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理论基本特点篇(1)

1阴阳五行学说确立中医医学模式形成的雏形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医学现象的相互贯通和紧密结合，使得传统中医在阐述人体的生命活动时具有模糊而不具体、系统而不周密、广泛而不精确的哲学性思辨特点。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脏腑经络、六淫七情、辨证论治等基本理论形式典型地体现出东方文明特有的整体思维方式，由此我们可推断出中医在临床实践中治疗原则和方法模糊性的由来。哲学性的建构范式确定了传统中医理论体系的内在涵义、基本结构和标准形态。同时，我们可明显感到传统中医所兼备的哲学和经验科学的双重特性。从其内涵的自然属性来讲，其科学性是不容忽视和无可厚非的。而哲学含义基本表现在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代表的中医辩证逻辑体系。中医理论体系是以“阴阳”这种辩证矛盾为逻辑开端，用阴阳学说的对立统一制约着诊疗思想揭示生命运动中同一思想的内在差异;从动态平衡的角度，对中医基础理论的诠释和分析，体现了辩证逻辑对立统一思维规律的本质特性，从而有根据的，在大量临床经验效验下，建构了一个中医辩证逻辑体系。

对此我们可在《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中屡有发现，其间论述集合临床诊疗、养生保健、生活起居等诸方面，可谓异彩纷呈，各有建树。但其核心思想和指导原则显然是由辩证逻辑思维引发而出的。可以说，辩证思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理念和指导思想。由辩证思维产生辨证论治，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因为只有它才能充分体现医家认识和反映疾病变化客观实际的自然过程。中医理论受自然科学朴素性特点的影响，在其各部经典中表述的经验理论，其素材真实可信、可被医家临床实践检验，所以历久不衰，在临床实践中经得起推敲和考验。如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角度来分析，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内涵是最有说服力的。阴阳五行学说不仅将这种原始的朴素的世界万物构成的根本和基础加以诠释，并且将其引申到在疾病的形成发展和预后中。

中医基础理论通过阴阳的属性深刻分析了疾病本身的属性和含义，又通过五行学说使各种疾病的表象与人体内部脏腑经络的病变本质和传变规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后人可以较全面地了解我们所面对的疾病所具有的辩证统一性，由此辨证论治便自然而然的产生了。这种自然朴素的辩证思维形式同时具有的普适性、对比性以及相关性，是后来医家在临床医疗实践中继续和传扬中医理论认知及其本位功能的基础和依据。

由于阴阳学说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五行学说，揭示了自然万物的基本特性和内在规律，它的普适性可以充分解释和说明中医理论的性质和问题。今人研究中医更注重它的文化内涵，既然是文化就应有它的属性，这种属性既包含文化自身的，也应有哲学范畴的。然而，如何将二者区分开来是中医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在中医理论的形成、演变以及指导临床诊疗中，无不渗透着哲学元素的影子，其影响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应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有范式和特性，构成中医基础理论的基本思维框架，而其中尤以辩证思维为代表。辩证思维的(对立统一)的独特思维方式为辨证论治的产生提供了立论确凿的依据。故此，体现了一个核心理念“辩证思维产生辨证论治”。然而，无论是中医理论研究还是临床诊疗又让我们感受到，哲学理论和中医理论这两个看似很规范很接近的成型理论，如将其两者简单套用并不一定能说明哲学在中医学中的作用以及中医理论的思维模式。哲学的辩证法特性还相对地针对较稳定的理论结构，然而就中医理论自身特点应体现一种动态变化的关系，其对立统一性是充分体现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的。

2阴阳五行学说体现中医医学模式的的特性

但是哲学对医学的解释和分析还应成立，阴阳五行学说的确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它所具有的对比性表明，阴阳互立、阴阳互补、阴阳中再分阴阳，五行中五脏主五色、五病、五味、五方、五志、五神等，都体现了对于疾病的治疗不仅要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考虑，而且由于五行学说的出现使我们对于疾病的诊疗更可以拥有多元化、多因素的考量，体现了对疾病具体全面、多角度、多方位，有层次感的理解和运用。这两者的区分不是无序的、无为的，其核心理念应体现一个关键点，即哲学的对立统一律。中医理论博大精深，通过辩证思维对立统一，其对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疾病现象的认知和诊疗思维活动的反映等诸多方面就可以具体全面、条分缕析地呈现出来，便于理论研究者和临床医家的判断分析、掌握和理解。

将中国古代阴阳五行学说的特点引申到医学领域，尤其是中医理论中，它的哲学性凸显出来是不容忽视的。这在于它与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有着较多的内在联系，其可表现于人体内部脏象的外部生理现象以及病因病机等诸多方面，联系脏腑表里上下、沟通脏腑内外虚实，并可有效地将脏与腑之间的生理联系作为病理诊断的依据和有力解释。人类通过阴阳五行之间密切相关的特性，认识人体自身的各种微妙变化的根本性质和决定因素，反映疾病现象发展变化的运动过程及其规律，再经过辨证论治、方证相应的治疗显然也是不言而喻了。

就此我们也有必要关注当代哲学元素对于中医科学性的影响，可以说中医理论体现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对自然人体生命现象的研究方式，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独特的思维方法。而这种研究方式和思维方法，与当代自然科学新发展的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的哲学观点不谋而合。这种情况促成了当代中国哲学元素借助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等方法向中医理论认知和临床实践诊疗活动中的渗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医科学性的潜能也是巨大的。

中医理论基本特点篇(2)

为了适应当前高等中医药院校教学改革形势，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优化组合中医眼科的课程体系，使之更科学化、现代化，我们对本门课程进行了中西医结合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1 加强和重视眼科基础知识的教学

西医基础理论知识不扎实是大多数中医院校中医专业和中西医结合专业毕业生的通病。与中医院校相比，西医基础理论这一模块是西医院校的优势，因此我们要把西医基础理论课程放到一个与中医基础理论课程相同的高度来重视。强调西医基础理论教学的同时，亦不能放弃对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只有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中西医互相取得实效，达到满意的教学效果。中、西医眼科毕竟有区别，中医强调整体，西医强调局部，中医强调辨证，西医强调辨病，而且在眼科学名词方面亦存在着区别，如中医眼科聚星障见于病毒性角膜炎而暴盲又可见于西医的急性视神经炎、视网膜中央动脉栓塞及视网膜中央静脉栓塞。中西医结合教学方法以保持和发扬中医眼科学理论特色为授课基本点，同时吸收西医现代技术理论，更加深化和延伸中医眼科学理论。通过授课，使学生更加深刻理解中医的整体观念与辨证施治，以及中医的望闻问切与西医辨病施治相结合的切合点，从而把西医理论自然地渗透到本学科中，使中、西医按恰当比例兼容结合，相得益彰。

此外，眼科研究的器官形象鲜明，直观性强，视器是个光学器官， 通过一些光学仪器可以清楚地看到从角膜、前房、虹膜、晶体、玻璃体、视网膜、脉络膜， 直至前房角、睫状体等眼球各部，除虹膜背面外，可以一览无遗。大多数眼科疾病有其形态学特点，可以想象，如果视觉器官的基本解剖生理特点都不清楚的话，如何进行眼科病理和临床辨证方面的学习，总而言之，必须从基础着手，只有在掌握了扎实的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2 采取多种形式的教学方式，优化眼科教学手段

