其本质而言，由于与政治紧密相关已超越刑事司法实践的范畴，与正常的法律制度和司法操作无关，可不在议论之中，权作忽略。

第二类属于因刑讯逼供造成的冤假错案。在中国历史上刑讯逼供几度成为合法的刑事诉讼必经程序，据清末沈家本所著《历代刑法考》的记载：“拷囚之事始于何时？书传未详。《月令》乃周末儒生所撰纂，疑周时即有是也。”由此可推测，大概在西周时期便有了刑讯逼供。自周朝以来，尽管历代刑事讯问中建立起了“先情讯、后刑讯”的制度。据《周礼·秋官·小司寇》记载，在西周时期便有了审讯“五听”之规定：“以五声听狱诉，求民情。”先晓以利害，如若不老实交代且有重大作案嫌疑，就将刑讯作为获取口供的必要手段。由于有了法律的明文规定，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便已是家常便饭了。当然中国古代的刑讯逼供蔚然成风与酷吏政治紧密相连。

在中国古代，酷吏政治也算是一大中国特色，以至于千古不朽之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中专列“酷吏列传”以作评说，从此之后酷吏就成为中国史家言说历史时不可或缺的一类特殊人物了。其实，早年的酷吏并非都是凶神恶煞，一般都曾属于忠于职守，信守法律之辈。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条件下和适应中央集权政治的内倾式发展的需要，酷吏政治日益成为古代官场相互倾轧的常态现象。

西汉宣帝时，廷尉史路温舒在其所著的《尚德缓刑书》中历数暴秦具有十大弊政，指出正是暴秦时代严刑峻法，网密于凝脂，毒甚于秋荼，酷刑恶法施之于海内，是以赭衣塞途，冤狱满地，天下溃叛，由此揭示了暴秦灭亡的必然性。然而，汉承秦制仍任用酷吏，司法黑暗依然故我仍是。所以，路温舒痛心疾首地指出，凡为治狱之吏犹如身怀利器，必生杀心，是故必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败法乱正，离亲塞道”。本来嘛，“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所以治狱尤当慎重。然而专制社会必以威严治国，高压服人，让整个社会时时处于一种恐惧之中，方能镇住各路人马和平头百姓。由此，路温舒一语道破了当时治狱黑暗的真谛：“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这就是说，判案严厉的都能获得公道的名声，判案公平的反而后来多有祸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专制社会的恐怖之状不言而喻，令人不寒而栗。路温舒除了对狱政黑暗、用刑酷烈的现象进行痛斥外，还对造成冤狱的原因——刑讯逼供——表示深恶痛绝，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揭示。路温舒认为刑讯迫使罪犯编造假供，给狱吏枉法定罪大开了方便之门。正所谓“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可得”。严刑拷打，靠刑讯来逼供，“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晓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实这中间无疑已包含着“诱供”、“指供”、“问供”现象，以进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却，则锻练（炼）而周内（纳）之”，就是说：怕上级批不准，必须把上报材料和定罪报告写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其进路不过是：一、进一步对“人犯”进行刑讯逼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证”，使“成练者众”；二是组织专案小组对材料进行精心加工，对报告进行周密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由此铁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唐朝武周时期的周兴、来俊臣、索元礼之辈任意出入人罪，大兴冤狱。武则天篡唐建周后为了巩固其夺来的李唐江山，不惜放手任用酷吏，酷吏政治和特务手段由此应运而生以致兴隆。例如，酷吏来俊臣，不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通过“请君入瓮”刑讯“同伙”周兴，还专门撰写了空前绝后的《罗织经》。此书不仅是一本“刑讯经”、“整人经”，还是一本彻彻底底的“害人经”，其中所描绘的“凤凰晒翅”、“玉女登梯”、“仙人献果”、“突地吼”、“死猪愁”等刑讯逼供手法，绝对是汇集了人类到彼时为止的所有一切邪恶和残忍。来俊臣在审讯前一般先请囚犯们“参观”各种刑具，许多囚犯看后无不两腿发抖，冷汗直冒，精神崩溃。于是，酷刑之下，不患无供，自认其罪，可见，刑讯逼供的苦楚，完全造就了“暴力恐怖”在无辜者心中的恐惧并已植入其心底。正是刑讯逼供使得一段青史不知平添了多少冤魂，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已无法一一列举冤者姓名，由此却道尽了中国古代司法领域的极其险恶。

