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思想论文篇(1)

一、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标志着人类社会先进的生产方式发展的新阶段

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整个世界面向未来的客观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跨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突出表现为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和配置，各国经济相互影响加深，联动性增强。全球化这一新事物的标志性事实体现在三个方面：

1.市场越来越向全球范围推进，完全意义上的全球大市场正在诞生。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国家的国际贸易增长很快，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

2.二战后跨国公司崛起，并且突飞猛进地发展，在世界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近20年跨国公司的国际化、全球化生产的迅猛发展在膨胀其自身的同时，也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微观基础。

3.金融、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全球化趋势越采越突出。据此标志性事实可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

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前先进的生产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新的生产方式的道路。第一，从全球范围看，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不仅全球范围内有效地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可能。第二，从企业发展角度看，跨国公司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优化配置，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得到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第三，从个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看，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教育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潜能。同时，通过全球范围内的选择和实践检验，人们的才能可以得到最佳发挥和充分的自我实现。第四，从广大民众的需求看，不论是物质生活需求还是精神文化需求，人们都可以得到来自全球的、最先进的、最廉价的、同时是最切合自己个性需要的消费。经济全球化带来空前发达的生产力，其效益不可避免地为全球共享，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进而必然影响到政治、文化的变化。

二、经济全球化引起了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的变化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其实质，集中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中。经济全球化对整个世界的积极意义在于，各国都可能在世界市场范围内调整和优化本国的经济结构，实现本国资源的最优配置，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效果。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本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采取自我封闭、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态度是毫无希望的。所以，参与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理智的、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的选择。经济全球化趋势无疑为当今时代的和平与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但是，现今的经济全球化是在一种特定的世界经济体系背景下运作的。一方面，这种世界经济体系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一种经济体系，在这一经济体系结构中，“中心”与“”存在着明显的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达国家依据各种国际规则进行堂而皇之的掠夺。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是制约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力量。这种以特定的世界经济体系为背景的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引致的经济成效，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着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分配，世界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发达国家，由此酿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导致南北关系对立的加剧。

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之间有着强烈的互动作用。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中的优势地位，试图进一步改变世界政治格局，把经济全球化看作“西方化”，甚至看作“美国化”，力图以政治格局的单极化对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期望的多极化趋势。当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把它的政治观、价值观推行到全世界，把美国的价值观、政治标准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甚至强加给其他发达国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安全。西方对我们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是有意识的、有步骤的。面对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把如何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对我国来讲，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中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就是当今国际政治斗争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先进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先进文化、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既包括了东方，也包括了西方。各民族的文化没有好坏、只有差别，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与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相联系的。西方文化有两种：一种是人类共同的、进步的文化；一种是资本主义的。某些西方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以经济全球化为渠道，对我们进行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我们要警惕这一点，但我们不能一提西方文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不能将经济全球化中产生的新文化全部视为渗透，加以排斥。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只吸收西方的技术，同时也要借鉴西方在管理和体制上的经验和长处。

三、全球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科学，是理论上的不停顿，是不断的丰富、发展和创新。在现时代的条件下要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就要不断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5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三次重大转折：

1.第一个50年（1840-1897年）。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为什么存在。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二、三百年的发展之后才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正式出现在1854年的牛津词典中。因此，资本主义一词的出现是对这个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概括。而社会主义一词是在1823年出现，可以说是与资本主义一词几乎同时出现的，而这时社会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谁也不知道，它只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一种预测，现实怎么走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2.第二个50年（1897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和伟大创举提出了新的课题：资本主义怎样被取代，资本主义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特别是落后国家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对此列宁做出了科学判断：后起国家不能经由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挤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而只能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20世纪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列宁的论断是正确的，整个20世纪没有一个落后国家经过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发达国家。

3.第三个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当前）。国际风云动荡，剧变，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提出了崭新的问题：社会主义怎样在与资本主义交流、合作及对抗中发展壮大？前两个50年是讲时间的继起性，而当今不仅要讲继起性，更要看到并存性，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同时，如果只看到并存性，而放弃继起性，就会走入歧途，剧变就是例子。同样，如果只看到继起性，否定并存性，也会带来新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成为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当今世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新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能预料到的，这就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向现实，对由这些新变化引起的新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充分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

四、全球化的新形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突出的新变化，面对这种变化，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从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发生了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也失去了信仰。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崭新的研究课题，我们必须联系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趋势进行创新研究，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问题做出有针对性、有时效性的回答，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这是历史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的、愿意吸收也能够吸收各种人类优秀成果的理论，是一种具有与时俱进品质的理论，是一种源于实践且发展于实践的理论，是一种深深扎根于现实的理论。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牲相统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本质特征决定了它能够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具有不竭的强大生命力。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要依据时代的要求以开放的胸怀不断汲取各种来自于人类优秀成果、社会实践等方面的营养，以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创造性地把中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相结合，把坚持独立自主与坚持改革开放相统一，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逐渐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将全球化的挑战变为机遇。

解决全球化条件下产生的新课题要有新思路、新观念，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也要与时俱进：

1.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密切关注世界科技、经济和文化的新发展及前沿动态，在发展中充实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建立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方式，制定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思维。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对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手段的现代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信息网络化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可以借助互联网，冲破围墙，向各地辐射，向不同的群体宣传，从而扩大教育的覆盖面。信息网络化大大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量，使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第二，信息网络化增强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网络教学所具有的即时性、互动性特点，使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可能顾及到每一位学生，使每一位同学都能以各种不同方式阐述自己的观点；教师也可以为每一位学生答疑解惑，传道授业，从而使教学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得以加强。教师可以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对授课内容进行调整和补充，从而使教学的针对性得以增强。

第三，信息网络化增添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性和多样性。与互联网相关联的多媒体课堂，把文字、声音、图像、动画效果融为一体，营造出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活泼的教学氛围，能够使受众身临其境，发动眼耳鼻舌身全方位地接受信息，大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种种挑战和机遇，应发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经济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新视野。比如，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方式问题，全球化理论与世界文明观问题，全球化实践及其效应问题，全球化条件下的价值观及价值评价问题，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思维问题，等等。认真研究上述重大课题，必将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利契机，并形成若干新的理论生长点，从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2.必须认识到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世界政治的兼容性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是构成当今世界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基本格局。国与国之间的区别、对立乃至冲突是绝对的，它们之间的依赖、同一则是相对的。无庸置疑，一味地强调国家的特殊性，自我封闭，是违背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潮流的，结局只能是自我毁灭；但是，只看到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需要甚至一定程度的依赖，只强调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不惜放弃国家政治和文化传统，最终也只能落得变成发达国家附庸从而被经济全球化潮流所淹没的下场。

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扩大为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但是这种全球化并不等于“美国化”或者“西方化”。当然，经济上处于主动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必然会将自身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文化以各种方式渗透、甚至强行输入不发达国家，使其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国。这种趋势必然加剧各个国家不同政治制度和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碰撞、冲突。正确地认识并解决这些影响十分深远且又错综复杂的新问题，不仅要抓住蕴含在这些问题中的根本矛盾，而且还要顾及涉及到的各个方面。所以，正确认识、科学评价和大胆吸取系统论、信息论、运筹学、博弈论等现代科学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提供丰富的营养，就成为这一时代的客观要求。

3.对于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研究，既要研究理论又要研究教育，同时不仅要研究对学生的教育，还要研究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教育。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新时期受众的新特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时，要注意观念创新，工作方法上要注重全局性和战略性、先进性和层次性；工作目标上要注意共性要求与个性发展兼顾；要注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受众最关心的问题和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问题入手，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把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他们的心坎上，只有将工作做实做细，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加大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含量，不断创新是关键。在2000年6月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这就告诉我们，不仅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是科学的，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也应是科学的。因此，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注意方法创新、手段创新和载体创新，要吸收和借鉴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美学、大众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科研成果，改进教育方法，提高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含量。

