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级历史论文精品(七篇)
七年级历史论文篇(1)
关键词： 七年级历史教学 学习兴趣 激发方法
七年级是学生从小学到初中的过渡期，也是生理、心理和思想的过渡期。七年级学生刚进入初中，一切都是新的，新环境、新老师、新同学、新学科，而且他们活泼好动、热情天真，虽然认知能力不强，判断力不高，但是记忆力不错，积极性很高，如何抓住学生的这些特征，做好七年级的历史教学工作，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兴趣，了解基本的历史知识，掌握分析、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和途径，总的来讲应该从激发学生兴趣入手，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教育。
一、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如何营造快乐的学习氛围，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呢?我认为可以通过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做到润物细无声。首先我们可以在校园里设置橱窗、在橱窗里和教学楼走廊及教室里张挂历史名人的头像和简介的挂图或者历史名人名言，让学生一进校园就可以感受到校园文化，同时激发起学习历史的兴趣。其次，可以通过学校板报、班级黑板报、手抄报设计等途径增加同学们接触历史、了解历史的机会。
二、融洽师生关系，移情激趣。
首因效应十分重要，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做好教学工作的基础，即所谓“亲其师，信其道”。教学既是教与学的关系，同时又是师生双方情感和思想的交流过程，师生关系的融洽与否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的好坏。因此，历史教师要明确这种移情效应，重视对学生的情感投入，以自己真挚的爱唤起学生的共鸣。教师要通过自己的言行、表情传递给学生亲切、鼓励、尊重及信任的情感信息，使得学生在课堂上敢于大胆提问、回答。甚至进行历史剧等方面的表演。所以教师在历史教学中要始终本着爱学生、尊重学生的原则因材施教。这样，就能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后达到全体学生共同发展的目的。
三、注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丰富课堂教学。
教学方法的采用对一节课的成败起到关键作用，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4课《夏、商、西周的兴亡》，可以以讲述法为主，先让学生看一下《封神榜》的一些视频片段，然后讲解王朝更替的经过，用讨论法让学生讨论：夏、商、西周王朝的更替有什么共同之处，最后用总结法小结这一节的主要内容。通过综合运用讲述法、观看视频、讨论法和总结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丰富了课堂教学，激发了学生兴趣，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要把课堂教学与活动教学统一性的有机结合。
传统教学观往往把活动课当做是“第二课堂”或“课外活动”，认为它只能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真正的人才培养和掌握知识的重要途径是课堂教学。有些甚至把课堂教学与活动课教学对立起来。这种认识是片面的、错误的。人教版教材在历史活动课教学的设计中就提醒广大历史教师要走出这一误区，每个单元都安排活动课。如，活动课“秦始皇功过的辩论”，这节课如果组织得好，能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更重要的是它能培养学生的思辨精神。这种辩论式的历史活动课，在知识的积累与技能的培养方面是单一模式的课堂教学所难以实现的。因此我们要一改课堂教学单一化、程式化、标准化的现象，以学生为主体，拉近课堂教学与历史活动课教学的距离,将二者有机结合，达到教学的最佳效果。
五、注意教会学生了解历史，理解历史，巧记历史的方法。
按照一定的方法和线索来记忆历史知识，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了解、记忆、理解历史的能力，让历史知识有规律有次序地存放在学生的大脑里。如用数字记忆法记忆隋朝大运河相关的知识：一个目的，两个作用，三个城市，四条干渠，五大水系，六个省份来强化记忆；再如用对比记忆法或归类记忆法来记忆中国古代史上出现的盛世名称：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武周政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用图示记忆法来记忆代疆域乃至分布状况，还可以用来记忆朝代政权更替情况；用串联记忆法来记忆商鞅变法，主要整理出商鞅变法的时间、人物、内容、目的、结果、性质、指导思想和启示等知识点连成的线索。
正如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所说：“求知与求学的欲望应该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去孩子们身上激发起来。”在历史教学中注重学生情感与兴趣的激发和引导，通过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氛围，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和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学生历史思维的开发和历史认识的升华，帮助其尽快适应初中的学习，为今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七年级历史论文篇(2)
关键词：“十七年”；中国画；研究；写作
中图分类号：J209 文献标识码：A
新中国的“十七年”作为二十世纪的一个重要断代，曾经被许多学者单独拿出来进行研究。自从80年代以来，对建国十七年文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方面，并由于其与电影的联姻关系，对此时电影研究著述也颇多。相比较而言，美术作为“十七年”中为革命事业服务的艺术形式之一，一直以来都缺乏深入而广泛的研究。而中国画作为中国的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因其传统的因素，使其在“十七年”中相对于其他画种而言，是争论最多，同时也是最需要“革命”的画种。在新世纪的今天，在研究中国近现代的美术史中，“十七年”的中国画研究也有了一个相对更客观的时间和距离。
一
中国画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自身所赖以生存的程式和特定的风格。作为与中国封建社会同生共长的艺术，中国画的许多的程式和风格以及意味都带有不同程度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其文人画即是其具有代表性的一例。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下不得不打开了国门，此国门一旦打开，西方社会的科学技术即令曾经这个夜郎自大的东方国度，这个曾经创造了康乾盛世的东方帝国为之惊叹不已，而也正是在此时，中国的中国画与其他的中国传统艺术一起正在风雨飘摇中艰难的生存。一开始便是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国画改良”。世纪初的康有为便早已看到，应该学习西方的写实主义的精神，此观点即被徐悲鸿所发扬光大。其精神业已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画发展的主流，并一直延续至今。与徐悲鸿同时在法国留学归来的林风眠则进行了不同于徐氏的另外一次国画改革，即采用西方的现代主义的精神和技法与中国民间的艺术表现手法结合起来，将中国画中的文人画一直以孤高、冷清的意境完全排除在外，而代之以纯粹精神上的享受和欢愉，此种中国画改革在1949―1976年间几乎绝迹，而其复苏则表现在二十世纪后二十年，而林风眠的个人地位也随之越来越高，在世纪末甚至有超过徐悲鸿的趋势。而另外一种潮流则是以齐白石、黄宾虹和张大千为代表，这批人将中国画的笔墨语言发挥到极致，他们大多卒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从下半叶至今，或许到未来，在笔墨语言的表现方面没有人能出其右。在二十世纪，关于中国画的改革和变革大都不超出这三种类型。中国画的发展从二十世纪开始一直到新世纪的今天一直争论不休，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东西方如何交融如何沟通的问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于中国人民甚至对世界人民来说都是一件重大的事件，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结束了封建社会由封建阶级剥削人民的状况，人民当家作了主人，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定义和具体的阐释都来自于西方的马克思，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社会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最终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于是当时的中国人民都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作为精神目标甚至支柱，中国的就成为了人民的顶礼膜拜者。中国画从进入新中国开始，就已经开始了不同程度上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画改良不同之处在于，如果说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中国画改良是从内部进行的话，那么1949年以后的中国画变革则更多的是从外部来进行。也就是说，与以前所进行的中国画本体的争论相比，建国后围绕中国画改良的问题就转到了中国画的服务对象等这些外部的问题上了。1949―1966年做为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时期经常被学者们拿来进行研究，并冠之以“十七年”这个特殊的名称。从目前的各个学科的发展上来看，“十七年”都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较好的时期来进行研究，大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史为鉴的传统，所以学者大体上都本着这一思想和目的，对“十七年”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事实上，“十七年”的问题比较复杂，各种运动比较多，学者们大多在评论时难以把握一定的度。所以目前所见的关于“十七年”的研究的专著很少，但零星的论文还是比较多的。而“十七年”中国画确实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只是外部方面的，同时在中国画的图式语言，风格方式上都有较大的时代特征。“十七年”中国画一方面传承了传统中国画中的传统因素，包括中国画的传统笔墨因素和自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画变革的一些因素，同时“十七年”的中国画又具有变革性，以及影响性，因此“十七年”中国画可以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后二十年中国画的变革在“十七年”中就已经存在。应该探索这种承上启下的原因和本身，并通过对这一特定时期的研究希冀对当下中国画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意见。
二
80年代以来，不少研究者努力寻找新的研究视角，试图寻找有效的阐释方法为建国十七年的中国画提供阐释的空间。
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研究者们开始从反思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出发清理历史线索，总结经验教训，探讨艺术规律。他们往往对中国画作品进行高度的归纳和概括，描绘出建国十七年中国画的历史走向和脉络，对取得重要创作成果和艺术家及其代表作品进行初步的艺术分析和美学评价。其论述的重点在于建国十七年间风云变幻的社会政治气候给予中国画创作的影响。
第二，从艺术美学的角度对建国十七年的国画作品和代表艺术家进行美学评价和美学重估。对艺术家的创作个性，艺术风格以及作品进行细致的分析，对艺术成就给予美学评价。其中对十七年间的国画作品和国画家进行重新分析和评价，为人们看待十七年间的国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提高了十七年国画的艺术价值。进入世纪之交以来，都以大量的文字资料和图片资料丰富了新中国美术的研究，这表明了对于建国十七年的中国画的研究正在逐步走向深入，史学家也正在以一种更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对待十七年的国画研究，同时也更说明了十七年中国画的研究还有继续深入和完善的空间。
