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投资理论精品(七篇)
长期投资理论篇(1)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核算中,投资方企业由于涉及到对冲减投资成奉的确认和享有投资收益份额的确认,会计实务处理有一定难度。本文侧重于实务核算中的会计分录处理,考虑了一些处理细节,没有使用教材中的计算公式,意在化繁为简,便于理解。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提供参考内容。 解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一、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 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账务处理比较简单,但必须引起注意的是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税法规定应在投资发生时,投资方要将其分解为按公允价值销售有关非货币性资产和投资两项经济业务进行账务处理,故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可能会发生所得税,此时税金要计人投资方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例1]东方公司2000年4月1日购入甲公司股份20000股,购入价每股30元,支付相关税费20000元,占甲公司表决权资本的10%尔厅公司准备长期持有该股份。 尔方公司购入甲公司股份时会计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甲公司620000 贷:银行存款620000 二、投资年度的利润或现金股利的处理 [例2]承例1,甲公司2000年5月2日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每股0.5元。 东方公司的投资发生在被投资企业宣告发放股利前,属于清算性股利,应该冲减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借:心收股利1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甲公司10000 三、投资年度后利润或现金股利的处理 投资年度后发放的现金股利,可能包含了投资收益和清算性股利两部分,因此要分清投资前后利润的实现情况,确认属于投资收益的金额和冲减长期股权投资成本的金额。 第一种情况:发放股利小于或等于投资企业按照投资后被投资企业实现净利润应享有份额 [例3]甲公司2000年度实现利润60万元,其中1～3月实现净利润10万元。2001年5月1日宣告发放现金股利40万元。 东方公司账务处理如下: 应该确认的应收股利为4万元(40x10%);由于4～12月甲公司实现净利润50万元,东方公司投资甲公司后按实现净利润应该享有的收益份额为5万元(50x10%)。东方公司分得的现金股利4万元少于其按净利润计算应该享有的收益份额5万元,说明2000年度冲减成本的1万元清算性股利已经被现在实现的净利润所弥补。故除了应该将现金股利全部确认为投资收益外,还要将2000年5月冲减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1万元转回确认为投资收益。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核算中,投资方企业由于涉及到对冲减投资成奉的确认和享有投资收益份额的确认,会计实务处理有一定难度。本文侧重于实务核算中的会计分录处理,考虑了一些处理细节,没有使用教材中的计算公式,意在化繁为简,便于理解。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提供参考内容。 解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一、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 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账务处理比较简单,但必须引起注意的是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税法规定应在投资发生时,投资方要将其分解为按公允价值销售有关非货币性资产和投资两项经济业务进行账务处理,故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可能会发生所得税,此时税金要计人投资方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例1]东方公司2000年4月1日购入甲公司股份20000股,购入价每股30元,支付相关税费20000元,占甲公司表决权资本的10%尔厅公司准备长期持有该股份。 尔方公司购入甲公司股份时会计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甲公司620000 贷:银行存款620000 二、投资年度的利润或现金股利的处理 [例2]承例1,甲公司2000年5月2日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每股0.5元。 东方公司的投资发生在被投资企业宣告发放股利前,属于清算性股利,应该冲减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借:心收股利1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甲公司10000 三、投资年度后利润或现金股利的处理
长期投资理论篇(2)
关键词：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法 权益法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有成本法与权益法两种。当投资企业拥有被投资单位20%以下表决权资本时，应采用成本法核算；当投资企业拥有被投资单位20%或20%以上表决权资本时，一般应采用权益法核算。当投资企业拥有被投资单位表决权资本增加或减少时，就有可能产生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与权益法转换的核算的问题。下面就这个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论述。
一、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概述
从股权核算的原则上来看，股权可分为以下五类：投资单位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投资；投资单位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的投资；投资单位对被投资单位不能控制且不具重大影响，公允价值也不能可靠计量的投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投资；可供出售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在目前的会计实务核算中主要有两种核算方式，一种是成本法，一种是权益法。成本法是指投资按成本计价的会计核算方式，权益法是指按投资方在被投资单位拥有的净资产量进行会计处理的核算方式。在会计核算中，长期股权投资是使用成本法还是权益法来进行处理，相对于形式而言更加注重经济实质，会计核算中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实质重于形式。这个原则也适用于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确定，持股比例本身并不是唯一的判断标准，应该考虑到对被投资单位共同控制、重大影响等各种因素。如果在完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状况下，持股比例介于20%-50%之间，会计核算处理采用权益法，否则采用成本法。
这样的规定，其实质是看股权投资是否对被投资单位有影响力，对于成本法而言，较低的持股比例（50%），投资单位可以完全控制被投资单位，其实质也是单纯追求经营利润的并购行为，所以也同样以实际支出成本核算比较合适。而权益法，持股比例在20%-50%，投资单位对被投资单位能产生重大影响，其投资行为并不单纯为了追求投资收益或经营利润，还要达到特定的目的，例如影响被投资单位的经营决策，使其经济行为与投资单位经营产生协同效应，或是为实现长远发展而与被投资单位形成战略联盟等等。这样的投资行为甚至短期内不会产生正收益，更多地是从战略角度考量，以所持有股份的比例和市值为标准进行核算，采用权益法比较恰当。
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核算方法在确定以后也不是永远不变的，会因长期股权投资的持股比例变化、投资单位和被投资单位之间的关系变化、投资者和被投资者之间的身份变化、对被投资单位是否具有共同控制、重大影响等情况在成本法和权益法之间转换。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长期股权投资会计核算方法需要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的进行调整，以保证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经济实质。
二、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
追加投资与减少投资都会使长期股权投资核算由一种方法转换为另外的方法，但应区别形成该转换的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一）成本法向权益法转换
1.追加投资引起成本法向权益法转变
如果投资单位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则长期股权投资会采取成本法进行处理。但如果投资单位追加投资比例，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或是实施共同控制的，那么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要相应的由成本法转为权益法，同时要区分原持有的股份以及追加的股份并分别处理。
投资单位原持有的股份账面余额，并不一定与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按原持股比例计算的金额完全一致，极有可能差额。如果前者大于后者的，则不需要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直接按投资成本的价值计算；反之，根据其差额分别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和留存收益，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
贷：盈余公积（利润分配）
对于追加的投资，比较新增投资耗费的成本与取得该部分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前者大于后者的，不调整，超出部分以商誉形式体现；反之，根据其差额分别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和当期的营业外收入。会计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
贷：营业外收入
因为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在原取得投资后至追加投资的交易日发生变动的，属于原取得投资至追加投资期初的，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和留存收益，其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
贷：盈余公积、利润分配
属于追加投资期初至追加投资日之间，应计入当期损益，其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
贷：投资收益
在上述两种情况之外的，则需计入资本公积，其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
贷：资本公积
长期股权投资对于留存收益及商誉部分的计量应保持前后一致，这样才能体现出会计核算一贯性的基本原则，使会计核算具有纵向可比性，从整体上把握并动态地调整与投资相关联的商誉和留存收益。
2.减少投资引起成本法向权益法转换
若处置部分股权后，剩余部分股权仍然可以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或与其他投资方一起实施共同控制，则需调整为权益法核算。比较剩余股权投资成本与按照剩余持股比例计算原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前者大于后者的属于投资作价中体现的商誉部分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反之，则需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以及留存收益。其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
贷：盈余公积、利润分配
原取得投资以后至因处置部分股权导致转变为权益法核算这段时间，被投资单位取得的净损益中应享有的份额，属于原取得时至处置部分投资当期期初被投资单位取得的净损益（扣除已发放及已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及利润）应享有的份额，调整留存收益；属于处置投资当期期初至处置日之间份额，调整当期损益；对被投资单位所享份额对应的所有权益变动在上述两种情况之外的，则需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以及资本公积。
（二）权益法向成本法转换
权益法向成本法变更也是基于两种情况，这与成本法向权益法的转换相似，其分别是增加及减少股权投资。
1.多次通过交换交易分步取得股权并最终形成企业合并
因追加投资导致对被投资单位的投资转变为对子公司投资的，应采用成本法进行核算。以购买日之前所持被购买方的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与购买日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该项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倘若涉及到其他综合收益的，应当在处置该项投资时将与其相关的综合收益转入当期投资收益。
2.因减少投资导致持股比例下降
正常情况下，长期股权投资存在客观的市场报价或其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并且投资单位对被投资单位进行相应的股权投资后，实质上能够对被投资单位进行共同控制或具有重大影响的，那么投资单位的长期股权投资应该采取权益法核算。但是如果投资单位减少投资导致上述条件不再成立时，应以转换时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作为按照成本法核算的基础核算。
三、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处理方法改进的意义
成本法与权益法的转换，其根本出发点是以反映经济交易或事项的本质为目的，真实的对交易或事项进行会计计量和确认，保证提供出真实、完整的会计信息，这也是会计核算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新会计准则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体现出对公允价值在会计计量中运用的高度重视。公允价值能够客观的将资产或负债的实际价值在某个时点上反映出来，并能体现出资产会给企业带来的预期利益，这比历史成本计量更具相关性，这也更符合现代企业全面收益观的要求。但企业采用公允价值进行会计计量一定要考虑到信息的可靠性，可靠性同样是影响决策的关键因素。
为适应长期股权投资会计准则的应用，企业必须与时俱进，加强培训与学习，建立确定公允价值的方法和系统，对于活跃市场的报价进行信息收集、建立计算机模型，建立合理的资产减值损失评估系统，关注企业的风险管理、经营策略的新变化，提高职业判断能力，促进企业综合效益的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谷小倩.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与权益法转换会计处理[J].财会通讯，2010（4）.
