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周期性精品(七篇)
金融危机的周期性篇(1)
关键词：金融危机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
一、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从16361637年荷兰郁金香泡沫破灭到最近的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快，从这些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来看，有些危机(如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在爆发之后可以使危机发生国的经济迅速复苏，而有些危机(如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却使危机发生国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萧条甚至衰退之中。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因为资本账户的高度管制，亚洲金融危机没有传染到我国的金融市场，对其稳定性没有造成重大影响。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金融体系具有良好的稳定性；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因为没有参加比赛（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人为割裂），所以没有输掉比赛（国内金融稳定性未受重大打击）。然而，时过境迁，这种侥幸或运气恐怕难以为继：第一，我国已经滞后于整体经济改革的金融改革已经提速，长期积累的隐性金融风险开始显性化，并释放其积累已久的破坏能量；第二，由中国加入WTO导入的金融开放，在建立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的同时，也为国际投机商的攻击和国际金融动荡的传染提供了可能的通道，并由此可能触发国内金融危机。2OO2年中央党校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总共涉及104名高级政府官员，当受访者被问到什么是未来1O年内中国最大的威胁时，几乎2／3的受访者提到了金融危机。
二、金融危机种类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金融危机定义为“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的和超周期的恶化”。根据IMF在《世界经济展望1998)中的分类．金融危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1)货币危机(CurrencyCrises)。(2)银行业危机(BankCrises)。银行不能如期偿付债务，或迫使政府出面，提供大规模援助，以避免违约现象的发生．一家银行的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波及其他银行．从而引起整个银行系统的危机；金融市场严重动荡，市场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整个经济活动受到影响。(3)外债危机(ForeignDebtCrises)。一国内的支付系统严重混乱，不能按期偿付所欠外债，不管是债还是私人债等。(4)系统性金融危机(SystemicFinancialCrises)。可以称为“全面金融危机”，是指主要的金融领域都出现严重混乱，如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的同时或相继发生。
三、金融危机的形成机理
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些普遍因素主要有：本币的高估、赢弱的银行和非银行监管、过高的短期资本流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殊因素也足以引起金融危机。
可以看出，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复杂多样，且随着金融不断发展，危机的原因也呈现出多变性，但学术界一般认为，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主要是以下三点：
（一）金融交易交割的分离
金融的首要功能是通过转化闲散资金的用途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优化资源分配的同时，金融交易与交割的分离(如期货、期权市场)为金融危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金融的这种过度发展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金融交易与交割的分离(如期货、期权市场)为金融危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的增多，更为危机爆发埋下了隐患。金融各个环节在时间空间上的分离增加了市场上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因素，当风险因素不断累积，偶尔出现的突发事件就很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金融创新有分散风险的作用，但本身并未将风险消除，而当金融创新过度膨胀之后，所带来的潜在风险的集中爆发，将使金融风险呈几何级数的放大，金融创新的负作用已不容忽视。2007年突然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现在已经被公认为是美国过度金融创新“惹的祸”。(二)经济周期的波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周期性的扩张与收缩，必然伴随着金融周期性扩张与收缩，从历史经验上看，积累金融风险，经济收缩往往带动金融收缩，暴露金融风险。经济周期的存在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外部环境。马克思更把金融危机看作是经济危机的表面形式。以1992年英镑危机为例，当时英国正处在经济周期的顶点，通货膨胀高企，英国政府选择紧缩政策力图使经济“软着陆”，然而德国在东德回归后的经济扩张使得英镑难以承受降息带来的副作用，最终导致英镑脱离欧洲货币体系。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是由国际投机资本冲击引发，但现在看来，亚洲各国在楼市和顺差大规模扩张后，经济已面临周期性回调的需要。各国政府没有提前做好应对之策，最终招来国际金融大鳄的袭击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亚洲金融危机有着本身的必然性，尽管它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三)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是金融活动中十分现实的问题，它是造成金融风险的外部条件。金融领域中理性人之间的博弈行为尤为突出，心理预期的多变、契约的不完备性、信息的不对称都使经济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以及国际政治局势的不安，更加增添了这种不确定性。一旦金融危机出现苗头，“羊群效应”将使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而国际评级机构（如标普、穆迪、惠誉）调降危机国度评级和国际金融大鳄（如英镑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时的量子基金）的“煽风点火”，将使危机进一步迈向失控境地。
四、结束语
伴随经济发展和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引发金融危机的新因素不断出现，金融危机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而理论认识相对实际情况不可避免的存在滞后性，往往只能对已经发生的金融危机做出事后解释而无法对新情况提出有价值的意见。
研究金融危机，目的在于预测、防止或者减小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而事实证明，金融危机理论在这方面的作用似乎微乎其微，其有用性受到怀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危机理论毫无意义，它还会伴随金融发展不断发展完善。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复杂性，各种金融危机理论都存在着片面性。有些理论甚至存在着彼此矛盾的情况。如何在我国实际情况下应用发展这些理论才是金融理论研究者和工作者的职责所在。
本文为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重点课题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WB2004B0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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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周期性篇(2)
关键词：金融监管 “创新—监管”周期 滞后模型 逆周期监管
“创新—监管”周期的提出
金融创新与监管是一对矛盾。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Kane在他的论文《Impact of Regulation on Economic Behavior》中阐述了金融创新与监管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在市场经济国家中，当政府设计出监管制度与规则，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金融机构必定会寻求各种途径来逃避监管，这一过程会促成金融创新；而当金融创新出现之后，监管机构发现原有的监管规则已经失效，必然会创设新的规则；新规则的出现又会刺激新一轮的金融创新。因此，金融创新与监管之间，是一种“监管—创新—再监管—再创新”的过程。
Kane将监管与创新描述成一种良性循环，在一个短时期内，这种描述是较为准确的，然而从一个较长的周期来考察，金融市场的运行却很难保持这种良性循环状态，正好相反，它以金融周期为拐点，表现出一种极端的周期性运动，即：监管松弛—创新高涨—金融危机—监管强化—创新停滞—创新复苏。这个大的循环由两个不同的子循环组成，其一是创新的循环，在金融危机之前一个较长的阶段内是创新逐渐繁荣并达到顶峰的过程，危机之后创新骤然停滞，经过一段时间后再缓慢复苏，表现为典型的“高涨—危机—停滞—复苏”周期；其二是监管的循环，以危机为界限，危机之后迅速进入监管强化期，这种强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放松，直到下一次危机的到来，表现为“危机—监管强化—监管松弛—危机”（见图1）。
“创新—监管”周期的四个阶段
