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战略篇(1)

县域经济是当今经济发展和理论研究的一大热点。自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壮大县域经济”的战略决策以来，县域经济问题引起经济界、理论界和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各级党委、政府对县域经济空前重视，把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战略重点。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一个重要方面；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加快农村工业化是一个重要环节；构建和谐社会，通过发展县域经济来扩大社会就业、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

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因此，如何在理论上进一步理清思路，在发展上明确产业重点，在工作指导上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促进县域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历史任务重要课题。

一、探求县域经济发展的规律

县（市）是我国功能相对齐备的基本经济社会单元，县域经济济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区域经济。县域幅员广阔，虽然各地的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基础条件、市场完善程度、改革开放程度不尽相同，但在经济发展上具有相同的愿望、目标和要求。因此，从实际出发，积极探求县域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以形成发展县域经济的共识，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纵观湖北省县域经济的发展进程，至少有以下几点应当进行理论的深刻阐述和实践的充分论证：

一是在产业主导上，―发展县域经济要优先发展工业。在湖北省县域范围内，产业结构的层次一般较低，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滞后，许多县市，特别是山区县市，依然是“农业弱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弱、小、穷”的根源在哪里?我看主要是工业经济不发达。工业不发达，农村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就是一句空话。“工业兴县”，已被实践证明为一条发展县域经济的必由之路。因此，发展县域经济必须紧紧抓住发展工业经济这个“牛鼻子”，带动其他各行各业的发展。

二是在经营方式选择上，发展县域经济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县域经济就是民营经济。回顾历史，农村和农民是“一大二公”的最大受害者。在改革的浪潮冲击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县域本来不多的国有企业陷入困境，而充满活力的正是民营经济。凡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县市，主要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唱了“主角”。因此，要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大力实施“民营强县”是必然选择。

三是在资源利用上，发展县域经济要突出发展特色经济。搞市场经济，主要靠市场配置资源。但是与城市相比，县市的市场配置力明显处于弱势。经济发展的现实告诉我们，即使再贫困的地区，也会存在某种资源优势。因此，县域经济要在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应当主要立足于利用自己的资源，按照比较经济利益的原则，努力发掘自己的发展优势，突出自身特色，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自己的特色优势。

四是在产业布局上，发展产业集群。市场经济讲规模、讲配套。现在发展县域经济，如果再像过去那样发展乡镇企业，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肯定是行不通的，

而必须走产业集聚和集约经营之路，把招商引资与园区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发展“板块经济”。

二、拓宽县域经济与科技结合的途径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水平的高低。县域一般科技人员较少，企业管理落后，产品档次较低，因此，依托科技提升县域经济的竞争力是当务之急。湖北省是“科技大省”，如何拓宽县域经济与科技结合的渠道，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和工作协调的一项重要任务，当前要加强三个方面问题的研究与探索：

一是强化“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意识。当今发展县域经济，再只是靠吃苦耐劳和敢打敢冲是远远不够的了，县域经济要提升竞争力，必须依靠科技“强身健体”。无论是第一产业，还是第二、第三产业，或者是传统优势产业，只有依靠科技和信息的运用，才能形成新的生命力和竞争力。要通过多形式、多渠道、不间断地学习、宣传和研讨活动，使“科技意识”成为县域的“全民意识”。

二是建立产学研结合的长效机制。县域经济与科技结合，需要有一个有效平台和载体。而开展产学研的洽谈与合作，就是促进县域经济与科技结合的一种好形式。如何通过政府的引导和社会中介的作用，使产学研结合的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加丰富、合作更加经常、效果更加显著?在这方面还大有文章可作。

三是培养企业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县域经济提高科技水平，关键在自己。要通过理论引导和科技示范，推动县域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引进科技人才，不断提高科技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同时要帮助县域经济实施名牌战略，利用科技加大对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利用品牌的龙头功能，促进特色企业的发展。

三、努力改善县壤经济发展的环境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进一步改善发展环境。改善环境固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只要我们充分发挥正确理论的先导作用，就能够加快优化环境的步伐。当前，要着力在以下三个环节下功夫：

一是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县域作为“农村之首，城市之尾”，是一个相对独立、相对完整的行政区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应当有相应的自。由于历史的自然经济影响和传统的计划经济惯性，应当说与县域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政府运行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近年来，湖北省委、省政府实行“扩权强县”的政策，对传统的体制有了很大突破，也收到了显著效果。但这方面的工作还只是刚刚开始，还有哪些权限要放?放到什么程度为宜?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同时，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发展县域经济，上级政府应当提供哪些方面的服务?如何更好地发挥县域政府的作用?也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二是部门进一步转变观念。有一种说法，改善环境的最大障碍是政府的一些部门，这不无道理。长期以来，政府许多部门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形成了“管”与“卡”的思维定势，再加上部门利益的驱动，往往形成了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反向力。因此，部门进一步转变观念，由“管”与“卡”向“放”与“扶”转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湖北省委、省政府花了很大气力，最近即将出台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两个文件，在许多方面有新的突破，对改善县域经济的发展环境将会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有了好文件、好政策，关键是落实。围绕政令畅通，营造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的舆论、政策环境，也应当是我们县域经济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经济发展的战略篇(2)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     四个战略    阶段过程与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以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中国国情为基础，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目标、发展机遇，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长期探索和科学创新，一方面，遵循“均衡——非均衡—— 新的均衡”

的全球性的经济发展规律；另一方面，探索出“平衡发展～一开放发展— —协调发展—— 统筹发展”的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道路。本文是笔者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四个战略阶段做的分析与概括，求教于同仁探讨。

一第一个战略阶段：平衡发展与重点发展相结合的阶段。

建国初期，我国经济在历史上形成了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整个国家处于农业经济发展阶段，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而国家的经济比重70％ 在沿海，30％ 在内地；沿海地区的工业基础相对充实，内地广大地区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如何进一步发挥沿海工业基地的作用，如何加快内地工业基地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何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提高捍卫国家安全和独立自主的能力，成为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课题。

毛泽东高度重视新中国经济基础的建设，高度重视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高度重视新中国的经济布局。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进行了系统的思考与论述，其一，提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这个战略思想；其二，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其三，使工业布局趋于平衡，并且有利于备战；其四，沿海地区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以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其五，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其六，沿海工业的发展，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根据毛泽东“平衡发展”的战略思想，中央把战略目标定位在建立分布均匀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上。就全国来讲，要平衡发展；就内地来讲，要重点发展。平衡是大局，平衡中又有重点。中央在大规模的工业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上，以内地为投资重点，以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工业基地为重点。1956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战略部署：决定在全国建立七个新的大型工业经济中心，使之成为七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经济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华北、西南等内陆地区。我国“一五”期间将有694个投资千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中的472个分布在内地。“二五”期间，内地基建投资占全国的53.9％，交通投资占60％，资源投资占75.5％。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开始全面恶化、美国介入越南战争，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开始重大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也随之调整，毛泽东决定加快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步伐。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出了重点加强“三线”建设的决策。“三线建设时期，内地基建投资占全国的53.5％，达2000亿元，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军工、机械、电子、化工、交通、能源、钢铁、有色金属等部门，建成国营企业29万个。

到1975年，全国1500个大型企业中，西部占40％，三线地区基本上成为工业门类齐全的地区。”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建立了近代工业的基本框架和生产体系，这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史无前例的成就。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第一个战略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基本特征是：国际战略环境，前期是苏联援助，国际形势温和，开放型发展；后期是外部封锁，国际形势险恶，全封闭型发展。战略目标——建立国民经济体系、平衡工业发展布局。战略思路是以工业化为主导，平衡发展与重点发展相结合，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相结合；战略特点全国一盘棋，重点在内地；战略成果——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形成了相对平衡的工业发展格局，有力的保障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独立自主。

二第二个战略阶段：开放发展与倾斜发展相结合的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经济战略思想主张对外开放，建设和发展开放型的经济体系。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循序渐进地开放。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贯彻在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因此，开放发展就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邓小平在《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讲话中指出，特区是技术、管理、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因此，特区要“成为开放的基地。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国区域经济又实行了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倾斜战略。