采用比较式、问导式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过程中，既要讲述中医，突出中医特色，又要与西医进行比较，阐明各自的特点，以加深学生的印象，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中、西医学是两大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研究的对象、目的都是人及其疾病，但由于中、西医学是东西方文化孕育的产物，毕竟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别，中医的主要特点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强调整体、功能，西医强调结构、局部。中医强调辨证，西医重视诊病；中医注重动态性，同一种病出现不同的证，要用不同的方法治疗，西医强调规范性，凡是诊为同一种病，就要用同一常规治疗方法。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教学内容，适时插入临床常见眼科病例，如近视眼、青光眼等，启发学生主动地去分析判断，通过比较式及问导式的教学方式，逐渐改变学生的思维方式，由以西医为基础的思维模式转变为既能接受西医，又能接受中医的双重思维模式，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结合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质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辅助教学已成为医学教育的一种主要方式之一。在课堂教学中，开展多媒体教学，使用幻灯、投影、录像等辅助教学，增强直观性效果。在眼科学教学中，许多疾病从理论角度去讲往往使学生越听越乏味，如应用多媒体教学，把眼科学中的各种疾病用图片、动画、影像等各种形式生动、立体、逼真地展示在学生面前，既可节约大量的板书时间，又使教学内容直观形象，便于理解，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保持精力集中，达到良好的教学目的。我们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在PowerPoint演示文稿的基础上制作出一套眼科学多媒体课件，课件内容包括视觉器官的基本解剖生理结构，中医眼科学基础和西医眼科学基本概念，其中插入一些眼科常见病例，如白内障、人工晶体置换术等一些Flas，在课堂教学中穿插播放，学生普遍反映良好，既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加强记忆，又使学生对难点问题更易理解。应用多媒体教学，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学生要求必须掌握中西医两套技能，教学中应注重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论治相结合，立足于中医理论，重视经典理论和古今医案等经验的运用，借助现代的实验室检查手段，提高中西医结合诊疗水平。在疾病的诊断上多借助现代医学的方法，而在治疗上多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手段，体现“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

3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中西医结合教育的具体实施者是教师，组建中西医结合教学体系合格的师资队伍，是完成中西医结合教学的前提，教师的素质、能力、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是保证中西医结合专业教学改革质量的关键因素，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教师队伍中，缺乏掌握系统中西医结合知识的教师，而现在真正具有扎实的中西医两套理论的教师并不多。如何建设一支具备中西医结合知识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教师为了适应中西医结合教学的需要，需要努力学习，教师应先行中西医结合，必须强调中医学习西医，西医学习中医，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保证教学质量。带教教师必须积极参与临床实践，加强中西医结合理论修养，刻苦钻研，这样才能够承担该门课程的教学。当然，教师应关注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动态，能经常把新的研究成果、学术动态介绍给学生。当前，有关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日趋深化、细化，有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现代研究，更有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应用性研究，把这些内容充实到课堂上，有助于学生对中西理论的综合运用，也有助于激发学生进行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兴趣。教师不但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还必须有比较丰富的中西医临床实践经验。无论是基础课还是临床课教师都应该有适当的时间下临床，积累实践经验，并选择典型病案，以不断充实、更新课堂内容，在教学时做到有理有据，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应有比较系统的现代医学知识，能在举例时用中西医两种不同的理论来说明同一种病理现象。这就要求教师不但要有基本的现代医学基础知识，还必须有一定的本学科西医理论，做到胸有成竹，授课时才能中西结合。此外，临床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临床教学质量，临床教师必须具备教学能力、自学能力、研究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应急能力、组织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同时关心学生成长，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热爱教育的工作作风。教学过程中，要求带教教师提供完整的教案，课前全科集中讨论，精心做好课前准备，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并适当组织病案讨论，以加深学生的理解。这样，到学生进入临床实习阶段，往往对眼科学的基本病症有一定的了解，达到较好的效果。

中医理论基本特点篇(3)

哲学是人类对世界的思考和认识，因此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种；而科学是可重复的客观规律，因此哲学包括科学。在主观哲学中，一种是站在特定角度，可验证的主观真理（如果论述所处角度，就成为科学）；另一种是从未验证，却认为是对的，包括宗教和迷信。中医是一种哲学，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模式基础之上具有其独特的中医药理论思维方式的医学体系。中医学作为一种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基础的建构医学体系，其形式必然表现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原理，即以阴阳、五行、精气学说为主旨，其核心是阴阳和五行，其中尤以阴阳为所有理论体系构建的基础。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精气学说

精气学说是一种古代哲学关于宇宙生成及发展变化的认知体系，其自身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精气，以精气为介导的宇宙是一个万物相通的有机整体；作为宇宙万物之一的人类，其构成亦离不开精气；精气是存在于宇宙之中而又运动不息的精微物质，其自身的运动形式是推动宇宙万物发生发展与变化的原动力。《周易·系辞上》说:“精气为物。”认为精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源。精，又称精气，在中国古代哲学认知体系中，一般泛指气，是一种充塞宇宙之中的无形而运动不息的精微物质，在某些情况下专指气中的精髓部分，是构成人类的本源。现代唯物主义哲学中物质是世界的根本观点与精气学说的物质观颇为相似。中国古代哲学范畴中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范畴是气，其普遍的范畴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两汉时期兴起的“元气一元论（又称“元气论”)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认识论。

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奠基于先秦、两汉时期，这一时期正值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时期，因此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尤其是中医学精气生命论和整体观的雏形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中医学的精气学说是阐释人体内精与气的本质、来源、分布、功能、相互关系，以及与脏腑经络关系的系统理论。古代哲学精气学说关于精或气是宇宙万物本源的认识，影响到中医学中便形成精是构成人体生命的本原，气是人体生命的动力，人体的脏腑形体官窍皆由精化成形，人体的各种机能皆由气机推动和调控产生运动变化的理论。中医学的精气学说融入了古代哲学精气学说的精髓，将其作为一种思维范式构建其中，与其固有的理论和实践相融洽，兴起了中医学独特的精气生命认知理论。但是古代哲学精气学说认为，精气的概念涵盖了自然、社会、人类的各个层面，自然、社会、人类及其道德精神获得统一的物质基础是精气；宇宙万物的本原是精气，精气充塞宇宙中各个万物形体之间，具有信息交融的媒介作用，使天、地、人之间产生感应。这些深邃的哲学思想渗透到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拔升了中医学的同源性思维和相互联系的认知观，形成了阐述人体自身完整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

2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是阐释阴阳的定义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并以此阐述宇宙形体物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一种古代哲学体系，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对立统一理论，亦是古人探索宇宙本源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辨证观念，属于中国土生土长的唯物论和辨证法的范畴。阴阳，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阴阳者，一分为二也”。阴阳学说认为世界的整体是物质性的，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动了世界本身形体的产生，发展和变化。通过中医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基础的发展研宄及思维模式和方法论的初探，以此来解释宇宙自然和生命本体事物的发展和变化。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阴阳学说对中医理论的指导，促使中医学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思维范式，普遍用来解释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及病态生命的原因和变化过程，从而更好地诊断和防治疾病，使之成为了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阴阳学说在疾病防治的认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指导作用。“法于阴阳”，根据四时阴阳的变化情况养生防病；根据病症的阴阳偏盛、偏衰情况确定治疗原则：阴阳偏盛者，损其有余；阴阳偏衰者，补其不足。然后再根据药物的四气五味和升降浮沉的阴阳属性，立法方药，调整疾病过程中的阴阳失调，使之阴平阳秘，从而达到驱除病邪、恢复正气的目的。

