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分析篇(1)

国内外许多城市开始实施限行政策以来，其效果的有效性一直备受争议。以天津市为例，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评价限行政策对机动车车流量的影响。研究了天津市不同路段在限行政策实施前后，机动车在不同时段的流量变化。通过选定不同的自变量与因变量做回归分析，分别研究了限制不同尾号个数的限行政策对工作日车流量的影响，限行政策对不同路通流量影响程度的不同以及限行政策对限行前后周末车流量的变化。研究发现，限行强度越大，机动车车流量受到的影响越大；工作日限行，路口车流量减少幅度最大为16％；APEC单双号限行，路口车流量减少幅度最大为27．4％。实施限行政策的工作日，早高峰前路口车流量最大增长了23．7％，这说明限行政策使得人们有采取提早出行的方式来规避限行政策的趋势。限行后周末的车流量增加比例为8％～22％，这表明工作日限行政策的实施，使得人们将一些柔性的出行需求转移到周末，增加了周末出行的需求和欲望。

关键词

交通管理；限行政策；影响评价；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尾号限行；单双号限行

引言

19世纪70年代，限行政策起源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加尔加斯在19世纪80年代引入了相似的限行政策，1985～1991年雅典实施限行政策，墨西哥城在1989年开始实施限行政策，圣保罗、麦德林、圣地亚哥为减少机动车使用也引入限行政策。近几年，我国的一些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长春、兰州、杭州、贵阳、成都开始利用限行政策来缓解交通拥堵［1］。由于各个城市的具体情况不同，限行政策实施的效果也不尽相同。限行政策作为缓解交通拥堵，减轻空气污染的交通管理措施，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研究发现限行政策的执行成本较低，并且缓解交通拥挤的效果明显。北京市开始实施“每周少开一天车”“一日高峰限行”等政策，在缓解交通拥堵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2］。高浩然等［3］通过层次分析法研究发现，小汽车尾号限行的最终结果是减少了机动车的使用，加大了对公共交通的需求。DuHa－ohua［4］通过建立交通流特性模型后发现，限行政策实施后，高峰小时机动车速度提高了，道路通畅的可靠性提高了，并且交通拥堵的还原时间缩短了。WangLanlan等［5］用嵌套逻辑回归模型识别限行政策是否或者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出行方式选择。与限行政策对公交使用的影响相比，北京的居民在限行政策实施时会减少开车。Sun等［6］以车牌数字偏好为切入点，研究了机动车限行政策对北京交通流量的影响，测算结果表明限行政策有利于缓解交通压力。ZhangWei等［7］指出在工作日的高峰时段有效的限行政策有可能导致居民由私家车向公交车的转换，私家车车流量减少，公交使用率提高。毛保华等［8］指出限行政策对于缓解高峰时段的交通拥堵起到一定的作用，交通流密度越大，限行政策的影响越大。朱建安等［9］指出限行政策削减机动车出行总量，改善机动车出行环境。尾号限行措施通过总量控制，对削减城市机动车的出行效果显著。自北京市“每周停驶一天”的分号限行措施实施以来，道路行驶车辆大幅度减少，拥堵路段也随之减少，机动车出行环境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在“每周一日高峰停驶”限行期间，早晚高峰路网速度均提高15％，快速路达到20％，拥堵时间缩短1h。为了研究限行政策的有效性，苏岳龙等［10］对限行期间交通流变化数据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比限行前后交通流参数统计规律的变化特点得到如下结论：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交通需求管理手段，限行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交通拥堵；但是采取严格的限行措施，在数据采集点某些特殊时段的交通压力依然接近或超过阻塞密度，因此其他交通需求管理策略需同步配合实施。邵丹娜等［11］指出限行措施对于交通拥堵成本的降低已经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杭州市城区的交通拥堵成本已有所下降。从北京、杭州和成都的实践案例来看，3座城市在开始采取限行管理措施的短时间内，由于机动车使用总量的控制性削减，城市交通的拥堵状况很快能得到较大缓解，拥堵总量、拥堵道路数量、路网平均运行速度均有所改善，可以说这种策略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12］。但是，限行政策在解决交通拥挤的有效性上存在质疑。谢旭轩［13］提出车主为了适应限行政策，会购置第2辆车、选择在非限行时间出行等行为来规避限行政策，并且这些适应行为对限行政策的抵消作用更多地体现在长期效果上。作者还指出以往研究中每周限行1d导致上路的机动车减少1／5车流量的假设不正确，限行政策只限制了机动车保有量的1／5，但是对实际上路的车辆限制远小于这个比例。FranciscoGallego等［14］发现墨西哥城的限行政策对于减少交通拥堵和减轻环境污染仅仅是在短期内有效的。Eskeland等［15］研究发现限行政策增加了墨西哥城总的出行量；二手车使用的增加以及周末出行率提高都造成了限行政策不好的效果。WangRui等［16］指出墨西哥限行政策没有起到很好的缓解交通拥挤和减轻空气污染的原因可能有：人们购买第2辆车；周末私家车驾驶增加。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限行政策的实施效果，其中一些研究证明了限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缓解交通拥堵，减少车流量的作用，但是对于限行尾号数字的个数与缓解交通拥挤的影响程度关系少有研究，以及限行政策对不同路段的影响是否相同也少有提及。笔者研究了天津市不同路段在限行政策实施前后，机动车在不同时段的流量变化。通过选定不同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作回归分析，分别研究了限制不同尾号个数的限行政策对工作日车流量的影响，限行政策对不同路通流量影响程度的不同以及限行政策对限行前后周末车流量的影响。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据统计，2006～2012年，天津市机动车保有量由120万辆增加到236万辆，每年增量由7万辆增加到30万辆。天津市于2013年12月16日开始实施限购政策，成为我国第3个直辖市机动车限购城市。天津市交管局指挥中心的统计显示，2000年道路交通早晚高峰平均只有1h，而到2013年平日的早晚高峰时间已扩大为1．5～2h，交通高峰时段全路网平均行驶车速约20km／h，主要路口平均饱和度为0．8左右，常见交通拥堵点127处，主要分布于中环线以内区域和对接滨海新区的放射性出入口道路。为缓解天津市交通拥挤状况，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2014年3月起，天津市实施了2种限行政策：一是自2014年3月1日至2015年1月10日，实施尾号限行措施，即在外环线（不含）以内道路每个工作日的7时至19时对特定尾号的市内机动车进行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为5组，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每13周轮换1次限行尾号的组合。对于外埠机动车，工作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7时至9时和16时至19时，禁止外埠牌照机动车在外环线（不含）以内道路通行；二是在APEC会议期间，为了保证APEC期间的空气质量，天津市在2014年11月6日0时至2014年11月11日24时，实施了最高级别的应急减排措施：全市行政区域内道路每日凌晨3时至24时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为了分析这2种限行措施对路网上交通流量的影响，搜集天津市10个重要路口的小时交通流数据，包括尾号限行前后以及APEC期间单双号限行的工作日和周末数据。SCATS系统采集的原始数据是5min车流量。利用编写的程序，结合实际路口大概的通行情况，将合理有效的数据筛选出来。然后将5min车流量数据进行合并，获得每小时车流量，取自然对数后作为回归模型的因变量。由于交通检测器故障的原因，存在某些路口某些时段数据的缺失现象，通过负值和错误数据的筛选，得到符合要求的数据样本量为79163个，根据不同的时段选取不同的数据进行分析，具体的数据描述见表1。