如图1所示，以危机为起点，将一个完整的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其中，创新的周期曲线近似于一个倒“V”型，监管的周期曲线则近似正“V”型。这种反向变化的关系绝非偶然，反之，正是由于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了整个“创新—监管”周期的形成。
第一阶段：由于危机的爆发，市场风险极度放大，金融交易需求急速下跌，创新活动也随之骤然消减。此时，正常市场环境下的制度化监管方式已无法控制局势，为了防止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政府以强硬而猛烈的姿态介入金融市场，监管迅速进入空前强化阶段。这一阶段表现为监管的行政性强化。
第二阶段：经过危机阶段的风险释放，金融交易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趋于平稳，但危机的阴影仍然影响了金融市场，当局开始审视监管的失误，并对监管的框架进行修正，在这些修订活动中，安全性成为主导性的目标，新的限制性规定开始出台。这一阶段，直接行政手段开始淡出，监管的强化以制度性的方式出现。在市场和监管的双重抑制下，金融创新处于停滞状态。
第三阶段：危机逐渐消退，金融交易渐趋活跃，在利益的驱使下，创新的复苏不可避免。原有的监管规则成为障碍，金融机构使用各种灵活的手段以规避监管，而这些手段本身也成为创新的一部分。这一阶段监管开始出现行政性松弛，由于活跃的金融市场给整个经济带来利益，因而当局对创新采取了默许和容忍的态度。
第四阶段：金融交易量持续扩大，金融创新活动日益旺盛，新的交易手段、方式和工具让多数交易者受益。原有的监管规则已经难以对新的交易构成限制，监管当局也越来越满意于创新所带来的好处。监管制度的修正势在必行，在新的监管框架确立过程中，“放松管制”成为主题。因而，这一阶段的监管松弛主要是制度性的。宽松的监管环境进一步鼓励了创新活动，缺少制约的创新逐渐失去控制，最终成为引爆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
“创新—监管”周期的例证
“创新—监管”周期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体现得最为明显，以美国金融市场为例，1929年与2007年两次大的金融危机前后的制度变迁典型地演示了这种循环。
1929年之前，发达国家普遍信奉自由市场制度，系统性的监管制度尚未形成，市场秩序的维持主要依靠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自律，监管极为松弛，创新被视为正常与自然的市场活动并未受到过多的关注，金融机构的活动很少受到限制。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危机的爆发首先由股票市场的崩盘引起，在紧接着的大萧条中，金融体系的崩溃又使经济危机雪上加霜。此后，人们开始反思监管的缺位，自由放任的态度受到批评，政府对金融市场实施了全方位的严厉监管。1933年《银行法》（Glass Steagall Act）的出台标志着监管进入制度性的强化时期。在新的监管体系中，安全性的要求压倒一切，不惜以人为的方式将市场硬性分割，自由交易的要求让位于稳定。这一阶段正是创新与监管周期中“危机—创新停滞”阶段的表现。
危机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美国金融市场在这种严厉的管制之下逐渐恢复并重新发展。然而，随着市场活力的回归，人们开始发现，分业制度限制了金融机构活动的空间，显得越来越僵化；禁止跨州设立分支行的规则使市场变得支离破碎；最高利率限制使银行的资金流失，反而抬高了资金使用成本。在利益的驱使下，金融机构纷纷采取措施绕过监管规则，创造了大量新的金融工具、交易方式以及市场组织方式。这一阶段处于“创新停滞—复苏”阶段，而监管制度虽然尚未调整，但当局很少主动阻挠创新活动，监管处于行政性的松弛阶段。
20世纪80年代，监管过渡到制度性松弛阶段，创新则逐渐迈进空前的繁荣。一方面，大量的创新使原有的监管规则已经失去了效用，另一方面，创新所带来的繁荣也开始令监管当局反思，一个自由的、有活力的金融体系似乎对经济更为有益，从而使监管当局倾向于采取一种更宽松的态度来对待创新。放松管制（deregulation）成为主流。从1980年废除Q条例，到1995年基本取消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业务界限，这一趋势不断加强。在充分自由的金融监管环境下，金融创新以极快的速度增长，房屋次级贷款、抵押贷款证券化及CDS等引发此次危机的触媒就是这一轮创新潮流的产物。这是“创新高涨—危机”阶段的表现。
在危机爆发后，再次进入监管强化阶段，自由放任的态度再次遭受摒弃，严格监管与加强系统性风险控制的要求强烈凸显，从美国提出的金融监管新方案来看，稳定性要求再次占据上风，对安全性的强调成为主题，具体措施包括强化巨型监管机构的作用、对场外衍生品、评级机构和私人资产池等真空地带进行全面监管、进一步提高信息透明度要求等。
监管制度供给滞后模型
上述周期中的两个子循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金融创新与监管两种制度的变迁。这两种制度的变迁不但以周期性的方式出现，并且呈现出某种交互变化的特征，然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平行或对等。其中，金融创新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监管则是跟随创新的，因而显得较为滞后。这种滞后并不是单纯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而是有着更深层的逻辑关系。
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更新（R.科斯等，1994）。在一种假定的初始均衡状态下，如果某些外部事件的发生使预期的收益发生增长，并且在现有的制度结构内无法实现这种收益，人们就会有动力去改变制度安排，以达到将这种预期收益内部化的目的。对于金融创新或监管的变革来说，存在一项重要的区别，即对它们各自的均衡施加冲击的外部事件是不一样的。对于金融创新来说，市场机会的变化是其主要的外部事件。由于市场机会的变化非常活跃，金融创新也随之频繁出现，并且无论在什么样的监管规则下都会发生。反之，对于监管而言，创新则是其主要的外部事件。监管的目标是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但同时又希望这种稳定不会妨碍金融市场的发展。因此，一项金融创新所带来的效率提升、财富增加及交易活跃等好处成为现有监管安排的外部利润，而由创新所产生的潜在风险则会增加监管的外部成本，每一项创新活动的出现都会带来监管外部成本与利润的改变，随后才引起监管制度的改变，这就是戴维斯所说的“供给滞后”模型。
因而，由于金融创新总是能给监管施加冲击，而监管制度的变动则不是导致创新的主要外部事件，所以监管的演变由金融创新的进程所主导，从而形成了如前所述的“创新—监管”周期。那么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从监管制度的设计目的来看，它必须对金融创新构成制约，但事实上它却在被动地适应创新过程，因而必然是滞后和失效的。
关于逆周期监管的思考
（一）建立一种制度审慎的监管观
在现有的微观审慎、宏观审慎基础上，建立一种制度审慎的监管观。所谓制度审慎观是以削弱创新周期性变化为直接目的，以防范监管制度滞后失效为最终目的，采取一个更大程度上的内生风险模型，重视金融机构与监管机构之间的动态博弈关系，构建一种包含金融监管机构在内的审慎控制衡量标准。
（二）建立更有弹性的监管法规
建立更有弹性的监管法规，赋予监管机构更大的选择空间，也就是说，部分地以监管者的决策代替法律和规定。这种制度安排并不必然能够防止监管的松弛，如前所述，创新也会引发行政性的松弛。但这有助于减少监管制度变迁相对于金融创新的滞后。从一个外部冲击的出现到制度为之改变存在着一个较长的时滞，当创新的风险增加到难以忍受的程度时，依靠制度的改变来进行纠正已经来不及了，原有的制度甚至可能成为保护风险行为的屏障。而如果监管者有更大的权力来处理问题，时滞的影响就可以缩减到最小。只要监管者控制风险的目标函数不变，就没有理由认为这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三）建立双向信息交流系统
一方面，强化金融机构与金融组织的信息披露，面对广大市场参与者进行风险教育与风险揭示，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从投资者处获得信息反馈的制度装置，使监管机构更容易捕捉到早期的风险信息。其目的是在初级行为团体与次级行团体建立一种通道，从而减少初级行为团体的行为成本。在以往的监管体系中，监管机构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金融机构，而很少与公众形成直接联系，因此在公众感受到风险的压力时，却很难将其传递给监管机构。双向信息交流系统的建立则可以缩减这种成本，同样有助于减少时滞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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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金融危机的周期性篇(3)
关键词：金融业 改革 发展 逆周期监管
一、逆周期监管的引入
1．经济危机的反思
从历史的视角回溯，金融监管的发展兼具渐进式与变革式特征。渐进式特征体现在金融监管通过修补金融体系中的制度漏洞，应对非系统性风险的冲击而逐渐得到完善。而金融监管的变革式发展则大多出现在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之后，通过监管理念与方法的革新，提升金融监管应对系统性冲击、防范金融危机的能力。
始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是自1929-1933年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危机重创全球经济，造成大量金融机构破产，除了触目惊心的巨额损失，危机也凸显现有金融监管体系的脆弱性，其缺乏防范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从上次世界经济大萧条到这次危机我们不难看出经济从繁荣到危机运行轨迹的周期性。金融是经济的核心,自身所具有的刺激经济发展、积蓄放大风险的特性,总是加速了经济的繁荣,加剧了经济的危机,呈现出顺周期的运行规律,使全球经济呈现不可持续性。
2．逆周期监管的提出
2009年4月,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要求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研究提出缓解顺周期问题的政策工具,促使银行在经济上行周期计提资本缓冲,以满足下行周期吸收损失的需要。2010年以来，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理念获得了广泛认同。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委员会决策委员会会议正式宣布了国际银行资本监管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包括要求银行在信贷高速增长、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的情况下,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即逆周期资本监管。2011年1月，欧洲银行系统风险监管委员会正式启动，泛欧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开始形成；我国也在“十二五”规划中，正式提出“逆周期宏观审慎制度框架”。
