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科体系篇(1)

关键词：应用型 文科 实践教学 问题 对策

所谓实践教学体系，一般是指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对组成实践教学的各个要素（实践课程和实践环节等）进行整体设计，建立起来的与理论教学体系相辅相成、结构和功能最优化的教学体系。实践教学体系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在运行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各构成要素的作用，又要协调配合，发挥实践教学体系的整体功能。[1]实践教学体系的建立在学校教学，尤其是应用型院校的教学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应用型院校强调培养适合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动手能力强，具有很强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实践教学体系的建立对于应用型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应用型院校的文科专业。文科专业的教学素以理论性见长，在原有的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中均以理论教学为主。因此，如何建立完善的切实可行的文科实践教学体系是各个应用型院校教学改革的重点。但从目前各应用型院校文科实践教学体系运行的情况来看，文科实践教学体系还不成熟，不完善，存在着一些问题，急需改革。

一、应用型院校文科实践教学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文科实践教学体系在应用型院校教学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关乎学校教学目标，培养人才目标的实现。但是，目前各应用型院校的文科实践教学体系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建立原则不明确

在众多应用型院校中，文科实践教学体系是按照理科实验教学体系建立的。在高等学校教育中，各类专业可以基本上划分为理工科与文科。两类专业的性质具有很大的差别。理工科专业分为理、工、农、医四个学科门类。理工科的各个专业基本上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相当多的课程是在实验室完成的。文科主要包括汉语言文学、艺术、历史、外语、法律、经济、管理等各种系科，文科教学伸缩性比较大，偏重于分析和理解，要求学生能够根据自身的阅历和社会经验对社会现象进行评判。相对来讲，理工科的教学更加强调实践性，文科教学更加强调理论性。很多院校以理科实验教学体系为模板，建立了文科实践教学体系。此类做法，虽然有利于文科实践教学体系的快速建立，但是忽略了理工科教学与文科教学的差别，形成了目前文科实践教学只停留在表面，很难切实进行的现状。文科实践教学体系建立原则的不明确，是目前应用型院校文科实践教学体系建立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课程设置不合理

在传统院校的文科教学中，基于文科教学理论性强的特点，基本上进行的都是纯粹的理论教学。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该专业的基础课与必修课主要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概论、马列文论、美学、写作、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文化史等课程。并辅以《诗经》研究、明清小说研究、西方现代派研究、语法修辞研究等众多研究性的选修课。

（三）实习实训基地数量少

应用型院校强调培养适合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具有很强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过程中，要为学生提供锻炼的机会，实习实训基地必不可少。各应用型院校中，相对于比较完善的理工科实验室与校企合作制度，文科专业要落后很多。文科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立比较晚，实习实训基地比较少。再加之，文科专业的特点，很少有企事业单位能够提供大量的实习机会。实习、实训基地少是目前制约文科实践教学体系建立的重要问题。

（四）评价模式单一

在以往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与评价体系中，基本上形成了以分数为中心的固化单一的评价方式。目前在各应用型院校的文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关于课程考核的方式基本上有两种：考查和考试。考查的方式主要包括开卷考试和结课论文两种形式，考试则指闭卷考核。无论采用哪种考核方式，最后都是以分数的形式展现学生的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试卷的考核方式比较适合理论知识考核，而应用型院校注重的是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试卷考核方式不能够满足应用型院校对人才培养的评价要求。

二、应用型院校文科专业建立实践教学体系的对策

针对目前各应用型院校文科实践教学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在应用型院校文科实践教学体系改革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明确应用型院校文科实践教学体系建立的原则

应用型院校文科实践教学体系建立应该遵循以下原则：首先，根据应用型院校的办学特点，应用型院校文科实践教学体系要以培养符合地方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具有很强实践能力的文科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在设置人才培养目标，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要始终坚持服务地方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其次，区别文科实践教学体系与理工专业实验教学体系的特点，明确文科实践教学是理论与实训相结合的实践教学，建立符合文科教学特点的实践教学体系。

（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符合学校实际情况的实践教学体系

人才培养方案是实现学校培养人才目标的纲领性文件。通过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为文科实践教学体系的建立保驾护航。

首先，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过程中，通过设置实训环节、实践周，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学时、学分。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现代汉语》在传统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安排48学时，完全为理论教学学时。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过程中，可以按1：1的比例，设定为理论教学学时24，实训学时24。让学生在边学边练的过程中，深入的掌握现代汉语的理论知识，能够灵活运用，举一反三。

其次，建立立体的实践教学环节。在增加课程实训、实践周环节之外，将学年论文、毕业作品（设计）、毕业论文，专业见习、专业实习、假期社会实践活动、社团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立体的实践教学环节。并对各个实践教学环节设置适当的学分，只有修完实践教学学分才能够毕业。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可以增加社会调查类的题目。专业见习，让学生进入与专业相关的企事业单位，身临其境的感受职业氛围。尤其要强调的是专业实习，目前很多应用型院校，除教育类学生实习由学校统一组织进行，其他专业则采用了放羊式的实习方式，学校不统一组织，由学生自行寻找实习单位，只需在实习期结束时，交回实习鉴定表完事。学校对学生是否实习，实习的过程缺乏深入的了解，使实习只停留在书面上，收不到最好的效果。最后，学校团委可以通过开展“三下乡”活动，组织学生真正深入基层，结合自己的专业为老乡做贡献;组织更多的社团活动，让学生得到锻炼。

（三）建立符合学校实际情况的实验实训基地

应用型院校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需要有大量的实验室、实践实训基地为支撑。通过实验室、实践实训基地的建立，为学生提供优质的锻炼能力的场所，学生能够在实际动手操作中，检验所学的理论知识，锻炼动手能力。多人合作项目，还能够锻炼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在学生步入职场之前，各种能力得到锻炼，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毕业之后能够尽快的融入职场当中。

（四）建立一支具有实践能力的教师队伍

教师在学校教学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应用型院校的教师队伍建设，在注重学缘结构、年龄梯队、职称梯队之外，更重要的是教师实践能力的提高。一方面，是教师观念的转变。改变以往理论知识教学的教学方法、教学思路，从观念上确立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培养双师型教师。鼓励教师到各企事业单位挂职锻炼，教师直接深入到行业一线，了解行业的前沿动态，在挂职的过程中，锻炼实践能力。只有教师成为理论与实践能力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更好地指导学生的行业实训与实践。

（五）建立复合型的评价体系

以往以分数为核心的评价方式，不能全方位的客观的展现学生的综合能力。应用型院校应根据各学校的实际情况，建立符合学校特点、课程性质的多方位、多层次、多种考查手段的评价方式。尤其要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职业素养的考核，建立起学校考核与用人单位评价相结合的评价体系。

首先，学校自我评价。学校的自我评价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改变每门课程单一的评价方式，根据课程的性质，确定实验、实训的评价方式。二是学校通过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学校通过对学生就业率、就业方向、就业之后的知识需求等方面的调查，全方位了解学生就业之后的状况，并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调整本校的实践教学体系。

其次，用人单位评价。学校要与用人单位建立长效联系机制，定期进行沟通与交流。了解学生在各用人单位的工作情况、平时表现、单位对毕业学生的满意度。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邀请用人单位代表到学校进行参观座谈，对学校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方案、教师队伍建设给予来自行业一线的指导。应用型院校加强与用人单位的合作，既可以了解学生就业情况，又可以了解行业一线状况，并据此对学校的实践教学体系进行改革，从而培养出更能贴合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高级专门性人才。

应用型院校主要培养适应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具有突出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为了实现这一培养目标，对于理论性较强的文科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建立尤其重要。明确建立目标，并在目标的指引下修改人才培养方案，调整课程设置，加强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建立立体的评价体系，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是解决应用型院校文科实践教学体系中存在问题的有效对策。

人文地理学科体系篇(2)

1　地理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钱学森在20世纪80-90年代逐步完成了总结全人类研究的科学体系。概括起来分11个门类、5大巨系统、4项建设（图1、图2、图3、表1），下面分别表述原著与解解的内容。

附图

图1　钱学森论人类的知识体系

Fig.1  The  statement  of  human  knowledge  system  by  Qian  Xuesen

钱学森将当今人类对科学知识的体系，分为数学科学、自然科学、地理科学、社会科学、建筑科学、军事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与美学11个体系。对上述人类知识体系解读，可以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地理科学作为客体世界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人体科学、思维科学和行为科学作为人类主体的主要研究对象；建筑科学界于客体与主体科学之间；军事科学实际上是指谋略科学（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等），是在掌握所有科学基础上的智慧较量；美学是纵贯于各个学科的；数学科学与系统科学是横贯于各个学科的。因此有以下的科学分类网络系统（图2）。

附图

图2　科学分类的网络体系

Fig.2  The  network  system  of  science  classification

在五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图3），地理系统与星系系统、社会系统、人体系统、人脑系统并列，其中的物理、地理、事理、人理、脑理中的“理”都是指研究的“规律”。

钱学森提出的社会主义总体设计部（表1）中，除了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外，特别提出地理建设，笔者将其修改为地理系统工程，并增加了人口、科教、城镇、资源、灾害、产业。

表1　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略有修改）

Tablel  The  system  structure  of  socialism  construction

附图

2　地理信息科学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迅猛发展，来自外层空间的遥感、遥测、定位、通讯信息海量地增加；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处理与解决这些海量数据的能力大幅度地提高。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专家系统、管理信息系统、辅助决策系统应运而生，使得地理信息科学首先获得发展的机会。正是地理信息科学这门用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技术科学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地理科学的建立与发展。

附图

图3　五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Fig.3  Five  open  complex  giant  system