邓小平区域经济战略的重要创新就是实施沿海开放战略，开放发展与倾斜发展相结合的结合部就是东部沿海地区。在全球第三次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广东、上海、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带动全国提前五年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同时，在4个经济特区建设取得成功经验后，国家又先后逐步开放沿海14个城市，开放开发海南岛和浦东，开放开发沿边沿江地区，开放开发内地中心城市，由此，形成了从沿海到内地、从东部地区到中西部地区的梯度推移、渐进发展、开放发展的新格局。

然而，区域经济倾斜发展战略，沿海开放战略在实践中也有深刻的经验教训。我国区域之间特别是东部与西部的经济差距急剧扩大，区域经济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差距继续扩大，城市农村二元结构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对此，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思想，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原则与思路。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第二个战略阶段为2o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基本特征——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全球开始第三次产业转移；我国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战略目标——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沿海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步伐。战略思路是以改革开放为主导，开放发展与倾斜发展相结合。战略特点— — 渐进性开放，阶梯式发展；战略成果— —建立外向型的经济体系，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发展，带动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促进了中国经济面向世界的发展步伐，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提高。

三第三个战略阶段：协调发展与合作发展相结合的阶段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地条件差异很大，经济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上升态势，然而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也迅速地扩大，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失衡现象、断裂现象和二元结构现象，严重影响了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稳定。

为此，中共十四大会议做出新的战略部署。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思路，统一规划、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1995年9月，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e提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要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进行优势互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交流与合作。

1997年9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系统论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其一，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发展各具特色的经济；其二，加快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其三，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其四，进一步引导形成跨地区的经济区域和重点产业带。1999年9月，十五届四中全会做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

2002年11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对区域经济又进一步提出新的发展思路：其一，要加强东、中、西部的经济交流和合作；其二，要实现错位发展和共同发展；其三，要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和经济带。

在中央的战略部署下，区域经济发展加强了协调发展的力度，加快了合作发展的步伐。一方面，东部地区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加快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加快了改革开放和开发的步伐。一方面，国家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快了支持进度，更加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也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大力支持和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东部地区同中西部地区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和合作进一步发展，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错位发展、互补发展、合作发展的模式与路径进一步拓展。

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合作发展的战略以来，区域经济得到了更快发展，中西部地区也出现了加快发展的良好态势，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然而，从总体上看，区域经济在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与人口空间分布上不均衡，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还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区域之间人均公共服务的差距仍然较大。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第三个战略阶段（20世纪9o年代至2l世纪初）的基本特征—— 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促进和平为时代背景。战略目标——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战略思路是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主导，实行协调发展与合作发展相结合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战略特点是市场化运行，区域性合作。战略成果—— 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促进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协调与合作，我国经济的规模与速度持续提升。

四第四个战略阶段：统筹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资源、市场、技术竞争加剧，全球气候、生态、环境风险丛生，政治危机、金融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此伏彼起。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开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在资源、生态、环境、人口、就业、分配等领域的矛盾突出；社会在转型，经济在转型，国家治理也在转型。区域经济发展呈现新特点，新局面，新挑战，新机遇。

中共十本届三中全会于2003年10月11日在北京召开，胡锦涛提出了进一步”统筹区域发展“的战略思想。中央在”十五“计划，”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中实施了一系列的战略部署。一是统筹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二是实施国土开发主体功能规划；三是统筹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四是统筹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统筹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和中共十七大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中央于2003年提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2006年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

第二，统筹国土开发主体功能规划：胡锦涛指出：”加强国土规划，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主体功能区规划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基石。中央强调加快形成主体功能区，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经济、城镇的发展趋势，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规范空间开发秩序，逐步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推动形成主体功能区，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

第三，统筹区域经济发展规划。胡锦涛强调，要根据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东部地区的不同情况，加强统筹规划、细化政策。2009年以来，国家正式审核批准了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并把它们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来统筹实施。这些规划包括《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黄河三角洲经济区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等。

第四，统筹区域协调互动机制：胡锦涛强调，要加快健全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扶持机制。要加大国家对欠发达地区支持力度，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步伐，引导发达地区通过对口支援、社会捐助等方式帮扶欠发达地区。东部地区发展是支持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要在率先发展中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区域经济战略的统筹和协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地位看，我国安全渡过多次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冲击，安全渡过多次严重自然灾害的冲击。我国的经济规模上升到全球第二位，我国的综合国力上升到世界前列。从我国区域增长的格局看，以前地区差别是越来越大，八五时期到了—个顶点，”九五“、”十五“时期有所缩小，但仍然是东快中西慢。到了”十一五“时期，这种状况发生了革命陛的转变，从2007年开始，西部的增长速度超过东部，从2008年开始，中西部全面超过东部。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第四个战略阶段为2l世纪初至”十二五“规划前期。基本特征—— 战略背景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全球经济、政治、生态危机不断出现；我国进入改革的攻坚阶段、发展的黄金阶段和稳定的关键阶段；我国进入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段。战略课题——如何减少经济风险，增强国内需求，统筹区域发展，推进共同富裕。战略思路— — 以全方位对外开放为基础，以科学发展观为主导，实现统筹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战略特点——国家规划统筹，主体功能统筹，区域板块统筹。战略成果我国平稳渡过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经济总量上升到全球第二位，中西部地区获得很大的发展机遇，国家综合国力空前提高。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在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探索与创新过程中，一方面，遵循”均衡一非均衡——新的均衡“ 的全球性的客观经济规律；另一方面，把握中国国情、中国特色，探索出”平衡发展——开放发展——协调发展——统筹发展“的中国式的区域经济发展道路。

我国区域经济在这四个战略阶段都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成就。四个战略阶段，在总的战略目标和方针上一脉相承，在具体战略理念和路径上又各具风采。四个战略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了中国特色，展示了中国经验。

四个战略阶段的理论与实践启示：区域经济战略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国家战略；区域经济战略必须立足于区域资源、区域功能、区域环境；区域经济战略必须把握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区域经济战略必须正确处理均衡与非均衡，平衡与不平衡，重点与非重点的辩证关系；区域经济战略必须促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协作发展、协同发展；区域经济战略必须统筹发展规划，统筹主体功能，统筹空间布局，统筹对外开放。

当前，在全球经济风险不断、徘徊不前、摩擦不停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更加需要稳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中国经济将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战略下，进人大力”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开发中国国内的市场，提高中国国民的收入，实现中国社会的转型“的新时期。因此，区域经济战略必须着眼于稳定增长，着眼于扩大内需，着眼于优化结构，着眼于改善民生，着眼于社会转型。区域经济将在统筹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主导下，进入”内需发展“与”绿色发展“相结合的新的战略阶段。我们必须努力把握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推动区域经济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1]符宇忠、赵明。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的传承与创新[j].苏州大学学报，2003（3）。

经济发展的战略篇(3)

[论文摘　要]30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是推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是突破中国发展面临的发展困境，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是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归宿的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战略途径是渐进式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间接路线”，战略手段是多力并举提升发展效应。改革开放战略的经验在于：战略目标的制定上，坚持阶段性与长远性相统一；战略路径的选择上，坚持重点性与系统性相统一；战略手段的选择上，坚持自主性与特色性相统一。在新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应顺应形势发展要求实现战略升级。

三十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的历史性转折。改革开放冲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形成了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不仅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同时催生了独具风格的“中国模式”，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改革开放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强大动力，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抉择，质言之，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推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国家战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战略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从国家战略视角审视改革开放在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对于科学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在发展新阶段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将基于战略学分析进路，对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战略构成、战略经验等问题展开分析。

一、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突破中国面临的“发展困境”

战略的精髓在于选择，能否选择适当的国家战略，对于一国发展进步至关重要。国家战略得当，一国就可能掌握发展主动，顺势而起；相反，国家战略失当，一国就可能出现发展被动，陷入困境。改革开放前夕，经历“文革”浩劫的中国经济面临严峻形势：传统的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弊端丛生，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进行根本性转变，以适应国内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要求，这构成了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当时，中国面临的“发展困境”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体制困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期待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参照“苏联模式”建立了计划经济(实质是统制经济、命令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具有所有制结构单一、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资源行政式计划配置、经济组织结构封闭化等特点。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依托国家(执政党)所具有的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加之苏联援助成为早期工业化的关键性外部条件，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奠定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基础，显示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殊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弊端逐渐暴露，其体制优势迅速消耗，中国的国民经济遂陷入低度发展状态。虽然早在效仿“苏联模式”构建计划经济体制之时，毛泽东就觉察到该体制存有弊端，提出要“以苏为鉴”，并先后进行过旨在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积极性的行政性分权、旨在调动职工积极性的“鞍钢宪法”等尝试，但并未从根本上纠正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过去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体制弊端从反面构成了“市场化改革”的体制性背景。

