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篇(1)

一、邓小平深入地分析了我国政治制度的内在结构，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区分为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这就突破了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与具体的领导制度等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从而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前提  

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一般来说，政治制度包括基本的政治制度和具体的政治制度两个部分，基本的政治制度是一个社会形态阶级本质的内在反映，而具体的政治制度就是指政治体制，它包括机构和人事设置、决策程序和机制、各个权力机构之间职权的划分和相互关系以及权力运行的形式和机制。或者说，政治体制是以国家政权组织为中心的各种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规范的总称。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要受基本政治制度的制约，是基本政治制度的外在表现和日常实施。同基本政治制度相比，政治体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对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更为直接，其合理性和科学性的程度影响着基本政治制度的实施和完善。基本政治制度，在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形态的变更而发生根本的变革，一旦建立则具有相对稳定性，而政治体制则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体制与基本政治制度往往存在着不大适应或不协调的现象，尤其是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建立的初期或者尚未巩固和健全的时期，政治体制往往弊病较多，使二者出现不适应的状态。因此，需要从实际出发，对政治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使之不断完善，以便与基本政治制度的要求相适应。对政治体制的弊端，如果长期不进行调整和改革，将最终导致基本政治制度的扭曲以至蜕变。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基本政治制度对政治体制的根本制约性，又要看到政治体制对基本政治制度的巨大反作用。通过调整和改革，使二者基本相适应。  

我国建国以后，基本上是照搬原苏联那一套由列宁始创、后又经斯大林进一步强化的中央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而且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似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就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必然要坚持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政治体制问题成为难以触动的禁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尤其是邓小平，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邓小平谙熟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联系和区别，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具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1]如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符合我国的国情，不存在改革的问题，必须继续坚持，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基本性质。与此同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2]，“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3]。邓小平这里讲的“具体做法”和“具体制度”就是指政治体制，也就是说政治体制可以改革而且必须要改革，否则会影响基本政治制度的实施和完善。  

邓小平提出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相区别的观点，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这一观点的理论贡献在于，既触动了以往在制度问题上形成的禁区，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理论前提。同时，明确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区别和联系，也为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既可以避免有人因思想僵化，借口否认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而抵制改革的“左”的错误倾向，又可以避免有人以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有弊端，进而趁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否认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右的错误倾向，从而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  

二、邓小平深刻地分析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与领导者个人作用的关系，指出了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认为体制问题是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根本问题，这就切中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要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突破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建立以后，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具体政治制度来保障和巩固，这些具体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运行和发展的法定规范，它对于保证领导核心决策科学化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有序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党在建国以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制度建设并没有引起重视。十年动乱结束以后，邓小平对制度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邓小平在制度建设与个人作用的关系上，明确地肯定了制度建设对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和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总结“文革”这一全局性严重错误的历史经验教训时，许多人偏重从个人责任方面进行总结，有此人甚至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敏税地发现了这一错误倾向。他在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成因时指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4]，“我们过去发生的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5]，“因此，制度总是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6]。邓小平由此得出结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7]因此必须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制度约束才是具有根本性的约束。邓小平以上这些重要论述，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于科学地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对于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起了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有利于统一全党对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紧迫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为此，邓小平深入地研究了制度建设的根本内容，就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及具体制度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设想。一是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组织制度、监督制度和生活制度等。二是在实际操作中明确提出了人事制度改革的内容。如干部的考核奖惩制度、离退休制度、选举聘任制度、回避制度、交流制度、财产申报制度等。并提出把注重实绩的平等竞争机制公开引入干部人事制度，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等。三是重申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党内各项制度，指出党中央要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尤其是加强对党的领导人的制约和监督，“关键是形成集体领导”[8]。  

邓小平把制度建设提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来认识，他创造性地指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并把制度建设纳入改革开放系统工程的总体布局中来考虑，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引导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实践证明，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更为根本的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  

三、邓小平深刻地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指出这两方面的改革是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因此必须同步进行。这一重要思想为我国全面改革的总体布局和当前进一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也有普遍借鉴意义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总是同作为经济基础的经济体制相联系的，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总是要求政治体制发生相应的变化。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迟早要形成与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体制，它涉及到文化、科学、教育等领域的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高瞻远瞩，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作了一系列精辟的、前瞻性的论述。  