而也正是在此时，还有一批研究者对十七年间的重要中国画家采取了个案研究，并出版了多本专著和论文，如对黄胄、关山月、李可染、傅抱石、石鲁等重要中国画家的研究专著，以及大型画册也频频出版，这些都为研究十七年间的中国画创作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资料，同时这部分的研究也是很丰富的，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还比较分散，至今还没有出现一部完整的且全面的对十七年的国画家和中国画作品进行研究 的专著。
第四，进入90年代以来，出现了对“十七年”中国画作出文化研究方面的尝试。一批中青年学者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建国十七年的中国画进行研究。文化研究是指通过分析艺术本体的文化想象，来讨论艺术本体中的蕴涵，呈现诸如民族、国家以及阶级的一些问题。学者威廉斯认为，“文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领域，在那儿各种关注与方法会聚；这种会聚的好处是它让我们能够了解通过现有学科无法了解到的现象与关系。”建国十七年国画中的大众美术正契合了后现代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大众化”问题。学者们在对中国画作品的基础研究上展开结构和文化分析，力图在作品与时代环境、意识形态关系的建构中把握艺术家的艺术个性和作品的文化涵义。这使得十七年间中国画的研究从艺术本体论的研究中解放出来，这种更为开阔的视角和全新的理论使“十七年”中国画的研究越来越多元化。
第五，资料汇编和整理。对于十七年的国画，其资料性的整理也是颇多的。首推《新中国美术文献博物馆》，同时还有《新中国美术经典》也大致属于此类。这些资料比较珍贵和丰富，对于研究者进行深入的研究获益菲浅。
此外，海外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对建国十七年国画的研究。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安雅兰博士出版于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绘画与政治》，论述的就是1949年至1979年这30年的中国美术历史。
三
过去二十几年，“十七年”中国画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有相当的学术空间可供后人填补。那种从反思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出发的角度来阐释“十七年”中国画的观点虽有独到的理论价值，但尚不足以概括“十七年”中国画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全部总和。因为除了政治之外，还有艺术家的审美取向，文化底蕴以及观众的审美接受等因素的作用。这些也都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部分。
以文化研究介入“十七年”中国画的研究，成为一个交叉学科的研究。目前有两种倾向，一种是通过对中国画的图式和风格的研究来研究“十七年”的文化问题。另一种则是通过“十七年”的文化来研究“十七年”中国画的图式与风格。显然，目前在美术界中还是以后一种为主。
目前，对十七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画家进行个案研究部分是比较多的，这些个案研究的意义极其重要。但是要指出的是，这些代表性的国画家的创作并不能代表十七年问国画创作的全部，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以今天的审美观和审美方式来看待十七年间的国画，必须采用历史的辩证的唯物史观进行史学研究，事实上，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谓“代表性”的画家都加入了我们当代人的审美意识和美学尺度，难道不是这样吗?因此如何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就是将自己置身于“十七年”的历史情境中来进行研究，不仅要研究在我们当前的历史中沉淀下来的历史人物和作品，同时对于那些当时受到群众的青睐而随着历史消逝的作品也应该进行研究，能够沉淀下来的作品当然有它恒久的艺术魅力，但那些随着历史而消逝的作品当然也有它消逝的理由，这部分艺术作品也应当作为研究的对象，因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做到了历史的真实和客观，当然这也只是一种相对的客观，任何的历史研究都不可避免地会带着研究者的当代的意识，以及研究者个人的喜好，同时也带有研究者的个人的偏见和意识，这些应该成为我们研究历史的一个必要的说明和前提。因此，现有的对建国十七年间国画家的个案研究只是一种名家名作的“经典”史，将那些在当时受到群众欢迎但是并没有随着历史沉积下来的作品进行研究，才能全面地说明建国十七年国画的创作环境，艺术家的创作心态，以及接受者的美学欣赏能力等。
总体来看，“十七年”的中国画的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以及资料整理上都在逐步的深化和扩展。它们互相补充，彼此呼应，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对“十七年”的中国画进行了研究。
四
以往的对“十七年”中国画的研究大都把“十七年”中国画作为一个断代来进行研究，笔者认为应该将“十七年”中国画置身于二十世纪中国画的发展中进行分析，将“十七年”中国画作为历史长链条中的一个点进行研究，这样就从传承、变革和影响等方面来阐释“十七年”中国画。
对“十七年”中国画的研究应该努力地把艺术家和作品放回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也就是贡布里希的“情景逻辑分析法”。以此来研究作品、题材和观念以及艺术的形式规律，同时还要关注其产生的环境与条件。著名学者钱理群提出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要注重“历史的现场感”，“十七年”中国画的研究也是如此。因此其研究方法应该依托在艺术风格学的理论点上，从具体的客观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人手，以国画家和国画作品为骨，从历史、经济、社会、美学、文化等不同的角度，采取史论相结合的方式，以探索艺术的审美规律为主，对“十七年”的中国画进行全面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力图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展现历史的真实，继而总结规律，为以后的实践提供经验和教训。
在这一研究方法的指导下，有必要提出值得注意的几点：
其一，以作品的风格研究为主。以往的研究喜欢以艺术家的个案为主体进行研究，建国十七年的中国画创作有极其鲜明的时代风格特征，虽然有艺术家的个性特征在其中，但以作品风格的演变为主要的线索和脉络进行叙述更能说明此时期中国画的发展状况。因此对建国十七年中国画的研究应该是阐释“作品”的风格发生、发展的历史，而不是“艺术家”的历史。
其二，深入研究艺术本体的创作规律。社会环境对艺术作品固然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但研究艺术作品的最终目的是要了解艺术家如何将自己的感情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来表现在作品中，即艺术家进行艺术表达的方式和手段的创作方式和创作能力才是艺术研究的主要目的所在。
其三，“十七年”中国画具有复杂性，多层次性的特征。在革命美术的前提下，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下，各艺术家各自的独特的审美心理，以及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组成了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探讨这些不同的风格形成的原因和后果成为我们重要的阐释对象。
如果说以上的这种历史情景分析法是从横向上来考虑“十七年”中国画创作的话，那么寻找“十七年”中国画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则是从纵向上来进行研究和考察。事实上，建国十七年的中国画在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史上是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的，一方面它上承20世纪“美术革命”以来的对传统的解构和消融，另一方面它又建构了80年代以来的中国画现代性。因此应该将其纳入到整个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脉络中来进行考察，廓清其在20世纪美术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找到他的真正的艺术价值。这样就从全方位，多角度地对建国十七年的国画进行研究，力求提供一种既客观又全新而又全面的史述方式。
七年级历史论文篇(3)
编者按：
近年来，郑州七中不断深化课程改革，大力推进教育创新，积极探索适应时展要求的教育模式，着力构建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新课程体系，开展全市首创的学科节活動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学科节成为了郑州七中全体师生共同的节日，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增添了学科文化魅力，彰显了教师智慧风采，而且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张扬了学生的个性，促进了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丰富多彩、激情洋溢的郑州七中首届政史地学科节，领略教师的风采、智慧、魅力，感受学生的青春、活力、激情！
参与人员：全体师生。
活動简介：通过猜谜语活動，开启学生智慧，扩充课外知识，激发学习兴趣。
点评：参与猜谜活動，开启智慧人生。
活動二中国文化博览会
表演人员：七年级全体师生。
活動简介：七年级各班分别展示陕西、河南、四川、云南、台湾、海南、内蒙古等十省区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使同学们充分体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感悟、认同民族精神。
点评：漫步七中看中国，校园劲吹民族风。
活動三 模拟法庭
参与人员：八年级学生。
活動简介：通过模拟法庭表演，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有效进行普法宣传，让学生了解法庭审判程序，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使其知法、守法、护法、用法。
点评：模拟法庭表演，法律与我同行。
活動四 地理寻宝
参与人员：全校学生。
活動简介：“地理寻宝”活動融合了地图知识，需要学生读图、识图、辨认方向，目的是让学生体会地理知识在生活中的重要性，进而激发其对地理学科的兴趣。游戏要求三人一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沟通能力。
点评：地理寻宝，趣味无穷。
活動五 校园世博会
参与人员：八年级全体师生。
活動简介：八年级各班分别展示肯尼亚、印度、埃及、俄罗斯、德国、韩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国的地理位置、政治体制、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让学生了解、体验丰富多彩的世界多元文化，感悟、认同“地球村”精神。
点评：探索世界多元文化，领略各国民俗风情。
活動六 国际形势讲座
参与人员：九年级学生。
主讲人：龚绍红教授。
活動简介：由郑州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系党总支书记、副教授龚绍红为学生作国际形势专题讲座，由郑州七中政史地教研组长王靖主持。讲座目的：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感和建设祖国的使命感，使其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全面提高自身素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点评：观世界风云，立报国之志。
活動七 “慧眼看社会”调查报告
参与人员：九年级学生。
活動简介：让学生深入社会进行调查，撰写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有医患关系问题、课外班问题、闯红灯问题、环保问题等。该活動能够促使学生了解社会问题，提高观察思考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也是对郑州七中新时期思想品德学科作业建设新形式的一次探索和改革。
点评：关注社会万象，亲近服务社会。
活動八 历史人物真人秀和古代服饰礼宾岗
参与人员：七、八年级部分学生。
活動简介：通过历史人物真人秀活動再现重要历史场景、名人经典動作语言等，让学生在感受历史人物魅力的同时认识历史人物在推動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引导学生树立远大志向。礼宾岗通过展示汉朝、唐朝、清朝的服饰礼仪，活跃校园气氛，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
点评：重温华夏历史，领略名人风采。
学科节闭幕