在“十二五”规划蓝图中，金融体制改革依然是金融业所要努力的方向。与前两次规划相比，“十二五”规划建议中“金融体制改革”文字虽未改动，所要努力的内容却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在建议中，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一项内容为“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宏观审慎管理是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根本目标，将金融业视做一个有机整体，既防范金融业内部相互关联可能导致的风险传递，又关注金融体系在跨经济周期中的稳健状况，从而有效管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最终实现维护金融稳定的目标。在日前召开的“宏观审慎政策：亚洲视角高级研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国际金融危机重大教训之一，是不能只关注单个金融机构或单个行业的风险防范，还必须从系统性角度防范金融风险，而宏观审慎政策正是针对系统性风险的良药。”
通过逆周期的审慎监管，将有效约束商业银行信贷扩张冲动和短期行为，提高中国银行业体系的风险防范能力，并为建立可持续、稳健的中国银行业体系发挥重要作用。逆周期的监管政策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产业政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具有自动稳定器功能的财政政策一起，构成了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框架。
二、金融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风险
1．中国金融经济发展的现状
目前，我国金融业所处的大环境已经不同。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外汇和财政收入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经济分量在加重的同时，中国经济的作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联合国发表的2009年世界经济报告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在2009年实现8%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惊人的50%，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当之无愧地成为2009年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强引擎。
同时，金融业自身情况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银行业整体竞争力明显上升，截至2010年6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87.2万亿元,负债总额82.3万亿元，而这一数据在2005年12月末,只分别为37.47万亿元和35.81万亿元，数年之间,我国银行业资产和负债总额分别提高了2.32倍和2.29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大幅提高；银行业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明显改善；多层次金融体系得到完善；金融业竞争力大幅提升，2010年英国《银行家》杂志全球前1000家银行排名中,来自中国的银行从1989年的只有8家上榜增加至84家上榜。
2．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的风险
一方面来自“天量”的贷款。数据显示,2008年1月,中国流通货币是3.67万亿元,2010年7月,流通货币增加到3.95万亿元,增速7.6%。在基础货币增加并不大的情况下,国内银行的信贷创造却异常猛烈,2009年国内新增银行贷款为人民币9.5万亿元,增幅31.7%。2010年，新增的人民币贷款为8.55万亿元,已经超出全年7.5万亿元的贷款计划,照此贷款节奏,由此可见商业银行的放贷冲动依然强烈。随着商业银行不断放出“天量”信贷,蕴含的诸多风险也在不断积累。据某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资金部负责人介绍,2009年商业银行为配合“4万亿”投资计划,投放了巨量中长期贷款,其中“铁公基”项目相对风险可控,但大量的地方融资平台的信贷投放,存在资金流向不可控、财务状况不透明等诸多问题,蕴含了巨大风险。再加上2010年4月中央密集出台了房地产调控政策,作为持有大量不动产抵押的银行,房价的大幅波动或成为新风险的“发源地”。
另一方面,不良贷款率拐点隐现。2003年12月,中国整个银行业不良贷款比例是17.9%,此后7年时间里不良率一路下降。到2010年二季度,数据低至1.3%,注意这是全行业数据。经历了2008年的去库存化和2009年的宏观调控,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比例始终稳步向下走。中报数据显示,国内商业银行的关注类贷款出现激增。2010年二季度数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出现集中性增长。其中工商银行关注类贷款二季度上升了419.86亿元;中国银行上升119.33亿元;农业银行上升48.58亿元;交通银行上升27.08亿元。而2010年一季度末,工、农、中、交的关注类贷款分别较年初下降了325.39亿元、110.58亿元、38.06亿元、32.45亿元。五大行中,仅有建设银行的关注类贷款在二季度环比是负增长,但五大行关注类贷款总体上升了539.97亿元,增长了0.1个百分点。值得警惕的是,目前主要商业银行的关注类贷款余额是不良贷款余额的2倍多,囤积的关注类贷款在资产质量发生波动时很可能迁徙为不良贷款,从而对资产质量形成较大压力。
在外部环境与自身条件均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如何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借助金融体制改革实现新的发展尤为急迫，金融业监管既要继续承担未完成的任务，又要面对新的课题。
三、逆周期监管的措施和手段
目前,基于经济危机的教训、中国经济金融形势以及上述种种隐患，银监会的监管理念也正在向《巴塞尔协议III》靠拢,梳理其一系列举措会发现,逆周期资本监管思路已经清晰可见。
所谓逆周期资本监管，是指资本监管要求随着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转化而变。在资本数量方面,经济扩张时期,商业银行应累积较多的资本以应对经济衰退时期的需要;在经济衰退时期,可以适当降低对商业银行资本的监管标准,促使商业银行增加信贷投放,推进经济的复苏。在资本质量上,经济扩张时期,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中核心资本的占比应较高;在经济衰退时期,可以允许商业银行在资本补充上更多地依赖附属资本。
而在“顺周期”的监管思路下，贷款损失准备主要依据贷款实际发生的损失计提,在经济上行期贷款质量较高时，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水平较低，不利于贷款损失准备积累；而在经济下行期，贷款质量恶化，需要计提较多的贷款损失准备，但此时银行财务状况也随之恶化,无力计提较多的贷款损失准备。银行在经济上行期间也未积累足够的贷款损失准备，以弥补贷款质量下降形成的损失，无法达到“以丰补歉”的效果。两相对比，逆周期理念的优势一目了然。
1.准确判断“周期”
“逆周期”监管新规的推进，在提升银行抗风险能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对“周期”准确判断的难题。面临可能出现的资本充足率、税前净利润等各项指标缩水的现实，首先，应建立银行风险的会计监督机制。在处理金融会计日常业务中事前、事中和事后进行过程监督。事前监督是指对银行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制定与考核。事中监督是对银行的经营过程的动态监控。事后监督主要应通过对原始凭证、记账凭证、账簿和各种报表的检查分析,对银行稳健经营的结果进行全面复审检查,考核各单位有关控制银行风险责任指标的执行情况,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与措施,以进一步防范银行风险；其次，根据银监会制定的统一政策,各银行每年从实现的净利润中,按一定比例提取风险准备基金,专项用于补偿各种风险损失,作为风险管理考核目标。最后，改革坏账准备计提方法。按照现行的制度规定,银行坏账准备是按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的3%。计提。但是,不同期限和不同性质的应收账款与发生坏账损失有不同的的关系,按期末计提不能揭示其联系也与坏账准备的提取不相协调。因此,采用账龄分析法来计提坏账准备,并按账龄和性质的不同确定不同的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
2.实施逆周期资本要求
逆周期资本要求是指针对宏观系统性风险，通过资本监管规则的设计促使银行在经济上行时期增加资本金，以缓冲经济下行期资本金要求的大幅提升给银行带来的风险。它通过资本金监管抑制银行信贷对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放大作用，缓解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逆周期资本监管至今并没有统一的方法，研究集中于如何通过修正新巴塞尔协议中相关方法来确定逆周期资本要求。现有的结论认为，与直接对内部评级法的风险权重进行修正的“输入端”修正方法相比，在利用内部评级法得到的资本金要求基础上，通过逆周期资本乘数来计算逆周期资本金要求的方法对经济的顺周期特征有更强的纠偏作用。但是，逆周期乘数的计算方法尚无一致的结论。一般认为，可以将GDP增长率、信贷增速、资产价格上涨幅度等宏观经济指标中的一种或几种通过技术方法转化为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逆周期乘数，但如何使其更全面反映宏观经济周期特性，同时更具逆周期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3.采用杠杆率限制
杠杆率限制也是危机后各国际组织及各国监管机构所提出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与新巴塞尔协议中的内部评级法及其他内部评级模型相比，杠杆率指标不易被人为操纵，且不具备风险敏感性。因而与具有较强风险敏感性特征的微观审慎监管工具有很好的互补性，能更好地缓解其周期性特征。同时，历次危机爆发前，高杠杆率是金融机构最重要的指标特征之一。限制杠杆率可以防止金融机构的非理性扩张以及由此引发的系统性风险累积。另外，从危机对各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影响的结果看，由于加拿大等一些国家在其金融体系中更广泛地采用了杠杆率指标方面的监控与限制，缓解了其银行体系的顺周期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金融危机的冲击。杠杆率指标计算简单，但其有效性也依赖于其在金融体系中应用的广泛性。由于银行混业经营的趋势不断深入，金融机构拥有越来越多复杂的表外结构，更加复杂的衍生产品交易等使杠杆率的准确计算存在相当的困难。除此之外，杠杆率限额的设定对金融机构的业务与经营选择有很大的影响并涉及监管边界的争议。这些都是杠杆率限制监管需要更深入探讨的问题。
