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价值观的导向作用篇(1)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价值

一、哲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

哲学思想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一,哲学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基础。哲学的基本任务是在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发展规律中,总结人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以自身的特点来反映世界本质,论证在纷繁多样的社会中,人的本质、人的价值所在、人生的意义等。面对这些难题,我们哲学给予了高校学生基本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人的本质在于社会性,人存在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人的价值在于对社会的奉献,因为社会的发展以人的奉献为基础,又反过来促进人的价值的满足;而人生意义,是在世界观、人生观的反映下,作出的关于人生重大问题的选择及审视。黑格尔曾留下这样一句名言:“哲学本身是精神的故乡。”[1]思想政治教育,塑造人的精神世界,因此必须帮助人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只有在哲学的不断深入了解下,才能提升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学水平。其二,哲学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基本方法论。哲学不只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传授,更是方法论的学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方法论中,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的,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检验我们的认识是否正确,唯一的标准就是投身于社会实践。思想政治教育,以哲学提供的一般性的方法论为依托,为受教者和教育者搭建沟通平台,倡导科学、合理的教育方法,解决学生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立场,让学生汲取哲学的＂营养＂，能从实际生活情况出发，根据自己的特点能够面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并根据正确的思想导向,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育人的目标。其三,哲学的学习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如果没有在哲学上打基础,没有将哲学的思想深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以一定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对学生的有计划的教育,那么达到形成基本的思想品德的目标就很难以完成。哲学作为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的学说,体现在思想道德规范教育的有机组合部分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指导下,思想政治教育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和谐人际关系及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的精神品质;人生观是人们的生活态度、人生目的及意义的根本看法,它决定了人们的生活积极性和处理事情的态度。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培养大学生乐观面对学习和后来工作,在生活出现挫折时,不惧困难,理性面对;价值观是基于一定的思维感官作出的判断，它是对事物、人是否有价值,对自己能否满足的一种评价。价值观的判断同样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一环，回答学生在做出专业选择、职业选择、生活选择中坚持什么样的观念。其四，哲学为思想政治教育指明方向和基本道路。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研究人的思想及思想政治教育变化规律，其中人的立场、观点是主要的研究方向和内容。而统筹人们观念的是哲学的精神塑造作用。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道路和素质要求。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要发展加强集体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及理想教育等，这些都围绕哲学提供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规范和引导，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另外，哲学具有反思过去、预测未来等作用，归纳、概括、综合等方法，把人与社会的过去、现在、将来联系起来，更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中分析学生的过去与现在，展望未来，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创造更好的条件；最后，哲学对于规律性的认知，是对事物本质的把握，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了解学生的本质特点，掌握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为授教者提供更有效的教育途径。

二、如何加强哲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提升哲学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第一，巩固哲学思想主导地位，明确正确方向。“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与统治阶级的生存发展和利益诉求密切关联。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宣传和研究主要是基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来学习研究。因而，在哲学相关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充分贯彻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第二，强化社会使命意识，提升教育效能。哲学社会科学教育要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兴衰成败、中华民族名族复兴和社会长治久安的深层次认识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提高学生社会责任意识，担负起中国未来建设与发展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要树立和强化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学理念，全方位关注大学生的成长进步，使大学生不仅专业成才，而且精神成人；自觉加强师德修养，做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第三，相互促进和配合，形成强大力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程，需要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互动。人文学科相通的思想导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学生进行“润物细无声”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的“隐性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直接传授相关理论，辅之相关思想导向的“显性教育”，相互呵成，有助于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化和完成基本教育功能，提供了基本的内容与正确的导向。加强哲学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作用，必须巩固主导地位，把握正确方向；强化使命意识，提升教育效能；推进理论创新，增强引导效果；配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形成教育合力。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9.1.

政治哲学价值观的导向作用篇(2)

[关键词]中国政治哲学；宏观理论建构；微观政治主体；述评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近十年来，无论是从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还是从政治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政治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本文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线索，对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评论。

一、从宏观理论建构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向

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的兴趣。

从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哲学的体系。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引申出政治价值学说来展开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规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政治哲学之思想来源，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学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学演绎和逻辑结论；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应该坚持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本体论，辨证地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建立起一种既鼓励物质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学、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

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价值性和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门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需在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之路应该从理想性转到现实性，即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卖性政治哲学的转变。

从理论综合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等问题从根本处进行思考的一门学问；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一件充满着挑战的理论工作应该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近现代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三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新的传统。

对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是近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等，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种宏观建构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一个是玄之又玄，其表现就是在概念中转圈子，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一个是空发议论，其表现是依据某个政治价值，比如公正、自由来批判宏观现象与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实地分析身边的小问题与小制度。

对此，有学者着重强调，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中国学者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对此我们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并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同时也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特别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成为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转向。

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准确定位。这不仅在理论上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上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发现和确定当下我国社会处于何种类型应是我国当代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该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属于在根本利益上无对抗、无冲突，但在具体利益追求上体现多元的个性化差异状况，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为：(1)差异化的生产关系，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关系；(2)差异化的政党关系，即一党执政，多党合作；(3)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关系一“两个阶级化为十大阶层”，即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因此，差异性社会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其社会类型是“差异性社会”。因此，差异性社会与和谐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向度。

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问题很多，但从政治哲学的视野看，现实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带来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政府运作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和建构虽然不能说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当然主要指国内问题)的惟一有效途径，但根据马克思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立足社会结构变迁，从学理层面和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无疑可作为破解“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析进路。作为凝结和展现当代人社会政治地位‘c全息图”的社会层级结构既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总根源，也是消解诸多中国问题的着力点，因而社会层级结构分析对诸多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就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政治起飞的任务得以彰显，而政治起飞应该是中国思考的问题意识。因此，中 国政治哲学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难题一政治发展与政治起飞。该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发展的政治起飞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回答：中国社会的政治起飞如何可能?人类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现代权利政治之外，能否发展出第二种可能的政治(哲学)模式?若能，那么东方政治(哲学)传统能否发展出人类第二个政治(哲学)类型?从当代世界发展看，政治领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权与东方的崛起。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批判地扬弃中国传统王道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权利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围绕这一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必须创造性地回答的重大问题有：良好的社会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上我们如何进行政治思考?中国的政治起飞如何实现?

三、从宏观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观政治主体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复杂性，这也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正如我们所知，政治哲学所要面向的问题很多，有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之分。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经历了从以宏观政治制度问题为导向到以微观政治主体问题为导向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与正义的“中国结”。但是，其理论维度从一开始就超越具体的问题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结”之编组的原因与根据。也就是说，直接探讨一般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比如讨论土地的所有权、政府的基本原则，或者立法的正当性基础等此类的问题，不是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对策。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对话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规则时，社会一历史的差异，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更趋向于选择社会一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从政治哲学角度研究宏观的制度问题也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以(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为中心线索，把制度放进马克思主义价值学的视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进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该论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问题凸显出来。如果说经济和军事实力属于“硬实力”，而政治价值观属于“软实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设则是存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整合起来，而且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将推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机制化。因此，该论者认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与此不同的是，有学者指出，尽管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宏观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宏观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和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对此，该论者进一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因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推进微观政治哲学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法制社会条件下’提升每一个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以形成广泛介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是实现权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这需要有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论证。该论者指出，政治主体分为“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两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根本缺失是“社会政治主体”认识的缺席与“政治权力主体”认识的强化，致使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参与意识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关注微观的社会政治主体研究。

我国著名学者韩庆祥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为人，能力问题很重要。能力原则能培养人的先进性：第一个先进性是能力本位内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机会，这种公正，相对于等级而言是先进的；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二个先进性，就是它欢迎民主；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三个先进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过去我们的政治行为围绕权力做得太多，今天我们应该围绕能力来组织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把能力原则引入我们的政治活动，用能力而不是权力来增强我们政治的权威及其影响力。以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应由权力本位的政治哲学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学，最终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为中真正成其为人，使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真正成其为人。

四、结束语

政治哲学价值观的导向作用篇(3)

【关键词】接受问题；主体价值；真理性教学；原理课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1]从课程的育人功能看，高校思想政治课具有双重性：不仅是一门知识体系，而且是一种价值引导。提高思想政治课的实效性，特别是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思想政治课，正是每位高校思政课老师面临的根本任务。在实际教学中，思想政治课可能存在教与学不对称的问题。例如，教师不断深化知识和创新教学方法，但是学生的出勤率、抬头率和提问率可能并没有提高。如何将教学体系转变成学生的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将知识化的思想教育为学生所接受，就是思想政治课的接受问题。思想政治课的接受问题表明，思政课的实效性体现在主体价值与价值观的统一上。如何实现这种统一？课程的真理性是二者之间的桥梁。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学中，利用科技哲学中的一些事例进行案例教学，获得学生的真理接受，进而实现课程的价值观教育和接受。

