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律论文篇(1)

一、平衡控诉、辩护和审判三项职能，创设实现社会正义的法律秩序

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它关涉社会生活形式；正义则强调公正性、共同福利及社会审美要求，追求安全、平等、自由等价值实现。“正义所关注的却是法律规范与制度安排的内容，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人类幸福与文明建设中的价值。”①“一个旨在实现正义的法律制度，会试图在自由、平等和安全方面创设一种切实可行的综合体和谐和体。”②顺着这一思路，我们不难理解，法律秩序乃属手段层面，社会正义则是目的范畴，“法律的主要作用并不是惩罚与压制，而是为人类共处和满足某些基本需要提供规范安排。使用强制制裁的需要越少，法律也就更好地实现了其巩固社会和平与和谐的目的。”③

刑事诉讼法作为法律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要在有组织社会中存在较多的犯罪行为和犯罪者，其动作功效的必要性就显而易见，它的各项职能的平衡与否则对社会生活产生较大的影响。在过去较长的时期内，我们所理解的刑事诉讼法的职能主要是实行的工具，或仅仅是的工具。**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开篇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针，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各族人民实行无产阶级的具体经验和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实际需要制定。”④这使得我国司法机关所开展的刑事司法活动完全围绕来进行，中心工作便是打击犯罪和惩罚犯罪。这也成为司法机关工作的基本定式。**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指导思想上作了调整，“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⑤此中，既强调了该法作为工具的属性，又突出了它的程序法属性，即必须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既然作为程序法，它的职能就不仅仅再是为追求打击犯罪和惩罚犯罪而进行控诉和审判，其包括的职能应是三项：控诉、辩护和审判。

新的刑事诉讼法为这三项职能的平衡实现提供了重要保证，它也是我国司法文明的一个重要成果和表现。然而，司法实践中，我们很难从过去的定式中摆脱出来，仍然漠视其中的一些重要职能，过分地强调另一些职能，导致诉讼法律关系的倾斜。这种倾斜的诉讼关系一般只强调控诉方的利益，漠视辩护方的利益。也就是说，这是由方主导的诉讼关系。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漠视辩护方利益的倾向是较为明显和突出的，刑事案件辩护率较低的现象应该是前述倾向的直接表现。它不仅反应在审判阶段，当然这是较为显见的一个阶段，被告人委托辩护律师较为困难，或辩护意见难以得到法庭的关注。同时，在侦察阶段和检查过程中，刑事诉讼法职能的偏差更为突出，只不过那是隐性偏差而已。而此种隐性偏差比显性偏差所造成的危害及对被告人直接损害可能更为严重。刑讯逼供的幽灵挥之不去，司法文明前进的步伐当然就要受到羁绊。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更与时代潮流相悖。因此，强调控诉，辩护和审判三项职能的平衡是势所必然，刑事诉讼法职能的唯一性应该予以改变。美国学者博登海默曾对社会的各种控制力量进行分析，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那些以某种具体的和妥协的方式将刚性与灵活性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法律制度，才是真正伟大的法律制度，在这些法律制度的原则、具体制度和技术中，它们把稳定连续性的优长同发展变化的利益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一种在不利的情形下也可以长期存在和避免灾难的能力。要实现这一创造性的结合……要求立法者具有政治家的敏锐，具有传统意识以及对未来之趋势和需要的明见，还要求对未来的法官和律师进行训练；……同时还不能忽视社会政策和正义的要求。只有在法律文化经历数个世纪缓慢而艰难的发展以后，法律制度才能具备这些特征，并使其得到发展。”⑥这一结论性意见意味深长，对当代中国的刑事司法现状犹有警醒意义。

二、强调惩罚犯罪、保证无罪者不受追究和教育公民遵守法制三项任务并重，追求司法效能的最大化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地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⑦概括来说，就是三项任务：其一，准确及时惩罚犯罪；其二，保证无罪者不受追究；其三，教育公民遵守法制。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就上述任务在完成方面差距较大。其中，惩罚犯罪的任务被强化了，而另两项任务被弱化了，可谓是两头小中间大。即便如此，惩罚任务在实践方面也打了折扣，因为很多情形下我们并没有很好地达到惩罚的目的。例如震惊全国的石家庄爆炸案就很能说明问题。该案犯罪人于此前因犯他罪在监狱服刑10年，出狱不久便容到云南作案杀死二人，随后潜回石家庄制造了死亡108人的血案。就此我们不禁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10年的监禁惩罚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达到了怎样的效果？所以，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便暴露出来了，事前的犯罪预防和事后的改造教育被淡化了。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呢？对犯罪一味地打击、惩罚并不能真正减少或杜绝犯罪，还可能适得其反。“预防犯罪的最可靠的也是最艰难的措施是：完善教育……教育的基本原则：教育不于科目繁多而无成果，而在于选择上的准确，当偶然性和随意性向青年稚嫩的心灵提供道德现象和物理现象的摹本时，教育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教育通过感情捷径，把年轻的心灵引向道德。为了防止他们误入歧途，教育借助的是指出需要和危害的无可辩驳性，而不是提供捉摸不定的命令，命令得来的只是虚假和暂时的服从。”⑧我们应该抛弃非教育刑罚观和刑罚目的观，这种抛弃不是口头或形式的，而是真正意义的。联邦德国每年以国民经济生产总值20%用于预防犯罪的做法值得借鉴。“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⑨

而德国著名的刑法学家李斯特在其《刑法的目的和观念》一书中就主张，刑法及刑事诉讼活动必须以防卫社会、预防再犯、维护社会秩序为目的。他认为，刑罚不应该是对罪犯的报应，而是为了使犯罪人不再犯罪。“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无法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⑩

三、强调维护国家安全、追求社会效率和保障个人人权三项本质同等重要，体现人本思想

长期以来，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和司法指导思想是国家本位主义。这一思想有其一定的历史源渊，也有其现时的必要性。国家垄断刑事司法权是一定历史条件和国家本质的要求。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权观念深入人心，刑事诉讼法的国家本位思想越来越显现出固有的缺陷。由于一味地强调国家安全和统治秩序的稳定，往往会造成社会效益和效率以及人权保障的缺失。实现国家利益不惜牺牲巨大的社会效益和人权代价，这便大大背离了现代国家的目的。国家实现政治统治和建立良好而稳定秩序，必须最终能体现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加；社会保障条件的完善，必须体现在社会全体成员个人价值、个人自由、个人安全的充分实现，个人需要的极大满足，个人尊严的维护，以及全社会人道精神的实现。刑事诉讼的过程当然应以此主宗旨。那种只强调或一味追求国家利益的思想和做法便有悖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的方向，我们再不能为了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不择手段。而在今天，为什么还会出现一些群众含冤告状的现象，为什么一些侦查机关还专门在夜间讯问犯罪嫌疑人，为什么一些超期羁押的现象还迟迟解决不了？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我们对刑事诉讼法本质的重新界定。那么刑事诉讼法的本质应是什么呢？它应同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实现国家利益；维护社会利益，追求社会效率；保障个人人权，维护社会公正。

于此，我们应推动诉讼法价值的转型，即由一元论而为三元论，不能再把刑事诉讼法仅仅认为是实现的工具。它当然具有工具的价值，这也是极其重要的方面。而除此之外，还应实现另外两种价值：其一，刑事诉讼法的独立价值。刑事诉讼法要能够保证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体现出民主、进步、文明、法治的精神，使之成为高度的法治水平的标志。刑事诉讼活动始终能渗透着民主思想，其本身就是传播民主思想，追求社会进步，推动社会文明水平提高的活动。诉讼活动的一切参加者置身其中，都能深深感知其民主文明的精神和氛围。其二，刑事诉讼法的社会价值。刑事诉讼法保证每一诉讼案件及其每一阶段的处理都能够是高效、正确、准确和及时的，必须有效地力避人们为申冤而告状，消除超期羁押，案件久拖不决的现象，力避人民群众为司法腐败而怨声载道的现象；力求维护司法公正体制和司法机关的权威，确保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解决纠纷中至上性作用的发挥。

四、抛弃客观真实，树立法律真实的证据采信观念，禁止非法取证，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体现尊重人权

我国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一直是本着客观真实的原则，所以如此，是基于刑事诉讼法第42条的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的形式为7种：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⑾此中“真实情况”和“查证属实”显然是极有份量地两个词，其实问题也正在这里。“真实情况”需要“查证属实”这一法律规定当然成了司法实践中采信证据的至高无上的信条，从而导致形而上学的证据制度的出现。

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司法机关一味地追求客观真实，却忽略了重要的两点：其一，每一诉讼活动的进行都不是无限制的，而是有一定时间条件的，司法机关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结案。案件却是过去发生且不能重复的事情，在有限的时间内弄清过去的事件的点点滴滴，的确存在着时间和技术方面的障碍，正如一只打碎了的杯子，我们是不可能使之回复到完好的原始状态。刑事案件中的真实有如打碎了的杯子，要做到百分之百地查证属实是不可想象的。其实一切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所认的“事实”都是推论的结果，而还有一些事实连推论的可能都没有，更不可能做到查证属实。其二，诉讼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不是任何人、任何条件下都可以从事的活动，它要求有特殊的人员、特殊素质、特殊的程序，在特殊的条件限制下才能开展。所以，不同的人员，即使是不同的司法工作人员在进行证据的调查、搜集、认证、取舒、采信中，难免因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不同的证明效果和不同的司法结论。而另一方面却要求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做到这些，这使得司法机关处理一些案件时左右为难。比如，怀疑某人犯罪，又无足够证据作为立案依据，那么，立案还是不立案？此时的做法一般是既不说立案，也不说不立案，只是对所谓的“犯罪嫌疑人”实施长期羁押，或以刑讯逼供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立案依据。这样司法机关工作效率便非常低下，也不可能不犯错误。

