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概述篇(1)

关键词：家族记忆乡村记忆工程家庭建档

乡村记忆工程是在城镇化快速推进、城乡一体化日趋明显的社会发展形势下，各文化单位发起的对乡村传统、乡村文化、乡村历史和乡村变迁采取的保护传承。[1]在此背景下，我国部分地方档案部门顺时而动，组织开展乡村记忆工程，保护抢救乡村记忆。如威海市环翠区档案局开展“城乡记忆工程”、浙江省档案局发起实施“浙江记忆工程”、上饶市档案局开发“上饶记忆”网、天津市档案局组织实施“天津乡音记忆工程”等等，凸显出档案部门积极参与乡村记忆保护传承的主体责任和时代意识。乡村记忆工程的持续推进需要依托各种文化媒介才能得以保护传承，无论是有形文化媒介如祠堂庙宇、家谱村志、渡口桥梁，还是无形的文化媒介如、方言俗语、风俗习惯等都可以成为推进乡村记忆工程的载体。从上述由档案部门发起并主导的乡村记忆工程中，笔者发现家族记忆是乡村记忆工程的重点保护对象之一，基于此，本文希望借助家族力量，丰富乡村记忆工程建设途径，深化乡村记忆工程的建设内涵，在国家――乡村――家族的“记忆连续体”中，建构和谐、共赢的乡村记忆。

一、家族记忆及其在保护传承乡村记忆中的作用

（一）家族记忆的概念

“聚族而居”是我国乡村社会的一种传统居住方式，这种居住方式是以家族为产生的自然基础的。因此在界定家族记忆概念之前，笔者首先对家族的概念进行了必要的梳理。“家族的历史源头需要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其先后经历了原始社会末期的父家长制家族、殷商时期的宗法式家族、魏晋至唐代的世家大族式家族、宋代以后的近代封建家族。”[2]现代意义上的家族则发端于改革开放之际，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其中，修谱祭祖、建祠等家族活动的日益增多，不仅说明家族成员对家族活动的热情日益高涨，而且反映出近年来村落家族复兴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3]

随着家族复兴、家族活动的增多，家族记忆随之生成和重塑，这种家族记忆的生成和重塑为乡村记忆传承提供了重要载体和乡村记忆空间。换句话说，乡村记忆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原因之一在于我们的祖先拥有一套独特的存储记忆的行为方式。而这种行为方式就是家庭记忆，它作为一种集体记忆，一旦被社会群体所认同，便会通过某种程度上具有仪式性的操演传递和保持‘社会习惯’”。[4]具体而言，上述行为方式主要有编修家谱、祭祀仪式与祭祀活动、修建宗庙与祠堂、立石碑与牌位、制定族约族规、讲述祖先的传说故事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族记忆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它不再局限于同一个社会群体的记忆，还包括家庭这个社会单位的记忆。如果说古代所形成的家族记忆是为了缅怀先人，那么现代意义上的家族记忆内涵更广，既包括对祖先的记忆，又记录着自身“小家庭”的记忆。“小家庭”的记忆一旦被家族推崇到一定地位时，便会被打上家族记忆的烙印，如挖掘出的各种杰出人物的手稿、日记、信件、旧物件，旧住址等。除了以上所介绍的记忆形式和内容外，现代家族记忆还来源于照片、录音、视频，各种家庭聚会、家规家训、家庭优秀人物的事迹等等，这些记忆经过提取、编码最终内化为家族记忆。

（二）家族记忆在保护传承乡村记忆中的作用

1.家族记忆与乡村记忆存在互构关系。家族记忆与乡村记忆之间的互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族成员重塑家族记忆需要从乡村记忆中提取相关记忆资源，重构家族记忆；二是家族成员在乡村范围内展开的记忆活动，间接构建了乡村记忆。在推进乡村记忆工程的过程中，这种互构关系体现得更为明显：例如浙江省平湖市新埭镇鱼圻塘村利用该村的刘公祠建成了“乡村记忆示范基地”，将原来用来保存家族记忆的展览室改建成“乡村记忆馆”，对外宣传该村的历史文化。此外，档案部门、村委会还向村民征集各种家谱、老照片、老物件等，利用既有的档案材料、历史文献、实物影像等包括家族记忆资源在内的众多记忆资源，来反映村落发展历史，构建乡村记忆。在乡村记忆与家族记忆的互动过程中刘公祠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成为鱼圻塘村地标性建筑，该村也成为将家族记忆保护与构建乡村记忆充分结合的典范。

2.家族是乡村记忆保护传承的重要社会力量。中国乡村具有较强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家族观念深深植根于广大乡民的心中，家族文化活动甚至会在一些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徐建华在《中国的家谱》中提到，近年来编修族谱者一般是本族一些辈分高、热心公益事业且有较高威望的人，包括一些退休教师、退伍军人、医生和基层干部。当家族精英参与编写村史、村志，以多种途径参与记录乡村记忆文化时，乡村记忆保护传承工作所遇到的阻力会大大降低。

二、重构家族记忆推动乡村记忆保护传承的实现路径

乡村记忆工程作为延续乡村文脉的文化保护传承工程，不仅是地方政府或档案部门的责任，更需要各方的共同参与。笔者在阅读大量中国传统家族延续家族文化方面的文献中，选取出较具代表性但尚未形成制度化的两种家族行为方式，并创新性地提出家庭建档、数字家书等方式，将其作为重构家族记忆的实现路径。

（一）重构家族记忆的传统路径

1.编修家谱。中国自古以来就很注重用文字记录历史，用档案传承后世。“国家有史、地方有志、家族有谱”的观念从古至今得到了普遍认同。其中，绩溪县上庄镇宅坦村作为有着丰富文化积淀的徽州古村落，保存了自明清以来的族谱、宗谱、祠谱，包括堪称孤本的明嘉靖版龙井胡氏族谱、清乾隆版明经胡氏统宗谱、民国版龙井派宗谱，这些宗谱真实地记载了宅坦村明经胡氏家族的发展历史和地方风情。村长胡维平完成了反映宅坦村历史变迁的村志《龙井春秋》，在内容上形成了志谱结合的“特殊体例”。可以说，编修家谱对村史、村志的编写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记录、传承乡土社会的风土人情及乡村演变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为此，在推进乡村记忆工程的过程中，档案部门需要对编修家谱这种群众自发组织的活动给予指导，如吸纳文化部门以及历史学家、档案专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等参与，为家族修谱和保存提供专业意见；鼓励档案馆、文物部门接收民间族谱进馆保存，为家族记忆的保存提供更安全的保障。