马克思思想论文篇(2)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自苏联东欧剧变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又一次面临着新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影响力在前苏联东欧和西欧地区的部分衰退，使人们很容易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产生忧患和危机意识；同时，由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长期分野，也影响和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鉴于这样一种事实，正确认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分野的根源与原因、表现形态和内容的差异，大力倡导和实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互补，成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重要手段和任务，其理论与现实意义是巨大的。

一、分野的渊源与原因

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两条基本的线索：一条是着重反映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的列宁主义路线；一条则是着重反映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那么，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的理解和阐释，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运用，为什么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情况和结果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不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实践需要。

在东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列宁、斯大林、等革命领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他们面临的斗争实践相结合，阐发了一系列具有东方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形成了我们比较熟知的、由斯大林所概括的从物质观讲起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体系。我们在这里不再赘述。下面，我们着重分析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哲学思想的产生。

首先应当明晰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本世纪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表现出了复杂的态势。戈尔曼曾在《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中称这种状况为“马克思主义的马骞克”。但按照目前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主流的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区别于“新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的一个概念，主要是反映20年代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思想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发展并于40-50年代已成雏形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本文所比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这样的概念出发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与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状况密切相关的。佩里·安德森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曾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传统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和在俄国之外的失败，以及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共同背景。十月革命的结果，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等欧洲地区爆发的大革命浪潮却在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下相继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国际反动势力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包围，使它无法对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起义施以直接的影响；由于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不够成熟，它们对发动革命的主观条件认识和准备不足；等等。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则在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力量十分强大、稳定，即使在面临严重的情况下，也仍比工人阶级占优势，这是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

实践上的挫折向人们提出了严峻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断言，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西欧发达的、因而也是阶级斗争尖锐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

胜利。而事实却相反，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那么，西方革命道路和前途到底如何，不能不迫使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进行独立的思考。同时，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是，无论在国内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中，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策略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斯大林都犯了一些不容忽视的严重错误。尤其是肃反扩大化，使广大人民的人身自由受到威胁和损害；和专制主义作风的滋长使社会主义民主遭到极大的践踏。由此，实践上的这些错误加之理论上的某些僵化与教条主义现象，使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心存忧虑望而生畏。

对实践的严厉批评、在理论上的试图反思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成为他们研究的出发点和内容。应当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最初与列宁一样，都曾把理论批判的锋芒指向第二国际理论家——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机构决定论”和宿命主义的庸俗化倾向。然而，同样的批判、同样源于经典理论，却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和理解，进而产生了分野现象。

按照本·阿格尔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的分析，他认为，实际上列宁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都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机械论和决定论的解释。而只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才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暴露了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他还认为，由于卢卡奇、柯尔施围绕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发现的异化理论和创造性实践的思想，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黑格尔根源，并使之充满活力，因而就能恢复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的辩证法基础，而又不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变革理论唯心主义化。相反，第二国际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为一种自然科学式的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而在苏联却形成了极权主义，这种极权主义企图通过牺牲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强行推行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方式来“加速”历史进程。从这样一种事实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在哲学上既反对第二国际的理论观点，也开始反对共产国际、尤其是布哈林等人的机械唯物主义；在政治理论上，则深受罗莎·卢森堡等人的影响，开始反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模式。对此，它从一开始也就受到来自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苏联的批评和攻击，被视为“异端”和“修正主义”。

在经过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代人物之后，在德国又出现了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达到高峰的法兰克福学派。他们阐发了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不同特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其具体原因有：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对无产阶级革命主观要求减低、革命意识弱化的现实，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意识、主体能动性、价值选择、社会心理结构、大众文化、本能冲动等主体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阐述了大量的关于主体性问题的哲学观点，试图寻求唤醒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途径。这种探讨虽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但也走上了重主体性而忽视客体性的道路。

第二，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成功，无产阶级始终作为被统治者的条件下，以无产阶级理论和革命家自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的对立面，对资本主义持批判否定态度。他们反对哲学理论体系化，反对把哲学作为意识形态僵化起来，坚持哲学理论的动态性，把哲学理论的阐发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结合起来，强调辩证法的否定性。显然，这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肯定和维护性特点相比较，是有着较大差异的。根本上，这是由于其哲学思想在两种社会制度中的地位不同所决定的。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异化现象严重的情况下，反对实证主义对现实所持的消极顺应态度，提倡高于实证的辩证思维，发扬超越现实的浪漫主义。他们在理论上注重哲学思辨，反对实例的通俗化证明。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他哲学思潮的结合，如对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等哲学思潮的大量吸收，都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这种理论思辨性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实证性又是不同的。

第四，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在受其革命实践特殊性决定的同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时期著作的重视与关注，也是其出现不同理解的重要原因。概括地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列宁、斯大林、等人基本上没有见到或注意研究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或手稿，他们的大部分哲学观点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中晚期著作中继承过来的。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中晚期著作从偏重客体性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内容的界定，不可避免地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由此线索和内容出发，从而形成了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偏重客体性的特点。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是从1932

年发表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发，来重新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此作为批判地研究现实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他们反对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只看到社会发展的根据、规律、关系、结构等客体性问题，主张高扬哲学对象的主体性，从而形成了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的理论特色。

二、表现形态与内容的差异

应当看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都高度重视辩证法，都曾把理论批判的锋芒指向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和庸俗化倾向，在揭露资本主义本质，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某种僵化模式等方面也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各自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的差异，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会形成各种不同的理解和应用。

从表现形态来看，东方马克思主义从列宁开始，经过斯大林、的发展，形成了一元的、单线式的以领袖人物著作为代表的以意识形态为特点的思想；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却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派或思潮，它是一个包括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倾向和流派的混合体。由表现形态的不同，也决定了内容的差异：

第一，在历史观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人本主义为主流的派别，与东方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历史问题归结到生产力与阶级斗争上不同，它们往往把社会历史问题归结到人的本身上，强调从人出发，以人为重心；并且与列宁为代表的东方马克思主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矛盾看成历史的推动力不同，它们往往把异化和异化的扬弃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基本推动力；

第二，在革命观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般否认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它们强调总体性、全面性的革命，并更为注重阶级意识、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方式的革命；在社会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的20世纪中，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的半个世纪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按照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林·费切尔所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许多国家已不再只是工人阶级政党制定政策和开展政治活动的理论基础，而是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它成了对世界发展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力量。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自苏联东欧剧变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又一次面临着新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影响力在前苏联东欧和西欧地区的部分衰退，使人们很容易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产生忧患和危机意识；同时，由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长期分野，也影响和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鉴于这样一种事实，正确认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分野的根源与原因、表现形态和内容的差异，大力倡导和实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互补，成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重要手段和任务，其理论与现实意义是巨大的。

一、分野的渊源与原因

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两条基本的线索：一条是着重反映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的列宁主义路线；一条则是着重反映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那么，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的理解和阐释，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运用，为什么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情况和结果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不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实践需要。

在东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列宁、斯大林、等革命领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他们面临的斗争实践相结合，阐发了一系列具有东方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形成了我们比较熟知的、由斯大林所概括的从物质观讲起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体系。我们在这里不再赘述。下面，我们着重分析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哲学思想的产生。

首先应当明晰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本世纪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表现出了复杂的态势。戈尔曼曾在《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中称这种状况为“马克思主义的马骞克”。但按照目前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主流的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区别于“新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的一个概念，主要是反映20年代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思想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发展并于40-50年代已成雏形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本文所比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这样的概念出发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与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状况密切相关的。佩里·安德森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曾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传统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和在俄国之外的失败，以及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共同背景。十月革命的结果，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等欧洲地区爆发的大革命浪潮却在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下相继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国际反动势力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包围，使它无法对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起义施以直接的影响；由于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不够成熟，它们对发动革命的主观条件认识和准备不足；等等。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则在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力量十分强大、稳定，即使在面临严重的情况下，也仍比工人阶级占优势，这是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

