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化；何以需要；如何可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2-0185-04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以下简称“马哲原理”）中国化何以需要及如何可能？这个问题首先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批判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过程中产生的，如有人提出“马哲原理”要进入“后原理”时代，［1］“马哲原理”教学如何中国化等。［2］“马哲原理”如何既是中国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学术界和教育界共同关注的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马哲原理”教科书的现行的两种做法是：一、将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和观点杂糅进“马哲原理”的相应部分，如将中国古代的“五行说”等放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部分，将“知行”说安排在认识论(或实践观)部分等等。这种做法即学界所批评的将中国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的皮相注解；二、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等作为一个具体内容放置在哲学原理的某一部分中进行阐述，如将思想路线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特征(中国化的表述是“精髓”)的论述之下，将群众路线放在认识论或历史观的后面，等等，这实际上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原理”的“实例”和论证。虽然这种处理方法突出了“马哲原理”的科学性，但因中国化的实例地位而没有“协同”其意识形态性，因而意识形态性陷入抽象，不能得到合理发挥，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在教科书里仍然是“两张皮”，二者的功效都没有得到切实的发挥。我们认为，“马哲原理”的发展方向是中国化。本文就其两个前提性问题即何以需要及如何可能展开讨论。

一、“马哲原理”是否需要中国化

首先，从“马哲原理”内在逻辑的民族化外推机制产生的理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来看，其中国化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马哲原理”的中国化这种提法本身是否合法？从提问本身来看，似乎既然是“马哲原理”，理所当然地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化理论体系，而且这种理论体系也应该具有普遍真理性，这种理论自身只有在与各民族国家实际的结合性运用过程中才会产生理论的特殊性问题，而由此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是普遍真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应用形态。这种应用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因其具有民族特殊性，而且由于其与民族实践的政治动员相适应的高度政治性，因而不具备哲学原理的一般性质，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它仅仅是哲学原理的证明。长期以来，这种原理与应用形态的区分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在结构。这种结构的优势似乎在于维护了“马哲原理”普遍真理的所谓理论纯洁性，但弊病表现为所谓的理论纯洁性实际上演变为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和僵滞，阻碍了党的思想解放，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脱离各民族国家实践而重新走上形上之路，进而被逐渐边缘化和陷入严重的理论危机。这种西欧原生态的非中国化的“马哲原理”教学也走入了死胡同，哲学的教学成为简单的知识教化，丧失了其本有的理论激情和鼓舞人心的科学力量。此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践因中国的落后与不发达所产生的经验更具“特殊性”，“马哲原理”在中国具有这一非常“特殊”的经验基础。因此，必须正视由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的民族化外推机制所产生的理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要使这种辩证关系真正统一起来，中国化就是其内在逻辑的必然。

其次，从“马哲原理”的历史性产生和传播过程来看，“马哲原理”的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众所周知，“马哲原理”是前苏联搞出来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目的是为了让无产阶级及其人民群众特别是共产党员及其领导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基本原则和理论体系。“马哲原理”的基本内容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为了使其具有哲学理论的体系和内容的完整性，在理论上做了加工和创造，增添了许多旧唯物主义的合理内容以及人类历史上先进的文明成果。历史地看，虽然“马哲原理”体系的弊病很多，但在以世界革命观念为人类普遍意识的那个特定时代，它的积极作用是不容抹杀的。但是，“马哲原理”在进一步历史性实施过程中被泛政治化、教条主义、僵化，根本原因在于脱离时代，没有与时俱进，特别是其内容基本上仍然停留于马克思的时代，其僵硬的板块结构和抽象空洞的表述方式也没有得以基本改变。正如黑格尔哲学其神秘保守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体系窒息了其辩证思想方法的革命作用一样，“马哲原理”同样出现了内容陈旧妨碍了科学世界观的革命性力量的历史性展现。中国基本上继承了前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及其风格，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也有修修补补的变革，但“马哲原理”的体系、结构和功能定位没有根本改变，其普遍真理的“神圣”形象至今仍然耸立着。因此，现行的“马哲原理”实质上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粹形态，而是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苏联在革命和建设需要的促动下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原理”的形式苏联化，我们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将其中国化，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再次，将“马哲原理”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结构矛盾由对立走向理论生态和谐的必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中国化并将继续中国化，“马哲原理”却因各种目标诉求冲突未能相适应地中国化，不仅落后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而且没有与中国化实践进展同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和中国化实践进展或只能作为“马哲原理”被证明的逻辑继续，或仅仅作为一种理论参考。在这种情况下，“马哲原理”实际上被“先验”化了，这个版本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偶像化形态。而在中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形态”、“学术形态”和“中国化形态”的内在分立的特殊的理论景观，它们之间的现实关系更多的是矛盾对立而不是和谐统一，这种状况实属不正常。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哲学）的理论运作虽然在学术领域可以有不同流派的对立，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是正常的理论现象，但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其依归于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和生产的实践而应该呈现和谐的理论生态景观，至少应该形成相对统一的良性互动、真诚批评、共存共进的生动活泼的理论格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版本”、“学术版本”和“中国化的（实践）版本”没有形成合理的内在辩证性，彼此相对独立又缺乏互动交流，甚至因为没有站在同一个历史平台上等原因产生隔阂而无法实现正常的思想整合，而“马哲原理”及其教科书长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版本”批判的靶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形态”虽然“挤进”了教科书，但远不是与“马哲原理”的内在融合与同一的中国化，只能屈居一隅作为“马哲原理”的应用或例证哲学。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哲原理”的中国化不是一个概念，二者不能等同视之。正是因为“马哲原理”坚守非中国化的世界化原则，使其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矛盾的主要根源。“马哲原理”中国化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结构矛盾由对立走向理论生态和谐的必然。

二、改革的方向不是“去原理化”，而是“中国化”