首先，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必然要求改革政治体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新的合理分权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即由计划配置转向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配置，这就意味着实现新体制对旧体制的全面替代，实现整个经济组织结构和组织制度的根本创新。但是，传统的经济体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与传统的政治体制是密不可分的。我国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旧的政治体制的弊端互为因果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大大强化了政治上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而具有这种特征的政治体制，又进一步强化了传统的经济体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拓展和深化，政治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如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权力过于集中、官僚主义严重、机构雍肿、办事效率低下、腐败现象开始蔓延等。因此，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新的经济体制的因素与原有政治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并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障碍因素。正如邓小平说的：“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有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9]邓小平这一思想是富有远见卓识的，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全过程都是适用的，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其次，邓小平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需要由政治体制改革来巩固，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保障。所有的改革，最终能否成功，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依据和基础；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反过来推动新的经济体制的形成，巩固和保卫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这说明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十分重要的。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来看的确如此。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其实质是调整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但是，由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是一个整体，特别是建国后，我们一直片面强调经济为政治服务，把经济体制纳入了政治体制的运行轨道，经济活动中的组织方式、管理方式都政治化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的这种高度融合的状况，大大强化了传统的集权体制的力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受到与其相适应的集权政治体制的顽强支持，具有极大的逆转性。它不仅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拓展十分艰难，而且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巩固也十分困难。如八十年代末期，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政企职责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由于政府主管部门职能并没有转换，与企业旧的行政隶属关系没有完全打破。在权力下放过程中，有的主管部门虽然换成了公司的牌子，但实际上是官办公司，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企业。由于政府主管部门职能没有转换，与企业争权夺利，用公司的形式把下放给下面的权力又收上来了。  

邓小平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10]并强调：“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1]  

这就说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支持和保证的情况下，依靠个人权威或“人治”虽然也能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要不断深化就很困难了。不仅如此，由于存在诸多弊端的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和干扰，必然会使得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已经取得的成果也得不到保障，甚至出现曲折、反复以至倒退。因此，如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二者总是处于不适应状态，那么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其它各个领域的改革，或者说整个改革，就不能最终取得成功。总而言之，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包括它能否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将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命运，甚至最终决定整个改革的命运。这是邓小平改革理论中最为深刻、最有远见、最发人深思的一个重要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真理性及其深远意义将进一步为人们所认识。  

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篇(2)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宪法得到不断修订与完善。从唯物史观角度分析三十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宪法发展的历程，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入宪呈现出四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二是坚持量变与质变辩证关系原理，进行渐进式改革；三是坚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四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从实践到政策到入宪。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般经历了从微观到宏观、从表面到深层、从局部到整体的变迁过程．宪法对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确认，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深化的变迁过程。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土地流转制度的人宪到所有制改革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人宪。从市场导向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宪到收入分配改革与分配制度的人宪都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宪法发展的关系。纵观这一历史进程．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入宪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从唯物史观角度研究总结我国经济改革成果人宪的特点，有助于我们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更好地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宪法修订的关系。

一、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恢宏磅礴的全社会参与的实践活动．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人宪体现了宪法的修订，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2O世纪7O年代末，在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十几个农民在取得土地经营权的协议书上按下手印，点燃了中国农村的改革之火，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很快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形成燎原之势。同样地，乡镇企业主要从苏南地区的社队企业中生长出来，市场经济在经济特区试验开路．温州人民在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制度创新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改革试验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现行宪法及其修正案对这些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最终确认．体现了宪法对这种创造精神的尊重。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我们党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总是满怀热情地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邓小平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历史实践表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切成就。都是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的，人民群众是决定我国改革开放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开放事业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和力量源泉；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才能准确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不断获得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动力；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才能不断获得改革开放事业发展与进步的思路与智慧；只有充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才能不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二、坚持量变与质变辩证关系原理，进行渐进式改革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运动发展都是通过量变到质变，叉从质变到新的量变，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事物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果人宪采取渐进式的方式，遵循了这一辩证法则。我国从改革一开始走的就是“渐进式”改革之路。所谓渐进，即先确定一个基本取向和大致思路，选择一些比较容易推进且可以较快取得成效的领域，特别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较为薄弱的环节开始突破，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外围而核心、由局部到全国，根据条件和可能．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逐步推进。具体地说，我国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主要采取先农村后城市、先放权后改制、先双轨后并轨、先试点后推广、先探索后规范、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增量后存量、先重点突破后整体推进、先局部开放后全方位开放等方式进行。实践表明。渐进式改革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群众对改革实践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有利于减少改革阻力和降低改革风险，有利于在改革的同时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一条低成本、震动小而成效较大的成功之路。

我国将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写入宪法，也是采取渐进式的方式进行的。宪法对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确认，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而是在实践中某一体制发展完善了，时机成熟了才把其写人宪法．赋予其宪法地位，并不断修订完善。如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人宪从1993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都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修订完善的。再如：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规定．从l982年宪法规定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合法范围内存在与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再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法律范围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权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鼓励支持和引导”，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渐进式的特点。