2.重修祠堂。祠堂是一个家族乃至村落发展的内核和象征，它见证了乡村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承载了深厚的乡村记忆。同时，祠堂也是家族活动的重要场所，家族的很多仪式活动都需要借助祠堂来完成。正因为此，保护祠堂文化也成为村落文化保护的重点。2012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提出要保护、传承和利用好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建筑风貌、自然生态、民俗风情，彰显乡村建设特色，并将这些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后世。浙江省档案局亦围绕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有针对性地将村落中原来的家族祠堂进行修缮并改建为文化礼堂，使其成为综合性的文化场所，吸引更多村民参与乡村文化活动。

（二）重构家族记忆的创新路径

1.家庭建档。家庭是构成家族的基本成分，家族是以核心和扩展家庭为主要形式的。家庭建档是家族记忆流传后世、继承家族记忆的创新形式。比如，《徐霞客游记》《鲁迅日记》《曾国藩家书》等文学作品就是将家庭档案中的日记、书信等收集整理成书。同时，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制作一份家庭档案，其实就是留给未来的一份宝贵记忆。随着乡村记忆工程的不断深入，家庭建档的观念会日益加强，它不仅会成为一种保护家族记忆和乡村记忆的新形式，而且将是乡村记忆工程保管乡村记忆的新形式。

2.数字家书。传统的民间家书被认为是社会变迁、文明演进的微型档案，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和符号。为了抢救这些将要消失的文化遗产，中国人民大学开展了“抢救家书活动”，并在十年间征集家书四万余封。为了方便家书的信息服务与利用，中国人民大学还启动了“数字家书”项目，以便留存家庭记忆。“数字家书”项目不仅仅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传统纸质家书的数字化与网络环境下的传播，更重要的是通过建设数字家书管理和利用服务平台为每一个家庭提供“记忆账户”。

此外，为了鼓励家族成员可以深度参与乡村记忆保护传承的过程，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承办各类活动或创办电视节目，来吸引家族传承者主动分享家族故事。其中，这个故事可以是一个老物件、一段传奇经历、一组家训或家族礼仪等。如由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大型文化类节目《我有传家宝》便是以传家宝为载体，讲述家族传承故事，从不同角度展现中国优秀的传统家族文化，进而实现了重构家族记忆的新路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城乡档案记忆工程推进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ATD009）的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及参考文献：

[1]丁华东.论城乡档案记忆工程的性质与特点[J].档案，2016（2）：14-19.

[2]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2.

[3]郭南南.宗族势力复兴对于村民自治的影响[D].安徽大学，2013.

数字乡村概述篇(2)

《中国古钱大辞典・先秦编》载：“上尊”有大小两型。大者背首穿孔上铸有数字“十九、二十”等。小者背首穿孔上铸有数字“二十”。

1978年《北京大学学报》第二期发表裘锡圭撰《战国货币考》载：“据《汉书・地理志》信都国有下博。其地在今河北省深县东，战国时在赵国疆域内。‘博’从‘尊’声，币文的下尊无疑就是下博。古人以北为上，南为下。上尊大概是下尊北面相距不远的一个城邑”。

为落实三孔布古地名。笔者藉回乡省亲之际曾到过“下尊”村。现为下博乡驻地，位置在河北省深县城东南十五公里左右。1961年成立下博，1984年改为下博乡。1999年出版的《深县志》载为古下博县城遗址。

古地各“上尊”的方位按照古人“上北下南”之说，经查阅深县北面相距不远的《博野县志》载：“春秋时为晋地。战国时为赵地。治所在今蠡县城关”。《蠡县志》载：“以地处V海污水多虫故名。春秋时属燕国，战国时先属中山国后属赵国。东汉省入蠡吾县，治所在今博野县蠡村。东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析蠡吾县之故陆成地置为博陵县。三国魏咸熙元年(264年)将博陵县更名为博陆县。南北朝时北魏景明元年(500年)将博陆县改名为博野县”。从这个变迁过程看，没有发现位居河北省深县北面相距不远的博野县与古地名“上”有何连系。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下博县，本汉旧县，属信都国，以泰山有博县，故此加‘下’字”。又据《太平寰宇记》卷之六十三记载：“下博县，本汉旧县也。属信都国。应邵注云泰山有博县，此故言下也”。

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载：博县，西汉置，治所在山东泰安市东南。北魏改名博平县。博平县春秋本为齐之博陵邑，西汉置博平县，治所在今山东茌平西北。

数字乡村概述篇(3)

广元市苍溪县位于四川盆地北缘深丘，巴山东障，剑门西横，古称秦陇锁钥，蜀北屏藩。境内地势东北高，西南低，以九龙山主峰为最高，海拔1369.2米，嘉陵江出境处涧溪口海拔352米最低。整个地貌由低山和深 丘及河谷平坝构成。下辖39个乡（镇）、734个行政村。人口约80万，居住着汉、回、壮、傣、藏、彝、布依等民族，少数民族占0.3%，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27人。幅员面积2330.19平方公里。

2012年12月以来，广元市苍溪县全面启动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农村宅基地使用证的发放是一项很严肃的工作，同时又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地籍调查是土地登记发证的前提，必须按照权利人申请，并对其宅基地范围、界线、界址、权属性质、用途、建筑物产权等情况开展实地调查、记录并经相邻单位及各方认定，填写地籍调查表，核对宗地图，为农村宅基地登记发证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调查文件和凭证。