地理信息科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包括航天信息网络系统（外层空间卫星之间的信息网络）、地面的网络系统、天地之间的网络系统三部分，是有线网络与无线网络连通的一体化网络系统。1998年笔者发表了“航天信息与地理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及其应用”的论文[5]，2002年又发表了“论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6]一文。两篇论文基本上代表了地理信息科学的创始与发展，当前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数字化或信息化的建设，实际上都是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中的部分子网络或子系统。地理信息科学中最重要的原创性的成果是遥感信息模型与地理信息编码模型。

随着遥感信息的大量获取，数学家以模式识别为工具对遥感信息进行图像处理与分类，使用的数学工具主要是数理统计的方法，把遥感信息看成是没有成因关系的随机变量；物理学家则把获取遥感的物理过程视为遥感信息的成因，因此采用反演的方法，使用辐射传输方程为主的数学工具，事实上不承认地理现象的不确定性；大多数地理学家将遥感信息当成系列成图的基础信息，快速、准确地制作系列地图。地图是符号系统，其信息量远不可与遥感信息量比较，地图学家把遥感信息转化成符号系统的系列图谱。遥感信息模型则是将地理复杂现象中的非遥感信息转变为归一化的影像信息，与遥感信息一起用方程、统计与相似准则结合，也即演绎逻辑、归纳逻辑与类比逻辑结合；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包括随机的不确定性、模糊的不确定性、灰色的不确定性、分形的不确定性）辩证统一；图像与方程（一个像元或一个图斑、一个方程）耦合；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互动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地理复杂信息模型[7-9]。这种信息模型只有在遥感技术的推动下才有可能产生。这种信息模型是遥感信息与地理信息连接的纽带。

地理信息系统本来就是为了制作地图而创建的，因此地图学家将从遥感中提取的系列地图存入地理信息系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这种地理信息系统无论空间分析功能多么强大，也不可能进行模型计算，外挂、内嵌种种方式都不可能解决直接进行模型计算问题。系列地图存入计算机的图形库时，信息又是冗余的，因此带来一系列与计算机技术发展格格不入的疑难，最为典型的是数据挖掘，数据挖掘说明存在数据库中的信息有冗余。遥感信息模型的运算要求地理信息系统可以直接进行模型计算，由此地理信息编码模型应运而生[10,11]。传统的地理信息系统以图形的叠合(Overlay)为主；而能够进行遥感信息模型运算的地理信息系统则以像元或图斑中的多位编码的抽取(Extract)为主。这又是完全相反的途径。地理信息编码模型还是地理定量信息与定性信息转化的纽带，也是地理信息系统中属性库与地理专家系统中知识库联系的桥梁。

总之，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这个巨系统的地理信息科学的内容远远超过了3S(Remote  Sensing,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的范围，而是以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为核心的天—地—人—机系统。地理信息科学虽然是从属于地理科学的技术科学，但是地理信息科学的诞生与发展是引领地理科学成长的核心力量，因此本刊更名时，将地理信息科学与地理科学相提并论，突出了地理信息科学的重要性。

3　地理系统工程

地理系统工程当前尚未被广泛认识，已经认识到的也仅仅是系统工程在地理学中的应用。当地理信息科学中的模型在实践中应用时，必然会涉及地理系统工程的可操作性。地理遥感复杂信息模型的建立，可以进行定量预报和回溯，因此为地理系统工程打下了工程的基础。国民经济的主战场主要包括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灾害、城镇、基建、产业等8个方面，这8个方面是互动的。中国的人口问题、西部开发问题、21世纪水资源问题、能源问题、洪旱灾害问题、环境问题、生态农业问题、城镇体系问题、基建布局问题、产业结构动态调整问题以及相互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无不属于地理系统工程。

地理现象是复杂现象，地理系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当研究西部开发时，如果国家各个部门各行其是，石油开发只考虑石油开采与输送管道；交通只考虑公路建设；铁路只考虑铁路建设；水利只考虑南水北调问题；城镇建设只考虑城市规划等，那么整体的西部地区有可能产生许多事倍功半的现象，例如修了公路没有物资运输；城市居民结构不尽合理；劳动力与产业结构不配套等。钱学森的社会主义总体设计部就是要把地理系统工程与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系统地结合起来，地理系统工程仅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而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灾害、城镇、基建、产业是地理系统工程中的子系统。人口中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是人口系统中的要素；资源中的矿产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土资源、大气资源等又是资源系统中的子系统；大气环境、水环境、土环境、生物环境、地质环境是环境系统的子系统；交通、铁路、航运、航空、供排水、供电、供气、供暖、电讯、电视、计算机网络是基础建设系统的子系统等。系统嵌套系统，分层次子系统与交叉子系统，构成完整的、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

研究开放复杂巨系统的方法，首先是将系统分解为多层次的子系统，明确其中的交叉子系统；其次是从定性到定量地确定子系统中各个要素与指标体系；第三是根据指标（相似准则）建立模型进行预测预报；最后是检验该巨系统的效益与效率。当前大多数是分别研究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灾害、城镇、基建、产业等子系统，在一个地区全面研究区域地理系统工程的有效实例不多，区域经济地理的研究还远远够不上地理系统工程。笔者曾在2000年底提出中国水资源、水灾害、水环境、生产用水、生活用水统一解决的洪水充分利用，全国水系网络化与渤海淡化的地理系统工程，中国科技报曾进行报道，之后笔者在“21世纪黄河系统工程方略”一文中进行阐述，首先所能进行的研究是虚拟地理系统工程。全国水系网络化与渤海淡化是21世纪的世纪工程，尚需有识之士共识，广泛地深入研究，进一步的论证。

如果没有以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地理信息科学的支撑，研究复杂的地理系统工程就是空想，然而所幸的是人们已经掌握了地理信息科学的许多关键技术，地理系统工程的实践指日可待。

人文地理学科体系篇(3)

1地理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钱学森在20世纪80-90年代逐步完成了总结全人类研究的科学体系。概括起来分11个门类、5大巨系统、4项建设（图1、图2、图3、表1），下面分别表述原著与解解的内容。

附图

图1钱学森论人类的知识体系

Fig.1ThestatementofhumanknowledgesystembyQianXuesen

钱学森将当今人类对科学知识的体系，分为数学科学、自然科学、地理科学、社会科学、建筑科学、军事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与美学11个体系。对上述人类知识体系解读，可以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地理科学作为客体世界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人体科学、思维科学和行为科学作为人类主体的主要研究对象；建筑科学界于客体与主体科学之间；军事科学实际上是指谋略科学（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等），是在掌握所有科学基础上的智慧较量；美学是纵贯于各个学科的；数学科学与系统科学是横贯于各个学科的。因此有以下的科学分类网络系统（图2）。

附图

图2科学分类的网络体系

Fig.2Thenetworksystemofscienceclassification

在五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图3），地理系统与星系系统、社会系统、人体系统、人脑系统并列，其中的物理、地理、事理、人理、脑理中的“理”都是指研究的“规律”。

钱学森提出的社会主义总体设计部（表1）中，除了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外，特别提出地理建设，笔者将其修改为地理系统工程，并增加了人口、科教、城镇、资源、灾害、产业。

表1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略有修改）

TablelThesystemstructureofsocialismconstruction

附图

2地理信息科学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迅猛发展，来自外层空间的遥感、遥测、定位、通讯信息海量地增加；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处理与解决这些海量数据的能力大幅度地提高。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专家系统、管理信息系统、辅助决策系统应运而生，使得地理信息科学首先获得发展的机会。正是地理信息科学这门用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技术科学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地理科学的建立与发展。

附图

图3五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Fig.3Fiveopencomplexgiantsystem

地理信息科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包括航天信息网络系统（外层空间卫星之间的信息网络）、地面的网络系统、天地之间的网络系统三部分，是有线网络与无线网络连通的一体化网络系统。1998年笔者发表了“航天信息与地理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及其应用”的论文[5]，2002年又发表了“论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6]一文。两篇论文基本上代表了地理信息科学的创始与发展，当前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数字化或信息化的建设，实际上都是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中的部分子网络或子系统。地理信息科学中最重要的原创性的成果是遥感信息模型与地理信息编码模型。

随着遥感信息的大量获取，数学家以模式识别为工具对遥感信息进行图像处理与分类，使用的数学工具主要是数理统计的方法，把遥感信息看成是没有成因关系的随机变量；物理学家则把获取遥感的物理过程视为遥感信息的成因，因此采用反演的方法，使用辐射传输方程为主的数学工具，事实上不承认地理现象的不确定性；大多数地理学家将遥感信息当成系列成图的基础信息，快速、准确地制作系列地图。地图是符号系统，其信息量远不可与遥感信息量比较，地图学家把遥感信息转化成符号系统的系列图谱。遥感信息模型则是将地理复杂现象中的非遥感信息转变为归一化的影像信息，与遥感信息一起用方程、统计与相似准则结合，也即演绎逻辑、归纳逻辑与类比逻辑结合；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包括随机的不确定性、模糊的不确定性、灰色的不确定性、分形的不确定性）辩证统一；图像与方程（一个像元或一个图斑、一个方程）耦合；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互动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地理复杂信息模型[7-9]。这种信息模型只有在遥感技术的推动下才有可能产生。这种信息模型是遥感信息与地理信息连接的纽带。地理信息系统本来就是为了制作地图而创建的，因此地图学家将从遥感中提取的系列地图存入地理信息系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这种地理信息系统无论空间分析功能多么强大，也不可能进行模型计算，外挂、内嵌种种方式都不可能解决直接进行模型计算问题。系列地图存入计算机的图形库时，信息又是冗余的，因此带来一系列与计算机技术发展格格不入的疑难，最为典型的是数据挖掘，数据挖掘说明存在数据库中的信息有冗余。遥感信息模型的运算要求地理信息系统可以直接进行模型计算，由此地理信息编码模型应运而生[10,11]。传统的地理信息系统以图形的叠合(Overlay)为主；而能够进行遥感信息模型运算的地理信息系统则以像元或图斑中的多位编码的抽取(Extract)为主。这又是完全相反的途径。地理信息编码模型还是地理定量信息与定性信息转化的纽带，也是地理信息系统中属性库与地理专家系统中知识库联系的桥梁。