3五行学说

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的系统论，和阴阳学说一样，注重于事物的矛盾作用和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形式，从事物的结构元素关系及其运动变化形式，探索和阐释宇宙物质形体间的运动及动态平衡。五行一词，首见于《尚书》。《尚书·周书·洪范》曰：“稣埂洪水。泪陈其五行。”文辞对五行的特质从哲学角度作了高度的抽象概括,指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墙。”其中的五行，不单单只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具体物质元素，而是从中抽象上升为哲学的理性范畴。五行学说是探究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定义、特质、生克制化乘侮规律，以此来阐释宇宙界万物形体间的发生、发展、变化及相互作用关系的一种古代哲学思想，是属于中国古代所特有的唯物论和辨证法范畴。五行学说认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构成了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五种物质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动了自然界万物形体现象的发展变化。

五行学说以五行的特性来阐释人体脏腑、经络、形体、官窍和精神情志等诸多功能活动，形成以五脏为中心的生理病理系统，达成与自然环境相联系，营造天人一体的五脏系统，凭借五行的生克制化规律来分析五脏之间的生理联系，运用五行的乘侮和母子相及来阐释五脏病变的相互影响，最终达到诊断和防治疾病的指导作用。因此，五行学说作为中医学主要的思维范式在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对中医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中国古代哲学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的基础上，中医学继承和创新的运用医学理论来阐明人类生命活动和外界环境的关系，解释了疾病发生、发展及其防治规律，从多方面措施增进健康、延年益寿和提高生产劳动能力等，形成了中医学独树一帜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中医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基础思想精气、阴阳、五行学说等，都具有注重宏观观察、整体研究、擅长思维哲学、强调功能联系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总之，中医学是兴起于中国古代的一门比较系统的医学学科，在探索人体生命运动规律时，把中国古代较为先进的哲学理论和医学理论有机地熔铸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拔升至哲学形态。中医学以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运用综合思维方式分析和解决医学理论和医疗实践，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学密切交融的特点。

4中医学古代哲学基础的几点反思

中医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精气学说为核心，从《内经》时代以来没有大的变化。古代较为深邃的哲学思想指导使中医理论大放异彩，也使中医滞涩不前。如何在新时代里与时俱进，勤奋、严谨地继承和创新，进一步完善中医理论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医学时代命题。

4.1中医五行学说要实事求是，不应吹毛求疵  为了反击废除五行论，近代学者对五行哲学思想进行了新的研究，如从数理思想、非线性动力学、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等方面论证五行思想的合理性。但是必须看到，五行学说在中医理论中更多的是起到方法论的意义，它在构建五脏关系的研究上功不可没，对指导临床用药亦有积极作用，但其毕竟只是一种研究五脏关系的方法模式，实际上五脏关系远比五行生克论复杂得多。按数学规律，五脏可发生的两两关系有10种，二脏相关关系有10种，四脏相关关系有5种，因此拘泥于五行生克理论不利于拓展脏腑病机学的理论发展。近人有提出“五脏系统相关”说者，值得参考。

4.2系统论之下亟待完善中医五行学说  系统论是当代最时髦的哲学话题，五行学说有系统论的雏形，但还不是完整的系统论，只能说是整体论。中医具有系统整体性思维特点，这一点对比西方还原论有很大的优势，但也有局限。中医有彻底的整体论,但在局部和细节问题上常陷入僵局，这是“司外揣内”思维的结果，也是过于偏重整体论的结果。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郎非认为:为了理解一个整体或系统，不仅需要了解其各个部分，而且同样要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生命是稳态的开放系统。不了解局部，就无法构建完整意义上的系统联系，因此中医理论还需在人体内部细节上多作完善,发现新的联系方式。

4.3中医学理论要在古代哲学基础上进行继承为前提、创新为契机的思想突破  首先，说到中医理论的突破，必须正视中医理论体系的传承误区。中医具有注重整体联系、模糊思维的特点，摒弃烦琐的求证过程，直接抓住主要矛盾，但是习医者感悟具体病机、治疗原理的解释造成了本真化的缺失。中医重功能不重实体,在认识人体内部细节上要借鉴解剖学的成果。在认识人体方面中医有必要进一步格物致知，完善中医理论体系。其次，中医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亟待完善的象数思维体系。因此应适当借鉴实证研宄、实验研究，以阴阳、五行、精气学说为核心，建立以藏象为基础的象数医学模式，充分运用中医的意象思维来构建数理之上的直觉品质，使中医学在古代哲学高屋建瓴的指导下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日日为新。再次，拓宽五行思想的延展性，拓展更广泛的认识论、方法论,加以系统论为借鉴指导，适当借鉴西方还原论的某些方法。但是中医在以分析思维为模式的五脏整体论方向走的道路与西医以结构思维模式的还原论是南辕北辙，完全等价势必水火难容，最终也会殆尽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总之，中医理论的产生、发展是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的，其中儒、释、道三教的哲学理论对于中医理论的影响深远，并伴随着三家哲学思想内涵的不断发展而齐头并进。中医思维哲学和为医之道的知识中存在着大量的隐性知识,这些隐性知识如浩瀚星河，可能与人类认知的绝大部分不可割裂，它们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研究挖掘。运用现有的理论和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显性化，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初步尝试表现医家问题解决过程中的思维轨迹，相信随着后续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技术的更新成熟,在中医学古代哲学基础的研宄领域会得到更丰硕的成果。

中医理论基本特点篇(4)

1．汉方医学教育培养目标与体现

在汉方医学教育培养的目标上，各医学院校存在偏重医学教育与偏重药学教育两大类。李丹溪等分析了日本15所医学院校，发现前者占33%，后者占66%，进一步分析，发现偏重医学教育的院校重视对针灸理论与技能的掌握，偏重药学教育的院校重视对汉方植物药的治疗效果及其对药效机理的理解。如前身为明治针灸大学的明治国际医疗大学，在针灸教学方面颇具特色，1～4年级都有针灸的各种相关课程，包括经络经穴学基础、针灸医学、传统针灸诊断学、针灸临床实习、针灸经营管理法规等。大阪大学、独协医科大学等以现代医学教育为主的院校也很重视针灸学习。北海里大学药学部于第三学年下学期开始开设汉方医学教育课，除了东洋医学概论、汉方医学循证之外，其他都是关于汉方药物的课程。

2．汉方医学教育课程内容、教材及教学形式

据统计分析，日本汉方教育课程内容包括汉方医学概论、汉方医学史、汉方医学理论与诊断学、针灸学、汉方药学、方剂学、汉方医学循证、方药副作用、东方医药处方药物研究、针灸经营管理法规等。汉方医学概论几乎是每个学校均有的课程。系统分析15所医学院校课程设置，可以发现其中31%课程较为系统，19%以药学课程为主，44%以针灸课程为主，6%仅有概论性课程。以明治国际医疗大学为例，该校开设汉方教育课程时间最长(1～4年级)，第一学年时有经络经穴学基础、针灸医学，第二学年时开设有传统针灸诊断学、针灸医学、生活习惯及其预防，第三学年时有运动营养与健康，第四学年有针灸临床实习、针灸经营管理法规、东洋与西洋医学结合的研讨。庆应义塾大学，该校将汉方医学教育分为基础药理学与基础理论两个阶段，并且二者按先后顺序进行。第三学年时有必修课10节，内容以汉方药的基础药理学为中心，并结合现代药理学进行阐释。第四学年有必修课8节，讲授临床如何应用。目前日本汉方医学教育材正在制定中，授课内容以课堂讲授市售教科书或自编讲义为主，皆重视汉方医学基本理论。还有实习、讲座、研讨等教学形式。《和汉药概论》《入门汉方医学》等教材是很多医学院校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

