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金融调查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家庭金融调查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报告的发现包括，中国家庭储蓄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储蓄率为60.6%。中国较高储蓄的根本原因是储蓄分布的差异，广大民众并不缺少消费动机，而是没有足够的收入。

在住房资产方面，中国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68%，远高于市场想象和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家庭第一套住房市价与成本之比为4.4，城市住房收益可观。

该报告历时三年，对全国25个省份、80个县(市)、320个社区(村)进行了入户调查，获得有效问卷8438份，调查成果将建成中国家庭金融微观领域的基础性数据库，与社会共享。

家庭金融的相关数据直接反映了家庭在经济金融活动中的行为决策，对于央行进行宏观调控，防范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在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SCF)是美联储投入巨资与芝加哥大学合作完成的一项长期性调查。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为直观了解美国家庭财务受金融危机影响状况，甚至将本因2019年进行的调查提前到了2019年。而我国，之前在此领域仍是空白。

收入前10%家庭储蓄占比74.9%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全国范围收集并统计家庭金融行为的微观信息，主要包括：住房资产和家庭金融财富、家庭负债和信贷约束、家庭保险与社会保障、家庭支出与收入等方面内容。

报告显示，中国的高储蓄的根本原因不是没有足够的消费动机，而是没有足够的收入。 目前，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日益成为世界的焦点。政府一直在采取措施刺激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但效果甚微。

截至2019年8月，中国家庭总储蓄占总收入的19.25%，处于较高水平。然而从储蓄的分布来看，家庭储蓄分布极为不均。一方面，有55%的家庭在调查年份的支出大于或等于收入，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另一方面，收入最高的前10%的家庭储蓄率达60.6%，储蓄金额占当年总储蓄的74.9%。可支配收入占所有家庭可支配收入的56.96%，收入不均现象非常严重。也就是说，中国家庭储蓄都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

“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最有效的政策是减少收入不均。高储蓄的根本原因不是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消费动机，而是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收入去消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西南财大经管学院院长甘犁教授认为，可以通过各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改变收入不均的现象，从而实现中国政府《xx发展规划纲要》中

提出的“工资增长和GDP增长速度要求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认为，增加消费可以通过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升级完成。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结构正在改变，市场力量正在推动着消费力的提高。“消费力从20xx年开始，每年提高0.7%。原因就是劳动力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廉价劳动力供给开始小于需求，可支配收入在提高。”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微博)补充道。

自有住房拥有率近90%

报告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68%，高于世界平均住房拥有率为63%的水平。2019年，中国城市户均拥有住房已经超过1套，平均为1.22套，农村为1.15套。我国的自有住房拥有率，农村高于城市，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但这并不与市场上旺盛的刚性需求存在矛盾。

“一方面，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群离开已有房产的家乡，到外地或大城市生活，这是房产刚性需求的一种表现。”李稻葵解释。

另一方面，房产已成为中国家庭资产增值最快的财产。“拥有房产的家庭这几年都有很高的收益率，有房子的家庭还想买两三套。”甘犁补充。城市中第一套住房的总收益率均值为340.31%，第二套为143.25%，第三套为96.70%。

甘犁教授认为，此份报告提供了详尽的基础数据，人口结构、家庭信息、教育需求、储蓄状况等。希望社会各界能充分利用这些数据资源，从不同角度和视野来分析包括房地产在内的中国经济问题。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二)

前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北京金融街正式全国首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该报告是西南财大与中国人民银行联手基于全国25个省、80个县、320个社区共8438个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汇总分析形成，涉及家庭资产、负债、收入、消费、保险、保障等各个方面的数据，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当前我国家庭金融的基本状况。

此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的问世，共历时三年，其权威性和详实的内容填补了行业空白。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张健华局长表示：“此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调研数据的出炉，不仅为目前对家庭消费金融行为的了解提供有价值的补充，还将为政府和监管层制定重要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城市家庭平均资产247.60万元

高收入家庭储蓄占总额74.9% 77%的炒股家庭没从股市赚钱

80后大学毕业比例19%硕士最赚钱

投资兴业家庭比例是美国1倍

城市家庭年进账70876元

人情支出远大于人情收入

报告显示，中国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均值是51569元，城市70876元，农村22278元。从数据中发现有0.5%的中国家庭年可支配收入超过100万元，有150万中国家庭年可支配收入超过100万元，10%的收入最高的家庭收入占整个社会总收入的57%，说明中国家庭收入不均等的现象已经较为严重。

报告还显示了中国家庭人情往来的收支情况。数据显示，中国家庭人情支出方面，全国平均水平为6051元，占总收入比的22.1%。城市平均为7837元，占总收入比的25.5%。中国家庭人情收入方面，全国平均水平为1944元，占总收入比的7.1%。城市平均为2305元，占总收入比的7.5%。 城市家庭资产远高于农村 10%家庭储蓄占总额74.9%

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8月，中国家庭资产平均为121.69万元，城市家庭平均为247.60万元，农村家庭平均为37.70万元。城市家庭中，金融资产11.2万元、其他非金融资产145.7万元、住房资产93万元，负债10.1万元、净资产237.5万元。相应的农村家庭数据为3.1万元、12.3万元、22.3万元、3.7万元、34万元。

报告显示，中国家庭负债平均为6.26万元，总体资产负债率为4.76%。其中，城市家庭平均负债100815元，农村家庭平均负债36504元。

从全国平均水平看，在家庭资产中，金融资产为6.37万元，仅仅只占总资产8.76%，而非金融资产为66.40万元，占91.24%。

篇(2)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家庭财富大幅提升。居民家庭的投资意识加强，对金融资产的投资需求不断增加。金融市场的不断深化与发展，使农村家庭在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之间的选择不断变化。如何使家庭的资产得到保值和增值，日益受到农村家庭的关注。

近几年来，我国农村家庭金融资产中储蓄仍占绝大部分，但比重不断下降，说明投资者更在寻求更广阔的投资空间，农村金融对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较大潜力。因此，研究农村家庭金融资产投资对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较早的建立了关于家庭金融资产调查的数据库，因此，国外学者多是从微观数据方面来研究居民家庭投资的，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研究家庭收入，人口特征和生命周期等因素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二是研究风险偏好，投资情绪和社会预期等因素对其的影响。

Heaton、Lucas（2000）在研究中把工资机制纳入其中，发现居民家庭的工资收入和股票收益之间存在很高的正向相关性，并且存在较高背景风险的家庭对股票等高风险资产的投资较少。Iwaisako（2003）通过对日本居民家庭的研究发现，家庭对股票的投资比例在整个工作时间中增长，但在退休后呈下降趋势。

Agnew，Iwaisako（2003），Shum、Faig（2006）在研究中考虑到了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并且从投资偏好、情绪等方面对于家庭在不同金融资产“有限参与”状况进行了解释。Guiso、Sapienza、Zingales（2004）三人在研究中发现对金融机构、社会等信任度较高的家庭更愿意投资风险资产。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家庭金融资产的研究起步较晚，由于缺少完整的数据，主要采用我国的统计年鉴等数据，或者通过调查问卷等形式收集第一手数据，及通过比较影响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的因素等方式进行研究。

（1）实证研究法

通过采用统计年鉴等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能够更好地进行变动规律分析及趋势分析。

赵燕，王寅（2009）及邢大伟（2008）认为应该以金融创新来更好的满足我国金融市场的多样化需求，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深化，金融中介的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进而来引导居民的多样化投资。王寅及邢大伟（2009）都是以扬州市的统计数据和调查数据相结合，对农村家庭资产选择进行的实证研究。

李文磊、郭燕婷、张彤（2009）及连建辉（1998）都对研究面进行了划分，连建辉通过实证研究，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考察我国农村居民资产选择的现状，探究了形成当前农村居民资产选择格局的原因及对农村经济成长的影响。而前三人则从收入、消费、风险三个宏观因素入手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金融资产投资与收入、消费之间的关系。

袁志刚、冯俊（2005）以及李建军、田光宁（2001）都提到了我国家庭金融资产中储蓄问题，前者认为较高的储蓄率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冲击的必然结果。而后者居民家庭在收入水平偏低，可选择的金融产品较少时，偏好流动性的选择动机使其家庭金融资产存量中出现高储蓄率的现象。

（2）调查法

不同于比较法及实证研究，调查法能够直接掌握大量的第一手实际资料，使得实验调查的结论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具有较大的说服力。

卢家昌、顾金宏（2009）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获得数据，采用了结构方程、因子分析、Logistic 回归方法分别对家庭金融选择行为的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内在机制进行了检验且对家庭金融资产在货币类产品、证券类产品、保障类产品三个方面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王宇、周丽（2009）同样建立Logistic进行回归分析，不同的是其对影响东部与西部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和比较。

邹红、喻开志（2009）从不同维度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特征进行分析，认为职业、收入、金融意识等因素的不同产生了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和资产选择行为。于蓉（2006）同样对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等方面进行分析，还在金融中介对投资者影响方面、投资者的心理或主观属性及国际对比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更加全面化。

（3）国际间比较法

通过将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在国际间进行对比分析，能够直观认识到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桂钟琴，赵燕及王聪、海云（2010）运用国际比较与统计计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得出影响我国家庭金融资产投资主要因素是我国金融市场尚不成熟，金融工具单一，保障制度、法律不完善等。

