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篇(1)

关键词：人的本质;实践

以前的哲学在追求世界的本质和人类意识的分析方面，都离不开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早在古希腊哲学对本体论的贡献，人类哲学的起点是本体论，随着本体论之后的认识论，在逻辑上是没有先后的，只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人类发现的对象不同，认识论和本体论在时间上是没有先后的，本体论对认识论在逻辑上有优先性，没有本体论的认识论无效。人类最初对于世界的探究的目的来源于人类本身对于自身的不了解，人类需要通过客体（对象）才能反射自己和认识自己，于是本体论是人类的首要对象（在逻辑上而言），对世界的本源问题的思考，其实也是对人类自身的本源的思考。到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那里，人类的存在被命名为“此在”，是探究一切存在的基础，此在在存在中强调了存在是没有概念的，我们只能通过此在这个点理解存在的意义，中体现人类本质的重要性，也是对人类的进一步认识。由此，我们就会问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的价值是什么？下面我们从认识论，宗教角度，和存在主义角度来浅析人的本质。

一、认识论角度的人的本质（一）康德———人的本质是目的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驱，在道德实践中，人作为感性的存在，不是作为人的本质存在的，因为感性受到经验的限制，受到自为的和自然界的抑制，这并不是人的本质，人不是一种手段，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活动，人是目的的。对于人是目的，康德的哲学突出了对主体的关注，同时也涉及到了本体论作为认识论的优先性，同时在确定人的主体时，体现了康德哲学对人的自由和价值的肯定。而对于的人的目的性而言，人的目的是从和而来？是自己设立的还是先天的？如果是自己设立的，那么人的目的是来自经验的，来自于经验的目的是不能得出人的目的性的本质。这样的设立反而把人是看做是自己支配自己的机器，这样的机器完全受到自然本能性的控制，这不是目的，这是奴隶；目的，人的行为是不受经验控制的，而出于理性的。

二、宗教观的角度，费尔巴哈———人的本质就是类或类本质

费尔巴哈曾经说过：“我的第一个思想是上帝，第二个是理性，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是人。神的主体是理性，而理性的主体是人。”人是感性的，人是活生生的，是现实的人，是有生命的人。人作为人，人的本质是类或类本质。费尔巴哈也说：“人的本质在对象中显现出来，对象是他的公开的本质，是他真正的，客观的我。我不仅对于精神上的对象是这样，而且，即使对于感性的对象，情形也是如此，即使离开人最远的对象，只要确是人的对象，就也因此而成为了人本质的显示。”人的本质是在社会现实中所显现的，人是感性的理性的爱的等，都有其对象，主体的本质在对象这面镜子中显现。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费尔巴哈用爱来反对一切的社会现实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真正的存在者，应该是思维者和存在着的。一方面的本质就是人的生存目的，人的价值体现，另一方面就是上面所说的在对象中显示的。类是普遍性。而人的本质就是类或类本质。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的人的本质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里面说：“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因此，他也就能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可是，对于坏的感性来说，对现实的人来说，这丝毫不妨碍这些界限依然存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思想上本质是存在形而上学性，对于人的本质脱离了社会现实性，是空中的楼阁，要把人的本质落实在地上，费尔巴哈在一定上落实到了社会现实上，但是他的现实关系是抽象的，为了了解人的本质是自己的本质，做为感性的存在，他回到了宗教的庇护下，利用爱来解决实际社会问题，这样的人的本质只存在中间地带。于是马克思回答关于人的本质回到我们要回到历史中和实践中，他说：“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经济学手稿》中说：“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的人是在实践的社会中实现自由的人，这样的人的本质是属于历史中的，是要不断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人的本质是属于潜在性的，在康德的哲学中我们所理解的人的本质是自由的，自由是先天的没有目的的道德实践的，人应该是理性为自己立法然后再实践中执行没有结果的行为，这是人本质的一点。另一方面，人的本质是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属于社会的，人的本质存在是辩证的，人是联系，发展，矛盾，否定的否定的；费尔巴哈说在人的本质上是类或类本质，由此人的本质是在历史中的，马克思在人的本质异化和人的本质解放上说是一种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的本质是需要实践革命的，通过进化才能得到人的本质，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海德格尔关于人的本质的此在表明了人的本质的主体性，由此马克思提出“人类解放的任务是彻底清除自我异化的根源而实现人的本质的解放”所以人的本质的实现是在共产主义中的，人的本质只有在共产主义中才会完满。因此，对于人本质的探究和追问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停留在经院哲学里面的问题。

作者:张晋斌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2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表现形式；问题；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一直以来是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经历了上百年的历程，得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实践”的重要理论，推动了我国现代化政治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被中华名族所认同和接受，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以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为基础来构建的哲学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最早是在1938年10月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以中国国情和实际情况为出发点所提出的重要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则具有四个特征：第一，针对事情本身；第二，对时代精神的表达；第三；具有特定时空性；第四，不断地被本土化。根据马克思的构成和特征，从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一个不断被深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概念最先是由艾思奇等所提出的，主要是讲利用辩证唯物论对中国通俗化和现实化问题的处理，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涵有着一定的联系，同时这一理论已经成功运用到科学、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历史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和丰富，在表现形式上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除了上述“一般涵义”，还包含具体化、民族化、通俗化的“特殊涵义”。所谓具体化，就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行哲学概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所谓民族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继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总结中国人民奋斗的实践经验，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所谓通俗化，就是用人民群众通俗易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原理，实现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有学者指出，特别需要在哲学范畴、语言的选择与创造上下功夫，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严谨、规范、富于论证性的学术品格。

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间不仅存在联系，同时还有一定的区别。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更为复杂一点，具有民族化、通俗化以及具体化等特殊内涵。其中民族化是指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方法以及立场对中国的哲学遗产和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和继承，结合实际经验，使其具有中国派和中国作风，同时还具备精神风韵、哲学原理以及价值取向等内容。通俗化则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和原理的表达，在语言文字上必须要采用人民群众通俗易懂和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达，使哲学挣脱书本和课堂的束缚，真正实现人们对哲学的理解，有效地利用理论知识来认识和改造世界。而具体化则是指对中国历史的经验和马克思哲学理论进行哲学概括，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辩证唯物论，促进中国改革建设的发展。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性，必须要把握好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近代中国的革命必须得有科学的方法论和世界观；第二，针对当前社会的不同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算得上是一种科学合理的方法论和哲学论。通俗地讲，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性来源于其在中国的实践，是近代中国革命所必须的。曾经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之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挥这么大作用，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近代中国革命需要这种理论知识，具备这种条件，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能够更好地被中国人民所利用。”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各种思想理论的比较过程中，慢慢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逐渐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俗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相关问题

目前，我国学者对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都抱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主要有现实和理论之争，部分学者为了超越这种概念，走上了现实与理论相结合的道路，大力倡导在实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时候，必须具备一定的学术视野和现实眼光，同时还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具备独立思考的空间，并保持清醒和理性的状态。这种理论虽然目前很受大家推行，但是其自身还是存在很多的弊端。比如，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是根据中国的实际问题所提出的一种哲学理论，而这种“结合论”的哲学理论在形态上还是比较模糊，从文化学基础上来讲的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从哲学的现实性意义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将中国的现实问题融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根据以上所讲的内容来看，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体现的结构特征主要有现实性的坚持和理论性的保持。

我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在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的哲学理论，在特定的时代解决其实际问题，要想其理论更好地在一个国家实现，其主要前提是这个理论是否符合这个国家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这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敏锐的捕捉到了时代的特殊，准确的在1938年10月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也深刻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非是圣旨，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早在1930年5月就已经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明确的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国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融合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不断变化的、是具有时代特征的，也正因为这一点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进一步的提出了人民民主理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方略，提出了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任务，并将党的工作的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由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上来。这是一次思想，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次艰辛探索，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继续和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历史车轮的行进，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严重失误，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给广大干部、群众，甚至是整个国家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而此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同志，虽然在粉碎“”，开展揭批“”运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他僵化的的坚持“凡是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使得彻底纠正“”错误的要求和愿望遭到了严重的阻碍，党和国家在工作上出现了徘徊的局面。此时已经恢复党内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为了彻底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思想的科学性，强调了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由此党内开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是继之后有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解放运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闭幕式上，邓小平同志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更进一步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高度评价了之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提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上来，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实事求是”的思想精华。而这一次的变革，不仅仅是邓小平新的理论的提出，更是一次“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结合，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时代、历史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之所以要中国化，除了解决中国实际性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避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知识阻碍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讲，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也只适合西方国家，并不适用于中国，如果将其直接照搬的话，很容易阻碍中国的发展，并且不容易在中国环境下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但是要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也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从全球的文化形态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本身就具有世界和中国的“时代性”。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不单单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辩证活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两种哲学形态之间的转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对中国的革命、建设以及改革进行指导的过程，并不是说全部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语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编制和表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结合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的实际情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的具体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形式。

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具有哲学化，根据中国建设、革命以及改革的实际情况，有效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研究中国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特色。比如，在中国民主革命的时候，曾提出“实践论”和“矛盾论”两大理论，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时所提出的“两类矛盾”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理论，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中“实践论”和“矛盾论”两大理论对于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第二，方法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在实际工作中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以及工作方法，使其成为方法论和世界观的统一体。其中实际工作方法就是对世界观的应用和体现，将科学的世界观转变成实际工作中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以及工作方法，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比较突出的一个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第三，群众化，简而言之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被人民群众很好地接受和掌握，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武器。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真正被人们所接受，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和宣传，加大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第四，实践化，将理论知识有效地运用到实际情况中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符合中国国情，根据中国的特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和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实践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的实践和理论意义，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思考

21世纪的到来，国际的局势在不断变幻，世界已经从单纯的两极对抗，变成了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南北合作，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合作发展，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必然。如何掌握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知识已经成为了当下中国整个时代的任务，而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更应该很好的去学习与实践。年轻的我虽然思想稚嫩，但我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有一些思想，我觉得：

（一）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结合实际情况

通过历史经验可以看出，我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发展，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具备一个正确的思想路线。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知识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社会的发展。对此，必须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行不断地改革和创新，使其更加符合时代的需求，同时还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制定具体的理论基础，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二）正确认识文化的多样性与指导思想，正确批判和继承传统和外来文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是以中国的文化为基础的，同时还与其他国家的文化是相互联系的，从而推动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多样性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其社会生活，但是在目前经济条件下，由于处在一种多样文化环境中，其思想领域经常会受到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对此，对中外文化的优秀内容要进行有效地批判和继承，并且不断地进行创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三）大力宣传和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家，其哲学传统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大力宣传和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强人们的思想教育，积极开展思想教育活动，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要想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不仅要做好理论知识的教育工作，同时还要结合本国国情和实际情况，更深层次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内容，使其更符合中国特色发展，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尹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新阶段[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1）

[2]王桂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文本解读与形态创建[J].党政干部学刊，2011，（12）

[3]李岩，田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J].鸡西大学学报，2011，11（3）

[4]李成旺.历程、效应与展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再考察[J].学习与探索，2010，（5）

[5]于伟迪.浅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历史进程[J].大观周刊，2012，（23）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篇(3)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范式；合法性；文化哲学