1．2数据分析方法

基于搜集的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普通限行措施和APEC限行对交通流量的影响。为了研究2种限行措施对工作日交通流的影响，需要分析不同路口限行前后和APEC期间限行时段（07：00～19：00时）、早高峰（07：00～08：00时）和早高峰前（06：00～07：00时）交通流量的变化情况。回归模型见式（1）。Yit＝β0＋β1×Limitationt＋β2×APECt＋εit（1）式中：Yit为考察时段车流量的自然对数；Limitationt是二分类变量，取值为1表示实施尾号限行，取值为0表示不实施尾号限行；APECt也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取值为1表示实施单双号限行，取值为0表示不实施单双号限行；εit为回归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β1和β2为尾号限行和APEC单双号限行对私家车流量变化的影响程度。由于Yit是车流量的自然对数，严格来讲，exp（β1）和exp（β2）才是精确表示由于尾号限行和单双号限行引起的车流量的变化比例。除了APEC期间，公休日和节假日是不实施尾号限行的，那么限行措施实施是否也会对周末私家车的出行产生影响？通过以下模型来验证限行措施对周末交通量的影响。Yit＝β0＋β1×PostPeriodt＋εit（2）式中：PostPeriodt是二分类变量，取值为1表示限行实施后的周末，取值为0表示限行实施前的周末。同样，exp（β1）表示由于限行措施的实施引起的周末车流量的变化比例。

2数据分析

2．1限行对工作日车流量的影响

根据限行前后和APEC期间工作日的车流量数据，对式（1）所示模型进行估计。鉴于1d中不同时段的小时车流量数据差异甚大，一般根据车流量的大小可分为早晚高峰、平峰和低峰等时段，而且普通尾号限行措施的实施时段是07：00～19：00时，限行措施对不同时段车流量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笔者分别分析了限行对工作日早高峰时段（07：00～09：00时）和早高峰前（06：00～07：00时）小时车流量的影响，以及限行对工作日的限行期间（07：00～19：00时）车流量加和的影响。尾号限行和单双号限行在不同路口和不同时段对车流量的影响见表2（红旗长江路口在工作日的数据缺失较多，未选入分析）。由表2可见，在早高峰时段，尾号限行对海光寺和南门外福安2个路口的车流量几乎不产生影响，回归估计得到的系数为正数且不太显著，而在其他路口，由于尾号限行使得车流量均减少，减少幅度最小的是南京营口，减少的比例约为1．8％，减少幅度最大的是白堤湖境路口，约减少30％。APEC期间单双号限行使得所有路口的车流量都显著减少（白堤湖镜、海光寺和南门外福安3个路口的数据缺失），南京营口减少的比例最小，约7．2％，而鞍山南丰减少的比例较高，约为37．9％的车流量。全天限行时段的车流量同限行前相同时段的车流量相比，车流量的减少与高峰时段车流量的变化类似，说明限行政策并没有对早高峰产生较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限行措施对早高峰前车流量的影响，尾号限行对早高峰前车流量的影响基本上是增加的，除了长年和鞍山白堤2个路口，其中长年路口流量显著减少了6．7％，鞍山白堤路口系数不显著，可认为无明显变化，其他路口的车流量都显著增加或无明显变化，其中显著增加最多的是白堤湖镜路口，增加比例约为23．7％。这说明，随着限行措施的实施，出行者为了避免由于限行而不能驾驶私家车出行而选择在限行时段开始前就完成必需出行，即提早出行。单双号限行措施对早高峰前车流量的影响均为显著减少，这是因为APEC期间的限行时间从03：00时开始，早高峰前06：00～07：00时属于单双号限行时段内，车辆减少比例较大，如鞍山南丰路口流量减少比例高达64．6％。通过观察工作日的尾号限行和单双号限行在高峰时段和限行时段对交通流的影响系数发现，尾号限行对交通流量的影响程度小于单双号限行。限行政策的影响力度与限制的机动车尾号数字个数有一定的关系。限制尾号数字越多，理论上可以上路的机动车辆数就越少，恰好用数据也论证了这一点。限行政策对不同路口的车流量影响程度不同。不同路口在尾号限行或者是单双号限行2种政策下的系数是不同的。这可能是由于不同路口的交通特性不同，导致政策效果不同。限行政策可以减少道路交通流量。通过观察工作日2种限行政策对路通流量的影响，发现回归系数并没有一致的变化。可以看到复康网球馆、白堤湖镜、鞍山南丰、卫津电台、长年、鞍山白堤、南京营口在尾号限行政策下的回归系数是显著负数，也就是尾号限行使得这7个路口的车流量显著减少。根据分析结果，海光寺、南门外大街与福安大街交口2个路口不同限行措施与交通流量不存在显著相关。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其路口特征有关，上述2个路口为双向主干道，其交通流量大幅超过其他路口。进一步推测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限行政策实施后，虽然限行时段可以使总的车流量降低，但由于部分路网的关键节点在出行者出行路线的选择中会被优先考虑，因此其交通流量可能取决于其承载能力而非限行措施。在早高峰前回归方程中，复康网球馆、白堤湖镜、鞍山南丰、卫津电台、南门外福安、南京营口这6个路口的回归系数为显著正数，表明在尾号限行时，早高峰前的车流量是增加的。其他限行城市也出现类似现象，人们为了规避限行政策，选择提前出发满足自己通勤的交通需求。