七年级历史论文篇(4)
[关键词]初中历史；教材内容；思想品德教育
思想品德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的祖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国家。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在这块土地上劳动和生活，各族人民相互团结，相互学习，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共同开发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涌现出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中华文明不仅对东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为整个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人民从来不在侵略者面前低头，有着酷爱自由、追求进步、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的光荣传统。对外来侵略者无比痛恨，对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无比鄙视，对爱国志士无比崇敬，这已经成为我们宝贵的民族性格。
思想品德教育要求教师在教W过程中不仅要传播知识、培养能力，而且要重视开展思想品德教育，培养学生的思想情感，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初中历史教材中思想品德教育的内容极为丰富，那怎样结合教材内容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呢？下面拟谈谈笔者在这方面的做法与体会，与同行们共同探讨。
一、遵纪守法的教育
人教版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下同）《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第9课《民族政权并立的时代》中岳飞的部队纪律严明，“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人称“岳家军”，并且作战勇敢，金军很惧怕他们，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如果教师在讲课过程中将“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和“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这两句话板书在黑板上，让学生讨论这两句话的关系，引导学生得出“纪律严明是军队战斗力增强的一个重要因素”的结论，进而让学生明白一个班级纪律的好坏将影响到这个班级的学风和总体成绩，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健全将影响到这个国家的发展等。这样可以使学生从小树立法制观念，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行为习惯，为杜绝不法行为，完善法治社会尽一份义务。学生在获得历史知识的同时，也接受深刻的遵纪守法教育，从而实现《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中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二、刻苦学习的教育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学习的目的性教育必须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当学生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它的社会意义和个人意义时，就会为此目标而努力学习。因此，初中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有关课文向学生进行刻苦学习教育是很有必要的。比如《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第22课《承上启下的魏晋南北朝文化（二）》中有这么一段话介绍了王羲之练习书法的情况：“王羲之七岁时开始练习书法。他‘立志专精’，勤学苦练，走路、休息的时候，都在琢磨字体的结构、架势和笔法。他常常一边想着，一边在自己身上一横一竖地比画着，天长日久，竟然连衣服都划破了。他每天练完字，都要到门前的池塘里清洗毛笔、砚台。据说，久而久之，池水都变成黑色的了。”又如，《世界历史》九年级上册第20课《人类迈进“电气时代”》引用了大发明家爱迪生的一句话：“天才是1%的灵感加99%的汗水。”初中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内容来教育学生向伟人学习，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从小养成刻苦学习的良好习惯。
三、严谨治学态度的教育
《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第14课《灿烂的宋元文化（二）》中有一段小字内容介绍了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的情况：“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前后用了19年，耗费了大量心血。他和助手们查阅了浩如烟海的历史著作和文献档案，还搜集许多小说、笔记资料。《资治通鉴》采用的各种资料有三百多种，作者写此书的一部分草稿堆满了两间房屋。有人曾翻阅其中的篇章，竟没有发现一个写得潦草的字，可见司马光等人治学的严谨。”初中历史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这一事例教育学生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要有严谨治学的态度，不得马虎，这比空谈的效果要好得多。
四、“崇尚科学，反对迷信”思想的教育
如今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可谓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但仍有不少问题使人困惑不解。当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感到失意而科学又无法帮他们作出正确的解释时，有的人会求助于所谓的神灵，以求精神寄托，有一小部分人便会利用人们的这个心理从事封建迷信活动，这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因此，对学生进行“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教育至关重要。人教版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就有许许多多这方面的史实。比如《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第17课《昌盛的秦汉文化（二）》中介绍了王充写了《论衡》一书，指出天是没有意志的，也不会通过自然灾害来警告人，日食、月食、打雷、下雨都是自然现象，又说人死了骨肉会化为灰土，精神也随之消亡，以此向人们证实世界上根本没有鬼神，揭露统治者宣扬封建迷信思想的丑恶行径。再如，本册教材第22课《承上启下的魏晋南北朝文化（二）》讲述了南朝思想家范缜写的《神灭论》，揭露了统治阶级利用佛教欺骗人民的事实，系统地阐述了无神论思想。这些都是对学生进行“崇尚科学，反对迷信”思想教育的良好素材，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加以延伸，教育学生不要参与农村的一些封建迷信活动，不要参加等组织，并劝诫自己的亲人也不要参与这样的非法活动。
五、执著追求科学真理的教育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要求青年一代学科学、懂科学、爱科学。人教版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介绍了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可以作为学生学习的榜样。例如，《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第21课《时代特点鲜明的明清文化（一）》描写李时珍为了写一部比较完善的药物学著作，走出家门，虚心求教。其中还提到李时珍为了验证曼陀罗花具有麻醉效用，不畏艰险攀登云雾缭绕的武当山，从陡峭的崖壁上采回这种花，亲自品尝并进行临床验证。就这样经过27个春秋的研究，他在晚年终于写成了一部190多万字，收入药物1800多种、医方1万多个的医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再如，《世界历史》九年级上册第22课《科学和思想的力量》中提到达尔文为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在22岁时以博物学者的身份登上“贝格尔号”军舰，进行环球考察，终于创立了进化论。初中历史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这些事例教育学生向李时珍和达尔文等科学家学习为追求科学真理不怕困难的坚忍不拔精神。
六、热爱民族优秀文化的教育
《中国历史》七年级上、下册介绍了许许多多珍贵的历史文物遗址。比如上册第17课《昌盛的秦汉文化（二）》介绍的轰动世界的秦兵马俑表情丰富、神态逼真，形象地展现了两千多年前秦军横扫六国的磅礴之势，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再如下册第8课《辉煌的隋唐文化（二）》介绍的坐落在今天甘肃西部的敦煌莫高窟里有大量精美的壁画和无数形象生动的彩色塑像，堪称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第22课《时代特点鲜明的明清文化（一）》介绍的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蜿蜒6000余里，气势宏伟，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初中历史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这些历史学习资源，让学生了解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使学生领会“劳动创造一切”的道理，并把热爱民族优秀文化的精神发扬光大。
七、无私奉献的教育
七年级历史论文篇(5)
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当代中国文坛，围绕着写“中间人物”以及如何评价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一现象，曾经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学如何描写当代社会生活与塑造当代人形象的热议，后来发展为声讨与批判。当我们重新回到当年的文学语境，并将其放置在“人学”视野与新的学术思维框架中重新审视，“中间人物”这一形象的出现，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在20世纪“百年中国文学形象”创造上的一个“亮点”与重要“看点”，而且作为一个文学族类，“中间人物”代表了50、6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生态，进而构成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一种“文化共同体”。如果说“小说人物不过是由作者描写他的句子和让他发表的言辞所塑造的”[1]，那么，“中间人物”作为那个时代作者的一种言说与形象表达，无疑反映了当时有见识的作家对社会生活的主观解读与客观认知。在文学意义上，它反映了当时的一种创作思潮；在人学意义上，则是50、60年代特殊创作语境下的一种话语策略。
一、“中间人物”：一种与“文化生态”共振的写作现象
在当代中国文学语境中，“中间人物”是一个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复杂文学路径的文学现象。“写中间人物”这一提法，语出1962年8月中国作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历史地看，这一观点针对的是中国文坛在当时无法掩饰的一种创作窘境。早在1958年第二次文代会的总结报告中，邵荃麟就曾针对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相关文艺现象指出：“能不能根据党员八条标准来描写共产党员呢?能不能根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描写解放军战士呢?能不能先规定了人物表，然后去找求对象呢?能不能便宜地去找求现成的‘典型’呢?谁都知道是不可能的。”[2]1955年，在批判胡风“写真实”等文艺思想以及庸俗社会学风气逐渐侵入文坛的背景下，文学创作“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写作模式盛行，造成了片面追求“工农兵文学”一体化与创作方式单一化的写作格局，文艺之路越走越窄。然而正如韦勒克和沃伦所言，小说与人物事实上是由作者按照他对生活的理解来描写的，是艺术规律赋予其权力让其发表的言辞所塑造的。因此，当我们把研究对象确定在“叙事人”视角时，可以发现，在十七年服膺于意识形态的众多文本中，除了意识形态观照下所特有的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高大光辉的英雄人物、坚定不屈的革命志士以及党的代言人之外，还有许多生活本真的东西。比如家务琐事、儿女情长、个人私欲、利己主义，这些虽然不是文学的主体内容与写作追求，甚至只不过是作者追求生活真实的一种点缀与烘托，但正是这些写作的存在，说明在意识形态叙事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公共性叙事，可以将其称作“生活化叙事”、“生态化叙事”或“文化化叙事”。正是这些叙事的存在，才使我们愿意认同与接受50、60年代小说中出现的梁三老汉、郭振山、亭面糊、吃不饱、小腿疼、赖大嫂、赵满囤、孙喜旺、严志和等等鲜活的文学形象，正是对这一创作现象的发现与关注，才形成了邵荃麟“写中间人物”的新理论。