1主体价值与价值观：思想政治课的接受问题

接受问题是科技哲学中的一个基本课题。“科学接受是说认知主体对科学理论进行评价之后，所采取的是否认同或是否接受的认知态度的一种认知活动。”[2]换言之，由于价值评价不同，个人对科学理论采取的态度各异。鲁德纳（RichardRudner）指出，纯粹的科学家作价值判断[3]，这属于伦理判断。所谓科学，“首先是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其次，科学是适应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再次它是一种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可以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4]。从这个意义而言，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是一门科学知识，同样存在接受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接受问题有其特殊性，体现在价值观与主体价值的矛盾中。主体价值与价值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相同点是，二者的形成过程中都要受到主体自身诸条件的影响，比如主体自身所处社会环境，所受教育程度等等。不同点是，主体价值着重强调自我性，社会现象的产生与存在一定要与自我的生存与发展紧密联系；价值观强调引导性，它引导主体如何做出评价，是主体决策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与标准。价值观与课程对应，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价值观教育，这是由教师引导完成的；主体价值与学生对应，学生对于教师引导的价值观的态度，以及对于思政课做出的价值判断正是主体价值所决定的。主体价值是思想政治理论接受问题的核心概念。所谓主体价值，正是人的素质、能力等要素所具有的对己对社会对他物的效用与意义。我们知道物质的存在满足了主体对于社会基本生活的需求，那么物质就使主体价值得到了满足。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教师传递知识和价值观，而学生根据自身的主体价值，判断这些知识和价值观对他们个人的有用性，继而选择接受或拒绝。可见，在思政课的教与学上，一方面在于老师的业务水平，另一方面在于学生个人的主体价值。只有学生的主体价值与课程内容一致，教与学的转化才能顺利进行。或者说，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接受问题中，学生的主体价值对课程灌输的价值观采取认同态度，学生们才能主动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才能真正发挥。

2真理与价值：思想政治课的讲授方式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接受问题表明，学生的主体价值具有自主性，如何让自主性的主体价值与课程引导的价值观相统一，即主体价值转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涉及到的就是教师的课堂组织问题，即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讲授方式。思想政治课与专业课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思想政治课把思想、政治转换成理论，即价值与真理的统一；二是“三观”和方法论的教育。换句话说，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内容是价值与真理的统一，教学目的在于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完成主体价值向引导的价值观的转换，思政课教师可以采取真理性的授课方式。所谓真理性的授课方式，就是授课过程中强调价值观本身的客观性问题，建立政治价值观和人生意义的客观性。例如公平、正义和民主，即便各种观点可能千差万别，但其内核是一致的。从理论和实践上看，真理性教学是恰当和可行的。一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真理对价值具有引导作用。真理的不断发展引导着人们提出新的相关的价值追求，真理本身也具有价值，并推动价值的发展。从真理走向价值是真理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价值实现的必要途径。可见，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真理化教学，实现价值观的引导和灌输，从理论上是可行的。另一方面，在实践教学中，强调课程的真理性也是必要的。在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多种新媒体的流行和推广，学生们接受思想的途径多样化，价值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例如手机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高校亚文化形态，由手机媒体衍生出的手机文化正全方位地渗入到大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中，不断冲击着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与行为理念[5]。学生们的主体价值表现出多样性。从对象上看，价值与利弊相关，回答的是要不要、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其本身是多元的。对于同一事件，两个人允许持有不同的价值评价和主体价值。在这种情况下，高校思政课老师在课堂上灌输价值观，面对主体价值多样化的大学生，如果单纯以应该和不应该的道义逻辑思维讲授，试图获得价值观与主体价值的统一，效果是不佳的。例如，《地道战》这类爱国抗日题材的老电影，展现了抗日军民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再现了人民游击战争恢宏庄严的场景，蕴涵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哲学原理。但是许多学生受“把尸山血海中的艰苦战争演绎成‘手撕鬼子’，把中国的战胜归于别国、归于偶然”[6]的抗战神剧的影响，认为这些影片只是艺术创作，忽视了影片中蕴含的宝贵抗战精神，甚至否定了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对于这种现象，如果教师只是一味地指出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抗日革命精神，弘扬爱国主义的价值观，显然很难得到所有学生的价值认同和统一。由于真理与事实相关，回答的是对不对、正确不正确的问题，其本身是一元的。对于同一事件，两个人可能持相反的真理评价，如果其中一个的观点正确，那么另外一人一定是错的。例如日心说和地心说，人们很自然地选择日心说。可见，真理是统一的，容易获得认同感。为了实现主体价值向价值观的转化，高校思政课教师可以遵循以下范式：课程的真理性———学生的主体价值———引导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真理性入手，寻求学生的主体价值认同，进而实现价值观的引导和教育工作。把学生应不应该接受首先转化成理性思考后，是不是要接受的问题。

3科技哲学与马克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课的联系方法

政治哲学价值观的导向作用篇(4)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基本理论； 哲学样式； 成果； 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4-0033-07

每一种思想理论或精神文明的成果，都有其独特的结构方式和范畴体系、建构机理和功能属性，我们称这种独特性为文明样式。1942年，马克思在《〈科隆日报〉179号的社论》中进一步发挥自己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关于哲学与现实的关系的论点时指出：哲学作为“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所谓“时代精神的精华”及其同自己的时代的“相互作用”，就是哲学作为世界观和一般方法论的文明样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借助改革开放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社会机缘，在丰富和创新“自己的内容”的同时，又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可持续发展”等时代精神精华的重大命题展示其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意义。在这个过程中，运用哲学的思维方式和范畴形式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科研风尚，表明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发展规律等基本问题的认知和追求有了崇尚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自觉。

本文试对本世纪以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成果及其形成的社会机理，在哲学样式的意义上作一简要梳理和述评，并就其今后发展的逻辑方向发表一些粗浅的分析意见，以期引起学界对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应有关注。①

一、哲学样式成果形成的社会机理

促成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之哲学样式成果的社会机理，总的来说是改革开放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及由此产生的综合效应。改革开放的序幕拉开之后，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和社会心理、人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发生着巨大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和创新性的发展机遇。为应对这种急剧变化的形势，一些过去长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深爱这片热土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以开拓者的人生姿态致力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而他们一开始采用的基本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恪守的学术立场则是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现实。

正因为如此，本世纪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哲学样式成果，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陆庆壬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邱伟光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和90年代邱伟光与张耀灿合作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这些关涉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原创性成果，虽然很少直接使用“哲学”的话语形式，但其分析和阐述的路径却多充分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方法，既开创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新学科研究之先河，也开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之先例。此后，不断出现带有“哲学”或其基本范畴字样的论著，如“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根基”、“哲学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反思”、“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论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建构”等等。

2010年，李合亮的《解析与建构：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反思》出版。该著作针对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一直存在“短路”的现实问题，运用主体、客体、本质、价值等一系列哲学范畴仔细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基本问题，力图揭示和说明“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部著作未冠之“学”却自成体系的哲学样式成果，在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应该受到广泛关注。

就思想观念准备的理论条件和人力资源而论，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哲学样式成果形成的社会机理，不可忽略这样一些因素：哲学领域内广泛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及其渲染和营造的社会自由氛围、引发的“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之类的“青春近视”和“青春烦恼”、吸引哲学专业人士投身其中。这些机理要素，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之哲学样式成果形成的内在推动力。正如田鹏颖、赵美艳在其著述中开门见山地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躬逢其时。但在信息爆炸、矛盾丛生的时代，当代年轻人面对未来人生道路选择时，思想容易迷失，心理容易浮躁，甚至一定程度上可能变成‘井底之蛙’。这些可爱的‘掌上明珠’，一时难以静下心来寻求事物的本来面貌，这也致使现代年轻朋友们在思想上走了弯路，甚至走向极端，导致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以至于错过本应属于自己青春时代的美丽风景。”[2]由此不难看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之哲学样式成果的形成，一开始就不是出自思想政治工作者和哲人们做学问或学术的个人兴趣，而是出自他们关怀下一代和关注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历史使命感——国内形势的发展需要我们从形上层面考量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问题。这种科学研究的志趣和情操，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值得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者认真汲取和承接。

