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发展论文篇(1)

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更加关注制度安排不同，马克思则更加关注经济增长与制度结构变迁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社会经济制度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反过来，制度又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制度既能促进经济发展，也能阻碍经济发展。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健康发展，就不能只是搞经济建设，而是要首先实行社会改良。只有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条件具备了，才会使经济发生质的变化，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第三个十年发展战略吸纳了他的此项研究成果。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不发达和不完善不仅体现在生产力方面，还体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制度创新不仅局限于交易规则的制度安排层面，还必然涉及资源配置方式乃至社会制度等制度结构方面的变革。对于正处于制度转型期，不仅各种制度安排不健全、不成熟、不协调，而且整个制度结构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创新就更具现实意义。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对我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社会制度的变迁更是提出了巨大挑战。

二、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七大关系探究

1968年诺斯开拓性的把制度因素内生于生产体系，把制度看成是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甚至比资本和技术更为重要。保罗克鲁曼认为：在制度有保证的条件下，技术跨越才是有可能的。吴敬琏也认为，制度重于技术，决定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高新技术发展状况的最主要因素不是物质资本的数量，而是人力资本的发挥、相关的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讲到：每个人不过是一只拴在树上的狗，制度就是拴着狗的绳子的长度，正如绳子的长度决定了狗的活动范围一样，制度决定了人的活动在操作层面的选择集。在既定的制度下，具有自利本性的人的行为选择总会达到制度允许的最大边界范围，打“球”甚至越界闯红灯，追求个人或经济组织利益的最大化。笔者认为，我们应积极推进制度安排创新，稳妥推进制度结构创新，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改革“牛鼻子”牵（推）动其他各项改革进程，大力探索实践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以下几方面关系：

1.完备的法治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诺斯在1990年对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一些国家贫困进行分析时，得出了“由于缺乏进入有法律约束和其它制度化社会的机会，造成了发展中国家长期停滞不前”。缺乏法律保障，就会陷入“霍布斯丛林”，遭遇“流动性匪帮”，经济组织行为难以走入良性轨道。研究发现，法律环境、个人财产、资源配置与市场相结合的开放社会的经济增长率是限制和剥夺自由的封闭社会的3倍,效率是后者的2.5倍。为此，洛伊在1985年向国际开发署提出建立各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前提：法律和秩序。法律即“固定性匪帮”通过对财产权的保证，能够形成一种对人的激励与约束功能对称的制度安排。人没有约束，经济就会出轨；人没有激励，经济增长就没有动力。活力与秩序是经济增长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缺少制度保障，经济增长或许不可能，或许极其可怕。例如，美国未来学家在《高科技、高思维》中警示人们，高科技会挽救人类也会毁灭人类。电脑出错，飞机有可能掉下，导弹将胡乱发射，核武器和克隆更是不可想象。市场经济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具有内在逻辑的市场制度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市场经济的成功依赖于大量长期建立起来的制度，而不仅仅取决于一个抽象的市场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天然存在的“人的自利本性”驱使下，大家普遍认为的我国民营私营企业家“原罪”问题，正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法律缺失造成的。还有，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不但有法可依，更要有法必依，“高压线”必须通上“高压电”，不能让制度成为“夏天的冰棒”。

2.制度创新与遵循内生变迁规律的关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也承担着由于制度缺陷带来的种种结构失衡、产能过剩、高消耗高污染以及贫富分化、效率低下、腐化堕落等众多经济社会困境，制度创新成为了迫切而现实的问题。十之后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的颁布，可以说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由问题倒逼的结果。“历史无法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我国百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说明，有效的制度创新基本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避免脱离现实的过于超前或者过于滞后的颠覆性错误。否则，有可能成为无效甚至是负效的制度创新，引起经济与社会的动荡，甚至发生以冲突暴力来满足人（集团）的自利本性。学者认为，经济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与稳定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稳定性大，那么它的代价就是复杂性或者说发展的机会；如果要发展得快一点，那么牺牲的就是稳定性。传统中国社会的优越性就是比西欧社会稳定，因为它是个自给自足（或称封闭）的自然经济的简单系统，但其代价就是牺牲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中国好多发明都会失传，好多发明重复发生，就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一个能够连续积累知识的复杂系统。然而，如果环境涨落非常大（如政治动荡、冲突暴力或战争），系统的复杂性就会瓦解，使本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系统被打断而回归简单系统（因为简单系统的稳定性较高），一切又重新起步、从“零”开始。所以，物理经济学家陈平认为，陈胜、吴广起义虽然因逼迫而发生，但绝不是社会发展的创造力。因此，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往另外的方向演化。

3.政府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国改革已由“帕累托改进”转变为“卡尔多改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将面临更多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皆大欢喜已非可能，改革任务复杂艰巨。政府是最大的制度供给者，政府制度尤为重要，应成为制度变迁的主体力量，引导内生制度自身演化和变迁。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要设计者和建设者，甚至可以说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特定历史阶段内，具有其它经济主体无法胜任和无法替代的作用，它本身的制度创新尤为迫切。不越位、别错位、补好位，有所为有所不为，高效率、有担当、抗侵蚀，应成为政府制度建设的重点。还有，鲁迅先生曾经说：向来是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在“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今天，不妨少算旧账，多算新账，以GDP增量做好利益调整补偿，以预期改善凝聚改革共识，以存量优化摈除改革阻力，跳出“精兵简政”的利益博弈，涉过险滩，突破藩篱。所以说，我国经济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必要条件，发展仍是我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和第一要务。存量博弈，必定束缚羁绊，甚至引发动荡。

4.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文化（非正式规则）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人们将它视为文化力、软环境。事实已经证明，缺少文化含量和附加值的经济发展不会形成后发优势，相反会进入“锁定效应”而停滞不前或昙花一现。现代工业文明创造的辉煌是从未有过的，它带来的生态危机、道德危机和社会危机也是从未有过的，人类传统的发展观和文明观正面临严峻挑战。在当代科技与人文严重对立的情势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情怀对于化解科技主义给人带来的伤害与困惑无疑是一剂良药，对克服现代人的人格分裂和精神危机同样具有重要启示。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克服“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负价值、负效应，纷纷转向“孔子学院”、转向“东方文化”寻求解决之道，这都说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价值创造不容低估。东亚一些国家比较成功地利用了我国儒家文化抑制个人主义，化解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负面消极因素，形成了一个有力经济发展的良好文化道德氛围，在东亚经济起飞中显示出良好作用。同时，我们应当清醒，在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同时，也要避免夜郎自大，孤芳自赏，应包容兼蓄，海纳百川，积极学习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和优秀文化，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美好软环境和强大软实力。“囚徒困境”原理说明，根源于信任的“责任感”或“信誉”机制的产生，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道德基础。当“负责任”和“守信”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道德基础时，制度成本最低，制度效率最高。

5.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三者关系。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蕴含着不同的价值追求。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谈不上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目标，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一个单纯的量的概念，经济发展就是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经济增长关心的重点是物质方面的进步、生活水准的提高，而经济发展不仅关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关心结构的改变以及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的变革。规模大、总量大，只能代表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代表经济发展。比如，高消耗、低效率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若没有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值钱，没有创造附加价值或附加价值较低，还不如直接售卖生产要素。我国经济“现行版”是“经济增长型”。目前，我国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倍；上海城市用地单位产出率只相当于纽约的1/29、中国香港的1/14；我国每个就业者创造的GDP仅为美国的21%；我国GDP每增长1美元，大约需要5美元的投资，比日本和韩国高40%；我国科技的对外依存度在50%以上，远高于日本和美国的5%以下，关键核心部件和材料长期依赖进口；我国煤炭的采收和利用总效率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按照索罗余值的经济增长模型，我国经济增长中只有30%依靠技术，更多依赖的是要素数量扩张，而美国经济增长中60%-70%依靠技术拉动。所以，辩证来看，我国由“经济增长型”向“经济发展型”转变迫在眉睫，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大有潜力、大有可为。

