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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精品(七篇)

时间:2023-09-18 17:03:19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状况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篇(1)

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增长6.5%,跟改革开放以后,从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长9.7%来比,已经向下调整了30%。照理说这个调整的幅度也不小,应该余地还是比较大,实现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可是大家为什么心里还没底。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从2010年以后,每年逐年下滑。2015年6.9%的增长速度是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而且这也是从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连续六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一般说经济下滑两年,最多三年,经济增长就会回升。但是,我们从2010年到2015年已经连续下滑了六年,今年2016年前三季度的增长速度是6.7%,比6.9%又下滑了0.2个百分点。2016年现在看来增长的速度也就是在6.7%,还是继续下滑。

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经济下滑的底部在哪里,会不会突破“十三五”规划所讲的6.5%?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为什么从2010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逐年下滑的,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一个发展中国家肯定有不少自己内部的问题,这些内部的问题包括经济体制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还相当高,国有企业表现一般,有不少人认为这是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另外,我们是一个转型中国家,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到位,固然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有很多措施还没有完全落实。既然市场没有完全发挥作用,资源配置就会有问题,也有人认为这是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最近谈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这也是切实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就要付出代价,也有人认为这是我们连续第七年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这些问题都确实存在,也影响到我们的经济绩效,但是必须在全球变革这样的背景下来看中国经济。按照汇率计算,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的计算方式,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影响世界,但同样也更重要的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也会深深影响中国。

中国经济下行更多是外部因素

在分析中国经济从2010年以后逐年下滑的时候,我们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表现怎么样。比如说在世界上跟我们同等发达国家的金砖国家相比,我国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6.9%,但是巴西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7.5%,2015年增长速度是-3.8%;俄罗斯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4.5%,2015年增长速度-3.7%,与我们一样也是在下滑,但他们的下滑幅度更大。另外一个金砖国家印度在2010年的时是10.3%,与我们的10.6%在同一个水平,2015年的时候他的增长速度7.6%,比我们的6.9%的高一点,但同样是也是下降的趋势,从10.3%降到了7.6%,态势跟我们完全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印度2012年的时候经济下滑的幅度比我们深,从2010年的10.3%降到2012年的5.1%,而我们是从10.6%降到7.7%,这有所谓触底反弹的因素存在。此外,印度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调整了国民统计的方法,这个调整让印度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一个百分点。如果把这两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印度在2015年的增长速度也是在7%以下,跟我们完全一样。

这些金砖国家不存在我国国有企业比重太高的问题,他们有的本来就是市场经济,如印度、巴西,有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进行了彻底的市场经济改革,不存在我国国内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但是他们的经济表现却与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还糟。

因此,这必然有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原因。以新加坡为例,2010年时,其经济增长速度是15.2%,2015年是2%,加速在下滑,并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深;以中国台湾为例,2010年增长速度是10.8%,2015年只有0.7%。再看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6.5%,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2.6%。这些曾经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其经济表现的趋势与我们完全一样,然而,他们并没有我们现在国内讲的这些体制机制问题。所以,综合分析下来,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在起作用。

因为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在世界经济比重还超过一半的发达国家,他们的经济还没完全复苏。发达国家在过去每年平均的增长是在3%到3.5%之间,但是到2015年的时候危机已经过了七年。欧盟在2015年的时候增长速度只有1.3%,比3%到3.5%低了两个多百分点。日本固然有安倍经济学想复苏日本经济,但是在2015 年时,其增长速度只有0.5%。在经济增长速度慢的状况下,失业率就维持在高位,家庭的收入增长就缓慢,消费增长就恢复疲软。发达国家还是世界需求的主要来源,因此整个世界需求疲软。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比较好,但2015年其经济增长速度也只有2.4%,失业率也达到跟危机之前的水平大约相当的4.9%。

在美国,一个劳动者如果失业,有一个月的时间不去找工作,就算退出劳动力市场,就不在失业统计内。因此要了解美国的就业状况,还要有另外一个指标的参考,就是劳动参与率。目前美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比危机前低3个百分点,这些人是有劳动能力的,但为什么不找工作?因为找不到工作,干脆就不去找了。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同样是处在历史高位的8%到9%之间。在这种状况下,家庭的收入增长,从各种统计指标来看,跟危机之前比较起来的话基本没分别。

这次的危机在美国爆发,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家庭负债过重。在危机发生以后,家庭为了修补平衡表,在收入不增长的情况下还要省钱还债,因此这种情况下消费就非常疲软。

发达国家的消费疲软导致整个世界需求疲软。在危机之前世界贸易的增长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两倍以上,但在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的经济增长率放缓,但是现在世界的贸易增长率比世界经济的增长率还低。这必然影响到每个像中国以及其他金砖国家曾经有着高收入、高表现,但是出口比重较高的经济体的出口。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三个组成部分当中的一项。我国从1979年到2014年,出口增长每年达到16.4%,2015年,我们的出口不仅没增长,而且还下滑了2.8%,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下滑了7.7%。这种状况当然影响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投资增长,投资增长大家知道在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每个国家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需求、创造就业、稳定经济。但是这些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项目,经过五年、六年、七年……国际经济还没复苏。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新的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项目,投资增长也必然下滑。“十一五”期间,2006年到2010年之间,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是25.5%;“十二五”期间,2011年到2015年期间,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是18.8%,下降了7个百分点,而且在“十二五”期间是越往后下降的越多。2015年,我们的投资增长只有10%,考虑到投资品的价格下滑这一因素,真实的投资增长也就12%,与整个“十二五”期间平均18.8%的水平来说,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种状况下,经济增长必然受到影响。

拉动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增长,我们国内的消费增长状况比较好,是因为我们的就业状况好,家庭收入增长的状况也比较好。以去年为例,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6.9%,家庭收入的增长是7.5%,高了0.6个百分点。在这种状况下,消费增长维持在8%左右,这也就让我们的经济增长去年还能够达到6.9%,其他国家他出口下滑、投资下滑的情形跟我们一样,但收入增长比我们差,消费下滑的幅度比我们大,所以他们的经济表现就比我们差很多。

