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分流篇(1)

关键词：新媒体；汉语言文学；发展困境

一、当前网络环境给汉语言发展带来的困境

(一)网络流行语给汉语言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随着科技的开展，催生了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媒体技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同时带动了网络流行语的发展，在新媒体环境下出现了众多的的网络流行语言，网络流行语言的出现，一方面使人们的网络交流形式更加多样化以及丰富化，另外一方面网络流行语言的的大量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汉语言文学中的词汇量，间接的促进了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同时使人们对汉语言文学有了更多的了解与更深的喜爱，这种新媒体环境下，网络流行语言对汉文学语言的影响是革命性的，改变了传统汉语言文学的形式，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当前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流行语言，它所呈现的则是当前时代下青年人的对个性的追求，在语言形式方面独具一格。

(二)汉语言文学教学和现实生活脱节

传统中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我们很容易能够感受到其教学模式几乎只是一种简单的平面式的传授教学过程，在传统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模式下，汉语言专业基础教学则往往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这种传统中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改变了语言教学的本质，语言的本质是用于交流与沟通，语言的学习起源于生活，但语言的作用也是服务于生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的就是人们在历史长河中总结生活词汇的过程，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很容易忽视新一代学生对汉语言独特的感知和把握方式。

二、在网络平台中传播汉语言文学知识的特征

(一)网络教学资源具有高效性和便利性的特点

网络的出现，给人们的生活与学习带来了极大地便利，使人们的生活更加智能化，也使人们的工作与学习更加高效化。在当前网络时代下，在人们的生活、工作以及学习处处都离不开网络，同时，在教学中也大量的使用了互联网资源，网络资源已成为当前教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尤其对于汉语言文文学的教学，教师与老师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查阅与浏览各种与学习有关的资料，同时，教师以及学生已获得的网络学习资源，也能通过互联网下的新媒体进行时时的共享与交流，这种学习资源的共享与交流对当前汉语言的教学与学习能够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使学生能够更好地自主学习，也能更好地丰富学生的知识，另外也能帮助学生形成自己独特的汉语言知识结构体系。

(二)网络教学资源具有高度的可塑性

高等院校中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师能够依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对网络中的学习资源进行合理的编排，同时网络环境下丰富的汉语言文学学习资源，能够被老师以多种多样的结构与顺序组合出出来，最终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展现给学生，新媒体的出现使汉语言的教学模式更具有灵活性与多样性。另外，在当前互联网时代下，新媒体的出现，使高校的教学与学习更加的依赖网络资源，长久以来，也使互联网资源成为了当前高校中汉语言教学资源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三、解决新媒体下汉语言发展问题的对策

(一)规范汉语言文学教学，引导学生客观地看待网络流行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以及快速发展，网络流行语言也在不断地出现，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与多样化，同时使汉语言文学也在随之而改变，汉语言文学的内涵也在变革与进步，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流行语言的大量涌现对汉语言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冲击，此时，教师应该发挥他们的指引作用，指导学生恰当的对待络流行语，同时，也不能一味的对网络流行语言进行否定，而要客观地看待汉语言文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网络流行语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影响不只是负面的，另外也具有积极的一面。在网络流行语中，使汉语言词汇更加丰富，使部分汉语文学中的部分词语具有了新的含义，这对汉语言能够更好地满足当前的时代的需求。但在新媒体下的网络流行语中不乏有些低俗的词汇，影响了汉语言的发展，因此，教师应该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避免低俗的的词汇进入书本，另外在当前的网络流行语中也存在着较多的不规范，教师在对学生引导的过程中要注重对学生语言规范的引导。

(二)利用网络平台，提升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知识的主观能动性

网络的出现丰富与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使人们能够随时随地的查找各种所学的资源，因此，在未来要想使汉语言得到更好地发展也必须离不开互联网平台，将汉语言教学引入互联网平台是汉语言走向现代化必然趋势，在当前部分高等院校中，使用互联网新媒体技术进行汉语言教学正是汉语言走向互联网的验证，因此，在当下以及未来对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的改革主要任务就是将互联网新媒体时代下德多媒体网络技术与汉语言文学教学相结合，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技术为人们带来的便捷，充分使用互联网资料库与各种资源，使其更好地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汉语言学习基础与发展基础，同时更好地增加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的了解与喜爱，增加学生对汉语言文学学习的主动性。

参考文献：

汉语言文学分流篇(2)

关键词 汉语言文字 中越 文化 交流 

中图分类号:H02文献标识码:A 

 

汉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是汉文化输出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越南作为中国的邻居,两国的语言,同属于单音语系。根据语言家所说,在越南词汇中半数以上是中国语或源于中国语言的词。其中政治术语基本都来源于汉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字大量的传入越南,对其文化、文字、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了许多影响。长期以来,越南文化吸收和保存汉文化的精华,从而形成自身文化特点。而中国在输出的同时,也领略了许多越南文化独特的魅力。作为中越文化交流的桥梁,汉语言文字的影响渊源流长。 

 

1 汉语言文字传入越南的情况 

 

在越南立国之前,越南和中国就已经开始交往。汉语言传入越南,依据文献记载,古代西蜀的语言是最早的和影响比较大的。其次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到一世纪,伴随着秦汉时期的人民迁居越南时,将汉语言带到越南,至今越南还保存着古代遗留下来的语言。在差不多同时代,汉文字也传入越南。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国的文字也统一了。中国北方人赵佗,依靠秦人和九真的力量击败安阳王,派了两名使者管辖当时被称为交趾的越南。并且“以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随着人民的迁移和政治上的需要,越南人也逐渐习得汉文字。 

 

2 各个时期汉语言文传播的情况 

 

2.1北属时期 

公元前207,秦亡。南海蔚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南越国,都番禺”。从此时到939年正式建国之时,越南史称“北属时期”。秦汉之际,是汉语言文字传入的初期。赵佗在位期间积极鼓励汉语言文字的学习。使其在越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交州外域记》曰:“秦余徙民,染同夷化;月南旧风,变易俱尽”,正是最好的解释。公元1年,汉朝在南越设立交趾部,下辖九郡,汉中人锡光任交趾太守,公元29年,南阳人又任任延九真太守。他们积极传播汉语言文字,建立学校,以礼仪教育人民。南越史籍《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属西汉纪》亦云:“岭南文风始二守焉”。“二守”上承赵佗,下启土燮,土燮是苍梧广信人,三国年间任交趾太守,当时许多名士如程秉、刘熙、薛综等人来到交趾避难,他们和土燮在汉语言文字传播上作出重要贡献。尤其是土燮,被越南史学家称为“土王”和“南交学祖”。 

汉语言文字随着战争、名士交流和居民迁移等多种方式不断传入越南,从而形成了一个高潮,另一个高潮则是隋唐时期。此时,越南被称为“安南”。隋唐在安南推行文教制度,如公元845年明确规定,安南每年可选送进士和明经入仕中央,并在安南开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这些都对汉语言文字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越语系统地、全面地吸收了汉语词汇,直到现在,越南语中存在许多唐代进入的汉语借词。 

2.2 自由时期 

唐末,藩镇割据,唐室衰微。公元968年,丁部领锄平十二使君,统一安南。越南封建国家正式建立,称为“自主时期”。建国以后,越音汉字或汉字越音开始出现,越南人将汉语言文字本土化,淡化其外来性,促进了汉语言文字的普及。同时,越南统治者为巩固封建政权,主动学习汉语言文字,从而学习汉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越南儒士更是将学习四书五经作为修身之徳,汉字至今被越南人称为“儒字”。明朝驻交趾总兵张辅曾先后三次遣送交趾的优秀人才一万六千多人到南京,明成祖派官员教他们读书和研究中国经史。 

