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制度篇(1)

江乐士先生及其同事们为我们的考察作了精心、周到的安排。我们与香港、澳门的刑事检控部门、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香港警察署、香港监狱，以及香港法学教育界、香港社会福利署等有关方面的官员、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香港特区律政司由包括刑事检控科在内的五个专司法律工作的部门和一个政务及发展科组成。现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女士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首席法律顾问，另外，律政司司长还负有对本港所有罪案进行检控的最终责任。

在香港特区，与内地检察院关系最为密切，行使着刑事检控职能的是刑事检控科中的二百余名政府律师。这些政府律师在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及区域法院，就各类刑事案件提起起诉。此外，他们在刑事上诉案件中代表政府出庭。

在刑事诉讼中代表控方的律师，其责任是找到足够证据以支持有关的指控。也就是说，控方律师要有理由相信法庭会作出有罪判决，并且从案件的性质来看，提起公诉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当中需要考虑的事项包括：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或损失、法院可能判处的刑罚、犯罪行为发生日期与预计审判日期之间的最迟期限、被告人的年龄、被告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等。

证据是否充分是控方律师首先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只要肯定案件中有为法庭接受、实质及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涉案的被告人实施了某一项或者多项法律上已有明确规定的刑事罪行，才可以提出检控。

同时，在审核证据时，要注意供词是否是在自愿情况下作出的。如果政府律师所得的资料，显示并非自愿作出，或是足以影响法庭接受该供词的情况下，便要小心考虑是否继续进行检控。

香港的法官

法官在香港是法治社会的象征。在香港有四级法院，自低至高依次为裁判法院、区域法院、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和上诉法庭及终审法院。

在香港考察期间，律政司刑事检控科为我们在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安排旁听了一宗刑事案件。

与民事诉讼不同，刑事诉讼是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名义提出。该宗刑事案件就是政府律师以港府名义提出检控的。我们旁听的是一宗四名被告人被控一项谋杀罪的案件，由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阮云道大法官审理。

极严重的刑事案件，如谋杀、误杀、强奸、持械行劫和某些毒品罪行，均由原讼法庭大法官会同陪审团进行审讯。陪审团由7人组成，他们的职责是参加审理案件的全过程，以决定被告是否有罪，陪审团在评议中有权对案件作出裁决，但必须坚持多数通过的原则。

引起我们特别兴趣的是，在旁听席上的第一排配有记者专用席位，与其他人员不同，记者是可以在法庭内记录的。除非有特殊情况，所有审讯都应该公开，任何公众及传媒都可以随时进入法庭聆听案件的审理。休庭期间，阮云道大法官将我们带到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休息。

过了半小时，庭上工作人员报告阮大法官，辩方律师申请的证人今日不能到庭，阮大法官于是赶往法庭，宣布审理延期。

刑事司法制度篇(2)

【论文关键调】司法审查；处分决定权；程序性裁判权

一、引言

我国刑事诉讼目的分为不同层次，即直接目的是实现国家刑罚权和刑事程序人权保障统一。间接目的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离不开强制措施保障。刑事强制措施权力是一种国家对公民的人身自由暂时限制或剥夺的权力。然而一切有权力的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因而，有必要对强制措施权力进行监督制约——司法审查，同时，建立起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是现代民主化、科学化刑事诉讼的必然要求。不论大陆法系或是荚美法系国家，在刑事诉讼中，都对强制措施建立起司法控制、审查制度。本文拟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规定进行比较评述．并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缺乏司法监控的现状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应当建立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以期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有所裨益。

二、关于两大法系主要国寮刑事叠制措施司法审查的规定爰其比较

(一)英美法系国家对强制措施司法审查的规定

在美国刑事诉讼中，显著特征是将被告人所有的一些重要诉讼权利上升到宪法．并纳入宪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体系之中。尤其是警察实施的涉及限制个人人身自由、财产和隐私权强制措施，宪法和法律都确立限制性规则。其中对警察逮捕、羁押、保释等都建立起司法审查制度。除了法律规定外，警察对任何人实施逮捕等．必须首先向一名中立的司法官提出申请，证明被逮捕者或被搜查者实施罪犯行为具有“可成立理由”．并且说明逮捕或搜查是必要的．经法官审查以后．认为符合法定条件．才许可逮捕证和搜查权令状．这些规定了警察行使逮捕权或搜查权的程序和界限。根据‘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刚>的规定，不管是法官签发合法令状进行逮捕还是紧急逮捕．都要在“无不必要拖延”的情况下，将被捕者立即送往最近法官处，通过“开庭审理”形式．进行逮捕的警察或检察官要出庭控告，提出逮捕的理由，嫌疑人进行对抗，然后由法官对嫌疑人作出是否允许保释的决定。关于嫌疑人被捕后的羁押问题，法官拥有最终审查权和裁决权。

在英国．在逮捕、搜查、羁押等涉及到限制或剥夺个人人身自由、财产权和隐私权的强制措施方面，建立起了较完善的司法审查制度。除了法律规定的允许采用“无证逮捕或搜查”外，警察对任何公民实施逮捕或搜查、扣押，都必须经过治安法官审查．许可逮捕或搜查扣押令状。对任何公民逮捕之后的羁押不得超过24小时，即使经较高警衔的警官批准，可以延长l2小时．还必须取得治安法院或其他法院合法授权。取得法院授权后，警察逮捕后的羁押期限不得超过96小时，此后．警察必须将嫌疑人提交治安法院．就是否进行羁押作出裁判决定。治安法院就是否进行保释问题进行听审，警察和嫌疑人及其律师作为控辨双方要到庭陈述意见进行辩论，然后由法官进行裁判。