实践上的挫折向人们提出了严峻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断言，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西欧发达的、因而也是阶级斗争尖锐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

胜利。而事实却相反，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那么，西方革命道路和前途到底如何，不能不迫使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进行独立的思考。同时，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是，无论在国内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中，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策略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斯大林都犯了一些不容忽视的严重错误。尤其是肃反扩大化，使广大人民的人身自由受到威胁和损害；和专制主义作风的滋长使社会主义民主遭到极大的践踏。由此，实践上的这些错误加之理论上的某些僵化与教条主义现象，使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心存忧虑望而生畏。

对实践的严厉批评、在理论上的试图反思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成为他们研究的出发点和内容。应当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最初与列宁一样，都曾把理论批判的锋芒指向第二国际理论家——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机构决定论”和宿命主义的庸俗化倾向。然而，同样的批判、同样源于经典理论，却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和理解，进而产生了分野现象。

按照本·阿格尔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的分析，他认为，实际上列宁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都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机械论和决定论的解释。而只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才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暴露了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他还认为，由于卢卡奇、柯尔施围绕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发现的异化理论和创造性实践的思想，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黑格尔根源，并使之充满活力，因而就能恢复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的辩证法基础，而又不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变革理论唯心主义化。相反，第二国际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为一种自然科学式的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而在苏联却形成了极权主义，这种极权主义企图通过牺牲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强行推行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方式来“加速”历史进程。从这样一种事实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在哲学上既反对第二国际的理论观点，也开始反对共产国际、尤其是布哈林等人的机械唯物主义；在政治理论上，则深受罗莎·卢森堡等人的影响，开始反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模式。对此，它从一开始也就受到来自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苏联的批评和攻击，被视为“异端”和“修正主义”。

在经过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代人物之后，在德国又出现了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达到高峰的法兰克福学派。他们阐发了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不同特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其具体原因有：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对无产阶级革命主观要求减低、革命意识弱化的现实，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意识、主体能动性、价值选择、社会心理结构、大众文化、本能冲动等主体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阐述了大量的关于主体性问题的哲学观点，试图寻求唤醒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途径。这种探讨虽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但也走上了重主体性而忽视客体性的道路。

第二，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成功，无产阶级始终作为被统治者的条件下，以无产阶级理论和革命家自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的对立面，对资本主义持批判否定态度。他们反对哲学理论体系化，反对把哲学作为意识形态僵化起来，坚持哲学理论的动态性，把哲学理论的阐发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结合起来，强调辩证法的否定性。显然，这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肯定和维护性特点相比较，是有着较大差异的。根本上，这是由于其哲学思想在两种社会制度中的地位不同所决定的。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异化现象严重的情况下，反对实证主义对现实所持的消极顺应态度，提倡高于实证的辩证思维，发扬超越现实的浪漫主义。他们在理论上注重哲学思辨，反对实例的通俗化证明。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他哲学思潮的结合，如对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等哲学思潮的大量吸收，都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这种理论思辨性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实证性又是不同的。

第四，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在受其革命实践特殊性决定的同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时期著作的重视与关注，也是其出现不同理解的重要原因。概括地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列宁、斯大林、等人基本上没有见到或注意研究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或手稿，他们的大部分哲学观点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中晚期著作中继承过来的。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中晚期著作从偏重客体性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内容的界定，不可避免地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由此线索和内容出发，从而形成了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偏重客体性的特点。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是从1932

年发表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发，来重新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此作为批判地研究现实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他们反对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只看到社会发展的根据、规律、关系、结构等客体性问题，主张高扬哲学对象的主体性，从而形成了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的理论特色。

二、表现形态与内容的差异

应当看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都高度重视辩证法，都曾把理论批判的锋芒指向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和庸俗化倾向，在揭露资本主义本质，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某种僵化模式等方面也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各自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的差异，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会形成各种不同的理解和应用。

从表现形态来看，东方马克思主义从列宁开始，经过斯大林、的发展，形成了一元的、单线式的以领袖人物著作为代表的以意识形态为特点的思想；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却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派或思潮，它是一个包括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倾向和流派的混合体。由表现形态的不同，也决定了内容的差异：

马克思思想论文篇(3)

根据教育部的管理规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国大学生的必修课，目的是把新时期大学生培养成为政治合格、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信仰坚定，能正确对待改革与发展关系问题的具有理性思维的全面发展的人才。05方案实施以来，由中共中央组织全国知名专家编写了一套全国统一的教材，有极强的科学性、权威性、严肃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下发《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需要，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理论上的保障”。目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共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四门必修课程。“基础”课主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不断提高道德素质，践行“八荣八耻”，树立法治精神；“纲要”课通过近代历史的现实告诉大学生被动必然挨打，资本主义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原理”课引导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构成和科学实质，引导学生辩证看待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问题；“概论”课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重要意义，阐释为什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我们应思考如何充分运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个主阵地、主渠道，将深奥的理论从不同的层面去阐述，不仅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将理论与历史结合、与现实结合，使大学生不仅科学掌握理论的精髓，还能将理论活学活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经曲折，有着惨痛的历史教训，让中国人民付出惨重代价，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我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忽略了科学化的特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要让学生把握理论的精髓，还需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我国国情并发挥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注意借鉴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发展创新，开辟自己的道路。实践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中国人民逐渐富裕起来，国家的综合国力也不断提升。但也应该看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存在较严重的社会问题贫富悬殊较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社会不公问题等等。容易使大学生思想困惑，从而对社会主义发展产生困惑。如何让大学生正确对待我们国家存在的问题与现实，就需要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渠道，实事求是地看待存在的矛盾，辩证地分析产生的原因，加强引导，用事实证明国家关注民生、关心百姓疾苦做出的巨大努力，让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信服，并主动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对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充满信心。通过这个主渠道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推进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应秉持的原则

（一）实施理论灌输，力求做到以理服人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正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人的生存状态发生巨大变化，人的自主性不断增强。大学生思维活跃，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对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具有自主发展、自由发展的巨大动力，但他们的思想不够稳定和成熟，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点但缺乏足够的判断力，能看到表象问题但忽略深层根源。加之长期以来，西方把他们作为拉拢的对象，如果我们不能占领高校这个领地，其他思潮就会乘虚而入，因此应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观点“灌输”给大学生，引导他们积极思考，逐步将理论转化为大学生的自觉意识。但如果不注意方法，而只是教条式的解读，填鸭式的讲解，会让大学生思想上产生抵触和反感。这就需要强调以理服人，重点强调理论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说服力及感召力，将理论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密科学的逻辑分析和论证解决现实的问题，用实际的事例说明理论的彻底性，从而征服学生，从心底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让他们发自内心地认真对待思想政治理论课，发现理论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的重要意义，把培养人和发展人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地把理论的关键点和受教育者的关注点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大学生在心底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地推进其大众化。

（二）把握情感教育原则，坚持做到以情感人

在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就是让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坚信不疑，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理论产生共鸣，不断地将对理论的认知转化为内心深处的认可，进而信服，最后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景仰之情，敬慕之意。例如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不仅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并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带领人民走上富裕的道路，逐步迈向小康，国力有了很大提高。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国情相结合，是伟大英明的决策。通过这些真实事例让大学生对今天我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骄傲和自豪，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充满信心，愿意用实际行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些理性与感性的认识会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强有力的“助推器”和“黏合剂”。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中，应关注大学生的身心健康。由于当前社会竞争激烈，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增强，紧张、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状态日益增多，教师应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尊重学生的人格，成为他们的朋友，关心他们的学习与生活，了解他们的思想困惑，化解他们的矛盾，引导学生关注个人心理健康，正确对待挫折、压力，掌握人际交往的技巧，积极参与社团活动、文体活动，找到学习的乐趣，努力提高综合素质，关注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正确认识自我，正确认识社会，用“润物细无声”的人文关怀，赢得学生的信任与尊重，让他们感受教师浓浓的关爱。教师也应主动为学生排忧解难，与学生形成良好互动，培育他们自尊自信、积极向上的阳光心态，用智慧与毅力战胜困难与挫折，激发他们学习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三）实施实践育人，引导学生自我教育