二、日本汉方医学教育现状分析

“文化如家长，科学如孩童”。中华文化是中医药学形成、发展的土壤，日本岛国文化的外源性特征，使其在文化创造过程中体现出强烈的“拿来主义”。基于国际医疗发展方向及日本国内存在的医疗问题，日本医学界对汉方医学教育愈来重视，以将“汉方医学融入医学教育”为重要课题，以各种形式开展的汉方医学教育不断增加。汉方医学教育在日本得到长足发展。调查数据显示，日本医学生及民众对汉方的认可度也在逐渐提升。但是在其岛国文化基础上，选择性地吸取中医药学形成的汉方医学与中国本土的中医药学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汉方医学教育与国内中医药教育相比，也有其显著的特点。

1．中医药学天生就有融合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特点，日本汉方医学更多地选择、体现了中医药学自然科学的特点。明治以来，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主要以开业医师与药剂师为支撑，受“废医存药”思想的影响，日本汉方医学界对中医学理论重视不够，临床治疗以“辨病”为主，轻视“辨证”。与此同时，汉方教育也存在只偏重汉方药与针灸的学习，相当于中国中医药教育“中医基础理论”的“东洋医学概论”经常被很多学校学生轻视。从明治国际医疗大学的课程设置可以看出，其医学教育主要集中于针灸方面。宫崎大学则只开设了“东方医药处方药物的研究”。

2．汉方医药在日本属于补充、替代医学，日本汉方医学教育重视继续教育，很多院校采取先西后中的“高起点”教育，重视汉医学与现代医学的结合运用，且与理论知识相比，更多地采用重视实践的教学模式。这样可以加强东、西方医学的比较，体现了汉方实用性，但很容易使汉医学被当做是西方医学的替代与补充。纵观日本各医学类院校汉方教育模式，发现存在师资力量不足、课时过少、课程安排不合理、临床见习与实习时间过短等问题。

中医理论基本特点篇(5)

关键词 中医体质学 四象医学 研究比较

中医体质学是指导中医临床诊断、辨证和治疗的重要理论之一，近年来在中国研究日趋深入，取得多项成果。在韩国医界，体质问题亦为众多医家推崇与重视，并有多方面的研究与进展。韩医“四象医学”与中医体质学同出一源，均非常重视对个体体质差异性的研究，但由于受地理文化、社会环境、民族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使体质研究在中、韩两国医学界形成了一定的差别，本文拟从以下方面进行研究比较。

1 理论渊源

从理论形成的渊源来看，中医学在几千年发展历程中，对人体体质的认识与研究有着丰富的内容。其中，《内经》为中医体质理论的源头，《伤寒杂病论》为体质理论应用的开端，历代医家为中医体质理论的延伸与应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由于《内经》体质理论多偏重于“气质”方面的阐述，不便于临床应用，历代医家虽有相关应用方面的论述，亦未形成理论体系。20世纪70年代以王琦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展了体质学说的研究，并发表相关论文，1978年王琦、盛增秀第一次明确了“中医体质学说”的概念，并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中医体质学说》［1］，从基本概念、体质分类、体质与发病、体质与治疗等方面，进行了中医体质理论体系的构建，至《中医体质学》［2］的出版，标志着中医体质从学说到学科的建立，受到中医学术界广泛关注与肯定。在其影响下，一大批研究论著与科研成果相继发表，形成了中医体质学研究热点。21世纪初，中医体质理论编入《中医基础理论》教材，由王琦主编的《中医体质学》最终成为独立刊行的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创新教材，标志着中医体质学正式成为一个专门的分支学科［3］，并以其成熟的理论在教学等领域发挥稳定而持久的作用。

“四象医学”是朝鲜名医李济马(1837―1900年)在《灵枢•通天》“五态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五态人”是指根据阴阳含量的多少，并结合个体的行为表现、心理性格及生理功能等将体质分为五类，即多阴而无阳的太阴之人、多阴少阳的少阴之人、多阳而无阴的太阳之人、多阳而少阴的少阳之人以及阴阳之气平和的阴阳平和之人［3］。李济马认为人的体质应该是或阴或阳，不偏不倚的中和之人是不存在的，因此，把其中没有实际临床意义的平和之人去除后，形成太阳人、少阳人、太阴人、少阴人四种类型，把每种类型体质的结构形态、五官特征、情志性格、饮食嗜好等同脏腑的大小及其相关生理功能、病理特征联系起来，同时与药味的四气阴阳性能相对应，将日常摄取的饮食区分属性，与体质阴阳结合，由此形成了融预防治疗、保健长寿为一体的四象体质医学体系［4］。尽管中、韩对体质理论的研究各有所侧重，但二者是“同源异流”的。

2 理论内涵

中医体质理论研究是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点与突破口，它有三个关键科学问题：①体质可分论：人类体质可以客观分类，中医体质分类具有文献依据、临床依据和相应的生物学基础；②体病相关论：体质和疾病有明显的相关性，体质类型影响发病的倾向性；③体质可调论：体质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可变性，通过干预调整其偏颇，体现体质可调性。这三个关键科学问题是中医体质研究的基本要素［5］，在此基础上，中医体质学理论内涵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在理论体系上，拓宽以阴阳、五行、藏象、经络、气血津液为主要内容的基础理论框架，深入阐明中医体质学“形神合一”、“治未病”、“治病求本”、“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思想；②在病因上，延伸“三因学说”的内容，如从禀赋遗传角度拓展对遗传性、过敏性疾病的认知；③在病机上，论述体质与证的形成及从化关系，通过体质特征把握疾病发生、发展及其转归，丰富病机学说；④在诊疗体系上，重视辨体与辨病、辨证相结合，为临床提供新的诊疗模式，即在临床上突破单一“证”的认识层次，形成丰富多元的视角；⑤在防病治病上，通过分析不同体质状态及其分类特征，把握人的健康与疾病整体要素，制定防治原则，选择相应的治疗、预防、养生方法，即从具体的人出发，权衡干预措施，体现以人为本、因人制宜的思想。

