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研究现状篇(1)

国内外许多城市开始实施限行政策以来，其效果的有效性一直备受争议。以天津市为例，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评价限行政策对机动车车流量的影响。研究了天津市不同路段在限行政策实施前后，机动车在不同时段的流量变化。通过选定不同的自变量与因变量做回归分析，分别研究了限制不同尾号个数的限行政策对工作日车流量的影响，限行政策对不同路通流量影响程度的不同以及限行政策对限行前后周末车流量的变化。研究发现，限行强度越大，机动车车流量受到的影响越大；工作日限行，路口车流量减少幅度最大为16％；APEC单双号限行，路口车流量减少幅度最大为27．4％。实施限行政策的工作日，早高峰前路口车流量最大增长了23．7％，这说明限行政策使得人们有采取提早出行的方式来规避限行政策的趋势。限行后周末的车流量增加比例为8％～22％，这表明工作日限行政策的实施，使得人们将一些柔性的出行需求转移到周末，增加了周末出行的需求和欲望。

关键词

交通管理；限行政策；影响评价；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尾号限行；单双号限行

引言

19世纪70年代，限行政策起源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加尔加斯在19世纪80年代引入了相似的限行政策，1985～1991年雅典实施限行政策，墨西哥城在1989年开始实施限行政策，圣保罗、麦德林、圣地亚哥为减少机动车使用也引入限行政策。近几年，我国的一些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长春、兰州、杭州、贵阳、成都开始利用限行政策来缓解交通拥堵［1］。由于各个城市的具体情况不同，限行政策实施的效果也不尽相同。限行政策作为缓解交通拥堵，减轻空气污染的交通管理措施，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研究发现限行政策的执行成本较低，并且缓解交通拥挤的效果明显。北京市开始实施“每周少开一天车”“一日高峰限行”等政策，在缓解交通拥堵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2］。高浩然等［3］通过层次分析法研究发现，小汽车尾号限行的最终结果是减少了机动车的使用，加大了对公共交通的需求。DuHa－ohua［4］通过建立交通流特性模型后发现，限行政策实施后，高峰小时机动车速度提高了，道路通畅的可靠性提高了，并且交通拥堵的还原时间缩短了。WangLanlan等［5］用嵌套逻辑回归模型识别限行政策是否或者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出行方式选择。与限行政策对公交使用的影响相比，北京的居民在限行政策实施时会减少开车。Sun等［6］以车牌数字偏好为切入点，研究了机动车限行政策对北京交通流量的影响，测算结果表明限行政策有利于缓解交通压力。ZhangWei等［7］指出在工作日的高峰时段有效的限行政策有可能导致居民由私家车向公交车的转换，私家车车流量减少，公交使用率提高。毛保华等［8］指出限行政策对于缓解高峰时段的交通拥堵起到一定的作用，交通流密度越大，限行政策的影响越大。朱建安等［9］指出限行政策削减机动车出行总量，改善机动车出行环境。尾号限行措施通过总量控制，对削减城市机动车的出行效果显著。自北京市“每周停驶一天”的分号限行措施实施以来，道路行驶车辆大幅度减少，拥堵路段也随之减少，机动车出行环境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在“每周一日高峰停驶”限行期间，早晚高峰路网速度均提高15％，快速路达到20％，拥堵时间缩短1h。为了研究限行政策的有效性，苏岳龙等［10］对限行期间交通流变化数据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比限行前后交通流参数统计规律的变化特点得到如下结论：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交通需求管理手段，限行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交通拥堵；但是采取严格的限行措施，在数据采集点某些特殊时段的交通压力依然接近或超过阻塞密度，因此其他交通需求管理策略需同步配合实施。邵丹娜等［11］指出限行措施对于交通拥堵成本的降低已经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杭州市城区的交通拥堵成本已有所下降。从北京、杭州和成都的实践案例来看，3座城市在开始采取限行管理措施的短时间内，由于机动车使用总量的控制性削减，城市交通的拥堵状况很快能得到较大缓解，拥堵总量、拥堵道路数量、路网平均运行速度均有所改善，可以说这种策略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12］。但是，限行政策在解决交通拥挤的有效性上存在质疑。谢旭轩［13］提出车主为了适应限行政策，会购置第2辆车、选择在非限行时间出行等行为来规避限行政策，并且这些适应行为对限行政策的抵消作用更多地体现在长期效果上。作者还指出以往研究中每周限行1d导致上路的机动车减少1／5车流量的假设不正确，限行政策只限制了机动车保有量的1／5，但是对实际上路的车辆限制远小于这个比例。FranciscoGallego等［14］发现墨西哥城的限行政策对于减少交通拥堵和减轻环境污染仅仅是在短期内有效的。Eskeland等［15］研究发现限行政策增加了墨西哥城总的出行量；二手车使用的增加以及周末出行率提高都造成了限行政策不好的效果。WangRui等［16］指出墨西哥限行政策没有起到很好的缓解交通拥挤和减轻空气污染的原因可能有：人们购买第2辆车；周末私家车驾驶增加。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限行政策的实施效果，其中一些研究证明了限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缓解交通拥堵，减少车流量的作用，但是对于限行尾号数字的个数与缓解交通拥挤的影响程度关系少有研究，以及限行政策对不同路段的影响是否相同也少有提及。笔者研究了天津市不同路段在限行政策实施前后，机动车在不同时段的流量变化。通过选定不同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作回归分析，分别研究了限制不同尾号个数的限行政策对工作日车流量的影响，限行政策对不同路通流量影响程度的不同以及限行政策对限行前后周末车流量的影响。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据统计，2006～2012年，天津市机动车保有量由120万辆增加到236万辆，每年增量由7万辆增加到30万辆。天津市于2013年12月16日开始实施限购政策，成为我国第3个直辖市机动车限购城市。天津市交管局指挥中心的统计显示，2000年道路交通早晚高峰平均只有1h，而到2013年平日的早晚高峰时间已扩大为1．5～2h，交通高峰时段全路网平均行驶车速约20km／h，主要路口平均饱和度为0．8左右，常见交通拥堵点127处，主要分布于中环线以内区域和对接滨海新区的放射性出入口道路。为缓解天津市交通拥挤状况，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2014年3月起，天津市实施了2种限行政策：一是自2014年3月1日至2015年1月10日，实施尾号限行措施，即在外环线（不含）以内道路每个工作日的7时至19时对特定尾号的市内机动车进行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为5组，分别为：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每13周轮换1次限行尾号的组合。对于外埠机动车，工作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7时至9时和16时至19时，禁止外埠牌照机动车在外环线（不含）以内道路通行；二是在APEC会议期间，为了保证APEC期间的空气质量，天津市在2014年11月6日0时至2014年11月11日24时，实施了最高级别的应急减排措施：全市行政区域内道路每日凌晨3时至24时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为了分析这2种限行措施对路网上交通流量的影响，搜集天津市10个重要路口的小时交通流数据，包括尾号限行前后以及APEC期间单双号限行的工作日和周末数据。SCATS系统采集的原始数据是5min车流量。利用编写的程序，结合实际路口大概的通行情况，将合理有效的数据筛选出来。然后将5min车流量数据进行合并，获得每小时车流量，取自然对数后作为回归模型的因变量。由于交通检测器故障的原因，存在某些路口某些时段数据的缺失现象，通过负值和错误数据的筛选，得到符合要求的数据样本量为79163个，根据不同的时段选取不同的数据进行分析，具体的数据描述见表1。

1．2数据分析方法

基于搜集的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普通限行措施和APEC限行对交通流量的影响。为了研究2种限行措施对工作日交通流的影响，需要分析不同路口限行前后和APEC期间限行时段（07：00～19：00时）、早高峰（07：00～08：00时）和早高峰前（06：00～07：00时）交通流量的变化情况。回归模型见式（1）。Yit＝β0＋β1×Limitationt＋β2×APECt＋εit（1）式中：Yit为考察时段车流量的自然对数；Limitationt是二分类变量，取值为1表示实施尾号限行，取值为0表示不实施尾号限行；APECt也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取值为1表示实施单双号限行，取值为0表示不实施单双号限行；εit为回归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β1和β2为尾号限行和APEC单双号限行对私家车流量变化的影响程度。由于Yit是车流量的自然对数，严格来讲，exp（β1）和exp（β2）才是精确表示由于尾号限行和单双号限行引起的车流量的变化比例。除了APEC期间，公休日和节假日是不实施尾号限行的，那么限行措施实施是否也会对周末私家车的出行产生影响？通过以下模型来验证限行措施对周末交通量的影响。Yit＝β0＋β1×PostPeriodt＋εit（2）式中：PostPeriodt是二分类变量，取值为1表示限行实施后的周末，取值为0表示限行实施前的周末。同样，exp（β1）表示由于限行措施的实施引起的周末车流量的变化比例。

2数据分析

2．1限行对工作日车流量的影响

根据限行前后和APEC期间工作日的车流量数据，对式（1）所示模型进行估计。鉴于1d中不同时段的小时车流量数据差异甚大，一般根据车流量的大小可分为早晚高峰、平峰和低峰等时段，而且普通尾号限行措施的实施时段是07：00～19：00时，限行措施对不同时段车流量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笔者分别分析了限行对工作日早高峰时段（07：00～09：00时）和早高峰前（06：00～07：00时）小时车流量的影响，以及限行对工作日的限行期间（07：00～19：00时）车流量加和的影响。尾号限行和单双号限行在不同路口和不同时段对车流量的影响见表2（红旗长江路口在工作日的数据缺失较多，未选入分析）。由表2可见，在早高峰时段，尾号限行对海光寺和南门外福安2个路口的车流量几乎不产生影响，回归估计得到的系数为正数且不太显著，而在其他路口，由于尾号限行使得车流量均减少，减少幅度最小的是南京营口，减少的比例约为1．8％，减少幅度最大的是白堤湖境路口，约减少30％。APEC期间单双号限行使得所有路口的车流量都显著减少（白堤湖镜、海光寺和南门外福安3个路口的数据缺失），南京营口减少的比例最小，约7．2％，而鞍山南丰减少的比例较高，约为37．9％的车流量。全天限行时段的车流量同限行前相同时段的车流量相比，车流量的减少与高峰时段车流量的变化类似，说明限行政策并没有对早高峰产生较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限行措施对早高峰前车流量的影响，尾号限行对早高峰前车流量的影响基本上是增加的，除了长年和鞍山白堤2个路口，其中长年路口流量显著减少了6．7％，鞍山白堤路口系数不显著，可认为无明显变化，其他路口的车流量都显著增加或无明显变化，其中显著增加最多的是白堤湖镜路口，增加比例约为23．7％。这说明，随着限行措施的实施，出行者为了避免由于限行而不能驾驶私家车出行而选择在限行时段开始前就完成必需出行，即提早出行。单双号限行措施对早高峰前车流量的影响均为显著减少，这是因为APEC期间的限行时间从03：00时开始，早高峰前06：00～07：00时属于单双号限行时段内，车辆减少比例较大，如鞍山南丰路口流量减少比例高达64．6％。通过观察工作日的尾号限行和单双号限行在高峰时段和限行时段对交通流的影响系数发现，尾号限行对交通流量的影响程度小于单双号限行。限行政策的影响力度与限制的机动车尾号数字个数有一定的关系。限制尾号数字越多，理论上可以上路的机动车辆数就越少，恰好用数据也论证了这一点。限行政策对不同路口的车流量影响程度不同。不同路口在尾号限行或者是单双号限行2种政策下的系数是不同的。这可能是由于不同路口的交通特性不同，导致政策效果不同。限行政策可以减少道路交通流量。通过观察工作日2种限行政策对路通流量的影响，发现回归系数并没有一致的变化。可以看到复康网球馆、白堤湖镜、鞍山南丰、卫津电台、长年、鞍山白堤、南京营口在尾号限行政策下的回归系数是显著负数，也就是尾号限行使得这7个路口的车流量显著减少。根据分析结果，海光寺、南门外大街与福安大街交口2个路口不同限行措施与交通流量不存在显著相关。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其路口特征有关，上述2个路口为双向主干道，其交通流量大幅超过其他路口。进一步推测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限行政策实施后，虽然限行时段可以使总的车流量降低，但由于部分路网的关键节点在出行者出行路线的选择中会被优先考虑，因此其交通流量可能取决于其承载能力而非限行措施。在早高峰前回归方程中，复康网球馆、白堤湖镜、鞍山南丰、卫津电台、南门外福安、南京营口这6个路口的回归系数为显著正数，表明在尾号限行时，早高峰前的车流量是增加的。其他限行城市也出现类似现象，人们为了规避限行政策，选择提前出发满足自己通勤的交通需求。