科学的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它的“理论价值要通过指导实践活动来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关注社会热点，发现社会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增强教学的实效性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日益显现，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使贫富悬殊拉大，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对大学生产生极大的冲击。思想政治理论课除了进行理论的阐释，应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引导学生走向社会，与学生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相结合，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锻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一方面，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心家乡，了解农村农民的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状况，家乡近十年的发展变化，存在哪些问题等情况，教师可以设计课题让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学生也可以自主确定主题进行社会调查，教师指导学生怎样设计调查问卷、取样、撰写调查报告。让学生亲身体验现实，开阔学生的视野。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让学生进行兼职，比如去超市进行促销、担任家教和志愿者服务、去餐馆担任服务生等，使学生对社会形成正确的认知，发现自己的不足，激发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掌握社会的需求，激发学生潜能。正如恩格斯所说：“自己体验才能深入心坎”那样。帮助学生在“真学真懂”的基础上做到真信真用。另一方面在课堂教学中，应关注社会现实，加强比较包括横向的与外国的比较、纵向的与过去的比较，使学生感受到中国的巨大变化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让他们对中国国情有客观的认识，能辩证地看待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感知今天中国的发展来之不易，为祖国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和自豪。学生就会自觉成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践行者、传播者，愿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推进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应把握的关键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具有高素质的教师

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应明确肩上承担的神圣的教学责任，懂得自己工作的伟大意义，既要教书，更要育人。他除了需要对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的传授，还需帮助大学生建立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成为可靠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品行，不断提高职业素养，教师要真学、真信，真情传播，言行一致，真诚实践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大学生产生感召力，使大学生对社会规范及理论产生信任感和归属感。教师教学的政治立场、责任感、使命感、精神风貌会影响学生对理论的认可、社会责任及道德等问题的价值判断。这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意义。教师只有理论修养高，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具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对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广泛涉猎，并能融会贯通、活学活用，才能以理服人，展现巨大的人格魅力，这样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充满期待并产生良好的效果，有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要求教师应通过脱产进修、攻读学位等方式不断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通过社会考察、国外学术交流的方式，拓宽教师视野。教师还需要加大理论研究，立足本学科的前缘，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以促进教学。

（二）教学语言通俗化、形象化，增强课堂吸引力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人类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理论体系具有抽象性、概括性等特点。抽象的理论要满足大学生的需要，被当代大学生接受，必须进行语言和语境的转换，教师应善于以通俗易懂、鲜活生动的方式阐释马克思主义。比喻要恰当，事例与大学生的生活紧密联系，与时代紧密相连，语言诙谐，熟练运用大学生喜欢的网络语言、流行语言来活跃课堂气氛，使他们在轻松愉快中得到智慧的启迪和理论的熏陶，并感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魅力。正如同志指出的那样：“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4］在阐释、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十分擅长运用中国历史的寓言、神话、典故、格言、警句、俗语等，赋予理论生命力。比如提出的“三座大山”、“实事求是”、“反动派是纸老虎”，邓小平提出的“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等语言，比喻贴切并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既有利于人民群众理解又能活学活用。这对教师的教学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如果我们能娴熟地运用形象化的语言进行讲授，一定会得到学生强烈的呼应，改变沉闷的课堂气氛，真正打动大学生，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进而使理论进入他们内心，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三）加强对教学内容的研究，创新教学方法

成功的课堂绝对不能照本宣科，为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研究，重点培养学生的能力和科学的思维，并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建立适宜的教学体系。［5］当代大学生掌握的信息量大，思维活跃，有极强的个性，注意掌握学生的整体情况和个性差异，关注学生的专业不同，生源地的来源等都对教学提出不同的要求。教师要精心安排和组织不同的教学方式，给学生足够的时间与空间去理解和消化教学内容，教师重点进行总结和提升。在启发学生思维的原则下，灵活运用案例式教学、研究式教学、专题教学、主题讨论教学等方式，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以学生关注的问题为基点，为学生搭建平台，进行讨论、辩论、演讲，鼓励学生发表各自的观念，提出自己的疑惑，探究解决的办法，营造民主、愉悦、主动、创新的课堂氛围，有助于学生积极思考，教学相长，互相探讨、借鉴，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理念。同时要使用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教学手段充实教学内容，用多媒体展示与理论教育有关的电视、电影资料、历史故事、图片等手段，再现理论产生的背景，与历史有机的结合。还可鼓励学生利用课余阅读名人传记，举行读书报告会，拉近学生与伟人的距离，感性理解理论的成长过程，经过归纳、思考逐步上升至理性认识，形成自身的认知和感悟，真正领会、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坚定的拥护者，有效地推动二千万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

（四）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鼓励大学生成长成才

马克思思想论文篇(4)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创始人,他们的教育思想使人类的教育理论掌握了更加科学的武器,开启了教育发展的新时代、谱写了教育发展的新篇章。一百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重要的指导意义,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进行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指南。

一、关于教育的本质与作用

(一)关于教育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根据这一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相互关系等方面,论证了教育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一定社会的教育总是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着不同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并反过来对社会起着某种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也决定了考察一定时期的教育,一定要把它置于这一一定的历史当中。当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时,教育也就具有了阶级性,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剥削阶级把教育变成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利用教育来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马克思、恩格斯以雄辩的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教育的资产阶级特性。恩格斯在1844—1845年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中,论述了产业革命对教育的影响,揭示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施教育的虚伪性及其阶级实质,尖锐指出,英国工人阶级所受的教育极其可怜,统治阶级控制了一切知识的来源,他们向工人灌输的只是宗教的狂热和偏见,根本谈不上智力的、精神的及道德的教育。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号召消除教育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们在驳斥资产阶级否定教育的阶级性这一反动论调时指出:“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1]

以往的教育理论大多用唯心主义观点来解释教育的本质,因而是片面的、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第一次科学地阐述了教育的本质,为人类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

(二)关于教育的作用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又具有反作用,教育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11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阶级社会里,教育具有阶级性。统治阶级总是把教育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通过教育来灌输本阶级的思想,培养本阶级所需要的人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愿意也害怕劳动人民受教育。“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2]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人民进行的教育,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只是把人训练成会说话的工具,以便工人们创造更大的利润,这种教育充其量只能叫训练、异化,它违背了教育的宗旨———人的全面发展,导致了人的发展的片面和扭曲。马克思、恩格斯进而把教育同劳苦大众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强调教育在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方面的作用,强调教育对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和建设共产主义的重要意义,指出:“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3]可见,教育在阶级斗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教育的社会作用还表现在生产领域,也就是说,教育是生产力的再生产过程。“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4]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而人又是生产力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教育虽然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但它通过培养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劳动力,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因而,教育也是一种再生产过程。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劳动者受教育的水平在生产中的作用不十分明显。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生产技能在生产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因而,教育的再生产特性更加突出,教育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这里,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互作用的原理,以及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21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哲学家和教育家们对人的本质和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遗传在人的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片面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即自然属性,忽视人的社会属性;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环境是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是环境的产物,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有一些人则提出教育万能论,认为教育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而且可以改变整个社会,夸大了教育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了以往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的认识上的缺陷,科学地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使教育学从此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仅是一个生物的人,而且是一个社会的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受着这种社会关系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具有一定的遗传因素,遗传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人的遗传素质是有差异的,但是,遗传并不是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同样,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肯定环境对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认为人在接受环境影响的时候并不是被动的,人类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主动地改变着环境和社会,并且改变着人自身。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教育是人的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中得到发展的,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反映了一定社会的需要,体现了社会关系的要求,社会关系通过教育而制约人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上的遗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和教育万能论,由于不能正确理解和反映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因而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二、关于人的全面发展

