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论文篇(1)

一、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根本要求

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不同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的民族化、时代化。

任何一种革命理论都必然表现出它所产生时的历史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马恩面对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关系和发展进程,回答的是当时的经济、社会、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提出的重大问题,制定的是当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他们的理论学说就是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因此,马恩理论的内容是有历史特点的,其形式也是民族的,是科学内容和民族形式的统一。显然,当把它应用于其他地区时,就有一个同当时历史事实、发展过程和民族特点相适应、相结合的问题,有一个制定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的任务,即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马恩本人也历来强调,脱离开自己国家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进程来谈论他们的理论,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各个国家的工人政党要胜利地领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必须从自己国家的历史条件出发,制定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同本国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相结合的理论、路线和政策。

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采取什么样的民族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是由各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空间发展的多样性,各国国情的多样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然要采取丰富多彩的民族形式。因而,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已倡导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明确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段重要论述,确立了两个基本原则:其一,不管情况发生多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永远坚持,决不能背离和丢弃。其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革命实践的产物,坚持和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必须以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决不能把它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

从理论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学说,它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以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为目的。这种以实践性为本质特征的理论,必然具有以下特点:动态性、多样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动态性表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决不是一经产生就固定不变的,而是一种不断进行着>！生活和社会实践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不同时代的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状况,不同时代所面临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不同的国际环境和时代主题,都会使马克思主义打上强烈的时代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这些特点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这种理论学说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方法和指南,它的实际运用必须随时随地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一定历史阶段的历史任务、一定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它在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形态,只能是具体化了的具体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是这样看待自己的理论学说的。他们曾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在谈到《党宣言》中阐述的基本原理时,他们明确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872年9月,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对于工人阶级总有一天会夺取政权这一原理,他强调说:“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至于在夺取政权后应该怎样做,马克思不仅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认为“在将来某个特定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恩格斯在《致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说得更加明确,他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二、列宁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列宁继承和发挥了这一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他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为转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地总结、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新规律,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他那个时代被不断地补充进新的内涵而获得新的活力,形成列宁主义。他多次精辟指出,现在根据书本来谈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列宁把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始终决定作用提到这样的高度:“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 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列宁根据俄国革命所面临的具体实际,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只是一种指导性思想原则,只是为一种科学理论奠定基础,在运用时只能从不同国家的具体实际出发。“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还说: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则时,“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为此,就必须要查明、弄清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不仅如此,列宁还预见性地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

列宁主义既继承又超过了马克思主义。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又解决了20世纪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面临的新问题。在列宁指引下,俄共党领导人民赢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成功而伟大的创举。社会主义由此在人类历史上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飞跃,实现了从理想到现实的巨大飞跃,社会主义的历史也展开了新的篇章。列宁作为这段崭新历史的开拓者,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开拓了一个新阶段和新境界。他为创建这段辉煌历史表现出了在分析形势和研究理论上的创造精神,而不拘泥于前人做出的论断;他在实践社会主义原则时坚持注重条件、注重现实的科学态度,而不固守过时的不切实际的教条;在马克思主义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贡献。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不很发达的国家,这与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给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短短六年多时间里,对这一历史性课题进行了艰难而勇敢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论断,留下了丰富的理论遗产;同时,他那种立足现实、勇于探索和开拓进取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也为社会主义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中国的变革能够实现,中国的社会发展能够不断跃上新台阶,同样也不仅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也还在于有了适合中国情况、解决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在从中国实际条件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实践中,得出这样的精辟结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离开中国特色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思想的具体发挥。这一科学的认识和方法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特殊大地上发挥指导作用的关键前提,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初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重要保证。

中国八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其理论成果成千上万,但最有影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最有重大意义的,莫过于两大理论成果:一是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思想;再一是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而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在这两大理论成果的指引下,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和创新。对此,作为两大理论成果的创立者和邓小平,都一致认为这些成果的取得应当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具体化,归结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归结为既要有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又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国情观。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总是一贯强调既要忠诚地继承,又要创造性地发展,敢于和善于说前人未曾说过的新话,敢于和善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新事,而不是拘泥于它的本本和词句。他们对待国情的态度,总是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把握事物的实质和规律,从理论服从和服务于实践,而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主观主义地去解释中国的实际,让实际服从于抽象的理论,用实际去为永远不变的理论教条作注解和论证。正是在上述各种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国情观的不同抉择和不同答案中,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复杂斗争中,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和邓小平。从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取得的划时代成就和独创性贡献,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一脉相承中所体现的两个各具特点的发展阶段,也是两位历史巨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中,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的历史总结。

马克思主义论文篇(2)

在世界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不只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欧美各国到大洋洲，从亚洲到非洲、拉丁美洲，到处都有马克思主义者。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思想理论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具有如此强大的威力。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五十多年中，马克思主义一直是塑造世界的主要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不懈的斗争，现代科技的革命力量，迫使资本主义发生改变，从野蛮的资本主义变成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共产党人，团结广大人民，成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进步的中坚力量。没有这样的中坚力量，战胜不了法西斯主义，也不会有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整个世界总体上的和平。

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创建的社会主义国家，使一些落后的民族实现了社会形态和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飞跃，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并且从历史发展的边缘地带走进创造人类文明的中心舞台。

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社会形态的变化，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人们观念的变化上。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深刻性，现时代有文化的人再也不可能像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那样去思考问题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在人类思维的天地中，你可以赞成马克思，也可以反对马克思，但你绕不过马克思。马克思的观点已成为现时代深厚的思想文化背景。正如历史学家吕·费弗尔所说，“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即使他从来没有读过一行马克思的著作，或者他认为除了在科学领域之外自己在各个方面都是狂热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可避免地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来思考，来了解事实和例证。马克思表达得那样充实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这一时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蓄的一部分了。”(陈学明、马拥军《走近马克思》第550页，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另一个著名思想家J·A·熊彼德则这样评价马克思：“大多数智力和想象的创作，经过一段时间，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纪，就完全湮没无闻了。有些却不，它们遭受了晦蚀，但是又复活了。不是作为文化遗产中不可辨认的成份而复活，而是穿着自己的服装，带着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自己的瘢痕而复活了。这些创作，很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创作。在我看来，伟大和生命力是联结在一起的。按这个意思来说，伟大这个词无疑适用于马克思。”

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失败之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兴高采烈，它们的思想家，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大肆宣扬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终结。“配合着流畅的进行曲节奏，它宣称：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它高呼资本主义万岁，市场经济万岁，经济自由幸甚，政治自由幸甚!”(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载《新左派评论》1994年第205期第38页)

当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有理由庆幸他们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战而胜”。但他们宣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也随之灭亡则显得过于肤浅。对此，历史和现实都会打他们的耳光。实际上，现实生活已经在打他们的耳光了。

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各国并没有因为投入资本主义的怀抱而得救，至今还未完全走出危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许多根本性的矛盾一旦失去冷战大幕的掩盖，就日甚一日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比过去看得更清楚，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并没有因为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喧嚣而改变，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也没有因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某些挫折而减弱。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世界范围内重新活跃起来。欧美国家一些享有盛誉的思想家的动向尤其引人注目。法国的德里达、美国的詹姆逊、英国的吉斯登、波兰的沙夫，都是在各自学术殿堂上有影响的学者。他们的背景和经历不同，但恰恰是在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崩溃之后，不约而同地走近马克思，满腔热情地研究马克思、宣传马克思、维护马克思。而在英国BBC举办的全球性评选活动中，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思想家之首”。这些发人深思的现象告诉人们：马克思活在现实世界中，也必将活在未来世界中。

马克思生前可能没有想到，在太阳升起的东方，在长江黄河奔流不息的中华大地，他的思想会找到最好的家园。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一些地方还只是一种思想家讨论的题目，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千百万人手中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世界，来改造世界，来创造人间奇迹。

社会主义中国在东方的崛起，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威力。但这不是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威力，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威力。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化”，而是“两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着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特性和中国气派。

所谓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的理论，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为新的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华民族由弱变强的根本枢纽。启动这个根本枢纽的历史伟人是110年前在湖南韶山冲诞生的同志。

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曾志其所行，亦曾行其所志。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红星照耀的宝塔山下，同志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历史任务，并且身体力行，创造了永远融入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伟大功绩。

同志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来揭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由此确立党的思想路线。他创作的《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经典著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普及、大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性飞跃，重塑了中国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这是中国人民能够不断创造历史奇迹的真正秘密。

同志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并且将武装斗争同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有机地结合起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了根本性改造，使之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

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人民民主的国体，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等基本制度，奠定了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政治基础，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政权的理论和实践，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建设政治文明的理论与实践。

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了完整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制定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宏伟的科学发展战略，推进了“四个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同志提出，科学文化工作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努力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同志还以自己创作诗词和书法精品的实践，显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完美结合可以创造多么辉煌的成就。