(二)“后发困境”：“后发劣势”的现实性与“后发优势”的潜在性

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既可能利用后发优势而收获“后起之益”，也可能陷入后发劣势而遭遇“后起之弊”。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认为，落后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潜在优势，它在一定条件下能化压力为动力，化动力为现实竞争力，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并称之为“落后者的优势”。对于后发国而言，后发优势客观存在，但其实现却需要理想的条件：后发国与先发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别，而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并且，两者发展时面临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应基本相同，只有这样，后发国的模仿才可能成功，后发优势才能体现出来。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过大，不利于后发优势的发挥。例如，1973～1975年，我国大规模从美国、日本和西方引进技术，由于过于强调“先进性”和“规模大、速度高、效益大”，与我国当时的技术吸纳能力有较大差距，还与我国建国以后从苏联和东欧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建立的工业体系和技术能力不能有效地匹配和协调，降低了技术引进效果，并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如果说后发优势的发挥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其优势的发挥需要一定的主观条件，那么，后发劣势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却是一种现实存在。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利本斯坦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论”均揭示出落后国家(地区)摆脱发展困境的难度。新中国经济发展起点很低，缺乏推进经济起飞的必备条件，产生了显著的“迟发展效应”。由于我国有着悠久的中央集权传统，缺乏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内在产权、法治、信誉和文化信仰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基础，在经济发展中后发劣势变成现实存在，尤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优势衰减之后，后发劣势愈发显著，成为必须突破的发展障碍。

(三)“赶超困境”：封闭条件下赶超战略难以为继

与“体制困境”和“后发困境”相伴而生的是“赶超困境”。中国历史上的大国传统、近代以来的落伍经历、现实中国际竞争和体制竞争的严峻压力以及国家振兴的发展目标，决定了新中国具有强烈的“赶超冲动”。加之当时“以苏为鉴”，我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确立了赶超战略。这一战略的特点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是一种把重工业作为突出固定重点的“倾斜发展战略”；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看，是一种以增加生产要素为主途径的粗放发展战略；从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看，是一种以广泛发动群众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发展战略。赶超战略的实施，在短短十年之内，就迎来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现代化实现程度提高了11个百分点。赶超战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提升，推动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战略防御体系，但我国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战略执行不是市场自然形成的，而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形成的。即以片面追求gdp的增速为目标，不顾一切，采取争项目、争投资、争资源等措施所形成的。在当时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我国缺乏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以填补国内发展缺口的条件，为实施赶超战略，确立并执行了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这种政策的表现往往是不顾条件，大干快干，导致经济运行大起大落，起伏跌宕。总之，赶超战略是以资本密集、低就业能力、资源高消耗、环境重污染、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这不符合中国人均资源稀缺、资本短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二、改革开放的战略内涵：推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体系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是在既有发展战略不能适应发展要求，必须加以改变的情况下展开的，当时，既没有成熟的理论可资参考，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体现出强烈的“试错性”和探索性。因此，改革开放战略一开始并不是以完整的体系的形式出现的，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探索才逐渐呈现出较为清晰完整的发展脉络。现代战略的核心范式是“目标(ends)一途径(ways)-手段(means)”。有鉴于此，改革开放作为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其战略内涵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概括：战略目标，这构成制定战略的方向和统领；战略途径，这构成战略实施的具体“抓手”；战略手段，这构成与战略途径相配套的实施工具。

(一)战略目标：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归宿的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

国家战略目标是国家所要达到的战略预期任务，是一定时期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是战略决策中的关键性因素。战略目标规定了一个时期的战略任务。任务的提出既基于主体的利益诉求，也受发展的阶段性限制。改革开放战略最初是为了适应时代进步潮流提出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这表明，作出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和关键抉择，既要摆脱我们党和国家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长期束缚，摆脱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实现从困境中重新奋起，又要顺应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赶上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勇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国的发展目标日渐清晰：从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到新世纪新阶段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再到提出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标志着我们党对发展阶段性的准确把握和对发展目标的科学定位。从发展层次上，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的确立可划分为：第一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根本目标具有整体性，其目标在于使全体人们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国人民的富强文明民主和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二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具体目标具有渐进性，例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几经调整，最终的确立直到党的十四大才得以解决；第三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阶段性目标具有差别性，例如，开放之初，我们主要希望实施经济开放，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在加入wto之后，改革战略具有了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内涵，而在当前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新时期，我们需要全面的开放，并致力于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为推动建立和谐世界而努力。

(二)战略途径：渐进式的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间接路线”

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克劳塞维茨”的英国战略思想家李德哈特(basil henry liddell hart)提出了“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原则。他认为，战略中最重要的是一方面心里永远记着自己的目标，而另一方面要考虑到行进的路线，即在追求目标时要适应环境，随时改变路线，尽量采取侧翼的行动，以求找到一个暴露的弱点。从战略方面来说，最远和最弯曲的路线，往往就是一条真正的捷径，这与《孙子·军争篇》中“以迂为直”的思想可谓不谋而合。与采取“激进式”方法推行改革的一些转轨国家不同，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路径是一条典型的“间接路线”，即渐进式的迂回战略。中国选择这一战略途径源于对改革初始条件的清醒认识和利用。中国计划控制的相对松弛、经济的二元结构及非均衡发展、单一的以及相对一致的意识形态等等初始条件，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适宜走一条渐进道路，进而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框架和实施时序：“由易到难”地推进改革，先进行增量改革后进行存量改革；通过“利益补偿”与“体制替代”获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以化解改革阻力；经过“双轨制”作为中介联结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对地方政府“分权改革”来培育市场的竞争主体；由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制度创新，等等。通过这些“迂回”的战略途径，保障了改革开放的稳步进行，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随着中国自身的要素禀赋条件的改变，改革开放的战略路径也不断变化，其路径演变共同之处在于，依据国力选择合适的战略路径，不致使“咬下的分量超过可以嚼烂的限度”，并依据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及时加以调整。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间接性”和“渐进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就经济结构战略而言，在我国现代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重点实施倾斜式的工业化战略和城市化战略，待我国进入工业化的成熟阶段，且具备“城市反哺农业”的条件时，及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新型工业化战略和城乡协调发展战略；(2)就技术发展战略来说，在我国整体技术水平相当落后，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落差巨大的情况下，实施“以技术换市场”的战略，通过引进外资，以获得技术溢出，同时大力实施技术引进，通过技术模仿提升我国技术水平，待我国技术能力大幅提升，国内技术人才储备充裕之时，提出了自主技术创新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3)就区域发展战略而言，在我国不具备推进各地区同步发展的条件下，我国实施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待到条件具备即开始实施包括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在内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4)就开放战略而言，在开放初期，实施对外特惠的外向战略，引进资本和技术填补国内缺口，在国内市场有限的情况下，大力开发国际市场，待条件成熟时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战略再向互利共赢的新开放战略演进。