总之，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这个巨系统的地理信息科学的内容远远超过了3S(RemoteSensing,GlobalPositioningSystem,GeographicalInformationSystem)的范围，而是以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为核心的天—地—人—机系统。地理信息科学虽然是从属于地理科学的技术科学，但是地理信息科学的诞生与发展是引领地理科学成长的核心力量，因此本刊更名时，将地理信息科学与地理科学相提并论，突出了地理信息科学的重要性。

3地理系统工程

地理系统工程当前尚未被广泛认识，已经认识到的也仅仅是系统工程在地理学中的应用。当地理信息科学中的模型在实践中应用时，必然会涉及地理系统工程的可操作性。地理遥感复杂信息模型的建立，可以进行定量预报和回溯，因此为地理系统工程打下了工程的基础。国民经济的主战场主要包括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灾害、城镇、基建、产业等8个方面，这8个方面是互动的。中国的人口问题、西部开发问题、21世纪水资源问题、能源问题、洪旱灾害问题、环境问题、生态农业问题、城镇体系问题、基建布局问题、产业结构动态调整问题以及相互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无不属于地理系统工程。

地理现象是复杂现象，地理系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当研究西部开发时，如果国家各个部门各行其是，石油开发只考虑石油开采与输送管道；交通只考虑公路建设；铁路只考虑铁路建设；水利只考虑南水北调问题；城镇建设只考虑城市规划等，那么整体的西部地区有可能产生许多事倍功半的现象，例如修了公路没有物资运输；城市居民结构不尽合理；劳动力与产业结构不配套等。钱学森的社会主义总体设计部就是要把地理系统工程与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系统地结合起来，地理系统工程仅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而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灾害、城镇、基建、产业是地理系统工程中的子系统。人口中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是人口系统中的要素；资源中的矿产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土资源、大气资源等又是资源系统中的子系统；大气环境、水环境、土环境、生物环境、地质环境是环境系统的子系统；交通、铁路、航运、航空、供排水、供电、供气、供暖、电讯、电视、计算机网络是基础建设系统的子系统等。系统嵌套系统，分层次子系统与交叉子系统，构成完整的、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

研究开放复杂巨系统的方法，首先是将系统分解为多层次的子系统，明确其中的交叉子系统；其次是从定性到定量地确定子系统中各个要素与指标体系；第三是根据指标（相似准则）建立模型进行预测预报；最后是检验该巨系统的效益与效率。当前大多数是分别研究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灾害、城镇、基建、产业等子系统，在一个地区全面研究区域地理系统工程的有效实例不多，区域经济地理的研究还远远够不上地理系统工程。笔者曾在2000年底提出中国水资源、水灾害、水环境、生产用水、生活用水统一解决的洪水充分利用，全国水系网络化与渤海淡化的地理系统工程，中国科技报曾进行报道，之后笔者在“21世纪黄河系统工程方略”一文中进行阐述，首先所能进行的研究是虚拟地理系统工程。全国水系网络化与渤海淡化是21世纪的世纪工程，尚需有识之士共识，广泛地深入研究，进一步的论证。如果没有以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地理信息科学的支撑，研究复杂的地理系统工程就是空想，然而所幸的是人们已经掌握了地理信息科学的许多关键技术，地理系统工程的实践指日可待。

4理论地理科学

地理信息科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为地理系统工程提供研究方法与手段；另一方面又为理论地理科学提供技术基础。从遥感信息模型发展到地理复杂信息模型再到地理数学[8]，为理论地理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理论地理科学中首要的是建立开放的复杂巨地理系统的理论；其次是地理类比的广义相似理论[13]；第三是一般地理复杂模型理论与地理数学；第四是地理数学在部门地理—部门子地理系统工程与区域地理—区域地理系统工程中的应用。理论地理科学如果不能指导部门子地理系统工程的研究和区域地理系统工程的研究，那么就失去了理论意义。

如果没有以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地理信息科学的支撑，研究理论地理科学也是空想，然而所幸的是人们已经掌握了地理信息科学的许多关键技术，理论地理科学的建立指日可待。

5地理科学在可持续发展信息社会中的作用

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人类中心主义”，然后达到了地理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阶段。地球上人类消耗的资源、能源是极其不平衡的，按照发达国家的水平，一个地球是满足不了全人类的需求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在信息社会中才能实现，人类一方面需要依靠科学技术开发资源，如太阳能的利用，靠基因工程使绿色植被更多地利用太阳辐射，靠纳米技术直接转化太阳能为电能；另一方面是靠信息技术节省资源、能源，如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就是信息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靠航天技术获取外层空间信息源，靠计算机技术建立信息网络。由此可见，地理信息科学在可持续发展信息社会中的作用[14]。随着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地理系统工程与理论地理科学的发展，将为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做出重要的贡献。

由上分析，可见地理科学与地理信息科学已经被广泛共识，地理系统工程与理论地理科学的发展尚不够充分，因此本刊更名为“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是适时的，是既有继承性又有发展性的；是既有前瞻性又有现实性的。在这里我们希望地理科学界的同仁，切不要轻视技术，高新技术恰恰是新理论、新应用的强大推动力。

【参考文献】

[1]钱学森，等.论地理科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1-325.

[2]钱学森.发展地理科学的建议[J].大自然探索，1987,6(19):36-46

[3]钱学森.就“地理科学”答《地理知识》记者问[J].地理知识，1990,(1):90-93.

[4]马蔼乃.论地理科学的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6,32(1):120-129.

[5]马蔼乃.航天信息与地理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及其应用[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34(4):533-541.

[6]马蔼乃，等.论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2,18(1):1-8.

[7]马蔼乃.遥感信息模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165.

[8]马蔼乃.遥感信息模型与地理数学[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37(4):521-529.

[9]马蔼乃.遥感地理信息模型[J].地理学报，1996,51(3):266-271.

[10]马蔼乃.地理信息编码模型[A].地理科学与地理信息科学论[C].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283-302.

[11]马蔼乃.地理知识的形式化[A].地理科学与地理信息科学论[C].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261-274.

[12]马蔼乃.21世纪黄河系统工程方略（首届黄河论坛暨王化云治黄思想研讨会）[N].黄河报（转载），2002.

人文地理学科体系篇(4)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161所高校设置地理信息系统(简称“gis”)专业，158所高校开设了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简称“规划”)专业。开设的院校既有综合性大学、师范类院校、地质矿产类院校，也有农林类院校和建筑、工程类院校，还有理工院校、财经院校等。大部分高校的gis专业由地理学、测绘科学、地质学等学科转化而来，而规划专业主要由地理学相关专业转化而来的，它们都是地理科学类下的二级学科。由于受传统的办学背景的影响，多数本专业课程体系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人才市场需求以及国家创新体系之间存在矛盾，各个学校在构建课程体系中存在课程体系不合理，理论和实践环节脱节、教学与培养目标相背离、宽而不专等问题。

要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就必须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和课程设置方案。什么样的课程体系是合理的，什么样的课程是学生所需要的，这是高校地理科学类专业人才培养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同类型的高校在师资力量、硬件设施等方面各有特色，这就决定各高校地理科学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内容等方面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否则无法向社会输送更多的、合格的专业人才。目前，大部分高校均按专业招生、培养，也有部分院校按大类招生，分类培养，而地理科学类专业还没有成熟的课程体系和课程设置计划。本文试图根据高校的特色和地理科学类专业本身的特点，结合本校近5年来的实践，对地理科学类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和课程设置进行一些研究，以期促进地理科学类专业人培养。

一、课程体系建设的依据

进入21世纪以来，高校大力推行素质教育，重基础、重能力、重创新、‘淡化专业方向已是大势所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地理科学类专业按大类培养人才成为必然。

地理科学类专业采用重基础、宽口径、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模式，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扎实的地理学专业基础、城乡规划及地理信息系统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符合21世纪社会、经济、科技发展要求，适应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以及遥感与地理信息技术等专业机构需要的专门人才。具体而言，gis专业合格本科毕业生能够胜任城市、区域、资源、环境、交通、人口、房地产、基础设施等领域与地理信息产业有关的技术应用与开发、生产管理等工作；具备较好的科研潜质能力的优秀本科毕业生，可通过推荐免试或考试录取为高校或科研机构的硕士研究生，继续深造。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生具备地理学和城乡规划、资源管理等相关应用领域宽广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适合到规划、国土、环保、城建、旅游、房地产等部门工作，或到科研部门、高等和中等学校从事相关科学研究或教学工作。

二、课程体系构建原则

地理科学类专业本科教育既不同于职业教育，也不同于研究生教育。它既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背景知识，又要求学生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其职业定向性比较强，大多数学生毕业后都要在社会相应领域从事与自己专业知识相关的职业活动，为社会服务。本科阶段的实习，既要求学生实习专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更要比较熟练地掌握从事专业活动的基本技能，还要为将来研究生阶段和继续学习打下较好的研究基础。因此，在目前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形势下，课程体系的建设、课程的设置要和职业需要尽量缩小差距，以有利于学生将来的发展。