2．2限行对周末车流量的影响

由于周末全天时段都不限行，基于限行前后的周末全天车流量数据，对式（2）所示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周末各路口的回归结果。由表3可见，总体看来，限行措施实施后的周末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除了鞍山白堤路口的周末车流量显著减少，减少比例约为8．3％，以及南京营口、长年和红旗长江3个路口的车流量变化不显著，其他路口的周末车流量都显著增加，增加比例从8％～22％左右。这说明由于工作日限行措施的实施，人们把积累的出行需求移到了周末，增加了居民周末出行的欲望和必要。对于周末交通车流量在限行政策影响下的变化，复康网球馆、白堤湖镜、鞍山南丰、卫津电台、海光寺、南门外福安这6个路口的回归系数是显著正数，表明限行政策实施以后，周末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天津市的工作日与周末的出行需求不同，工作日有明显的早晚高峰，周末全天交通量比较平滑。由此可以看出，在工作日实施限行政策以后，人们可能会将一些柔性的出行需求转移到周末，进而实现了缓解工作日高峰时段交通拥堵的政策目标。除此之外，部分路口周末的交通流量变化未体现出增长的趋势，其中长年路口，南京营口和红旗长江无显著变化，鞍山白堤有小幅降低的趋势。在前文的分析中，长年与鞍山白堤2个路口在工作日高峰前也体现出与其他路口不同的趋势。这2个路口的地理位置较为接近、所在路段均为次支路，因此存在一定共性，但与其他路通流量变化呈现不同趋势的具体影响因素尚待进一步研究。

3结论与讨论

笔者对天津市限行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数据的回归分析估计了限行政策对城市道路交通流的影响，以及人们为了规避限行政策采取的措施。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现对城市道路交通流变化的估计，内生变量是不同时段的道路小时交通流量（实际计算时取自然对数），外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是分类变量，分别评价了限行政策对不同时段，不同路段道路交通流量的影响。笔者研究了2种限行政策对天津市交通流的影响，一种是平时工作日实施的限行政策，每天07：00～19：00时，对2个尾号数字进行限制。另一种限行政策是APEC期间实施的单双号限行政策。LouisdeGrange等［17］研究发现限行政策起到了减少交通流的作用，但是实际减少值低于理论研究值，这可能是由于某些家庭不止拥有一辆私家车，在限行日会使用不同私家车出行；居民会通过早出晚归或者直接违规出行来规避限行政策；并且人们有从私家车转向公共交通的趋势，LouisdeGrange基于当地的公共交通发展状况，通过研究当地地铁和公交客流量变化，发现人们更多地转向地铁而不是公交，这是由于在圣地亚哥地铁的服务水平远高于公交，地铁出行时间短，可靠性高，安全性好。研究的结果也验证了限行政策导致车流量减少的实际值少于理论值，同时在限行日早高峰前和晚高峰后的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另外，通过研究限行前后周末车流量的变化，发现周末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这虽然对于环境污染没有太大缓解作用，但是减轻了工作日的交通拥挤，这种限行政策对于人们出行方式的改变有可能会对人们的出行模式选择形成长期的影响；研究发现限行政策对不同路段的交通流量影响不同，路段的交通特性影响限行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实施限行政策时应谨慎考虑当地的交通环境。朱建安选择了路段流量、路段车速、拥堵报警次数、公交车速等衡量指标对比分析了北京、杭州和成都的限行政策效果。研究发现限行后路段流量减少，车速提高，拥堵报警次数减少，公交车速也提高了，这4个衡量指标的变化说明了限行政策对交通最直接的影响力，限行政策对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笔者除了发现限行政策在限行时段减少了城市道路车流量，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限行的数字越多，缓解的交通拥堵的效果越好；但是如果不采取其他措施，比如大力发展公交来帮助转移限行这部分的交通需求，就会影响到限行政策的接受度。笔者还分析了限行政策对不同时段的车流量影响；限行政策实施以后，早高峰前的道路交通车流量有所增加，人们有通过提早出发规避限行政策的趋势。政策制定者要谨慎制定限行政策的实施细则，限行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笔者研究发现限行政策对于缓解交通拥堵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实际效果低于理论预期值；并且结果显示限行的数字越多，缓解交通拥堵的效果越好；但是不能任意限行，在确定限行数字的个数时，不仅仅要根据具体交通需求，还要根据当地具体的交通环境，限行后人们是否能够通过其他的交通方式实现出行需求。在实施限行政策的同时，若不采取其他措施，比如大力发展公交来帮助缓解限行这部分的交通需求，那就会影响民众对限行政策的接受度。限行政策对不同路段的影响有差异，本文研究结果是限行政策对城市主干路交通流量的影响较小，对次干路交通流量影响较大，可能意味着限行对于缓解主干路的交通拥堵作用有限，因此在主干道还必须辅以其他交通政策，比如公交优先政策，尽量将限行的这部分交通需求引导到公共交通上来。由于限行政策的有效性因具体的交通环境而异，实施时要具体路段具体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工作日的限行，可能会将人们平时的柔性出行需求转移到周末，致使周末的交通流量增加；或者是选择在工作日提早出发来规避限行政策，这种限行政策引起的人们出行行为的变化，可能就会形成长期的影响，必须从行为转化的角度探索人们在政策影响下出行行为的具体变化，具有什么样特质的人群会由私家车出行转向公交；什么样特质的人会坚持私家车出行。这种对于居民出行行为变化的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笔者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①选取的路口数量较少，如果可以采集到更多路段的城市交通流数据，可能会有更深入的结论；②采用的线性模型较简单；③限行政策对交通流量的影响是短期的，其长期性效应还需进一步研究。在后续的研究中将继续收集更大范围、更长时间尺度的数据，对比限行政策对不同城市交通流的影响；关于限行政策时效性的研究，也需要采集限行政策实施后不同时间段的交通流数据，进行研究分析；采用多元回归模型从客观上评价了限行政策对交通流的影响，继续探求新的方法研究限行政策如何影响人们的出行方式选择。

参考文献

［1］华家丽，杨坤．国内外限行政策绩效评价研究述评［J］．学术论坛，2013（22）：188－190

双减政策的研究现状篇(2)

关键词：低碳供应链；政府干涉；零售商双渠道运输；双渠道同价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10.15

中图分类号：F252；C9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6）10-0070-05

Abstract： Based on the beijiang river commodities supply chain a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this paper sets up a manufacturer and a distributor of twostage supply chain system. Distributors have water transport channels and highway transportation channels， in a unified price selling products to the market. Distributors of waterway transport channels for price subsidies， as well as the government for low carbon green cargos point of view， the water transportation channels to purchase products of consumer subsidies is studied respectively， under two kinds of price subsidy policy impact on bulk cargo in the supply chain. By analyzing the gam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y chain members and the government， it finds their respective optimal decision. Result shows that the two kinds of price subsidy policy can increase the water transportation. In the long run， the government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iscrete price subsidy policy， and the distributor price subsidy policy used interchangeably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beijiang river commodities the goal of low carbon transport.

Key words：low carbon supply chain；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retailers double channel transport； same price of double channel

引言

“十二五”期间，清远地区按照广东省实施的“双转移”战略，原珠三角大批传统加工制造业等企业迁往沿北江布局生产基地，带来了北江流域地区大宗货物运输需求的大幅增长，年货运量达11亿吨。目前这些大宗货物主要通过公路运输至珠三角地区，导致公路拥堵和汽车超载的情况逐渐加重，道路安全隐患形势严峻。同时，大宗货物运输需求的大幅增长使得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等问题日益加重。与北江流域公路运输紧张的状况相比，北江承担大宗货物运输的比例不到10%，良好的水运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为了有效缓解北江流域交通运输压力，完善珠江流域低碳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交通运输部和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实施了“大宗货物绿色运输北江示范项目”工程。通过补贴、改善水路基础设施等多种激励方式，在满足运输需求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大宗货物运输由陆路向水路转移，实现大宗货物低碳运输的协调，达到社会总成本最低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双赢目标。

在没有政府干涉的情况下，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是大部分大宗货物都选择公路运输，从而严重破坏公路运输环境。政府干涉是目前广泛采用的协调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达到陆水运输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最优。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定性的角度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1，2]，从供应链角度进行定量研究的较少。通过表1的对比分析，大宗货物陆水并行低碳运输的问题与双渠道供应链问题类似。由此，本文参考双渠道供应链协调的运作策略和机制等方法理论来研究大宗货物供应链协调的问题。

双渠道协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零售商双渠道供应链：Huang等研究了零售商双渠道模型的4种常见定价策略，得出局部最优策略与整体最优策略的利润差值绝大多数情况下小于4%[3]。季磊磊等研究了零售商负责废旧产品回收的闭环供应链的协调机制，设计的收益共享―回收成本共担契约使零售商双渠道供应链达到协调[4]。（2）低碳供应链：李友东等研究了低碳研发成本分摊系数和政府低碳补贴等方面对供应链低碳化研发投入的影响，得出不同博弈形式下的企业低碳研发合作和政府补贴策略[5]。徐丽群考虑分摊碳减排成本的供应商销售收入模型，分析了碳减排成本分摊比例和采购价格对供应商销售损失的影响[6]。（3）双渠道采用线上线下同价机制：郑文等研究了在强势零售商推行线上线下同价政策背景下，对比分析了双渠道和三渠道的竞争模型，得出实现供应链协调的途径[7]。苑春等研究了3种不同情况下的双渠道定价博弈及其均衡问题，得出在任何情况下均为最优的均衡解是不存在的[8]。（4）政府干涉对双渠道供应链的影响：Wei-min Ma等构建了基于政府补贴下的双渠道闭环供应链模型，通过对比分析得出政府补贴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制造商、零售商和消费者的收益[9]。邱国斌在考虑政府补贴权重的情况下，分析了不同权重下政府补贴对供应链成员决策及其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消费者、企业和政府都是有利的，政府和企业更倾向于对制造商补贴[10]。