经济全球化及西方哲学人文思潮涌进国门所产生的复杂影响，是促成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形成哲学样式成果的外来动因。对此，早在本世纪初就有学者指出：“由经济全球化带动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发展。全球化发展趋势开拓了新的发展领域，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催生了新的思维方式——面向世界的开放思维。”[3]陈立思在《当代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述评》一文中，分析和叙述了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深受西方教育哲学和道德哲学之影响、教育哲学和道德哲学又受整个西方社会哲学思潮的影响之间的逻辑关联，指出：诸如“二战后广泛流行的人本主义思潮和主体论哲学”等，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人们“对教育的目的、培养目标、师生关系、课程、教学方法乃至教育科学研究等进行了全面的反省和变革”。[4]就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道德教育而论，道德教育已经“结束了多年来一直在哲学的边缘徘徊的状态，实现了教育学、伦理学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结合，真正开始了实证的研究，涌现了众多的道德教育模式”。近年来，一批专论西方社会思潮对中国青年思想政治或思想道德教育的影响的研究成果，如陈立思的《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林伯海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等，以及专论中外思想政治教育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成果，如苏振芳主编的《思想道德教育比较研究》等，就是在这种外来动因直接推动下陆续面世的著作。

在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如何应对西方哲学复杂思潮影响的问题上，一些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间性”的哲学样式成果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因为有一些是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看待、抵制“主体间性”等西方哲学观某些消极影响的产物。如有的学者明确指出，运用主体间性的哲学话语分析和研究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目的应当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的传统理解实行“积极扬弃”，而不是要模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混为一谈。②这些警示性的学术观点无疑是真知灼见，值得重视。从实际情况看，由于人们至今对主体间性的哲学意蕴不甚了解，把握不当就可能会模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学理界限，淡化甚至漠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借用西方哲学的主体间性范式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客体关系，是需要持慎重态度的。

二、哲学样式成果的主要类型

本世纪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哲学样式成果很多，有如下几种被学界广泛关注的主要类型：

1.学科论样式

学科论样式的成果，是沿用传统学科体系的惯用体例、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建构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体系。邱伟光和张耀灿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及其后来修订的版本、郑永廷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陈秉公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等，可视为本世纪以来哲学样式成果早期的代表作。它们多论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与本质、原则与方法、过程与规律、本题与环境、领导和管理等基本问题，影响广泛，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奠定了哲学样式的科学基础。

学科论样式一开始就注意凸显“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和“为什么要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两个带有根本性的本质问题，强调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属性，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反映的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因此必须以领导干部和青少年为重点对象。这些体现唯物史观的哲学意见，立意高远、思路清晰，给人以鲜明的历史主题和逻辑力量的印象深刻。③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有“三重本质形态”，其中“目的性本质是最为深层、最为根本的本质”，因为这一本质属性对科学提出德育（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和内容与方法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4]本质反映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和根本动力之所在，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问题的认识自然也应作如是观。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之哲学样式成果的内核所在，必须坚决维护。

学科论哲学样式问世后，社会反响强烈，人们纷纷以专题形式对其展开拓展性的深入研究，有的还写成专题性的论著，如韦冬雪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矛盾和规律研究》。该论著力图充分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在将自然规律与一般社会规律作比较的前提下，细致地分析和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规律性现象，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实践学科的意义上进一步指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矛盾与规律的目的，是为了使思想政治教育“有一个更加清晰的可操作的方向和目标，进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在全国哲学界出现向实践哲学和实践智慧转向的语境中，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提出这种“更加清晰的可操作的方向和目标”的理念和意见，是值得重视的。

2006年年底，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等合著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对此前的学科论哲学样式作了全面的调整和扩充，内容丰富而全面，不论是从立意还是语言表述风格来看，这部著作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哲学样式更为凸显。然而毋庸讳言，这部40余万字的著述同时又似乎淡化以至淡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对象特别是重点对象、领导与管理等极为重要的基本问题，其学科论的哲学样式特性因此而有所褪色。有的学者也许是因为注意到这种不应有的扩充和蜕化，在其著述中设置了专门章节，以较多的篇幅重申和强化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本体）及其本质问题的专题论述。④每一门学科的基本理论都有自己的学科论样式，它是整个学科体系赖以建构和发展的“原理”或“原理学”的逻辑基础。从这种角度来看，对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学科论样式关于对象和本质问题的理论进行更新和创新，是需要持慎重态度的。

2.主体论样式

主体论样式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之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专题性拓展和深入。本世纪以来涉足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众多，成果一度甚丰。具体而言，其成果又可以分为主体和主体性两种相互关联的哲学样式。后者较为引人注目的成果，有张彦的专著《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研究》与论文《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四维向度》，以及张革华和彭娟的《从教育者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等论文。

建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主体性的哲学样式成果多认为，由于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具有一定价值取向和主观能动性的人，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应当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体性和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两个方面。所谓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实行主体性原则，将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合理需要结合起来，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必须注意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性、严肃性和纯洁性，防止出现教育者淡化主体作用和教育责任、迁就受教育者随意选择“自我教育”的不正确主张。⑤一些著述还涉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间性”问题。所谓主体间性，实则是主体论哲学样式的另一种具体形态，与此相关的尚有所谓“双主体”的成果样式。有学者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对“主体间性”的成果实行肯定和推广，必须持慎重态度。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哲学方法选择问题，更是一个关涉如何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对象的根本问题；如果人们在形上思辨中模糊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必然和必要的界限，势必就会遮蔽思想政治教育实际过程的主要矛盾，淡忘教育者主体的使命和责任，失落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属性和功能，陷入一种自设的“理论困境”，造成“实践困扰”。⑥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其他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自设“理论困境”的现象。其突出表现就是：把简单的问题说得很复杂，把复杂的问题说得“很哲学”；把本已清晰的问题说得很模糊，把模糊的问题说得让人别想弄明白。这种学风其实是有悖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宗旨的，于思想政治教育实务也并无益处。

3.主导论样式

郑永廷的《现代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与方法》，是最早运用主导论的哲学样式较为系统地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专著。该专著的核心主张是，在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正确看待和适时把握主导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坚持主导性的价值理念和原则，在主导性指导下发展多样性的问题。石书臣指出，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是就居于主要地位和发挥引导作用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而言的。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主导论样式，它是运用关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方法论原则的产物。在《矛盾论》中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又说：事物“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5]由此，主导性问题的提出及其哲学样式成果，立意取向其实并不是要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实际过程的具体矛盾，而是要主张对思想政治教育整体及其基本理论体系作一种实践论意义上的总体性的考察和把握，在基本理论的深刻内涵上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现时代特征和意识形态特质。因此，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就是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担当思想政治教育最为重要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这正是主导论哲学样式成果的价值真谛所在。⑧

研究者多指出，在价值多元化、多样化的时代，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并不是要排斥多元性和多样性，发展多元性和多样性不是要淡化以至挤走主导性。林平在《主导论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要求，也由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思想文化领域互渗性与冲突性所决定。”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原则，就是“要弘扬主旋律，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毫不动摇，同时要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吸收国外一切有益的思想文化”。

在新增的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上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学者，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原则、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主导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等问题，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展开了多角度的探讨，形成了一系列的主导论哲学样式成果。如石书臣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研究》和《主导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高校德育主导性研究》。骆郁廷的《提升国家文化话语权》、万美容的《论高校德育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曹群等的《社会多样化与个体特色化发展的核心价值主导——兼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等论文，立足于文化多元化背景下从主导性的角度研究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定及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总的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主导论哲学样式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学说选题和立意的，它彰显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维护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的地位。

4.人学论样式

重视人学方法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起于本世纪初。石义斌在《试论人学的兴起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一文中，从考察和分析中国现当代思想史立意，最早提出要将人学样式引进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主张。其基本理由是：“中国没有经历西方社会那样的文艺复兴运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主义”包括“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都远远没有在中国广大人民的意识形态上生根，相反，民族自尊和爱国义愤压倒了一切”，而人学则具有“揭示了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和主题，奠定了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基础，规定了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提供了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方法”的方法论意义。此后，关于从人学的角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主张曾一度销声匿迹。

七年以后，张耀灿和曹清燕的《论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野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解读》及《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人学思考》等成果先后发表，重提和推崇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人学论方法，并很快促成一批特别引人注目的哲学样式成果。这些成果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强调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野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本原目的是促进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高目的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目的是促进和谐的社会主体之生成。”⑨进一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和精神生活；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或生存方式；是人之生成和人之解放的重要过程和环节。不难看出，就哲学样式及其话语形式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人学主张所要观照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本体论”问题，因而带有某种“元理论”的特征。因此，评论人学样式成果之学科价值的前提必须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是否需要构建哲学样式意义上的本体？如果需要，能否将其抽象为“人”？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人学创建者黄楠森先生在其早年人学著述中曾开门见山地指出：“人学是关于作为整体的人及其本质的科学”，它“不同于人类学”，“也不同于人的哲学”。[6]从这种立论前提和基础来看，人学关于人的理解范式，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命题是一致的。因此，黄先生在进一步阐述人学的对象时又说：人的问题虽然“归根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但更主要的是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问题”[7]。由此看来，硬要借用人学在将“人”与“社会”严格相区分的意义上来言说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以刷新所谓的“元理论”，究竟有何必要呢？学界不少人对此感到有些费解。

