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发展史精品(七篇)
新闻传播发展史篇(1)
论文摘要：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是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的教学环境下使之适应现实、更好地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的关键首先是转换观照模式、强化当代性、将文化史视角和社会史视角引入到教学中来；其次是增加教学手段的技术含量，实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逻辑性与趣味性的统一，从而它从“挠头的课程”变为“受欢迎的课程”。
新闻传播史学是研究中外新闻事业、传播学说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新闻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新闻传播史学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课程一样，其课程教学在讲授方法、教授方式上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各层次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其面临的教学方法改进的压力大大高于其他课程。如何适应目前变化的教学环境、改变其难教的现状成为这类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1.体系庞大，知识点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史学基础课程(含《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一直以专业必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进行通识教育的功能;新闻传播史学延伸课程(包括媒介发展史、新闻教育史、新闻学术史、广播电视史、广告史等方面的课程)以专业选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拓展专门知识的功能;二者共同构筑了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学生进行通识知识教育和专门知识教育的平台。
《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内容的主要框架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总体脉络和历史沿革，包括重要的新闻媒介、新闻人、新闻事件、新闻作品，重要新闻理论家、新闻研究者和他们在特定时代的新闻学说、传播思想等;从而探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特征，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发展、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它与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关系。
《世界新闻传播史》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为欧美主要国家在近代、现代、当代以来的重大新闻界活动，美、英、德、意、俄、日等国各个历史时期主要新闻传播媒介(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以及新闻机构的产生发展过程、重要新闻人言论活动等，进而探讨西方新闻思想、传播观念、管理体制、新闻报道的诸多风格等相关问题。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史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面临双重的困境:一方面要把庞大体系、众多知识点整合成有趣味的、学生可接受的内容，需要教师知识广博，变“标本”为“活体，’;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及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僵化的“革命化”视角已疏离了今天的现实，必须用新的视角才能解释全球化、信息化语境下的诸多现实及其历史擅变，这需要教师必须做到视角“转型”。
2.教育技术含量高。在教育技术层面上，伴随着新媒体、新兴技术在新闻业务类课程中的普遍应用，学生对新闻业务类课程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对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形成了挑战。那么，现实的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中的课件制作、多媒体应用、网络教学等不再只是一种附属和装饰，而同样成了一种吸引学生、深化教学、提高表达水平的必备手段。
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对庞杂的教学体系、教育技术层面、教学理论层面的挑战如何解决?这是目前这类课程授课教师正在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新闻传播史学课程自身教学方法的改进来转变，具体说就是: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在秉承史学传统品质的同时，将文化史视角、社会史视角引人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当中来。
1.明确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何兆武先生认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由此构成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按照这二者关系的思路，新闻传播史实与认识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新闻传播史实是证明曾经发生过事实的有关记载，可以使人们想象再现这一事件的象征，存在于人们头脑、精神世界、文化创造中;新闻传播史认识是对子新闻传播史实的重构、重组。那么如何从当代性的意义对新闻传播史实进行“重构、重组”呢?
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新闻传播史实是构成新闻传播史的基础，对它的认识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思想认识的深化、对史料的理解变化而改变。、新闻传播史学家让新闻传播史成为总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鲜活记忆，那么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授课教师要做的就是使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得以体现。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就是让学生认识到新闻传播史总同当代社会、现世人生息息相关，它对个人生活、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分离的，其一切内涵(包括价值、发展规律、形态变化等)都属于当下此刻，新闻传播史是活的现实而非死的标本，是现实之镜而非流逝的旧影。当学生认识到学习新闻传播史是基于现实的激情而非思古的幽情时，教师的激情和学生的兴趣会同时被点燃。
2.重视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是文化事业，新闻机关是文化机关，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文化方面的范畴。”新闻传播史既然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那么改变其传统教学中少有文化、少有鲜活思想的状貌就迫在眉睫。
文化是当下的一个关键词。作为应用于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中的文化研究方法不仅仅是社会学层面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它“更加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过去很长时间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思路由于受到“革命化范式”的影响，“中新史”一直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主线构筑，形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史的模式;而“外新史”也以强化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新闻事业与资本主义阵营新闻事业的抗衡为主调。这些模式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诸多史实。相比较下文化学视角则要敦厚、公允得多，也更有利于论证、阐释诸多史实，因而含有较丰厚文化含量的新闻传播史学也就更令人信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对新闻传播史本体的追寻，新闻传播史学在内容上逐步摆脱了对政治斗争史、政治思想史的重复和演绎，回归到新闻事业自身过程与规律的探讨上。这表现为由重视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着重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微观考据转向历史分析的转化。这种逐步以新闻事业自身属性为中心，展示新闻传播思想活动、传播媒介殖变的方法着重探讨新佣事业自身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彰显了新闻传播的现实影响力，进而显示出了新闻传播史学作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这正是我们引人文化学视角的现实语境。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政治说教与宣传在新闻传播史中不再居于独尊的地位，而尝试建构一种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它以新闻事业作为本体，以整个世界新闻历史的全局为对象，以跨时间、跨空间和综合多种传播媒介作为方法探讨新闻传播史的价值与规律。