[2]曹文芳.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与权益法转换会计处理的优化[J].财会月刊，2011（4）.
长期投资理论篇(3)
关键词：新准则；长期股权；企业合并；影响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193-02
1 新准则会计处理的基本方法
新准则对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成本的计量、权益法与成本法的适用范围及处理方法、减值准备的确认与转回等方面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调整和规范；对企业合并业务区分同一控制和非同一控制、以及合并方式做出了全面的规范。1.1 会计业务分类的基本框架
1.2 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的计量
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计量的关键是资产的计价基础是公允价值还是账面价值，是以谁的资产为基础，产生的差额以及期间发生的相关费用如何处理等问题。按上述分类具体处理如下：
（1）非合并业务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①以支付现金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和与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直接相关的费用、税金及其他必要支出作为初始投资成本。②以发行权益性证券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③以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含长期股权投资）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初始投资成本（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更加可靠）；以不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含长期股权投资）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初始投资成本。④以债务重组的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债权人应当以因放弃债权而享有股份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2）通过企业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企业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要区别企业合并方式以及合并前后是否属于同一个控制人分别处理。
①控股合并。
同一控制下：以支付现金、转让非现金资产或承担债务方式作为合并对价的，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发生的各项直接相关费用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为企业合并发行的债券或承担其他债务支付的手续费、佣金等，应当计入所发行债券及其他债务的初始计量金额。以发行权益性证券作为合并对价的，应当在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发行费用，应当抵减权益性证券溢价收入，溢价收入不足冲减的，冲减留存收益。
非同一控制下：以合并成本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①一次交换交易实现的企业合并，合并成本为购买方在购买日为取得对被购买方的控制权而付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②通过多次交换交易分步实现的企业合并，首先应分别合并前的每一单项交易对原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调整恢复至最初取得成本，合并成本为合并前每一单项交易的成本之和加上合并日新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的总和。③合并时对可能影响合并成本的未来事项作出约定的，如果估计未来事项很可能发生并且对合并成本的影响金额能够可靠计量的，应当将其计入合并成本。同时，对购买方为进行企业合并发生的各项直接相关费用也应当计入企业合并成本。
②新设合并。合并后使原投资者成为新设企业的股东。同一控制下，按享有新设企业股份的账面权益作为持有新设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非同一控制下，按享有新设企业可辩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持有新设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③吸收合并。
通过吸收合并，原长期股权投资伴随被投资主体的消失而抵消。同一控制下，合并中取得的资产、负债直接按在被合并方的原账面价值入账；非同一控制下，合并中取得的符合确认条件的各项可辩认的资产、负债按公允价值直接确认为本企业的资产和负债入账。
1.3 权益法与成本法在长期股权投资后续计量中的运用
新准则下权益法和成本法的适用范围以及具体处理的方法都有较大的变动。
(1)初始投资成本的调整。初始投资成本大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辩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是投资企业在取得投资过程中通过作价体现出的与所取得股份相对应的商誉及不符合确认条件的资产价值，不需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调整和账务处理；初始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辩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体现为经济利益的流入，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同时调增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2)投资损益的调整确认。由于被投资单位个别利润表中的净利润是以其持有的资产、负债账面价值为基础计量的，而投资企业经过初始投资成本调整后是以被投资单位有关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投资成本的，取得投资后应确认的投资收益代表的是被投资单位资产、负债在公允价值计量的情况下所产生的损益归属于投资企业的部分。
2 新旧准则会计处理的主要差异
与原准则相比，新准则在长期股权投资、企业合并的业务处理上有较大的差额，具体如下。
2.1 与原投资准则的主要差异
（1）缩小了准则规范的范围。原投资准则规范的内容包括短期投资、长期债权投资和长期股权投资。新准则仅包含了长期股权投资。
（2）调整了成本法和权益法核算范围。原准则对有控制权的投资（即对子公司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新准则规定采用成本法核算，但在编制财务合并会计报表时调整为权益法。
（3）规范了对初始成本的计量确认。原准则主要区分成本法和权益法对初始投资成本采用不同的确认方法，并在权益法下对初始投资成本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账面权益份额的差额，计入股权投资差额。而新准则在企业合并业务下还要区分合并前后控制人的变化对初始投资成本进行区别处理。权益法核算中取消了股权投资差额的做法，对初始投资成本大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辩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属于商誉的部分，不需调整初始投资成本；如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辩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应计入当期损益，调增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4）改变了权益法下对投资损益的确认方法。原投资准则按持股比例确定享有被投资单位账面净利润的份额，确认为投资损益；而新准则主要以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各项可辩认的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对被投资单位的账面净利润进行调整后进行确认。
（5）改变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的有些做法。原准则对由于被投资单位经营状况变化等而导致其可收回金额低于投资的账面价值，应将可收回金额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提的减值准备，确认为损失，以后会计期间恢复时，可以转回。新准则则要求企业期末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如果发生减值，先冲减商誉，商誉减为零后，再作长期投资的减值，减值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
2.2 与原《企业兼并有关会计处理问题暂行规定》的主要差异
（1）细分了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
（2）改变了商誉的会计处理。
（3）改变了合并日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要求。
3 新准则实施对企业的主要影响
新准则已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率先实施，将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带来较大的影响，受到了投资者和相关利益者的普遍关注，主要体现在对企业净资产、经营成果以及利润分配等方面的影响。
3.1 对企业利润和净资产的影响
首先是对新老准则转换时的影响。权益法中对长期股权投资不再设置“股权投资差额”明细科目。实施新准时，原同一控制下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差额，全部结转，对以前年度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进行调整，公司净资产相应变动。其次是对长期股权投资取得时的影响。由于公允价值的运用，通过债务重组、非货币换以及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等方式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后，原有资产的增值得以体现，产生当期损益，往往会引起公司利润的增加和净资产的增加。再次是对长期股权投资持有期间的影响。由于权益法下初始投资成本按被投资单位可辩认净资产公允价值计量和调整，以及计提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不能转回等因素的影响，在被投资单位盈利时确认的收益相对原有准则来讲，投资收益会大大减少。还有，新准则对子公司平时采用了成本法核算，在合并会计报表时才运用权益法，在子公司盈利时母公司个别会计报表反应的投资收益相对较少，影响母公司的净利润。