面对“马哲原理”的弊病和困境，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用“哲学导论”或“哲学概论”取代现行的“马哲原理”，事实上出现了一些这类的自编教科书。这种观点姑且称之为“去原理化”，其目的在于提高哲学的学科教育水平，深化其哲学内涵和强化其哲学修养功能，弱化其意识形态和知识教化功能，即所谓的“转识成智”，由服务于政治的知识哲学回归真正的爱智哲学。这种解决办法有一定可取之处，但根本的问题在于不能取消“马哲原理”。“马哲原理”的合法性根源于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家，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我们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不能因噎废食。这里的问题实质还不是一个称谓的简单置换，而是排挤、限制甚至根本取消“马哲原理”。这种解决办法只能是进一步地让哲学的教学远离现实完全遁入纯粹的精神王国。这种哲学教学所导向的不可能是化理论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的哲学诉求，因而不仅没有面向实际特别是中国的现实需要，而且与国情不符，也不可能行得通。另一种观点就是“后原理”化――“首先要转向以原著为根本的治学方向，实行教、研、学以读原著为主，以其他为辅”，“头脑要与实践同行”，“需要大力提供创造性并反对教条主义”［1］。这种方案的目标在于解决现行的“马哲原理”教科书中马克思缺席和对马克思原典的扭曲与变形的状况，有其合理性。但是，其问题又在于“马哲原理”仅仅局限于读懂马克思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它必须体现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如果要忠实于马克思原典，那重点不仅在于将其再现于“马哲原理”中，而在于将其当代化特别是中国化，让马克思与时代同行、与我们共在，实现对现实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切实的理论观照。“马哲原理”以读原著为主，固然能够从马克思那里得到深刻启示，但并不能顺理成章地将马克思原著的历史背景由19世纪的革命和战争的西欧跃进为21世纪的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中国和世界。如何与我们的现实世界深层次地内在对接，便成为真正的难点和关键。问题由此翻转过来，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应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其研究的成果及其理论的体系化就应该是符合现实需要的“马哲原理”，而“马哲原理”的中国化也就成为一种现实需要和可行的选择。

“马哲原理”的教学界则普遍认为，“马哲原理”教学的现实效果不理想，固然有教科书的诸多问题，但教师自身的素质特别是其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的不足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种看法似是而非。“马哲原理”承担着意识形态、哲学学科和教学实践的多重价值目标，要把这三者很好统一起来是不容易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确是将三者统一起来的重要环节。我们通常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解是，比较抽象或理论性较强的学科比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在教学环节都要以现实世界中的实例来印证某一教学内容，以便于学生理解和消化。这种做法对提高教学效果毫无疑问是有益的，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特点。但是，“马哲原理”的教学所要求的理论联系实际却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有根本区别，虽然“马哲原理”的教学并不完全排斥举实例的理论联系实际。“马哲原理”的理论联系实际不是狭义的，而是与原理体系内在一致的理论联系实际，因而它就不是单方面的教学要求和方法，而是理论体系的内在性要求和特质，即“马哲原理”的内容是理论自身与现实生活实际的内在同一。而要实现这种同一，要求理论仅仅“联系”实际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理论自身的当代化现实化生活化通俗化。因此，长期以来机械地强调“马哲原理”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实质上是“马哲原理”自身没有中国化现实化的内在矛盾外化的扭曲反映。与其说“马哲原理”的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不如提“马哲原理”自身要实现中国化。当然，即使已经中国化的“马哲原理”及其教学，同样也完全不排斥针对具体的理论内容的实例，“中国化”的实质是基本内容的中国实际化。

中国化是“马哲原理”保持科学性与实践性内在统一的现实选择，只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哲学原理教学，才能避免抽象空洞的意识形态说教，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切实统一起来，真正起到树立科学世界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提高哲学修养、转识成智、化理论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实际功效。改革以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科学性视为根本特性，不同程度上忽视其实践性。虽然不是完全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但科学至上的“马哲原理”观念使其实践性服从于科学性而变得抽象化，而其科学性由于缺乏实践性的历史张力也成为抽象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实际上是“敌视人”的。改革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而重视实践性，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阐释，解放了思想，也解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新的问题是将实践性置于科学性之上，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阐释则是流于随意和散漫，其科学特性反而越来越模糊。“马哲原理”教科书较大幅度增加了实践观的部分，其哲学基础的确得以丰富和巩固，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及其整体性阐释无论是在内容、结构和体系设计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教育在缺乏科学性的基础上是难以内化为人们的理想、信念和科学思维方式的。因此，对于“马哲原理”的中国化来说，仅仅是形式化的中国化看似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实则是不彻底的。只有哲学实质上的中国化，才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真正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需要，才能使接受者感受到共产主义理想中国化的现实性，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真正统一在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化信念才能真正树立起来，成为一种自觉需要。只有“马哲原理”的科学性和实践性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实际内容，才不是抽象的，才能真正起到转识成智、化科学世界观为思想方法论进而化为自觉的实践观念，最终化为社会主义的实践力量。只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化的哲学原理，才能将科学功能与意识形态功能融为一体，避免抽象化的理论陷阱。

三、“马哲原理”中国化的现实可能性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实践在“冷战”结束后越来越明显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基本实践形式，而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仍然是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实践的历史情势在可见的未来还不具备条件。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实践和学术研究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作为“原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该适应民族化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求而与这一现实需要相吻合，完成自身的理论转型。固守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哲原理”，只能与这个多样化的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现实世界越来越远离，这在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也是不相符的。更何况，在社会主义还未成为普遍的现实以前，这种原理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地具有科学感召的理论力量，它的主要功能在于激起人们的革命热情和共产主义理想，因而理论的抽象性根源于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在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实践的历史条件下，“马哲原理”的科学性具有了直接现实性的实践基础，深刻地观照与自身具有同一性的社会主义实践理所当然地是其理论使命，其历史使命也就相应地转变为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如何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思想方法和理论指导。因此，不关注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马哲原理”只能是徒具虚名，其实名是“形而上学”。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使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产生了不同于19世纪的全新认识，对其哲学上的反思需要“马哲原理”中国化。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的实践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中国化的理论认知与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具有怎样的内在一致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什么，等等，等待着哲学作出反思的回应。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时间还太短暂，哲学上的反思还因为没有历史长程的距离感而变得不可能或十分困难，故哲学应逃避火热的现实生活遁入抽象王国进行纯粹理论逻辑演绎，陷入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境地。实际上，哲学的反思并不是后思。［3］(P117）历史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时刻要求与现实同行同在，唯有如此才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对现实的观照是其基本指向，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品质的基本常识。还有一个相对照的事实，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典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正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斗争经验和教训的哲学升华，这段历史也并不长。可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像《实践论》和《矛盾论》那样的哲学总结，是理论发展的现实需要，也符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律。我们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期待中的“马哲原理”的中国化理论体系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以及其他现代西方优秀文明的中国化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化的新形态的建构奠定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基础。这正如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近代法国的历史学理论等都构成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直接经验科学分析材料一样。“马哲原理”的中国化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科学性具有坚实可靠的思想基础。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形态的不断推陈出新，为“马哲原理”的中国化奠定了一定的现实基础。