6.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三者关系。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经济发展函数的表达式概括为：G＝F（I，T），其中：G＝经济发展，I＝制度，T＝科技，F=生产函数。以科技为核心的生产力决定制度，制度对科技具有反作用。制度既能促进科技创新，也能阻碍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其说是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的结果，不如说是制度创新更为准确。制度创新不仅能使科技创新潜能尽可能充分发挥，甚至可能诱导出新的科技创新。CDM机制的实施，就意味着在WTO原有游戏规则失灵的情况下，“世界政府”不得不进行“制度安排”创新，重新构建一个“人为市场”，将金融手段直接嵌入人类遏制气候变化的活动之中，从而诱导出大量的低碳能源技术的创新活动。入世十年，我国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行业水平由于“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求生存，倒逼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升级而获得了大幅提升。同时，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带来的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必然牵（推）动交易规则、资源配置方式乃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的制度创新

7.制度安排创新、制度结构创新与经济发展三者关系。制度结构(制度环境）创新是指一个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社会基础性的规则)，制度安排创新是指某一具体的交易方式的变革(支配具体交易的规则)。制度结构创新是带有全局性的创新，是制度安排创新的总和，能从根本上决定制度安排创新的方向和进程；制度安排创新的不断积累也能引起制度结构的创新。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证明，当一个社会基本制度比较成熟，能增进社会福利时，其创新基本是制度安排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处于变革之中，基本制度不稳定时，就会发生制度结构的创新。所以，我们既要积极进行制度安排创新，更要与时俱进地稳妥推进制度结构创新，避免成为生产力的桎酷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引发社会环境的大涨大落而打断重来。从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从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市场经济不是不要计划、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国有民营经济、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私有经济到混合所有制经济；从允许适当发展、有益补充、重要支柱、重要组成部分到依法得到保护；从温州方兴钱庄夭折、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银行理财产品到余额宝、村镇银行、民营银行、利率即将市场化，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今天的决定性作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就是制度安排、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不断融合创新的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不断丰富、不断矫正、不断求真的过程，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追求真理、永远保持先进性的光荣本色。

经济与发展论文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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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我国经济发展的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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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发展论文篇(3)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立足于中国现实，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的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至今还未被系统地引入中国高校的教学中，目前国高校经济学院系开设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又有中高级之分）、制度经济学、甚至发展经济学等等还都是舶来品，并且中国经济学（本文所讲的中国经济学，主要指高校开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课程）在高校教学中的地位还具有下降的趋势，有些高校的经济学院系甚至取消了这方面的教学。一些多年从事《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也纷纷改行，从事西方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教学与研究。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已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要真正走向世界，同国际接轨，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因此，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是无国界的，对中国也是通用的，没有必要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在中国高校开设中国经济学。笔者对此深为忧虑。我认为，适应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的需要，不仅要引来舶来品、加强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而且也要坚持和加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

与自然科学不同，任何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学都是对特定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概括和总结，并为特定的具体的社会经济服务。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与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服务的。中国现实的经济制度、基本国情、文化传统等都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并且中国经济将来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何种阶段，都不可能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完全一样。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家必须对中国社会经济活动的实践进行研究和总结，尤其是要对中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进行概括和总结，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以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不可否认，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不论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看，还是从不同国家的横向看，都有其内在的联系和共同的规律。因此，西方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及其分析问题的方法，都可以为我所用。正因为如此，中国高校要开设西方经济学。但西方经济学要真正为我所用，必须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消化和吸收，融入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换句话说，外来理论只能当作肥料，中国经济学惟有礼根于中国土壤，才能茁壮成长。因为如上所述，中国现实的经济制度、基本国情、文化传统等都是与西方经济理论假定的前提严重错位的，脱离文化、历史、制度、国民心理等背景的理论移接，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实际上，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同一阶段的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经济理论。从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主义、一直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等种种理论，都是为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服务的。现实“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奇迹‘和问题已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难解之''''谜’，对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呼唤”（注：谷书堂，刘占军：《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之重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于光远、董辅réng＠①主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和肥沃的土壤”，“中国经济学必将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注：黄泰岩：《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学中国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一谈到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有人总是以传统的经济学严重脱离实际、学而无用、不成体系为由否定它，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20年来，由于实践的推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和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艰苦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在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尤其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创新。现在我国高校编写的中国经济学教材，如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蒋学模主编的《高级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列教材》等等，都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体系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已根本不同于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只是这些教材还没有被高校普遍采用，因为高校还没有统一的这方面的教学要求和大纲）。当然，中国经济学还面临着较大的改革任务，尤其是要创建出科学的完善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取消这方面的教学，等到统一的完善的体系建立之后再开设这门课。中国目前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中国经济学的指导，中国目前应用经济学的改革和发展也急需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指导，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及分析和研究社会问题的水平、鉴别是非曲直的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更需要中国经济学。因此，在我国高校必须重视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始终坚持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改进和完善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及其内容体系，以不断加强中国经济学的地位。

二、加强中国经济学基础学科地位之断想

1.理顺中国经济学与其他相关课程的关系

首先要理顺中国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把中国经济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西方经济学的引入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其他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基础地位在日益弱化，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学地位，有人一直在尝试打通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重构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使“两张皮”能融合起来，但结果成效甚微，不仅很难实现两者逻辑体系的一致性，而且又使《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支离破碎。我认为作为《资本论》压缩本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同西方经济学一样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应独立出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设；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为主要内容，重构中国经济学内容体系。这样，中国高校的理论经济学主要可并列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等。这有利于加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地位。

在目前高校的教学实践中，有些经济学院系取消了中国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用邓小平理论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甚至用时髦的应用经济学或管理学取而代之。我认为这是不妥的。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高校“两课”教学中，必须开设邓小平理论，但不能用邓小平理论取代中国经济学。邓小平理论是涵盖经济、政治、科学、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科学体系，对多种学科和专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与中国经济学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即使是邓小平经济理论也只能是中国经济学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不能等同或涵盖中国经济学的全部内容。中国经济学应该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实践中不断提出的新问题进行创新性研究，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也不能取代中国经济学。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一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教材看，都是以分析市场经济运行为主的，而中国经济学不仅要分析经济运行，还要分析经济制度、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等。并且中国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它们之间是一般和个别、抽象和具体的关系。

其他应用经济学更不能取代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经济学，其主要功能并不是直接用来解释具体经济问题，而是为各种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2.拓宽中国经济学的对象