从这些因素来讲,六年的经济持续下滑,以及到今年经济还从6.9%降到6.7%,有相当大的因素是这些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特朗普上台,想学中国经验

展望中国未来的发展,要看发达国家经济会不会复苏,也要看我们国内经济增长的动力到底怎么样。从外部来看,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到一个长期停滞状态。一个国家要是发生金融经济危机,那么一定是有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因此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才能完全复苏。发达国家从2008年危机到现在,有七年多的时间,每年都在谈结构性改革,但结构性改革一直落实不下去,这里要明白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内容是什么,是要减少福利,要金融去杠杆,是要政府减少财政赤字。减少福利就是要减少消费,减少金融机构的杠杆就是减少金融企业支持家庭的投资和消费,如果杠杆减少,投资和消费就会下降。政府的财政赤字,这是用来支持投资消费的,财政赤字减少,投资消费也会减少。如果发达国家要推行结构性改革,那他必然要减少投资、减少消费,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往下走。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已经非常低了,如果把经济增长率再往下调,失业率必然增加,这种状况下就很难推行结构性改革。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到现在已经25年的时间过去了,其结构性改革一直落实不下去的原因。安倍上台以后提出安倍经济学,想振兴日本经济。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第一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日本的汇率,第二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国内的需求,第三是进行结构性改革。安倍上台已经三年了,前面两只箭都出去了,第三支箭还射不出去。由此来看,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像日本那样长期的经济增长疲软。

现在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想学习中国经验,他提的是美国的伟大复兴,想用基础设施来启动国内的需求。那么即使他有这些政策,让美国的经济可能会好一点,但是美国经济只要稍微好一点,就要加息,加息以后可能就导致其他国家金融经济上面出现很大的波动与压力。

中国产业升级空间巨大

总体来讲,未来几年外部环境会相当不好。在这种状况下要谈中国的经济增长,要看中国内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不是足够。从内部的增长来讲,在几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中都提到的,要适度扩大总需求。但是国内跟国外比较起来的话,是在扩大总需求的时候,结合着国内的结构性改革,现在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同时谈要全面深化改革。在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有五大内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我们完全可以在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的时候,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内容当中的补短板结合在一起。而且只要从补短板结合在一起往前推进,那么也会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的条件。

首先,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有两部分,一个是消费需求,一个是投资需求。如果把投资需求跟补短板结合在一起,中国经济还存在着许多难题。在产业上还不少过剩,过剩的钢筋水泥、平板玻璃,都在中低端行业,还可以进行产业升级,而且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

2015年,我们从国外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就达到1.2万亿美元,这1.2万亿美元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它的质量必然比我们国内高,我们才会进口,或者是我们国内不能生产的才会进口。我们可以在这些产业上面去产业升级,要产业升级就要投资。

关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年确实做了不少,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起来,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比较好,但是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国内的基础设施还有非常多的缺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投资方向。比如大城市内部交通非常拥挤,代表交通当中的地下交通还是严重不足。几场大雨,全国有1000多个城市被水淹,代表我们地下管网不足。

这些年经济发展快,但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严重,例如北京的雾霾,要推行绿色发展,也同样是要投资的。

此外,我们当前还处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我国现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56%,发达国家他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80%,农民要进城就必须提供公共服务,这些也是要投资的。

以上这些投资,不管从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来讲都非常高。这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跟外国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最大的不同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疲软的时候也应该去搞投资,但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在全世界最前沿,当有产能过剩的时候很难找到投资机会,即使有3D打印、电动汽车,一两项投资也不足以拉动整个经济,但中国可以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外国的基础设施普遍都有了,无非就是老旧一点,老旧基础设施的投资是挖个洞补个洞,效率不高。发达国家环境普遍好,发达国家的城镇化也完成了,所以发达国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相反,我们还有很多好的投资地方。

投资需要钱,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是相对具有优势。当前,我国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其中17%是中央,40%是地方。发达国家或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他们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普遍超过100%,这代表我们财政政策可利用的空间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可以用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撬动投资。此外,我们的民间储蓄还占到国内生产总值将近50%,这在全世界是属于最高的国家之一。所以可以用政府的钱撬动民间的钱投资。我国有3万亿多一点的外汇储备,在全世界最多,把这些有利的资源用起来,可以保持适当的投资增长率,这一点是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

综合来说,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相信我们可以保持一个合适的投资增长率,有了投资增长率就会创造就业,就业就会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就业好,家庭收入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有了比较快的收入增长就会支撑消费增长。如果投资和消费都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相信未来可以达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平均每年6.5%以上的增长。

从补短板的投资作为切入点,也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为补短板的投资就要钢筋、水泥、平板玻璃……我们现在产能过剩主要就是那几个部分,投资增加了、需求增加了,过剩的产能就减少了,要去产能就容易了。

从去杠杆的角度来看,现在杠杆率最高的也就是在产能过剩严重的地方,如果需求增加了,价格就会上升,企业经营状况就会好,企业赚了钱就会还钱,杠杆率就会下降。所以去杠杆的任务也就比较容易完成。再者就是库存,库存主要是去房地产库存。房地产需求很大的程度决定了家庭对未来就业跟收入增长,如果就业跟收入增长好,对房地产的需求就多,这种状况下库存就会减少。所以,可以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前提下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会提高。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篇(2)

一、用世界的眼光审视对外报道题材

对外报道是面对世界的,不言而喻,对外报道的题材的选择,理所当然也要从世界的角度出发去思考,要从关注国际风云人手,跟踪国际热点、难点问题。从国际范围看,“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当今世界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世界形势继续趋于缓和,进入新的世纪,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国家,都在抓住世界局势缓和这一难得的机遇努力发展壮大自己,以经济为中心,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已在各大国之间激烈展开,都在抢占制高点,争取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处于有利地位。