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主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精髓和核心,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教育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武器,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互关系的角度出发,详细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条件,首次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人的全面发展时,首先考察、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揭露了旧式分工所造成的人的畸形发展。他们指出,人的畸形发展是与社会分工相联系的。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农村的分离,造成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城乡居民的发展都受到了限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的畸形发展也日趋严重。“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5]工场手工业把生产分成不同的工序,工人的劳动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从而压抑了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了工人片面的技巧。资本主义大工业更加重了人的畸形发展,工人成了机器的附属品,成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这种机械劳动损害了工人的神经,严重摧残了工人的体力和智力。不仅如此,这种分工也带来了剥削阶级的畸形发展,使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片面发展。“不仅在身体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都遭到资产阶级的摈弃和忽视。”[6]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人成为片面发展的畸形物。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揭示劳动的异化而导致的人的本质异化,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对人性的压抑,提出人要从一切人对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他们看来,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个人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的、彻底的发展,使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人的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不复存在,劳动已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为一种生活乐趣,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所以,恩格斯说,无产者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7]。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人的全面发展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是紧密相关的。只有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为丰富,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工业的发展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因为现代工业使分工发生了变革,使资本和工人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工人全面流动,劳动频繁变换,这就要求工人熟悉生产的各个部门,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现代工业不仅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而且使之成为可能,这是因为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缩短了工人的劳动时间,改善了劳动条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如果不废除私有制,尽管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的全面发展也不可能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还说,个人的发展是在集体中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8]。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脱离集体而发展,而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要吸收前人的成果,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和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实现发展。离开了人群,个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认为教育可以使人摆脱分工所带来的片面发展,培养人的各种能力,促使个人得到全面的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教育,更离不开全面发展的教育。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包括智育、体育、综合技术教育在内的全方位的教育内容,认为通过这几方面的教育,人的体力和智力就可以得到和谐发展,成为身心健康、体脑结合、各种才能都得到全面发展的新人。

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恩格斯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被视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途径。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许多学者曾经谈到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在这方面作了大胆的尝试。欧文曾在自己的工厂中进行实验,将工人的劳动和教育结合在一起。对此,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萌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9]马克思、恩格斯在吸取前人的合理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具体分析,科学地揭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充分肯定了它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教育与生产劳动的脱节,也是由于阶级的产生和社会分工的出现而造成的。在原始社会,这种分离现象还没有出现;到了奴隶社会,教育成了统治阶级的特权,劳动人民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教育便与生产劳动分离。到了工场手工业阶段,由于生产过程的分工,工人的身体和智力畸形发展,教育同生产劳动进一步分离。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由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生产过程不断更新,工人全面流动,从而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成为历史的必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结合不可能真正实现,因为资本家组织生产的目的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不可能对劳动者的教育给予真正的关注;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也使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把自己的劳动责任推卸到他人身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才能实现。这是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性质决定了每个人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而生产劳动又为每个人提供了全面发展的机会,“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保证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10]。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将对全体儿童实施免费的公立教育,把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紧密地结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极为重视综合技术教育,认为“这种教育要使儿童或少年了解一切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一切最简单的生产工具的技能”[11],从而可以弥补旧式分工所造成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综合技术学校、农业学校、职业学校等的作用,认为工人子女可以在这里学到一些科学技术知识,促使劳动者得到全面的发展。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教育学说的产生标志着科学教育理论的诞生,引发了教育领域里的一系列革命,其意义是十分重大和深远的。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回答了教育领域里的许多重大问题,带来了教育科学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教育制度和工人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教育观,批判和继承了人类优秀文化教育思想;揭示了教育的本质、教育在不同结构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教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与人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科学地论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综合技术教育理论;创立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庞大科学体系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奠定了无产阶级教育理论的基础,打破了剥削阶级教育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的基础上,描绘了无产阶级教育的壮丽蓝图,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提供了斗争武器,为无产阶级教育实践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教育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和表现,这也就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对教育科学的指导意义。它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了教育科学,从而使人们有可能进一步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学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一直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且在伴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发展和创新,不断地使之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1957年,总结了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经验,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首次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明确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准,把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作为检验人才的依据。这既是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目的,也是对教育功能的本质要求;既是对每一个受教育者提出的希望和努力目标,也为我国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和人才培养的标准。1958年,又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教育思想的主旨,包含了教育的目的、功能和性质,指明了社会主义教育培养的人才规格与标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的教育思想。他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从当代世界发展和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高度,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给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为新时期教育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人才培养目标上,邓小平将时代“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具体化,提出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概念。“四有”新人理论,深刻阐明了民族素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指明了现阶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要求和实现途径,为我国素质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三个面向”指导思想和“四有”人才的培养目标,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和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思想,也标志着我国教育开始走向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并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发展的新经验,针对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提出了以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为目标的素质教育。1997年,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重视受教育者素质的提高,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2]1999年6月,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3]。根据世纪之交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世界变化的新特点,提出素质教育、教育创新的思想,具有独特的创新内容,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为邓小平时代的“三个面向”、“四有”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观注入了新的精神和活力。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标志,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党的十六大之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发展和创新了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对于教育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境界,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以新的内涵。

马克思思想论文篇(5)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信仰/宗教

【正文】

马克思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丰富的信仰思想，本文只从一个侧面初步展示马克思的有关思想，并揭示马克思考察信仰的独特视角。

一、从经济看信仰：马克思信仰思想的独特视角

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经典作家从来不谈论和信仰问题。这种印象不正确。马克思的研究就从不同角度涉及到信仰问题。比如，马克思从研究和批判宗教的角度谈论过信仰；从批判旧和清算唯心主义哲学信仰的角度谈到过信仰；从斗争和政治信念的角度谈到过信仰；从人生信仰角度谈到过信仰；还从思想宣传的角度，以及从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等也谈到过信仰问题。在马克思谈论信仰的各种角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至今往往受到忽视的一个视角，是从经济学角度对信仰现象的观察和透视。这是马克思信仰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信仰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现象，而且是离经济基础比较远的意识形态现象，人们往往看不到它与社会的经济因素和经济过程之间的联系。所以，历来研究信仰现象的人，不论是一些神学家、宗教学家还是哲学家、文学家等，往往从思想人文的角度考察信仰问题，而通常并不注意进行经济分析。这就有意无意地限制了信仰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独具慧眼，能够从经济角度去考察信仰问题。特别是马克思，在与恩格斯的理论分工中，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因而，他在研究经济学过程中随时随地涉及到一些信仰问题，并提出了有价值的新颖的见解。

经济学研究与信仰研究看起来天悬地隔，但并非如此。马克思不是就经济研究经济，而是从经济领域来透视整个社会。他在经济学研究中经常地广泛地涉及到信仰问题并不奇怪。而且政治经济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有性，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形态性。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正是为共产主义信仰作了最有力的实证性的科学证明。而且马克思的有些经济学论述本身就是某种关于信仰的思想和论断，可以看作是从经济学侧面来阐述信仰问题，如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的分析，以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信用和信用制度问题的分析等等就是如此。另外，在马克思大量的经济学著作中，我们还时常看到一些关于宗教和信仰方面的概念和提法，他引用一些宗教术语或关系来说明经济活动或经济过程中的一些特点。比如，用神学家的思维方式来比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认为就象神学家根据自己的信仰来把一切宗教划分为真正的宗教和臆造的宗教一样，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信念把一切社会制度划分为天然的社会制度和人为的社会制度。他说：“政治经济学对待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生产机体形式，就象教父对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样。”“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象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则都是神的启示。”①再如，马克思还用天主教与教皇的不可分离关系来比拟商品与货币的关系。马克思针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想废除货币而保存商品生产的天真幻想，讽刺说：“这么说，我们同样也可以废除教皇而保存天主教了。”②总之，在马克思那里，信仰问题与经济问题有密切联系，他在自己的经济研究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信仰思想。