4.动态拨备制度
动态拨备制度作为一种缓解贷款损失准备顺周期特征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其原理与逆周期资本在原理上是相同，即在经济上行时期提高拨备计提，以抵消经济下行期内急速上升的信用损失及拨备要求。按照会计准则的真实性原则，当前银行及金融机构的拨备计提规则必须基于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因而具有明显的滞后特征，导致了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在经济状况加速恶化的时期，金融机构由于剧增的拨备计提要求不得不缩减信贷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的下滑。建立动态拨备制度的指导原则是提高拨备计提的前瞻性，尽管目前还没有各方一致认可的具体实施方法，但西班牙中央银行早在2000年就已经实施了一种动态拨备制度。在这种动态拨备制度下，动态拨备与过去传统的一般准备、专项准备共同构成银行的总拨备。其中，动态拨备主要通过测算长期平均贷款损失率，对资产组合中的潜在风险进行估算后计提。由于在经济的上行（下行）期，会计准则计提的专项准备则相应的较少（较多），而根据上述动态拨备计算公式得出的结果为正（负），表明银行需要增加（减少）动态拨备。通过这种方法，银行可以在经济上行期为未来可能的经济下行期预先提取准备，同时抑制了银行自身信贷顺周期的过度扩张。尽管动态拨备制度已经能够在政策实践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应用，但由于该方法有悖于会计准则的基本原则，其计提准备方面的主观性可能会带来会计操纵等后果，因此平衡前瞻性和真实性是该制度设计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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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周期性篇(4)
【关键词】美国金融危机 原因 最新特征 启示
自2007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进入公众视线，到2008年9月美国金融市场再起风波，其间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在最初强烈震撼美国金融市场不久，便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惊天巨浪。从程度上看，今日的局面是美国次贷危机向全球金融危机加速转化的产物。而此次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的猛烈冲击已使得大洋彼岸的国人感到了阵阵寒意。本文意在评析此次金融危机形成根源，刻画现阶段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获得经验与启示。
一、金融危机的形成根源分析
基于特殊性和一般性划分标准，这次金融危机既有属于其自身的特殊缘由，又有与其他金融危机相同的根源。前者站在微观视角上，审视信贷结构产品对于危机爆发所起的作用；后者置于宏观视角，利用经济形势和金融系统的更迭变化解释危机的形成。下面将分别加以分析。
1.次贷危机形成的特殊根源
以往金融危机不同，此次金融危机一个显著特点是信贷结构产品对于危机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当今的金融市场中，信贷结构产品作为信用风险转嫁的创新工具一直受到业内人士追捧，其规模也呈现出迅速扩张的趋势。然而此类产品的主要特性使之为日后的金融动荡埋下了伏笔。
第一，信贷结构产品收益高度非线性。在经济运行良好时，此类产品可以提供稳定的现金流，而经济陷入困境时，将诱发巨额损失。具体来说，这类产品对于资产价格、收入等易于受到经济周期影响的系统性因素是高度敏感的。这种高度非对称并且具有强门限效应的敏感度，将使得经济形势良好时，市场参与者难以对经济形势恶化后这类产品的损失情况做出确切的估量。
第二，和普通债券不同，信贷结构产品的风险分布具有更大的拖尾风险。危机爆发前已有很多文献指出，具有相同期望损失的债券和信贷结构产品相比，结构产品发生巨额损失的概率高得多，即拖尾风险较大。传统的信用评级仅仅考虑了结构产品的期望损失，极大地误导了投资者对于这类产品风险分布的认识。
第三，针对信贷结构产品的未来违约和风险分布的建模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依赖建模评估信贷结构产品的价值事实上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除了利用建模之外，无法对此类产品的价值进行更为有效的评估。然而，由于当前建模技术的局限以及历史数据的不足，使得模型参数难以估计。
以上特性是危机爆发前风险的积聚以及危机出现后引发的金融混乱的微观基础。在信贷结构产品大规模交易时，由于评级作用的不到位以及市场参与者对于风险的估计不足，使得整个市场中积累了大量的风险。危机显现后，这些特性使得市场参与者的损失超越预期，进而造成信心丧失，整个市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引入金融工程技术设计的金融衍生产品日益呈现出复杂化的特性，使得投资者甚至业内人士也对这些新工具缺乏必要的认识，为危机埋下了祸根。
2.次贷危机形成的一般根源
和以往的金融危机一样，此次金融危机再次反映了金融系统和宏观经济的紧密联系。当经济景气时，信贷扩张与风险积累并行，纵然风险积累已经过度也会被强劲的经济增长所掩盖。当经济进入调整阶段时，先前积累的风险就显现出来，导致金融动荡，而金融系统的问题又将经济推向衰退。过度积累的风险往往通过发生灾难的形式释放出来。
过去的岁月中，金融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信贷和资产价格“繁荣萧条周期性”的强化，这种周期性是金融系统自身具有的。资产价格、存款贷款差额、银行内部风险评估都是顺周期性的，这些顺周期和宏观经济运行相互影响，使得经济波动被放大。在经济繁荣时，信用扩张，资产价格高企，而后这些高价的资产作为抵押获得了更多的信用额度；反之亦然。
上述金融市场的周期性是司空见惯的，进一步说，金融系统具有持续、显著偏离长期均衡的倾向，即金融失衡，随着金融动荡的到来，先前的失衡得以释放，从而表现为金融过度繁荣和萧条，周期性波动太大。金融失衡及其释放被定义为金融系统的“过度顺周期性”，且具有高度非线性的特点。
简言之，金融系统的过度顺周期性是高度非线性的，风险的积聚特别难以判断，而拖尾风险的积累让市场呈现出风平浪静的假象。一旦资产价格升高到极至近而反转，金融系统将遭受巨大的损失。次贷危机的发生就是金融系统过度顺周期性的最好例证。
二、现阶段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
随着次贷危机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加速转化，整个金融市场的动荡呈现出了新的特征，这也是随着危机波及层面逐渐展开后的必然结果。
1.全球性金融危机
无论是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随后的俄罗斯、巴西、越南等金融动荡，无不发生在国际金融市场的非核心区域，对于世界经济金融的影响程度有限。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核心，发端于其国内的金融危机很快波及整个世界，形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受此影响，全球经济衰退成为定局。
次贷危机爆发后，除了美国金融业遭受重创之外，欧洲和亚洲的很多金融机构因为深度参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而遭受损失。此后，金融危机引发全球范围流动性枯竭，迫使欧洲、日本等经济体的货币当局向银行系统注入巨资救市。而期间“百年老店”莱曼兄弟的乃至冰岛政府的“破产”，令世人大为震惊。
与此同时，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了美国股票市场的大幅下挫，并对全球资本市场产生严重冲击。美国金融危机向欧洲蔓延，引发欧洲股市动荡不安。2008年9月15日，英国《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下跌了3.92%，德国dax指数下挫2.74%，法国巴黎cac40指数下跌3.78%。10月6日，全球资本市场迎来“黑色星期一”，英国《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下跌了7.85%，创造了1987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德国dax指数跌幅为7.07%，法国巴黎cac40指数跌幅9.04%。而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更为惨淡。
2.系统性金融危机
此次金融危机发端于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最初的影响范围仅限于持有或经营次级抵押贷款的房地产信托投资公司、商业抵押贷款机构、投资银行以及商业银行的抵押贷款子公司等。然而随着金融危机不断深化，波及面愈发广泛，一些商业银行开始冲减次级贷有价证券，财务状况不断恶化，甚至出现了净亏损。面对这一情况，银行业普遍收紧了企业和消费者贷款标准、提高贷款条件，信贷紧缩开始困扰实体经济的运行。到此，次贷危机完成了向信用危机的转化。
信贷紧缩笼罩着货币市场，导致货币市场基金的机构投资者面临日益增大的赎回压力，流动性的紧缺使得货币市场总市值萎缩了。信贷紧张还提高了现有借款者的房贷违约率，并直接冲击了经营债券保险及信用违约担保产品的保险公司，导致其融资成本升高，债权人不断要求其追加债务担保。在信用市场、保险市场身陷困境的同时，金融危机还影响了公司债券市场、商业票据市场、股票市场、汽车融资市场等其他金融市场，形成了全面而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3.各种金融风险集中爆发的金融危机
从次贷危机向金融危机的转化进程中，美国金融市场各种各样的金融风险悉数登场。危机发端于利率上调引发的利率风险以及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引起的违约风险；危机也因金融机构面对严峻的市场环境进而减少同业拆放所引起的流动性风险以及金融市场价格快速变动所导致的市场风险而不断加深，最后大量的交易对手违约导致的操作风险近乎使金融市场出现了去功能化的趋势。各种风险的相继爆发，使得金融市场的各个子市场陷入困境，而子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危机的严重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4.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互影响的金融危机