但是在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存在,以军事上的新干涉主义,经济上的新殖民主义为标志有了新的发展,我国与西方大国合作与竞争,矛盾与摩擦,特别是与国际的斗争将继续存在。面对如此的世界格局,我们观察、分析判断问题必须立足全国、放眼世界,决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要把我们所熟知的国内情况,放在国际普遍关注的大背景下去考虑,找到国内情况与国际形势的最佳结合点,这样才能使对外报道更加有接近性,更具有世界意义。

从现今我们的对外报道看,有些报道之所以有效性差、影响力弱,排除其它因素之外,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对外报道题材的选择上缺乏世界意识,国际形势与国内情况之间缺乏粘合度,其结果往往内热外冷,吸引不了海外受众的注意力。

二、从各国共同利益和民族差异性上思考

世界各国在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以及风情民俗等诸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性。即便是在一国之内,也存在多个民族,各个民族在伦理道德、文化心理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大差别。尽管如此,人类社会也有不受同度、地域、民族、宗教、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限制的一些共同利益和兴趣。

对外报道从这些共同利益和兴趣上做文章,就可以找到与海外受众交流的共同话题和最佳的沟通管道。在交流与沟通中,促进融合,达成共识。当今世界,人类共同的利益和共同关注的话题是多方面的。

例如,“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期待的目光

注视着人类这一共同的良好前景实现,而且都在以自己的行动,推动这一世界性的潮流向前发展。对此,我们可选择我国致力于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事实,向世界人民报道中国在推动和平发展中所作的努力。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状况如何,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息息相关,中国的繁荣稳定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又如,“环境保护”和打击恐怖主义等问题,是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环境的恶化,已经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环境保护状况如何,是海外受众颇为关注的问题,近几年来,我们向海外听众报道了中国政府在环境保护工作中所作的努力,如《中华鲟千里回家乡》、《神农架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家住长江故道边》等等。这些报道都是海外感兴趣的问题。虽然这些报道只是反映中国的一个地方的事情,但是,海外人士恰恰就是通过一个具体的地方来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

三、把握报道中国社会现实的重点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篇(3)

关键词 人类健康;风险;指标体系;评估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3-0055-05

《全球21世纪议程》指出:“如果没有健康的人,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发展。然而大多数发展活动会影响环境,从而通常会引起或加剧健康问题。与此同时,如果缺少发展,也会对许多人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1]。这段话高度概括了人类健康与发展的彼此联结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联合国千年计划》提出在2015年之前急需解决的八条发展目标[2],其中完全关于健康的有三条(减少儿童死亡率、改善孕妇卫生条件、战胜艾滋病、疟疾等其他疾病),与健康部分或间接相关的有两条(根除极度贫困和饥饿、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这说明人类健康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急需解决的头等问题,人类健康风险已经成为影响世界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1 人类健康风险的解析

《世界卫生报告2002》中指出了人类健康面临的十大危险[3]:体重过轻、不安全的、高血压、烟草制品消费、酒精消费、不安全饮用水、不良卫生设施与卫生状况、铁质不足、使用固体燃料排放的室内烟尘、胆固醇过高、身体肥胖。每年全球5 600万死亡人口中,超过1/3是被以上十种危险夺去宝贵生命的。通过分析,我们认为人类健康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1 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环境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多种疾病都是由环境变化引起的。室内环境是与人们生活最密切的空间。目前世界上有超过30亿人仍然使用固体能源(包括木头、动物粪便、农作物秸秆等生物质能源和煤炭),使用固体能源的传统炉灶会导致室内空气高度污染[2]。《世界卫生报告2002》指出,世界上2.7%的疾病,是由室内空气污染引起的[3]。

室外环境污染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是深远的。比如温室气体的排放使得气候变暖,引起的全球气候格局的变化,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许多传染病的传播过程。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称[4]:全球变暖是影响人体健康的主要因素,贫困国家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人群中,约有1/5是因气候变化和污染等环境因素导致的,有数百万人因此而失去生命。在由气候变化产生的健康效应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传染病传播的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将直接或间接影响许多传染病(尤其是虫媒传染病譬如疟疾、血吸虫病、病毒性脑炎和登革热等)的传播过程。全球趋暖还将使海平面和海表面温度上升,从而增加经水传播疾病的发病率。再者,全球性的环境污染造成地球化学状况的变化,空气被各种有害物质污染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们的健康,空气污染已成为肺心病、冠心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以及癌症的重要致病因素。另一方面工业废水、生活垃圾的大量排放,引起饮用水的污染,同时污染的水源还通过污染食物,尤其是农产品,从而使人体致病。

1.2 食物安全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目前世界上有超过8亿的人口由于食物不足而不能满足身体必需的能量需要。对于儿童来说,营养不良将直接影响他们的身体发育,甚至威胁到生命。发展中国家中5岁以下儿童中超过1/4患有营养不良症。营养不良与贫困是一对共生体,营养不良主要出现在经济落后的亚洲和非洲地区。[2]根据联合国的统计,2002年发展中国家有饥饿人口8亿1 500万,比1990年少了9百万。但在情况最严重的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饥饿人口又增加了数千万。人口增长和农业生产力低下是造成这一地区食物短缺的主要原因。[4]另外,水是生命之源,是否能够获得安全的饮用水,也是影响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世界上仍然有11亿人(占全球人口的17%)不能获得安全饮用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情况更为严重,导致每年有180万人死于腹泻疾病[2]。水是生命之源。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生命之水――国际行动十年”发起致词中说:生活用水是有关人类发展和人类尊严的非常急迫的事情,世界的水资源是人类生存的生命线,事关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