有人针对传统经济学教学内容枯燥无味，严重脱离实际等状况提出，要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传统观念，要把生产力、人与物的关系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对象。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之所以出现枯燥无味、脱离实际等状况，其深层原因并不是研究生产关系的问题，而恰恰是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这表现在：第一，马克思认为，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经济学应当从现实的、实际的社会关系出发来研究社会经济现实，包括自身的概念。而传统的经济学不是研究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而是脱离国情、教条主义地宣传和论证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第二，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从横向看，它寓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体现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和方面；从纵向看，它是多层次的，既包括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本质关系，又包括生产关系具体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等。而传统的经济学只是孤立地抽象地强调生产关系的本质，忽视了对现实生动的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和经济运行的分析和研究。第三，传统的经济学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状况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把“一大二公三纯”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标准，从而导致在实践中大搞所有制升级和穷过渡，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认为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必须有专门的学科来研究，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需要一门从总体上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经济学来承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不研究和不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就会犯“左”和右的错误，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当然，研究生产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且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密不可分，因此，中国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但对生产力的研究要围绕着或服从于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对生产力的系统专门研究可以另设新学科，如生产力经济学等。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围绕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研究，要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全面地深入系统地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体系（包括本质关系和具体实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服务。

3.加厚中国经济学理论基础

中国所处的特殊阶段和中国经济学的对象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源泉应该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主动汲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成果。

中国经济学是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因而中国经济学要扎根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土壤，吸收、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今一切优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运用中国文化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学如果脱离中国独特的经济环境、人文背景、理念习俗、历史路径等，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论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对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里且不说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和规律，即使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范畴和规律，在当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应该是中国理论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中国理论经济学要以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为己任，以历史的辨证的逻辑来考察今天中国的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创立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理所当然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奠定了中国经济学的出发点和立论基础；社会主义本质论，构成中国经济学的主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及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科教兴国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等，构成中国经济学的基石。

西方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既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又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广泛的思维逻辑空间和方法论空间，这无疑对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认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和体系，必须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对我们有用的成分，尤其是方法论上的长处，更值得吸收和借鉴。

这里的关键和难点问题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并融入中国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对此我认为要处理好两个关系。第一，引进和创新的关系。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主要依附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引经据典的考据式研究，脱离中国国情，结果是交了许多“学费”，也没有完全搞懂。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学习也存在“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现象，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不能说与简单移植西方现代企业制度无关。因此，无论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要打破教条主义，要消化吸收，结合中国现实有所创新和发展。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在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虽然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存在很多矛盾，但在很多方面又是互补的、统一的。以前者为主要基础，吸收后者的有用成分，可以较好地解决两者的矛盾，实现两者的互补性，从而有利于解决和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如研究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如果以西方经济学中三要素论为基础，承认物化劳动或生产资料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也就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抽掉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但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价格方面的研究，其均衡价格论、边际效用论等在对现实的说明和解释方面，有其合理成分，可以借鉴。再比如，对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的研究，以马克思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为基础进行分析，可以揭示两极分化的实质和深层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制度措施；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如基尼系数），可以从量上给予证明。

4.初步构建中国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

适合目前高校教学实践的迫切需要，可初步把中国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分为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部分。经济制度部分主要分析和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所有制结构及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等）和经济体制（主要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作为以生产关系为主要对象的中国经济学必须首先专门研究这些问题，不可能像西方经济学那样，以完善成熟的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为既定前提，直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该部分要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两个主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为基本内容，吸收和借鉴西方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经济运行部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和背景，分析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微观经济运行主要分析和研究企业制度、企业经营机制和企业行为，农户的经营机制和经济行为，居民的经济行为等。宏观经济运行主要分析和研究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对总需求膨胀和不足的调节及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产业政策等。这部分要吸收中国经济学家20年来运用现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运行分析所取得的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

经济发展部分以马克思和邓小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为指导，借鉴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有用理论，分析和研究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及特征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因素（包括农业发展和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教育、知识经济、自然资源、环境、对外开放、一国两制等等），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规律，说明中国应当走怎样的发展道路、重视哪些因素、实施怎样的发展战略和对策等。

【参考文献】

［1］于光远，董辅réng＠①。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2］谷书堂。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经济与发展论文篇(4)

［论文摘要］人才作为人力资源中素质高、竞争力强的一部分，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最具重要、最具活力的因素。因此，研究人才与区域经济的关系，才能更好利用和开发人才，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腾飞。

“人”作为实现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资源，很早就成为了众多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早在1676年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弟就曾提出了“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著名论断，充分体现了人在财富创造中的重要性。而作为“人”这种资源中的一部分，人才因其具有高素质、强竞争力等特质，对引导经济的良性、迅速发展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分析人才因素，探讨人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对于实现区域经济的快速、高效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概念的界定和分析

（一）人才概念的界定和分析。1、人才的概念：关于人才，新编《辞海》的解释是：有才识学问的人，德才兼备的人。当然，这个解释过于抽象，因此，不同的学者对于该解释有了不同的发展。本文选择从人才与人力资源关系的角度解释人才的概念。如果将人力资源比作一个金字塔，而我们所定义的人才则是塔的最顶端的部分。2、人才的属性：（1）知识属性。这是人才的第一属性，突出表现在他们对知识的拥有、追求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上。（2）创造属性。他们善于运用现代的知识，投身于改造社会的生产实践，敢于坚持科学，敢于创新。（3）社会属性。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才属于全社会，是社会共有的财富，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4）价值属性。作为社会存在，“人才”是有价值的。其价值通过对社会所做出的奉献表现出来，包括社会的和经济的效益。（5）流动属性。“人才”具有能的特征，因而有流动的属性。它总是流向那些最吸引它、最能充分发挥其才智的地方。人才的知识属性、创造属性及价值属性构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因素，而其社会属性和流动属性则对地方的人才获取、保持和发展带来了挑战。

（二）区域经济概念的界定和分析。1、区域经济的概念：区域经济是指在一定的空间内由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而形成的并各具特点的经济运行模式。因此，区域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指该区域经济总体水平的发展程度，也包括了其内部结构的整合优化、良性运行。区域经济也可称经济区域，它是由经济中心、经济腹地和经济网络构成的有机整体。2、区域经济的特征：首先是关联性，区域经济是区域内各经济要素、经济实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有机整体。其次是层次性，也叫嵌套性，系统都是由一定的层次所组成的，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经济区域也不例外。再次是动态开放性，区域经济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区域内外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并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最后是非线性，也称不可加和性，这是指经济区域内的各要素并不是简单叠加的，而是各经济要素、经济实体按照一定方式有机组合而成，因此其中的某一要素发生变化后，作为一个系统整体的区域经济并不一定发生相应的变化。3、区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条件：区域经济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其赖以存在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了：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位置与交通信息条件、人口与劳动力条件和社会经济基础等。“在当今社会，对区域经济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劳动力素质，区域经济效益的提高，产业结构层次的升级，无一不与劳动力的素质有关。”

二、人才与区域经济发展两者的相互关系

（一）人才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从二战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物质资源的短缺，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一个国家从落后向发达的跃进，然而，一个国家人力资源特别是人才资源储量不足，则虽有丰富的物质资源也不可能在世界经济舞台中崛起。这充分证明了人才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人才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迅速增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成果显示，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文化程度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与文盲相比，小学毕业可提高生产率43%，初中毕业提高108%，大学毕业可提高300%。人才的知识属性决定了他们必定是高素质的生产者，人才对于某一专业领域有着熟练的技术程度，在其他生产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能够吸收更多的劳动资料，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人才具有强烈的主观能动性，在参与生产实践的过程中，能主动的改进生产技术，并直接作用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从而迅速的产生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2、人才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充分证明了技术进步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所谓技术进步，广义的说是由技术变革而引起生产要素素质的变化而导致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过程。技术进步说明了要实现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不是靠增加劳动或资本投入量而产生的，而是依靠技术的改革与创新实现的。人才的创新属性决定了其能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人才的可再生性也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3、人才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内部结构的良性发展。区域经济内部产业结构的优化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人才的知识属性突出的表现为他们对知识的拥有、追求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因此人才对于新知识的追求、对新事物的敏感决定了他们善于采用新的观念和技术，淘汰旧的技术，从而促使整个企业乃至行业的优胜劣汰，实现产业结构变革，使其能更好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二）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能吸引和留住人才。1、良好的区域经济可以为人才提供满意的薪酬。付出劳动自然希望能得到价值相当的回报，人才也是经济的动物，对于薪酬也有一定的期望值。