3.关注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新的动向和新的发展总称为“新史学”。引人社会史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史学，则新闻传播史学也会被改造成新史学所共同追求的总体史。李彬认为“社会史范式在新闻史研究中体现为三种融合: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的融合(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那么社会史视角带来的结果如何呢?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注重的是“社会的整体关系、整体结构，针对的是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历史实践，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总体史”。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不仅仅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而是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联系也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文化思想、时代心理、社会风俗习惯等。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在注重新闻本体的多重内涵、新闻传播事业与社会变迁多重关联的同时探讨新闻传播界人物与时代命运的结合，它致力于发掘和展现一种宏观的、有机的新闻传播图景。引人社会史视角不仅使裁闻传播史学课程的逻辑线条更为严谨可信，并且增加了教学的趣味性。
新闻传播发展史篇(2)
【关键词】新闻传播史;新闻传播教育;年鉴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没有比处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更能说明传播的重要性的历史阶段了。信息传播作为维系社会共同体的粘合剂，将分散的个体聚合成彼此相依、不可须臾分离的有机体。信息弥漫于人类生活的全部空间，渗透到社会系统的各个角落、各个层面，它就像空气，影响着人类的呼吸、丰富着人类的思想、引导着人类的行为。在社会系统的延续发展中，传播不仅在守望着社会、传承着文化、维系着社群，而且其本身就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环境。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信息传播，不仅制约着人类的思维空间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物理空间，而且还决定了人类的精神境界。传播与社会同生共存，是历史进化的铁则。
一、实践地看:作为新闻业基石的新闻传播教育
正如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传播的社会，我们同样也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新闻传播教育的传播业。新闻传播从自发的社会活动演变成一个根系发达、枝繁叶茂的社会事业，除了社会需求的拉动、传播技术的支撑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一批批具有专业技能和职业理想的传媒人的涌入。人自始至终都是传播的主体，是人类社会及其传播历史的主人。在传播本身进化的历史上，传媒人始终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传媒人不可能在真空中成长起来，传媒人的成长不仅需要空气、水分和阳光，更需要导师的教导与引领。在西方社会，信息传播作为一项社会职业，其早期历史上的行吟诗人，可以说是最早的传媒人和历史学家。在荷马史诗中，既有历史故事的陈述，也有最近新闻的报道;罗马帝国时期手抄新闻作者的新闻职业特征也已经十分鲜明。在中国，新闻传播的早期历史最早则可以追溯到周朝，其宫廷中的史官，就承担着记录新闻和历史的职责。蔡元培先生主张，新闻与历史同源，他在为徐宝璜《新闻学》所作的序言中说，“余惟新闻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日新闻中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呼?”。当然，他也深知新闻之于史又有差异:“两者虽记以往之事，史所记不嫌其旧，而新闻所记愈新愈善，其异一;作史者可穷年累月以成之，而新闻则成之于俄顷，其异二;史者纯粹著述之业，而新闻则有营业性质，其异三;是以我国虽有史学，而不足以包新闻学。”①在专业史官之外，朝廷还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②。”更有甚者，中国古制还规定:“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民间求诗”“故王者不出户牖，尽知天下所苦”③。新闻传播由来已久，在东西方古代史上都可以得到印证。万物皆有史，皆有其从来。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在《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一文中指出:“每个普通人，同你我一样，记忆种种说过做过的事情，并且只要没有睡着也一定是这样做的。假定这位‘普通先生’早晨醒来而记不起任何说过做过的事情，那他真要成为一个失去心灵的人了。……正常地说来，这位‘普通先生’的记忆力，当他早晨醒来，便伸入过去的时间领域和遥远的空间领域，并且立刻重新创造他努力的小天地，仿佛把昨天说过做过的种种事情联系起来。没有这种历史知识，这种说过做过事情的记忆，他的今日便要漫无目的，他的明日也要失去意义。”④新闻传播源远流长，新闻传播教育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虽然我们还无法找到教育史上的资料，来清晰地说明古代社会如何培养职业新闻人。但是一个普通人，要成为能够记录与传播事实，胜任采访、写作、编纂的传播者，显然是需要一个复杂的学习或培训过程的。现有的一些证据表明，古代罗马第一批手书新闻采写者多是奴隶出身，作为奴隶主的会说话的工具，他必须得到系统的技能训练才能进入职业角色，这种培训多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在工作中学习。而中国古代的史官，多具有家族传统，子承父业或者兄终弟及是职业技能培训的主要途径。春秋时期的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崔杼杀了国君，“大史书曰:崔杼杀其君。崔氏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⑤。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司马迁作为太史令，就有家学渊源，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担任过太史令。关于古代新闻传播教育，因历史久远，资料淹没无闻，很难勾勒其全貌。可以肯定的是，古代社会有传播活动，有职业传播人，但是没有社会化的职业传播教育，这和其他行业十分相似。我们对古代传播描述，更多的是根据片段材料的拼合，其间有很多想象的成分。虽然历史学家也需要想象力，但是决不能过于依赖想象，更不能陷入想象的泥坑而不能自拔。应该说，对古代传播及传播技能的培养情况，我们确实所知有限。这一方面是历史本身的原因，时代的长河滚滚向前，大浪淘沙，能够沉淀下来的，自然只是少数有分量的重量级的存在物;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历史意识的缺失，没有及时地记录或保存相关的文献，或者是记录了，而因为种种原因而泯灭，从而给今人认识传播教育历史造成了困扰。
二、历史地看:新闻传播教育需要历史资料的积累和发掘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发达的信息社会，而支撑、维系这个社会的就是信息传播系统。这一系统直接源自于欧洲文艺复兴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的需求。当信息传播与工业社会彼此互动，从而加速了社会历史的进程时，近代的新闻传播教育便应运而生了。在20世纪初，从美洲大陆到欧洲大陆，在不同的国家相继出现了大学新闻教育，并且形成了不同的传媒人才培养模式，而这些模式又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借鉴乃至吸收。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我们一般把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视为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从此开始，一系列标志性的事件，逐步地拉开了中国现代新闻教育的序幕。1922年，厦门大学成立了新闻学部(于1926年停办);1924年，燕京大学新闻系成立，不久就因其先进的教学理念和高质量的人才培养，确立了在民国新闻教育中的地位，被视为民初中国大学新闻教育的“最优秀者”;1926年9月，复旦大学首次以新闻系名义正式招生，3年后，复旦大学正式成立新闻系，其首任系主任为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谢六逸教授;1936年南京大学前身金陵大学创立“电影与播音专修科”，成为中国高等电影广播教育的源头;1946年，暨南大学新闻学系在上海成立;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大学于1955年成立新闻学系。由此新中国高等新闻教育事业开始发展起来。截止2015年底，全国681所大学开设新闻与传播类专业。而“985”“211”大学中开设新闻与传播类专业的比例高达55.9%。这些学校拥有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教师6912人(其中硕士以上2943人);设有1244个本科专业点，其中新闻326个，广电234个，广告378个，传播学71个，编辑出版82个，网络与新媒体140个，数字出版13个。其本科在校学生总规模达22.5691万人。在此之外，还设有新闻与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15个，一级学科硕士点75个，二级学科博士点3个，二级学科硕士点13个。⑥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有些重点大学的研究生规模超过了本科生。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繁荣发展，可谓洋洋洒洒、蔚为大观。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界不仅已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因为其大量的专业人才培养和定向输出，成为支撑当代新闻传播体系的重要支柱。作为一个新闻传播教育者，面对着全球化、数字技术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面对着无所不至的信息和无所不能的传播，面对着学校所能与社会所需的差距，不仅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而且逐渐地失去了方向感。如何才能胜任新闻传播教育的天职，怎样才能满足社会的期待呢?虽然我们可以从许多渠道获得不少的知识资源和理论资源，诸如传播学研究、新闻学研究、传播法学研究、传媒经济研究、新闻传播实务研究、新媒体研究、品牌传播研究等等，来引领我们的思维，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是汗牛充栋，但是对于新闻传播教育能够起到本质性资鉴作用的当代历史资源的发掘和累积，对于当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发展、新变化、新成就、新问题的客观记录和整理，基本上还是付之缺如。如果说过去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开发、积累，是因为认识方面的原因，或者是新闻传播业发展的程度还不够，那么，今天则完全不同。新闻传播与传媒教育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我们有足够大的物质资源和工具条件，来做我们的前人想做而没有做的工作，我们不能再任由这些历史资源随水漂流，湮没无闻。置身于新闻传播教育这个以培养历史记录者为天职的行业，我们在关注自然与社会变迁的同时，也应该关注、记录自身的历史，不能让我们的后人也重复我们今天的遗憾。