课程体系构建的根本目的是向学生提供一套比较完整的符合专业需求的知识能力结构。地理科学类专业应突出地理学的大背景，也更需要加强相关主干学科的专业知识、专业应用技术与技能，注重综合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和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地理科学类专业课程体系构建应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按照加强基础、拓宽专业口径、强化能力培养、注重素质教育、增强适应性的基本思路，培养具有创新潜能和协作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应用型专门人才。因此，地理科学类专业课程体系构建具体应考虑以下几个原则：(1)应是培养目标和促进培养目标的充分体现：(2)既要考虑地理科学这个大背景，又要充分考虑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地理信息系统这两个专业特点以及发展需求；(3)应满足学生的就业需求并为继续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4)有利于学生形成合理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5)应考虑加强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教学，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6)必须加强实践课程的分量，注重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

三、地理n-学类专业课程体系构建及课程设置

1.课程体系的系统结构及特点

课程体系是一个具有特定功能、开放性的知识与技能的概念组合体系。其系统结构的形成不仅要使所包含的专业基础课、专业理论课、专业技能课、专业应用课等形成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而且还必须正确地反映培养目标和专业要求，反映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符合学制及学时限制。前者是课程体系内各门具体课程的相互联系，称为课程体系的内部结构；后者是课程体系形成的环境条件和制订依据，即为课程体系的外部环境。环境制约着系统，系统要适应环境：功能决定于结构，结构要适应功能。这二者的相互作用称为课程体系的系统结构模式(见图1)。

建立课程体系的系统结构模式，要求在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1)课程体系形成的环境条件和制订依据；(2)课程体系的内部结构。在此基础上建设与相应科技发展、社会需求相适应，功能最优、体系先进、内容完整的课程体系。

2.地理科学类专业课程体系构建方案

构建结构化的课程体系，突出分段式和个性化培养。按照综合化与个性化相统筹的原则，改革课程体系，构建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发展课程和个性化课程“四位一体”的结构化课程体系。

构建系列化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科类型相同或相近的专业，强调大类培养，构建基础性的课程体系，注重学生的宽口径发展。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定位，设置专业发展课程，注重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的统一。根据学生多样化发展需要和社会现实需求，设置个性化课程，注重学生兴趣和特长发展。同时还鼓励学生根据自身学习和实际，辅修双学位，拓展知识面。

可以实施“1.5+1.5+1”分段式培养。前1.5年前主要开设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和学科基础核心课程，突出学生的综合素质、大类核心的基础知识和学习习惯的培养；中间1.5年主要开设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发展必修课程，突出学生的专业知识、学生能力、探究能力的培养；最后1年主要开设专业发展选修课程和个性化课程，突出学生的多样化培养和特长发展。

转贴于

要注意强化实践教学，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定位，完善实验实践教学体系。实践性课程教学是地理科学类专业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专业课程实习实践、课程野外综合实习、专业综合实习、毕业论文(设计)和社会实践等。专业综合实习、毕业论文(设计)可以利用学校教学实验基地，社会实践则需要建立社会实习基地，利用社会资源进行实践能力的培养，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技能和创新能力。

基于对地理科学类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主要原则，笔者提出该类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方案(见图2)。该构建方案包括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群、学科基础课程群、专业发展课程群、选修课程群和专业实践课程群5个课程群，每个课程群又包括若干课程类。

3.课程设置

根据前述课程体系建设依据和原则，结合本校实践，笔者提出高等地理科学类非师范专业的课程设置具体方案(见下表)。

4.课程体系及课程设置的特点

(1)突出地理科学类专业综合性的特点。上述课程设置突出了地理科学类专业按大类培养的特点。地理科学类专业牵涉面广，主要涉及地理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同时与空间科学、信息科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紧密联系。为此，本课程体系除涉及公共课和数学基础外，涉及自然地理学、区域分析与区域地理、地图学、测量学、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科学等有关课程。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现代地理学的主要学科构成、基础知识等有一个比较综合的学习，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2)充分考虑各自的专业特性以及发展需求。虽然gis专业和规划专业均属于地理科学类专业，但它们又各有特点。gis专业具有比较明显的技术性特点，对计算机技术等有较高的要求；而规划专业又与资源科学、环境科学、经济学、管理学、城市规划等学科紧密联系。因此，该课程体系充分考虑了专业发展需要。

(3)注重应用能力的培养。课程设置方案非常重视地理科学类专业应用性强的特点，十分重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针对地理科学类专业学生，在修完相应的学科基础课程的基础上，根据个人兴趣和将来发展需要，选择相应的应用课程。

(4)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地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该课程体系除了与相应理论课程相衔接的实践课程，还设置了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测量、地图、遥感、gis以及综合实践课程。

人文地理学科体系篇(5)

最近，《音乐研究》编辑部组织笔谈，讨论“‘音乐学’的内涵与人才培养”问题，反思“音乐学”在中国的百年史，为未来发展提供思考。笔者以为，反思“音乐学”人才培养，首先得反思“音乐学”。

“音乐学”产生在西方，后在全球推开。何谓“音乐学”？简单说，“音乐学”是知识分类中系统性的音乐知识体系。所谓“知识体系”，被认为是对事物基本属性全面的理论概括，同时亦是事物认识的基本途径。由此，“音乐学”体系即是对音乐基本属性的理论概括和音乐认识的基本途径。笔者以为，在现实意义上，“音乐学”可有狭义和广义的粗略理解：狭义理解，“音乐学”是指理论形态的知识体系；广义理解，“音乐学”是指音乐活动所涉及到的各种理论与实践，包括表演、教学和研究等。故此，笔者以为，为音乐学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国人有必要对它在西方历史上的发生、发展状况进行梳理。

一、西方“音乐学”的产生

与其历史走向

众所周知，“音乐学”语出西方，作为知识体系之名出现，其时间节点在1885年。由此，西方“音乐学”的历史发展，粗略讲，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前学科”时期（1885年前），“阿德勒体系”时期（1885―1960年）和后“阿德勒体系”时期（1960年后）。美国音乐理论家托马斯・克里斯塔森（Thomas Christensen）认为，西方音乐理论有三个传统：一是思辨的传统，二是规章的传统，三是描述的传统。相较而言，后两个传统晚出。“规章的传统”的关键期在9世纪11世纪，以“音高”系列及其各种构造（音高、音程、记谱等）为核心；而“描述的传统”更晚，出现在18世纪末，主要与修辞的历史传统相关联，涉及“曲式”、“主题”与“动机”分析等。惟与“音乐学”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思辨的传统”源远流长，可上溯至古希腊时期。在此“思辨的传统”中，前学科时期有六个重量级人物及其相关理论：一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塞诺斯（Aristoxenus of Tarentum），他从实践角度关注音乐形式，将其区分为“音高学”、“节奏学”、“旋律学”三个领域；二是古罗马的阿里斯提得斯・昆体利安（Aristides Quintilianus），他在《论音乐》一书中提出了“理论”（包括“自然的”和“技术的”方面）与“实践”（包括“作品”与“表演”方面）二分模式；三是中世纪的波依提乌（Boethius），他提出了音乐的三重划分：“宇宙音乐”（天体、季节和要素的和谐）、“人类音乐”（精神与肉体、精神自身和谐和肉体自身和谐）、“工具音乐”（弦乐器、管乐器和打击乐器）；四是17世纪的马林・梅塞纳（Marin Mersenne），他提出了另一种音乐的四分法：“音响的物理学、运动的机制、嗓音的生理学”、“歌唱的性质、理论学说、作曲与表演的机制”、“各类乐器的物理学和构造”、“宇宙和谐”；五是约翰・马特松（Johann Mattheson）从功能角度将音乐具体分为四类：“自然的”――音响学领域（音响的基础）、“道德”――情感与风格领域（特殊的音乐心理学）、“修辞的”――音乐作品与方法、“数理的”――传统的音乐材料的理论化；六是18世纪末的约翰・尼古劳斯・福克尔（Johann Nicolaus Forkel），他将音乐理论分五部分：声学（物理学）、音响计算（数学）、记谱及其理论（语法学）、曲式和风格（修辞学）、美学和表演实践（批评学）。

1885年，“音乐学”发展进入“阿德勒体系”时期。该年，奥地利音乐学家圭多・阿德勒（Guido Adler）在《音乐学季刊》上发表题名为《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的文章，首次将“音乐学”上升为“学科性”概念，成为统摄音乐领域总体性知识的术语。在他的“音乐学”学科架构中，音乐知识被分为“历史音乐学”和“体系音乐学”两大部类。“历史音乐学”具体包括：（1）音乐记谱学，（2）基本历史分类（曲式的分类），（3）法则史（音乐作品中的体现、理论家的规定、实践中的体现），（4）乐器史等；“体系音乐学”则包括：（1）音乐法则原理研究（和声的、时间的、旋律的），（2）音乐美学和心理学（接受、音乐美的观念、不同观念间的复杂关系），（3）音乐教育学（基础理论、和声学、对位法、作曲法、配器法、实用方法），（4）音乐学（人种学研究和民俗学研究），等等。

此后七十余年间，“阿德勒体系”影响巨大，一直位居主流。其间出现的其他“音乐学”理论阐述，因对“阿德勒体系”或难有超越或不及而最终影响平平。如瓦尔多・普拉特（Waldo S.Pratt，1888）、胡戈・里曼（Hugo Reimann，1914）、奥斯卡・索纳克（OskarSonneck，1915）、格冷・海顿（GlenHaydon，1941）、卡尔・费勒尔（KarlFellere，1953）和H.H.德列格（H.H.Draeger，1955）等等。