为一种刺激的手段，付给满意的薪酬才能吸引和留住人才。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为较高的薪酬水平提供了基础，也为其提供了保障，因此对于人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2、良好的区域经济可以为人才的自身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人才不仅对知识有着强烈的追求，对于自身的发展也有着强烈的渴求。人才如果不会自我学习、自我更新，则不能称之为人才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良性发展的经济区域必然包含着难以数计的经济要素、经济实体，这为人才的自身发展提供了很多的机会。3、良好的区域经济为人才生存和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蛟龙需在深海游，才能一显其所长，人才也需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外部环境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优越先进的工作环境、宽松和谐的生活环境、学术前卫的知识环境都成为了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

三、获取、保持、发展高素质人才，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些建议

当今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既演绎着对物质资源的争夺，也演绎着对人才的争夺。世界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曾预言：“世界将陷入一场人才争夺战。”世界性的人才短缺以及人才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迫使各经济区域不得不想尽办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从而为本经济区域的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活力。关于引进和吸引人才、培育和开发人才有很多的策略和方法，这里主要提出几点建议：

（一）转变观念，将人才的引进、开发提升到战略的高度，形成适合本区域的人才战略。各地区应根据本区域经济的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引、用、育、留”一体化战略，建立和完善人才的引进机制、管理机制、培训机制、流动机制，并将其有机结合，以此作为指导其他各项人才政策的依据。在充分利用人才的同时注重人才的管理和培训，不断提升人才的竞争力，从而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最核心资源。

（二）在人才战略的基础上，注重人才环境的优化。完善政策法规，规范规章制度，提高管理效率，为人才成长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尊重人才，爱护人才，为人才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提升薪酬水平，保障福利待遇，为人才提供稳定的经济环境；注重硬件设备的引进、信息的开放共享，为人才提供成熟的技术条件。

（三）发挥政府在人才的获取、保持、发展中的宏观指导作用。在人才的获取、保持、发展过程中，要坚持市场调配和政府宏观指导相结合的方针，发挥政府的宏观指导作用。政府需要从人才市场的直接运作中退出，转向对市场的管理，而不是直接参与。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加强法规、政策的透明度，做到依法管理，提高调控和引导的能力、水平，促进区域内人才工作的健康发展。

（四）关注区域内的人才流动，使其实现良性循环。池塘中的水需要经常流动，才能保持新鲜和活力。区域内的人才也是如此，否则区域内的人才水平就会停滞不前，最终被日新月异市场所淘汰。因此，需要建立完备的人才流动机制，管好“入口”，畅通“出口”，保持信息的畅通，重视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作用，实现人才的良性循环。

（五）注重区域内的人才培育与开发。目前，世界人才争夺已经处于白热化的状态，只靠人才的引进将难以完全满足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求，因此必须立足于自身培养，注重教育，从自身区域内培育和开发人才，从根本上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二战后的日本就是一个例证，它在物质资源曾极度匮乏、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唯一没有放弃的就是教育，正是这一明智举措为其随后的经济发展和腾飞造就了最有力的资本。

四、结语

区域经济的竞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才的竞争。新加坡留美博士叶傅在《人才战争》一书中曾说道：“人才战争是一场与美伊战争不同的战争，因为没有流血、也没有牺牲，而这场战争争夺的对象不是配备手榴弹与枪枝的军人，而是配备计算机、个人数字助理器及手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毋庸置疑，区域经济要发展，必然需要有大量的人才，这样才能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处于领先的地位。

参考文献：

1、苏延林、王通讯：《人才资源学导论》[M]，中国人事出版社，1994年。

2、卢义茂：《科技?经济?人才》[M]，珠海出版社，1997年。

经济与发展论文篇(5)

【关键词】新疆农村金融农村经济发展

1样本的确定、数据选取与实证方法

由于数据获取原因,本章将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新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和衡量金融对我区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支持作用,进而通过新疆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实际农贷投入中所占比重来证明其对农村经济的推动作用。

至今为止,国内关于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分析,大多从宏观层面出发,讨论金融结构,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程度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常认为,金融市场化程度,多元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金融市场单一,信贷资金依然是经济实体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信贷支持上。因此,农村金融机构信用发行量的多少将直接影响农村经济的增长。

为了分析目前新疆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影响,作者拟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对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支持作回归分析。

新疆自改革开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农村经济发展迅速,1980-2005年,农业生产总值由22.01亿元增至831.06亿元,增长了36.8倍,年均增长7.96%,农民人均纯收入也由200.77元提升到2482.15元,增长了11.4倍,年均增长10.6%。在新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金融业发挥着重要的资金支持和产业导向功能。2005年末,全疆全年各项农业类贷款642.52亿元,比上年增长32.3亿元,占金融机构全部贷款的28.3%,农业贷款余额达169.78亿元,比上年增长13.8%,高出各项贷款增幅7.8个百分点,是1980年的75倍,年均增长16.2%。新疆农村金融机构灵活运用信贷杠杆,加大优势农业信贷投入,支持开发式扶贫,新增贷款从支持传统农业到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从单纯支持农业生产转变为全面支持农村经济,并捐助大量资金支持农牧区建设发展。信贷结构的调整优化实现了农业战略性转变,促进了新疆农村经济增长。下面通过模型验证新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支持。

2模型设定

2.1实证模型的建立

(1)理论依据:经济增长的原因、内在机制及其实现途径历来是经济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Harord一Dmoar首先建立起研究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开始,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数次变革。80年代中期以来,以Romer,Lucas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致力于技术进步的内生化研究,探讨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从而实现了经济增长理论与研究方法从外生均衡分析到内生机制分析的飞跃。一个国家在经历了主要依靠有形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结构的优化配置以及制度上的创新所实现的经济增长之后,都面临着如何能够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问题。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则需要实现从主要依靠要素数量扩充的外延式增长方式,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内涵式增长方式的转变。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促使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

金融发展对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发育良好的金融市场有利于储蓄的增加以及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这己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自从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和他的同事肖几乎同时提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理论以来,金融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发展经济学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停止偿付外债而引发国际债务危机后,更加突出了动员国内金融资源的重要性,而不是大量依靠外部资金流入来为本国经济增长筹集资金。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将金融部门的作用也纳入了传统的以研究实物部门为主的内生增长模型,致力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分析。国外学者对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普遍看法是金融中介在调动储蓄、评估项目、管理风险以及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都有助于经济增长,即金融促进经济增长,同时金融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大量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上述观点。国内学者于90年代初兴起了关于金融与经济发展的研究,谈儒勇(1999)、韩廷春(2001,2002)等学者的研究证明,我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深化理论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现阶段不能单纯地追求金融机构与资本市场的数量扩张,而应该重视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问题。国外学者在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关系上的普遍看法即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可能同样也适用于中国。而我们的问题是,国内外学者的上述看法是否也适用于新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由于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必然意味着在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强的正相关关系。所以,我们要对我区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