第三类属于因法官刚愎自用、胡乱判决而造成的冤假错案。由于中国古代未能建立起公正合理的诉讼机制，纠问式的法官独断案件的制度设计少了一个纠错机制。于是，为官者虽无私心作祟，但由于自信高人一等断案如神，于是刚愎自用也会冤案丛生。像明朝永乐年间苏州的熊友兰与苏戌娟一案中，无锡县屠户尤葫芦遭人杀害，县令过于执错，断尤葫芦养女苏戌娟与途中相识客商熊友兰通奸害命，杀父盗财，判定二人死刑。幸遇被百姓称为“爱民如子、包公在世”的苏州知府况钟，明察秋毫，为民请命，不辞劳苦，明察暗访，使真凶娄阿鼠最终落入法网，昭雪冤案。蒲松龄在《聊斋》记叙的清朝东昌的鄂秋隼、宿介与胭脂案，恰似熊友兰与苏戌娟案，其中冤屈又胜过该案。胭脂父亲被杀，县官疑是书生鄂秋隼所为，动用重刑屈打其成招，遂被问成死罪。后这一公案经济南府复审，太守吴南岱年轻有为，一见鄂秋隼心存疑惑，料不像个杀人凶犯。通过私访，获知浪荡子宿介觊觎胭脂美貌，曾逾墙侵入胭脂闺房欲强行不轨，随对宿介动刑，宿介熬不住刑，只得招供杀人。录下口供，铁案如山，无人不赞吴太守精明能干，宿介只等秋后伸颈待斩。然学使施愚山接过该案，硬是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破绽，查获了真凶毛大。当然，像清末光绪年间浙江余杭县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则更为复杂。豆腐店伙计葛品连暴病身亡，余杭知县刘锡彤公报私仇，移花接木，把杨乃武骗至县衙，严刑逼其供述与葛妻小白菜有奸，以“谋夫夺妇”拟定问成死罪。浙江巡抚杨昌浚明知此案有假，为保自己面子和众多参审官员前途，会同藩台、臬台蓄意抗命，不准小白菜翻供，复以“通奸谋命”定拟。幸恰遇清朝官场内部倾轧，据传得慈禧太后旨意而免罪获释。真是一曲冤歌传百年，长伴遗恨说“青天”。在这里也须加以指出，众多官吏的刚愎自用，胡乱判决也是跟刑讯逼供紧密连贯，不然没有人愿意将屎盆扣在自己头上的。

如果说，在人类的早期由于相对的历史限定和落后观念的影响下，不能建立起温和的刑法观念和严防冤假错案的底线还有某些合理的时空因果关系的话，以至于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不能予以道义上的宽容但也只能通过理性的批判作历史的了结。然而，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虽然已经告别了宗法专制制度，告别了蛮荒时代，但我们的时代依然无法彻底告别冤假错案的时常发生，对此我们是否也应当进行反思与自省，我们的血脉中是否仍然传承着祖先留下的挥之不去的“宁可判错，断不能放错”的错误司法观念。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讲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评价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冤假错案总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历史上是如此，现实中也是如此。每一起冤假错案背后总有一个刑讯逼供的场景，总像阴云一样笼罩在中国刑事司法领域的上空，从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诟病，也让中国的整个刑事司法领域集体蒙羞。尽管我们已经知道，在人类的刑事司法领域，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敢放言可以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也没有哪一个刑事司法制度已经完美到可以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程度，更没有哪一个法官敢说他从来就没犯过任何差错。

然而，一旦发生冤假错案，不仅损害了国家司法公信力的权威，更侵害了社会公民的合法权益。执法犹防冤假事，一案成错几家哭，甚至冤案后面尸骨枯。刑事司法领域一旦存在不公不正的问题，往往会通过口口相传或者媒体曝光被放大，从而引起社会对于司法环境的整体不良观感。细想之，办案者跟冤假错案的当事人也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为什么在没有可靠证据的情况下，想方设法通过刑讯逼供也得坐实罪名呢？

