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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数字贸易专业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数字贸易作为以实现供求双方直接贸易为目标的新生产业,2006年3月最先发端于富有创新精神的南粤大地。数字贸易是一种创新的商业模式,以互联网云计算为基础,以数字交换技术为手段,为供求双方提供交互所需的数字化电子信息,实现以数字化信息为贸易标的的商业模式。
深圳大中华国际集团一直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并从事港口、媒体等多元投资,在中国地区拥有投资额过500亿元,有着雄厚的投资实力。近年来互联网的强势发展,引起大中华国际集团高度重视,大中华威斯达的成立是大中华国际集团瞄准网络商机,进军网络经济的一个重要举措。
2009年,深圳大中华国际集团决定和数字贸易产业的技术供应商威斯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新公司大中华威斯达,作为数字贸易搜索技术gidsoo在中国区的独家专营商。大中华国际集团以此次合作吹响进军网络搜索引擎的号角,通过“触网”以寻求新的强势利润增长点,成就大中华国际集团的又一重大辉煌。
出版业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生活模式的转变又进一步影响到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全球性经济发展状态影响阅读需求的变化并且直接导致出版产品市场需求的变化。当前,出版界在面临着市场严峻挑战的同时,更面临着出版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严峻挑战。在这种挑战的压力之下,国际间的版权贸易交流呈现逆势上扬的繁荣景象,无论是著名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英国伦敦书展,还是我国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都盛况空前。国际顶级的跨国出版集团,有实力、有特色的出版企业都对国际版权贸易尤其是对中国的市场表现出浓厚兴趣,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和各大出版企业对走出去、引进来充满热情,这道靓丽的风景,给我们以启示和思考。在当今的形势下,国际出版交流,不仅是拓宽市场的需要,还是提升各自实力的需要,更是集成各国出版界的智慧、探索出版数字化转型、最终攻克技术模式和赢利模式堡垒的需要。
人民军医出版社作为国内重要的医学专业出版社,近年来与三十多家国外出版企业开展了版权贸易合作,与爱思唯尔集团、威科集团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引进了数百种代表国际先进水平的学术著作和经典权威著作如:《坎贝尔骨科手术学》《威廉姆斯内分泌学》《骨科检查评估》《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当代口腔正畸学》《可摘局部义齿修复学》《实用小儿心脏病学》《洛克伍德成人骨折》Ⅸ肺部高分辨率CT》《实用骨科运动医学》《AInirsys医学影像专家鉴别诊断系列》《肝磁共振成像》《赫斯特心脏病学》;向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出版社输出数十本以中医文化和中医技法为主要内容的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图书版权。
国际合作出版在我社应对挑战实现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社每年引进近百种国际医学名著,与国内原创著作的出版相辅相成,互动促进,除直接满足专业市场需要、产生社会经济效益外,更有价值的是,在我社的产品线与特色板块建设、出版优势学科建设、品牌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促进了作者专家队伍建设、专业学科编辑人才的培养。国际版权贸易合作中,近距离接触国际名社的出版标准、发展战略、品牌打造的策略与方法,细分市场营销的理念等等。特别是学习借鉴国际先进出版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为读者提供增值服务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与做法,直接促进我社在国内医学专业出版社中较早关注并开始数字化转型的探索和实践,较早成立专门开展数字出版的人民军医数字出版社,建设了专业数据库,出版了一批专业性电子图书,为广大基层医疗单位和农家书屋工程提供实用的数字产品,受到欢迎。
在开展国际合作工作中,上级主管部门和协会以各种形式的活动开展的业务引领,给出版界带来了实际的帮助,例如“北京国际出版论坛”“年度输出版、引进版优秀图书推介”等活动。特别是“年度输出版、引进版优秀图书推介”,受到编辑们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该活动连续成功举办了11届,在总署支持下由专业协会、专业研究单位和专业媒体共同主办,牢牢把握社会效益、影响力、贡献力、前瞻性导向,宗旨明确,导向清晰,评选标准高,专业性强,力图通过评奖促进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扩大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把代表世界先进学术、文化、经济、科技水平的著作引进国内,让国内的出版与世界对话,引发大家对输出和引进版权的工作标准、选题水平、出版质量的思考,树立追求的目标,提供向先进学习的平台。在这样的导向下打造出的获奖图书,不仅层次高、质量高,而且效益水平也高,激发了国际合作的动力,带动了人才的培养、组织协调、经营管理等方面工作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我社与国际名社战略合作的开展。总之,与世界对话,使我们获得了更多的机遇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作者系人民军医出版社副总编辑)