三、坚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一原理要求我们一切从社会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认识我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有效地去改造世界。毛泽东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国情是客观存在．第一性的东西，国策和宪法，是第二性的东西，是国情的反映。国情决定国策、宪法，国策和宪法要符合国情。党在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以我国国情为依据。正如邓小平所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果人宪，充分体现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特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果能够人宪的一个重要前提。

我国宪法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一次思想解放是1978年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人们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党中央果断地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其后，1982年宪法和l988年修正案也随即将部分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写了进去。第二次思想解放是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的。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观点，由此推动了又一次思想解放，统一了全党认识。最终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目标，1993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将其写入。2O世纪9O年代中期，关于所有制问题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展开了。这次思想解放．丰富了我们对公有制主体地位内涵的认识。明确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影响力、控制力和带动力等方面；创新了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认识，明确了股份制应当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1993年和2004年宪法修正案都对这些思想结晶进行了确认。进入新世纪。围绕如何实现科学发展的思想解放方兴未艾，这次思想解放必将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宪法也将会有新的变化。

四、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从实践到政策到入宪

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丰富；发展

如何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由经济市场化走向经济现代化的步伐，是当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党的十四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努力探索和解决这一历史课题的新规律和新办法，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思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在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方面，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要论断，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和理念化了，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更加科学、完备的理论依据。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定位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明确强调要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指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关键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十五大报告科学总结了实践经验，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论断。这一新的理论概括，既坚持了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地位，又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坚持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分析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光辉典范。十五大报告还提出了“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要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努力寻找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要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等一系列崭新的观点，从根本上突破了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教条式理解.突破了传统所有制模式的束缚，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为在制度创新的层面上推进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方面，确立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主攻方向。以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制度创新”阶段。党的十四大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玫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企业组织形式，创造性地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十五大重申了上述观点，强调“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是这些年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中取得的新认识，是完善国有企业的一条重要途径。《公司法》又把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形式法律化、制度化。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又积极进行了财政、税收、金融、外汇、外贸、价格、投资等体制改革，推进了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机构改革，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外部配套条件。党的十五大郑重要求全党:要坚定信心丁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营状况明显改善，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

在经济改革的依靠力量方面，同志多次明确指出。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改革和建设的主力军，也是改革和建设的最基本受益者。他在内蒙古自治区考察时，再次要求全党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他们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为改革和建设增强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这是我们事业不断发展并取得最终成功的根本保证。

在经济改革的宏观环境方面，党的十四大以来。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宏观经济环境的创造，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作为宏观调控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目前已初步形成，可供选择的调控手段逐渐齐备，货币、财政政策传递机制日臻完善，宏观管理体制和政策日趋成熟，特别是1998年，中央及时采取扩大内需、启动消费等积极财政措施，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水的考验。充分反映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稳定局势、推进改革的思想理论水平和高超领导能力。

在农业、农村、农民方面，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注意从总体上研究和部署农村改革，1993年1998年先后两次召开中央全会，集中研究农村改革和发展问题，特别是十五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我国农村20年改革的基本经验，高度评价了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地位，从经济、政治、文化上提出了从现在起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方针和政策，《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表明党对农村改革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个新发展。关于农村改革，《决定》一方面强调要长期稳定农村基本政策，特别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另一方面又结合当前的实际与改革进程的发展提出了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的任务和方针。对农村改革的稳步推进，农村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

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篇(4)

【关键词】个体和私营经济 补充论 所有制 经济体制改革 历史地位和意义

“个体和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以下简称为“补充论”），提出于改革开放初期，它开启了所有制结构理论改革的大门，于1997年党的十五大被升华为“重要组成部分论”，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近20年时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其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做总结。

一、“补充论”的提出及其奠基意义

“补充论”是学术界和理论界对我们党关于个体和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表述的概括和简称。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了建国以来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入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制定了加强农业的措施。” 会后，中央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讨论和试行，最后于1979年9月28日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地做出了“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决不允许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来批判和取缔”的表述。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也予以了意思相同的表述，即“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由此，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伴随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的关键抉择，伴随着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补充论”作为党的改革开放战略中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经济政策破土而出；标志着我们党对个体、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达到了新的自觉。