公元1070年,文庙的建立标志着汉语言文字的传播在越南的一个顶峰。文庙以儒家思想为主,尊孔子,推崇汉学。公元十三世纪,一种借助汉字创造的越南语读音的“喃字”产生。由于统治者推崇汉语言文字,“喃字”并未得到普及。当时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都以习得汉语言文字为荣。有几个朝代更是以汉语言文字为官方语言,用其编撰史书,创作文学作品。1839年(道光十九年),越南国王阮福皎奏请清道光帝赐予《康熙字典》,以便越南人民学习汉语言文字。越南对汉语言文字的学习一直持续到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为止。 

2.3 殖民时期至今 

公元17世纪,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西方传教士制定出根据越南话的发音按拉丁字母设计的“国语字”。越南人开始普及这种语言文字。法国殖民者为巩固其统治,禁止越南人学习汉语,自此汉语言文字在越南的地位逐渐下降,但是千年以来的影响是无法消除的。越南语中有许多汉语词语,这些并未换掉,而是换了一种新的书写方式。即以国语字书写汉语借词,从而继续汉语言文字的传播。同时,随着越南社会的发展,在引进新的词汇时,仍以汉语言文字为主。同时,许多汉文著作传入越南,特别是越南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爆发之后,不仅有维新思想著作,还有中国古典诗文、散文、戏剧作品和武侠小说等被译为国语字文本。借助于上述中国著作,汉语言文字继续传播到越南。到了20世纪,越南人开始认识到汉语言文字是研究越南史学的关键,它在越南人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越南开始着手恢复对汉语言文字的学习,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 

 

3 汉语言文字与中越文化交流 

 

汉语言文字是汉文化的最基本的细胞,也是传播文化的重要媒介。至今越语中保留大量的汉语词汇,这是中越两国人民合作的产物。同时它也承载了中越两国文化信息,它就像是一座桥梁,联结着两国的文化,对中越两国在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 

3.1 汉语言文字与中越物质文化交流 

中越自古为邻邦,两国在物质文化的交流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古文观止》中记载到“交趾之南有越裳过。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而献白雉。”可见很早之前,越南的物产已经进入中国,其后两国物质文化交流更是丰富多彩,汉语言文字的文本材料,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汉语言文字在越南具有崇高的地位,为了学习它,统治者数次向中国求书,如李朝皇帝李仁宗曾遣使,向北宋“乞市书籍”,宋朝统治者决定除了卜噬、禁书、兵书、阴阳、历算、敕令等书外,“余书许买”。同时,越南则以其特产换取书籍,如1457年,越南国王黎浚的陪臣黎文老曾泰表:“诗书所以淑人心……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书籍……今乞循习,以带来土特产味香等物,易其所无,回国资用。”除此之外,中国也赐书给越南。赐书始于景德二年,据考证之后宋朝向越南赐书络绎不绝。明清时期,种类开始增多。明代以儒书为主,清则均为御定小学类书籍。求书或赐书前,越南人民已经了解了汉语言文字,而之后更是深入地学习了汉语言文字。在这个过程中也为中越双方留下了许多物质文化遗产。 

3.2 汉语言文字与中越制度文化交流 

越南作为汉文化圈的一个部分,在制度文化上难免不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由于汉语言文字传播的作用以及其在越南独特的地位,越南在学习它的同时也充分地运用它。越南仿效中国建立典章制度,考试内容同中国一样用八股以及诗、赋和财务策。同时开办学校,教学内容,即以儒家经典著作和中国王朝历史。除此之外,483年定制《洪德法典》,它是参照《大明律》,按儒家的伦理思想为主制定的法律条文,从而确定家庭、村舍和整个社会的等级尊卑关系。越南接受了许多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又在汉语言文字传播的同时反馈到中国,即深受中国典章制度影响的本土汉喃典籍。他们代表着越南文化流回到中国。这些汉喃典籍使我们了解到越南的制度文化特色,如《越南史要》卷三中记载了黎中兴而至西山,涉及历代管制、兵制、课税,对李太祖至莫朝的功臣、名儒、史家、名医等做的简述。

3.3 汉语言文字与中越精神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的最高层次是精神文化交流。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看到,在汉语言文字传播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带给两国在精神文化方面交流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直到现在,在越南人的婚礼上都有大大的双“喜”字;过春节时,在门上要倒贴“福”字;祝寿时,也要用“寿”字。在越南还有一些年岁很高且具有汉字书法基本功的老人,逢年过节,他们都忙于写春联、喜丧事、建房、求子题名等,他们被称为“儒学老人”。同时,由于历朝越南皇帝在遣使向越南朝贡时,也会要求赐予佛经。已经习得汉语言文字的越南人对佛经的理解也就和中国人相去不远,佛教经典的传入深刻影响了越南的宗教信仰,至今许多越南家庭的神桌上或寺庙里都有写着汉文字的佛经。 

在汉语言文字传播的过程中,有许多人已经熟练的掌握它们,因此,从李朝到陈朝末期,就有人用汉字写书、写诗。如陈朝末期进士陈睿宗的《奉赓冰壶相公寄赠杜中高韵》: 

城中几度斗炎凉,漫送悠悠岁月长。散质岂堪便世用,娇心羞把妒时妆。 

寒松晚菊渊明径,独树孤村子美堂。贤相倘怜门下士,肯容群作白头郎。 

这首诗描写了陈朝末期的官场及其政治的腐朽,以及作者的郁郁不得志。又如元言禅派的第九代祖的杨空路的《言怀》: 

择得龙蛇地可居,野情终日乐无余 。 

有时直上孤峰顶,长啸一声寒太虚 。 

禅诗中,我们看到中国六朝、隋唐的禅学对越佛教的影响。同时也表现了李朝禅学自己开朗的独特性质。 

这些作品都是用汉语言文字写的,在写的过程中难免不受中国人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例如:李朝太祖李公蕅写的《迁都沼》,“表现了越南汉语言文学作品如同中国古典文学的“整齐的美”,“抑扬的美”。又因这些汉语诗是越南人所写,因此在传入中国时,其内容和风格也带着越南人的思想和特色。总之,汉语言文字是中国精神文化信息的载体,在传播的过程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就有可能被运用或激活,为中越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4 结语 

 

从公元前三世纪到21世纪初近两千年间,汉语言文字在不断传入越南的过程,同时也承担了中越文化交流的使者。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越南人学习汉语言文字。它不仅是中越文化合作的重要桥梁,也是研究越南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工具。汉语言文字不但已经成为越南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蕴含的文化也成为越南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它也为中国了解越南文化打开了一扇大门。 

 

参考文献 

[1] 沈立新.中外文化交流史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 张秀民.中越关系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92. 

[3] 陈修和.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4] 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5] 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6] 黄国安,杨万秀等.中越关系史简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7] 刘玉珺.越南汉喃字古籍的文献学研究.中华书局,2007. 

[8] 陶维英.越南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9. 