(二)关于大陆法系国家强加措施司法审查的规定

在英国，其基本法第l9条第4款规定：所有涉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财产、隐私的强脚措施一般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通常情况下，警察或检察官对任何人拘捕都必须事先向法院提出申请，并证明实施拘捕的必要性．然后才能取得逮捕令。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直接进行逮捕，然后要接受法官审查．检察官在逮捕后不迟于第二天要将被捕者送往法官面前。法官对被捕人进行讯问，以决定是否继续进行羁押．是否可以对其保释。法官在第三个月对羁押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在被告人被羁押三个月之后．原来作出羁押决定的法官和检察官，可以将案件提交到高等法院进行审查。高等法院可以通过开庭方式，双方当事人可以到庭发表意见．法官在听取控辩双方辩论后作出裁决。被羁押的嫌疑人或被告人可以向德国的甚至欧洲的人权法院提出申诉．要求特殊司法审查。

在日本刑事诉讼中．贯彻逮捕前置主义，经过逮捕的请求和签发手续后才能羁押。其中逮捕有通常逮捕、现行犯逮捕，以令状进行为原则。通常逮捕就是以令状进行逮捕。检察官或司法警察职员请求逮捕，必须提出请求和逮捕的理由。审判官认为有充分理由足以怀疑被疑人曾犯罪时．应当签发逮捕票。

对现行犯．任何人都可以没有逮捕票加以逮捕。现行犯就是正在实行犯罪或刚刚完成犯罪的人。紧急逮捕是指检察官、检察事务官或司法警察职员有充足理由足以怀疑被疑人犯过符合判处死刑或无期或最高刑事3年以上的惩役或监禁之罪，情况紧急来不及请求审判官签发逮捕票时，可以在告知理由后，将这被疑人逮捕．然后立即办理请求审判官签发逮捕票的手续，不能签发逮捕票时，应立即将被捕人释放。检察官逮捕被疑人后，认为有拘禁必要的，向审判官请求羁押被疑人。审判官认为有理由时，应当迅速签发羁押票。

(三)两大法系国家刑事强脚措施的司法审查比较及评述

英美国家刑事诉讼目的是通过公平途经解决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争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控辩双方在诉讼中应是“平等理性对抗”，也就是“公平竞争的刑事诉讼理念。英美刑事审前程序尽管不能与对抗性审判程序相提并论，但是有较强的对抗性。通过对警察采取的涉及公民人身自由、财产权等强制措麓进行司法审查和控制，这对控辩双方在审判前进行的平等对抗形成一种平衡器作用，成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必要条件，因而，构成审前程序对抗性的“诉讼”模式。强制措麓的司法审查也反映了英美国家的刑事诉讼理念——人权保障。人权是悠久的历史话题，但人权是一定时代作为人所具有，以人的自然属性为基础，以社会属性为本质的人的权利。近代意义的人权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提出的，较早的法律实践是英国1628年的<权利请壤书)等。较早从法律上肯定人权的是美国1776年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其宣扬一切人生而平等、自由、独立．并享有天赋权利．这些权利在他们进入社会状态时．是不被任何契约对他们后代加以剥夺，这些权利就是享有生命和自由”。<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了法律的正当程序，规定“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第14条修正案又将其扩大到诉讼。美国宪法正当程序条款，起初的内容是为了保证公民在生命、自由和财产被剥夺或干涉之前．有公正的法律程序。

与英美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国家将发现案件事实真相作为刑事诉讼的主要目标。审判前程序中并不存在控辩双方平等理性的对抗，而体现职权主义的特点。在职权主义下，因不承认双方当事人平等的原则，故在侦查程序中，嫌疑人或被告仅属于侦查对象．而无诉讼上的平等可盲。但随人权保障呼声日益高涨和走向科学化、民主化刑事诉讼的要求，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化趋势越来越轻，被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逐渐得到有效保障。像日本、蔼国等国家，在审前程序中对公民人身自由、财产等权利进行限制或剥夺时，要取得法院审查许可。大陆法系国家也越来越强调对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以及对其诉讼处境的改善。因而，这也反映了大陆法系国家审前程序中司法审查制度理念——人权保障。

综上所述。无论职权主义的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对审前程序中强制措施涉及公民人身自由、财产等权利，都建立起司法审查制度，以司法权对强制措麓权实麓制约和监督，这体现了当代司法最终解决的法治原则，也符合“控诉和裁判职能分离”的诉讼基本原则，更体现了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价值追求。

三、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处分决定权现状及评价

根据我国<刑诉法)规定．公安(含国家安全)机关在法定情况下有权决定拘留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检察机关有权批准或决定是否逮捕。这些规定表明强制措麓和处分决定权在侦控机关，并非像其他国家是由法官通过审查签发许可令状进行逮捕。这些规定使侦控机关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灵活性，有利于揭露和证实犯罪．有利于及时顺利完成侦查和。但刑事犯罪的复杂性和侦查承平的有限性，决定了侦查机关必须有对付手段和能力。当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造成巳罪率上升，客观现实应当赋予侦查机关有效的追诉犯罪的手段。然而，强制措麓中拘留逮捕不仅是保证诉讼腰利进行的程序性措麓，而且涉及到刑事诉讼和人权保障等重大问题。强制措施的处分决定权是由侦控机关行使，而不是由代表公正化身的法院行使，不管从诉讼法理上还是在诉讼实践都缺乏必然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这是因为，从法理上讲，强制措施处分决定权实质上是程序裁判权，是司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具有高度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因而应由法院行使。法院经审判程序作出来的裁决是对刑事案件的最终裁决．对诉讼进程具有权威性和决定性影响，因而法院行使处分决定权更具有公正性和权威性；其次，从刑事诉讼构造来看，现代刑事诉讼由控诉、辩护、审判三种基本职能组成。在我国刑事诉讼审判前程序中，是逞职权主义特点，侦控机关本来拥有国家强大侦查权，而且又拥有强制措麓中拘留、逮捕决定权．被追诉方的先天性弱势更是雪上加霜，致使控辩双方更加不平等，甚至根本难以形成形式意义上的对抗，更严重的是会使辩护方地位里客体化趋势加强．难以体现程序正当性。这种控审于一身，没有中立的消极的超然法官．难以公正地行使强制措施决定权，因而根本难以形成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理性诉讼模式”；最后，从刑事诉讼基本职能角度来看，侦控机关承担追诉控诉职能，由于强制措施的处分决定权性质是裁判权，司法权应由中立超然地位的法官行使。侦控机关拥有处分决定权，必然使控审职能集于一身。