“补充论”提出后，虽然在党的文件和以《宪法》为核心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对于个体和私营经济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有过多次不尽相同的表述，而且常常前置以“必要的、有益的、不可缺少的”等强调性的定语，但都是以“补充”作为核心表述而始终没有过改变。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7年十五大，是以“补充论”为核心而展开的理论探索和认识深化的20年，是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的逐步形成和发展的20年，“补充论”的提出具有奠基意义。

二、“补充论”的提出具有在所有制理论上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个体和私营经济都曾经包括于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之中，并在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中具有法律上的合法地位。不过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当时我们党对于个体劳动者采取的是“指导、帮助”的政策，落脚点是放在“鼓励他们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生产合作社和供销合作”上，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则采取的是“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目标是要通过赎买的方式将其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那一时期，对于个体和私营经济实行“指导、帮助、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表明，我们党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对于个体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并不鼓励他们发展，而是十分明确地要通过对他们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最终建立以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尽管如此，纵观建国初期的个体和私营经济，其社会地位虽然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是处于被日渐削弱的境况，但在宪法层面则还是具有法律地位的。与这段历史联系起来考察，改革之初“补充论”的提出，重新恢复了个体和私营经济曾经享有过的社会、政治地位，因此具有在所有制结构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历史意义。

三、“补充论”的提出是党对于个体和私营经济认识上取得重大历史性突破的标志

1956年到1978年，我们党对私营经济采取了消灭的政策。这一时期，由于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国情认识的局限性，导致发生了影响国家发展全局的“左”的错误，我们党错误地将私营经济视为是与公有制经济水火不容的、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异己力量，而片面地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尤其在“”中，即使是个体经济也劫数难逃，被视为“小生产自发势力”和“资本主义的尾巴”，而在城乡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都遭到围追堵截，几近被扫荡无遗。对于私营经济则更是不予丝毫的存留余地。分别于1975年和1978年修订的《宪法》真实地反映出了当时个体经济被严重削弱和私营经济被彻底消灭的情况。在这两部《宪法》中，对于我国所有制结构的阐述，已经只余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对于个体劳动者，严格地限定为只能在街道或生产队的“统一安排下，从事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而私营经济此时已经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对立面被毫无保留地排斥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之外，其曾经具有的法律地位也随之荡然无存。

长达20年否定私营经济存在的合理性的认识和实践，不仅使我们痛失了可以充分利用包括个体和私营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以强国富民的宝贵时间，更为深刻也是最为消极的影响是，历经20年“左”的“熏陶”，“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单一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观念，已经非常地“深入人心”，成为传统经济理论中最为敏感的一根“神经”，以其的不容置疑性，严重地阻碍着人们把个体和私营经济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联系起来，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联系起来。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反衬出“补充论”的提出不仅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突破传统所有制结构理论羁绊的破冰意义，成为党对于个体和私营经济认识上取得重大历史性突破的标志。“补充论”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获得的、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

四、“补充论”是当代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

所有制的结构问题是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问题。“补充论”的提出，使个体和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由“水火不容”到“共同发展”，打破了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所有制格局，促进了单一所有制结构向多元化所有制结构的历史性转变，并且在实践上开启了个体和私营经济融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新阶段，使我们找到了一条大力发展初级阶段生产力的现实道路。虽然个体和私营经济在党的十五大以前都还只是处于公有制经济“补充”（从属）的地位，但是它松动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所有制结构基础，进而促进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不仅如此，个体和私营经济因其与市场的天然联系，而为新的市场体制因素的成长奠定了新型的所有制结构基础，使得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逐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新经济体制的基础和重要特征。对于改革经济体制，形成个体和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格局，具有极为重要的体制转型意义。也正是由于“补充论”提出于改革初期，因而具有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的历史意义。

五、“补充论”奠定了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的基础

我们党以“补充论”为核心的有关个体经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集中地反映在1981年10月17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中。主要内容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采取积极扶持的方针”，“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国营经济在各种经济形式中起着主导作用，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以及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还必须同时发挥集体、个体等多种经济形式的积极作用……实行各种经济形式和各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是我党的一项战略决策，决不是一种权宜之计”，“各种不同的体制可以并存，不要互相排斥，而应当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对于发展生产、搞活经济、满足需要、扩大就业” 具有重要作用，“个体劳动者，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同国营、集体企业职工一样，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都是光荣的。对于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应与国营、集体企业职工一视同仁”，“要采取积极态度，坚决地迅速地改变那种歧视、限制、打击、并吞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政策措施，代之以引导、鼓励、促进、扶持的政策措施”，“集体企业和个体劳动者的财产所有权，正常的经营活动和正当的收入，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文件所阐述的这些方针政策，虽然在起初只是针对个体经济的，但却包含了我们党后来关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主要认识，从而在实际上奠定了我们党非公有制经济理论的基础。此后我们党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一系列理论创新都是以此为发端，在此基础上拓展、深化和完善的结果。