2．2限行对周末车流量的影响

由于周末全天时段都不限行，基于限行前后的周末全天车流量数据，对式（2）所示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周末各路口的回归结果。由表3可见，总体看来，限行措施实施后的周末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除了鞍山白堤路口的周末车流量显著减少，减少比例约为8．3％，以及南京营口、长年和红旗长江3个路口的车流量变化不显著，其他路口的周末车流量都显著增加，增加比例从8％～22％左右。这说明由于工作日限行措施的实施，人们把积累的出行需求移到了周末，增加了居民周末出行的欲望和必要。对于周末交通车流量在限行政策影响下的变化，复康网球馆、白堤湖镜、鞍山南丰、卫津电台、海光寺、南门外福安这6个路口的回归系数是显著正数，表明限行政策实施以后，周末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天津市的工作日与周末的出行需求不同，工作日有明显的早晚高峰，周末全天交通量比较平滑。由此可以看出，在工作日实施限行政策以后，人们可能会将一些柔性的出行需求转移到周末，进而实现了缓解工作日高峰时段交通拥堵的政策目标。除此之外，部分路口周末的交通流量变化未体现出增长的趋势，其中长年路口，南京营口和红旗长江无显著变化，鞍山白堤有小幅降低的趋势。在前文的分析中，长年与鞍山白堤2个路口在工作日高峰前也体现出与其他路口不同的趋势。这2个路口的地理位置较为接近、所在路段均为次支路，因此存在一定共性，但与其他路通流量变化呈现不同趋势的具体影响因素尚待进一步研究。

3结论与讨论

笔者对天津市限行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数据的回归分析估计了限行政策对城市道路交通流的影响，以及人们为了规避限行政策采取的措施。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现对城市道路交通流变化的估计，内生变量是不同时段的道路小时交通流量（实际计算时取自然对数），外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是分类变量，分别评价了限行政策对不同时段，不同路段道路交通流量的影响。笔者研究了2种限行政策对天津市交通流的影响，一种是平时工作日实施的限行政策，每天07：00～19：00时，对2个尾号数字进行限制。另一种限行政策是APEC期间实施的单双号限行政策。LouisdeGrange等［17］研究发现限行政策起到了减少交通流的作用，但是实际减少值低于理论研究值，这可能是由于某些家庭不止拥有一辆私家车，在限行日会使用不同私家车出行；居民会通过早出晚归或者直接违规出行来规避限行政策；并且人们有从私家车转向公共交通的趋势，LouisdeGrange基于当地的公共交通发展状况，通过研究当地地铁和公交客流量变化，发现人们更多地转向地铁而不是公交，这是由于在圣地亚哥地铁的服务水平远高于公交，地铁出行时间短，可靠性高，安全性好。研究的结果也验证了限行政策导致车流量减少的实际值少于理论值，同时在限行日早高峰前和晚高峰后的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另外，通过研究限行前后周末车流量的变化，发现周末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这虽然对于环境污染没有太大缓解作用，但是减轻了工作日的交通拥挤，这种限行政策对于人们出行方式的改变有可能会对人们的出行模式选择形成长期的影响；研究发现限行政策对不同路段的交通流量影响不同，路段的交通特性影响限行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实施限行政策时应谨慎考虑当地的交通环境。朱建安选择了路段流量、路段车速、拥堵报警次数、公交车速等衡量指标对比分析了北京、杭州和成都的限行政策效果。研究发现限行后路段流量减少，车速提高，拥堵报警次数减少，公交车速也提高了，这4个衡量指标的变化说明了限行政策对交通最直接的影响力，限行政策对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笔者除了发现限行政策在限行时段减少了城市道路车流量，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限行的数字越多，缓解的交通拥堵的效果越好；但是如果不采取其他措施，比如大力发展公交来帮助转移限行这部分的交通需求，就会影响到限行政策的接受度。笔者还分析了限行政策对不同时段的车流量影响；限行政策实施以后，早高峰前的道路交通车流量有所增加，人们有通过提早出发规避限行政策的趋势。政策制定者要谨慎制定限行政策的实施细则，限行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笔者研究发现限行政策对于缓解交通拥堵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实际效果低于理论预期值；并且结果显示限行的数字越多，缓解交通拥堵的效果越好；但是不能任意限行，在确定限行数字的个数时，不仅仅要根据具体交通需求，还要根据当地具体的交通环境，限行后人们是否能够通过其他的交通方式实现出行需求。在实施限行政策的同时，若不采取其他措施，比如大力发展公交来帮助缓解限行这部分的交通需求，那就会影响民众对限行政策的接受度。限行政策对不同路段的影响有差异，本文研究结果是限行政策对城市主干路交通流量的影响较小，对次干路交通流量影响较大，可能意味着限行对于缓解主干路的交通拥堵作用有限，因此在主干道还必须辅以其他交通政策，比如公交优先政策，尽量将限行的这部分交通需求引导到公共交通上来。由于限行政策的有效性因具体的交通环境而异，实施时要具体路段具体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工作日的限行，可能会将人们平时的柔性出行需求转移到周末，致使周末的交通流量增加；或者是选择在工作日提早出发来规避限行政策，这种限行政策引起的人们出行行为的变化，可能就会形成长期的影响，必须从行为转化的角度探索人们在政策影响下出行行为的具体变化，具有什么样特质的人群会由私家车出行转向公交；什么样特质的人会坚持私家车出行。这种对于居民出行行为变化的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笔者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①选取的路口数量较少，如果可以采集到更多路段的城市交通流数据，可能会有更深入的结论；②采用的线性模型较简单；③限行政策对交通流量的影响是短期的，其长期性效应还需进一步研究。在后续的研究中将继续收集更大范围、更长时间尺度的数据，对比限行政策对不同城市交通流的影响；关于限行政策时效性的研究，也需要采集限行政策实施后不同时间段的交通流数据，进行研究分析；采用多元回归模型从客观上评价了限行政策对交通流的影响，继续探求新的方法研究限行政策如何影响人们的出行方式选择。