有幸在《哲学研究》2005年第8期上读到衣俊卿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研究》[1]一文（以下简称《机制研究》），仔细研读，多有对话之冲动，故不揣冒昧，提出与衣俊卿先生共同探究。该文表征了我国哲学界的一种主流哲学话语，提出在哲学研究上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范式蕴含的内在演化机制的逻辑转换是我们更加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条重要路径。文章从实践哲学范式与意识哲学范式的划分，追寻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架设哲学范式演进史这一坐标来奠基“西马化”方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合法性，并指出文化哲学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选择。

一、“实践哲学范式”与“意识哲学方式”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范式

《机制研究》一文第一部分，对西方哲学史上的两类哲学范式作了一种目的性的梳理，引文德尔班语指出：“一种是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另一种是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WWw.133229.cOM让我们暂时搁置这一划分，先来重新考察实践哲学与意识哲学的源流及其意义。“实践”一词在古希腊文献中早已有之，经过亚里士多德得以系统归纳，他认为，存在着两种实践形式，即为了外在目标的实践和本身即是目的之实践[2](p-227)。并接着说前一种形式属于“做”、“生产”。后一种为哲学意义上的实践。这里是说实践的行为是与一般的“做”有严格的区分的。真正的实践是趋向目的的过程和以本身为目的的行为活动。当然这里只是对行为过程中的伦理致意“善”的确证，并无对实践的形而上学探讨。在中世纪时把“实践”理解为“poiesis”(生产)、思辨、意志选择等，“实践”的理解愈加狭隘，实践被局限在宗教生活的视野中。近代由启蒙运动肇始的科学主义，信奉‘实践=生产’这样一个公式化的思维，更是致使亚里士多德的伦理之知日益被边缘于知识之外。正是在这样一个实践哲学失落与遗忘的时代，经由康德的先验哲学的全面清查，在此实践哲学的得以公开明确的恢复，在无法克服的二元对立的困境下，高扬主体意识。它的蕴意触及了人的行为道德价值问题，人的国家、法律、社会的本质问题，并且确信了三个理念的假设（上帝、灵魂、意志的存在）。但他是从先验的形而上学的角度提出实践的终极至善的目标，没有能够把此种实践置于社会现实，因而是“空洞式实践。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则在前人基础上，认为“理念，只要概念现在是自为地确定为自在的概念，就是实践的理念、行为”。[3](p-411)

而意识哲学实际上就是指由笛卡尔“我思”哲学所开创的,由洛克经验主义认识论特别是康德的先验哲学理论确立起来,而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鼎盛状态的近代认识论哲学。意识哲学的核心即认识论或知性的思维方式。它具有同一性的特点，在主客体二元对峙的视角下，造成主体对对象世界形成了虚假意识，试图通过理论的体系化来反观世界。强调唯我论，即在缺乏认识的能力的前提性批判与身处的外在世界的尚未达到充分自觉地情况下，断言“我思故我在”后经康德、黑格尔拓展。而且意识哲学也强烈渴求知识的客观化，希冀人对知识在解释客观世界中的完备化。知识学上的客观性反证了唯我论的先验性，而观念上的唯我论又必然要求建构起客观的知识学——因为经验主义始终是西方人试图摆脱、而又难以摆脱的思维痼疾。康德把观念的唯我论看成是先验的东西,把知识学的客观性交付于是现象界,进而不再把先前在经验论及唯理论那里贯注于知识体系中的哲学“基础”作为客体看待,而是直接看成需要进一步考察其合法性的“命题”。

古代与近代的西方哲学在主客二元对立的实体性思维中，无法跳出实践理解的“黑洞”，因而也就谈不上从实践视角理解人与世界以及唤醒鲜活生命的“自我”。文德尔班两种哲学范式的划分本身是从他虚构的二重世界出发理解价值论的一种反映，两者分立本身就陷入了虚无与机械。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最为典型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此在”，无不是在寻求回返自我之境域，是在理性和科学知识压抑和****中阐扬生命的“真我”是对哲学研究的一种转向的推进。但我们应该看到在表达之中我们不能知道西方哲学界那个既不主体也不客体的我是实体还是虚无。如果按照衣文的理解整个西方哲学史中无疑是没有人走出意识哲学领地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不同，它从一诞生就是反对纯粹思辨性质的哲学。他是无产阶级阶级解放的理论武器，也是现代中国建设的伟大旗帜，它从方法论或认识论角度来看实践而不是以此作为本体论。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实践与以往的实践理解根本不同。它是在诉诸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革命中寻求到的新的实践——革命的实践。以往的实践是抽象的实践，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践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4](p-75)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获得了双重含义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并以此获得了哲学上的革命的变革，“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5](p-57)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具有社会和个人的二重性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异化劳动的原因、形式和结果的分析得出了实践是以人自身为目的的对象性活动的结论。实践自身应具有现实性、发展性、唯我性以及不断与外界进行综合交换的特性。晚年的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和丰富了实践的内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论等著作中，不断发展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基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实的需要，列宁着重从认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点” [6](p-1837并且强调“如果把实践标准作为认识的基础，那么，我们就必然得出唯物主义” [7](p-1397正是在发展的实践的路径下，不断取得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这里从纵向看实践的发展，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直是指导无产阶级解放革命变革的实践理论而从不是什么意识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特别如在1859年马克思回顾他的思想发展过程时，阐明他在布鲁塞尔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到“总的结论”时，甚至根本不提“实践”二字，只从生产出发，经典地概括了他的唯物史观，并在这种观点指导下，进而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使共产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实践概念化，而是深入他的理论体系中，深入他们要奋斗的事业中去。因此，想用“实践唯物主义”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确实是“突破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但是，这和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进程正好背道而驰，所以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而是要倒退到他已经抛弃掉的哲学上去。

考察西方实践哲学与意识哲学历史发展，是为了认清这两种划分的局限。现在就让我们在回头看文德尔班的这两种划分以及文中“前一种是围绕着理论问题展开的哲学，即围绕着“那些一部分属于对现实世界的认识问题，一部分属于对认知过程本身的研究问题”，主要表现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后一种是围绕着实践问题展开的哲学，即围绕着“在研究被目的所决定的人类活动时所产生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社会哲学、美学、宗教哲学等”。文中引借新康德主义文德尔班对实践的认识只不过是康德实践哲学的进一步“变种”，仍然还是在近代传统思维下对西方实践哲学的一种抽象性积淀的理解中加以阐述。他所阐明的实践与马克思对于实践的本质相距甚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视野下的实践是具体而且是现实的，置于了社会生活中。但文德尔班的实践是一种抽象、空洞的，没有站在社会现实中，还没有回归现实大地。作者当然明白，那为何还要以此来作坐标呢？目的当然是要辩护实践本体论并划破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其实关于这种划分并不是什么新的可以刺透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利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屡见不鲜，从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正是利用新康德主义作为自己直接理论来源，主观臆造马克思和晚年恩格斯的对立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面篡改。在这个划分中以及西方的理性主义对主体性人的淹没的反思中，高度重视人的价值性生成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把这个作为划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过程中范式变化的坐标系，是异质相比，是不合法的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与新康的主义文德尔班的实践理解的有着本质性区别那么它的范式划分显然是不能套用和解读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的，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也不存在这一内在逻辑性，只不过是衣文“一厢情愿”罢了。

衣文第二部分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过程的范式变换，主要理论逻辑如文中所说：“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通过彻底的批判精神明确无误地展示出实践哲学或社会哲学的范式；尔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体系化和科学化过程中明显转向了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的范式。”（《机制研究》）我们在这里不必套用实践哲学范式与意识哲学范式来一一澄清，下文（第二部分）将结合马克思早期哲学评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西马化”具体说明，马克思晚年以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意识哲学范式下的哲学。这里想强调二个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空洞的实践哲学即当前学界的“实践本体论”；二是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具有历史合法性，马克思以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文中刻意叙述马克思内在存有两种范式逻辑转换，都是对马克思学说的片面解读，不仅导致了对马克思学说整体构成的遮蔽，而且也因为看不到动机而导致对马克思学说建构过程的遮蔽。因此，这种解读的方法的解读就不是解读马克思[8](p-337)。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他的整个理论的学说也是站在这样一种制高点来扬弃以往旧哲学的，他已经超越了近代的哲学思维方式。文中的两种范式是近代思维范式与马克思主义思维范式本质相距甚远。依据这样的划分不是发现、发展马克思，而是随意依据“不合法的依据”（像借文德尔班、）随意解读马克思，结果是令人难以置信，往往背离了马克思。

二、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西马化”的问题

文中作者用了较长的篇幅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变，套用文中的话语格式就是，其宗旨不只是为了探讨演化的内在机制，而是要为“回到早期马克思”以及论证衣先生一贯主张的“实践本体论”提供一个重要的坐标。其实，国内学界对于像“走进马克思“ 、“走近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等口号，学界已经耳熟能详。关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正确评价问题，学术争鸣强烈。我国主流诸多学者，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理论的蓄水池，采用几十年以前、特别国外在“非斯大林化”时代下，修正马克思主时所采用的手法来试图为世人展现出一个中国式“本真的马克思”。当然蕴涵合理性成分是毋庸置疑的，但这恰好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要不断发展与创新的。

文中从19世纪50年后开启意识哲学范式的厘定。首先，“50年代后，马克思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危机本性，专注于《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在具体探讨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同时，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总的结果”进行概括，提炼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思想，作出了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概括”。这里把50年后划分出来意图在于明示早期哲学才是我们要真正回到的“本真马克思”。接着文章说，“半是由于批判杜林哲学体系的需要，半是由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兴趣，恩格斯在进行马克思哲学体系化的过程中，逐步推动哲学范式从实践哲学向意识哲学或理论哲学转变，他的兴奋点逐步从马克思视野中与现存社会历史条件密切关联的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运动的内在机制，转向不受具体历史条件局限的普遍规律”。这里以实践哲学范式把恩格斯基本上限定于一种应当极力剔除的“马克思主义”的渊薮。文章又说：“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经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过程的纯粹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的范式逐步取代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范式”，以及“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基本上回到了纯粹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的范式”。到这里，读者一定清楚了作者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划分的梳理、早年马克思是本真所在等基本要道说的命题。那么有两个问题《机制研究》中显性指出并且是我们必须回答的，一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是“本真马克思主义”？二是马克思晚年以及马克思主义是否是所谓的“意识哲学范式”下的哲学？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马克思在早期阶段大致从对康德、费希特哲学转向对“应有”和“现有”作辩证理解的黑格尔主义开始（1835年底），一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新世界观的问世（1848年初）。其间主要可以细分为三个阶段：世界观转变阶段、对科学世界观探索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问世阶段。1、在世界观转变期间，1839—1840年的黑格尔派的马克思致力于研究古希腊晚期哲学，于1841年3月完成了博士论文，大学毕业后参加《莱茵报》的筹办与编辑，此时基本倾向仍然属于辩证唯心主义。1843年马克思前往“新世界观的新首府”的巴黎，创办德法革命者的刊物——《德法年鉴》。这一时期实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期间作品《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2、在对科学世界观探索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在实现乡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之后，开始了建立新世界观科学体系的探索过程，继续深化他们的理论”。[9](p-28) 主要从1844年4月写作《手稿》到1852年与恩格斯合著《神圣家族》。3、1845年春天，马克思写作《提纲》，1845—1846年又与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且1847年马恩发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标志了马克思主义的问世。