尤其难得的是，由于这些方针政策形成于改革伊始，从而在时间上尽可能早地激发出了个体和私营经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活力，促进了个体和私营经济对于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经济发展、活跃城乡市场、方便民生民需、稳定社会秩序作用的发挥，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添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六、正确认识和评价“补充论”的历史局限性

同今天我们党已经达到的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高度和深刻程度相比，从属于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论”无疑是很不彻底的。但是，在当时人们还是将公有制视为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唯一形式，并奉为不可触犯的“天条”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补充论”所具有的不彻底的局限性在实际上又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对于个体和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否全面和正确，不仅取决于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桎梏的突破程度，还取决于对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判断的是否准确科学，更取决于以是否正确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为重要前提。而这些重要的前提在刚刚起步，一切都还处于探索之始并且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初期，还远远没有具备。由此决定了，党对于个体和私营经济的认识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突破长期“左”的思想禁锢，认真反思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不断予以深化，逐步形成正确的理论。

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篇(5)

关键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中图分类号：D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2-0031-04

2012年党的十总结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特别是近10年的奋斗历程，展望中华民族美好的未来，明确提出：“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1]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及时把握实践和时代的新要求，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尊重改革发展规律，在新的起点上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战略部署，不仅明确了改革的路线图，而且确定了“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表[2]。由此可见，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政方针、政策已经制定好，下一步就是需要党总揽全局，牢牢把握好改革的正确方向，切实把握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引导人民紧紧抓住改革的重点，并将几个方面的改革统筹兼顾，协调开展，坚定不移地将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

一、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指导我们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指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2]。这就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在新一轮改革中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巨大政治勇气和高超改革智慧。要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要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实现“三个公平”，建立健全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就是说改革发展的成果不能仅仅让少数人享有，如果这样那就违背了社会公平正义。只有把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体人民，才能体现社会公平正义。这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指导思想在改革总目标上的体现，同时也表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实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非首次提出，党的十早以明确提出，即“三个公平”。党的十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1]这“三个公平”是党向人民群众做出的庄严承诺。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念，彰显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面对人民群众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唯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健全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才能保证和实现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才能使我们的制度和体制机制更加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才能更加有利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党的十强调“三个公平”，是“以人为本”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是将以更大力度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建设的明确信号。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成熟，社会利益和诉求正由简单化向多元化发展，于是，社会公平问题就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敏锐地抓住了这些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及途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求”、“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2]。这些举措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坚持深化改革、维护社会公平的坚强决心。要将“三个公平”变为现实，首先，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理顺权力运行关系，建立健全权力运行机制。其次，要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再次，要尽快建立起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在经济领域公平交往、公平发展，健康成长。

（二）切实抓好四个方面的改革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我国的改革从基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进入到“兼顾效率和公平、更加注重公平”的新阶段。我们党注重对社会主义改革的规律性认识，顺应社会关切，代表人民意愿，直面风险挑战，把“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写入《决定》，指明了新一轮改革的正确方向，体现了我们党坚持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一鲜明的执政理念，并将这一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思想融入了决定的各个部分。我们在下一步的改革中，要切实抓好四个方面的改革。第一，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增加财富。在当前，尤其要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具体办法，这是对保障各类企业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重大促进，能使劳动者从各类企业中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和稳定的收入。第二，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平等获益，惠及广大民众。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我国将建立起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和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惠及广大民众。第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合理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增加群众福祉。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展，将加快消费税、房产税、资源税、环保费改税等一系列改革，其目的就是更好地发挥税收杠杆作用，撬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时，通过税收调节，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第四，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全方位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全社会经济均衡发展。通过改革，将“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内陆地区就可以依托中国―东盟大通道、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等，加强与周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联动。与之配套，“推动内陆同沿海沿边通关协作，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2]。这种机制，符合国际惯例，能有效消除内陆出口通关的制度化障碍，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均衡协调的开放新格局。

（三）建立健全“五个机制”

全面深化改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革，而是“五位一体”的改革。这就要牢牢把握“五位一体”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使改革从以往的单兵突进，发展为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是党中央对改革开放认识的全面深化以及治国理政理念的进一步升华。要保证这场改革不至于中途夭折，我们必须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建立健全“五个机制”，即要逐步建立起政治体制机制、经济体制机制、社会治理机制、文化体制机制、生态文明机制。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其一是把“五大改革”同时铺开，平均使用力量。这样什么都抓，容易什么也抓不好。其二是把经济体制改革与其它四大体制改革割裂开来，或以经济体制改革取代其它改革，“一俊遮百丑”。这都极易把全面深化改革引向歧途。