在论及“中间人物”时，邵荃麟认为，“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是大多数，只有“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才能体现现实主义的深化。其实，邵荃麟这一观点，早在1953年冯雪峰于《文艺报》发表的《英雄人物及其它》一文中就有过涉及，冯雪峰主张在当代小说写作中应扩大人物描写，丰富人物形象，可视为邵氏理论的最初形态。在邵荃麟正式提出“写中间人物”之前，从文本分析上印证其理论的，还有严家炎在《文学评论》1961年3期上发表的《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可见，当代小说的“中间人物”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经历了一个较完整的现象性的形成过程。遗憾的是，1962年之后政治气候的变迁，邵荃麟的这一观点转而遭到讨伐，首先是《宁夏文艺》1964年6期发表的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批评性社论和材料专辑，包括《“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等。《学术研究》1965年2期又发表蔡运桂《“写中间人物”论是“暴露黑暗”论的翻版》，《文学评论》1965年2期发表贾文昭的《创造光辉灿烂的新英雄形象——驳邵荃麟同志的“写中间人物”理论》进行论争。到了“文革”，“写中间人物”被列为“黑八论”之一，受到严厉批判，被彻底否定。
从创作实际和文学与生活的本质联系来看，邵氏的观点是极富见地的。“文革”结束之后，《文学评论》在1979年1期率先发表狄遐水的《写“中间人物”主张的再评价》，重新为邵氏理论正名。黄秋耘在《文史哲》1985年4期发表《“中间人物”事件始末》，初步廓清了历史迷雾。不足的是，上述二文的主旨，主要在于“翻案”，且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并未对“中间人物”产生的社会背景、理论价值以及“十七年”的文学生态进行全面分析。值得关注的是，1999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在涉及到“十七年”的部分，以冷静超然、不露声色的笔法，在学术上为“十七年文学”重新厘定了研究价值，引发了学界对这一具有特殊“文化生态”特征的文学历史进行再研究的热潮。近十年来，有关“十七年文学”及相关文学现象的研究，不断以新的话语方式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杨剑龙在《齐鲁学刊》2003年1期发表《历史情境与世纪回眸——关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研究的思考》指出，必须将所研究的对象置于特定历史情境中去关照、分析和研究，不能主观武断地以当下的眼光来看待十七年文学。2004年，董之林在《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中也以“还原”方式对十七年文学生态的“历史扭结”作出了新的解读。2006年4月，《文学评论》编辑部与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文化生态环境与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认为，“十七年”文学研究不仅是对过去一个时段文学历史的探讨与评价，而且也关系着20世纪下半叶整个中国文学命运的思考，它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对当下文学灵魂的设计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程光炜在《文艺研究》2010年10期发表《我们如何整理历史——十年来“十七年文学”研究潜含的问题》，也提出了一系列极为值得深思的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与批评》2011年1期刊发刘杨《如何深化十七年文学研究》，呼吁在十七年文学研究逐渐“热”起来的讨论中，如何将这种“热”转变为有价值的文学研究。“十七年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生态，已成为当下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最具有创新性的一部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种种研究中，宏观视野的偏多，而具体到相关文学现象(如“中间人物”、“红色经典”的形成、“史诗”现象等)以及“个案”研究(具体作家与文本研究)的成果较少，尤其是回到十七年文学的具体语境与历史场域，重新观照人与事、情与理、智与性，在文化立场与政治选择的冲突中透视作家的历史境遇与创作情境的学术论析，则更为少见。相比之下，近年来，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相关选题，则明显地表现了种种新的学术动向，就“中间人物”而论，有的试图从“叙事学”或“文本细读”角度论证这一理论的美学特质与受众传播方式，有的借助福柯“话语权力”等理论对50、60年代“中间人物”写作所反映的复杂意识形态展开研究。这说明，“中间人物”作为“十七年”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作为当代文学“人学”创作思潮的一个历史性存在，与“十七年文学”本身一样，是不容忽视且极具研究价值的命题，其意义即使在当下也是不无启示的。
转贴于
社会是一个体系庞大且关系复杂的文化共同体，社会的组成不能离开“人”的存在，但单独的个人或单一的类群显然不能组成社会，不管社会的形式如何，都是一定范围内人们交换作用的产物，都是人类生产关系及整个互动关系发展的结果。一定范围内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互认与文化冲突，以及这种“认同”与“冲突”的消长与平衡，构成了某种按照一定关系互动的“文化共同体”，因此，社会乃是人类为了自我生存及繁衍而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合并表现出一种“文化生态性”的社会群体，这种群体往往是以“中间状态”的大多数为主体成分的。“中间人物”的写作，就是一种与“社会文化生态”共振的创作现象，是最为接近社会生活本身并能表现出生活某种本质的，这样的人物不是单个的、特定的、虚拟的，而是社会的“大多数”，是一种客观存在。文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写出他们的各种丰富复杂的心理状态”，“矛盾往往都集中在他们这些人身上”[3]，舍此或忽略他们，就有可能造成邵荃麟所说的“现实性不足”。作品一旦有了这些“中间人物”，并与进步的、先进的、落后的、反面的各类人物相互映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才能充分显示出社会性意义与完形的生活，也才能充分表现出社会生活的“全颜色”与斑斓色彩。
以《创业史》塑造的中间形态的“梁三老汉”为例，这个在当时评论界得到一致公认的传统农民形象，被认为“是很高的典型人物”，其形象塑造“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就当时曾引起争议的严家炎的观点来看，他认为，在反映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伟大事件的深度和完整性上”，小说的成功“最突出地表现在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上”[4]。这种评价也许有违作家柳青的写作本意，但从社会文化生态上考量，梁三老汉这一传统农民的形象，的确比小说全力打造的农村新人梁生宝显得更真实、更鲜活、更具历史意义与文化意义。以当时的政治观念与时代导向而论，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新人代表的梁生宝，理所当然地会成为小说的写作中心与重点刻画的对象，这是作家柳青作为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支持者和歌颂者的必然选择。但另一方面，当人们面对梁三老汉这样具有生活本真形态的人物时，却又因为其“凝聚了作家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表现了作家对农民的深切理解”而使之“成为全书中一个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5]。因此，在文本的意义上，小说一方面生动地描写了这个老农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沧桑生活中的性格发展史，深入开掘了其性格深处丰富的内涵；另一方面，又从其性格的社会文化层面出发，洞悉与辨察了梁三老汉这一人物所承袭的中国农民在数千年私有制与农耕社会中所浸染的传统要素，细腻地剖析了旧式农民复杂的精神世界与心理矛盾，演绎出小生产者精神王国在历史巨变中所必然发生的灵魂嬗变与思想痛苦，进而成功地描绘了中国传统农民在那场历史性变动中所经历的思想演变的心理轨迹。正因为如此，严家炎评价说，梁三老汉“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但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6]。严先生所强调的“社会意义”，其指向显然与中国作为农耕社会的“文化生态”和梁三老汉作为传统农民的“审美范型”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
就文学形象自身的意义而言，梁三老汉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无独有偶，与梁三老汉相互呼应且在文化性格上与之具有精神联系的同期农村题材小说人物形象中，如马烽《三年早知道》中的赵满囤、李准《李双双小传》中的孙喜旺、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等，同样作为“中间人物”写作的成功范例，也从不同方面加深了人们对这一形象的认识。尽管他们与梁三老汉一样，在合作化运动推动下最终走向了“进步”与“光明”，但作家们在描述其转变过程中都极力“还原”生活，在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通过这类“原生态”、“本真化”的具有传统农民思想特质的形象的塑造，成功描画了潜存于广大农民心灵深处的激流，写出了他们在那场无法绕开的革命中的思想矛盾与心灵冲突，进而揭示了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一代中国农民与传统农耕文化生态共振的复杂情貌与生活现象。
二、“中间人物”：特殊历史语境下的“人学”话语策略
如果说“中间人物”作为与农耕社会“文化生态”共振的生活现象，反映了生活本身客观的一面；那么，当我们转换思维，从创作主体乃至创作思潮角度进行观察，就可以发现，“中间人物”在“十七年文学”语境中的出现，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五四以来“人学”思潮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反映了崇尚现实主义写作方法的创作主体的话语策略。
就“十七年文学”语境而言，关于“中间人物”的表述与划分，某种程度上带有这个时代特有的社会政治色彩。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在文化性格上造就了那种在社会生活中坚守中性原则的人物类型，但“十七年文学”中的“中间人物”，却有其自身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活内涵，其意义指向是处于“先进”与“落后”之间而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某种中间状态的类群，按照邵荃麟的说法是：“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应当写出他们的各种丰富复杂的心理状态。”无论是邵荃麟的“先进(英雄)——中间——落后”的表述，还是毛泽东曾严格区别的“左——中——右”划分，无疑都不是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中庸”，而是带有鲜明时代政治色彩的新的人物观念。在此观念之下，所有的人物都具有“阶级”的属性，其思想与行为都代表着所属阶级的利益，因此，其性格多属于“阶级”与“政治”范型，很少有“个人化”的色彩。在此指导思想下塑造出来的人物，自然带有某种“类型化”与“概念化”的特征。十七年的众多文本，如周立波《山乡巨变》、马烽《三年早知道》、李准《李双双小传》、赵树理《锻炼锻炼》等，其中的意识形态化写作语境，的确曾迫使许多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本有的风格与艺术特质，而把意识形态眼光作为叙事人最主要的叙事眼光，并由此出发去观察一切，那种原本贴近生活的生活化叙事眼光，要么被遮蔽，要么所观照的一些细节穿插只是在调节叙事节奏和叙事氛围时方才出现的某种元素。当邵荃麟一方面坚守意识形态原则，一方面又聚焦于代表生活“大多数”的中间状态人物，进而提出“写中间人物”的理论原则时，他显然为作家们提供了一种应对意识形态挤压的新的话语策略与理论启示。于是，亭面糊、吃不饱、小腿疼、赵满囤、孙喜旺这些原本就属于生活本身的人物，也就活跃在作家笔下，成为不完全受意识形态观念制约的民间化、立体化形象。转贴于