要解决长期困据司法机关的这些问题，必须抛弃证据制度的客观真实观念，树立法律真实观念。证据制度法律真实的基本内涵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即能够证明主要的犯罪或违法事实的证据是确实充分的，如杀人案中的杀人者被确证无疑。而次要事实不必要求充分，如杀人案中的杀人者如何杀的人，诸如手段、工具等细节问题允许有个别不清楚的地方。但同时不能冤枉一个无辜者，必须排除一切合理地怀疑，保证没有任何新的证据使得主要事实能受到丝毫动摇或怀疑，不存在任何其他解释的可能性。如果存在其他解释余地的，则决不能立案，只有等待新的证据出现。

刑事法律论文篇(2)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

1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意义

中国新闻网2018年10月3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18年8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在留守儿童群体中，54.5％为男孩，45.5％为女孩，留守男童多于留守女童。99.4％的农村留守儿童身体健康，但也有0.5％的儿童残疾、0.1％的儿童患病。与2016年数据相比，0至5岁入学前留守儿童占比从33.1％下降至25.5％，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从65.3％上升至71.4％[1]。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农村留守儿童中义务教育阶段儿童比例高、数量庞大。而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年纪小、分辩是非的能力弱，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这一阶段的儿童在成长中如果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就很容易出现世界观偏差、被犯罪分子教唆、受到侵害，甚至是成为刑事犯罪的实施者。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不能给予其良好的教育和保护，造成儿童心理上的自卑和不健康。缺乏情感关怀的儿童在成长中心理脆弱、偏激、敏感。学校作为留守儿童生活的重要环境，本应当承担起留守儿童的心理辅导、家庭调查、成长档案管理等责任。但是，由于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聚集的主要地区都处于经济条件较落后的地区。作为农村边远地区的学校大多没有能力为留守望儿童提供心理建设、法律援助的能力。全社会虽然对农村留守儿童给予关注，但毕竟鞭长莫及。城市里的爱心志愿者距离他们太遥远，不能给予及时的帮助。而边远地区的志愿者队伍发展缓慢，也不能够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帮助。因此，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着刑事诉讼问题时，就需要刑事法律援助。研究如何针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刑事法律援助就有着重要意义。

2当前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中的主要问题

2.1缺乏专业机构与人员

农村留守儿童作为社会的特殊弱势群体，应该有法律援助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对他们进行刑事法律援助。然而现实情况是农村留守儿童大多聚集在偏远地区为主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这些地区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不够完善，缺乏专业法律援助机构，以及专门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案件经历和经验的法律援助律师。而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专项资金的支持[2]。

2.2刑事法律援助大多不能覆盖诉讼全过程

农村留守儿童无论作为刑事犯罪的实施者还是被害者因其年纪小等因素在诉讼的全过程当中都应该给予法律援助，以保护其正当合法权益，以及身心免受二次伤害。但是，当前由于农村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不了解申请法律授助的流程，甚至不知道，因此在案件的侦查与起诉阶段通常没有申请刑事法律援助，援助律师通常是在审判阶段由法院指定律师进行辩护[2]。而在调查取证等环节，涉事儿童没有受到应有的心理保护。

2.3缺乏法律援助的评价机制

当前，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刑事法律援助没有质量评价体制。律师工作繁忙，在面对法院指定的辩护工作时，有时精力投入有限，只做表面工夫，不能够实现高水平的法律援助。

3提高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策略

3.1构建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专业机构、组建专业援助团队

当前我国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和一部分社会援助。解决资金问题是构建团队的前提问题。司法部门应该关注到问题的重要性，申请更多的财政拨款，同时向全社会发起号召成立地区或全国范围内的专项资金，吸纳更多社会捐助。基于此，在农村留守儿童集中的地区进立专业的农村留守儿童刑事法律援助机构并组建专业援助团队，针对涉及留守儿童刑事犯罪的主要问题、儿童身心特点，研究法律援助的具体方案[3]。

3.2简化法律援助手续，建立保护机制

简化法律援助的申请和受理程序,扩大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对于涉案的农村留守儿童,应给予覆盖全过程的法律援助。同时建立对涉案留守儿童的保护机制，免其在案例审理过程中受到二次伤害[4]。

刑事法律论文篇(3)

一、“网络成瘾”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现代社会中，网络是信息交流的一个非常便捷的工具。网络的影响当然有其正面，也有负面，而负面影响在青少年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青少年由于自身控制力较差，一旦陷入网络便不能自拔，青少年对网络的迷恋往往损害身心健康。同时，由于网络的远程性、虚拟性、隐蔽性使得一部分青少年心存侥幸，疯狂利用网络进行犯罪。

1999年，七大工业国家司法部长在司法部长级会议上曾达成共识，认为网络犯罪“将是21世纪最主要的犯罪形态”。且未来的网络犯罪有年轻化趋势，犯罪者一般都是在校学习的研究生或者大学生，而近年则有更加年轻化的趋势。[1]在国外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案例，瑞士一家网站接连受到来自互联网的攻击，警方高度重视这一案件并迅速展开调查，很快便查出了这个“罪魁祸首”：是法国格勒诺布尔的一个8岁小男孩，因为父母不在家，闷得慌，所以就上网打发时光。[2]2003年8月，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年仅18岁的高中生杰弗里.李.帕森，他涉嫌制造了“冲击波”蠕虫病毒。该病毒大约感染了7000台电脑，仅给微软公司一家造成的损失就达500万到1000万美元，美国媒体称帕森为“少年毒王”。[3]

在我国，“网络成瘾”对于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同样重大。1999年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中国INTERNET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披露，上网用户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9%，年龄主要集中在21—25岁之间，占42.3%。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中心的调查显示，我国网民中年轻人占了绝大多数，17—20岁的网民几乎占了40%，而30岁以下的网民占了全体网民的2/3。[4]根据公安部2007年的初步统计，青少年犯罪人因为沉湎于网络，或者受到网络黄色信息的侵蚀，进行诈骗、、抢劫、抢夺的犯罪比例非常高。其中，被抓获的青少年犯罪当中，有近80%的人通过网络受到诱惑。[5]《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的出台，对于矫正网瘾少年的心理问题，预防青少年犯罪不乏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精神。

那么，网瘾者犯罪在司法上是否按照精神病人犯罪处理呢？我国《刑法》第18条第1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法律只规定了完全精神病人，即丧失了辨认、控制能力的人可以免除刑事责任，而其他精神病患者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标准》将“网络成瘾”纳入精神病范畴，对网瘾者的刑事责任并无影响。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也往往依据青少年犯罪的有关规定进行。

笔者认为，针对网络成瘾者犯罪的特殊情况，在司法中与正常人犯罪无区别显然不妥，“网络成瘾”或可成为定罪量刑的一个参考。

二、犯罪构成角度的分析

根据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犯罪构成是成立犯罪所必需的一系列要件的整体，包括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犯罪构成由一系列主客观要件组成，是主客观要件有机统一的整体。犯罪的成立，必须要求主客观两个方面都满足相应的法律要件，否则必然造成主观归罪或客观归罪，必然导致对公民权利的恣意侵犯。

犯罪构成主观要件，包括犯罪主体与犯罪主观方面。其中，犯罪主体是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法应负刑事责任的人。我国《刑法》第17条和第18条对犯罪构成自然人主体要件作出了一般规定，作为自然人犯罪主体的只能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行为人只有具备了刑事责任能力，方可对其进行法律上的非难。刑事责任能力，即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需的，辨认自己行为的社会性质并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刑事责任能力包括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二者缺一不可。辨认能力，是指行为人认识自己特定行为的内容、社会意义与结果的能力，也可称为认识能力。控制能力，是指行为人支配自己实施或者不实施特定行为的能力。[6]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辨认能力，是刑事责任能力的前提与基础，控制能力则是刑事责任能力的关键，在具备辨认能力的基础上，还需要有控制能力才能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甚至有学者认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具有犯罪故意和犯罪过失的前提。没有刑事责任能力，行为人就不具备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即使具有行为的故意或过失，但这已经不是刑法意义上的故意或过失了。[7]

精神病患者，其辨认能力、控制能力皆有缺陷。行为人对于自身的行为，缺乏是非善恶的辨别力，即使行为或者不行为也都是疾病的驱动而没有自主的控制能力。所以，各国刑法都规定精神病人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或者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正确评定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直接关系到正确的定罪量刑。

根据《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网络成瘾，是指个体反复、过度使用网络而导致的一种

精神行为障碍，主要表现为对使用网络产生强烈欲望，突然停止或减少使用时会出现烦躁、注意力不集中、睡眠障碍等，甚至会导致个体自身难于区分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关系。“网络成瘾”者，其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与正常人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由此，我们不能机械的得出“网络成瘾”者实施犯罪时承担刑事责任或者不承担刑事责任的结论，而是要在判断作案患者的“辨认能力或者控制能力”的基础上，借助医学和法学的复合知识作出相应结论。

三、评定“网络成瘾”者刑事责任能力方式探析

司法实践中，对人精神状态的鉴定，主要目的是确定被鉴定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民事行为能力，以及其它法定能力，如受审能力、诉讼能力、服刑能力、作证能力等。其中，对被鉴定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是对其正确定罪量刑的前提。对于具有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历史上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标准。