关键词:文化“走出去”战略;图书版权输出;困境;机遇;应对策略;输出贸易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23-0106-02
一、在“走出去”背景下我国图书版权输出面临的困境
1.实际版权输出与国家扶持政策存在偏差,自2005年以来,我国出台了各种扶持政策来鼓励图书版权的输出,但是在实际的版权输出中依然存在着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有些出版社抓住国家扶持的有利时机制作一些比照政策的宣传册式图书来实行版权输出,这样制作出的图书不仅不能将我国文化的特色体现出来,而且在国外市场也不会有很好的表现,这就失去了文化“走出去”的效果。二是由于国外的出版商重视图书市场,特别是图书的销量,因而他们对我国在发行榜占据前列的图书更为感兴趣。但是我国有很多实力较差的出版社,它们出版的图书很难出现在发行榜上,所以实现版权输出就更加的困难。而这些出版社为了进行版权输出就只能在东南亚地区进行,输出的图书多为益智类以及青春类等,这类图书在欧美等发达地区的文化市场是根本无法立足的,这使得版权输出与文化“走出去”产生了偏差。并且这类图书与国家的扶持政策存在着偏差,使得它们很难受到国家的资金扶持,这就使得这些出版社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都非常低下。更有甚者为了获得这类低微效益,接受了低于公约管理的版税,只为了实现版权输出而进行输出版权,导致国内文化的竞争市场杂乱无序,阻碍了我国图书版权输出贸易的健康稳定发展。
2.版权输出一直保持输出周期长、效益低、后期跟进困难的局面,我国的图书版权输出依然没有摆脱版权输出周期长、效益低,并且后期跟进困难的局面,导致这个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具体如下。一是中文自身的特殊性,使得翻译工作难度增大,翻译耗费时间长,造成出版间隔过长的问题。二是我国图书版权输出没有健全、完善的版权输出渠道,这就使得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在规模与数量上都受到了很大限制。三是我国出版社对于版权输出缺乏重视,只是一味地喊着“走出去”,但是在出版社的收益中,版权输出收益所占的比重是少之又少的。四是图书版权输出的激励机制以及运作方式依然存在缺陷。五是即使实现了图书版权的输出,其后期跟进依然面对着许多困难。比如图书在海外市场的监控、宣传以及推广等都很难展开。
3.缺乏具有专业素质的人才,我国的图书版权输出起步时间较晚,从事图书出口贸易的工作人员,缺乏图书版权输出的专业素质。虽然近年来出版社开始引入专业的外语人才来进行图书出口贸易工作,但是这些专业外语人员常常会缺乏相关的版权专业知识以及图书出版背景,这也使得图书版权输出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再有就是因为出版社对于图书版权输出缺乏重视,所以在出版社中从事版权输出工作人员,在出版社所有工作人员中所占的比重是极其少的。一般来说,一家出版社只有一到两人是专门进行图书版权输出业务,并且大多数的出版社存在着由其他部门人员兼做版权输出工作的现象。图书版权输出对从业人员的要求极高,目前我国的出版社普遍缺乏具有专业素质的人才,这严重地制约了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良好发展。
二、在“走出去”背景下我国图书版权输出面临的机遇
1.图书版权输出有国家政策和资金的大力支持。从2005年开始,我国就正式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推行“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自此,一系列的文化“走出去”工程就投入施行,比如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以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工程等[1]。并且国家对于图书版权输出投入的资金也在不断增长,使出版社在进行图书版权输出时没有后顾之忧,为图书版权输出创造了较大的竞争优势,为实现图书版权输出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保障。
2.相关版权公司的出现。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出现了一批专业的版权公司。版权公司在我国的发展也分为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版权公司负责的业务只是将国外的版权推介并引入中国;在第二阶段,也就是我国开始重视图书版权输出以后,版权公司发现了新的商机,将对国内版权的推介与输出作为其主要业务的一部分,甚至有些版权公司只负责国内版权的推介与输出业务。版权公司的发展为我国图书版权输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我国的出版社提供了很好的沟通通道来开拓海外市场。
3.合作出版的出现。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国外出版社同我国的出版社进行合作,合作出版的出现,使得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有了新的实施方式,使得图书版权输出形式不再单一。有了国外出版社的国外市场经营经验,可以使国内的出版社制定适应国外市场需求的策略,有效地降低了图书版权输出的风险,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输出成本,同时实现了合理资源配置,使得国内外出版社都可以获得相应的利益。另外合作出版还可以使得我国的出版社借鉴学习国外的成功经验,这对于国内出版社人才的培养以及业务水平能力的提高有着很大帮助。合作出版使得我国的图书版权输出逐渐向着连续性、整体性、以及长期性发展。