恩斯特·卡西尔曾说，与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不如说“人是文化的动物”，而政治只不过是文化的一种组织形式而已。“中间人物”作为生活的“大多数”，他们往往是最能代表生活本质的一个文化族群，就其生活形态而言，他们也许自觉不自觉地会被卷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漩涡，但他们并不处于政治生活的中心，他们大多数更像普通人一样追求着“人”的常态生活，具有人的欲望与情感、人的意识与行动。威廉·h·鲍桑特在《海德格尔的艺术理论》中讲得十分明确：“当人沉湎于日常生活时，他便发现自己处在那种作为他活动场所的具体环境的境况中。他根本上是‘在世界中的存在’(being-in-the-world)。不过，这个世界也设定了一种反思在者的出现，这种反思在者向他自己展示自身所处的境况。因此，‘在一个世界中的存在’(being-in-a-world)只为人所特有，并且为了指明这一点，海德格尔把人称为‘亲在’(da-sein)或‘此在’(being-there)。当把自身的境况展示给自己时，人就显示出对其自身存在的一种有意识的(即使是漫不经心的)关切。它谋划自己并为着实现自己的谋划而调整自己的活动。”[7]以此反观“十七年文学”的“中间人物”，可以发现一个人们无法忽略的事实：“梁三老汉们”作为存在于传统农耕文化生态中的农民代表，根本上就是“在世界中的存在”，当他们意识到自身的农民身份时，他们便发现自己处在那种作为他活动场所的具体环境的境况中，是一种“亲在”与“此在”，作为农民，也就必然显示出对其自身存在的一种有意识的关切，进而谋划自己的行动。这是由其“个人”(即“人”本身)而决定的。理解了这一点，自然也就能够理解他们在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与心理动机。“十七年”农村题材的作家们无疑是深谙梁三老汉、赵满囤、孙喜旺、亭面糊诸种不同性格农村人物这一精神特质的，将他们还原为“本真”的“人”，尤其是从长期的小生产者生活情境出发，着力揭示他们的性格内蕴和文化心理，描绘出他们身上最为鲜亮、最为生动的一面。
倘若从创作思潮的角度辨析，这种关于“中间人物”的写作显然又与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以及“人学”思潮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新中国建立后的文学由于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以及写作意识形态化的形成，尤其是1955年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否定胡风极力倡导的“写真实”，使“十七年文学”渐渐偏离了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创作中的假、大、空现象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所掩盖，文学中的人物被任意拔高且罩上了“时代新人”的光环。在文学批评方面，也多为主观公式主义和庸俗机械论的理论所统治。文学政治化、宣传性、教化型的写作倾向愈来愈明显，此种现象自然会引起具有艺术良知与艺术追求的作家和批评家的不满与抵抗。然而，由于上述因素所形成的历史语境，又常常使作家们陷入困惑与尴尬。写农村题材，其主题无法逃离“公”与“私”的对立思想冲突，政治上亦难免避开阶级与路线的斗争，唯一能贴近现实与生活从而使读者从中感受到真实的，只能是那些代表“大多数”的“个性化”生活的中间人物。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说：“艺术的普遍性不能建立在某一个特殊阶级的世界和世界观的基础上，因为艺术想象出一个具体的一般概念，这就是人类，这是任何特殊的阶级(甚至包括马克思称作‘世界阶级’的无产阶级在内)也无法体现的。”[8]中间状态的人物作为“人”的最复杂、最庞大的群体，是最能表现马尔库塞所说“艺术的普遍性”的。按政治角度划分，他们也许隶属于历史的某一阶级或阶层；从人类学角度观察，他们的社会与生活行为常常表现出对“阶级性”的超越。当我们以这样的眼光去看待柳青、赵树理、周立波、马烽、西戎、李准的农村题材小说，以及他们笔下那些表现出生活“本真”形态的“中间人物”时，才会从内心深处产生由衷的赞许。从“十七年文学”特殊的文学语境来看，这些执着于开掘生活厚土的作家们所奉行的写作原则，一是秉承了五四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以忠实于生活的态度从“人类”角度去追求马尔库塞所说的“艺术的普遍性”，再就是在文学精神上与五四以来的“人学”思潮保持着内在的艺术联系。文学是人学，人是社会生活中最为复杂的精神的、文化的族群，文学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深处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中间人物”的“大多数”，决定了这一文学族群的多样化与灵魂运动的多样性，对“中间人物”“多样化”的描写，不仅符合文学审美多样化的原则，而且也符合社会生活丰富性与多样化的规律，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是这些方面的有机结合。对社会与文化的观察应持“整体论”(holism)观点，必须考虑文化存在的“生态因素”及“人与自然”互动的具体模式，而最主要的是“人”的社会性、经济性、政治性和宗教性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文学是人学，就是承认“人”在社会整体中的各种关系，而不是单纯的“政治性”关系，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作家们就是因为看到了“中间人物”在社会整体中的各种关系，从而把他们还原为“人”，这才写出了他们的血肉之躯、精神之灵。而对“人学”话语策略的采用，也体现了创作主体对社会与生活的深度理解，传递出作者在深刻体验生活之后的美学经验。
三、“中间人物”：以“模糊”形态彰显文学创造“张力”
从严格意义上讲，写“中间人物”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提法，但同时又是一个“中性”策略，它体现了当时特殊历史语境下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所寻求的写作张力。
在十七年文学中，涉及人物塑造，具有明确定义与内涵的，有革命英雄、社会主义新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反面人物等，这些人物形象因时代特征和阶级特征都十分鲜明而引人注目，但同样也因时代与阶级的因素而陷入“类型化”、“单纯化”的写作，许多人物形象苍白，缺少血肉，甚至沦为阶级的代表或思想的传声筒。“中间人物”的艺术概括，一定程度上是对建国以来文学创作以及人物塑造“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写作时弊的反拨，尽管当年邵荃麟和林默涵、何其芳、张光年一样，也是围绕在周扬身边代表主流话语的指导型评论家，邵荃麟在50年代也积极参加和领导过以政治打头阵的文艺运动，并配合周扬倡导文艺为政治服务尤其是“为政策服务”的文艺意识形态化主张，但作为曾经受过五四文学熏陶并有着自己文学理想和艺术见解的作家与评论家，邵荃麟对文学仍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与体认，有感于文坛这种流弊，他主张围绕人物描写去探求现实主义的新路。在1962年8月中国作协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力主写“中间人物”，在谈到60年代之前的文艺状况时，他说：“我们的创作，总的看，革命性是够的，写艰苦性、长期性、复杂性不够。人物写得单纯，只写人物的英雄主义、敢想敢干，对于斗争的复杂性没有充分反映”，而大家都写英雄人物，“路子就窄了”，要使现实主义的道路宽广起来，就应该多写“从大量中概括出来的”“中间人物”。为进一步阐明观点并印证其理论的正确性，邵荃麟直接将“中间人物”与恩格斯的“典型论”联系起来：“典型不一定是大量存在的……但从大量中概括出来的，也应该是典型。”借助意识形态话语，将“中间人物”扶正到“典型”的高度，既避免了这类人物写作的意识形态化，又为之注入了新的时代生机，形成了文学创作的张力。转贴于
“中间人物”的写作张力主要来自于其自身民间化叙事的“模糊性”。“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从文化社会学角度审视，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它是在国家政治与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宽松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虽然在强大的政治权力面前，民间总是以弱势的形态出现，但又总是在一定限度内被国家政治所接纳，并与国家权力相互渗透，进而坚守自己的独立历史和传统；第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社会风格，人类是按照一定的世代积累的文化体系演化的，这种世代积淀与传承往往是通过民间化的自由自在的运作形式完成的；第三，民间的存在是以“文化圈”的方式显现的，它拥有社会、风俗、道德、宗教、艺术等文化特质，但民间的综合性特征，既使之丰富多彩，又藏污纳垢，高尚与卑下、慷慨与委琐、公道与自私、进步与保守、宽广与狭隘等等，民主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交织，构成了民间独特的文化形态。“大多数”的“中间人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丰富复杂的民间社会之中，在他们身上往往体现着历史进程中的本质真实。如《山乡巨变》里的亭面糊，就是作品中最让人不能忘怀的角色，小说文本中这位老倌子就其身份而言，是一个地道的民间化人物，为人厚道，面面糊糊，自私狡黠，在新社会、新事物面前，既想表现先进，又常常打些个人的小算盘，他不出场则已，一出场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无不使其性格焕发出诡异鲜活的光彩。显然，这是一个生活于乡间农村的自由自在的民间人物，农村社会的世代积累与乡村文化的传承积淀，独立历史和传统的浸染与新时代进步风尚的牵引，胶着于其复杂的性格体系之中，造成了作家对人物塑造的“模糊性”与叙事张力。谙熟这类乡村民间人物的周立波虽然也写出了人物身上的许多毛病，却并未简单否定或随意丑化，而是准确地把握人物的自然本性与社会属性，把艺术的笔触深入到其灵魂的内面，深透地揭示了人物的矛盾变化，顺乎自然地写出了人物的心理轨迹，既含着微笑有分寸地批评了这类长期生活于偏僻乡间的人物身上落后和可笑的一面，又善意地描画了他的可亲、可爱乃至可贵的一面，进而写出新思想、新因素在人物身上的孕育成长。可见，这种由“中间人物”带来的民间化叙事的“模糊性”，这种几乎纯然的生活化叙事眼光，既与“十七年文学”特有的意识形态眼光相分离，又在文本中交互运动，共同构成了新的文学叙事张力，不仅彰显了文学创造的可能性，而且显现了新现实主义的广阔前景与实践的能动性。
七年级历史论文篇(6)
人教七年级历史上册期中考试试题
一、选择题(20*1分)
1.据报道，安徽发现的繁昌人距今大约有180万年。如果这一结论确凿的话，可以把中国已知最早人类 的历史向前推进
A.10万年 B.20万年 C.100万年 D.110万年
2.“我来自元谋，你来自周口，牵起你毛茸茸的手，爱让我们直立行走。”这首在网络上颇为流行的诗句，让我国境内的远古人类蒙上了一层神秘而浪漫的色彩。下列远古人类中，生活在周口店的是
A.元谋人 B.北京人 C.半坡人 D.河姆渡人
3.为纪念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孙中山曾写下“中华开国 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诗句。毛泽东也写了“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以纪念此人，两位伟人共同纪念的人物是
A.黄帝 B.炎帝C.秦始皇 D.大禹
4.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书籍《礼记》中记载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社会局面，主要反映的是
A.山顶洞人时期 B.半坡氏族时期 C.尧舜禹时期 D.西周建立时期
5.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了“领地国家”与“税收国家”的概念。其中“领地国家”的特征是 ：在封建制度下，国王的税收有两大来源，一部分来自国王对自己的领地，一部分来自诸侯的进贡;国王则无权直接对诸侯领地进行征税。根据这一定义，下列中国古代王朝中属“领地国家”的是
A.夏朝 B.商朝 C.西周D.秦朝
经济 盛产鱼盐、 经济富庶
政治 管仲改革、国富兵强
外交
尊王攘夷、扩充疆域
6.右图表格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哪国的史实?