三、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的写作必要性与写作思路
新闻传播发展史篇(3)
【关键词】中外分治四种模式差异
所谓历史，从广义上讲，是指一切事物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而我们研究的历史往往是指人类社会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即在已有的社会中自然与人相互之间发生运动发展的过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的存在，就注定有信息与信息之间的传播，这种有效地传播我们可以理解为新闻传播。而新闻传播的方式和过程往往在时间的洗礼中构成了新闻史和新闻学。事实上，新闻史完整的说应该是新闻学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由于新闻学诞生以来，新闻史就伴随着新闻学的发展而记录着，所以常常可以单列研究。作为如此重要的新闻历史，研究新闻历史体系科学的组成是当下紧迫的主题。具体而言，当今时代期待着一种全新的新闻史研究范式，这既是新闻事业跨世纪发展的要求，又是健全，完善新闻学学科体系的需要。
四种模式
对于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即存在国别史，又包含了地区史；既有专门史，又有综合新闻史。总的来说，学术界对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大体可以有四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A国新闻史+B国新闻史+C国新闻史+D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这一模式缘起于日本学者小野秀雄所著的《内外新闻史》(台湾译本名为《中外新闻史》)。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李瞻的《世界新闻史》的本例，就是来源于小野秀雄。大陆学者陶涵主编的《世界十国新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的《七国传播事业》等，从其内容、体例上看，均应属于这一模式。
第二种模式是，各国报纸史+各国广播史+各国电视史+各国通讯社史=外国新闻史。此种模式实际是地区新闻史研究。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有张隆栋、傅显明主编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纲要》、梁洪浩主编的《外国新闻史》和张允若、高宁远所著的《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等。
第三种模式是专门史研究。如苑子熙著的《外国广播电视事业史简编》、国际广播电台研究室编辑的《世界广播电视：变革和发展》、徐耀魁主编的《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和王泰玄的《西方著名报纸概要》等。
第四种模式是国别史研究。这一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外国研究成果的翻译，国人自己独著的较少。其代表性的作品有，日本山本文雄等著物《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美国埃德温·埃默里等著的《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及刘有源著的《美国新闻事业概况》等。
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
新闻史研究中外分治的基本格局，是由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既有的条件之下，这一研究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新闻史学的深度发掘，至少表现出其独有的三大长处：
第一，中外分治的研究格局，特别是“A国新闻史+B国新闻史+C国新闻史+D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的研究模式，有利于逐一理清各个主要国家新闻传播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因为在陈述各个国家新闻史时，不必过多地顾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国家的横向联系及其相互影响，因而能够集中精力于该国新闻历史的探讨。特别是在对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新闻传播接触不多、了解不深的情况下，逐个地研究个别主要国家的新闻历史，可以说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以此为基础，才谈得上对世界新闻传播全局的综合研究。
第二，在理清各主要国家新闻传播产生、发展、演变脉络的基础之上，研究者们才能深入地分析、把握支配各主要国家新闻传播演进的特殊规律。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族心理、政治经济制度诸因素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新闻传播不仅表现出了丰富多彩的个性结构，而且在媒介的功能、支作及新闻工作者的活动空间，甚至在新闻传播演变的途径上，也大不相同。那么是什么决定了各个不同国家新闻传播的种种差别?其原因当然应该从各个不同国家新闻历史本身去寻找。
第三，中外分治的新闻史研究格局，还有利于在国别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新闻历史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如前所述，由于每个国家所置身的地理与历史文化环境不同，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同，每个国家新闻传播发展、演变的道路也大不一样。那么，各个国家新闻传播历史的独特性何在?为什么又会产生这些独特性?这些问题，仅仅通过单一国家新闻历史的了解，是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答案的。只有把相关的国家放在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作综合的比较研究，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而比较研究的前提，是对比较对象历史与现实的全面把握。这一前提正是通过国别史、地区史研究的展开，而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但是，在一定得情况下，中外分治的研究格局，尤其是国别史，地区史的研究，虽然有很多长处，但是却存在一些不可或缺的缺陷。而单独另辟外国新闻史研究也存在着各种不利的因素：
首先，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单独研究不同社会形态下的新闻历史，人为孤立了存在着的必然的社会联系，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历史体系，很难解释外国新闻历史中存在的空间和时间上的立体差异。这种差异往往会使得研究单一国家新闻历史的人犯错，比如当研究墨西哥新闻历史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关注该地区报纸行业的诞生以及其有关影响，而往往忽略在同一时间内，其他国家也存在着类似报业出现的情况，以及这些决定他出现的社会因素为什么会使得不同地区产生不同但相同的新闻业务。
其次，研究视野相当狭隘。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社会，比新闻历史著作中所展现的要更加丰富多彩而且充满了不定因素。而这些条件，在一个新闻著作中，往往呈现出必然性，可预计性，这使得原有的社会面貌和所描写的世界面貌脱节。
再者，作为研究外国新闻历史，往往对单一历史研究，很难把握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世界新闻历史上的地位，在历史舞台上，每个国家、地区因为对世界文明进化的贡献值大小，而占有不同的位置。这种贡献或者地位，不仅是相对其他国家、地区而言的，而且还必须从世界全局出发进行综合的权衡，将中外新闻史分而治之的研究方法很难说可以把这个问题研究透彻。
统筹模式的新闻历史
如前所述，世界新闻史体系有它的必然性，并且有它的可能性。以下是建立的基本条件：
首先，世界一体化持续加强，世界历史正在形成。地理大发现至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统一的全球市场出现，世界历史即告形成。19世纪末至20世纪，经济集中化，跨国垄断的规模不断扩大，信息传播技术也在迅速地进步发展，全球的政治经济空间都在日趋缩小，整个世界不断得到一体化。诸多通史著作出现，例如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剑桥三史”，即《剑桥上古史》、《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多卷本《世界通史》，还有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著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等等。
其次，新闻史的研究成果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学术界对新闻历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从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的地域范围来看，仍然受到中外分治格局的影响，基本上停留在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研究阶段。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固然不等于世界史，但是世界史必须建立在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基础之上。新闻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世界新闻通史体系的基础业已奠定。现在的任务，只是从宏观的全局出发，对这些成果进行有机的整合。
世界新闻史体系还应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世界新闻史应该涵盖整个世界或者说是整个地球，在空间上必须注意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以及国家、地区与世界整体的横向联系，关注新闻历史的横向发展，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第二，世界新闻史应该古今贯通，必须把新闻历史研究与先是新闻传播的发展紧密结合，展现新闻传播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至今的脉络。
第三，世界新闻史应该设计新闻事业、制度、观念三个层次。新闻传播所置身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本身的制度框架和结构模式不可被忽略，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传播媒介的功能和活动空间。传播理论也不容忽视，因为正式传播理念决定着传播行为。将此三个层次有机综合，变单维的新闻史为多维的新闻史，变平面的新闻史为立体的新闻史。