1、医学标准

该标准主要存在于早期的刑事立法当中，即单纯以医学（生物学）一个标准来衡量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实施危害行为时，行为人只要存在精神或者意识障碍，即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并不需要考虑精神状况与客观危害行为之间的关系。西方国家早期的刑事立法中，主要采取了该标准。例如，1954年美国华盛顿地区联邦上诉法院在审理德赫姆案件时创设的“德赫姆规则”（Durhamrule）。该规则认为：“如果被告人的非法行为是精神疾病或者精神缺陷的产物，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英国最早采取医学标准的规则，是由首法官布雷克顿（deBracton）于1265年制定的一项条例：“因为精神错乱的人的行为类同一头野兽，故应免予治罪。”故称：“野兽条例”（Wildbeasttest）。[8]

单纯的医学标准，在一定时期内对于正确认定犯罪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其固有的缺陷很快暴露，即可以使所有犯罪的精神病人免予处罚，其中一些具有一定辨认、控制能力的患者可以随意实施违法行为而不承担责任，同时导致大量犯罪人佯装精神病患者以逃避法律追究。采用这种标准，与当时的医学、法学不够发达有一定的联系。

2、心理学标准

所谓心理学标准，即只辨别行为人的控制能力，以此评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实施危害行为时，行为人具有控制能力，则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反之，则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问题在于，控制能力障碍本身缺乏明确具体的自然科学标准，司法实践中很难区分那些行为是可以控制的，那些行为是不能控制的。而且，这一标准过于宽泛，允许失去自我控制能力的人不受刑罚，将会导致对冲动犯罪、激情犯罪等不能追究刑事责任。

3、混合标准

当今多数国家，都是采用医学和心理学相结合的混合标准。我国也不例外，《刑法》第18条第1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具有某种精神障碍，同时又因该障碍丧失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方可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二者缺一不可。

那么，“网络成瘾”者实施犯罪时，其刑事责任能力能否按这一标准评定呢？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笔者首先提出“法律精神病”这一概念。法律精神病，是指依据法律规定的标准，经司法人员综合衡量后，认定为可以影响行为人责任能力的精神病。并非所有的精神疾病都会被法律所吸收，法律精神病的范围要小于医学上的精神疾病，也只有法律精神病才能最终影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

有学者指出，国内学界对《刑法》第18条中的“精神病”均统一理解为医学上的“精神疾病”，精神疾病的覆盖面要高于医学上的精神病。判断精神疾病患者是否承担刑事责任，需要从两个层次进行。首先，需要专业鉴定人员从精神医学的角度分析病与违法行为之间的联系。存在精神活动障碍，本身还不能说明责任能力已被自然排除，而要看精神障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的社会行为能力。其次，需要办案的司法人员把专家意见与其他证据结合起来从法学角度分析判断，如果达到了刑法规定的“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的条件，即为法律精神病，才能相应的免除或者减轻刑事责任。[9]两个层次依次进行，才是坚持医学标准与心理学标准的统一，才能正确评定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标准》的出台，使得“网络成瘾”被界定为医学上的精神疾病，笔者认为，对于网瘾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评定采取上述方式较为合适。

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确定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时，往往陷入一种误区，即单纯强调精神医学鉴定。精神病鉴定专家一但得出有无责任能力的结论，司法人员则不再作出任何判断，完全采纳精神病鉴定专家的鉴定结论。结果是精神病鉴定专家同时进行医学与法学评定，或者仅由精神病鉴定专家进行医学评定。如此，必然导致对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的偏差，从而影响正确的定罪量刑。

刑事法律论文篇(4)

［关键词］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刑事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权利主体因其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受到损害而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形式进行救济的一种民事法律制度。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了明确规定。由此可见，我国民事法律早已承认并肯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合法性,而且司法解释也进一步扩大了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但《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只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未规定刑事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同时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却明确指出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可见,刑事法律规定对于精神损害是不能提出赔偿请求的,只有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造成的物质损失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一规定的局限性导致了我国刑事立法和民事立法关于赔偿范围的矛盾和冲突,这不仅造成了审判实践的不配套和不协调,而且对于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不利于保护刑事受害人合法权益［1］。因此,笔者认为,应建立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即权利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使其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受到损害而要求侵害行为人通过财产赔偿等形式进行救济的一种刑事法律制度。

一、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1.人权保护的需要

刑事侵害行为人对其实施的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的犯罪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侵害行为人对受害人或受害人的近亲属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是充分保护人权的需要。人权包括人应该享有的经济权、政治权、人身权等内容。人身权是实现其他人权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认为人权是不断发展的。人权保护事业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而发展。从充分保护人身权的角度来看,不仅要对民事侵权中的受害人予以保护,也要对刑事侵害中受害人给以保护。只有如此,才符合逻辑。一般来说,在民事侵权中,受害人的人身权所受侵害程度较轻,而在刑事侵害中,受害人的人身权所受侵害程度较重。我国现行法律对民事侵权中精神损害赔偿权予以保护,而对在刑事侵害中受到比民事侵权更严重侵害的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权却不予保护,这显然不利于周全保护人权。

2．法律位价协调的需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颁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属于民事法律规范,理应适用于附带民事诉讼,但《批复》规定又予排除,造成了立法上的矛盾,引起了诉讼观念的抵触。因此,最高院对于“受害人要求精神赔偿一律不予受理”是不符合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适用原则的。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已被立法所确定,更被司法解释所明确,因而完全有理由而且应该将民事诉讼中能够得到处理的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一并审理。从法理方面来讲,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的法律位阶、法律效力在《民法通则》之下。也就是说,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不能违背《民法通则》的规定,不能与《民法通则》规定的内容相抵触。而最高院的法释［2000］47号以及法释［2002］17号规定的内容很显然是与《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相抵触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人对其效力产生质疑。

3．维护私权的需要

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体现的是公法上的价值追求，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犯罪分子承担的是公法上的责任,其法律本位是以国家为本位。而对犯罪分子追究其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体现的是私法上的价值追求,目的在于保护人身权的需要，犯罪分子承担的是私法上的责任,其法律本位是以个人为本位的［2］215。能因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就免除或减轻其民事责任,也不能因犯罪分子多赔一些钱就可以免除或减轻其刑事责任。如果以刑罚代替犯罪分子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就势必损害了受害人的权利。这是公权对私权的侵犯。假设这一论断不成立,那么,以刑罚而代替犯罪分子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就应经受害人的明示同意或默许。然而,在行刑过程中,司法机关若要对某个侵犯人身权而犯罪的犯罪分子减刑,就应该得到受害人的同意,因为给犯罪分子减刑就意味着减少了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很显然,这是与我国的司法实践相悖的。

4．公平正义的需求

侵权行为人侵犯被害人人格权、健康权等权利的同时,大多数给被害人精神造成了损害。这种精神上的损害,有时要比物质损害严重得多,如果仅仅对物质损害予以赔偿显然是不公正的。对于侵犯人格权的犯罪行为（如杀人、伤害、）本身也是一种更为严重的民事侵权行为,其社会危害性更大,给受害者造成的精神损害也更严重。若将其排除在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之外显然是一种荒谬和不合逻辑的现象。“法律的终极价值追求是公平和正义”［2］215，但由于立法原因而使遭受同一种痛苦——精神痛苦却得不到同样的赔偿,显然是违背公平原则的。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因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而因犯罪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却不承担民事责任。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受到相同损害的人得不到同样的赔偿,对受(被)害人来说极不公正;另一方面,对于行为人而言,给社会造成较轻的损害却要承担相对较大的责任也是不公平的。

二、刑事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同样，如同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有所限制一样，在刑事损害赔偿中并非一切损害都将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对于刑事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应限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绑架罪、抢劫罪、罪、非法拘禁罪、侮辱罪、诽谤罪、重婚罪、虐待罪、遗弃罪等侵犯人身权的刑事案件,主要是由于这些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尤其是对被害人造成的精神创伤都难以平复,主要体现在：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更大,主观上具有严重的过错；犯罪行为情节更恶劣,社会危害性更大；从犯罪主体来看,行为人都是年满14周岁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过失杀人罪、过失伤害罪中的犯罪分子,也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但由于其主观恶性较小,所以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赔偿责任。因此,具体地说,在刑事案件中侵犯自然人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婚姻自由权及其他人格权的犯罪分子,侵犯自然人的配偶权(如重婚罪)、受抚养权(如虐待罪、遗弃罪)、监护权(如拐卖妇女儿童罪、拐骗儿童罪)、亲权及其他身份权的犯罪分子都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譬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l)重婚的;(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无过错方因受到上述行为的侵害而有权提出的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赔偿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对于(3)、(4)这两种情形,不管侵害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侵害人都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此外,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形是对于侵犯死者遗体遗骨的盗尸罪的犯罪分子是否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笔者认为,由于盗尸必然给死者的亲属造成精神痛苦,犯罪分子也应该向死者的亲属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犯盗尸罪的犯罪分子的犯罪动机多种多样。有的是盗窃尸体出售获利,譬如民间招阴亲者有时需要购买尸体;有的是为报复他人;有的是为了奸尸等等。不管动机如何,都不影响犯罪分子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三、确定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