3.2 对企业利润分配和会计报表的影响
长期投资理论篇(4)
论文摘要：价值投资理论经过许多价值投资者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已经构建起了以“内在价值”和“安全边际”为核心的价值投资理论体系。但是作为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投资理念，价值投资理论在很多情况下还是被投资者所误解。本文严格界定成长型价值与成长型概念的区别，指出成长型价值是属于价值投资理论，而成长型概念更多是证券市场上的投机炒作。最后，通过分析价值投资理论发展演进的过程来证实上述观点。
在回顾华尔街悠久的历史时，不难发现，在早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证券市场就是一个充斥着投机和内幕消息的领域。但是伴随着1934年本杰明•格雷厄姆和戴维•多德的《证券分析》一书的出版，证券市场的投资理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本被后来者奉为“投资者的圣经”的书籍，在其后的岁月内被连续再版，其投资理念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证券投资者。格雷厄姆用他所倡导的证券分析理论和技巧奠定了价值投资理论的基石，其后的价值投资者都是在格雷厄姆的基础之上，不断引入其他分析方法，形成各自鲜明的投资特色，因此价值投资理念才得以不断衍生和发展，并且一直被广泛使用并沿用至今。
价值投资理论作为证券市场策略和价值分析的众多投资理论之一，其产生至今还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但是价值投资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就对证券投资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在价值投资理论产生之前，证券市场投资理念主要以趋势技术分析为主，通过分析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涨跌规律来进行投资。而价值投资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模式，转而强调从公司经营管理的实质以及公司基本财务状况出发来寻找公司的投资价值。
投资与投机
投资和投机是证券市场上证券交易的两种基本行为，并且同样可以在证券市场上获得一定的投资回报，但是两者在根本上有所不同。对此，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亨利•彼特认为，区分投资和投机的标准应该从分析投资的动机入手：买入股票通过长期持有、期望分享股息分红的长期行为是投资；而买入股票仅仅是希望通过不断的买卖来获取二级市场上差价的行为是投机。杰克•弗朗西斯认为：一项交易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均是区分投资与投机的有用标准。《中国金融百科全书》则认为：投机是指利用股票价格波动，以牟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短期交易活动，其特点是交易期限短、次数频繁，具有风险性；除此之外都是投资。格雷厄姆认为：投资是指根据详尽的分析，本金安全和满意回报有保证的操作，不符合这一标准的操作是投机。
从以上的各种不同表述可以看出，投资和投机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而这种不同的实质在于投资和投机的盈利模式。笔者认为，投资和投机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风险的可控性：投资是指通过发现和创造价值来获取回报，其风险可控；而投机是指承担较大的获利不确定性，并以此来获取相应的回报，其风险不可控。从格雷厄姆的表述中，可以发现投资相对于投机而言，具有以下特点：投资是建立在对投资对象详尽的研究分析基础之上，通过客观地研究来创造价值，而投机则是通过主观的判断来获取收益；投资能够保证本金安全；投资能够保证满意的回报。
价值投资理论的定义
价值投资理论从产生以来，一直就建立在证券市场的三个基本特征基础之上：证券市场上的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受一些影响深远而又变幻莫测的因素所支配，正是这些因素导致股票的市场价格在不断变动；上市公司本身的内在价值却不同于其证券市场价格的起伏不定，而是相对稳定的。股票的市场价格在短期可能会偏离公司的内在价值，但是从长期来看，市场价格会逐渐向内在价值回归；如果在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低于其内在价值时进行购买，肯定可以获得稳定的回报，而内在价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就是“安全边际”。
证券市场的三个基本特征指出了价值投资理论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内在价值（IntrinsicValue）与安全边际（MarginofSafety）。价值投资理论的核心就是对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评估。所谓内在价值，就是上市公司的资产、收益、股利、未来前景以及管理状况等因素所决定的股票价值，是未来上市公司所拥有所有现金流的折现值。
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分为内在价值和市场价格两部分：内在价值是由上市公司自身的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所决定，在一段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而市场价格则由证券市场上的资金供给所决定，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变化较大。因此往往会出现市场价格偏离内在价值的情况。沃伦•巴菲特指出，“内在价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为评估投资和公司的相对吸引力提供了唯一的逻辑手段。内在价值的定义很简单：它是一家公司在其余下的寿命中可以产生的现金的贴现值。但是内在价值的计算并不如此简单，它是估计值而不是精确值，而且它还是在利率变化或者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测修正时必须加以改变的估计值”。
安全边际是价值投资理论的简练概括，就是上市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超过其市场价格的部分，也是价值投资者能够稳定获取的投资收益。一般来说，安全边际越大则代表投资风险越小，而相应的获利能力越强。
对于内在价值的理解，随着价值投资理论不断完善，其内涵出现了一些差别。最初，内在价值以格雷厄姆的观点为主，强调上市公司的绝对价值，也就是公司所拥有的有形资产的清算价值。后来才逐步加入菲利普•费雪关于成长型价值的观念，将公司的无形资产以及未来的成长预期也计入公司的内在价值当中。在格雷厄姆和费雪投资理念有机结合的基础上，进而形成了目前价值投资理论的理论基础，这也就是最成功的价值投资者沃伦•巴菲特所认同的价值投资理念。
格雷厄姆在分析上市公司内在价值时，看重上市公司的有形资产，而不看重上市公司的无形资产，如专利、品牌等。格雷厄姆认为价值是被事实所确定的价值，这些事实包括公司的资产、收入、红利以及任何未来确定的预期收益。所以，格雷厄姆在其投资分析中，主要在寻找市场价格与内在价值的比值偏小（也就是安全边际较高）的股票进行投资，通过买入并持有，等到其市场价格上涨体现其内在价值时，便可以获得可观的投资收益。
费雪则把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内涵进行了一定的扩充，他把这样的“内在价值”称为企业的特质，即上市公司所拥有的高于一般水准的能力，能够使得公司利润逐年递增。相比之下，他更加看重上市公司的未来发展所带来的价值，也就是那些能够增加公司价值的因素。他认为可以通过对获利能力超过平均水平的上市公司进行投资，借助于其强大的盈利增长来获取可观的超额利润。
综合格雷厄姆和费雪对于价值投资理念的定义，不难发现，尽管不同的价值投资者的理解有所差别，但是其实质是趋同的。尽管在公司内在价值的定义上不尽相同，但都来自于上市公司本身，这其中包括有形的资产、收益和股利，还包括无形的独特竞争力、优秀的获利能力、出色的经营管理能力，甚至还包括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的良好预期等。价值投资者都认可上市公司的市场价格是围绕内在价值上下波动的，并且迟早会向价值靠拢。价值投资是通过寻找优秀的投资对象而从中获利，其持有时间的长短仅在于价值投资者个人对市场的把握，而不是区分价值投资与非价值投资的关键。
笔者认为，价值投资理论是通过对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研究分析，然后比较证券市场价格，以此来决定股票买卖策略的一种投资理论。价值投资理念的核心思想，认为内在价值是确定股票价格的核心因素，只有在股票价格低于内在价值时，即存在安全边际时，才会做出买入操作。格雷厄姆以及其后的价值投资者的投资理念都是一脉相承的，而仅仅在价值投资的主要步骤的一个或几个环节有所差异，这些环节包括怎样寻找低估的证券、如何确定股票的内在价值、构造投资组合的方法。
价值型投资、成长型投资与成长型概念
成长型投资（GrowthInvesting）一直以来被误认为是一个跟价值型投资相对立的概念。绝大部分投资者认为，价值型投资就是指投资于股票价格低于其帐面价值的上市公司股票，从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恢复性上涨中获利；而成长型投资则正好相反，指的是投资于具有高于平均水平的销售及利润增长率、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上市公司股票，通过其高速成长带来未来股价上涨而从中获利。这种看法体现到投资操作上，则是价值型投资者和成长型投资者从来不会在同样的时间买进同样的股票：价值型投资者选择的买入时机为上市公司公布利空的消息时（如利润每况愈下、公司收益处于下降或没有收益、公司最新消息令市场失望等）；而成长型投资者则选择上市公司公布利好的消息（如利润上升、收益加速增长、公司公布的业绩超过预期等）时买入。正是基于上述概念，很多投资者认为伴随着证券市场涨跌的交替出现，相对应地采取价值型投资和成长型投资才是最佳的获利模式，即在熊市到来时选择价值型投资，通过选择被市场低估的股票来规避市场风险，而到牛市来临时选择成长型投资，通过利用市场热点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
其实，上述的这些观念误解了成长型投资的真谛。成长型投资并不等同于成长型股票，成长型投资是指投资于具有长期持续获取超过平均水平的销售和利润增长率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事实上，这种真正具有长期持续获利能力的上市公司是罕见的，投资大师费雪在其全部投资生涯中所发现的具有长期成长性的上市公司也屈指可数，寥寥无几。