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品双渠道销售供应链方面，对于政府干涉的分销商双渠道低碳供应链运输协调方面的研究也较少。为此，本文以北江大宗货物供应链为研究背景，以占北江大宗货物运输比例最大的水泥为例，基于零售商双渠道供应链协调的研究理论，分析如何通过价格补贴策略和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策略来协调水路和公路的平衡运输，同时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目标，以分析供应链各成员以及政府间的博弈关系，找出各自的最优决策量。

1模型描述与假设

考虑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分销商的两级供应链系统。水泥分销商同时拥有水路运输渠道和公路运输渠道，以统一的价格向市场销售产品。大宗货物供应链的制造商在供应链中往往处于主导地位，它根据分销商做出的决策而决策。在产品单周期内，制造商首先将产品以w价格批发给零售商，然后分销商再以统一的价格p进行销售。而政府出于低碳绿色货运考虑，对水路运输渠道实施激励策略，积极引导大宗货物通过水路运输，以实现对整个供应链的调整。

3案例分析

为探讨政府实施政策的有效性，以整个北江英德地区的水泥厂生产销售的水泥为例。目前，水泥市场每天潜在总需求约为7万吨/天，水路运输的潜在服务能力约为24万吨/天，而公路运输的潜在服务能力约为46万吨/天，即可取a=80000，μ=033。水泥厂制造水泥的成本为250元/吨，即c=250。从英德水泥厂码头和东莞虎门码头的航道全长约为240千米，公路约为210千米。由于北江航道硬件设施和水位限制，载重为1600吨的标准船舶往返一趟需要十多天，即取t1=13。而标准载重40吨的汽车完成一趟往返的运输时间最多不超过两天，即取t2=2。选取水路承运人和公路承运人在其中任意几天的运输数据，如表2所示。

增长（下降）率=[政府实施策略下最优值-无政府干涉下最优值]无政府干涉下最优值×100%（39）

（1）当政府对水路进行补贴时，与无政府干涉情形相比，水泥分销商不仅增加5347%的水路运输量，减少145%的公路货运量，还增加859%的利润。同时，制造商的利润增加了249%。因为在该策略下，市场的总需求量增加484%，销售价格增加10%，同时运输成本降低516%，批发价格降低288%。政府采用价格补贴策略能有效促进大宗货物运输转移到水路运输，公路运输的日交通车次减少，不仅水路运输的装载得到了充分利用，还能有效地降低整个供应链的碳排放量。这说明政府的补贴策略是有效的。不仅对公路运输向水路运输的转移有较明显的效果，也使得货物运输更绿色低碳。

（2）当政府实施改善水路运输设施策略时，与无政府干涉情形相比，不仅增加662%的水路运输量，减少1614%公路货运量，还能使分销商利润增加241%。水路运输服务设施改善后，水路运输的竞争力得到增强，吸引更多的大宗货物转移到水路运输上来，总运输量增加73%，产品的边际利润增加172%，同时降低分销商78%的运输成本。制造商的利润增加289%，因为虽然批发价减少065%，但在该策略下总需求量增加73%。因此，实施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策略，不仅缓解水路运输与公路运输之间的不平衡，还增加供应链成员的利润。

（3）当政府实施价格补贴策略时，与无政府干涉的情形相比，碳排放量减少953%。当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时，碳排放量最少，比无政府干涉情形减少394%。这是因为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后，大宗货物运输有效地从公路运输向水路运输转移，减少碳排放量。

（4）当政府实施价格补贴策略时，供应链总利润增加194%，因为政府的价格补贴增加市场总需求量以及水泥产品的销售价格。当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时，供应链总利润增加241%。政府实施的两种策略都能调节水路运输与公路运输货运分担比例的作用，降低碳排放量，增加供应链的整体利润。政府改善水路运输设施时，整个供应链增加收益的203%由分销商占有；政府实施价格补贴策略时，整个供应链增加收益的15%由分销商占有。可得管理启示：若要有效地协调北江大宗货物供应链运输，则要合理地协调制造商和分销商的利润，从短期的效果来看，政府实施价格补贴策略对平衡水路运输和公路运输分担量的效果更为直接和明显。从长远来看，政府要实施不断地改善水路运输服务基础设施，才能有效地实现北江大宗货物低碳绿色运输的目标。

（5）在政府补贴的情形下，水路运输量总是大于无政府干涉情形下的水路运输量，而公路运输量总是小于无政府干涉情形下的公路运输量。在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情形下，水路运输量总是大于无政府干涉情形下的水路运输量，而公路运输量总是小于无政府干涉情形下的公路运输量，且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后的运量转移效果比政府补贴的效果更好。

（6）当采用两种策略后，水路运输渠道份额慢慢增加。在政府价格补贴情形下，制造商的利润大于无政府干涉下制造商的利润，分销商的利润则小于无政府干涉下分销商的利润；同理，在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的情形下，分销商的利润大于无政府干涉下的分销商的利润。政府改善水路运输服务设施下，制造商的利润大于政府价格补贴下制造商的利润，分销商的利润大于政府价格补贴下分销商的利润。

双减政策的研究现状篇(3)

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关系有争议

不少国内学者针对我国金融制度的特殊变迁和金融发展模式开展了大量研究，而对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之间关系观点不一，部分学者指出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尽管中央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地方政府实际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当地方政府都竞相利用他们获得的政治影响力向金融机构施加压力时，中央银行驻地方的金融机构很难抵御地方的需求，最终形成“地方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一定程度上的实际隶属”，因此不少地区金融市场都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地方政府塑造的痕迹，在公有制经济体制下，地方之间的竞争表现为金融资源竞争，而竞争过程中，金融资源的横向流动越来越少，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支配能力越来越强，而这种竞争格局很可能损害到金融发展。而也有部分学者肯定地方政府的作用，认为我国金融改革的特定阶段，金融系统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达到稳定状态，则需要政府的干预才能实现金融机构的平稳运行。

从研究视角上看，我国学者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多持批判态度，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国情、政体束缚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在金融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干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滋生环境，也未考虑到当前金融集聚等现象对金融格局的正效应影响；研究方法上看，多采用文字论述和经典博弈论进行论证，然而，经典博弈论大多基于完全理性的假设，而在现实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博弈参与人之间策略相互影响等情况，完全理性状态很难达到，而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演化博弈论则是基于博弈参与人为有限理性的假设，强调博弈参与人一开始做出的选择可能并非最优选择，而是通过在实践中不断选择、学习、适应、改变，才最终做出最优选择的，更加符合现实发展情况。当地方政府采取干预策略，试图扩大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时，如果金融机构采取合作策略，则地方政府将获得金融资源，用其推动当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而伴随当地经济的好转，地方政府获得周边地区金融资源到此投资，中央政府更多优惠政策等利益，而金融机构也因从地方政府那获得相关政策支持而获得收益增量；如果金融机构采取不合作策略，则由于地方政府在本时期处于主导地位，依然能通过干预获得收益，但是因花费了人力物力使该收益略小，而金融机构因不合作而无法从地方政府处获得相关政策，仅凭自身能力发展。

强强联合使利益最大化

当地方政府采取不干预策略时，地方政府收益将为零，金融机构无论是否合作都由于没有相关政策支持，仅能凭自身发展。如果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那么就产生了化学反应，达到利益最大化。

随着分税制改革的进行，税源大而集中的税种逐渐成为中央税，而税源分散、收入零星、涉及面广的税种逐渐成为地方税，地方政府在财权上税收收益递减，事权费用却在不断增加，财政分权无形中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使其为了弥补其财力的不足，渴望最大限度的争夺金融资源，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内部管理能力进一步提升也削弱了地方政府直接干预金融机构的能力，致使地方政府不得不放弃原先通过直接干预银行经营获得国有金融资源的方式，转向采取通过协助、纵容或默许辖区内国有企业或其他能为其带来政绩的企业逃废债等的间接干预手段，金融机构在外部环境的压力下被迫选择与当地政府合作，然而在这种被迫合作中，由于当地政府天然具有的公权力，并且可借助当地司法体系，直接纵容一些企业以改制之名悬空银行债务，导致金融机构显然无法从这种被迫合作中获得超额收益，相反，由于地方政府直接和间接的强制干预，致使金融机构出现大量的不良贷款，而当地政府因干预金融机构信贷从而帮助企业融资而获得收益。

目前，金融生态环境日趋完善，金融集聚现象在我国部分省市涌现，金融集聚不仅通过集聚效应、扩散效应影响实体经济，还改善金融功能的发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因此，地方政府对未来前景充满信心，愿意继续与金融机构合作，并为金融机构利益着想，金融机构也开始信任当地政府，选择合作策略，因此，在此时期，合作，对地方政府而言，在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里，不但能从与辖区内帮企业融资中获得利益，同时能从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共同拓宽信贷市场规模中产生利益，促进了经济发展而获得超额收益，对金融机构而言，因重新与地方政府合作，在原先获得金融环境改善的收益基础上还从地方政府那获得比如新增机构设立、办公用房等针对性优惠政策支持获得收益，使总收益变得更大。

双方合作未来趋势预测

我国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的演化博弈过程中，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地方政府行为策略从吸取金融向建设金融的方向转变，而金融机构行为策略则是从被动迎合向主动合作转变，可见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如何一直保持合作发展关系将是未来的研究新趋势。在研究视角上引进金融集聚概念，着力构建一个良好的金融集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平台。

合作是双赢的基础，双赢是合作的目标，如何保证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合作中双方获得效益均为最大化是未来的研究新趋势。在研究视角上应引入协同学，把当地经济发展看成一个系统，将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当地优势产业、科研所、高校等视为该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从该系统的发展需求角度出发，讨论如何提高当地市场信息披露程度、降低获取信息成本，从而使地方政府在与金融机构合作过程中能结合当地的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探索出差异化发展之路，真正达到双赢的效益。如何实现合作双赢？

笔者认为，要减少政府采取干预政策时获得的收益。在中央政府层面：建议完善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相匹配的制度减少政府因财力不足而干预金融的情况，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划清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做到财权与事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建议国家应允许条件较为成熟的地区，放行地方政府债券，为地方政府开辟合法的融资渠道，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庞大资金需求；建议解决我国司法独立方面存在的问题，防止地方政府权力过大，责任不足造成的过度干预司法的行为，同时提高金融机构通过法律程序追回不良贷款的效率。金融机构方面：强化自身造血功能，完善内部控制及纠错机制，提高抗干扰能力，确保系统规范、顺畅和高效运转。地方政府方面：改变官员政绩考核机制，由原先的单一的以GDP增长为基础的晋升激励转向对社会公正、民众福利、环境保护等综合指标考核的激励机制，如将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作为政府工作重点之一，列入政绩考核指标。

要减少不良贷款损失。在中央政府层面：应建设和完善以政府诚信为核心，面向企业、个人、覆盖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的社会诚信体系；应完善以投资担保公司为主体的信用担保体系。地方政府方面：要凭借天然公权力，借助当地的公检法体系，支持金融机构依法维护金融债权工作，加大对金融机构在债权保全、资产接收、资产处置等环节的政策支持，敦促有关部门简化手续，减免税率，积极支持金融机构盘活不良贷款，减轻其在追债过程中耗费的时间和人力成本；要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杜绝地方政府自身违规或变相提供担保、帮助企业逃废债务等行为。金融机构方面：应积极引入社会信用体系及定期维护，引入信息挖掘技术，扩大信贷征信系统信用信息范围和含量，进一步提升系统的信用预警作用，为银行防范信贷风险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应积极探索小额贷款管理办法；行业协会应定期组织信贷风险评价经验交流，通过相互交流信贷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趋势，从信贷全过程监控角度探讨降低不良贷款率的方法。