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由侦控机关行使处分决定权易产生如下弊端：第一．随着庭审方式改革，引进对抗制审判方式．加强了检察机关在庭审中的举证责任．由于拘留逮捕，不受司法审查而由侦控机关自行决定，致使他们在追诉犯罪时从效果出发．将强悄措施作为进一步收集证据、侦破案件的快捷手段，造成扩大适用强悄措施范围．如“以捕代侦”和超期羁押现象屡见不鲜。这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权威性及社会对法律和司法机关所寄予的信任感；第二．侦控机关自行决定强制措施．可能使公安机关在犯罪嫌疑人不应被移送时，出于掩盖其错误强悄措施而移进；检察机关应作出不，擞销案件时．为了掩盖其错误强制措施而作出相对不或处理。

四、关于建立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司法审查的思考

现代法治理念崇尚权力制衡．尤其是当公民的权利受到国家权力的限悄、剥夺时．应当受到司法审查制约。不论是实行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实行职权主义的大陆法系国家．对于刑事强制措施决定权属于法院．称之为司法令状主义。由中立、超然地位的法官行使刑事强制措施决定权．体现了刑事程序正当性。我国修改后的‘刑诉法)虽然已向科学化民主化方向迈进．可是对强制措施涉及公民人身自由的拘留、逮捕等缺乏权力制约机制——司法审查。借鉴外国的立法经验．并从我国刑事诉讼实际情况出发，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来建立科学完善的刑事措施司审查制度：:

(一)在我国法院里建立司法审查庭

在我国现行法院体悄情况下，在基层法院、中级法院设立司法审查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采取拘审、逮捕时，除了法定情况外，向同级法院申法官签发司法令状．取得令状许可证才能采取强制措施。

(二)对我国拘留、逮捕制度进行改革．建立并完善司法审查

像日本一样．采取逮捕前置主义，即逮捕和羁押相分离，使逮捕和羁押这两种涉及剥夺人身自由的强悄措施受到悄约和监督．把现行拘留和逮捕合称为逮捕，其分为有证逮捕和无证逮捕。无证逮捕即现行拘留，使公安机关在行使法定情形下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时受到司法控制、审查，对其进行事后审查。

刑事司法制度篇(3)

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是公正与效率。这里所说的公正，是司法公正。在某种意义上说，公正是司法的生命。司法如果丧失了公正，就会成为一种专制，其恶甚至超过犯罪之恶。司法公正有实体公正（结果公正）与程序公正（过程公正）之分。在理论上可以说，

司法公正是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有机统一，但这只是一种应然的期待。在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不能兼得的情况下，是选择实体公正还是程序公正，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认为，程序公正具有优先性。换言之，程序公正是更为绝对的，而实体公正是较为相对的。违反程

序获得的公正，很难说是一种真正的公正。而在严格遵守程序的情况下获得的结果，即使具有一定的不公正性，也更能为当事人与社会所接受。因此，司法公正更应强调与重视的是程序公正。效率是指在司法活动中，应当以尽量少的司法资源换取更大的司法产出，从而节约

司法成本。这里的司法资源，不仅指刑罚的支出，而且包括诉讼的投入。公正与效率都是司法活动应当追求的价值内容，但两者也可能存在冲突。为追求绝对的公正，可能就会耗费大量的司法资源，付出重大的代价。这里有一个是否值得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当摒弃绝对的

公正观念，公正是相对的，是法律上的公正，是可期待的公正。当然，为实现这种法律上的公正，必要的司法投入是不能节省的，甚至要加大这种投入。关键问题在于科学地使用司法资源，从而产生更大的司法效率。就此而言，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公正应当优先于效率。

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内容是诉讼结构的构造。诉讼结构的构造是一种刑事司法体制的安排与设计。刑事司法活动的法治化，关键在于要有一套合乎公正与效率的体制安排。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结构是公、检、法三机关流水作业式的线型结构。这一诉讼结构是以国家

本位为基础的。当然过去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现在难以适应法治的现实要求，无法保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实现。诉讼结构的改造，应当从公、检、法三位一体的线型结构向控辩双方平等、法官居中裁判的三角型结构转变。在三角型诉讼结构中，法官处于居中裁判的地

位，因而应当具有一定的超然性。刑事法治必然要求审判中心，强调法官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地位。尽管控方与辩方都是依法起诉与依法辩护，但由于控辩双方各自的立场所决定，对事实与法律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可以说，控辩双方都不是一种纯粹的法的立场。只有法官由于其超然的地位所决定，才有可能基于其中立性而在一种相对纯粹的法的立场上，对案件作出公正的判断。在三角型诉讼结构中，控辩之间应当保持一种法律上的均势，即双方诉讼地位上平等。作为控方来说，不仅仅指代表检察机关出庭支持公诉的公诉人，甚至不仅仅指

检察机关，而且还应当包括具有侦查职能的公安机关，这是一个大控方的概念。合理的权力应当依法受到限制，这种限制程序恰恰是一个国家刑事法治水平的标志。我认为，检警一体是处理检警关系的可选择方案。这里的检警一体并非组织体系上的一体，而是诉讼职能上的