进入20世纪60年代，“音乐学”迎来后“阿德勒体系”时期。西方“音乐学”一些理论逐渐偏离“阿德勒体系”轨道而形成新的“学科”框架。这其中的代表有德国音乐学家沃尔特・维奥拉（WalterWiora）和斯洛伐克音乐学家艾尔舍克（O.Elschek）等人。1961年，维奥拉为音乐百科全书撰文《音乐的历史与现状》，首创“维奥拉体系”。该体系不同于“阿德勒体系”的“二分”，打破了“历史”与“体系”的分类壁垒，将音乐知识领域一分为三：音乐史、体系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其最为重要的改变是，将一门新兴学科“民族音乐学”提升至与“历史”和“体系”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意味着，“音乐学”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73年，艾尔舍克在三篇论文中，提出另一个全新的“音乐学”体系。“艾尔舍克体系”首次抛弃“音乐学”传统的“历史”与“体系”二分法，代之以“理论”与“地区”的二分模式。“理论音乐学”部分包括自然科学范畴、社会科学范畴和音乐技术范畴；而“地区音乐学”部分最具特色，包括“与历史和现代相关的音乐研究”（包括“艺术音乐”和“交际音乐”）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间音乐”和“部族共同体的音乐”）两大领域。这一变化彻底颠覆了“阿德勒体系”的学科指导原则。

西方“音乐学”的历史发展中，对今天影响最大的是后两个时期，即“音乐学”作为现代学科建立的这130年，而其中“阿德勒体系”的建立功不可没，始终是西方音乐学的代表与旗帜。但后起的“维奥拉体系”和“艾尔舍克体系”同样杰出，并预示着西方音乐学未来的发展与走向。因此，深入认识这些体系的理论特色和文化属性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二、西方音乐学“阿德勒体系”

的理论特色阐释

自古希腊始，西方的音乐理论探索就不断有所创获，但至19世纪仍留下不少遗憾。如亚里士多塞诺斯理论从音乐形式角度分类。昆体利安“理论”与“实践”的二分模式，超越了音乐形式的狭小空间，关注到音乐活动的两大领域，视野有扩展。波依提乌理论有宗教的关怀和超越，但音乐探讨反显不足。自17世纪的梅塞纳到18世纪的马特松和福克尔，进入近代知识时期，他们注意到了音乐的复杂性和多重属性。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弱点――缺失了历史的观念与视野。阿德勒更幸运，他意识到了前辈们的不足，从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架构。他独特的考虑是：关于时代和现代知识体系对“音乐学”学科的要求；关于“音乐学”学科的总体构成；关于“音乐学”学科的相关领域及其学术范畴；关于“音乐学”学科的方法与目的；关于“音乐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内核及其各领域间的相互关系；等等。总起来讲，“阿德勒体系”体现出音乐学五大特点：一是具有“系统”的观念；二是具有“历史”的视野；三是具有“科学”的意识；四是具有“教育”的理念；五是具有“地域”的分野。下面，就这些特点从文化角度一一予以阐释。

（一）关于“系统”观念。毫无疑问，阿德勒的意图，从他文章题目中已见其端倪，即要建构宏大、精致的“音乐学”学科体系。他站在时代前沿，纳入前人成果，提出学科的总体范围，即“历时”与“共时”维度中存在的音乐的相关领域和范畴。同时，他提出并运用系统方法，将“历史”与“体系”中各四个领域相互关联并一一对应。正如当代学者莱斯利・戴维・布莱修斯（Leslie David Blasius）指出的那样：“记谱法依赖着音乐法则的某些概念，曲式和体裁体现了音乐美学的投影，音乐法则的继承反映了音乐教学法的延续，历史乐器学构成了无乐谱音乐文化的记录。”他的目的，即是要将“音乐学”打造成一个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学科体系，提升其科学与理性的含量，与知识的现展同步。

（二）关于“历史”视野。“阿德勒体系”另一突出贡献在于其“历史的视野”。它成功地将历史纳入到现代音乐知识的体系之中，使前“音乐学时期”一致缺失的知识领域――历史空间得以重现，从而极大地拓宽了音乐学研究的知识空间，并成为了音乐学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之一。由此，为其后音乐学知识的全面考察搭建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学术平台。与此同时，“历史”与“体系”的互补，还为该体系中“音乐法则”的构建提供了最为坚实的社会历史依据及其合法化的解释理由，从而完善了该体系的理论框架。

（二三）关于“科学”意识。“科学”意识即“一统”意识。“阿德勒体系”中，希望借助“科学”的力量来统领学科体系的完整，实现学科理论建构上的严密与“一统”，使之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体系。该体系竭力打造的知识基础是“体系音乐学”，而其知识核心是“音乐法则”，“音乐法则”的关键在于“声音”意涵，“声音”意涵的根源在于物理“声学”维度――声音的“物理属性”，而“物理属性”最终实现了将音乐的研究纳入“科学”轨道的目标，即“学科”建构的目标。由此，声音的“科学性”不仅使其成为整个体系的核心部分，同时也使其成为适用于所有音乐认识与研究的“一统”的理论原则。

（四）关于“教育”理念。音乐的教育视野指向音乐实践。这是“阿德勒体系”的又一独特之处和亮点。阿德勒在继承古希腊、罗马的理论传统（“理论”与“实践”二分）的基础上，成功地将其转化并创造性地融入到现代的音乐学体系之中。这一创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于：不仅解决了音乐学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促进了二者的有机结合，同时又为音乐学院这一新起的特殊事物的建立完成了关键的一步，使音乐学院形成一个具有创作、表演和传承完整链条的音乐生态，成为培育“艺术音乐”和“表演人才”的土壤与园地。这一成功的关键在于教育。教育使理论与实践实现了统一，从而真正建立起一个新的音乐生态，满足和解决了“艺术音乐”这“第三力量”的创造、传承与发展问题。这是艺术音乐存在与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阿德勒体系”为此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五）关于“地域”分野。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世界各地区联系的加强，阿德勒意识到区域间音乐在文化形态方面的差别。针对音乐对象，“阿德勒体系”做出两大决定：一是将其人种学的音乐对象和民俗学的音乐对象纳入到音乐学学科视野范围之内，二是又将它们加以区分和分别对待。这两类音乐被放入到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音乐学”之中，但同时仍处于“体系音乐学”的学术视野之下和“音乐法则”可控的范围之中。当时，这样的决定对于音乐学的建构者说，以及对于音乐学体系的构造说，是有正面意义的一面，因为作为知识体系来说，当具有相当的可信性和实用性――对于欧洲人，它可以面对世界上所有的音乐，为其音乐研究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

此外，“阿德勒体系”在两大领域内各知识范畴的关系和相互间的关系上，也有精心设计。历史领域的四类知识范畴是：记谱、曲式、作品、乐器。可见其核心层面和逻辑起点是“记谱”，研究即以“记谱”（声音形式）为中心顺次展开。这反映出西方历史中的音乐观念：音乐之根源在于“声音”，音乐研究则以研究“声音”存在为其理据。“记谱”（声音形式的展现）则是音乐的“声音”存在在研究操作中的对象。所以，此处“记谱”即等同于实践中的“音乐音响”。“记谱”的完整呈现是“曲式”（形式），而完整的“曲式”面貌构成“作品”（形式），“作品”（形式）的表达依靠“乐器”这种“工具”。由此可见，在西方历史领域中，音乐的研究是以“声音”（形式）为核心的链条中逻辑地展开。

体系领域的四类知识范畴是：法则、观念、实践和文化。在此体系中，核心层面是“音乐法则”。它的根源与合法性依据源于其自身的历史之中，即来源于历史中对“声音”（形式）的崇拜。“音乐法则”，其内涵在声音的音高系、时间系和组织系（该体系有特别指示）三个维度。三个维度的意向和指向均在声音的“形式”，并不涉及它们所指涉的“意义”（文化性）。基于音乐法则之上的其他层面：一是音乐美学，即对音乐声音及其形式的理解、观念和接受；二是音乐教育，即是对音乐的法则、音乐的观念、音乐的知识的普及与传授、音乐教育与实践；三是以此法则、观念和实践的基础上，运用于对人种学、民俗学对象的音乐学研究。

三、西方“音乐学”两次转型及维奥拉、艾尔舍克“体系”

的文化意义

综观西方“音乐学”的历史发展，其间有过两次重要的转型：一次在19世纪末，一次在20世纪中叶后。笔者以为，“音乐学”在19世纪末的转型与科学、理性有关，20世纪中叶后的转型与音乐人类学的崛起有关。

西方“音乐学”首次“阿德勒体系”转型的背后，有自十七八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节节胜利和“启蒙理性”高扬的刺激。早在1863年，德国音乐学家弗里德利希・克里桑德（Friedrich Chrysander）撰文指出：“音乐的研究，特别是历史的研究，应该提高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长期采用的那种严肃而精确的标准上来。”他同时主张：“音乐学应该与当时呈上升趋势的‘实证科学’相联系，应该成为受到尊重的、完全意义上的科学。”这表明，在知识追求上，其标准是“科学”、“精确”、“严肃”和“实证”；在学科目标上，则希望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科学”。音乐学不能自绝于知识体系之外：建构知识新领域，音乐学应该急起直追；重塑新准则，音乐学应该向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看齐。阿德勒那篇宣言式的文章中，开宗明义地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音乐学与组织化的音响艺术同时产生。只要自发的歌曲不加思考地从喉咙迸发出来，只要音响产品不够清晰、无组织，就不存在什么音响艺术问题。只有当音调具有可比性，并能根据音高加以量化――这种量化首先由耳朵来承担，然后由乐器进行；只有当人们思考几个音之间的关系以及由它们组合成的整体，并且基于原始的美学规范想象组织起音响产品，然后我们才可以讨论音响材料上的艺术以及有关音乐的知识。