总而言之，外国新闻史研究方式和中国新闻史研究方式无论如何有见地地研究和发挥下去，在世界历史的差异性的研究中，都不能很好地将两个存在差异和动性的历史区别和统一起来，尤其是对于世界新闻历史的重头——外国新闻历史而言，它不仅仅是近代新闻历史的起源，更是研究和探讨世界新闻可能的发展趋势和走向的根据。超级秘书网：
新闻传播发展史篇(4)
“学术在传统意义上是指学说和方法，在现代意义上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①就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现状来看，尽管其“系统化”还比较孱弱，但确已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门类。本文将新闻学、传播学分别视为一个学科，新闻传播学则是包含上述两个学科的相对独立、专门的研究领域。本文只讨论一般层面上（in general）的新闻传播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不包括广告、公共关系、编辑出版等研究领域。另外，本文所研究的地域范围只限于中国大陆。
根据30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术推进的特点，本文把它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1978年-1982年：学术研究逐步恢复
“”十年，新闻学术研究几乎停滞，没有一本研究性专著出版。“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新闻传播学术恢复和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大环境。
与整个社会拨乱反正同步进行的是新闻传播事业的恢复与发展。新闻报道的中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注重“真、短、快、活、强”消息的传递。报纸版面不断增加，形式逐渐多样化。一些在“”中被打倒的新闻工作者相继得到。一批在“”中被迫停办的报纸相继恢复出版。全国性报纸从1968年的4种恢复和发展到1980年的33种。②在结构上，科技、教育、文化、法制类媒体或内容开始增多。实践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对象，只有新闻传播事业本身有了可供研究之处，学术才有恢复的可能与发展的空间。
教育方面，1977年高考恢复，新闻专业开始招生，1978年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学术的持续性得到保证。研究机构方面，专门性的研究机构、学会纷纷成立。1978年，部级新闻研究机构――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成立。至1983年，专业新闻研究机构已达50多个。学会、学术刊物也纷纷恢复或成立、创办。1980年，北京新闻学会正式成立。学术会议方面，影响最大的是1980年在兰州召开的“西北五报会议”。这是“”后召开的首次大型新闻学术讨论会，“昭示着我国新闻学研究在经历了严冬之后，走向春天”。③学术期刊方面，《新闻研究资料》《新闻大学》等先后复刊或创办，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和探讨的园地。
此阶段新闻传播研究者以“”前的老一代为主，再加上有实务经验的新闻工作者以及刚刚毕业的“新手”。全国新闻传播专业的副教授、教授加起来才25人。除社科院新闻所外，高校新闻系、专业的教师基本上以教学为主，科研大多是围绕着教学展开，成果较多地表现为史料汇编、教材、讲义等，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匮乏。据统计，1978年底至1982年，我国出版的有关新闻学的论著、译著共240余部，而1983年一年就出版100部以上。这表明新闻传播学术虽在恢复，但仍非常有限，不过速度非常快。
在研究内容上，以新闻工作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主，大多属于实践领域的业务研究。新闻工作在“”中遭到极大破坏，一批优秀老报人被打倒，长期积累的有益经验被抛弃。因此，学术研究不得不从最基本的问题着手。
除传统的理论、业务、历史三大块外，边缘学科也有了初步研究，如新闻与政治、新闻心理学等。1982年，“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先生访问我国。同年11月，传播学研究座谈会在京召开，传播学研究开始系统化、组织化和专门化。这表明，新闻学在逐步恢复的同时，不断生成出新的特质。
甘惜分著《新闻理论基础》、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和艾丰著《新闻采访方法论》是此阶段代表性的著作。
“”期间，“贴标签”和“映射史学”等成了人们思考问题的常用方法，因此，研究方法的突破和改进对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意义重大。上述三本代表性著作，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强调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不过，这种恢复和回归是初步的。
二、 1983年-1988年：新闻改革引发学术论争
1984年-1988年是我国改革最火热的阶段之一。新闻改革是整个社会改革的一个缩影，它起始于业务层面，并很快进入体制层面。
与新闻改革相伴随的是新闻传播事业的急速发展。1988年底公开发行的报纸达2322种，6年内增加了两倍多。电视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88年底电视台达到422座，是1983年的8倍多。④电视在全国媒介构成中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广播电视专业、学会、年鉴和专门的期刊相继创办，广播电视开始进入新闻传播研究的核心范畴。
新闻教育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扩张。1983年，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全国设有新闻专业的院校达21个，新闻类专业点由1983年的16个增加到1988年的74个。1984年，新闻学专业首次列为博士学位授予专业。博士课程的开设，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
科研机构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不断向高层次迈进。1987年，研究团体发展到150个。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也于1986年先后成立，研究正逐渐成为高校的重要功能之一。从1986年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开始增添新闻学项目。人文社科领域影响较大的“吴玉章奖金”也设有新闻学科奖。
新闻改革，观念先行。新旧观念的冲突反映在学术上就是学术论争。就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而言，争论的内容当然值得叙述（本文不再赘述），但争论背后的语境以及所折射出的思维方式更值得关注。
关于新闻定义之争，不管赞成或反对哪一种定义，论争者的出发点却大体是一致的：一是要与“”期间“事实为观点服务”的说法和做法划清界线；二是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方法定义新闻，与资产阶级的定义划清界线，这是方法论问题，更是立场问题；三是都讲究逻辑规定性（定义=属+种差）、科学性，与泛泛而谈的简单化描述划清界线，这是研究或学术表述问题。
新闻事业性质的讨论，主要围绕“阶级斗争工具论”与“社会舆论工具论”展开。通过广泛讨论，看法渐趋一致，持前一观点的日渐减少，反映出“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开始从人们的头脑中走出来，思想解放的进度有所加快。
1957年“反”之后，新闻价值因被视为资产阶级新闻观而一度成为研究的。⑤此时又重新进入学术争论的视域，实际上是要解决：如何看待西方新闻界关于新闻价值的论述，尤其是如何对待所谓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这个问题。与1957年相比，这次参与争论的研究者都能“由简单地排斥变为科学的探讨”。
新闻的真实性问题在1985年“讨论广泛而深入”。有学者认为，新闻真实性问题之所以成了一个似乎谁也说不清的问题，是因为其负荷太重了。真实性被加上各种别的意思，如本质真实与现象真实，特别是在错误路线盛行时，哲学变成了玄学，辩证法变成了变戏法，一时搅得人们晕头转向。⑥
党性与人民性之争是该阶段所有争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争论的焦点是新闻事业应该坚持党性第一还是人民性第一，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舆论监督。
通过以上简述，我们可以看出：学术争论的根本起因是各种思潮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争论繁荣了学术，推进了改革；澄清了一些问题；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锻炼了队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⑦1978至1988年间，共出版新闻传播学著作1050种。
传播学取得了进一步发展。1986年，第二次传播学学术讨论会召开，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传播学原理与应用》（戴元光等著）等专著得以出版。传播学的成长给传统新闻学以理论、方法和视野上的启发，系统论方法的运用就是最好的体现。
此一阶段另一引人瞩目的研究是新闻调查。它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民意调查的功能，关注的是民众对新闻改革的态度和看法，主要目的是为新闻改革服务。
三、 1989年-1991年：学术研究曲折前行
19发生的使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暂缓。1989年11月，、李瑞环分别发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重申了党的新闻工作的一些根本问题。
1989年10月，国家开始大力压缩整顿报刊。1989年和1990年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锐减至1496种、刊物1442种，⑧规模明显变小。
新闻传播研究受影响也较大。部分学术刊物停办或整顿、调整，一些学术活动不能正常举行，理论探讨气氛受到破坏，直到1990年下半年才逐渐重新活跃起来。期间，围绕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研究成了这一阶段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由于前期的积累，该阶段仍不乏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新闻理论方面，民著《系统理论新闻学》把用系统科学构建新闻学理论体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新闻史方面，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后来获吴玉章奖金优秀奖；韩辛茹著《新华日报史》对我国革命历史上一份重要报刊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