4.海外投资新路径的开拓。随着我国出版社实力的增强以及经营模式的多元化,很多出版社开拓了海外投资的新路径。比如中国出版集团在国外很多地方建立了海外出版公司。我国的出版社可以通过海外投资的方式,改变图书版权输出的被动局面,变被动为主动,大力推行文化“走出去”战略。另外,海外投资的公司,为图书版权输出的后期跟进提供了便利,也会使得版权输出人才的专业素质不断提高,同时对中国出版社品牌建立有着积极的影响。
三、在“走出去”背景下我国图书版权面对困境和机遇的应对策略
1.不片面追求版权贸易顺逆差数字。我国一直重视对版权贸易逆差问题的改变,随着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提出与推行,我国图书版权逐渐缩小了贸易逆差,图书版权输出与引进的种类不断增多,使我国的图书版权贸易产生了巨大转变。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有些地方存在着刻意对版权引进进行打压来追求贸易顺差的现象。具体表现为有些出版社不进行版权引进业务或者少进行版权引进业务,来达到图书版权贸易顺差局面的目的。这种版权贸易方式是极度不合理的,所以必须要将片面追求版权贸易顺逆差的贸易方式进行转变,通过激励模式多元化的方式来使得版权贸易健康发展。
2.政府合理干预。现今我国的图书版权所处的市场机制缺乏灵活性,加之政府在市场竞争中进行了过多的干预,使得图书版权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中的优势得不到充分的发挥,进而导致了我国的图书版权输出主动性与创造性的缺失。这就要求了国家和政府要对图书版权市场竞争进行适当的干预,不用片面的数据来对出版社的图书版权输出业务进行强制性的考核,给出版社主动适应国际图书版权市场形势的空间,以达到在图书版权输出中注入新活力的目的。
3.拓展版权输出思路。在数字化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图书版权输出也需要拓展版权输出形式的思路,实现数字化的版权输出形式。数字版权输出与传统的图书版权输出相比,不仅更具有灵活性,而且版权输出的形式也变得多种多样,具有更为广泛的邻接权以及服务模式,这可为我国的出版社图书版权输出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在“走出去”背景下我国图书版权输出贸易的新趋势
1.从追求数量到追求内容,在以前我国的图书版权输出只重视输出的数量,不重视输出图书的质量。一些出版社本着对输出数量的追求,只要输出数量达到要求就一切都无所谓,很少会对所输出图书本身的内容价值进行评估与考虑,更不会在图书版权输出地对图书的反馈信息进行收集与统计。我国的出版贸易不断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出版社认识到这种片面追求数量的输出方式对图书版权输出的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影响以及对出版社品牌形象的损害。并且通过与国外出版社的合作愈加频繁,出版社也开始注意到只有主动地推销自己的文化作品才是发展的关键。这就使得出版社逐渐地从过去的追求数量转变为追求作品内容。
2.从贸易形式单一到合作共赢的多元化,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图书出版输出已经不能单从纸质图书版权输出上得到满足,还需要拓展数字化输出业务;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外出版社与国内的出版社进行合作,使得原本单一的出版贸易形式的输出风险得到有效降低,在节约了输出成本的同时实现了国内外出版社共同获利的目的。并且随着数字化输出的发展,国内外出版社之间的合作,很可能从出版内容的合作拓宽到其他形式出版的合作上。
3.从文化输出到资本输出,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以及市场竞争的驱动下,我国的图书版权输出逐渐从原本被动的局面转变为主动推进的局面。并且随着图书版权输出体制的不断健全,使得越来越多的出版社积极参与图书版权输出的市场竞争之中,有些具有强大实力的出版社已经通过资本的输出,在国外建立了分社,进一步将文化“走出去”战略进行落实与推动。这种从文化输出到资本输出的转变,是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跨越式的发展,文化输出向资本输出的转变是必然的趋势。
五、结束语
我国的图书版权输出要得到彻底的落实,实现图书版权输出的整体性、长期性以及连续性发展,就需要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来面对图书版权输出发展中的困境以及机遇,跟上图书版权输出发展的新形势,进而真正达到我国文化“走出去”的目的。
在日本日立公司设在深圳的一家工厂内,几百名工人正在制作电脑光盘,并用箔纸将其包装起来。和其它大量产品一样,这些产品将被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运往美国。
但是,通常情况下,大多数标有“中国制造”的产品事实上基本是由日本、韩国、台湾和美国的跨国公司生产的,中国只是其庞大全球生产体系中的最后组装
分析人士认为,不断发展的全球供应链,把各国合作生产的产品归为供应链末端国家的产品,这种做法使全球贸易数字严重扭曲,夸大了中国的贸易威胁,而事实并非如此。
2月10日,美国商务部宣布美国与中国新的贸易逆差,这种扭曲届时将再次出现。据估计,2005年美中贸易逆差激增至创纪录的2000亿美元。
似乎中国从贸易中获得了更大的回报。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最大赢家是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来自中国生产的更廉价的玩具、服装、电子产品和其它产品让他们获益匪浅。
与此同时,美国的跨国企业以及其他外国公司包括零售商们都大赚了一把。因为他们是生产大量廉价商品的中国工厂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绝大部分的贸易利润都被他们攫取。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起,总部设在美国、欧洲、日本和亚洲其它地区的外国公司基本上都将中国作为其生产基地,同时,对工厂的控制权以及生产利润也都牢牢掌握在他们手中。尽管中国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工资上的好处,但它没有留下全球化带来的利润。”