同志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倡导者和实践者。《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光辉著作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精神境界的真实写照。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真正的共产党人，都是以这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待生活、对待事业、对待人民群众的，因而使我们党的队伍永远葆有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

同志具有宏大的世界眼光。他一贯强调，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善于学习外国对我有用的东西。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的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同志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他教导我们，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中国人民既要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英雄气概，也要有使世界共享昆仑之惠，“环球同此凉热”的博襟。

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也是伟大的诗人和书法家。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许多领域中，都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峰。他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占有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

人无完人，同志也犯过错误。他在20世纪60年动的“”，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对此作出了结论。这个错误对党、对人民、对同志本人来说，都是一场悲剧。在这个复杂的历史时期，尽管跳出了、两个反革命集团，但在同志的领导下，在党内健康力量和人民大众的努力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根基并没有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两弹一星”计划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形成中美苏“大三角”格局。同志领导了粉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等人进行了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特别是在筹备四届全国人大期间，他把邓小平同志和同志一起，确定为国务院的领导核心人选。这样，同志在他的身后，不但给党和人民留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理论结晶——思想，而且创造了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两化”的历史条件。

历史发展是按客观规律前进的，所谓“天道不爽”实际上是绝大多数人民的实践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实践反复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才能不断开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道路。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告慰于同志的是，他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两化”事业一直在与时俱进、蓬勃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治党治国治军新的宝贵经验，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马克思主义论文篇(3)