在工作中，农村宅基地登记发证主要面临的问题有：宅基地使用现状和历史遗留问题纷繁复杂；大多数农民外出打工，无法进行一家一户信息核对；农民文化素质的高低不同，发证信息（户主姓名）准确性不能保证；基层国土所工作人员的责任心不同，提供的基础数据信息也是五花八门等问题。上述问题导致处理确权数据工作既浪费时间，也不能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为了保证发证信息的准确性，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Visual FoxPro的自动提取数据的程序设计方法并应用于广元市苍溪县农村宅基地确权数据处理工作，获取的数据信息准确率高。下面重点从数据库关系设计、程序流程以及数据预处理等方面给以详细阐述。

2 自动提取数据方法概述

2.1 数据库E-R图

E-R图也称实体-联系图（Entity Relationship Diagram），提供了表示实体类型、属性和联系的方法，是用来描述现实世界的概念模型。在宅基地确权工作中，构建了乡镇村实体集、发证人员实体集、户籍表实体集和宗地表实体集的E-R图（如图1所示）。

2.2 逻辑数据库设计

在程序设计时，首先建立四个数据库表，它们分别是村代码数据库表（cxcdm.dbf）、发证数据库表（cxfz.dbf）、宗地图数据库表（cxmdb.dbf）、户籍数据库表（cxhj.dbf）具体描述如下。

村代码表文件（cxcdm.dbf）结构描述为：cxcdm（村组（cz，c，25，0），村名（cm，c，12，0），村代码（cdm，c，12，0），邮政编码（yzbm，c，6，0））。

发证表文件（cxfz.dbf）结构描述为：cxfz（姓名（xm，c，10，0），村组（cz，c，16，0），村名（cm，c，12，0），用途（yt，c，6，0），批准面积（pzmj，n，9，2），宗地面积（pzmj，n，9，2），确权面积（pzmj，n，9，2），实际面积（pzmj，n，9，2），建筑面积（pzmj，n，9，2），土地证号（tdzh，c，50，0），备注（bz，c，10））。

宗地表文件（cxmdb.bf）结构描述为：cxmdb（宗地代码（zdnum，c，23），地类（dilei，c，10），面积（area，n，9，2），宗地面积（zdmj，n，9，2），建筑面积（jzmj，n，9，2），法人代表（frdbj，n，10），法人身份证（frsfz，c，18），图幅号（tufu，c，15），通讯地址（txdz，c，30），土地坐落（tdzl，c，30），东（east，c，10），南（sounth，c，10），西（west，c，10），北（north，c，10），村代码（cdm，c，12），邮政编码（yzbm，c，6），身份证（sfz，c，18），村名cm，c，10））。

户籍表文件（cxhj.dbf）结构描述为：cxhj（姓名（xm，c，10），身份证（sfz，c，18）， 村名cm，c，10），村组（cz，c，30），组名（zm，c，6））。

实际发证表文件（cxsjfz.bf）结构描述为：cxsjfz（宗地代码（zdnum，c，23），姓名（xm，c，10），身份证（sfz，c，18），邮政编码（yzbm，c，6），地类（dilei，c，3），批准面积（area，n，9，2），面积（area，n，9，2），宗地面积（zdmj，n，9，2），建筑面积（jzmj，n，9，2），图幅号（tufu，c，15），通讯地址（txdz，c，30），土地证号（tdzh，c，50），东（east，c，10），南（sounth，c，10），西（west，c，10），北（north，c，10），村代码（cdm，c，12，0），村名cm，c，10））。

3 计算过程描述

在计算时，首先对户籍信息、地籍信息、村代码信息和国土局提供的发证信息进行预处理；其次删除户籍中同村同名的信息、删除发证信息同村同姓名的信息以及删除地籍信息中同村同姓名房子的信息，并分别放在一个DBF文件中；最后在户籍信息中匹配MDB中的身份证号和在发证信息与MDB中的信息匹配。程序框图如图1所示。

3.1 数据预处理

我们首先要对确权数据进行如下处理：一是先筛选掉同村同名的信息，二是筛掉国土所提供的发证信息名单中同村同组同名的信息，三是对发证信息名单中的数据与户籍信息、宗地图信息进行匹配，最后得到比较准确的发证名单，这样避免该发证而没发证，不该发证而又发证的现象。

3.2 自动提取村名和邮政编码

将cxcdm.dbf与cxmdb.dbf两个表根据关键字村代码（cdm）建立关联。计算步骤如下：

Step1： 分别在两个不同工作区中打开cxcdm.dbf 和cxmdb.dbf，同时对村代码字段建立索引。

Step2： 用set relation to 命令建立两个表关联。

Step3： 根据两个表中的村代码是否相同，逐条匹配村名和邮政编码。

3.3 自动匹配身份证信息

将cxhj.dbf与cxmdb.dbf两个表根据关键字姓名（xm）建立关联。计算步骤如下：

Step1： 分别在两个不同工作区中打开cxhj.dbf 和cxmdb.dbf，同时对姓名字段建立索引。

Step2： 用set relation to 命令建立两个表关联。

Step3： 根据两个表中的姓名和村名是否相同，逐条匹配身份证信息，同时将户籍信息中的村组和组名相连接并将其信息自动存入cxmdb.dbf通讯地址字段中。

3.3 自动获取发证信息

将cxfz.dbf与cxmdb.dbf两个表根据 条件两个表中姓名和村名同时相等建立连接。计算步骤如下：

Step1： 分别在两个不同工作区中打开cxfz.dbf 和cxmdb.dbf，同时对姓名字段建立索引。

Step2： 用join with 命令建立连接，生成一个有宗地码、姓名、地类、图幅号、法人代表、法人身份证、通讯地址、土地坐落、面积、宗地面积、建筑面积、东、西、南 、北、批准面积、土地证号、邮政编码的发证信息表。

Step3：在实际发证信息表中，删除无身份证的信息。

Step4：用copy 命令将实际发证信息表转换为.XLS格式的基础数据表，即可进行基础数据的打印。

3.4 自动筛选宗地图文件

根据实际发证信息表，自动筛选宗地图文件。计算步骤如下：

Step1：在原始乡镇的DWG文件中，通过CASS软件导出每个宗地的宗地图文件，文件名即为宗地代码。

Step2：根据实际发证信息表文件，查找与基础数据中宗地代码相同的宗地图文件，筛选出来放入另外一个文件夹中。

Step3：然后批量打印转换这些筛选出来的宗地图文件生成一个PDF文件，打印该文件即可得到需要的宗地草图。

4 结论

农村土地使用证的发放是一项很严肃的工作，涉及农民的切实利益，是农民对土地合法利用的权利体现与法律保障。工作中，我们得到如下认识：（1）宅基地确权是一项很繁重的任务，同时又具有很强的技术性；（2）在数据处理中，数据及其繁琐，情况复杂多变，然而现实却对数据要求非常严格，不容有半点错误；（3）编程实现快速查找匹配，保证了准确性，也减少了人工成本，大大提高效率，省去了若干繁琐的人工操作过程，值得借鉴和推广。

参考文献：  

[1] 张海明，苏建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的技术探讨[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4（10）：63-67.