“”以后，“大部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放弃了上世纪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方式，通过讨论知识规范问题和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明显地转向了职业化的知识运作方式”。⑨新闻学界同样如此。从学者的构成看，1991年之前的新闻传播学者（特别是新闻理论研究者）大多来自实务界，以对实践的观察、提出自己的观点见长。如火如荼的新闻改革实践也为这种“观察和思考”式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此后新闻改革虽然绵延不断，但突飞猛进式的改革几乎没有了。1991年之后，原来以教学为中心的高校新闻专业教师开始更多地转向学术研究。一批经过正规学术训练的硕士、博士开始登上新闻传播学术舞台，这也是导致学术研究旨趣发生转向的原因之一。
四、 1992年-1996年：相对平稳发展
短暂的风波很快结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一轮改革开放成为全社会的重心。新闻传播事业、教育和学术都迎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
新闻传播事业随着的结束而开始大步向前发展。1992年，大约平均每两天就出现一家新报纸。{10}1995年底，公开发行的报纸种数达2089种。除规模扩大外，各家报纸纷纷扩版或出周末版。1995年创办的《华西都市报》是代表着报业发展方向的新型市民报。经济类报刊、电视节目和栏目不断创办。在经营管理上，除了发行、聘任制度的改革外，企业化管理开始引入新闻机构。1996年，广州日报社被批准组建报业集团。
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迅速。1993年，全国新闻类专业教学点为66个，{11}1997年则发展到120多个，5年实现了翻番。研究机构方面，截至1996年底，全国已有100多家新闻研究机构。{12}其中，1992年成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在我国新闻史研究中起到了很好的组织作用。专业刊物和辞书编撰更加注重学术性。
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新闻传播教师队伍出现老化、断层，中青年教师流失过多，高学历、高质量的人才引进困难等。主要原因是新闻专业教师与新闻从业人员在住房、收入等待遇上反差太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研究队伍开始出现分化。继续从事教书、研究的教师在自我意识和定位上也发生了变化。多数研究者开始从一个通过对新闻改革的论述来直接、积极参政的启蒙知识分子扭转为一个通过对知识本身的发现和创造来博取学术资本的“知识人”，提倡“为学术而学术”。其结果是新闻传播知识本身的增长、体系的严谨、科学化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成熟。从学术史的视角来审视以上变化，无疑意味着一次质的提升。
学术生态上的转换加上前期的积累，该阶段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著作，如陈力丹著《精神交往论》、黄旦著《新闻传播学》、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吴廷俊著《新记史稿》等。这些研究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耗时长，需要研究者沉下心去精耕细作。这是以上两个阶段所不具有的。
五、 1997年至今：在新的起点上迈向繁荣
1997年，新闻传播学被擢升为一级学科，成为其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新闻传播业呈现出规模不断扩大、结构多元、格局更新和市场化运作的发展态势。
1997年-2006年间，报纸种数维持在2000种左右。经过2003年的整顿，种数有所减少，但报纸总印数、广告经营额一直在增长。都市报迅速崛起，中等以上的城市几乎都有一份甚至多份都市报。电视方面，除了电视台家数增多外，地区市以上的电视台都办有多套节目，节目播出量飞速增长。省级卫视在全国范围内竞争激烈。
在经营管理上，集团制成为我国传媒业一种主流运作形式。2002年底，全国报业集团已达39家。{13}至2005年，共有18家广电集团成立。1999年，《成都商报》相关资产借壳上市，传媒业开始涉足资本市场。都市报、电视综艺、网络传播相继为大众文化推波助澜，媒介的消费化、娱乐化特征初现端倪。
新闻教育狂飙猛进。1999年，首家新闻学博士后流动站在复旦挂牌，完整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至此得以建立。2005年在教育部备案的新闻学专业点达661个。{14}全国共有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点123个、博士点19个。在校学生约10万人，教师约1万人，教授约1000人。{15}教育规模的扩大，师资力量的增加，意味着研究队伍的壮大，再加上国家的积极引导，新闻传播研究气氛空前浓厚。
研究机构方面，1997年，中国记协成立新闻学术委员会；1998年，传媒业第一家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等四个重点研究基地相继成立。之后，又建立了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等四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跨学科、跨部门研究机构的成立反映出新闻传播研究的多元化趋势。一些新的学术组织、会议不断创办，并朝高层次、固定化、细分化发展。期间创办的较有影响的学会和会议有：中国传播学会、中国传播学论坛、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等。
从研究内容和成果上看，该阶段新闻传播学术也呈现出多元与发散的特点。
新闻理论方面，传播理论、方法对传统新闻学的影响进一步增大。以“新闻传播学”命名的教材、著述陆续出版。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深度改造着新闻学，大众媒介、网络传播、受众、经营管理等已成为新闻传播学的基本语汇。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一以贯之。200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开始实施，相关新闻学教材正在陆续出版中。
新闻传播史研究也是异常繁荣。随着积累的不断增多，通史、综合史的研究余地已经很小，地方史、专门史中的通史、个案史研究成了一种必然，新闻传播史研究朝精细化、深入化发展，广告史、管理史、思想史、学术史、教育史等成了该阶段新闻史研究中的亮点。
传播研究方面，除了大量、全面的引介外，并有意识开始张扬并沿着不同的路径有所开拓：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思想的梳理和挖掘，如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二是把一些传播理论在中国做验证。但从目前发展状况来看，传播学仍停留在观念、理论和方法层面，创新性研究仍然较少，理论体系的建构更是无从谈起。
传播科技的发展及网络传播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媒的结构和格局，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甚至成为该阶段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中最热闹的领域。
新闻传播研究规范和方法得到充分讨论。关于新闻传播研究方法，1978年以来就不断有零星论述，但只有在1998年之后才得到整个学界的重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研究方法的进一步规范，新闻传播研究必将走向深入。
结语
综上所述，30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从整体和宏观上看，新闻传播研究在短短30年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具备了作为一个学科的面貌；第二，成绩的取得是与我国政治、经济、教育、科学研究以及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分不开的；第三，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分化的过程；第四，作为一种建制意义上的学科，新闻传播学可以说已经初具形态，但从其理论体系来看，一些基本概念尚不稳定；分支学科多是跑马圈地，尚不成熟；描述性、低层次、重复性研究较多，概念化、理论化不够。
注释
①张立文：《中国学术的界说、演替和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1)：1-9
②《中国新闻年鉴》(1982)，卷首。为控制篇幅，下文没有注明的数据均引自《中国新闻年鉴》
③方汉奇、李矗主编：《中国新闻学之最》[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1）：495
④以上数据均据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计算得出
⑤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6）：58
⑥旭培整理：《关于新闻真实性的讨论情况综述》[A]，载于《中国新闻年鉴》（1985）第74页
⑦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C]， 香港：香港未名出版社，2005：31-32
⑧{10}{12}《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第2232、第2251页；2321页；第2457页
⑨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J]，天涯，1997(5)：133-150
{11}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6）：249
{13}该数据不包括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由地方宣布成立的报业集团
{14}何梓华：《控制办学规模提高教学质量》[J]，《新闻战线》，2005(7)：64-65
新闻传播发展史篇(5)
【关键词】本体意识 中国新闻史 新闻著作
在新闻学界，当代中国新闻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新闻业演变、发展的历史。近几年，《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等新闻传播学期刊曾先后多次开辟专栏讨论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问题，为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开拓性思路。
在众多探讨方法论的意见中，强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绝大部分方家所认同。其实，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早在1997年首次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在当时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2007年在《新闻大学》杂志组织的专题讨论中，吴文虎教授认为，要建立新闻史具有自身特性的学科系统必须强调“本体意识”。至今，强调“本体意识”已然成为大部分新闻史学者反思并实践的方向，但以此立场贯穿当代新闻通史研究的作品却不多见。最近，刘家林教授积蓄十年之力而成的120万字作品《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以下简称为《长编》），终于为这一领域渲开了色彩浓重的一笔。作为国内较早以大量史料全面展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学术专著，理应成为共和国新闻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幅历史长卷。