在证券市场上之所以成长型投资会被广泛提及，能够在很多上市公司的股票上得到应用，最主要的原因是投资者往往将“成长型投资”与“成长型概念”混为一谈。所谓的“成长型概念”，就是证券市场上经常蜂拥出现的投资热点，如新技术、新专利、新产品、新市场，通过超乐观的财务业绩预测，来凭空描绘超出想象的美好前景，构造一种不切实际的高速增长。这样的成长型概念往往只能体现在对上市公司的发展预期上，难以带来实质性的增长，尤其是没有长期稳定的实质性增长。但是成长型概念却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能够吸引投资者的追捧，特别是在牛市环境下。从美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经验来看，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电子半导体成长概念，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生物工程、网络科技成长概念，最终只不过是资金追捧出来的泡沫，只有其中真正具有长期成长性的上市公司如IBM、微软、英特尔才能够脱颖而出，给投资者带来长期持续而稳定的投资回报。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随着价值投资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证券市场的新发展赋予了当代价值投资理论更多更新的内涵。格雷厄姆所推崇的以寻找市场价格低于上市公司绝对价值的投资品种的投资模式，是属于价值投资理论的，同样以费雪为代表的寻找具有长期持续成长能力的投资品种的投资模式，同样属于价值投资理论。成长型价值只不过是将更多的未来盈利增长计入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因此，本文认为以费雪为代表的成长型投资实际上属于当代价值投资理论范畴，而证券市场上所谓的“价值型投资与成长型投资”分类，实际上只不过是价值投资与成长型概念的区别罢了。
价值投资理论的演进
价值投资理论从20世纪初产生至今，只有不足百年的历史，但是追随价值投资理论的价值投资者们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投资业绩。不过，价值投资理论体系的构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价值投资者经过不断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自己的投资实践来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在价值投资理论演进的过程中，有四位价值投资者对价值投资理论体系的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分别是本杰明•格雷厄姆、菲利普•费雪、彼得•林奇和沃伦•巴菲特。
本杰明•格雷厄姆是价值投资理论的奠基者，也是第一个把逻辑和分析的原理引入证券投资领域的人。格雷厄姆构建了价值投资理论的框架：“安全边际”和“内在价值”。受到所在时代的影响，格雷厄姆在应用价值投资理论时，往往都是在寻找被市场绝对低估的投资品种，对安全边际的要求远远要超过对公司本身经营状况的要求，并且格雷厄姆在计算企业的内在价值时，只将企业的有形资产算作企业的内在价值，而剔除企业的无形资产，这样所计算出来的企业内在价值属于企业最核心、最具有安全性的价值。事实证明，在证券市场陷入低迷的时候，格雷厄姆的投资策略和投资技巧显得格外有效。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理论能够表现出对持续低潮的抗跌能力，还可以表现出在弱市中较强的获利能力，一旦证券市场行情开始转好，依照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策略所购入的大量低价股就可以籍此获得巨大的回报。
菲利普•费雪同样为价值投资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格雷厄姆强调“价值绝对低估”有所不同，费雪更加强调投资品种的“成长性”。如果说格雷厄姆看重的是股票价格与内在价值之间的绝对价值的话，那么费雪更加看重企业盈利改善来保障股票价格未来增长的相对价值。费雪所看重的“成长型价值”，非常清楚地体现在他价值投资理念中的集中投资（费雪的投资组合中从来不超过10只股票）和长期持有（费雪持有摩托罗拉达21年之久），这与证券市场上盲目地炒作“成长型概念”的投机，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别。因此，费雪所推崇的企业“成长型价值”属于价值投资理论的范畴，只不过在认识企业的成长并且发现去投资价值上，需要有非比寻常的眼光和深厚的投资底蕴。
彼得•林奇是率先将格雷厄姆和费雪的投资理念结合起来，并且成功运用到投资实践中的价值投资者，因此在彼得•林奇的投资理念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格雷厄姆和费雪的影子。在彼得•林奇的投资组合，有绝大部分是按照费雪的价值投资理论而买入的证券市场上极少数优秀公司，并且通过长期持有获取超额投资回报；而剩下部分则充分发挥格雷厄姆价值投资理论的优点，不断寻找被市场所低估的公司股票，在企业的恢复性上涨中获利。借助于格雷厄姆和费雪价值投资理论中的优点，彼得•林奇取得非常成功的投资业绩。
沃伦•巴菲特是将格雷厄姆和费雪的价值投资理论彻底融合，并且取得非凡成就的价值投资者。巴菲特常说，自己是“85%的格雷厄姆加上15%的费雪”。巴菲特是借助于格雷厄姆的方法找到了市场犯错误的机会，而借助于费雪的集中长期持有的理念实现了财富的巨幅增长。巴菲特将价值投资理论中的“成长型价值”演绎得淋漓尽致，他所长期持有的上市公司都能够保持快速而持续的成长，最终都成为拥有巨大市值的公司，巴菲特也借此成为了最成功的价值投资者。
在价值投资理论从格雷厄姆、费雪到巴菲特的不断融合和完善中，可以看到，价值投资者彻底地将成长型价值从成长型概念投机中剥离出来，融入到价值投资理论中，给价值投资理论中的“内在价值”和“安全边际”赋予更多的内涵。
参考文献：
1.本杰明•格雷厄姆，戴维•多德.证券分析.海南出版社，1999
2.菲利普•费雪.怎样选择成长股.海南出版社，1999
长期投资理论篇(5)
【关键词】 债务期限结构;股东―债权人冲突;股东―管理者冲突;投资行为
关于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已非常丰富,但学者们大都从负债总量上探索两者的关系,忽略了不同债务的异质性。其实不同期限的债务利息成本不同,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不同,对投资决策的作用机制也有差异。本文立足于成本理论,对债务期限结构与投资行为关系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以求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
一、西方学者的理论研究
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由于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企业存在两种利益冲突,即股票融资引起的股东―管理者冲突和负债融资引起的股东―债权人冲突。围绕这两类冲突,经济学界认为,与长期债务相比,短期债务成本更低,可缓解股东―债权人冲突引发的资产替代和投资不足问题,并通过控制自由现金流调节股东―管理者冲突来减少过度投资行为。
(一)缩短债务期限能抑制投资不足问题
企业的融资结构由债务和权益组成,因此盈利项目的投资收益将由债权人和股东分享。Myers(1977)指出若债权人享有投资项目的大部分收益,而股东不能获得最低回报,则即使该项目的净现值为正,股东也会拒绝,这就是投资不足问题。企业未来的投资机会可被看成增长期权,越是高成长性企业,股东和债权人在执行期权时引发的投资不足问题越严重。这可靠缩短债务期限来解决。因为若债务期限在增长期权到期前结束,则原有债权人无法分享新项目的收益,股东的投资动机就不受影响,所以拥有较多成长机会的企业应更多地使用短期债务,即缩短债务期限能控制投资不足问题。
(二)缩短债务期限能抑制资产替代问题
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在债权人的固定求偿机制和股东有限责任机制作用下,股东往往偏好投资于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而放弃低风险、低收益的项目,这就是资产替代行为。Barnea、Haugen和Senbet(1980)指出,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关于公司质量的信息在债务到期前披露,将减少财富从股东向债权人转移,即缩短债务期限可降低成本。由于短期债务的价值对企业资产风险变动较不敏感,且需定期还本付息,这将迫使股东放弃高风险的投资项目,即缩短债务期限能控制资产替代行为。
(三)缩短债务期限能抑制过度投资问题
Jenson(1986)指出,自由现金流较多时,经理为寻求与投资规模相关的个人私利,会偏离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将资金投资于非盈利项目,这就是过度投资。而发行短期债务可抑制过度投资动机,因为短期负债偿还频率高,能经常削减自由现金流,增加企业的破产风险,使经理面临更多监管,进而激励其从企业长远发展出发,作出投资决策,缓和其与股东的利益冲突。Hart和Moore(1995)将债务分为“软”债务和“硬”债务,经理对可延迟支付的“软”债务的使用有很大处置权,但却不能随意使用不可延迟支付的“硬”债务,因此自由现金流充裕的企业应发行更多短期债务,即缩短债务期限能抑制过度投资行为。
二、西方学者的实证研究
国外学者对债务期限结构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的理论假说进行了经验研究,并从企业成长性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影响投资行为的机制,鉴于杠杆比率和债务期限结构对投资的影响不是外生的,因此对内生性问题的不同考量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一)未考虑内生性问题的研究
Mitchell(1993)、Barclay和Smith(1995)发现,成长机会多的企业更多采用短期债务融资。Guedes和Opler(1996)检验了美国企业信用等级对债务期限的影响,同样发现债务期限和成长机会负相关。Parrino和Weisbach(1999)发现,债务期限越长,股东―债权人冲突越严重,成本越高;短期负债多、长期负债比例低的企业,基本没有股东―债权人冲突引起的成本。Ozkan(2000)用广义矩估计法考察了英国非金融行业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发现成长机会多的企业更依赖短期债务,有力支持了债务期限结构与投资机会负相关的假说。
(二)考虑到内生性问题的研究
在资本结构决策中,债务期限和杠杆率决策往往同时进行,两者相互影响。鉴于此,一些学者将债务杠杆决策也纳入企业债务期限问题的研究中来,实证结论莫衷一是。
⒈债务期限与投资机会负相关。Goyal、Lehn和Racic(2002)检验了成长机会变化对公司债务的影响,发现随成长机会下降,公司将提高负债水平、延长债务期限。Johnson (2003)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发现企业在缩短债务期限、减少投资不足问题的同时,将降低财务杠杆比率来避免流动性风险。Iannariello、Morsy和Terada-Hagiwara(2007)以泰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专门针对固定资产投资研究,发现固定资产留存率随短期债务增加而降低,同样证实了债务期限与投资负相关。