二、关于信仰现象的经济根源和基础

马克思注重从经济活动中考察思想信仰问题，揭示信仰现象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根源。下面我们列举马克思的几个相关论断，并作初步分析。

1.神话：在幻想中支配自然力

神话是一个与信仰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神话作为一种对于世界的解释，是早期人类的世界观，数千年来人类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了庞大的体系。任何一种宗教世界观都是神话世界观，或从神话世界观发展而来。对神话进行研究，是从一个特定的方面揭示的秘密。马克思对神话素有兴趣，在波恩大学期间学习“希腊罗马神话”课程“极为勤勉和用心”。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及其准备材料中，也研究了古希腊一些哲学家尤其是伊壁鸠鲁和亚里士多德的神话观点。这些都为马克思后来对神话的论述打了基础。

马克思关于神话本质和作用的论述比较集中地见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③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尤其是从人类生产活动的角度来审视神话现象，这就抓住了神话得以产生的最深刻的根源。人类的生产力和物质文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类逐步征服和支配自然力的过程。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主动的姿态面对世界，这是人与世界关系问题上人类所持的基本立场和基本价值取向。尽管人在与自然的力量对比上常常处于劣势，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的阶段，人们更多地是受着自然力的支配。但即使在这样的时期，人类在内心中也仍然希望自己支配自然力而不是受自然力支配。而当人们缺少实际上征服和支配自然力的能力时，就在想象中实现这个支配。

马克思上述神话定义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给宗教下的定义，正好是相互补充。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④宗教作为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自然力和社会力）在人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显然就与神话相反。如果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长期以来存在着自然力支配人还是人支配自然力的问题，那么宗教反映的是自然力支配人的事实，而神话则折射出人支配自然力的愿望。宗教与神话的这种差异反映了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两个方面。

其实，宗教世界观和神话世界观有差异，但并不完全不同。宗教世界观就是在神话基础上对神话的加工改造和利用。在人类历史上，神话的出现比系统的宗教世界观要早，因而以更为明显的形式表现出人类力图征服自然的要求和愿望，而随着从不自觉的神话创作到系统的宗教世界观形成，这种要求和愿望越来越被神学掩盖了，在宗教教义中，人们只能看到神的意志和要求，看到人对于神的皈依和崇拜，而看不到人类自身力图改造世界的要求了。因而，通过了解神话的本质作用和形成发展，也有助于揭开的秘密。比如，从神话中看到，宗教不过是从人类生存实践活动中分化产生出来的，这就看到了宗教的世俗起源，扫去了它的神圣光环。随着自然力（以及社会力）在实际上被人类所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宗教也会随之消亡。

2．宗教反映了生产关系的狭隘性和神秘性

马克思认为，人们的世界观是对他们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反映。如果这种现实的关系是合理的而不是狭隘的，是明朗的而不是神秘的，那么这种世界观上的反映就是真实的反映，而如果这些现实的关系是狭隘的而不是合理的，神秘的而不是明朗的，那么对这些关系的反映就往往是幻想的，即宗教的。马克思写道：在古代，“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⑤。马克思认为，宗教正是反映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狭隘性和神秘性。古代宗教反映的主要是这些关系的狭隘性，现实宗教反映的主要是这些关系的神秘性。随着这种神秘性的消失，宗教的反映才有可能消失。

3.基督教新教是最适合商品经济社会的宗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对于商品生产者的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⑥恩格斯加以概括说：“对商品生产占统治的社会来说，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乃是合适的宗教。”⑦

在马克思看来，基督教之所以是适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基督教是崇拜抽象人的宗教。基督教属于一神教，一神教的神是万能的，“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⑧。基督教对耶稣这样一个具有人的形象的神的崇拜更突出地体现出对抽象的人的崇拜。这样一种抽象的人正是资产阶级的各种社会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我形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从封建束缚中独立出来，但这些个人并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的社会联系，而是成为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隔离。个人劳动只有作为抽象的劳动才是社会劳动，个人只有作为抽象的人才是社会的人。所以，就像抽象的人的代表（耶稣）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劳动的代表（货币）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

在马克思看来，基督教之所以是适合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的宗教，是由于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原则之间有共同点，即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货币的崇拜就像基督教中人们对基督的崇拜一样，是一种对中介者或中介物的崇拜。马克思写道：“基督最初代表：(1)上帝面前的人；(2)人面前的上帝；(3)人面前的人。同样，货币按照自己的概念最初代表：(1)为了私有财产的私有财产；(2)为了私有财产的社会；(3)为了社会的私有财产。”⑨“基督是外化的上帝和外化的人。上帝只有在它代表基督时才有价值；人也只有在他代表基督时才有价值。货币的情况也是一样。”⑩在马克思看来，人只有通过基督这个中介，才能接近上帝，实现自身的价值，同样上帝也只有通过基督这个中介，才能为人们所认识和崇拜，体现出自己的价值。而且，由于基督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因而也进一步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中介。就是说，不同的人可以由于都相信基督而成为基督教徒，从而彼此联系起来。

同样，货币在资本主义中是一个万能中介，它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私有财产与社会财富之间联系的中介，它在个人劳动面前代表社会劳动，在个人面前代表社会，同时在社会面前代表个人，在社会劳动面前代表个人劳动。这样一种万能中介物，成了人们现实生活中崇拜的对象。货币作为一种万能媒介，它的作用使它引起了人们的崇拜，成为人们心中的上帝。马克思指出：“因为媒介是支配它借以把我间接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的真正的权力，所以，很清楚，这个媒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对它的崇拜成为自我目的。同这个媒介脱离的物，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因此，这个媒介是私有财产的丧失了自身的、异化的本质，是在自身之外的、外化的私有财产……。”[11]

马克思在讲到基督教是适合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社会的宗教时特别强调了基督教新教，认为它是基督教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与资本主义商品更为适合。这实际上是提出了新教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关系。这一问题正是西方一些学者的所谓“韦伯问题”。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资本主义首先出现于西欧并在那里最先得到完备的，是由于西欧在宗教改革中首先形成了一种新教伦理，这种伦理引发了资本主义。这一观点引起巨大反响，也得到很多人赞成。其实，首先提出和研究资本主义与基督教新教之间关系问题的是马克思。而且马克思与韦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正好相反：韦伯是用基督教新教来说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产生，而马克思是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来说明新教的产生。显然马克思的思路更为清晰，也更为正确。基督教新教作为适应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宗教，当然是更为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形式。

4.信仰自由是经济领域自由竞争的反映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经济的角度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信仰自由，指出：“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在这里，“自由竞争”不是别的竞争，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领域中的自由竞争。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时期的特点。在《共产党宣言》的时代，资本主义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自由竞争在经济领域中占统治地位。思想信仰领域作为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反映着社会的经济领域及其变动。统治于经济领域中的自由竞争原则反映到社会的思想领域中，反映到人们的信仰生活中，就形成了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因此，信仰自由的原则本质上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才开始通行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则。这说明自由竞争不仅在经济领域中占了统治地位，在思想信仰的领域中也占了统治地位。这样一种说明，是马克思的视角创新和观点创新。在此之前，人们关于信仰自由的原则，往往是从抽象的人性和人的权利的角度来讨论的，是从思想的宽容、宗教的宽容以及个人权利等等角度谈论问题的，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会形成这一原则。马克思从经济角度考察社会的信仰现象和对待信仰问题的原则，得出了最深刻的解释。

三、商品经济中的信仰问题

现在我们正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考察商品经济与信仰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在以下几个问题中的考察，为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提供了指导。

1.商品拜物教与货币拜物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商品经济中的拜物教现象，即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顾名思义，它们分别是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崇拜。三者是一致的，逐步递进的。