我们能够——在《共产党宣言》130年和《资本论》110年之后——为人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勾勒一份类似于资产负债表的东西吗？当然可以，因为我们不仅就马克思主义有了历史的眼光，而且有了关于它的胜利、失败和悲剧的长期经验。也许，这也是因为我们从今往后就一直要生活在一个危机、它的危机中——生活在一种有助于驱除一切幻想，并迫使我们全神贯注去接受现实的无情考验的处境中。1那么，今天，关于那个最根本的、却又可能一直不被理解的马克思，我们能记住些什么呢？这里首先有一个简单的事实：马克思说过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这句话已被当成体现着要求读者“自己思考”3的自由精神的妙语，它实际上带有很重的份量。马克思不光是事先一直反对把他的著作解释为体系、解释为新的历史哲学，或解释为终于发现了的政治经济科学——由一个“作者”（马克思）生产出来的具有总体理论（马克思主义）统一性的作品。马克思不光是在宣称《资本论》不是“科学”，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候一直拒绝这种自以为是。而且，他在这样做的同时，甚至就改变着“批评”或“批判”这个说法的意义。针对这个——被理性主义传统责成要把真实的东西从虚假的东西中解救出来，或者要代表真实的东西来谴责虚假的东西的——概念，马克思强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建立在阶级斗争之上的使命：“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无产阶级”。4而通过这些言词，他还拒绝了那种在传统意义上把他假定为上述批判的知识分子“作者”的观念。这些见解使我们回到另一个事实：正是在工人阶级运动中——通过分担它的实践、它的希望和它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才从根本上改变了，成为“批判的和革命的”5。这不止是观念史上简单的一环。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它已经成为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理论—政治争论的赌注。当考茨基在德国社会的全盛期（1902年）断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科学”的唯一守护人生产了出来，并“从外面被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时，当列宁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中，甚至也拾起了考茨基的提法时，6他们正用一种最成问题的解释在暗示马克思的思想。提法不过是提法。但它能够使一种政治倾向具体化，同时使某些历史实践得到辩护和加强。在科学理论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产出来，并“从外面被灌输”到工人阶级运动中的这个观点背后，存在着关于理论与实践之间，党与群众运动之间以及党的领袖与普通战士之间关系的一整套观念，这套观念通过以上种种分离再生产出资产阶级的知识与权力形式。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是学术上训练有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出身并不必然是命运。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角色定义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那个现实命运，是在他们的直接经验——马克思对于法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的政治斗争的经验，恩格斯对于英国工人阶级被剥削状况和运动的经验——中彻底表现出来的。在他们“早期著作”的矛盾中，我们可以跟踪他们逐渐投身进来的那些阶段；我们甚至还可以确定那“一刻”——在《1844年手稿》中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戏剧性遭遇之后，他们“意识”到需要彻底追问那些塑造了他们的原则，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变换场所”，以及为了这样做而“把[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7这“一刻”是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那惊人的、象谜一般的句子中开始体现出来的——它只是一个无尽的探索过程的第一步；这个过程在1848—49年的政治斗争之后，在《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雾月十八日》（1852年）、《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第一国际的创建（1864年）中，接着在《资本论》本身（1867年）和《法兰西内战》（1871年）中持续着。我们可以这样来回应考茨基的提法：马克思的思想是在工人阶级运动内部、在那个运动及其立场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正是由于来自在斗争和矛盾中惨淡经营起来的工人阶级运动内部，马克思的思想才能从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圈子普及到大型的群众性政党中来。我们在由考茨基系统地重申并且列宁也援用了的、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著名论点中发现了同样可疑的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属于那些具有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我们所说的“三个来源”）教养的知识分子之列。然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归结为这三股潮流的汇合就是向观念史的陈辞滥调屈服，从而无法说明促成这一相汇并把它改造为对于自身组成要素的“革命性批判”的政治－理论基础。黑格尔、斯密与李嘉图、蒲鲁东等等当然构成了马克思不能不顾及、不能不由以出发的历史视野，也是他注定要进行加工的原料，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却在于戳穿它的意识形态门面、打乱并重整它的原则、洞察它的另一面——它那藏匿着的现实。为了到达这另一面，恰恰就要“变换场所”，而且要采取另一种立场、一种“代表……无产阶级”的“批判”。把这场思想革命的历史归结为“三个来源”的简单汇合，说到底，就是把马克思看成一个所谓“作者”——他知道怎样对他头脑里凑在一起的要素进行结合，例如，通过把黑格尔运用于李嘉图，建立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这就是认为马克思可以不触动其结构而使这三个要素中的每一个都“用脚站起来”——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使哲学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再使法国社会主义的幻想成为一种“唯物主义”历史哲学或——作为那种弥赛亚主义的实践版本——成为一种科学社会主义。我们知道具有这种完成形式的这些提法在马克思那里是找不到的。不如说，它们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并且自第二国际以降，它们就表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官方定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然而我们的确在——因为不得不对尚未命名的事物进行思考而在矛盾中斗争的——马克思那里找到一些因素，它们为这些提法的出现打开了方便之门。我们找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使黑格尔辩证法“重新用脚站起来”8的（费尔巴哈的）主题。我们的确找到了——越来越受到批判，但还总是作为一种基调存在的——体现为确定生产方式“演进的几个时代”相交替并通向共产主义透明性的某种历史意义、历史哲学的观念。9我们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了继“必然王国”之后的“自由王国”这种唯心主义的表述10——即个体的“自由发展”由以代替种种社会关系，使后者像国家和商品关系一样变成多余的这一共同体的神话。这些主题的或隐或显的唯心主义不仅出没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名副其实的“唯物主义”历史哲学），而且出没于1859年《序言》的进化论（诸生产方式的“演进”交替）和在葛兰西喜爱的名言中同义反复着的终极目的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11同样的唯心主义以远为狡猾的形式出没于《资本论》本身。我们已经学会从《资本论》——无论如何都会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表达方式”12中辨认出那个虚构的统一性；因为需要从对价值的抽象出发，就是说，需要从可通约性领域所预设的同质性出发，而不是事先把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确定为这个表达过程的条件，所以上述统一性从一开始就被强加了进来。如果说“开头”的问题对马克思来说是件麻烦事（“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13），如果说他给自己强加了把对价值的最大限度的抽象作为强制性起点的观念，那么这也是某一特定的科学（Wissenschaft）观念——即关于每一思维过程（Denkprozess）为了求真就必须服从的形式条件（例如全部知识，因而还有对知识的表达，都必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观念——作用的结果。显然，黑格尔就停留在关于真的必然表象（representation,Darstellung）或表达形式的这种幻想之中。关于真思维形态的这种哲学观念，其影响可以确切地在《资本论》中一一指出：例如在把剩余价值作为生产出来的价值与生产过程中预付的可变资本之间的差额而用算术方法加以表述的地方。14从表达顺序出发、被扣除法以这样的形式强加进来的这种表述，便可以导致对剥削的经济主义解释。但剥削无论如何是不能归结为这种剩余价值的，它必须在其具体形式和条件中得到思考。这也就是说，它必须一方面在劳动过程无法缓解的紧张状态（扩大、强化、划分）和劳动组织的分工与规训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在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消费、住房、家庭、教育、健康、妇女问题等等）的范围内得到思考。毋庸置疑，马克思并没有认为剥削只等同于价值的减法计算。他谈到了剩余价值的不同形式（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恰如他谈到了在劳动过程和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种种剥削形式。但他是在那些总是显得很突兀的、“历史的”和“具体的”而非抽象的章节中，在占统治地位的表达方式的边缘做到这一点的15——好象他不得不暂停或打断这种方式才能赋予它应有的意义似的！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致使马克思陷入从对价值的抽象出发这个自设的圈套中去的那些困境和矛盾。这里仅举两例：生产资料在被劳动力运用过程中实现的价值的保存/转移这个棘手的问题；或者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马克思在那里被一条有缺陷的推理线索绊住了手脚——好像人们没有必要回过头去更进一步地理解问题似的。16所以我们看到“变换场所”、采取一种“代表……无产阶级”的立场，这种显而易见的需要，无论怎样被有意识地提了出来，就其本身而言，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服务于“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的。马克思鼓吹的唯物主义同样适用于他本人：意识并不是实践；意识甚至不是有着其真正形式的思想。我们可以指出一个事实来作为这个不可避免的裂缝的标志：除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那简短的、像谜一般的宣言，马克思本人可能从来没有关于“他的”哲学说清楚自己的新立场。他给恩格斯许诺要用一打纸谈谈辩证法，但从未将它们写出来过。他还“压下了”1857年《导言》——这是关于他的立场的最详尽的陈述——并说：“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17一切都发生在他的著作和他的斗争中：这是一场为了确保新立场以防退回旧立场而进行的漫无止境的斗争——一场即便看似获胜也总是存亡未卜的战役；一场为了思考被某些万能词语所遮蔽的事物而去找出尚不存在的词语的斗争。（这也是超出词语而进行的斗争。）《资本论》中最意味深长的含糊其辞便是明证，在这些地方，“异化“继续出没在关于拜物教理论、死劳动与活劳动的对立、生产条件对工人的支配、以及共产主义图景的文本之间。异化：一个旧词，一个旧的、无所不适的、唯心主义的概念，显然是在思考着别的什么东西——某种不被思考的、并且一直就那样存在着的东西。这里还有另一个例子，它可以说明历史怎样以十足的唯物主义方式出其不意地超越了马克思。马克思区别于所有唯心主义政治哲学，因为他从不对“观念的统治[omnipotence]”——包括他自己的观念——抱有任何幻想。（是列宁在受到激烈攻击的时候才不明智的写道“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omnipotent]，就是因为它正确。”）18自《宣言》以降，马克思的立场就是明确的并且从未改变：正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普遍运动，才能为作为一场“现实的运动”的共产主义开辟道路。观念的影响只是阶级力量对比的次要表现形式。不寻常处在于马克思根据他自己观念的立场来考虑上述唯物主义论点。这在《宣言》和1859年《序言》中是同样明确的，后者的表达还采用了地形学的形式。这样，马克思两次以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说明了他自己的观念。他先是把它们作为综合分析的原则加以提出（在《宣言》中针对的是全球形势，在1859年《序言》中针对的是社会形态的结构）。他的这些观念从而随处可见——并且见之于它们的理论形式——因为它们是解释全球性现实的工具。但是当他把它们放在一个由这种全球性现实所决定和限定的立场上时——用1859年《序言》的那个提法，把它们放在“人们借以意识到[阶级]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意识形态的形式”19中时——马克思的观念就换上了第二副面孔。于是，通过把他的这些观念放在一个由社会和阶级关系所规定的（上层建筑的）立场上，马克思不再把它们看作对既定整体的解释原则，而是只从它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所可能产生的效果这方面来看待它们。与此同时这些观念也改变了它们的形式：它们从“理论形式”转化成“意识形态的形式”。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份量更多地在于——对这些观念可以在其中获得能动性的那些条件、形式和限度而言——他具有敏锐的、实践的意识，而更少地在于他的理论的唯物主义内容。因而，就有了这些观念在地形学中的双重铭文。因而，就有了那个根本性的论点——观念，无论怎样真实、怎样在形式上得到了证明，它们也只有在具备了群众意识形态的形式并被阶级斗争所采用的情况下，才可能获得历史的能动性。然而，由于不可思议的历史的反讽，马克思的立场并不能设想这样的可能性，即他自己的思想本身就可以转而了结“观念的统治”并被当作为此服务的政治学来使用。这里的问题不是要把马克思拿来拷问并根据他本人没有经历过的历史——我们必须反思这个历史——来审判他。但我们还是可以指出这样一条证据：在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所有著作中，论及他所谓“上层建筑”——意指法律、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形式”——的地方微乎其微。在（其贡献仍属有限的）葛兰西之前，马克思主义传统并未对马克思留给我们的东西有所丰富。此外，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观点看仍停留在马克思的阶段，或不如说停留在他的某些缺点中，也是一个令人诧异的悖论。他的思想引发了评论和说明（时而是卓越的，大多是乏味的），也引发了若干应用，并且在革命政治行动的进程里也自然地陷入由解释而产生的尖锐冲突之中。然而就绝大部分情况而言，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一直被重复，并且被扭曲或僵化。假如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以乌托邦方式而是以科学方式出现的，假如说世上的所有科学无不靠进步——要求批判地对其最初的表现形式、对其“开头”加以怀疑的进步——而生存，那么上述现象就叫人吃惊了。在马克思主义这里没有发生过那种进步：只有罗莎?卢森堡有勇气试着去批判《资本论》第二卷里的再生产图式，然而却是错误的。近年来，一个批判性研究的运动终于象是在成形了，在这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未能有新的起步或发展。如今，这个悖论不仅仅让我们看到阶级斗争那无可争辩的作用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它们使马克思主义一直在理论上处于守势；它还让我们看到了马克思那里的空白，而我们必须注意，不要以一种理论自身所具有的观念的名义，即不要以那种应当是“完整的”、没有裂缝或矛盾的东西的名义对这些空白做出评判。关于观念在地形学中所具有的双重立场以及关于观念从属于阶级斗争的这种唯物主义，实际上并不足以对观念在阶级斗争中的有效性进行思考。还必须使观念能够为群众“意识形态的形式”所采用，这不可能单纯通过宣传来实现，而是有赖于阶级斗争的种种组织形式。“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实就意味着“组织！”现在看来，组织的迫切性好象并没有给马克思提出一个特殊的理论难题：整个难题都事先通过由自由平等的成员组成的那个自觉自愿的共同体所具有的透明性——通过对共产主义的自由共同体、一个超出社会关系的共同体的预见——而被解决了。每个组织为了保证其本身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性，都必须为自己配备一套机器；没有不带有这套机器的组织；而机器与战士之间的分离也会再生产出资产阶级的权力分配，导致严重的难题并且以悲剧而告终——工人阶级在其历史经验中将不得不正视的这种观念，对马克思来说还是无法想象的。但他的后继者们也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理论难题来解答——甚至罗莎?卢森堡也没有，尽管她已察觉到某种危险。而且马克思除了有一种关于组织的透明性概念之外，从未放弃他过去把意识形态看作“意识”或“观念体系”的那种透明性观念，也从未成功地设想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就是说，设想意识形态在实践中的实现，而这些实践则受到依赖于国家并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形式而起作用的那些机器的支配。马克思的大多数后继者所做的无非是对马克思本人加以重复（注释或解释），并且闭着眼睛跳进茫茫黑夜，即对于国家、对于意识形态、对于党、对于政治的无知的黑暗中——更有甚者，则把马克思的思想颠倒成与他根本不相容的东西。我们早就听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证明教条的诱惑在受到否认之际也会出来作祟。20列宁本人毫不犹豫地断言“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并说“马克思主义是被铸就的一块钢铁”。当然，我们不能忘了这些说法得以形成的语境，要明白列宁是在故意地“把棍子弯向另一边”；21但历史改变着语境，这些话却保留了下来。马克思主义变成了进化论的历史哲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资本论》变成了政治经济学论文。为了巩固这个事业的统一性，恩格斯的某些不幸的文本（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或《自然辩证法》）被用来构筑“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列宁给它提供了绝对的保证，宣称这是“唯一完备而严密的哲学”。在这条发展线索的尽头，马克思主义变成一门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是它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科学社会主义是它的运用。以马克思的名义，斯大林用了很多年给这种穷人的黑格尔主义，给——任何地形学都已从中合情合理消失了的——这种没有外部的绝对知识确定了种种提法。既然“干部决定一切”，那么给真下定义就是领袖的特权，观念的统治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在国家－党－国家意识形态的畸形统一性中凯旋了，而群众恰恰只有在他们获得解放的名义下屈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运动的影响还不足以解释造成上述巨大扭曲的原因；同样必须说明的是这一意识形态的诸形式在工人运动内部再生产的过程。在这里，一种——不仅关于国家、关于它在某些机器中的物质存在，而且关于党本身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们历来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政治倾向上产生的影响是敏感的。然而他们总是机械地把它设想为、并最终一成不变地把它认定为造成运动的一切困境和“偏向”的唯一原因。只有这种影响。投身于实践的、直接的阶级斗争难题并被它们遮住视线的这些领袖们，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斗争的组织形式都掩藏着一个特有的意识形态，它被设计出来的目的，就是要捍卫并确保组织本身的统一性。即便他们的确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了在政治上具有能动性就必须获得以群众为基础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他们也并没有真正重视一个事实，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为了组织的生存、统一性与防卫所需要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差异并潜伏着矛盾。由于缺少一种关于党、关于其机器的结构所产生的作用的理论，他们不可能想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会因为党本身所必需的意识形态而受到歪曲。后一种必要条件就反映在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无限力量”和“一块钢铁”的提法里。对有待于在自身组织实践中被统一起来的党而言，考虑它在某一危机时期的特定目标与特定前途，和公开保证它的意识形态的真理、保证它的理论与它的实践的永久统一性一样，都是必要的。而由于党是机器，所以对党的领导来说就有了一种强大的诱惑，使它认为自己理应对某种绝对知识做出意识形态的保证，以至于再也看不到这种知识与其权力相混淆的意识形态功能了，进而也看不到它的风险了——甚而至于也不能理解：意识形态的这种未被认识的功能最终将会在党自身中、在它的领袖与它的战士的差别中再生产出资产阶级国家的结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于工人阶级运动的公认的影响，不单是一个“观念”或“倾向”的问题，而且也反映在适宜于再生产出国家结构的各种组织结构的物质性中——然而想要看到这一点，原本就需要一种关于意识形态、关于国家、关于党和关于政治的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在其各种组织的实践中，总是不断地与这些现实相遭遇：它总是不得不解决由它们提出的难题，但又是摸索着解决的，就像它是盲目的一样。这造成了列宁的工作和行动的崇高与悲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且没有在建立新的党和新的国家的艰巨任务面前停止修正和改变他的思考，也没有停止使群众投身于一场文化革命的意识形态复兴。列宁在革命实践的长期、矛盾的过程中积累的大量经验，对于把这种实践当作一个总体的、直接的突变看待的神话概念来说，的确是一贴矫正药，但并没有发展成一种关于国家、意识形态和党的理论。这也造成了葛兰西的崇高与悲怆：他已经察觉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政治分量，但却无力摆脱那种仍然束缚于一套历史哲学的历史研究。这也是造成了毛的崇高的原因：他大胆地使辩证法服从于（他的“矛盾”论的）辩证法，从而实践地质疑了关于辩证法的形而上学观念，进而在被指望用来改变党与群众关系的文化革命的狂热计划中，触及了意识形态关系的性质，并指出政党机器脱离群众以及它的权力的问题。然而在这里，实践也没有发展成一种理论。上述证明不应该是变相的判断。那样就意味着退回到某种微妙形式的“观念的统治”中去，意味着把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所应负的责任推给关于意识形态、国家、党和政治的理论的缺席。那样就意味着设想“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可以主宰历史，并且在这种主宰历史的唯心主义之外，还假设了另一种唯心主义：它认为，在阶级斗争中“代表……无产阶级”的理论并不因为国家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权力而脱胎于这场斗争、从属于这场斗争的历史，并不依附于组织的结构以及关乎这些组织的建立与斗争的意识形态条件的结构。在它的发现中，一如在它的空白与矛盾中，马克思主义理论都从属于这场斗争，就像它涉身于自己历史的种种歪曲和悲剧中那样。马克思主义不该通过谴责或悔恨的方式来摆脱其历史的悲剧，那种做法只能流于道德主义和理论上、政治上的自暴自弃。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承认这些悲剧、对它们负起责任、把它们提上议事日程并锻造从根本上理解它们所必需的理论工具。这跟要澄清一段不可逆转的过去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好奇心毫无关系。在这样一个彻底的反思过程里，生死攸关的赌注是今日马克思主义：最终要让它开始了解自己、了解那个事实上的和将要改变的自己。因为理论的难题并不是知识分子头脑里的一场，而他们既不能决定这些难题的突然出现，也不能决定它们的立场，更不能决定它们的解答。要成为今日唯物主义者，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如果我们可以就马克思的思想——它的空白、矛盾和幻想——草成一份初步的、零零碎碎的帐单的话，那也是因为局势给我们强加了这个任务并使我们能够去履行它。世界上与我们各国工人阶级及群众斗争的巨大发展以空前的可能性回答了帝国主义的进攻；最终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和理论上——的普遍危机带着它的矛盾、混乱、僵局和悲剧而在光天化日下爆发了。毋须追溯多远，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危机曾经对我们而言是被封锁和密闭在斯大林主义国家教条主义的各种形式之中的，后者判决所有试图接近难题的人都是有罪的和政治上孤立的。今天——这是相当重要的新情况——这种封锁的各种形式正在瓦解，构成危机的因素开始——甚至通过它们的分化——对广大群众变得可见了。危机所提出的种种要求使我们看到了在马克思那里一直缺少的东西，因为今后我们迫切地需要搞明白什么是国家、意识形态、党和政治。我们只要读一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就会看到，马克思主义即便在它充满活力的时候也总是处在一个critique[批判的/危机的]立场上（取该词的两个意思：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幻想做斗争，和不断地在其发现中受到威胁），因为它总是介入群众运动，并被它们搞得措手不及，它总是向群众斗争那无法预言的历史的要求开放着。现在比起任何时候来，即便是处在最糟的矛盾之中，群众也更多地在行动。也许这是它历史上的第一次，马克思主义到了深刻变革的边缘，变革的最初迹象已然可见。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也必须重新采用马克思的老格言——而不是丢掉它：我们必须“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首先是把马克思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而且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不光是哲学家、知识分子和领袖们的事——甚至不光是个别政党的事。因为“人人都是‘哲学家’”（葛兰西语）。归根到底，它是经受着斗争无情考验的广大群众的事。