3.总结

篇(3)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实地调查的样本数据，对现阶段农村居民家庭借贷行为特征进行详细描述，并从家庭经济能力、户主家庭特征、金融借贷环境三个方面入手，运用二元Logit模型，实证研究影响农村居民家庭借贷行为的因素。结果显示：收入水平、家庭投资经营活动、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社会政治资本、家庭负担水平、外出务工、金融借贷环境均显著影响农村居民家庭借贷行为。

关键词：农村居民 借贷行为 影响因素

农村居民家庭借贷行为作为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农村地区金融体系发展，探索农村居民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对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以及建设农村金融现代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项目组于2012年7月对全国500户随机抽样农村居民家庭调查数据，描述现阶段农村地区借贷行为特征，并利用二元logit模型研究其影响因素，力求得到更新、更准确的结论，为农村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农村居民家庭借贷特征描述

（一）样本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项目组于2012年7月随机抽取全国东、中、西部9省市21县550户农村居民家庭实地调查的数据，其中，东部地区样本为山东、江苏、福建的7县200户，中部地区样本为河南、安徽、湖南的8县200户，西部地区样本为甘肃、重庆、广西的6县150户。为尽可能保证问卷信息的真实可得性，项目组采用入户调查、当面访谈并回收问卷的形式，回收问卷550份，其中有效问卷500份，有效率90.9%。

（二）居民家庭经济状况、特征与借贷行为

从表1得出：

1.家庭收入越高，生产经营需要的资金周转数量越多，借贷需求更大，也更容易获得金融借贷机构较高的授信评级，越倾向于借贷。

2.户主年龄较大，家庭财产积累到一定水平，同时对于子女抚养教育的支出较少，家庭消费支出不大，更多局限于医疗、养老支出，从而产生借贷行为的可能性较小。

3.受教育程度越高，户主对正规借贷机构的了解越深入，具有较好的现代金融意识，同时家庭投资经营环境较广，对资金需求较为强烈，因此更倾向于产生借贷行为。

4.户主拥有更多的社会政治资本，能够运用更多资源，进而产生借贷行为。并且，农村居民家庭所在村拥有正规的金融机构，距离正规金融机构越近，借贷需求越大，同时能够减少信用评级成本，更易产生借贷行为。

（三）居民家庭区位与借贷行为

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思维方式、经营活动、收入水平的差异导致借贷行为、借贷目的、借贷渠道等方面的不同。在调查的500户农村居民家庭中借贷率为48%，并且东、中部农村居民家庭借贷率较高，西部地区较低。从借贷目的来看：东、中部农村居民家庭生产性借贷较高、生活性借贷较低，这与西部地区相反。生产性借贷自东至西呈下降趋势，生活性借贷自东向西呈上升趋势，即经济发达地区生产性借贷较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生活性借贷较高。借贷渠道统计结果显示：东部居民家庭更多地趋向于选择正规金融机构借贷，西部地区居民家庭则较多地依赖非正规渠道，可以看出居民家庭借贷渠道与当地经济、金融发展关系密切（见表2）。

居民家庭借贷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一）模型构建及变量说明

本文从农村居民家庭经济能力、户主家庭特征、金融借贷环境三个方面对借贷行为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其中家庭经济能力包括家庭年收入、家庭财产水平、消费支出、家庭投资经营活动；户主家庭特征包括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社会政治身份、家庭负担水平、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外出务工经历、家庭劳动力数等；金融借贷环境为本村正规金融借贷机构的存在及家庭所在地区。

对于农村居民家庭借贷行为影响因素运用logit模型的研究，本文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Credit（Di=1）=β0+β1Income+ β2Cons +β3Invest+β4Age+β5Edu +β6Mcpc +β7Famb+β8Pcal +β9Outw+β10Labs+β11Finen++β12Dum+μ （1）

模型（1）中涉及的变量定义如表3所示。

（二）计量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前文所描述的研究方法，本文根据全国随机抽样500户农村居民家庭的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t模型实证检验影响农户借贷行为的因素，运用Stata12.0软件采用最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将农村居民家庭借贷行为影响因素归纳如下：

1.在农村居民家庭经济能力特征中，家庭年收入、家庭投资经营活动对借贷行为均产生正向显著作用，家庭消费支出对借贷行为的影响则不显著。在分地区回归结果中，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对借贷行为的影响最大，其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小。同样家庭投资经营活动对东部地区家庭借贷行为影响最大，中部其次，但在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中回归结果则不显著。

2.户主家庭特征中，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社会政治身份、家庭负担水平、外出务工对借贷行为的影响显著，其它变量则不显著。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回归结果验证了前面的假设。社会政治身份作为居民家庭社会资本的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其显著促进了借贷行为，户主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能够运用更多的资源，可以降低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对农户信息不对称的不利影响，及时获得外部借贷支持，获得更多的借贷机会，进行借贷。分地区回归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中社会资本对借贷行为的影响最为明显。家庭负担水平计量回归结果显著，表明农村居民家庭负担越重，子女教育、老人赡养、医疗费用等支出越高，对借贷的需求越大，甚至超出家庭支付能力，以至于借贷需求很难被满足。农村居民外出务工为低成本劳务经济，务工的工资性收入使得拥有的资金相对富余，多能满足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很少进行投资经营活动，对借贷需求较小，因此外出务工能够产生对借贷行为的替代效应，抑制借贷行为。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劳动力数则没有通过显著检验。

3.回归结果还表明，金融借贷环境显著促进了借贷行为的产生。金融借贷环境与农村地区借贷密切相关。

结论

本文通过对农村居民家庭借贷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家庭投资经营活动、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社会政治资本、家庭负担水平、外出务工、金融借贷环境均显著影响借贷行为。同时分地区回归显示，各因素因地区不同，对借贷行为影响程度也不同。农村地区金融体制改革要因地制宜，完善借贷的法律法规，营造适宜的政策环境，增加金融服务信息的透明化，实现对农村居民家庭借贷需求的有效供给。同时还应发展经济，加强农村经济建设，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家庭偿还能力，促进农村地区借贷行为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篇(4)

关键词：农户；融资渠道；正式金融支持 ；投资规模

一、文献综述

农户徘徊在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之间的现象，一直以来备受学术界的关注。曹力群（2001）[1]、周天芸和李杰（2005）[2]等人的研究发现，正规金融机构主要发放生产经营性小规模短期贷款，而非正规金融贷款机制比较灵活，通常没有抵押和担保、期限灵活、程序简单，主要是以农户的偿还能力作为放贷依据，因此，农户普遍偏爱非正规金融。[3] 如此看来，农户在选择金融机构贷款时最关心的是能否借到钱，其次才是借款的成本；农户借款成本不仅包括利率等名义上的财务成本，还包括借贷数量额度、借贷附加条件等隐性成本， 隐性成本比财务成本更能影响农户的融资行为。

二、理论分析

在正式金融市场上，典型的银行是一个风险厌恶型金融机构，因此，那些收入不稳定、靠天吃饭而且没有担保和抵押的农户是很难从银行取得贷款的。银行的这种风险厌恶态度可以用交易成本理论来解释：

（1）搜寻成本。银行必须对贷款申请者资格审查严格，包括申请人身份、家庭情况、工作单位、个人信用以及还款能力。然而，农民没有固定工作单位，银行要想查清农民客户有几亩地、几间房就必须去农村实地考察，这样就比较困难，需要较高的搜寻成本。

（2）监督成本。即银行在农户贷款使用过程中的监督行为。如果银行发现资金使用超出规定范围，违反了信贷协议，则马上终止信贷协议。但是，农户的空间分布极为分散，投资项目的空间分布也同样呈现出极度分散的特征，这显然是会增加银行的监督成本的。

（3）违约成本。如果贷款申请人一旦投资失败，无法按时偿还贷款，则冻结抵押品，对申请人实施破产清算；如果贷款申请人投资成功却不按规定偿还贷款，则银行可以向法院，请求采取强制措施收复贷款。然而，银行最终必须面临的现实是，很多农户一贫如洗，强制执行的结果终究是差强人意的，不但成本高昂，而且所获无几。

三、实证分析

3、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论文的调查地为河北省清河县，总共发放200份问卷调查，并收回200份合格的调查问卷。

在设计调查问卷时首先提问被调查者是否有借钱或贷款经历，来甄别这份问卷是否对研究问题有效。然后考虑到户主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的人口规模、年收入、生活成本、投资规模、还款期限都会影响农户的融资方式，所以一一进行了提问。

4、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方程一中，CB（家庭年生活成本）系数为2.18，RK（家庭人口规模）系数为1.55，这两个系数均为正，说明家庭人口越多、生活成本越高农户越倾向于正式借款途径。因为人口越多和生活成本就越高，也就说明该家庭劳动力资源充足，将来创造的收入多，还款能力强，符合中国"人多力量大"的传统观念，更容易得到银行贷款；另一方面，这样的家庭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必然是亲朋好友的一个负担，避之唯恐不及，所以寻求正式金融支持也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合乎逻辑的选择。当然，这也与地方政府的扶贫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SR（家庭年收入）系数为0.02，该系数为正，但是比较小，说明家庭年收入越高，越容易取得正式金融支持。从银行的角度分析，家庭的年收入越多就越有取得正式贷款的机会，因为银行时常着眼于农户未来的还款能力。另一方面，从农户的角度来看，如果家庭的收入尚可支撑日常花销，就不会寻求贷款，而且在中国量入为出的观念根深蒂固，一般情况下不会向银行贷款，所以系数显著性不是太高。