(三)战略手段：多力并举提升发展效应

战略手段指实施战略具有的一整套工具，包括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在内。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可资运用的国家权力和可资选择的战略手段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方面改革开放战略自身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作为后发国家、转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大国的特殊性。整体上看，与国家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战略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以改革为手段带来改革效应。改革既构成战略本身，也是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改革形成的体制性释放效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例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集体生产条件下的“搭便车”现象，产生了制度激励，降低了生产监督成本；通过企业改革带来了效率提高，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效益也稳步提高；分税制改革促进了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发展的制度竞争和制度创新，形成经济发展独特的驱动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使资金能够向高效益的环节流动，大大提高了资本要素配置的效率。(2)以开放为手段带来开放效应。通过实施开放战略，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走开放式的发展道路，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校正国内要素结构失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例如：通过融入国际产业链和国际价值分工体系，充分发挥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格相对低廉的比较优势，改变了原有的劳动力资源闲置或低效率配置状态；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吸引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拓了国际市场，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使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得到稳步提升；通过加入国际组织，一方面利用国际规则保护和发展我国经济，另一方面通过开放形成的“竞争效应”和“规则意识”反过来推进国内改革，促进我国改革深化推进。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开始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中国发展开始与时代同步，与世界同行，中国已成为世界的中国，世界也成为离不开中国的世界。(3)以创新为手段带来创新效应。如前所述，改革与开放本身既是战略，也构成手段本身，两者都是创新的伟大实例。改革与创新是一个互相依存、互为动力的动态过程。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折射着一部解放思想的历史。正是在这样一个解放思想的伟大历史变革中，党在理论上日益完备成熟，在指导战略上更加高瞻远瞩，在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中更加清醒坚定。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本身就是一次全方位的探索创新过程，也正是改革开放所激发出的全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创新动力，使得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一部创新史造就了“中国奇迹”。(4)以学习为手段带来学习效应。学习效应的发挥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有着极为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地位。改革开放伴随中国转型全过程，其实质是一个利益分配和重新分配的过程，其中潜伏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决定了转型中的学习同样也是一个需要大胆探索和创新因而同样具有极大风险的过程，是一个在学习中创新，创造性的学习的过程。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需要向国外学习，例如学习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和经验，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学习，通过“干中学”，以“摸着石头过河”边总结经验，不断“试错”，从感性上升到理性，逐渐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前行。

三、改革开放的战略经验：三十年艰辛探索的历史启示

胡锦涛同志从十个方面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是我们党和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艰辛探索得来的，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牢牢记取、坚持运用，并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加以丰富和发展，‘继续把改革开放的伟业推向前进。从战略视角总结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是十分有益的。

(一)战略目标的制定上：坚持长远性与阶段性相统一

战略目标的选择首先来源于对战略主体利益的确定上。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的集体事业。改革开放的战略主体实现了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与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相统一。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实践证明，只有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才能有效地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创造一个使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团结稳定的社会大环境，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理解、支持并参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保证全党和全国人民有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而在战略利益的确定上实现了国家利益至上与人民利益至上的标准相统一。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决定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人民利益的至上性。从“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生产力标准”，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都体现了上述标准。在对战略主体和战略利益进行确定之后，战略目标的制定就有了可靠的依据。从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角度看，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而实现上述长远目标，必须立足国情，体现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要求。从“三步走”战略，到“新三步走”战略，从“总体小康”目标再到“全面小康”目标，体现了我们对发展阶段性目标的准确把握。

(二)战略路径的选择上：坚持重点性与系统性相统一

战略路径的选择不是随意的，而是受制于战略主体的能力、能动性和外部环境。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战略路径的选择上要坚持重点性与系统性相结合。改革开放战略的重心在于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基本任务决定了中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也应服务这个大局，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针对不同的发展领域，制定具体的战略措施时则体现为不同的战略重点。例如：针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情，邓小平同志提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农业也是重点。”在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新阶段，党的十七大明确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这表明经济发展重点的转变。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巨大规模的国家展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具有多层次、多相关性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国开放一开始从试验开始，但这是在大系统之中的突破，因此虽然是“单兵突进”却具有全局意义，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展开，这种系统性更加显著。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构成了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两个基本点”；另一方面，改革逐渐走向“整体性、系统性”方向，开放逐渐走向“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这都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系统性特征。

经济发展的战略篇(4)

笔者认为，对于政府功能，必须超越旧的无政府主义和干预的区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它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的国家表现不同。比如，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和在正进行经济追赶的后发国家其作用就不一样。正确的选择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寻求市场与政府作用的最佳结合。和政府功能的复杂性相对应，集中体现政府意志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中国经济属于追赶型后发型，发展战略比发达国家更为重要。早在1987年，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在其代表作《大国的兴衰》中就指出：“中国是主要大国中最穷的一个，同时所处的战略地位也许最不好。”但是，保罗・肯尼迪又极其深刻地指出，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是与中国领导集体制定并有力实施经济发展战略密不可分的。中国要想实现自己下一步发展目标，必须不断完善自己的发展战略，并调整自己的战略实现方式，让市场更多地发挥作用。下面具体阐明研究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及其对中国的特殊作用。

第一，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在各个国家都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作用不同而已。否认政府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作用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主张。其实，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能完全反映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的政府及其经济发展战略的实际作用。自17世纪到20世纪的长期历史发展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保持了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国家意志从来是在经济过程中最强大的力量，可以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几乎是国家意志左右经济发展的历史，国家奉行不干预无非也是一种国家意志的体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尽管对政府作用的争论没有停止过，但政府规模和职责范围仍然是大幅度的扩大了。在IMD（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和WEF（世界经济论坛）对各国国际竞争力的评价中，政府作用和绩效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政府的功能并不像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所论证的那样，仅仅是对市场拾遗补缺，它还具有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的职能。

当然，不同国家的政府选择的发展战略目标有很大的不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的方式方法也不同。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根据自己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期，政府及经济发展战略的作用就比现在更为明显。虽然英国统治者在1776年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而欢呼，但英国政府并没有按照斯密的说教去办事。英国人让自己多如牛毛的法律、制度，甚至带着血腥的政治指挥着自己的市场经济发展，保持自己的经济强势，而对外却向美国和其他国家大力鼓吹“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政策，这显然是一种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实践的表现。当代世界各国也都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号称最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也在以保持“全方位”的全球领先为目标，不断调整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冷战结束后，美国在纺织、钢铁业、汽车业、电子消费品、家用电器以及电信等行业失去了全球统治地位。于是，它一方面借助关贸总协定机制和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区保护和推动自己经济的发展；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知识创新战略全方位提升国家的科技和经济水平。尤其是克林顿政府上台后，举起振兴美国经济的旗帜，大力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等将科技与市场相结合的项目，继续进行官、学、研合作创新研究项目，实现“小政府、大投资、强国家”等等。在其他国家，政府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更为显著。可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抽象理论并不完全符合各个国家的现实，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经济发展战略也是任何国家都需要的。

因此，中国要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包括中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社会制度、内外环境、经济发展的任务等，并借鉴各种经济理论和各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实践经验进行经济发展战略的创新。

第二，各个国家的领导层和许多经济学者也都十分重视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作用。不管西方主流经济学者怎样从理论上论证市场化、自由化的合理性，怎样反对国家干预，各个国家的领导集团还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各自的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非常注意从战略上来考虑和规划中国的发展问题。他说：“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在《邓小平文选》中，大量使用了“战略”、“发展战略”这两个词汇。另外，邓小平还使用过“根本发展战略”这一用语，大体上就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发展中国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政策。

西方许多非主流经济学者也对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合理性提出非议。美国的菲利普・科特勒J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高瞻远瞩及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把握。”他还认为应当“对积聚国家财富的问题采取战略规划的方法。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必须具有远见卓识和使命感，他们应当努力通过所制定的政策和国家的结构为全国每天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胡鞍钢认为：“能否把握21世纪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以此为指导制定适当的发展战略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关键。因此，我们说一个国家的发展中，最大的成功是发展战略的成功，反之，最大的失败是战略上的失败。”

第三，后发现代化国家为了实现经济收敛，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制定符合国情、顺应时代要求、凝聚人民意志的经济发展战略。国家从现代化角度看，可以分为先行国和后发国。后发现代化国家也被称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制定和实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比发达国家更重要。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发展形势和任务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发达国家用100年、200年来发展经济才达到目前的水平。在一两百年中，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组织、制度安排因不断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变迁，由于时间较长，许多变革可以依靠自发的力量来完成。因为发达国家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过3%左右。但是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可以达到10%左右，世界银行199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的资料显示，英国从1780-1838年用了58年，美从1839-1886年用了47年，才使人均产出增加了1倍，而我国从1977-1987年只用了10年人均产出就增加了1倍。发达国家用100年、200年时间走完的路程，我们希望在30年、50年里面走完。既然如此，那么物质资本的积累、要素禀赋的提升、产业结构的提升、生产活动的特性都会变得非常快。这种状况下就会有很多社会组织、金融安排等属于比较接近上层建筑方面的制度需要随之发生变革，由于制度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这种变革如果单靠市场来提供，那么将会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