一体。在检警一体的模式中，检察官对于刑事司法警察的侦查活动具有主导权，这种主导权实际上是指挥权，警察处于受支配的地位。检察官根据庭审指控犯罪的需要指导警察搜集证据，对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的案件及时予以撤销。作为辩方来说，其法律地位应当进一

步加强。在以往国家本位的刑事司法制度中，被告人是消极的司法客体，处于被动的受审地位。这样，一方面国家司法资源投入过大，另一方面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无法有效地保障。在三角型诉讼结构中，辩方作为诉讼当事人积极参与诉讼，不仅可以节省国家司法资源，而且

还能在更大程度上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何乐而不为。这种三角型的诉讼结构是一种符合刑事法治、有益于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实现的理想的诉讼模式。

刑事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一个国家的现实基础之上的，并且受到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因此，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只有在社会现实的推动下才是可能的。尽管如此，对刑事司法制度的理性思考是必要的，它可以指出刑事司法制度的理想模式。至于现实与理想距离的缩短与

刑事司法制度篇(4)

「关 键 词司法审查制度 刑事诉讼 缺位 审前程序 完善

前言

刑事诉讼是以解决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益冲突为使命的诉讼形式，在刑事诉讼中集中体现了公民的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紧张冲突与衡平关系。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作为国家利益代表的刑事追诉机关，代表国家行使着强大的刑事追诉权。由于国家权力本身的特质，刑事追诉机关行使侦查权与控诉权时往往伴随着一定的强制性，从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权利构成威胁。虽然基于保障法秩序的需要，允许刑事追诉机关对公民采取强制性侦控手段，但是为了防止侦控机关滥用强制权、非法侵犯公民的权利，必须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法院请求审查的权利，由法院来对刑事追诉机关权力行使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刑事追诉机关对公民的重大权益进行强制性处分，必须由法院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加以审查后才能作出；未经法院的审查，不得对任何人剥夺生命、自由或者科处其它刑罚；未经法院审查，不得对公民实施逮捕、羁押等强制措施以及其它强制性侦查措施，从而以这种方式使公民在国家的强制权面前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而这便是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制度。

一、刑事诉讼中的结构性缺陷是造成司法审查制度缺位的主因

司法审查制度是司法权对立法权、行政权进行制衡的典型表现，由法院发挥司法的制约作用，对国家权力运行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以保证国家权力的合法运行；同时赋予公民在遭受来自国家权力的违法侵害时申请司法保护的权利，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司法审查所蕴含的法律至上观念是如此重要，以致人们将其视为是现代法治的前提和基本要素，而法律至上观念缺乏的国家则被视为是只有“法制”而没有“法治”的法治国。历史学家朱学勤在考察我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时指出，我国“以往的社会管理几乎没有中立因素，全部呈一边倒单向排列，故而整个结构呈刚性整体，十分强悍，也十分脆弱。”在国家权力结构层面上，司法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中立因素”，这不仅是因为司法权本身是一种中立性权力，而且因为司法权的独立可以制衡立法权和行政权。独立的司法权作为一种中立因素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出现，可以使这一结构变刚性为柔性结构。[1]

而中国社会的问题恰恰就在于缺乏这样一种中立因素。美国著名学者昂格尔在论现代社会与法律的关系时指出：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形成了主要表现为行政命令方式的官僚型法，而未形成自主的、普遍适用的现代法律体系和法律至上的观念的。“我们看到，尽管在中国的改革阶段和现代欧洲的法律史进程中有一些相似性，但是，根本不同的发展趋势也在起作用：在一种情况下趋向于帝国式的官僚国家和它的规章性的法律；在另一种情况下则趋向于自由主义国家，在其中，一种法律秩序与政府的行政机构并肩产生。”[2]由于缺乏一种法律至上、司法至上的观念和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作用非常有限。基于此，曾有学者尖锐地指出：我国刑事诉讼法是一部集权型刑诉法，依据就是我国刑诉法中缺乏司法分权机制，造成了司法权力的集中、混淆。1996年刑诉法修改后，权力集中、职能混淆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正，检察院的免予权被取消，定罪权被收归法院统一行使，刑诉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由于定罪是量刑的前提，量刑是定罪的后果，因此这一规定实际上是确立了实体刑罚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即未经法院的判决，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财产或科处其他刑罚。

但是应当理性地审视当前刑诉法的局限性，因为它仍然未确立程序性强制处分行为即强制侦查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逮捕、拘留、搜查、扣押等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采用并未贯彻司法审查原则。这说明仍然未能完全摆脱集权化诉讼模式的影响，在整体结构上仍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第一，逮捕实行检察审查而非司法审查。刑诉法基于分权理念对逮捕措施的执行权与决定权实行了分离。根据刑诉法第59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据此，采用逮捕这一强制措施的决定权在人民检察院，而逮捕的执行权则在公安机关，这代表着一种分权制衡体制的形成。这说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并不乏分权制衡机制，但是这种诉讼分权机制在整体设计思路上却与国外通行的诉讼理念不同，不是强调司法即法院对侦查的监督制约作用，而是注重发挥检察院对侦查的监督制约作用，司法审查原则未能得到贯彻。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公安机关采用逮捕必须经过检察院而非法院的审查批准，因此实行的是检察审查而非司法审查。

第二，拘留、搜查、扣押等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采用实行公安机关内部审查而非司法审查。我国刑诉法与国外刑诉法相比，在侦查程序设计上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将作为人身保全措施的拘留以及搜查、扣押等证据保全措施的决定权交由公安机关行使，实行公安内部审查制而非司法审查。另外，在司法实践中，监听等秘密侦查措施和技术侦查措施的采用也完全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不需要向其他机关申请审查、批准。同时由于我国检察院享有自侦权，对于自侦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需要加以逮捕的，根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也是由检察院自行决定。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内部审查机制。