“专为深刻”的入罪思维习惯所然，当然背后可能还隐藏着政绩、治绩的追求。由此可以看出治狱之吏一旦忘记了恻隐之心，忘记了社会公义，恶法酷吏的思想观念随时可能死灰复燃。

通讯的发展史篇(6)

[关键词]口供；证据制度；刑讯逼供；原因

口供，通常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供述。在古代证据体系中，口供往往拥有着其他证据所无可替代的地位。在证据的发展历史中，口供一直是一种最古老的证据，历来受到重视，封建统治者认为“罪以供定，犯供最关紧要”，这一观点奉行口供至上，必然导致刑讯逼供。新中国成立以后，封建余阴仍然影响我们，刑讯逼供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至今为止，口供至上仍是发生错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从历史的角度对口供制度进行反思并试图加以完善很有必要。

一、中国古代口供制度之演变

（一）产生时期

西周之前，王权与神权统一，司法活动是以神权政治理论为指导的神判天罚，司法判决往往借助卜问神灵的形式，加重威慑的力量。如许慎《说文解字》中“，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用神兽去触有罪者，正是过去实行神判的反映。

自西周开始，以“明德慎罚”为核心的德治思想代替了“代天行罚”的神权政治，使司法活动由神判定案转向了以人为主，基本上摒弃了神示证据。中国的审判由神判法时期进入了人判法时期，这种转变也使得口供变得日益重要。《尚书正义・吕刑》云：“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各得其辞，乃据辞定罪。与众狱官共听其辞，观其犯状，斟酌入罪。”就是说审判官员要先听取双方的陈述，核实之后再予以判决。《周礼》中论述的有关当时法官断案的“五听”制度对后世的审判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周礼・秋官・小司寇》规定：“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即要求司法官从言辞、神情、呼吸、听觉、目光五个方面去了解当事人的心理活动。[1]

（二）发展时期

秦保留了西周时期对口供的重视，《睡虚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讯狱》中记载，“凡讯狱，必无尽听其言而书之”，先听完口供并加以记录，但秦代并不以口供作为结案的主要依据。因为秦朝在思想上推崇法家，法家从“人性恶”的人性理论出发，认为人人都是追逐利益的，每个人都有犯罪的动机，而一旦某人实施了犯罪，其主观心态上就不值得深究，而主要看行为人是否实施了行为，这更主要依靠人证、物证，而非主要依靠行为人的口供来说明。汉代口供又称为“辞服”，辞即当事人的供辞，它是定谳的前提，是结案的要据，而且汉代规定了可以用刑讯之法使被告服告劾之辞，《汉书・杜周传》云：“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狱吏为了取得可供立案、定案的狱辞，往往采用种种严刑酷法拷问囚犯，“棰楚之下，何求不得。”[2]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发展了一套运用心理学的知识来判断口供真伪的方法，如《晋书・刑法志》有云：“夫刑者……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从具有代表性的南朝梁陈的“测罚法”为获取口供的刑讯方法中不难看出，随着刑讯制度的合法化，口供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三）成熟时期

自隋唐开始，口供这一证据制度已趋于完善，获取口供的制度也基本确立下来。唐代在审讯中采取：“纠问式”，定案主要依据口供，并允许刑讯，但对其作了严格的限制；宋不但加强了对刑讯的限制条件，而且规定司法官的回避制度也加重了刑讯的责任；至明清时，沈家本在其《历代刑法考》中云：“惟《唐律》于拷囚之法甚详。《明律》概行，遂无节度，遇有疑难之案，仁厚者束手难行，暴戾者恣意捶打，枉滥之害，势所不免，此古法之所以不可遽废也。”[3]事实上《明律》并非如其所言的删去了拷讯的规定，相反在《明会典》和《大明律》中有关于刑讯的规定，而且在实践中，重刑滥讯，泼囚诬服的现象相当普遍，明清律不仅继承了历代刑法逼供的特点，还在某些方面规定的更加详尽，在实践中也更普遍地存在刑拷逼供的情况。