双减政策的研究现状篇(4)

关键词：斯旺模型；内外均衡冲突；人民币汇率制度

中图分类号：F83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1－0005－05

一、引言

2005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内部出现了流动性过剩的明显特征，尤其是自2007年初起通货膨胀压力趋显，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以及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则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典型外部特征。开放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经济体都面临着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并存的可能性，因此解决内外部失衡的支出增减政策（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主要是汇率政策）就变得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每一个开放经济体又面临着“三元悖论”的约束（克鲁格曼，1999）， 我国实行的是一种追求汇率稳定的汇率政策，同时对资本流动进行管制，以追求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追求汇率稳定意味着在调解内外失衡过程中使用支出转换政策将受到制约。为解决当前内外失衡，央行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缩减国内支出、回收流动性，但效应并不显著，而且在调控过程中出现了“米德冲突”（米德，1951）：一方面随着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增加，在汇率稳定政策与人民币强制结售汇制度之下， 内部流动性过剩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为解决流动性过剩采取的紧缩性本币政策，在减少了国内支出的同时也减少了进口，而且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并带来国际资本的流入，进而加剧了国际收支顺差的程度。在稳定汇率这一外币政策之下， 当前内外均衡冲突有相互加强和愈演愈烈之势。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如果现行的外币政策没有变化，只要经济发生内外均衡冲突，本外币政策冲突就会凸现，而且这种冲突会进一步加剧内外失衡。因此，在当前内外失衡的经济背景下， 研究内外均衡特征及其所产生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 探索协调本外币政策以及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以实现内外均衡的途径和措施就变得至关重要。

二、“斯旺模型”及其修正

开放经济条件下， 内外均衡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当实际经济运行偏离了内外均衡，当局必须运用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米德（1951）在其《国际收支》一书中对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外均衡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米德冲突”，他认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政府不能运用汇率政策，因此在依靠单一的支出增减政策（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寻求实现内外均衡的过程中， 会出现内部均衡目标和外部均衡目标发生冲突而难以兼顾。Swan（1955）进一步研究了内外均衡冲突， 并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解决内外均衡冲突的思想，这一思想被称为“斯旺模型”（见图1）。在图1中，纵轴是本国货币实际汇率水平，横轴是本国支出水平，II曲线表示国内经济实现均衡时汇率和国内支出的组合，XX曲线表示国际收支实现均衡时汇率和国内支出的组合。

假设实现国内经济均衡时的国民收入为Yf，则Yf是国内支出A（由消费、投资和政府购买构成）和经常项目CA之和。 如果政府追求数量为X的经常项目盈余，则当CA=X时外部经济实现均衡。经常项目是可支配收入和实际汇率的增函数。则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条件可用下式分别表示：

Yf=A+CA（EP?鄢/P，Yf-T）

CA（EP?鄢/P，Yf-T）=X

（其中，Yf是国内经济均衡产出；T是税收水平；Yf-T是可支配收入；EP?鄢/P是实际汇率）

当本国货币升值即本国货币实际汇率EP?鄢/P下降时，CA减少，为保持国内经济均衡Yf 不变，国内支出水平A必须上升，因此，为保持国内经济均衡的实现， 本国汇率水平和国内支出水平之间必定是此消彼长的，因此II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即具有负斜率。II上的点表示国内经济实现了均衡， 其左边和右边的点分别表示国内经济处于失业和通货膨胀状态。同样，本国货币升值时，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以及CA下降，为实现经常项目盈余保持在X的理想水平，国内支出必须下降以减少对进口产品的需求， 所以外部均衡条件下本国货币汇率和国内支出存在同增同减的关系，这就表现为XX曲线具有正斜率。XX上的点表示国际收支实现均衡，XX左边和右边的点分别表示国际收支处于顺差和逆差状态。XX和II的交点E表示经济处于内外均衡的理想状态。XX和II把内外经济状况分为四个区间（如图1 所示），区间1至4分别表示经济处于通货膨胀和逆差、通货膨胀和顺差、失业和顺差以及失业和逆差的状态。

如果区间2存在一点B，根据斯旺模型可知在该点经济处于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顺差并存状态。假如当局单独采用紧缩国内支出的政策， 经济向C点移动，则通货膨胀下降，但伴随着国内支出下降、进口减少，则顺差会进一步增加，此时内部失衡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外部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假如当局单独采用本币升值的支出转换政策， 外国商品变得相对便宜，这会使出口下降、进口增加，经济向D点移动，则国际收支顺差下降，但进口增加伴随的是国内支出增加，这又造成国内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此时外部失衡问题得到解决， 但是内部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在这种情形之下，解决内部失衡以恶化外部失衡为代价， 而解决外部失衡也以内部失衡加剧为代价，内外均衡冲突就产生了。因此，要同时解决内、外部失衡问题， 单独使用支出增减或者支出转换政策是没有效果的， 对此斯旺提出了必须同时使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以解决经济内外部失衡的建议，并就内外失衡不同状态提出了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搭配措施（见表1）。

虽然斯旺模型提出了对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进行搭配以解决内外失衡的思想，但是这一模型也存在两个理论弱点：第一，该模型没有对支出增减政策进一步细分； 第二该模型没有分析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沿着斯旺模型的分析思路，蒙代尔（1962，1971）进一步把支出增减政策细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而修正了斯旺模型，并提出“指派法则”理论：每一个政策都应该用到效应最大化的方面，在固定汇率制度之下，财政政策应该用于解决内部失衡， 而货币政策应该用于解决外部失衡。Rajan（2004）把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中的资本流动等因素融入到了传统的斯旺模型中， 从而修正了传统斯旺模型没有考虑资本流动的理论缺陷。

斯旺模型及其修正为内、外部失衡并存的经济状态指明了实施政策调整的分析框架和思路， 而且这一模型对于我国当前内外均衡冲突调整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虽然近年来国际资本通过各种方式流入我国，但是经常项目顺差是可持续的，而且实现了适当的经常账户余额就被认为是实现了外部均衡，因此在进行资本管制的背景下，斯旺模型在当前我国是适用的。

三、我国当前经济的内外均衡冲突

经济内外均衡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Salvatore（1998）认为“内部均衡就是充分就业或每年的失业率不高于2%或者3%， 并且每年的通货膨胀率不高于2%或者3%”。作为正处于转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还面临着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因此在转型的制度背景下， 我国的内部均衡指经济处于物价稳定状态下的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 而外部均衡在经济经历不断开放的过程中，其内涵虽然在不断演变，但它通常被认为是一国具有适当的经常账户余额。如果经济严重偏离了上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目标，就认为经济处于内、外失衡状态。

从我国经济内部运行来看，2005年以来宏观经济呈现出流动性过剩的特征。 宏观流动性过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货币供应过多，M2/GDP不断增加，至2006年底M2/GDP已经达到1.69（见图2）。二是实物商品价格水平和资产价格水平上升（见图3），自2007年初起价格水平不断攀升， 至8月底CPI比去年同期增长6.5%，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增长8.2%。

外部经济均衡状态主要体现在国际收支账户上。1994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持续扩大，导致外汇储备不断增长， 至2006年末外汇储备达到10663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远远超过了外汇储备的“适当”规模。国际收支的持续“双顺差”以及高额外汇储备就成为当前外部经济失衡的典型特征。

更进一步地说，在汇率固定的制度下，当前的外部失衡加剧了内部失衡，产生了内外均衡冲突。多年国际收支的持续“双顺差”产生了高额的外汇储备，中央银行必须买进外币卖出本币， 因此外汇储备的增加就带来了高额的外汇占款， 在高额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情形下（见表2），基础货币不断增加，货币乘数作用带来数倍货币供给扩张，导致内部流动性过剩加剧。这一路径表示为：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增加货币供应增加。伴随着国际收支的变化，国内宏观流动性过剩呈现与其同方向变化的趋势。因此国际收支“双顺差”带来的货币扩张进一步加剧了国内流动性过剩，这使得本来已经日益明显的国内失衡变得更加严重。

对我国当前内部经济运行和国际收支特征分析表明，我国正处于内外失衡并存的状态。根据斯旺模型，经济正处于区间2的位置，即国际收支顺差、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并存。 如果单独采用支出增减政策或支出转化政策，只会使得内外均衡冲突进一步加剧。按照斯旺模型的政策搭配原则，此时应该同时采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解决内外部失衡，具体说来，应该采用减少国内支出和实行本币升值的政策搭配。 也许有人会说按照蒙代尔对斯旺模型的修正， 此时也可以采用财政政策解决内部失衡、货币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政策搭配。但是当前内外失衡状态下， 汇率稳定的政策已经严重制约了货币政策的效应，产生了本外币政策的冲突，使得货币政策不足以解决当前的失衡冲突。

四、 当前内外失衡状态下汇率稳定政策和货币政策冲突

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7月21日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但货币当局事实上还是在努力维持汇率的稳定， 而且人民币实行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和结售汇制度。如果国际收支实现了顺差，则货币当局有义务把任何规模的外汇储备按照汇率兑换成人民币。因此，汇率稳定制度就限制了支出转换政策调控经济失衡的可能性， 在解决内外失衡时只剩下支出增减政策可以使用。

鉴于当前经济失衡特征，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假如区间2 中的B点就是中国经济当前的特定状态， 那么仅仅采用支出减少的政策会带来一个结果： 通货膨胀压力可能会下降比如到C点，但是国际收支顺差会进一步加剧，在汇率稳定和人民币结售汇制度下，流动性过剩会进一步加剧，这就使得国内失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此，在当前内外失衡状态之下， 汇率稳定政策严重制约了货币政策效应，本外币政策之间冲突凸现，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国际收支“双顺差”产生的货币扩张与紧缩性货币政策需求之间的冲突。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是中国外部失衡的典型特征。只要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存在，在汇率稳定的外币政策要求下，顺差必然会沿着上述路径带来基础货币增加和货币供给的扩张。央行为解决流动性过剩，实现经济均衡需要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 为此央行多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提高存贷款利率，但是效果并不显著。原因之一是在汇率稳定的制度前提下，国际收支顺差带来货币供给的扩张， 与紧缩性货币政策产生了矛盾。 而且这一增加基础货币的途径使得基础货币内生性增强，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可控性变得较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资本流动完全被管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持续大规模顺差也会严重影响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第二，紧缩性货币政策加剧了人民币升值预期与汇率稳定政策的冲突。为收回流动性，央行采取了各种紧缩性货币政策， 一年期贷款利率已经上升到7.29%。 而利率水平的上升提高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尽管我国存在严格的资本管制，但国际资本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比如FDI、QFII、国际债务甚至虚报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等方式进入中国市场。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中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飙升。 在资本追逐利润本性的驱使之下，更多的资本进入中国，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使人民币进一步面临着升值的压力，汇率稳定的外币政策受到挑战。

第三， 实现内外均衡要求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和人民币升值相配合的政策， 这对汇率稳定政策提出了挑战。 我国经济的内外失衡表现为外部持续盈余和内部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根据斯旺模型，为解决盈余和通胀压力、实现内外均衡，需要同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和人民币升值政策。 在没有适当的外币政策配合下，如果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加剧盈余，带来外部失衡恶化。如果不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国内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就越发严重，这是“米德冲突”的再现。