1.3 疾病流行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各种疾病,尤其是传染病的蔓延,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从25年前第一次被发现至今,艾滋病已经成为造成人类死亡的第四大杀手。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经有超过2 000万人死于艾滋病。到2004年底,全世界感染艾滋病的约有3 900万人。疟疾大约每年夺去100万人的生命,有研究表明,疟疾的发生已经造成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每年降低1.3个百分点。曾经一度被人类战胜的肺结核,由于抗药性和艾滋病造成的人体免疫力缺失,又开始死灰复燃。另一方面疾病的传播渠道难以控制,不良生活习惯、不安全、缺少清洁的卫生设施等造成疾病迅速蔓延,难以有效控制。一些主要疾病,比如腹泻、血吸虫病和沙眼等可以通过粪便污染进行传播。目前世界上大约有26亿人(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一半,世界人口的42%)没有清洁厕所和其他的卫生设施,从而更加剧了传染病的传播。[2]

1.4 医疗保障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医疗保障是保障人类健康的最后一道屏障。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世界各国的医疗状况存在很大差距。世界平均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为10%,绝大多数国家都低于这一水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比如,美国这一比例高达14.6%,利比里亚仅为2.1%。人均卫生费用世界平均水平为524美元,低收入国家仅为29.4美元,高收入国家却高达3 039.3美元。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卫生费用和卫生费用占GDP的比值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医疗卫生资源来看,世界平均每一千人拥有1.5个医生,而高收入国家为3.8个,低收入国家仅为0.4个。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大都有比较成熟的医疗保险体系,使得对人类健康风险的承受能力更强。

2 人类健康风险指标体系的建立

为了对全球人类健康风险状况有一个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在对人类健康风险进行解析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一套指标体系,对全球的人类健康状况进行评估。测度指标的选择是评价人类健康风险的前提。在选择指标时,要遵循以下原则:

(1)全面性和综合性。人类健康风险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因此我们选择的指标要能够体现人类健康风险的主要方面,要遴选能够反映人类健康风险的关键指标、敏感指标;

(2)国际可比性。进行人类健康风险评价,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通过评价进行国际间的比较,因此应尽量选择国际通用的指标,保持比较统一的统计口径;

(3)独立性。可以反映人类健康风险的指标有很多,但部分指标彼此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会出现重复现象,因此我们需要通过独立性检验,通过剔除、合并等方法保证所选指标的独立性;

(4)量化原则。建立指标体系的目的是为了能够通过计算获得一个量化的评价结果,因此在选择指标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可以从国际权威数据库以及国际重要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中获得数据的指标。

(5)简明实用。在建立指标体系过程中,所选择的指标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否则会使指标体系十分繁杂,不便操作,甚至操作失灵。因此,合理、正确地选择影响人类健康风险的核心要素,选择有代表性、可比性、独立性、信息量大的指标是构建高效、系统的指标体系的关键;

根据以上原则,我们最终设计了包括最终总体层、系统层、状态层、要素层四个层次的衡量全球人类健康风险的指标体系(见表1)。

为了保证综合评价的客观性,各指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5》(WDI 2005)[5],世界卫生组织的《World Health Report 2004》(WHR 2004)[6]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银行(WB)与世界资源研究所(WRI)联合的《World Resources 2005》(WR 2005)[7]。

3 人类健康风险综合评价方法

3.1 评估样本的选取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操作简便易行,同时保证比较全面客观的反映全球人类健康风险状况,我们选择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评价。国家的人口总量是我们的主要选择依据。我们首先选取人口总量在世界上排名前60表1 人类健康风险指标体系

位的国家,然后综合考虑国土面积、人均GNI(国民总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等因素,同时考虑样本国家在全球各大洲的分布情况,在数据搜集过程中,再剔除数据缺失较多的国家,最终选定40个国家。从地理分布状况来看,全球各大洲都有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入选,其中亚洲11个,欧洲11个,南美洲5个,非洲9个,大洋洲1个,北美洲3个。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这40个国家中,人均GDP(PPP美元)最高的是美国的37 750美元,最低的是坦桑尼亚的620美元。0~5 000美元之间有13个国家,5 000~10 000美元之间有12个国家,10 000~20 000美元之间有5个国家,20 000~40 000美元之间有10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口总量占到世界的80.6%,国土面积占到世界的70.4%,各大洲的分布情况如下:亚洲:11,欧洲:11,南美洲:5,非洲:9,大洋洲:1,北美洲:3,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3.2 指标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指标值的计量单位各不相同,为了进行综合评价,需要对指标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考虑各种无量纲化方法的优缺点和适用条件,我们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对数据的标准化方法[8]:设指标的原始数据为xi,处理后的标准值为yi,根据指标属性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转化公式:

3.3 指标合成

各种影响因素对人类健康风险的作用机理是非常复杂的。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影响人类健康风险的各种因素的重要性肯定是有差异的,但从全球来看,同一种因素在不同国家中的重要性也是有所差异的,因此我们很难客观地确定各个因素的重要性。权衡各种指标合成方法的优劣,我们认为采用等权处理能相对更好的反映全球的人类健康风险状况。所以在综合评价时各层指标的合成我们均采用等权处理,即取简单算术平均值,逐层合并,最终得到各国的人类健康风险指数。

4 人类健康风险评估的结果与分析

按照上述方法,我们对40个样本国家的人类健康风险定量评估结果如表2所示,指数越大表示风险越高,指数越小表示风险越低。

通过聚类分析我们将这40个国家按照人类健康风险指数分成四类(见表3)。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总体来看,发达国家人类健康风险相对较低,发展中国家人类健康风险较高,人类健康风险与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存在着密切关系。人类健康风险较高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亚洲和非洲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国家室内空气污染严重,食物不足,缺乏必需的安全饮用水,多种传染病流行,而且由于经济落后,卫生投入严重不足,更加剧了人类健康风险;在经济发达地区,人类健康风险相对较小,主要是由于工业化,造成室外污染比较严重,但这些国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加大了环境治理和产业改造的力度,在这一过程中,很多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了欠发达国家,虽然对于改善欠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却又加大了这些地区的人类健康风险,实现了人类健康风险的转嫁。各国的发展走入了一个怪圈,经济越发展,人类健康风险相对越小,而经济落后,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改善人类健康状况,从而使人类健康状况更加恶化,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形成恶性循环。