赘述了早期大致发展进程之后，现在首观马克思与恩格斯本人在后期著作中对早期的评介。任何回到早期马克思合法根据的诠释在与马恩自己对早期的著作的评价比较上总是相形见绌的。马克思对于早年哲学认为它是一种前成熟性与过渡时期的哲学。1、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影响。青年马克思在20岁上下，已经在黑格尔分子之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并成为了核心人物之一。在马克思博士论文期间，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一样，把自我意识看作世界发展的决定力量，强调哲学对于世界改造的作用。此时仍按精神比物质优先来思考宗教与社会历史等问题。在《莱茵报》工作期间，曾写《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制度令》等文章，从理性原则出发，强调“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 [10](p-67)，仍然具有很多唯心主义的观点蕴含其中。把出版自由看成为是为了实现理性的自由。在1842年《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文中把林木占有者的“利益占有了法的上风”驳斥为“下流的唯物主义”均可见黑格尔的影子。2、费尔巴哈德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在1843年费尔巴哈出版了《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两书以后，深受其影响，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多次指出新哲学以人为核心，实现“真正人道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斯大化时代背景下，努力划破苏联理论意识形态笼罩的网衣，突显人的价值、主体性，摈弃原有理论的“人本学空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共同的思想历程是把青年马克思的批判的人本主义哲学构想作为自己理论的活水源头[11](p-53)，并奉《手稿》为圣经，把马克思早期与晚期以及马克思主义断然区分。实质上，早期的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理解仍然还是带有孤立性与抽象性的。在1845年春天《提纲》中第六条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此时人的本质问题才得以真正意义上解决。3、早期的异化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异化范畴成了马克思学说的精髓。但他们的异化理论的落脚点仍在人本主义的框架之内。提倡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列菲伏尔曾经写道，异化问题是哲学的核心问题，特别是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异化理论是“马克思思想中的酵母“，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正是以异化为深层逻辑框架的。他埋怨马克思一度受了“实证主义的东西很多而哲学的东西很少的恩格斯的影响”，在后期著作中很少使用异化概念，以至于后来“列宁把异化丢在一边，或忽视了”，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之所以贫乏、简单为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根本症结在于失落了异化这个根本[12](p-152)青年马克思以异化分析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但是应当看到此时的马克思并不是着眼于现实的社会关系，只是从异化劳动进而到劳动、劳动产品与劳动者之间关系加以阐述，仍然留有费尔巴哈的抽象表达的方式。青年马克思在共产主义的论证中，以异化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他指出：“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后来，这种关系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13](p-100) “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旦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级和灭亡。” [14](p-106)此时的马克思仍然受着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影响，不时使用他的术语，期间马克思的历史的基本理论还是没有摆脱人本主义的模式。4、早期哲学是过度性质的，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说道：“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来实现的。” [15](p-34)这里马克思是说，1845年以前的哲学思想还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印刻着古典哲学的痕迹，其间的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势必也受到德国古典哲学局限性的制约。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的马克思俨然肯定了青年时期哲学的前成熟性和过渡性。在马克思思想历程中，青年马克思既不满意黑格尔的思辨性唯心主义辩证法，也不赞成费尔巴哈历史观的抽象性。正是这样的批判情结，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得以形成。

再看第二个问题，恩格斯、列宁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是否就只是一种唯我论、形而上学和试图把自身的理论客观化的意识哲学呢？当然不是。这里实质性在于如何看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问题。恩格斯的哲学思维方式与马克思哲学的思维是内在一致的，包括《反杜林论》中一些被认为是“恩格斯在进行马克思哲学体系化的过程中，逐步推动哲学范式从实践哲学向意识哲学或理论哲学转变”的著作，其实恩格斯曾经早已给予了回应 “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有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只有极小的部分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间是不言而喻的”。[16](p-341) 以及我们知道当初杜林哲学正是一种体系庞大的哲学，恩格斯也是从反对意识体系化的角度加以批驳的。恩格斯和其后的马克思主义注意者无意进行意识哲学的创作，他们秉承无产阶级使命，不断在实践的探寻中求得理论的创新。衣文在于用隐性显露实践本体论来抛弃辩证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用一种抽象的实践作为最终的存在而否定物质本体论，但是忘却了“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持着”。[17](p-50)虽然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不够严密，有些理论是要随时代而得以修正、丰富、发展，但它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马克思肯定物质本体论、客观辩证法这是有确凿的文本依据。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思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有机整体。况且实践本体论也不具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的功能。实践不是世界观的范畴，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基本观点，而是认识论和历史观的首要基本观点。实践本体论哲学中的实践是一种空洞的实践，我们暂且可以叫做“口号式实践”。仍然，如衣教授率先提倡西方“日常生活世界”理论一样，口号响亮诱人，但是这种实践却是脱离现实的漂浮物，本质上仍然是旧哲学的实践观。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是“现实式实践”；是立足于现实社会和现实的每个人，更重要的一点还是一种发展实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承到当今，实践的理论一直是以与时俱进的姿态张扬着魅力。

上述两个问题，抵制了马克思早期为“本真”，恩格斯及后期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哲学的划分的不合法性。这些试图断裂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声音正是在哲学研究“西马化”语境中产生的，占据了哲学主流话语，在马克思哲学界广泛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时，对其中偏颇之处需要认真反思，当然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大有必要的，具有当代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我们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更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关系[18]。但是这决不等于说它可以占据我们哲学形态的主流话语，也决不等于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才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义的借鉴，我认为必须考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阈与我们目前现实是否相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解决它们现实的程度如何；我们借鉴的理论土壤与之适应性如何等等问题。《机制研究》一文在区分两种范式下以求造就马克思早期和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只不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迫切寻求理论指导的盲目的选择，并严重影响了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历程。这种理论是一种中国现实的空场。正如有的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质揭露的那样“虽然自称把探索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看，虽然他们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观点，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探索到一条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道路。” [19]令人痛心的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指导下，高度享用改革成果的一批主流学者，却打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套变种理论在不顾中国实际情况的同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即使他们还肯定马克思，但是留下一个孤立的马克思而不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反辩证法的。再深层次来讲，孤立的马克思必然会遭到悬置，那么试问悬置的早年马克思还能给我们指导些什么？我们走什么道路呢？所以应当在中国哲学新形态的创建上，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型上，在中国固有的理论形态上多元视角地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汲取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不是高举或甘心做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人。

三、“文化哲学是当今实践哲学范式的基本形态”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展望

《机制研究》一文中最后提出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选择——文化哲学的问题，作者认为“实践哲学的复兴和回归生活世界的导向，无疑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正确路向。……究其原因，我们目前的实践哲学和生活世界理论还没有彻底实现从纯粹意识哲学范式向马克思实践哲学范式的回归”。“因此，我认为，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仅要从主题上和命题上回归生活世界，而且必须完成自觉地哲学范式的重新选择，即回归真正的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作者本意弘扬一种人文关怀，关注生命的我，这是令人共鸣的。但是这种关怀本身就是一种学理上的关怀，若刻意按照衣文赞赏的范式分类法，作者是难逃意识哲学这一定论的。文化哲学在当今的哲学领域越来越受到关注，衣文中把文化哲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范式、一种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方式的哲学形态。其实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对当时兴起的人类学保持着坚定的批评态度（人类学——一种重要的文化哲学）。他们说他们只承认一门学科——历史学科，主要指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文中的空泛而论的文化哲学有着本质性的差别。作者试图以文化哲学来解释历史进程的斯芬克斯之谜。但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一种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的客观的自然过程，文化只是渗透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的整合剂，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作者极力主张文化哲学，要求首先“建立一种文化哲学为基本形态的实践哲学范式”以及“这必须是我们进行哲学方式选择的基点”。这里作者是把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支学科的文化哲学加以功能性主观放大，明显透露出泛文化主义的特点，文化决定论色彩以隐性方式运作。文化只是人类生活的一种精神现象，文化哲学必须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不是文化决定的生活，相反是生活决定了文化。文中的文化哲学是忘却了中国现实的哲学形态，仍然是一种不入现实的意识哲学范式。这也是文中矛与盾的无法调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热衷于对文化进行批判，目的是从批判文化达到对现实的改造，这与他们大多是知识分子，远离现实不无关系。文化哲学的历史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要深度关切中国现实，不能在研究上犯“洋教条主义”。

八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了多种界定的倾向：新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人道的唯物主义。[20]（p382）其实，无论如何地追求出新，无论怎样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以变种的方式出现，都不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因为西马只是一种“问题式”而缺乏“改造性”。我们所认为原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上是更加贴切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准确表达式。是清醒认识当代大实践、大世界的背景下，深刻反省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不断深思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上再次确定的。但这不是说，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最完善的，它需要不断的发展。在这一框架内进行多元路径的深入研究才是有意义的。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应本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以一种批判意识、超越意识既回顾过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我们的成就之路，又放眼未来发展与完善马克思主义。更加注重对当今现实的哲学反思，概括出满足时代与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和思想资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下努力构建中西马融会贯通的当代中国哲学。

参考文献：

[1] 衣俊卿：《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j]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8期。

[2] 苗力田译，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3] [德]黑格尔 ：《小逻辑》，[m] 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 《列宁全集》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7] 《列宁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 郝敬之：《回到整体马克思》[m] 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9] 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0][13][14]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卷；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1] 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2][法]列菲伏尔,转引自张一兵：《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逻辑[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8]陈学明，《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j].南京大学学报，2005，（2）.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篇(4)

关键词：对立论；哲学范式；倒退说；马克思

哲学界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以教科书改革为标志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划分为“教科书时代”、“教科书改革时代”、“后教科书时代”。其中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教科书成为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与反思中急需突破的藩篱，缘由在于它部分地丢弃或歪曲了马克思本人一些重要的思想论述。然而纵观教科书改革这三十年来所发生的哲学论争以及哲学范式的转型所带给学术界的整体印象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与阐释力并没有增强，而是不断地被边缘化。这应该算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一个“难题”，对此破解的通道有二：一是“回到马克思”，在深度耕犁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中，试图“回到”或“走近”马克思，在重返马克思的阅读中，改变以往一些僵化的理解。二是“重新理解马克思”，其实这与前一种有着共同点：“重读马克思”。不同点在于，“重新理解马克思”通常认为教科书是与马克思本人完全不同的、以恩格斯为始作俑者的一种旧哲学范式下的“旧解读模式”。“重新理解马克思”就是要通过“中介式方法”，即在现代哲学范式转型后的“进步”的格式塔话语逻辑下，让另一条马克思本人的“新解读模式”显现出来。国内哲学界如此流行的话语，就笔者研究看来，有诸多的困惑，在此撰文谈谈自己的看法并求教于哲学界方家。

困惑一、“对立论”解读模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追问

非历史性地将“传统教科书”的缺陷被无限放大，并且把实质是“退却”的“西文本”中“新哲学”范式的直接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中，这就出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将马克思放置在表层看来“离我们很近”的现代哲学范式下来解读。通过现代西方哲学以及由早期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逻辑为“中介式方法”，极力阐扬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早期作品中的思想。这样一来，他们在“西语”模式的文本解读中产生了一条“玄妙的自我深化”的“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解读模式。这是一条与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后经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梅林、普列汉诺夫等以及第三国际的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明显存在着异质性的“话语体系”。而面对这一“文本危机”，这些学者必然采用了这样的划分方式：“普列汉诺夫坚信，马克思是通过唯物主义立场的确立而扬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这一基本思路后来在列宁和斯大林那里得到了明确表述。”。这一条解释路线被称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解释路线”。由于这一解释路线的始作蛹者是恩格斯，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批评恩格斯与马克思存在“差异”。①上个世纪20、30年代后，随着马克思手稿、遗著和笔记的发表，于是前一种解释路线“面临挑战”，出现了“蕴含在马克思手稿中的潜在的解释路线”。正是这些手稿的发表为这一潜在的解释路线的出场准备了条件。②“我们认为，马哲史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解释路线”，“第一条是以恩格斯和列宁为代表，至今仍然拥有广泛的影响”，“这条解释路线在基本立场上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回归”。“第二条解释路线是马克思本人的解释路线”，这“不会像第一条解释路线那样，得到一个抽象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或物质世界)而是人类社会和现实的人”。“按照马克思的解释路线，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应该颠倒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般唯物主义。”③