1．以补偿为主、惩罚和抚慰为辅的原则

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就在于填补被害人因侵权行为而遭受的精神损害而惩罚侵害人和抚慰被害人,只不过是补偿精神损害所派生出来的。这一原则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也适用。由于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比一般的侵权行为要多得多,因此,如果只限于强调精神损害赔偿的抚慰性和惩罚性,而不补偿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那么就不足以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2．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就是在精神损害赔偿中,既要考虑法定因素,又要考虑酌定因素。法定因素主要包括侵害人的过错程度,被害人的精神损害程度和后果,侵害行为的后果和社会影响等。酌定因素包括当事人主体的类别,侵害人的认错态度和被害人的谅解程度,双方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等等。在具体的赔偿中,应综合考虑法定因素和酌定因素,适当确定赔偿数额。做到既能补偿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惩罚侵害人,又不超出一定限度,给侵害人造成无法承受的经济负担。这样不仅符合法律公平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也易于执行。

3．法官自由裁量原则

法官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案件灵活处理。由于精神损害并不像财产损害那样容易判断,因此在进行精神损害量的评价和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时,必须赋予法官依法自由裁量的权力。按照这一原则,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可以根据法律和事实来合理地确定赔偿数额。法官的自由裁量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他必须依据客观事实,分析和判断各种因素,作出处理或判决。一般认为,法官在确定数额时,应考虑被害人的精神损害程度、社会地位、职业、知名度、经济条件,侵害人的过错程度、与侵害人的关系、经济状况,当地的经济水平,地方习惯等多种因素。

4．区别对待原则

即在自由酌量的基础上,考虑以下因素后,根据双方的责任确定赔偿数额:(1)因被害人的故意产生的损害不应赔偿;(2)因被害人重大过失造成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根据双方过错程度分别减少赔偿数额;(3)被害人有重大过失而被告人没有过错,且责任不以过错为必要条件时,应减免被告人的赔偿责任。

5．调解原则

调解制度是我国首创的处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措施,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一制度的价值,并已被我国民事立法所采纳。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也是民事诉讼,涉及的权利是民事权利。根据民事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自行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可以采取调解的方式处理民事案件。同理,刑事精神损害赔偿也可以适用调解方式结案,但必须取得双方同意。

综上所述,我们国家应尽早在法律上明确肯定刑事侵害中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并通过一定的程序对受害人的这一权利切实加以保障。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有效保障人权，维护正义与公平。同时也才能弥补法律空白，更好地协调民事和刑事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全方位地保护好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从而也就使“有损害就有赔偿”、“有权利就有救济”［3］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葛步兵.对完善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思考［EB/OL］.,2004.

刑事法律论文篇(5)

内容提要：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通常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刑法和有关刑事法律所规定的犯罪行为。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之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和特点.制约和决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多种多样，错综复杂。本文试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的有关知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进行分析。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分析心理学分析社会学分析

任何现象的产生和存在都有其特定的原因和条件。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未成年人犯罪也不例外。制约和决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多种多样，错综复杂。因此为了探究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有必要运用多种学科作为工具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下面是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进行的分析。

一、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心理学分析

一切犯罪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心理支配下进行的。未成年人虽然心理尚未成熟，但他们的犯罪行为也是受心理支配的。为什么未成年人犯罪具有显著区别于成年人犯罪的特点？这是与作为犯罪主体的未成年人在这一特定年龄阶段下所固有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分不开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未成年时期的年龄特点所形成的矛盾也是贯穿未成年人成长的全过程的，虽然这些矛盾与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产生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是如果这些矛盾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很可能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动因。

（一）.未成年人身心矛盾

1、精力过剩与调节能力低的矛盾

未成年人生理机能迅速发育，使他们的活动量增大，日常学习生活之余仍有大量过剩的精力和体力，但是由于他们心理水平的提高相对缓慢，缺乏足够的调节和控制过剩精力的能力。因此，过剩的精力常常用之不当，在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下，往往将过剩的精力用于抢劫、等暴力性的犯罪活动中。

2、兴奋性高和控制力低的矛盾

由于未成年人腺体的发育，内分泌非常旺盛，大脑常常处于兴奋的状态，导致他们的情绪兴奋性高容易冲动，但是由于他们的大脑皮质尚未成熟，自我控制能力欠缺，容易出现冲动性和情景性犯罪。

3、性机能发育成熟和道德观念缺乏的矛盾

未成年时期，性机能逐渐发育成熟，从而产生强烈的性意识，有接触异性的需求，有了性的欲望和冲动。然而，他们又缺乏组建家庭和负担家庭的法律道德责任和经济能力，从而产生了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矛盾。如果，这一时期的未成年人不能正确处理好这对矛盾，那么就不可能正确对待两性关系，就有可能放纵自己，对自己的行为不加约束控制，从而强化这对矛盾，导致性方面的违法犯罪。例如，有的未成年人在色情、制品的刺激下，为了发泄生理冲动，不惜实施、等性犯罪；或者为了而不惜实施抢劫、盗窃、诈骗等财产性犯罪。

（二）未成年人个性心理结构内部的矛盾

1、孤独感和强烈的交往需要的矛盾

现在，未成年人的生理成熟年龄普遍提前,生理上的突飞猛进，尤其是性器官的发育成熟，使他们的性意识、性冲动，性体验等接踵而至，这给他们带来了种种困惑或疑虑，产生各种神秘不安的复杂心理。与此同时，他们的心理成熟却明显滞后。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来为因生理成熟产生的种种困惑解难释疑，无法合理地为自己减轻心理的重负。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成人感逐渐增强，对于内心的困惑和疑虑，不愿轻易向他们吐露，于是，表现出明显的心理闭锁。未成年人处于这种自我封闭之中在心理上与成年人产生隔阂，不愿相互交流思想、感情，因而产生孤独感。但是这种孤独感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渴望被人理解，，希望与人交往，希望在人际交往中有一定的地位，希望能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以维护自尊。因而人际交往的需要较为强烈，这种在心理上既感到孤独，又渴望交往的矛盾，可能使青少年陷于苦恼的境地。他们不愿与父母老师沟通，却希望与同龄伙伴拉帮结伙，有的甚至离家出走，出外寻找“友谊”。由于他们的社会阅历少，认知狭窄、片面，分不清是非美丑，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容易被人引诱，上当受骗，稀里糊涂地就加入犯罪团伙，不知不觉地就走上犯罪道路。

2、好奇心强和辨别是非能力低的矛盾

未成年人对一切感到新奇，对自己不了解的现象，不理解的问题都表现出十分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由于他们社会经验不足，认识能力尚未发展成熟，对许多社会现象和科学的准则还没有自己定型的见解和观点，容易受暗示而模仿，自觉不自觉地受一些不良因素地影响，看问题时以偏概全、固执己见，自己认为正确符合自己兴趣爱好的知识就不加考虑的片面接受，以致受到不良的社会风气和一些宣扬暴力、色情的不良亚文化的影响而走上犯罪道路。

3、独立性和依赖性的矛盾

随着成人感的产生和增强，未成年人对自己估计过高强烈要求独立自主，想从心理上改变过去依赖成年人和受人监护的状态，即取得与成年人相同的地位，离开父母的管束，完全独立。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经济来源，且社会生活经验欠缺，不能适应错综复杂的社会，因此未成年人在生活上还要依赖于父母，在社会上还要依赖成年人。这种在心理上想独立，而实际生活中又不得不依赖父母的矛盾可能激发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冲突，加大代沟的裂痕。在现实社会中，有的因对父母的严格管束十分不满而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和报复心理，进而实施家庭暴力，甚至出现了弑亲现象。

4、强烈的情绪冲动和理智控制较弱的矛盾

未成年时期，情绪的兴奋性高，情绪的波动性大，具有极大的冲动性，既表现为热情活泼，又易急躁，激动，好感情用事。有时，当个人需要受到限制而不能得到满足时，就会产生挫折感，进而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这时理智的控制能力却显得无能为力，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计后果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向有关当事人或无辜群众实施攻击行为，进行报复。

二、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社会学分析

未成年时期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人生阶段。因此，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本身并不是决定犯罪发生的必然原因。但是，由于这一特定年龄阶段身心发展的不成熟性、不稳定性，使得他们极易在社会化过程中接受错误、消极的影响，进而产生形成犯罪心理、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未成年人的犯罪心理的形成要经历一个不完全社会化或者错误社会化的过程，这是一个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未成年人的社会化主要是在家庭、学校等直接生活的微观社会环境中实现的。

（一）家庭的不良影响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未成年人一生中经历的第一个场所，是他们社会化过程的起点。在未成年人社会化过程中，家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不良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不健全人格的形成具有原发性的影响。

1、家庭结构有缺陷

家庭的残缺，是未成人犯罪的“催化剂”。在这种家庭中，尤其是失去丈夫的家庭，家庭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教育子女的责任就落到了妻子一方，再加上家务劳动的压力、时间、精力等的限制，疏于管理和教育，极易导致未成年人放任自流，误入歧途。另外，由于家庭结构不完整，导致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交流失衡，人际关系冷漠，未成年人很容易形成孤僻、冷漠、自卑等不良性格特点和反叛心理。他们在家里得不到爱和精神生活的满足，往往会向外寻求精神支持和寄托。这样，由于他们心理尚未成熟，社会经验不足，在不良环境的影响和坏人的教唆、引诱下，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2、家庭教养方式不当

家庭的教养方式直接关系到教育的成败。一些家长没有遵循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征和成长规律，造成教养方式不当，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很直接的、很重要的原因。家庭教养方式不当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娇宠、溺爱