还有学者区分不同成长性的企业进行研究:Aivazian(2005)发现,债务期限结构对投资决策有显著影响,控制整体负债水平后,高成长性公司的长期债务和投资显著负相关,低成长性公司债务期限和投资的关系不显著。首次解释了债务期限对不同成长性企业投资的影响;Billett、King和Mauer(2007)发现短期债务能减轻股东―债权人冲突,并且这种机制在面临较严重的股东―债权人冲突的高成长性公司中更重要,拥有更多成长机会的公司应发行更多短期负债。
⒉债务期限与投资机会并非负相关。Stohs和Mauer(1996)发现,债务期限与公司成长机会的负相关关系不显著,增长型期权多的企业,因杠杆率低,未靠调节债务期限结构来减少行使期权引发的利益冲突。Antoniou、Gnney和Paudyal(2002)在考察英、法、德三国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决定因素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其中英国企业债务期限结构与投资机会显著正相关,而法国和德国企业两者间的关系不显著。Scherr和Hulsurt(2001)也没有发现增长型期权显著影响债务期限结构证据。Elyasiani、Lin和Liang(2002)对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单一方程估计结果支持投资不足假说,但在联立方程模型中,债务期限结构与成长机会间的负相关关系消失。Cai、Fairchild和Guney(2008)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的决定因素,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发现成长机会对债务期限的选择有重要影响,增长机会多的公司,为避免盈利项目被清算的风险而青睐于长期债务。Highfield(2008)检验了高成长性的企业,如具有高市盈率和高投资回报率的高科技企业使用短期债务来控制问题的理论,发现债务期限和投资回报率仅有微弱的正相关关系,而与市盈率不相关。Deesomsak、Paudyal和Pescetto (2009)发现,成长机会与债务期限结构无关,债务期限并未用来削减投资不足问题。此外Childs、Mauer和Ott(2005)认为,短期负债由于对公司价值变化更不敏感并能经常对债务重新定价,所以既能减少投资不足动机,也能减少过度投资动机,即债务期限与投资机会可能负相关,也可能正相关。
三、国内研究现状
近几年,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债务期限结构的研究,但仍处于起步阶段,理论方面基本是借鉴西方已有理论,仅有少数学者对成本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
(一)债务期限结构与投资不足问题的实证检验
肖作平(2005)、胡爱军、熊正德和谢赤(2006)发现,成长机会与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选择短期债务可避免投资不足问题,但是他们都未考虑内生性问题。而肖作平(2007)、杨胜刚和何靖(2007)在杠杆率和债务期限内生的前提下,发现成长机会与债务期限负相关,支持了减少长期债务抑制投资不足问题的预测。
以上研究为缩短债务期限能减轻投资不足问题的观点提供了证据,但也有研究不支持此论断。韩德宗、向凯(2003)考察了我国医药、生物制品行业上市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发现投资机会多的公司并未更多地利用短期负债,我国上市公司在解决投资不足问题上,并未利用债务期限工具。袁卫秋(2005, 2006)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尽管债务期限偏短,但动机并非是为克服投资不足行为。童盼(2005)发现,短期负债与投资规模显著负相关,股东与长、短期负债债权人都有利益冲突,短期负债并未减少资产替代和投资不足问题。
(二)债务期限结构与过度投资问题的实证检验
王艳辉和杨帆(2007)在对东北上市公司的研究中发现,长期负债对过度投资有强烈的约束效果,短期负债的约束效果不明显。陆正飞、韩霞和常琦(2006)发现,新增长期负债与新增投资正相关,企业当期新增长期负债越多,综合财务风险越大,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在财务危机条件下,企业通过过度投资将风险转嫁给长期债权人。而王治和周宏琦(2007)发现,短期负债并未减轻投资不足问题,但能抑制过度投资问题,并且抑制非国有控股企业过度投资的作用要大于国有控股企业。
(三)区分成长性不同企业的分组检验
杨兴全(2007)在控制内生性因素后,发现短期债务和成长性与债务融资比例显著负相关,但没有证据显示高成长性企业通过选择短期债务缓解其问题。朱磊(2008)发现,长、短期负债均与投资规模显著负相关,分组后发现,长、短期负债均加剧了高投资增长机会、低内部现金流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短期负债并不能抑制低投资增长机会、高内部现金流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刘新(2008)同样发现,长、短期负债均与投资规模显著负相关,结论支持投资不足的成本由长期债务引起的假设,但不支持短期债务减轻投资不足的假设。排除内生性因素后,短期债务在高、低成长性公司都与投资负相关,随短期负债增加,投资不足问题并未解决。朱优红(2007)发现,短期负债在高成长企业可降低资产替代动机,在低成长企业能控制投资不足问题。郭蓉蓉(2006)发现,短期负债与投资支出显著负关,长期负债与投资支出显著正相关。在分组检验中,高成长性企业短期负债对投资支出有抑制作用,长期负债表现了支持作用;低成长性企业长期负债与投资决策无关,而短期负债约束过度投资。李蓉蓉(2006)发现,债务期限结构与投资显著负相关;控制总体杠杆水平后,低成长性企业债务期限越长,投资越少,高成长性企业债务期限与投资关系不显著。
四、结论与启示
西方学者研究表明:短期债务可减少股东―债权人冲突引起的投资不足和资产替代问题,也可控制股东―管理者冲突引起的过度投资问题。债务期限结构与投资究竟是负相关还是正相关,取决于哪种作用居主导地位。对此,学者们的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结论,因为变量的选取、指标的定义、模型的选择、样本的采集以及各国资本市场的差异都会对结论产生影响。单就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度量而言就有多种方法:Barclay和Smith(1995)用的是三年以上的长期债务占总债务的比例;Ozkan(2000)用的是一年以上的债务占总债务的比例;Guedes和Opler(1996)用的是新发行债务的期限;Stohs和Mauer(1996)则用的是企业各种债务期限的加权平均值。从国内研究现状看,许多研究结果与西方的理论假说相悖,认为短期负债并未抑制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问题。这可能是我国正处于转轨经济体制中,企业所处的特殊制度环境造成的。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短期负债被长期占用的情况,长、短期负债并无实质差别,短期负债给企业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并不大,同时银行预算软约束现象的存在,使短期负债给企业带来的再融资压力也较小。短期负债的成本并不显著低于长期负债,致使其治理机制失灵。西方的成本理论,能否解释我国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有待结合我国企业特殊的外部环境来研究。
笔者认为,今后在该领域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展开:(1)在分析框架上,将委托关系和外部环境整合起来。目前的研究忽略了所得税、利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周期波动等的影响,这些因素结合具体的金融环境分析,将使结论更有实用价值。(2)在研究视角上,深入地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展开。目前研究大多以股权分散为背景,其实股权集中与大股东控制普遍存在,基于此的研究有待丰富,并可考虑从静态研究转向动态分析,现有研究假定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保持不变,而它们的改变将引起成本的变化,在二者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研究更贴近实际。(3)在样本选择上,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到研究视角中来。现有研究多以发达国家成熟的资本市场为背景,而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还不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金融体系和法律制度也与发达国家存在差别,这使问题的严重性、信息不对称程度、破产程序也不尽相同,将研究视角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将使结论更具普遍性。(4)在研究方法上,除了统计方法外,可尝试案例分析和实地调研,这些方法有助于了解管理者的具体决策动因。
【参考文献】
[1] Billett, M. T., King, T. H. D., Mauer, D. C. Growth opportunities and the choice of leverage, debt maturity, and covenants[J].Journal of Finance,2007,62(2):697-730.
[2] Scherr, F. C., Hulburt, H. M. The Debt Maturity Structure of Small Firms[J]. Financial Management, 2001,30(1):85-111.
[3] Cai, K. L., Fairchild, R., Guney, Y. Debt maturity structure of Chinese companies[J].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008,16(3):268-297.
[4] Highfield, M. J. On the Maturity of Incremental Corporate Debt Issues[J]. Quarterly Journal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 2008,47(2):45-67.
[5] Childs, P. D., Mauer, D. C., Ott, S. H. Interactions of corporate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The effects of agency conflict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5, 76(3):667-690.
[6] 童盼.负债期限结构与企业投资规模――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J].经济科学,2005(5):93-101.