因此，后发现代化国家为了实现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必须进行剧烈的经济社会变革，需要政府科学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有自己的特殊发展规律。但在启动现代化方面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相似之处。从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中崛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后发现代化国家要有效推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需要一个明智而有力的政府，而不在于它是民主还是集权。因此，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启动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当然，从长期发展趋势看，民主是政治体制追求的重要目标，但是其发展进程必须根据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定。

第四，中国经济取得重大成就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其强有力的政府推行了一个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而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没有发生其他转型国家那种政治剧变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在于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中国政府具有深厚的根基。它不是一个外来力量强加于中国的傀儡政权，而是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最终脱颖而出的政治形态。这使它具有强大的执政能力，尤其在改革的最关键阶段，这个制度的创建者仍然执掌政权。改革是一个破与立结合的过程，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是一场革命，其间要克服的难题很多。中国政治的品性，使它在改革这场宏大的变革中具有极大的优势，能够应对各方面的挑战而制定和推行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

第五，经济发展战略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作用。从当代中国经济的特点看，中国急需经济发展战略指导。

一是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全局性、方向性、长期性的总体谋划，它是任何国家都需要的。然而，它对大国的作用更大。对于小国而言，由于其国家经济活动相对简单，其战略规划层次比较低，战略目标、战略环境、战略手段等都简单明了，因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比较简单。然而，大国却不一样，与小国相比，大国的国内经济环境复杂，国际地位特殊，更需要全盘的经济发展战略，如果没有明确的战略，就要在以经济科技为重点的国际竞争中败下阵来。因此，大国战略设计与小国战略设计具有本质的区别。这正如动物世界中大象的战略战术绝不同于小鼠的战略战术，拳击比赛中矮小选手的战略战术必然不同于高大选手的战略战术一样。从国内战略来看，大国的发展就存在如何协调地区发展的问题，如何实施正确的人口战略的问题等等。可以说，大国的生存和发展要比小国复杂的多，也就更需要治国安邦的大智慧。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地位日益突出，也就更需要完备的经济发展战略。

二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的关键时期。公元元年至1800年，中国既是世界人口大国，又是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1949年，中国经济迅速衰落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50年至今，中国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比较成功地发动工业化、现代化，追赶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与贸易中的比重再次上升，中国有可能再次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根据清华大学胡鞍钢的观点，1950-1980年是中国经济准备成长期；1980-202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期，即经济起飞时期；2020-2050年，中国将进入经济发展的强盛期，基本实现现代化。从国际国内形势看，21世纪初的前20年对我国来说还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而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此，中国应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总趋势进行研究和分析，制定出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以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经济的腾飞。

三是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的互动性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高度自给自足的比较封闭的社会，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相当弱，其外贸进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相对小。按1990年美元价格计算，1950年中国商品出口额为63.4亿美元，占世界出口额的1.69%；而后中国这一比重不断下降，到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0.65%。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对外开放，外贸进出口额逐年迅速增加，中国从一个基本脱离世界的十分封闭的发展模式向加强与世界联系的全面开放的发展模式转变。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实际上，伴随着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全面对外开放、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

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冲破自我封闭走向世界的过程，亦即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把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一种深刻把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已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硬币的两面。当然，融入世界必然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在中国人看来，21世纪最初的20余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而在世界看来，这是面对中国经济崛起必须做出及时调整的重要时期。从历史上看，大国的经济崛起无一例外地导致对外扩张和战争，形成对和平的威胁。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领头雁受到的挑战和压力最大。在国际社会，各种对中国发展方式、发展影响、发展结果的猜测、研究和讨论层出不穷。尽管其中有积极客观的认识，但以美国为首的现有大国对中国却坚持以遏制为其战略基点。所谓“中国”、“围堵中国论”就是其中的代表。

因此，改变内向的思维方式，以世界眼光来思考中国的经济发展，处理好中国发展与世界的互动，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担忧，处理好兴起与国家冲突这一千古难题，要求中国领导人以理性的思维，以历史的眼光，站在全球的制高点制定经济发展的战略。

经济发展的战略篇(5)

中国的县制萌芽于西周，产生于春秋，发展于战国，定制于秦朝。几千年过去，县域范围内的经济、社会、文化交融发展，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域实体。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中属于基础层次、由各种经济成分有机构成的一种区域性经济。

作为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县域经济具有较强的综合性职能，是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平台和切入点。发展县域经济历来是治理县政、安邦定国的根本之策。

县域经济生机勃勃，是浙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和动力，中心城市的快速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省县域经济的活力和实力的不断增强。从1978年至2002年，在改革开放的前25年期间，浙江在全国百强县所占比例曾接近总量的三分之一，经济强县构成了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基于浙江县域经济发展情况及有益经验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到强县战略与都市经济圈对于该地区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可梳理出中国县域经济的发展趋势。

行政体制突破为强县提供保障

浙江1978年全省的地区生产总值仅为123亿元，2012年达到了3.5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大关，区域经济发展迅速。仔细探究其发展模式，可以发现两大特征：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主体来看是民营经济，从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来看则是县域经济。

然而，要从区域行政管理体制寻找原因，可以追根到国家民政部1983年下发了有关市管县的文件后，全国其他的省、市、自治区都开始实行市管县行政体制，唯独浙江省实行省管县行政体制。

在1998年，浙江省争取到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支持，使其省管县体制得以保留。省管县体制为浙江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推行强县战略提供了坚实的体制保障。

与省管县体制相应，以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为特色的强县战略，适应了浙江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的内在发展要求。简单地说，浙江在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经济省份，在改革开放后，全省工业化进程才开始大规模启动。

在工业化启动的前期发展阶段和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工业化的中期发展阶段，浙江工业化是从大规模农村工业化起步的，农村工业化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前期和中期的最重要力量。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企业家群体、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来源，以及传统产业发展和集聚的空间，主要是在乡村和小城镇。因此，县域是这一时期区域经济发展及工业化进程的最适当空间，强县战略是这一时期区域经济发展中最佳的发展空间战略。

发展空间战略转向都市经济圈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当时浙江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工业化逐步摆脱“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工业化特征，从工业规模数量的扩张转向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中，通过大力推动企业的自主创新，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在新的发展阶段，工业化面临新的任务。无论是企业的自主创新，还是产业的转型升级，都迫切需要更新、更高端的生产要素。例如：高水平的技术、管理、贸易、金融、会计和法律等领域的人才，更健全的金融服务体系和多样的融资平台，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及交通条件等。

因此，浙江从杭州、宁波两市着手，及时将经济发展的空间战略从强县战略转向都市经济圈战略，通过一系列撤县建区，来拓展中心城市的发展空间，拉开中心城市的建设框架，完善中心城市的各种功能。

在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发展战略的转变过程中，杭州市至今已撤销了萧山、余杭、富阳和临安4个曾经的全国百强县，增设5个新城区。撤县建区前，萧山是一个县级市，曾在全国百强县中名列第七位。

萧山后来分解为杭州的滨江区和萧山区，滨江区是杭州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如今不仅集聚了一大批从事工业设计、软件开发、电子商务、电子金融等生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引领着区域经济发展中企业的自主创新和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也吸引了阿里巴巴、吉利集团、中南影视等一大批企业总部落户，成为杭州总部经济最重要的集聚区。

以萧山区为例，其建设规划条件、产业布局条件、交通设施条件、高端人才集聚及金融环境等各方面都较撤县前有极大提升，企业自主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明显加快；全区工业总产值在2002年撤县时为1000亿元，到2012年已突破5500亿元。

经济发展的战略篇(6)

关键词：经济战略发展阶段；经济战略发展动力方向；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结构调整；城镇化；政治体制改革；第四增长极

中图分类号：F124

一、中国经济战略发展阶段的回顾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战略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邓小平时代，第二阶段是同志为党的总书记时代，第三阶段是同志为党的总书记时代。邓小平时代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结束了，做出了有关决议；二是开启了市场经济改革之路，强调改革开放，发展是硬道理。目标是到2000年经济规模翻两番，2050年前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提出未来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实行战略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避免参与冷战，发展自己，从全球化中是受益的。邓小平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代表区域应该说是以深圳为中心的沿海经济区，主要是珠三角经济区，被称之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极”，提出了邓小平理论。