现在的家庭独生子女率在逐年升高，就是因为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家长往往对子女采取的是一种百依百顺、即使子女犯了错误也对其包庇的态度，使孩子从小养成了自私任性、好逸恶劳、骄横霸道、自我中心的不良性格和行为习惯。这种未成年人进入社会后，当他们的个人利益和需要不能在正常的范围内得到满足时，很可能不顾社会道德、法律规范，从而发生违法犯罪行为。

（2）简单粗暴

与溺爱正相反，有些家长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些家长发现孩子犯了错误后，无视子女正常的自尊和独立的人格，对他们动辄打骂。一方面，家长的举动给子女提供了学习模仿的榜样，很容易使他们形成残忍、粗暴、好斗的性格，形成把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的观念。另一方面，引发、强化了子女的逆反心理，造成子女和父母感情破裂，形成情绪对立、互不信任的局面。他们在心理上视父母为敌，离家出走，流落到社会去找小兄弟取得“同情”、“温暖”，有的在别有用心的教唆犯的引诱、威胁下，堕落成罪犯。

（3）放任自流

父母放弃了教育子女的责任，对子女的一切行为举止采取不加干涉的态度，放任自流。在这种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极易形成冷酷的、自傲、自狂、目空一切、自以为事、玩世不恭的不良性格。他们在父母的放任下过早的走向社会，由于缺乏父母的指导和监督，并且自身认知水平不高，缺乏正确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在社会上各种不良因素的诱导和影响下，很容易形成犯罪心理，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4）期望过高

现在，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家长对孩子倾注了全部的爱，同时也对子女的学习成绩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子女尽最大的努力也难以达到，这时孩子就产生极大的心理压力，甚至焦虑不安，产生了逃避和逆反心理。当这些压力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时，在逃避和逆反心理的支配下很可能会离家出走，以至误入歧途；有的甚至做出弑亲等过激行为。

3、父母行为不良

家庭中的社会化很多都是在无形中进行的，父母的言谈举止、态度等对未成年人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父母有赌博、酗酒、盗窃、、等不良行为，都会给子女以暗示的影响，并使他们模仿大人的不良行为行事，在其心灵中孕育下违法犯罪的种子。

4、家庭过于贫困

由于父母的工作压力较大或者父母双方都下岗，家庭条件过于贫困，容易使孩子在同龄人中产生自卑感，很容易形成孤僻、内向的性格和敌视社会的心理，为了满足自己从家庭中无法得到的物质欲望，往往铤而走险。家庭居住的环境和周边条件不良，周边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治安管理、文明程度等都是影响孩子成长的因素，孩子容易受周围不良青年的影响，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二）学校教育的缺失

学校也是未成年人社会化的重要场所。良好的学校教育，可以对家庭教育的不良影响起到弥补和矫正的作用，帮助未成年人抵制和消除不良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学校教育还存在某些不尽如人意的缺陷和失误，不利于未成年人的社会化，对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1、忽视思想品德教育

由于在教育观念上片面强调智育的重要性，学校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对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和培养，即使有这方面的教育也往往是方法简单、陈旧或是流于形式，而且内容空洞、脱离实际，对学生缺乏吸引力，再加上在教师队伍中，确实有一些素质差，职业道德低下的人。一种是课堂上可以讲些大道理、道貌岸然，一离开课堂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这样就更加削弱了教育的权威性，甚至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和对抗情绪，这样就很容易使成长中的未成年人排斥主流文化，而对不良亚文化产生认同，进而在不良亚文化的吸引和感召下，形成不良亚文化群体与主流文化相对抗，经过相互感染和认同，最后堕落为未成年人犯罪团伙。再一类是在一些学校中，成绩好的是好学生，成绩差的就是坏学生，并以此为依据，人为的把学生分成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使得学生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挫伤，失去了进取心和自信心，造成了一些学生的厌学、辍学，流失到社会上形成不良群体，无所事事，在坏人的教唆下，很容易堕落为犯罪团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2、法制教育效果不佳

目前，学校法制教育落后，效果不佳，造成学生法制观念淡薄也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法制教育课老师基本上是非法律专业毕业生，而且多数由政治老师兼任，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解释法律知识准确程度不高的问题，上课也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让学生死记硬背。另外，法制教育也只是停留在法律知识的传授上，不能使学生形成与法律规范的要求相适应的价值观，不能使法律规范的要求内化为学生自己的需要和行为，不能使学生用法律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形成守法的行为习惯，没有收到预防犯罪的效果，反而让一部分学生由于了解法律规定而钻法律的空子，心怀侥幸，而走上犯罪道路。

3、青春期性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滞后

目前，学校的青春期性教育基本上仍是空白。而未成年人的青春期基本上都是在学校期间度过的，未成年人进入青春期后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开始对性有所感知，性意识处于从萌芽到日渐明确和成熟的阶段，他们对性的理解具有模糊性，但是由于获得正确性知识和性教育的渠道不畅通，得不到及时、正确的指导，使得他们在性知识上表现为愚昧无知，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们把探索的目光投向了及音像制品等。由于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成熟不同步，以及道德法制观念的淡薄，在外界的刺激下，加上他们自我控制能力不强，往往会出现越轨行为。

（三）同龄群体不良交往的影响

马克思说过：“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同龄人的相互交往在未成年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极少数未成年人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并恶性发展，是与其未成年同龄群体的不良交往息息相关的。团伙犯罪一直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占有很高的比例。不良交往往往是未成年人走上团伙犯罪道路的起点。一些被家庭和学校排斥和抛弃的不良少年，在不良亚文化的吸引和感召下，由于相同的感受聚集起来，通过不健康的娱乐、游荡、交谈等方式形成不良交往的亚文化群体。美国“犯罪学之父”萨瑟兰（Sutherlabd）认为：“犯罪是在交往过程中，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作用习得的。对犯罪行为学习的主要部分发生在亲密的群体中。这种群体的主要成员是犯罪人所熟悉的伙伴、朋友等。犯罪学习的主要内容包括两项内容：一是犯罪的技术；二是犯罪动机、驱动力、合理化和态度等特定方向。”这样，他们经过犯罪的学习，初步具备了实施犯罪的条件，通过违法尝试，加速下滑，沦落为犯罪团伙。未成年人犯罪团伙，以其独特的行为方式，如暴力、抢劫等与社会对抗，社会危害性极大。

（四）文化市场的失控

良文化泛滥已经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直接诱因。各种充斥着暴力、色情内容的音像制品及网络游戏等等未成年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腐蚀作用。未成年人处于求知和学习的人生阶段，其主要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的习得方式就是模仿。这样，媒体上大量的暴力渲染成为他们模仿的对象。耳濡目染，久而久之，一部分未成年人在性格上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并且残忍、好斗。遇事，头脑简单，很容易把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导致暴力犯罪。另外，一部分影视、纪实作品为吸引观众，对黑社会性质、恶势力团伙犯罪信息进行大量报道，对犯罪动机、作案过程进行过分详细的描述。这给一些善于模仿的有劣迹的未成年人提供了模仿、学习的条件，他们不仅学会了作案手段，还学会了反侦察，反审讯的伎俩，成为了犯罪的“高手”、“专家”。未成年人性器官开始发育、性机能逐步成熟，生理结构的明显变化引发了心理上的变化，好奇心增强，对自身的生理变化有着强烈的神秘感和好奇心，特别是对于与生理变化有关的信息有着更加浓厚的兴趣。媒体中的色情内容，正切合了未成年人的这些特征，满足了他们的生理和心理需要。一些未成年人，由于自我控制能力差，抵挡不住诱惑，抑制不住生理和心理躁动，便产生尝试的念头，很可能诱发等性犯罪的发生。

另外，沉溺于上网也是诱发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原因。网络中通过互发电子邮件或聊天、在线游戏等手段进行交往，可以向对方隐瞒真实身份、年龄甚至性别等特征。由于网络本身的这种隐蔽性，上网便成了很多处于心理闭锁期的未成年人缓解内心紧张、释放内心积郁的理想选择。网络游戏、网络聊天过程中，虚拟的人物可以不受法律和道德的规范，未成年人的心理随意性被无限放大。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他们往往难以协调，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及时、正确的纠正和引导，就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为了满足自我需要而不择手段地侵犯他人的利益。有些未成年人长期痴迷于网络，由于他们没有经济来源，为了支付高昂的上网费用，很可能实施抢劫、盗窃等财产性犯罪。

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是多种多样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其犯罪的成因也会呈现不同的方式。只有全社会都来关心未成年人，都来关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我国的未成年人才会得到全面健康的发展。

注释：

：中央政法委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领导小组，《预防闲散未成年人犯罪研究报告》（R），中国档案出版社，北京，2002年出版，第6页。

：王秉中主编，《罪犯教育学》（M），群众出版社，北京，2003年出版，第218页。

刑事法律论文篇(6)

对这位新加坡罗老先生所反映的案件问题，我们经过仔细地研究分析后，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病人不熟悉中国医疗制度和环境的事实所实施的刑事诈骗案。丰台司法机关在此案办理过程中的许多举动也确实令我们感到有些费解。难道真存在有关办案司法人员的腐败枉法情形吗？