最后，“马哲原理”的中国化正是当代世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方法看以全球化为扩张形式的资本主义，以中国为方法看整个世界和人类的合理选择。如果整个世界的革命情势的消退让人们似乎越来越看不清人类解放的前途的话，“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却给了人以鼓舞和信心。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想之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4］，世界期待中国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能为解决全球的现实问题和人类的长远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作出更大的贡献。因此，以中国作为方法、以世界作为目的，或者中国和世界互为方法和目的，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类在21世纪的发展趋向和理想构图的现实参考。中国经济的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解决贫困问题的经验，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将对整个人类世界具有重大的积极的现实意义，带领人类走出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惯性”和困境，实现和谐世界。朝着共产主义方向迈进，将仍然是人们的可理解和可把握的现实期待。因此，“马哲原理”中国化也是实现其世界化的现实选择。

参考文献：

［1］胡为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现状、与前景――一种走向“后原理”的探讨［J］.哲学研究,2005,(1).

［2］朱荣英.谈谈如何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性问题［J］.天中学刊,2001,(1).如何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意义［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篇(2)

哲学史有本来的哲学史和书写的哲学史之分。本来的哲学史是历史的东西，书写的哲学史是逻辑的东西。如何看待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的关系，是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只重视历史的东西而忽视了对逻辑的东西的研究，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范式一直建立不起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也无法以哲学史的身份加以叙述。为此，本文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逻辑的东西，以期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范式。

逻辑的东西研究之必要性

笔者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逻辑的东西之必要性，是由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状况决定的。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在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解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没有经过哲学史方法论的反思，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解读的模式简单地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之中，这就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一开始就缺失了研究逻辑的东西一环。由于没有研究逻辑的东西，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始终存在着两个缺陷：

其一，在叙述的主线上，缺乏逻辑的一贯性。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解读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都只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后来，我国学者把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称之为领袖思想史。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开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的内容大大丰富起来了，首先是把第二国际的一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比如拉法格、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写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其次是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纳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紧接着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思想家的介绍纳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最后，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称下，以国别史的方式叙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各主要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这些都只是在作思想材料的扩充，并没有实现形式上的更新和突破。而没有形式上的更新，思想材料的叙述必然杂乱无章。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著作就是如此。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体例不论是在总体的结构上，还是在对个别人物和派别思想的叙述上都极不协调，也不一致。在总体结构上，主要表现在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的书写结构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写结构不一致：前者基本上是以人物思想为主线，后者却是以国别或派别为主线；在对个别人物和派别思想的叙述上，时而是人物思想的叙述，时而是重点著作的介绍。造成这种结构上和体例上不一致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逻辑主线。由此可见，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书写的问题主要出在形式上，而不是出在内容上；形式的问题解决了，内容的问题也就很容易解决了。形式的问题，说到底，就是逻辑的问题。这样一来，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内在逻辑就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中首先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其二，在叙述的方法上，缺乏必要的抽象。从方法论上看，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中出现体例的不一致和不协调，究其根本，是我们没有对经典作家的原著解读模式作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辨析。根据马克思对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规定，经典作家原著的解读模式恰好是研究方法，而不是叙述方法。这一方法对于我们探讨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是有用的，但是，把它搬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上来却是有问题的。因为研究方法呈现出来的，只是经验的材料、历史的东西，而不是思想的联系、逻辑的东西；如果经验的材料不相同，那么，叙述出来的各个部分之间也必然不一致和不协调。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中出现的体例不一致和不协调恰恰是因为使用了研究方法，而不是叙述方法。因此，要克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的缺陷，就必须反思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方法。

不可否认，叙述方法要以研究方法为前提，它只能在研究工作完成后才能确立，但是，研究工作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叙述方法就能够建立起来，从研究工作的完成到叙述方法的确立，还有十分艰巨的工作。这个工作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研究工作的结论进行分析、概括和抽象，从中找到叙述的逻辑起点，就像马克思找到“商品”这个概念作为叙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那样；第二，进行理论的和方法论的研究，建立驾驭和叙述材料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框架。这一工作并不是在研究工作完成之后才开始的，而是与研究工作交替展开的。就像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与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那样。这两方面的工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是，就我国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状况看，最重要的、也是亟待解决的，还是后一方面的工作。因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一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难点问题，比如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及应该如何评价的问题，等等，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区分开来，缺乏逻辑的抽象，所以，找不到叙述的原则和叙述的起点。从这一方面看，我们同样需要开展对逻辑的东西的研究。

上述两个方面表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逻辑的东西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线，这是属于研究方法的内容；二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原则，这是属于叙述方法的内容。这两个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理论建构来说，缺一不可。