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改革、开放、发展，理顺了很多体制问题，比如价格双轨制问题基本解决，两种汇率并轨，对税制、公司治理制度进行了改革，真正实施市场经济制度。物价在此阶段中从高到低。这个阶段最大的考验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出现的经济过热乱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洪水、1999年的事件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经济增长的代表区域应该说是以浦东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区，可以被称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极”。

时代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等重要思想，巩固前期改革开放和发展成果，保障社会稳定和国际地位提高，提高效率，重点解决了民生问题，三农问题、金融业的安全问题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有人说美国花旗银行全部利润能把整个中国银行业资产全部买下来，但2003年我国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上市以后，金融业逐渐强大，工商银行在全球资产可排在第一、第二，世界上已没有任何一个金融机构能将中国金融资产都买下来。这个阶段的经济问题是前期高增长、低物价，2000-2006年间，后期出现“高增长、高物价”的现象，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这个阶段的考验和挑战是：2003年的非典，后来的汶川、玉树、舟曲地震，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后来的欧洲债务危机。经济增长的代表区域是以滨海经济开发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可以称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

二、中国经济战略发展中的问题分析

十以后发展战略目标不会改变，但有几个问题要回答：第一个是指导思想和理论。前三个阶段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那么下一阶段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这是需要我们考虑的。第二，经济战略发展的重点是什么？小平时代主要是改革开放，坚持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时代主要是体制改革、公司治理等，时代是巩固前期成果，加强和谐社会建设，解决民生、三农问题等。下一步的重点在哪里，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第三，与此相关的经济增长的代表区域在什么地方。前面有了所谓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圈，第四增长极在什么地方？第四，继续推动目前经济高速增长，还是强调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问题。介于这些问题需要解决，有必要对中国经济战略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都是重要问题，但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可以说到现在为止，压力越来越大。要研究十的经济战略，研究与战略实施相关的一些现象问题尤其重要。

（一）规划问题

我们制定的五年规划、十年规划中出现实际结果和规划、计划差较大的现象。目前国家的每一个五年规划、每年的计划和实际结果基本相差30%-40%，有时候相差更大。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官员需要业绩，地方政府发展劲头十足，比较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问题，导致计划总被超额完成。而结构调整、转型、提高质量作为战略目标长期一直没有解决。

（二）产能过剩问题

从80年代中期以来就一直在强调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产能规模却在讨论中越来越大且市场也很好。家电、钢铁的产量都在持续增加。包括2010年初官方调研做出了太阳能、风能过剩的判断，但该判断做出不到3个月，国际市场就发生了逆转，太阳能光伏产品整个国内产能短缺30%，当年出口增长150%以上，2011年增长了50%以上。当然，2012年的情况又出现了很大变化，这是一个周期性的波动，包括我们的煤炭。为什么总说产能过剩但却越来越大？我们有很多问题、很多规律是否还未认识到？未来是还会否仍出现这样的情况？

（三）宏观调控效应问题

目前的宏观调控尚无标准与操作指标。如经济过热、科学发展，应该量化到具体指标考核。目前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是否属于过热均可操作的衡量标准。实际情况是哪个地方经济增长快，这个地方干部提拔的机会就多，干部就升得快。

与此相关的是宏观调控效应问题。对于规划存在“规划，规划，墙上挂挂”的问题，规划就是发展的指导性意见，不具有约束力。因此，与实际差距大，也带来经济变量与政策安排的不协调。从政策调控来看，出现了房地产价格和消费物价总理（政策）说了不算的情况。如果看历次宏观调控，归根结底都是在调节内资——使用人民币资金的内资企业，不调整外资或调整不了外资。结果每次宏观调控以后，外资企业在中国的份额越来越大，与外资合作的企业数量明显增多，在国内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因为宏观调控只调到人民币，外资没有调，所以外资企业越来越强大。

另一方面，调控对民营经济有效，对国有经济影响有限。我们一直在讲要发展民营经济，但并不理想，机制问题没解决。尤其是每遇宏观调控、政策紧缩时，民营企业首当其冲，而国有经济因为地方政府保护和与外资的合作，受影响小。

第三个方面是只调节市场，不调节地方政府。政府政策都是中央部门政策，管不了“诸侯”，地方政府的很多政策中央部门左右不了，因为它没有标准，也没有判断和监管。比如讲宏观调控，中央政府要控制增长、投资结构要合理，到最后并没有结果显示哪个地方结构不合理、哪个地方增长太快、哪个地方布局出了问题，或哪个地方需要调控。这些问题一直长期存在，并没有解决的想法和认识。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实施存在一些潜在规律，这个潜在规律是什么，可以去总结，但这些规律十以后是不是会继续存在？还能不能继续发挥其巨大的作用？值得思考。

（四）三架马车动力问题

经济增长有三架马车，即投资、消费和贸易。数据表明，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2000-2011年，当年投资占GDP的比重从33%增长到66%，翻了一番，2008年我国投资占GDP的比重是55%，2009-2010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其中最高的2010年提高了14个点，整个增长动力主要是靠投资，消费一直拉动不了增长。

另一个增长动力是贸易顺差。2000-2008年，贸易顺差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从2%提高到了6%，最高提高到了4.6个百分点，但消费在2000年是39%，到2010年还是39%。这个特征似乎正在发生变化，数据显示，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最近几年持续下降，从6%下降到2%多，降幅很快。投资虽然很高，但相比2010年也稍稍降了一点，2012上半年最大的特征就是消费在社会商品中的零售总额占43%。

三架马车的另外一个问题是2008年以后，投资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加贸易顺差远远超过了GDP，在这之前最高水平就是GDP的88%，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会带来后期的通货膨胀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过去多年的投资比重提高，投资资金的来源来自哪里？新加坡原副总理吴庆瑞讲过这样一句话，“发展本身可以生成资金”，可以形成资金的良性循环，创造资金。中国2000年以后的发展资金从哪儿来呢？可以说，很大一部分也确实是从发展中来——国际收支顺差导致外汇储备增加，因普遍预期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外汇卖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拿出基础货币投入购买外汇，现金投入后导致整个市场人民币流动性增加，即外汇占款。2000-2011年，外汇占款增加了23万亿元，外汇占款占当年经济的规模从2000年的14%提高到2011年的53%，也就是说，我国每创造的一个GDP就有一半是基础货币投放所创造的，如果将外汇占款与当年投资规模做比较，已经达到了80%以上。换句话说，过去投资有来源，是因为有国际收支顺差，有外汇占款，导致了我们资金的供给增量很快。2012年以来，外汇储备增加不那么快，未来还有可能会继续下降或不那么快地增加，也就意味着投资供给资金的来源——由基础货币投放来推动投资扩张的动力衰竭，而贸易这部分占GDP比例的动力也在衰竭，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在发生转变。

投资动力在逐渐衰竭，贸易顺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衰竭，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在发生转变。

三、中国经济战略发展的国际环境分析

中国经济战略发展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中国将会产生相应的挑战与压力。具体来说是两个方面，一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二是因应对气候变化而产生的一系列产业革命。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

2008年以后金融危机以后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结构在调整。具体表现为虚拟经济比重在下降，实体经济比重上升。危机国家在发展实体经济，增加出口。目前发达国家已经提出了“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结合——数字化制造技术。如用打印机打印一个产品，打印飞机、机器等。技术已达到相当的水平，正往新型材料方向发展。这说明，前文所提到的“产能过剩”问题实际上是通过国际市场消消耗了。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发展实体经济，发达国家发展虚拟经济，二者有了短期的平衡。2008年后，这种平衡被金融危机打破了，现在发达国家也在发展实体经济了，这样就会与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产生实体经济贸易的竞争。我们不缺增长，但还能有那么高的增长速度吗？如果出口不增长甚至稍有下降会对中国目前的产能产生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二）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的产业革命

新能源和低碳经济已经是美国下一步发展的重点，也是摆脱金融危机的战略选择，因为每次金融危机都是一次产业革命、技术革命，也是行业规则和话语权的新革命，美国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准备。欧洲所做的准备比美国更充分。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发展IT产业，包括2000年以后发展虚拟经济，以信贷资产证券化发展虚拟经济时，欧洲就一直在应对气侯变化、环境治理方面进行战略转变，并建立了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目前欧洲已经落实到了行业标准、产品标准、技术标准层面，并已将其应用到设备上，所以将来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压力很大，低碳发展和绿色发展可以说是中国未来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和产业革命。