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只要中国经济出现了图1 中区间2和4的内外失衡状态（即通胀和顺差、失业和逆差并存），在现行的汇率政策之下，本币政策与外币政策冲突就会以各种形式出现，货币政策效应就会被严重削弱，而且没有汇率政策配合的调控手段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内外均衡冲突。因此，寄希望于财政政策解决内部失衡、货币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政策分配理论在汇率稳定制度之下并不能解决当前中国内外失衡问题， 这就对当前汇率制度提出了改变的要求。 从现时的国际收支顺差以及内部流动性过剩看， 就要求当局实行人民币升值政策， 从长期来看就是要对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根本改革，以加强本外币政策协调，力争内外均衡同时实现。

五、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实现本外币政策协调

虽然关于人民币升值是否能够使国际收支实现均衡的研究结论还处于矛盾之中， 但是根据斯旺模型，如果不进行人民币升值，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将会使经济从B点向C点移动，外部失衡更加严重，而且汇率政策将进一步削弱货币政策的效应。 要解决当前中国的内外失衡，必须进行政策搭配，实现本外币政策协调， 即同时实行紧缩国内支出和人民币升值政策，使经济状态从图1中的B点向E点逐步靠近，达到同时实现内外经济均衡的目标。

第一，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减少本外币政策冲突，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就是要改变当前近于固定的汇率制度。依据“三元悖论”，如果改革现行的汇率制度，就意味着从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和对资本流动进行管制转向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 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下， 还不可能一步跨越到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 这就决定了我国当前的外币政策改革要选择一条“中间” 道路，也就是在现有的框架之下逐步“改良”外币政策和汇率制度，使它适应中国经济开放。正如Frankel(1999)指出，“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为什么不可以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两个目标的抉择中各放弃一半， 从而实现一半的汇率稳定和一半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比较可行的中期措施是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 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外汇供求，使汇率有序地向均衡方向调整，减弱汇率稳定要求对本币政策效应的约束， 改变现行外币政策下国际收支顺差或者逆差与基础货币供应的天然联系，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

第二，改革外汇管理体制，从强制结售汇制逐步转向意愿结售汇制。对经常项目实施强制结售汇，必然导致外汇储备高速增长、 国际收支顺差不断产生货币扩张的压力。在目前官方储备大幅增长，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的背景下， 实现国家集中储备外汇向“藏汇于民”转变、以及强制结售汇制向意愿结售制转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一种方式是实施渐进式改革，即开立意愿外汇账户，放宽、逐渐淡化乃至最终取消账户限额。另一种方式是实行彻底改革，完全实现意愿结售汇， 即企业持有效的工商注册登记证明自主选择外汇账户开户行，取消外汇账户限额。与此同时重点加强国际收支预警和跨境外汇资金监测的电子信息联网和统计基础网络建设， 在贸易项下主要监管无贸易背景的结汇和付汇， 在资本项下主要监管短期投机资本的逃套汇。

第三，以国际收支平衡作为汇率政策的目标，降低外部失衡对内部失衡的负效应。 当前的汇率政策以汇率稳定而不是国际收支平衡作为目标。 但是只要发生国际收支失衡， 必然会带来外汇储备变化， 而外汇储备的变化必然对汇率稳定产生威胁， 因此汇率稳定的外币政策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要解决当前流动性过剩和国际收支“双顺差”这一内外失衡状态下外币政策和本币政策之间的冲突， 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是一个关键措施。根据缺口模型理论， 当前的国际收支顺差是与国内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和依赖外部需求等经济结构状况高度相关的， 因此要采取一揽子政策改变当前的经济结构， 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外部失衡对内部失衡的干扰（项俊波，2007）。

六、结论

根据斯旺模型， 要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内外均衡冲突， 就要实行紧缩国内支出和人民币升值政策配合。 除了紧缩性货币政策和进行人民币未预期的升值以外，实行财政政策配合也至为重要。当前财政政策的配合应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完善出口退税政策，提高外资利用质量，控制外贸顺差的过快增长，促进外部平衡实现；为限制国际投资资本的流动，开征“托宾税”；同时财政要尽快退出竞争性领域，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上，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促进消费提高，实现消费、投资和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而从长期看，本文认为要降低内外均衡冲突以及本币政策和外币政策冲突，就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

参考文献：

［1］克鲁格曼．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哈继铭． 中国的利率和汇率问题［J］． 国际经济评论，2006（2）．

［3］米德． 国际收支［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4］姜波克，傅浩，钱刚．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政策搭配［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5］项俊波． 我国本外币政策协调问题探讨［J］． 金融研究，2007（2）.

［6］Frankel J. A. No Single Regime is Right for All Countries or at All Times. NBER Working Paper，1999，No.7338.

［7］Mundell， R. A. The Approach Use of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f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ability. Staff Papers， IMF(Washington)，1962，9：70-79.

双减政策的研究现状篇(5)

关键词：“营改增”；地方财政赤字；城投债；地方债；财政分权

作者：苏航，魏修建，张美莎(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西安710061)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政策有利于减轻第三产业企业税收负担，加快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与转型升级。营业税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一直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在“营改增”政策实施初期改革红利尚未完全释放与地方财政支出持续增长的背景下，“营改增”导致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和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扩大，地方政府更偏好通过扩大城投债发行规模的方式为地方政府融资。在此背景下，通过研究“营改增”政策对城投债发行规模的影响，对稳步推进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充分释放“营改增”政策红利与规范城投债发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营改增”政策对地方的影响：一是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营改增”涉及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使地方财政主体收入结构发生变化，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需要尽快做出调整[1][2]。二是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企业收入是税收收入的根本来源，增值税更符合税收中性原则，能有效解决货物与劳务重复征税问题，政府通过延伸增值税抵扣链条促进专业化分工与产业融合，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最终增加地方财政收入[3]；但其“渐进式”的改革方式破坏了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弱化了产业升级对税收收入与城市发展的效果，进一步增加了地方财政赤字[4]。三是对地方财政赤字规模的影响。分税制改革造成地方政府财权上移与事权下移的状况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债务膨胀，而“营改增”政策在短期内因减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加剧了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5][6]。由于我国地方政府缺乏独立征税权且增加地方税费的阻力较大[7]，在缺乏终身问责制度，造成举债权与偿还责任分离的现状下，“营改增”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偏好[8]。

现有关于“营改增”政策对地方政府财政与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鲜有文献研究“营改增”政策对城投债发行规模的影响。鉴于此，本文选取我国东部和中部全部试点城市以及西部地区省会城市(除拉萨市外)2009～2016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营改增”政策是否对城投债发行规模产生影响，并进一步识别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在“营改增”政策条件下影响城投债发行规模的中介效应。本文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解释城投债发行规模在国家管控下不减反增的原因，并为如何在“营改增”背景下规范城投债发行提供改进建议。

本文可能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边际贡献：首先运用双重差分刻画“营改增”政策影响城投债规的机制，并验证了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在该机制中的中介效应，丰富了“营改增”政策效果研究。其次，通过分析中国当前财税体制改革对地方政府财政的影响，丰富了地方财政赤字影响城投债发行规模的研究，进一步解释了城投债发行规模持续增加的趋势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的原因。最后，对发行城投债的起因与形成机制的实证分析，为规范城投债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为企业减税降费，促进产业分工与产业链延伸，加速产业整合与转型升级是实施“营改增”政策的初衷。但该政策造成地方政府失去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之一的营业税，且“营改增”无法在短时间内释放改革红利，加之地方财政支出刚性增加的特征造成地方财政赤字规模持续增加，即使中央与地方平分增值税税收收入，也无法弥补地方政府因失去营业税带来的收入缺口；因此，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与城投债为基础设施融资的便利性使其发行规模进一步扩大。

“营改增”政策对地方财政收入造成以下影响：首先，“营改增”使地方政府失去独享收入的税种，税收归属的变化削弱了地方政府税收监管的能力与积极性，造成地方财政收入减少[9][10]。其次，“营改增”政策使地方政府无法通过税收减免进行地方政府间的招商引资竞争，一定程度上削弱地方政府参与当地经济活动积极性[11][12]。因此，“营改增”政策使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减收压力。

“营改增”的实施同时也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支出规模：由于企业业务跨地区、跨行业与“营改增”政策分地区分行业试点造成增值税抵扣链条的不完整，使政策实施初期出现很多企业税负不减反增的现象，因相关政策规定使地方政府需要补偿企业此类税收增加所带来的损失，从而进一步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13]。其次，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与职能要求政府提供相应的公共品，尤其自2009年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导致地方政府支出持续上升[14]；由于官员的晋升激励和政府间的竞争效应，地方政府存在强烈的投资冲动进一步增加地方政府支出[15][16]。“营改增”政策没有改变因分税制改革造成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现状，因此，“营改增”使地方政府面临较为沉重的支出压力。

“营改增”的实施进一步加剧了地方财政赤字，地方政府理论上可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应对地方财政赤字扩张，但“节流”行为因直接触及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目标而无法实施，故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城投债弥补地方财政赤字的依赖性进一步加强。“营改增”设计的初衷是解决第三产业重复征税的问题，促进产业分工与产业链整合[17][18]，根据产业更替理论，在工业化发展程度较高的阶段，服务业的发展能够快速推动城市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新一轮的城镇化在城市规模扩张、进一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19]、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需求增加的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也随之增长，城投债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功能使其规模进一步扩大[20]。

综上所述，“营改增”政策与城投债发行规模之间存在以下关系：“营改增”短期内减少地方财政收入并增加地方财政支出，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在地方政府缺乏独立征税权的前提下，激励地方政府通过扩大城投债发行规模弥补地方财政赤字；同时，实施“营改增”对第三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城市是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聚集地，进而引发新一轮城镇化效应的同时刺激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增加城投债发行规模。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营改增”的实施扩大了城投债发行规模；

假设2：“营改增”政策通过扩大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增加城投债发行规模。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构建

本文借鉴范子英、彭飞等人的研究，首先借助双重差分的方法考察“营改增”政策对城投债发行规模的影响[21]；同时参照陈钊、王旸等人采用的中介效应模型[17]，检验地方财政赤字在以上过程中的中介传导作用。

1.双重差分估计方法。双重差分法在政策效果评估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本文研究思路为依据试验期间是否受“营改增”政策影响将全体样本分为实验组与控制组，实施“营改增”的城市为实验组，反之则为控制组。以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估计最大程度上克服内生性问题，即可得到“营改增”政策对城投债发行规模带来的净影响。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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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式(1)中，Citybondit表示城投债发行规模，β即为核心的差分估计量，刻画了“营改增”政策对城投债发行规模变动的影响程度，若系数β为负，则表明“营改增”政策使城投债发行规模减少，反之则表明“营改增”政策使城投债规模增加。TreateditT为处理变量，“营改增”政策实施的起始年份通过上标T表示，TreateditT=1表示城市i在T年实施“营改增”政策，反之则为0。PerioditT为试验期虚拟变量，若“营改增”政策已在当地发生，则PerioditT=1，反之PerioditT=0。由于我国“营改增”政策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试点实施，故本文选用连续时间双重差分估计法，设置试验组虚拟变量与试验试点虚拟变量相乘的交互项纳并纳入回归模型，通过该系数正负和显著性判断“营改增”政策对城投债发行规模方向和程度的影响。