长期投资理论篇(6)
关键词：人力资本理论 发展
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
理论的思想渊源。早在二三百年前，许多经济学家就有关于人力资本思想的阐述，一直到二十世纪3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的雏形渐晰。在这一时期里从威廉・ 配第、亚当・斯密到L・杜布林、A・J・洛特卡等众多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都有关于人力资本思想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体现以下在六个方面：关于人的经济价值；关于人力资本概念和涵义；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思想；关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思想；关于人力资本与收入差别关系的思想；关于人力资本与生命周期关系的思想。
这些在人力资本领域研究的思想和观点虽未被纳入经济学的主流，却构成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丰富的思想渊源，成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形成的重要基石。早在18和19世纪，朗菲尔德、尼科尔森等就做过细致的研究，人力资本同物质资本一样也存在一个形成、使用、维护、消耗直到最终报废的过程，19世纪法尔就在其《收入与财产税》一文中对人力资本生命周期问题做过分析。后来恩格尔更加明确地将一个人的经济生命划分为：成长和受教育时期、劳动或生产时期、老年时期三个阶段。这种划分甚至还能在现在的经济学研究中找到。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关于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投资等问题的研究就已经比较深入，许多重要的思想先后被提出。可以说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正是在这些思想和研究成果中萌发起来的。
然而就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呼之欲出的情况下，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却将目光转移到当时爆发的经济大危机之中，失业和商业周期波动等问题成为当时的焦点。凯恩斯理论和凯恩斯学派一时间成为了经济学的主流，并大大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这似乎中断了经济学家们在人力资本理论领域的研究。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重建、德日的兴起和众多经济之谜的涌现。这些一方面使经济学遭遇到重重的困难和挑战，另一方面也为经济学家们指明了研究的方向，提出了具体的任务。从而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创就了新的机遇。经济学家们在寻求解决这些“经济之谜”的同时，纷纷开始了有关人力资本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人力资本理论在舒尔茨、贝克尔、明塞的努力下破土而出，终于确立并逐步形成了。
宏观理论基础的确立。西奥多・W・舒尔茨（T・W・Schultz）――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为人力资本理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舒尔茨是在经济增长领域构建起人力资本理论框架的第一人，他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连续发表了《关于农业生产、产出与供给的思考》、《教育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等重要文章，成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之作。1960年，他的《人力资本的投资》的演讲曾引起理论界的巨大震撼。在这次演讲中他明确地阐述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与性质、人力资本投资内容与途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等重要思想和观点。舒尔茨认为，单从自然资源、土地和资金已不能解释生产力提高的全部原因。人力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原因，一国人力资本存量越大，人力资源质量（人口受教育程度、科技文化水平和生产能力）越高，其国内的人均产出或劳动生产率就越高。战后工人工资得到了大幅度增长，这也是来自人力资本的投资。舒尔茨的分析有力地证明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这不仅大大推动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也确立了舒尔茨在人力资本理论创立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E・丹尼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他也为人力资本理论的确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对美国1929至1957年期间经济增长之源的研究，用实证分析为舒尔茨的观点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和补充，使得理论的研究与实证分析紧密地结合起来。
就在舒尔茨和丹尼森在经济增长领域研究的同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学生――雅各布・明塞也正在从收入分配领域构建人力资本理论。1957年他在其博士论文《个人收入分配研究》一文中指出，美国个人收入差别与增长率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从人的后天质量差别及其变化入手，提出人们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即人力资本投资是个人收入的增长和收入分配差别的根本原因。随后明塞又发表了《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和《在职培训：成本、收益及意义》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本及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及其变化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了个人的收入与其接受培训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数学模型，从收入分配领域对人力资本理论做了诠释。
微观理论基础的确立。填补人力资本理论空白的工作被人力资本理论的另一位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加利・S・贝克尔（Gary ・S・Becker）所完成。贝克尔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就在家庭生产理论和时间价值与分配理论等领域做过重要的研究，并发表了《生育率的经济分析》、《时间分配理论》等文章，这些为他在人力资本理论上的创作造就了机遇。他在1962年和1964年先后发表的《人力资本投资：一种理论分析》和《人力资本：特别关于教育的理论与经验分析》两篇文章，从微观上阐述了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投资等重要思想和观念。贝克尔认为，所有用于增加人的资源并影响其未来货币收入和消费的投资为人力资本投资，对于人力的投资主要是教育支出、保健支出、国内劳动力流动的支出或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等形成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投资具有较长的时效性，因此投资时既要考虑短期收益，又要考虑长期收益；在职培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内容；收集信息、情报资料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容之一，同样具有经济价值；惟一决定人力资本投资量的最重要因素是投资收益率；一个人的收入水平因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在同龄组的人口中，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水平也越高；受较高教育的孩子，未来的收益较多，给父母带来的效用或满足也较大。从而进一步构建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微观经济基础，并被视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最终确立的标志。至此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新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分析工具――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形成了。
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
人力资本理论创立后，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众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布劳格曾做过统计，仅1970年关于从教育角度研究人力资本的文献就有1000多篇，其发展势头由此可见一斑。随着20世纪60～70年代人们对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完善，到80年代，保罗・M・罗默（P・M・Romer）和罗伯特・E・卢卡斯（R・E・Lucas）已将其发展成新经济增长理论。由此同时人力资本理论也向更广泛的研究领域扩展，并且形成多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第一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中期，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完善，许多经济学家和各类科研院所孕育出许多研究成果，分别在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等方面大大地推动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
首先，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舒尔茨、贝克尔等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深入研究了教育、职工培训、流动和信息等人力资本投资形式与途径。有些研究成果还直接被一些国家和地区所借鉴，如东南亚20世纪60～70年代的飞速发展就和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教育投资是分不开的。D・奥内尔的研究显示1967年至此1985年间教育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发展中国家高达64％。
其次，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方面，20世纪60～70年代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人与社会的经济收益方面，也涉及到一些非经济方面的影响，如贝克尔、刘易斯等对人口质量、家庭、婚姻和生育等方面影响的研究。除此以外，明塞还提出了教育投资模型，贝克尔提出了在职培训模型，本・拉斯、罗森、海利等还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生命周期模型，这些都是人力资本理论所取得的重要进展。
第三，在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许多学者从要素、效率的生产功能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机理；也有研究者从知识效应和外部效应分析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舒尔茨等以美国为实例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通过研究使得人力资本理论更具有科学性，同时还扩大了人力资本理论应用的空间，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充分的肯定。在人力资本理论的扩展方面包括：可持续发展研究；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收入分配研究；贫困问题研究；就业与职业流动研究；国际贸易研究；科学与技术开发研究；人口增长率与生育率变动研究；人口迁移与流动研究；婚姻与家庭研究；以及社会性别研究等。新的分支学科主要有：教育经济学、卫生经济学、和人力资源会计学等。
长期投资理论篇(7)
张宇莹（1980），女，江苏苏州人，复旦大学国际法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法。
陈德棉（1962），男，浙江温州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风险投资。
摘 要：投资决策，即公司资源最优配置的选择问题，欧美等国理论研究者、实务工作者已开始将实物期权理论（即实际投资机会）引入到投资决策的实践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详细介绍了国外经济学者在基于实物期权理论的投资决策等领域的研究进展，包括实物期权的理论基础及定价、该理论与传统投资决策理论的比较研究等，以期为国内后续的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借鉴。
关键词：投资决策；实物期权；实物期权定价
现行投资决策理论产生于20世纪中期，其成熟的标志是《资本预算》（Dean，1951）一书的出版。随后Markowitz（1959）提出了投资组合理论（Portfolio Theory），在此基础上Sharpe（1964）、Lintner(1965)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s Pricing Model，即CAPM）。投资组合理论和CAPM的问世将证券的定价建立在风险和报酬的基础上，这不仅受到诸多投资机构和投资人的热烈欢迎，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公司的资产选择和投资策略，被广泛应用于公司的投资决策实践。