不论是公安内部审查，还是检察审查，本质上都是一种同体监督机制。公安机关作为一个整体，由机体内部的上级对下级进行审查作为一种同体监督机制是无庸置疑的。即使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审查，实质上也是一种同体监督，因为从结构上看，侦查职能实际上是控诉职能的一部分，侦查是控诉的准备阶段，两者在性质上都属于刑事诉讼控、辩、审“三方组合”中的控诉方（法、德等大陆法国家刑事诉讼法中就将警察机关视为是检察院的辅助机关），两者在与辩护方相对抗这一点上是没有分别的。因此，站在辩方立场上看，检察审查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同体监督机制。这一制度的致命缺陷在于，由于采用了同体监督的形式，因而缺乏有效的外部制约。而对于防止违法侦查这一目的来说，单靠侦查机关的内部审查，是难以真正制约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发生的。从实践效果来看，由于这一制度性缺陷的存在，尽管从上到下各级公安机关要求转变执法观念，但是关于公安随意拘留、非法搜查、扣押的报道仍然充斥于各种媒体报道之中，这些违法侦查行为的大量发生是与我国现行的侦查体制密切相关的，因而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我们很难找到有效的对策。

司法审查机制缺位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将侦查中的涉讼公民置于更加艰难的境地。涉讼公民在侦查中的地位本就极其脆弱，司法救济是其可以凭借的、有限的权利救济途径之一，如果连这为数不多的救济途径也被切断，那么公民在侦查中的地位就会更加无助。由于缺乏法官介入侦查、控制侦查的司法审查机制，侦查程序的结构行政化，呈现出一种侦查机关及其相对人的两方组合形态，侦查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完全控制着侦查程序的运行，而嫌疑人在侦查中的地位相对化、客体化。

以羁押为例，羁押是剥夺公民自由的严厉措施，因此各国都对其适用加以严格限制，除了在立法上规定羁押的期限以外，还要求在羁押前获得法官的许可以及羁押后接受法官的复查。从实践效果来看，真正制约超期羁押等违法现象产生的不是立法上关于羁押期限的规定，而是羁押的司法审查制度，包括事前的审批制度和事后的复查制度。因为立法上关于羁押期限的规定，完全可能被侦查机关所突破，但是因为有了司法审查制度的存在，法官可以在羁押期间内对羁押的合法性加以审查，从而对侦查机关形成了有效的制约。羁押司法审查机制的最大受益者是涉讼公民，这为他们在权利受到侦查机关侵犯时，提供了及时获得司法救济的途径。正是羁押司法审查制度的设立，才有效地防止了超期羁押等违法现象的发生。但在我国，由于缺乏羁押的司法审查机制，超期羁押等违法现象屡禁不止。刑事诉讼法第124条虽然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特殊情形下，需要延长羁押期限的，也要经过特定的批准程序。但由于我国没有司法审查机制，羁押期限的延长无需经过法官批准，而是由检察院决定。由于检察院在诉讼中也隶属控诉方，与承担辩护职能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构成了刑事诉讼程序中相互对抗的双方，其关系犹如竞技活动中的参赛双方，由作为当事人一方的检察院来对羁押期限的延长进行审查，这无疑是让参赛的一方兼任裁判，其公正性难以得到保证。因此，在实践中当羁押期限届满而案件未能顺利侦破时，难免出现为达侦查目的而自行延长羁押期限的违法作法，而这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来说就是极其不利的。

二、在刑事诉讼中引入审前司法审查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司法审查是司法权对立法权、行政权进行制衡的典型表现，由法院发挥司法的制约作用，对国家权力运行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以保证国家权力的合法运行；同时赋予公民在遭受来自国家权力的违法侵害时申请司法保护的权利，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司法审查制度的实质从政治制度架构的层面而言，司法审查制度是一种国家权力的分权制衡机制，它通过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对立法权和行政权进行平衡、制约；从权利保障的角度来说，司法审查制度是一种权利救济机制，它在公民权益受到国家权力的强制侵犯时，为公民提供获得救济的机会，即允许公民向法院寻求司法保护，由法院对国家权力的运行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以向公民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3]

广义的司法审查制度包括违宪司法审查制度和行政审判制度两个方面，前者是司法权制衡立法权的表现，后者是司法权制衡行政权的表现。司法审查制度进入刑事诉讼，在制度层面，是以现代诉讼“司法最终裁决”理念和“控辩式”诉讼构造下控审分离原则为背景和依托的；在观念层面，刑事司法审查制度的生成是西方国家法律传统中“正当程序”观念的逻辑展开。[4]刑事审前司法审查制度就是司法审查制度在刑事审前程序中的运行状态，即由国家裁判机关通过事先或事后的司法审查活动，对国家侦控机关在审前程序中实施的限制或剥夺公民基本权益的追诉行为之合法性进行裁断，从而将审前程序纳入“诉讼”轨道。

我国几乎所有的审前活动都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独立实施，法院既不能参与这些活动，也无法对这些活动的合法性进行任何形式的同步司法审查，审前程序成为一种由追诉者主导的两方组合。在这种两方组合下，存在的是单纯的追诉与被追诉、限制与被限制、剥夺与被剥夺的关系。尽管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但这种监督是片面的、事后的，在实践中也是乏力的。从司法实践看，大多数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也都发生在这一阶段。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必然的，它的根源就在于我国缺乏完整的、较为科学的审前司法审查制度。基于我国刑事检察监督的乏力与滞后，寄希望于检察机关对审前程序中侦控权力的运行进行制约是不现实的，构建司法审查制度是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审前程序、规制国家追诉权力违法运行的最现实的选择。具体而言，在刑事诉讼中建立我国审前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在于：