[2] 李赫，苏宗跃.农村宅基地调查数据的探讨[J]. 价值工程，2014（11）：225-226.

数字乡村概述篇(4)

关键词：汉唐 村落 聚落

汉唐时代，是中国古代乡里之制与聚落形态演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从两汉时代的里聚合一到魏晋南北朝时代里与聚的分离，再到唐代的乡里合署与村落地位的确认，无论是外在形态还是内在结构，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中国中古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讨论汉唐村落形态，首先面临的是关于村落的发生问题。对此，日本学者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其中，以宫崎市定、宫川尚志等学者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宫崎市定先生认为，自上古到现代，中国古代国家结构为都市国家，以大小城邑为地方社会集合体的基本构成，“聚落恰似一个个细胞，在一定面积的耕地中心，存在着细胞核似的城郭。城郭之内，被区分为数个区域，那就是里。不仅是工商业者，就连农民也居住在城内的里中。在汉代，根据城郭的大小、重要程度、里民人口的多寡等，分别定级为县、乡、亭”。他还认为，城内农民开始移居城外，乡制开始瓦解，“促使这种瓦解趋势进一步发展者，是汉代豪族势力的扩张。可能是一方面便利农耕的负郭、带郭之田都被有势力者所独占，贫民要想拥有自己的田地，就必须求之于遥远的地方；另一方面，豪族们在远距离的地方开拓庄园，招募劳动者，于是城内的农民渐渐脱出城外，前来居住应募。这里出现的就是另一种新形态的聚落——村(?)”①。尽管学界对于宫崎市定的“都市国家说”争论颇大，但他提出的“村”是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之说却被多数学者接受，此后学术界有关中国古代村落问题的研究也多以此为基点展开。宫川尚志提出：“在汉代，有不分都鄙每百户设里的制度。到唐代，虽然单位一样，但在城市与乡村分别称之为坊和村。这是城市和乡村分化在制度上的反映，同时也使人联想到村是否就起源于远离中央政权的边鄙地区呢?”在经过一番分析讨论后，他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认为“总体来看，村庄分布在山间河谷地带以及一般远离城市地区的实例较多”②。侯旭东先生对此说进行了修订，提出：“百姓生活的村落不仅见于边僻之地，城镇周围同样广泛存在……重要交通线附近亦广泛分布。”③这是正确的。但他只是较宫川尚志更强调了村落分布的广泛性，仍未脱出村落是新兴聚落形态这一范畴。

源于宫崎市定先生的村落为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说，有一个重要前提值得进一步讨论，这就是汉代里的设置问题。依宫崎市定先生之说，汉代的里设于城邑之中，城邑之外最初并无居民聚落，也就没有里的设置。但是，从文献资料，尤其是出土的考古文献资料看，并非如此。在两汉社会，虽然史籍与法律文书都以乡、里涵盖整个乡村社会，然而实际上除了政府法定的基层单位乡里之外，还存在着大小不一的自然村落，它们实际上是乡里之制的基础。这些村落，汉人称之为“聚”、“落”或“格”。《史记·五帝本纪》曰：“一年而所居成聚。”《说文解字》释“聚”曰：“聚，会也。从*，取声，邑落云聚。”段注云：“邑落，谓邑中村落。”刘向《列女传·楚老莱妻》曰：“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广雅》曰：“落，谓村居也。”格，为汉人对村落的别称。《史记·酷吏列传》：“吏苛察，盗贼恶少年投垢购告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裴?集解引徐广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设督长也。”司马贞索隐：“伯言阡陌，格言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长也。”

汉代的聚落同乡里一样，也各有名号。如《论衡·书虚》所云：“天下郡国且百余，县邑出万。乡、亭、聚、里，皆有号名。”但聚一直不是政府认可的居民单位，在两汉行政政令中，很少看到聚的存在。也就是说，聚只是自然意义上的乡间聚落，不具备行政与法律意义，更不是基层编制单位。正因为此，在两汉文献中，才大量充斥着乡里的记载，而较少见到关于“聚”的文字。

既是自然聚落，汉代聚的规模大小不一，有时相差悬殊。有的聚可能只有三几户人家，如东汉南阳郡井水县的三户亭，就是在三户聚所设置的亭；也有的聚多达千余户居民，如西汉成帝即位后，封史丹为武阳侯，封地为“东海郯之武强聚，户千一百”。这样，有些大聚便可能成为县或乡的所在地。一聚之中，要依户数多少，划分为若干里，像武强聚，可能就要分成十余个里；也有极少数的甚小聚落，会若干聚合为一里，像三户聚这样的小聚落，便应如此。

①[日]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23～24页。

②[日]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8、79页。

③侯旭东：《北魏村落考》，载《何兹伞教授九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它们与里的设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聚与里是重合的。这些聚落既然错落参差，大小不一，而地方政府只能因地制宜，在现有的自然聚落基础上设置里的建置，除非一些大至数百户或小至三五户人家的特殊聚落，一般情况下，都是每个聚落设置一里，三十几户、四十几户以至百余户都可作为一里。史料记载与有关规定，均是举其成数而已。