时至今日，现行投资决策理论的缺陷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呼吁对投资决策理论进行修正。对投资决策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已成为时代的要求。近十年来，投资决策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基于实物期权的投资决策理论的研究上。
一、实物期权理论的起源和确立
实物期权即实际投资机会，是指存在于实物资产中且具有期权性质的权利，换句话说，就是将期权的观念和方法应用于实物资产（real assets），特别是公司的资本预算评估与投资决策之中。其理论起源于实践工作者、战略专家以及理论工作者对现行投资决策理论的不满。
早在实物期权理论产生以前，公司经理和战略专家们就直觉地认识到经营管理柔性和战略作用的价值，所以，在现实中他们并不只是简单应用净现值法来进行投资决策，相反，往往凭借个人的经验来作出决策。Dean（1951）、Hayes和Abernathy（1980）、Hayes和Garvin（1982）等指出，标准的贴现现金流量方法常常低估投资机会的价值，导致投资短视行为并造成投资不足。决策理论工作者在20世纪60年代进一步用决策树法来完善净现值法，然而这只能部分地反映投资决策的柔性价值。Myers（1977，1987）指出，传统的贴现现金流量方法在评估具有经营柔性和战略作用的投资机会时有它内在的缺陷，他认为由投资所产生的现金流量，是来自于对目前所拥有资产的使用，再加上一个对未来投资机会选择的权利。同时，他将期权的观念应用于实物资产上，提出可以借用金融期权定价理论来评估此类投资机会。在Myers把一些投资机会看作是“增长期权”的思想基础上，Kester（1984）讨论了增长机会的战略和竞争作用。Trigeorgis和Mason（1987）指出在评价公司经营柔性和战略作用时，基于期权定价理论的评估方法是比较适用的方法。Baldwin和Trigeorgis（1993）指出，可以通过获取和管理公司的实物期权等主动活动来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并重建竞争优势。Mason和Merton（1985）、Trigeorgis（1988）、Brealey和Myers（1991）以及Kulatilaka和Marcus（1988，1992）等讨论了其他更一般的实物期权的概念。其中，Mason和Merton（1985）对许多投资运营的实物期权作了详细的讨论，并把它们通过一个假设的大规模能源投资项目的形式集中地表现出来。
二、实物期权定价的理论基础
实物期权定价的理论基础来自Black和Scholes（1973）、Merton（1973）等关于金融期权定价的开创性的工作。Cox、Ross和Rubinstein（1979）提出的离散时间二项式定价模型使得期权定价相对简单易行。Margrabe（1978）讨论了两种风险资产互换的期权定价。Stulz（1982）分析了两个风险资产的最大（最小）值的期权的定价。Johnson（1987）进一步把上述分析拓展到对多种风险资产的期权定价。这些研究使得分析放弃、转换用途的实际投资机会（实物期权）成为可能。Geske（1979）讨论了复合期权的定价，这在理论上可用于评估增长投资机会的价值。Carr（1988）综合上述两类工作分析了序列（复合）交换期权的定价。以上这些工作，至少在理论上可以用来对序列投资以及其他实际投资机会（实物期权）进行定价。
Cox和Ross（1976）指出，金融期权可以看作是特定的可交易证券的组合，也就是提出了合成期权的概念，这使得对期权的定价成为可能。无风险定价系统的基本特征就是构造等价可交易证券组合。由于同风险态度以及资本市场均衡无关，风险中性定价对将来的期望收益以无风险利率贴现。Rubinstein（1976）在不存在连续交易机会和风险回避的条件下也给出了标准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Mason和Merton（1985）、Kasanen和Trigeorgis（1994）等指出，理论上可以用类似于对金融期权定价的理论对实物期权进行定价，因为尽管实物期权并不能被交易，但在投资决策中，我们关心的是，如果公司的现金流量是可交易的话，那么它们的价值是多少。对于实物期权定价来说，在市场中存在同不可交易的实际资产具有相同风险特性的可交易孪生证券（或可交易证券的动态组合）已经足够解决问题了。Garman（1976），Constantinides（1978），Harrison和Kreps（1979）以及Cox、Ingersoll和Ross（1985）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无论或有权益资产是否可交易，在为它们定价时，只要我们将基本变量的预期增长率减去其波动率与风险市场价格的乘积，我们就可以用风险中性方法对其定价。这好比以无风险利率贴现等确定性现金流量，而不是以风险调整贴现率来贴现期望现金流量。对于无系统风险的实际资产来说，等确定性或者是风险中性增长率等于风险利率。然而，如果标的资产不可交易，那么它的增长率就要比等风险可交易金融证券的均衡期望收益率要低。由于二者之间存在差距，在进行期权定价时，需要进行类似股息的调整。McDonald和Siegel（1985）指出，可以用市场均衡模型来估算二者之间的差额。
三、各种实物期权定价理论的综述
现在已有许多关于实物期权定价研究的文献。这些研究文献大多是针对某一种实物期权进行分析，一般都给出了解析解。McDonald和Siegel（1986），Paddock、Siegel和Smith（1988）以及Tourinho（1979）等都讨论了推迟期权。Ingersoll和Ross（1992）研究了利率变化对投资价值的影响。Pindyck（1988）研究序列投资中推迟期权的价值，并分析最佳投资进度安排。Carr（1988）和Trigeorgis（1993）也讨论了序列投资问题。Trigeorgis和Mason（1987）、Pindyck（1988）研究了膨胀和收缩期权。McDonald和Siegel（1985）、Brennan和Schwartz（1985）分析了关闭和再运营期权。Myers（1990）分析了放弃期权。Margrabe（1978）、Kensinger（1987）、Kulatilaka（1988）以及Kulatilaka和Trigeorgris（1994）等研究了转换期权。Myers（1977）、Brealey和Myers（1991）、Kester（1984，1993）、Trigeorgis和Mason（1987）、Trigeorgis（1988）、Pindyck（1988）以及Chung和Charoenwong（1991）等把将来的投资机会看作是公司的增长期权，并进行了研究。
尽管上述这些研究丰富了实物期权定价的理论，但是，由于它们主要是针对特定时段的特定种类的实物期权进行定价，所以没有太大的实际应用价值。现实中投资项目一般比较复杂，通常一项投资中包括多种实物期权，而且这些期权的价值互相影响。唯一的例外是Brennan和Schwartz（1985）的研究。在研究中，他们分析了暂停（再开始）采矿的实物期权以及放弃采矿的实物期权的综合价值，他们指出，转换矿场运营状态的部分不可逆转性会产生一种惯性或者滞后效用，这使得长期保持稳定的运营状态相对有利。尽管滞后效用是早期决策对后期决策影响的一种形式，但他们并没有明确地研究不同实物期权之间的相互影响。
Trigeorgis（1993）分析了实物期权相互影响的特性，并指出后续实物期权的存在可以使关于标的资产的早期实物期权的价值增大，因为早期实物期权的执行会改变标的资产本身的价值，从而会增加后续实物期权的价值。所以一系列实物期权的综合价值并不等于其中各个独立实物期权价值的简单加总。他还研究了决定实物期权相互影响的主要因素。近来这种关于实物期权间相关性的研究，更是促使实物期权理论从理论研究阶段发展到实际应用阶段。
四、实物期权与传统投资决策的比较研究
企业在考虑投资决策时所采用的传统资本预算方案在评估比较稳定的现金流时是准确的。但是，它忽视了企业在制定决策后的管理弹性，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工作者和企业投资人士的质疑。而实物期权与传统的资本预算评估方法（如常用的净现值法）最大的差别在于实物期权非常重视弹性决策中的考虑因素。
Hayes和Gavin（1982）指出使用折现现金流量评估法的公司由1959年的19%增加到1975年的94%，但却使得研究开发费用和资本投资逐年下降，这是因为折现现金流量评估法准则常低估了投资的机会，导致过于短视的决策、投资不足以及竞争力丧失等情况。
Donaldson和Lorsch（1983）认为使用现金流量折现法的资本投资决策，由于所假设投资方案的未来现金流量确定，且决策者在决策后毫无选择和修正的机会，只能消极地执行既定政策，这使得执行的最终结果与决策者在实际经营决策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实际上，市场环境瞬息万变，充满着竞争者进入等不确定性，所以投资后真正的现金流量与预先估计的现金流量可能并不一致，在市场环境及整个经营环境改变或不确定性因素消失时，决策者便会根据新的信息修正投资方案评估价值，原先的投资决策可能因此而改变。
Myers（1983）指出当采用折现现金流量评估法评估投资规划中运营或者战略性的期权时，有其先天上的限制。当折现现金流量评估法在评估较稳定的现金流量时，问题不大；但在评估企业的成长机会或无形资产时，特别是研究和开发投资项目的价值，因几乎都是期权价值，所以折现现金流量评估法并不适用。
Baldwin和Clark（1992）指出传统资本投资决策方法并不能正确评估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组织能力的发展可使企业能更有效地开发利用市场的机会，而获致较佳的运营绩效。他们建议应将组织能力视为投资的范畴，并讨论其在战略性资本投资上的重要性。Dixit和Pindyck（1995）认为净现值法虽然运用简单，但它隐含了错误的假设，即投资是可逆的（reversible），投资是无法递延的，然而大部分的投资是不可逆的（irreversible），而且是可以递延的（deferrable）。
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不确定性与竞争者的反应往往使实际收益与预期有所出入。当有新的信息或是不确定性逐渐明朗化时，企业往往发现不同的投资项目应有不同的管理弹性能力来修正原先设定的投资。例如，可以递延投资或扩张、紧缩甚至放弃这项投资项目。这些可以依照环境变化而对未来行动做出调整的管理弹性，使原本净现值的概率分布函数发生不对称性与偏态，这种不对称性和偏态来自于增加了可能的向上价值和限制向下的可能损失。当缺乏管理弹性时，传统净现值的概率分布是对称的，净现值的期望值将符合预期的分布；当管理弹性的效果显著时，即可以提供对未来改变加以调整或改变原先设定的策略，使得带来向上的潜在获利且限制向下的损失，在此偏态不对称的概率分布，它的期望值会超越静态的净现值的期望值，超过的部分就是期权的溢价，这反映了管理弹性的价值。
以期权方式评价资本决策构架的提出，是想把管理弹性观念化和数量化。当考虑决策者的管理弹性时，并不是放弃传统的净现值（或折现现金流量）法，而是通过期权评价的方式来量化管理弹性，避免出现投资项目的价值被低估的现象。基本上，当未来情况不确定性愈大、投资期间愈长，期权的价值愈高。传统上，不确定性愈大、投资期间愈长等因素会减少不存在实物期权情况下的净现值，但是却会增加期权的价值（正效果），从而抵消减少不存在实物期权情况下净现值的负效果，使投资项目在存在实物期权情况下净现值价值增加。
事实上，资本投资的期权理论与传统的投资决策理论，二者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考虑了所谓投资项目所隐含的“弹性”价值。决策者要正确评估投资项目的真正价值，就必须将这一弹性考虑进来。在资本投资决策上运用实物期权，是将资本预算评估程序的现金流量折现法所需要的信息加以扩充（考虑管理弹性）。因此，在面临高度不确定的投资机会评估时，期权评价方法将可提供较现金流量折现法更为完善的决策方案分析结果，使之能符合投资项目的特征，并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五、实物期权理论的应用领域研究
实物期权理论在竞争和战略领域大有用武之地。由专利、专有技术、自然资源所有权、管理能力、声誉和品牌、产业规模和市场能力等构成的核心竞争优势，使公司拥有各种实物期权（实际的投资机会）。由于这些实物期权的存在，公司可以对由于技术、竞争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投资机会有更快的反应，从而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
一些理论工作者研究了早期资本投资的竞争和战略作用。Roberts和Weitzman（1981）发现，在序列投资中，如果早期投资能提供一定的后续发展机会，即使它有负的净现值，也可能值得投资。Baldwin（1982）发现，在序列投资决策中，当决策具有不可逆转性时，决策者一般会要求较高的收益率以弥补机会成本。Pindyck（1988）分析了当投资不可逆转时，在产品价格波动的情况下，投资阶段规划生产能力的战略影响。Dixit（1989）则研究了不确定性条件下公司的进入和退出决策，并指出，由于沉没成本以及转换成本的存在，相当一部分决策都具有不可逆转性，所以在进行早期投资时，应当着重考虑其战略影响。
Myers（1987）、Kester（1984，1993）、Trigeorgis和Mason（1987）、Trigeorgis（1988）、Brealey和Myers（1991）以及Trigeorgis和Kasanen（1991）等从更明确的实物期权的角度，研究了竞争影响和战略影响。其中，Kester（1984）定性分析了增长期权的竞争和战略作用，从学习曲线的角度分析了早期投资实施过程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对将来投资机会的战略影响。Trigeorgis和Kasanen（1991）结合战略规划理论研究了多项投资间的相互影响。
Kasanen（1993）研究了现在投资对将来投资机会的战略影响。Trigeorgis（1990）研究了随机竞争状态下推迟期权的定价问题。Smit和La Ankum（1993）指出，在实物期权的分析基础之上，运用博弈论的工具将有助于我们分析投资的竞争战略效果。随着博弈论的发展，结合博弈论的方法对完善关于竞争对策的实物期权分析将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六、结束语
在我国原有经济体制下，企业只是行政部门的隶属单位，没有自，更谈不上投资决策。投资决策的主体只有一个，即国家。此时的投资理论主要是研究宏观投资决策，即整个社会投资的决策，其基本问题是如何使全社会的投资得到最优分配，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等。
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金融体制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逐步展开，企业（公司）逐渐成为市场中独立的竞争主体。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许许多多的微观实体――企业的蓬勃发展。因此，企业（公司）的健康发展是我国市场经济良好运行的基础，企业投资决策在企业竞争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尽管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借鉴西方的投资决策理论，对我国的企业投资理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然而国内的研究大多还只是停留在借鉴阶段，缺乏对投资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因此，密切关注投资决策理论的发展动向，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投资决策理论与方法的系统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BLACK F,SCHOLES M S. 1973. The pricing of options and corporate liabiliti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 (May-June): 637 -659.