注释：1LeMarxismeaujour''''hui，是受意大利出版商伽桑蒂（Garzanti）之托，为《欧洲百科全书》（EnciclopediaEuropea，1978）第7卷撰写的“马克思主义”词条的一部分，以意大利文发表。随后以《今日马克思主义》（IlMarxismooggi）为题，重印于文集《不能在共产党内继续下去的事情》（Quelchedevecambiarenelpartitocommunista），米兰，1978。1990年首先译成英文收入英文版文集《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及其它》。本文被视为阿尔都塞的著名讲演《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的姐妹篇，后者于同期发表在由意大利《宣言》报主办的“后革命社会”讨论会上（1977年11月，威尼斯）。〖编者注〗2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1890年8月5日），见《全集》第39卷，第432页。〖编者注〗3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1890年8月5日），见《全集》第39卷，第432页。〖编者注〗4《资本论》第1卷序言，见《选集》第2卷，第100页。〖编者注〗5《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见前引书，第108页。〖编者注〗6《怎么办？》，见《全集》第6卷，第34—36页。考茨基的引文亦见第35页。〖编者注〗7《〈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选集》第2卷，第34页。〖编者注〗8语出《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surlespieds”的说法则源于约?鲁瓦的法译本，见《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846页。另参见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67页注2。〖编者注〗9《〈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选集》第2卷，第33页。〖编者注〗10《资本论》第3卷，见《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编者注〗11《〈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选集》第2卷，第33页。〖编者注〗12《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见《选集》第2卷，第112页。〖编者注〗13《资本论》第1卷序言，见《选集》第2卷，第99页。〖编者注〗14《资本论》第1卷第9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编者注〗15例如《资本论》第1卷第8章“工作日”、第13章“机器和大工业”以及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编者注〗16《资本论》第1卷第6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第3卷第9章“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编者注〗17《〈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选集》第2卷，第31页。〖编者注〗18《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见《全集》第23卷，第41页。这里译作“正确（的）”的形容词是vrai，不同于列宁在政治实践意义上谈论的“正确的”（juste），在本书中一般译作“真（实）的”。关于“正确的”和“真实的”两者的区别，参见《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1967）》一文。〖编者注〗19《〈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选集》第2卷，第31页。〖编者注〗20可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下卷，第615—619页。〖编者注〗21意即“矫枉过正”，见《全集》第7卷，第253页。〖编者注〗

马克思主义论文篇(4)

这是一个严肃的论点，只要我们严肃地读解它，尤其只要对组成它的两个词语之一给予严肃的关注——不是那个像恶魔一样的词，而是“理论的”这个词。我说过，并且重复过，人的概念或范畴在马克思那里已经不起理论作用了。但遗憾的是，“理论的”这个用语被那些不想理解它的人忽略掉了。

让我们试着来理解它。

为了这个目的，我先要谈谈费尔巴哈（我翻译了他的一些文章）。没有人会否认费尔巴哈的哲学是一种旗帜鲜明的理论人道主义。费尔巴哈说：每一新的哲学都是带着“人”这个名称出现的。1而实际上，人、人的本质，是整个费尔巴哈哲学的中心原则。并不是费尔巴哈对自然没有兴趣，因为他的确谈到了太阳和行星，谈到了植物、蜻蜓和狗，甚至谈到大象，以便指出它们没有宗教可言。但是，在他谈到自然的时候，在他平静地告诉我们每一种类都有它自己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只是它本质的显现的时候，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他是在预先准备他的场地。这个世界由对象组成，其中尤其存在这么一个对象，使某一种类的本质在它那里得到成就和完善：它就是这一种类的本质对象。因而每一行星都有太阳作为它的本质对象，太阳同样是行星的本质对象，等等。