这样，也就出现了百家一里、五十家一里等不同的说法。但在实际的地方建制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了保持与规定的一致性，而硬性地将大小不一的自然聚落在行政关系上重新切割组合，对此，我们只须看一下关于里的具体记载便会一目了然。例如，《汉书·张安世传》记道：“(宣帝)遂下诏曰：‘其为故掖庭令张贺置守冢三十家。’上自处置其里，居冢西斗鸡翁舍南。”这是三十户为一里者。《汉书·戾太子传》曰：“故皇太子谥日戾，置奉邑二百家……以湖阌乡邪里聚为戾园。”这是二百家为一里者。又，邪里聚本身也表明两汉时代里与聚的合而为一，《续汉书·郡国志》所记历城之“巨里聚”其意当同于此。

为张贺所置守冢三十户以及为戾太子所置奉邑二百家，尚是人为的编制，因此，虽然不合“百户为里”的说法，但初时还算规整，要经过若干年的变化后，才能呈现出里的本来的自然面貌。就现在材料看，最能反映两汉乡村社会中里的真实面貌的，还是马王堆出土的《驻军图》与《地域图》①，这是关于汉代里的规模的第一手材料。尤其是《驻军图》，其上不仅标最小的里只有十二户人家，最大的里为一百零八户，现将图中可辨考清晰的里户数统计并

列为表1如下：

① 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古地图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45页。

由上述记载特别是《驻军图》所列里之分布及人户状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自然聚落的里聚普遍存在于乡村社会，它们与各类城市相对应，共同构成了地方社会组织结构。既如此，为什么学术界仍流行着村落为城郭之外新兴聚落形态说呢?这是因为人们对村落的考察首先多着眼于其字面记载之由来。比如，要追寻《说文解字》中有无“村”字，要检索“村”字在正史中出现于何时，在笔记野史中出现于何时，等等。这样，自然会得出结论：《说文解字》中没有出现“村”字；关于“村”的最早的记载，正史是《三国志·魏志·郑浑传》所载“村落齐整如一”，笔记野史中是《抱扑子·内篇》卷三《对俗》所引东汉陈??《异闻记》“村口”一词。因此，“村落”也就出现于东汉，至六朝渐多。其实，从社会组织角度研究的村落是指与城邑相对应的一种聚落形态。就中国古代社会结构而言，村落与城邑的区界点有三：其一，村落中的居民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与农民家庭；其二，村落的规模明显小于城邑，并且以城邑为权力中心与经济中心；其三，村落无论大小，都自成一体，有着自己的祭祀、信仰、宗法血缘以及其他组织体系，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这也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中国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①

既如此，村落就应当是一种相对于城邑而言的社会单位概念，可以称之为“村”，也可以称之为“聚”，当然也可以称之为“庄”、“屯”、“川”、“寨”、“丘”、“店”、“堡”、“铺”等等。关于村落的起源应当追溯到文明的初生。根据考古学研究，特别是聚落考古学的进展，我们已能知道，随着农耕文明的出现，聚落也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至龙山文化时代，聚落已分化为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随后，便开始了城邑与乡村的分化，中心聚落演化为城邑并成为一定区域的权力与经济中心，普通聚落则成为依附于中心聚落周围的星散分布的村落。②至汉代，这种分化已全面完成。因此，汉代社会也就不是所谓的“都市国家”，而是以村落为基本细胞、以城邑为核心的上下贯通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数字乡村概述篇(5)

1稿件要求

1.1著作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来稿作者须保证本人对稿件拥有著作权，文责自负。本刊将对稿件做著作权核查，一旦发现稿件有抄袭、多头投稿、著作权归属不明或涉及著作权纠纷等问题，即作退稿处理。对已在本刊发表的文稿，本刊享有专有出版权。

1.2文稿应具有科学性、实用性，论点明确，逻辑严谨，资料可靠，文字精炼，层次清楚，数据准确，书写规范。

1.3文题应简明、准确,能确切反映出文章的特定内容,20字以内为宜，一般不用缩略语、代号、标点符号。

1.4署名作者署名列于文题下方，单位、邮编放于署名后面的括号内。如有多位作者，且分属不同单位，则应在署名的右上角和括号内单位名称的第一字前标出对应的阿拉伯数字序号。作者署名排序应在投稿时确定，在编排过程中如必须改动，应由第一作者出具加盖公章的书面证明，以示负责。

1.5标题层次文内标题各层次序号原则上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排,不同层次的数字之间用下圆点“.”相隔，最末数字不加标点,如“2”“2.1”“2.1.2”等，左顶格书写。文内接排的序号可用圈码“①”。

1.6医学名词应使用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词汇。中文药物名称以最新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通用名为准，商品名称可加括号注明。专业名词如需使用缩略语，在其首次出现处应先写出中文全称，后面加括号注明其缩略语，如去氧核糖核酸（DNA）、乙型病毒性肝炎疫苗（乙肝疫苗）等。

1.7文字与标点文内中文应使用简化字，通常可参照新版《新华字典》。标点符号参照国家标准GB/T15834-1995《标点符号用法》执行。

1.8数字与单位数字使用执行GB/T15835-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和计数、计量用阿拉伯数字,小数点前后超过3位数字时,每3位数字一组,组间空1/4汉字空。计量单位执行国务院1984年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并以国际标准符号表示,具体使用可参照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编辑的最新版本《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应用》一书。文中单位名称与单位符号不可混合使用。

1.9插图与表格力求少而精，其表述内容切忌相互重叠或与文字描述重复。图表序号按在文中出现的先后用阿拉伯数字排列。如仅有一个图或表，可定为“图1”或“表1”。表格应采用三线表，必要时可加辅线。表内数据小数点后有效位数应一致；某项标目指标值尚无数据时，用“-”表示。

1.10统计分析统计学符号一律采用斜体。算术平均数用英文小写“x-”，标准差用英文小写“s”；标准误用英文小写“Sx-”；卡方检验用希文小写“χ2”；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r”；概率用英文大写“P”。文章中两组或多组之间统计处理“差异”的描述，用“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达。统计学处理必须标以检验方法，并列出具体检验值如χ2值、t值，然后列出P值。观察病例数在20例以下者，分析处理数据时不宜计算百分率。

1.11参考文献著录格式基本执行GB/T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文后参考文献按正文中引用文献的顺序依次排列，序号用阿拉伯数字并置于方括号中。同一文献作者不超过3人时全部著录，超过3人只著录前3人，后面加“等”字，“等”字前面用“，”后面用“.”，不同作者姓名间用“，”隔开。连续期刊的著录格式示例:雷进红，卢跃棣，胡萍，等.采荷社区老年高血压的社区管理效果初探[J].中国乡村医药，2011，18(12):56-57.专著的著录格式示例：胡皓夫，郭清华.发热[M]//胡皓夫.实用儿科危重症鉴别诊断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1-8.