A.晋文公 B.周武王 C.楚庄王 D.齐桓公
7.战国七雄中，地理位置在最西面的是
A.燕国 B.齐国 C.楚国 D.秦国
8.“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天府”的由来直接得益于
A.铁器和牛耕的推广 B.都江堰的修建
C.商鞅变法的实施 D.秦朝统一的完成
9.下列三幅图片反映的是我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农具，对其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A.①②③ B.③②① C.②①③D.②③①
10.“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的故事蕴含了对立事物互相转化的道理，这和我国古代一位思想家的主张不谋而合。这位思想家所属的学派最有可能是
A.儒家学派 B.法家学派 C.道家学派D.墨家学派
11. 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规划纲要中提出“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的观点，这一观点与下列哪家学说基本一 致
A.儒家 B.道家 C.法家 D.墨家
12.春秋墓葬蚌埠双墩1号墓是“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图1是该墓出土的青铜编钟，编钟正面都刻有“惟王正月初吉丁亥” 等19个字。这些字的字体应该是
A.甲骨文 B.金文 C.隶书 D.楷书
13.国内博物馆馆藏的两件青铜器“四足带盖方鼎”和“商鸮卣”(如下图)被戏称为是中国版的“安卓小机器人”和“愤怒的小鸟”。请问我国青铜文化的灿烂时期是
A.夏朝 B.原始社会末期 C.商朝 D.西周
14.易中天的《帝国的终结》深刻剖析了中国古代帝国制度形成和灭亡的原因。书中说“秦，虽死犹存，它亡得悲壮”。从政治上看，“秦，虽死犹存”主要是指
A.统一度量衡 B.统一文字 C.修筑万里长城 D.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15.“县”作为行政区划单位的制度由来已久，这种制度开始于
A.西周 B.春秋 C.战国D.秦朝
16.下图所示是四方古印文，联系秦朝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到的正确结论是
①秦朝创立皇帝制度 ②秦朝在中央设立丞相、御史大夫等职
③秦朝在地方推行行省制 ④秦朝统一了文 字，并以隶书刻印
A.①②④ B.②③④ C.①② D.①②③④
17.“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 读书。”这首诗对秦朝哪一历史事件作出评价
A.统一度量衡 B.统一文字 C.焚书坑儒 D.修筑长城
18.如果你来到汉武帝时期的最高学府太学，亲临右图所示的学习场景，所用的主要教材是
A.天文算术之理 B.法家治国之道 C.《孙子兵 法》 D.儒家的五经
19.儒家思想自诞 生以来，不断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注入活力，曾被确立为专制王朝的正统思想。这一地位的确立开始于什么时期?
A.春秋 B.战国 C.秦朝 D.西汉
20.“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此联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分别发生在
A.春秋和战国 B.秦末和春秋末 C.战国和三国 D.秦初和汉初
二、判断题(6*1分)(正确的填A，错误的填B)
21.炎 帝部落联合黄帝部落在涿鹿一战中大败蚩尤部落，从此，两个部落结成联盟，经过长期发展，形成日后的华夏族 。
22.禹死后，启继承父位成为夏朝第二代国王，“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 “世袭制”被“禅让制”取代。
23.商朝多次迁都，一直到商 王盘庚迁都到殷，都城才稳定下来，所以后人又称商朝为殷商。
24.为了抵御匈奴，秦朝修筑的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东，蜿蜒万余里，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里长城。
25.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 推翻了秦朝统治，具有革命首创精神。
26.刘邦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在巨鹿大败秦军主力，为以后建立西汉王朝奠定了 基础。
三、填空题(6*1分)
27.我国远古人类很早就开始了定居生活，如河姆渡人居住在 房屋里，半坡人居住在 房屋里。
28.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是 ，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是 。
29."春秋末年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形成了 学术局面，秦朝时实行 的 使得这种局面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四、材料分析题(3*6分)
30.改革是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成就世界瞩目，实践证明唯有改革才能推动生产力的迅猛发展。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观察下列春秋战国时期的两幅图
材料二 ……合力本(农桑)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免除徭役)。
——《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三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实，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史记•李斯列传》
(1)据材料一回答代表当时我国古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两项重要技术分别是什么?(2分)
(2)据材料二回答：为顺应生产力发展，各国纷纷进行改革，“商君”领导了哪次改革?(1分)材料二中反映了这次改革的哪项措施?(1分)
(3)《史记•李斯列传》中又是如何评价商鞅变法的?(1分)
(4)综合上述材料，你认为改革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1分)
31.2011年1月11日，在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矗立起一座孔子雕像。许多海内外华人在雕像前虔诚地祭拜 着：一代圣贤……孔子是鲁国人，500年后成为中国人，又过了 500年成了东亚人，现在要让孔子成为世界人。
阅读 下列材料：
材料一 樊 迟问仁。子曰：爱人。” ——《论语•颜渊》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
材料二 《春秋》大一统，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 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 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吾将以教主尊孔子。……而教主不足以尽孔子。教主感化力所及，限于其信徒……举中国人，虽未尝读孔子之书者，而皆在孔子范围中也……吾将以教育家尊孔子。……而教育家不足以尽孔子。教育家之主义及方法，只能适用于一时代、一社会，而孔子之教育，则措四海而皆准，俟(等待)百世而不惑也。
——梁启超《世界伟人》
(1)据材料一，指出孔子的核心主张是什么?援引材料一中的一句原话说明如何来实现这一主张?(2分)
(2)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董仲舒提出了什么主张?该主张产生了什么影响?(2分)
(3)材料三中梁启超是怎样评价孔子的?概括指出其评价的主要依据。(2分)
32.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灵魂，是一个民族进步的不竭动力。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结合所学知识探究以下问题。
探究一 制度篇
(1)统治 阶级为加强统治，总是不断调整政策，开创新的政治制度。请问，为加强对地方的统治，西周和秦朝分别实行了什么行政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分)
探究二 经济篇
(2 )早在六七千年前，我国的原始居民就培植了世界上最早的农作物，你知道是什么吗?(2分)
探究三 文化篇“中国在许多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的主要中心之一”。让我们与历史亲密接触，寻找其中蕴藏的民族智慧，感悟民族精神。
(3)右图所示，是中国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你知道是什么吗?(1分)
探究四 感悟篇
(4)综合上述材料，你获得了哪些启示?(1分)
人教七年级历史上册期中考试试卷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20*1分)(把答案填在下面的表格里)
题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A B A C C D D B C C
题目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A B C D C C C D D B
二、判断题(6*1分)
21、 A 22、 B 23、 A 24、 A 25、 B 26、 B
三、填空题(6*1分)
27、 干栏式半地穴式
28、 夏朝 秦朝
29、 百家争鸣 焚书坑儒
四、材料分析题(6′*3)
31、(1)主张：“仁”。
原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大一统。
影响：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有利于维护政治、国家的统一。
(3)评价：大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大教育家。
依据：中国人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 孔子的教育思想影响深远。
32、(1)分封制 郡县制
(2)水稻 粟
(3)甲骨文
(4)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灵魂，是一个民族进步的不竭动力。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
看了“人教七年级历史上册期中考试试卷”的人还看了：
1.七年级历史上册期中考试试卷及答案
2.七年级历史上册期中测试题附答案
3.七年级历史上册期中试卷及答案
七年级历史论文篇(7)
[关键词]辛亥革命性质；时代共振；历史本真；复杂性
回望辛亥百年，历经令人激动的“2011年双十纪念”，纪念辛亥百年成为继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大庆后的另一盛典，足可见百年前这场空前的变革对在21世纪努力实现全方位改革来完成社会转型的中国来讲意义是非凡的。今天的中国人仍在探索百年前的民族复兴之路，可喜的是，今天的中国探索者坚持努力向西方学习，却超越了百年前中国知识分子们游学海外时接受西学的痴狂(1)，吸收和内化大量的西学后眼光向内进行选择性反思和批判，更多的思索中国自身的传统性因素和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回顾学界对辛亥革命性质的探讨，可以展示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和历史书写与回归历史本真之间的关系。
一、回顾学界对辛亥革命性质的探讨
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大陆学界长时间内的统一认识。(2)辛亥革命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则是普通大众通过科普教材获得的知识。以下是学界对这个问题长达半个世纪学术探讨的回顾。
（一）50年代：分歧中的共识
一词之差的争论，即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54年以《历史教学》杂志为载体，耿孟夫以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属于不同历史范畴为依据，对两者发生的时间和革命任务进行厘定，从而提出“中国辛亥革命则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能称之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3)的说法，引起了三种回应：一是汪咨训提到政治立场问题的观点：认为耿孟夫的提法“是和关于中国革命性质指示相违反的”(4)，因为曾明确提过：“辛亥革命，……按其社会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5)二是孙守任和王永康则提出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三是李茜1960年的《略论辛亥革命的性质与类型》一文深入讨论了这个争论，将该问题由争议引向了共识：即“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性质上的本质差异，而是可以通用的两个概念。(6)作者回到马克思、列宁和苏联学者康士坦丁诺夫对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定义，结合中国现实提出：“就性质而言，辛亥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习惯上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类型而言，辛亥革命属于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并不具有人民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更不是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类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7)两种说法只是居于经济层面性质和群众在革命中地位和作用的类型两种不同角度对同一问题的结论而已。
（二）60年代：共识中的分歧
60年代争论焦点是辛亥革命的实质问题，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还是革清王朝的命？1961年10月16-21日，在武汉举办了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对有关辛亥革命的若干重要问题展开了讨论。此时对辛亥革命实质的关注都带着较强的革命话语色彩，学者们达到的共识是：“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8)学界论证该问题时回避不了一个共同的政治背景：和列宁对于辛亥革命的论断。(9)然而在基本共识的关照下，学者们又对辛亥革命的具体实质特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值得关注的有三种提法。
胡绳武、金冲及在《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从社会各种矛盾状况出发，对辛亥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基础进行分析，提出革命实质是“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10)这是代表性的观点，也是当时学界的共识。
李时岳的《辛亥革命与帝国主义——兼谈辛亥革命战争的主要矛盾》中，在承认同志的“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这个论断既说明了革命的性质，又反映了革命的形式的前提下，提出“辛亥革命是国内革命战争，不是对外的民族战争；革命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国内反动派，即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不是直接指向帝国主义。”(11)
吴雁南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文中，则认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影响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的论断，人民之所以要革清政府的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文章从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双重矛盾和任务出发，提出“不能忽视‘辛亥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但由于反帝国主义的特点，又不能等同于法国式的资产阶级革命。”(12)