JY（户主受教育程度）系数为1.22，说明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成功获取正式金融的支持。因为文化水平越高，往往收入越高，就越有能力偿还银行贷款；往往受教育程度越高，对获取正式金融支持的认识越深，更清楚非法借贷的危害，所以就更倾向于正式借款途径。

NL（户主年龄）系数为-0.01，说明户主年龄越大越倾向于非正式借款途径。调查问卷中户主的平均年龄是38.64岁，即多为青壮年。因为农民年龄越大，干的农活越少，收入越低，越难以从银行取得贷款。而且老年农民不熟悉甚至不知道银行贷款流程和必要条件，当他们有资金需求时，多会采取向亲戚朋友借钱这种非正式金融渠道。

QX（还款期限）系数为-0.02，说明还款期限越长就越倾向于非正式借款途径。因为银行往往有严格的还款期限，如果不能及时还款付息，就难以获得银行贷款。农民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很难确保在一定期限内归还贷款。

XB（户主性别）系数为-4.62，说明男户主倾向于非正式借款途径。由于调查问卷由户主作答，而在农村户主多为男性，而且男性与社会接触多，更清楚银行等正式金融机构门槛高，在没有担保或抵押的情况下难以取得贷款，所以他们更倾向于门槛低、要求少的民间借贷方式。

TZ（家庭投资规模）系数为-4.12，说明家庭投资支出越多越倾向于非正式借款途径。农户多投资于购买农作物种子或购买农具，这笔资金比较大，投资回收的周期长，所以农民在没有担保或抵押的情况下很难从银行或其他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四、研究结论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和二元选择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户主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的人口规模、年收入、生活成本、投资规模都会影响农户的融资方式。其中家庭生活成本、人口规模、年收入及户主受教育程度对获取正式金融支持是正影响；户主的年龄性别、还款期限和家庭投资规模对获取正式金融支持是负影响。尤其是当家庭投资规模越大时，风险就越高，随着投资数额的增大，户主就越难获得正式金融支持。究其原因，农民没有固定收入，没有银行认可的抵押品。而且交际范围窄，一般农民不认识能够被银行认可的担保人。因此，当农户投资规模较大，贷款金额较多时，由于不能提供符合银行要求的担保人和抵押品，往往不得不寻求于非正式金融支持。

参考文献：

[1]曹力群.农村金融改革与农户借贷行为研究[J].中国农村研究，2001，（2）.

[2]周天芸，李杰.农户借贷行为与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05，（11）.

篇(5)

关键词：家庭金融；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5-000-01

一、引言

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虽然在经济学的各种经典假定往往是针对个人的，但是家庭的重要作用之一是经济合作，在现代社会这一功能主要体现在消费，集合家庭成员的经济资源进行消费以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将家庭作为经济研究的对象，分析其参与经济活动动机、目的和影响因素的具有合理性，并且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随着上世纪全球经济的发展，相关技术的进步，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开始较大规模的参与到金融市场中，并且金融资产在其家庭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大范围的权威调查数据的出现依然有效支持了家庭金融相关研究的开展，并已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果，但这一领域的研究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并且拥有广阔的前景。

家庭金融领域的研究对于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相较于经济发展水平，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上，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有其特殊性，因此要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需要政府的干预和引导。但是市场体系的建立需要足够的有效需求，对家庭金融的研究可以有效的为政府引导民众参与金融市场提供理论依据。这无疑有利于我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促进我国金融发展。此外，家庭金融的研究也有利于相关金融机构根据客户的状况提出更为合理化的建议，有效增加其持有金融资产的收益，这必将导致其收入的增加，而收入的增加往往会使得其消费支出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内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理论综述

相较于资产定价和公司金融，家庭金融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Campbell（2006）认为，家庭金融的研究内容与公司金融类似，都是研究经济主体如何运用可用的资源配置金融资产以及使用金融工具来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目标。虽然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家庭却有一些公司等法人所不具备的特点。

首先家庭是以血缘、婚姻、收养等关系为基础建立的，这就决定了其成员数量一般非常有限。虽然家庭可以在较长的时间内存在，但随着家庭成员的成长、离家、去世，其最终会自然消亡，因此家庭进行金融决策时所受到的时间的约束。此外由于家庭所持有的资产方面具有非常大的特殊性。家庭持有的资产之中占有较大比重的是以人力资源为代表的不可交易资产。而且对于一般家庭来说，以房产为代表的非流动性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此外，在信贷方面，家庭面临着非常大的约束。而房产在信贷方面有特殊的作用。一方面，房产是少有的允许家庭借贷进行投资的资产。而另一方面，对于拥有房产的家庭来说，房产是家庭持有的非常有限的可以作为抵押而获得贷款的资产之一。但是由于一般房产的价格高昂，且作用特殊，其在缓解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方面的作用也是比较有限的，因此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其面临非常大的信贷约束。

生命周期效应可以说是家庭的特征之一，由于家庭规模非常有限，随着家庭成员的成长等家庭结构会发生变化，而不同阶段家庭的主要任务也是存在一定差别的。由于家庭在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不同其任务不同，而不同的任务所需要的成本往往是不同的，因而在不同阶段的家庭其开支、资产的流动性、资产配置的状况是有所不同的。吴卫星（2010）等通过对北京奥尔多数据中心在2007年针对北京等15个城市进行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居民的投资决策之中生命周期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

由于家庭面临严格的信贷约束，并且持有不可交易的人力资本，因此家庭在进行消费和投资时只能依靠自有的资金。这包括两方面，其持有的总资产和收入。现有的研究表明，收入水平不仅是影响家庭消费支出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在现有的研究中，一般分析的是家庭总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但是由于家庭成员的数目存在一定的差异，家庭总收入并不能真实反映一个家庭的收入状况。虽然一些研究中引入家庭规模变量，但本文认为，但就收入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来看，人均收入比总收入的影响更为显著。

根据目前的研究，对家庭消费决策产生影响的主要是非财产性收入，原因主要是财产性收入较少。对于家庭而言，决定其非财产性收入的，主要因素之一便是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的质量。所谓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等获得的能够为劳动者带来工资等收益的知识和技能等。受教育水平是一个劳动者人力资源质量的反应，而人力资源对于家庭收入具有较大影响，进而影响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

此外投资者的认知、情绪等对其经济决策的影响一直受到重点关注。徐梅，李晓荣（2012）通过对宏观数据的分析发现经济周期波动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一定的影响。当家庭进行经济决策时，由于信息等的限制，具有较大的主观性，而宏观经济形势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家庭对于未来经济形势的预期，家庭对未来经济形势的预期越好，则其持有金融资产的可能性越高，预期越差，持有可能性越低。叶德珠，周丽燕等（2014）通过对中国省级幸福调查数据和城市家庭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幸福满意度对于金融资产配置存在一定影响。此外，对风险的态度不同，其在进行投资决策是的行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三、结论

家庭金融具有显著不同于传统金融的特点，是微观金融领域具有广阔前景的一个新课题，相关研究的展开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随着相关权威数据的不断充实，相信在之后该领域研究将会取得重大突破。

参考文献：

[1]Campbell J.Y.：Household Finance ，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6，61（ 4）：1553-1604.

[2]吴卫星，易尽然，郑建明.中国居民家庭投资结构：基于生命周期、财富和住房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10增刊.

[3]徐梅，李晓荣.经济周期波动对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动态影响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2，5.

篇(6)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借贷行为；借贷额度；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6-0074-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6.15

农户由于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特殊身份，资金积累速度较慢，收入增加困难。随着农业生产资料、雇佣人工等费用不断上升，农户对资金的需求愈发强烈，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存在较为严重的信贷配给问题，农村金融制度存在功能上的缺陷[1]。农户融资需求与金融供给长期处于失衡状态，将间接导致其农业收入受限，农户融资难是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尤其是处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户，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在边疆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产技术落后、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本文较好地反映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户融资现状，深入分析了农户借贷特征，为建立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全面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参考和借鉴。

一、文献综述

以往学者对农户借贷行为的研究主要是从借贷需求、借贷渠道、借贷利率等几个方面进行。针对借贷需求，黄祖辉（2014）等认为，发展中国家贫困地区农户的正规和非正规信贷需求均以消费型需求为主[2]。朱喜（2006）等研究表明，信贷约束是我国农户普遍面临的问题，一半以上有借贷需求的农户无法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3]。王定祥（2011）等认为，绝大部分贫困农户都有信贷需求，且需求以中短期小额信贷为主，但实际发生信贷行为的贫困型农户所占比例不高[4]。此类研究表明，农户借贷需求旺盛，但所受金融机构的信贷约束程度较高。针对借贷渠道，汪婉莉（2008）等实证研究发现，农户选择民间借贷的比重越来越大，且亲朋好友渠道是农户主要选择的对象[5]。朱信凯（2009）等研究表明，仅有6%的农户在正规金融市场融资，而60%的农户选择从非正规金融市场融资[6]。此类研究表明，农村正规金融市场难以满足农户的借贷需求，农户主要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来完成融资。针对借贷利率，韩俊（2007）等认为，利率并不是农户借贷考虑的因素[7]。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如刘纯彬（2009）等认为，利率是影响农户借贷行为的因素[8]。针对金融供给，赵峦（2010）等发现，自2003年农信社改革以来，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网点数及覆盖率并没有明显的增加[9]。王曙光（2011）等认为，克服金融危机、保持经济良好发展的关键在于破除二元金融体制、推进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及时调整非均衡增长模式[10]。郑兴明（2011）认为，缓解农村金融供给矛盾的有效方法之一是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现状[11]。