韩医学以“天、人、性、命”整体观为理论指导，以其“四维之四象”结构为主要内容, 以辨象论治为主要特征。“四象医学”具有两大基本原理，即阴阳的对立统一原理和太少阴阳的四元构造原理，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及心性。“四象医学”的理论核心在于四象阴阳论［6］，四象阴阳论是以“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分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变阴合四象生焉”的哲学思想为指导，把阴阳学说当做宇宙一切事物发生、发展和消亡的法则。以天机和人事、性和命、知和行、善和恶、轻和重、哀怒和喜乐、上焦和下焦、温热和寒凉等阴阳变化规律及对立统一的有机联系，阐明了人体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人的体质受“天理之变化”而形成，同时受喜怒哀乐的情志变化影响，决定人体阴阳升降的生理和病理，并在阴阳升降的调节中治疗病证，以此作为“四象医学”的核心内容。其理论内涵表现在以下方面［3］：①在理论体系上，对自然界、社会与机体之间的关系及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尽管与中医学的某些理论相似，但“四象医学”对自然界、社会与有机体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做了系统解释，对脏腑生理提出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即太阳人“哀性远散则气注肺而肺益盛，怒性促急则气激肝而肝益削，故肺大而肝小也”；少阳人“怒性宏抱则气注脾而脾益盛，哀性促急则气激肾而肾益削，故脾大肾小也”；太阴人“喜性扩张则气注肝而肝益盛，乐性促急则气激肺而肺益削，故肝大而肺小也”；少阴人“乐性深确则气注肾而肾益盛，喜性促急则气激脾而脾益削，故肾大而脾小也”等。同时“四象医学”对人体生理机制也有独特的理论。②在疾病分类上，“四象医学”根据“四象人”的脏腑生理，对疾病分类采取了相应的方法，即少阴人肾受热表热病，少阴人胃受寒里寒病；少阳人脾受寒表寒病，少阳人胃受热里热病；太阴人胃受寒表寒病，肝受热里热病；太阳人外感腰脊病，内触小肠病等。③在诊断方法上，韩医根据其民族的特点，按人的体质性格和精神心理状态进行辨象、辨证等。④在临床治疗用药上，认为一种疾病因“人象”不同，出现症状不同，用药也不同，并根据阴阳失调原理，提出了“四象”人的基本药物方剂，归纳出太阴人用药106种，少阴人用药72种，少阳人用药90种，太阳人用药10种。形成了具有“体质医学”特点的民族医药学。

3 体质形成与体质分类

不同体质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先天因素决定。中、韩都强调了先天因素在形成不同体质中的重要作用，双方的认识差异在于：中医学认为，体质是在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并强调了饮食因素、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因素及社会、精神因素和疾病因素对体质形成、发展过程的影响，即体质的不同，不仅决定于遗传因素，而且也受后天环境因素的深刻影响。

而韩医学更重视先天因素对体质形成的影响，如《东医寿世保元•四端论》对体质的形成认为:“人禀脏理有四不同,肺大而肝小者名曰太阳人;肝大而肺小者名曰太阴人;脾大而肾小者名曰少阳人;肾大而脾小者名曰少阴人。”其中“大”、“小”指形状大小和气之强弱两方面。由此可以看出,李济马认为四象体质多由先天因素决定。

对于体质类型，中医从体质理论的产生起就开始了对体质类型的研究，根据每一个体的体质特征进行综合归纳区分为不同的类型，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医家从不同角度对体质类型进行了划分，从而初步形成了体质分类的多样性［3］。①以五行属性进行分类，如《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篇中即根据个体的形态特征、肤色、功能特性、心理、行为特征及对环境适应能力的特点，归纳总结出木、火、土、金、水五种体质类型，并在每一类型中又以五音结合经脉的归属与特性再分五个亚型，而成二十五种体质类型；②以阴阳多少分类，如《灵枢•行针》和《灵枢•通天》根据人体阴气与阳气的多少、盛衰不同作为分类依据，将人分为重阳、重阳有阴、阴多阳少和阴阳和调四种类型以及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和平五种体质类型；③以人体不同的形态特征分类，如《灵枢•逆顺肥瘦》从形态结构、气血情况等方面将体质分为肥人、瘦人、常人、壮士和婴儿等不同类型，“（肥人）广肩腋项，肉薄，厚皮而黑色，唇临临然，其血黑以浊，其气涩以迟。”；④以心理特征差异分类，包括勇怯分类法和形志苦乐分类法。如《灵枢•论勇》：“勇士者，目深以固，长衡直扬，三焦理横，……，眦裂而目扬，毛起而面苍，此勇士之由然者也。”；⑤从临床实践角度划分，如汉代张仲景根据临床观察提出了“强人”、“羸人”、“盛人”、“虚弱家”、“虚家”、“素盛今瘦”、“阳气重”、“其人本虚”等多种体质特征，从不同侧面描述了体质差异；明代张景岳的脏象阴阳分类法，从禀赋的阴阳、脏气的强弱偏颇、饮食好恶、用药宜忌等方面，将体质分为阴脏型、阳脏型、平脏型三类；清代叶天士和华岫云的阴阳属性分类法，章虚谷的阴阳虚实分类法，近人陆晋生的病性分类法和金子久的虚弱体质阴阳分类法等均属此类；现代学者从临床实践角度对现代人常见的体质类型进行了分类，如六分法、七分法、九分法、十二分法和小儿体质分类法等。王琦采用文献研究、流行病学调查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临床观察，提出了9种中医体质分类法，即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特禀质等9种基本类型。从中医对体质类型的研究来看，每一类型的体质，都包括了体型、面型及个体的形、神、色、态、舌苔、脉象及心理性格、饮食习惯、二便状况等各方面，不仅论其正常状态下的体质特征，而且也论及了该体质类型的病理特征，包括发病规律和治疗用药特点等。

韩医“四象医学”依据脏腑阴阳的盛衰变化，将人的类型分为太阳人、少阳人、太阴人、少阴人，是以《灵枢》的分型为雏形而创立的。例如《灵枢•通天》说:“太阴之人, 多阴而无阳, 其阴血浊, 其卫气涩……”，与“四象医学”中的肝大肺小所致的肺气不足有关；又如“少阴之人, 多阴而少阳……其阳明脉小而太阳脉大……”，与四象人学说中的少阴人的肾大脾小, 以及脾与阳明脉, 肾与太阳脉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四象人根据各类型人的性情分类, 再以其性情决定人体阴阳升降的生理与病理, 并在阴阳升降的缓速调节中治疗病证, 这些“四象医学”核心内容, 也是与中医体质学有所区别的部分［7］。

从分类方法上来看，中医的指导思想是整体观，分类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学说和脏象学说，分类的依据则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阴阳气血津液的盛、衰、虚、实变化在不同个体的表现特征，并侧重于临床体质的病理分类。从中、韩双方现代体质类型的研究来看，尽管双方体质划分的类型不同，但基本上都是以临床应用为出发点。

4 临床应用

中韩双方对体质的研究，都是以临床应用为目的，但由于双方医学研究实际存在的差异，在体质的临床应用方面亦有所不同。

4.1 中医体质学临床诊疗特征：分以下几方面讨论。

4.1.1 辨体―辨病―辨证的诊疗模式：该模式是以体质、疾病、证候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前提，将辨体、辨病、辨证相结合，进行综合运用的一种临床诊疗模式，其核心是辨体论治。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色和临床诊疗的主要手段，与辨病（包括中医的“病”和西医的“病”）论治一并为临床所习用。辨证的指向目标是“病”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将疾病某一阶段的病理特点与规律作为研究的主体，是考虑脏腑气血阴阳盛衰的现状及与本次疾病的关联，并概括现阶段疾病对机体所造成的影响；辨病的指向目标则是疾病全过程的病理特点与规律，是对某一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总体认识，诚如徐灵胎所云：“凡病之总者，谓之病。而一病必有数症。”而辨体所指向的目标是“人”，将人作为研究的主体，主要诊察形体、禀赋、心理以及地域和奉养居处等对人的影响，亦即人对这些因素的反应。以此分析某类人群脏腑阴阳气血的多少，对某类疾病的易罹性，分析某种体质之人患病后体质对疾病的影响，即疾病发展的倾向性，以及对药物的耐受性等。在患病过程中，体质、疾病、证候三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反映了疾病的本质、规律与特征。而病与证的发生都以体质为背景。由于“体质”、“疾病”、“证候”对个体所患疾病本质的反映各有侧重，所以强调“辨体”、“辨病”、“辨证”相结合，有利于对疾病本质的全面认识。因此辨体、辨病、辨证在临床诊疗中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诊疗体系，它充分体现了中医临床思维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面对纷繁复杂的临床问题，在具体运用“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时，须把握客观现实情况，斟酌权衡，因势利导，或防病重调体，或治病先调体，或治病兼调体，尤其当无证可辨时，调体还可以补偏救弊［8］。