（三）80年代：学术大争论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革命论”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论点的交锋。
20世纪80年代是新中国建国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代，在短短的十年里，对内是“”的结束，随着而来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步入正轨和新发展，社会各层面既有30年前建国的欢欣热情，又带着欲急速前进不想倒退的情绪；对外开放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性时代主题的大环境，让封闭了很长时间的学术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交流和接触，开始关注国外学者对中国史尤其是辛亥革命性质的研究成果（国外和中国港台学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可归纳成：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13)；辛亥革命是国内民族革命(14)；辛亥革命是中国对外革命(15)；辛亥革命是一场绅士革命；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16)；辛亥革命算不上革命(17)；辛亥革命算不上资产阶级革命(18)等）。
这股外来的学术挑战主要是对前30年国内主流学术共识的颠覆，国内的学者们通过各种有针对性的回应再次达成共识：肯定辛亥革命是革命，并且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将其进行简单梳理。
重新运用马克思主义史观对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进行学理上的论证，是本次国际学术交锋的最大特征(19)。比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观点是：
1. 中国社会科院的黎澍、黄真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胡绳等学者，以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一系列学术论文为代表，有意识地针对海外学术界提出的“辛亥革命不是一场革命”之说进行澄清。(20)1982年12月5日在长沙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研究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上，以邱捷的《辛亥革命时期的粤商自治会》为代表的一些论文就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能量和动向进行了深入研究。更开阔的研究视角既推动了研究的深入，也有利于肯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21)
2. 李时岳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化和辛亥革命》(22)中，对横山英的“政治变革”论（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过程”和“反帝反封建过程”是两个“变革过程”）进行批判，提出近代中国存在帝国主义主导的“向下沉沦”和人民大众主导的“向上发展”两个过程，为他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论奠定理论基础。“两个过程”的新提法也成为人们重新解读近代中国的一种新视角。
3. 刘大年在1981年的《赤门谈史录》一书中，一是系统地结合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状况、革命领导者、革命纲领、革命的主力军四个方面，肯定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是剖析了横山英的“政治变革论”和白吉尔的“非革命论”，并对“国内民族革命”论、“中国对外国革命”论进行批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可以有助于认识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多样性和共性，有助于了解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特点。(23)
4. 章开沅先生在1981年的《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一文中，主要与台北学者中以张玉法为代表的史学家进行学术对话，(24)认为台湾学者与大陆学者由于对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发展水平评估的不同和对同一问题研究方法论的不同，对辛亥革命的性质认识也不同。提出一是不能因为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幼弱，而贬低和否定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和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进而否定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二是考察辛亥革命性质问题必须结合当时国际资本主义发展背景和20世纪初中国独有的两半社会性质，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分析方法，“判断一次革命的性质，不能仅仅根椐领导革命的党派团体的宣言和领袖人物的主观愿望，而是要认真考察其主要的社会实践和由此产生的主要社会效果。”代表资产阶级诉求的新式知识分子构成辛亥革命的领导层，并草拟了代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和趋势的革命纲领和方针政策，从而决定了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25)
（四）90年代：摆脱一元化的征兆
学界在90年代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讨论出现了新的征兆：努力摆脱政治性阶级论看问题的扁平化、笼统化局限，回归揭示历史面貌的复杂性。
安徽社科院历史所的王彦民提出“性质分期论”(26)，一方面论证早期辛亥革命是民族革命，以此反驳一些苏联学者(27)“辛亥革命是中国人反对非中国人”的观点；另一方面用“性质分期论”来关照以往对辛亥革命中被人忽略的一些民族、民主的努力，带有一种摆脱阶级论来关注问题复杂性的意识。作者注意到，即使是在同一个革命活动中，随着革命内外部形式的不断变化，革命任务和活动诉求会有所调整变化，并且提出“辛亥革命是许多人领导的，从革命全过程来看，最重要的领导人是孙中山，从具体来看直接领导人则是熊秉坤和蔡济民等人。”(28)而不是笼统地用资产阶级来定义。
1992年郭世佑的《辛亥革命阶级基础再认识》依然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来对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进行阶级基础的再解读(29)。切入点仍是资产阶级，一是反对学术界的“革命派只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是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认为这是政治环境影响和左倾“唯成分论”影响历史研究的表现，他进而提出：“从广义的资产阶级和革命党的阶级属性而论，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就狭义的资产阶级即资本家而言，辛亥革命是一场缺乏这种阶级基础的革命。”(30)革命党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肩负整个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一般资本家要区分开来。二是指出海峡两岸学者由于判断革命性质的标准不同，大陆学者侧重辛亥革命的阶级性，台北学者侧重社会性，以至于产生两种不同的结论，为此提出一个新标准：革命性质应看革命纲领和实际效果体现了哪个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利益要求，肯定了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
（五）21世纪的跨越性展望
世纪之交，继往开来，学界对辛亥革命性质的探索在延续上世纪90年代跳出革命史范式看问题的努力，并有所深化，讨论的焦点逐渐从社会矛盾、革命对象、阶级基础移向革命大众和革命达到的效果，观察视角逐渐从上向下移，一些新的标准在浮现，代表性的观点有：
一是部分学者提出用新的标准来看辛亥革命的性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朱宗震将辛亥革命时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发展水平与西方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洗礼的国家如英、法、日进行比较，认为辛亥革命的实践根本达不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水平，“辛亥革命尽管具有共和思想的光环，实质上并未跳出王朝更替的循环。”(31)文章虽然带有用西方理论来衡量中国革命的问题，但是提出用革命达到的效果来定性是一种突破。华中师范大学的彭剑提出要超越以往从领导者入手的局限，认为“从政体转型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在本质上是一场共和制和君主制的较量。”(32)
二是有些学者对辛亥革命的领导者进行新解读。辛亥百年纪念之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杨天石提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是一批青年学生即新型知识分子，辛亥革命的性质是民主共和革命，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共和知识分子或平民知识分子。”(33)共和、平民字眼的使用可以看出新世纪的学术解读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34)
三是还有部分学者提出先不下定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赵炎才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回顾另辟蹊径，从方法论的角度思考学者对辛亥革命的定性问题，提出辛亥革命性质研究体现出“整体考察与本质互动的理性追求特征”，(35)无论是以往源于的社会性质判断论(36)、革命纲领和实际效果决定论(37)等自觉地用唯物史观考察法，还是新时期学者运用的系统考察法、近代社会史方法、阶级分析法、综合分析法都是追寻历史真相的手段和工具，“正是如此诸多方法的融合运用，史学界对辛亥革命性质的认识愈来愈接近其历史本来面目”。认为应以尊重历史的态度转换视角和更多的实证开拓去探讨出今天的学界公认的辛亥革命性质(38)。
二、学界的思考发生变化的原因
纵观50年来学界对辛亥革命性质的研究与思考：从50年代的分歧中有共识、60年代的共识中有分歧、80年代的学术大争论、90年代摆脱一元化的征兆再到新世纪的跨越与展望，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们对辛亥革命性质的思考无一不与时生紧密的共振，究其原因，笔者浅陋，认为有三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社会大环境和时代主题的转变。历史是时代的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时代主题从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到和平与发展、再到21世纪金融危机后的反思与呼吁国际合作与共识，国内我们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历经了从建国后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模仿到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这些都影响到了学术界的思考与探索。从50年代汪咨训等学者对辛亥革命性质是否和关于中国革命性质指示相违反的担心到今天学者期待用新视角来更接近历史本来面目，我们可以看到学术思考与时代脉络的紧密相联。正如学界指出“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是21世纪之后第一个十年历史研究的突出特点(39)。
二是史料的不断开拓和使用也深刻影响了学术研究的视角和深度。从50到70年代反复使用的《选集》《列宁选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一系列社会主义理论纲领性材料，到80年代以后一些新史料如汪敬虞的《中国近代史工业资料》、金冲及和胡绳武的《辛亥革命史稿》、地方性报刊杭州的《商业杂志》、地方县志如《吴县志》、个人传记如《孙中山全集》和《黄兴传记》等，再到90年代国外资料的开拓如日本中村义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等，不同类型史料的开拓和挖掘也有助于对辛亥革命性质的观察摆脱一元化视角的局限。
三、政治环境与学术研究的互动。如学者所言“辛亥革命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40)，它的承上启下地位是透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国家发展方向的绝佳方位，因而对它的定性也就不可避免与国家政治大环境有紧密关系，甚至出现“政府、政党纪念辛亥革命的目的是建构自身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辛亥纪念本身也是建构国家认同的过程”的现象(41)。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化趋势的发展，对辛亥革命性质的研究也逐渐多元化、学术化，回归历史本真。
三、问题与思考
透过辛亥革命性质之争论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学人们的两个思考：学术与政治之间千丝万缕的互动和如何书写历史才能尊重历史、回归历史本真。这些思考也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和基点：历史是什么？我们需要怎样的书写与真实？
1. 理性跨越意识形态，追求学术与政治的良性互动。历史是什么？“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于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42)。葛剑雄先生的这个定义揭示了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现象，任何历史都是人与史实的互动，也带来意识形态与史实的互动。然而，引发我们思考的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价值、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影响甚至是决定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尤其是依托国家政权的意识形态的渗透，控制人们的历史记忆，这种情境下的历史建构，出发点不是历史真相是什么，而是历史应该是什么。”(43)还有学者关注到实体地域文化构建过程中的权力与资源定义者与历史本身的互动，如程美宝用“现实建构”分析框架对广东文化命题建构与时代、人事的互动关系(44)。
基于这种反思，新史学的追随者们提出历史研究应眼光不断向下和吸收其他学科的养分来还原多维度的历史。笔者却认为历史真相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而多维的,无论我们想从哪一个角度去切入都不能回避历史复杂多维的特征。即使我们无法做到奥克肖特要求的那样，历史学家应以各种完全与他通常思考现在的方法毫无瓜葛的方式来思考过去，(45)因为在他看来，“历史事业的概念是雄心勃勃的，它要求历史学家抵制所有时代，特别是现时代的压倒性趋势。”(46)但我们可以追随一些学者的思考，杨念群提到目前不少学者已意识到并力图回避两种倾向的影响：一是不像老一辈汉学家那样出于热爱中国文化的感情而按西方语式有意无意拔高中国历史的固有特质；二是防止出于政治话语的制约而采取非历史的态度使研究变为意识形态目的论的产物。(47)历史原貌是复杂和多维的，今天的我们应该思考如何置身时代大背景，理性跨越意识形态，追求学术与政治的良性互动，揭示历史与时代背景发生的紧密共振和复杂多维性。