近年来，有较多学者获得了微观调查数据，进而开始分析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金烨（2009）等研究发现，农户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结构特征和人口特征是农户选择民间借贷渠道的重要影响因素[12]。黎翠梅（2007）等实证研究发现，农户人力资本、生产经营规模、家庭收支和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借贷行为的因素[13]。周宗安（20

10）研究表明，收入来源、家庭规模、负债水平、家庭资产总值等因素对农户信贷需求有着显著影响[14]。童馨乐（20

11）等运用8省1003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社会资本的增加对解决农户融资难的问题有着积极作用[15]。徐璋勇（2014）等发现，不同层次社会资本的农户其信贷行为也不同[16]。严武（2014）等运用江西省1294个样本农户数据，研究社会资本对农户获得有效借贷机会的影响，而且发现“诚信”是影响农户借贷行为最重要的因素[17]。张乐柱（2015）等运用广东省实地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弱势群体正规信贷需求的影响因素[18]。以上研究通过选取不同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分析影响农户借贷行为的因素，影响因素呈现多样化，除农户家庭特征、农户生产经营特征因素外，还有借贷渠道、社会关系、社会资本等因素，而且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

那么，研究同一问题的结论为何不尽相同？通过对以往研究及文献的整理，本文认为原因有两点。首先，不同地区的农户借贷行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农户获得贷款的情况不同，借贷需求也不同，而且国内各省份金融机构对农户发放贷款的规模也存在差异。其次，不同地区农户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各有特点，这就成为影响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因素。而且，以往研究大多集中在我国中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对少数民族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具有一定创新性，为全面研究不同地区农村经济问题提供了补充。

二、调查过程及研究方法

（一）调查过程

课题组于2015年3―5月期间对新疆农户进行实地调查，采用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调查基本涵盖了新疆各个区域，包括南疆的尉犁县、轮台县、阿瓦提县、库车县、温宿县、莎车县、巴楚县、麦盖提县；北疆的昌吉市、呼图壁县、玛纳斯县，乌苏市、沙湾县。在每个调查县（市）抽取3个乡镇，在每个乡镇抽取3个自然村，采用农户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每个自然村随机抽取20―30个农户。运用调查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总共调查了13个县（市）46个乡（镇）122个村。最终获得2070份问卷，通过严格审核，除去无效问卷（如信息严重残缺，存在逻辑错误等），收回有效问卷1726份，有效回收率为83.4%。经过后期整理、统计，得到样本基本数据。

（二）研究方法

1.模型的选择

通常情况下，农户借贷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分为两种，农户发生借贷行为和农户没有发生借贷行为。本文以农户是否发生借贷行为被解释变量，若农户发生借贷行为，则Y1=1；若农户没有发生借贷行为，则Y1=0。采用二元logit离散选择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估计方法选择最大似然估计法。以借贷的机率与不借贷的机率比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L：L=

Logit模型的回归方程为：

L=？茁0+？茁1X1+？茁2X2+…？茁13X13+？滋j （1）

其中，p为农户借贷的概率，即“Y1=1”发生的概率，Xj（j=1，2，…，13）为第j个自变量；β0为常数项，βj（j=1，2，…，13）为自变量回归系数，μj为随机误差项。

若农户发生借贷行为，则进一步讨论影响农户获得借贷额度Y2的因素。由于农户借贷额度只能为正数，可以使用计数模型。计数模型经常使用泊松回归，泊松回归的要求之一是被解释变量的期望值和方差必须相等，但本文农户借贷额度不符合这个要求，因此使用负二项回归方法，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法估计。农户借贷额度的计数模型如下：

Y2i=？琢0+？琢1X1i+？琢2X2i+…+？琢13X13+？滋i （i=1，2，…，13） （2）

其中，Y2i表示第i个农户借贷额度，α0为常数项，αi（i=1，2，…，13）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ui为误差项。

2.变量的设置

本文设置的因变量包含两个，一个是农户是否借贷（Y1），若农户没有借贷，则Y1=0，反之，Y1=1。另外是农户的借贷额度（Y2），将农户借贷额度分为1万元及以下、1-5万元和5万元以上三种额度，分别赋值Y2=1、Y2=2和Y2=3。

本文选取了三类自变量，第一类是农户户主特征变量，其中包括性别（X1）、民族（X2）、年龄（X3）、文化程度（X4）、社会经历（X5）、投资偏好（X6）和是否务农（X7）。第二类是农户家庭特征变量，其中包括家庭人口数（X8）、家庭劳动力人数（X9）和家庭社会关系（X10）。第三类是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特征变量，其中包括农业年收入占比（X11）、种植规模（X12）和种植年限（X13）。变量的定义、赋值说明和预期影响方向如表1所示。

三、农户借贷行为特征分析

（一）农户借贷需求高、额度低

农户参与借贷程度较高。其中，有65.9%的农户获得了借款，占绝大多数，在调查中我们得知，农户的农业生产资金主要是靠借贷来获得，没有借贷的农户比例为34.1%。在获得借款的农户当中，农户借款额度以中小额度为主，其中1―5万元额度比例最高，为54.3%，其次是5万元以上额度，占29.7%，1万元及以下额度占16%。农村银行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提供信用评级证明和抵押担保的要求较高，导致农户能够获得的借贷额度较小。

（二）农户偏好正规借贷渠道

农户偏好正规借贷渠道，大部分农户获得贷款的渠道是农村信用社和银行，比例分别为72.9%和22.9%，其他渠道如农资企业、放债者和亲戚朋友所占比例不高，分别为0.6%、0.2%和3.3%。在农户希望获取短缺资金渠道方面（可多选），农户希望获取短缺资金的首选对象是农村信用社，比例为72.6%，银行排在其后，比例为45.8%，亲朋邻居为27.6%，农资企业为20.7%，其他渠道占11.8%。农户认为，正规金融机构能够满足他们资金需求，而且不欠人情，所以农村信用社和银行成为了首选。一部分农户认为，找亲朋邻居借款比较方便，亲朋邻居的借款大部分没有利息。选择农资企业的农户认为，农资企业能够间接提供资金援助，如提供种子、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只有在向前四者的借贷不能满足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农户才会寻求其他借贷渠道，如放债者等。

（三）农户借贷期限短、利率高

借贷期限与利率方面。农户选择1年及以下期限的比例最大，比例为82.6%，符合农业生产的周期规律，同时与金融机构小额贷款、联保贷款的期限保持一致。1-2年期和2年以上期所占比例不高，分别为4.2%和13.2%。农户借贷利率普遍较高，以5～10%的利率为主，比例为90%，5%以下利率及10%以上利率所占比重较低，比例分别为6.2%和3.8%。

（四）农户未获得借款的原因

在未获得贷款的农户当中，由农户自身需求原因造成农户未获得贷款的比例占69.13%。其中，排在前三的分别是不需要，自己有钱（23.04%）；不喜欢借钱，怕有压力（21.12%）；没有投资机会，缺乏资金用场（10.04%）。这说明，在对资金的需求方面，一部分农户已经通过多年农业生产积累了一定的资金，能够通过农业生产来自给自足，而一部分农户对融资重要性的认识不足。由金融机构供给原因造成农户未获得贷款的比例占30.87%，其中，原因排在前三的分别是利率太高（8.42%）；手续麻烦，申请时间长（8.27%）；家庭收入低，金融机构不愿意提供贷款（7.39%）。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利率较高、期限太死，而且申请时手续过于繁琐，并且要求担保条件高。对于一般农户而言，提供满足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审批贷款所需的抵押品，或者找到符合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审批贷款认可的担保人确实较为困难。这就明显限制了农户的借贷行为，并且使得农户由通过正规渠道借贷转向通过非正规渠道借贷。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解释

（一）样本农户特征

根据1726份样本农户调查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各个自变量。其中，性别平均数为0.89，表明大部分户主为男性。民族平均数为0.28，表明农户民族以汉族为主。年龄平均数为3.01，表明年龄分布较为平均。文化程度平均数为2.74，表明农户文化水平总体偏低。社会经历平均数为0.3，表明农户社会阅历较为匮乏。投资偏好平均数为2.12，表明农户投资偏好中风险中收益。是否务农平均数为0.93，表明绝大部分农户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主。家庭人口数平均数为2.54，表明农户家庭规模以小型家庭为主。家庭劳动力人数平均数为1.43，表明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较少，主要以雇佣劳动力为主。家庭社会关系平均数为0.69，表明农户社会关系较为丰富。农业年收入占比平均数为1.73，表明农户兼业化程度较低。种植规模平均数为2.02，表明农户家庭耕地面积较少。种植年限平均数为3.51，表明农户种植时间普遍较长。

（二）模型结果及解释

利用Eviews7.0软件，对1726个样本和1137个样本分别采用二元Logit模型和计数模型进行回归处理。首先，在模型中对变量进行显著性检验，然后根据检验结果（见表7的模型一、表8的模型一），将不显著的变量剔除，再对剩余的变量拟合模型，并重新进行修正和检验，直到模型各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为止（见表7的模型二、表8的模型二）。

1.借贷行为

根据模型回归结果可知，性别（X1）在5%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文化程度（X4）在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是否务农（X7）在10%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劳动力人数（X9）在5%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家庭社会关系（X10）在1%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种植年限（X13）在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这6个影响因素的显著程度由大到小排序为：家庭社会关系（X10）>性别（X1）>种植年限（X13）>文化程度（X4）>家庭劳动力人数（X9）>是否务农（X7）。