发端于实体经济的美国金融危机，终归又作用到实体经济，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因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本轮金融动荡首先源于地产价格泡沫的破裂。由于美国金融市场的规模数倍于实体经济总量，金融市场动荡严重冲击了实体经济。此次金融危机中，金融动荡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是：随着金融危机深化，信贷收缩笼罩市场，使企业融资成本快速攀升，甚至导致新增投资来源枯竭；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大幅下滑带来财富效应缩水，抑制了总消费。金融危机冲击了投资和消费两架“马车”，自然使得经济下滑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最终演绎了“房地产市场下滑导致次贷危机，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的循环过程。因此，金融危机最终能否结束，将取决于美国经济的表现尤其是美国实体经济的恢复状况。
三、此次金融危机的启示和经验
旷日持久的金融危机还在继续，但是危机前后暴露出的问题，以及针对危机采取的措施手段值得进行深入思考。毕竟危机总有一天将会过去，而到那时，如何将这次危机带给人们的启示和经验应用到未来经济活动中去，无疑具有非凡的意义。
1.放纵的金融创新成为此次危机爆发后备受诟病的一点。事实上，金融创新本身并不可怕，如何理顺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如何把握金融创新工具交易的合理规模才是我们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必须承认和美国金融市场相比，中国的金融创新不是过度，而是不够。我们不能永远在其他国家身后亦步亦趋，应当利用创新推动国内金融行业的发展。但是在引进金融创新的过程中，应该加强监管，用良好的监管保证创新品种的交易是符合标准的，不能任由创新品种的交易盲目扩张，这样才能保证现代金融业的稳定发展。
2.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以美国和欧洲的大型银行为师，一直将这些机构的先进经验作为制定战略的标杆。在当前危机的冲击下，可以借鉴的标尺骤然消失，我国庞大的银行“舰队”进入了丢失海图的大洋。危机暴露出的问题，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轨迹，即使调整发展的战略和思路，当前这个任务极为艰巨。事实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道理依然适用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大型银行的宝贵经验而规避他们的不足。与此同时，还应积极参与国际银行业有关行为准则和相关业务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发挥影响力，争取更强的话语权。
3.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发展及巨额救市方案即将出台，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海外金融机构及其他市场参与者的风险偏好，甚至出现了大量资金退出新兴市场的趋势，从而在全球金融市场引起更大的波动，其连锁反应甚至可能引发新的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从而使我国涉外企业面临更大的金融风险和市场风险，并对我国涉外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此外，随着美国银行业在本轮金融危机中蒙受重大损失，国际银行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部分国际大银行面临日益紧迫的筹措资金、补充资本的压力，其中可能涉及我国银行业股份制改造中所引进的战略投资者，对此，我们应该及时采取措施，控制相关风险。
4.随着美国、欧盟及日本等宏观经济增长态势及经济实力强弱对比的变化，特别是美国财政赤字的持续攀升，影响美元汇率变动的因素呈现日趋复杂的特征，国际主要货币汇率波动幅度不断加大，为此，我们应密切关注美元、欧元及日元等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动趋势，及时调整国内资产结构，适当分散币种结构，以防范可能出现的汇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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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周期性篇(5)
关键词：金融稳定；宏观审慎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4（1）-0058-05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至今余波未平，世界主要国家尚未从由这场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中实现稳定的复苏。各国金融监管部门以及金融学界对这场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的成因和发展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达成了基本共识，即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和金融监管的顺周期性共同作用，加之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之间出现风险传染，最终导致这场危机的爆发。通过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宏观审慎管理”这一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世界主要经济体和金融管理组织对宏观审慎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涵盖机构设置、风险识别与评估、宏观审慎工具体系、政策协调、危机救助等的基本政策框架。中国的金融管理机构在宏观审慎管理建设的过程中，在统计体系的规范化、新型政策工具设立、压力测试、差别化信贷政策、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逐步构建起中国宏观审慎管理的基本框架。
一、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基本构成及国际借鉴
（一）宏观审慎管理的演变。从现有文献看，“宏观审慎”这一概念可能最早出现于1979 年，库克委员会（巴塞尔委员会的前身）首次使用了“宏观审慎”一词，1986 年，国际清算银行指出，“金融监管当局应有宏观审慎意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次提出将宏观审慎理念应用于金融监管体系，并于 2000 年开始设计宏观审慎管理指标，还与世界银行共同发起了进行金融稳定评估规划（FSAP）。BIS行长Andrew Crockett（2000）提出了宏观审慎性监管的两个维度，一是时间维度，即风险如何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后来被总结为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二是截面维度，即风险在金融体系内部是如何分布，可称之为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欧洲中央银行（2005）设计了一套较为详细的宏观审慎监管指标体系，并认为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加之银行与非银行间联系不断加大，此时货币与新兴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风险将远大于传统金融市场，欧洲中央银行的判断一定程度上预言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真正使“宏观审慎”成为银行监管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各国中央银行及国际组织对“宏观审慎”管理框架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2009 年，IMF 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全球金融监管机构应当采取宏观审慎方法，并制定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用以减轻系统性风险的积累，降低再次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2009年9 月G20 匹兹堡峰会形成的会议文件中使用了“宏观审慎管理”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提法，2010年5月BIS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总结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构建及工具运用的初步经验，2010 年11 月G20 首尔峰会进一步形成了宏观审慎管理的基础性框架，并提出了最主要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2011年2月FSB向G20财长和央行行长提供了名为《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和框架》的报告，总结了国际及各国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最新进展。
（二）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构成。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并与宏观审慎管理的内涵紧密相连。从宏观审慎的两个维度看，宏观审慎应主要是采用逆周期的调控政策，防范系统性的金融体系风险，维护国际或各国的金融总体稳定。宏观审慎主要目标应主要是强化金融主体对经济下滑和其他负面冲击的恢复能力，以及限制金融风险的累积，以此降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或强度，因此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应包括宏观审慎政策目标与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以及工具的运用。FSB（2011）认为宏观审慎政策主要是运用宏观审慎工具防范系统系金融风险，由此防止可能对实体经济造成危害的关键金融服务领域的动荡，主要政策框架包括识别和衡量系统性风险、时间维度政策工具、跨行业维度政策工具、宏观政策实施的治理框架（包括机构、政策协调）等。我国《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指出，宏观审慎政策是指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目标，主要采用审慎工具，以必要的治理架构为支持的相关政策。