从某种程度上说,真正的失败者主要是其它地方的一些低收入工人,像日立公司在日本、亚洲其他地方和美国的失业工人。当公司把工厂建到中国后,受害的是这些工人。美国的蓝领工人也是失败 者。尽管商品生产的重心转移到中国,从整体上看,美国从亚洲进口的状况在过去的15年中并没有改变。
台湾曾经是全球计算机的组装工厂,但现在,这个地位已被中国大陆所取代。过去,香港的服装工人把成千上万的布料加工成衣服:现在,这个工作也改由中国大陆的服装工人来做。过去,日本出产世界上最时髦的家用电器品牌,如日立、索尼、松下和东芝,现在,大多数的时尚品牌都从中国远销海外。
事实上,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大约60%的出口产品都由外国公司控制。而分析家们表示,在电脑部件和电子产品等领域,外国公司在出口上拥有更大的控制权。
随着生产供应链越来越复杂,外国的专业技术一直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供应链中,由不同国家生产的不同零件统一运至中国进行组装。这种体系使得全球的贸易统计数字具有误导性,一些专家认为,更恰当的标签应当是“中国组装”。
因为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都在使用同一款产品,也有部分专家呼吁我们干脆不要理会那些贸易数字。
瑞士银行的经济学家董涛表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双边贸易数字是毫无意义的。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平衡就像纽约州和明尼苏达州之间的贸易平衡一样毫无意义。”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其被普遍认为是人为低估的货币,使1995至2004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约4650亿美元。这也使中国成为外国投资最热门的目的地之一。
在电子产业中,迁至中国大陆的工厂数量也大大增加。10年前,台湾控制了全球计算机的零部件市场,并主要依靠台湾岛内的工厂进行加工生产。现在,台湾公司仍然在出产全球80%的计算机主板、72%的笔记本电脑以及68%的液晶显示屏。但所有的组装生产程序都搬到了中国大陆。
宏基(Acer)下属企业AOpen的执行官TonyYang表示:“所有的人都来大陆了。我们的供应商、客户以及他们的主要生产设备都转移到大陆,台湾的工资实在太高了。”
日本和韩国的公司在这里已初具规模。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在中国有7万员工;东芝公司将最大的信息技术生产线建在杭州。韩国三星公司在中国有23家工厂和5万员工,并将整个笔记本电脑的生产设在了中国。去年,它在韩国的最后一家生产笔记本电脑的工厂关闭。
贸易数字反映了这种大规模的变动。1990年,日本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亚洲占美国进口总额的38%。
去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美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美贸易增长了12倍。同时,亚洲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却保持稳定,依然保持38%。也就是说,如果商品仅仅贴上“亚洲生产”的标签,15年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除了很多商品相对比较便宜了,因为中国大陆成为了世界工厂。
即便发生了这种转移,大多数亚洲国家仍然甚至继续扩大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巨大影响,生产越来越精密的模型,生产待组装的配件,实行市场和品牌管理。所以,即便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2000亿美元,其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也高达1370亿美元。
“我认为发达国家并没有将如此多的工作转向亚洲,”瑞士信贷集团的VincentChan表示,“香港和台湾见证了其制造业的消失。”
可以确信,美国和欧洲公司正逐渐将其生产转向中国。戴尔和IBM电脑的生产过去主要集中在美国,而现在它们绝大多数的电脑组装在中国完成。
更大的跨国公司正纷至沓来。空客公司考虑在中国进行客机生产,而通用汽车也在考虑将其在中国生产的汽车远销海外。
成千上万的中国工厂为廉价的外来民工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即便他们工资仅有75美分/小时。但迄今为止,这些行业的中国公司还不能从进行基本生产转变为产品设计甚至更高的开发工作。中国的崛起与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日本创建了诸如丰田、本田、三菱和索尼等在内的晶牌,而除了联想和海尔,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国际品牌,大多数企业仍在努力创建品牌知名度。
瑞士银行的经济学家董涛表示,“美国才是所有一切的最大受益者。一个芭比娃娃价值20美元,而中国仅得到了其中的35美分。”
中国官员适时地表示,贸易数据显示的中国巨额顺差成为令人误解国家很繁荣的信号。
“过去几年间,中国得到的仅仅是一些漂亮数字”,商务部研究院的梅新育表示,“美国和外国公司则得到了真实好处。”
当然,中国的经济还在发展,如同那些20世纪远在海外创建商业帝国的前辈那样,更有雄心的中国企业家阶层正在崛起。重庆68岁的千万富豪尹明善就是其中一员,他正在成为中国的亨利・福特。
“我们是中国最大的摩托车出口商。”他表示。
尹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卖书,而90年代卖发动机和摩托车。今天,他旗下的力帆集团刚刚开了一家大工厂。尹表示,他下一步的目标是向美国出口汽车。