性别（X1）与农户借贷行为显著正相关，表明男性户主更容易发生借贷行为。大部分男性户主在对融资重要性的认知程度和决策能力上均强于女性户主，所以男性户主比女性户主的更容易发生借贷行为。

文化程度（X4）与农户借贷行为显著正相关，表明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发生借贷行为的可能性越大。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对融资重要性以及金融产品的认可程度越高，因此借贷行为越多。

是否务农（X7）与农户借贷行为显著正相关，表明务农的农户发生借贷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务农的农户自身积累资金速度较慢，而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需投入的资金较多，因此只有通过借贷才能满足他们的资金需求。

家庭劳动力人数（X9）与农户借贷行为显著负相关，表明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多的农户发生借贷行为的可能性越小。若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多，其所需雇佣劳动力人数下降，雇佣人工费用、资金压力就会减少，因此减少借贷。

家庭社会关系（X10）与农户借贷行为显著负相关，表明拥有较多社会关系的家庭发生借贷行为的可能性越小。农户社会关系越广泛，越有利于获得亲友的援助，获取资金也较为容易，农户自身的借贷需求不足，导致其借贷行为减少。

种植年限（X13）与农户借贷行为显著正相关，表明种植年限越久的农户发生借贷行为的可能性越大。随着种植时间的增加，农户积累了相应的生产、销售和投资等经验，增加投入的意愿较强，借贷的需求增大。

2.借贷额度

在发生借贷行为的农户当中，研究农户可获得借贷额度的影响因素。根据模型回归可知，种植规模（X12）在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种植年限（X13）在10%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影响因素显著程度由大到小排序为：种植规模（X12）>种植年限（X13）。

种植规模与农户借贷额度显著正相关，表明种植规模越大的农户，其所需资金越多。农业生产规模越大的农户，在产前、产中和产后所需投入的生产资料、劳动力人工较多，农户资金压力大，其所需的借贷额度越大。

种植年限在10%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表明种植年限越久的农户，所需资金越多。农户种植时间越长，对农业生产的过程了解程度越深，对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且干劲十足，因此借贷数额往往较大。

此外，其他在模型回归分析中表现不显著的变量，对农户借贷、借贷额度的影响方向不具备显著解释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经过实证分析后得知，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借贷需求较高，且借款具有期限短、高利率、额度低等特点。农户偏好从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但正规金融机构供给仍存在不足。在影响农户借贷行为因素方面，性别、文化程度、是否务农和种植年限分别在5%、1%、10%和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家庭社会关系分别在5%和1%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在影响农户借贷额度因素方面，种植规模和种植年限分别在1%和10%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一些相关的建议：首先，针对农户借贷需求旺盛的现状，促进互助社、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发展。其次，针对农户贷款额度低、利率高的现状，应降低农户借贷成本，进一步放宽借贷条件。再次，针对农户偏好从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现状，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三农业务。最后，应发挥农村农业合作社的优势，使农户积极入社。并为农户举办金融知识讲座，调动农户参与金融借贷行为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夏志琼.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有利补齐短板[N].证券时报，2014-01-22.

[2]黄祖辉，刘西川，程恩江.中国农户的信贷需求：生产性抑或消费性――方法比较与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4（3）：73-80.

[3]朱喜.农户借贷的福利影响[J].统计与决策，2006（20）：41-43.

[4]王定祥，田庆刚，李伶俐，王小华.贫困型农户信贷需求与信贷行为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1（5）：124-138.

[5]汪婉莉，杨林娟.甘肃省农户借贷行为的实证研究[J].甘肃农业大学学报，2008（3）：148-152.

[6]朱信凯，刘刚.二元金融体制与农户消费信贷选择―

―对合会的解释与分析[J].经济研究，2009（2）：43-55.

[7]韩俊，罗丹，程郁.信贷约束下农户借贷需求行为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7（2）：44-52+111.

[8]刘纯彬，刘俊威.中部较发达地区农户借贷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J].经济经纬，2009（5）：140-143.

[9]赵峦，孙文凯.农信社改革对改善金融支农的政策效应评估――基于全国农户调查面板数据的倍差法分析[J].金融研究，2010（3）：194-206.

[10]王曙光，王东宾.双重二元金融结构、农户信贷需求与农村金融改革――基于11省14县市的田野调查[J].财贸经济，2011（5）：38-44+136.

[11]郑兴明.农户借贷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福建省农村地区的调查[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67-70.

[12]金烨，李宏彬.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借贷行为[J].金融研究，2009 （4）：63-79.

[13]黎翠梅，陈巧玲.传统农区农户借贷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湖南省华容县和安乡县农户借贷行为的调查[J].农业技术经济，2007（5）：44-48.

[14]周宗安.农户信贷需求的调查与评析：以山东省为例[J].金融研究，2010（2）：195-206.

[15]童馨乐，褚保金，杨向阳.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八省1003个农户的调查数据[J].金融研究，2011（12）：177-191.

[16]徐璋勇，杨贺.农户信贷行为倾向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部11省（区）1664户农户的调查[J].中国软科学，2014（3）：45-56.

篇(7)

关键词：农村金融；农户信用；关系型融资；农贷配给；民間金融；信誉触发机制

中图分类号：F3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4-0102-11

一、引言

农村信贷的重要功能在于将分散农户潜在的经济机会转化为实际的投资生产活动，尤其对于贫困农村地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可以极大扩展农户的机会集合。但事实上在西部贫困农村地区由于传统农村金融体制惯性的束缚，正规金融在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不排除由于路径依赖可能产生扭曲的改革）以后继续存在对农村严厉的信贷配给，非正规金融发育则远远落后于东部发达农村地区，农户在配置投资时受到平滑消费的流动性约束，面对一些预期收入可观的经济机会时处于无助和无奈境地。根据托赫尔曼、穆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论”，政府通过限制存贷款利率和控制准入等政策在银行业创造租金可以带来更有效率的信贷配置和金融深化，从而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就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历程看，上述结论未必成立，“金融约束”仅能够实现“低效率金融稳定”，效率不仅指银行业收益，理应包括金融部门服务农村的社会福利效果。

国内学者对农村信贷供求关系的研究结论既有供给不足论，也有需求不足论，前者较为普遍。需求不足则有因农业生产的风险特征决定的“自然需求”不足以及由于制度缺陷形成的“人为需求”不足，土地制度制约、较低的农村市场化程度使农户生产性借贷资金需求受到抑制，导致农户对正规金融部门的资金需求相对有限。朱喜等利用2003年约3000户农村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从实证角度考察了我国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向农户提供信贷服务的配给行为，采用联立离散选择模型较好地描述了农户贷款需求和银行贷款供给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我国农户面临严重的信贷约束，一半以上具备有效需求的农户由于信贷配给无法得到正式机构的贷款，政府干预和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农村信贷配给的重要原因。笔者在与农村金融机构的接触中总能够听到诸如农村有效信贷需求不足、农村缺少好的项目等等抱怨，但是却在陕南、渭北、青海海东与西宁贫困农村地区发现许多农户依靠养殖业致富，有更多农户埋怨得不到适当信贷支持以扩大养殖业。今后有以下因素会进一步放大农村、农业发展的机会集：其一，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创新以及吸收国际经验促进精致农业、高效农业发展；其二，伴随农村货币资本积累逐渐形成以及农村企业家创业的“土著优势”，由农业产业链延伸的农村小微企业发展。农业经济机会的具体形式包括由农户、扩大的家庭农场、农民企业家、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与现代农业公司主导的养殖业、种植业内涵与外延扩大生产，农产品仓储、运销与加工业，农村商贸物流与市场中介、科技服务业等。

农村金融研究的重要和必须路径是深入农户、农村部门实地调研。但是针对农村社区经济社会状况同一问题的田野调查结论往往出现歧见，原因既有地区、国家差异，也有因调查设计与分析视角不同所致；即使对于同一调查对象甚至相同事实材料，也会由于理论逻辑和研究者视野局限而做不同解读。根据世界银行1999年组织的对23个国家2万多穷困家庭的调查，非洲、东欧和中亚大多数国家穷困家庭认为存在有限的经济机会，有关发展进步的信息主要来自亚洲地区，那些摆脱贫困的家庭的经历说明有许多机遇都能够提供摆脱贫困的途径。对越南所有地区的调查均证实经济机会有所增加，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改革进程推动的市场化、土地分配到户和允许农民自由迁徙。但即使在越南也有持续贫困家庭，他们尤其感受到获取信贷的限制。墨菲曾经感叹在实验科学（指人类学田野调查）中没有通过重复研究核查结果是“不能容忍的局面”，随后颇有些欣慰地提到刘易斯于1941年“重复了”1926年雷德菲尔德对墨西哥泰普兹特朗同一村庄的田野工作。诧异的是刘易斯与雷德菲尔德的工作得出不同结论，后者描绘出协调与合作是村社的规范，在前者描绘的图景中泰普兹特朗却成为“被敌对情绪、嫉妒和竞争搅得四分五裂的村社”。不同人类学训练背景将他们导向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判断，但是两人却具有同等的事实材料支持。雷德菲尔德的调查取向是人们关于自身的意识观念，刘易斯则关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现实行为准则，而文化价值与社会活动之間经常存在着巨大矛盾。当然，墨菲的解读也有可能掩盖调查者受其学术倾向支配有意无意的机会主义动机造成对田野工作结论先入为主的预设。