(2)模型推导: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还是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均强调了储蓄率和资本一产出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帕加诺模型(Pagano,1993)是现代金融理论中说明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机制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是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理论为基础,假设生产率是总资本存量的增函数,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能够以相同的技术被再生产出来,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扩大资本存量,就一定能实现经济的增长。

假定农村经济是一个封闭的经济系统,根据该模型,可以假定农村经济总产出是总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农村人口规模不变,农村经济中只生产一种产品,既可以用于农村投资,也可以用于农村消费,则有农村生产函数:

Y=AK(1)

方程(1)中,Y为农村总产出,A为农村资本资源的边际生产率(投资效率),k为总资本。根据Kt+1-Kt=It代入式(1),整理得:

ΔYt+1/Yt+1=(AIt/Yt)-δ(2)

方程(2)中,I代表农村投资,δ代表折旧率。在t+1期的农村经济增长率ΔYt+1/Yt+1等于第t期的农村资本资源生产率A与农村资本—产出率的乘积减去折旧率。

在一个没有政府的两部门封闭经济系统中,均衡条件下,总投资等于总储储:It=St。假定农村储蓄在向农村投资转化的过程中,一定比例的总储蓄作为成本被消耗掉了,设这一比例为(1-θ),则有:

θSt=It(3)

将(3)代入(2)得AK模型为:

g=ΔYt+1/Yt+1=A(θSt/Yt)-δ=Asθ-δ(4)

方程(4)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AK模型的表达式,它反映了均衡的农村经济增长率g取决于农村资本的边际生产力A、农村储蓄率s、农村总储蓄向农村投资的转化比例θ以及折旧率δ。考察农村金融资源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率的机制,就是考察农村金融是如何影响A、s和θ的。首先,储蓄—资转化率θ反映的就是金融市场改进资源分配的效率,金融中介为投资动员足够的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θ值越高说明金融市场的效率越高。第二,储蓄率s反映的是金融中介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金融市场和信用中介的存在降低了信息与交易费用,其对投资时机更良好的把握可以给储蓄者提供一个相对更高的收益,所以金融中介的存在可以通过更好地动员居民储蓄来聚集现有的金融资源,使投资可以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能使资本生产率得到提高,相应的加速经济的增长。最后,金融中介通过发挥信息的作用,使投资组合多样化进而分散消费者流动性风险,这种生产者的专业化能够提高社会边际资本生产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而在A、s和θ三者中,尤其s和θ发挥的作用更主要。(3)变量的选取:根据以上分析,结合我区农村经济运行的特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如下

1)储蓄—投资转化率(θ)

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代表了金融发展的水平及金融部门的效率。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部门效率高可以促使储蓄更多更快的转化为投资。而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收益变化也会影响金融部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我们知道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效率一般可以用一国全部资产价值与其GNP或GDP之比加以衡量,也可以用货币化比重(M2/GDP)来表示。因此,首先,我们选取我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来衡量我区整体上的金融发展水平。其次,我们选取农业贷款余额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来衡量我区整体上的金融发展水平。原因是目前我区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信贷资金的供给上。从理论上分析,农村贷款作为一种货币资金,对农村的产出应当具有促进作用。即农村贷款投入的规模越大,农村社会产出的规模也应该越大,两者之间应呈正相关关系(周小斌,李秉龙,2003)。从我区1981一2005年农村贷款与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数据来看,两者呈同步增长(见图1)。在这期间,我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对农业总产值和农村贷款对农业总产值的弹性系数分别为1.21和4.96,即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农业贷款每增长l元,农业总产值(当年价)将增长1.24元和4.96元。我们认为用以上两个指标来衡量我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即每单位产出有多少金融资产支撑,每单位产出有多少贷款投放,这两项项指标可以反映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指标越大说明单位产出中金融中介的作用越大,反映金融机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支持农村经济建设的效率越高。所以,农村金融市场中储蓄投资转化率的影响因素可以表示为:

RGDP=c+aRFA(1)

RGDP=c+bAL(2)

其中,RGDP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RFA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AL为农业贷款余额,c常数项,a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对农业总产值的弹性系数,b为农业贷款余额对农业总产值的弹性系数。

2)储蓄率(s)

根据有关分析,影响储蓄水平的主要因素包括:居民的收入水平、实际利率水平、预期不确定性、经济货币化程度、资本市场发育程度、社会贫富差距等(韩廷春,2003)。考虑新疆农村的实际情况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选取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在1981一2005年期间,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贷款之间也两者呈同步增长态势(见图1)。在这期间,新疆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农村贷款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弹性系数分别为3.41和13.36,即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农业贷款每增长l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增长3.41元和13.36元。这两项指标越大说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中金融中介的作用越大,反映农民将收入转化为储蓄比例越高,支持农村经济建设的效率越高。所以农村金融市场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可以表示为:

FI=c+dRFA(3)

FI=c+eAL(4)

其中,FI为农民人均纯收入,RFA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AL为农业贷款余额,c常数项,d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弹性系数,e为农业贷款余额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弹性系数。

2.2验证过程

根据以上(1)-(2)个方程以及1980~2005年的新疆农村金融资产总量(RFA)、农业贷款余额(AL)、农业总产值(RGDP)、农民人均纯收入(FI)的数据,判断新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利用Eviews3.1经济计量软件,经比较得到模型为:

RGDP=111.35+1.21×RFA(1)

s.e(26.296)(0.107)

t(4.234)(11.238)

R2=0.876,ADRR2=0.868;F=126.28

RGDP=54.43+4.96×AL(2)

s.e(18.666)(0.304)

t(2.916)(16.349)

R2=0.920,ADRR2=0.917;F=267.276

FI=510.9+3.41×RFA(3)

s.e(59.862)(0.244)

t(8.535)(13.961)

R2=0.915,ADRR2=0.911;F=194.92

FI=411+13.36×AL(4)

s.e(52.084)(0.758)

t(7.891)(17.63)

R2=0.945,ADRR2=0.942;F=310.82

3实证结果与分析

模型(1)-(4)在0.05的显著水平下均通过t检验与F检验,相关系数R2也在0.9上下,说明新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农村金融资产与农业贷款每增加1元将分别拉动农业生产总值增长1.21和4.96元,分别带动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3.41和13.36元。因此,推进新疆农村金融发展,加大农业和农村的信贷投入力度对新疆农村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事实上,新疆政府一直坚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2008年,自治区政府把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和自治区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与春耕备耕、灾后生产恢复工作紧密结合,引导人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包括兵团农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涉农金融机构不断加大支农力度,全区农业贷款表现出强劲的增长走势。到2008年4月末,全区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286.3亿元,同比增长21%,增幅较上年同期提高13.3个百分点,达到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新增农业贷款99.4亿元,占全区各项贷款新增额的88.1%;全区累计发放农业贷款154.4亿元,同比多投放31.2亿元。

参考文献

[1]纪森,李宏瑾:《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南方金融,2007.

[2]张玉红:《农村信用合作社内控建设:以稽核为视角》[J],河北金融,2008.

[3]朱斌:《从紧货币政策下农村信用合作社如何实施区域弹性调控》[J],西南金融,2008.