场地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把注意力拉向人。人是他的世界的中心，就像他处在围绕这个世界的地平线的中心（即他的Umwelt[周围世界]的中心）一样。他的生活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他的：或者不如说，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他自己，因为他的世界的一切对象，仅就它们是他的本质的实现和投射而言，都是他的对象。他的直观的对象只是他直观它们的方式，他的思想的对象只是他思考它们的方式，而他的情感的对象也只是他感受它们的方式。他的一切对象，就它们所给予他的东西从来只是他的本质而言，都是本质的。人总在人自身中，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的领域，因为世界是人的世界，而人就是人的世界2——青年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拿来的这个简单的短句，在参加去年夏天莫斯科“黑格尔会议”的与会者蹭引起过一番学究气的讨论。太阳与星辰、蜻蜓、直观、智力和激情，凡此种种都只是通向决定性真理道路上的过渡――人不像星辰和动物，他的特殊性在于能够把他自己的类、他的类的本质、他的全部族类本质作为对象来拥有，这个对象是毋需归功于自然或者宗教的。

通过对象化和颠倒的机制，人的类的本质以一个外在对象的、另一个世界的形式，在宗教中，被赋予了本身无法辨认的人。在宗教中，人把他自己的力量、他的生产力想象成一个绝对他者的力量，在这个他者面前颤栗，向他顶礼膜拜乞求怜悯。而这一点完全具有实践的意义，因为就是从这里产生了宗教崇拜的所有仪式，甚至产生了奇迹的客观存在；它们其实都发生在上述想象的世界里，因为它们――我引用费尔巴哈的话说――只是“愿望的满足”。3绝对的对象，作为人，因而在上帝那里碰到了绝对，但却没有认识到，他所碰到的就是他自己。整个这套哲学并不只限于宗教，它也涉及到艺术、意识形态、哲学，另外――鲜为人知的事实是――还涉及到政治、社会甚至历史。所以整个这套哲学都寄托在主客体本质的同一性上面，这种同一是通过人的本质力量在自我实现和异化中的展现而得到说明的：自我实现建立其对象；而异化则把主体和对象分离开来，使对象成为外在于主体的、物化的东西，并且把本质关系颠倒了过来，因为足以令人感到羞辱的是，主体发现自己受到以一个对象形式出现的自己的统治，而这个作为上帝或国家等等的对象，无论如何都不过是主体自己而已。

一定不要忘记，我在这里只能概括其前提的这种话语具有某种庄严的意义，因为它要求把由宗教的或政治的异化所造成的颠倒重新颠倒过来；换言之，它要求把人的主体属性中的想象的统治颠倒过来；它号召人最终索回对于他的本质的拥有，这种本质从上帝和国家对他的统治中异化掉了；他号召人最终再也不是在宗教的想象世界里、在“国家的天国”里，或者在黑格尔哲学异化了的抽象里，而是在此时此地的尘世、在现实社会里实现他的真正的人的本质，即人的共同体、“共产主义”。

人处在他的世界的中心，就这个说法的哲学意义而言，是指他的世界的原初本质和目的――这就是我们可以在强调的意义上称之为理论人道主义的东西。

我想，大家会同意，原本采纳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和异化的难题性的马克思，后来跟他决裂了；而且大家也会同意，与费尔巴哈理论人道主义的这次决裂，在马克思思想的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根本性的事件。

但我还想走得更远一些，因为费尔巴哈是一位奇怪的哲学人物，他具有“泄露天机”这样的癖性（如果可以容我这么说的话）。费尔巴哈是一位供认不讳的理论人道主义者，但是在他背后站着一整排的哲学前辈，他们虽然没有勇敢到如此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却一直在从事人的哲学，哪怕是用一种遮遮掩掩的方式。我决不至于贬低这一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它的历史功绩在于为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教会，以及反对它们的意识形态专家进行了斗争，在于赋予了人以地位和尊严。不过我想，我们也决不至于否认这样的事实：这个产生了伟大菱和伟大思想家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是和上升的资产阶级密不可分的，它表达了这个阶级的渴望，同时转译和传递着经由新法律体系（被修改成资产阶级商业法的旧罗马法）所认可的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经济要求。人作为自由的主体，自由人作为其行动和思想的主体，首选在于人能够自由地占有和买卖，在于成为法律的主体。

我想直截了当地在这里做出这样的断言：除了一些不合时宜的例外，古典哲学的伟大传统都是在它的各种体系的范畴中进行着再生产的活动――既对人认识的权利，也对人行动的权利进行着再生产。用人认识的权利，它制造出它的各种知识论的主体，从“我思”到经验主义的和先验的主体；用人行动的权利，它制造出经济的、道德的和政治的主体。我相信――但显然不能在这里证明――自己有权这样断言：通过被划分和伪装成不同的主体的形式，关于人、人的本质或人的类的范畴在古典的、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哲学里都起着根本性的理论作用。而当我谈论某个范畴所起到的理论作用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它是和其他范畴息息相关的，不改变整体所发挥的功能，就不可能把它和整套东西割裂开来。我想我可以这样说：除了少数几个例外，伟大的古典哲学都以含蓄的形式表述了无可争议的人道主义传统。如果说，费尔巴哈用他固有的方式“泄露了天机”，如果说，他把人的本质毫不含糊地摆在了整个事情的中心，那么这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能够逃脱使古典哲学通过划分不同的主体而把人掩盖起来的那种限制。这一划分――为了让问题简单一点，我们就说划分两种主体吧――使人成为一个知识的主体和一个行动的主体。这是古典哲学的一个特有的标志，它可以防止这种哲学做出费尔巴哈那种异想天开的声明。费尔巴哈自认为能够克服这一划分：他用人类主体自身属性的多元性取代了各种主体的多元性；而且他认为自己能够从出发去解决另一个政治上的重要难题――个人与类之间的区分，理由是克制了个人（因为它总是要求至少应该有两个人存在），并且已经创造出了人类。我认为，从费尔巴哈进行思考的方式可以明显地看出，早在他之前，哲学的主要关怀就是人。区别在于，人是被划分为不同的主体，还是被划分为个人与类。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远远不止是清算费尔巴哈而已：它的矛头同时既对准了现存的社会和历史哲学，又对准了古典哲学传统，因而也通过它们，对准了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我要说，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的反人道主义。如果我刚才这番话还有些道理，那么你只须把它跟我前面讲到的问题对照一下，也就是对照一下马克思跟斯宾诺沙和黑格尔在反对关于开端和主体的哲学这一点上的亲和关系，就能够看出我的意思了。其实，如果你考察一下那些文本，如果它们可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文本的话，那么你是找不到人这个范畴以及它的任何过去的或者可能的伪装物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那些论点构成了仅有的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的整体，并且引起了五花八门的解释。但是我看不出它们怎么可能允许任何一种人道主义的解释：相反，它们注定要排除这样的解释，把它看做唯心主义的一个品种，并且注定要让我们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

但是我们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们还必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反人道主义――也就是说，必须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和历史的理论不把人的概念当做中心的做法。也许我们应该先讨论两种反对意见。事实上，我们当然应该这样做，因为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出。第一种意见断定：任何按上述方式来构想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念，都将以漠视人、麻痹他们的革命斗争而告终。但是《资本论》通篇都在讲被剥削者从原始积累时期到成功的资本主义时期的苦难，它的写作也是为了有助于把他们从阶级奴役下解放出来。然而这并没有妨害马克思，相反却迫使他对具体的个人进行抽象，从而在理论上把他们看成是关系的简单“承担者”――而这就是在同一本《资本论》里，在分析造成他们被剥削的机制的过程中讲到的。第二种意见用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实际存在来反对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尽管一般说来是为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服务的，却同样有可能在特定的环境下、在特定社会阶层内部，而且甚至以宗教形式，表现出群众对于剥削和压迫的反抗。但是，只要你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且要根据它们在阶级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来判断它们，这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在这里当做赌注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是从人的本质出发，从自由的人类主体、需要、劳动、欲望的主体、道德和政治行为的主体出发去解释社会和历史的那一类理念企图。我坚持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历史科学并写出《资本论》，只是因为他跟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人道主义理论企图进行了决裂。

与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反，马克思声称：“社会并不是由个人构成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4而且，我们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5针对在《哥达纲领》中宣称“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那些人道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还反驳说：“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6有人还想象出比这更断然的决裂吗？