世界银行的大规模访问与墨菲对田野工作复杂性的揭示对于我国农村经济金融调查活动的提示似乎在于：需要设计针对不同地区的调查项目和选择不同视角，基于不同理论逻辑并结合农村金融体制演进特点做出比较、判断，才有可能发现贫困农村地区金融抑制内在的文化、体制和经济诱因。目前国内涌现出的大量农村金融调查工作形式多元，主要有以下：第一，由研究机构或者相关学者委托在读学生利用返乡机会搜取资料；第二，由金融宏观管理机构委托基层金融机构、商业银行网点收集调查问卷；第三，由承担农村金融研究项目人员深入农户家庭调研和现场填写调查问卷。毋庸讳言，与第二种方式比较笔者有充分理由宁可信赖第三种方式所取得数据材料的真实性。对于第一种方式，由于并未进入现场，研究者对相关数据以及事实材料的分析结论仍有可能出现偏误，因为受访者在现场的许多“隐喻”无法提供给研究者，研究者由于不具备现场体验而很难舍弃或许是悖谬的先入之见，也有可能容易相信牵强附会的道听途说。由于仅有少数研究项目承担者从事现场调研活动难以满足统计处理对数据规模的要求，我们选择课题组成员与在读学生形成组合方式展开对我国西部贫困农村地区的人户调研工作，围绕贫困农村经济机会、正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关系型融资效果和信贷配给等问题设计调查方案。本文主要揭示对调研数据做描述性统计分析反映出的经济因果关系（模型分析则见作者另文）。

二、调查方法与样本分布

（一）调查方法、范围与调研内容

此次调查以简单抽样入户调查为主，辅以与当地政府、金融机构和乡镇、村干部座谈，在青海乐都县雨润镇调研期間还与全国第一家农村资金互助社兴乐资金互助社管理层和雨润镇政府联合召开了“中国农村民間合作金融发展研讨会”。调查以课题组师生入户与农牧民面对面访谈并现场填写调查问卷形式进行。课题组入户家访调研地区均选择在国家确定的贫困县（区）农村，包括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安康市汉滨区，青海省海东区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简称民和县）、乐都县，西宁市湟中县。调研地域分布在陕西渭北干旱丘陵和浅山地带，陕南安康和青海海东区、西宁市的山区、半山区，所到乡村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比较艰苦。

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家庭基本情况、金融服务、家庭收支与储蓄信贷、投资与生产、家庭收入预期与公共设施集资、政策评价与期望、对新金融机构的了解与评价。考虑到调查农户中仅有部分发生信贷活动，如果局限于他们的情况了解农户投资意愿会失于片面，笔者参考国内学者已有调查方案增加了如下预设情景：“如果您有额外的1万元人民币，将如何处理这笔钱？”在陕西铜川市、安康市、青海海东区与西宁市的调查事项分别有27、33和51个子项。对于赴青海调查问卷表中的具体子项目根据前期在陕西入户调查情况作适当修正，如增加对家庭农作物、养殖业等实物产量的数据收集，返程后根据当年价格估算其货币收入量，以校正部分农户有意压低家庭收入造成的数据失真。在青海的调查比在铜川、安康分别增加24和18个子项目，但由于在青海收集问卷规模也较为可观，对新增加子项目即使单独研究也满足统计分析需要，能够体现出对西部贫困农村地区所具有的代表性。由于针对的问题不同，相关事项的有效问卷数量不同，涉及的样本规模有所变化。

（二）调查样本分布

课题组2007年8月中旬赴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演池、下高埝等4个乡镇8个行政村入户调研，收集农户经济与金融信贷状况问卷表350份，其中有效问卷218份；2008年5月上中旬赴陕南安康市汉滨区的县和乡、关庙镇、花园乡、吉河镇4个乡镇8个行政村入户调研，收集问卷表135份，其中有效问卷120份。在铜川、安康调研期間与当地人民银行中心支行、银监分局、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地方信用办、农业（牧）局、中小企业局以及主管副市长座谈交流。2008年7月中下旬赴青海民和、乐都、湟中农牧区调研，先后与民和县扶贫办、民和县大庄乡政府、乐都县雨润镇政府、农行民和县支行、民和县古鄯镇信用社、乐都县雨润镇兴乐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少数民族村级干部座谈，选择民和、乐都、湟中三县的大庄乡、哈家圈乡、马场垣乡、雨润镇、上五庄镇、李家山镇和甘河滩镇的14个行政村入户调研，收集问卷850多份，其中有效问卷800份。调研活动先后走访近1500户农村家庭，收集入户调查问卷1300多份，其中有效问卷1138份，形成5万余字访谈讨论记录材料。在青海的入户家访对象包括回族、蒙古族、藏族、土族等少数民族家庭。经过2007-2008年在陕西、青海两省组织实施三次较大规模的入户调查和机构访谈，课题组初步掌握了西部农村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的第一手资料。

三、农户家庭基本情况

（一）家庭基本经济条件

根据青海和陕西1138户农户数据观察，调查地区目前属于典型的小型家庭农场耕作方式，经营农地与兼业城市务工构成农户主要收入来源。据我们现场了解，一定规模农户具有强烈的“弃农从工”、“离乡进城”倾向，他们有些已经达到了做此选择的“终点”。表1是对农户家庭基本情况的总结。

（二）农户年龄分布与受教育程度

所调查农户家庭年龄结构中16岁以下占21%，16-30岁占26%，31-45岁占25%，46-65岁占20%，65岁以上占8%。16-65岁累计占71%，说明农户年龄分布比较均匀，主要集中在65岁以下，但是目前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农户文化水平主要在初中、小学及以下，占总调查人数的86.6%，高中、大专及以上水平人数很少，占13.4%，农户文化水平偏低。户主平均年龄为46.9岁，户主文化程度也主要集中在初中、小学及以下。户主性别构成中91%户主为男性，9%户主为女性。

（三）农户经济状况

农村家庭中户主技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家庭收入来源特征。根据对所调查农户户主技能收集到的信息，户主以从事种植、工匠和养殖业为主要收入来源（图1）。农户家庭经济决策方式中37%家庭是户主夫妇议定，37%家庭是户主独立决策，22%家庭是户主召集家庭成员议定，4%家庭是户主隔代议定。在被调查农户中，家庭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外出务工、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2006年人均年收入为1985.13元，人均年支出2290.48元，2007年人均年收入为2157.47元，人均年支出3106.18元；债务占年收入平均比例为23.13%。2006年平均储蓄余额为8890.61元，2007年平均储蓄余额为12072.82元。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全国2006年农村平均每人年收入5052.08元，平均每人年支出4485.44元；2007年全国农村平均每人年收入5791.12元，平均每人年支出5137.68元。

所调查西部样本农村家庭基本特征如下：

第一，西部贫困地区农户家庭劳动力负担重，耕地面积少。样本农户的平均家庭人口数（4.8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03），户均劳动力数（2.7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84），劳动力人口负担系数（1.7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2）。户均经营土地（5.98亩）低于全国（6.61亩）；第二，农村年龄结构开始进入老龄化；第三，农户劳动力文化程度低。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和技能使农户倾向固守传统的农业技术。农户家庭经营中传统农业仍占主导地位。调查农户大部分户主只掌握种植技能，掌握非农生产技能的农户占比为36.44%。家庭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外出务工和传统种植业，表明西部地区农村第二、三产业发展缓慢；第四，农户收入水平低，经济基础薄弱。所调查西部地区农民人均年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四、农户贷款用途与创业意愿

为了分析农户对信贷资金的需求、分配使用及其对创业期望，在调查问卷中设计相关项目了解农户金融需求特征、贷款用途和创业意愿等隐含信息。调查结果可以帮助思考如下问题：西部农村地区究竟存在信贷有效需求不足还是供给不足？

（一）农户金融需求特征

农户贷款需求高，贷款主要来源于农村信用社。所调查1138户中76%有贷款需求，表明农户有强烈的贷款意愿。农民对农村信用社比较了解，知道可以入股信用社的比例达到76%，有62%的农户会选择入股信用社。结合与农户交流座谈资料分析，农户入股信用社大多不是为了成为股东参与农村信用社管理和经营决策，获取贷款便利是农户入股信用社的原初动机。

（二）农户贷款用途与投资理财结构

1 农户潜在贷款用途

农户贷款需求呈现出市场化和多样化趋势。对800户青海农户和120户陕南安康农户潜在的贷款需求分别统计，发现青海农户在购买化肥、养殖业方面有很高贷款需求，其次是子女教育、建房置业和商业运营，农户贷款需求集中于生产需求。陕南安康的贷款需求则主要集中于建房置业等消费需求。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户贷款需求除常规的农业生产性信贷以外消费信贷需求将有一定增长，预期商业信贷和人力资本培养产生的信贷需求将有所发展。

2 农户实际贷款用途

分别对青海和陕南安康农户贷款用途进行统计（见图2），显示青海农户贷款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其次是子女教育、健康医疗等，陕南安康农户贷款主要用于建房置业，其次是农业生产和子女教育，结果与潜在贷款需求一致。陕南与青海农户贷款用途的差异主要与两个地区农民人均收入差异有关，也有可能与当地生活习惯、人文风俗有一定联系，且不排除青海农业金融机构对农户消费性信贷的严厉信贷约束。

3 农户投资理财结构

问卷中设计了如下问题：“如果您有额外的1万元人民币，将如何处理这笔钱？”（结果见图3）。青海农户首先选择用于养殖类生产性投资，其次是子女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和建房消费。安康农户则选择主要用于建房消费性投资，其次为子女教育和养殖（生产性投资）。这与前述农户贷款需求分析基本一致，也表明农户贷款需求与其投资意愿一致。参照图示发现，青海农户更愿意将闲置资金存入银行，安康农户更倾向选择在信用社存款。农户极少选择将额外资金投资股票、债券或保险，说明其金融需求主要局限于存贷款服务，对其他金融产品需求不足，且不存在地区差异。