汉语言文学分流篇(3)

[关键词]新媒体汉语言文学教学优化策略

一、汉语言文学教学面临的考验

1.网络流行语冲击着汉语言文学教学

新媒体环境下衍生出许多网络流行语。网络流行语是结合人们的实际生活，对人们工作和学习内容进行的加工创造，一般较为诙谐。这些语言依靠网络的快速传播，逐渐在网络中形成语言潮流，成为新型“网红”，进而活跃在人们日常交流中。网络流行语与传统汉语在字面和语法上有较大的区别，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给网民带来了新鲜感，受到了广大网民的欢迎。新媒体时代对于高校汉语言文学教学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网络流行语是对传统汉语的加工创造，促进了汉语的个性化发展，有利于汉语特色品牌在国际的推广。例如在网络流行的“套路”，原本是武术形式的一种，但是网民赋予了它新的含义，即是对对方精心策划、设计敌方的描述词。民众对网络流行语的接受程度较高，且接受人群不受年龄限制的特点成为网络流行语的优势，网络流行语也因此在网络交流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甚至逐步向现实生活延伸，为人们在交流方式的选择上提供了新的选项，使沟通的趣味性增强。另一方面，由于网络文化发展良莠不齐，在虚拟空间中，常常充斥着不文明的用语行为。部分网络流行语改变了汉语原本严谨的语法结构，将语序进行了颠倒。虽然改变后的语言在交流中可以被理解，但是在书面上是不适合出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流行语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汉语言的规范使用原则，对正在学习语言表述的学生来说起到了错误的示范，使得学生在汉语言的学习上受到了阻碍，不利于学生语言文化素养的提升。

2.汉语言文学受众地位和作用的转变

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今的汉语言文学受众地位和作用发生了一些转变。越来越多的学生出现了“现实交流障碍”，这部分学生在网络世界中往往表现得极具领导力，能够大胆发表自己的看法，对实时事件能够侃侃而谈，他们在网络世界中能轻易获得别人的支持，同时享受被拥护的感觉。一旦回归现实，这些学生就不再轻易表达自己的想法，当面对真实存在的交流对象时往往无法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心中会产生恐惧心理，且容易变得自卑。这两种不同的境遇在学生心中形成巨大的落差，让学生开始有意地逃避现实，沉迷于网络的虚拟现实，致使自己正常的生活状态被打乱。由于长时间依赖于电子产品进行交流，许多学生书写文字的能力也出现了退步，常常在文字材料的撰写中出现提笔就忘、下笔就错的尴尬情况，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与博大精深的传统书法艺术在学生心中的存在感逐渐被削弱，汉语言文化的传承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不同形式的新媒体的出现，赋予了汉语言文学传播更为丰富的传播载体，但由于人们的网络用语方式受到的约束极小，受众群体不仅仅是大学生，也可能是小孩或中老年人，因此传统汉语言文学的受众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影响了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对正确的汉语言规范习惯的养成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3.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现实生活相脱离

汉语言文学的教育目标是以服务人们生活交流为前提的。在万象更新的新媒体时代，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已经无法跟上时代的脚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在传统汉语言文学教学中，教师仍然强调学生对课本理论知识的掌握，忽视了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的看法和教学感受。大学生由于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思维定式，如果教师在教学中一味地强加灌输，不仅达不到知识传授的效果，反而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引发学生的厌学情绪。如今，各色各样的新媒体元素充斥着大学生的生活，在这些元素的影响下，大学生的生活用语习惯和语言组织方式都发生了一些改变。教师要想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中取得突破，首先就要顺应时代的潮流，对新媒体以及新媒体环境进行必要的了解，掌握相关信息，做到知己知彼。教师应该在课前做好备课工作，制定合理的汉语言文学教学计划，将新媒体元素巧妙地与汉语言文化相结合。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不能脱离学生的实际生活，教师要加强汉语言文学与学生生活的黏性，让汉语言文学成为学生在新媒体环境生活中的一部分。

二、汉语言文学教学在新媒体环境中的优化策略

1.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网络流行语，加强汉语言文学的规范教学

如今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已处于新媒体环境下，面对不可规避的网络流行语，应该正确对待网络流行语对汉语言文学教学带来的影响。教师在开展汉语言文学教学时，不可将网络流行语全盘否定，应该在承认网络流行语趣味性的同时加强对学生的引导，辩证地看待网络流行语。网络流行语较为幽默、诙谐，更易于被学生应用于交流、沟通中，如果教师一味地否定网络流行语，会打消学生对语言学习的兴趣。网络流行语作为汉语言的衍生物，对学生语言组织能力的培养能起到一定的提升作用。但是网络流行语在形成的过程中缺乏专业的指导，在表达上不够严谨，不符合汉语言文学的严密性，对此教师要加强汉语言规范教学，让学生具备汉语言文学素养，能够在新媒体环境中不受不良文化的干扰，保持当代大学生应有的文学风尚。

2.利用网络平台刺激学生汉语言文学学习的积极性

新课标要求教师要具备对教学模式进行创新的能力，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丰富课堂结构。教师在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时，可以依托新媒体的时代背景，利用网络平台刺激学生的汉语言文学学习的积极性。例如可以利用学生经常使用的微博、知乎、豆瓣等发起与汉语言文学相关的话题，引发讨论，提升汉语言文学在网络中的热度，获得更多、更广的关注度。教师以学生熟悉的方式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避免了刻板、生硬的教学印象的形成，让学生能够主动融入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圈，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3.创建综合性多元化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

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应该遵循综合性原则，要包容个性化的发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纠正“填充式”的教学理念，转变教学模式，为学生创造发言的机会，将课堂的主体地位还给学生。汉语言文学是一门主观性非常强的学科，不应该采取统一、固定的教学模式，要将课堂内容丰富化，多元化，鼓励学生大胆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教师只有将汉语言文学教学进行多元化的创新，才能让学生的语言思维不被固化，为汉语言魅力在新媒体环境中的散发保驾护航。

汉语言文学分流篇(4)

关键词：汉语言 产业化 国际化 发展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综合实力的提高，实现文化领域的交流和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做好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既是文化发展的需要，更是实现国际间交流的友好桥梁。而语言作为一个重要的交流媒介，其对于国际双方的交流来说意义重大。中国作为语言文字的重要起源国家，语言文化历经长期的发展和演变，具有了深厚的历史积淀。而随着新时期的发展，汉语言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必须大力的开展汉语言文化的传播，扩大其影响的力度，逐渐的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大发展和大交流，进而实现其全面的发展。当然，要做好汉语言的产业化和国际化，让汉语言文学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还需要积极的进行探索，进而寻求出有效的方式呵呵途径。下面，笔者就将结合这一问题展开分析和探讨。

一、新时期汉语言文学发展的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国际间的交流和沟通也越来越频繁，这不仅仅体现在国际间的经济贸易上，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上也是这样。作为重要的交流媒介—语言，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于中国来说，汉语言的发展也经历了较为长期的发展和变迁，在新的时期，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在逐渐的扩大。这样一来，人们对于汉语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不少国家的人民都在积极的学习汉语，开始接触古老的中国文化，感受魅力无穷的汉语言文学，在世界广泛的范围内实现了学习汉语的“热潮”。这对于汉语言文化的发展来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也是汉语言文化走向世界、走向国际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因此必须迎接机遇，实现汉语言文学的大发展。

当然，汉语言文学要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发展目标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来说，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发展需要树立长远的发展目标。结合产业化和国际化发展的要求进行积极有效的探索。在这方面，汉语言文学就要更加的树立自身的特色，同时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不断的实现突破和提升。与此同时还要建立起国际化的规划，有步骤有层次的实现汉语言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汉语言文学分流篇(5)

论文关键词：普通词语；中华意蕴；传统文化

中华汉语言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流传至今的珍贵财富，汉语言是中华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体现着我国传统哲学、价值观、审美观等。历史上人口的不断迁移，致使汉语言文化不断扩散，得到推广，发挥着其交际文化的重要作用。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是古代汉族人沟通交流的主要工具。汉字有其独特的属性结构，古代称之为六书，即发挥着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等特点。由此可见，汉字已经不仅仅是单独意义上的符号，更是表情达意的生动图形，体现着我国民族的传统思维及民族心理等。

一、汉语言的文字演变

中华传统文化为汉语言所直接体现，汉语言的字、词、成语、语法等都是汉语言不断成熟发展的文化体现。若想了解汉词语中的中华意蕴，首先要清楚汉语言元素汉字是如何演变而来的。

据史料记载，仓颉发明了汉字，远古时期的华夏民族已经可以通过语言来实现相互表达与沟通，接着又融入了手势来帮助语言更好的发展，然而某些抽象事物是难以通过语言或手势来表达的，不久有人提出通过做记号来表述难以表达的事物，后来记号出现得越来越多，发生了混乱，最后想到用独特的图形来表述意思。