马克思最先使用商品拜物教概念并对其作出科学分析。但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比喻性概念，马克思是在比喻的意义上把人们对于商品的态度称作拜物教的。马克思用宗教中的拜物教概念来比拟商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假象和人们对这种假象的迷惑和崇拜。他写道：“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12]意思是说，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以独立存在的物的形式存在的，因此它与宗教中的拜物教相似。“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13]

货币拜物教与商品拜物教性质相同，不过在形式上更集中、更突出和更耀眼。“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14]正因为如此，“资本家知道，一切商品，不管它们多么难看，多么难闻，在信仰上和事实上都是货币，是行过内部割礼的犹太人，并且是把货币变成更多货币的奇妙手段。”[15]

货币拜物教是一种“盲目的信仰”，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粗糙的形式即贵金属崇拜，它是国民经济学的盲目信仰，另一种是精致的形式即对钱的崇拜，它是以形式出现的经济学的货币主义观点。“人民和政府的粗糙的国民经济学的盲目信仰紧紧抓住感觉得到、摸得着、看得见的钱袋不放，并因此而相信贵金属的绝对价值，把对它的占有看作唯一现实的财富”。[16]“现代国民经济学同货币主义的对立仅仅在于，现代国民经济学是在货币本质的抽象性和普遍性中把握货币本质的，因此，它就摆脱了那种认为货币本质只存在于金属之中这种盲目信仰的感性形式。它用精致的盲目信仰代替粗糙的盲目信仰。但鉴于两者在本质上有着同一个根源，盲目信仰的文明形式不能够完全排除它的粗糙的感性形式，因为遭到攻击的并不是盲目信仰的本质，而只是这种本质的某个形式。”[17]

资本拜物教是货币拜物教的进一步发展，它表现在资本的各种形式上，尤其突出地表现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G-G′，是生产更多货币的货币，是没有在两极间中介作用的过程而自行增值的价值。”[18]“在这里，资本的拜物教形态和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已经完成。在G-G′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明显的形式。”[19]

马克思的上述分析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拜金主义的问题有深刻启示。首先，金钱崇拜是以商品崇拜为基础的，只要存在着商品生产及其特点，就可能产生对这些特点的拜物教形式的认识。只要有商品经济就有对商品以及货币的崇拜，特别是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中，货币的作用更为突出了，金钱崇拜也更为耀眼。因此，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定要在思想意识领域积极地反对拜金主义，把这种错误倾向削弱到最低限度。其次，金钱崇拜很容易进一步发展到资本崇拜。因为对金钱的追逐迫切希望金钱的自身繁殖，而资本崇拜则正是表现出货币自身繁殖的外观。如果说人们对金钱的崇拜并不直接地表现出倾向，并不直接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的崇拜和信仰，那么人们对资本的崇拜则直接就是资本主义信仰的一部分了。所以，对于金钱拜物教向资本拜物教的进一步的演化应保持高度的警醒。

2.信用制度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任

马克思对信用问题有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他揭示了信用和信用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意义，揭示了在人们对于货币价值的信念中，在对一国货币的信任中，体现着一种对于社会的信念。这信念可以说是人们社会信仰的一部分。

信用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信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值的资本的人格化的生产当事人个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20]在马克思看来，从贵金属到纸币，再到信用业，也就是说从货币主义到信用主义的转变，是一个进步，支撑这个转变的是一种精神力量，即人们对商品内在价值和货币价值的信仰。这种信仰其实就是一种隐蔽着的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信仰。

马克思认为，不论资本主义如何进步，也不论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仰的形式如何变化，它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它仍然只能是以物的形式和异化的形式来表现人与人的关系，信用关系和信用制度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合理的天然关系，不可能实现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信任。马克思写道：“在信用业——它的完善的表现是银行业——中出现一种假象，似乎异己的物质力量的权力被打破了，自我异化的关系被扬弃了，人又重新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被这种假象所迷惑的圣西门主义者把货币的发展、汇票、纸币、纸的货币代表、信贷、银行业看作是逐渐扬弃人同物、资本同劳动、私有财产同货币、货币同人的分离的各个阶段，看作是逐渐扬弃人与人的分离的各个阶段。因此，他们的理想是组织起来的银行业。但是，这种扬弃异化、人向自己因而也向别人复归，仅仅是一个假象；何况这是卑劣的和极端的自我异化，非人化，因为它的要素不再是商品、金属、纸币，而是道德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人自己的内在生命，更可恶的是，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21]

【】

①②⑤⑥[12][13][14][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第1版，第98页、105页、96-97页、96页、89页、88-89页、111页、17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9页。

④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666-667页、66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第1版，第277页。

⑨⑩[11][16][17][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19页、19页、19页、20页、21页、21-22页。

马克思思想论文篇(6)

对高职学生，我们经常鼓励学生阅读，并着力推荐经典阅读。经典是民族精神的源头，通过阅读经典，有助于获得人生的启迪，帮助我们培养博大宽厚的人格。但高职学生的阅读现状是怎样的呢？据廊坊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刘彦和张荣超的调查显示，69%的学生一周花在课外阅读上的时间不足2小时，46%的学生阅读频率“一周难得读一些”，只有26%的学生“坚持每天读一些”。在我校进行的学生调查中，70%左右的学生阅读是为了消遣娱乐，对经典阅读非常疏远，那更不消说伟人的传记了。伟人的传记就像涓涓的溪流，于无声处浸润我们的心田，提升我们的灵魂。世界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伟人，他们在人类的前进历程上都发挥了自己卓越的贡献，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读“伟人传记”，可以学习中外伟人、英雄以及革命先烈、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激励自己不断进取，获得源源不竭的前进的动力。阅读伟人的经典，开展伟人传记的阅读是故事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思政课教师经常在课堂上根据所讲授的内容穿插些相关的故事，以说明注解所讲内容，从而吸引学生注意、激发学生听课兴趣、启发学生思考，让他们在故事中领悟到蕴涵的道理，掌握其中的知识。而发动学生阅读伟人经典，让他们读，还要让他们说，让他们交流，有机会的话，让他们演一演，则是思政教学中深入浅出、化繁为简、寓教于乐、喜闻乐见的教学方法的尝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简明读本》中包含了太多深奥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远离学生的生活和他们的感知。我们老师就要把生活中的许多事例筛选出来，选择情趣高雅、富有教育意义的例子，根据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因为这些故事源自生活，能够让学生产生心灵的共鸣，触发他们去思考更多生活中的案例，从而实现思政课堂教学启迪学生，让他们情感得到升华，道德境界得到提高的目的。

二、阅读伟人传记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简明读本》教学过程中的运用

教育理论一直强调，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成为主动的接受者、积极的参与者和有效的信息沟通者。但如果学生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他们只能是被动的接受老师的“一言堂”，难以形成师生有效的互动。配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简明读本》教学进程，笔者让学生阅读了大量的传记作品。他们从图书馆借阅了《马克思传》、《恩格斯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四大革命导师传》、《列宁》、《孙中山传》、《传》、《温情》、《文人》、《邓小平人生纪实》、《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邓小平人生纪实》、《跟邓小平做事》、《我的父亲邓小平》、《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等书籍。在布置作业的时候，让他们摘抄一部分令他们感动的故事或伟人的经历，学生的积极性很高，因为他们找到了很多的素材可以发挥。有的描述了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故事，有的生动的记录下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的情景，有的对年少胸怀壮志情有独钟。这时候，在我们高职学生的眼里，那些伟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领袖，而是同他们一样，在风华正茂的年岁里的一个个有理想、有青春、有抱负、勇于拼搏、心系天下的有血有肉的青年。在讲解各个章节的时候，邀请学生来讲述他们通过阅读所掌握的这些伟人的生平事迹，令很多同学得到共鸣。通过阅读伟人传记并由学生讲述，大家的兴趣被激发出来，每次课大家都饶有兴味的期待会是谁来讲述他们不知道的伟人的奇闻轶事，大家都觉得课堂不再死板没有生气，相反，每一节课在学生的配合下，大家深有默契，生动有趣。枯燥的理论课变得生动活泼起来。而生动的课堂就像流水，细细地滋润学生的心田，他们由原来的不愿听，敷衍了事，变得主动爱听，并开始关注社会热点，公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显著增强。阅读后的交流给学生提供了一个锻炼自己口才和胆量、增强逻辑思维能力、表达能力，提升情感和道德的平台。