2投稿须知

2.1来稿用小4号字录入，用电子版网上投稿系统投稿。稿上须注明作者联系电话、详细通讯地址、作者科室和电子邮箱地址；来稿须附寄单位推荐信(加盖公章)及相应审稿费（30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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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概述篇(6)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业经济；区块链；数字乡村；农产品供应链

1引言

2020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指出，“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同时，《建议》指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村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亟须通过提升农村经济水平，增强农产品抵御风险能力，以形成稳定农村产业链。202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现代农业设施建设，加快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区块链自出现后广受人们关注，通俗地讲，它可以作为一个分布式的共享账本，还具有数据库的功能，自身带有一些很好的性质，比如，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等。这些性质确保了区块链内容记载真实可信，使人们更加相信区块链上记载的数据。当区块链与农产品供应链相结合，有效改善了整条农产品供应链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实现各节点的优化，有利于实现农产品的防伪溯源，分配利润公平，助力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大数据农业”。本文立足于数字乡村背景下区块链与农产品供应链的整合这一主题，指出当前对农村经济的发展需求，以及区块链技术与农产品供应链的整合模式描述，指明这一模式对建设数字乡村的帮助。

2农产品供应链现状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在当下被提到显著重要的地位，保障粮食供给，减少粮食浪费是我们当前迫切的任务。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粮食播种面积保持稳定，产量达到1.3万亿斤以上，生猪产业平稳发展，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城镇居民，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由于耕地的原因，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只有91%，剩余不足的部分就要依靠进口来解决。受外部现实因素影响，粮食进口存在一定风险，所以，应将视角转到国内供给上来。目前国内农产品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不平衡不匹配的问题。就农产品需求角度讲，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他们更倾向于挑选绿色、安全、健康、多样的农产品。但就农产品供给角度讲，由于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不足等情况，农户为了农产品能够进行远距离运输以及具备更长的新鲜保质期，会采取农药或者其他添加剂对农产品进行二次加工，这些手段均大大提高了农产品自身风险因素。另外，传统的国内农产品供给模式很难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由于农产品种植需要成长期以及种植方法差异化调整，市场上的农产品供给不能够及时满足市场需求变化。随着建设数字乡村之势，运用农产品供应链与区块链结合的方法解决农产品市场所存在的问题，实现农业大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3区块链与农产品供应链的结合

3.1双链整合模式描述。将区块链应用到农产品供应链上，能够使农产品来源可追溯，人们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查找购买的农产品从生产到流通到销售的全过程，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同时，区块链技术不仅只是提供全程可追溯的采购、生产、物流、销售数据，而且还可以把这些数据转化为被社会普遍认可的信用信息，这些信用信息可以为经营者提供必要的信用支持。由于区块链具有电子账本和信息共享的特点，它既可以监督交易的实施，又能够有效避免信息的不对称。只要加以运用，便能够在各个环节上减少浪费，降低成本，从农产品供应链的节点和路径选择上做到优化。3.2双链整合的应用设想。将供应链与区块链进行整合，设计出一个针对农产品的区块链应用软件，以提高信息流的传递速度，使农产品市场更透明即时，促进不同主体积极参与市场的良性竞争。此应用程序包括以下两个系统。3.2.1多点实时上传系统。根据区块链“共享账本”的特点，交易记账可多点上传，由不同主体共同完成。农产品供应链节点繁多，从生产至销售，链条长且分散，不易于统一沟通管理，因此农产品区块链平台将设计不同主体的上传界面，包括农户、专业合作社、批发市场、集贸市场、大型商超等，从而使获取的信息更有针对性与区分性，在同一个系统中，可以查询到产品在不同生产经营环节的流通轨迹。3.2.2即时信息共享系统。根据区块链“信息共享”的特点，区块链各个节点的信息完全一致，且系统内数据能够自动更新，能够即时反映出当下的农产品信息、相关企业信息、流通运输状态等。因此农产品区块链平台将设计使用者的功能界面，包括产品溯源、流通状态、供需信息共享、政策信息分布、资质认证等面向普通消费者，从而使区块链发挥最大效用，惠及更多群众。此外，供应端即生产者也可以通过信息的及时共享，获取市场运营反馈，调整生产策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跨部门、跨系统的协调运作，也使得传统农业发挥规模经济，提高合作效率，焕发新的生机。