随着人类不断进化、汉语言文字也在不断改进，早期的图形进化到了象形字，接着在秦王朝时期，小篆与隶书遍及全国，后来三国时期又出现了楷书，自此汉字就正式确立了其方块形态的模样，之后又历经多朝代的更替，中华民族又创造了行书、草书等多种版本形态的字体，书法也由这其中产生。

二、语言的核心成份是词语

语言需要依托文化而存在，语言与其民族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记载着民族的物质与精神历史。词语作为语言中的核心成份，在其诞生之时，就已经烙上了民族文化的印记。普通词语作为中华语言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发挥核心作用的同时，体现着中华多方面文化。丰富多彩的汉语言词语独特的表达方式及表达技巧，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一些词语只有结合文化背景辅以阐释，方可被更好地理解与认识，汉语言词语传递并表露着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念与文化情调。

中华汉民族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影响着汉民族的思维习惯及思维方式，这也是汉语言迥异与西方语言的重要特征及语用功能。其实在远古时期，人类各民族具有共同的思维模式，只是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各民族的原始思维才发生了分化。中华汉民族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继承着原始思维当中的观物取象、格物致知的观念，进而形成侧重表象的形象思维，即所谓的具象思维。这种思维在看待事物时为一种形象的运动，会不自然地将事物之间进行衔接，进行融会贯通、追求浑然一体、万物合一的境界。这种思维方式既不是脱离物体的纯粹抽象，也不是对物体外在的形象描述，而是一种蕴含情理的方式对待物体特征。最终表现在词语上则是一种重视功能、重视意会的性质特征。汉语词语在表述具体事物方面非常丰富、活跃，然而在说明抽象问题或关系时，缺少西方语言的精确性。

词语和文化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词语是与社会同步发展变化的，可以说是社会文化的镜象。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历史，汉语言词语也经历着历史的沧桑洗礼，日益积淀更加浓厚，并自不同角度反映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心理倾向、文化习俗、审美情趣等。自汉语的文化意义入手分类，汉语包括文化词语与普通词语两类，文化词语反映着中国各时期的独特文化、是中国各时期文化的特产，并被保存下来，不断流传及发展。

三、普通词语的传统意蕴

我国汉语言词藻丰富绚烂，其中蕴藏着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发展历史，本文特以“明月”、“流水”这两个普通词语为例展开分析，感受我国传统文化的意境。

（一）“明月”。月亮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是一个通人性的意象，可以让人怀念远方、牵动乡愁，载入情思，派遣孤独，预示哲理，启发思考等作用。月亮在国人心中具有母性的象征，人们望月心生牵挂之情，这也是和我国早期母系社会的传统遗留有关系。中国古人在长夜不眠之时，举头望月，自然地会生发思念他人之情。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望月而惹情思、添愁绪。在古代，人们望月以托相思之情，让月亮化作邮差，表达自己的深切怀念。诗人李白吟诗“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明月在李白心中发挥了心思相通、聊以慰藉的灵性作用。

不仅如此，明月在古人眼中除了通达人意之外，甚至具有人的品性。坡在《点绛唇》中指出“月可与人同坐晤谈：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我们熟知的《月下独酌》中也提及到明月的人性化特点，即“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从古至今，明月的出现始终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缤纷的意境，从而中秋节，举家团聚，共赏圆月就是在如此一个佳节中，欢聚一堂体验明月带给的美好亲情。明月作为国人钟爱的意象之一，滋养了无数世代人的敏感心灵，哺育了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情思。综上所述，在柔美的月色中，蕴含着中国人的乡情、亲情、爱情、友情等，至今表露着国人的各种情感。

（二）“流水”。不管是潺潺的溪流，还是湍急的江河，其不停歇地奔涌前行，给国人一种时光迅速流逝，无法挽回的悲伤情感。流水在空间上以任意的形态展开，好似为匆匆流逝的时间富裕了形象，同时展现了跨越空间的隔阂。流水在中国人心中代表着一种无情、一种逝去。古人诗歌中关于流水的描述，更多透露着分别后的情思或是受阻隔难以相见的哀叹。

流水展现了离别之情或是断肠之苦，宋朝诗人姜夔在《过德清》一诗中唱吟，“溪上佳人看客舟，舟中行客思悠悠。烟波渐远桥东去，犹见栏杆一点愁”。所描述的哀愁，好似流水似的绵延不绝，伴随着离去而渐远、延伸，同时又随着迟迟的不归而更加与日俱增。唐朝女诗人鱼玄机《江陵愁望有寄中》：“枫叶千枝复万枝，江桥掩映暮帆迟。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其中啼血的思念犹如流水一样永恒，因为其遥远渺茫的特点让人更加愁思不绝，肝肠寸断。

国人面对狂澜的流水，时常感叹自身的渺小，同时心灵为壮阔景观而震颤，自然地产生一种具有悲剧倾向的敬畏情感。人们在怨恨流水无情之时，更多地表露了对自己所处环境被局限的无奈之感，是人们美好理想受到阻碍、挫折之后的沮丧情感流露。通过对流水的无情描述，更深层意义上是表达了自己的有情有意。

除了明月、流水以外，山、树（木）、花等众多普通词语，均蕴含着中华民族独有的情趣和意味，它们都是中华文化的发展成果，每个词语都体现着中华的自然或历史意蕴，汉语言文化需要每个中华儿女的爱护与善用，只有如此，才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崇高的地位。

四、研究普通词语的中华意蕴的意义

（一）语言教学意义

我国的语文教学自1949年建国以来，一直在工具性和思想性或工具性与人文性之间摇摆不定，现在的课程标准虽已明确表述“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但是具体到广大中小学语文教师，对语言本身的人文性（含民族性）的认识与把握尚不容乐观。现在已有不少人论述语文教育的民族性问题，但多数是关于文章内容的，而从语言本体角度阐述语言的民族性的尚不多见，而从词义的角度论述语言和语言教育的人文性尚属空白。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词语教学实际上一直是着眼于工具性，即止步于词典释义，普通词语所特有的民族文化意蕴一般很少涉及。从根本上说，广大中小学语文教师对语文人文性的认识尚未真正把握。

外国人学汉语的难点之一就是词语的感彩，而我们的词典却一般不进行这一方面的解释，对普通话词语的民族独特意蕴的进行梳理和解释将开辟一条对外汉语教学的新的词语教学途径，可以极大提高教学效率。

（二）语言学研究意义

语言学是20世纪以来的“显学”，欧美各国高度重视语言的研究，涌现了诸多语言学流派，其研究成果极大地促进了20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20世纪以来语言学研究大致经历了语形学（如结构主义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三个阶段。当代语言学的热点是语用学，而语用学最为关注的是语境。语境概念可以用来解释语言的民族意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诸多学人的共同努力下，“语言美学”的学科形态逐渐显现、清晰，但应该说，语言美学尚处在发展完善中。人们在语言美学的研究中更多的是在套用美学的一般概念体系，研究方向多集中在语言的美学观念、语言的美学形态等等，尚不能做到对语言的每一个要素进行美学的分析研究。而从词义的角度进行美学研究尚属空白。

词典是“工具书”，在词义的解释上一般只着眼于词语的工具性解释，这固然方便了语言教学和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但也让词语丧失了鲜活的民族情趣，让语言的人文性丧失殆尽。应该运用词义学、语用学、语言哲学、语言美学的最新理论建设一种新的词义解释方法——在工具性解释的基础上兼顾民族文化意蕴的解释。

（三）民族精神家园建设意义

自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任务以来，涌现了很多关于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论文、著作，但几乎所有的论述都是着眼于道德观念、理想信念、信仰追求等思想教育层面，很少有人关注语言教育层面，尽管2008年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的主题定为“构建和谐语言生活,营造共有精神家园”。实际上，按照语言哲学的认识，语言是人类生存的最高层面，因此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民族精神家园建设是一个较为迫切的任务。