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与历史理性建构

在哲学史上，对哲学史的逻辑的东西的研究并不是统一的，因而也不存在既定不变的逻辑的东西，相反，逻辑的东西从来就是随着哲学史的发展而不断被建构的。在哲学史上，我们不仅有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史，还有文德尔班的文化哲学的哲学史。前者属于近代哲学的哲学史，后者属于现代哲学的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在批判近代哲学中发展起来的，本质上属于现代哲学。不仅如此，它在创立的过程中，曾经受到过浪漫主义思潮、历史学、人类学和文化哲学等现代人文科学的强烈影响，而在20世纪的发展中又吸取了存在主义、现象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并且在东西方国家的发展中形成了多种形态，这些都不是用近代哲学的科学理性能够叙述出来的，必须采用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建立现代哲学的历史理性，才能叙述出来。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历史理性都是在文化哲学的范式中建立起来的。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在哲学史的领域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以问题为中心，研究不同时代哲学发展的特点和独特的形态，并通过哲学形态的变革揭示哲学发展的质变。这是哲学史研究的时间向度。二是以民族文化为背景，研究不同国家、民族哲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并通过这些不同的哲学传统叙述哲学发展的世界化和多元化。这是哲学史研究的空间向度。这一研究范式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它能够使人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传统和不同形态的历史演变。这两个特点构成了历史理性的内容。但是，有了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有了历史理性的内容的规定，还是不够的，要把历史理性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之中，还需要开展两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清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和外史，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叙述方式。长期以来，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者习惯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特殊性为由，拒绝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和外史的问题。在这些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其他一切哲学是不同的：其他哲学本质上是知识论的，因而有自己的概念体系，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哲学创造中从来就没有作抽象的概念的研究，而是紧密地结合时代的问题、结合工人运动的实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由于这一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不能采用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方式。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因其实践性而具有反概念化、反体系化的特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有自己的概念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没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主线。马克思在论述《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时，把“抽象力”和“叙述方法”作为他研究资本主义规律和表达自己思想的主要方法。这一点就已经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有自己的特殊性，但它从来不拒绝哲学的逻辑，不拒绝哲学的思维方式，不拒绝用概念的、逻辑的方式来叙述自己的思想，相反，它是把哲学的逻辑、哲学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使其能够穿透现实，改造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更为具体的学科，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融哲学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为一体的学说，就在于它运用了哲学的思维方式，建立了自己的哲学逻辑。既然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对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进行逻辑的抽象，发现和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这就是清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和外史的工作。

从文化哲学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与多元化的哲学传统和理论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所创造的历史。这一历史，就其按照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而言，它是理性的，是一般的。但是，就它在不同民族的发展以及所形成的理论形态而言，它是多元的，是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历史理性的叙述原则。概括起来，这一原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准确地描述各个哲学家的创造活动。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是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方面，但这一精神不是预成的，而是通过个体的哲学家创造出来的，因此，要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及其发展，就必须研究哲学家个体的富有个性的思想创造。这是从整体上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基础；第二，以问题为中心，研究不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点和独特的形态，通过哲学形态的变革揭示哲学发展的质变，从而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的时间向度；第三，以民族文化为背景，研究不同国家、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特别是比较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通过这些不同的哲学传统比较，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世界化和多元化，从而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的空间向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史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史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区别着重表现在两点上：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对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分析之上的，因此，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每一个原理、它的发展以及在不同民族的表现，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工业文明的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发展是在融合和改造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实现的，因此，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发展，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方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史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只有完成了这种内史和外史的清理工作之后，才能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方式，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成为一门哲学史的科学。

第二，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我们还必须开展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这是由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决定的。

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实现；原则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篇(4)

论文摘要：语境作为一种动态的经验性理论构建，对它的研究是任何理论和思想体系获得生命力和发展潜能的强劲依托。本文从语境与哲学研究的关联点出发，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语境研究再阐释的基础上，找出二者之间内在贯通的接榫点和路径，通过对中国经验语境研究的探讨，提出了在语境视野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一、语境与哲学研究的关联性探究

语境（context）作为一种动态的经验性理论的构建（theoretical construct），对它的研究是任何理论获得生命力和发展潜能的强劲依托。[1]目前，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研究中出现的困境之根源及其出路的探寻，已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超越认识论，走向实践论。

普遍观点认为，语境（context）对某种理论体系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地扩张了理论研究的维度，以理论对话的方式，克服了理论研究上盲目追求学科体系自治的治学态度的缺陷，充分吸收了人类实践的优点和长处。[2]语境的研究，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来的。语境，即言语环境，语境在哲学领域的发展表现为人类思想对话的情景环境。语境理论后来经过伦敦语言学派的创始人弗斯（J．R．Firth）的发展，语境理论的研究也由人类学、语言学领域不断扩大到了哲学、美学等自然科学领域。

在当代的中国，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呼声从未停止过，究其原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的研究，因为缺乏语境的契合，已经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书斋式研究”的理论困境。

语境从概念式的阐发到理论的形成，该论题的研究在21世纪初又被一些学者称为新语境，特别是社会变革触角的不断深入，哲学研究面临着历史视角转换的冲突，[3]而对于全球化认知的人文思潮的涌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一系列的事件，比如后工业文明时代的冲击、知识经济与新全球化时代的变革、世界政治体系的剧变、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等等。作者认为，在四分五裂的人文间隙与差异的言说语境中，构成了所谓的新语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要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而语境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困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取得了许多值得肯定的成果。首先是体系研究由原来的封闭走向开放；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命题的组成均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第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路日益多样化，出现了“体系重建派”、“对话比较派”、“语境回归派”等不同的研究范式。但是有一个令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长期困惑的问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存在方式的忧虑。[4]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特征，它狡黠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剥离开来，使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三大不容忽视的“危险”：一是要告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要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是要经验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三者殊途同归，结果都将葬送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教科书式”政治教育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践发展，应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论断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那段著名论句中早期就得到了确立，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无疑是具有理论先导性的，他用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得以存在方式。[5]但是七十年后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认为“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实际上，持此观点的学者已经片面地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身哲学的体系关联，他是一种普遍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先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现实中的当代中国，对哲学体系的研究缺乏语境的认知，[6]由此导致了对现实问题研究与文本研究的孤立和片面。当文本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中国式的研究无疑变成了无视现实而固守文本的本本主义，变成了以现实变化为借口而抛弃文本根本宗旨和原则的虚无主义。前述中提到的“语境回归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该学术流派认为，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所呈现出的新的动向和特点，以不同的学术群体为依托，初步形成了几种互有差异的研究取向，并在若干问题上有了新的共识。