通过分析人类健康风险和人均GNI(国民总收入)的关系(见图1),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健康风险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国人类健康风险的高低;同样,人类健康状况的好坏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是改善人类健康状况的基础,人类的健康可以促进经表

2 人类健康风险评估结果

Tab.3 Clustering result of human health risk

项目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国家数目1111711国 家埃塞俄比亚孟加拉国、喀麦隆、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坦桑尼亚、泰国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埃及、伊朗、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波兰、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乌克兰、委内瑞拉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俄罗斯、西班牙、英国、美国人类健康风险0.8230.5780.3270.187环境污染风险0.5850.6370.3510.368食物安全风险0.9480.3680.1010.009疾病流行风险0.7660.4890.2220.060医疗保障风险0.9950.8190.6350.309特 征环境污染风险次高,其余风险都是最高环境污染风险最高,其余风险次高环境污染风险最低,其余风险均次低环境污染风险次低,其余风险均最低

济的发展。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人均GNI低于1 000美元的国家,人类健康风险都较高(0.5以上);人均GNI大于3 000美元,人类健康风险都较低(0.35以下);人均GNI 处于1 000~3 000美元时,人类健康风险波动较大,中国正处在这一区间,对比发现,在同等经济发展水平下,中国的人类健康风险相对较高。人均GNI低于1 000美元时,国家的财力还不允许大幅度改善人类健康状况,因此,人均GNI1 000~3 000美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样也是一个国家改善人类健康状况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国家很容易陷入单纯发展经济的“陷阱”,忽视人类健康问题。这一阶段,国家应努力改善人类健康状况,降低人类健康风险,为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否则必然会影响国家下一阶段的持续健康发展。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篇(4)

关键词:服装;设计;风格;趋同

中图分类号:TS9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1-0000-01

现代世界多种文化混和的现象更是几乎在每个国家都能看到。在中国,我们能看到西装、牛仔裤的普及,超短裙露背装的认可,还有这两年非常流行的波普风格的服饰;在美国,我们也能看到中国的旗袍、印度的莎丽、非洲的短裙、蒂罗尔的帽子、中东的长袖袍等各式各样的服饰。

郭沫若说过:“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中国与西方国家从古至今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存在这很多的差异。这和各自的历史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因素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20世纪以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趋势显著加强。这种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更为紧密的交流,必定能引起双方的交融。交融可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等各方面,也会很深入的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

一、思想意识上的趋同

中西方文化的基本状况截然不同,这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差异。进入80年代后,在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伴随着中西方文化的相互渗透,人们在思想意识上也表现出趋同,这主要是中方受西方思想的影响。

在服装上的表现主要是:第一是,表面的平等化趋向。社会阶层观念在表面上表现的平等。既使是高喊无阶层的今天,金领、白领、蓝领等所谓阶层依然存在,但在表面上依然是平等的;第二是,标识的“反象征”趋向。社会上层对下层的摹仿怀旧装、乞丐服、职业休闲装、休闲装等服装受到大众的普遍接受;第三种,审美观上的变化。当今世界提倡简约化、抽象化、人性化、价值化,人们的审美正不不断的变化;第四种,服装性意识的开放。

中西方文化意识的基本状况截然不同,这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差异,而最大的差异就是性意识的差异。中国讲求含蓄温柔的东方美,而西方追求性感美。21世纪的中国大众,性意识的开放成为很明显的一种进步。服装性意识的开放也很大的影响着服装设计风格的变化。

二、社会环境的影响

一切根源于经济,中西方服装设计风格的趋同亦是如此。 经济的发展带动着各行各业的现代化、多元化,科技的高速发展,将全球连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交流网络系统。特别是进口与出口业的发展,使中西服装的交融有了更为直接的方式。现代交流与融合区域的广泛性和便利性,使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兴起的某一服装形态、

服装款式很快的流传至世界各个区域,因而各国的时尚呈现出相当的共同性特征。历史、军事战争、政治、经济的发展等客观因素,使中西方服装发展的趋同方向成为必然! 同时,中西服装设计风格还受到文化交流的影响 古今中外,关于“文化”概念的含义真的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无可厚非的,那就是文化指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特点的精神成果。侠义的讲文化包括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等。各国文化在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相互影响中求得共同的繁荣与发展。

在绘画方面,西洋画与中国画同时为世界的绘画者们去学习。由于大多数服装设计师都是绘画出身,绘画的艺术修养对以后服装设计的进行和发展都有着密切的影响;音乐的流行方面,摇滚乐与中国民族音乐的精髓以及明星穿着都对大众的着装有着很大的影响;另外,影视是服装文化演变的一面镜子,单从奥斯卡的明星着装就足以见出世界最前线的流行趋势;再者,新闻传播媒介的发展也将服装文化的发展做到世界范围的最快最广的交流。有人说当今世界是信息竞争的时代,传播业的发展,是人们不仅能最快的感受到世界范围内的时尚潮流,也使设计师们能以最快的方式传达他们的最新意识。

中西服装设计格格的趋同还受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现代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出国旅游、出国旅游、移民成为一种时尚和流行,各国人民对异域、异民族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认可。中西方文化的基本状况截然不同,这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差异。进入80年代后,在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伴随着中西方文化的相互渗透,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服装环境正向趋同方向发展,同时也大量表现出这种趋同心态的服装和着装方式的不断涌现!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的服装业比较发达,服装品牌也较内地成熟。由于其长期处于殖民地,受方国家的影响较大。文化意识、生活方式等都已经是西化的,在服装的在设计上也不例外。这对中国本土品牌的发展有很好的带动作用。中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服装文化起步晚,但却有着很好的国际环境和发展前途。北京、上海、深圳、温州等地的服装品牌较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另外,国内较著名的品牌在设计上也是紧随世界潮流,对中西方的服饰文化的交融都有着很好的运用。但从总体来看,西方的服饰文化仍然在世界上起着主导地位。中国的服装的设计仍是追随和学习着中西方,趋同状态更加的明显!设计师在设计风格形成中起主导作用。