（三）农户创业意愿及制约因素

问卷设计了如下问题：“如果有人向你推荐一个创业项目，你觉得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49%的样本农户首先考虑资金来源和规模，18%农户考虑自己是否具备经商能力，17%农户首先考虑有无可能亏损。对“目前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是什么？”，绝大多数农户选择“资金缺乏”，其次是“缺乏技术和信息”。农户创业抱负不能实现的原因主要是资金短缺。存在资金缺口情况下35%农户期望取得信用社或农行贷款，32%农户倾向亲友借款，29%农户选择放弃项目，避免背负债务。农户商业性贷款优先考虑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其次是亲友借款。亲友借款以小额度为主，其借贷范围和实际发生概率受到很大制约。

五、机构贷放行为与农户融资偏好

（一）农户贷款与期望贷款利率的关系

青海地区样本农户的平均期望利率为5.9%（期望利率分布见图4），期望利率在5%以下的占总调查户数的49.4%，期望利率为6%-10%的占44.2%，期望利率在10%以上占6.4%。比较2006-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在5%-10%之間，略高于大部分农户期望利率（按照简单算术平均，期望基准利率为7.5%，但实际执行上浮利率期望值更高）。我们较为关注农户期望贷款利率与农户贷款行为之間的联系（问卷分析结果见表2）。在青海省，2006年期望贷款利率高于当年银行平均贷款利率有288户，其中申请贷款的户数占25.7%，获批户数占25.3%，占申请户数98.6%；期望贷款利率低于当年平均贷款利率有306户，其中申请贷款户数占20.6%，获批户数占16.0%，占申请户数的77.8%。2007年期望贷款利率高于当年银行平均贷款利率有284户，其中申请贷款户数占30.6%，获批户数占30.0%，占申请户数97.7%；期望贷款利率低于当年银行平均贷款利率有309户，其中申请贷款户数占26.9%，获批户数占23.6%，占申请户数87.8%。2008年期望贷款利率高于当年银行平均贷款利率有284户，其中申请贷款农户占24.3%，获批户数占22.9%，占申请户数的94.2%；期望贷款利率低于当年银行平均贷款利率有309户，其中申请贷款农户占31.4%，获批户数占24.6%，占申请户数的78.3%。

农户申请贷款与期望贷款利率存在如下关系：农户期望利率越高，提出贷款申请概率越高，获批几率也更高；相反，农户期望利率越低，贷款申请意愿较低，获批的几率也较低。即农户贷款需求、贷款成功率均与农户期望利率呈正向变化。

试做以下分析：第一，期望利率既反映农户支付利息意愿，也潜在地揭示其还本付息能力和信用状况；第二，期望利率反映农户对当地民間借贷和正规金融的了解程度。大多情况下具有商业性质（不包括亲友間借贷）的民間借贷利率高于正规金融借贷利率。期望利率较高的农户还本付息能力较强，信用状况较好，农户对当地民間借贷和正规金融了解程度较高；第三，从金融机构角度分析，因为2003年国家选择在西部陕西、青海、内蒙、四川等省（区）实施农村金融改革以后放宽利率上限，农村信用社运用利率工具进行信贷配给；第四，部分金融机构通过增加隐含借贷成本排除那些负担借贷成本能力较低农户的贷款要求。

（二）金融机构对农户提供贷款服务分析

1 金融机构对农户提供贷款服务的广度

从农户贷款面分析金融体系服务农户的广度。不同地区贷款投放情况不同，湟中县贷款面最大为45.6%，最小为乐都县贷款面27.8%，相关数据远低于东部较发达地区农村贷款广度。合理的解释是：第一，西部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落后，贷款主要集中在生活消费和农业生产类贷款需求，需求层次低；第二，西部农村金融机构长期负债经营，尽管对农村金融机构改革转制，经营状况仍不乐观，不良贷款占比较高，从而影响西部农村贷款的广度。

各调查地区贷款均有逐年递增趋势，但在2008年有所下降（见图5）。原因有：第一，2008年在陕西、青海开展调查的时間分别是5月上旬和7月中旬，所以对2008年全年的贷款发放数据统计不齐全；第二，2008年农村贷款投放受到一定程度限制，也与宏观金融管理部门对金融机构体系恢复实施贷款规模控制有关（依据在安康市的调研）。

2 金融机构对农户提供贷款服务的深度

铜川市耀州区和安康市汉滨区338户农户中发生贷款户数总计142户，占总调查户数的41.9%。其中，2004年发生贷款34户，占总调查户数的10.0%，其中贷款额度在3000元以下的农户占总贷款户数的8.8%，3000-10000元的占44.1%，10000元以上的占41.2%；2005年发生贷款49户，占总调查户数的14.5%，其中贷款额度在3000元以下的农户占总贷款户数的34.7%，3000-10000元的占44.9%，10000元以上的占20.4%；2006年发生贷款22户，占总调查户数的21.2%，其中贷款额度在3000元以下的农户占总贷款户数的30.6%，3000-10000元的占45.8%，10000元以上的占23.6%。

青海省调查样本涉及800家农户，2006年发生贷款163户，其中贷款在3000元以下的农户所占比例为65.0%，3000-10000元的占26.4%，10000元以上的占8.6%；2007年发生贷款196户，其中贷款在3000元以下的农户所占比例为71.9%，3000-10000元的占17.3%，10000元以上的占10.7%；2008年发生贷款192户，其中贷款在3000元以下的农户所占比例为75.0%，3000-10000元的占17.2%，10000元以上的占7.8%。

铜川市和安康市农户贷款发生率、各层次额度的贷款均呈现逐年增加趋势，但主要以小额贷款为主，贷款额度集中在3000-10000元之間。青海省2007年农户贷款发生率、小额贷款发生率（3000元以下）和大额贷款发生率（10000元以上）较2006年较明显增长，但2008年较2007变动幅度不大，并且2008年10000元以上贷款的发生率为7.8%，明显低于2007年的10.7%，反映出2008年农村贷款投放受到抑制。尽管央行近年每当紧缩银根时强调不减少甚至增加农业信贷，但在实际中对农村的信贷投放仍然受到影响。问题在于：每当信贷收缩时对于农户分散化、高成本的贷款投向必然成为商业银行收缩贷款的“优先”选项。

（三）农户融资偏好影响因素

1 农户融资偏好

对农户融资渠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正规金融贷款，包括向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一类是民間借贷，包括向亲友借款、民間有息借贷等。融资偏好和实际的融资秩序（融资啄序）可能存在差异，因为前者是意愿融资秩序，在外部约束下意愿融资秩序和实际融资秩序并非一致。

基于上述，我们选取青海省800户农户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问卷了解农户以下信息：第一，按照意愿取得贷款的机构（泛指贷款方）偏向（称作意愿贷款机构）；第二，实际取得贷款的机构来源。结果发现有60.4%农户偏向亲友无息贷款，29.7%农户偏向从金融机构申请贷款，9.9%农户选择民間有息借贷。被调查农户中大多农户倾向于向亲友借款即所谓的“关系融资”。

2 影响农户融资偏好的因素

由以上调查结果得到农户选择融资对象的次序。那么影响农户选择融资对象的因素是什么？为此在问卷中设计了如下问题：“您在贷款时最看重的因素是什么？”其中有39%的农户更为关注贷款能否成功，30%的农户关注利率高低，12%的农户更在意还款期限，11%的农户看重实际可贷款额度。说明农户在选择贷款金融机构时首先考虑的因素是贷款的可得性。

值得注意的是，贷款的便利性及可得性在农户贷款和选择金融服务机构时是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在所调查地区，一些乡镇长期没有正规金融机构网点，农户只有到较远的其他乡镇金融机构网点办理存贷款，增加了交通、时間和其他間接成本，实际上使农户往往望而却步，放弃贷款请求。

六、农村非正规与正规金融特征

民間借贷兼有经济和社会蕴含双重属性使之即使在传统计划经济中也生长依旧，步入当代波澜壮阔的改革洪流更如“鱼翔浅底”而再获新生。改革以来民間借贷对东南沿海乡镇集体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西部贫困农村地区民間资本积累有限，民間“草根”金融也局限于经济发展水平而创新不足，但即便如此，农村民間借贷由于正规金融供给严重不足和自身特点也赢得发展空間。

（一）非正规农村金融经营特征

1 民間借贷因其易得性和便利性在农村有潜在市场需求

为了解农户倾向于选择民間贷借贷的原因，我们在问卷中列举出一些可能选项（图6）。在青海所调查800农户中填写该项目的农户有567户，其中49%农户选择民間贷款是因为无利息，21%的农户认为其还款期限灵活，18%的农户认为其方便快捷。可见低成本是农户选择民間贷款的首要考虑因素。但民間无息借款仅存在于向亲友借款，其额度与用途存在很大局限性，估计按照借贷总规模衡量的大部分民間借贷收取利息不菲，如果超出亲友范围，民間借贷发生的主要诱因是贷款的可得性与便利性。