首先，建立审前司法审查制度是在侦控活动中贯彻决定与执行分离，完善对侦控行为的监督、制衡机制的现实需要。决定权与执行权适当分离是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要求。在我国，公安、检察机关拥有大量自行决定剥夺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权力，公安、检察机关实际上在充当自己案件的法官。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在批准逮捕、决定拘留、决定搜查、扣押和审查等一系列活动中，与案件有很多利益牵连，让他们自行决定，就相当于让原告直接决定被告的命运，“如果让原告来做法官，那只有上帝才能当辩护人”，决定权与执行权合一极易对公民的基本人权造成侵犯是显而易见的。虽然现行立法确立了侦控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但由于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血肉相连”，这种监督“只是一种弹性监督，而不至于引起程序性后果，其有效性不仅从逻辑上讲很可疑，并且现实表明也确实是十分有限的。”于是刑讯逼供、超期羁押、任意逮捕、任意扣押等为刑事诉讼的经常伴侣。[5]因此，我国必须在刑事审前程序中建立司法审查制度，贯彻权力制衡原则，从具体程序和制度上保证对侦控权力进行制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其次，建立审前司法审查制度是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公正、有效的司法救济的需要。直接涉及公民基本人权的强制性措施的适用，势必给犯罪嫌疑人及有关公民带来非常不利的后果，法律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公民相应的救济性程序权利。“救济性权利，即对国家追诉机构、裁判机构所做的对其不利的行为、决定或裁判，要求另一机构予以审查并做出改变或撤销的程序性权利。”[6]“相对于侦控权力的强大，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就显得有些先天不足，在遭到国家侦控权力的侵犯时，根本无法与之抗衡。由于犯罪嫌疑人没有机会把自己利益受到或者可能受到侵害的情况诉诸中立机构，没有诉权，没有公开听证的程序，没有得到判决的机会。

“于是，造成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非法搜查、非法扣押的违法行为越严重越得不到救济，反而恶性刺激侦查机关的下一轮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非法搜查、非法扣押等违法行为的发生”。如果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由作为中立机构的法院动用司法审查权对侦控机关的追诉权予以必要的制约，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有的救济性程序权利，遭受到侦查行为的不法侵害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

再次，构建审前程序的司法审查制度是与国际接轨和履行国际法义务的需要。从世界各国的立法来看，审前司法审查已经成为一项普遍遵行的程序法治原则。如意大利1989年刑事诉讼法，检察官作为机关，以“代表公共利益的当事人”身份，与其它的诉讼关系人处于一个辩论主义—当事人主义的对等关系之中。检察官的强制处分权被剥夺了，哪怕是两三个例外，也必须得到法官的许可。[7]在德国、日本，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搜查、扣押、拘留、逮捕的命令，在一般情况下也是由法官经过司法审查的。鉴于司法审查制度的重要性，更多的国家将其提升至宪法层面加以保障，将其视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8]

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四款规定：“其权利受到公共权力侵犯的任何人，都可以要求法院对侵犯进行审查。”日本宪法第31条、第33条及35条规定，没有法官签发的令状，原则上任何人均不得被逮捕，也不得侵入、搜查以及扣押任何人的住所、文件以及所有物品。司法审查已发展成为一项刑事司法国际准则，在有关国际公约和文件中也有所体现，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9条、《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于公正审判和补救权利的宣言》（草案）第34条和第38条等等。我国已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在我国生效后，就应履行遵守公约的义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守法的意义重大，因为国家不守法就会动摇一般公民对法的信仰，特别是在遵守国际法方面，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没有理由不承担国际法规定的义务。所以我国最起码应该在刑事诉讼法中体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9条第4款的有关要求，即任何受到逮捕或拘禁的人有权要求法庭对该逮捕或拘禁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应明确司法审查权裁判主体是建立审前司法审查制度的前提性的问题，考察西方各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法官作为司法审查制度的裁判主体是其立法通例。笔者以为，构建我国审前司法审查制度，法院作为审查主体应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基于立法对检察机关的“司法机关”定位及其职权的独特性配置，在选择法院作为司法审查主体的同时，还需要对检察机关不能作为司法审查主体的理由做出特别说明。

在对司法审查权主体的选择上，“西方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这一权力赋予了法官，英国是治安法官，美国是法官，法国是预审法官，德国在1974年刑事司法改革中废除了预审制度后，也是由法官对审前程序中的侦查行为实施司法审查。”[9] 将司法审查权赋予法官的理念基础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的三大原则：即控审分离原则、司法最终裁决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控审分离原则要求控诉职能与审判职能必须加以严格的区分，检察院和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分别承担其追诉和审判的职能，并且只能在各自的职能范围内行使职权，不能相互代行职权。在刑事审前程序中，强制性措施的适用是必要的，但其实施必然会对公民的基本权益造成一定的限制或剥夺。这些强制性措施的决定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司法裁决权，如果由侦控机关自行决定，就违反了“任何人不得作自己案件的法官”的自然正义原则，有违程序公正，只有由作为裁判者的法官来决定才符合控审分离原则。只有在中立的法院那里，被剥夺者才有机会充分陈述意见，也才能获得被充分的倾听，所以，由法院作为司法审查的主体，才是符合正当程序原则的。