四、中国经济战略发展的动力与方向

在上述背景之下，十以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应该说，指导思想目前很难概括，但这个指导思想相比之前要有继承，也要有发展和创新。普遍认为要更加重视环境、生态、技术创新，要更加重视人的发展，重视民生，也要重视民主，重视经济发展，更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这些在指导思想上也许要有所反映。

（一）城镇化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侧重点

现代化的过程包括工业化和城镇化，过去我们强调工业化比较多，也是增长的主要因子。现在提出把城镇化作为现代战略规划很重要的部分，提升到和工业化相同的高度。因此，城镇化可以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侧重点。

（二）政治体制改革将为经济增长带来红利

经济增长的动力方向的第二选择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为什么增长那么高？因为我国有制度改革的红利，人口红利，储蓄红利，外汇储备的红利，参与全球化的红利等等。但这些红利现在基本都在消失，未来的红利笔者认为将是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带来红利。政治体制改革目前还未从中央文件中看到全面与系统的论述，但从资料分析，可窥见一些思想。2010年总理在深圳的讲话中指出，不仅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受到影响。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2011年他在访问英国时又提出了民主、法治、平等、自由、人权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人民民主是社会的生命，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的保障，作为总理、政治家在国际舞台与中国的政治会议上提出这样的概念与观点，笔者认为是值得关注与探讨的。此外，还特别提出了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建立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最早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是邓小平同志，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总共涉及四个观点，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二是权力过分集中会妨碍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集中民主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社会专断，造成阶级领导；三是兼职、副职业不宜过多，解决好以党代政的问题；四是从长远着手，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政治上民主公平正义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核心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待遇的终身制要解决。人权问题即平等、自由、公平、正义是我们社会的目标与思想的大解放。与此相配套，是领导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与终身制改革。如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推行任人为贤、以德、以贤来挑选治国人才。我们应该在制度上、表达上往这方面靠拢，但仍存在一定的距离。

（三）经济增长的代表区域——第四经济增长极的选择

第四增长极在哪里？西部、中部还是沿边省区？我国沿周边国家的省区，属于西部地区，也是经济最不发达的地方，也是发展潜力最大的地方。沿边的问题比较多，但深圳开放的经验表明，一个地方越开放，经济越发展，矛盾就越少，社会就越稳定，因为群众的利益在增长。从广西、云南到、新疆、内蒙等，如果这片地带开放临近国家的口岸，就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开放经济带，我国经济开放先从三角开始，接着是走圈走带（弧），后续是走带还是走圈？笔者认为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当然，中部地区也可以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

在选择区域的过程中选择怎样的突破点，选择金融突破还是产业突破？这需要考虑。目前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从深圳、香港开始，还是沿着原来的老路，笔者认为不应该从这里走，外币可以，但人民币要再往外走，从深圳、香港走，将来问题会比较大。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化，是从离岸业务开始的。如果要走，应该是在“沿边”，这样有可能更能带动整个中国经济的平衡发展、协调发展，更能真正带动人民币走出去，香港使用人民币，就是自家人做自家业务。当然，最终的选择方案是什么，还需要依据整个发展态势来琢磨与推敲。

（四）经济增长速度、转型方式与质量的选择

在经济增长速度、方式与质量的选择问题上，何者更重要的问题。首先要涉及速度问题，总体趋势是下滑而不是上升，目前，经济速度总体趋势在下行，这个“下”，笔者认为可能是在7%以下，其原因如上文所述，产能过剩、面临着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压力的改变，投资来源趋向枯竭（从外汇占款角度）是主要原因。出口下行从国际环境、长期趋势、发展规律、资源来说，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贸易顺差贡献趋小。目前，拉动消费推动经济增长还有很多障碍，所以将来再想达到8%以上的经济速度可能比较难。

没有周期就没有调整，经济不可能持续发展。我国经济周期原则上是“3上8下”，即逢3的年份速度加快，逢8年的年份困难和问题多，速度下降。2008年也遇到这个问题，但周期被“熨平”了，通过采取一揽子计划，2009年政府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当年信贷增加9.75万亿，投资大概二十几万亿，2011年投资达31万亿，通过投资扩张、投资比重的提高，周期消失了，但它带来的问题比较多，全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结构调整，发达国家内部经济结构转折，给我们带来新的压力，被“熨平”的周期，可能还将出现。

如果速度降到7%以下，从社会上来说，，压力未必很大。8%、9%的增长，可以说普通百姓没有拿到什么利益，只是利益集团、政府拿到的利益比较多一些。如果速度真的下降，周期来临，分配公平问题、质量、技术与社会保障建设的重要性将会更加突出，应对气候变化的转型和结构调整是关键，环境治理和污染治理、低碳发展及其技术标准在产品和技术上将逐渐体现，小城镇的发展是一个动力点，民生诉求可能扩展到民主诉求，经济为重点可能扩展到政治体制改革。

所以适度增长、公平分配，低碳绿色发展，结构调整和发展转型是重点，城镇化、环境治理是抓手，民主政治成为社会期待，企业更多要准备的是如何应对市场，包括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而不是只靠政策的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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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汪同三.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两难”问题分析[J].中国市场，2012，（20）.

经济发展的战略篇(7)

关键词：区域发展战略 不平衡发展战略 区域经济

战略这个词本是军事上的用语。它泛指带全局性和长远性的重大谋划。它具有全局性，综合性，层次性的特征。而区域发展战略是战略中的一种，是指对区域整体发展的分析、判断而做出的重大的，具有决定全局意义的抉择和谋划。它的核心是解决区域在一定时期的基本发展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对推动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有重大意义。区域发展战略的理论模式形式多样，就其类型来说，大体上可分为经济发展战略模式和空间发展战略模式两大类，它们又是互相交叉和相互关联的。本文就和大家探讨一下空间发展战略模式中的不平衡发展战略。

1.不平衡发展战略及其存在的必然性

不平衡发展战略是指由于各地区发展同一产业或者同一产业投入产出效果不尽相同，在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重点开发的方式，并在资源分配和财政投入上对重点产业进行倾斜的一种空间发展战略模式。

不平衡发展战略的思想基础是：平衡是有条件的，相对和暂时的状态。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客观的，绝对的。没有高差的地方的水是静止的，没有活力的，而有高差地方的水是汹涌澎湃的，充满活力的。区域的经济发展要想有活力，就必须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区域不平衡发展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由于人类社会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帝王将相为了追求享乐，一般都将精力和财力投往都城以及能为国家创造积累财富的地方，再加上当时世界动荡不安，战火绵绵，对于那些边远地区发展的投入少之又少。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剥削，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依附关系束缚了落后地区的发展。这都导致了区域间生产力布局极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十分悬殊,从而为区域的不平衡发展奠定了基础，埋下了伏笔。

1.1 经济发展条件的地区差异

世界上各地区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地域差异十分明显。在区域发展的初期阶段，资金和人才等往往会被吸引到区域条件较好的地方，因为在那些地区的发展潜力大，资金投入的回报率高。而这些地方往往就成为该区域的增长极，它的发展速度会比周边地区快，由于它的迅速发展，对资金、资源和人才的需求会增大，这就会将周边地区的资金、资源和人才等进一步吸引过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核心-边缘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增长极周边地区的发展就会受到增长极的抑制，从而导致了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发展。以1985年我国各城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实际平均税率为例，浙江省平均为34.2%，相当于江西平均（18.0%）的1.9倍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平均（10.3%）的3.3倍。上海市平均资金利税率为58.5%，长江三角洲铁路沿线的其他城市多在30%--40%之间，而苏北的徐州、连云港和浙南的温州、椒江等市却只有10%--20%。同样是以开发煤炭资源为主的煤炭城市，大同市的平均资金利税率（12.0%）相当于淮北市（2.4%）和淮南市（2.8%）的4--5倍。由此可见，要使我国有限的财力和物力在空间安排上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就必须选择经济技术基础较好或区位优势较突出的地区进行重点开发，实行不平衡发展战略。