“回归派语境”的学者认为，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变革意义搞清楚，而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回到”并深入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与发展的特殊思想背景之中。[7]持这种研究取向的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历史语境决非能够在西方主流哲学史中直接寻找到，它主要不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直接继承、批判和系统化，而是马克思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现实实践基础之上，对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遗产的总体的批判。“语境回归派”认为，从回归经典语境入手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助于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崭新的科学的实证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去分析特定的社会形态。这种历史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的具体体现，这也是当代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理论研究困境的基点。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语境问题的探讨

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教科书体系研究的基本思路，在于排斥、反思、批判和突破传统教科书、“大学式”政治教化的模式，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叙述体系，以一种新的核心范畴体系取代传统教科书体系。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呼声，正是在这种学术分歧中找到它的理性回归。“语境回归派”的学者认为，新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待体系的重建和理论创新的昭示，这种创新不是派别的分流，确切地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的实质的认同和皈依，亦即理论创新的契入点。从回归经典语境入手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有助于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但该观点也存在一定的现实问题：对历史与当代的经典哲学文本的深度挖掘和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的相对弱化、对历史的深刻批判的立场与对当代的比较间接的对话，中间存在着很大的反差。[8]因此，有的学者批评这种研究取向忽视了更重要的任务，即发展马克思，不断更新其时代内容。

“语境回归派”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在多种语境中如何处理对马克思学说理解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性表现是由其所面临的问题、所处的语境的多样性造成的，而不是指其“主义”或“派别”可以随意构建的。受“语境回归派”的影响，当代中国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几种主要路径，它们之间往往有着深层的共同语言和思想基础，并非截然对立。这可能在今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通过交融互动和比较竞争，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9]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语境问题的对话中，经典文本研究是绝对必要的。经典文本要求回归“语境”，不仅能为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提供背景支持，而且还提供可行的途径和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生活哲学、实践哲学。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使命，马克思主义向来反对孤立地进行现实问题与文本问题的研究。当文本与现实发生冲突时，要反对无视现实而固守文本的本本主义，同时也要警惕以现实变化为借口而抛弃文本根本宗旨和原则的虚无主义。正基于此，“语境回归派”才鲜明地提出“毫不犹豫地以现实为根据和出发点，在文本所提供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概括总结现实实践的新经验，提出新见解，实现文本的突破和理论的创新”，这就是语境回归派找到新的研究途径后所作出的经验性决择。[10]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语境回归派”的影响。现实研究中多数学者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映射出了语境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思路，体现了分析实证方法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具体运用。[11]它引导我们“回到当年马克思”的历史语境，认为应通过在与当年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关系尺度上追问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义，以当代人类实践为尺度、以当代视野重读马克思文本，弘扬和昭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语境的研究视野的拓展，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它不但需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科学内涵，而且更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唯有如此，才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可能性和现实的基础。

语境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对中国国情发生的巨大变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面对的情景话语也有很大的不同。[12]当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重要的是要关注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关注中国人当前的现实生活状况、深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转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如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所面临的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转变和文化变迁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走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以及执政党如何积极回应在新的挑战和考验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等问题。

语境作为一种动态的经验性理论构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有着密切的联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同当代中国的语境结合起来，必将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突破学术传统的樊篱，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韩彩英.关于语境问题的哲学解读 [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3）.

[2]陈 忠.马克思哲学的三重内涵—马克思原点语境中的生活哲学[J].社会科学战线，2005(6)

[3]晏辉.哲学问题与问题哲学——论一种可能的哲学观[J].学术研究，2003（10）.

[4]田之华，宋俊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实形态[J].吉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3).

[5]王辉.试论马克思主义视界下你国信仰的重构[J].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7.

[6] 魏小萍.时代语境中的马克思—法国巴黎第七届国际马克思大会见闻与述评 [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8（2）.

[7]肖安宝.世界历史进程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J].理论探讨，2006（4）.

[8] 张永清.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问题意识与语境原则[J].学术月刊，2008（1）.

[9]刘怀玉.是比较对话还是语境回归—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一种反思与回答 [J].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10] 欧阳英，徐素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惑及创新[J].社会科学报，2003-6-5.

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篇(5)

（一）教材以及考试模式

教学内容重复，缺乏现实性和针对性，教材内容陈旧，不够引人入胜，这些都是马哲众所周知的问题。虽然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版本众多，但基本上还是沿袭了传统教科书的模式，也就是由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几个部分组合而成。它不但无法容纳随着历史前进和实践发展必须加以补充的内容，而且在表达已有基本内容的内在逻辑关系方面也存在缺陷，无法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核心的精神实质，缺乏对当代人类生存状态和前途命运的关切与思考。

同时，当前大多数高校考查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的效果仍然采取课堂考试的形式，教师讲什么，考试就考什么，似乎在考学生的记忆力。这种片面化的文本考试模式，排斥一题多解，拒绝异质思维，限制人的创造力，无法检验学生的内在素质和实践能力，也无法体现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结果往往造成高分低能。

（二）教法

教学方法单一，脱离学生实际。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大部分采取“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传授式教学，这种方法重视理论、强调灌输，以教室、课堂、书本为中心，把哲学抽象成僵化的公式和枯燥的概念，然后再引用一些具体的事例或案例加以证明。这种过于重视理论阐释，而忽视学生实际情况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成为被动接受现成理论的机器，难以引起学生心灵的共鸣，导致许多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缺乏兴趣。

有些不喜欢马哲的同学说：“强迫使我对马哲课没兴趣！”通常我们上这种课的时候都是一边听课一边在下面做别的事。对它说不上喜欢，主要是这种课通常听起来比较枯燥、乏味。听了后也感觉没有多大收获，而且它离现实又很遥远，无法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实际问题；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盲从心理吧，上马哲课的时候容易受周围同学的“感染”。如果大家都经常逃课或者在课堂上做其他的事，那么自己会感到有点心理不平衡，也会那样去做。一次，两次，时间长了，也就感觉不到马哲有什么意思了。有些同学并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但课堂上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强迫的意味。现在这样的学习不是学生主动去学的，而是带有很大的灌输意味，学生一开始就会对这门课带有一定的逆反或者反叛的心理。即使明明知道这东西是好的、是很有价值的，但就是因为你强制我学，所以我就不喜欢学、不愿意学。归根到底，这是导向性的问题，也是教育方法上的问题。