经济与发展论文篇(6)

旧中国的经济是一种半殖民地经济，为数不多的工业设施70％以上偏集于占全国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狭长地带，广大内陆除武汉、重庆等极少数长江沿岸城市外，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工业。针对这种状况，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我国在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进程中，总体上选择了重点发展内地，沿海服从内地的战略，其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重点西进。

第一次是1953年开始启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五”计划时期。当时国家经济建设布局的指导思想是：“在全国各地区适当地分布工业的生产力，使工业企业接近原料、燃料的产区和消费地区，并适合于巩固国防的条件，来逐步地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23页。）。为此“一五”期间除在沿海老工业基地有重点地进行改建、扩建外，基本建设项目相当大的一部分摆在了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内地。全国基建投资1952年沿海地区占43.4％，内地占39.3％，到1957年沿海地区下降到41.6％，内地则上升为49.7％（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页。）（因扣除全国统一购买的机车车辆、船舶、飞机的费用，所以两项相加不等于100）。在苏联援建的156项大型工程最后实际施工的150个项目中，内地为118个，占79％；沿海为32个，仅占21％。（注：董辅＠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1页。）。

第二次是“三五”计划开始以发展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的“三线建设”。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我国面临国际局势和周边环境急剧严峻的情况下，国家把投资重点放在三线地区，形成了我国经济布局的又一次更大规模西进。从1964至1978年，国家在三线地区累计投资约2000亿元，形成固定资产1400多亿元，占当时全国固定资产总额的1/3，相继兴建了2000多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形成了45个以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的大型生产科研基地和30个新兴工业城市。由于三线建设的巨额投资，“三五”时期内地占全国基建投资额的比重高达70.6％，沿海地区仅占29.4％；“四五”时期内地仍达60.5％，沿海地区为39.5％（注：国家统计局：《1949-1984光辉的三十五年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版，第171页。）。

两次经济建设重心的大规模西进，理论界颇有异议。应该说，从我国生产力布局和长远发展的视角，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积极效应。

第一，内地区域经济实力增强，初步形成了自我发展能力。经过近30年的投资建设，1978年内地的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由1952年的41.7亿元增加到1792.9亿元，占全国工业固定资产的比重从28％增加到56.1％，上升了一倍多（注：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49-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138页。）。内地建立起一大批工业骨干企业和几十万个地方中小型工业企业，初步形成了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运输干道和地方综合运输网，甚至拥有当时国家尖端科技产业和实力雄厚的国防军事工业。从区域工业化的性质来说，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空前的现代化开发，使西部广大地区在短时期内跨越了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迅速缩小了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为发展内地经济，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第二，为东部沿海地区开辟了资源来源与市场。经过大规模的的内地建设，建立起了煤炭、天然气、稀土矿等几十种开采业。改革开放初的“六五”期间，沿海12个省市中仅煤炭每年从内地净调入量就占全国净调入省总和的78％以上。辽宁、广东、上海、天津、江苏的有色冶炼厂，85％左右的原料来自内地（注：陆大道：《中国工业布局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同时，改革开放前全国人口58.9％分布在内地，亦即劳动力资源和工业品的消费大部分也在内地。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与内地的开发是分不开的。因此，开发内地，使生产力的布局逐步向内地推移，很大程度上是符合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的。

但从提高全国工业整体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看，又是不理想的。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两次西进战略忽视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互动关系。

首先，人为地抑制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西进过程中，不仅沿海工业的改造、扩建、新建的投资少了，甚至沿海许多项目内迁。据统计，1964-1971年，全国内迁项目380个，内迁职工145万人，内迁设备3.8万多台（注：汪海波主编：《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年版，第349-350页。）。以致使沿海地区的工业增长速度低于内地，1953-1978年间，西南、西北、中南地区工业增长速度都超过全国平均值，东北华东两大区正相反。其中，1966-1978年间，全国工业年均增长10.2％，东北区只有8％。综合性大工业城市天津、上海在“二五”期间年均增长只有0.5％和5.7％（注：陆大道：《中国工业布局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非常清楚，比较落后地区有超乎平均值的，但绝对值是微小的增长，是以抑制乃至牺牲经济技术基础较好的沿海地区绝对值大得多的增长为代价的，使20世纪五十年代初曾经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比肩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远远地落在后面了，不仅严重影响全国的经济发展，反过来又影响了对内地工业的支持。

其次，在计划经济下回避了区域间的经济竞争和忽视了地方、企业合理的经济利益，加上内地广大传统的农牧区和少数现代工业城市并存的典型二元经济结构，使其客观经济效果并不理想。从宏观投资效益看，1953-1978年，内地基建投资占沿海与内地总和的60％，国内生产总值只获得了年均5.7％的增长速度，每百元基建投资新增国内生产总值42元；沿海地区基建投资占4n％，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每百元基建投资新增国内生产总值68元（注：根据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95-597页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计算。），内地基建投资效益不及沿海地区的2/3。这导致了对内地的投资倾斜不仅其自身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而且也未能有效地发挥辐射和带动功能作用，促进东西联动与合作。这种“损东补西”缺乏东西联动与合作的长期西部倾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显然，改革开放前30年在处理东西部发展关系上，问题主要不在于战略重点西进，而是在于忽视了东西互动。早在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总结了“一五”时期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关系的经验，提出了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页。）的新思路，同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政治报告中指出：“当前需要的是沿海地带和内地的配合”，“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条件，继续适当地发展那里的工业，以帮助内地工业的发展，加速全国的工业化”（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虽然这种新思路后来并没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但把“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关系提了出来，注意到了东西部互动的重要性，这对推动现代化的发展有着宝贵的价值。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确立了“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和对外开放政策，与此相适应，国家对区域发展战略也进行了调整，采取了由内地转向东部沿海较发达地区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所规划出的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关系的轨迹是：东部沿海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较快地先发展起来，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以更好地示范、辐射和帮助内地发展，带动全国的现代化。

根据非均衡发展战略，“六五”计划规定，要积极利用沿海地区的现有经济基础，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七五”计划第一次用东、中、西部概念替代之前沿海与内地的划分，进一步强调要按照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次序安排发展重点。于是，国家基建投资开始向沿海地区大幅度倾斜，其倾斜度比“三五”时期向西倾斜还要大。“六五”期间，东、中、西部基建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47.7％、29.3％、17.2％，在建国后国家投资东部第一次超过中西部之和。至“八五”时期东部地区基建投资占全国的比重提高到54.2％，中、西部地区分别继续下降到23.5％和14.7％（注：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1949-1999）》，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第397页。）。加之东部沿海地区原有基础较好、投资环境优越和对外开放的优势，自身的资金积累能力和对外资吸引力较强，投资渠道多元化，因而同中西部的实际投资差距还要大得多。

这次我国区域战略重点的东移，持续了20年，在处理东西部发展关系问题上，让“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这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和一个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大国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东西部的互动，因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

首先，东部沿海地区凭借较好的经济技术基础和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成为中国大陆最有活力的经济高速增长区，充分发挥了经济增长极的作用，推动了全国国民经济的腾飞。1979-1998年间，全国GDP年均增长速度为9.7％，其中沿海地区更是每年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特别是1991-1995年，全国GDP年均增速为12.0％，高于这一速度的省份有13个，其中东部地区占9个，增速最快的福建、广东、浙江三省年均高于19％（注：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1949-1999）》，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页。）。同时，从“八五”计划开始，国家先后开放了沿江、沿边及沿黄、沿陇海线等内陆地区，使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都取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20年中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比同期世界平均速度高出6.5个百分点。1997年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7位。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美元，2001年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6位。