从宏观审慎的主要内涵及对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研究基本可以总结出，一个较为完善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应主要包括：宏观审慎管理机构、对系统风险的识别和评估、宏观审慎工具体系、管理部门的协调，基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宏观审慎管理框架还应包括发生危机后的响应与救助。
（三）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国际借鉴。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各国及国际组织在反思中加快了构建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步伐和探索，中央银行或新成立的机构被赋予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的职能，以巴塞尔协议Ⅲ为代表的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及指标不断被加强，世界各主要国际金融管理组织开展了多层次的金融体系风险评估与压力测试，各国均加强了宏观审慎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的协调，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承担最后贷款人职责采取的各类救助措施，显著拓展了逆周期政策的范围和空间。
指定中央银行或成立新机构负责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美国将系统性风险监管职责赋予美联储，并将美联储的监管权力从商业银行扩大至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包括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等，尤其是加强了对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英国将金融监管权从金融服务管理局重新移交给英格兰银行，并在英格兰银行下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负责国家金融稳定。欧盟新设了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欧洲议会赋予其对欧盟内金融体系进行宏观审慎管理及防范和减少欧盟金融稳定系统性风险的职责。韩国扩大了中央银行职权，进一步强化了韩国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职能；日本亦将宏观审慎的职责赋予了日本银行。
创建或加强逆周期监管要求。2008年金融危机对原有监管体系带来的最大改变即应创建或加强对金融机构的逆周期监管要求。巴塞尔协议Ⅲ成为金融危机后国家金融管理组织在逆周期监管方面的最大成果。巴塞尔协议Ⅲ提出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及永久资本留存缓冲成为宏观审慎时间维度上最重要的管理要求，在防范行业维度层面的风险上，目前正处于初步探索阶段，G20于2010年签署了关于解决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和外部风险的政策框架，巴塞尔协议Ⅲ部分条款通过提高高风险业务的资本要求和流动性要求来降低机构层面的风险，从而一定程度上解决系统性风险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性。
开展金融体系风险监测、评估与压力测试。2008年金融危机后，对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和压力测试更加受到重视。根据 G20伦敦峰会的要求，金融稳定理事会成立了金融脆弱性评估常务委员会，定期对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进行评估，BIS 和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已开发出了一系列宏观审慎监管指标，IMF 在 2009年 4 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重点介绍了四种评估金融机构风险关联性的定量模型。截至2011年3月，欧洲银行业监管局、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和欧洲中央银行会同各国监管当局已经开展了三次银行业压力测试。2011年7月，美国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了首份年报，从宏观经济环境、金融业发展、监管改革等方面对美国金融稳定状况进行了分析评估。
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宏观审慎作为最新出现的政策取向，其政策制定、实施必然存在与货币政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这种政策的协调通过部门或机构之间往往不能达到目的，因此需要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美国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美国财政部、美联储以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其他市场参与方或管理部门等多个机构组成，负责监测跨部门系统性风险，统一监管标准，协调监管冲突等；英国成立了由财政部、英格兰银行、金融服务管理局参与的金融稳定理事会，负责监测和评估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欧盟系统风险委员会要求欧洲中央银行、欧洲银行业监管局、欧洲证券和市场监管局、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监管局等机构定期向其提供数据，以便其开展系统性风险监测和评估，并将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或威胁金融体系稳定的风险通过预警方式传递给欧盟金融监管体系。
对产生危机的金融机构的救助。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责在维系金融稳定中起到核心作用，对产生危机的机构的救助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中仍应是不可或缺的。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采取大量创新性的政策工具对金融机构开展救助，显著拓展了宏观审慎政策工具逆周期操作的广度和深度。美联储创设了包括定期拍卖工具、定期证券借贷工具、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商业票据信贷工具、定期资产支持证券信贷工具、资产抵押证券贷款工具等大量最后贷款人操作工具，这些政策工具的创设，有效补充了金融市场流动性，对于应对金融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中国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实践
我国《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指出，“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构建和完善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保持经济金融平稳较快发展。”中国金融管理部门在完善金融统计指标体系、创设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开展系统性风险评估、加强逆周期宏观监管、健全存款保险和金融消费者保护框架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实践。
（一）完善金融统计指标体系。2011年，人民银行推出了“社会融资规模”这一衡量实体经济融资总量的新指标，社会融资规模基本涵盖了整个金融体系，能够更准确、全面地反映全社会的融资状况和流动性水平，同时还能反映金融风险在不同金融机构、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的传导。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对于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监管，加强金融体系稳健性监测分析与评估，实施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和维护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在总结国际金融危机教训的基础上，人民银行推动了金融统计标准化建设，统一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的分类标准与计量方法，成为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举措。
（二）创设宏观审慎政策工具。2011年人民银行创设立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工具，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结合了流动性总量管理与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基于银行信贷偏离经济增长加物价涨幅的程度，同时考虑各金融机构对整体偏离的影响及各自系统重要性程度和稳健性状况，重在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宏观审慎要求充实资本、管理风险资产、主动调整并合理安排贷款投放，保持稳健经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与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等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相配合，对于引导货币信贷及时回归常态，提升了金融机构的稳健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开展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评估和压力测试。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了对一国金融体系进行全面评估的重要性。2009年8月，我国经与IMF、世界银行协商，正式启动了FSAP评估。国际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国FSAP评估团分别于2010年6月、12月进行了两次现场评估，2011年11月，中国FSAP顺利结束。该评估涵盖了中国宏观金融风险和金融体系脆弱性、金融监管环境、系统流动性和金融稳定、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发展和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应急预案和危机管理安排等六方面内容。FSAP评估从国际视角客观评价了中国金融体系，肯定了近年来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成就，对潜在风险及其对宏观金融稳定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提出了有益建议，对中国提升金融体系稳健性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2011 年底，为识别和评估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人民银行组织17家商业银行开展了金融稳定压力测试。此次测试主要针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包含“整体及重点领域信用风险敏感性压力测试”和“宏观经济情景压力测试”。敏感性和情景压力测试结果表明，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水平较高，以17 家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银行体系对宏观经济冲击的缓释能力较强，总体运行稳健。