这样势必把“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解释路线”与“蕴含在马克思手稿中的潜在的解释路线”对立起来，认为前一条解释路线“由于费尔巴哈的媒介，马克思回到了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上”，“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核心始终在一般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那里。这样一来，对马克思哲学基础部分进行研究的问题域也被制定出来。”而“蕴含在马克思手稿中的潜在的解释路线”与此不同，它是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导言》《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使前一解释路线“面临挑战与危机”。他们“宣言式”的指认，“西方马克思主义启示”我们，“马克思决不是通过一般唯物主义的回归而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始终关注的是社会历史和现实问题，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才构成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核心和出发点。”②

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学术路向中，还有学者以“两种哲学范式”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在他看来“恩格斯在进行马克思哲学的体系化的过程中,逐步推动哲学范式从实践哲学向意识哲学或理论哲学转变,他的兴奋点逐步从马克思视野中与现存社会历史条件密切关联的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运动的内在机制,转向不受具体历史条件局限的普遍规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经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过程中的纯粹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的范式逐步取代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范式”。由此该学者得出结论说：“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范式变化轨迹: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通过彻底的批判精神明确无误地展示出实践哲学或社会哲学的范式；尔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体系化和科学化过程中明显转向了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的范式；20世纪在中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探讨中，发生了多次回归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回归生活世界的尝试，但是，由于没有完全超越纯粹的意识哲学范式，这些可贵的哲学尝试并没有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文化精神上达成真正的‘视界融合’；新时期富有创造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建构从根本上将依赖于马克思实践哲学范式的真正回归。”④

另外有学者认为：“按照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传统，人们往往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看成是彼此难分的‘一整块钢’”，而对于国内哲学界近些年来对马恩对立论的阐述时，该学者认为“应该承认，这对于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思想的本来面目，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在他看来存在以下差异：“超验”视野与“经验”视野的分别；“存在决定意识”与“物质决定精神”的不同；大写的“真理”与小写的“真理”的距离；“彼岸”的“自由王国”与“此岸”的“自由王国”的差异；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个性分野及其影响”。①更有意思的是他认为“恩格斯的语言表达严谨精确，更接近科学语言的范式，而马克思的则更具有诗歌语言的特点，从而也就更容易引发不同的解读的可能性。”于是这样一种“分离性”的认识便在他们的“前见”中早已默认了。

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差异解读模式是以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为背景的，在国内哲学界这成为了一条隐性运作的逻辑方式渗透在哲学解读“样态群”中。这样一来，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便在现代哲学的所谓范式转型中被彻底改写了。由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经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梅林、普列汉诺夫等和第三国际的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以及和谐发展观必然被一道指责为旧哲学范式、变成了“二元对立”知性思维②、旧唯物主义、“意识哲学范式”下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再是一种“发展史”，而成为了一种“倒退史”。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方式的解读方案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在这样一条“解读模式”下，我们看到的不是把马克思哲学真正解读成一个以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毕生志业的革命者，而被装扮为一个以社会批判理论为哲学创造的经院学者。这是否是这种转型被确认为进步的时候，应该展现给世人的理论承诺呢？难道把马克思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哈贝马斯等的互文本阅读中，马克思的意图就可以真正从“他者”之中得以显现吗？在这样一个以西方学者的文本解读为自诩的“最高深的学问”中，有些学者似乎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之所在。但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扩张，再加上某些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和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的作用，使得一些人认为现代西方哲学早已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动摇了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心。③这都导致了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原则和立场的主动放逐，当然更谈不上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自我封闭的体系哲学，它永远是开放的，但开放性不是以牺牲掉自己内在的方法论特质和党性原则为代价的。撤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质性差异和原则界限的“栅栏”，把解构理论、解释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存在主义的概念和语境在非批判地挪移成包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排除“西文本”自身作为西方现实制度本身的观念补充不说，但就哲学层面来讲，这不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弘扬其批判精神，而是在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品格并使之融合到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潮中去，从而成为了思辨哲学的附庸。

困惑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的实质是“进步说”抑或“倒退论”

范式转型成为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近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就哲学界这几年所讨论的问题域来讲主要有“五大哲学范式”：生存论哲学范式、实践哲学范式、文化哲学范式、生活哲学范式、历史哲学范式④。而学术界为何乐此不疲地建构各色哲学范式呢？其中有一种流行的看法，那就是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实现了一次重大的哲学范式转型。基于此种转型的合法性依据，一批主流学者认可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是这种转型的突出表现”，它和现代西方哲学一起走向了一种“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哲学“进步”。理由在具有代表性的学者那里被阐释为“四个超越”：

“第一，大部分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继承了康德等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进一步否定了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以及把哲学当作科学的科学的企图”，“是对作为体系哲学的近代形而上学的超越”；“第二，现代西方哲学家大都企图排除作为近代认识论基础的二元分立倾向。这并不都是简单地否定主客、心物、思有等之间的差别和联系而往往只是要求将它们看作一个不可分割和统一的过程。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主体(人)的能动和创造性活动。康德的‘哥白尼变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主客两分以及与之相关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等的对立，他关于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和道德自由的理论也超越了以自然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认识论哲学模式的界限”，“这是对二元分立哲学模式的超越”；“第三，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对人的非理性的精神活动进行了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揭示和研究，试图揭示与人的精神活动直接相关的研究(社会历史和心理等学科)和自然研究之间的区别，制定与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同的精神科学方法论。”“这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第四，近代哲学是以倡导人文精神开始的。然而其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论思维方式必然把人对象化，使人失去其本真的个性(异化)。现代西方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哲学家)大都要求重新认识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强调要把人看作完整的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人是整个哲学的核心，不是其中某个环节或组成部分。哲学重建的根本途径说到底是向人的回归。”“这是对近代哲学关于人的学说和人道主义的超越”。由此，该学者指认：“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上述超越不只是在个别哲学流派和哲学家那里发生的个别理论观点的改变，而是西方哲学发展中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理论思维方式的转型，即有关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目的等方面的基本观念的重大变更。”“与近代西方哲学比，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①

现在令人困惑的问题是，这种“哲学范式转型”能否是哲学的进步？转型的实质又是什么？在我们看来，这种转型很难认定为“进步”。首先，这种哲学转型的思维方式超越“二元论”是以悬置“哲学基本问题”中的“最高问题”为支援背景获得“根基”的。在“进步说”的学者看来，传统形而上学是把物质或精神实体当做世界的基础和本质，主客、思有关系问题的谈论也由这种实体本体论出发的。而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大都主张撇开实体本体论来谈论主客、思有关系问题。而认为主体和客体只有互为对方、只有处于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才有意义。至于作为自在地存在的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如果是处于主客关系之外，对主客关系就不发生影响，则可以借现象学的方法“悬置”起来。浅层上看来，现代西方哲学实现了从近代认识论向存在论的转变、克服了自笛卡尔以来主客对立的二元结构，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哲学走向是完全奠基在哲学唯心主义基础上实现的形式上的转变。因为真正客观维度上的存在问题已被悬置起来，就是说“本体论”被从哲学上完全抛掷以至于沦丧到单向度的主体一面。

其次、在寻求“主客统一”的“存在”中消解“主客二分”的知性思维方式过程中，有学者在分析实践这一概念时曾指出“不能说思维和存在的媒介是实践或感性活动，而是实践或感性活动本身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共属’，是思维与存在未分裂的状态，也就是说，实践或感性活动是揭示人之为人的本原性存在。意识、思维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一个维度，人的感性生命活动具有意识或思维不能还原的源始性。因此，要分析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革命，不仅仅是将被思维包裹的存在释放为源始的生命活动，而且把这源始的生命活动看作思维与存在原初的统一。”②这是目前学界对于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但是我们应该记住马克思曾在批评施蒂纳不承认客体只承认主体时指出：“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就像手淫和性爱的关系一样。圣桑乔尽管他有那种我们耐心地证实的，而他是热情奋发地证实的无思想，却总还是停留在纯粹思想感情的世界的范围内。”③ 如果世界没有主客二分而是合一，认识和实践的可能性何在？正确反映对象从何谈起？说主客二分不是指主客“绝对分立”。本体论上讲主体与客体都是物质世界的存在状态，在这种意义上，当然是合一的。但是在认识论上，如果我们抛开一些“哲学家们令人晕眩的哲学话语”，主客二分便是最简单的道理。

再次，哲学范式转型是怀疑主义、不可知论的哲学倒退。这几年对国内哲学界出现了海德格尔“幽灵风”，有学者直抒在接受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之后，才明白了“新哲学”。我们不可否认海德格尔的哲学贡献。但是用海德格尔的话语体系在反注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势必是语境的非法移植。在海德格尔“去蔽说”看来，一个欲被认识的物体在没有被认识之前，显然对人没有“意义”而将以悬置。事物的意义就在于我观之，物开显之。这种说法直接针主体反映客体这样一种唯物主义认识论。当他拒绝在认识论问题中谈论真理，而欲将真理置于本体论来探讨的时候，这里的“本体”如果从严格探究哲学基本问题的视角来讲的话，他确实是回答了最高问题，但只是肯定了物对“观念”（思）的依赖作用。在一切真的标准以“玄妙的物的对于思的显现”的时候，实质上是忘却了“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异仅仅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这样一来，海氏难免进入了对“自在之物”的怀疑，从而进一步走进了不可知论。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转型到人的生存相关的“属人世界”，“哲学重建的根本途径说到底是向人的回归”。与人的生存相关的“属人世界”也是学界论争实践本体论以及对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否定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落脚点。在国内生存论学者看来，“康德哲学是现代哲学的起点，也是现代哲学生存论的起点，现代哲学生存论的兴起及其问题框架，乃是康德有关哲学人类学在现代哲学的复兴及延伸，这一背景框架，也实质性地呈现了现代哲学生存论的问题背景”。“生存论关涉的正是其中的自由世界”①康德所谓认识论转向即“人为自然立法”的思想，正是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及其生存价值，蕴含着生存论意识维度。这样到海德格尔那里则是认为一个欲被认识的物体在没有被认识之前，显然对人没有“意义”的。将真理从人的生存本体论加以理解时，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这样的生存只不过是否定了社会关系现实的客观性，抽象地追问人生意义，而对真正人的物质需要的遗忘罢了。悬置“自在世界”走向“属人世界”的主张遮蔽了两个基本事实：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意义在于它是反对任何脱离社会历史前提的本体论哲学，却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合法性；马克思哲学是通过瓦解古典人本主义而走向了科学的历史辩证法，在方法论上是反对一切形态的(包括存在主义在内)的人本主义哲学的”②

困惑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化诉求”还是“中国化问题”