（三）教学制度

现在各大学都挂上了“素质教育”的招牌，“教育有层次，素质也有层次”遂成为一种时尚的观念，素质教育轰轰烈烈登上了高等教育的舞台。但实际结果又如何呢？熊丙奇先生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学，只不过是挂上了素质教育的幌子，是新瓶装旧酒的纯粹形式主义，实际上搞的仍是应试教育那一套。

本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科院院士杨叔子教授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大学有三件事：第一，学会如何做人——这是最根本的；第二，学会如何思维———这是关键；第三才是学会掌握必要的高层次的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古人也曾说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见大学的核心不在教会学生知识，而在教会学生做人。而我们的大学在发展中却偏离了这一教育思路。

正如杨叔子教授所指出的：高等教育的时弊根于轻视人文素质。学校视办学如办厂，为了扩大生源提高效益，校方绞尽脑汁向学生灌输各种“有用”的知识，逼迫学生今天考这个证，明天考那个证，重教学生做事，轻教学生做人，表面上大谈素质教育，实际上却普遍表现出对人文素质教育的轻视，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思想。过于注重死知识的传授，本末倒置，必然导致大学生精于商品荒于人品、精于电脑荒于人脑，必然导致整个高等教育缺乏生机与活力。

在这种大气候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然沦为形式，不仅学生反感，就连一些教师也对此嗤之以鼻。为什么呢？就因为哲学作为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恰恰是人文知识的核心，哲学教育在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在高等教育为“立竿见影”的功利主义思想所笼罩的情况下，试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改革怎能取得较大进展呢？

二、隐性因素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从没有中断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而且一直都有反思改革，但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效果还是达不到我们的教育目的呢？当然，这与受教育者和社会环境有关，但是除此以外，还应该存在其他一些不容易被人发现的隐性因素。

（一）教学理念存在偏差

在目前的哲学教育理念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的倾向比较普遍，教师在教学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几条原理和结论。这种教育理念侧重解决学生认知层面的知识传承问题，却无法解决学生将理论知识内化为信念并付诸实践的根本问题。同时，它使我们在教学中无意识地把哲学原理变成了教条，使原来充满智慧、灵性、能启迪思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一堆枯燥无味、晦涩抽象的知识。同时，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认为马哲是万金油，而马哲教育只是照本宣科。我们有的教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常常习惯于用传统的旧观念和旧理论去解释、回答已经发展变化的新现实，即使联系不上，也硬要牵强附会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寻找答案，这必然会让人们质疑：要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没有什么原则，要么就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种教育必然使群众失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任。

（二）教育者的态度

从教育者的角度看，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普遍地存在着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威信，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效果。本人认为，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是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和效果的主要原因。根据调查，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普遍有三种态度：

一种态度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圣经看待。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左”的认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照抄照搬，结果是理论严重脱离实际，不能回答和解决现实的问题。由于照抄照搬的理论无法正确解释和回答客观现实问题，因而也就不能说服学生。时间一长，学生就失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任。

第二种态度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右”的认识。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产生于一百多年前，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物，回答不了今天的现实问题，它已经过时了，应该用新的理论来取而代之。甚至有的教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演变为新宗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灌输教育是一种愚民政策，窒息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机。

第三种态度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坚持不是固守，也不是抛弃。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基本原则是相对稳定的，不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都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不能动摇。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理论则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充实和丰富，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如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

（三）没有对马哲教育形成正确的认识

许多人把哲学教育简单化，把其知识、方法的传授当作是“ 政治理论”的灌输。本来是“ 哲学上的说理”却变成“ 政治上的说教” 。应当承认，不存在脱离政治的哲学，但哲学有政治无法替代的作用，二者不能简单等同。政治是瞬息万变的，经常表现为一系列原则、政策和策略，而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史观、无产阶级价值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的有机统一。它以稳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透过瞬息万变、复杂迷离的现象，把握规律，认清政治形势。哲学不是既定不变的知识和简单现成的结论，它为人们提供解决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等问题以及评价真善美的正确标准。它重视的是引导学生思维，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不是结论。把哲学简单等同政治，势必导致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死记硬背，缺乏思维的训练、理性的思考，激发不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而哲学理论教育和宣传教育有着明显的区别，宣传教育完全是为当下的政治服务。而理论教育要一分为二，客观冷静是它的理性所在。它的变化服从于实践，它只忠于实践，并对发展着的现实社会作出理性的回答。但是，由于一些眼前的阶段性工作和政治目标的需要，哲学理论教育往往失去它的客观理性，而是围绕着政治目标不断地注释，不断地演绎。只顾一时的宣传教育效果，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本质，其结果是自己损害了自己的形象。过去多年来曾经把哲学当作具体政策的辩护工具，弄成政策图解，搞得极其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以至于造成全民学哲学而又全国主观主义大泛滥的荒谬局面，这段惨痛历史要引为子孙万代的教训，再也不能重演了。

（四）在教学方法运用中，认为举例就是论证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过程中，必须坚持进行哲学论证，而不是简单地宣布这样那样的哲学原理。只有通过哲学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才会充分发挥出来。

中国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家曾经说过：“凡哲学都要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高于其他哲学，就更必须有严密的论证。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与其说是体现在它的结论中，还不如说体现在得出结论的论证过程中。只有通过论证才能使我们的教学对象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只是把结论当作如此的东西来宣布，就等于没有讲哲学。”

可我们有些教师以为举例就是论证，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只用举例为证的方法来论证某一条原理，严格说来这是不行的。何况有时候甚至连例子也举得不合适，同原理联系不起来，这就更不行。”我们要通过教学加强哲学的论证力量，不断地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哲学不能只是用来宣布现成结论的，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这样的学科，那自然在课堂上留不住学生，反而招致学生的反感和厌恶。

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地包含着彻底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教学活动，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严密的逻辑论证力量，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穷魅力。只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思想作深入细致地科学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会给学生带来思想的收获、灵魂上的震撼和行为上的引导。

【参考文献】

［1］葛英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教学改革之我见[N].黑龙江：教育与职业·理论版，2007（19）.