1.2 经济增长潜力的地区差异

由于各地区的地理条件不同，资源的丰富程度和组合不同，各地的产业结构和经营管理水平也不同，因此各地经济增长潜力不同，从而引起了投资环境的不同。投资环境好的地方，资金投入产出率高，产业布局就会发展较为完善，从而该地区就业率就会高，而同时就业机会高，对人才需求量大。反之，投资环境差的地方，其就业率就低，就业机会低，人才往往被吸引到投资环境好，经济增长潜力大的地区，使得经济增长潜力小的地区的发展受到约束。在同样的政策、同样的投入条件下，由于增长潜力的大小不同，地区经济增长也会产生差异，导致区域产生不平衡发展。

1.3 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促成作用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可能从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中获益，使其在地区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各种产业分布有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的趋势，而这些企业的集中，又会导致那些为它们服务及它们为之服务的前导及后导型产业也向这些地区集聚。这一切的结果是使该地区的人口数量大量增加，这又为大量的服务行业向该地区集中创造了条件。这样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乘数效应增长，导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经济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使地区的发展不平衡越加严重。以当今的大城市的发展可以说明这点。大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聚集效益。由于大城市的诸多优势，如悠久的经济发展史，完善的经济结构，成熟的市场与雄厚的技术力量，使他们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比中小城市体现的更加显著，而且随着规模的扩大而递增，这样导致各种要素向大城市聚集，城市越大，这种聚集能量越大。正因为如此，美国纽约拥有了全美最大工业企业1000家的116家，占11.6%；日本东京拥有全国最大工业企业1500家中的794家，占52.9%。

2.不平衡发展战略的终极循环--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的不平衡发展

那么在不平衡发展中，会不会使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地区间关系越来越严重呢？对此，学术界有两种见解：

2.1 不平衡发展可以达到平衡发展的目的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不平衡发展中，平衡的力量会发生作用，使地区发展不平衡趋向平衡，其主要动力是：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劳动力与技术的自由流动，将导致区域发展趋于均衡。

(2)经济扩散作用，推动地区平衡

(3)区域开发过程的交替变化，促进地区平衡发展

(4)区际间产业的转移和结构的调整，推动地区平衡发展

2.2 不平衡发展会造成恶性循环，贫富更加悬殊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具有超稳定性的经济现象，在通常情况下，一般不易改变。纳克斯在研究地区平衡发展问题时曾提出过发展中国家存在一种贫困恶性循环现象。一是落后地区资本贫乏，造成低水平的供给，又造成低水平的需求，在需求方面对投资缺乏引诱力，在供给方面又由于资本不足，缺乏增长的动力;二是需求方面的循环和供给方面的循环是同时发生作用的。

以上两种观点都是有其道理，值得借鉴。然而不平衡发展，产生的后果是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都会得到发展，但不会趋于平衡状态也不会产生贫富更加悬殊,而应该是经历短暂的平衡状态，又出现了不平衡发展，但这种不平衡发展不再是低层次的贫与富的不平衡发展，而应该是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的不平衡发展。

2.3 不平衡发展战略的终极循环--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的不平衡发展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区位条件好的地方经济发展会较之区位条件差的地方更为迅速，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差距会进一步拉大，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平衡的力量会发生作用，发达地区的发展会带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同时，不发达地区为了摆脱困境会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与发达地区竞争，这就会形成一种合力使得两者不会将差距进一步拉大。从大市场供求来看，不发达地区是发达地区的市场，同时发达地区也是不发达地区的市场。由于“回旋镖”效应，一些发达地区的优势产业会逐渐丧失优势，向不发达地区转移。发达地区为了保持其经济发展只有不断创新其新产品，而这些产品价格一般随着科技含量的增多，价格偏高，这些产品要想有市场（不发达地区），就必须建立在不发达地区能消费的起的条件上，这就要求两个地区的差异不能太大，否则只会导致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受到阻碍，这就使得发达地区要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带动不发达地区发展。而发达地区同时又是不发达地区的市场，在发达地区生产的产品是发达地区没有比较优势但又必须需要的。所以两者在发展过程中的关系是相辅相承，息息相关的，不可能会出现差距越拉越大的恶性循环。

发达地区是一种创新经济，不发达地区是一种模仿经济。创新经济是非常艰难的，发达地区为了保持其经济发展的领先优势，就要不断投入大量资金开发新产品，而创新产品优势随着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起步会逐渐削弱；模仿经济是充满活力的，随着不发达地区的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接受新科技的速度会越来越快，经济发展也会随之越来越快，这就会导致地区间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最终达到平衡，而这种平衡是一种共同富裕的平衡。但是,这种平衡是一种暂时的平衡。因为发达地区在艰难的创新中，会导致元气大伤，创新能力失去优势而一般产品的生产优势也随之丧失。而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却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着资金的积累。同时，它们也在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这就可能会产生原来的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出现区域发展的新的不平衡发展，一种高度共同富裕的不平衡发展。

3.不平衡发展战略在我国社会主义区域经济建设中的运用

建国后，50年代初，我国便提出了有计划的均衡地在全国布置工业的指导方针。力求促使全国经济生产水平均衡发展。然而，实践结果表明，平衡发展与经济效益是很难统一的。我们知道平衡发展，必然要对不发达地区的投资，而一个国家的资金是固定的，这就势必要减少对发达地区的投资。根据核心-边缘理论，在区域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区域条件的差异，资金，人才等一般都会注入那些区域条件好的地方，国为那些地方的投入产出大，经济回报高。而建国初的中国正处于战后经济复苏，区域发展起步阶段，为了片面的追求区域的平衡发展，而将大量的资金投入那些基础薄弱，投资环境差的地区，结果经济效益较为低下，而发达地区的投资必然减少，又束缚了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影响了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根据乘数效应，对一个地区投入资金，是会得到倍数的收益的。而发达地区的系数高于不发达地区的系数。所以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平均速度降低了，使全国和区域系统的整体效益，受到了影响。平衡发展与经济效益的尖锐矛盾，不得不使人们重新思考平衡发展目标的合理性，并引起对平衡布局原则的批判，转而追随地区间不平衡发展的战略。

一九七九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号召，我国开始实行不平衡发展战略。国家对广东省特别是深圳特区进行大规模投资建设，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增长极，广东省的经济得以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显著的提高。实现了邓小平同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设想”。同时，广东省经济的腾飞也为振兴不发达地区的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四川，江西，湖南，安徽，广西等地的民工涌进广东。他们不仅解决了广东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为家乡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大量资金。1992年贵州省输入广东省的民工达60多万人，他们仅通过汇款方式就寄回现金5亿多元，接近1991年贵州省乡镇企业所创6亿元利税总额，超过该省一年农业税收1.9亿元的1.63倍（南方日报，1994－01－03）。随之后来，我国趁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将第二个经济增长极选在了上海，浦东的开发同样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说明，不平衡发展战略在我国的实行是成功的。如今，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龙头，中部地区也受到东部经济发展的带动，逐步走上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而西部各省由于受到地理区位条件的影响，经济发展没有什么很大的起色，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要重视如何使全国各地人民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在强调效率的同时,也要兼顾公平。西部作为东部的经济市场，它的发展对刺激东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更快的实现共同富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国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口号，将投资的重点从东部转到了西部，实行了平衡发展的战略模式。然而，实质上这还是一种不平衡发展战略。一方面，在发展的区位选择上，其实中部和西部的经济较之东部都不发达，而国家本着战略的眼光，选择了西部大开发；另一方面，西部大开发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区域经济的增长极，也就是说要选择经济基础和区位条件较好的地区优先发展形成增长极，从而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而不能遍地开花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益。而此时的平衡发展战略会不会影响东部，中部经济的发展呢？西部大开发的意义何在呢？随着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东部经济得以健康、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系统，它的进一步发展对国家的依赖性已经很弱，并且它也具备了向不发达地区进行投资的能力。为了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同时也为了提高不发达地区的消费水平，促使全国经济健康良性发展，对西部进行大开发是极具战略眼光的。处于东西部之间的中部地区也会因此而成为最终的受益者。一方面，中部地区受到东部地区经济扩散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西部与中部的合作也会更加紧密。在这两股合力的作用，最终会使中部经济同样快速发展，也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加快，从而更快的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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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balance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regional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