4双链整合与数字乡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数字经济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大有可为。随着历史大变革，技术大发展与大融合，数字乡村的发展产生了新的重大机遇，催生新的农业产业形态与经济格局，助力实现振兴乡村。4.1数字乡村。数字乡村是一个新的概念，它是将网络以及新型数字技术应用到农村的经济发展当中，提高农民的现代信息知识水平，让科学技术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在农业生产当中，让科技更好地惠及各方。数字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指出，“当下数字农村发展主要形势是：立足新时代国情农情，要将数字乡村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方面，加快信息化发展，整体带动和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4.2双链整合对建设数字乡村的帮助。农产品供应链建设不够完善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农村的发展，农产品销售渠道较为单一，主要依靠实体市场。数字乡村的建设能够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网络虚拟市场，扩充农产品销售渠道。但单一互联网销售的背景下，会存在农产品以次充好等现象，降低消费者信心，让消费者不敢买，优质农产品卖不出去。区块链凭借其分布式存储、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等特征，与大数据、物联网等相关技术结合，让农产品质量安全得到保证，能够实现农产品溯源有效；区块链所储存的大量数据，可以为农户或经销商进行分析决策提供基础，降低资源浪费，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根据区块链各个节点运行状况，合理分配各环节利益，剔除中间商的交易平台，直接面向销售者，让农户利益得到最大化的实现。通过双链整合这一模式，结合互联网、物联网以及大数据的优势，将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直接反馈给生产主体，拉动内需，实现定制农业，解放农村数字化生产力，促进农业农村农民发展。4.3双链整合在建设数字乡村中所面临的挑战。区块链与供应链的整合，是信息化前沿领域的新应用，是可以让农业大发展迈向新台阶的重要一步，对于数字乡村也意义重大。经调查研究发现，区块链技术在数字农业领域已经出现一些落地应用，但农业区块链应用普及之路尚远。区块链技术和农业的融合发展仍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农业数字化程度较低，区块链发展“土壤”不充分。数字化是区块链发展的前提，区块链提供了新的数据记录方式，但只有拥有数据才能让数据记录方式发挥作用。目前，农业数字化发展总体滞后，发展过程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此外，区块链技术发展尚未成熟，许多技术层面的难题还尚未解决，相关投入成本较大，难以实现大规模应用。“区块链+数字农业”领域复合型人才缺失。当前农村很重要的一个现状就是人才外流，青壮劳动力以及高科技人才外出务工，农业的经营主体大部分是年龄偏大、知识水平有限的群体，他们对互联网技术的了解和应用尚处于较低水平，对区块链等新型数字技术更是了解有限。因此，要实现区块链在数字农业领域的发展，专业的人才储备是关键。区块链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广度和深度虽有所欠缺，但区块链与农业结合的这一新领域正逐渐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未来，随着农业数字化程度的加深，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规模、应用场景等将逐步扩大，发展模式也将进一步改变。

5政策意义

2020年5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支持先进技术在传统产业的应用与融合，促进产业改造升级，建立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在农业方面加快开发，有助于促进和深化农产品价值链与供应链，提升农产品供应链价值，对于国家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5.1构建区块链农业应用平台。组织科技人才，搭建适宜的区块链平台，帮助农户、经销商以及消费者使用该区块链平台，发挥该平台最大的效益。农户方面，及时准确上传农产品信息，使得农产品能够直接追溯到源头，提高农产品安全性；经销商方面，正确上传农产品销售情况，以及销售价格，及时给农户以反馈，增强农产品供应链活力；消费者方面，可以根据该平台上传的信息，确定农产品质量以及价格等情况，使消费者更加放心，减少购买到以次充好的农产品的情况，有助于扩大内需。5.2应用推广。将储存的数据加以应用，给农户以反馈，引导农户及时调整农产品生产结构，调节供求不匹配，减少资源浪费；该平台不仅可以应用在农产品供应链上，而且还可以与物联网等技术相结合，应用在物流方面，减少物流等因素对农产品质量产生的影响，合理配置物流资源，优化各方利益；该平台与互联网直播带货相结合，凭借平台优势，减少消费者心中顾虑，同时扩大农产品销量，提高农产品知名度。区块链与农产品供应链的结合，将优化农产品供应链，并成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我国农业发展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领域。实质是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自治溯源的封闭体系，实行“区块链+农业”的战略组合，打开“大数据农业”的新大门，对农产品供应链进行深度优化改造，促进农业向信息化、科技化转型，不仅优化农业供给侧，而且也提升了农业运营效率和质量，实现了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1]景娥.区块链背景下农产品流通模式演化动力机制与创新[J].商业经济研究,2020(23):125-128.

[2]干梓悦,林欣瑶,周东.基于区块链的农产品溯源机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1,32(01):118-122.

[3]陈炳才.后疫情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若干政策建议[D].开放导报,2020-12-08.

[4]何宛昱.陈翰笙与托尼的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20(01):24-38+158.

[5]刘建平.后疫情时代提升农村贫困治理能力的路径探索[J].西部学刊,2020(11):13-16.

[6]景娥.区块链背景下农产品流通模式演化动力机制与创新[J].商业经济研究,2020(23):125-128.

数字乡村概述篇(7)

休闲作为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的部分，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体现出人们的一种新的生活态度。美国专家弗瑞戈比提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的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张惠娣(2004)指出“休闲文化是将休闲上升到文化的范畴，指人在闲暇时间内，为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要而处于的一种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构建的一种生命状态和行为方式”。乡村休闲旅游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通过渗透、融合、凝聚、熏陶、感知等多种形式影响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及经济的动力源泉。张祺等(2009)提出休闲文化在大多数农村尚处于自发萌芽状态，但农村休闲文化蕴涵着强劲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因此应重点发展农村休闲经济，其包括休闲农业、休闲旅游、休闲体育三个方面领域。吴建华(2009)认为乡村旅游文化可以分为健康的饮食文化、特色的田园文化、民俗文化及乡村市场文化。林雪涤(2013)认为农村休闲文化主要有四种类型：民俗民乐型、休闲娱乐型、农庄采摘型、主营经济型。因此，众学者认为通过各不同的休闲方式，激发并提高人的生活热情和意志，促进身心健康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休闲文化就是人们在休闲时间所创造出的休闲观念、态度、方法和休闲方式。乡村休闲旅游能够强身健体、丰富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促进农村健康稳定的发展、推动农民回乡建设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都有巨大的作用。乡村休闲旅游文化的研究还可以从主体、客体与介体的角度来分类，从主体来看，包括旅游者休闲旅游的行为文化、消费文化、参与文化等；从客体来看，旅游产品文化、企业及经营文化、生态文化等，如浙江富阳的龙门古镇孙权故里，有老街文化、厅堂文化、弄巷文化、宗祠文化、古镇庙会、砚池文化等；从介体来看，包括民俗文化等，因此，在研究休闲旅游文化过程中，尤其是浙江省，不得不考虑的因素还有城市文化的冲击、杭派文化的熏陶、浙商文化的影响等。