以本体意识建构全面框架
以宁树藩教授1997年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基点，不少学者在该问题上进行过积极的探讨和延伸。吴文虎教授指出，“本体意识”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①简言之，新闻史研究需凸显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要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和领地，而不是让新闻文本仅成为其他学科的材料和论据。
以本体意识探讨当代中国新闻史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颇有难度。在较长时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无论在历史分期、结构思路、事件和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的状况，只看到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相关的新闻场景，对新闻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却视而不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新闻传播的专业视角进行开拓，刘家林的《长编》也正是以当代中国新闻史为研究对象，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的一部专著。
由于此前记载当代中国新闻通史的学术作品较为罕见，所以《长编》对这一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史料钩沉、体例设计都是一大创新。全书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三章讨论从新中国成立到“”时期的新闻传播业；下册四章分析拨乱反正以后到最近十年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发展动向。之所以说这部专著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是因为它以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为经，以新闻政策和新闻体制的演变、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新闻观念的流变以及新闻教育事业的变迁为纬，以规整的体例全方位地对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精详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编织了一幅社会变迁与媒介发展交相呼应的历史画卷。
而且，作者在专著中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所建构的体系，而是在展开宏大叙事的同时以新闻传播的视野探索具体的专业话题。比如，作者不仅关注传统的新闻媒体，还对伴随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各种媒体现象进行探讨，这些“另类”媒体和相关组织的研究不仅扩大了我们对新闻传播学中一些基础概念的理解，还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取本土理论提供参考。比如，提倡创新研究范式的“新新闻史”观点认为，在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对新闻文本的分析，还需注意对新闻生产的个人、组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考察，以便全方位地展现新闻事业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②《长编》也着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回顾当代新闻评论史时，作者敏锐地关注到“写作组”的独特现象，并从“马铁丁”及主要成员开始，到“龚同文”及各省省委机关写作组的组建，详细勾画了“写作组”这种与中国政治宣传紧密相连的传播组织的源流演变及与政治集团的复杂关系，以新闻传播现象为基础开拓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领域。
以精耕细作钻研历史个案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多从个案入手③。从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情况来看，个案研究的确有利于拓展学科研究深度，夯实学科实力基础。
个案研究本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新闻史的研究个案可以包括某个媒体、某位新闻工作者、某次媒体事件，甚至某篇重要的新闻报道或评论等。而一个个案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取决于全面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严谨的结论。从学术史来看，某些个案研究往往更容易成为影响深远的新闻史研究成果。
尽管《长编》是一部中国当代新闻通史，要在整体框架上做到规整、全面已经很不容易，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疏忽对个案研究的精耕细作，而是对重要个案进行追根探源。个案研究是《长编》中每一章节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书设专题讨论的个案超过百个，强调个案分析是这部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为了对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个案追溯源流，考辩真伪，作者在材料搜集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倾注十年之力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新闻院系的资料室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还包含不少曾被人口口相传却绝少能接触到的“孤本”文稿，让读者倍感珍贵。而且，作者对重要个案的分析和论证相当严谨，全书七章连同绪论都作了大量翔实的注释，旁征博引，几乎每章注释都在130个以上，甚至有一章多达274个。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进行个案研究时，十分注重采集和使用口述史材料，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下丰富素材。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很多重大新闻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仍然在世，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保存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以为解读新闻文本背后的运作方式、来龙去脉提供重要文献，能使新闻史研究达到单纯依靠文本所无法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记述《南方周末》的发展史时，刘家林通过亲自与其首任副主编左方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方式详尽记录下这份在近30年的中国新闻界具有标杆意义的周报的诞生、改版和转型的全过程，以真实的史料揭示了这份报纸在成长变化过程中的诸多内幕。
可以说，这些附有详细注解的个案研究不仅是研究者值得保留的宝贵资料库，更是后学者系统而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参考。《长编》以个案为中心对史料进行的精心梳爬，引导读者在通史中探究每个历史阶段的源流变革。这种兼顾宏观理论和微观史料的做法，把作者对材料和事实的控制力与表现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专业角度巧提中肯评价
以往中国新闻史研究缺乏本体意识，还表现在评论的意识形态倾向，缺乏从新闻业自身出发去对新闻史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导致新闻史研究简单追随革命史走向，使本已不十分丰厚的出自本土经验的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更显薄弱。
以专业视野对当代中国新闻史进行中肯的评价，不仅要以大量史料来逼近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过程，还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具体业务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和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长编》不仅重视占有大量原始材料，在评价时还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历史背景，甚至把作者的切实感悟贯穿于评论当中，而且观点含而不露，论从史出，体现了一个新闻史学家严谨而坦诚的研究态度。
这部专著的“本体意识”还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断代问题上。一般而言，大部分中国新闻通史会把1949年共和国成立作为划分当代新闻史的起点。但《长编》通过梳爬重要的纲领文件，研究解放前夕中国新闻业的实际操作，提出这一分期的截点应以1948年三大战役为始。作者认为，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11月就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区党委和市委”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它对旧有新闻事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评价和处理办法已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原则，有关新闻业的改造已经启动，因此，从新闻业的发展规律看，这一文件的颁布对新闻业后来的路径选择相比新中国成立更具意义。
结语
从《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所带来的启思看，“本体意识”所强调的学科独立性和专业性至少可以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诚然，新闻史的“本体意识”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开拓，正如该书在对近10年新闻媒体体制改革以及新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方面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品在新闻史研究中的分量和温度。刘家林教授在新闻史领域辛勤耕耘30载，他在后记中记述自己以“透支”生命来换取这部作品诞生。而这部作品的生命力也正是源自作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笃实积累和深刻体察，也源于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执着追求。正基于此，《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乃是一部值得向同行业推荐的优秀作品。