参考文献

［1］华家丽，杨坤．国内外限行政策绩效评价研究述评［J］．学术论坛，2013（22）：188－190

双减政策的分析篇(2)

这个反思中，首先要看到现在经济学理论的不足：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框架其实是不对称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可说存在着一种共同失误——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强调的只是需求端的深入分析，却忽视了供给端的问题。

美国学者在供给端的认知上是有贡献的，在应对滞胀压力的经济实践中孕育出了供给学派。它的政策创新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还是有明显不足。可以说，他们的主张还是基于“华盛顿共识”框架，在企业层面激发供给的潜力，但是在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方面的分析较弱。

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跳出经济学教科书，实行了区别对待的供给手段。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对雷曼兄弟的态度，一开始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就任它；但后来对“两房”、通用公司等，却大力度施以援手，这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

在产业政策方面，美国的做法可圈可点，从克林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最近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页岩气革命、3D打印机、制造业重回美国、区别化新移民、新兴经济等，都强调在供给端的区别化政策。

回想多年以前，中国风行的《亚柯卡自传》，最后亚柯卡画龙点睛的那句就是“重振美国之路，在于产业政策”。这个“产业政策”，正是一种从供给角度形成的政策调节工具。

这些都说明，充分认识供给端的理论框架构建来支持配置资源优化的操作，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不同于中国，没有解决转轨问题的迫切需要，因此，他们在制度供给这方面的重视程度也自然而然就上不去。

反思中国，我们应当结合当前现实需要，开创新的思路。

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我们过去认识不足，今后有必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这是应对可能陷入滞胀、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

对此，相关的政策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八双”：

“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大力鼓励创业；

“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产业优化；

“双减”——加快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在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下，扩大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适度扩大有质量、有效益的投资；

“双转”——尽快实施人口政策“一胎化”管制的转变，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协调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共同进步，摒弃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

双减政策的分析篇(3)

关键词：节能减排；演化博弈；复制动态

中图分类号：F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3.02.011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 第26卷 第2期 吕荣胜等：低碳经济背景下节能减排管理政企博弈分析

一、引 言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消费等经济形态的总称，是高碳能源时代向低碳能源时代演进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1＼]。2011年11月，在南非德班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意味着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企业作为低碳经济中的一个重要主体，其节能减排工作的实施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客观需要。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促进节能减排管理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运用市场手段，主要通过征收能源税或碳税等价格调控方式，逐步形成以市场价格为主导的新机制；通过行政手段或制定相应的节能减排政策，实现能源消费结构、经济结构以及进出口贸易结构调整。如Christopher J. Cowton和Paul Thompson＼[2＼]提出的绿色信贷政策，贾敬全＼[3＼]、许景婷＼[4＼]及周波＼[5＼]等对我国节能减排税收制度的研究。其次，对实施节能减排项目进行评价研究，如安金朝＼[6＼]、吴耀武等＼[7＼]及储莎等＼[8＼]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建立了节能减排评价指标体系。第三，通过发展节能服务产业来推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如姚伟＼[9＼]和黄建欢等＼[10＼]通过分析节能服务产业的运营模式，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从供需两方面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相关建议。

从现有研究可以看出，首先，企业之所以实施节能减排策略，一方面是为应对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局面，降低企业生产运营成本；另一方面是为减少向政府缴纳的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收额度，增加经济效益的同时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其次，政府代表公众的利益，有必要对企业的节能减排管理进行适当干预，以提高单位能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浪费，缓解能源供给压力。因此，本文将演化博弈理论应用于节能减排管理的研究，引入复制动态方法，构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模型，并分析双方在不同情况下的策略选择问题。

二、政企博弈研究的基本前提与假设

企业的首要目标是谋求收益最大化。在市场竞争条件下，企业的节能减排行为并不能够完全达到政策法规的要求，政府有必要对其实施监管。政府和企业相互博弈的结果决定企业是否开展节能减排管理。由于博弈双方的有限理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政府和企业在作出策略选择时，要确定自己的最大化收益。因此，在不改变问题本质的前提下，本文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政府作为监管主体，代表公众的利益，其监管部门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各监管机构。对于市场上实施节能减排管理水平不同的企业，政府对其行使监督职责，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一是检查企业是否实施节能减排管理工作（考察企业的单位资源能源消耗，与行业内的节能降耗标准进行比较，是否标注能源效率标识，以及是否符合环境排污标准等）。二是不检查企业的节能减排管理工作。

假设二：由于节能减排管理水平不同，企业的节能减排管理力度不能详细划分，因此只考虑其是否达到政府规定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一是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策略，如采购节能装备，改善原有设备以促进节能降耗，积极开展节能管理培训，对员工进行节能管理绩效考核，与节能服务公司合作开展节能工作，重视清洁生产，废物回收再利用，排污符合标准等。二是不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策略。