该模型结论的稳健性依赖于以下3个条件：(1)实验组样本选择的外生性。若实施“营改增”的地区并非随机产生而是由多种因素决定，则不能做出城投债发行规模的变化完全由“营改增”引起的结论。(2)政策本身引起实验组的内生性反应。若某些实验组地方政府提前做出“营改增”政策会在当地实施的预期，并针对此预期做出增加城投债发行规模的行为，则“营改增”政策影响城投债发行规模的识别结果中包含了预期效应的内生性问题。(3)共同趋势前提条件。双重差分法估计结果稳健性的核心因素为：只有实验组样本与控制组样本的城投债发行规模在“营改增”政策前后具有相同的趋势，才能够剔除识别结果中其他因素的影响。依据以上3个条件对模型进行处理并说明：

作为“营改增”政策试点的省或直辖市一定程度上不能满足随机性的假定，可通过以下3点使实验组样本更加符合随机性的要求：(1)在模型中加入符合经济常识且与本文分析主题相关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2)使用面板数据克服因遗漏变量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3)通过纳入时间和地区虚拟变量的方式控制研究样本存在的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剔除面板数据结构下可能存在的地区异质性和时间变动的影响，保证该模型符合自然实验条件，从而满足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式(1)基础上建立如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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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避免变量过多产生多重共线性，本文选择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关键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本文借鉴相关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为：土地财政收入(LP)、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速(RGDP)与道路面积(Road)[13][22][23]；为最大程度消除异方差影响，所有变量除经济增长速度(RGDP)之外全部取其自然对数，控制变量系数为γ，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分别为λ和δ。

(1)判定实验组个体产生预期的内生性。某些地方政府可能产生本辖区将实施“营改增”的预期，并通过增加城投债发行规模的方式应对“营改增”实施所带来的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进而影响双重差分模型政策识别的准确性。通过考察该辖区在“营改增”前1年(T-1)前后城投债发行规模是否发生显著变化可检验地方政府是否对“营改增”形成了明确的预期，即在式(2)的基础上，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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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式(3)中系数β2不显著且(2)式中系数β1显著，说明地方政府未形成本辖区实施“营改增”政策的预期；若系数β2显著，则说明地方政府形成本辖区将会实施“营改增”政策的预期并增加城投债规模。此类情况则需通过(4)式检验城投债发行规模在“营改增”前2年(T-2)前后是否发生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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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式(3)和(4)中，虚拟变量TreateditT-1、PerioditT-1、TreateditT-2、TreateditT-2分别表示重新定义T-1或T-2年为实施“营改增”的年份。

(2)平行趋势假定验证。借鉴Hilary等人的做法，通过反事实法验证控制组与实验组样本是否符合共同趋势假定，即假设在未实施“营改增”年份实施改革，并对其进行回归分析[24]。

2.中介效应模型分析。若自变量通过另一变量对因变量产生影响，则称这一变量为中介变量。为验证地方财政赤字是否在“营改增”政策影响城投债发行规模的机制中存在中介传导作用，本文借鉴Baron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25]，设定如下模型：

lnCitybondit=α+φ1BTVit+γXit+λt+δi+εit

(5)

lnDFit=α+φ2BTVit+γXit+λt+δi+εit

(6)

lnCitybondit=α+φ3BTVit+φ4lnDFit+γXit+λt+δi+εit

(7)

式(5)～(7)中：BTVit表示实施“营改增”的虚拟变量，其余变量与系数所代表的含义与前文相同。中介效应检验顺序如下：第一步，检验式(5)系数φ1是否显著，若显著则认为存在中介效应。第二步，检验式(6)中系数φ2与式(7)中回归系数φ4是否显著；若均显著，则说明地方政府赤字在“营改增”政策造成城投债规模扩大的机制中产生部分影响。第三步检验式(7)中系数φ3是否显著，若不显著，则为完全中介效应，即“营改增”政策影响城投债发行规模的机制中全部通过地方财政赤字实现，反之则说明直接效应显著。第四步，若φ1φ2和φ3的符号相同则为部分中介效应，φ1φ2/(φ1φ2+φ3)为中介效应在总效应的比例。

(二)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1.样本选择。由于双重差分模型需要区分试验期和非试验期，本文选取2009～2016年作为研究时间区间，包括试验期与非实验对比期，为降低样本差异过大以及保证数据的完整性，选取东部及中部所有城市，仅将西部地区省会城市(除拉萨市)纳入分析；由于“营改增”在2012年下半年进行大规模试点，考虑从“营改增”从实施到实现其预期效果存在时滞，故将改革年份设定为2013年。

2.变量设计与描述性统计。“营改增”(BTV)：若该变量赋值为1则表示当年该城市实施“营改增”，反之设置为0；土地出让收入(LP，单位：亿元)，为排除土地出让收入对城投债发行规模的影响，故将该变量纳入模型能够进一步准确识别“营改增”政策对城投债发行规模的影响；财政赤字(DF，单位：亿元)：即当地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差额；外商直接投资(FDI，单位：百万美元)：以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表示；经济增长指标(RGDP，单位：%)该指标能够反映本辖区经济增长压力，因为该城市生产总值相较于去年增加的相对值是评判该市当年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准；道路面积(Road，单位：平方公里)用公路面积来表示城市基础设施的规模。“营改增”政策的设计初衷就是通过废除营业税减轻第三产业的税收负担并加快第三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然而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当城市基础设施需求增加时会进一步增加城投债发行规模。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1。

表1变量统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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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和Wind数据库。(2)除“营改增”变量和经济增长之外，其余变量在所有分析过程中均取自然对数。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营改增”对城投债规模影响

首先根据式(2)分析“营改增”政策对城投债发行规模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2。

表2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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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括号内数字为T统计量；(2)***、**、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表2中第(1)、(3)、(5)列的双重差分估计量TreateditT·PerioditT分别在1%、1%和5%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均为正且从第(2)、(4)、(6)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加入控制变量后双重差分估计量系数的符号与显著性均未发生改变，说明“营改增”政策显著增加了城投债发行规模。对不同区域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东部地区双重差分估计量回归系数显著大于中西部地区，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后，第(4)和(6)列的回归结果也进一步增强上述结论的稳健性。可能存在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东部地区第三产业较为发达，营业税主要的征税对象为第三产业，“营改增”政策实施后地方政府失去大量税收收入，激励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城投债进行融资；另一方面，在“营改增”政策之前两税并行造成服务业的税收负担大于制造业，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地服务业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26]，“营改增”政策实施之后，服务业税收负担大幅下降，服务业与制造业同时获得快速发展的政策利好，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流向生产率较高的产业，劳动要素进一步向城市流动，产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新需求，地方融资平台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职能得到充分发挥，使城投债规模进一步扩大，第(4)列的控制变量城市道路面积(Road)回归系数支持了这一解释。

其次，通过双重差分法对(3)式进行回归以检验实验组个体是否对该辖区实施“营改增”政策形成明确预期。如表3检验结果表明，平行趋势假定核心估计量TreateditT-1·PerioditT-1的回归系数在第(1)、(2)、(5)、(6)列中为负，在第(3)、(4)列中为正，且均不显著；在加入控制变量下显著性与符号未发生明显改变，说明处于实验组的地方政府没有形成该辖区将要实施“营改增”政策的预期，地方政府因对“营改增”政策产生预期增加城投债发行规模引发内生性问题得以排除。两组城投债年平均发行额度数据说明，实验组与非实验组的城投债年平均发行规模大致保持相同的变化趋势；实施“营改增”政策后试点地区城投债发行量相较于非试点城市存在增长的趋势。根据上文模型设定，分别假设“营改增”改革发生在2011年和2012年进行双重差分估计，表4为平行趋势假定验证的估计结果。

表3政策预期效用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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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中两个核心双重差分估计量Treatedit2012·Periodit2012与Treatedit2011·Periodit2011的系数均不显著可得：无论是以2011年还是2012年作为模型的“营改增”起始时间，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的城投债年平均发行规模的差异均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排除其他政策因素或随机性因素导致城投债年平均发行规模的变化，本文双重差分模型符合共同趋势假设的前提条件。

表4共同趋势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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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财政赤字的中介机制

由于中介效应模型全部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为有效剔除面板数据可能存在的地区异质性以及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需要控制地区固定效应与时间效应。首先，检验式(5)“营改增”(BVTit)对城投债发行规模(Citybondit)影响的总效应φ1是否显著，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全部样本与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φ1均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营改增”政策对城投债发行规模影响的结果是稳健的，即实施“营改增”政策对城投债发行规模具有正向影响，且存在区域差异。城市道路面积与土地财政的估计系数基本符合研究假设，只有土地出让收入得到保障，地方融资平台才能够以土地作为抵押资产发行城投债，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

其次，检验式(6)中“营改增”政策(BVTit)对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影响的系数φ2是否显著，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营改增”政策对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均在5%水平上保持显著，从地区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回归系数0.11显著大于0.0654，表明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受到“营改增”的影响显著大于其他地区。此回归结果与现实相符，东部地区税基显著大于中西部地区，“营改增”政策对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冲击最大，“营改增”政策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财政赤字。

表5“营改增”对城投债影响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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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营改增”对财政赤字影响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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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检验式(7)财政赤字(DFit)对城投债发行规模(Citybondit)回归系数φ4是否显著，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第(1)、(3)、(5)列的回归系数φ4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财政赤字引发城投债发行规模扩大，且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系数0.17显著小于中西部0.2336，说明中西部地区缓解地方财政赤字更依赖发行城投债。其原因在于，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东部地区，实施“营改增”之前存在的集聚效应使得东部地区的人才、资本等生产要素禀赋优于中西部地区，“营改增”实施之后，凭借良好的经济基础快速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地方政府可以利用生产要素的溢出效应和产业升级等高质量的生产方式缓解地方财政赤字，而中西部地区倾向于增加城投债规模解决地方政府财政赤字问题。综合表7结果可知，回归系数φ1和φ2均显著，因此中介效应显著，假设2能够被证实，即地方财政赤字在“营改增”对影响城投债发行规模的机制中存在显著中介效应。

最后检验该中介效应为完全中介效或部分中介效应。从表7回归结果看，各列反映“营改增”政策对城投债发行规模影响的直接效应系数φ3均显著，因此要判断比较φ1φ2和φ3的符号，从表6和表7的结果可知φ1φ2和φ3的回归系数符号均为正，所以地方财政赤字具有中介效应，分样本的估计结果同样支持该结论。由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φ1φ2/(φ1φ2+φ3)可知，全部样本区域为6.1%，东部地区为5.8%，中西部地区为9.3%。

从区域差异的视角进行分析，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6.1%，显著大于东部地区的5.8%，将以上结果与表6与表7的综合结果进行分析。表6结果显示，“营改增”对东部地区地方财政赤字规模扩张的效果大于中部地区；表7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缓解财政压力更依赖扩大城投债发行规模；进一步分析可知：“营改增”对地方财政赤字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主要源于实施“营改增”之前的各地经济水平差异，而地方财政赤字对城投债规模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则主要是源于地方财政赤字扩张后地方政府寻求扩大城投债发行规模的主观努力水平和客观现实条件，后者更能体现出“营改增”通过影响财政赤字影响城投债发行规模的程度，因此，中西部地区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大于东部地区。

表7“营改增”、地方财政赤字对城投债规模影响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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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双减政策的研究现状篇(6)