第十七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将于8月30日至9月3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本届图博会由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教育部、科学技术部、文化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主办,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承办。
本届图博会展场面积约43000平方米,共规划展台2000多个,其中国内展台706个,海外展台(含港台)489个,专业展区展台505个。截至目前,报名参展的国家和地区56个,参展商数量近2000家,其中,海外参展商(含港台)1000多家。众多国际知名出版集团如培生集团、爱思唯尔集团、威科集团、哈柏・柯林斯集团、施普林格集团等均来参展。
记者获悉,本届图博会将延续以往成功经验,以版权贸易为主体,展览展示配套,同时开展一系列的高端论坛和交流活动。与往届相比,本届图博会推出了重点作家展示、数字出版等重要活动。
新增为图博会主办单位的中国作协,将在图博会现场设立专区,展示展出“走出去”的当代文学作品及“百本当代文学翻译图书”项目中拟翻译出版的作品,通过举办作品朗读、演讲等多种形式的作家活动,向海外出版商推广中国当代文学,促进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同时带动全民阅读活动的广泛开展。国家汉办将在图博会设立“对外汉语展示专区”,集中展示汉语教学的优秀教材、示范课程以及各国孔子学院在推动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传播中的创新理念和做法。结合作家活动、汉语学习热两项内容组织展览、开展活动,将为图博会增添活力。
[关键词]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策略;产业融合;对外贸易;数字贸易
一、引言
跨境电商在全球贸易与经济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技术进步、消费方式的不断改变以及贸易便利化等驱使全球跨境电商快速发展。中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设立加快了跨境电商在模式、服务、制度等方面的创新,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相应带动了金融、科技等行业创新发展,促进对外贸易竞争优势不断提升。基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加速调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将日益成为培养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路径。在当前形势下,实现跨境电商创新发展,依托其促进国内消费水平提升及产业转型升级等优势上,为中国加快国内国际互促的双循环局面形成及提升对外贸易竞争优势提供了坚实支撑。
二、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分析
在政策支持与超大规模市场推动下,中国跨境电商规模不断扩大,在不同地区协同推进过程中模式与制度、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取得较大突破。
(一)跨境电商规模扩大带动外贸增长
2018到2019年,我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规模持续规模快速增长,跨境电商作为对外贸易增长的引擎日益凸显。根据海关数据统计,在2020年疫情为传统国际贸易形式带来重大挑战的情况下,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169万亿元,仍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如图1所示)。中国跨境电商税收、通关、外汇等政策的不断完善,新信息技术应用与贸易环节数字化的有效融合使得其成为更多企业展开国际贸易的首选路径。此外,全球消费者与贸易企业对跨境电商认知的不断改变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跨境电商全球市场,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也因此跨上新台阶,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数据来源:根据海关统计数据整理。
(二)跨境电商自主创新推进实体经济转型
中小企业依托跨境电商参与全球贸易的低门槛及高灵活性优势,扩大其优质产品出口和新品牌建设,并提高贸易效率,从而降低其贸易成本。首先,跨境电商B2B、B2C模式已成为跨境电商发展的主要核心,以此推动海外仓建设。与传统海外仓相比,跨境电商海外仓除了及时将商品送达境外消费者外,还能为电商货物提供包括清关、存储、分拣、配送等一体化服务;海外仓所表现出来的降低物流成本、有效缩短订单响应时间等特征致使越来越多的中小出口企业通过第三方海外仓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基于此,近年来,包括如智能家电、智能电子设备等产品出口呈快速增长趋势也是得益于海外仓的高速发展。其次,外贸服务模式创新加快企业产品提升。外贸服务企业依托信息技术与资源整合优势,加快外贸实现流程标准和信息化,为中小企业提供通关、税收、结汇等环节一体化专业服务,以此降低其融资成本,为中小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供有利条件。社交及直播跨境电商模式提升产品影响力。企业利用网络虚拟社区及大数据方式了解消费者需求,精准锁定进出口商品;跨境电商平台利用互联网根据消费者习惯实现智能推荐。直播跨境电商以视频、AR等技术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现象,提高消费者信任及对产品认识的同时减少了因空间及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