假设三：若政府检查企业后，确认企业开展节能减排管理，将会给予企业财政补贴、减免税收、优先采购、推荐贷款及其他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等。若政府检查发现企业未实施节能减排，则会对其施行一定的惩罚措施，如向企业收取罚金、增加赋税等。

其中，在政府的成本与收益方面，设假定政府检查企业节能减排管理所付出的成本为Cg，包括进行调查工作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当政府检查发现企业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策略时，会给予奖励性财政补贴或转移支付S；反之，当政府检查发现企业没有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策略时，政府可以强制其缴纳罚金F。此外，由于政府代表公众利益，还承担着企业不节能的负面影响，将此成本设为Ec。在企业的成本与收益方面，设企业选择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策略所付出的成本为Cs，包括采购节能设备，改善原有装备，对员工的节能培训，清洁生产以及为环境保护所承担的费用；增加的收益为Rs，包括降低能源消耗费用、材料采购费用、废物回收费用以及政府给予的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等。模型的主要参数及含义，

根据以上假设，共存在以下四种策略组合：一是检查，不实施。即政府采取检查企业是否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的策略，但是企业选择不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的策略。二是检查，实施。即政府选择检查企业的策略，企业也采取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的策略。三是不检查，不实施。即政府采取不检查企业的策略，企业也选择不实施的策略。四是不检查，实施。即政府选择不检查企业的策略，而企业选择实施的策略。根据上述情况构造政企博弈的收益矩阵，

三、节能减排管理中政企演化博弈之分析

演化博弈起源于行为生态学和生物进化论，是把博弈论和动态演化过程分析结合起来的一种理论。Smith与Price＼[11＼]在1973年发表的论文中首次提出演化稳定策略（ESS）概念，这标志着演化博弈理论的诞生。该理论的基本思路是：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博弈群体中，博弈方进行反复的博弈活动。由于有限理性，博弈方不可能在每一次博弈中都能找到最优均衡点。于是，其最佳策略就是模仿和改进过去自己和别人的最有利策略。通过这种长期的模仿和改进，所有的博弈方都会趋于某个稳定的策略。

假设政府检查企业是否实施的概率为α，不检查的概率为1-α；企业选择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策略的概率为β，不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策略的概率为1-β。则政企双方的博弈过程见图1。

节能减排管理中的政企博弈过程

根据政企博弈的收益矩阵，对于政府而言，其选择“检查”策略的期望收益为：U11=β（-Cg-S）+）1-β）（-Cg+F-Ec）=

β（Ec-F-S）+F-Ec-Cg选择“不检查”策略的期望收益为：U12=（1-β）（-Ec）=βEc-Ec 政府的平均收益为：U1=αU11+（1-α）U12=

αβ（Ec-F-S）-α（Ec-F+Cg）+

（1-α）（βEc-Ec）=α（F-Ec）-

αβ（F+S）+（α-1）Ec构造政府“检查”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F（α）=dαdt=α（U11-U1）=

α（α-1）（βS+βF-F+Cg）复制动态方程反映了博弈方学习的速度和方向，当其为0时，表示博弈在此时已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12＼]。

当β=F-CgS+F时，F（α）=0，即所有水平均是稳定状态。当β≠F-CgS+F时，令F（α）=0，得：α=0和α=1是α的两个稳定状态。

对F（α）求导，得：F'（α）=（2α-1）（βS+βF-F+Cg） 第一，当F-Cg

第二，当0

当 β>F-CgS+F时，F'（α=0）

当β

因此，政府复制动态演化轨道如图2所示。

政府的复制动态演化轨迹

对于企业而言，其选择“实施”策略的期望收益为：U21=α（-Cs+Rs+S）+

（1-α）（-Cs+Rs）=αS-Cs+Rs选择“不实施”策略的期望收益为：U22=α（-F）=-αF企业的平均收益为：U2=βU21+（1-β）U22=

β（αS-Cs+Rs）+（1-β）（-αF）=

αβ（F+S）+β（Rs-Cs）-αF构造企业“实施”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F（β）=dβdt=β（U21-U2）=

β（1-β）[Rs-Cs+α（F+S）]当α=Cs-RsF+S时，F（β）=0，即所有水平均是稳定状态。当α≠Cs-RsF+S时，令f（Β）=0，得：β=0和β=1是β的两个稳定状态。

对F（β）求导，得：F'（β）=（1-2β）[Rs-Cs+α（F+S）] 第一，当Cs-Rs

第二，当Cs-Rs>F+S时，Cs-RsF+S>1，α

第三，当0

当α>Cs-RsF+S时，F'（β=1）

当α0，所以β*=0是ESS。

因此，企业复制动态演化轨道，

政府群体与企业群体的演化博弈轨迹

在此复制动态演化博弈中，（α，β）=（0，0），（α，β）=（1，1），（α，β）=（0，1），（α，β）=（1，0），无演化稳定策略。当初始状态落在A区域时，该博弈将收敛于ESS：α*=1，β*=1，即（检查，实施）成为两个博弈群体中所有参与者的必然选择；当初始状态落在B区域时，该博弈收敛于ESS：α*=0，β*=1，即（不检查，实施）成为博弈群体中所有参与者的必然选择；当落在C区域时，该博弈收敛于ESS：α*=0，β*=0，即（不检查，不实施）成为两个博弈群体中所有参与者的必然选择；当落在D区域时，该博弈收敛于ESS：α*=1，β*=0，即（检查，不实施）成为政府和企业群体的必然选择。

通过该演化博弈模型，比较不同的均衡结果，可知：若F-CgF+S+Rs，则β=0是演化稳定策略，即企业实施节能减排的成本大于企业实施所增加的收益，加上政府给予的补贴再加上企业不实施节能减排时向政府缴纳的罚金的三者之和时，最终企业群体会采取“不实施”的策略。