［2］谭秀华，李海中.马哲课：几多欢喜几多忧[N].南京：南京师范大学校报，（938）.

［3］俞吾金. 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篇(6)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

    【 正 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在国内外都已有许多成果,但研究者的视角和切入点不 同,观点和结论也就有所不同。这些歧异的深层原因是对一系列前提性问题的理解的歧 异,以及由此造成的方法论上的歧异。讨论这些歧异,有助于研究的深化。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涵义问题

    在有些研究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和正在继续的过程 ,而是尚未实现的理想和有待规划的工作。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接受的 哲学是从苏俄传来的,主要的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而是恩格斯的哲学、列宁的哲学 、布哈林的哲学以及其他人转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则主要是斯大林的哲学以 及按照斯大林的观点写出来的苏联哲学教科书。至于中国人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例如李大钊、李达、瞿秋白、艾思奇等人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毛泽东的哲学,也 都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哲学与马克思本人的哲学相去甚远,实际上 是一种变形走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于马克思本 人着作中表述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因此,所谓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并没有这么一回事。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迷途知返,亡羊补牢 ,重新解读马克思本人的全部文本,找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然后才有资格开始谈 中国化的问题。

    对此,我的质疑有如下几点:

    一、苏俄并不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惟一渠道,从这个渠道传来的也并非没 有马克思本人的着作。中国人是直接翻译和研读了马克思本人的许多重要着作的,并非 只知道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着作和苏联教科书。这是史实问题,并不复杂,一查就 明,这里无须罗列。

    二、说只有马克思本人的着作中表述的哲学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马克思主义者 表述的都是赝品,中国人一直以赝为真,以致误入歧途,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说法,因 为:1.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什么时期的马克思着作才是真正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实上对这个问题学术界的意见也并不一致。如果肯定马克思某一时 期的哲学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马克思其他时期的哲学思想又该如何看待 ?2.断言恩格斯的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有原则分歧的文章,国内外已经写得很多(例如说 他们的分歧是“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分歧、“实体思维方式”与“实践思 维方式”的分歧、“人本主义”与“物本主义”的分歧等等)。这些文章的论点是否站 得住脚,这里不拟具体论及。只提一个问题:恩格斯的最有代表性的哲学着作有相当一 部分是与马克思合写的,或者是经马克思本人审读、认可并高度赞扬的,马克思怎么可 能容忍他在原则问题上歪曲马克思主义而不加纠正?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的哲学着作 也一贯遵循了马克思的根本思想,又有何歪曲之处?3.列宁的哲学思想对马克思的哲学 思想是有所增益、有所发展的,这种增益和发展诚然有它的侧重点,但根本原则与马克 思的哲学并无二致,歪曲之处又何在?4.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表述确有严 重缺点,但这些缺点远不足以否定他的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性质,说他的哲学思想是 有严重缺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可,说他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赝品则不可。 顺便说到,人们常常以《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为标本,而不提斯大林的其他着作( 例如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的哲学思想),这 也有欠公平。5.中国人对从苏联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着作并不是盲目信奉、亦步亦趋 的,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哲学观点就有很多批评,更不用说对苏联教科书和《简明哲学词 典》的批评了。中国人在八十多年里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哲学,何尝真伪不辨,误入歧途?

    三、中国人是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背景下,为了救亡图存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世 界上的学说多矣,中国人何以对马克思主义特别垂青?就因为中国人需要拿它做思想武 器。现在有些学者不大喜欢“武器”这个词,似乎一说“武器”,就有污学术殿堂的纯 洁。可是马克思本人就说他的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当时中国人是没有闲暇做不 食人间烟火的纯学理研究的,他们要找的确实就是武器。而衡量武器优劣的标准当然是 效果,也就是看某种武器对解决中国的问题“灵”不“灵”,中用不中用。那时的中国 人如饥似渴地从西方引入了好多在西方曾经很“灵”的武器,拿到中国来就不“灵”了 ,因为所有这些武器都是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作论证的理论,而中国已经没有 重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了。“学生”希望也像“先生”一样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 国家,可是“先生”却要“学生”做他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中国人拿着这些武器, 根本看不清中国何以落到如此地步的症结,按照这些理论制定的方案也一个一个地碰壁 。在这种走投无路的处境下,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也产生于西方,但 它不是为资本主义的永恒性辩护的理论,而是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理论,它的视野 比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广阔得无比。用这种理论看世界、看中国,许多过去解不开的谜 顿时就解开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从根本方向上弄清了。中国共产党开“一大”的 时候只有十三个代表,而且都是手无寸铁的书生,全国也只有五十多个党员。然而就是 这样一个党,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指导中国革命,仅仅花了二十八年就推翻了“三座 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如果说,当时“引进”的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赝品,但这种 赝品居然有如此翻天覆地的明效大验,岂非神话?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利用“五四”运 动造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钻了空子,“乘虚而入”的。这也不能服人。且不 说中国传统文化“断裂”之说就是耸人听闻的不实之词,极而言之,即使真的“断裂” 了,成了真空了,为什么别的外来理论不能“乘虚而入”,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而马克思主义独能如此?有人说这是靠武力。这也说不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 产党人开始没有一枪一弹,后来有了军队,也比敌人的武力弱小得多,而“三座大山” 拥有的武力则不知要强大多少倍。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胜利了。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 真理性和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来解释如此大事,如何说得通?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没有“走样”的问题?当然有。如果认为只有与马克思本人的着 作不爽毫厘才算不“走样”,那么“走样”的事实确实存在。但有两种不同性质的“走 样”:一种是从根本上背离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且朝着倒退的方向“走样”。 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是倒退,是思维水平的降低。一种是从根本上坚持马克思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而又有所前进。这是大好事。不允许后一种“走样”,就等于禁止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发展,把马克思的思想视为化石。如果把这种“走样”也看成罪过,那么第 一个难辞其咎的就是马克思本人。马克思的思想也是活的,也在发展,他的哲学本质上 就是批判的,不仅批判别人,也经常批判自己,自己也常常“走样”。如果马克思今天 还健在,他还会一字不差地复述他一百多年前的每一句老话么?马克思自己可以根据实 践和认识的发展做一些“走样”的事情,为什么他的后继者就没有这个权利呢?