一种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具备现实性关切及与时俱进的创新品质。在中国革命、建设的艰难历程中不断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性，同时要求世人对之加以不断的解读与发展。然而，在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一种以“学术的幌子”从事“贵族化”、“孤芳自赏”性的理论研究现象。一种以人的解放学说为诉求的科学学说被解说成为了一种知识精英们手里把玩的“文本”。其主要有这样一些状况：首先，树立起西方哲学的范式标准，以此规制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国内最为流行的生存论研究，在一批学者看来，他代表了当今哲学的未来走向而且是最为合理的哲学形态。故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中出现了范式转向以“生存论”为主轴的理论样态。这是理论上为马克思能够走近当代所做的“创新手法之一”。还有的为了能够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性，不惜在西方哲学家的文本中苦苦寻觅出只言片语对马克思哲学的肯定，于是大加渲染。不禁要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要靠自身的理论与现实来证实，还是要依靠西方哲学家的某些未经语境勘证的片语来保证呢？事实是，在如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严重的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忘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一桩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驳难的现代西方哲学家诘难史、忘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批判所取得的基本原则性的结论，这也是为何目前国内出现了“马赫翻案风”以及不可知论盛行其世的“渊薮”。其次，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成为了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逾越的“中介”。有学者直言批判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中介式方法”,即以西方哲学为中介来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经由这种中介才能重新获得新生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作为一种哲学就不是没有疑问的了，这种方法并非新的方法,它不过是柯尔施所揭露的那种“用来自文化哲学的观念或者用康德、狄慈根、马赫的哲学概念或别的什么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故伎重演。在我看来，这种中介是一堵“墙”，通过此墙才能够进入马克思主义，而此墙已经被西方哲学“制度化”或别一种意识形态化，从而使人们更加远离了马克思主义。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走近现代的秘方要在现代西方哲学王国中寻求。近两年有关现代性的讨论正是在人们还对现代性博大内涵缺乏深入理解时已经扑面而来，在挖掘现代西方哲学的现代性批判之后，国内开始运作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后现代境遇中的马克思、马克思是现代诠释学理论的开创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生存论意蕴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的言说变成了这样一种浮躁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杂烩，只要我们能从现代西方哲学中读出一种自认为可以学术炒作的“佐料”，便可以肆无忌惮地扔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学者卖弄文骚的形式，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异质性被搁置，在“对话”的“学术幌子”道说出各色奇异的“咒语”。

那么，是否可以讲，马克思主义就不要学术性呢？当然不是。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应该以“中国化问题”为理论起点、中介、旨归。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现实性的关怀维度、价值性的批判维度、原则性的人民意识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不是与现代西方哲学“互文本阅读”所能够给予的，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化”转向，才能够真正走近马克思主义。

首先、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以往的研究中，总是习惯于在原著中机械地搬运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结论来论证某些观点。当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典有足够的信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 列宁则更加尖锐地指认：“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列宁说：“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②说立足中国现实，不是我们常识意义上的现实，而是中国革命、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发展的内在理论逻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原则与方法切近思考这样的逻辑，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其次、面对各种社会思潮，从词句对词句的喧嚣中走出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诉求”下，词句对词句性地旁征博引被看作了哲学研究的“常道”，而一些紧密关注国内外社会思潮涌动的、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阐释的学者被认作为哲学研究的“非常道”。前一阵子，国内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大讨论中，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主流学者的“集体失语”，这就足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了“距离”。有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一大批经典著作就是在批判各色有害于共产主义学说的思潮中产生的，而不是在词句对词句的对话与承接中“闭关自造”的。所以，在我们看来，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加以重新阐释。①

最后，在全球化视野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其严格的科学性、强烈的现实性和高度的开放性和鲜明的中国特色反映了当今时展的潮流和中华民族振兴的要求。“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内在要求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实践中涌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给予充分研究，提炼出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成果。

①俞吾金：差异分析与理论重构[ 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5(1)；论恩格斯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差异-从<终结>和<提纲>的比较看[ j ].江苏社会科学，2003(4)；运用差异分析法研究马克思的学说[ j ].哲学动，2004（12）

②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5、33、37页。

③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142页、 143页、145页。

②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45页、48页、49页、39页。

④衣俊卿：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研究[ j ].哲学研究，2005，8.

①何中华：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几点区别[ j ].东岳论丛，2004，5.

②著名哲学家陈先达先生对学界批判“二元对立”知性思维的理论倾向提出了批判，参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与文本解读》[ j ].中国社会科学2007.5

③ 汪信砚：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致思方向 [ j ].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年第1期

④ 拙文：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思与辨[j]黄海学术论坛2007辑，三联出版社，2007年版

①刘放桐：《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 j ].《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还刊载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6-8页

②邓晓芒：重审哲学基本问题开放时代[ j ]. 2002，1.

③[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262页

① 邹诗鹏：生存论的论域及其限度[j].哲学研究，2006

② 刘怀玉：马克思哲学范式革命[ j ].哲学动态，2003.9.目前国内对生存论反思的文章已经有些文献可以参阅，比如文兵《生存论质疑》，孙伯鍨、刘怀玉《存在论“转向”与方法论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2.5.李海清的《海德格尔幽灵》。

①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1页、742-743页

②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2页、58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篇(5)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反问题化/问题意识

从一种学术比较的视角考察，以1978年为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两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78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化”和“泛问题化”倾向；而1978年以来，则明显呈现出一种“意识形态淡出、学术凸现”发展态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化”和“泛问题化”倾向的批判和反思逐渐成为理论界的主流话语。

毋庸讳言，这种“意识形态淡出、学术凸现”发展态势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繁荣显然是必然和必要的。它既是对过去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矫正，也为我们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境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为我们从“问题中的哲学”升华为“哲学中的问题”，并进而深化对“哲学中的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而这些理论资源正是哲学家们以哲学方式面向现实的基本前提。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审视这种“意识形态淡出、学术凸现”发展态势时，不难发现其背后隐藏着一股若明若暗的“反问题化”学术思潮。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价值取向上，唯“学术”是“瞻”，强调对基础理论的研究，认为研究现实问题不是学术；在研究选题上，强调“以既有的思想为对象”，重“哲学中的问题”而轻视“问题中的哲学”；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重科学性轻实践性，回避现实，主张作“不持成见和客观公允”的纯学术研究，认为“尾随于实践仅仅做黄昏的猫头鹰有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超越与预见功能的危险”；在研究路径上，倚重文本，重文献分析轻实证分析。这种“反问题化”学术研究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偏离了正常的轨迹，而且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

之所以会有“反问题化”这种极端化的学术倾向，一个重要的认识论根源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的片面性理解。

一、把“问题意识”混同于“问题范式”，仅仅把“问题意识”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种学术研究路径，而不把它同时看成是一种共性（各种研究范式共有）的思维向度

根据库恩对“范式”概念的经典解释，一种学术研究范式实际上就是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综合体，其内容表现为对科学研究中各种信念、认知成果、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升华。对同一事物，通常会有多种解释方式。范式就构成了这些不同的解释或者理论的基础，它是我们用来组织我们的观察和推理的基础模型或是参考框架。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问题范式”的特点在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予以研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则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种思维向度。它所反映的，是一种追求哲学识见的研究取向；所要求的，是洞察敏锐而言之有物。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种学术价值取向的“问题意识”，它要求探索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不以重复大而无当的普遍规律为目标。

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范式”需要强烈的“问题意识”。但“问题意识”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种学术取向，同时它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各种研究范式共有的思维向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曾指出，“在哲学的实现中有一种关系同世界相对立，从这种关系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个别的自我意识始终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①作为学术研究中的一种共性的思维向度，“问题意识”一方面涉及“问题”本身即研究对象的确立。如果不加选择地将现实中的所有问题都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围，无疑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泛问题化”。另一方面，“问题意识”还涉及提问的方式，即如何提出、如何着手解决问题，而这实际上反映出人们治学时的一种意识——“学术意识”。与第一个方面不同，“问题意识”在这里应该充分体现认识演进的过程，反映既有的研究状况、贡献及提出的问题、采用的材料、立论的依据与阐发的方法等。

对于“问题意识”的强调，不仅有利于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前沿、减少浅层次的重复，也有利于促进论点的提炼与研究的深入；不仅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不同学术范式之间的“学术共识”，也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等的“学术共识”。

二、从“学术意识”而不是“问题意识”的视角去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域，把“问题”看成是“理论和学术中的问题”而不是“时代和现实中的问题”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问题域和言说方式。所谓“问题域”，也就是问题提出的范围、问题之间的内在关系和逻辑可能性空间。不同的问题域，解决之道也不相同，而同一问题域的不同层次的要求，解决之道也不尽相同。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反问题化倾向”纷呈，根源性症结就在于研究者多是从“学术意识”而不是“问题意识”的视角去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域，把“问题”看成是“理论和学术中的问题”而不是“时代和现实中的问题”。其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么是生吞活剥西方各派理论的所谓“纯学术创新”，要么演变为著者在自己的书斋里“自言自语”。这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问题域的厘定，不仅严重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理论主题，也有悖于应然形态的哲学内在诉求。

事实上，不论哪一种哲学理论，从根本上说，都不可能是单纯地形成于“理论和学术中的问题（哲学中的问题）”，而总是不同程度地形成于“时代和现实中的问题（问题中的哲学）”。人们只能在“历史视野”与“时代状况”的撞击中研究“哲学中的问题”，只能以自己时代的生存状况和生活体验为背景来研究“哲学中的问题”，而不可能是脱离时代的纯粹的玄思和遐想。正是由于“哲学中的问题”总是隐含着特定的“问题中的哲学”，因此，每个时代的哲学都具有某种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比如关于现代性及其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的哲学研究，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关注的理论焦点，也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学术话语。从现代性的理论视角探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找到沟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理论契合点，使我们在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分析范式时，能够很好地借鉴和吸收中国传统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中合理的思想资源。这种研究视野，显然有助于我们厘清当代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具体论域，增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顺利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进程。因此，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应当是自觉地探索、澄明“哲学中的问题”所隐含的“问题中的哲学”。在何种程度上挖掘出“哲学中的问题”所隐含的“问题中的哲学”，才能在何种程度上把握到“哲学中的问题”。

显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克服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就必须“既要善于从文本中发现问题，更要善于从社会生活实践中提炼出问题”，从而跳出学术冷落现实的误区。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域”仅仅界定为“理论和学术中的问题”而不是“时代和现实中的问题”的认识，恰恰忽略了哲学理论和哲学思维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从哲学理论和哲学思维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审视，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具有文化的同质性，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②，但两者无论在阶级属性、理论实质抑或在发展形态、社会作用上都有实质性差别和原则性分歧。在于关注什么样的“问题中的哲学”，怎样关注“问题中的哲学”，以及如何回答“问题中的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关注的“问题中的哲学”，是“变革现实资本主义”问题，是“人类解放”问题，是“创立新的世界”问题。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区别，因而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三、仅仅把“问题意识”理解为一种学术主体意识，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诉求