【关键词】外汇储备 货币供应量 人民币

一、外汇储备及货币供应量理论

外汇储备是一国货币当局所持有的、可以随时用于对外支付并兑换外国货币的金融资产，是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重要保证，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外汇储备作为一个国家国际清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稳定汇率、平衡国际收支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国际结算与对外贸易中经常使用的外汇储备主要有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

货币供应量是指全社会的货币存量， 是全社会在某一时点上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总额， 它主要包括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城乡居民所拥有的现金和金融机构的存款等各种金融资产。参照流动性标准，中国人民银行将我国货币供应量指标划分为三个层次：

M0=流通中的现金；

M1（狭义货币供应量）= M0+活期存款；

M2（广义货币供应量）= M1+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

二、我国外汇储备的现状及形成原因

（一）我国外汇储备的现状

外汇储备问题是国际金融领域中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 各国都在不同程度的增加本国外汇储备，以应对国际金融中的突发状况。我国外汇储备的现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外资流入国内，使我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自1994年我国实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外汇储备大幅度提升。2001年我国加入WTO 后，我国的外汇储备更是快速增长，由2005年底的不足万亿美元增加到了2013年末的3.8万亿美元之多。由于目前我国汇率浮动区间较窄，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使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也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此外，伴随着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我国出现了货币供应量的高速增长。

（二）外汇储备形成的原因

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1）国际收支双顺差。持续的双顺差是外汇储备增长的直接原因。双顺差是指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顺差与资本项目顺差并存的状态。从国际收支账户定义的关系上看，如果不考虑错误与遗漏项目，双顺差实现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盈余之和应该等于外汇储备的增量，外汇储备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持续增长。

（2）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国际间短期资金的投机性流动主要是为了规避政治风险，追求重要商品价格或国际有价证券价格的变动以及汇率的变动而进行的套利和套汇获取的利益，而“热钱”就是为了追求汇率变动利益的投资性资金。从长期来看，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和进一步升值的预期的刺激，再加上美、日等国外币和我国人民币之间的利差等原因，使大量的投机性资金流入国内，促使我国的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

（3）相关制度和战略的影响。我国长期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和选择以商品替代劳动的出口发展战略也会造成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在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指导下，政府鼓励企业出口以获得更多的外汇收入，把外汇储备的规模看成是体现国力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由于我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采用以加工贸易为主，以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为主要出口市场的方式来吸引外资，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顺差促使外汇储备的强劲增长。

三、巨额外汇储备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分析

在我国的汇率体制下，国际收支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从而国内外汇市场上外币需求小于外币供给，必然产生外币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外汇储备的增加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增大，由于目前我国外汇冲销政策有限，过多的外汇储备必然伴随着本币的逐步升值。为了使人民币升值速度不至于过快，中央银行用外汇占款买入外汇，从而使外汇占款增加，外汇占款增加导致基础货币增加，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上面的分析可以用下图简略表示：

双顺差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简要分析了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增长与货币供应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将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减弱。为了弱化外汇储备引致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减少央行外汇储备额，适当增加民间持有外汇数额。中国是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外汇储备过多，相当于资本的净输出，这对于资本稀缺的国家来说极为不利。减少外汇储备规模，使之控制在安全合理的范围内。对于过多的外汇，央行可以允许民间持有适当的外汇数额，即“汇藏于民”，这样央行就可以抑制由购汇产生的基础货币投放过多而导致的通胀。

第二，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从中长期来看，逐渐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和灵活性，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将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是更好的发挥汇率在国际收支调节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必然要求。

第三，调整出口导向型战略，更多地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我们要取消目前的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把过高的外汇储备降下来。同时，应该逐步放弃资本管制的方法，在追求经常项目盈余的同时，兼顾资本项目的输出和输入。改变内部经济失衡，增加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从而改变出口导向型的战略。

参考文献：

[1]梁彩红，张赓.基于VAR模型的我国外汇储备、货币供应量与信贷规模关系研究[J].现代商业， 2014.

[2]段丽娜.外汇储备、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波动关系实证研究 [J].淮海工学院学报，2013.

双减政策的研究现状篇(7)

内容摘要：劳资冲突是劳资双方的利益、目标和期望分歧很大甚至背道而驰的表现形式。学者们都力图通过管理劳资冲突而非解决或消除劳资冲突来控制，因为劳资冲突的激化会影响雇员满意度、降低工作绩效、降低员工流动性以及引起罢工等产业行动。本文在参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国内外有关劳资冲突管理理论进行了梳理，并作出了简单的结论，以期为化解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日益突出的劳资冲突问题，提供参考价值。

关键词：劳资关系 劳资冲突 述评

就现有劳资冲突的研究文献来看，存在两个学派之争。IR学派认为劳资关系的本质是冲突，主张从宏观上用法律以制度干预的形式来解决劳资问题，包括给予劳工组织权、协商权和争议权等；HRM学派则认为劳资关系的本质是和谐，引起劳资冲突的原因是管理不健全，提出从微观的角度，即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来解决劳资冲突问题，包括设计合理的组织结构、组织公平、薪酬制度完善等。西方学者对劳资冲突管理研究最多的是有关政府的立法工作和工会的集体谈判等宏观研究，其次是关于劳资冲突的组织环境因素和管理策略研究。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劳资冲突管理理论进行梳理，对现有研究作了简单的述评。

劳资关系的主要内容

“劳动关系”是雇员（劳动者）与雇主（我国称用人单位）之间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统称。“劳动关系”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体制下，又称劳资关系、雇佣关系、劳工关系、劳雇关系、劳使关系、产业关系等，这些概念含有明显的价值取向，不同的称谓是从不同角度对于特定劳动关系的性质和特点的把握和表述。为了拓宽研究范围，本文采用了这些不同的称谓并保留文献中的概念，以提高学术的严谨性。

左祥琦（2007）指出，劳资关系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也是劳动关系最传统的称谓，体现的是雇佣工人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关系。由于资方劳方的绝对分离，劳资关系所表现的社会内容逻辑地蕴含着劳资冲突与对抗的意义。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劳资关系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之中的（Blyton&Turnbull, 1998），这种关系受一系列与工作组织方式和大环境相关的因素影响，受制于一定社会中经济、技术、政策、法律制度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 Philip Lewis等（2005）认为，与雇佣关系动态变化密切相关的两大主题是：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心理契约本质的变化、雇员在更广泛的劳动力市场上的雇员可雇佣性。

劳资关系涉及到很多团体，雇员、雇主、工会、雇主联合会和政府机构是主要的参与方。Flanders（1975）认为，工会“致力于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使工作条件更加安全、健康，以及使其他方面也得到改善”，因此工会的目标是参与雇佣关系管理，当然工会也会寻求一系列的方式，比如集体谈判、共同磋商等来影响雇佣关系。Handy和Clegg（1996）认为，为与组织权力的不对称相抗衡，雇员所采取的一种方法就是成立和加入工会。雇主联合会可以为自己的成员在健康和安全问题、雇佣法律、惩戒、机会平等、福利等多个领域提供建议。Bststone（1988）认为，政府的角色和态度会影响工会权力。此外，政府作为直接和间接的雇主，可以通过公共部门的多种组织形式以及政府选择管理雇主和雇员的方式，显示它在雇佣关系问题上的思想意识倾向；某些特定的法律法规也会影响雇佣关系，如我国的劳动合同法、平等就业法、企业破产法、最低工资制度以及健康安全条例等等。

劳资冲突的涵义

马克思认为，劳资关系是一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关系,在雇主和工人劳资双方主体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工人们只有通过工会组织起来，运用集体谈判和罢工等手段,才能减轻雇主对自己的剥削程度，所以私有制企业的劳资关系是一种对抗的阶级利益关系。Philips Lewis等（2005）谈到2002年工程与制造业工会组织Amicus领导的位于Swindon的本田公司所谓的“非罢工协议”撤销行动时，提到“我们决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雇员关系的分析”。 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劳资冲突的剖析是相当尖锐的。

在Edwards（1995）看来，雇佣关系是冲突的，因为管理方需要为雇员提供一定的自，以此从雇员的创造能力中获益。对立来源于使雇员劳动的剩余价值最大化，同时又使雇员的自最小化的管理策略使用。郭庆松（1999）把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在其初始阶段或激烈的情况下的表现界定为劳动争议，当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或变得激烈时就外化为企业劳动关系的冲突，即劳动关系冲突是激烈的对抗行为。李敏(2003)认为，雇佣关系冲突是指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特征，是由于两者不同的利益和偏好而发生的矛盾。其实质是雇主与雇员之间因某种原因而发生的直接性的不一致互动行为过程或对抗。夏志强、杨红（2007）则认为，劳资关系主体之间的冲突是普遍存在的，冲突是劳资双方的利益、目标和期望分歧很大甚至背道而驰时的表现形式。

笔者认为，劳资冲突主要是因双方利益、目标、期望出现差异或实现目标的方法不同而表现的争执、摩擦和心理对抗，也可表现为对立、互不相容的力量或斗争，从不满、愤怒、抱怨等最初的情绪反应，到偷懒、浪费材料、制造次品、辞职等报复行为，还有产业行动如怠工、罢工、纠察等都是劳资冲突的表现。

劳资冲突研究成果

早期关于劳资关系冲突管理的代表性理论有Charles Babbage“利润分享计划”、Taylor“心理革命”和“差别计件工资制”、 Mary Fllett“利益结合原则”以及Mayo人际关系学说的“感情逻辑”。早期理论揭示了劳资冲突存在的原因，对缓和或解决劳资冲突有很大的启示作用。这个时期还有其他的著名组织理论学家如Henri Fayol,Marx Webber等，也涉猎了冲突问题。综合早期的研究，可以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旨在消除冲突，他们的内在假设就是冲突阻碍了组织提高效率。

现代激励理论研究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其应用主要有目标管理（雇员参与目标制定）、员工参与管理方案和浮动工资方案，目的在于调动雇员积极性、改变雇员态度、缓和对立情绪,把劳资双方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培养劳资双方共同的信念。

劳资冲突最近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一是劳资冲突―因素研究。Rainnie（1984）认为，工作环境的舒适（适宜的温度、照明、低噪音、洁净），从事工作的便利性（易操作的现代化工具、不太遥远的工作地点），都能有效地缓解劳资冲突。对组织分配及结果的公平性感知具有强大的反作用（Greeberg,1987）。Adam（1965）认为，如果一个人将他在交换中的投入产出比率与他人的相应比率比较，当他认为二者不相称时，不公平的感觉就会产生。但公平原则的实施也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的感知，例如雇员想维持其组织成员身份时，而组织却为了追求成本最小化而采取诸如裁员等决策使他们的身份受到威胁时，雇员的工作愿望很可能大大降低，甚至愿意主动离职（Brockner,Greeberg,1990）。当出现消极的不公平时，他们可能感到愤怒，也可能脱离群体。一系列负面的行为反应可能会由此产生，如降低工作绩效、采取缺勤、降低合作意识等消极行为（Folger, Cropanzano,1998）。M. Afzalur Rahim（2000）经过调查发现，雇员所关注的问题是组织公平，如公平和公正、责任、信任、组织前景和个人能力/影响等。