检察机关在我国是作为“法定”的“司法机关”存在的，但是并不能因为法律规定其为司法机关，它就是纯粹的司法机关了，公正、中立、于案件无涉是司法机关的基本品格，我国的检察机关不完全具备这些品格，相反，它更具备当事人的特征。在刑事审前程序中，检察监督是侦控机关的内部监督，具有严重的滞后性特征；检察机关担负着控诉职能，进行监督时不具有中立性和超然性；检察机关无论是作为侦查机关还是公诉机关，往往更加重视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和事实。西方国家一般把检察机关视为同犯罪嫌疑人对应的当事人。我国立法虽未规定检察机关是刑事诉讼的一方当事人，但我们确实毫无理由否认它所具有的当事人特征。检察机关不具有作为裁判机关的基本特性——中立性、被动性、公开性、独立性及终结性等特征。从国外情况看，无论是英美还是法德，检察机关都没有司法审查权，即使检察机关的审查活动也不被视为司法审查活动，而被认为是一种与侦查不可分割的追诉活动，并且这种审查活动也一样要受到法官的独立审查。据上述可见，我国检察机关是不能作为司法审查主体的。

基于上述对西方国家司法审查主体的考察以及我国检察机关难以胜任司法审查主体的现状，出于改革成本的考虑，我们也没有必要再行建立一套司法审查机构，所以，在我国，法院作为审前司法审查机构是理想的、现实的，也是唯一的。

三、完善刑事诉讼中司法审查制度的构想

1、关于审查机构的设置。立足我国的国情，并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既要考虑机构设置的合理性和诉讼规律的内在性，又不应不合理地扩大涉及面。笔者认为，在不改变我国现行法院体制的情况下，可考虑在我国建立预审法官或侦查法官制度。所谓预审法官、侦查法官，是指在侦查阶段，对侦查机关的强制侦查行为进行审查决定的法官。根据我国的情况，目前有三种较为可行的方案：一是在人民法院内部增设预审庭和预审法官，专门负责强制侦查行为的审查批准，类似于现在检察院的批捕科。二是由人民法院内部现有的业务庭兼任预审职能，如可以由现有的告申庭承担预审职能，因为基层法院的告申庭一般业务不多、任务不重，完全可以在不影响原有业务的情况下承担起预审的职能。三是由人民法院的刑庭的法官轮流、随机性地承担预审职能。但是，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案，都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诉讼职能的分离问题，为了防止控审不分造成法官先入为主形成预断，参加过预审的法官绝对不能再参与后面的庭审。二是预审专业化问题。虽然都属于审判职能，但是预审职能与庭审职能的内容不完全相同，而带有自身的特点，这也要求我们在选拔、配置预审法官时，应当注意选拔那些对侦查程序的特点和要求比较了解和精通的法官来担任预审法官。

2、确立司法审查的例外规则。从已确立审前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的情况看，也都普遍确立了司法审查的例外规则，即在特定情况下允许侦控机关不经司法授权即可采取某些强制性措施。在对侦查措施进行司法制约的国家都确立了在通常情况下强制性措施的采用须经法官签发令状的一般规则，但也较普遍地建立了例外规则，即在特定情况下侦控机关可无证采取强制性措施。可以考虑设计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侦控机关可以不经司法授权而直接进行逮捕、搜查、扣押，即允许一定条件下的无证逮捕、搜查和扣押，但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提交法官司法审查，以确认这种无证强制性处分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

关于无证逮捕。我国实质上并不缺乏无证逮捕的相关规定，刑诉法规定的拘留和公民扭送中的若干情形和西方国家情况紧急下无证拘留、无证逮捕是极为相似的。因而我国可以在降低逮捕条件，确立对逮捕司法授权的同时，把公民扭送和有关拘留的情形改造为无证逮捕，增加“无证逮捕”后提交法官司法审查的规定即可。

关于无证搜查。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无证搜查只适用于“在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遇有紧急情况”的情形，确立司法审查制度后，侦控机关不能再根据需要，及时、自主地决定搜查。如果再维持这种规定将远远不能适应同犯罪做斗争的需要，因而需要扩大无证搜查的范围，这可参照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 ，适当扩大无证搜查的范围。如在英美，搜查分为有证搜查和无证搜查，逮捕亦同。无证搜查和逮捕适用于情况紧急，来不及获得搜查证和逮捕证的情形。德国刑诉法规定，如果延缓逮捕会发生危险，并且存在发出逮捕命令或者拘留命令的前提条件时，检察长和警察局官员也有暂时逮捕权（第127条）。根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无证搜查只适用于“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遇有紧急情况”的情形，笔者认为，鉴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无证搜查的适用范围可适当扩大。

关于无证扣押。英美法中扣押权基本上来源于搜查权，搜查证本身就是扣押的依据，扣押的合法性取决于搜查的合法性。大陆法国家通常对扣押单独规定，如德国、意大利都规定扣押原则上必须取得授权，同时也规定了紧急情况下的无证扣押，但无证扣押实施后必须在一定期限内取得司法官的确认或认可，否则，扣押自动失效，必须返还扣押物。[11] 我国在建立审前司法审查制度后，强调对扣押司法授权的同时，出于犯罪侦查的需要，也可以考虑建立紧急情况下先行无证扣押，而后经过法官确认的无证扣押制度。

3、建立人身保护制度。对被羁押人的人身保护制度起源于英国1679年制定的《人身保护法》所规定的人身保护令。继此之后，各主要国家都确立了这一制度。根据英国《1976年保释法》的规定，被羁押人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存在保释的问题，如被羁押人申请保释遭到警察拒绝，应被羁押人的请求，由治安法院在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参与下以开庭的方式作出裁决，如果保释申请被治安法院拒绝，被羁押人可上诉到高等法院，如高等法院认为羁押无正当理由或不合法，则要人身保护令，将被羁押人予以释放。美国宪法及作为该宪法有机组成部分的《权利法案》也规定了类似英国的人身保护令制度。[12]法国、 意大利也作了相应的规定。德国建立了自动人身保护制度，此外，还建立了被羁押人有权向直至欧洲人权法院上诉的特别人身保护措施。参照有关国家的立法，并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可以考虑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人身保护制度，这也是司法审查的题中之意。结合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笔者建议：被羁押的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和其他辩护人在诉讼的各阶段都有权向检察机关申请取保候审，如遭拒绝，应嫌疑人、被告人一方的请求，由法院在听取控辩双方意见后迅速作出裁决。如仍被拒绝，可向上一级法院上诉，上诉法院经阅卷和审查并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作出裁决，如认为羁押无正当理由或不合法，则予以释放。对于法院自行决定的逮捕，被告人一方有权向作出决定的法院申请取保候审，如申请被驳回，可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上诉，上诉法院经阅卷和审查并听取被告人一方的陈述，迅速作出裁决，如发现羁押无正当理由或不合法，应裁决将被告人释放。