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形式，像其他学术研究一样，哲学研究也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点。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和探讨哲学问题时，都不是一般地谈论哲学观，而始终是就某一位哲学家的哲学观点来探讨哲学观问题。他们这样做固然是因为与论敌论战的需要，但更主要的则是哲学研究的主体性特点使然。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家首先是“时代的”哲学家，哲学与时代的关系是通过哲学家与时代的关系表现出来的。“哲学家并不象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③马克思对那种脱离实践、躲进书斋去建构“哲学体系”的做法是深恶痛绝的。纵览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关于“哲学家”这个概念往往是在一种贬义的语境下使用的。马克思经常把那些脱离时代的理论家称为“哲学家”。相反，对于那些面向时代的哲学家，马克思则常常使用“真正的理论家”、“时代的哲学家”、“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等这些充满感情色彩的概念。能否面向时代，是否具有时代的视野，是进行哲学理论创新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诉求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就哲学的性质而言，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和文化形态，是“现世的智慧”，“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④作为关于现实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形成及演变的根源在于现实世界。“学问之道，当识其大者。”所谓“大者”，讲的就是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规律，社会变迁、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深入思考和研究社会生活中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从来都是认识和发现规律的基本途径。这是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应有的主体自觉。其二，就其功能而言，哲学不仅反映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而且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立场是鲜明的。不能面向“人民”、不能为“人民”说话办事的哲学，其理论是空洞的和没有说服力的。马克思曾反复强调，“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⑥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能是单纯以注经释义为最高意旨的哲学家，而应该是以自己的哲学参与改变世界的实际活动并从中提炼哲学思想的哲学家。如果说实践是理论的源泉，那么哲学家则是联结理论和实践的中介。哲学家惟有通过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对各种复杂社会现象的观察透视，才能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加以概括、升华，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理论。尽管这一理论活动过程深受其个人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知识阅历等因素的支配和影响，但这些个性因素一般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一个哲学家走得与现实愈近、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愈密切、参与社会实践愈深入，其哲学思想愈能反映现实、指导实践。

四、仅仅从主观根源理解“问题意识”，而不是从实践根源方面理解“问题意识”

“反问题化”倾向的盛行，还有一个认识论根源，就是人们仅仅从主观根源理解“问题意识”，而不是从实践根源方面理解“问题意识”。

哲学中的问题只有来自问题中的哲学，才是有生命力有现实性的哲学问题，因为现实的要求和矛盾最强烈地表现在人类面对的问题之中。哲学问题不是意识的外化和主观的认定，问题根源于现实的矛盾。判断社会变革的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只要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及其产生的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事实。因此，离开了产生问题的实践基础，问题就只能是虚假的空洞的概念。实际上，问题并非仅仅标示着一个人思想的成熟状况，它尤其标示着人们对这一时代的认识与把握所能达至的深度。只要人们善于在历史风云变幻中排除迷障，把握要领，正确地提出了问题，那么距离正确地解决问题就已经不再遥远了。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问题是时代的格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⑦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正是问题之于时代的重要意义。问题与时代的关联在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固因为现实的要求和矛盾最强烈地表现在人类面对的问题之中。⑧因为问题之于时代、之于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准确把握和解决时代与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就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从实践根源方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意识”，意味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能够深层次地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能够缓解或消除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与途径。为此，就必须从历史主义的观点出发，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整体，通过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与中国其他哲学和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层次的内容和它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特征。在理论上，它要求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在实践问题上，它要求反思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自身的现代化？20世纪的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是什么？在当今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树立什么样的中国现代化的新理念？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现代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6、220、220、9、214、203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篇(6)

【关 键 词】理论与实际关系/哲学形态/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哲学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370031003-8353(2004)01-0037-08

长期以来，国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一直受哲学评价标准变化的深刻影响。从改革开放前把哲学上的“两个对子”作为标准来评价马克思哲学和传统哲学，到改革开放初期用这个标准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再到目前一些学者摒弃这一标准，转而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随着评价标准的转换，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地位和价值的认识也越来越难以统一。特别是近几年来，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一些人力主摒弃“两个对子”这一评价标准，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一些人仍然　坚持以“两个对子”为评价标准；一些人则力图发现一些新的逻辑起点，重构马克思哲　学。由于缺乏一个公认的评价标准，致使人们在对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　形而上学关系的认识，以至其在人类哲学思想史中的地位的认识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分　歧。特别是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坚持用各种各样的“本体论哲学”来诠释马克思哲学，　致使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往往陷于追求“新名词”和“新表述”的怪圈之中而不能　自拔。

因此，寻求一个能够把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区分开来的哲学形态划分标准，正确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成了理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解读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关键

正确认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首先必须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

纵观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并没有给自己的哲学一个最终的确定的名称，而是在不同的场合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1]、“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1]、“实践的唯物主义。”[1]、“我的辩证方法”[2]、“为历史服务的哲学”[1]、“人　的科学”[3]、“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4]等，恩格斯也在不同的场合　把马克思和自己的哲学称为“现代唯物主义”[5]、“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5]　、“自觉的辩证法”[5]、“唯物主义历史观”[5]，“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5]、“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5]、“马克思的辩证法　”[5]、“唯物主义方法”[5]等等。也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后人在理解马克思哲学上　的困惑：不论是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　“人的科学”、“为历史服务的哲学”、“辩证方法”，还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或“唯物主义方法”，都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哲　学的本质特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坚持从“本体论”、　“认识论”、“历史观”和“辩证法”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全面”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　——甚至直至今日，国内学术界仍然把“本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念念不忘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但是，这种研究模式存在着两个　非常明显的弊端：一是把作为“一块整钢”的马克思哲学人为地分割成了只是在概念推　理中才能发生联系的几个孤立的部分，使活生生的马克思哲学成为了只是在概念表述上　才能体现出优越性的理论教条；二是混淆了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　的界线，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同属于一个哲学形态，都是现代哲学。有　人则像海德格尔等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那样，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6]，马克思　哲学与其他的西方哲学流派如尼采哲学并无本质区别，充其量只是在形而上学的模式下　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但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

实际上，如果坚持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全面考察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仅仅抓住马克思的片言只语，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新哲学既反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旧唯物主义，也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把一切归结为精神的唯心主义；既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也反对费尔巴哈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抽象概念体系。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它们虽然在本体论的逻辑起点上截然不同，从而形成了从精神还是从物质出发来解释世界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但他们作为传统形而上学框架内的孪生兄弟，共同拥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重大缺陷，即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从而导致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脱离现实[7]。这就是马克思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原因。

出于在理论与实际关系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马克思哲学相对于旧哲学的根本性转折就在于：一是摆脱了旧哲学(既包括旧唯物主义，也包括旧唯心主义)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俗套，把自己的哲学视为开放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哲学；二是摆脱了旧哲学单一认识世界的功能，转向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三是改变了传统哲学专一致力于“形上”之思，以远离尘世为荣的世俗，以促进绝大多数人以至全人类的全面发展为己任。也就是说，它摆脱了以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为基本类型的、“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束缚，发展成为　一种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更为高级的哲学形态[8]。它是一种“反形而上学　哲学”或“非形而上学哲学”，是在终结和扬弃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上形成的新哲学　。这种新哲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面向现实，以批判现实、认识现实、改造现实为主旨

一是在认识方法上，坚持从动态发展着的社会现实出发来认识现实世界，批判现实世界，而不是从“现实”或从“人”的抽象概念出发来建立各种体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坚持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在认识方法上，习惯于把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事物变成“抽象概念”，然后在抽象概念的基础上仅仅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从而使自己的认识从一开始就离现实越来越远。而马克思则走着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的道路，反复强调在研究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时，必须时刻坚持从现实社会条件出发，“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2]——把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的“抽象概念”放到社会现实中去考察，认识和批判现实。这是马克思在其终生　的研究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中所一贯坚持的认识方法，亦即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方　法。

二是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上，坚持认识世界为改造世界服务，反对建立单一追求认识世界的纯粹概念体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等著作中，马克思非常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哲学理想，认为其所在时代的哲学家们受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把哲学仅仅限定于解释世界的领域，仅仅致力于建立各种各样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体系，“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这是远远不够的。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2]哲学家必须在“解　释世界”的基础上，把目光投向改造世界，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主观与客　观的统一。既要认识世界，看到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标准，世界的可知性和思维的“客　观真理性”都必须由实践来证明；又要看到人的实践在改变周围环境和改变人自身两方　面的作用，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

2.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

马克思一生中都坚持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也正因为如此，他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称作“人的科学”，认为只有摆脱自然科学“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3]，摆脱当时“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1]的思维模式，把目光转向处于具体社会历史环境当中的、具有现实社会需要的人，从而使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自然史和人类史融为一体，把以实现人类的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　目的，既包括自然史、又包括人类史在内的“历史科学”作为“唯一的科学”。这就是　马克思从意识形态、法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各方面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探讨未来社　会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看来，“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而以上　这些研究都是“关于人的科学”，都是在维护和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谋　求人类的全面解放。马克思一生都在为当时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无产阶级以至全人类　的根本利益而奋斗。

正是从这一准则出发，马克思对当时的德国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批判。马克思指出，康德形而上学的缺陷就在于割裂了理论与“现实的阶级利益”的关系，把“现实的阶级利益”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　，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　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　”[9]而当时的德国“思想家”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　的联系”，依靠“纯粹的概念规定”、“空洞的幻想”来批判现实，“自然就要得出世　界上最荒谬的结论”[9]。

3.面向发展，随时坚持理论与实际的动态统一、与人民利益的动态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发展的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　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不论什么时代，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实践都是最大的实际问　题、现实问题。换句话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一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为个人，还是为广大人民群众；二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如何为大多数人的问题。马克思哲学不仅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而且强调理论和实际与人　民的根本利益相统一。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发展着的社会历史本身而不是所谓的原则　，它是从社会现实中引出原则而非相反。不仅如此，马克思坚持把从社会现实中引出的　原则运用于现实，运用于改造世界，不仅使这些原则适合人民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　，而且按照这些原则去改造现实。这是马克思哲学成为时代的精华，代表人民的意志和　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的根本原因所在。在马克思哲学以至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当中　，人民性、利益性、阶级性和实践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在理论和实际在最广大人民　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动态统一，是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统一。

这三个方面，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切从现实出发，研究现实、改造现实，实现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动态统一。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从哲学基本问题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上，体现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作为哲学形态的根本对立。

二、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是理解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最佳视角

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以相同基本思想为指导的有机的、统一的过程，还是几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几经转折的阶段?二是理论的内容，是由几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构成的学科体系，还是在同一个基本思想指导下对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重大问题的认识与解决?