现将我们所了解到的案件基本情况告之大家，希望大家一起来帮着分析探讨一下，看看新加坡罗老先生向丰台司法机关讨说法的举动是否真有道理？

一、被骗案件的起因和经过

2005年9月份，罗先生的妻子林女士的慢性肾功能衰竭症开始恶化，需要进行肾移植手术治疗。石某（中国大陆公民，本案犯罪嫌疑人之一）的丈夫新加坡人彼特主动找到他们游说，说能帮他们在中国大陆进行手术治疗。2005年9月18日，罗先生与女儿和女婿飞往北京与中国公民石某和陈某（本案另一犯罪嫌疑人）见面认识。石某自称是307医院的医务护理人员，有权代表医院与病人进行接洽并收取有关费用。陈某以该医院肾移植手术专家、泌尿外科主任医师身份与石某一起出现。

自2005年9月18日至2006年9月23日，石某和陈某等人利用林某急需进行肾移植手术治疗且不熟悉中国医疗环境和制度的情形，花言巧语，虚构和隐瞒重要事实，欺骗罗先生和他的亲属，总计向他们索要了162260美金（有收据的为14万美圆），按当时美圆兑换人民币的外汇牌价，共折合人民币约130万元。而根据罗先生事后调取到的在307医院的住院费、相关手术费和治疗费等费用清单，林女士住院和肾移植手术的实际花费总计才7.1万元人民币。两者数额相差为120余万人民币。

此外，在林女士住院期间，石某还将林女士身份伪造成中国海南省人；为欺骗医院石还冒充罗先生和林女士的女儿对病人进行护理，实际上是对病人及其亲属实施监督和控制，以便骗取他们的钱财。为防止事情败露，在林女士住院期间，石还严厉告之他们：1、进行探视必须经过她的同意；2、不准他们和医院签署任何入院文件；3、探视时，罗先生及其亲属不准说自己是外国人，不准穿名牌衣服，不准说外语，不准打听陈某和其他院方人员的电话等。同时，石和陈还拒绝向他们提供医院病历和住院花费清单；拒绝和阻挠林亲属及新加坡医护人员到307医院接林出院，让他们直接去机场接她。

罗先生还介绍说：石某、陈某等人的欺骗行为已经给他、他妻子及其他亲属带来了精神和物质上的重大损害。他妻子林女士由于住院期间得不到亲人们的及时探护，在精神上备受折磨，加上被骗后心理上的气愤，现在已患上了精神抑郁症。

作为受害人，罗先生在发现被骗后向307医院及有关领导反映了此事件。该院领导们也初步认定这是一起刑事诈骗案，让他们赶紧去公安部门报案。2007年2月26日，中国北京市丰台公安分局受理该案，并于2007年5月8日将石某缉拿归案。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中国司法机关不批准将石逮捕，反而将其释放，并做取保候审处理。目前公安机关对石的取保候审已撤销。

二、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依据何在？

作为受害人，罗先生他们始终认定：本案件不过是石某和陈某利用换肾手术事件所从事的一起普通诈骗犯罪而已。可让他们不明白的是：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怎么又会变得如此复杂和艰难呢？

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在他们检举、控告石某、陈某的诈骗犯罪行为过程中，通过与司法机关办案人员和个别领导多次接触，发现本案存在众多的非正常干扰和阻力因素，具体办案人员和个别领导存在明显为石某等人开脱罪责的情形。他们没有站到公平和公正的立场上，几乎忘记了自己惩治犯罪、严格执法的天职，他们发挥出种种潜能，不遗余力地为石某等人犯罪行为开脱罪责。这些人员为石某等人开脱罪责的主要表现是：

（一）主观假定“石某和受害人之间可能存在所谓的换肾服务协议”，试图抹杀石某的刑事诈骗属性。

本案的实际情况是：1、受害人是经石某的丈夫新加坡人彼特介绍认识的石某和陈某的。2、受害人所看到的情形是，石某一直在307医院从事所谓的护理工作，而且与医院的医生陈某等人配合地非常的默契，被害人有理由相信石某是307医院的医护人员。3、手术前，石某曾经给林女士写过一封英文信件，并要求林女士在信件上签字确认。在该信件中石某称“我的职责是确保您（指林女士）得到最好的后继护理服务，……包括与定时来看望您的医生保持联系。为了让我能有效地执行任务，我必须与您共用一间病房。……”。而且，在这封信件中，石某还明显地以院方的口吻对病人及亲属提出了住院期间和探视的种种要求。4、石某被拘捕后曾称该信件是受害人与其订立的服务协议，但是我们从这封信件看不出任何订立服务协议的形式和实质要件，石某也提供不出任何其他证据证明双方确实存在所谓的“换肾服务协议”。也就是说，办案人员假定此类服务协议存在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

（二）以“犯罪嫌疑人实际诈骗所得数额不好确定”为由否定其诈骗犯罪行为的成立。1、本案中，石某等人先后以红包、体检费、住院费、手术费、护理费、医药费等名义向受害人先后索要了162260美金（按当时美圆兑换人民币的外汇牌价，共折合人民币约130万元，有收据的约为14万美圆，其中石某出具的三张收据就达13万美金，收据中明确写明款项的用途是手术和住院费用，其中三万美金是打着病人发生术后并发症的幌子骗取的，另约1万美金明确写明是护理和陪护费用）。2、案发后，受害人通过向领导反映所调取到的在307医院的住院费、相关手术费和治疗费等费用清单中的实际花费总计为7.1万元人民币（包括陪护费用），另肾源费用为3万元人民币，两者数额相差约为120余万人民币。3、石某在骗取3万美金并发症费用时，称以前给的10万美金根本不够，且已全部用完（有录音证据）。4、受害人提出控告后和石某被拘后，其承认还有50万元人民币没有用完，且准备用于受害人来大陆继续治疗费用，暂且替受害人保管而已。5、石某提供不出合理的手术、住院医疗和护理费用外的款项部分应认定为诈骗所得数额。至少其个人承认的没有用完的50万元人民币应认定为诈骗所得。6、本案中，受害人交给石某和陈某的款项中有收据部分是非常确定的，其中的住院费、手术费、装修费、护理费、医药费也是非常确定的，石慧玉诈骗所得数额不存在办案人员所说的不确定性，更不能以不确定为由否认其诈骗行为的成立。

（三）主观认定“石某非法占有受害人钱财的目的不明确和证据不充分”。1、本案中，对具体肾移植所需要的大致手术费用，石某和陈某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一般换肾所需的费用也是有一个大致的行业价格的。石某应知手术和治疗费用肯定不会是130万元人民币，而其实际却向受害人收取了约130万元人民币的美圆，这说明其主观上具有非常明确的诈骗目的。2、石某和陈某在骗取10万美金手术费时，称有部分属于“押金”，等手术完后多出部分再退还；在以手术并发症名义骗取3万美金的治疗费时，慌称以前的10万美金已全部用完；石某被拘后，还称在其手上有50万元人民币没有用完，而且拒绝归还；根据林秀月的出院记录，其术后并没有并发症出现和进行相应的并发症治疗费用。这说明石某和陈某具有明显虚构手术和住院费用骗取钱财的目的。也就是说，办案人员和个别领导所说的石某非法占有目的不明确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因为石某等人的客观行为表现已经非常清楚地证明了其具有非法骗取和占有受害人钱财的目的。

（四）假定“石某在没有相应证据的支持下，对自己行为所作的个别辩解理由的是合理的和真实的”。比如，关于林女士住院期间身份证的伪造问题和石某的个人报酬问题。1、石某称假身份证是林女士自己伪造的，但是其并不能提供是林女士自己伪造假身份证的证据。而本案实际情况是：（1）林女士是合法的新加坡居民，其亲属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为其在任何国家和医院选择治疗，如果307医院不收外国病人，林女士则不会选择在该医院治疗，其完全没有隐瞒自己真实身份的必要，而且假身份对病人在新加坡进行医疗保险索赔和意外风险事件的处理带来法律上的障碍。（2）受害人亲属并不清楚中国大陆不接受或限制给外国人换肾的手术治疗，而且正是由于假身份的问题，才给林女士及其亲属带来精神上的重大伤害，这也是受害人进行投诉和控告的一个重要理由。受害人始终认为，换肾手术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伪造病人假身份行为是石某和医生在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为此，受害人还要求相关国外媒体披露伪造假身份的事情。另外中国法律根本没有禁止给外国人进行换肾手术治疗的规定（仅有限制性的规定而已）。而且即便有此类禁止性的规定，也是不符合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石某辩解的林女士自己伪造大陆人身份证的理由不能成立，而且此等辩解不影响石某等人诈骗犯罪的构成。2、石某辩称自己属于高级护理人员，其个人应该得到更多的服务报酬。关于石某的个人报酬，石某自己已经要求的非常明确（见石某提供的收款收据），即护理期间每天100美圆，不存在超出此部分外的服务费用，石某从受害人处实际取得的护理费已高达9400美圆（合每天230美金），不包括前期已收取的红包和18000美金体检费剩余部分。另石某不是依法成立的中介或服务机构人员，其关于自己应收取高额服务费的辩解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五）以“林女士换肾手术已经成功”为由掩盖石某等人诈骗事实的存在。这种唐塞理由显然是有些荒唐的。因为：1、林女士换肾手术是在307医院进行的不假，但这是医院的手术治疗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与石某等人利用医院的手术骗取钱财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2、手术的成功与否与本案诈骗犯罪事实无关，我们不能以手术成功的事实来否定犯罪分子利用手术进行诈骗的事实存在。3、而本案实际情况是，虽然手术取得了成功，但是林女士及其亲属受到了石某等人的欺骗和精神压制，包括不准探视、不准说外语、不准穿名牌服装等，林女士为此还患上了精神抑郁症，目前接近痴呆。受害人也正是因为不满石某等人的欺瞒和压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才进行控告的，司法机关怎么能＂以手术是否成功＂为标准来确定是否追究犯罪分子的法律责任呢？