马克思思想论文篇(7)

关键词：生态文明；理论特质；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中图分类号：B0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6-0088-04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就成为一个紧迫的理论任务。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无疑是完成这一重大理论任务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然而，要从整体上把握其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刻内涵，就必须揭示其有别于其他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特质。本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坚实的生态哲学基础、鲜明的生态批判维度和独特的生态建设旨趣三大理论特质。

一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坚实的生态哲学基础。这里所讲的“坚实的生态哲学基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并系统阐发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有别于传统的纯粹自然哲学，是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中心问题的自然哲学，而且是立足于实践（或劳动）来说明和规范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严肃批判了传统的自然哲学范式。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自然观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近代唯物主义自然观，是传统自然哲学的两种典型形态。黑格尔认为，“自然是作为他在形式中的理念产生出来的”，自然是从“绝对精神”中产生出来的，是“绝对精神”外化并实现自身的一个中介。由此可见，黑格尔所讲的“自然”不是可以被感性把握的自然界，而只是思维的一种规定性，是一种观念意义上的“自然”。因此，立足于唯物主义来理解自然，突显自然的客观实在性，强调自然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前提和对象，就成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选择。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

费尔巴哈提出了“自然是人的根据”的命题，认为哲学唯一的、普遍的和最高的对象是人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然而，费尔巴哈是从直观的角度来理解自然、把握人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没有也不可能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此，马克思与恩格斯有针对性地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在恢复唯物主义在自然观领域的权威的同时，拯救“自觉的辩证法”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又是如何阐释并建构既唯物又辩证的自然观的呢？强调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这是一些思想家的共识，不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超越传统自然哲学的关键所在。马克思恩格斯建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关键点在于，在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和自然界之于人类的优先性的前提下，立足于实践或劳动来全面揭示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第一，从自然界与人的共存性来说，人是自然存在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系统的构成要素之一。恩格斯认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提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这一命题后，进一步提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何种意义上“人是类存在物”？马克思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这里所说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就是指人的实践或劳动。

第二，从自然界与人的生成性来说，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人不是也不可能是自然界直接发展而来的自然物。恩格斯说，劳动“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促使人的生理和心智不断进化，劳动不仅使人获得了社会属性，而且使人的自然属性受制于社会属性，成为社会化的自然属性。

第三，从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来说，“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然而，人们是通过自己的劳动从自然界中获取各种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随着人类需要的发展，直接取自于自然界的生活资料越来越有限，人类更多地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自然物质资料的原生形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

总的来说，实践（或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辩证互动关系的基础。在实践活动中，自然界之于人的意义才得以体现。“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活动中，人对自然界的能动改造过程就是自然的人化过程。所谓自然的人化，是指人在实践活动中按照自身的尺度并运用人的本质力量去改变天然自然的原生形态，使其不断地打上人的实践活动的印记。通过自然的人化，天然自然这个“自在之物”不断地转化为体现人的目的、满足人的需要的“为我之物”，从而使自然界不断地从天然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大胆突破了既往的自然哲学范式，创建了以实践为基础、以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为核心的现代自然哲学范式，从而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生态哲学基础。

二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具有独特的生态批判维度。这里所讲的“独特的生态批判维度”，主要表现为马克思恩格斯以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异化的批判为切入点，以对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为重点，指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反生态性和不可持续性，从而形成全方位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问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作为人与自然现实统一的基础，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是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成为了异化的劳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四种表现形式：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过程本身同劳动者相异化、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异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人与外部自然界相异化。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与自然相异化的根源。社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直接或间接取自于自然界，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占有，工人阶级几乎一无所有，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处于严重分离的状态。“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一方面，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严重阻碍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实现剩余价值为主要目的的生产，在资本本性的驱使下，自然界仅仅被视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从而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利用，造成自然资源的枯竭。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向自然界肆意排放各种废气、废水和废渣，造成生产和生活环境的严重污染，造成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可持续的和反生态的。

第二，人与自身自然相异化。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一方面导致人与外部自然界相异化，另一方面也导致人与自身自然相异化。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过程中，资本家占有和掠夺工人自身的自然。对工人劳动的滥用，直接摧残和威胁到劳动者的身心健康。资本主义生产将劳动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苦役，把劳动者仅仅看成生产财富的手段，将他们变成劳动技能单一片面发展、精神空虚的人，使劳动者的劳动潜能得不到充分实现，造成生产力的极大浪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都是以劳动者身心的损害为代价的。这也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不可持续的和反生态的，而且还是反人性的。

第三，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异化。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必然产生自然的异化，异化劳动和自然异化的结果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问的物质变换相异化，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产生无法补救的裂缝。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哪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这就是说，要保障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过程的顺利实现，人们就必须遵循自然界本身的规律和人的生存发展法则，即按照自然界物种要求的“外在尺度”和人自身要求的“内在尺度”，合理地掌握和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树立生态平衡的基本理念，使社会生产在自然界可承载的范围内健康发展。然而，资本主义生产不断突破自然界所承载的极限，造成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和恶化，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正常运行，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可持续性。人与外部自然界相异化、人与人自身自然相异化，必然集中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异化。而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裂缝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长期破坏自然生态和人体生态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直接指向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而在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中内含“独特的生态批判维度”，从而构成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独有的理论特质。当今严峻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后果，资本主义主导的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正导致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因此，在剖析生态危机成因、寻求生态治理的对策中，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批判维度”仍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三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鲜明的生态建设旨趣。这里所讲的“鲜明的生态建设旨趣”，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演进过程的历史考察，分析了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状况，反思了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深刻教训，揭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机理，展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前景。

马克思在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历史时明确指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同时还指出，“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上述论断具有方法论意义。就是说，在人对自然的关系和人对人的社会关系上，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现实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与自然界的简单的相加，而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整体世界。因此，我们既重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分析，又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析。

马克思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以往学术界在对马克思上述论断的分析中，仅仅理解为马克思是依据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状况的不同而提出的“三社会形态”理论，实际上，其中还隐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向度。

在分析原始社会时，马克思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显然，这一特定阶段不是上述“三社会形态”所能包含的，因而，它是构成“三社会形态”理论的一种必要的补充。

“三社会形态”理论中所讲的“最初的社会形式”（或称之为“第一阶段”）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奴隶制、封建制的农耕社会。由于那时人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比较盛行，农耕生产的规模小，因此，总体上来说，农耕生产对自然界的威胁也小。

而第二大形式（或称之为“第二阶段”）指向的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资本的贪婪本性不断膨胀，工业化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张，对自然界构成强烈的破坏和巨大的威胁。面对工业化所取得的成果，恩格斯保持了特有的冷静和理智，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面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恩格斯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又只有消灭现代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

第三大形式（或称之为“第三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生态文明问题不是简单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究其实质来说，还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因此，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仅仅认识到要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够的，必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制度进行完全的变革，实现人与人的关系的变革。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尊重自然规律和人的内在尺度，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基本法则，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实现人与人和谐的根本目的。共产主义社会将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人与自然关系演进历史的反思中，剖析了不同历史阶段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状况，揭示了“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路径。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鲜明的生态建设旨趣，既有利于提振生态治理的信心和勇气，也有利于确立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路径和对策。

注释：

①黑格尔：《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页。 ②⑤⑥⑦⑨⑨⑩⑩⑥⑩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169、96、131、95、178、128、92、55、97、169页。

③⑩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77、81―82页。

④⑧⑨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373―374、385、383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