能否正确理解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与坚持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视角密切相关。坚持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就必须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改良，把马克思的整个理论理解为一个绝对的体系，理解为对社会的不可改变的规律性认识，并把它机械地分割为几个互不联系的、由纯粹概念建构而成的学科。甚至于用一些从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借来的新名词，套到马克思的头上，对其进行“新诠释”，或是构建“新形态”。

而只要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我们也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是整个马克思理论的基本精神，贯穿于马克思终生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当中。不论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哲学，还是马克思的整个理论，　其基本精神都是相同的，就是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利益就是最大的实际、最大的现　实。这就使理论和实际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统一起来，使理论的阶级性、科学性　、实践性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统一起来。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把唯物主义辩　证法用于认识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如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包括法哲学在内)、政治问题　、经济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时形成的，它们是一个统一有机的整体，而不是互不联系的　几个部分。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就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有了深刻的认识，开始　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背叛。其后，又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唯　心主义的共同缺陷，才真正建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　证法。这个新哲学形态的产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基本思想散落于马克思、　恩格斯对哲学、政治、经济等领域重大问题进行研究的大量论著中，绝不能以某一论著　的观点为限。并且，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也都没有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进行　过系统论述。因此，关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我们必须从其全部产生发展过程来　把握其整体性。

马克思早在1841年4月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附注]中，就以探讨哲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问题为己　任，而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不屑一顾。文章中，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　人与自然、自我意识与客观现实、哲学和世界的辩证关系，寻找使“在本身中变得自由　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的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　的尘世的现实”[1]的途径。早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发现了传统形而上学必然导致　“哲学同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指出：“那个起初表现为哲学同世界的　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的东西，后来就成为个别的哲学的自我意识本身中的一种分　裂，而最后便表现为哲学的一种外部分裂和二重化，表现为两个对立的哲学派别。”认　为应该使“哲学转向外部”，把自我意识“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　来”，把“坚持把哲学的概念和原则作为主要的规定”推出世界的传统形而上学再“颠　倒”过来[1]。这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萌芽，触及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　对立的焦点——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使他从哲学生涯的开始，便投入到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斗争当中(虽然还只是限于理论上的探讨，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形而上　学的影响)。

其后，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　判》中，初步完成了从传统形而上学到全新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他　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对传统形而上学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现实表现给　予了批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彻底完成了由传统形　而上学向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基本精　神的重要体现。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强调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指出德国哲学的“　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批判“老年黑格尔　派认为，只要把一切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他们就理解了一切”，而“青年黑格尔派　玄想家们”“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而“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认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对德国的意识形态及其根源即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他们不仅把费尔巴哈哲学视为形而上学，而且把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彻底对立起来。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一个全新的哲学形态，总体框架已基本形成。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发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功能，致力于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坚持哲学为现实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方针，努力分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探索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现实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因而，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同一个基本精神指导下凝结而成的有机整体。也正是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马克思才使自己的哲学与古典哲学和同时代的德国哲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马克思哲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中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片面强调“解释世界”，单纯依靠概念推理来“认识世界”的弊端，　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从而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中、在自己的整个哲　学中，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哲学理论和社会现实的统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　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　，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　对立面的存在；……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　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　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3]这里的“哲　学”，是指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也就是说，传统形而上学片面强调认　识世界，必然割裂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反之，如果　到改造世界的实践当中去，存在的就只有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主观与客观、理论与　实际是统一的，还是相互脱离的——只有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是统一的，人们才能　实现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目的。也只有实现了理论与现实的统一，我们才能　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终生所追求的，就是要使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最　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中，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统一与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是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非常重视“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批判施蒂纳“却总还是停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他真正相信意识形态的各种抽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他深信他在其反对‘宾词’、反对概念的斗争中攻击的已不是幻想，而是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头脚倒置的手法，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无限　的轻信，竟把资产阶级的一切虚伪的幻想、一切伪善的保证信以为真。”认为“在施蒂　纳那里，客观世界的关系在反思中成为他的反思的创造物”[9]。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　主张哲学来源于现实、服务于现实，它不是以本体为基础和出发点，而是以现实为基础　和出发点；不是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超越一切僵固的、封闭的体系，回　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他们一生中不再对形而上学的知　识论问题进行过多的探讨，而是把主要精力转向对“人民现实的幸福”的关注，转向对　最广大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现实状况的关注。他们关心的是现实中人民的尘世幸福，　而不是虚幻的天国的幸福。他的哲学面对的是现实事物、现实社会，而不是纯粹的概念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强调“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术界一些人坚持“两个马克思”和“马恩分立”说，认为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均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不能说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没有区别，也不能说马克思与恩格斯没有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至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必然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与　恩格斯也有着学识水平、实践阅历和学术专攻等方面的差异，有时甚至存在着研究分工　的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就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以及二人的终生合作而言，都有一条　主线贯穿于其中，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哲学与现实的统一，哲学为现实服务、　为无产阶级服务、为改造旧世界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从　一开始就是同大多数人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截然不同的哲学新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　，并把它运用于改造现实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动当中，运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整个马克思理论是一个由其基本精神贯通起来的有机整体，而不是从几个不同的基本概　念出发推演出来的、纯粹的学科体系。

因而，我们只有把握住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入手，全面把握马克思哲学以及全部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

三、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区分马克思哲学和本体论哲学的可靠标准

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划分两大哲学基本形态的可靠标准。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都可以划归传统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真正的马克思哲学)这两大哲学基本形态[8]。

所谓哲学基本形态，是由哲学的对象、本质、目的、功能、方法等基本要素构成的，最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哲学类型。不同的哲学基本形态，除了哲学基本问题是相同的以外，在哲学的目的、本质、功能、具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区别。因此，仅仅用哲学的“两大阵营”和“两个对子”包含的四种要素，并不能准确地描述两大哲学基本形态——传统形而上学和马克思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别。

也正因为如此，在哲学形态的划分上，马克思已不再满足于传统哲学把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仅仅局限于认识论领域，局限于“解释世界”方面，而是把它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拓展为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问题)，并把它作为区分自己的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由于篇幅所限，作者对此将另文论述)。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

把这一标准用于考察整个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的人类哲学史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所有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以及各种“二元论”哲学，都同属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其基本特征是：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1]，从纯粹概念出发，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这种哲学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到近代为止的西方古典哲学。在本质上属于本体论哲学，具体表现为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和二元论三种形式。但不论是那种形式，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即哲学是为了求知而非实用，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思维中的统一，坚持从最抽象的“本体”出发来解释世界；二是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反对“形而上学”原有的“理性化”的抽象概念体系，强调哲学的科学性、实证性，但仍然坚持把人抽象化，从抽象的“感觉”、“意志”、“经验”、“生命”、“存在”、“此在”等抽象概念出发来解释世界，因而其本　质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建立绝对体系，具备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　征；三是后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高举反对“基础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大旗，反　对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在内的一切“形而上学”，力图面向现实，批判现实，对重大的社　会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但前期的否定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及一切传统文化持　根本否定态度，实际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追求终极和绝对，要么绝对肯定，要　么绝对否定的思维模式。后期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虽然力图面向现实，着眼于社会的　建设，寻求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道路。但它仍然是凭借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停　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而不是从现实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　发，来寻求社会发展的道路。因而，根本看不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只能　从“宗教”中寻求未来社会的出路。它也没能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仍然属于　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基本哲学形态。

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相对应，马克思哲学则属于另一哲学基本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这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指马克思原创的、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和灵魂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其实质上是“马克思哲学”的代名词，就是整个的马克思哲学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被后人理解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最高规律”的那种“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最基本的特征是：面向现实、面向人民大众，坚持理论与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坚持理论和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

同时，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整个的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而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在哲学基本形态的各个方面，如哲学的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理论来源与表述、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全面对立：在研究目的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以改造世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目的，坚持从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服务于现实。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10]。对传统形而上学来说，辩证法只是求知的工具，唯物主义辩证法则是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它既是认识世界的世界观，也是改造世界的方法论，而不仅仅是认识世界的认识论。在研究对象上，唯物主义辩证法把现实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认为理论是来自现实，是现实的反映，坚持理论与实际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强调“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1]。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把“本体”作为研究对象，是理论与现实相脱离或背离：唯心主义认为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唯物主义虽然反对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其哲学也仅仅是从头脑中而不是现实中产生出来的思想。在哲学研究方法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以全面、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解决与人类历史命运相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思，致力于全世界无产者以至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要求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从事实和事实本身的联系出发　，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　思维方法(包括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坚持从思想出发，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在超越于　经验的纯思维领域构造世界的发展图景，因而不能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来认识世界。这　是包括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在内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的共同缺陷。在哲学理论的表述上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为真理是现实的反映，是一个不断　发展的过程。不承认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反对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　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追求终极，追求普　遍，追求绝对，追求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致力于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　，把自己的哲学封为绝对真理。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现　实的哲学，它坚持哲学是与现实相统一的，在现实中生长和发展的，是为现实服务、为　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以哲学与现实相脱离为特征，不　仅方法本身容易导致哲学理论与事物的真实面目不相符，即使哲学理论本身有与实际相　符合的成分，也只是作为知识和教条，成为空头理论，而不能正确用于解决现实问题，　更谈不上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因此，在本质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哲学，属于两个根本对立的哲学基本形态。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原创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既不是本体论哲学的改良，也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因素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对二者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上，在更高层次上的再生。它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哲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哲学基本形态的根本革命。

因而，只有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把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如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现当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区分开来。而我们目前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简单概括，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辩证方法等等，都很难说已经准确表述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充其量只能是反映了其一个方面或某些方面。就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说为例，虽然反映了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和唯物两方面因素及其在认识当时社会现实时形成的一些研究结论，但却无法反映马克思哲学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理论和实际与人民利益相统一的根本特征。实际上，这些概括仍然是从哲学的“两个对子”出发，用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四个因素来判定马克思哲学在认识世界方面的某些特征。由于这些概括仍然是用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来看待马克思哲学，因而很难准确把握　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本质。

从原则和概念出发，这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而我们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运用的却正是这样的方法!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如果像柏林的思想家一样，停留在德国地方性印象的圈子里议论自由主义　和国家，或者仅限于批判德国市民关于自由主义的幻想，而不从自由主义与它所由产生　的并赖以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上去理解自由主义，那末，自然就要得出世界上最　荒谬的结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至今仍这样表现出来的德国自由主义，已经是通　俗形式的空洞的幻想，是现实的自由主义在思想上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把它的内容　变为哲学，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变为‘对理性的认识’，真是易如反掌!”[9]这种脱　离现实，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把一切都“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的形　而上学思维模式，必须坚决予以终止。

四、目前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情结”及其化解

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以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为判定标准，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恰恰就是：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判定标准，从而导致认识了上的混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本体论”哲学的兴起，国内用本体论来　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潮流大有不可阻挡之势。一些人坚持用“实践本体论”、“人本体论　”、“生存本体论”等各种各样的本体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形成了解不开的“本体论　情结”。这就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困惑：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哲学，是把它作为一种　在目的、对象、原则、方法等各方面与“本体论哲学”截然不同的全新的哲学形态对待　，还是把它仅仅视为一种理论体系，知识体系?