看看其中的关键词――“组织化”（organized）、“清晰”（clear）、“可比性”（compared）、“量化”（measure）、“美学”（aesthetic）、“规范”（norm）、音响材料（tonal material）等，就可知与克里桑德如出一辙。由此可见，西方音乐学在建立之初，是对西方知识学科化潮流和音乐学“科学化”和“知识化”问题的回应。阿德勒学科知识体系即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20世纪60年代西方“音乐学”第二次转型，与人类学及在音乐领域中的运用有关。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muel Wallerstein）认为，19世纪后期，整个知识世界出现了三种潜在的分裂，而其一是“西方文明世界”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分裂，“人类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在音乐学领域，荷兰学者雅普・孔斯特（Jaap Kunst）1950年首创“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并在1958年介绍了该新兴学科的性质、论题、方法、代表人物和参考书目。1960年，艾伦・梅里亚姆（Alan P.Merriam）提出“研究文化中的音乐”，1964年又改为“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并在其《音乐人类学》中提出“声音、概念、行为”的研究模式，在摆脱“音乐学”桎梏后发展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很快，这一理论在音乐学中有了反响，“维奥拉体系”的提出，可视为其正面的回应。进而，“艾尔舍克体系”提出“地区音乐学”主张，将“文化”研究直接植入“音乐学”学科架构之中。这两个体系的出现，尤其后者的出现，改造了“音乐学体系”的原有观念和结构，最突出之处有二：其一，将“历史的”与“民族的”两大部类合为一体，纳入到“地区音乐学”中，避免了以往分类的矛盾：历史的，实质是指欧洲的音乐史，其余地区与国家的音乐历史则被置于民族音乐学中；其二，以空间统摄时间，倒转了“文化”与“历史”的关系。地域因素的意义与价值首次超越了历史。历史被纳入地域之中，由此出现多样的历史，这也就意味着复数的、多样的“音乐”的存在。这种尝试可理解为：“音乐学”观念的一次重大革新，代表了“音乐学”发展的最新走向与趋势。如果说这两次学术转型有何不同，其最大不同恐怕在方向与兴趣。第一次转型转向“自然科学”，典型成就是亚历山大・埃利斯（Alexandor Ellis）《论各民族的音阶》（1884）和卡尔・施通普夫（Carl Stumpf）《乐音心理学》（1883―1884）。而第二次转型则明显转向“人文社会科学”，标志性话语与成就是梅里亚姆的“研究文化中的音乐”（1960）和《音乐人类学》（1964）。他视“音乐作为文化”，转型目标指向“文化”，并申言：“民族音乐学家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共同职责是探求人类行为的原因。”“音乐学”学科范式的此次“人文”转向当意犹未尽！

历史地看，“音乐学”在西方产生有它的必然性。它内部一直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这两种力量并行发展的历史现象。不仅“音乐学”在西方的成熟与发展是这两种力量合力的结果，而且西方音乐杰出代表的“艺术音乐”亦是如此。西方之所以能发展出像“音乐学”这样的理论形态和“艺术音乐”这种的音乐样式，都离不开“理论”与“实践”的作用。文艺复兴以后，这两种力量合流并获得了现代的表述：“学术”与“艺术”。俞人豪注意到这一点，他说：“在古代欧洲，‘音乐’这个概念曾包括音乐的实践和音乐的研究这样的双重含义，但是自14―15世纪以后这两者已经分化为虽然互有联系但又有分工的两个领域。音乐本身逐渐向艺术化的方面发展，而音乐研究则向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能简单地把音乐学或音乐研究看做是音乐艺术的附属品。”在西方，音乐理论自成一个传统。古希腊毕达哥拉斯说“音乐为一个微观宇宙，一个运行于有形或无形的创造之中并受数学法则支配的音响和节奏体系”。亨利・凯迪在其《西方音乐史》中解释说，那时的音乐，本质上是数比例关系的学科，毕达哥拉斯、阿里斯托芬和其他古希腊人的声学研究曾发现过这种关系。他们认为音乐并不属于表演艺术。古罗马昆体利安则用“理论性的”和“实践性的”划分音乐。中世纪初，音乐成为“七艺”中“四艺”（算数、天文学、几何、音乐）之一，音乐属知识性的“学术”范畴而非“艺术”范畴。“Musica”一词最初出现在罗马时代的教育中。当时，“Musicus”（音乐家）和“cantor”（歌手）代表了两种身份，同时也体现了音乐中区分理论与实践的倾向。9世纪的作家雷奥姆的奥勒利安（Aurelian of Reome）即认为前者是“科学家”而后者是教堂唱圣歌的“歌手”。在西方，“艺术”音乐的发展后起，以16世纪教会音乐学校的建立为其起点。1537年，意大利那不勒斯建立了第一所音乐学院。1784年，法国巴黎音乐学院建立，随后的19世纪，音乐学院陆续在欧洲捷克、德国等其他国家铺展开来。随着音乐学院的发展，以“艺术”为目的的音乐逐渐崛起，并蔚为大观。至此之后，西方“艺术音乐”逐渐成为社会音乐生活的主流和主体力量。与此同时，自17世纪的温琴佐・伽利略（Vincenzo Galiei）、梅塞纳到18世纪的马特松和福克尔，学术研究也逐步步入了近代知识的殿堂，至19世纪末的“阿德勒体系”，“音乐学”研究完成了整体意义上的学术飞跃。“艺术”与“学术”的双翼齐飞，最终推动了整个西方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

四、西方“音乐学”：我们如何面对

今天，我国音乐学学科面对的，不仅是“阿德勒体系”，而是整个西方的“音乐学”体系。由上述可知，西方“音乐学”三个历史时期特点各异，其意涵亦不断地充实和丰富。如“前学科”时期，关注了音乐“形式”和“功用”，却缺失了“历史”的视野；“阿德勒体系”时期补充了“历史”的视野，而又失落了“文化”的视野；而如今，后“阿德勒体系”时期过去已半个世纪，还有何缺失呢？看看当今“音乐学”的关注吧，或许会有所悟。“民族音乐学”在关注：“音乐”，作为“技术”或者“资源”（社会的、心理的）、作为“文化形式”和“社会行为”、作为“文本”、作为“符号体系”、以及作为“艺术”等等。英美“新音乐学”在关注：音乐与“性别”、“话语”、“身份”、“解构”、“后殖民”、“表演”、“观众”、“地方”、“景观”、“生态”……，可以说是更加多元，更加开放，更加众声喧哗。当今的“音乐学”，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历史（纵向）、体系（横向）和民族（文化）的三大研究领域，但更值得期待的是它的未来，未来“音乐学”的关注还会变化：“生活与音乐意义”？“人与音乐”？它等待我们的思索和前瞻。

人文地理学科体系篇(6)

关键词：教育人类学　小学科学

师生关系

中图分类号：G6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1)010-175-02

师生关系，是教师和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相互作用关系。师生关系是教育实践成败的第一要素，对于教学活动具有重大意义。“教育人类学是应用人类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教育的一门介于教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人类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突出“文化”的主题，它的重要使命之一是探究人类文化的本源，尤其强调注重人的知、情、意、人格等方面的研究。所以教育人类学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师生关系问题。本文根据教育人类学的有关理论，就小学科学教学活动中的师生关系进行探讨分析，以便进一步改善小学科学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关系，提高教学效果。’

1、研究的方法与过程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法、访谈法以及参与观察法深入到小学科学课堂教学参与观察小学科学课堂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的表现，并分别对小学科学教师与学生进行访谈，对调查资料进行整理分析。

2、调查的结果与分析

2.1小学科学课堂中师生关系表现

教育教学实践中所说的师生关系主要是指师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关系，包括师生彼此所处的作用、地位和相互支持理解的态度。长期以来我国由于受“师道尊严”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学校的师生关系中普遍存在着教师中心主义的思想，导致学生的自主性和自尊心受到严重的影响。这种不和谐的师生关系影响了学生全面、自主的发展。

小学科学课堂中的师生关系与其他学科具有不同之处，在科学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只学习科学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使学生形成科学精神、科学思想以及科学的态度。小学科学课程的对象是3--6年级的小学生，这一年龄段的小学生对科学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的欲望，但学校科学课的课时非常少，科学老师与学生相处和交流的时间也相对较少。学生的注意能力保持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在课堂上容易分散注意力。因此，科学老师更要关注学生的兴趣，深入分析“学生喜欢什么、爱好什么”，采用科学的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引导他们主动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如本人在X小学对Y科学教师访谈时，Y老师说了他自己的体会：“孩子们对科学很好奇，有一次我带着他们去河边捉了几只蝌蚪带回来放在鱼缸里养了起来，同学们都非常开心，每天认真的观察并照顾小蝌蚪，并且写了观察日记。如果我在课堂上只是一味的讲课本上的知识，孩子们就不爱听了。”还有一个例子，本人在W小学参与一堂关于声音是怎样传播的科学课，在讲课中，Z老师用的方法主要是演示法，还让学生亲自体验声音的传播过程。当老师让小学生亲自体验的时候孩子们都显得特别的兴奋，都踊跃的报名参加，而没有体验到的孩子就会显得特别的失望。

由此可见小学科学教师应为学生创造动手的机会，给他们提供学习的资源和器材，留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鼓励小学生多参与到科学实践中来，不能一味的只讲授课本上的知识。

2.2对小学科学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的教育人类学分析

师生关系是教育场域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这一人际关系的建构主体一教师和学生都是文化的负荷体。”透过各种师生关系的现象，分析其背后的文化影响因素，对于建构和谐的新型师生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1)小学科学教师和小学生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阶层及其特点对小学科学课堂中师生关系的影响。