4.1.2 三因制宜的诊疗思想：指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与因人制宜相结合，其中以因人制宜为核心。因人制宜，实指“因体质制宜”，朱丹溪在《格致余论•治病先观形色然后察脉问证治》中说：“凡人之形，长不及短，大不及小，肥不及瘦，……，而况肥人湿多，瘦人火多，……，形色既殊，脏腑亦异，外证虽同，治法迥别。”人类的发展有其自身遗传的倾向，在共性之中存在着不同的个性，不管是从形体上还是从心理上，都有自己的素禀特点，因而有强弱之异，偏寒偏热之殊，阴阳盛衰之别，故在疾病治疗的各个环节中，都要考虑到患者的体质。气虚者宜益气解表，用人参败毒散或参苏饮，甚或补中益气汤，阳虚者宜温阳解表，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或再造散。临证治病，必须审度患者的体质，权衡强弱而治，做到“因人制宜”。同时，季节气候的差异、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人体的生理活动，形成不同的体质，即使患同一种病症，其治疗用药亦有所不同，如西北地区用桂、附量远比东南地区为重，这也是中国地理条件的特殊性决定的。

中医理论基本特点篇(6)

明晰临床中药学科的学术核心，确定临床中药学的学术内涵，需要全面分析其形成的历史背景与成长过程。临床中药学是在大中药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药学二级学科，具有其自身独特的学术特色与科学内涵。笔者认为，临床中药学科具备以下三个学术特点：首先，临床中药学科是一门医药交叉的学科。大中药学科经过分化，根据研究领域的不同，逐渐形成了临床中药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中药鉴定学、中药药剂学等一系列二级学科。同时，随着临床用药问题的大量涌现，病患呼吁安全用药、合理用药，促进了药学服务理念逐步深入，要求临床药师直接面向患者、面向医疗机构、面向整个社会，提供全面的、全方位的药学服务。这种临床药学服务需求，同样对实现中药临床合理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推动了医药交叉学科———临床中药学的建立。在中药学一级学科中，临床中药学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它的研究内容既包括中药基本理论等中药学基础知识，也包括临床合理用药和中药药物警戒等中药临床使用知识；它既为中药研发提供理论和临床支撑，同时更是指导中药临床应用的知识体系。第二，临床中药学科是一门专业基础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的学科。临床中药学继承发扬中药学基本理论，强调医药交叉、基础与临床交叉的学术特色，具备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临床中药学的核心是研究中药临床合理应用，目的是实现中药应用的安全、有效、经济与适当性，主要任务是推动全程化药学服务，主要内容包括中药基础理论与中药应用理论两大方面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不仅面向患者，面向中西医临床医师和药师，而且还面向药品生产及管理部门。第三，临床中药学是中医中药的纽带学科。临床中药学与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医内科学等临床学科均有学术交叉，但临床中药学是以指导中药临床安全、有效、合理使用为根本目的的学科，具有链接中医学和中药学的纽带特点，是中医临床与中药应用的桥梁。

2界定学科外延，促进学科分化与交叉

随着临床中药学科的成熟与发展，明晰其学术外延，推动学科的次级分化是必然趋势。首先，临床中药学科具有医药交叉的学术特点，与中医学、中药学的学术联系密切。应该明确的是，临床中药学以中药学为基础，以中医学基本理论为指导。换言之，中药性能理论与应用理论是临床中药学科的基础理论，依靠这些理论辨识中药性效特征；同时中医学病生理观、辨证论证是临床中药学认识人体、指导用药的前提。第二，在学术外延上，临床中药学科与中药药理学、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方剂学以及临床药学有学术交叉，但又有显著区别。如临床中药学与中药药理学相比，中药药理学侧重于研究中药和机体（包括人体、病原性生物及实验动物）相互作用及作用规律；但临床中药学立足于发展中药基本理论和临床应用，旨在阐明中药及其配伍功效的现代药理学含义，用以深化传统认识并拓展临床应用，并不刻意追求全面揭示药物的全部药理作用和机制。再如临床中药学与现代临床药学从内涵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共同之处是都是以确保临床用药的安全与有效为核心，均以提高临床疗效、减少不良反应为目的，研究手段也有相通之处。不同之处在于临床中药学以中药为研究对象，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而现代临床药学则以化学药品为研究对象，以现代医学理论为指导。第三，根据临床中药学科特点与研究任务，可逐渐次级分化为中药基础理论、中药临床监测与评价、中药临床治疗学、中药临床信息学等三级学科。相关分支学科的形成与研究内容的不断丰富拓展为临床中药学科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

3明确临床需求，确定研究方向

临床工作需要是确定临床中药学科研究方向的重要依据。临床工作对临床中药学的要求是保证患者用药安全、有效、经济和适当。鉴于学术特点与临床需要，确定临床中药学的研究方向，对于发展临床中药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中药药性理论是中药临床应用的基础与指导原则，是中药理论体系的灵魂。开展中药药性理论的研究，将为临床合理应用中药提供科学依据。中药药性理论研究是临床中药学科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是指导临床合理用药的根本。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开展中药药性理论继承挖掘与科学实质研究，阐释中药药性基本理论和中药应用特点与实质。第二，中药药物警戒是现代药物警戒理论与传统中药药物警戒思想相互融合而成的中药安全用药理论体系，是与中药安全相关的科学与活动，是临床安全使用中药的保障。作为临床中药学的研究方向之一，中药药物警戒具体研究工作包括深入挖掘中药传统的安全用药思想，探讨中药临床安全用药理论与中药安全性实验研究，开展中药上市前与上市后安全性监测与评价，进行中药安全用药普及宣传等。第三，中医药在治疗慢性病和疑难杂症方面具有明显优势，采用先进手段，阐释某类中药在临床优势领域的作用机制、相互作用，进行中药疗效评价是临床中药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将中药防治相关优势病种的基础研究作为临床中药学的研究方向之一，有利于促进中药的临床应用，促进中药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第四，中药的经济学评价对于合理配置有限的中医药资源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目前中药经济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即使是这些少量的研究也大多照搬传统的西药经济学评价模式，没有体现中药的特色。中药经济学评价作为临床中药学的研究方向之一，其主要任务是探讨符合中药特色的经济学评价模式，全面衡量中药的价值，促进中药应用经济性。