二、智慧乡村休闲旅游文化的构成要素及特征

我们的社会正从信息时代步入智慧时代，新的应用技术与新一轮技术革命使对旅游者旅游信息与文化有更高层次的需求。游客获取旅游信息的方式、对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乡村旅游文化的体验都得以改变，因此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契机。对于游客来说，作为旅游吸引物的乡村和乡村休闲旅游文化，包括乡村的方言、着装特点、生产生活方式、老的建筑、特别的饮食、不同的节庆与礼仪、千奇百怪的禁忌等等，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是最具的潜力的旅游资源。比如浙江桐庐的环溪村，作为三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坐落在著名的天山岗山麓，清澈的天子源和青源两条溪流汇合于村口，其素有“门对天子一秀峰，窗含双溪两清流”的风貌写照，作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古村落之一，拥有著名的爱莲堂、尚志堂、安澜桥、保安桥等众多古建筑。休闲旅游文化在智慧旅游时代将更深刻地影响着乡村休闲旅游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而旅游文化是乡村旅游业的精髓与核心，是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的强大引擎，也是乡村旅游区提高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随着乡村休闲旅游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乡村居民和旅游者也日益感受到文化要素在乡村休闲旅游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乡村休闲旅游的整个过程中，无时不渗透着文化因素。旅游的宗旨是人的心理和精神上的不断追求与满足，没有文化介入、没有真正参与休闲旅游活动的休闲旅游不能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休闲旅游。乡村休闲旅游文化不再是乡村旅游的附属品，而是决定着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发展趋势和成败的关键，同时也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点，对于缩小城乡文化差距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乡村休闲旅游文化的建设与宣传可以弘扬中华传统、传承优秀的乡村文化。

三、智慧乡村休闲旅游文化的宣传的重要意义

随着大众休闲旅游时代的到来，在对乡村休闲旅游需求多样化、层次化、个性化的潮流下，游客越来越需要更加方便快捷的信息和文化服务，更多的乡村自驾、散客、个性游客将成为潜力较大的旅游市场，旅游产业本身就是一个信息相对密集型的产业，对信息查询和信息共享有着根本性的需求。智能移动客户终端的APP应用如客房预订、机票预订、线路预定已经十分普遍，随着现代无线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云技术、数据处理已经被运用到旅游产业的之中且越来越普遍，可见，信息技术是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实现可持续、智慧化发展的关键力量。随着云计算的快速发展和普及，智慧地球、智慧城市的概念逐渐被人们悉知，智慧乡村的概念也应运而生。智慧化的文化宣传不但有利于乡村休闲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更加方便于休闲旅游地形象的传播与文化的传承，对于休闲旅游地的形象产业属性定位与价值提升有着不可低估的巨大潜力。

四、智慧乡村休闲旅游文化的宣传平台建设

最早是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率先引用数字化技术在古迹保护上，使用数字化产品，包括图片、文化场景展示、3D情景体验、互动游戏等。数字化是将各种信息转换成计算机可以读取的数字数据，这样一来，存储和处理数据变得既方便又容易，从而大大提高了数据管理效率。乡村休闲旅游文化的数字化，不仅能够方便了行政管理部门对文化资源的管理利用、也方便学者们的挖掘与研究，最方便的是能够促进乡村文化的本土性保护与传播。信息采集过程中其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形式多样，为了准确地采集乡村休闲旅游文化信息，必须建立本地专家团队和独立专家团队，以确保休闲旅游文化的真实性与科学性，对各类乡村休闲旅游文化进行归类，包括主体文化、客体文化及介体文化。遵循保护文化原始性、科学性的原则来建立休闲旅游文化资源库，同时也必须明确这些文化要素的变化规律。乡村休闲旅游文化宣传平台的建设，首先要体现在设施设备方面，各乡村旅游地要建设乡村基础网络工程，包括无线宽带网络工程、室内WIFI覆盖工程；架设气象、交通、信息等旅游电子显示屏、电子触摸屏、电子宣传牌。基次是在软件技术方面，各景区及所在乡镇、村要建设乡村休闲旅游门户网站、并开通官方微信微博平台，除传统户外宣传牌、指示牌，配以电子显示器、电子讲解平台。官网应主要展现乡村地方历史文化、休闲旅游设施文化、特色乡村景观文化、休闲饮食文化、休闲娱乐文化等信息，其中节庆活动影像资料应该注意原创性、真实性，而景区景点文化介绍视频与音频资料要注意科学性、应用性。核心是打造乡村旅游地形象口号标识并配以图文介绍。民俗活动项目和相关文化性旅游项目的内容建应建立专门的链接网站，并做到网页内容实时更新。设计开发乡村休闲旅游App应用，支持微博、微信等视频信息的共享，让游客都能感受到智慧旅游带来的全新休闲旅游文化体验。通过引进人才、统筹规划、科学管理、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拉动文化资源信息共享。

五、乡村休闲旅游文化的价值取向及功能

(一)休闲旅游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

休闲旅游文化保护要突出乡村特色和当地民族特色。发展智慧乡村休闲旅游，就是要协调乡村文明、城市现代文明的和谐。文化宣传要与自然环境相适应，重视自然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同时兼顾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休闲旅游文化保护是是智慧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也是休闲旅游文化利用与共享的重要前提。休闲旅游文化保护性开发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和战略措施。智慧乡村发展也要秉承“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构成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的理念。使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让人类更加理解智慧旅游能给环境和经济带来的好处，在感受高质量的休闲旅游体验同时保护后代的资源。借助智慧旅游发展的新模式，以保护文化作为旅游资源开发的首要原则和根本前提。智慧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减少游客对文化要素的不必要的破坏。

(二)休闲旅游乡村形象的传播与文化的传承

乡村旅游地的形象是乡村休闲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每一个乡村有其生命周期和发展阶段，旅游形象是向游客传达乡村品牌描述性和说服务性信息的高度概况，是用于向大众传递乡村信息和资源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所以对于在发展期、成熟期的乡村旅游地来说，有必要进行旅游地形象的定位和形象的传播，促进乡村旅游地得的发展。乡村旅游地形象是旅游者首先接触到的有关休闲旅游的信息，在目的地宣传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更是乡村营销活动组织过程中所离不开的中心。在旅游竞争日益激、旅游信息海量增长的今天，一个特色鲜明、意境优美、过目不忘的优秀乡村旅游形象，对乡村的休闲旅游发展来说有着十分重要和积极的意义。

(三)休闲旅游乡村产业属性定位与形象价值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