教学活动是一种文化和知识传播的过程，知识的传播不仅仅是由教师传给学生，这种传播是双向的，教师和学生可以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所代表的文化阶层是不同的，教师是经过正规的师范教育、拥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接受社会的委托，向学生传播知识和技能的人，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处于主导地位。“教师文化往往与一定的社会阶层相联系，体现着某一特定阶层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规范。”学生是教学活动中的教育对象，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发展身心。然而，只有教师发挥主导作用是不够的，学生还应发挥其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才能取得教学活动的成功，尤其是在小学科学的课堂上小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更加重要。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在小学科学课堂上的师生关系具有与其他学科师生关系的不同特点，这除了跟科学学科的特点有关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小学科学课程一直不受重视，有许多的小学科学教师都是半路出家教科学课程的，并且年龄比较大。这些科学教师大都是把教授其他学科的经验和方法迁移到科学课中来而忽视了小学科学教育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以及小学生对科学强烈的好奇心与探究的欲望，他们过于强调教师的作用。而小学生所希望的师生关系是科学教师是他们进行科学探索的带领着，而不是一味的传授课本上的知识。

(2)教师和学生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每时每刻都要受到文化的制约，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师生关系也不例外。师生之间的关系不仅受到宏观的政治文化和习俗文化的制约，而且还要受到各自独特的个体文化的制约，鲜明的个体文化导致了教师和学生鲜明的个性，正是由于他们具有各自鲜明的个性才导致了各自不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由于教师和学生的年龄差别，他们生活和成长于两个时代，不同的时代背景形成了两代人不同的文化。如果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发生冲突就会造成师生关系的紧张。教师和学生文化指的是各自群体具有的独特的行为方式、言语表达和价值观念所构成的生活方式，也导致了不同的心理和行为，这些不同的心理和行为相互作用加上教师和学生各自独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就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师生关系。

(3)小学科学教师和学生受到各自文化背景的制约。

文化对人的个性的塑造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每个人所生活的文化背景不尽相同，所以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行为方式和心理品质。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教师和学生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模式和行为方式。教师和学生的生活和行为方式都反映了自己所属的群体的文化。

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每时每刻都要受到文化的制约，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师生关系也不例外。师生之间的关系不仅受到宏观的政治文化和习俗文化的制约，而且还要受其独特的个体文化所制约，鲜明的个体文化导致了师生个体鲜明的个性。教师和学生的生活和行为方式都反映了自己所属的群体的文化。比如在一些地方长辈抚摸晚辈的头表示疼爱，而在另一些地方，男孩子的头和耳朵是不允许碰的。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不同的文化和行为方式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不同的

师生关系。由于教师和学生的年龄差别，他们生活和成长于两个时代，不同的时代背景形成了两代人不同的文化。如果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发生冲突就会造成师生关系的紧张。教师和学生文化指的是各自群体具有的独特的行为方式、言语表达和价值观念所构成的生活方式，也导致了不同的心理和行为，这些不同的心理和行为相互作用加上教师和学生各自独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就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师生关系。

3、如何建构良好的小学科学课堂中的师生关系

教育人类学的研究发现，学生文化的形成要受到教育过程中师生间交互作用的影响，同样师生关系也会影响到教师的发展。如果师生关系不融洽，学生总是和老师唱反调，即使有再好的教育理论也无法实现好的教育。

(1)在教学中学校和教师要倡导多元文化教育，并且认识到各种文化都是平等的。过去我们的教育追求的是文化的统一化，而没有意识到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这就导致了学校和教师对文化多样性和个体性的歧视和压制，使文化对立的教师和学生的关系紧张化。所以学校和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要平等的对待每一种文化，教师只有理解了学生的文化背景，才能够理解学生的行为。这样师生关系才能和谐。教师和学生都要认识到文化是平等的。教育人类学认为各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每一种文化的存在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因素。文化无好坏之分。教师和学生都不能以自己认为的好的文化去要求别人。每一种文化影响下的心理和行为都有其合理性，所以师生都要树立平等的文化观，只有这样才能在师生交往中实现平等。

(2)师生在文化背景下的情感交流。传统的教育思想包含着一些专制的、不平等的理念，强调教师的绝对地位，学生有什么想法不敢和老师说，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很少。教师和学生在教学活动中不仅是知识和技能的传递与交流，而且还应存在情感上的交流。情感沟通也是人与人之间增进感情的重要途径，在交流的过程中师生间要要以理解、宽容的心态进行沟通。由于个人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也就导致了个体不同的心理倾向和情感，比如有的汉族的老师或学生可能不会理解少数民族的人的行为习惯或饮食习惯，这时彼此之间就要进行情感上的沟通，少数民族的人要解释其这样的原因是民族情感所致。否则就会产生矛盾。教师要以宽容和理解的心态考虑学生做出的某些行为的背景，才会理解学生这种行为的原因。

(3)小学科学教师和学生要相互信任，教师应使学生充分的发挥其主体地位。教育人类学家博尔诺夫(Otto FriedrichBollnow)在著作《教育人类学》中明确指出，“教育者的爱和信任，才是联系师生人际关系的重要保证，而这种信任不仅仅是包括儿童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一般信任气氛。更多的是，在存在某些困难和失望的情况下，教育者对每一个儿童仍一如既往地表现出的那种完全具体的信任。”小学生也是有思想、有感情的个体，只有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课堂中的主体，他们才会对学习产生兴趣，思维、记忆等认知技能才会得到发展。所以小学科学教师要以饱满的激情去感化、亲近学生，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和感情，尤其是要信任小学生，把学生吸引到课堂上来。教育人类学要求教师必须完全的信任学生，因为教师的信任能够唤起学生的自信心，也会使学生的心情变得愉快。反之如果教师对学生不信任，就有可能使学生失去自信，自暴自弃。同样的学生也应该信任自己的老师，这样老师才能和学生一起愉快的完成教学。在小学科学课堂上，尤其是在实验课堂上，教师对学生的信任更加重要，因为如果教师放心的让学生自己动手进行探究会极大地增加小学生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博尔诺夫．教育人类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3．

[2]郑金洲．教育文化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3]冯增俊．教育人类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4]凤军．教育人类学与新型师生关系的建构[J]．成人教育，

2005．2．

人文地理学科体系篇(7)

关键词：中西传统科技观；差异；比较

Abstract:Traditional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andWesterncountriesarecloselyrelateddespitetheobviousdistinctionsconsideringtheperspectivesofontology,epistemologyandmethodology.Thispapermakesacomparisonof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cussingparticularlythedisputesastowhetherscienceandtechnologydisturbharmonybetweenmanandnatureortheymeanknowingandconqueringthenature,whethertheyarerationalknowledgeorirrationalknowledge,andwhethertheyarenon-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ortheyare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

Keywords: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tinction;comparison

科技观即科学技术观，是科学观与技术观的统称，它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总体看法和基本态度。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的理论，对科技的看法和态度常常有很大差异。

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活动总会受到科技观的影响。科技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社会作用。这种作用的方向、强度、方式等不仅取决于科技本身的发展状况水平，而且还取决于社会历史的发展现状和条件。由于科技观的差异，所以它引导的效果也就不一样，正确的科技观可以引导人们深入地揭示世界的奥秘，揭示真理和追求真理，进而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相反，错误的科技观则会引导人们走向错误的认识，离真理越来越远，达不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中西方传统科学技术观从本体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主客体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别。其主要特点是中国注重从主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整体自然科学观；西方则注重从客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分解自然科学观。从认识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从方法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致思途径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比较研究：

一、科技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科技是“认识和征服自然”观念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主张“见素抱朴，绝圣弃智”；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和睦相处。而西方则强调以人为中心，崇尚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

中国传统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整体自然科学观和人伦中心相结合，在认为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基础上力图使自然界人格化，提出诸如天人感应、天人同理等观点。中国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更多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和谐,而非真正重视自然的天。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一个有机整体，要求人们在认识自然时不能离开社会的现实，因而人们很难把自然界作为科学研究的独立的客观对象，也很难从客观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而形成科学理论体系。在历史上中国人由于所处的生存环境相对较优越，使他们无需与自然作太艰苦的抗争即可获得自足的生活，因此他们企望与自然保持一种亲和的关系，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人文社会的建立与研究上。中国人崇尚的“智”主要指人生智慧——“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1〕。加上以伦理及政治哲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很早便取得了文化上的独尊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抑制了以认识自然规律、创造物质财富为宗旨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狭隘保守的思维方式也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桎梏。以农业为社会经济之根本的农本思想从维护封建经济的目的出发,重农抑商或曰崇本抑末，不但压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还在其思想文化上的因循守旧,不思变革,极大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创造力,阻断了我们领先走向近代社会的可能。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儒教国家,伦理型文化色彩浓厚。儒家的义利观、道器观、宇宙观等根深蒂固的观念约束着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中国古代有着重“道”轻“器”的传统。在封建社会,就整个学术理论而言,是重视人文科学而轻视自然科学,轻视对具体器物、技能的研究。即便对具体事物进行研究,也只是在能够从中发掘出总体精神时才具有意义。因此,古代贤哲对于自然界的大量的敏锐观察和新见解,结果总是无一例外地导向对人心的启迪,归结到启示人们某种社会人生的哲理,否则便被视之为“丧志”。这种崇尚政治人伦之“道”,而轻视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之“器”的偏执,只会将读书人隔绝在自然科学技术的门外。伦理型文化的另一特征是重自省、轻外求。在探求客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时,这种自省法表现为内心世界的自我体悟、猜测和臆想,极力排斥对事物进行剖析,把探察弄清其内部的结构、机理的向外探求,看做是“奇技”而加以禁止。如《礼记•王制》称:“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2〕，强调自省内求,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人们向外探求自然奥秘的道路。