【基金项目：2011年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项目“文化变革中的媒介场域角逐：以五四时期上海报纸副刊为中心的考察”，批准号：wym11042】
参考文献
①吴文虎，《本体迷失和边缘越位――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误区》，《新闻大学》，2007（1）
②李彬，《“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新闻大学》，2007（1）
③方汉奇、曹立新，《多挖深井多做个案研究――与方汉奇教授谈新闻史研究》，《新闻大学》，2007（3）
新闻传播发展史篇(6)
[关键词]中国新闻史教材；学术研究；内容更新
[作者简介]张良君，衡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湖南 衡阳 421008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9―0183―03
在新闻学的各个研究领域中，中国新闻史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不少新闻史学者为中国新闻史教材的建设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现用教材的内容也都是几代新闻史学者研究的结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严谨性。现在，笔者斗胆提出“中国新闻史教材的内容更新”这个问题，主要基于时展和培养人才的需要。2006年1月9日，总书记在第四次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自主创新，就是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创新的理念和创新的追求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那么新闻史教材是否需要创新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现有教材内容体系的不足
据笔者了解，现在本科使用的中国新闻史教材有十余种，每套教材各具特色，都有可取之处。然而，我们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以新世纪的目光重新审视这些教材，又不无遗憾。从中国新闻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时展的需要与教材的关系来看，现有的中国新闻史教材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
现在多数新闻院校使用的是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出版的教材。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史研究已经在各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新闻史教材的改进却落后于研究。中国新闻史教材的编撰基本上仍在政治史和革命史的框架中进行，如篇章结构、编写体例基本上以中国革命史为主线，而不是从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规律去写新闻史，因而存在时代的局限性。在许多新闻史教材中，难以找到关于新闻的论述，大多是从言论性文章中分析报纸与作者的政治思想表现，除非认为某类新闻报道能够充分说明其所表现的思想立场才是例外。还有许多新闻媒体成功的经营管理经验、经济宣传报道、商品行情和广告方面等很少介绍和涉及。另外，一些新闻史教材内容只从古代邸报讲到1949年，邸报之前的新闻传播活动及当代新闻事业涉及太少。在媒介介绍方面，更多是介绍报刊，而对广播、电视方面介绍较少，更不用说网络了。在介绍报刊方面更多的是介绍党的机关报，而对于晚报、都市报等大众化报纸只是寥寥数语，轻描淡写，这种现象与我国20世纪80年代后大众化报纸的发展状况很不适应。
在某些中国新闻史教材中，介绍新闻媒介、新闻人物、新闻事件时，内容的详略处理往往不是根据它在新闻史上的重要地位(当时的社会反响，对日后新闻事业的影响等)来决定，而是取决于它在政治上的正确程度或是否进步。凡是政治倾向进步的媒体详尽介绍，不顾及它在历史上存活时间长短、社会影响大小。而对中立的、对立的媒体活动介绍得很少，尤其对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进程中起到重要开启、推动作用的民营报刊、商业报刊，如《申报》《新闻报》《大公报》《世界日报》等报刊的创办及发展讲得很少，只是简略地介绍一点梗概。更不用说报刊了，其实统治时期，它主办和统辖的新闻媒介不下百余种(抗战胜利后超过1000家)，在抗战时期，报刊在正面宣传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而对这些，中国新闻史教材上难以见到。在新闻人物的介绍方面，对革命宣传家们的介绍往往详尽，而对那些在政治观点或办报理念上被认为是不够“进步”的报人和新闻学者，尽管他们在新闻研究或新闻实践方面作出过不小贡献，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教材对这类人物的介绍往往不详。如成舍我，作为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杰出的报人和新闻教育家，解放前曾参与创办和编辑10多种报刊，解放后去了香港、台湾，继续办报和从事新闻教育工作，教材对他的介绍也只是寥寥几行字。而对于的“新闻统制制度”介绍得很细致，且重点放在叙述对异己报刊的迫害封杀上。当然这些是事实，应当如实介绍。但另一种情况也应有所涉及，即当时办报办刊手续简单，创办报刊相对容易，封杀的情况虽然时有发生，但同一种报刊改头换面、东山再起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总之，新闻史教材的种种问题，使新闻史无法体现出新闻的个性特征，这已经严重影响了新闻史在新闻教育中的地位。
二、教材内容更新的必要性
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全球化一体化时代的到来，新闻传播业已走向世界。从世界范围看，各国都在进行着文化传播、新闻传播等方面的竞争，用文化、舆论影响世界已成为大势，有人称其为“无硝烟的战争”。这种战争除了需要经济实力和技术手段外，还需要大量的顶尖级新闻人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从中国国内新闻传播业的发展看，各级各地媒体发展迅速，媒体竞争十分激烈，目前媒体竞争更多表现为内容的竞争，这种竞争的根本来源于人才的竞争。人才的培养需要教育，尤其是专业教育，需要在新闻学专业课程中融入先进的专业知识、专业经验等。现代新闻教育要培养怎样的人才?英国传播学者S・Spdichal和C・Sparks提出21世纪的传播人才应该具备4个方面的素养：广博的知识、客观的视角、批评的态度、准确的判断，以及具备3种才能――清晰准确的写作才能、传播才能以及创造才能。新闻史在专业教育中能否发挥作用?答案是肯定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新闻史作为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为初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新闻历史经验教训，能帮助学生认识过去与现在及其联系，从而提高对社会的认识和分析判断能力，而这一能力是当代新闻从业者最为重视的。学习新闻史，还可以把握新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趋势，提高对社会发展的预测能力。美国现代新闻事业之父普利策曾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那么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作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就必须有预测能力。另外，新闻史教育还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使学生具有关注历史、社会、人生的人文主义精神。特别是历史上大量的优秀新闻工作者的品格和事迹，对学生正确的职业道德和伦理观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学习新闻史的主要依据是教材，培养学生各种能力的前提条件是要有优秀的教材作基础。
新闻史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就新闻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历史分期和历史评价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见诸学术刊
物。丁淦林曾经自豪地说：“在新闻传播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中国新闻史已经成为基础扎实、稳定发展的学科。”而从现有的中国新闻史教材看，很多研究新成果没有在教材上体现出来。如对历史上民营媒体、商业媒体的研究成果颇多，且近来研究的范式发生了变化，从以往的革命范式中转变出来了，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很少在教材上体现。对媒体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但新闻史教材却一如既往难以体现。当代新闻史部分的研究成果颇多，同样在新闻史教材上体现出来的也是其中的一点点。可见新闻史教材建设与学术研究严重脱钩。新闻史教材要适应新闻学教育培养人才的需要，就要创新，要与时俱进，要跟上学术研究的步伐，为培养新闻学专业人才服务。因此，新闻史教材内容更新已成必要。
三、教材内容体系更新的建议
(一)从纵向上拓展新闻事业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有自己的分期标准，在教材编排体例上应跳出中国革命史分期的框架，力求有所创新，回归新闻本位，强调新闻主体意识，按照新闻事业自身的发展规律，构建一套完整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理论体系。其实，新闻史教材编写在这方面也有过尝试，但成果很少。如1999年1月，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廷俊著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稿》，该书在体例上有所创新，作者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分期是以主流传媒为依据，将中国新闻史从古代到1949年共划分为五个时期：古代报纸的发展时期，在华外报的发展与垄断期，国人自办近代报刊的高潮期，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两极对立新闻事业发展时期。这种划分方法更符合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和特点。200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黄瑚著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这本书继承了前辈学者在中国新闻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某些方面又有所发展和创新，也尝试依据中国新闻事业自身发展规律重新进行历史分期。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李秀云撰写的《中国新闻学术史》，摒弃了以往的新闻史分期方法，将中国新闻学从1834年至1949年百余年演化过程划分为前新闻学的历史考察、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建立、战时新闻学的兴起、纯粹新闻学与大众新闻学的分野四个阶段。尽管她提出的新闻学术史的分期仍有商榷之处，但还是能够为中国新闻史的分期提供借鉴。南开大学李喜所教授的评价：“该书不囿陈说，超越学术界一般按照政治史分期研究中国新闻学发展过程的现有理论格局，突破阶级分析的传统理论框架，具体以新闻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变为标志，按新闻学理论形态的变迁为基本线索，以新闻学特有的概念、范畴、原理为分析框架……从而揭示了新闻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令人耳目一新。”可见，中国新闻史教材在编排体例上，究竟是沿袭革命史的分期方法还是按照新闻传播自身发展规律去探索并正确划分新闻史的发展阶段，是值得探讨的。