（五）做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忽视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模式引致的金融过度创新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有助于金融环境的优化和公平竞争市场形成。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履行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对于区域金融稳定具有积极意义。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在征信、银行卡、结算账户、人民币流通等金融领域负有管理职责，而现阶段这些领域又是产生金融消费权益争端较多的地方，并且部分领域的争端呈现倾向性、系统性的特点，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加大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宣传力度，强化监督管理，稳步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维护区域金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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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 Branch PBC， Xi’an Shaanxi 710075）
金融危机的周期性篇(6)
此次股灾暴跌严重程度，对比历史上海外牛市的中期调整也不遑多让。本轮A股创业板和中小板最大跌幅已与1987年美国股灾相当，但耗时更短，单个交易日平均跌幅更大。在连续大跌中，沪深两市市值蒸发了21万亿元之多，户均损失超过42万元，市值蒸发总量相当于一个深交所的全部股票市值。
虽然股灾之后，“国家队”大规模入市，运用各种方法手段救市，股市危机已初步得到缓解，但由股市暴跌所引发的社会恐慌还在延续，对于股灾所引发的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担忧亦在引发诸多人的担忧。对于当前由股灾蔓延成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能不加以警惕与预防。
分析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其根源是资本市场表现长期与基本面背离且得不到收敛，若存在高杠杆融资维持泡沫，则泡沫破灭后危机的深度和长度将急剧加深。通过比较历史上主要金融危机及其救市途径的比较，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股票市场有自身涨跌规律。所有的股灾均发生在股票价格偏高时期，而且泡沫化程度越高，跌幅越深。
（2）杠杆工具会放大股市的波动。比如美国1929年股灾、1987年股灾、中国台湾1990年股灾。
（3）新兴经济体在推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容易出现股灾，在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创新工具增加的过程中，政府监管体系不完善，投资者对新环境不熟悉。比如1989年日本股灾、1990年中国台湾股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4）如果股灾发生在经济周期上升期或降息周期，股市具有较强的恢复能力且调整较浅较快，有基本面或政策面资金面的支撑。比如美国1987年股灾、2011年受债务危机冲击，美国经济处在经济周期上升期和低利率时代；但是如果股灾发生在经济周期下降期或加息周期，股市恢复力较弱且调整较深，比如美国1929年大萧条、2008年次贷危机、日本1989年股灾。
（5）政府救市是正常的逆周期调节，该出手时就出手。面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时，政府果断出手是政府惯例。回想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香港，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当时香港政府的果断出手干预，已经沦为超级提款机的香港将会面临何等灾难，以及其对内地造成连锁反应。更为深刻的案例是欧央行行长德拉吉曾在2012年欧债危机最为严峻的时候，曾抛出“whatever it takes to save the euro”（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保卫欧元）。此举让欧央行在市场恐慌之际，力挽狂澜，重拾市场信心，避免欧元危机爆发。
金融危机的周期性篇(7)
论文摘要:从本质上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作为一种信用危机、道德危机,美国金融危机表现出其“传染”的整体性和快速性以及政府处理危机的主导性和一致性特征,并使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一场系统性、全球性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给各国 经济 造成巨大冲击,教训深刻,值得吸取。应充分认清此次金融危机的本质特征,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保持国内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由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金融风暴正在全球迅速蔓延并持续恶化。金融创新的过度、信用监管的缺失以及道德风险的蔓延进一步加剧了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及不稳定性,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三大主因。
一、金融脆弱性理论回顾
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制度、结构出现非均衡导致风险积聚,金融体系丧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金融状态(伍志文,2002)。金融脆弱性理论认为金融体系本身是不稳定的,具有内在脆弱性,因此金融风险是普遍存在的,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有费雪(1933)的债务一通货紧缩理论和明斯基(1982)的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假说。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与债务的清偿紧密相关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过度负债和经济下滑引起债务的清偿。而债务的清偿会导致货币的收缩和周转率的下降。这些变化又会引起价格的下降、产出的减少、市场信心的减弱、银行破产数和失业率的上升。因此,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源自经济基本因素的恶化。明斯基对于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分析基于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的长波理论基础之上。他指出,正是经济的繁荣埋下了金融动荡的种子。他的基本观点是,实体经济中存在着三种筹资,即抵补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人大于偿债的现金流出)、投机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和“庞齐”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小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也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这三种筹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所占比重不同:经济繁荣时期,后两种筹资比例大幅度上升,金融风险增大。伴随着借款需求扩大,市场利率上升, 企业 利润下降,市场情绪由乐观向忧虑转变并进一步向恐慌蔓延,企业倒闭,银行借款急剧收缩,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快速下跌和全面金融危机的爆发。因而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经济 发展 周期和经济危机不是由外来冲击或是失败性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的,而是经济自身发展必经之路。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魏波,2006),并形成了三代较成熟的货币危机理论。第一代理论由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1979)首次提出,并由罗伯特·福拉德等人(r.flood和p.garber,1985)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以及一国国内信贷的无限制扩张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第二代理论以茅里斯·奥波斯特菲尔得(m.obsffeld,1994)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认为政府对于私人部门预期所做出的反应成为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第三代理论形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许多学者跳出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代表性人物是麦金农和克鲁格曼等人。其中克鲁格曼(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即道德风险起初导致过度冒险,最后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