2. 置身百年民族复兴的大方向和环境，关注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变化的双重主题，对辛亥革命性质研究不能脱离民族复兴之大方向和环境，应思考其在民族复兴大业中的特殊地位。钱穆先生说，研究历史会随着时代而变化，时代变了，治学的种种也会随之而变，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历史知识与前人所需要的可有不同，我们需要获得适合于我们自己时代所要求的知识(48)。也有学者提出学术研究要立足国情和为现实服务。(49)的确，我们无法抹去民族性带有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笔者认为这恰恰是一个历史事实。即便如锐进的法国史学家西奥多·泽尔丁于20世纪80年代便说真正自由的历史，必定完全是个人主义的和原子主义的，不是民族的，不是经济的，不是社会的，而是个人的历史，唯有通过自下而上地重构社会图卷，方能领会隐藏于民族定式后的复杂性。(50)然而我们也不能无视一些学者的高远情怀：“尽管不同政府、政党建构的国家认同并不一致，辛亥革命所带来的中华民族认同却超越于政府及其党派之上，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记忆。”(51)百年近代中国其民族复兴是一个连续性的主题，很多历史事件的发生与书写都离不开这个主题，社会史之父马克·布洛赫曾说：“我生于法国。我喝着法国文明的汁水。我认为她的过去也是我的，我只有在她的怀抱中方能自由呼吸，我和其他人竭尽所能捍卫她的利益。”(52)笔者想，这是任何一个书写历史者都无法也不应该抛弃的永恒情怀，有了这样的底色，才使追求尊重历史真实面貌的努力保持鲜活的魅力。
注释：
（1）梁启超在后流亡日本，接触了大量的日文报刊图书后兴奋致极地感叹：“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81。
（2）刘伟.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01。
（3）历史教学.1954（10）：58-59。
（4）刘伟.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02。
（5）.选集（二）.人民出版社，636-638。对于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性质，同志在其作品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及：1939年5月4日在延安青年群众的五四20周年纪念会演讲中提到：“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青年运动的方向.选集（二）.人民出版社，1960：562-563；1954年9月14日在评价辛亥革命时说：“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对我们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觉得不妥，……，但从社会发展历史上说，辛亥革命确实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文集（六）.人民出版社，1999：344。
（6）李茜.略论辛亥革命的性质与类型.史学月刊，1960（8）。李茜认为孙守任的论据是不充分的，因为仅从劳动人民的热列参加和民生主义部分反映农民的要求而否定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者地位和主要利益诉求是不科学的，无法作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论点的有力支撑。对于王永康的观点，作者则认为他陷入概念混淆和不能自圆其说的境地，在辛亥革命时期，劳动群众还只是资产阶级反专制的软弱的政治助力，还无法提出独立的诉求，辛亥革命还无法向前发展获得“人民”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
（7）李茜.略论辛亥革命的性质与类型.史学月刊，1960（8）：35。
（8）.唯心历史观的破产.选集（四）.人民出版社，1960：1517。
（9）.唯心历史观的破产.选集（四）.人民出版社，1960：1517。该文中提及“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10）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62：645-658。文章认为“学界对辛亥革命的实质还缺乏深刻的认识，甚至还有着一些混乱的看法”。
（11）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62：659-674。该文章认为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种提法太笼统，不足以显示当时清朝政权既是封建的朝廷又是“洋人的朝廷”这种“二重性质”，同盟会革命势力和清朝政权之间的矛盾才是辛亥革命战争的主要矛盾。
（12）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62：676-696。
（13）持此观点的是少数学者如日本学者岩村三千夫和野泽丰等。
（14）60年代的中国学者李时岳也曾持这种观点，欧美学者克劳斯持此观。
（15）以苏联学者齐贺文斯基为代表持此观。
（16）台湾学者张玉法是该观点的代表。
（17）日本学者横山英提出“政治变革”论也称“两种变革论”，、美国学者马士在《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三卷，第471页）中提出认为辛亥革命与其说是革命，毋宁说是总罢工性质的运动。
（18）法国历史学家白吉尔（或译贝吉瑞）认为中国在20世纪资产阶级人数有限且不具有同质性，未形成一股阶级的力量，以此为基础判断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脆弱的；美国的芮玛丽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在二十世纪初的辛亥革命中是“辅”的力量，不能以此判断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
（19）刘大年.赤门谈史录.人民出版社，1981：19-20。刘大年在该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与指导思想题》一文中谈到：“我将要讲的主要内容是辛亥革命，……我的讲述不免要对一些作品，包括日本学者的作品有所评论，这样做只是为了分清哪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叙述”。
（20）中华书局编辑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中华书局，1983。黎澍的《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黄真的《月异岁新，与时俱进——学习关于辛亥革命的论述》分别从不同角度强调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它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中山大学的陈锡祺的《孙中山为创建共和国而斗争的伟大功勋》（第63-99页）和张磊的《列宁论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第1-19页）都从列宁对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的肯定和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评价入手强调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胡绳的《辛亥革命中的反帝、民主、工业化问题》第139-156页，文章认为不能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弱点而否认其反帝性质和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此类论文还有中国社会科院经济研究所张国辉的《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84-218页，华东师范大学的黄逸平的《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推动作用》第157-170页，阎志强《试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评价辛亥革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等。
（21）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中华书局，1983。邱捷的《辛亥革命时期的粤商自治会》（第373页-400页）以广东资本家的政治性组织粤商自治会为切入点考察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和立宪运动中的动态与联系，较有力地回答了国外学者否认辛亥革命的资产阶性质的议论；吴桂龙的《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述论》（第401-446页）以清末上海地方自治个案为视角观察资产阶级参政的积极性和反帝活动，以论证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相关论文还有鲜于浩的《试论川路租股》（第347-372页）等。
（22）中华书局编辑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中华书局，1983：171-183。
（23）刘大年.赤门谈史录.人民出版社，1981：21-121。
（24）台北以张玉法为代表的学者提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否认其资产阶级革命性质。
（25）章开沅.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近代史研究，1983（1）。
（26）王彦民.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和领导问题.大庆社会科学，1991（1）。文章认为辛亥革命的性质可以分期来看，武昌起义胜利前主要是民族革命，武昌首义胜利到1912年清帝退位期间，辛亥革命具有民族、民主双重性，清帝退位后辛亥革命主要是民主性。
（27）主要是以齐赫文斯基为代表的学者。
（28）王彦民.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和领导问题.大庆社会科学，1991（1）。
（29）郭世佑.辛亥革命阶级基础再认识—兼论海峡两岸学者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意见分歧.中国社会科学，1992（3）。文章认为革命性质的判断依据主要看革命纲领和实际效果体现哪个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利益要求，革命党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代表的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因此辛亥革命是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
（30）郭世佑.辛亥革命阶级基础再认识—兼论海峡两岸学者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意见分歧.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3）。
（31）朱宗震.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新探索.浙江社会科学，2002（4）。
（32）彭剑.从政体转型的角度看辛亥革命的性质.河北学刊，2011，31（4）。
（33）杨天石.辛亥革命的性质和领导力量.河北学刊，2011，31（4）。
（34）相类似的观点其实早在十年前2001年就有学者提出，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培训学院的刘有源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由中国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领导的社会各阶层人民广泛参与的反对腐败卖国政府的人民民主革命。”
（35）赵炎才.辛亥革命性质研究的历史透视.河北学刊，2011，31（4）。
（36）赵炎才.辛亥革命性质研究的历史透视.河北学刊，2011，31（4）。文章认为日本的狭间直树、岩村三千夫、国内主要学者如吴玉章、蔡少卿、李新、章开沅等都属使用此类方法的学者。
（37）郭世佑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此方法论。
（38）持类似观点的文章还有杨天树：《从百家争鸣到求同存异—辛亥革命性质讨论》，《鄂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2卷第4期。
（39）汝信，赵士林.中国学术年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94。
（40）杨天石.重议辛亥革命的性质与特点.河北学刊，2011，31（4）。
（41）刘伟.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42）葛剑雄，周筱赟.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3。
（43）王敏.苏报案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54-155。
（44）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45）[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著.余伟，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231。
（46）[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著.余伟，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232。
（47）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136。
（48）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1。
（49）彭剑，周波，段君峰.首届辛亥革命研究青年学者论坛综述.湖北社会科学，2008（3）。
（50）[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著.余伟，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155。
（51）刘伟.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
（52）[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著.余伟，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164。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文集[C].中华书局，1962.
[3]刘大年.赤门谈史录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中华书局编辑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C].上海:中华书局，1983.
[5]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C].上海:中华书局，1983.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M].上海:中华书局,1989.
[7].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9]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10]汝信，赵士林.中国学术年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1]葛剑雄，周筱赟.历史学是什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2]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3][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著.余伟译[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14]王敏.苏报案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