语言是人类精神家园的核心要素，但是我们的教育却更多的把语言当做一种工具，虽然也强调语文教育的人文性，但实际上注重的是语言所传达的内容，其实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语音、词汇、语法都承载着民族的情感与情趣。语言教育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途径。

汉语言文学分流篇(6)

一、汉语言文学的具体概述

汉语言文学是极其古老而充满哲学的，在社会上存在的价值也是极具代表性意义的。因此，汉语被列入“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中国人在创造汉语言文学时，对生活情趣进行了极致描述，很多成语及词语的背后都是一个个生动形象的小故事。例如，在成语“指鹿为马”中，赵高将一匹鹿指作马，体现了赵高的狡猾奸诈，而成语“孔融让梨”则充分体现了孔融的谦逊与博爱。这些语言不但在古代有着积极意义，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在新时期的发展下，汉语言文化逐渐在人们的生活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是以汉字为主，由此可见，汉语言文学与社会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汉语言文学不仅代表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还象征着中国语言文化的演进过程。因此，我们要使宝贵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在看到古代的固定用语仍表现在现代文化的审美中时，作为中国人都有一种民族自豪感，这就是汉语言的光彩所在。汉语不仅在人们全新生活方式转变时占占据一席之地，而且对人们日后语言习惯的改变也有重要影响。因此，对汉语言要不断创新发展，做好汉语言文化的传承、历史借鉴，留住汉语言文化的底蕴与光彩，同时加大对汉语言文化的传播力度，从而创造一个良好和谐的文化环境，让更多的人体验到汉语言文化的魅力。

二、网络环境对汉语言文学产生的影响

（一）网络环境对汉语言文化的积极影响

在网络的影响下，我们信息的获取更加便捷，而汉语言文学想要更好地发展，就要合理利用网络资源，使汉语言文学通过网络的形式传播，逐渐被人们所了解与认识，进而促进汉语言文学的综合发展。同时，在网络的不断发展下，汉语言文学也逐渐采用丰富多样的形式进行展现，展现出独特的魅力。此外，汉语言文化对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要充分利用网络自由的特点，将汉语言文学的作用发挥到极限，进一步促进汉语言文学的传承与发展。

（二）网络环境对汉语言的消极影响

在网络的迅速发展下，人们可以直接从网络上进行信息及知识的传递与学习，不再是单方面地接受文化传播，处于被动的位置，而是人们与网络处于了一个平等的位置，拥有了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力。但网路对汉语言文学发展也有制约的一面，人们适应了电子信息的时代，逐渐养成了电子书写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们提笔忘字的现象出现。此外，由于网络上的言论越来越自由化，每个人都有发表的权力，这就造成网络上大量垃圾信息的传播与应用，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在网络的影响下，代表疑问的词语“什么”，现在青年群体更喜欢用“神马”，而“那么美”也变为“辣么美”，改变了汉语言文学的文化内涵。因此，为有效控制这种现象的出现，就要充分重视汉语言文化，尽量避免网络用语对汉语言的影响及荼毒，加强对汉语言文化的传播，为我国的汉语言学习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三、汉语言文学在网络中传播的具体途径

（一）建立微博、微信等平台

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人们对信息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微博、微信等平台的建立更是改变了文化发展的格局。微博、微信作为一种集文字、视频、图片为一体的社交软件，不但对人们社交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意义，而且对社会的发展也存在积极影响。另外，它更是更新了人们的文化理念，有着互动性较强的特点，被人们广泛应用，而对于汉语言文化来说，可以采取以微博或微信的形式传播，定期发送一些关于汉语言文化的作品，让更多的人加深对汉语言文化的了解，也可以播放一些古装的电视剧或是其他电视节目，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汉语言文化的熏陶。

（二）利用二维码进行文化传播

在新时期发展下，数字的阅读方式已经逐渐成为潮流，并保持连续六年稳步上升的状态，在未来的发展中，数字化的阅读方式会更加流行。因此，我们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将数字化阅读与文化传播进行有效结合。同时，在智能手机的逐渐普及下，二维码使用也越来越普遍。因此，我们可以使用二维码传播汉语言文化，根据汉语言文化的具体内容建立一个属于汉语言的数据库，并生成一个二维码，使用者通过手机的扫一扫功能就可以得到关于汉语言文学的学习框图，分为不同的模块，显示不同的区域，让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从而达到汉语言文化传播的最佳效果。

四、关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趋势

（一）向产业化方向发展

在新时期发展下，要想使汉语言文学得到更好的发展，就要朝着产业化方向发展，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对汉语言文化进行深入的了解与认识，进一步明确汉语言文化的发展现状及特点，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促进其产业化发展。同时，在汉语言的具体发展中，网络可以为其提供资源。因此，将汉语言文学与网络相结合，能推动汉语言产业化发展。

（二）向国际化方向发展

随着我国实力不断增强，汉语言作为我国的母语，也在国际上引发了一系列的学习狂潮，促使汉语言文化逐渐向国际化方向发展。汉语言文学在发展的同时，也要充分利用网络的优势。此外，随着国际合作日益增多，汉语言文化的交流逐渐增加，自身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加强。由此可知，在国际的交流与合作中，不但可以促进汉语言文化的传播，还能推动汉语言向国际化快速发展。

五、结语

汉语言文学分流篇(7)

语音中心主义者认为口语是交流的首要和基本的方式;而书面语只是试图去捕捉言语，因此居于次要地位。尽管汉学家们可能不接受语音中心主义或逻格斯中心主义，他们中间甚至不少人可能从没听说过或花力气去理解什么是语音中心主义或逻格斯中心主义，但他们在汉语性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与逻格斯中心主义是不谋而合的。在强调语音至上的西方形而上学和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之下，许多汉学家们不仅否认汉字的视觉性和表意本质，还宣称汉语同样归属于语音文字系统，而这就显得太离谱了。杜·邦瑟(DuPonceau)或许是第一个驳斥汉字表意本质的西方思想家，他的观点完全建立在西方语言研究的结果之上，这可从其结论里清楚看出:我的结论是:中国文字系统被错误地说成是“表意的”(ideographic)，其实是一个“音节的”(syllabic)和“词素的”字母表。它是“音节的”，因为每个字代表一个音节;它又是“词素的”(lexigraphic)，因为每个音节都是一个有意义的词。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名称能恰当地应用到中国文字之上。这个看法对我来说是十分充分的描述。④在此段文字中，用西方概念描述中国文字的做法一目了然。正如西方语言使用诸如“syllable”，“lexigraph”和“alphabet”等，杜·邦瑟也就使用这些概念来描述汉字和书写，全然不顾中国文字特有的性质和特征及其术语，如:文、字、词、书。中国第一个词典编纂家许慎(58—147)在《说文解字》中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这些术语的差异，揭示了与西方文字不同的独特之处: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⑤许慎的表述清楚地指出了中国文字的象形和表意性质。“字母表”是一个西方术语，指的是用来记录西方语言的一套标准性字母(即基本书写符号或字形)。其基本原理是每个字母代表口语的一个音(有意义的声音)。它与其他种种可能使用图形代表音节和词或者使用字符来代表音素和意群的书写系统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中国文字中完全不可能找到与西方字母表哪怕是接近的概念。但这一事实丝毫不能阻止杜·邦瑟使用“字母表”描绘中国文字。如此的做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文字有成千上万个汉字，数量之多根本不可能构成西方概念意义的字母表。然而，杜·邦瑟的这个观点只是其使用西方语言理论分析中国文字的努力的一小步。在其核心观点中，杜·邦瑟依据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格斯中心主义，提出了一个问题:文字和语言，孰先孰后?此问题类同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人们永远不能找出满意的答复，因为这取决于构成文字的元素是什么。如果我们把原始人的肢体语言、符号和洞穴壁画视为早期的书写符号的话，文字符号或许先于语言成为一个体系。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口头语和书面语在远古时期同时产生与发展。西方著名哲学家和文字学家乔瓦尼·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Vico)，倾毕生精力研究语言与文化，他赞同上述观点，认为两者同时产生与发展。经过长期艰辛的研究，他提出人类的初始语言没有发音，是由手势和象征符号组成的:“言语在远古时期是一种心理语言，斯特拉博认为心理语言先于任何口语形式而存在，这就是为何希腊的逻格斯既是一个词同时又传达一种思想……远古时期使用的初始语言一定与符号、手势或实物相伴而生，而这些符号、手势或实物与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有着自然而然的联系”①。因此，在其鸿篇巨制《新科学》一书中，维科提出语言和文字是同时产生的，并且断然否定了学者们其他不同的观点。他说道:“很显然，他们错误的原因是，单纯地假设先出现言语，后产生文字。然而言语与文字是孪生的并且以同样的步调向前发展。”②正如笔者后面要揭示的，在汉语与汉字问题上，一些中国学者也持有完全相同的观点。杜·邦瑟好像没听说过维科的观点。他提出一个带有成见的问题，把汉字的表意性曲解为“语言是为了迎合文字而产生的”③，这种谬论是毫无根据的假设。上述问题与答案说明杜·邦瑟好像完全不认同汉字表意论。当代语言学家中，杜·邦索最有力的拥护者是卜弼德(PeterBoodburg)、德范克(JohnDeFancis)以及鲍则岳(WilliamBoltz)。作为一位颇有声望的汉学家，卜弼德坚持认为汉字与西方语言没有什么不同④。尽管一些研究中国哲学的西方学者，如顾立雅(HerrleeCreel)和陈汉生(ChadHansen)坚持认为汉字具有表意性⑤，但是他们在汉学圈中只是少数，其他人认为他们同费诺罗萨和庞德一样，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家。晚至1995年，威廉·汉娜斯(WilliamHannas)仍明确表示:“我们否认文字是现实以及心理世界中实物与概念的标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同时我们还否认以下毫无根据的假设:汉字具有表意性，也就是说文字与意义无需语言的参与，直接相互联系。”⑥