（六）以“受害人不能提供（收据除外的）石某向其索要的是美圆证据”为由，否认石某具有骗取超额手术和治疗费用的目的。办案人员主观假定：石某向受害人分别要求支付的是10万元和3万元的人民币，是受害人主动给的美金。此种开脱罪责的理由简直是荒唐之至。因为：1、如果数额确定，如果不是犯罪嫌疑人主动的要求，受害人显然愿意支付人民币而不是美金，支付新加坡元也比美金合算，因为当时美圆与人民币的比价至少是8：1，新加坡圆与人民币的比价至少是5：1，受害人是不会傻到只认数而不考虑货币单位的程度的。2、实际情况是，受害人当时曾要求支付等额的人民币，而石某和陈某则坚决要求支付美金，石某给受害人多次出具的美金收据就非常充分地证实了这点。这些收据足以证明石某向受害人所要求支付的就是美金。3、石某更不是傻子，如果是要求支付人民币的话，那就不是10万和3万数额了。因为10万元的人民币刚好是医院收取的肾源和治疗费用，石某等人想尽办法拉受害人到大陆换肾治疗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专为外国人做好事、做“活雷锋”吗？这符合石某和陈某多次反反复复、以各种理由向受害人索骗钱财的一贯行为表现吗？（受害人提供的录音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了其借手术之机索骗钱财的目的）。

（七）以“犯罪嫌疑人石某等不承认自己犯有诈骗罪”为由拒绝对其批捕和移送。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如果仅有口供，而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的，则不能认定为犯罪；如果行为人拒不认罪，而其他证据足以证明其存在犯罪行为的，则应当认定有罪。在刑事案件中，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是很正常的，关键是看其所做的辩解有没有事实和证据支持。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我们就不能对其纵容和包庇，必须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八）以“307医院是部队医院，陈某属于现役军官，本案可能存在军事司法机关管辖”为由推脱对此案的管辖。此种解释显然于法无据，难道军籍人员和非军籍人员共同犯罪就没办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了吗？本案丰台司法机关对石某进行刑事立案追究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障碍，对陈某的犯罪也完全可由部队司法机关单独处理或与地方司法机关依法协调解决。

（九）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对石某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本案石某涉嫌诈骗犯罪手段非常狡猾、诈骗数额巨大、影响很坏，而且有毁灭证据、同其他犯罪嫌疑人串供的极大可能性。对犯罪嫌疑人石某，丰台检察机关首先应当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然后再要求公安机关做更充分的刑事侦查工作。然而，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直接不做批捕处理，此种做法显然有放纵犯罪分子的极大嫌疑。

（十）以“石某涉嫌罪名可能不成立”为由，拒绝将石某移交审判机关进行审判。检察机关对有犯罪行为的人应当移交审判机关进行审判，由审判机关来裁决罪名是否成立、犯罪是否构成，而不应当由自己一个部门甚至个别人员说了算。如果丰台检察机关不批捕、不将犯罪嫌疑人石某移送，我们就无法通过审判环节来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对此，有关办案人员的解释是“无罪推定，错了承担不起责任”。难道办案人员就不怕放纵犯罪分子、徇私枉法同样会承担法律责任吗？

（十一）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追究刑事犯罪过程中的分工、职责和环节不同来应付和搪塞受害人（两部门相互扯皮）”。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追究诈骗犯罪行为而言，公安机关的职责是刑事拘留和侦查，即对犯罪分子采取强制措施、搜集和调取相关犯罪证据；检察机关的职责是批准逮捕和移送。而且，对追究犯罪分子，两部门应当相互配合和监督。本案我们受害人在向公安机关了解案情进展时，公安办案人员说：我们认为石某构成诈骗的犯罪事实非常地清楚，证据也非常地充分，但是检察机关不批捕、不，我们也没办法，让我们找检察机关去反映吧。当受害人找到检察机关时，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和有关人员说：此案件公安机关已经撤了，在我们这边已经结案了。现在是公安机关的事情，公安机关再移送到我们这边我们才管，你们现在去找公安吧。就这样受害人多次往返于丰台公安和检察机关之间，但目前两部门相互扯皮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犯罪分子依然逍遥法外。

三、“刑法学专家法律意见”值得参考

为了能对石某和陈某诈骗犯罪的性质有一个更好的了解和把握，为此，受害人还委托律师咨询了中国国内多年从事刑法学研究且具有一定学术权威的专家学者。这些刑法学专家们依据我们所反映的情况和提供的证据资料，也一致认为：

（一）本案石某和陈某明显具有利用307医院为新加坡病人林女士提供肾移植手术的机会骗取受害人钱财的主观犯罪目的，并且其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的诈骗犯罪行为，即通过虚构和隐瞒住院和手术实际花费等事实，让受害人主动自愿地交付其超过手术和住院实际花费10倍以上的巨额费用，二人也从中非法获取了巨额钱财。

（二）石某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不能以双方可能存在“换肾服务协议或合同”为假定理由予以否定。因为订立合同有可能仅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一种手段或方式而已，并不能排除或否定行为人利用合同来实施诈骗犯罪的客观可能性。我国对经营或提供医疗收费服务有特殊的经营审批许可制度，本案石某不具备其所从事业务的经营许可或资质，若其经营和提供收费服务行为违法，其收取高额中介服务费的行为还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或其他罪名的犯罪。所以，本案是否存在协议或合同与石慧玉是否构成犯罪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三）林女士换肾手术是否成功与石某等人利用换肾手术从事诈骗行为不存在任何的因果关系。提供换肾医疗服务和实施诈骗犯罪行为各自构成独立的事件。本案提供医疗服务的是307医院，受害人所接受的也是307医院的服务。如果没有石某虚构和隐瞒事实真相的行为存在，受害人是不会心甘情愿地将超过换肾手术实际费用数倍的美金交到石某手中的。也正是由于石某对受害人掩盖了其真实身份、部分换肾手术的医疗过程及实际花费等客观事实，使受害人在产生错误认识（如相信石某完全代表院方）后，才自愿将美金交给她的。换肾手术是否成功属于客观的医疗结果，而利用病人的换肾手术从中骗取钱财则构成独立的客观事件（就本案而言，应构成诈骗犯罪事件）。

（四）本案是一起内外勾结所实施的共同诈骗犯罪行为。由于石某本人并非307医院的医护人员。按照一般的社会常理，患肾手术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对安排类似林女士这样的病人住进307医院、进行体检、联系和取得肾源、进行手术移植等这些重要的医务行为仅凭作为院外人员的石某个人能力是无法办到的，必须有307医院内部具体人员的配合才能具体地组织实施上述行为。而本案与石某进行配合的307医院内部人员就是陈某。因为陈某是307医院秘尿科的主治医师，是换肾手术的主刀和负责大夫，其最熟悉换肾移植手术的各个环节和收费情况。也就是说，本案陈某参与了整个诈骗犯罪行为的实施过程，并且也实际收取了受害人的钱财（有录音证据），其与石某构成共同犯罪是不存在任何疑义的。因为二人行为完全符合中国刑法第266条规定的关于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

四、衷心期待司法能对本案有个公正结果

自本诈骗案件发生到如今，约两年光景又过去了，罗老先生依旧在不断的对案件处理进行着上访。最近，罗老先生通过向中国公安和检察机关询问该案的进展情况，了解到该案办理依旧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检察机关对犯罪分子仍没有批准逮捕。而且中国的司法部门还相互扯皮，相互推脱办案责任。对于此案办理，罗老先生已多次催促（包括通过书面方式）丰台公安机关给予书面答复意见，但丰台公安对他们的正当请求置之不理。

我们认为，丰台公安部门对受害人请求“对案件处理情况进行书面答复的意见”不予理睬是于法无据的。按照中国《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据此，不管本案对犯罪嫌疑人最终如何处理，作为本案的受害人和控告人，罗老先生有权依法请求丰台公安就此案的办理情况给予书面的答复意见或通知，也应当得到书面的答复意见或通知。

我们认为：“严格依法办案，从速惩治犯罪分子，依法保护受害人权益”是中国司法当局的神圣职责。然而中国司法当局却在有意放纵犯罪分子，不对犯罪分子采取逮捕或审判措施，甚至推脱自己的办案职责。我们不能排除个别中国司法官员受贿和腐败的可能性。

刑事法律论文篇(7)

关键词：直言三段论；刑事司法审判；运用

人类的思维活动主要表现为一系列推理活动，推理是指以一个或几个已知命题作为前提得出另一个新命题作为结论的逻辑基本思维形式。“法律推理是指职业法律家（法律官员、律师和法学家等）以及普通公民运用一个或者几个已知判断（法律事实、法律规范、法律原则以及判例等资料）得出另一个未知判断的有目的性、创造性的思维过程。”[1]，它既是法理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领域，也是法律逻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判决必须有可靠的根据和合理的理由。而法律推理就是法官证明自己的判决正确的过程，也就是法官为自己的判决提供充分理由的过程。”[2]演绎推理是由某类事物的一般性知识出发，推出该类事物中某一个别（特殊）对象情况的结论的必然性法律推理。一般来说，在法律渊源主要是成文法的国家，司法审判法律适用过程中运用的推理形式主要是演绎推理，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因此，在行政、民事及刑事诉讼司法审判过程中，审判员常常将演绎推理中常用的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作为判决各类具体案件时最基本的推理和论证形式，刑事司法审判是我国法院的重要职能，能否正确地进行刑事司法审判主要取决于审判人员对法律知识的理解以及对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把握程度。现就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刑事司法审判中的运用作如下讨论。