二、切实抓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当前亟待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全面部署了15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要完成这些任务，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全面深化改革并不意味着平均使用力量。也就是说，全面深化改革并不是不分重点、全面用力的改革，而是有重点、有步骤的改革，必须在最为紧迫、最为关键的领域首先取得突破，然后以点带面，逐步推向其他领域，实现改革的全面推进。

《决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这是在深化改革中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我们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则进一步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随着我们党对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党领导人民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也在不断地提升。正是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我国的国情也决定了必须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为什么《决定》要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代替原来的基础性作用？主要有两点原因。

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篇(6)

[关键词]朝鲜;主体社会主义思想;改革

朝鲜半岛问题是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焦点｡长期以来，朝鲜坚持自己的主体社会主义和先军政治，拒绝变革，但在2002年，朝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调整了物价､工资等体制，还决定开放新义州工业园区，为世人所震惊｡虽然朝鲜本身从未使用过“改革开放”一词，却实际上谨小慎微地推行了改革｡

一､主体社会主义概述:朝鲜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1.朝鲜主体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朝鲜半岛分裂，出现南北朝鲜｡1950年后期，中苏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分歧，苏联开始减少了对朝鲜的援助，朝鲜意识到自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金日成逐渐形成主体社会主义的思想｡1955年12月，在朝鲜劳动党宣传干部大会上，金日成以“反对思想战线上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确立主体”为题发表讲话，这是他第一次提出要树立“主体思想”的问题｡[1]1963年他进一步把“主体思想”表述为“在思想上树立主体，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2]

2.朝鲜主体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和地位

关于内涵，金日成进一步指出，树立主体，就意味着坚持这样的原则:独立地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并且主要依靠自力的力量，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一切问题｡ “每个党在本国的具体环境和条件下进行革命斗争，并通过这一斗争丰富国际革命运动的经验，为进一步发展这一运动做出贡献｡”[3]“主体思想”是朝鲜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最高指导方针｡1970年朝鲜劳动党五大通过的党章中，明确把“主体思想”定义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体现于朝鲜的现实，1972年朝鲜社会主义宪法也规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主体思想”作为自己的指针｡

3.朝鲜主体社会主义的特点

第一，政治上强调主体社会主义特色｡按照“主体思想”，朝鲜劳动党首先抓思想革命，其次抓技术和文化革命，多次强调，“主体社会主义”就是主体思想的体现和运用｡第二，坚持以军事为中心的“强盛大国”战略，在全党全国推行“先军政治”思想｡先军政治的基本内涵是“军事先行，先军后工”｡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实行“先军领导”，经济上推行“先军经济路线”，外交上实施“先军外交战术”｡1998年，金正日又提出建设思想强国､军事强国和经济强国的“强盛大国”的战略｡第三，经济上坚持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实行有限开放政策｡朝鲜建国以来，通过朝鲜人民几十年的努力，朝鲜在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等领域都取得了一定成就｡

二､朝鲜社会主义改革的缘起

朝鲜是在长期面临美国威胁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虽然冷战年代朝鲜与苏联在政治､经济方面合作广泛，但在理论与实践上，与苏东模式早有距离｡长期以来，朝鲜劳动党在“主体思想”指导下，坚持走与众不同的道路｡1990年开始，朝鲜面临的国内外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使得朝鲜的发展遭遇了挑战和困难，朝鲜开始进行改革｡朝鲜改革的背景，可从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两个方面考虑｡

国际方面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苏东剧变的沉痛教训｡苏东剧变，是国际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重大挫折｡朝鲜意识到，必须对现有的社会主义体制做出改变，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抵御西方国家的冲击｡此外，苏东剧变，也使得朝鲜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市场的消失，从而使朝鲜失去了经济战略物资的主要供应来源｡第二，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榜样作用｡中国无疑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典范，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给朝鲜极大的触动，朝鲜希望采纳中国的某些做法，实现本国的经济发展｡第三，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给朝鲜的巨大生存压力｡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对朝鲜敌视，朝鲜的地缘政治环境恶劣｡苏东剧变以来，更是就核问题等诸问题向朝鲜施压｡第四，韩国快速发展给朝鲜的压力｡1970年代以前，朝鲜的经济水平高于韩国，然而随着韩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朝鲜被韩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由于过大的经济差距，朝鲜人民对于韩国有一定的向心力，这都给了朝鲜巨大的压力｡