二、中国古代刑事诉讼对口供的倚重与限制

中国有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历史，深厚的封建专制思想和“有罪推定”“据供定案”等鞫狱原则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始终，在此背景的影响下口供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是其它证据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在案件的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所提供的信息可以作为侦查人员收集、核实其他证据的线索，并且可以帮助侦查人员作出适当的决定。所以，口供对负有刑事侦查职责的官员有着很强的诱惑力，以致于从以获取口供查明案情为目的发展到“断罪必取输服供词”的极端。诉讼对口供的需要强化了人们的依赖心理。对口供的依赖几乎是与人们对口供所寄予的希望同时产生的，两者呈现相互促进的关系。人们希望从口供得到什么，就想方设法获取什么样的口供。

以求真为目的的获取口供的古代诉讼史其实就是一部刑讯逼供的历史。作为逼供的手段，在立法上都将刑讯制度合法化、制度化。在西周时期，就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治谅之必书曰:‘爱书，以某数更言，’毋(无)解辞，治(答)讯某。”由此可以看出，秦律立足于刑讯的合法性，规定对拒不服罪者，依法应当加以拷打的，施加拷打。

当然，各代也对刑讯有相应的限制。《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治狱》记载：“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有恐为败。”[4]说明秦朝在审理案件时，以不用刑讯逼供而查明案情为上策；以刑讯逼供查明案情为下策；以刑讯逼供使被告因恐惧而说假话，以致未能审明案件为失败。虽然汉代的法官特别是酷吏常常超出法律规定，动辄以各种酷刑进行拷讯，但汉律对刑讯还是作了一定限制的。汉律规定拷讯的手段只限于“榜笞”，景帝时即对刑具的规格及击打部位作了规定；宣帝先后五次下诏要求减刑。自唐代开始，历代均采取先行询问，询问不成功再行拷问的两步取供法，只有对犯罪的凭证考察得比较确实而当事人还是狡辩否认的，司法官才能予以拷掠刑讯。唐律从刑讯的条件、程序、方法、对象和刑具等各方面对拷掠作了限制，以确保刑讯的合理、有效。一承唐制的宋代，在沿袭唐律对刑讯限制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如对于贼盗刑事案件，如果勘查情况与原告证词不同，或者赃证具在不招供认罪时，方可进行拷掠，即《宋刑统・断狱律・不合拷讯者取众证为定》所记载的“勘得宿食行止，与元通词款异同，或即支证分明，及赃验见在，公然抗拒，不招情款者，方得依法拷掠”。[5]此后，元、明、清有关刑讯的法律规定虽然略于唐宋，但也有相关的限制规定，明洪治年间还专门规定了拷讯致死罪。历朝历代，特别是汉代以后，受儒家仁道思想的影响和指导，虽然对拷讯进行了有限度的抑制，但这些均是表面现象，在君主专制条件下，妄想对刑讯做到实质性的限制显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虽然口供至关紧要，但刑讯逼供也并非对所有被告人都适用。唐朝时期，如果被告人是封建贵族、老弱病残者，法律规定不能对他们刑讯逼供，对他们采取的定罪方法是采用证人证言，据众证定罪。《唐律》规定：“诸应议、请、减，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6]

三、中国古代口供至上的原因

口供在中国古代证据制度占有极为重要之地位，究其原因，依笔者拙见，大约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是重口供在认识论上的根源。古代专制统治者认为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是被追诉对象，一旦被证实其犯罪，必将受到国家刑罚的制裁。因而在一般情况犯罪嫌疑人是钢牙紧咬，坚不吐实；但一旦主动供述，其所陈述的内容则极具真实性。他们信奉“被告人自己供述的事实一定是真实可靠的，不会往自己头上栽赃”这一简单而机械的逻辑，而忽视事物的错综复杂性，单纯从这一片面的逻辑出发，必然得出倚重口供的结论。