(三)跨境电商布局开拓国内国际潜在市场
2018年以来,中国已与20多个国家签署相关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在政策协调及人员培训等方面展开有效合作,为跨境电商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国内外企业联合打造以区域化为主导的多语言跨境电商交易平台。天猫国际、京东等跨境电商平台在全球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在欧洲、东南亚等国家地区占据重要市场地位。中国跨境电商企业以创新技术的合作和引进等方式来扩大境外投资并购规模,主要表现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信息安全等技术领域;另外,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交易平台、物流支付等领域,这将有助提升中国企业本土化经营和市场感知能力,并促进本土文化与商业模式的有效融合。中国跨境电商海外仓的广泛分布在欧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了优质的境外本土化服务。
(四)逐步完善的监管体制营造良好的跨境电商环境
从2012年开始,我国部分城市设立跨境电商试点,并逐步加强管理体制与服务模式的创新。2018年,依托跨境电商的实际发展特征和趋势,国家相关部门出台系列跨境电商相关政策,以期完善监管体制。从监管方式来看,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商品按个人物品监管,同时扩充正面清单,增加了年度和单笔限额;从税收方法来看,出台适用于综合试区的增值税无票免税、所得税征收等政策,以此简化申报流程;从支付结算来看,拓宽支付机构的外汇业务范围;从配套服务来看,增设国际邮件互换点,优化邮件跟踪查询系统。各跨境电商综合试区在税收、外汇、风险防控等方面积极创新,实现贸易便利化,跨境电商环境日益完善。信息共享是跨境电商协同监管的前提,国际贸易实现“单一窗口”服务,包括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间的信息有效对接。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与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对接实现了跨境电商通关一体化和智能化。例如深圳依托前海的独特优势,以“全国揽货与香港直飞”的出口模式在特殊出口区域与海外市场间形成跨境电商快速通道。
三、中国跨境电子商务面临的挑战
(一)区域发展不均衡
中国跨境电商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发展不均衡特征。根据海关数据统计显示,2019年广州、深圳和东莞三市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额比例占全国的50%以上。另外,浙江和广东两省跨境电商零售交易规模占全国的70%以上。东部地区跨境电商在经营企业、国际物流、金融支付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整体发展较好。中部地区如郑州、长沙跨境电商占据优势,西部地区如重庆、成都等占据优势。由于中西部存在较多不发达地区的知名跨境电商服务平台较少,中小出口企业对跨境电商认知不足,跨境电商物流、供应链等服务水平不足、跨境电商管理体制不完善等问题导致其整体发展相对滞后。另外,因通关、税收、结汇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与跨境电商业务无法匹配,加上通关时间长致使部分本地企业在此地区无法开展跨境电商业务。
(二)产业带动不显著
尽管跨境电商为外贸企业转型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以B2B为核心的业务发展相对缓慢,无法充分体现对物流、制造等领域的优势带动。疫情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我国绝大部分中小企业跨境电商的自主意识,但各地区仍注重于跨境电商B2C发展,缺乏对B2B发展的有效推进。跨境电商B2B在监管体制、支付、结汇等方面仍存在诸多局限性,平台在线功能及全球影响力弱等都致使企业开展跨境电商B2B业务渠道受限,从而导致贸易成本高、效率低等现象。此外,中国跨境电商在资源整合、技术创新应用等方面仍存在不足。
(三)国际环境
在全球电子商务激烈竞争环境下,绝大多数国家开始调整与电子商务的积极政策。欧盟和美国主要集中在通过调整电子商务通关、增值税等规则来缩小其与传统贸易的政策差异。一方面,欧盟要求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必须如实填写相关信息,并针对简化收税程序等出台相关政策以此更好推动电子商务实现一体化。另一方面,除欧盟以外的国家,取消对特殊货物进行免征增值税的规定,对跨境电商零售包裹在清关与退税过程中实行更加严格地监管。此外,美英制定具体可行的数字贸易规则如保证信息跨境自由共享、建立不同隐私制度的互相兼容机制、强调数字服务的国际协调,以此减少跨境电商存在的不合理行为的发生。
四、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创新发展策略
(一)依托新信息技术创新商业模式