无论是流行创造了服装设计师们还是服装设计师创造了流行,服装设计师对服装文化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现代服装设计师的设计素材与灵感可以来自非本国、非本民族的广大国家和地区,他们擅长于从异域、异民族的传统中吸收设计成分,使自己的创作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共通的魅力、感召力。中西方国家的设计师们密切交流、相互学习,西方高度发展

三、综述

中西方现代服装,从设计的角度分析,虽然西方的服装仍然在世界上起着主导地位,中国的服装的设计仍是追随和学习着中西方,但双方都有互相学习和运用,趋同状态更加的明显!从市场的角度分析,在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西方的服装业无形的控制了中国的市场状况,使中国的服装市场紧随着西方的国际大品牌。但是,西方在进入中国市场的同时,也被中国市场所渗入,双方都是在相互影响其市场状态,在趋同中寻求更多的发展。

2002年波普(POP)风有西方各国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服装市场的泛滥,以及在其他国家的风行,足以证明服装的设计风格也在国际一体化。从消费者的角度,虽然中方在体性特征、审美观、消费观等方面与西方差异,在一定的时期内以中国对西方的学习为主,但西方来华留学生、定居者的增多,都可见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重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消费水平的提高、人民总体素质的提高、中西交流的加强,中西方的差距也在逐步拉近!

综上所述,中西服装设计风格,自古代在文化上的交流就已经为现代的趋同奠定了基础,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交流,形成了一个:由西方学习中国!西风东渐!西方吸收东方―相互学习―融合―逐步趋同状态的发展过程,纵观当今服装世界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同状态必将越来越明显!

参考文献: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篇(5)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 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 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 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 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 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 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 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 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 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 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 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 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 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 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 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 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 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 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 ,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 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 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 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 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 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 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 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 ,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 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 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 。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 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 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 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 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 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 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 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 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 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 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 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 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 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 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 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 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 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 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 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 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 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 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 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 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 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 ,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 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 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 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 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 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 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 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 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 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 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 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 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 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 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 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 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 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 :“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 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 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 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 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 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 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 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 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 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 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 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 。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 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 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 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 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 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 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 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 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 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 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 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 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 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 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 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 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 。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 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 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 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 ,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 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 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 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 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 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 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 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 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 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 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 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 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 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 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 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 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 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 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 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 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 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 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 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 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 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 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篇(6)

[关键词]新型工业化道路;经济全球化;政治复杂化;前瞻

[DOI]10.13939/ki.zgsc.2016.03.010

世界的进步与发展归根结底是生产力与科技水平的提高。随着当今世界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科学技术与由科技水平决定的产业结构又有了新的内容,赋予了工业化发展新的方向,新型工业化必须涵括过去没有的内涵。

我国当前处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既有继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又有增速下降的客观事实。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我国提出的“新四化”同步发展是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新型工业化既要与其他方面紧密结合,又要严格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汲取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发展经验与教训。为此,我国必须要科学认识新型工业化的深刻内涵以及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背景,走出一条科学的、动态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1 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

由此可见,我国发展新型工业化,既要面对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断下降的过程,又要切实提高工业整体发展水平,充分结合政策、理论、实践的优势,在新常态下为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内涵。

1.1 科学理解新型工业化与技术进步关系,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

十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并且要求“新四化”同步发展。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就是要科学理解工业发展与技术进步关系,抓住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技术方向。每个时代都具有自身不同的技术特征,在经济增长与工业化并行发展的过程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公认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是英国,当时正处于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械革命代替了过去的动力提供方式,使得工业效率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工业革命抓住这一机会,成为世界上最早进入工业化的经济强国。同样,我国当前面对的是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必须要牢牢掌握信息技术发展的脉搏,把信息技术的发展成果融入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新型工业化水平真正达到世界的高度。

1.2 科学理解新型工业化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关系,促进产业协调发展

工业化发展不能脱离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必须按照产业发展的客观路径进行推进。为此,新型工业化必须要遵循产业结构变迁的规律,我国的工业化要牢牢面对工业产业比重在国民经济中比重逐步下降的事实,并且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越是上升,这一比重将越是降低。应对这一客观实际要求,我国要提高工业发展技术水平,使工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并以此为平台,充分带动农业和服务业的高速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伴随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二、三产业的相互交织与相互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我国必须在产业结构变迁的基础上提高工业发展水平,激发服务业生产效率,进而提升国家经济实力。以近来迅速发展的电子商务为例,已经很难严格定位在哪个产业,完整的产业链已经包括生产、信息、金融、物流等多个环节,高度整合了经济资源,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极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1.3 充分重视新型工业化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更加注重工业化质量

新型工业化是我国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的必由之路,我国发展的最终目的从国际层面看是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与世界影响力的提高,从国内看是人民生活水平的切实改善,因此,新型工业化必须不能再走传统工业化的发展道路,要更加注重经济效益与工业化的发展质量。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自身工业基础薄弱并且国际政治环境恶劣,从发展伊始基本上一直依靠自力更生进行工业生产,虽然成果显著,但是在技术创新上一直处于落后和赶超的状态,造成工业发展出现各种问题。一是较多考虑政治、军事等方面因素,导致产业布局不合理,浪费资源,降低效率,影响了工业化发展。二是技术水平不高,工业生产粗放式经营,“三高两低”情况严重,继而经济效率不高。三是长远与整体规划不够合理,导致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资源浪费,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因此,当前的新型工业化,是重视经济效益与发展质量的工业化。