其次，东部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通过示范、扩散效应和经济技术合作等多种途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西部联动与合作，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据统计，1995年全国已形成形式不同、规模不等、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网络组织100多个，包括省（区）间的经济协作区、省毗邻地区经济协作区，以及城市间经济协作网络等多种形式（注：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1949-1999）》，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页。）。尽管这时期的东西联动仅是初步的，却为中西部的开发和建设，进一步促进区域互动协调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沿海鲁苏浙闽粤新兴工业省份的经济崛起，对地域格局的演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为推动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大改革、大开放、大开发发挥了有力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尤其是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为加快现代化发展和建立全国统一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这一阶段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在处理东西部发展关系问题上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尽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存在着区域发展战略指导思想上的区别，但是基本上都实行了大幅度的地区倾斜政策，东部和西部地区先后处于从属地位。改革开放前30年东部地区服从内地重点建设，这种思路虽然为内地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却抑制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改革开放后20年则中西部地区服从东部地区优先发展这一大局，这种思路充分发挥了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极的作用，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腾飞，但过分的倾斜政策扩大了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在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中，中部不及东部的1/2，西部不及东部的1/4。应该说，这种差距是发展中的差距，然而地区差距的过分扩大并任其蔓延下去，不仅“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而且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振兴”（注：：《全党全社会动员起来为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而奋斗》，《人民日报》1997年1月6日。），最终也会影响到中国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第二，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西部地区主要是依靠国家的大量投资，各区域基本上没有相互间的互动。改革开放后在体制转轨中，相互间的互动作用虽始终存在，但这种互动在西部开发之前，基本上处于一种不均衡、不自觉的状态下。东部对西部经济只是一种有限的、缺乏自觉的支持，西部经济发展仍主要依靠国家外力的推动。如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西部地区实行的区域补偿，先后设立了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基金等，加强对“老少边穷”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扶持。九十年代开始把扶贫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并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但这种支持主要是由政府推动、运作和协调，企业处于被动执行的地位，各区域的要素并没有有效地互动与整合起来。

三

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区域协调发展思想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既是实现邓小平提出世纪末全国基本达到小康水平时要突出地解决地区不平衡战略构想的一个重大举措，也是党和政府在新的实践中对东西部发展关系思路的重新审视和重大调整。这次战略重点西移，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30年的战略“西进”，也区别于改革开放后20年的战略“东移”，这一区域发展新战略，构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正确处理东西部发展关系的全国大战略大思路。其中心内涵就是要促进东西互动，以各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强大动力。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发展为主题，坚持东、中、西部的共同发展。

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迈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总体上小康只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这种“发展很不平衡”，从地区看，东部进入小康的比重大，中西部则比重小。根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调查资料显示，西部12个省市区，面积占全国的71％，人口占全国的28.6％，而国内生产总值却只占全国的18％。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和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要通过各区域的共同发展来实现，发展应成为东、中、西部地区的共同主题。“十五”计划纲要强调指出：“坚持把发展作为主题。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不仅中西部地区要加快发展的步伐，而且东部地区也要加速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也就是说，东、中、西部携手共进是这次区域战略重点西移的重要特点。西部大开发并没有忽视东部地区的发展，更没有使一方的发展以另一方的不发展为代价。而是在一个已经存在地区差距的经济整体中，既推动西部地区发展以缩小东西部差距，又不牺牲先发展的东部地区的经济效率，实现东西部共同发展。

第二，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全国经济合理布局。

实现各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必须使各地区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进行优势互补和整合。党和国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过程中，不再单纯地实行地区倾斜政策，而是强调“要从全国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着眼于地区优势的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把东、中、西部各地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进行优势互补和整合。

对于西部地区，不仅要发挥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优势，而且“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最重要的是，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创新和进步，把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经济优势，着力发展特色经济”（注：朱镕基在新疆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9月13日。）。并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为全国各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形成牢固的绿色生态屏障。

中部地区地处中国腹地，由于和西部地域上的连通性，党和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的一整套战略指导思想，始终是同“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赋予中部地区“被开发者”和“开发参与者”双重角色。同时，中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中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十五计划建议指出“中部地区要发挥承东启西、纵贯南北的区位优势和综合资源优势”，运用好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加快发展步伐。特别是要利用农业和水陆交通枢纽的优势地位，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带（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00年10月19日。）。

东部地区具有对外开放条件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技术力量雄厚的优势，要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继续发挥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辐射带动作用，“在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继续走在前列，有条件的地方争取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人民日报》2001年3月18日。）。

第三，形成东、中、西部地区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

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东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经济联系。加速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要靠东部地区资本、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和带动；东部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也需要西部地区能源、市场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支持。因此，实现东西部的共同发展，必须把握并有效地体现这种地区间的内在关系，“努力形成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页。）。党的十六大也强调：必须“加强东、中、西部经济交流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一方面，国家开发西部的重要出发点，是为东部地区经济再上台阶开辟新的市场空间，并带动中部地区更好地发挥承东启西的重要作用，促进全国经济的更大发展。1999年12月1日朱镕基在“新加坡讲座”时说：“加快中西部发展是中国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决策，一定会象前20年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带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一样，将为东部和中部地区提供强大的市场与发展前景，有力地促进全国经济的更大繁荣”（注：朱镕基：《迈向新世纪的中国与亚洲》，《人民日报》1999年12月1日。）。

另一方面，东部地区要把自身的再发展与中西部的发展结合起来，更加重视支持和参与西部开发，更好地发挥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把东部地区技术、人才、管理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与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等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促进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共同发展”（注：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全体会议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3月8日。）。

第四，推动各地区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生产要素在区际间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东西部各自比较优势的发挥并整合成整体的优势，要通过生产要素在区际间的流动和组合才能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尤其是地区经济结构水平差距日渐突出，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键的问题就是对国民经济结构在区域间进行调整，达到优化升级的目的。同时，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也正在广泛而深刻地进行，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发展新的特点，中央“十五”计划建议把“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并指出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东西部经济结构调整。

东西部经济结构的调整，就是把西部大开发与东、中部的再发展整合为同一过程，实现双方自觉的均衡的互动。其实质就是将我国经济看成一个资源配置的有机整体，使生产要素在区际间双向流动，实现东西部地区经济的高度互动和融合，最大限度地提高东西部经济发展的效率。因此，区域发展战略重点的西移，将为加快全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提供广阔的空间，从而促进东西部经济要素的良性互动和合理整合，形成东、中、西部大联动大发展的新的整体合力。指出：“西部地域广大，自然资源丰富，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加快发展西部地区，可以促进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推动力量”（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页。）。

第五，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企业成为东西部经济互动的主体。

西部大开发不同于“一五”计划和“三线”建设时期凭靠国家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对西部投资，也不可能像改革开放初期地区间的经济合作主要是由政府推动、运作和协调，企业处于被动执行的地位。东西部互动涉及地区间经济利益的组合和分配，必须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和经济全球化趋势，“重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地区经济关系”（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人民日报》2001年3月18日。）。