二、对美国金融危机演变特征与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分析
上述金融危机理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各类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也为我们认识和分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脆弱性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复杂性,引发金融危机的新因素不断出现,也使这次金融危机呈现出新的特点。
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首先由次贷危机引起。次贷危机即指由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违约增加,进而影响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导致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流动性危机。从产生根源上看,实际上它是由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特别是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信用和监管缺失等所导致的一场货币危机、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而通过危机的扩散,目前已演变为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即由于金融市场已经不能再有效发挥其功能,因而趋于瓦解并对实体经济可能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的状态)和全球金融危机。
(一)次贷危机本质上是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
根据上述金融危机理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minsky(1982)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特征,它与这一制度下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有关。由于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周而复始地出现。周期性出现的新的获利机会总会导致人们的乐观预期,并促使信贷过度扩张。另一方面,由于竞争压力,为了保住客户和市场,银行常常会做出不谨慎的贷款决策。krugman(1998)认为,由于政府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以及监管不力,使得银行和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虚拟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即金融系统超常发展,就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发生的基础和条件。上述理论正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最好映照,对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从本质上看,美国次贷危机是投资者担心资产价格泡沫风险所产生出来的信用危机,它源于次贷风险,并借助金融衍生产品的渠道进行扩散。美国次贷危机正是源于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使用从而导致房贷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而产生。作为主要面向信用记录欠佳、收人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客户提供的高风险、高收益的贷款,次贷市场近年来迅速扩张,市场规模在短期内迅速膨胀。但是,随着美联储不断提高基准利率,房地产价格出现下跌趋向,次级按揭贷款人心理预期与偿付能力下降出现大量违约,而其违约风险通过次贷衍生产品迅速放大,动摇了市场信心,银行纷纷收紧融资条件,借贷机构、基金公司等资金链开始断裂,导致脆弱的金融市场失控,危机最终爆发。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向以制度健全、市场完善、运作规范和信用优良而著称的美国金融市场,恰恰在监管和信用方面出了大问题,整个住房市场和房贷市场各个环节充满了欺诈和贪婪 ，银行和金融机构丧失了基本的客观性和公正。
性(理查德 ·比特纳，2008)。从贷款经纪商到贷款公司，从投资银行到信用评级机构 ，从建筑商到房地产中介伪造签名、隐瞒信息、操纵和修改贷款文件、篡改信用、放大收入、评估掺水等无序运作 ，乱象丛生；降低贷款审批标准、贪婪地运用金融创新能力和过剩的流动性，疯狂的市场扩张 ，事后相互推卸责任、转嫁风险等，这一切更加剧了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从而使整个华尔街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和道德风险之中。
(二)金融危机的传染具有快速性、整体性和全球性
关于危机中“传染”的特征也是金融危机理论关注的问题 ，有人甚至认为，危机就是“传染”引起的，没有其他原因尽管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多数学者的认 同，但人们对于“传染”在加剧危机形成中的作用却大多没有怀疑。综合来看危机形成中，“传染”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发挥其作用：贸易渠道、金融联系渠道和非理性的羊群效应。
以金融联系渠道为例。由于参与美 国房贷市场的机构和投资者为数众多，结构复杂，利益勾联，相互衔接，从而形成了一条长长的住房抵押贷款“食物链条”和庞大的交易网。在缺乏应有的风险控制的条件下，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便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看到在这一危机中，高度市场化的金融系统相互衔接形成了一条特殊的风险传导路径：即低利率环境下的快速信贷扩张一宽松的住房贷款审批标准一房价下跌、持续加息一出现偿付危机；按揭贷款的证券化和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对冲基金高比例的杠杆效应，加大了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下跌风险的传染性与冲击力，放大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风险。而金融市场国际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又加快了金融动荡从一国向另一国传递的速度。这种远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衍生品的泛滥及虚假繁荣，终于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并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从次贷领域到优贷领域，从房贷市场到整个金融市场，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美国金融到全球金融等，无一不在经受着这次金融海啸的洗礼与考验。而半年来，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金融巨头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其速度之快 ，损失之惨，更是令人震惊。
与传统金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传染还表现出显著的“蝴蝶效应”(即地理位置遥远的国家皆能受到金融动荡的影响)和“板块联动效应”(即在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问的传递)。除了美国、欧洲、日本等，拉美、亚洲等区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有的国家面临国家破产的危险。这反映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显著，也使这场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为一场波及全球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三)金融危机的处理具有政府主导性和协调一致性
此次危机中，全球范围内各国强化金融领域的管制和干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它是抵御 自由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必由之路。由于此次危机具有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持续时间长等特点，为了维护世界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稳定，美国政府及世界各国政府不得已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救助计划和措施 ：接管“两房”、向 aig提供巨额贷款、改组投行、回购证券、直接注资、政府担保、联合降息、甚至国有化等，其力度之大、出手之重、方式之直接和多样 ，前所未有。而且全球联手 ，共同行动，也是史无前例。
全球金融动荡下各国强化政府干预的情况 ，充分显示了政府在拯救危机中的主导作用和协调一致性 ；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缺陷和不足 ，正是这些国家为降低国际金融体系不完善带来的冲击所做的必然选择(刘立峰，2000)。
三、稳定我国金融市场体系，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无疑，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带有向全球转嫁的性质，给各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由于我国仍然实行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次贷危机通过金融渠道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