1.4 合理认识新型工业化与实际国情的关系,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优势

不同国家实现工业化都有符合自身情况的不同发展道路,我国发展新型工业化也必须结合我国的自身国情,充分发挥我国的人力资本优势。工业化进程中,人力资源是非常重要的条件,是提高工业生产力的能动因素,是整合各种生产要素的关键所在。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劳动复杂程度也必然相对提高,劳动者素质就同样相应提高才能适应客观发展情况。只有劳动者的生产技能达到工业化生产水平,新型工业化生产与创造能力才会得以释放,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在知识经济和新型工业化替代过去劳动经济和传统工业化的今天,劳动力是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重要经济资源。当前发展新型工业化,我国要借助人力资源丰富的国情,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做到新型工业化道路与人力资本优势相互促进。

1.5 科学理解新型工业化与持续发展的关系,走可持续工业化发展道路

新型工业化,既是高效发展的工业化,又是持久发展的工业化,在实现新型工业化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发展新型工业化,资源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与物质基础,必须节约利用、循环利用。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吸取先期工业化国家的沉痛教训,努力避免剥夺资源、牺牲环境,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互相协调,使得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也是注重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2 面向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反思

我国过去的工业化发展历程,为当前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奠定了坚实物质和技术基础,也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2.1 新型工业化要面向未来,实现跨越式发展

我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必须充分领悟新型工业化发展内涵,跟紧世界工业化发展趋势,面向未来实现跨越式发展加速弥补发展水平差距。我国通过几十年的发展,相对比于自身状况可以说有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成绩是可喜的;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当前的客观形势是已经大大缩小了双方的差距,但是要全面达到世界工业化先进水平还要进行更加科学的发展,通过金融与创新支持、与信息化紧密结合等手段加快是我国的必要选择。

2.2 加强整体规划,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升级

纵观我国工业发展历程,伴随着整体经济水平提高、工业化水平不断上升的过程,我国的工业发展政策也在不断调整与优化,这其中既有现实因素,也有过去政策不够科学严谨的因素。因此,在我国当前与未来的新型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需要具有高屋建瓴的眼光进行超前规划,在工业发展上提前科学布局,实现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升级。

2.3 注重国际竞争,逐步实现向国际产业链高端上移

我国实现新型工业化过程中,世界的工业发展水平不会停滞不前,经济全球化竞争也会愈演愈烈,因此,我国的工业发展在与自身比较的同时,还要与国际先进水平看齐,力争占据国际产业链高端位置,获取更多经济附加值,进而实现良性发展。因此,我国进行工业化,必须综合考虑多重因素与未来发展趋势,最终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

2.4 合理配置经济资源,重视人力资源因素

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必须要认真审视自身的国情,制定与国情相符的发展政策。我国是人口大国,发展中必须要科学合理配置经济资源。索洛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指出人口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之一,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中需要比以往更加认清人力资源的意义,趋人口发展红利避摊薄经济总量之害。同时,我国还要改变过去不充分重视资源、环境因素状况,改变“三高两低”发展模式,统筹规划,科学发展。

3 大国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重点前瞻

目前我国是世界人口第一、经济总量第二的大国,实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必将对国内国际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此,需要有长远的眼光看待未来的发展。因此,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无法也不能完全复制其他国家工业化历程,必须要走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3.1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新型工业化

当今世界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已经开放成为一个“地球村”,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闭关锁国,必须切实面对经济全球化、迎接经济全球化才能顺应潮流、获得发展。我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发展新型工业化与经济全球化密不可分。

第一,正确认识工业产量世界占比的变化。我国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生产效率相比过去将有大幅提高,主要行业工业产品数量的所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会增长到一个较大比重,因此,在实现新型工业化的过程中我国必须提前充分重视这个问题,合理规划,避免经济资源错配。过去,我国工业规模小,可以通过外贸进行调剂;当我国高度工业化实现后,如果再不计后果盲目发展,将产生一系列不良影响,这种情况已经在钢铁、光伏等行业初步显现。一是产能过剩,资源浪费惊人。我国由于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生产能力开发,已经成为世界生产大国,多种工业产品产能高居世界第一。这种情况有喜有忧,负面作用是不注重产品内在质量与科技含量将会导致大量滞销,严重浪费经济资源;同时,如果不加合理规划,大量重复建设,导致产能极大过剩,投资效率低下,扭曲经济结构。二是恶性竞争,效益损失严重。工业产品盲目生产过量的后果经济学中早有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就已详细论述,恶性竞争导致企业入不敷出,产品积压,最终破产。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经济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效率低下,生产停滞。如今,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保证合理竞争的同时,要正确认识生产领域的产能问题,不再重复以往的错误。

第二,正确认识生产与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我国实现新型工业化,意味着工业产量与质量极大提高,进一步奠定我国世界第一生产大国的地位。但是,我国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工业产量占比到达世界整体较大份额时,由于世界经济的深刻相互影响,会反作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我国目前本身经济结构不尽合理,生产与消费结构对比于发达经济体的情况相对扭曲,因此要正确认识并改变这一情况,适应经济全球化对于我国发展新型工业化的深远影响。我国的新型工业化,既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发达国家的必要保证,又会对我国与世界的经济结构产生巨大冲击。具体来看,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大量高精尖工业产品进入世界市场,会极大影响世界的经济格局;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市场收入的大量外汇储备及其衍生的基础货币对于国内的生产与消费也会进一步叠加与影响到我国本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合理的经济结构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我国要充分科学前瞻、合理调控,在新型工业化过程中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

3.2 政治复杂化与我国新型工业化

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密不可分,我国实现新型工业化必将极大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也就意味着我国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员,在此情况下,必须未雨绸缪,前瞻性预期与化解潜在的复杂政治风险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一,切实重视创新问题,提高自主科技创新能力。新型工业化意味着更高技术水平的工业化,在当今世界政治领域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我国必须要切实重视创新问题,提高自主科技创新能力。我国当前作为世界生产大国,处于产业链的中下端,主要为世界提供附加值较低的工业产品,出口商品具有较大的替代弹性,所以即使出现一系列经贸摩擦,目前与控制产业链高端的发达国家互补性高竞争性低,对出口等方面影响相对不大。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将是科技水平发生质变飞跃的工业化,必将上升一个层次与当今世界先进国家展开竞争,这时已经不可能再依靠技术引进等方式进行工业技术升级,必须要重视创新问题,提高自主科技创新能力,规避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对我国实施的技术封锁。为此,我国十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