第二，在中国古代，鉴定、勘验结论、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形式难以发挥其作用，而获取口供的方式相对便易，因而，审判人员不得不过度依赖口供。古代侦查技术落后，不可能有十分权威的鉴定结论等科学证据，尽管也出现了《洗冤集录》、《拆狱龟鉴补》等专著，但毕竟数量有限，且未对诉讼制度产生重大影响。物证尽管客观性强，但它毕竟是哑巴证据，难以自身证明案情，必须借助其他证据的补强才能证明案情；同时，物证又容易被人伪造，容易造成冤假错案。书证尽管是白纸黑字，权利义务关系清楚，但它主要在民事诉讼中起作用，在刑事诉讼中很难有用武之地。证人证言尽管具有较强的证明作用，但封建社会是等级社会，证人的不同身份和地位决定了证言的份量不同，同时，我国封建社会诉讼制度还规定“亲亲得相隐匿”，禁止特定身份的人之间相互指证犯罪，因此，在刑诉中要获得高质量的证言是非常困难的。

第三，依口供定罪往往是法律上的要求。封建社会许多朝代明确规定定罪判刑必须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并且这种口供是对有罪供认的口供。上述各种原因交织在一起，便自然使口供的地位被无限拔高，以至于达到“证据之王”的高度，并形成“罪从供定，犯供最关紧要”、“无供不录案”的局面，口供最终被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

四、结论

目前，我国公安司法机关对口供最主要的倾向就是过分迷恋，这不仅有历史层面原因又有现实层面的原因，要想短期内改变诉讼文化对人们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同时，这种诉讼文化心理已得司法人员的普遍认可，加之，现实社会中普通民众往往认为“不抓人”就是徇私枉法，“抓住人”往往才能平民愤、安民心。因此要想彻底改变传统落后观念对普通民众，甚至某些司法机关的消极影响，仍然亟待加强普通人民群众的的法制观念，尤其是直接从事刑侦工作的人员，更应对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观念，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将一种正确的口供观予以彻底贯彻。

参考文献：

[1]郑牧民.论中国古代获取证据的方法[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2]汉书・路温舒传.

[3][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518.

[4]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260.

[5]宋刑统・断狱律.

通讯的发展史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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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从媒体切入移动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成为视频网站争夺的新战场。2012年12月27日，搜狐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表示，在移动互联网真正井喷式爆发的当下，媒体将是搜狐抢占移动互联网市场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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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欲收购英国《金融时报》

据外媒报道，彭博社老板布隆伯格正考虑收购英国《金融时报》集团。该集团旗下包括《金融时报》和所持有的《经济学人》杂志半数股权。该消息恰逢西方多家报纸业务关闭之时，在并购改革中传统媒体能否重新焕发活力成为业界关注焦点。

据悉，《金融时报》的价值约为12亿美元，但其所有者英国传媒巨头培生集团实际上还没有宣布将出售《金融时报》。报道称，布隆伯格担心《金融时报》可能将拉低彭博社的整体盈利水平，因此，他将可能在数字领域展开收购，如职业社交网站Linke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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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闻周刊》停出印刷版

2012年的圣诞节，对于美国老牌杂志《新闻周刊》来说异常寒冷――它的纸质生命行将结束，活力只能在网络上延续。

12月31日上摊的最后一期《新闻周刊》，封面采用黑白主色调，图案是曾经的《新闻周刊》办公室大楼；标题是“最后一期”，却在字母前面加上了网络流行符号“#”，仿佛在发一条微博。从2013年开始，《新闻周刊》将只发行网络版，改名为《世界新闻周刊》，提供网上付费阅读。定位读者群为“渴望深入了解世界新闻的高度电子化的意见领袖”。此前，有报道称，该杂志每年亏损4000万美元。

《华盛顿邮报》推出在线时政视频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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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这一频道将播出一些专门的节目，它们将以《华盛顿邮报》新闻记者和评论员，以及来自全国的重点新闻制作者和观众为特征。到时，观众可在台式电脑或移动装置上观看单个剪辑的视频或完整的节目；这些内容同样可以在一些与特殊设备相连的电视机上观看。

计划中的视频节目将包括组织到一个节目中的上百个片段，每月播出时间超过30个小时。邮报计划在一个新设计的平台上播出经过扩展的视频节目，这个平台非常易用并且交互性较好。同样的，视频也将会放在主页和文章之中。

《潇湘晨报》 出玫瑰花香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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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文历史》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