总之，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文化,对自然不需要一定得深入揭示其本质和规律,通过自给自足的生产基本上就能满足需要,因而不太重视对大自然奥秘的深入探索。学者们在没有弄清自然的本质,也没有对科技本质形成正确认识的情况下,只是凭着感觉经验，主观上认为探索和改造自然,会破坏自然,破坏“天人合一”。由于科技是不断地探索和揭示自然本质、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从而必然不断地改变自然的原貌、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使学者们认为发展科学技术会导致人与自然的日益对立以及矛盾的尖锐化,破坏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和谐关系，因而科技在本质上实际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因此要加以限制和摈弃，乃至做到“见素抱朴，绝圣弃智”。〔3〕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期，地中海沿岸诸城邦古国，由于其地理环境和客观条件，决定它的经济朝着航海、贸易、商业和加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方向发展，由于航海和商业的发展，可以把外国的资源运回本国进行加工，引进国外的科学技术，促进其发展。这一切，增加了人们的冒险心理和进取精神，培养了人们重视自然，追求科学知识，崇尚理性的风气，认为科技能使人认识改造并战胜自然,使其商业文化获得大发展，这为古希腊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条件。

要确保航海和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注重对大自然的探索,不断揭示自然界的奥秘,注重对自然细节的了解和认识，从而获得改造自然的成功。海洋的惊涛骇浪带来的生存忧患，使古代希腊人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征服和驾驭自然的雄心。而要驾驭自然的先决条件便是认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知识就是力量，因而“爱智”成了希腊人乃至整个西方民族的共同价值取向。古希腊的学者们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就抛弃了神话，更不相信天神的喜怒哀乐能操纵人和世界。他们认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并始终按一定的方式运行，并相信人的智慧，人不仅可以探索自然界的规律秩序，甚至还能预知它将会出现的事态。古希腊人尤其偏爱能帮助人认识利用自然的知识。这显然是因为探求和发现自然之奥秘乃是战胜自然、实现人的自由意志的最有效的手段。几乎所有古希腊学者都接触到或掌握了当时自然科学前沿的知识、理论，并且较为得心应手地用自然科学事例论证自己的哲学思想，自然科学往往是他们学说的一块重要基石。西方的哲学家历来都观注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和物质运动的各种形态。如此形成了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的西方科技观，它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而且西方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肯定人为万物的尺度，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从而鼓励人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这就为西方以认识和利用自然为宗旨的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原动力。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启蒙心态在20世纪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因为它的后果是被破坏的自然秩序对人无情的报复。

二、“非理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非理性知识,而西方科技观认为科技是理性知识。

中国古代在认识上注重直觉体知的方法以及知识成果的获得大都不是通过思辨的或理性的论证方式得到，使其产生了科技是非理性知识的思想。科技是探索、揭示自然本质和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不断改变着自然的原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矛盾的尖锐化。中国古代学者在把自然界人格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支配下，自然容易把科技视为非理性的产物了。既然科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自然就会遭到排斥和蔑视。中国的历史上，在很多志于正道的学者眼里，科技是非理性知识，所以，儒、道、名、法、阴阳诸家均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持明确的排斥态度。在这一观念的影响和价值导向下，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宁可走科举仕进之途或沉溺于经学义理的研习考据之中，也不屑于弃儒从技，绝少有一流的人才去研究科学理论，致使科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

古希腊时期，人们把研究自然界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事情。人们崇敬自然界，把对自然现象的解释看作是智慧的表现，研究自然界是获得智慧的途径。学者们普遍认为自然界中蕴藏着真理，赫拉克利特说过:“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P25)。古希腊的学者大都专心研究自然界，以获取智慧。他们为研究自然,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誉、地位和财物。学者们把掌握科学真理看作高于一切的胜利。他们醉心于研究自然,非常注意和关心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过程。古希腊学者并不满足于解释自然现象，而是在这一基础上做更高的概括抽象，形成了自然哲学，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事物，以说明整个世界，就形成了既能解释自然又能解释社会的哲学理论。古希腊的哲学体系乃至整个学术体系最先是建立在研究自然的基础上的，它的发展同自然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传统一直被保留并在文艺复兴后被不断发扬光大。西方的学者基本上都是熟悉甚至精通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他们的学术同自然科学都有着某种联系。这种传统对西方科学技术乃至社会科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对自然的研究，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有密切联系，众多的学者包括社会科学者都比较自觉地关心自然，研究自然，甚至宗教神灵学说都研究、利用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某些材料为自己服务。因此，西方传统上是把科技看成能够帮助人们实现对自然和真理把握的理性知识。由于科技是理性知识，西方的科学家们都十分注重科学精神，特别是科学的理性精神。

三、非系统化、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与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的区别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而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应当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首先，中国的学术起源于先周的巫史之学。从现代科学分类角度看，巫、史之学基本上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到春秋时期，社会发生极大变动，逐步形成了春秋战国时诸子的学术思想。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安帮定国之策，整个学术都是以探索社会政治之术为目的，其学术起源及其发展与自然科学都比较疏远，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并有明显为社会政治服务的色彩。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重视自然科学的学派。《墨子》一书中有这一派对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许多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但其自然科学的内容也只是墨家学术体系中次要部分，其学术体系的重心、目标主要在社会政治方面。令人遗憾的是，自汉以后，儒家定为一尊，道家成为其辅，儒道互为表里，形成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主流。墨家所开创的科学精神和独到的科技理念，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未能在传统科技文化中占有应有的地位。自此以后，在学术领域中自然科学的成份就更少了。中国古代几乎没有像样的科学技术研究团体。科学家大都是分散、孤单地进行研究，没有形成一支持续不断，以自然界作为对象的研究力量。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均以“内圣外王”、经世致用为宗旨，推崇实践理性，贬损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工具理性，使得科技理论思维的翅膀被绑上了沉重的经世致用的铅坠，难以建立起科学理论体系。其次，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现为很强的实用性。这就决定了中国技术思想特别发达，并形成了工匠传统。许多能工巧匠尽管在技艺上有很高的造诣，拥有丰富经验技能，但由于知识有限，却无力把经验上升到理论体系层面，形成科学理论。他们的技艺一方面无法得到总结提高，另一方面也无法通过文字记载传诸后世，只能靠面授、口传，这往往会造成人死艺绝的失传现象。而绝大多数正统的学者由于没有实践经验，也难以完成这一重任，加之对科技有偏见和误解，也就不重视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国流传下来大量的科技著作，大多是对某一时代科技状况的直接记载、现象的描述和经验总结，却很少有理论方面的研究总结。中国科技具有的理论技术化倾向虽暂时有利于技术工艺的发展，但不利于理论体系的构成，譬如中国天文学的观察资料非常丰富，但它长期附属于历法，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天文学理论体系。

再次，从科技理论建构角度看，中国传统科技观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原因有二：第一，中国人在整体自然科技观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具有无限涵容性的理论体系。这使自然科学始终包含在思辨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中，限制了它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不利于它形成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这阻碍了科学认识论的发展，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大都停留在直观观察、经验推断和主观臆测的水平上，没有超出经验的层次，没有升华到系统的理论体系，没有对规律性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没有用理论形式将其概括和总结，不能完成理论上的抽象和概括。

第二,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还必须从大量事实材料中抽象和概括出关于事物的本质联系，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知识体系．这个过程通常是由两个步骤来实现的：第一步是抽象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事物作分析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形式逻辑；笫二步是具体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第一步所获得的思维材料作综合的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辩证逻辑。这个过程是离不开逻辑的。中国古代的思辨性思维是比较发达的，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其中尤其是以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较之神学自然观有很大的进步。如以“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以阴阳来解释万物的变化发展，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但是这种自然观是排斥对客观事物作具体分析研究的。加上中国传统科学强调应用，把有关名词，概念等逻辑方面的议论斥之为“诡辩”，予以唾弃。先秦时期名家学派的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谈辩派，就以其研究不合对时宜，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而名家和后期墨家谈辩派所研究的问题在科学思想史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名家与墨家谈辩派的湮灭，是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损失，致使中国在科学方法论上一直未有大的突破。因而中国传统科学总体上还停留在经验形态上，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人文传统长期以来形成了只是努力发展各种与人伦社会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对客观自然的认识、探索，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长此以往，也就形成了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的误解。

古希腊人在机械分解的自然科技观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很早就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主体、对象、手段和成果。并从其它社会实践中分化出来，组建成共同体。这一点和中国人始终把科学事业涵容在其他社会实践中是不同的。古希腊学者研究自然“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出说明。”〔5〕(P5)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学术，最早的科学理论。

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最初得益于古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所创造的科学。但是古希腊的科学家们将这些源于实用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加以理论的升华和系统总结，建立了分类明确的科学学科体系，为后来西方科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被称为西方科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4世纪便写下了多卷本的《物理学》、《天体学》、《动物史》以及气象学、矿物学方面的著作，而他关于逻辑学、形而上学的理论对于西方理性思维方式与科学思辨精神的形成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代西方也有很高超的技术，但总的来说，科学理论的创立更为突出。其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如德莫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等科学巨人，他们都是学者型的，古希腊思想家普遍具有在哲学思辨中追求严密的演绎化系统的倾向。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曾不倦地探索逻辑的推理规律问题，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接着欧几里得又建立了数学史上第一个公理化系统的欧氏几何体系，为近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到16世纪以后，又逐步建立起受控实验和开放性技术体系，从而形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这种结构具有科学理论、科学实验和技术三者之间的互相推动的循环加速机制，促进了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理智的作用，重视知识的完善，科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这是西方的一大特色。这就决定了西方科学思想特别发达，并且形成了智者传统，他们善于构造科学理论体系，其影响直至今日。

〔参考文献〕

〔1〕王亚丽.孟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苏南注评.道德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