BALDWIN C. 1982. Optimal sequential investment when capital is not readily reversible［J］. Journal of Finance, 37 (3): 763-782.
BALDWIN C, CLARK K. 1992. Capabilities and capital investment: new perspectives on capital budgeting［J］. Journal of Alied Corporate Finance, Summer: 67 -87.
BALDWIN C, TRIGEORGIS L. 1993. Real options, capabilities, TQM, and competitiveness［R］. Working Paper 25,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BREALEY R A, MYERS S C. 1991.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finance ［M］. 4th ed. ［S.l］: McGraw-Hill.
BRENNAN M J, SCHWARTZ E S. 1985. A new approach to evaluating natural resource investments［J］. Midland Corporate Finance Journal, 3(l): 37-47.
CARR P. 1988. The valuation of American exchange opportunities［J］. Journal of Finance, 43 (5): 1235-1256.
CHUNG K, Charoenwong C. 1993. Investment options, assets in place, and the risk of stocks［J］. Financial Management, 20(3): 21-33.
CONSTANTINIDES G M. 1978. Market risk adjustment in project valuation［J］. Journal of Finance, 33(2): 603-616.
COX J, ROSS S. 1976. The valuation of options for alternative stochastic process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1/2): 145-166.
COX J, ROSS S, RUBINSTEIN M. 1979. Option pricing: a simplified approach［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 3) : 229-263.
COX J, INGERSOLL J E, ROSS S. 1985. An intertemporal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of asset prices［J］. Econometrics, 53(March): 385-407.
DEAN J. 1951. Capital budgeting［M］. ［S.l］: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IXIT A K, PINDYCK R S. 1995. The option approach to capital investment［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y-June: 105-115.
DIXIT A K. 1989. Entry and exit decisions under uncertaint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 (June): 620-638.
DONALDSON G, Lorsch J. 1983. Decision making at the top: the shaping of strategic direction［M］. ［S.l］: Basic Books.
FAMA E F. 1977. Risk-adjusted discount rates and capital budgeting under uncertainty［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5(l) : 3-24.
GARMAN M. 1976. A general theory of asset valuation under diffusion state processes［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Working Paper.
GESKE R. 1979. The valuation of compound option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 (1): 63-81.
HARRISON J M. 1979. Martingales and arbitrage in multiperiod securities markets［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0 (June): 381-408.
HAYES R H, ABERNATHY W J. 1980. Managing our way to economic decline［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60(3): 66-77.
HAYES R H, GARVIN D A. 1982. Managing as if tomorrow mattered［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60(3):77-79.
HERTZ D B. 1964. Rick analysis in capital investment［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42 (January-February): 95-106.
HIRSHLEIFER J. 1958. On the theory of optimal investment decis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INGERSOLL J E, ROSS S A. 1992. Waiting to invest: investment and uncertainty［J］. Journal of Business, 65(1): 1-29.
JOHNSON H. 1987. Options on the maximum or the minimum of several assets［J］.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 22(3): 277-284.
KASANEN E. 1993. Creating value by spawning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J］. Financial Management, 22(3):251-258.
KASANEN E, TRIGEORGIS L. 1994. A market utility approach to investment valuat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Special Issue on Financial Modelling), 74( 2): 294-309.
KENSINGER W. 1987. Adding the value of active management into the capital budgeting equation［J］. Midland Corporate Finance Journal, 5(1): 31-42.
KESTER W C. 1984. Today's options for tomorrow's growth［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62( 2): 153-160.
KESTER W C. 1993. Turning growth options into real assets［M］.［ S.l.］：Aggarwal： Prentice-Hall,.
KULATILAKA N. 1988. Valuing the flexibility of 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s［M］. IEEE Transactions i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35( 4): 250-257.
KULATILAKA N, MARKS S. 1988. The strategic value of flexibility: reducing the ability to compromis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8( 3): 574-580.
KULATILAKA N, MARCUS A J. 1988. A general formulation of corporate real options［J］. Research in Finance, 7: 183-200.
KULATILAKA N, MARCUS A J. 1992. Project valuation under uncertainty: when does DCF fail ［J］. 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5(3): 92-100.
LINTNER J. 1965. The valuation of risk assets and the selection of risk investments in stock portfolios and capital budgeting［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 February: 13-37.
MAGEE J F. 1964. How to use decision trees in capital investment［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42 (September-October): 79-96.
MARGRABE W. 1978. The value of an option to exchange one asset for another［J］. Journal of Finance, 33(l):177-186.
MARKOWITZ H M. 1959. Portfolio Selection: Efficient Diversification of Investments［M］. New York: Wiley.
MASON S P, MERTON R C. 1985. The role of contingent claims analysis in corporate finance［M］// AITMAN E,SUBRAHMANYAM M. Recent advances in corporate finance. IRWIN.
MCDONALD R, SIEGEL D. 1985. Investment and the valuation of firms when there is an option to shut down［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6(2): 331-349.
MCDONALD R, SIEGEL D. 1986. The value of waiting to invest［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1(4):707-727.
MERTON R C. 1973. Theory of rational option pricing［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4(l): 141-183.
MYERS S C. 1977.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borrowing［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5(2): 147-176.
MYERS S C. 1983. Finance theory and financial strategy［J］. Midland Corporate Financial Journal, 5(1): 6-13.
MYERS S C. 1990. Abandonment value and project life［J］. Advances in Futures and Options Research, 4:1-21.
PORTER M. 1980. Competitive strategy［M］. ［S.l］: Free Press.
PADDOCK J, SIEGEL D, SMITH J. 1988. Option valuation of claims on physical assets: the case of off shore petroleum lease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3(3): 479-508.
PINDYCK R S. 1988. Irreversible investment, capacity choice, and the value of the firm［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8(5): 969-985.
ROBERTS K, WEITZMAN M L. 1981. Funding criteria for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xploration projects［J］. Econometric, 49(5): 1261-1288.
RUBINSTEIN M. 1976. The valuation of uncertain income streams and the pricing of options［J］.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7 (Autumn): 407-425.
SHARPE W. 1964.Capital asset pricing: a theory of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J］. Journal of Finance, September: 425-442.
SMIT H T J, LA ANKUM A. 1993. A real options and game-theoretic approach to corporate investment strategy under competition［J］. Financial Management, 22(3): 241-250.
STULZ R. 1982. Options on the minimum or the maximum of two risky assets: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0(2): 161-185.
TOURINHO O. 1979. The option value of reserves of natural resources［R］. Working Paper 94,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TRIGEORGIS L. 1988. A conceptual options framework for capital budgeting［J］. Advances in Futures and Options Research, 3: 145-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