以引导构建跨境电商创新新生态体系为基本目标,开展能应对不同产业的应用创新,实现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具体而言,引导企业在传统B2B、B2C模式基础上,加强社交、直播跨境电商模式发展;鼓励跨境电商企业开发多语言跨境电商平台,实现不同国家地区间消费者、供应商间的无障碍交流;鼓励传统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进行生产和服务,拓宽国内市场需求,积极挖掘国外市场潜在需求;引导企业依托云服务、互联网等领域的新技术优势实现跨境电商业务,为其提供多元化渠道;鼓励第三方公司利用新技术开展跨境电商支付、结算等业务创新,运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信息技术加强跨境电商平台的资源整合,培育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实现跨境电商创新从提高交易效率到新价值创造方式转变,从产品服务创新到全球价值链重构转变,加强跨境电商B2B模式创新,加快货物和服务贸易数字化,实现在线设计研发、数字营销等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融合,以此提升其价值创造力。
(二)加强跨境电商与相关产业有效融合
完善跨境电商产业布局,以形成B2B、B2C的发展思路,改变跨境电商B2B发展不足的局面,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具体而言,推动国内区域间跨境电商合作平衡发展,加快跨境电商向全球化布局转型,注重跨境电商与其他产业有效融合,鼓励中小企业通过跨境电商渠道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减少国内外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现象,使得全球价值链中参与环节的企业打破时间与空间局限,鼓励具备一定资格的外贸企业搭建跨境电商平台,实现自由有效共享资源,提高平台创新及海外拓展能力,为中小企业拓宽国际市场提供有利条件;引导制造企业加强对接跨境电商平台,加强信息化改造,开展以国际市场终端需求为核心的自动化、定制化生产,提高产品品质;加强服务业的数字化创新,实现跨境电商与数字贸易的有效融合,引导服务企业利用跨境电商数据创新服务,形成新型服务模式;引导企业以信息技术为导向,与研发、金融、营销、技术等服务资源融合,有效降低中小企业开展对外贸易门槛,提升对外贸易效率。
(三)优化跨境电商境外服务体系
以海外仓作为跨境电商境外环节的重要支点,优化跨境电商境外服务体系,完善跨境电商产业链条。具体而言,拓宽海外仓全球布局,在巩固欧美市场的基础上,引导企业加强在其他地区规划建设海外仓,形成合理分布的海外仓网络;增强建立特定领域的海外仓建设意识,拓宽国际物流、国际营销、清关、金融等方面的服务功能,满足跨境电商不同模式、不同层次的服务需求,实现企业本地化运营;鼓励支持海外仓企业实现自动化及智能化运营,增强供应链风险防控能力,建立跨境电商展销中心,增强中国各类产品品牌意识,建立企业防范境外风险机制,加强以仓储、税务、劳工制度等专业培训。
(四)深化跨境电商体制机制改革
在加强部门间协同监管机制,提升监管的智能化水平的基础上,打破传统监管思路,建立以“服务促监管”的新思路。具体而言,增强政府部门间的信息自由共享与联通,实现监管数字化与在线化,完善政府部门的服务平台与其他平台企业的系统对接;合理使用物理隔离、监管,保证全球进出口商品集散分拨,制定跨境电商进出口退货管理规则,完善税收、支付和收结汇制度;增设并创新适合跨境电商特征的税收方式,完善增值税及所得税的相应制度,鼓励更多中小企业开展跨境电商;完善中小企业跨境电商收结汇制度,支持支付机构在合理基础上创新跨境支付,合理保存订单支付信息、物流信息等作为银行办理结汇业务的主要依据;合理设置跨境电商统计监测制度,尤其是跨境电商B2B监管制度,即时统计监测数据和分析报告,注重与政府科学决策有机结合,协助企业识别市场风险。
(五)建立差异化国际合作机制
依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贸易便利等优势,重点考察跨境电商合作的方向,深化“一带一路”跨境电商合作机制,增强通关协作与数据政策沟通,拓宽国际合作范围。具体而言,搭建跨境电商合作及多语言跨境贸易交流平台,提高跨境电商应用创新水平,实现平台、物流、人才交流三维合作,合理形成跨境电商共同市场,为区域性跨境电商枢纽提供良好环境;合理展开跨境电商政策、规则及创新研究合作项目,定期开展以论坛、行业会展等形式的联盟活动,提升跨境电商国际影响力;在促进跨境电商发展及保护消费者隐私的基础上实现发展均衡,制定可操作、高标准并与国际接轨的跨境电商规则,提高中国跨境电商的全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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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作为一种快速发展的新型经济形态,本身就具有高技术服务业的重要特征,并且具有“效率、协同、便捷、快速”等优势,其在高技术服务业领域的深化应用,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天津高技术服务业规模增长、模式创新步伐加快和增强发展潜力。
1促进高技术服务业规模增长
随着天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和消费结构升级将为服务业尤其是基于信息技术的高技术服务业带来巨大需求,促进高技术服务业规模不断增长。同时,随着电子商务在服务业领域的深化应用,将有利于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促进服务业改造提升,形成更多高技术服务新兴业态,此外,电子商务的广泛应用能够进一步催生更多专门从事高技术服务的交易主体,增强有效竞争,为进一步扩大高技术服务业整体规模、优化产业内部结构提供支撑。
2加快高技术服务业模式创新步伐
电子商务以互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为支撑,使高技术服务虚拟化、网络化成为可能,可以更加高效地整合各类资源,通过网络和远程系统完成服务交易,打破产业结构和空间限制,缩短服务交易流程、降低交易成本,进一步促进高技术服务业模式和业态创新。
3增强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活力