2 人际关系是影响民間借贷利率的主要因素

为研究影响民間借款利息的因素，我们对青海省800农户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37%的农户认为熟悉程度是影响民間贷款利率的主要因素，16%的农户认为还本付息方式是影响利率的主要因素，14%的农户认为贷款期限决定贷款利率。不难看出，民間借贷利率更多地取决于关系成本即贷款人与借款人的熟识程度。合理的解释是：第一，民間贷款人评估关系型融资风险较小；第二，民間借贷利率受到信任型社会资本的影响。在熟人圈子中信任型社会资本发挥作用从而抑制利率；第三，在亲友、熟人圈子中虽然收取低利率，但在以后有可能取得其他方式回报，也有可能贷款人收取低利率是对某一事前恩惠的回报。

（二）农户对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评价

1 农户不选择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原因

农户不选择金融机构贷款的原因为：25%的农户认为不需要；24%的农户认为即使申请也批不了；13%的农户担心自己还不了；12%的农户认为贷款利率高；10%的农户因为没有抵押品或担保；9%的农户认为在正规金融机构没有熟人（图7）。联系前边有关农户贷款时看重的因素，首先考虑的因素就是能否贷到款项。说明农户普遍认为农村金融机构存在贷款难问题。如果考虑选择“申请也批不了”的农户要么是缺乏抵押、担保品，要么是在金融机构没有熟人关系，说明以下问题：就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而论，对农户的信贷约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农户缺乏抵押担保；其二，金融机构的“关系型融资”偏向。应引起注意的是，金融机构选择“关系型融资”的原因与民間借贷可能有所不同，一方面是降低金融机构风险（这与民間借贷相同），但另一方面可能存在金融寻租情况，“关系型融资”对使用放贷权寻租能够提供很好的隐蔽性。

总之，由于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管制特点——包括借贷审查与信贷可得性、借贷期限、借贷利率等，使农户在选择贷款机构时对其望而却步，正由于民間贷款的便利性和易得性，使得非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农村将长期处于正规金融机构与民間信贷共存的局面，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也是亟须从政策层面解决的问题。

2 农户对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评价

农村金融机构在我国当代农村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农村金融机构能否提供适度规模的金融服务直接关系农民的切身利益。问卷针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各项服务对农户展开调查，结果显示有56.54%农户认为申请手续较复杂，39.66%认为申请周期较长，67.17%认为选择贷款对象的标准不公正，69.58%农户认为贷款额度较小，67.63%认为贷款利率较高。这说明农村金融机构存在问题主要是申请手续复杂、选择贷款对象不够公正、贷款额度较小且利率较高。

为了深入了解农户对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潜在症结的看法，问卷设计如下问题：“您以前申请却未得到贷款，您认为原因是？”在所调查1138户农户中对该项目回馈信息有572户，其中36%农户选择“偿还能力被质疑”，34%农户选择“与信贷员不熟”，9%农户选择“以前贷款未还”。虽然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向“三农”贷款的政策，但由于农户收入水平低和违约概率高，导致一些农村金融机构即使有足够超额准备金也不愿贷给农户。调查还发现农村金融机构存在“逆向选择”问题，即贷款投放对象往往并非真正需要资金的农民，而是一些有实力的基层干部或者农村富裕的“暴发户”，原因首先在于基层干部与信贷员关系较为密切，存在各种隐蔽交易；其次是一般农户难以承受贷款所需的“关系成本”，主要包括贷款前请客送礼和贷后答谢费用，而少数“暴发户”有能力支付高昂“关系成本”，再通过资本运营获取利润，结果产生马太效应和加剧农村贫富两极分化。

据上分析可以发现：第一，经过持续的政策引导农村信用社金融服务有所改善；第二，农村金融机构传统的经营模式由于内部治理强化，但是仍普遍存在金融寻租、关系贷款情况；第三，家庭调查中当泛泛询问对金融机构服务“满意”或“不满意”时，并没有引起农户充分关切，甚至认为“事不关己”，发送信号的真实性打了折扣。一旦设计较为具体的询问事项，容易勾起他们的真切回忆和联想，从而传达出真实信息。

（三）正规金融现存问题与出路

综上所述，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存在问题主要有以下：

第一，农村金融机构可能过高估计农村金融风险，对农村蕴蓄的潜在经济机会则估计不足，发放贷款额度与农户贷款需求有较大缺口。调查结果显示有69.58%的农户认为贷款额度较小，不能满足用款需求。农村金融机构与金融监管与调控部门通过各种途径“博弈”、讨价还价抑制对农户的贷款；农业收益率较低且回报周期较长，加之农户的投资技能约束，金融机构不愿向农户提供大额贷款；第二，信贷活动中存在一定比例的人情贷款，有36.88%的农户认为存在金融“寻租”。农户贷款除支付利息外要支付“隐蔽成本”。与贷款机构人员的熟悉程度是农户能否申请到贷款的决定性因素。由此产生贷款的逆向选择，即大量贷款未能发放给急需贷款的农户；第三，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利率较高加重了农户经济负担，不利于减缓农村贫困问题。较高利率使融资成本显著提高也从而抑制农户扩大再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不利于有发展潜力、创业型的农户完成农业项目；第四，家访座谈中发现相当部分农户因为金融机构贷款申请周期长、手续繁琐而不愿申请贷款，从而失去利用农贷发展生产的机会。申请周期长或者复杂也将引起融资成本上升。

解决正规金融现存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内部管理体制，强化信贷管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农村金融机构既要防止内部监管缺损导致不良资产滋生，也要减少经营者在监管、监督收紧以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不作为和偷懒。农村金融机构应进一步精简借贷手续、缩短申请周期，减少不必要的审贷环节，增加贷款审查的透明度以符合广大农户的诉求。当然，其前提是在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条件下努力改善经营环境，建立广泛覆盖辖区农户家庭、个人的金融征信系统，阻断内部信贷经营管理者的寻租途径。

七、结论

结合实际访谈情况对本文主要结论和对一些问题的补充分析概述如下：

1 西部贫困农村地区农民收入低，经济基础薄弱，生产经营对正规信贷需求较为迫切。具体表现为劳动力负担人口系数大，劳动人口受教育水平低。农户户主代表的家庭劳动人口技能不足，农业生产的人力资本配置处于较低水平。农户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首先是资金积累不足需要借贷，其次是缺乏技术和信息以及经营与创业能力不足。农户商业性贷款倾向优先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其次是亲友借贷，原因是商业贷款规模容易满足其资金缺口。农户寻求生产性、商业性贷款时亲友借贷有限，在西部仅有民間借贷难以消除金融供给不充分。

2 陕南安康与青海农户贷款用途的差异与两地区农民人均收入差异有关，也有可能与当地生活习惯、人文风俗有一定联系。农户潜在的贷款需求用途结构与实际发生贷款用途一致，说明在西部农村金融机构面对农户借贷需求在贷款投向上可能是被动的接受者。青海金融机构扩展消费信贷的积极意义在于对农户创造收入形成激励，“负债消费”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已经被经济史所证明，从长期看改善农村地区生活条件是一种金融业的“战略投资”。陕南农村金融机构则应该考虑寻求与发现机会增加发放更多生产性贷款。

3 农户对贷款期望利率略低于央行制定基准利率，农户贷款需求、贷款成功率均与农户期望利率呈正向变化。期望利率潜在地揭示了农户还本付息能力和信用状况。一般地，期望利率较高的农户还本付息能力较强，信用状况较好。从金融机构角度分析，存在农村信用社使用利率工具进行信贷配给的机制，也有部分金融机构——或者金融从业者通过增加隐含借贷成本排除负担借贷成本能力较低农户的贷款要求，在个别调查地区这种现象较为普遍。

4 调查反映出农户创业的困难之一是利息负担重，较高贷款利率不利于减缓西部农村贫困问题。陕南、青海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执行一年贷款利率约为12%，渭北地区农户反映借贷成本除利息以外尚需要支付各种名目“人情债”。民間借贷利率也受到信任型社会资本影响，在熟人圈子中信任型社会资本发挥作用能够抑制高利率。民間借贷抬高借贷利率成本仅仅是问题一个方面，在熟人社会中也可能降低利率。贫困农村地区借贷市场总体属于典型卖方市场，商业性借贷合约中利率水平主要取决于由贷款人识别的借款人的经济禀赋和机会变量，由此导致贫困农户（以及贫困农村地区）负担较高利率。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策介入。

5 关系型融资在民間借贷与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中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在前者降低了信贷风险，在后者却成为寻求金融租金的温床。本质差异在于两种金融机构的产权属性与公司治理（或者内部产权归属与经营支配权激励兼容）不同。与正规金融关系型融资联系，农村金融存在“逆向选择”问题，即贷款投放对象向有实力的基层干部或者农村“暴发户”集中，结果产生马太效应和加剧农村贫富两极分化。

6 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有可能过高地估计农村金融风险，对农村蕴蓄的潜在经济机会估计不足，发放贷款额度与农户贷款需求有较大缺口。陕南安康市汉滨区和青海西宁市湟中县政府部门和农户普遍反映金融对养殖业支持不力。根据调查中所了解的情况，有理由怀疑在农村金融机构与金融监管与调控部门“博弈”和讨价还价中，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户、农业贷款存在统计数据系统性失实问题。

7 每当宏观调控政策紧缩时对农村信贷产生消极影响。宏观金融紧缩时农户分散化、高成本的贷款项目必然成为商业银行收缩贷款的“优先”选项。农村信贷受到宏观调控反周期政策的“负面调节”在西部农村更为严重，因为西部金融业不发达，社会资金主要局限于正规金融体系配置，正规金融更多受到宏观调控政策约束。东部地区民間金融对正规金融已经形成系统性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