众所周知，哲学本体论或存在论是在“本原”的意义上，用最抽象的思辨形式认知和把握世界，可以在本原的意义上把世界抽象为“单一”的“物质”或“精神”。这样的抽象显然是不适合思想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思想政治教育历来都是用现实的实践形式理解和把握社会的，是否可以不在存在论或本体论的意义上把社会历史抽象为“人”来研究，是需要慎重考虑的。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里可以“在其现实性上”被抽象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一般本质，而在思想政治教育学视野里则只能被理解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8]这种具体本质，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人”，则只能是实践中的需要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人。这就决定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哲学样式的“人学”与作为一般哲学样式的人学不应当是同一种“人学”，直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样式的人学来替代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哲学样式的“人学”，以至于以样式替代范式、期许实行“人学范式（样式）转换”，显然是不合适的。人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本是互动的历史过程，不论是在基本理论还是在“元理论”的意义上，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归结为“本体论”意义上的一般本质的“人”，都是有失偏颇的。如果说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确有“本体论”或逻辑起点的“元理论”问题需要研究，那么它就应当是人参与和主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逻辑与历史，如此建构的思想政治教育“本体论”学说显然不可能是人学。

5.价值论样式

价值论样式成果属于价值哲学范畴，其核心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理论。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2004年党中央和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文）之后迅速增加，很快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成果的一个亮点，然而多缺乏基本理论意义上的学术品位。2001、2008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沈壮海的专著《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以价值论样式的标志性成果，弥补了这种缺陷。该专著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理，以人类社会关注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2000多年的历史为学术史背景，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社会现实为基础，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进行了多侧面、多纬度的探究和分析，从理论上阐明了至今依然困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问题。

闵永新的《论整体性视野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的价值维度》认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整体性要求为指导，遵循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实现的自身规律与特点。该文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之价值论样式的拓展。

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价值论哲学样式，其价值不论怎么说都不为过，因为它所要反映和彰显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本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所在，因而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之宗旨和目的所在。由此观之，思想政治教育有效问题的价值研究，应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内在驱动力和价值轴心。

三、哲学样式成果演变的逻辑方向

评述本世纪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哲学样式成果，最终需要提出这样的一个逻辑问题：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精神生产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应当坚持在唯物史观方法论原理的指导下，运用“优先逻辑”探讨、设计和把握其应然意义上的逻辑方向。

1.实践哲学样式的逻辑方向

其目标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建立“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学”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哲学”。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不同在于，它是向实践开放的理论指南，“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9]，它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0]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实践学科，其基本理论问题归根到底应是实践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应是实践中的问题，它的理论思维必须是在实践中，把需要理论解决的哲学思维看成是实践的一个部分，一个逻辑环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哲学样式成果不应当是离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纯粹学术”产品，也不应当只是研究者个人的“精神家园”物品。离开实践中的问题，我们可以在纯粹思维中使自己的理论表达完美化、理想化、“元理”化或原理化，然而这样的理论也许就会离实践越来越远，成为学究、学院式的理论，最终出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学术繁荣与其实践贫困的“两张皮”的悖论现象，削弱以至丢掉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应在于指导和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哲学”。对此，学界不应当有任何异议。不论是宏观还是微观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本质上都应当是实践的。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这一著名命题上，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应当能够得到最合乎逻辑的阐释。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学，本质上应当是“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学”与“思想政治工作学”实行贯通的产物。

建构“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学”，将是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人在思维活动中可以借助哲学和逻辑的方法消除一切问题和矛盾，把所有的问题“说圆”，然而人在实践中却无论如何做不到这一点。人在实践中，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矛盾，固然需要“说圆”，但更主要的是实践，“说圆”了的学术还是要回到实践中去，看其是否可以“圆梦”。这是当代人类的哲学思维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关注“实践哲学”的根本原因所在。认识的对象和实践的给出，不是一回事。

2.社会哲学样式的逻辑走向

其目标是创建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哲学样式。可以说，沈壮海的《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初论》是这一逻辑走向的先声之作。该文在总结以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之哲学样式建构所取得的经验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在历史与现实、国情与世情相关联的大视野里，视有史以来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和“世界历史意识”的产物，据此而提出“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新概念，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宏观、微观之学应当共生互促，努力与实践的发展同步，并与哲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发展同步。

该文所论，凸显了社会哲学的方法论范式和叙述风格，让人耳目一新。笔者所受到的启发是：《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初论》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哲学样式成果“向何处去”的逻辑方向问题，探讨这一问题的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该文主张“着眼于从整体、全局、战略等层面”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及相关问题。认为，在对中国传统哲学样式的承接和创新的基本认识前提下，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和哲学思想资源，可以将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中国传统思想政治和伦理道德文化合乎逻辑地贯通起来，建构“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完全可能的。这种把“世界历史意识”与“中国历史意识”结合起来的哲学方法，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⑩

中国传统哲学注重在人、家、国乃至天道与自然的“全局”和“整体”中，把握“成人”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伦理道德和思想政治问题，却缺乏“战略”的眼光，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哲学思维却不能没有战略眼光。身居经济全球化和地球村，思想政治教育唯有具备战略眼光，才能真正把握全局和整体，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宏观、微观之学应当共生互促，努力与实践的发展同步”。这应当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之哲学样式成果的一个重要发展路向。提出创建“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学”开辟了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哲学样式的新思维，对于繁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很有意义。人们在期待其涌现更多哲学样式成果的过程中同时也应当明白：学科对象内涵越大，对象物就越模糊，本质就越抽象，能够获得的真知灼见就可能会越少，把握其“实践理性”以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机缘也就可能会越少。

3.探讨“元问题”哲学样式成果的逻辑方向

实际上，纵观本世纪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哲学样式成果，其形成的内在机理和推动力多与追问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元问题”相关。然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元问题”究竟是什么，却至今没有被明确地提出来。近年来，有学者试着把人学论样式所涉论的“人的问题”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关联起来，并未得到积极响应。是不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没有“元问题”？回答应当是否定的。

元，在中国人的传统话语系统中有始、大、第一、首要、基本之义，作为哲学范畴则一般是指“本原”。运用哲学的方法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无疑会遇到这样的“元”问题。党的十报告在论述“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任务时，作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重大工作部署，其中要求“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这必将会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以“元问题”为对象的哲学样式成果势必会不断地涌现出来。现在需要探讨的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究竟是什么？反映“元问题”的哲学样式成果应当是怎样的？在笔者看来，不应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等同于最一般的问题，因而也不应视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元问题”成果为最抽象的理论形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恰恰是“蜗居”在思想政治教育微观世界中的问题，如一些领导干部和青少年的理想信念缺失、社会责任感淡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偏离以至违背社会主导价值问题等。它们多是“第一”、“首要”、“基本”的问题，带有“元问题”的特征，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立足于唯物史观的视野，给予“本原”式的建构和阐发。康德做道德学问最终所感悟到的“元问题”，只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又新、有加无已的景仰和畏惧：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着重号为原著所加）”。[12]应当说，这位哲学大师的“元问题”观及其思辨方向，对于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元问题”的哲学样式成果，是颇具启发意义的。

概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之哲学样式成果演变的逻辑方向，应是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实践和思想实际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引领人们科学认识和把握社会与人生。

注 释

①本文述评所涉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成果的“哲学样式”不同于“哲学范式”。范式或研究范式，是托马斯·库恩发现并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正式提出和加以系统阐释的，本义是指自然科学研究史上“科学共同体”及其共同拥有的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研究方式和话语体系整合而成的研究模式。从实际情况来看，运用哲学的方法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至今尚未形成这样的哲学范式，但其已经形成的哲学样式却应是值得高度关注的。

②参见张耀灿、刘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涵义初探》，《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6年第12期；赵华灵：《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转向的理论探讨》，《思想教育研究》2011年第2期。

③参见郑永廷：《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及其发展》，《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3期；孙其昂：《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④参见田鹏颖、赵美艳：《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第一章，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

⑤参见叶雷：《略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原则》，《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2期；蓝江：《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根基》，《探索》2006年第1期；王瑞娜、陈蕾：《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的再认识》，《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等。

⑥参见祖嘉合：《试析“双主体说”的理论困境及化解途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2年第1期。

⑦参见石书臣：《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概念的界定与内涵》，《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4年第7期。

⑧参见李辉：《现代性语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探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年第4期；陈凤平：《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研究综述》，《学理论》2011年第32期。

⑨参见张耀灿、曹清燕：《论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野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6期。

⑩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基于“新的历史观”指出：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人们的世界历史性存在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实际上，从逻辑上来分析，任何“地域性的存在”都同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以至于越是地域性（民族性）的存在就往往越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善于把“中国历史意识”与“世界历史意识”整合起来，应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者应当具备的思维品质。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

[2] 田鹏颖，赵美艳.思想政治教育哲学[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1.