    五、对马克思着作文本的系统研究确实是一件极有价值的基础性的工作,丝毫不能看 轻。过去的工作远远不够,而且也不能说过去对马克思原着的理解就足够全面准确,没 有任何偏差和误读。今后还需要下大力气解读马克思的原着,以求尽可能全面准确地理 解马克思的原意,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条件做好这件工作。可 是,要求不爽毫厘地“回到”马克思是不可能的。马克思的文本不可能自己解读自己, 去解读文本的还是我们这些当代的大活人。无论你怎样努力避免前见,你还是不可能彻 底摈除自己的“主体性”:你的世界观、文化背景、知识结构、语言框架乃至感情气质 等等,都在无形地支配着你的解读方式,使你解读出来的结果无法与马克思本人的原意 不爽毫厘。你自以为你解读的结果是百分之百地回到了马克思,其实却未必如此。即使 你一字不漏地掌握了马克思的全部文本,而且以汉学家训诂考据的精神去皓首穷经,你 也未必就百分之百地回到了马克思。极而言之,即使起马克思本人于地下,请他自己把 自己当年着作中的思想准确无误地复述一遍(这应该算是彻底地回到马克思了),他的话 对听的人来说也还是文本,也还是有个解读的问题,其困难与解读马克思当年着作文本 的困难并无二致。何况,即使所有的人都能解读得与马克思本人的“原意”完全一样, 也还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更重要的一半,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还没有 开始解决。而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即使彻底“回到”了马克思,对中国的意义也是很有 限的。中国的朴学家尚且讲“通经致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而可以不顾实践的需 要吗?

    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一个虚构的幻影,而是一个已经存在了八十多 年的客观过程,这个过程现在还在继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个 过程。研究的任务就是对这个过程进行理论的反思,尽可能真实地描述它的逻辑,揭示 它的机制,阐明它的意义,总结它的经验,预测它的前景,规范它的道路,推动它的发 展。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问题

马克思哲学原理论文篇(7)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涵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学术界的不同学者都有着自己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并引用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那段著名论断去加以阐发,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1]这当然是对的,但还应进一步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本质上和根本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具体内容上和表述形式上似应有所不同。多数学者则更为“全面”,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既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又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和丰富,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除了上述“一般涵义”之外,还包含有具体化、民族化、通俗化的“特殊涵义”。所谓具体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行哲学概括,把马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化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所谓民族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继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哲学遗产,总结现代中国人民奋斗的经验,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所谓通俗化,就是用人民群众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原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实现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2]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学,为中国的实际发展服务。

综合各家所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双重内涵:一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用于指导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使之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为中国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用理论来指导实践。二是指不断总结、概括中国社会生活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正反两方面的新鲜经验、教训,从哲学的高度予以升华,并用哲学范畴的形式进行表达,据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理论。总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又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还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适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由观念形态向实践形态不断延伸和转化的过程。

2.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提出

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是艾思奇,他在1938年4月写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明确提出“,现在需要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过去的哲学只是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此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因为整个并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所以也不够充分的通俗化。”这表明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既是前一段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继续,也是抗战的需要。此后,艾思奇还提出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两个原则“,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艾思奇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思路是可取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由艾思奇率先提出,而则影响最大。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是这样说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看来,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不仅要把它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继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之后,如刘少奇、和培元、杨松等一些人士也发表了意见,进行了多方的阐释。[3]

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相继诞生三大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原因剖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有其深刻的原因: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中国哲学中存在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传统,更重要的是这种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达到了统一,形成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某种一致性。

正因为中国哲学中存在着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传统,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很容易被先进的思想家接受。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同中国哲学中的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传统密切相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的重要的历史文化基础,又构成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便利的思想桥梁。不同民族哲学都有其独立性,但却可以相互吸收、相互融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是两种不同形态的学说。我们既要看到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某种一致性,又要看到二者有不一致的方面,要有自觉的批判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标志着人类达到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自觉。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批判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然后,再用经过分析、批判的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去创造性地理解、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具有“民族形式”,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4]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世界性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必然趋势的科学把握,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世界性理论。因此,中国化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普适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世界性哲学”,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指出世界上每个民族的具体特点和发展道路。列宁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所以,依照列宁的观点,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内在要求。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同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转化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革命的需要

综观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始终没有找到解救中国的真正出路。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救中国的历史选择。中国革命不但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尤其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

在当代中国,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时代的发展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发展着的实践不断实现新的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时代的脉搏紧密联系在一起。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所面临的形势同过去相比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不断变化着的新的实际要求我们必须自觉地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趋势,切实了解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以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扬长避短,争取主动。而且只有既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又掌握本国的实际,才能找到适合中国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才能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给以全面的、辩证的理解。因为我们所讲的“特色”,正是从世界历史中获得规定的,是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总体关系中发展出来的。列宁在晚年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认为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环境里“,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后来的实践尤其是当今经济发展全球化的进程表明,孤立地、封闭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很难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与世界不断发展着的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建立在世界与中国的连接点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我们一定要用联系、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把这一过程既看作是理论引导社会实践不断走向胜利的过程,又看作理论不断创新的过程。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在于他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结合,他面对中国现实,果断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而使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志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任务和党的现状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既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光辉,又体现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楷模。

5.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中国化

的。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同样具有生存和发展的土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完全切实可行的[5]。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在中国发展必须中国化,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又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还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适应。同时中国的发展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指导,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关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什么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是我们受限必须弄明白的问题。本文主要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进一步理清这两个问题,以更好的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世界性哲学;中国革命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534.

[2]孙伟平,张羽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J].哲学研究,2006(6).

[3]陈晖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J].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