市场经济体制是东西互动与合作的大环境和操作平台。经过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由于体制转轨上的差异，西部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制约了系统内力的积累和东西部经济互动发展的动力。中央“十五”建议指出：“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归根到底要靠改革。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突破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00年10月19日。）。现阶段东西互动的深刻内涵之一，就是要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让东部地区较高市场化程度的生产要素流入中西部地区，推动中西部地区的体制转轨和创新，加速东西部市场的接轨。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经济活动的细胞和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投资主体，也是最具生命力的发展因素。新形势下东西部的互动和合作，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重新分配和组合，这种重新分配和组合必须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由政府为主体转向以企业“唱主角”，政府行为也必须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来进行，必须要有市场经济的主体来参与。朱镕基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资源配置方式、经济运行机制、外部经济环境和投资主体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西部大开发要从观念、体制和管理等方面适应这种变化，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企业成为市场和投资的主体”（注：朱镕基在新疆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9月13日。）。可见，新世纪区域战略重点西移中区际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有着与以往明显不同的特点，它是适应东西部发展的客观要求，在东西部互动合作的过程中企业自我扩张的市场行为，是从单纯的政府行为驱动合作转变为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双重驱动合作。

经济与发展论文篇(7)

经济法的完善和发展是对宪法的丰富与补充。我国法律的总体结构和层次关系决定了经济法的完善与发展也会助推宪法的发展。经济法是宪法制定过程中经济方面的延伸与体现，其本质就是要细化宪法对于经济的约束作用。笔者认为，经济法对宪法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所有制、分配方式等，这些内容在经济法中被进一步完善和充实。经济法中涉及经济体制的相关条文不断完善的过程正是对宪法发展不断助推的过程。二是经济法的完善助推了宪法中有关经济法条文的修改。近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加速，经济法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不断完善与发展起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与市场调节的不断适应，都促使经济法不断完善，最终助推了我国宪法中涉及经济部分的修改，这正是经济法对宪法助推作用的具体体现。三是经济法“良性违宪”推动宪法完善。“试点立法模式”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仍处于摸索阶段，经济法作为完善的重点对象，许多新的法律规定被“先行先试”，甚至出现了“良性违宪”的情况。这种“违宪”的情况在经济发展中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够很好地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旦这些“良性违宪”的经济法规定的正确性被证明，宪法便会因此做出调整和修改。考虑经济法与宪法的相互协调作用，要从两者的相互影响入手，其根本是宪法与经济法的“经济性”。随着宪法中经济规范的不断完善，宪法越来越表现出其“经济性”，这种经济性正是对经济法发展与完善的最好指向；经济法作为宪法“经济性”的延伸与具体体现，在一定程序上甚至可以影响到宪法的修改。

二、经济法与其它部门法的协调发展

经济法与其它部门法都在宪法的约束范围之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由于经济法规范的经济活动领域门类繁多、关系复杂，涉及到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因此经济法的发展与完善必然存在与其他部门法相互重叠甚至是相互冲突的部分。如何在宪法的框架下，合理解决这些冲突，实现经济法与其余部门法的协调发展，是我国法律体系不断建设完善的重点。

（一）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关系经济法与刑法有着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以利益为先导，而人性的唯利是图使得在经济领域触及刑法的案例比比皆是。经济法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市场经济的基本秩序，当破坏行为特别恶劣并触及刑法时，就应当对实施破坏行为的主体追究刑事责任。近年来，刑法在经济领域显得越来越有“用武之地”。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经济违法行为的数额成十倍、百倍的数量增长。早期刑法中规定的量刑方式如果不能随着这种经济发展的改变而改变，就有可能变成一纸空谈。经济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也让刑法在量刑过程中难以抉择。2007年“许霆案”的宣判在整个法律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标志着我国刑法在与经济法匹配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一些特别严重的违反经济法的行为在刑法中得不到及时反映，规定似是而非；对于部分犯罪行为如何定性，在经济法与刑法中存在着分歧；刑法对经济犯罪的量刑也有待于重新考量经济法与刑法不相匹配的情况。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越居全球第二，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些都离不开经济领域做出的贡献。作为直接约束经济领域的法律，经济法的完善和发展更加迅捷，而刑法的发展则显得相对缓慢。解决经济法与刑法不匹配的问题，关键在于抓住经济增长规律，加快推动刑法的完善。与宪法不同，经济法与刑法的“冲突”主要是刑法落后于经济法的发展。因此，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维护正常经济秩序是关键。笔者认为，要从立法、司法和理论三个方面来改善。⑴加快刑法在经济领域的量刑完善。立法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我国国情和经济快速发展的现状。对于经济领域中出现的新的犯罪形式要尽快地完成刑法的补充。这种补充必须建立在依宪的框架之下，与经济法相互协调适应。对于量刑规则、数额、机制等也要根据新的形势做出调整和改进。⑵完善经济法与刑法的司法协调。经济行为的普遍性造成了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对于案件定性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司法机关在处理经济案件时，必须要由熟知经济法与刑法的审判人员进行审理，杜绝“相互扯皮”现象。⑶加快推进经济法与刑法理论上的协调。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要透过表面看到问题的本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如何定罪量刑阶段。只有在理论层面上研究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促进经济法与刑法的协调发展。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倡以“经济规律”和“政府调控”两只“无形之手”实现对市场的调控。这就形成了在经济领域中经济法与行政法相互重叠，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局面。因此，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协调发展区别于刑法，其根本问题是“矫枉过正”的问题。即在经济领域中，经济法与行政法必须共同作用，相互补充。如果经济法的权限大过行政法就会造成市场主体肆意妄为，反之，就是政府权限滥加干预。经济法对于市场的约束力与生俱来，在市场经济确立之初，经济法就随之而生。但行政法与经济法相互作用管控市场的现象却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法中规定的经济法律责任中的行政责任，经济法律纠纷解决中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现象的产生都是经济法与行政法重叠的体现。［3］在考虑经济法的完善与发展的过程中不能漠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否则，其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协调发展关系体现在两者的共同作用领域以及法律本身相互弥补作用上。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两点做出分析：⑴经济法与行政法共同作用于市场经济的调整和改进之中。美国著名行政法学者施瓦茨提出：“行政法的要害不是实体法，而是程序法。”［4］行政法的作用是约束行政机关对于市场调控的权力，防止权力滥用。而在这个问题上，经济法关心的是国家调控手段与内容的正确性，是否对市场有利是经济法最关心的问题。可见，行政法与经济法在调控问题上分别体现出了其与程序法和实体法的不同作用。行政法注重的是对于政府调控权力的管控，而经济法更多地关注调控手段的结果。两者之间的约束领域相同，却各自发挥着不同的职能，共同保证市场良好、稳定、有序的发展。⑵行政法为经济法律秩序提供了有力保障。市场经济自建立开始，就与自由、公平、自愿、民主、自由等紧密联系。经过长期的发展，市场形成了一种以自由、公平、自愿、民主为主的秩序。经济法本身对这种市场秩序的形成有着很大关系，但对于这种秩序的保护却相对乏力。而行政法恰恰为这种市场秩序提供了最有力的保护。其一，行政法通过政府干预手段解决了市场竞争中存在的垄断、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的问题；其二，行政法通过对国家干预手段的完善使市场始终朝着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避免了市场秩序由于不可抗力而失去控制；其三，行政法的性质决定了其对于政府行为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进一步保证了政府在实施调控的过程中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防止权力滥用和过分干预市场，使市场秩序能够朝着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协调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由经济法负责对市场本身的约束和规范，由行政法负责对政府干预行为的制约和监督。经济法与行政法都是在宏观上对作用于经济市场的行为进行约束的法律。经济法和行政法只有相互协调，共同发展，才能保证市场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