[3] 张彦，郑永廷.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思考[J].现代哲学，2001（3）：45-47.

[4] 张澍军.德育哲学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89.

[5] 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2.

[6][7] 黄楠森.人学的足迹[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3，5.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2.

政治哲学价值观的导向作用篇(5)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在拉近人们之间距离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各国的思想和文化在全球范围的交流和传播。同时，伴随着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还使得世界各国在经济和贸易上的合作和往来日益密切，共同应对和解决带有全球性的经济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对话和沟通的主题。

一、价值认同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性

当今世界，国和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是因为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也使得改革开放的中国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上，正经历着极为深刻的转型和变革。所以，在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异质性增强下，利益导向渗透到生活的众多领域，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不再统一，其中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冲突，在大学生身上表现的尤其明显，更为突出。当前的现状，决定了我们应当把价值认同作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取向。

价值认同从狭义上来理解主要指在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个体对社会核心价值从内心深处产生的认同，是社会核心价值认同化的过程，是个体发展和社会和谐的保证。价值认同具有主体性、互动性和生成性等特点。主体性是价值认同的基本特点，反映了个体在价值比较、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过程中的自觉状态。互动性是价值认同的历史性和共时性特点，既体现了价值认同化和流变性，也体现了当代社会主体间、主体和环境间的交互影响关系。生成性是价值认同的创造特点，是价值内化和外化统一的体现。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一定要依据价值认同的上述特点，因势利导、切实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当代大学生中的认同度。

二、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

价值认同具有导向、保证功能、育人功能和开发功能。在新时期强化和改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

强化理论教育，让大学生在比较和认同中坚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基本的理论武器，它在帮助我们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也帮助我们认识和改造着客观世界。因为大学生正处在生理和心理的快速成长期，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且接受能力很强，所以在思想上还很不成熟，极易被西方的一些社会发展理论所迷惑。

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渠道，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教育学生，帮助他们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分析和判断各种社会思潮，并在比较和认同中坚信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人们正确认识社会现象、提高道德素养和精神境界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们正确认识社会现象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了彻底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一些社会科学要科学分析社会现象，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政党科学分析现实社会、正确制定和执行路线、方针、政策、战略、策略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和帮助人们深层认识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管理规律，把握时代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提高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保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伦理教化功能，它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指导人们树立和巩固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它指导人们科学分析社会的道德现象，正确处理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关系，和人和群众、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把握自我，规范人生，不断提高自身道德素质，它引导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不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提高人们精神境界的功能。首先，它能指导我们树立和巩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理想和精神支柱。它能指导人们正确处理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关系，不断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同时，它能不断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阔眼界、不断创新，提高人们的理论认识境界。它还是批判和克服各种错误、落后、僵化、腐朽思想的锐利武器，从而提高自己的境界。

（二）优化校园文化环境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希望，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主要建设者和接班人。所以，怎样强化和改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引领作用，对于提高我国未来的国际竞争力，对于筑牢社会主义的思想防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要从以下四个途径入手，切实增加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

增强正确的社会思潮在主流舆论中的传播力，积极引导大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文化是思想的载体，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而文化又通过它的教育和传承功能被人们所接受和继承，从而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借助舆论的力量成为引导整个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潮。所以，我们必须从优化校园环境入手，借助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各种校园文化活动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成为主导整个校园文化的主流思潮，使我们的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

总之，强化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分析判断各种社会现象的能力，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让大学生在比较和认同中坚信马克思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杨琳.新时期有效开展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对策[J].教育与职业，2014（2）：59～60.

[2] 李恩秀.新时代背景下的大学生思想教育[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4（2）：8～9.

[3] 张海燕.典型示范在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教育中的作用研究[J].中国电力教育，2014（2）：155～156.

政治哲学价值观的导向作用篇(6)

[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行政哲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B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7 ― 0038 ― 02

一个国家要想不断实现繁荣昌盛、长治久安，就要保障公民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要具备和谐稳定的国家政治。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步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按照法律的要求，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能够有效应对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考验，能够实现国家治理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涵

（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含义

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包括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如：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党的建设等，是在当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也是一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从研究领域和侧重点上来说，其具有两种代表性观点：（1）“体系说”、“系统说”。何增科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以制度体系为支撑，以目标体系为追求的结构系统，其基础就是价值体系”；而应松年则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指国家经济建设体系、政治建设体系、文化建设体系等在内的制度与体系总合，是国家治国理政制度体系的总称”。（2）“制度说”。罗自刚认为：“国家治理体系能够保证国家得到有效治理，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治理体系构成的制度体系”；而俞可平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包括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些列制度和程序，是规范社会权利运行的一系列制度，是维护公共秩序的一些列程序”。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界定上，丁志刚认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包括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治理客体的现代化以及治理方式的现代化、治理目标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适应现代变革的本质要求而对自身进行的现代化。”而方涛则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注重治理能力建设，把各个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增强其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

（二）加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作用

在整正治理思路、健全治理制度等领域的过程中，加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作用，能够顺应时代与社会的进步要求，是实现全面应对国家治理难题与治理困境，实现人民群众期待而提出的治国理政思想。王胜平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从价值论维度看，具有重要的动力供给和价值实现功能；从认识论维度看，是马克思主义认识逻辑的确证；从实践论维度上看，其具有强烈的实践导向性，通过主体间关系的调整和主客关系的和合理定位，能够直接改善治理效果。”黄秋生、罗成翼则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振兴民族，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伟大策略”。欧阳康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能够帮助我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能够在学术上理清与国家治理相关的若干理论问题，为党和国家提供‘治国理政’的咨询报告和决策建议”。

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哲学思考

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去探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包括有形现代化和无形现代化，科学技术、方式方法、手段工具等现代化是有形的。而目标、价值等方面的现代化是无形的，但是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有形的现代化是一种治理现代化的体现，更多借助与积极发展电子政务、网络政治、现代化办公手段等自然科学知识，来增强改进行政方式、工具和技术等，也就是借助信息技术高速的发展，来改进行政管理，促使行政管理现代化。从政治哲学、行政哲学、治理哲学意义上来说，国家治理体系无形的现代化是另一重本质意义上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从行政哲学的高度上去思考，能够进行宏大叙事，赋予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以人文关怀。

行政学说具有科学与哲学的双重本质，是一门治理社会的科学和学问。当社会处在不同时期中，治理社会就发生了变化，如：革命时期、变革时期以及稳定常态发展时期。行政学得研究随着时代的需要不停的发生着变化，如：在现代社会进入未定发展常态以后，政治科学、法学等获得了极大的繁荣，而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政治哲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变革时代中，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哪些价值和意义？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其方向在哪里？动力在哪里？这些为行政哲学带来了发展的新契机，都需要行政哲学做出回答。行政哲学以及所运用的研究方法， 都有无所谓谁优谁劣，如：市政研究、哲学思辨等等，有助于对社会治理变革的思考，其繁荣和运用取决于社会治理和解决问题的现实需要。对于我国来说，从长期的革命战争到建立国家，从社会主义革命到建设时期，我们逐步由建设国家阶段进入了治理国家阶段，建设起了繁荣富强的国家。建设国家需要更多的治理社会的科学。但是我国国家治理需要行政哲学的滋润，具有特殊性。

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科学的技术细节和社会治理技术是否符合公共价值、满足社会治理需求的追问，是关于未来社会应是什么的追问。行政哲学为社会治理提供了一种理想、方向、标准，体现了人民对于更好生活的追求，为人民的行政实践提供激励。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应然”目标，本身就蕴含着在行政实践中实现现代化治理的目标，如果没有行政哲学，人类的行政实践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是在好的制度安排下进行的良好治理，首先表现为一种制度安排，注重对科学和事实的追求与崇拜，如：法律制度的建设。长期以来，行政科学的发展关注如何提高行政效率，而作为一个科学精神根深蒂固的领域――公共行政是行政哲学的重要问题，公共行政的应该怎么做，为什么这样做需要行政哲学做出回答。科学是解决问题的良方，在一些深层次问题上，必须通过追问“什么是最好的治理方式”和对现有治理制度提出批判性的思考，只有通过行政哲学的思考，才能构建更好地制度和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建立一个让人民满意、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就是公共行政的至高使命，这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美好目标。为了达到人民的期盼，改革和创新政府是人类世世代代美丽的期盼，因此，政府改革要不断的进步，要朝着“人民政府”的目标进行永无止境的改革。在行政实践和研究中，“变革是新公共行政学的基础”，社会治理不能缺少哲学思考，要通过哲学思考对社会变革做出科学研究，促使社会变革为人类社会生活带来好的结果。