第二,以全球化视角安排配置生产资源。我国发展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在当今国际政治形势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必须以全球化视角安排配置生产资源。我国的新型工业化是科技含量与生产效率极大提高的工业化,对于全球资源的开发利用必将影响到世界资源的贸易结构与出口价格。以当前我国生产情况为例,由于我国逐步成为世界第一生产大国,对于石油、铁矿石等商品的进口已经占据世界市场的较大份额,对国际与国内的市场价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资源的合理规划与利用深远影响着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与经济发展。我国是资源消耗大国,但是不是资源价格的主要决定者,资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会对我国工业生产带来巨大影响,严重干扰我国的经济发展,进而影响新型工业化进程。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竞争者,必然会出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采取相应的策略,谋求自身发展。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必须前瞻考虑国际政治因素,统筹安排资源配置,降低资源获得成本,顺利完成新型工业化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吕政,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探讨[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3(2).

[2]纪宝成,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06:全面可持续和谐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简新华,余江.中国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道路[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篇(7)

【关键词】 低碳经济 制约因素 发展道路

引言

伴随着当前世界工业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由此而引发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也日益突出,而且给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的越来越突出的负面影响,给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威胁。这一现状引起了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的高度重视。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世界的共识,我国也不例外。如何发展我国的低碳经济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笔者就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1. 制约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因素分析

就我国当前经济的发展现状来看,制约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能源消费结构的制约 我国工业经济的能源消耗主要是依靠煤炭进行的。同石油、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相比,同一单位煤炭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比石油和天然气分别高出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左右。我国能源结构的制约,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这一能源消费状况,这无疑给我国在减少单位能源排放二氧化碳的数量上设置了较大的障碍。

1.2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通过研究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可以看到,二氧化碳的人均排放量同所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直接的正关联。由于我国的工业化水平较低,仍旧以粗犷的经济增长方式为主,能源处理技术落后,上述种种因素导致我国的单位GDP能耗大大高于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严重制约了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1.3技术研发方面的制约 发展高端科学技术是当前推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但是由于我国技术研发水平不重制约了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国低碳经济技术研发缺乏健全的政策激励机制。虽然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已经推出了一些有利于低碳经济技术发展的政策措施,但这些政策多数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使得技术研发的激励机制。其次,我国的低碳技术研发经费大多都是依靠临时性的政府财政拨款来维持的,尚未形成一个持续有效的技术投资体系。除此之外,我国绝大多数的金融机构都不愿为低碳科技的研究与开发提供资金,这就使得我国低碳技术的科研工作缺乏有力的资金保障。再次,虽然关于发展低碳经济的世界公约中明确了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让的要求,但是其执行过程却并不顺利,这不得不迫使我国通过商业途径来进行低碳经济发展技术的引进。

2. 发展我国低碳经济的对策措施

针对我国当前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制约因素,笔者提出以下几方面发展我国低碳经济的对策措施,以期能够对我国当前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

2.1调整我国的能源结构,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调整我国的能源结构,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是发展我国低碳经济的重要基础,主要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减少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提高石油和天然气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使用比重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最终选择。其次,要采取多种措施提高我国能源的利用效率,下大力气改进我国城镇工业的能源消费结构,要加强对乙醇以及液化氢等清洁能源的使用,投资研究太阳能、风能等技术的开发。再次,积极推动能源开发的多元化。虽然调整能源结构能够极大的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是这种形式的节能减排毕竟数量有限,所以说,要积极推动能源开发的多元化,开发无碳排放的新型能源,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才能取得低碳经济发展的重大成就。

2.2科学调整我国经济结构,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我国当前的经济状态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重工业发展水平快速增长,这些都是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源头,基于这一现状,笔者认为科学调整我国经济发展结构已到了亟待解决的境地。科学调整我国经济发展结构,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应当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要调整我国工业产业的发展结构,尤其是要调整重工业的发展结构。应当加强低碳设备生产行业的发展以及新型节能汽车的创新;积极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因为这一产业具有能源消耗低、碳排放量少等优点,是发展低碳经济不容忽视的重要行业。但在调整我国工业产业发展结构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因为过度的节能减排而忽视了工业产业的科学发展,这是由于我国毕竟处于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发展阶段,只有经历了这一阶段的充分发展,才能够推动低碳经济的真正向前发展。其次,降低农业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走低碳农业的新路子。要大幅度地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降低农业生产过程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走有机生态农业之路。要充分利用农业的剩余能量。要推广太阳能和沼气技术,普及太阳能集热技术;除此之外,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是一个能耗低、污染小、就业容量大的低碳产业。优先发展电子信息、金融、保险、旅游、房地产等低碳产业和服务业。积极推进以创意设计工作室、创意产业园和文化创意体验区为载体的创意产业的发展。

2.3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推动低碳技术创新 我国获得低碳技术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引进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但往往不能获得国外的核心技术;二是自主研发,即通过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重点攻关中短期内可以获得较大效益的低碳技术,尤其是针对重化工业的新技术,建立中国的低碳技术创新体系。就我国当前经济的发展现状来看,发展低碳能源技术的实质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化石能源的洁净、高效利用,重点是煤炭的洁净高效利用和节能减排技术。

由于制约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因素的存在,导致我国短时间内不可能根本扭转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势头,过早、过急或过激的减排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基于这一现状可以看到,我国必须尽早探索出一条既能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又不会对资源环境造成破坏的新型发展道路。具体做法有:一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制定中国发展低碳技术的技术线路图;二是整合市场现有的低碳技术,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三是加大低碳技术的研发力度,大力开发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四是强化知识产权意识,加强低碳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

参考文献:

[1]谢军安,郝东恒,谢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思路与对策[J].当代经济管理,2008(12).

[2]庄贵阳.中国经济低碳发展的途径与潜力分析[J].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