国内方面的因素，则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朝鲜逐渐恶化的经济形势｡1990年以来，朝鲜经济进一步恶化，从1990年开始到1998年连续9年经济出现负增长，经济危机严重｡朝鲜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采用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同时，朝鲜始终坚持自主的民族经济建设路线，避免了对外依赖和从属，但由于没有参加国际分工，技术､信息等严重不足，逐渐导致经济的严重恶化，配给制机能失灵，国内分工体系混乱，地下经济猖獗｡第二，连续的自然灾害，粮食严重短缺，人民生活困顿｡1990年开始，朝鲜连续几年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欠收，粮食严重短缺，朝鲜必须对原有的农业生产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第三，朝鲜劳动党在坚持社会主义主体思想的前提下，治国理念和方针有了些许的变化｡在如何看待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原本朝鲜对市场经济是持严厉批判和否定态度的，但由于中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朝鲜也开始不再回避市场经济，派出大批学者官员到中国学习市场经济，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一点市场经济｡

三､朝鲜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内容

1.朝鲜的经济改革内容

朝鲜的社会主义改革，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改革｡进入1980年以后，朝鲜开始强调自主民族经济和改革开放并不矛盾｡1982年金正日在“对于主体思想”一文中主张“以自力更生原则发展自主的民族经济，并不意味着关着门搞经济｡”[4]朝鲜对外经济合作促进委员会委员长也明确表示:“自主的民族经济，反对他国的经济约束，但并不反对合作关系｡”[5]朝鲜试图通过重新解释民族经济论，把经济开放理论正当化，但由于“主体思想”在经济上反映的自主的民族经济和改革之间存在矛盾，朝鲜只能形成有限的改革政策｡

2001年，金正日发表了“关于改善并强化社会经济管理指针｡”[6]以此为标志，朝鲜的经济运行体制开始松动｡最终在2002年7月1日，朝鲜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改善和完成”为口号，颁布了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配给制发生变化｡例如，粮食由原先统一分配，变为可以到市场上购买｡第二，劳动力工资和物价大幅度上调｡如平壤的大米由每公斤8分钱涨到44元，物价大幅上涨，朝鲜居民的工资也随之上升，但是分阶层有所不同｡[7]第三，废除平均主义分配，实施差别工资｡将按能力工作，根据需要分配的共产主义方式转化为按能力工作，根据成果分配的社会主义方式｡第四，赋予了下级部门更多的自主权｡国家计划委员会只制定宏观重要指标，具体的细节指标由有关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第五，部分地引进了市场机能｡允许“社会主义物资交流市场”的存在，使原材料､零配件允许企业间进行买卖成为可能，并使地方企业自己制定生产品的价格及销售｡

2.朝鲜的开放政策

朝鲜的对外开放政策以四个地区为起点，西部以新义州，南部以开城，东部以金刚山，北部以罗津､先锋地区｡地区改革开放战略以新义州特区建设为主轴，开城工业园区建设为副｡朝鲜以这两个地区为经济开发点，力图构筑周边地区的经济开发线｡有关人士预测[8]，朝鲜将开发南浦､元山和开城等地区，形成一定的开发面｡朝鲜当局的战略意图是:第一，将新义州定为经济特区，而将开城定为比它低一级的经济开发区，是为了防止朝鲜经济对韩国经济依存度的上升｡第二，朝鲜的开放范围始终不包括首都平壤，是考虑到开放后有可能产生的冲击和负面影响｡

四､朝鲜社会主义改革的未来趋势分析

朝鲜根据本国实际提出要建设朝鲜式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利于发展经济｡朝鲜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已是大势所趋｡目前，朝鲜的改革还处于摸索阶段，未来朝鲜改革的趋势，值得我们探究｡总体来说，朝鲜改革开放的前景是广阔的，但在短期内，朝鲜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存在很多障碍，并不乐观｡

1.朝鲜社会主义改革的有利因素

目前，可以说是朝鲜比较好的改革时机，有诸多有利因素:第一，朝鲜劳动党的执政观念发生微妙变化｡结合朝鲜社会主义在近些年发生的变化，金正日曾提出一些新思想，较之“主体思想”有一些新的提法，其中包括要高度重视朝鲜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要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而且对经济发展要采取新的调整措施和适度进行开放｡第二，改革开放是朝鲜社会主义发展的必须条件｡近年来，朝鲜经济之所以恶性循环，与僵化的经济体制密切相关，朝鲜要摆脱困境，必须走全方位改革的道路｡第三，朝鲜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已经具备｡朝鲜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近年来朝鲜政府不断加大教育科技投入，人力资源和科技水平都有显著提高，这些均为改革的推行提供保证｡第四，外部环境和地区国际关系有显著改善｡冷战结束以来，朝鲜的地缘政治环境一直十分恶劣，但1998年以来，朝鲜对其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与韩国推动半岛统一，并与美日等国改善关系，这部分改变了朝鲜的孤立处境，便于争取外援，为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2.朝鲜社会主义改革的不利因素