目前，我们的时代需要对变革进行哲学拷问和反思，作为一个社会常态的时代，通过以行政改革为途径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行政改革成了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途径，而行政哲学主动承担起研究行政、社会变革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重任。为了使国家治理体系在现代化和科学化的道路上不会迷失方向，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行政哲学的人文滋润，需要行政哲学来引领改革的正确方向，解决宏观、根本性改革问题，并且为改革注入精神动力和元素。

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行政哲学的使命

为了探求人类行政活动的本质，行政哲学是以哲学的理念与方式，来说明人类行政活动的规律，并且通过反思推行行政理念与行政认识发生跃迁与创新，反思现存的行政理念与认识，从而形成新的行政理论。行政哲学担负着行政知识建构的重要使命，成了行政的重要知识基础。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行政哲学的担当与使命，在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不是行政哲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实际上建设国家治理体系以及实现体系现代化，是以公共价值和利益的实现为目标，是维人民谋福祉的。而公共行政的价值问题一直都是行政哲学研究的主题，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赋予了行政哲学研究重要的担当与使命，其研究主题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目标是一致的，那么行政哲学必须要回答国家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是什么？如何发展这种价值？是否符合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追求？如何实现现代化目标？这些问题是行政哲学的责任与担当，是行政哲学研究的范畴。政府的改革、社会的革新等都离不开公共行政，公共行政需要科学化、技术化的加工，业需要公共行政哲学的回应与关怀。目前，由于我国很多制度还没有定型，为了使人不至于丧失道德本性，在制度和程序定型之后，还需要继续探讨新的行政价值。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科学是促成技术革新的重大力量，行政哲学给予制度成长与变迁以养分。但是同时技术也有可能侵蚀人的道德。并且在政治和行政实践中，科学不能解决人来面临的文化难题，在这个过程中，行政哲学的使命就是解决在科学行政中的文化难题，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发展行政哲学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正确道路，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这种改革的先导恰恰就是现代行政哲学的建构。为了构建新的适应国家治理的行政范式，我国需要行政哲学承担起为上层建筑改革做好先导的功能，需要行政哲学对原有的管理主义行政范式进行反思，必须加强行政哲学的研究，从而从哲学上，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理论基础。

四、国家治理体现现代化加强行政哲学的有效措施

（一）关注行政实践的发展，以发展行政哲学知识来指导行政实践

行政哲学是公共行政学的前提性、引导性知识，是关于行政生活的哲学反思，具有对公共行政前提性批判和方向引导的知识功能。新公共行政、管理、服务理论的出现，都离不开行政哲学的功能，从统治行政模式到管理行政模式、再到后现代公共行政范式的探索，都是对原有行政范式的否定和批判。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批判功能，公共行政才能不断的发展。如果少了哲学的思辨，那么公共行政就会远离时展，脱离实际。目前随着全球化不断的发展，管理行政开始向服务行政转变，人类的行为模式、行政行为有统治、命令转向了治理、服务等。服务行政需要构建服务型政府，因此，行政哲学如何顺应公共行政的转型，如何实现更好地治理，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成了公务人员的指路明灯。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行政哲学的繁荣能够构建国家治理的价值观，如：公平、法制等，从而建构起适应国家治理需要的公共行政价值观体系等。因此为了积极发展行政哲学知识来指导新的行政实践，行政哲学就要积极关注行政和国家治理实践中各种突出的问题，从行政生活和实践中吸取养料，对社会进行关怀，以行政生活为基础，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二）积极发展行政哲学，推进国家治理各项工程

政府展开行政活动主要包括行动者、问题、情景和工具等四个基本要素。从哲学视角来看，人是行动者，是国家治理活动的主体，人处在公共行政的世界中，对公共行政的理解和解释构建了公共行政的世界、制度等。受社会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人与社会发生作用，产生互动。同时，在治理适合过程中，作为治理主体的人又是一个发挥主观认知和积极采取行为的重塑社会系统过程。而治理是一个运用解释与批判思维方式进行社会建构的过程，是一个治理者与社会不断互动辩证的社会过程。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为了获得各项治理体系现代化工程的政治合法性，意义建构的过程将充分运用叙事分析和话语分析的方法，将“公共行政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逻辑重塑为讲故事”，积极发展行政哲学，奠定好公共行政研究的知识叙事论基础，指导国家治理实践。而行政官员和社会公众是行政实践的指导者和参与者，国家体系现代化必需化为具体的社会实践，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公共行政的建构本质就是这种将行政官员与社会公众共同的实践行动，通过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在分享与互动的基础上，政府与公民之间达成共识，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的各项工程，从而促成好的行政，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参 考 文 献〕

〔1〕.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政治哲学价值观的导向作用篇(7)

[关键词]现代政治 道德困境 罗尔斯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6）05-0087-07

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自从马基雅维利开创现代政治哲学以来，道德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以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为线索探讨古典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分野，有助于我们把握现代政治面临的道德困境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试图澄清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中道德与政治的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一）古典政治VS现代政治

古希腊罗马政治哲学注重德性，苏格拉底提出“德性即知识”，柏拉图对此深信不疑。柏拉图关于国家的理论是一个理想的国家，而非现实的国家。《理想国》是智者的心声、学者的愿望，柏拉图把道德与政治看成同质的东西，达到一种理想的政治状态。柏拉图德性而王的政治思路把政治简化的不成其为政治了，表现了智者的空想性，是一种乌托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是关于城邦的伦理学与政治学。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人们培养德性的唯一领域，是人类共同体发展的最终目的。人的行为之目的是善，只有通过对德性的培养及实行，才能到达个人甚至城邦的善。城邦的善通过政体来实现，使公民成为有德性的人。从理论诉求看，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目的一致，政治学的目的是善，政治学接着伦理学，道德是政治的基础。

中世纪基督教政治哲学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哲学，并进行了改造。奥古斯丁给予柏拉图很高的评价，对基督教的“反政治性”揭示的淋漓尽致：其一，对现实政治的世俗追求进行批判，认为这是政治价值的堕落，提出“上帝之城”对抗“地上之城”；其二，奥古斯丁批判了追求德性的政治。奥古斯丁承认“德性”在塑造自我过程中的重要性，若沉湎于自我留恋，那就是邪恶。真正的社会共同体只存在于“上帝之城”，奥古斯丁把目光转向了基督。阿奎那与亚里士多德类似，认为有助于培养人们德性的政体是最好政体。阿奎那在基督教框架内克服了亚里士多德不符合基督教的地方，他放眼世界，认为真正的政治共同体是上帝之国。

可以看出，古典政治哲学对政治的理解并非立足现实，而是一种主观愿望，认为任何政治都受到某些更高的道德规范的引导。政治作为人的属性并不完美，没有摆脱更高阶道德规范的引导。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了找到合理且现实的政治目标，探寻了最佳政体。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区分，对人们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实，“最佳政体”和“上帝之城”并非一种实际存在，而是一种脱离实际的乌托邦。

现代政治在反基督教中拉开序幕，现代政治哲学不再像古典政治哲学那样强调从道德的高度来评判政治，而是从现实维度来评判政治与各种道德追求，反对古典政治的德性。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提出“革命宣言”，标志着现代政治哲学的开端。他将一切超出政治的道德悬置起来，与政治划清界限来保持政治的自律性。政治完全是一个现实的世界，一个围绕权利斗争的世界，反对古典政治哲学对超政治的道德理想诉求。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将政治去宗教化，依据自然哲学和公民哲学对宗教的起源与本质做出创造性阐释。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都看到了基督教对政治的危害，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将宗教世俗化和政治化。这一方案虽然消除了宗教与政治的外在冲突，却导致了政治内部的新冲突，即国家与个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洛克和卢梭等哲学家继续沿着马基雅维利的路线对基督教进行批判，但他们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因为，宗教一旦被世俗化和政治化，就会丧失神圣性，从而也就丧失了对人的吸引力和约束力。

（二）现代政治的道德困境

现代政治哲学对古典政治哲学的质疑在于：古典政治哲学对政治的理解脱离实际，是一种主观的道德想象。现代政治哲学认为现实政治是一个必然王国，只有权力斗争才能获得政治权力，任何超政治的道德规范都应看做一种手段，不能看做目的。无论是强政治的古希腊，还是反政治的基督教，古典政治哲学对道德的依赖给现代政治造成了深刻影响，导致了现代政治与道德之间的不和谐，使得古典政治与现代政治在道德与政治关系上所持立场不同。

事实上，现代自由主义对政治的道德批判，来自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由于包括宗教在内的道德善都是主观的，为了避免人与人之间因为善的分歧而产生政治分歧，自由主义者将政治“去道德化”，政治作为一种公共权力在道德选择中保持中立。在古代世界，这种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甚至将政治视为道德的恶的看法从未有过。古典政治哲学家虽然对政治的看法存在分歧，但在关于道德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立场却是一致的。现代政治与古典政治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力图与超政治的各种看法划清界限，从而切断政治与超政治的关联，确保政治的独立性。