四、政策启示

通过对节能减排管理的政企演化博弈分析，政府对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的企业给予的财政补贴，应当高于企业采取节能管理或治理污染措施的费用，同时政府对企业不实施节能减排的罚金应当远远高于其不实施节能减排管理的收益。通过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健全完善相关节能减排法律法规

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不断完善能源测评、用能设备技术监察、重点耗能企业的限批政策等工作。加强节能减排环境立法机制，强化执法力度，健全节能减排技术和管理标准体系。利用环境管制来激励企业进行节能减排管理的积极性，引入并鼓励节能减排先进技术的应用，充分利用行政手段引导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既降低生产管理成本，又有效治理污染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二）完善节能减排相关财政政策

灵活运用经济激励措施，建立完善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政府应当加大节能减排的财政投入力度，建立完善的财政扶持政策，对先进节能减排技术和新能源环保项目进行重点推广。充分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制定并落实节能减排税收优惠政策，对使用节能环保设备，实行节能服务建设项目的企业，给予适当的财政税收减免，放宽征税标准，并对存在严重能源浪费和排污超标的企业实行高额征税的惩罚性措施。

（三）加强市场机制建设和政府监督管理

首先，以激励型环境经济政策对企业实施节能减排进行有效引导，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其次，借鉴德国节能减排管理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自身特点，采用第三方检查的先进经验，建立第三方检测机构，不仅可以有效降低政府的检查成本，而且能够保证检测的普遍性和权威性，从而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节能减排工作。

（四）完善服务体系，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健康发展

继续加大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培育高水平的节能减排专业服务机构，鼓励重点耗能企业与节能服务公司合作，充分发挥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资源优势。通过推行清洁生产方式，节能产品认证，节能减排标准化技术，建立完善的节能减排新机制，对于实施合同能源管理的企业和节能服务公司给予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促进结构调整，鼓励产业聚集，突出区域优势，改善产品结构，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健康发展。

五、结 语

本文认为，现有的关于节能减排管理的研究在创新方法与工具方面较为缺乏，通过引入演化博弈理论的复制动态方法，构建政府和企业的群体演化博弈模型，最终得到博弈双方的群体演化稳定策略，从而为政府制定相应的促进节能减排管理政策，提供依据和方法支持。

在本文的研究基础上，以后的研究方向将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演化博弈理论是一种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理论，如何将这一理论与节能减排管理已有研究中的定量分析方法有效结合，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二是节能减排管理的实施需要结合绿色供应链管理和企业战略因素，如何实现企业的战略先导机制，是接下来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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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的分析篇(4)

关键词：中国经济 外部失衡 实证分析 利率 消费 投资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10-034-03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外部经济失衡，指的就是国际收支表的失衡。我国外部经济的失衡，最突出的表现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经常项目与资本金融项目持续盈余，也就是我们说的双顺差。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战略的成功，但是外部经济失衡带来的超长增长的双顺差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添加了许多的不稳定因素，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贸易顺差的大量增加使得2008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顺差达4361亿美元左右，大量和不断上升的经常账户盈余恶化了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关系，引发贸易摩擦和冲突；另一方面，巨额贸易顺差与资本净流入一起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超常增长，外汇储备的大量积聚引发流动性过剩，表明资源的配置并非处于最佳状态。适度规模的外汇储备能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但过量的外汇储备就会导致资源浪费和储备货币贬值的风险，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二、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影响因素分析

在开放经济的背景下，讨论影响我国外部经济失衡的因素，就不能单方面分析我国的原因。我国外部经济失衡的影响因素主要可集中为经济总量最大、最具代表的中美两国的经常账户失衡的影响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美贸易发展迅速，双边贸易总额持续增长。按照中方的统计，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由1990年的118亿美元扩大到2011年的4467亿美元，现在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随着双边贸易总额的增长，美中贸的不平衡也开始加剧。从1993年开始，中国对美贸易从原来的逆差转为顺差，之后顺差规模不断扩大，到2011年已达到1884亿美元，比1993年的63亿美元增长了近30倍，扩大趋势十分明显。而据美方统计，美对华贸易逆差始于1983年，并且从2001年开始，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地，逆差规模在2005年时为2016亿美元，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26%。长期以来经常账户的顺差一直在双顺差中占据主要地位（从2009年开始，双顺差中资本项目顺差的比例有所提高，但仍然不占据主要地位）。以下主要从美国和中国两方面来讨论影响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各种因素。

1.美国方面的影响因素。

（1）高消费、低储蓄。储蓄不足是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主要原因。美国属于典型的消费拉动型经济。二战后，美国一直采取刺激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以此来维持经济增长和就业,推动美国向消费性社会的加速蜕变。同时利用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发达的金融体系鼓励增加消费甚至是提前消费,导致进口需求不断扩大，储蓄水平偏低。

近年来，美国政府大规模的减税、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人民收入不断增加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个人消费的增长。而同时，为了促进经济发展，美国连续降低贷款利率，大规模减税，不断刺激着国内需求。再加上美国一直宣扬的超前消费和借贷消费，其国内消费规模更是超过了其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在维持着高消费的同时，储蓄率却保持着极低的水平。美国的私人储蓄率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更远低于东亚国家。近年来，美国储蓄率不断下降，更是在2005年4月至2007年底连续每个月保持负的个人储蓄率。

（2）巨额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与经常账户赤字有非常高的相关性，从宏观经济学中经常账户赤字的等式[（G-T）+(I-S)=经常账户赤字，其中G-T为财政赤字，I为私人投资，S为私人储蓄]就可以看出财政赤字对经常账户赤字的影响。

双减政策的分析篇(5)