4学科发展的思考与展望

4.1完善临床中药学科学术思想

关注人类健康是21世纪国际社会的共同主题，“全程化药学服务”作为一种新的药学观念、理论、策略，将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健康和幸福。临床中药学关注中药临床应用的有效性、安全性、适用性，以“全程化药学服务”为宗旨，指导临床合理使用中药。临床中药学在新形势下中医药健康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目前，临床中药学学科正处于一个方兴未艾的好时机，临床工作者应抓住这一机遇，抓好临床中药学学科建设与学术队伍建设。完善与发展临床中药学学科体系和学术思想，加强学术对话与交流，继续深入探讨临床中药学科的学术内涵与外延，完善学科的次级分化，打造学科特色。

4.2探索形成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

探索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是临床中药学科立足和发展的关键。笔者认为，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可以参考国外临床药师标准化训练模式，并结合中医药学特色，从以下四个方面建立新的课程体系：①设置医学相关课程。适当增加医学课程如病理学、生理学、诊断学基础、内科学、外科学、妇科学、儿科学等课程，使学生获得完整系统的医学基础知识和临床知识，具备较好地与患者和医师交流沟通的知识结构和技能。②调整药学相关课程。在中药学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基础上，开设医药交叉的实用性课程，如中药治疗学、临床中药学专论、中药药物警戒等。③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临床药学专业人才作为能够解决临床药学实践环节问题的应用型人才，需要接受大量具体的临床实践训练。④增加法规、信息与沟通交流类课程。使学生熟悉药物使用过程中的政策、法规和管理手段，培养学生评价临床用药的能力和制定临床用药方案的能力，增强学生的自学能力和与患者沟通的能力。

4.3加强多学科合作研究，提高临床中药学的研究水平

科学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必然途径和重要支撑。临床中药学科应积极与生物信息学、药物流行病学、系统生物学、循证医学等学科合作开展基于现代科学技术且具有中医药特色的临床药学科学研究，是临床中药学科科学研究在多学科交融中绽放新的活力，推动临床中药的安全、有效、经济、适当的应用研究，增强学科自主创新能力。具体而言，临床中药学科可以与信息学结合，应用数据挖掘方法开展临床决策、处方挖掘、药性探索等领域研究；可以与药物流行病学结合，开展具有中药临床特色的药物安全性评价研究；可以与循证医学结合，开展体现中药特色的循证药学研究，对中药有效性进行评价。

4.4探索临床中药学研究新方法、新手段

近年来，包括临床中药学在内的中药学各二级学科一直在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方法。特色研究方法的形成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临床中药学科而言，探索形成突出中医药特色，凸显临床药学特点的研究方法是进一步促进学科研究发展，完善学科研究手段的重要途径。笔者认为，临床中药学应在服务临床原则的指导下，借鉴现代临床药学研究方法的基本模式，探索形成体现中医药理论内涵与特色的临床中药学研究新方法。如可以借鉴药物流行病学中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等研究方法，循证医学中系统评价、随机对照研究方法，药物经济学中“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等，开展中药临床安全性、有效性和经济性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探索这些研究方法与中医药特色元素的结合点，逐步形成中药流行病学、中药循证药学研究新方法。换言之，欲真正形成体现临床中药学特色的研究方法，需要将中医药元素植入这些现代研究方法之中，充分考虑中医药“辨证论治”、“整体观念”等特点，探索形成中药循证药学、中药流行病学等独特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实现和推动临床中药学特色研究方法的完善与提升。

4.5促进临床中药学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利用

中医理论基本特点篇(7)

关键词：中医 术语 翻译 标准化

1.引言

近年来，中医药受到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关注，但语言文字的障碍给中医药国际交流和应用带来许多困难。要实现中医药的国际化，英译国际化标准必不可少。目前，大部分中医术语有多种译法，术语译名混乱，甚至误解中医原意，给各国中医药教育、医疗服务、科研、学术交流、信息传播、经贸等多方面带来困难和损害，研究、制定并中医术语国际化标准是推进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医学集人文性、文学性、哲学性、科技性于一身，其特点决定了中医学英译必须既保证翻译的科学性，又能体现中医文化特色，从国际化、多元化角度研究中医传播为中医术语英译标准化讨论提供了新视角。

2.中医术语英译标准化研究综述

2.1从语言学和医学角度对中医术语翻译标准进行对比分析

目前，由国际组织、国内政府部门和行业组织、科研院所制定了多部中医术语英译区域标准，进程缓慢，标准混乱、执行不一，因此中医翻译研究者对标准进行了对比研究。刘宁、宋海英、荣光，刘明芳以国内外通行的5种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为基础，对329条中医藏象术语、117条中医病因学术语、135条中医阴阳五行说术语、94条气血津液术语的译文进行了对比分析。[1-4]研究数据表明：一是五个标准中的术语译文完全一致率低，不到10%，说明不同的中医术语英译标准在术语英译方面标准差别过大，存在一词多译、译文混乱、自相矛盾的现象，但同时也发现中医理论的核心术语英译基本上已经逐渐确定。二是一些常用术语可以套用固定的结构进行翻译。三是对于一些定义明确的解剖结构和生理功能等术语可以借用西医术语进行翻译并且已经得到译界的基本认可。三是在翻译方法上直译是目前中医术语翻译中常用的也是最主要的方法，对于难于解释的术语适量可以运用音译解决，意译有时能较好保持原文的基本意思和总体风格。四是建议中医术语英译标准化的实现，需要更前沿的学术视角和更深入的理论研究，以制定出一套系统的术语评价、构建标准。申燕辉通过对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和世中联制定的两个中医术语标准体系，运用术语分类理论对中医诊断、治则治法、疾病名称的翻译原则进行了详细了分析，指出中医术语的翻译应该从文化维、语言维、交际维三个角度进行翻译，着重揭示中医术语的文化内涵。[5]李永安比较了早期的西医名词统一历程和目前的中医名词英译标准化，为目前实现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6]李照国自2008年7月开始，连续在《中西医结合学报》上发表系列文章，对以上两个标准的所有词条从医学价值、文化内涵、产生渊源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的对比分析，提出和论证了国际标准化的概念、原则和方法。[7]以上研究从语言学和医学定义的角度对术语英译不同标准的差异进行了分析，但对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并未进行令人信服的揭示，分析结果也缺乏统计学数据上的支持，对术语英译的本质缺乏充分论证，中医术语翻译标准理论分析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2.2从文献学和训诂学的角度对中医术语英译对比分析

德国中医史学学者文树德在翻译《难经》和《皇帝内经素问》时，遵循严格的汉学标准并应用了文献学及史学方法，引用了20世纪中国作者发表的3000余篇论文以及过去中日两国作者的600多部专著，对每一个术语和句子进行了详细的文献考证，提出在翻译中医经典时，必须相应地了解成书的年代和背景，了解那个时候中国的文化以及在中医学中的渗透，要参考很多这个时代历史和思想的论述，才能翻译好中医著作。在此基础鲜明地提出了中医术语翻译的翻译理论思想，即从历史文化的深层内涵来翻译中医。[8-9]中国著名中医典籍翻译家罗希文在翻译《伤寒杂病论》和《黄帝内经》时，都采用翻译加注释的方式进行，在文献学的视角下，采用翻译和注释相结合的翻译方法，通常翻完一条，即在该条下配以相应的注释;对条文中重点难解的概念、字词加以解释或有关知识加以延伸，后标以参考文献。[10]从文献学的角度翻译中医典籍术语，使中医术语的医学理论、历史文化价值得以体现，体现了翻译和研究相结合的翻译学方法论，但是限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和当时的信息技术发展水平，还未能充分利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严格计量分析，文献分析的精度和广度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3.中医术语的选词