一方面,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将有利于打破高技术服务领域行业壁垒,充分发挥各类市场主体积极性,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和社会资本进入高技术服务业领域,有利于提高企业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随着跨境电子商务蓬勃发展,能够进一步提高高技术服务业开放水平,有利于借鉴吸收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引进国外资本、技术和人才,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同时,加快促进天津技术领先、竞争力强的高技术服务业“走出去”和开拓国际市场,抢占新兴高技术服务业领域发展制高点。
二、利用电子商务促进天津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的对策
1完善发展载体一是加快建设产业园区
依托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园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高技术服务业专业化园区为核心,建设一批高技术服务业基地,制定和完善建设标准、管理办法,出台相关扶持措施,集聚要素资源,促进高技术服务业集群化发展,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二是培育壮大企业主体。积极引入国内外知名高技术服务业企业,制定天津高技术服务业重点企业认定标准,在项目安排、资金融通、人才引入和企业上市等方面予以政策优惠,加快培育高技术服务业重点龙头企业,进一步优化中小型高技术服务业企业发展环境。鼓励高技术服务业企业自建电子商务平台或利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加强与服务主体之间的需求对接,利用电子商务推进服务模式创新,培育和形成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的新模式、新业态。三是实施一批重大项目。结合天津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的特点、优势以及高技术服务业发展趋势,在研发设计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和数字内容服务等领域精选一批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对提升产业整体水平和完善产业链条具有关键性作用的好项目,重点推动、分步实施。
2强化支撑体系一是健全支付体系
大力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在天津设立运营中心和分支机构,开展各种类型支付服务。积极鼓励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开发新型电子金融及其衍生服务,增强在线支付和移动支付服务功能,形成一批功能完善、特色突出、安全易用的支付平台。深化高技术服务交易在线支付和移动支付应用,加快制定跨境电子商务在通关、结算、退税等方面政策标准,培育相关服务企业,提高对高技术服务业电子商务发展的支撑能力。二是完善融资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天津金融创新优势,大力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债权融资、私募股权投资等投融资方式,探索推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新型融资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向高技术服务领域。积极发展互联网金融,探索建立面向高技术服务业的在线融资平台,形成多元化的高技术服务业融资服务体系。三是加快建设交易保障体系。建立高技术服务企业信用档案和信用评价制度,加强信用管理。鼓励专业机构开展网上安全认证技术开发和应用,增强网络信息安全保护、数字认证、数据恢复等安全服务功能。加强高技术服务业电子商务相关电子凭证等方面技术创新。建立交易保障机制,为经营主体和消费主体提供在线交易纠纷处理服务,逐步形成安全、可信的高技术服务电子商务交易保障体系。四是探索建立行业标准体系。密切关注高技术服务领域前沿动向,加强与国家相关行业标准化协会、标准化研究所的交流合作,支持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以自主知识产权参与行业、国家、国际标准的制订,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标准。
3深化重点领域应用研发设计服务
依托天津新能源汽车、大飞机、船舶、海洋工程装备等工业设计领域,城市规划设计、建筑设计、工程勘察设计等建筑设计领域和物联网、高性能计算及云计算、新一代移动通讯等高新技术研发设计服务领域优势资源,加大资源整合力度,鼓励制造业企业利用电子商务进行研发设计服务采购及外包,通过电子商务优化供应链和价值链,提高企业竞争能力。信息技术服务。建设信息技术服务平台,为电子信息领域的生产企业与服务企业提供线上免费对接服务以及金融配套、技术服务招投标、集成解决方案定制等线下增值服务。鼓励有实力的高技术服务企业,建立企业电子商务平台,利用电子商务促进转型发展,占据产业链高端环节,提高服务价值增值能力。依托东疆保税港区、武清区等区域,建设具有信息展示、电子交易、电子结算、贸易融资和通关、退税等功能的高技术服务电子商务平台,为高技术服务业企业对外贸易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交易平台,进一步扩大高技术服务业领域出口规模,推动服务贸易便利化。数字内容服务。依托国家动漫产业综合示范园、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天津滨海国际知识产权交易所等发展载体,整合数字内容服务领域上下游企业资源,建立数字内容服务集中交易电子商务平台,深化数字内容服务领域电子商务应用。鼓励相关企业建立数字店铺、数字作品交易平台,大力发展数字音乐、在线电影、电子图书、动漫游戏等数字内容网上交易服务,利用电子商务扩大信息消费规模。
三、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