另外，中国新闻史教材力求古今贯通，邸报之前的新闻活动以及1949年以后的新闻事业要加入进去，特别是当代新闻事业，对学生迅速适应未来的工作有很大帮助。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中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相当快速，无论是报刊业、广播电视业都发展很快，尤其是还出现了新媒体――网络，新旧媒体相互融合，共同发展。那么新闻史教材应该要加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闻事业的变化和网络的内容，体现时代的特色，与时俱进，让学生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新技术的变化和对新闻传播的影响，从宏观上树立新闻传播观念，而不要等到十几年以后，再来“回顾”这段历史。
(二)从横向上充实新闻事业
中国新闻史教材应该有全面系统丰富的中国新闻事业方面的知识，不仅要有每个时期新闻事业总的成就与不足，还要有充实这个时期新闻事业的新闻事件、新闻媒体和活跃在新闻界的人物等，这样教材内容才显得有血有肉，丰富饱满，学生学习才会有兴趣，才会既见森林又见树木。新闻史在介绍新闻媒介、新闻人物、新闻事件时应当以其在当时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力作为取舍、详略的主要标准，力求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不乱贴政治标签，不乱扣政治帽子，对新闻史上有争议的一些问题、人物和报刊，在表述自己看法的同时，也在行文和注释中介绍其他不同的看法，以便读者择善而从。当代新闻事业中还需要增加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研究的新成果，对有特色、有成绩的新闻媒体、新闻人物的介绍要详尽，好的新闻管理经验、新闻传播理念等要有介绍，这部分内容对于新闻学专业学生来说非常有借鉴意义。另外，新闻教育的兴旺、新闻制度的逐步健全等内容也要在新闻史教材上有所体现。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刘焕宇的《21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扫描》一文从媒介史研究方面、报人新闻活动和新闻思想方面、媒介经营管理以及新闻制度史方面等，对21世纪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进行了总结，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根据需要进入中国新闻史教材，为初学者提供关于新闻史方面的思考和研究的角度或方法。
新闻传播发展史篇(7)
关键词： 新闻与传播学 双语教学 广播电视史
2004年初，教育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提高双语教学课程的质量，继续扩大双语教学课程的数量。伴随国家实力的增强，我国需要媒体人塑造全球化的国际化形象，这就对传统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提出新挑战。在以培养与国际信息时代接轨的传媒人才为目标的指向下，新闻与传播专业决定在传播学科的特定课程中逐步开展双语教学的实践。本文将分析“广播电视史”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展开对该课程双语教学可行性的研究，并探索该课程的双语教学方法。
一、“广播电视史”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
“广播电视史”传统教学模式即采用中文教材、中文授课的方式，主要存在如下不足：
1.教材知识点零散
“广播电视史”是一门以广播电视学专业大二W生为教学对象，以世界和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历程为教学内容的专业课程。由于学生刚结束第一学年“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对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已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加之课程的课时有限，“广播电视史”课程的教授重点集中在外国广播电视发展史部分。国内关于外国广播电视史的可选专业教材不多，一般把广播电视体制与广播电视节目独立成章，有的则主要以国别史的形式介绍。可见，各类教材虽各有所长，但与广播电视史的教学体系难以匹配。
2.教学案例陈旧
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知识体系是缜密严谨的，广播电视学专业在本科阶段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实践学科，信息替换率高，而中文教材的案例更新速度迟缓，涵盖内容在时间上的滞后性使学生产生课程学习和理论实践的疏离感，课程学习目标不明确。一些广播电视学专业的学生经常感觉所学知识还没毕业已经落伍，正是这个原因。
当课本案例还在歌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际媒介的兼并事件，公共广播电视的困境时，当前的广电发展已是另一番景象：
①以Netflix为代表的网络流媒体在2013年就以旗舰剧《纸牌屋》、黑暗青春剧《铁杉树林》、黑色幽默剧《女子监狱》占领“年轻的战场”，随后推出的《马男波杰克》（2014）、纪录片《主厨的餐桌》（2015）、《制造杀人犯》（2015）都彰显出网络流媒体高品质的剧情节目制作水平；
②传统的情景喜剧、真人秀进入疲态，2015年美国广播电视媒体一片恐慌，他们在美国电视剧最高奖项艾美奖的提名颁奖中联合敌对Netflix的电视剧，采取抱团取暖的作战方针，如DC+CBS+CW电视网2016年推出《女超人》和《闪电侠》的交叉剧；
③在这样的年代，部分电视制作人绞尽脑汁创造全新的电视剧类型，例如根据O.J.辛普森案件改编的系列电视剧《美国罪案故事》（FX），纪录型新连续剧《纽约灾星》（HBO）。
新的媒介发展状况往往国内媒体还未关注，只能依靠接触英文原版新闻材料，浏览国外新闻网站才能获取。
二、“广播电视史”双语教学模式的可行性
1.课程设置
相对于“传播学”、“新闻学概论”等理论较强的基础专业课程，“广播电视史”课程教学关注的是广播电视产业的历史概览，要求学生掌握令广播和电视成为主导性传播样式的事件、人物、节目和企业，跟进技术的新进展，了解包括播客、网页等在内的最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对政治、社会、经济等层面的复杂影响，在YouTube、Podcast、iPhone等新型传播模式到来之际亲历广播电视的革命性改变。课程的内容主要是熟悉各国广播电视制度，分析广播电视案例，了解外国广播电视业历史与前沿。因此，“广播电视史”课程的双语教学较少涉及专业词汇，英语作为辅助语言工具，能够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学生也可以通过英语材料的阅读提高英语能力，为下一阶段培养国家化的新闻人打基础。
2.师资条件
“广播电视史”课程双语教学对教师提出了两点要求：首先，精通传播学专业知识；其次，具有较高的英语阅读、表达水平。担任“广播电视史”课程双语教学的教师一般具有交叉学术背景（英语、传播学双学科背景），或者是英语水平较高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
3.学生外语水平
“广播电视史”课程的开设对象是四年制本科大二第一学年的学生。对于经历高考的历练又即将面对英语四级的学生来说，“广播电视史”的双语教学正是增强自身英语能力，提高外语运用水平，把十几年的英语科目学习融入提高专业素养中的好机会。
三、“广播电视史”课程的双语授课方式
专业课程双语教学的授课方式一般有三种：一是使用英文教材、英文板书，教师的讲解语言采用中文；二是使用英文教材、英文板书，教师的讲解语言采用中文与英文相结合；三是使用英文教材、英文板书、英文讲解。“广播电视史”课程采用何种教学模式还应该看实际教学情况。
1.教材的选取
在教材选择上，“广播电视史”的情况比较复杂。这门课程主要涉及的是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广播电视史，同时会介绍其他国家的广播电视发展，英文原版书几乎都是把美、英两国的广播电视史独立编写成本，如Routledge出版Andrew Crisell撰写的An Introductory History of British Broadcasting（Second Edition），该书主要论述英国广播电视发展历程，而Focal Press出版Robert L. Hilliard和Michael C. Keith撰写的The Broadcast Century and Beyond （Fifth Edition）是按年份编写的美国广播电视发展史。从书本对学生的实用角度出发，教学内容涵盖两本书的内容，又不局限于两者，所以要求学生参考中文教材的内容阅读两本外文原版书。
2.多媒体课件的互动学习
在“广播电视史”的课程教学中，要求学生预习次日所教课程，多媒体课件的内容以全英文的方式出现，一方面加深学生对英文信息的反复记忆理解，另一方面在课件上精炼课程内容关键词，强化教学效果，督促学生课后利用关键词回忆课程内容，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专业英语应用能力。
在多媒体课件中融入标题超链接信息，一节课课件讲述的内容有限，可以把在国外网站上搜索到的相关新闻标题呈现在课件中，通过导语的介绍鼓励学生课后细节化阅读新闻案例，培养学生信息搜索能力。
四、结语
双语教学是一种针对性极强的教学方法，它适应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是我国高校教学改革的未来发展方向。新闻传播学科的双语教学要因地制宜，根据本学科的专业特点、课程的教学目标、师资特色及学生的学习能力摸索出特色的教学方法，以“广播电视史”为起点，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新闻人才服务。
参考文献：
[1]Andrew Crisell. An Introductory History of British Broadcasting[M]. London： Routledge，1997.
[2]Robert L. Hilliard and Michael C. Keith. The Broadcast Century and Beyond[M]. Netherlands： Elsevier，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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