【关键词】矛盾分析法；二孩政策

一、二孩政策的产生

（一）二孩政策的背景――矛盾的普遍性

70年代，中央开始提出“晚、稀、少”的方针，在这一方针下，短短十年内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下降到1980年的2.23，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正式，中国由此进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时代，这也是我国人口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点。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减缓了人口增速，缓解了人口压力，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发展到如今衍生出了一系列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矛盾，分析、揭露矛盾，不回避矛盾，积极寻找解决矛盾的办法。

（二）二孩政策的提出――抓住主要矛盾

在复杂的事物中都包含多种矛盾，在地位上有主次之分，其中主要矛盾占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2011年11月，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12月，中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二、二孩政策的变迁

（一）二孩政策的“三部曲”――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的特殊性是指，具体事物的矛盾及每一个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其特点；各个具体事物的矛盾及每一个矛盾的各方面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各有特点。中国的人口问题在每一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那么相对应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其特殊的任务。

1、双独二孩政策。双独二孩政策是在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的时候，对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微调，但是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大，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微调会让中国的人口数量一定程度上升，逼近中国的人口最大可承载容量。双独二孩政策一方面是为了规避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另一方也是为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缓解社会养老问题。

2、单独二孩政策。双独二孩政策实施以后，中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并没有得到大幅度缓解，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根据人口形势发展变化，在全国普遍实行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基础上，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提高人口增长率，调整人口结构，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3、普遍二孩政策。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后，得到的效果远低于预期，群众生育观念已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少生优生甚至不生成为绝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是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实验，为全面二孩政策的加快实施提供了足够的经验支持，也打消了人们对普遍二孩政策实施后可能出现的较为严重的出生堆积的种种担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二）二孩政策变迁的原因――内外矛盾的辩证关系

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矛盾，矛盾推动事物向前发展。事物的内部矛盾就是事物发展的内因，事物的外部矛盾就是事物发展的外因，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是第二的原因。在分析事物矛盾时，把立足点放在内因上，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源泉；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外因的作用，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在分析二孩政策的变迁与发展上，便需从内外因入手。

1、内部原因。二孩政策的出台是旨在解决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减速、出生性别失衡、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等问题。但是由于中国居民的生活质量水平提高，养育孩子的成本也随之大幅增加，推出的单双独二孩政策和单独二孩政策并没有对其有相应的保障，使得适龄夫妇的生育意愿无法提升，因此便达不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在此基础上只能继续对二孩政策进行探索和调整，推出普遍二孩政策。

2、外部原因。二孩政策的发展由双独二孩到普遍二孩，其中也少不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推动，金登的多源流理论中也明确指出专家学者对政策的出台有很重要的作用。郭志刚（2010）认为，生育率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要把握好“度”，不能一味地强调降低生育率。而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无论社会和家庭个人都存在着降低生育率的因素，而长期的低于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将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一系列的危害，因此我们应该尽快全面放开二孩生育，以免在“人口发展问题上贻误战机”。蔡P（2006）指出，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佳绩，但是仍有一些因素制约着中国经济增长，例如人口条件的变化。人口条件的变化意味着高储蓄率以及劳动力供给优势在减小，因此他提出要“调整人口政策，防止未富先老，延长人口红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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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乔晓春.实施“普遍二孩”政策后生育水平会达到多高？――兼与翟振武教授商榷[J].人口与发展，2014（6）：2-15.

双减政策的分析篇(6)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以来，美联储和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实施了量化宽松政策提振本国经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容易引起多米诺骨效应，新兴经济体不得不承担热钱大量流入、本币升值以及资产价格膨胀等量化宽松政策的成本。作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中国势必受到欧美日货币政策的冲击。那么，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表现的影响有多大？中国政府又该采取什么样的回应措施来积极应对？本文基于VAR模型，运用2010年12月―2013年3月间中美月度数据，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影响进行探讨，以期有效化解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并为此提出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有针对性的对策方案，从而为决策部门制定和完善政策体系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VAR模型是研究货币政策的有用方法。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构建一个包含中美在内的两国VAR模型。由于量化宽松是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通常是在利率等常规工具不能发挥作用时才被实施，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措施是基础货币的投放，冲击的起点变量应为美国的基础货币供应量，所以本文采用基础货币来代表美国货币政策。

建立模型后，采用脉冲响应函数进一步分析VAR方程中因变量对每个变量冲击的响应，考察扰动项的影响是如何传播到各个变量的。其后对结果进行方差分解，考察货币冲击对其他变量的贡献度。

（二）数据说明

在参阅大量相关文献的情况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选用以下指标作为考察对象：

（1）美国基础货币（MB）；（2）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由于它具有对经济环境变化十分敏感的特性，通常被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3）中国货币供应量（ M2）；（4）中国出口额（EX）；（5）中美双边汇率；（6）中国工业增加值（IP）。这些指标的设定是为了反映中国的产出水平，但由于 GDP 没有月度数据，实际GDP的数据搜集十分困难，因此本文适当更换了模型变量，选择和 GDP 高度相关的工业增加值来反映产出水平，以求达到更好的效果。

选用的样本数据是2010年12月―2013年3月的月度数据。所有的数据都经过季节调整，来源于美联储网站、美劳工部网站、中国海关网、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及中经网数据库。

三、实证分析

本文在VAR模型基础上，分别从贸易渠道和货币渠道定量分析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

（一）通过贸易渠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脉冲响应函数

首先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美国基础货币的投放通过贸易渠道对中国几个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见图1和图2。

（1）基础货币（MB）对出口额（EX）的影响。由图1可知，我国出口额对美国货币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在第一期是负响应，之后一直呈现正响应，这种冲击在第三期对我国出口额影响最强，随后逐渐下降，最后趋于平稳。这就意味着美国基础货币的增加对中国出口额在一定时间之内产生正向波动，从长期来看这种影响会趋于平稳。也就是说，美国基础货币投放对我国贸易状况是一种正向的影响。

（2）基础货币（MB）对工业增加值（IP）的影响。由图2可发现，美国基础货币对我国的工业增加值总体上是负向冲击，在第三期达到最小值，但这种冲击影响逐渐减弱并趋于平稳。这说明美国基础货币的增加对我国产出有负向作用，在短期显著，在长期则明显减弱。