Salipante和Bouwen（1990）在研究比利时和美国雇员申诉时，把劳资冲突的主要来源分为环境因素；与目标、实现目标的方法和不平等待遇有关的因素；与个人、团体或组织之间的关系相关的因素。在该调查中，只有20%的人认为冲突的来源是实质性的问题（如工资），超过2/3的人把冲突归因于个人、团体和组织之间的关系。1997年英国产业关系部对72个公共和私人部门工作场所中的申诉进行了研究，发现雇员申诉最重要的一些原因有新工作规范的引入、惩戒措施、对雇佣条款的解释、雇佣水平、个人问题、歧视、级别问题、欺弱、工资、性骚扰。根据 Hom&Peter（2001）的研究，雇员满意度与雇佣期限之间有必然的联系。Kaufman（2001）通过文献回顾指出，美好愿景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为有效的组织绩效创造了必要的心理状况―高员工士气、组织忠诚度、愿意合作以及为共同目标而努力，强调最安全的就业趋于建立长期雇佣关系。罗明忠（2005）认为，短期雇佣契约的结果是劳资双方之间难以形成良好的稳定预期，进而造成冲突。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私营企业简陋的工作环境是导致劳资冲突的重要因素。如刘湘国（2004）在分析私营企业劳资冲突原因时指出，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大多不注意劳动保护，从而导致对职工身体的损害，引发劳资冲突。夏志强、杨红（2007）指出造成冲突的原因一般来说有异化劳动的合法化、客观的利益差异、雇佣关系的性质、劳动合同的性质、心理契约的不履行、广泛的社会不平等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等社会因素。

二是劳资冲突―管理策略研究。20世纪80年代的“新风格协议”包含了一系列用来促进雇佣关系和谐，保证实现日本公司所引以为荣的高生产率的雇佣措施：柔性的工作安排，所有雇员都享有同样的报酬和医疗补助，较高程度的雇员参与，无罢工协议（双方达成协议，即使出现争议，也不能关厂、停业或进行产业行动）以及“钟摆仲裁”（仲裁者根据双方提交的意见进行综合考虑，然后采纳其中的一方意见作出仲裁，而不能提出妥协性的解决办法）。Atkins P•Mardeen（1996）等对劳资关系冲突管理的效果进行了正面的比较分析，得出“愉快的雇员带来对企业忠诚的态度”的研究结论，认为雇员的满意度与工作质量密切相关。英国学者Nick Kinnie&Mike Terry（1999）等对中小型企业的劳资关系冲突进行了案例研究和比较研究，认为劳资关系冲突管理的关键在于改善三个方面的管理水平：企业的管理架构、劳工组织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政策和实践。郭朝阳（2000）提出对冲突问题只能进行处理、管理，而不是消除或解决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冲突管理的实质就是要寻找矛盾的正面效应并使其破坏作用最小化，并积极地诱发建设性冲突。M. Afzalur Rahim（2000）研究了组织公平（程序、分配和互动）和冲突管理五种策略（整合、克制、强制、回避和妥协）之间的相关性，认为在分配正义低、程序正义高的情况下，较高的互动正义主要涉及更多的整合策略。虽然冲突对组织来讲经常被认为是功能性的，但解决冲突意味着冲突的减少、消除或终止，所以谈判、调解和仲裁的大量研究落入解决冲突的范畴。作者提议尽量减少那些由组织成员消极反应引起的冲突，比如攻击团队成员、种族不和谐、性骚扰等，可能对个人和组织绩效产生负面影响。Mark Leenders和Eric Waarts（2003）通过对荷兰家族企业大量的研究，提出家族定位强、经营取向弱的企业通常意味着强烈的信任和控制,但这也意味着更多地关注企业的持续性 （如大多数家族企业），而经营取向强、家族定位弱的企业在管理方面有优势，但冲突控制水平却较低。

三是劳资冲突-个人特征研究。Cable（1980）在对劳资关系调查时发现，在同一企业中年龄越大、任期越长的员工，越不容易与资方发生冲突。在一个组织中获得的经验越丰富、资历越深，会使得员工越容易产生满足感。Ahlburg&Kimmel （1986）关于年龄因素的研究发现，随着人们有效工作时间的延长，员工的年龄对组织越来越重要。关于教育程度与劳资冲突的关系，以往的研究中很少涉及，有学者提出可以通过员工满意度的研究来得出受教育水平与劳资冲突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即员工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满意度越低，进而劳资冲突发生率就越高，但此结论缺乏实证的支持。

四是劳资冲突―宏观研究。西方学者对劳资关系冲突管理研究最多的是有关政府的立法工作和工会的集体谈判，例如对谈判战术和谈判力量关系的研究（Edward J. Lawler,Samuel B. Bacharach，1976） ；运用组织理论分析工会契约与管理层兴趣之间的冲突，并设法建立一种“委员会”制度，调节工会与管理层的冲突（Capelli, Peter; Sherer, Peter D,1989）。

Mick Marchington（1988）通过案例研究指责那些用罢工活动指标来衡量劳资关系状况的人，在有罢工倾向的英国，罢工是不能用来衡量劳资关系状况的，还认为即使增加员工参与的技巧和工作场所的灵活性技能，如通报委员会和质量圈，也未必会带来劳资双方利益平衡。Kaufman（1993）认为，雇主协会的重要目的是寻求提高生产率和质量、降低雇员流动率和罢工成本的长期政策来获得竞争优势。这个被实施的政策就是众所周知的“福利资本主义”模型，它四个基本特征是将科学引进到人力资源管理、人事关系实践、广泛的员工福利和产业民主。

有些学者质疑司法机构处理劳资纠纷的作用和公正性，他们要求当局限制紧跟在雇主裁员决策之后的干预，因为司法没有掌握必要的信息和能力来宣布雇主裁员决策的无效。还有学者试图通过分析影响法官的决定因素，来揭开“暗箱操作”。Ichino等（2003）认为，法官在解雇问题上作出决策时受宏观经济因素，尤其是地方劳动市场状况的影响。Bruno Deffains等（2010）证明了在劳动关系背景下的司法机构是不中立的，这取决于司法机构对当事人议价能力的平衡。结果有趣地显示，如果员工在工资谈判中的议价能力低，这意味着他们期待从持续的关系中获得低的回报，外因裁员增加可能导致法官对员工少些仁慈。

李敏（2003）通过对广州、深圳等地的私营企业调查后发现，有接近一半的雇员没有与雇主签订合同，这给劳资关系带来了隐患；劳动合同中的雇佣期限对雇主与雇员之间冲突也有影响。Yi Lu和Zhigang Tao（2009）在《合同执行和家族企业管制：来自中国的证据》中指出，家族企业管制在发展中国家很普遍，结果发现弱的合同执行与强的家族企业管制有密切关联。刘湘国（2004）指出，协调劳资关系的法规不健全、政府对劳资关系中的违法行为执法力度不够、解决劳资冲突的机制不完善、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是现阶段我国私营企业劳资冲突的主要原因。

五是劳资冲突-趋势研究。William E. Fulmer（1984）指出，在过去的十年里，关于美国工业劳资关系的所有显著发展和转折点，事实上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相反，劳资关系似乎是一个平缓的、远离冲突迈向调解的发展运动。Rainnie（1984）在博士论文中指出，小型企业里劳资关系趋向于雇主与雇员之间建立一种合作、相互尊重、理性解决冲突问题的关系,尤其在印刷业和制衣业，和谐的劳资关系代表了这一趋势。我们可以看出劳资关系的整体趋势是一个“对抗-冲突-合作”的过程，但这种合作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合作，并且劳资冲突的表现形式愈来愈趋于多样化、复杂化。

六是劳资冲突-视角研究。John T. Delaney和John Godard（2001）提议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应更多的关注潜在的冲突，在工作上更明确新形式工人的含义，重视文化力量上位角色，工会和政府塑造工作的地方。作者运用劳资关系（IR）的新视角去研究高绩效的范式以拓宽人力资源管理（HRM）的研究。David Lewin（2001）分别从IR和HRM的角度分析了劳资冲突。虽然两种角度都承认劳资冲突的存在，但IR的假设―劳资冲突根源于雇主―雇员双方权利失衡的观点却是历存已久的，这往往需要工会和法律以制度干预的形式去纠正这种失衡。这些劳资冲突可以是建设性的，甚至是没有解决之道的对抗性的。而HRM视角下的假设则是管理不善，这可以通过组织和工作场所的创新以建立劳资双方利益统一来减少劳资冲突，还可以通过合作、相互利益为导向的解决问题的技巧来进一步减少。因为健全管理，劳资冲突会从劳资状况中消失。

结论

不管从IR角度，还是从HRM角度来研究劳资冲突，劳资冲突在任何经济组织中都必然存在，没有控制的劳资冲突很可能使冲突加剧,最后导致灾难性的结果。欣慰的是，该问题已经引起了理论研究者和管理实践者的足够重视。力图降低劳资冲突水平，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是管理者一致追寻的。通过对国内外劳资冲突文献的梳理，目前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

忽视心理契约的重要性。从以上文献中可以看出，研究者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对宏观环境、组织公平、物质因素、管理策略等的研究上，而很少关注雇主-雇员的心理因素。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事件实际上也说明了管理方对心理问题的忽视。心理契约的明确可以尽可能地减少违约行为，心理契约违背会导致员工产生离职、降低职务内绩效、降低职务外绩效和行为四种消极反应。对心理契约的违背是导致劳资争议的一个主要根源。Guest和Conway（2002）认为心理契约是一个帮助我们理解和管理劳资关系的十分有用的工具。当然，也有不少学者采用心理契约的视角研究劳资关系，但是大多是理论研究或案例研究，缺乏实证的支持。

缺少劳资氛围等融合研究。江永众、苗淼和章群（2009）提到，劳资关系氛围是组织成员对劳资关系行为和实践的共同感知，是员工感知与管理层合作和共享利益的程度，是组织承诺、工会承诺、罢工研究、企业表现等相关的重要变量。Katz、Kochan和Gobeille（1983）指出，与劳资双方摩擦、不信任、冲突的传统对抗性相比，员工参与管理、高度信任的工作氛围能简化工作流程，进而提高组织绩效水平。虽然国外自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对劳资关系氛围有所研究，但是国内尚未开展，所以作者特意强调研究者应加强劳资关系与其它学科的相关研究，劳资氛围（劳资关系和组织氛围的交叉领域）就是一个很好的融合研究方向。

劳资冲突实证研究方向。既往文献中，有组织冲突水平的量表（Rahim），但是对于劳资冲突量表以及劳资冲突水平量化的研究则比较缺乏。关于劳资冲突对比研究，个人统计特征中缺乏薪资水平、价值观差异对劳资冲突影响的对比研究，而教育程度与劳资冲突的相关性则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结论，缺乏组织特征（企业规模、企业成长周期以及企业性质）的差异分析等等。

国内缺乏对工会、政府及司法机构的深入探析。综合国内外研究状况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我国对劳资冲突的理论研究已经明显滞后于实践研究，其中实证研究还是相对比较缺乏。另外，国内缺乏对工会、政府以及司法机构的深入探析和实践研究，这可能与我国特有的产业行动不活跃的现状紧密相连。佛山本田公司工人大罢工的事件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了我国工会制度不健全、政府不中立以及立法不健全的局面。随着我国产业工人在维权意识上的逐渐加强，企业家和管理者丝毫不能忽视劳资冲突管理问题。

参考文献：

1.李敏，张彤.西方劳资关系冲突管理研究综述[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9)

2.李敏.雇佣双赢-私营企业雇佣关系冲突管理[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3.程延园.劳动关系[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J. Mesmer-Magnus, C. Viswesvaran. The role of the coworker in reducing work-family conflict: A review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 Pratiques Psychologiques,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