二、语音中心论与表意论

杜·邦瑟的当代拥护者们对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关系作了详细、恰当的观察。然而他们在试图消除中西语言的隔阂时却忽视了汉语自身的特性。他们尝试用西方语言理论来分析汉语，形成了一种理论倾向，笔者称之为“语音中心论”。众所周知，语言符号由三个相互关联但可进行概念分析的元素组成，笔者称之为“三S”:语音(sound)、形体(shape)与意义(sense)。不同的语言系统会着重强调其中一个或两个构成要素。西方字母语言重音、义，轻形体，而汉语则重形、义，轻语音。反对表意论的人只考虑到了其中两个因素。比如，鲍则岳强调说:“任何一个单词都包含两个方面:声音和意义。”①他很显然忽视了语言符号三要素中很重要的“形体”要素。这一疏忽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在字母语言中，语言符号的形体并不像汉字形体那么重要。索绪尔曾说过只要一种符号可被辨别且不与其他符号相混淆就可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然而在汉字中，形体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纵观中国历史，正是由于汉字形体的魅力才产生了书法艺术，也使得书面语要比口语更具优越性。“音形义”三要素在汉语系统中占据不同的地位。一个人可以在不知道如何读一个汉字的情况下辨认字形并知道它的大概意思。这种现象其实很普遍，许多中国人认识某些汉字也知道它们的意思，但却不知道该怎么读。在笔者看来，在构成汉字的三要素中，形和义是更重要的。形体是一个字之所以成字的基础，意义是字所代表的内容，而声音只是一种口语交流手段。形体和声音都是意义的体现者，前者是通过视觉手段，而后者则是通过听觉手段来发挥交流作用。80%以上的汉字都是通过形—声结合而成的“形声字”，在形声字中，声旁几乎不表示任何意义。在表意方面形体要比声音更有效。因此视觉价值要比听觉价值更重要。与汉语不同，字母语言更关注听觉价值，这根源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中对虚幻无形之物所体现的先验价值的重视。徳里达将西方语言理论中重视声音的现象描述为“语音中心主义”。一些西方学者就是借助这一理论从“语音中心”的角度来开始研究汉语语言的。早期代表就是杜·邦瑟，他说:“很明显中国人发明汉字并不是用来代表汉字的形体，当然也不是用来代表汉字所表示的意思，因为字义是从口头表达中抽象出来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②。鲍则岳也从语音中心的角度对汉语进行了类似的描述:“任何种类的书面汉语都仅仅是口语的一种符号化表达。”③鲍则岳唯恐自己没有阐述清楚，又进一步声称:“另一方面，当我们说‘文字的目的是为了交流观点’时，其实我们真正想表达的是‘文字的功能就是交流通过该语言的口语所传达的观点’，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已将书写界定为其意义通过语言中介传达的可视性符号系统。”④在这里鲍则岳做了一个微妙的转换。他用“语言”代替了“口语”，从而提出了一个语音中心主义的论断:“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书写定义为口语的符号化表达，将文字系统定义为:口语的系统化表达符号。”⑤鲍则岳料到会有人反驳他的观点，因此他不得不承认:“像所有定义一样，这一定义只是一种个人判断。文字当然也可以有不同的定义，比如说‘传递或交流意义的任何可视性符号或标记，与其与语言的关系无关’”，然而他仍然推崇语音中心的定义，他说:“将书写定义为与语言有直接体现性关系的符号系统，其优势在于它很清楚地阐明了我们直觉上所感知的书写的本质或发展史，这一点其他定义并没有做得更好。”⑥这里他使用的“直觉”一词表明了以字母语言为母语的人的一种偏见:口语先于书面语。鲍则岳强调语言的声音属性但却忽视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同时也低估了中国思想家从远古时期就一直重视用语言来交流所产生的影响。这里笔者只引用两位思想家的观点。庄子的著名寓言“鱼筌与兔蹄”就支持直接交流的观点。这个寓言中常被引用的章句是“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①庄子的寓言给直接交流或无声交流提供了很好的诠释。这则寓言对中国语言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它为后人关于语言表述的争论树立了模式。在庄子看来，筌和蹄是捕鱼和抓兔的工具，与此类似，语言符号也只是用来交流思想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语语言表述的语义导向。在魏晋时期，人们激烈地讨论语言表述的实质。王弼是其中之一，他强调符号和语言的语义表述。在他的著作《周易略例·明象》中，王弼在开篇就讨论了象(形象)、意(思想)和言(语言)间的关系: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这段话清楚地显示了中国语言理论和西方强调语音的字母语言理论是截然不同的。王弼在《明象》中借用庄子的寓言，进一步强调了汉语符号再现的语义导向: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②庄子的寓言以及王弼和其他学者对其所做的进一步阐释都表明在汉语语言哲学中人们强调的是思想，观点和意义，而不是西方语言中强调的声音。反对文字表意论的学者忽视了由庄子和中国思想家所提出的意义导向传统，他们重口语而轻概念，犯了与庄子寓言中所讽刺的那些死盯着竹笼和兔网却忽视了鱼和兔的人一样的错误，买椟还珠，重视言语行为而忽视了所交流的观点。他们之所以犯这个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将字母语言的语音中心主义套用到了汉语研究上。这一点鲍则岳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轻视语言的交流功能，强调其作为声音记录的功能:通过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口语是用来传递意义的，文字是第二位的，它之所以有交流的功能，只是口语传达意义这一事实的一种自然结果而已。另外，文字系统中单个的符号能否交流意义取决于这个符号在哪个层面上体现这种语言。比如字母表中的字母并不携带意义，只是可发音而已，因为在大多数字母语言中，大部分的单个音素并没有相关联的意义。例如:英语中的n，e，g，l．s，h通常情况下只代表声音，独立出现时并不能传递意义。但是若从文字的角度来考察，它们也并不需要交流意义，只要能传递声音就可以。就像我们所说过的那样，文字中意义的传递完全是“文字体现口语”这一事实的一种功能。③很显然，鲍则岳正像他推崇的前辈学者杜·邦瑟一样认为字母语言的语音特性对所有语言都是通用的。他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汉语使用的是汉字而不是字母，每个汉字代表声音的同时还表示意义。事实上，甚至连汉字的组成部分———部首，也可传达意义。鲍则岳引用英语字母的例子来支持他语音中心论的观点，然后他又将这一衍生观点用于反驳汉语中的“概念文字”观点:正是这种对文字传递意义方式的误解导致了大部分人对汉字本质的困惑。因为大部分的汉字是在单字层级或至少是词素层级来体现口语的，而我们的字母则是在单个音素层级上体现，因而两者是不同的。但由于单字或词素是有意义的，因此汉字在表音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与意义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与西方字母系统的符号也是不一样的。然而这种与意义的联系，也就是汉字的交流功能仅仅是汉字与声音相联系的结果，换句话说，汉字与语言的字词，或所谓‘口语’相联系，才会与意义产生联系。