2.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分析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贸易传导渠道中对我国出口额和工业增加值的解释能力。对美国基础货币的冲击进行方差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 1可看出，美国基础货币投放对我国出口额的解释能力呈现递增趋势，在第七期达到30.32152%，表明我国出口额受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大，对该货币政策较为敏感；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工业增加值解释力的最大值为15.488 03%，表明该政策对我国的经济产出也有一定影响。

（二）通过货币渠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脉冲响应函数

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美国基础货币的投放通过货币渠道对中国几个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见图3、图4、图5。

（1）基础货币（MB）对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由图 3 可知，我国货币供应量对美国基础货币施加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在第三期到第六期产生负响应，但在第六期后响应逐渐增强，在第八期趋于稳定。这表明美国基础货币的增加使我国货币供应量在短期内产生负向影响，但从中长期来看，这种影响会逐渐增强，成为正向影响，并逐渐稳定。换言之，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中长期对我国货币供应量是有正向作用的。

（2）基础货币（MB）对工业增加值（IP）的影响。由图 4可知，美国基础货币对我国工业增加值的冲击在短期为正向的，并在第五期达到最大值，但这种冲击的影响逐渐减弱为零后负向增强。这说明美国基础货币的增加对我国产出短期有正向作用，在长期则产生负向作用。

（3）基础货币（MB）对中美双边汇率（EXCHANGE）的影响。货币供给冲击在中长期负向影响着双边汇率，这种负向影响在第五期达到最大后渐渐减弱。由于美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美元贬值，当中国的货币供应量没有增加的足够多时，人民币就会相对于美元升值。此外，美国的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必将带来利率的下跌，而中国的相对较高的利率将会吸引大量渴望获得超额收益的国际资本，人民币的需求增加将导致更大的升值压力，继续推进人民币升值。

2.方差分解

对美国基础货币的冲击进行方差分解，可进一步分析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中对我国货币供应量和、工业增加值和中美双边汇率的解释能力，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看出，美国基础货币的投放对我国货币供应量的解释能力逐步增强，在第十期达到最大值32.261 73%，表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有一定影响。而我国物价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较为敏感。相比之下，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美双边汇率的解释力只有 7.67%，表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货币政策渠道的传导对中美汇率的解释能力较弱。

双减政策的分析篇(7)

关键词：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所得税筹划

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意义

（一）固定资产折旧老政策的局限性。对于技术进步快、常年处于高腐蚀和震动的固定资产采用加速折旧，能够更加符合该类资产的实际特征，通过加速折旧使得资产的账面价值更加真实，费用计量也更加合理。在税收方面，该类资产采用加速折旧，会在前些年产生更多的税前可扣除的费用。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包含了直线法和加速折旧法两大类，但是税法中规定普通企业采用直线法无需纳税调整，而加速折旧法则需要纳税调整。因此，在财税[2015]106号文件之前，普通企业采用加速折旧的意愿并不是很强。

（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策的意义。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行业企业固定资产产生利益的方式在不断变化，旧的税收政策约束下，这些企业不但不能依赖加速折旧产生税收利益，反而会因为加速折旧使得财务环节复杂化，不利于该类企业发展。财税[2015]106号文件后，轻工、纺织、机械、汽车等四个领域重点行业的企业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可以实行加速折旧政策且在税务上允许税前扣除，其小微企业享受更多的优惠政策。该政策并没有覆盖全部行业，因此对于有需求的、符合条件的行业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加速折旧政策进行税收筹划，使企业税收利益最大化。

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方法的选择

轻工、纺织、机械、汽车等四个领域重点行业的企业新购进的固定资产，以及其领域的小微企业符合政策的固定资产，所实行的加速折旧方法分为两类，一是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直接进行加速折旧，二是采用缩短年限的方法进行加速折旧。根据企业实际情况，也可以不进行加速折旧。

三、利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进行所得税筹划的案例分析

（一）案例。某轻工纺织企业2015年12月购入5台同类型的机器设备并于当月投入使用，不含税单价为每台200万元，无其他费用，税法规定该机器设备折旧年限不得低于10年，企业想使未来5年之内的税收利益达到最大化。按照新规，该企业可以采用直线法、缩短年限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这四个方法之一来计提折旧。企业将基准折旧年限确定为10年，采用缩短年限法时以60%为限将年限缩短至6年，每台预计净残值为10万元。

（二）折旧计算。手工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的方法不但落后且效率低下，这里使用Excle财务函数来进行计算。直线折旧法，使用财务函数“SLN”，该函数参数分别是Cost（固定资产原值）、Salvage（预计残值）、Life（折旧期限）；缩短年限法是缩短了折旧年限的直线法，也使用财务函数“SLN”； 双倍余额递减法，使用财务函数“DDB”，该函数参数分别是Cost（固定资产原值）、Salvage（预计残值）、Life（折旧期限）、Period（进行折旧计算的期次）、Factor（递减速率）；年数总和法，使用财务函数“SYD”，该函数参数分别是Cost（固定资产原值）、Salvage（预计残值）、Life（折旧期限）、Per（进行折旧计算的期次）。表1是该企业用四种方法计算出来的前5年的年折旧额以及对所得税的影响，金额单位为万元且保留整数，年限单位为年。

（三）分析（假定生产的产品均已售出）。表1显示，不同的折旧方法下，该批机器设备在未来5年的折旧额不同，对所得税的影响也不同。

（四）总结。在决策时，并不是说缩短年限法一定能够使企业的税收利益达到最大化，企业在不同的需求、诉求之下，决策的结果是不同的。假如该企业想使2016年、2017年、2018年的税收利益最大化，从表1数据中看，双倍余额递减法下前3年计提的折旧额最多，对所得税的影响也最大，因此应该选择双倍余额递减法来计提折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