后果可以在《资本论》中看到。马克思表明，归根到底决定着某种社会形态并且让我们能够理解它的东西，不是什么幻想出来的人的本质或人性，不是人，甚至也不是“人们”，而是跟经济基础不可分的那种关系，即生产关系。同时，与一切人道主义的唯心主义相反，马克思表明，这种关系不是人与人的关系、面对面的关系，不是主体、心理学的或人类学的关系，而是一种双重的关系：人群与人群的关系，其本身又关系到这些人群与所有物――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你能够想象出来的、具有最大可能性的一种理论上的神秘化，就是认为各种社会关系都能够归结为人与人的关系，甚或人群与人群的关系：因为这就是假定社会关系是只牵扯到人的关系，然而实际上它们同样牵扯到物，即从物质的自然界中取得的生产资料。

马克思说，生产关系就是分配关系：由于它把生产资料归属于某个阶级，因而它也同时把人们分配到了各阶级中。阶级就产生于这种分配过程中的对抗，分配过程也就是归属过程。所有个人生来都是这种关系的一员，因而也都是能动的，是关系的一员，就像是自由签订的契约的一方那样，所以他们才受到关系的束缚；而正因为他们受到关系的束缚，所以他们也才成为关系的一员。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使人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把人们只看做是关系的“承担者”，或者说，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生产过程中某种功能的“载体”。这绝不是因为他把具体生活里的人归结为简单的功能载体：他在方面像这样看待他们，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生产中（也就是在剥削中）把他们归结成了经济基础内部的这样一种简单功能。

实际上，被看做生产当事人的生产的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只能这样：他被规定为关系的简单“承担者”、简单的“功能载体”，完全是匿名的，而且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因为如果他是工人，就可以把他扔到街头，如果他是资本家，他就可以发迹或者破产。总之，他必须服从于作为剥削关系、因而作为对抗性阶级关系的生产关系的规律；他必须服从于这种关系及其作用的规律。如果你不对无产者和资本家的个别具体的规定、他们的“自由”或者他们的个性进行理论的“归结”，，那么你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个人进行的那种严酷的实践的“归结”，即把他们只当做经济功能的载体，此外什么都不是。

但是，把个人当做经济功能的简单载体给个人带来了后果。不是马克思这个理论家像这样对待他们，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个人当做可以相互替代的功能的载体，就是――在作为资本主义根本性阶级斗争的资本主义剥削内部――无可挽回地在血肉之躯上给他们标出价码，把他们归结为只是机器的附属物，把他们的女人和孩子丢进工厂的地狱，把他们的工作日延长到极限，给他们刚够把自己再生产出来的报酬，并且创造出那去庞大的劳动后备军，从中可以获得其他的匿名载体，以便对那些正在受雇、能够有幸得到工作的人施加压力。

但与此同时，它也将创造出工人阶级斗争组织的条件。因为正是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即资本主义剥削――的发展本身创造了这些条件。马克思不断强调一个事实：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不仅通过把工人群众在工作场所集中起来，不仅通过把他们混杂在一起，而且首先是通过把劳动与日常生活的严酷纪律强加给他们，从而强行给工人阶级上了阶级斗争的课程。工人们所蒙受的一切，结果只能反过来在共同行动中反抗他们的雇主。

但是要让这一切发生，工人们就必须成为其他关系的一员，受到这些关系的束缚。

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不能只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而归结为它的经济基础。没有上层建筑的帮助，没有归根到底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法律－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阶级剥削就不能够维持――也就是说，不能够对自身存在的条件进行再生产。马克思除了在几处简单地提一下之外，并没有进行这项分析。但是从他说过的每件事中，我们都能推定，这些关系也同样是把具体的个人当做关系的“载体”，当做功能的“承担者”；人们只因为受到这些关系的束缚而成为关系的一员。例如，法律关系从实在的人中进行抽象，目的是把他当做简单的“法律关系的载体”，当做能够拥有财产的简单的法律主体，哪怕他仅有的财产就是他赤条条的劳动力。例如，政治关系同样从活生生的人中进行抽象，目的是把他当做简单的“政治关系的承担者”，当做自由的公民，哪怕他的投票只是增加了他所受的奴役。再例如，意识形态关系同样从活生生的人中进行抽象，目的是把他当做不是服从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就是反抗这些观念的简单主体。但是所有这些关系各自都把实在的人用作它的承担者，仍然决定着他们的血肉之躯并在那里打上印记，就像生产关系所做的那样。而且因为生产关系就是阶级斗争的关系，所以正是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些上层建筑关系，决定着它们的矛盾，也决定着它们借以在经济基础上面打下烙印的过度决定作用。

而且，正如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在生产内部为工人的阶级斗争创造了条件一样，你可以看到，法律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关系也能够――恰恰通过它们所强加的限制――为这一斗争的组织和意识做出贡献。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确实是在资产阶级关系的框架内，并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里来学习政治的。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只有把广大群众都纳入自己的斗争，才能够旧政权、它的生产关系和它的国家。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只有把工人拉进自己的政治战线（随后当然又屠杀他们），才能打败大土地所有者。通过它的法律和它的意识形态，也通过它的枪弹和它的监狱，资产阶级在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中教育了他们，其方式之一就是迫使他们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关，迫使他们挣脱后者意识形态的桎梏。

正是在这里，“归根到底”及其在“大厦”内部产生的矛盾作用可以干预进来，对上述那些悖论现象的辩证法加以说明。马克思不是借助于人这个荒谬的概念，而是通过完全不同的概念――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理解那些现象的。在理论上，“归根到底”所发挥的功能使我们能够说明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意识形态斗争这些阶级斗争形式之间的差异和不平衡，进而说明这些斗争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说明这种斗争存在的矛盾。

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正如在历史唯物主义内部起作用那样，意味着拒绝把对社会形态及其历史的解释植根于那种抱有理论企图的人的概念――就是说，作为开端性主体的人的概念，因为就在这个概念里找到了他的需要的开端（Homooeconmicus[经济人]）、他的思想的开端（Homorationalis［理性人］）、他的行动和斗争的开端（Homomoralis,juridicusetpoliticus［道德人、法律人和政治人］）。因为，一旦你从人出发，你就不可避免要受到唯心主义的诱惑，去相信自由或创造性劳动是万能的――也就是说，你只会完全“自由”地屈服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万能的脚下，这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就在于用人的自由力量的虚幻形式来掩饰和强加另一种力量――更加真实也更加有力的资本主义的力量。如果说马克思没有从人出发，如果说他拒绝了从人的概念里对社会和历史进行理论的推导，那么这是为了要和上述神秘化进行决裂――这种神秘化不过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力量对比关系的表现形式而已。

因而，马克思从产生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述作用的结构性原因出发（正是这种原因维持着你应当从人出发的幻觉）马克思从一定的经济形态出发，而在《资本论》的特殊情况下，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在上层建筑中被它归根到底决定着的那些关系出发。而且每一次他都说明，这些关系决定着人并给他们打上印记，以及它们如何在人们的具体生活中给他们打上印记，而通过阶级斗争的体系，活生生的人又如何被这些关系的体系所决定。在1857年《导言》里，马克思说：具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7我们可以把他的意思加以变通，然后说：具体意义上的人是被关系的许多规定［决定］的综合所决定的，他们受到这些关系的束缚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如果说马克思没有从那个作为空洞观念的人（也就是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压倒的人）出发，那么这是为了最终得到活生生的人；如果说他从把活生生的人当做“载体”的这些关系那里兜了圈子，那么这是为了最终能够掌握支配着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具体斗争的各种规律。

我们应当记住，从关系兜圈子，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使马克思远离活生生的人，因为在知识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上，也就是在他分析的每一个环节上，马克思都说明了每一种关系――从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到法律－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在人们的具体生活中给他们打上印记，使他们的生活受到阶级斗争的种种形式和作用的支配。马克思的每一次抽象都与这些关系所强加给人们的“抽象”相一致，而正是这种严酷的具体“抽象”把人变成了受剥削的工人或是剥削人的资本家。我们应当记住，这个思维过程的终点――它所导致的“思想具体”――正是那个给具体现实下定义的许多规定的综合。

马克思就这样把自己放在阶级的立场上，并且考察了阶级斗争的大量现象。他想要帮助工人阶级去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制，去发现自身生活在其中的各种关系和规律，从而支援和指导它的斗争。除了阶级斗争之外，他没有别的对象；他的目的是帮助工人阶级进行革命，从而最终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消灭阶级斗争和阶级。

马克思主义论文篇(5)

高校60％以上都是少数民族学生，以藏族学生为主，因此处理好民族关系、民族问题就是高校学生学习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要想处理好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做好民族工作，就必须坚持正确的民族观，即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在高校中开设《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概述》《中国民族理论新编》《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等重要的民族学课程，就是通过科学的理论学习，让同学们了解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的一般规律及解决民族问题的原则方法，在共同学习生活中有效地处理好民族问题、民族关系，友好相处，共同团结进步，让民族团结之花结出社会和谐稳定之果。