现代政治哲学认为古典政治哲学对政治的理解并非立足现实，而是一种幻想。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所倡导的“最佳政体”，还是奥古斯丁关于“地上之城”与“上帝之城”的区分，古典政治哲学对政治的看法是，政治不应摆脱道德秩序的规范和引导。现代政治哲学为了消除基督教与世俗政治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将政治同一切超政治的宗教和道德彻底分开，保持政治的自律性。当政治脱离了宗教、道德等的干预后，成了一个纯粹独立的领域。这种思路一方面使政治成了无关道德与宗教的公共权力，另一方面又将宗教与道德世俗化为一种纯粹的私人选择。于是，将政治同宗教与道德彻底分离就会面临一个新问题：一旦政治被去道德化，它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权力，甚至是霍布斯的“利维坦”；一旦政治被去道德化，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也就无从谈起了。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就是自马基雅维利以来现代政治哲学所面临的道德困境问题。

二、康德式路径

康德对现代政治哲学去道德化的政治不满，试图为现代政治哲学重新做出奠基。一方面，康德认为道德与政治二者一致。“道德作为我们应该据之以行动的无条件的命令法则的总体，其本身在客观意义上就已经是一种实践。在我们已经向这种义务概念承认了其权威之后还要说我们不能做到。那显然是荒谬的。因为那样的话，这个概念就从道德里面自行勾销了（超出能力之外，就没有人负有义务）。因而作为应用的权利学说的政治，与作为只是在理论上的这样一种权利学说的道德就不可能有任何争论（因而实践和理论就不可能有任何争论）。”这里，康德规定了道德的特征并点明主旨：道德与政治没有分歧。康德还引用《圣经》的教义来证明道德与政治不能共处于一项诫命之中。另一方面，康德区分了“政治的道德家”与“道德的政治家”，坚持做道德的政治家。一切妨碍永久和平的坏事都是由于政治的道德家从道德政治家结束的地方开始，当他以原则从属于目的的时候，就破坏了政治与道德相协调的目标。康德追求纯粹实践理性的王国，认为道德政治家不是让道德听命于政治，而是要政治智慧与道德共存。但康德所说的道德并非古典政治哲学中超政治的道德，而是属人世界的现实政治。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接受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强调其正义论与康德的道德哲学一脉相承，作为公平正义的契约论是道德哲学的一部分。罗尔斯的正义论包括两部分：一是对原初状态及其选择问题做出解释；二是对一组被一致同意的原则给出论证。用于道德理论的“契约”一词暗含某种抽象，这种契约要接受某些道德原则。“作为公平的正义并非一种完全的契约论。显然，契约观念能被扩大到差不多完整的一个伦理学体系的选择，即扩大到包括所有德性原则而不仅包括正义原则体系的选择。”在《正义论》第三部分，罗尔斯认为一旦正义原则在社会制度之中实施，人们对于自身利益的关切可以发展成善良观念和道德原则。在西方哲学史上，人们的认识功能和实践功能分属于两个领域。罗尔斯把这两者看作是一致的，力求证明“合理性的善”的命题。这一命题沟通了他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也是关于善的“弱理论”发展成为善的“强理论”的结果。证明这一命题是为了沟通正义原则和道德准则，正义观念和善观念的一致性。契约是原初状态中的一种协议选择，带有政治色彩，而罗尔斯的正义论是一种道德理论，这种道德理论是由政治契约推导而来。因而，早期罗尔斯认为道德与政治的关系隐含两种思路：第一，政治契约导出道德；第二，道德与政治合一。

显而易见，早期罗尔斯沿袭了康德的思路，他们都把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从一个极端推向另一个极端。罗尔斯虽然讨论了稳定性问题，但并未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而稳定性问题实质上关乎现代政治的道德困境。后来，罗尔斯意识到面对现实的政治状况时，康德式的路线并不管用。其实，罗尔斯在批评功利主义时就重蹈了后者的覆辙：用理想的道德设计来建构现实的民主政治基础，这也是自柏拉图以来西方政治哲学的一贯理路。可是，现代政治文化中的民主政治设计已经突破了传统的道德政治化或政治道德化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日趋理性化的现代民主政治，道德与政治的分界势在必然。

三、政治的界限

面对现代政治的道德困境，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另辟蹊径，给出了一种“中间路线”。这种方案首先界定了政治的界限，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政治正义何以是一种独立的政治观念？第二，既然政治正义是一种独立的观念，那么政治领域及其界限是什么？这涉及两个领域的划分，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将分开来谈。

其一，政治正义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观念。《政治自由主义》关注实际问题：一个因各种互不相容却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分化的自由平等公民之稳定而公正的社会如何可能？这被称作“政治自由主义的诉求”。实际上，《政治自由主义》针对两个问题，一是关于良序社会的现实可能性，二是自由民主社会的正当性。《正义论》中的道德哲学是一种完备性学说，普遍的道德正义学说没有与严格的政治正义观念区别开来；而《政治自由主义》中，他逐渐放弃这种形而上学诉求。现代民主社会，理性多元论的事实是一种合乎理性又不相容之完备性学说的多元性事实，政治正义观念需要从完备性学说中分离出来。

罗尔斯给出了政治正义观念有限性的三个条件。第一，关涉政治观念的主题。“这个观念是一个道德观念”，它为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创造出道德观念；它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现代民主。第二，政治正义观念是一种独立观点。如果我们诉诸完备性学说而得出政治观念的正当性证明，该政治观念既不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学说，也不能从这种学说中推导出来，这种结构只是该学说的主题。对该政治观念的解释不能涉及任何背景，它适宜于各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并得到它们的支持，而这些学说在社会中长期存在并由该政治观念规导。政治正义观念不同于道德学说，道德学说是普遍的完备性观点，这是一个范围问题。第三，其内容借助某些理念来表达，这些理念隐含在公共政治文化之中。公共政治文化是由体制的各种制度及其公共传统和作为共同知识的历史文献组成。各种完备性学说属于背景文化，是社会文化而非政治文化。就其内容来而言，政治的正义原则是《正义论》中正义原则的发展，但表述有所不同，它遵循了《基本自由及其优先性》的表述，并回应了H.L A.哈特的批评。

其二，政治领域和道德领域的划分。从政治的目的出发，理性而互不相容的完备性学说的多元特征是民主体制内人类理性实践的结果，一种理性的完备性学说并不拒斥民主政体的根本。当然，某一社会也可能包含不合乎理性的、非理性的、甚至疯狂的完备性学说。在这些情形下，如何包容它们，以使它们不致削弱社会的正义和统一？理性多元论的事实表明，在《正义论》中良序社会的理念及其实现原则并不一致，关于良序社会的稳定性解释也不现实。罗尔斯坦承，这是自1980年以来所讨论的问题，而公平正义也被描述为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

于是，罗尔斯在理论层面上把政治的因素从完备性道德哲学中剥离出来，这种区分的根本性问题涉及对稳定性的解释。如何对稳定性问题做出更好的解释，必须发挥其他一些在政治正义基础上扩充的理念。“由于政治观念为大家所共享，而合乎理性的学说则不然，所以，我们必须在公民们普遍可接受的关于根本政治问题证明的公共基础与属于多种完备性学说的且只对那些认肯它们的人才是可接受的许多非公共证明基础之间作出区分。”罗尔斯剥离出政治领域，区分了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

政治领域和政治正义的理念，是公平正义观念的一个范例。政治的正义理念与完备性学说之间的区别是政治自由主义中最基本的区别。《政治自由主义》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第五讲阐述了这些理念，并对其他观念作了界定。在政治领域，罗尔斯集中讨论了独立的政治正义观念、人的政治观念、公民的自由、良序社会、原初状态，理性、理性人和理性的完备性学说，政治建构主义、政治判断的客观性以及政治自律等。政治领域的理念和政治的正义观念都是规范性的和道德的理念，政治的正义观念是首要理念。

罗尔斯认为，政治自由主义的一些理念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为了与《正义论》保持连贯一致，他又给出了几点解释。这些解释对于政治自由主义来说至关重要：

1.公平正义的理念是一种独立的观点，而重叠共识的理念则是对稳定性的解释；

2.对简单多元论与理性多无论的区别；它与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理念的联系；

3.对已被引进到政治（与道德相对）建构主义观念之中的理性与合理性的更充分说明，以阐明实践理性中权利原则与正义原则的基础。到此，罗尔斯把政治的正义从完备性学说中独立出来，完成了整个理论铺垫。《正义论》对社会契约论的理解在于，将现代社会的前提解释性理论当做道德哲学的一部分，并取代了功利主义。这样的论证损害了契约论社会理解的价值中立性和普遍性，违背了“最低的最大限度”目标。一种从属于道德理解的社会契约论，总会带有特殊的道德倾向。现代社会文化价值多元论的事实使得任何道德政治一体化（道德的政治化或政治的道德化）的企图都不可接受，它要求对道德和政治作出相对独立的区分和限制，这符合现代西方许多政治哲学家倾向于把政治和道德分离开来的趋势。