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这一判定标准出发，对本体论的本质和特征进行认真考察。

众所周知，本体论是西方古典哲学的核心。虽然“本体论”一词直到17世纪才拼造出来，但“本体论”的研究自古希腊就开始了。“本体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称为“本体之学”。黑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理性心理学或灵魂学”、“宇宙论”和“自然的或理性的神学”四个部分，“本体论，即关于本质的抽象规定的学说。”[4]康德认为形而上学“由四种主要部分所成：(一)本体论；(二)合理的自然学；(三)合理的宇宙论；(四)合理的神学。”[12]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也认为：“与形而上学相关的有存在论、宇宙论、心理学以及自然神学”[13]。由于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世界、人类和上帝。形而上学以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　[6]因此，在西方哲学中，大多数情况下，“本体论”与“第一哲学”、“形而上学”　是同义的，主要探讨超越具体事物的、在具体事物之上的关于存在的最一般根据的学问　。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理性心理学、理性物理学、理性宇宙论都成了实证科学　，逐步被心理学和生命科学、理论物理学、天文学和宏观物理学等所取代，理性神学也　从哲学中分离出去，回到宗教之中。只有本体论始终留在形而上学内。因此，也有人把　本体论等同于形而上学。

本体论哲学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对“本体”的追求。而“本体”作为西方哲学中的独有概念，指只能用理性才能理解的本质，是理性直观的对象。它是18世纪经康德的应用而流行的哲学名词。康德认为本体是与现象(显现于一位观察者的事物)相对立的事物本身。尽管本体掌握者可以理解世界的内容，但他却主张人的思辨理性只能知道现象，　决不能透入本体。康德的本体作为“思想”的“对象”，理性直观的对象，是一种“只　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是本体论哲学研究的对象。虽然这并不是全部哲学家共有　的观点，但任何一种“本体”都具有以下共同特征：(1)都是纯粹思想的产物，一种高　度抽象化的、抹杀了现实社会特征的、“只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2)是最基本　、最普遍的终极概念，具有解释一切以至在思想中“建构”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因而，尽管形形的“本体论”哲学有着各不相同的“本体”以及由其推演而来的　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从思想和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则是其根本特征。它的必然结　果就是哲学脱离现实、理论脱离实际。就以“实践本体论”而言，当把实践抽象为“本　体”以后，实践主体的社会性、目的性，实践的具体社会环境，实践的效果及其与人民　根本利益的关系等等，都被抽象掉了，从而成了一个纯粹的“抽象物”。在此基础上建　立的整个理论，只能是纯粹的逻辑推论，很难对现实社会的发展产生应有的作用。用这　样的理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必然导致对马克思哲学的教条化理解，这是马克思本　人所不能容忍的。正如马克思在批判布鲁诺时所说的那样：“圣布鲁诺错误地把一些唯　物主义者关于物质的哲学词句当作他们世界观的真实的核心和内容了。”[14]我们的一　些哲学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从哲学形态基本变革的角度来说，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仅没有过时和被超越，而且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开创的是这样一个哲学形态：它跳出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哲学体系的传统模式，致力于研究现实、改造现实，以使其更加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更加符合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所具有的现实性、人民性和成长性，是任何一种受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思维模式局限的哲学流派所不能比拟的。

必须予以指出的是：目前马克思哲学所受到的种种责难，无一不是在把马克思哲学解　释为一种“形而上学”或某种“本体论”哲学的前提下才出现的——只要是先把马克思　哲学解释为某种“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然后再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去衡量，那　么，它相对于传统西方哲学、相对于现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并没有什么绝对优势，　在有些方面甚至是各有千秋。然而，如果我们从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角度，把马克思哲学　作为一个与传统形而上学有着根本区别的哲学形态来认识，那么，马克思哲学之外的一　切哲学也就不再显得那么神秘了。

与此相关，有的学者提出要“重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体系”，或是“在现时代实践的基础上，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也是受这种思维模式影响的结果。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理论体系，我们甚至也找不到一个“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它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沉淀下来的只是一些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方法、原则，是它坚持理论与实际在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上统一的基本精神。《资　本论》虽然在从“商品”出发来揭示资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时借用了“黑格尔的表达　方式”，但这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外在的形式，其实质仍然是从资本主义的　社会现实出发，研究现实、解决现实问题，这与传统形而上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　”，从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绝对体系的思维模式绝不可同日而语!而目前一些学者在马　克思哲学研究上，走的恰恰是马克思所坚决反对的路线——一种追求终极“本体”的传　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强调实践，就要把世界解释成“实践的”，从而构建由实践产生　出一切的“实践本体论”；强调人，就要由人的概念推出一切，构建“人本体论”；强　调方法，就要把马克思哲学仅仅归结为方法，甚至“把‘历史’当成一种方法来理解”　。这种从某一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整个体系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是与马克思哲学的主　旨背道而驰的，是要不得的。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所谓“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　所创立的体系”，就只能是把今人制造的体系，硬说成是“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或是　对“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的“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

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主张哲学从现实出发，理论为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反对“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　”对侍自己的理论[4]。既要反对“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　裁各种历史事实”[4]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　”，“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尽速构成体系”的学理　主义[4]，认为二者都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在同年8月致保·拉法格的信中，恩　格斯更是明确地对上述的假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指出：“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　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4]。要求划清真假马克思主　义的界限。这对我们纠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倾向，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其创新性和开放性——这不是说它有一个体系，一个开放的体系——而是它的研究对象即社会现实是变动不居的，是开放的、发展的!“　重读马克思”是必要的。但是，我们“重读马克思”，应着重于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　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别，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力图去建立形形的　“体系”，并把它强加给马克思!

因此，我们要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命运问题，就必须从哲学形态的高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研究和解决每个时代的社会现实问题。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如何按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去解决好各种重大的现实问题，如个人利益、政党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的关系问题，部门或集团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如何通过立法、执法和监督建立起平等机制和竞争机制的问题，社会管理体系和机制的发展与完善问题，党政领导权与人民监督权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该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使这些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既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能不能真正得到弘扬和发展。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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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1，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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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1，688，677，688，691-692，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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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31.

[11]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2.

[1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578.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篇(7)

近2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但也有待改进、拓展。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目前的研究尚缺乏一种更为广阔的视域，往往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域内，只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及其内容，最多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其他哲学思潮之间的论争，而很少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多方面联系，很少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其他哲学思潮之间的互动、交流与融合，很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研究。这种研究视域不仅难以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殊性，妨碍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和理论的深入研究，而且难以揭示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所经历的诸多思潮对立互动、相激相融的发展历程，妨碍了对20世纪中国哲学史作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今天，主张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展开“对话”似乎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一种时髦。www.133229.cOm这种主张实际上蕴含着一个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隔离开来，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经过中国化的历程，已经融入了中国思想界，已经成为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种主张产生的原因不止一端，但与上述这种狭隘的研究视域无疑是有联系的。正是由于研究视域的狭隘，导致了人们看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融入20世纪中国哲学之中，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仍然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为两种相互隔离、缺乏交流的哲学形态，所以才要提倡展开“对话”。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视域亟待拓展，亟待从那种自我封闭的狭隘研究视域中走出来。

从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比之仅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无疑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域。这一研究视域的基本含义在于：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置于思潮起伏、百家争鸣的20世纪中国思想界之中，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中国哲学思潮相互间的激荡、论争、影响及吸取，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西方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这两大哲学运动中的位置与作用，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20世纪中国哲学的曲折历程和丰富内涵。这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对于推进21世纪中国哲学研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20世纪中国哲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把握20世纪中国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与提问话语。这种提问方式与提问话语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与以往中国哲学相区别之所在，显示出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经过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显示出20世纪中国哲学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哲学文化风貌诸方面的重构与变换。因此，从20世纪中国哲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十分重视对20世纪中国哲学问题的探讨，以此为纽结来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思潮间的分合流变。

从哲学观念由抽象到具体、由一般到特殊看，20世纪的中国哲学问题集中在三个层面上：一是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二是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三是政治哲学问题。其中，本体论、认识论问题是最抽象、最一般的，而政治哲学问题则是最具体、最特殊的。正是在这些不同层面上，围绕着这些哲学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各种哲学思潮相互激荡、论争、交流、融会，进而把自己由一种外来的哲学形态转化为中国自身的哲学形态，进入中国哲学家的书本与讲坛，走进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对20世　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

这种复杂的哲学运动，以1915年—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为历史的与逻辑的起点。早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已开始传入中国，并对20世纪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大思潮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崛起，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思想解放，思潮迭起，诸子横议，百家争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与前提，也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三个层面的哲学问题上与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潮相互激荡、论争、交流、融会，显示出自己的合理性与生命力，并促使这些哲学问题得以进一步展开与深化，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因此，新文化运动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第一个历史交汇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复杂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外来的哲学思潮演变成中国自身的哲学思潮，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最初的思想出发点。

第一层面是本体论、认识论问题。20世纪的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救亡启蒙，贞下起元，多难兴邦，更激起哲学家们对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以此寄托自己的家国情怀，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围绕着本体论、认识论问题，形成了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之间的复杂联系。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成为这三大思潮相激相融的第一个交汇点。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代表了科学主义思潮，力主哲学走科学化、实证化的道路，其代表人物丁文江就强调哲学要沿着“科学知识论”的方向发展；玄学派代表了人文主义思潮，力主为本体论的存在进行辩护，其代表人物张君劢认为当时正是“新玄学时代”；而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则对科学派与玄学派都持批评态度，强调只有科学的唯物史观才是哲学发展的方向。这以后，哲学是沿着本体论路向还是沿着认识论路向发展以及建设怎样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就成为这三大思潮反复探讨、不断互动的重要论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这种思潮间的互动，促成了自身的发展：从李大钊、陈独秀最初拒斥本体论，到瞿秋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再经李达强调“实践的唯物论”(注：参见李达：《社会学大纲》，《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而至毛泽东创立“实践论”，随后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注：毛泽东：《关于人的认识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表现出一个由拒斥本体论到认肯本体论、再走向认识论的变化轨迹。至20世纪80年代，冯契进一步反思这三大思潮在历史上的分歧与论争，创立了个性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智慧说”，试图打通知识与智慧、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内在联系。因此，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于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探讨，不只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思想演变中实现的，而是　通过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诸思潮的相激相融实现的。从本体论问题的层面上看，即使是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张东荪、叶青之间的哲学论争，也非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文主义思潮(张东荪所代表)、科学主义思潮(叶青所代表)之间的论争。在拙著《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注：该书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就曾围绕本体论问题对这三大思潮进行过探讨。

第二层面是历史观、文化观问题。如何看待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历史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的价值与作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来选择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这些问题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是时代向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提出的重大哲学问题，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必须首先思考的重大哲学问题。这就使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占有了十分显著、十分重要的位置，引起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的普遍关注和反复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也首先是从历史观领域展开的。中国人认识、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认识、了解、掌握唯物史观开始的。唯物史观的传入，使先进的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命运与人类的前途有了新的理解，使他们最终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中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注：毛泽东：《给蔡和森的信》，《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实际上代表了中国早期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看法。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中国化也是通过与20世纪中国其他有关思潮相激相融而实现的。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围绕着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形成了唯物史观与进化史观、民生史观及种种非唯物史观的复杂联系，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对中西古今文化问题、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的不同选择。这种对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的哲学思考不能长久停留在玄想的天国里，必须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并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显示自己理论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在这些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最具有实践性格和现实性格，因而最能显示理论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并由此对其他有关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冯友兰前期的历史哲学、梁漱溟晚年的文化哲学，都曾汲取唯物史观的思想资源。　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也从这些思潮中汲取了一些合理因素，如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从文化保守主义那里批判地汲取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由早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评转向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提出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总结者和继承者(注：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直接结合起来。因此从历史观与文化观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是与20世纪中国思想界密切联系着的。

第三层面是政治哲学问题。一些中国哲学家们从西方政治哲学中汲取思想资源，并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加以扬弃。但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问题更主要是与“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联系在一起，实质上是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所直接提出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如封闭与开放、守旧与维新、改良与革命、立宪与共和、启蒙与救亡、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都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探讨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的探讨往往与现实政治直接纠缠在一起，较少思辨性，更少玄学味，但对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因而引起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的反复思考与探讨，并由此形成了三民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之间的复杂格局。它们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及各种政治力量的不断组合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变化，其间既曾有过联盟，又有过分歧；既有过对抗，又有过互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如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与构想)，就包含了对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汲取。这三大思潮之间关系的变化，对20世纪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对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是在与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的相激相融中，显示出自身的合理性与优越性，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重大问题作出了最有说服力的回答，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界看，在政治哲学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激荡与汲取将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