2．在日常教育管理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由于近几年达赖集团分裂祖国，与我们争夺青少年的阴谋始终没有改变，因此在高校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要不断加强高校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坚持旗帜鲜明、针锋相对、掌握主动、争取人心、强基固本的方针，始终树立高举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旗帜，谋长久之策、行固本之举，下好先手棋、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确保长治久安，在同达赖集团的斗争中，树立我们都是“战斗队”和“突击队”的信念，唯有全力以赴，才能胜利。发挥好宣传的主阵地作用，充分利用好第二课堂。我们要牢记“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育人指导思想，充分利用课堂外的活动载体，如班会、团学活动、社团活动等，积极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全过程贯穿、全方位贯穿，让爱国主义成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

3．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政策，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工作

社会实践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有着不可言喻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融入马克思主义民族的思想政治教育，让同学们感受到民族团结是福，分裂动乱是祸的实际意义。通过开展“暑期三下乡”、参观新农村建设示范工程等活动，亲身感受新的巨变，坚定各族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才能过上幸福生活的信念。在社会实践中，大学生可深切地感知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十六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和睦相处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基本观点，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证。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要经常性地开展“三个离不开”政策教育，使学生充分认识到藏族是我国各民族大家庭的重要一员，坚决维护民族团结，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相互依存的观念。通过扎实有效的宣传教育，大学生会深刻认识到，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全国人民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共同创造了绚丽多彩的中国民族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深刻认识到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所在，生命所在，各民族只有和睦相处、相互包容、同心同德、共同努力，才能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4．在校园文化活动中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校应在各项校园文化活动中融入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让学生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当代大学生共识、实现团结和谐的根本途径。因为核心价值观蕴含着人们对世界、人生、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价值共识，深刻影响着每个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是人们思想上精神上的灵魂旗帜［4］。是多民族地区，要把人们思想意志凝聚起来，没有一个有效发挥统摄作用的核心价值观是不科学的，因此在高校中通过开展诚信教育、学雷锋活动、新旧对比教育等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可让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在科研中育人

马克思主义论文篇(6)

【正文】

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维系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我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思想保证。同时，思想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日益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但是由于观点和方法的偏差，有些学者对思想有种种曲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曲解就是认为思想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因素，并有断言，正是这种民粹主义因素在某些方面左右着中国革命的进程。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其论著《的中国及其发展》中说：“民粹观念的冲动曾是革命时代的主义的特点。”（［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167页）同时他又认为，在革命胜利后，民粹主义还存在于思想中并影响社会的进程。因此他断言：“不仅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伪装下民粹主义者而且民粹主义思想和要求还深刻地影响了他修改和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同上书，第51页）有些日本学者也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俄国民粹主义者”，象“群众路线这个后来由定型化的革命观和人生观念，可以从俄国民粹主义中找到它的背景”，“在思想背景下有俄国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作为他终生不变的思想上的潜流在持续不断地流动着。”（《日本学者视野中的》第26-30页）

这个观点涉及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扭曲或变形、甚至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相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民粹主义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在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其一系列观点的形成和演变始终反映出小生产者的目光短浅、互相隔绝，对自己单独经营的田园生活方式的依恋心理，它充其量是一种狭隘的、落后的社会主义思潮，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在哲学上，民粹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地把适合“人类天性”的社会理想等主观意识看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认为历史只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在历史主体问题上，民粹主义断言英雄创造历史，而视群众为“群氓”；在历史进程问题上，民粹主义否认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历史作用，主张在小生产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革命力量问题上，民粹主义否认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而断言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和“天然的革命者”，只要唤起农民、发展农民“村社”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但是，民粹主义并不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正如列宁所说的，它只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代表农民的利益。对民粹主义的这些思想，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批判，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扫除了障碍。

认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根据之一，是所谓思想关于历史发展的主观唯心主义因素。梅斯纳说，“强调觉悟在创造历史和革命方面的作用，这反映出主义长期存在的唯意志论和民粹主义倾向”。（［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55页）他说：“主义者认为‘主观能够创造客观是首要的信念’”，（同上书，第337页）“对来说，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且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们的思想和他们从事革命的意愿。”（同上书，第55页）

我们先来看看，思想究竟有没有把精神性的意识、意志和觉悟看作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曾清楚指出，“感觉和思想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哲学批注集》第145页）“世界是物质的，不是精神的。物质决定精神，不是精神决定物质。”（同上书，第296页）“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选集》第1卷第384页）“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同上书，第302页）

当然，思想并不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在坚持物质因素的首要作用的前提下，思想的确具有重视精神、意识、觉悟作用的特点。例如1936年在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时就说过：“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他又说过，“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同上书，第182页）还从哲学理论的角度指出：“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同上书，第326页）

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思想关于物质的作用和精神的作用并不是等量齐观的。思想将物质的作用看作本原性的、第一性的作用，而精神的作用、甚至决定作用是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就一定意义上讲的。如果坚持了物质决定作用就不能肯定精神的巨大作用，那就贬低了人的主体价值和作用，最终必然陷入宿命论。假如强调精神、意识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就是民粹主义因素的话，那么恩格斯的“赢得战争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232页；第16卷第211页）的论述也是民粹主义的了。

毋庸讳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的某些阶段，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确犯过某种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错误，但是我们认为，这些错误并不是民粹主义潜流的显现，而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挫折和偏差，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社会原因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挖掘。然而从根本上说，思想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展开。

认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义因素的依据之二是所谓它对职业专长的敌视，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极不信任态度和对群众特别是农民自发意识的推崇。（［美］莫里斯·梅斯纳：《的中国及其发展》第48页）梅斯纳说十分欣赏农民天生的“智慧”而很不信任城市知识分子所带来的知识。（同上书，第192页）永野英身把与巴枯宁作类比，断定是个民粹主义者而不是马列主义者。他说，说的“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与巴枯宁的“农民是不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是一致的，甚至他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与巴枯宁说的“只有人民自发的行动，才能创造人民的自由”是相似的，（《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思想》第30页）的群众路线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路线。

我们认为，这些观点中存在着很多误解。长期以来，我们党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是极为重视的。早在抗战时期就指出：“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选集》第2卷第618页）“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同上书，第620页）因此，提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加强革命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之后还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选集》第5卷第227页）“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同上书，第462页）“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同上书，第472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就是群众史观。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选集》第3卷第103页）并确立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与巴枯宁推崇人民自发意识的思想相反，在肯定人民历史创造作用的同时，思想也强调教育群众的重要性，克服群众行动的自发性，增强其自觉性。说，“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为解放自己而斗争”。（《选集》第4卷第1322页）

马克思主义论文篇(7)

【英文摘要】ThisarticleanalyzestheconceptionandconnotationofWesternMarxismaswellasitsrelationswithLeninism,holdsthatWesternMarxismisnotaunifiedschoolofideologicaltrend,and,basedonaconcreteanalysisofG.LukacsandE.Fromm,proposesthreecriteriaforjudgingthenatureofWesternMarxism.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卢卡奇/弗罗姆/WesternMarxism/Marxism/Leninism/Lukacs/Fromm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3)04-0067-04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思潮，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之后又不断发展，20世纪50—60年代达到高潮。习惯上，通常指由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所引发的西欧和中欧地区左翼激进思想家(包括部分共产党员或被开除出党的理论家)重新诠释马克思学说的思潮。我国学术界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但对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目前学术界还存在着诸多争论。对此，笔者不揣冒昧，拟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内涵、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界定等三个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内涵仍有不同看法。大致有两种观点：

一是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存在是一个不依人们赞成与否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因为不仅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的卡尔·科尔施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1930)一文中首次使用了这一概念，并将它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或“正统马克思主义”明确对立起来；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梅洛—庞蒂也在《辩证法的历险》(1955)一书中专章讨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并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其后英国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6)一书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并从形式的转移和主题的创新等方面规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存在种种的分歧和对立，却仍然构成一种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1](3)这一切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并非主观杜撰，而是实际生活中确实存在着的一股思潮。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国外并不是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有确定涵义的概念。在国外比较常见的有三种用法：(1)地域性概念。如，前南斯拉大学者A·格尔科奇科夫主张按地域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东方马克思主义”(即苏联、东欧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即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和“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即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不仅包括欧美等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还包括那个地区各国共产党的理论；(2)梅洛-庞蒂的概念。他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指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阐述强调辩证法和无产阶级主观革命性的理论，是与列宁主义根本对立的一种思潮；(3)佩里·安德森的概念。他的概念“既是世代性的，又是地域性的”，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

上述几个概念各有自己的根据，但也各有自己的片面性。例如，梅洛-庞蒂不顾卢卡奇本人的反对与抗议将他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并把葛兰西这个忠诚的共产党人也包括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中去；佩里·安德森则没有注意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其共同点之一便是否认“苏联马克思主义”即“正统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当然还包括“斯大林主义”。