四、道德的意涵

罗尔斯虽然给政治划定了界限，但正义原则并非无视道德，他综合各种因素，探讨社会统一最合乎理性的基础何在。重叠共识和公共理性的理念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

（一）重叠共识的道德实质

“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理念。罗尔斯通过对这一理念的阐释，解答了在一个理性多元而又冲突的完备性学说存在的现代民主社会，如何达到理性共识和正义的社会秩序，如何到达社会的长期稳定。事实上，重叠共识的作用就是解决稳定性问题。

现代民主社会，理性完备性学说的多元性是一种永久特征，无法提供确保社会统一的基础。如果良序社会要到达统一和稳定，就必须有一种理念与政治正义相辅相成，理性的完备性学说达成重叠共识。在重叠共识中，各种理性的完备性学说从各自观点出发并认可这个政治观念：其一，社会统一的基础是重叠共识；其二，达成这种共识的各种学说得到社会公民的认可。前一个主要说明政治正义成为重叠共识的核心，后一个则说明重叠共识对政治正义的认可。

重叠共识是在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政治原则基础上达成的社会一致。为了达成这种以稳定性形式的协议，为民主找到共享基础，它必须赢得每个公民的支持，必须切入政治文化背景。公共政治文化中积累着人们意识到的基本理念和原则，使这些原则成为适合现代社会公民所需要的政治正义观念。“该观念便能提供一种得到公共承认的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所有公民都能相互检验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否公正。……因此，公平的正义的目的乃是实践的；它本身表现为一种正义观念，该正义观念可以为公民作为一种理性、明智而又自愿同意的政治协定的基础而为公民所共享的。”可见，政治的正义原则就蕴含在公共政治文化背景之中，完备性学说的多元论是重叠共识的源泉。

按照罗尔斯的观点，重叠共识是排除各种意见分歧和对立之后的共同认识。重叠共识的实现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宪法共识。它满足政治正义原则，这些原则的接受，只具有一种程序性的作用；第二步是重叠共识。宪法共识产生后，政治团体进入公共论坛，那些持有不同的完备性学说的团体也加入进来，宪法共识是第一阶段的重叠共识。重叠共识是面对诸多完备性学说的多元论事实，是在立宪原则指导下的理性公民达成的共识。通过这种方式，形成长久稳定而正义的社会制度。政治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虽然不以道德哲学为基础，但要得到各种理性的道德学说的支持。

（二）公共理性的道德底蕴

“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与“公共性”（pub-licity）相联，是政治自由主义又一个重要的政治理念。公共理性不仅涉及正当性观念，还认为政治关系的原则是公共知识的目标。当把自己的理性与他人的理性联系在一起为政治生活而争取共同观点时，我们就要遵循公共理性，这种互惠性精神是民主社会的基础。从形式上说，公共理性是各种价值在涉及民主的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合法运用。公共理性不仅是公共的理性，它也包括规范的推理和证据的标准是否适合参与民主慎思和判断的官员及公民。对于罗尔斯而言，公共理性不是一种政治价值。公共理性的范围表明，公共理性理念在所有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政治以及非政治的问题上不以任何方式限制。

公共理性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公共理性的指南”，这些公共探究指南使这种探究成为自由和公共的。证据、推理、充分的理由和判断的标准，与完备性学说不同，在民主社会中，需要探究和推理的标准，允许持有不同的完备性观点的人有共同的目标来适用公共的正义概念。其二是一些附属性的政治价值，即“公共理性的政治价值”，这些政治价值为所有公民提供了公共理性。他们被看做是关于善在法律及其解释的公共慎思和论证，这些考虑在不同的基本价值和善观念的理性而合理的公民中得到认可。公共理性的政治价值包含“深入理解世界的愉悦”，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坚持他们善的理性观念。

为什么基本自由被限制在“深入理解世界的愉悦”之中，而不包括公共理性的政治价值？其一，一个论证被公共支持来“深入理解世界的愉悦”是有益的，公共理性的巨大吸引力在于，这种基础性的观念是一种公共的政治对话向更广范围的公民所持话语的扩展。这不是至善主义的价值，如果坚持“深入理解世界的愉悦”对公共价值无益，则对其他政治价值有益。其二，罗尔斯并没有指出对民主社会来说坚持哪些至善主义的价值是必须的，也没有说一个社会不应该公开提供哪些不正义的东西。然而，深入理解一个世界被看做是一种公共善，这种善对民主社会来说是允许的。

这样，政治自由主义的论证就变得逐渐清晰起来。罗尔斯并没有否定正当性和自律以及民主社会的正义，民主社会支持至善主义的文化价值。一方面，公共理性的政治价值包含了至善主义的价值。这个价值的公共支持是被证成的，发展和实践公民的道德力量，使公民提升他们的能力并继续更广范围的善观念。另一方面，罗尔斯对公共理性的领域做了限制，他主要使用“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政治的正义原则成了理性多元论的重叠共识的核心，也就预示着社会正义的稳定。在重叠共识基础上的政治正义观念，被公共理性观念加强。

五、政治优先性

我们在详细考察政治的界限及其道德意蕴的基础上，进一步澄清政治自由主义中道德与政治的关系。由于现代社会人们对善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并不一致，正义原则在面对各种争论时保持中立，这种中立性观点体现了正当对于善的优先性论证。我们关注的焦点是，正义原则如何在正当优先的立场上保证其中立性？这正是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中道德与政治关系的写照，也体现了对政治自由主义的反思和再认识。

首先，善观念具有政治的因素和道德的色彩，使得道德与政治双向涵摄。政治因素是指尚未进入“重叠共识”的道德理念；道德色彩是指已经进入“重叠共识”的政治理念。罗尔斯给出五个层次的善观念：作为合理性的善、基本善的理念、可允许的完备性的善观念、作为政治德性的善观念和良序社会的善理念。其中，“政治德性的善观念”把德性纳入到政治层面来考虑，而不是在完备性学说的层面。这是否意味着罗尔斯想完全排除政治哲学所需要的道德支持？一方面，罗尔斯承认“政治正义”是一种政治道德的观念，并反复重申道德与政治具有相容性和互补性；另一方面，他认为政治正义观念不能以任何完备性道德学说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各种完备性学说的重叠共识的基础上。政治哲学需要某种道德支持，这是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其次，道德正义是政治正义的基础，只是这种基础不是形而上学的。政治自由主义不想为正义原则寻求一种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它只寻求重叠共识的支持。与重叠共识理念相比，各种善观念只有进入政治共识的“重叠”部分，才能获得一种政治善的意义，才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而不能进入的部分则只能发挥非政治性的道德观念并存在于社会政治系统之外：（1）在政治哲学层面，政治观念优先于道德层面；（2）政治观念对道德善观念的限制，证明了重叠共识建立在民主社会的普遍政治理念基础上；（3）重叠共识的基础是民主社会中公共政治文化的“公共理性”。

再次，正当优先于善。正当是一个社会的根本性标准，是最抽象层面的道德，构成了民主的基本价值，而具体的善观念则是指具体的道德观念。正当优先于善是指抽象层面的道德价值和标准优先于具体层面的道德观念，抽象层面的道德不与具体层面的道德相对立。抽象层面价值的普遍性统摄具体层面的特殊道德标准，抽象层面属于重叠共识，而具体层面是多元的。具体道德价值不能违背抽象的道德原则，但它所包含的内容却可以比普遍价值更丰富多样。在不违背普遍价值的重叠共识的前提下容忍并尊重具体的善观念，是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最后，道德正义与政治正义的互动过程最终指向政治，体现了一种政治的优先性。这种政治优先性论证实质上是一种政治的中立性论证。事实上，罗尔斯并没有提出“政治中立性”的概念，而是给出了“正当优先于善”的论证。之所以强调“政治中立性”而非“正当优先于善”，是因为在肯定中立性对于至善论的优先性，以及肯定义务论对于目的论的优先性上，“正当优先于善”于事无补。虽然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是规范性政治哲学的典范，但这种政治中立性与以往的政治中立性不同。以往的政治中立性是指一个社会所确定的政治原则必须对社会成员所持的各种宗教和形而上学保持中立；而罗尔斯的政治中立性则认为，即使政治正义是一种独立的观点，它也需要一种道德学说作支撑。这种“灵活的”（flexible）政治中立性使得道德与政治之间保持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促使道德与政治之间良性互动而达到和谐状态。在这种意义上说，政治自由主义提供了一种现代政治的道德困境解决方案。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