3.1选词

3.1.1选词原则：（1）以一级中医学科、中药学学科作为选词范围。（2）以中医学、中药学常用、基础的词为收录重点。（3）突出中医、中药学特点，以中医、中药学特有的词为重点收录对象。（4）贯彻单义性，尽量避免收录复合型的词。（5）强调公认性，术语正名争议大或词义界定不清者暂不收。

3.2选词方法

3.2.1中医类：（1）中医基础理论：主要收录中医基础理论中的阴阳、五行、脏腑、气血等基本名词术语。（2）辩证：主要收录中医诊断学中基本名词术语。（3）治则：主要收录治疗原则中的基本名词术语，尤其是四字成语。（4）病理生理：主要依照中医基础理论中的常用术语进行收录。（5）气功：主要收录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以及和中医药理论相关的气功的理论、讨论、练习技巧等方面的基本术语。（6）医史文献：主要收录古代著名医学专著的名称、别名、历史演变，常用医史文献研究的术语。

3.2.2中药类：（1）总论：根据本标准界定的收词范围，结合建立的术语标准概念体系酌情选收。（2）采集类：收录采收中药的时期、部位和方法三类术语。（3）贮藏类：重点收录常见的变异现象和常用的贮藏方法两方面的术语。（4）鉴定类：以鉴定常用的五大鉴定方法为框架，兼顾传统特点和系统性，重点收录鉴定方法术语和经验鉴别术语。（5）炮制类：主要收录炮制原则和炮制方法两类术语。（6）药性理论类：重点收录了性味、归经、升降沉浮等方面的基础术语。（7）功效类：主要以《中药学》各论部分所分章节为收录对象，多以章和节名为术语名称。（8）配伍、禁忌和用法类：主要参考历版《中药学》教材以及《中医药学名词》、《中华本草》等文献收录。（9）药名类：以《中华本草》、《药典》、《中医药学名词》、《中药学》教材收载的中药为候选词，通过数据库全文检索，并制定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对检出的文献进行筛选，然后根据文献频次多少确定该类术语。

4.中医术语的考证

4.1中医术语正名的确定原则

总体上坚持协调一致的原则，遵从科学性、系统性、简明性、单义性、国际性和约定俗成的原则，同时还要符合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以及规范文字的要求。（1）科学性：定名应准确表达一个概念的科学内涵和本质属性。（2）系统性：同一类概念的术语，基本词确定后，其同位词、下位词的命名和定义应与之相对应。（3）简明性：定名要易懂、易记、易读、简洁，使用方便，避免生僻字。（4）国际性：定名时应考虑与国际上的术语概念接轨，以利国际交流。（5）符合我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和构词规律，术语的用字要执行国家对语言、文字的有关规定，使用规范字。定名要符合我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和构词规律。

4.2 中医术语正名的确定方法

根据中医药学这一学科的特点，广泛参考古今相关文献，对所选定的中医药学基本名词术语的源流、鉴别以及古今正名与定义的演变等逐一进行考证、研究，研究内容包括文献通考、源流考释、定名依据等，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数据库检索的频次情况，提出建议中文名。（1）文献通考：通过对古今相关文献的调研和相关数据库的检索，对凡与考证术语有关的文献原文均按年代顺序列载备考，从而增强了本研究的文献价值和实用价值。（2）源流考释：根据术语在古今文献中出现的先后顺序，对每个术语均溯源寻根，以内涵为准进行考释。对出现的与该术语相关的同名异义、异名同义及其内涵演变的过程，分析甄别研究。（3）依据及理由：每个术语均提出一建议正名，定名的依据一般以已出版的国标、行标、《药典》以及全国名词委审定公布的科技名词系列著作等标准类书为主。（4）现代应用频次：确定正名时，还把术语的现代应用频次作为参考依据之一，如果同一术语有多个名称，一般以频次高者作为正名。

5.中医术语的英译

5.1中医术语的英译原则

根据中医术语医学、文化内涵，结合术语翻译的一般通则，中医术语的英译采用以下翻译原则：（1）准确、规范、统一：用规范和统一的结构、形式准确翻译术语的内涵和外延。（2）简洁：中医药术语是中医药词汇中高度概括化的词汇，因此翻译的时候在准确的前提下，应该尽量简洁。简洁的翻译有助于翻译后的英语术语具有术语的特征，在使用的过程中，便于使用、便于记忆，同时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3）融合异化与归化：异化翻译强调译文要在内容以及语言结构上保留源语言的特点和文化的特征;归化强调翻译实践中目的语的主导作用，译文的处理要服从目的语文化的需要，为此可采取意译，允许对原文的自由处理甚至对内容的随意选择。两种方法在目的语文化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各有其优越性和存在价值。在本项目翻译中，结合不同词语的特点辩证地运用两种翻译方法，从而达到译文和源语言的最大程度的等值。

5.2英译方法

根据制定的翻译原则，结合具体中医术语词条，在翻译实践中采取了一下翻译方法：（1）对每一中文正名的英文翻译进行文献通考。（2）与已出版的国标、行标、《药典》以及全国名词委审定公布的科技名词系列著作等规范类书中对术语的翻译进行协调。（3）根据上面两种方法所得结果，结合英译原则，确定术语英文名。

6.结论和展望

在翻译实践中，英译并规范了2000个中医术语，并与现行的多部国际国内标准进行了对比研究。中医术语英译标准化研究是一个不断探索、创新和规范的过程，在翻译理论实践方面要形成成熟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丰富中医术语翻译的理论内涵，使中医术语的标准化和英译规范化相互促进。在此过程中，创新是关键，只有在开放、主动、合作的态度下，创新中医术语翻译的思想、原则和方法，才能促进中医药名词术语的对外译介，促进中医药的对外交流。

中医药国际化背景下中医英译研究范围日益拓宽，方向日益多元，深度日益加深，已取得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中医术语英译标准化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医翻译的研究热点，主要呈现以下发展趋势：一是重视翻译理论指导下的中医术语翻译活动，强调理论建设。二是站在文化对等的高度，探索中医对外翻译新途径。三是认为应该从接受角度看中医翻译中的文化传达，或是坚持认为在译文中保留中医文化因素，从文化输出和交流的角度探索中医英译理论及标准。

参考文献

[1]刘宁.中医藏象学说基本术语英译标准的对比研[D].辽宁中医药大学，2012.

[2]宋海英.中医病因学基本术语英文翻译标准的对比研究[D].辽宁中医药大学，2013.

[3]荣光.中医阴阳五行基本术语英语翻译标准的对比研究[D].辽宁中医药大学，2012.

[4]刘明芳.气血津液94条术语进行分析比较，中医气血津液学说基本术语英语翻译标[D].辽宁中医药大学，2012.

[5]申燕辉.翻译适应选择论下中医名词术语国际标准对比研究[D].南京中医药大学，2012.

[6]李永安从西医中译看中医名词英译标准化[J]中国科技翻译，2002（2）：27.

[7]李照国.中医基本名词术语英译国际标准化研究：理论研究、实践总结、方法探索[M].

[8]Paul U.Unschuld.Nan-ching： the classic of difficult issues： with commentaries by Chinese and Japanese authors from the third through the twentieth century [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封二.

[9]Paul U.Unschuld.Huang Di nei jing su wen[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