笔者认为，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严格地说不过是西方各国家中主张重新阐释和补充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种通称，它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派，也没有形成一致的思想体系，只是一些研究者的文章、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倾向而已。它包括众多的派别、庞杂的内容，在政治和哲学问题上都存在重大分歧和争论。很多派别和人物的思想，前期和后期有着较明显的变化。而且，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是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大革命浪潮的失败，使一些人对十月革命模式的普遍性产生了怀疑，加上后来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逐渐出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使人们对苏联模式的“极权主义”望而生畏，但他们又不满意资本主义世界，所以试图重新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并结合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成果做出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传统”的新的解释。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也有明显的不同。例如在人的本质问题上，赖希、马尔库塞等与马克思的观点就有差别；甚至有些学者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多少相同之处。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不能笼统地将之视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发展出的一个统一的派别。因而，是否需要继续使用这一概念，也必须认真思考。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从地域来划分都是不确切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体系，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不是哪一国家或哪一地域的无产阶级)完整而彻底的世界观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和纲领。把它按地域来划分是荒唐的，按某些观点的不同来区分也是不妥的。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只能按照它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来做价值判断。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观点，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该从其特定的时代和历史环境出发进行深入研究，以从中获得某种启迪，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列宁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革命的战略、策略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列宁的主张；在哲学上提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但我们不能因此得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非”或“反”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这实际上涉及到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

其实，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列宁的观点和理论的人早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即已存在。第二国际的左派代表德共(斯巴达克派)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的女革命家和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就是如此。卢森堡曾和列宁一起同第二国际中的修正主义进行过斗争，但卢森堡并不同意列宁对俄国孟什维克的态度和有关工农的思想，列宁为此曾严厉地批评过她，但仍称她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马克思主义杰出代表”。而历史则证明卢森堡对列宁的某些批评并不是错误的。同样，曾经侨居苏联13年之久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卢卡奇对列宁主义也不是全盘接受。其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卢森堡和卢卡奇以及列宁等人都是更多地从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实际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而列宁自己的论断也不是百分之百地同马克思相一致的，例如，他的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胜利的学说即是。至于卡尔·科尔施在其《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中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或“正统马克思主义”公开对立，除了上述原因外还与苏联自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然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并通过其控制的共产国际，向各国党发号施令，对于不赞同或不完全赞同它的观点、政策的共产党和共产党人采取排斥、打击的做法有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观点上出现的多样化局面，除上述两大原因外，更多是由战后的现实决定的。二战后，从法西斯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东欧诸国，无论其本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还是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均不同于苏联的具体情况，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因此，东欧诸国虽然在多方面不得不屈从于苏联，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上，却不能不带有自己的特点。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包括共产党人，由于较远地离开了苏共的控制，在思想上有更多的自由。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探索革命道路、革命策略和战略等问题上势必会不同于列宁，从而也就更多地带有本国和本民族的文化历史色彩。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一再强调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248)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观点出现多样化的局面不仅与各国的社会现实、文化传统有关，而且在理论上也是有依据的。

其实，不仅在西方，即使在中国，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以及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在马列的著作中也是找不到的，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自己的国情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的结晶。再如，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哲学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表述上也不同于以往，并出现了多样化的局面，显然这也是正常的，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

西方马克思主义(我只是约定俗成地使用这个名词)的出现，尤其是他们在政治和哲学理论上所作的积极的探索，可以理解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运用，甚至是必要的补充和发展。因而不应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异端”甚或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潮不加分析地排斥和批判。当然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完全肯定，而是要承认它的出现缘由是不可避免的，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所具有的积极的一面应予以肯定并加以借鉴。同时也应看到其问题也是明显的，它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并没有在社会实践中获得富有成效的检验；它在揭露资本主义弊端、批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时，虽有一些深刻和锐利的见解，但也因缺乏历史分析而多有偏僻之处；在强调总体革命、倡导文化批判时，既有全面审视的深邃目光，也有忽视经济基础的致命缺陷。对此，我们在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时，应当认真辨别，谨慎对待，具体地分析其错误产生的根源，以为借鉴，帮助我们找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性。

三

前文已述，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对之进行具体分析。我认为，判断某一学者及其观点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应从其思想的实质、阶级性等方面进行判断，为此标准主要应当依据三点：(1)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2)是否在实践中坚持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斗争；(3)是否坚持以实现共产主义即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为最终的奋斗目标。如果坚持了上述三者，即为马克思主义，否则便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应当肯定，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则必须批判和摈弃。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下面试以卢卡奇和弗洛姆为例略作分析。

在被列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中，卢卡奇是20世纪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多的思想家之一，国际上形成的“卢卡奇热”曾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从20年代起，他因不完全同意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而被苏联及他的祖国的不少共产党人当作“修正主义”代表受到多次批判，50、60年代他受到的批判更为激烈。与此相反，他又被一些人誉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列宁逝世后过去50年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典范”。同时，东西方都有一部分人从肯定或否定的意义上把他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开创者。尽管有关卢卡奇的争论至今仍未结束，但从其主导思想和基本观点来看，他无疑属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思想家之列。

首先，从他1923年发表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主要内容来看，是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阐述阶级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阐明无产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之点；他在30年代以后写的一系列著作，如《我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930)和《艺术与客观真实》(1934)，则表明他已经克服了此前自己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唯心主义成分，如不承认反映论，过分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等；而他晚期所写的三部著作《社会存在本体论》、《审美特征》和《民主化的进程》，更是他毕生创造性探索的重要成果，无论在理论内容上还是逻辑结构上都富于总结性。

这三部著作，是他晚期思想的三个组成部分，有着内在的相互联系。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他以劳动范畴为核心，试图评论人类实践、目的性活动的基本性质。他设想在克服《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若干理论错误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新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理论体系。1963年写成的《审美特征》一书则是以社会存在本体论为基础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构架和主要范畴，也是他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美学研究的一大尝试，这本书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他还把理论探索推向政治领域，试图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在1968年写成的《民主化的进程》一书中，卢卡奇运用马克思阐释过的“市民社会”、“类存在”和人的目的性活动的概念，试图建立一种有别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新的政治学说。如果说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提供战略的指南；那么，卢卡奇的《民主化的进程》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时代的产物，着重探讨的是如何从体制上解决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目的，不在于描述一种固定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在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进一步民主化，从而揭示逐步趋向未来的可能性。在他晚年的多次谈话中，还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新和社会主义民主化问题。

从卢卡奇一生思想的发展过程来看，他始终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始终关注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而且从他的整个思想过程来看，呈现出一种向上向前发展的显著特点。特别是卢卡奇的晚期思想和著作，不论就建设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还是美学的基本理论来说，都蕴含着丰富的理论遗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其次，卢卡奇在政治上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于1918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随后成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红军师政委，领导恢复军队的秩序并抗击协约国军队的武装干涉。匈牙利共和国被颠覆后，他作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继续为匈牙利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而坚持斗争。1945年，他自苏联归国后，参加建立新文化工作，并担任华沙和柏林两地科学院院士。1948年起，他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同匈牙利共产党内部“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其后又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作了批评并因此被卷入匈牙利事件而受到拘留。卢卡奇的一生虽然主要从事理论研究，但他关注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主张社会主义国家需要进行改革，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他在谈到自己时，确认自己一生中最积极的一个方面是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为它贡献了一生”。他对自己的评价，得到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在纪念他百年诞辰时的完全认同。

综上所述，卢卡奇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同被列入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弗洛姆则很难说是属于马克思主义行列的了。弗洛姆是一个心理学家，深受弗洛伊德影响，他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学说，但不同意弗洛伊德的本能论。他强调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社会因素的作用，认为在社会影响下，实现个性化的过程也就是性格形成的过程。他批评资本主义社会是病态的不合理的社会，主张改造这个社会，但不是进行社会革命，而是通过精神分析来治疗人们的病态心理。

弗洛姆曾致力于把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综合”起来，“试图找出弗洛伊德学说中那些仍然闪烁着光辉的思想和那些需要修正的论断。对于马克思我也是这么做的。在理解和批判这两位思想家后，我终于达到了那种综合。”[3](8)之所以要对两人进行“综合”是因为“在复兴人道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思想仍是重要的指路明灯”，但又各有不足。马克思低估了人的的复杂性，“没有认识到人性有其自身的需要和规律”，“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人的性格概念”[4](265)；而弗洛伊德的学说又“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仅以家庭中的人为“认识对象”，因此，在弗洛姆看来，将两位思想家“综合”起来，克服二者的局限，将能创立更为全面的新的社会批判理论。

弗洛姆认为马克思高于弗洛伊德，并肯定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和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认同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首先是“一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甚至宣称“代表了西方传统的精华”。[5](89)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认识却是完全错误的，例如，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主义”。[5](23)同时，由于弗洛姆只是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学术研究对象，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联系起来，更没有在实践中为捍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斗争，更谈不上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因此，我们很难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至多只能说他曾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他与卢卡奇虽然都被列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他们两人却不是同一类人，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也应该作如上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收稿日期：2003-08-10

【参考文献】

[1][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台北：台湾光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美]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