通常比较随意的语言分析家和批评家们都置汉字与声音间固有的本质联系于不顾而去强调汉字和意义之间的关联。①他接着说道:“与意义的联系，也就是汉字的交流功能仅仅是汉字与声音相联系的结果，换句话说，汉字与语言的字词，或所谓‘口语’相联系，才会与意义产生联系”，通过这一论断，鲍则岳表现出了很明显的语音中心论。他认为汉字能够表达意义理所当然是因为汉字通过声音与口语产生了关联。他没想到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汉字从创立伊始就是用来表示意义而不是代表声音的。他以西方意指理论为框架，通过一种预设的逻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认为汉字肯定和西方语言的字母一样，用来记录声音，然后由声音来传递意义。这一点可从他进一步的论述中清晰地显示出来:“一个字符或一个字符系统之所以能称为书面语，其必不可少的特征是语音体现。也就是说，书面语必须体现口语。”②鲍则岳的逻辑与汉语理论和实践是背道而驰的。从历史角度看，古汉语刚开始出现时可能并不是一门口头表述的语言。有两位当代学者，安乐哲(RogerT．Ames)和罗思文(HenryRosemontJr．)曾开玩笑地说:“古汉语就像是一个听话的小男孩:它创立之初是用来看的而不是用来听的。”在他们之前，高本汉有过类似的描述:“汉语文献是用眼睛来看的，而不是像口语那样靠耳朵和舌头来实现的。它拥有独立的生命，是与口语平行并存的一种现象”③。安乐哲和罗思文接着又用非常严肃的口吻写道:“现在和过去的汉语口语都一样，必须要说出来才能被理解;而古汉语创立之初就不是一门口语，它现在不需要，以前也不需要说出来才能被理解;因此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到目前为止可能一直都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媒介。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很明显，汉语书面语就不应被简单地看作是对口语的转述”④。在同一份研究报告中，两位学者直接反驳了鲍则岳的观点并指明了其所带来的后果:“‘古汉语本质上是口语的转写’这种观点不但模糊了我们对两者差异的认识，同时也阻断了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道路”⑤。庄子和王弼的语言理论从哲学角度为反驳鲍则岳的论断提供了概念基础。在其他备受尊崇的古汉语研究者那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反驳古汉语语音中心论的有力证据。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是最早系统研究古汉语语音的学者之一，他就强调在汉语言发展之初的象形和表意功能:“从这个角度看，汉语文字发展第一阶段并不是记录声音，或分析单字各部分是如何发音的，而是一种表意的图形文字，一个符号代表着整个单字的意义而不是其发音。”⑥通过这种表述，高本汉隐约地表达了一种古汉语视觉上的优越性，这一点由费诺罗萨和庞德更直白地表述出来。在同一研究中，高本汉清晰地指明了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因此，中国一方面拥有一种已存在了好几世纪的文字语言，它简短、明了，字与字界限清晰，读者仅仅通过这种表意的字形就可以理解它的意思。总体来讲，这种语言好像在人类出现时就形成了，一直流传至今。而另一方面，在中国还存在着一种口头语言，或更确切地说，许多种不同的方言口语，它们与中国的文字语言相去甚远。⑦简单地研究过迄今可识别的用最古老的汉语写成的甲骨文之后，安乐哲和罗思文重申了其他研究所证实的观点:“目前辨认出来的上千个甲骨汉字中有许多在结构上都是象形和表意的”，他们还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最终形态和语音两方面的证据都支持我们认为，最早的文字形式拥有自己的交流功能，不需要借助口语。在这个发展阶段，许多信息都是通过视觉来交流的。”①语言实践证明，语音中心论是不可能存在于汉语中的。汉语普通话有21个声母，38个韵母，通过声韵结合只能产生稍多于400个的音节。就算加上汉语中的四个声调也不过总共不到1300个音节。用如此少的音节来代表世界上词汇量最大的语言之一的汉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的同音异义词。很多情况下，没有具体的语境人们就无法确切知道一个字的意思。结果出现了很多有意或无意的双关语。但是一旦汉字被写出来，即便没有语境，意思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大量同音异义词的存在使得汉语的字和词不可能以字母语言的方式来指代声音，同时也排除了汉语被字母化的可能。用古罗马字母来表示汉语并不是当代人最早尝试的。事实上，很早之前人们就开始考虑这种可能性并付诸实践了。宋朝时期的郑樵在接触到梵语之后就意识到汉字的繁琐和字母的简洁。几百年后，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使用罗马字母来书写汉语，并出版了第一本用古罗马化的汉语写成的书———《西志奇迹》。其他西方传教士也做了类似的尝试，他们用罗马文来书写汉语，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对汉语产生丝毫的影响，因为他们的书籍都是写给西方人让他们了解汉语和中国文化的②。明末清初，一位官方学者方以智(1611—1671)着手研究汉字书面语与西方字母语言的关系，自此以后，许多中国学者前赴后继，做出了很多努力。尽管方以智批判了汉语书写的笨重繁琐，也将其复杂性与西方语言书面语的简约方便做了鲜明对比，但他的对比性批判也正好显示出了汉语书面语非语音化或表意的特性:汉字之所以让人感觉迷惑是由于存在很多通用字，有时可以互换，如果一个概念只从属于一个词，而每个词也只有单一的一个意思，就像在遥远的西方语言中，声音与概念一一对应，而单词与声音一一对应，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重复或重叠的麻烦了，这岂不是更加高级吗?③又过了两个世纪，在1892年，中国文字改革先驱卢戆章制定了第一套潜在可行的汉语文字罗马化方案。在其著作《一目了然初阶》的序言中，卢戆章对比了中国的低识字率与西方国家及日本的高识字率，并将这种差距归根于文字体系的不同。为什么其他国家识字率高呢?他回答道:“以共以切音为字，字话一律，字书简易故也。”那么，中国怎样提高识字率呢?他提出中国应该采用一种汉语的罗马拼音方式，因为:“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④其对比评价再次证明了现代以前汉语语言文字与语音是分离的，而两者之间紧密联系的产生也仅仅是近不足百年来出现的现象。晚清以来，汉语的拼音化得到了中国为数众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及政府的大力推广，其中颇为著名的人物代表有沈学(1871—1900)、王照(1895—1935)、鲁迅(1881—1936)、吴玉章、等人。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政府根据的指示:“要走世界各国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⑤，由国家通过并推广“汉语拼音方案”，试图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行拼音文字。然而，从利玛窦使用罗马化的汉语以帮助西方传教士传教到今天拼音的使用以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这近五百年汉语拼音化的努力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点，证明了西方人以语音为中心的语言认知以及汉语文字体系是表意而非表音之特性。