一、我国刑事司法审判中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必要性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尤其在刑事司法审判人员具体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演绎逻辑思维形式不是偶然地被引入到法律适用过程尤其是刑事司法审判实践中，而是由法律一般调整的现实需要和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自身从一般到个别（特殊）的思维进程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的特征所共同作用的必然性结果。

（一）从我国刑事司法审判法律适用过程的现实需求来看

一般情况下，我国刑事司法审判法律适用过程中所使用的演绎推理包含澄清案件事实、确定所适用的法律条文及根据法律规定推出对案件的判决结论三个必不可少环节。从整体思维形式上来看，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实际上是审判人员把抽象的法律条文创造性地运用于复杂多变的具体案件中，并且将抽象的法律条文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相对照，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作出裁判的过程，是解释和说明法律条文的法律推理过程。刑事司法审判的主要任务是向社会解释、说明判决是根据原则做出的，做到说服整个社会，使公众满意。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是刑事司法审判的骨架，无论是“法规出发型”的大陆法系审判模式，还是“事实出发型”的英美法系审判模式，在这一点上并无本质区别，二者都遵循着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一般规则。

（二）从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特征来看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为刑事司法审判法律适用提供了一个相对确定的运行模式，相对于一般的法律方法而言，它起着统领全局的作用，一般的法律方法只能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形式框架之内为它准备前提资料。“借助三段论的法律推理模式是一种基本的裁判模式，又可以被称之为法律三段论，即法律规则是大前提，法庭认定的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推导出的结论便是判决。”[3] 这种推理之所以成为刑事司法审判人员常用的推理方法，主要是因为它与刑事司法审判人员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确定案件中的行为性质的日常工作密切相关，并且其自身的特征能满足刑事司法审判人员裁判的现实需要。“在概念法学看来，成文法体系或法典是被写下来的理性，具有逻辑自足性或论理的完结性，三段论看作所有法律适用的基石。这种分析的基础是法官对法律，以及对更广义的实体法规则的服从。法官的职能似乎仅限于将立法者制定的规则适用于他所受理的具体案件。”[4]

二、我国刑事司法审判中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内在机理

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司法审判人员在面对具体案件时，一般是先查阅相关的法律规范，然后从具体案件中解读出与相关的法律规范规定的要件相匹配的主要事实，再按照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规则得出判决结论。刑事司法审判人员必须借助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来说明判决的合理性及合法性，最终实现司法公正。“据学者考证，三段论思维形式至少自古埃及时期就开始为法律世界的存在和运行提供着思维技术的支持。”[5]目前，它已成为了现代司法审判的基本结构和法律工作者的基本思维形式。我国刑事司法审判的主要任务是定罪和量刑，从法律逻辑学角度讲，定罪和量刑就是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和被告人的行为特征，对被告人定何罪、量何刑的司法审判过程，而这一思维过程主要运用了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和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两个主要的审判推理。

（一）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刑事司法审判中的运用

定罪是全部刑事司法审判的核心问题，正确定罪是准确量刑的前提条件，而要正确定罪必须正确的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所谓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就是以法律条文规定的要件或者相关罪名概念的定义作为大前提，以证据确凿的犯罪事实作为小前提，并将已证实的犯罪事实与大前提中的有关罪名的特征加以对照，从而作出被告人行为是否构成该罪的结论。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包括肯定式和否定式两种推理形式，其中，肯定式常用于指控罪名，否定式常用于辩护。在刑事司法审判中，审判人员在法庭调查、控辩双方辩论的基础上，必须对被告的行为予以定性，这就往往需要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进行推理和论证。由于我国刑法的罪名都是以罪名概念的实质定义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中的大前提一般是罪名概念的定义，小前提是被告人的行为特征，从而推出被告犯罪性质的结论。

（二）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刑事司法审判中的运用

要达到惩戒罪犯的目的，还必须在正确定罪的基础上准确量刑，这就需要正确使用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

所谓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是指以刑法分则有关刑罚条款为大前提，以某种性质的犯罪为小前提，从而作出对某一具体的犯罪主体应该处以某种刑罚的结论时所运用的三段论法律推理。运用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具体过程就是在确定量刑幅度以后，根据情节轻重选择刑罚，获得精确的量刑结论。在刑事司法审判过程中，审判人员根据犯罪主体的犯罪事实确定其罪名性质以后，还应当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的相关条款的规定量刑。在量刑的思维实践活动中，往往要运用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量刑中最基本的要求是罪刑相当，在运用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时，既要认真分析该犯罪事实属于何种罪名，犯罪事实是量刑的依据，但即使是同一性质的犯罪，其犯罪情节也有所不同，而对情节的分析应该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这是运用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客观基础，也是保证量刑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前提正确的必要条件；同时，还要认真地区别该罪行性质的严重程度、对社会危害后果的程度以及情节轻重等情况。

三、我国刑事司法审判中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注意事项

“事实与规范相结合的三段论推理模式是以两个严格分立的、时间先后相继的行为（即先客观中立地认定事实、再不带政治立场地寻找法律）为基础，然后以推论的方式作出判断”[6]。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仅是我国诉讼法所确立的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而且是我国司法审判实践的基本要求。在刑事司法审判中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时，除了应该遵守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一般规则外，还须注意以下事项：

（一）有关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大前提的注意事项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大前提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律规范，是关于某一类思维对象的一般性情况。其具体要求主要有：一是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必须保证大前提是正确的罪名概念。罪名概念应以我国现行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某种犯罪的罪名定义为根据，既不能运用笼统的类罪名，也不能把数个罪名融合为一个罪名。但是，也有个别刑法条款，罪名概念不是以明显定义的形式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审判人员应特别注意仔细分析，把握该罪名概念的本质属性和特征。不过，对于刑法中明文规定的罪名概念不可将其简单化，因为，我国刑法对罪名的定义，不仅仅是简单定义，实际上还存在一种复杂定义。因此，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运用复杂罪名定义作为大前提时，必须首先把它分解、细化为若干个直言命题，然后才能将复杂罪名的定义作为大前提使用。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条关于“过失犯罪”的定义就属于这种复杂定义，即“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这一定义包括了“过失犯罪”的两种情况，可将其具体分解、细化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和“已经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两个直言命题。某种行为只要符合二者其中任何一种情况，就可以定其为过失犯罪。因此，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上述的任何一个直言命题作为大前提，认定某种行为是过失犯罪。二是运用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必须做到大前提正确。因为国家法律条款是国家的法律规定，具有严肃性和相对稳定性，所以，要准确地援引法律条款。

（二）有关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小前提的注意事项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小前提是某一案件的事实。其具体要求主要有：一是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必须做到小前提真实可靠。小前提是对犯罪行为特征的认定，应把握该行为的属性特征，而且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既不能弄虚作假，也不能模糊不清。二是运用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时要求小前提对犯罪事实及其情节的认定必须准确。在刑事司法审判实践中，既要注意罪名性质的定性是否准确，又要仔细研究和分析被告人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程度以及犯罪的情节、法定的处罚情节和从重、从轻情节等。如果审判人员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证据判断有误，势必会导致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小前提虚假，从而导致量刑不当。

（三）有关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中项的注意事项

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的中项就是在前提中重复出现而在结论中不出现的概念。其具体要求主要有：一是运用定罪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时要求小前提中反映犯罪事实特征的中项与大前提中反映罪名概念特征的中项要保持一致。这就要求刑事司法审判人员根据刑法犯罪构成的理论，认真分析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以及犯罪的主观方面四个犯罪构成的要件。因为任何具体的犯罪都有其必须具备的要件。比如，根据法律条文的规定，其构成要件是：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故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廉洁性。如果所审理的案件在犯罪特征方面完全符合这四个要件，就应当定为。小前提中的犯罪事实特征与大前提中罪名概念的特征不完全符合，就说明中项没有保持同一。二是运用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时，由于其是在定罪三段论法律推理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小前提中的定罪准确，而大前提中关于何种犯罪应处以何种刑罚又有明确的规定，这时量刑三段论法律推理的中项一般来说比较容易保持同一，但是如果对于犯罪情节缺乏较为全面的分析，不能准确地掌握犯罪情节，在大前提中指的是情节严重，而在小前提中指的是情节轻微，虽然犯罪性质相同，但由于所指的含义不同，仍然应当认为是没有保持中项的同一性，犯了 “四概念”错误。

实践证明，法律推理是现代法治条件下司法审判得以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随着法律技术日益专门化、职业化，作为刑事司法审判最基本方法的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在推进法治化进程中日显重要，如何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正确地运用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以彰显法的精神是刑事司法审判人员的使命和智慧所在。审判人员在运用具体法条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认定时，必须通过严密的直言三段论法律推理将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有利于提高审判质量，有利于制约审判人员对自由裁量权的不当行使。只有这样，刑事司法审判人员才能不断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孙国华.法的形成与运作原理[m].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01页.

[2]郝建设.法律推理与司法公正[j].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1期(总第150期),第43页.

[3]王国龙,王卿.论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判断[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5月(第23卷第3期),第3页.

[4][法]雅克?盖斯坦,吉勒?古博.法国民法总论[m].陈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