朝鲜的社会主义改革，也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第一，朝鲜转变现有的思想观念､经济体制等有较大的困难｡朝鲜的“主体思想”，对如何改革开放并无具体论述，而“主体思想”是朝鲜劳动党执政的灵魂，短时间很难对其进行大的改变｡第二，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苏东的社会主义改革，造成了分裂和动荡，这使得朝鲜认识到，不能急于改革或是照搬他国经验，所以在相当长时期内，朝鲜不可能进行大改革｡第三，朝鲜半岛的特殊环境也使得朝鲜的改革充满变数｡朝韩关系虽有改善，但双方仍充满戒心，时有摩擦;美国也仍将朝鲜列为敌对国家名单，这都为朝鲜改革带来不确定的国际因素｡

综上所述，无论当前今后，朝鲜社会主义发展都面临许多困难，尤其是由于特殊地缘政治特征所造成的恶劣的外部环境，更成为朝鲜社会主义改革的巨大障碍，但朝鲜党和人民已经决心探索符合朝鲜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只要坚持不懈的走下去，社会主义改革的前景还是值得期待的｡

[参 考 文 献]

〔1〕〔朝〕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第1卷)〔M〕.朝鲜: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75:131.

〔2〕走进朝鲜.东北亚之窗〔EB/OL〕.nortfeast.com，2002.

〔3〕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第1卷)〔Z〕.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75:421.

〔4〕〔韩〕申志浩.从指令性计划到引导性计划〔Z〕.中央日报，韩国开发研究院.

〔5〕〔韩〕金京镐.朝鲜经济改革开放决策的决定过程〔M〕.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2000:74.

〔6〕〔朝〕劳动新闻〔N〕.2001-10-22.

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篇(7)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制定了在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推进改革的具体方案，要求在20世纪末把市场经济制度初步建立起来。由此，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整体推进的新阶段。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开放转变的这一关键时期，以铁腕手段、强有力工作作风著称的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91年4月至1998年3月）和国务院总理（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他直接主持了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与流通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在他的主持下，完成了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扩大了对外开放。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国有效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扭转了通货紧缩趋势，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本部分涉及朱镕基内容均据《朱镕基讲话实录》（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编写】

图表说明：引自刘霞辉等：《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从图中可清楚看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致轨迹：近30年来，中国经历了一个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开放指数从1982年的0.18连续攀升，1991年为0.37，到2001年达到0.63，2007年末已高达1.5。2001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开放速度明显加快，显然这一趋势是与中国2001年底加入WTO密不可分的。

20世纪90年代初期实现了商品价格的市场化

市场经济区别于计划经济的重要标志，是价格能够根据市场的供求状况而自由浮动，从而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1986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曾经决定实行“价格闯关”，要求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放开商品价格，实现商品价格的市场化。但是由于时机选择失当，企图在货币供应高度扩张的情况下放开价格而告失败。当1992年经济改革新高潮到来时，在货币紧缩的条件下放开了除石油等极少数产品以外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以后虽有反复，但大体上维持了这种商品价格基本放开的格局。这意味着商品市场的基本形成。

90年代末期，走私活动猖獗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个突出的问题。针对这一严峻形势，1998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地深入开展反走私斗争。7月15日，朱镕基在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在全国迅速开展大规模的反走私联合行动和专项斗争作了部署，他指出：“打击走私犯罪活动，既是一场重大的经济斗争，也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强调要集中力量查处大案要案；要深化改革，建立反走私新体制，组建国家缉私警察队伍，建立以海关为主，公安、工商等执法部门联合缉私，对查获的走私案件由海关统一处理的制度。针对当时一些地方党政军机关和执法、司法部门所办公司和挂靠公司走私问题，朱镕基指出要“着重打击法人走私，特别是要打击那些有特殊背景的法人走私”，“党政机关和军队、武警部队是吃‘皇粮’的，绝不能经商办公司”，“各地的党政军机关和执法、司法部门都要坚决清理所办公司及其挂靠公司，并限期同所办公司和挂靠公司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

从1994年开始的财税、金融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分税制取代地方包干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