三、语言学汉学主义

与西方字母语言的语音中心论相对，汉语强调形意间的相关性，或许可以称之为表意论。它们均传统悠久，对文字体系之声、形各有偏重。西方语音中心论起源于字母语言的语言学发展，又在语言实践的哲学概念化之中得以推广。相比之下，汉语表意论则起源于历史上汉语语言的表意功用，而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形而上学观念更是强化了这一点。两者的哲学基础是不尽相同的。在西方形而上学中，语音中心论最早的源起可能要追溯到柏拉图关于本质与现象二元区分离观念的提出。而亚里士多德或许是最早提出语音中心论这一概念的思想家。关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他主张言语优先于文字:“口头言语是心灵之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头语言的符号。”①亚里士多德这一评论可被视为西方语音中心论的肇始。因为表音性在字母语言中的重要地位，西方学者对语言语音中心的重视是根深蒂固的。在现代语言哲学中，所有的理论家无一不强调无论是在口语还是在书面语中音都优先于意。早在1933年，著名语言学家布隆菲尔德(LeonardBloomfield)便指出书写的文字必须承载一种与语言形态“固定的关系”②。乔治·特雷格(GeorgeTrager)将书写的文字体系定义为“任何标记或者图示的规约性系统……代表着这样一种语言的话语表达”③。在与汉语语言直接相关的研究中，司礼义(PaulL．M．Serruys)将汉语真实书写文字中的图形归为“系统必要的构成”，“形成了语言的视觉表征”④。雅克·德里达曾指出西方语音中心论源于西方自柏拉图之后的形而上学，其强调现象与本质、先验观念与具体现实的分离性。依笔者之见，汉字以图形和语意为导向，这是由汉语语言的性质及中国历史上语言使用所决定的。语音中心论适用于描述西方字母语言，而用它来描述汉语语言却是不得当的。汉语语言的表意论不仅仅是由汉字特殊的图形感所决定的，在中国玄学思想中，浩瀚宇宙万物全息相关，先验观念存于世间万物，这种对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思考更是决定了汉语语言的这一特性。或许，我们可以说汉字重形象与语义之特性同中国超验性存在于内在性的形而上学思想是有内在联系的。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在研究语言与诗学之间的关系时，确认了结构语言学存在着两个相关的问题:“沃格林已经明确指出了结构语言学所面临的两个最重要且相互关联的难题，即对‘语言大一统假设’的修正与对‘同一语言内不同结构的相互依赖’的担忧。”⑤这一洞悉应该给予了我们对汉语语言与文字的性质更为深入的见解。他还指出:“毫无疑问，对于任何一个言语社区、任何一个说话者来说，都存在一个统一的语言。但是，这一整体代码是由相互联结的子代码构成的系统，即每一种语言都共存着几种功能各异的形式。”我们应当会从研究汉语语言的结构语言学里得出深刻体会。汉语经过数千年发展，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我体系，同时也具备着不断积累的特性。现在，汉语的发展被赋予了一个兼容的趋势，这一趋势可能会让汉语去包容一些新异特点。不管是将汉语定义为完全表音语言还是完全表意语言，都过于简单化。应该说，汉语既具表音又含表意因子，而后者更为优先。任何过分地强调一个因子而忽略了另一个因子都会导致语言汉学主义。据笔者观察，在关于汉语文字体系性质的争论中，双方极少对在中国语言学界盛行的汉语语言学者的观点加以考虑，仿佛有关汉语性质的中国语言观根本不存在或者毫不相干。事实上，中国上古时代的记录以及现代中国学者的研究，均为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平行分离性提供了佐证。上古时代尚未出现文字，人们最初使用结绳记事，后来又改用书契。《易经·系辞传》中提到:“上古结绳而治，而后人以书契易之。”①陶制器皿和甲骨上的刻画符号是汉语文字的最早形式。因此，有足够多的人类学和考古学证据表明汉字最初并非是为了记录口头语言而存在。汉字最开始是以刻画符号形式出现，而后逐渐演变成文字，并形成了书写系统。至于与口头语言有所关联，那可能是之后很久一段时间才出现。现代中国学者再次肯定了汉语书面语与口语的独立发展。国学大师梁漱溟曾说，“语言文字浸浸分别并行，初不以文字依附语言，而语言转可收摄于文字”②。著名思想家李泽厚进行了大量的考证研究以证明汉字并非口头语言的书面记录。他也指出:“汉语语言并未给予音以优先级而是更强调义……最初，汉字的功能便是支配、统率、范导语言，而非记录语言。”③最近，他又重申:“中国文字的源头是‘结绳记事’，文字不是把语言写下来，而是记录事情。最初的文字，就是为了把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历史)记下来的符号如结绳，慢慢才演变为文字，最后才和语言结合，它作为符号系统，中国文字始终不是语言的复写。”④这些观点与本文前面提到的维柯的中心论断不谋而合。在分析了汉语语言争论双方的观点后，笔者发现尽管表意论的支持者与反对者观点相左，但是他们的定位却相同:对汉语文字的研究更多是出自于自己学术和美学目的，而非是对汉语语言本身的关心。庞德、费诺罗萨及其他表意说的支持者，关注的是哲学研究和发展艺术的新型式及创新型途径，以推进知识与艺术发展的进程。持反对观点的则专注于以西方理论检验汉语语言，强使表意的汉语同西方字母语言的表音理论协调一致，以否认汉语文字的独特性。双方均受先入之见及预想目的所导向，仅有少数学者摒弃了汉学主义的偏见，承认汉语文字与语言的独特性。笔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比起汉语语言学者，中国哲学和思想的研究学者反而在接受汉语语言及文化的独特性上更为开通一些，不太倾向于把西方观念和方法强加在汉语资料上。显然，否认汉语文字是表意的派别完全忽视了汉语与语音文字体系之间的区别性差异，也极少关注到汉字的象形性仍然清晰可察，其以表意为主的性质在中国语言学界是毫无争议的。而反过来，肯定汉语文字是表意的派别则又夸大了汉语文字的象形性，把它的价值普适化，因而不切实际地忽视了汉语汉字的独特性。尽管取向不同，他们都按照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习惯来做学术，这种方式却是共通的。故而纵使他们研究的初衷是要提供科学客观的汉语语言知识，而他们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汉学主义的语言形式，扭曲了中国文字体系的真实状况。笔者已分析了西方研究汉语汉字的种种问题，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学者群中也存在。自马建忠根据西方语法理论首创汉语语法以来，中国学者套用西方语言理论研究汉语汉字也形成了一个研究路径，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受到质疑。语言哲学与语言学虽为两个学科，但在研究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和语言表征方面却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文字。关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已经成为广为接受的定论:文字不是语言，只是语言的记录或复写。这一定论对于拼音文字的西方语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它是否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呢?这一定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文字呢?至少到目前为止学者的共识是如此。中国的语言学家大都接受这一观点。王力先生就如此认定:“文字是语言代表……但是，文字不是语言。”“文字只是一种假定的符号系统，文字不等于语言。”①有些学者虽然承认中国文字发展的独特性，但仍然接受汉字是语言的复写这一观点:“文字是语言的记录，也是凝固的语言……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国文字的起源，虽然有很大的特殊性，但也是在语言产生以后才形成的。”②这样的共识颇有商榷余地。李泽厚先生在谈到汉字与语言的关系时指出:“中国的文字不是语音的复写。我以为中国的语言学家，从马建忠到王力，都可能犯了错误。他们都用西方的格式来研究中国语言。”③这样的质疑虽然需要大量考证研究的支撑，但目前至少可以给我们以这样的启迪:套用西方语言理论研究汉语汉字不可避免地会忽视中国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特殊性。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