4、建立合理的证据排除规则。法律的效力体现在它的强制性和责任机制，即：违反法律将承担法律后果包括程序性后果。程序性法律后果的主要表现是证据的排除规则，即对违反宪法和诉讼程序的规定所取得的证据，因其违法品格而丧失证据效力，被排除于诉讼过程之外、不得作为定罪的根据加以采用。其目的在于保障程序的合法性、正当性，防止官员为采证而违反正当法律程序，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确立排除规则是贯彻司法审查原则的必然要求。 美国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非常宽泛，包括不自愿的供述和非法逮捕、搜查和扣押所取得的证据，当然也确立了若干例外规则。英国排除规则分为两者：一是自动排除，主要适用于口供；二是自由裁量的排除，适用于所有证据，而对于因一般的违法行为所获证据不一定排除。依据日本宪法第38条和刑诉法第319 条的规定，出于强制、拷问或胁迫的自白，在经过不适当的长期扣留或拘禁后的自白，或其他可以怀疑为并非出于自由意志的自白，都不能作为证据。根据日本宪法第35条规定，违反令状主义进行搜查、扣押而取得的证据必须排除。但如果官员的违法行为同证据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密切的情形，可以认定其证据能力。

我国刑诉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说明我国已经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但并不完善。最核心的表现是：我国对非法所取得的证据的排除只限于言词证据，对于非法羁押、非法搜查、扣押所获得的证据并未列于排除之内，仍可作为定案根据。对于适用排除法则的举证责任未作规定，导致在实践中对举证责任的确定做法不一。在国外，对收集证据的违法行为一般先由辩方举证，但标准较低，只须有可成立的理由即可，然后，对追诉官员就收集证据的合法性的举证责任转向控诉一方。

笔者认为，我国立法还应当规定：对于非法羁押包括未经法定机关批准擅自延长羁押期限和超期羁押所获得的被告人的供述予以排除。对于非法搜查、扣押所获得的证据，可区别一般违法和严重违法的不同情况决定。对于一般违法，可不予排除；对于严重违法，原则上应予排除，但也应结合所控罪行及其他相关因素综合权衡。对于适用排除法则的举证责任，刑诉法也应作出规定。

当然，如在我国确立司法审查规则还会涉及其他很多方面，如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对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羁押期限可否考虑延长等，而更主要的则是涉及人们司法理念的变化和更新以及司法体制的改革等重大问题，但这些不是本文所着力探究的，有待于法学界和司法界作深入研讨。

注释：

[1] 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页。

[2]谢佑平、万毅：《刑事诉讼法原则：程序正义的基石》，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134-135页。

[3]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页97-99.

[4]谢佑平：“刑事诉讼视野中的司法审查原则”，《中外法学》2003年第1期。

[5] 王敏远、《论我国检察机关对刑事司法的监督》,《中外法学》2000年第6期。

[6] 陈瑞华：“修正后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典”，《现代法学》1996年第5期。

[7]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页425.

[8] 魏晓娜、范培根：“我国刑事诉讼纵向构造的宏观思考和改革建议”，《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9]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页。

[10]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

刑事司法制度篇(5)

在刑事诉讼领域引入专家证人制度是本次修法的一大亮点，这项规定有利于及时纠正错误的鉴定意见，让法官更好的理解所鉴定的事项以做出正确裁断。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仅享有申请权，并没有不受影响的独立委托权，法院具有是否批准专家证人出庭作证的决定权，这是区别于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的重要一点。

二、对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评价

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幅度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亮点纷呈。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到刑诉法之中，是我国法制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本次修法值得肯定的是对于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一些已有成果以及学界已达成的某些共识均予以吸收，如将法定证据种类中的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但是对另外一些重要成果的吸收却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比如专家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并不完全一致，与学界的期待也有差距，期待后续有法规、司法解释做出进一步的规定，解决立法上的矛盾。

三、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

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着启动权不平等、多头鉴定、管理体制混乱等问题，本次刑诉法的修改并没有完全解决，仍需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笔者在此提出几点设想。

1．实现司法鉴定技术标准的规范化实现司法鉴定技术标准的规范化，从实体上对司法鉴定进行质量控制和管理，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要求，也是减少不同结论的鉴定频繁出现的根本途径，对于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客观、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司法部已经开始考虑制定一些司法鉴定的技术标准，如亲子鉴定标准等，但还有相当多的领域缺乏规范。各级各类司法鉴定机构应当严格遵循技术标准，否则作出的鉴定结论一律无效。

2．司法鉴定启动权的重新配置在刑事诉讼的侦查和审查阶段，应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一定的鉴定启动权，允许他们自己选择鉴定机构乃至专家参与鉴定活动。在审判阶段，对于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如果法院不同意当事人的申请必须做出说明，申请人可对法院的裁定上诉。针对某些对刑事案件的侦破和裁断具有关键性影响的事项，如被害人的死因、当事人的精神状况等还应当规定强制鉴定。

3．对侦查机关“自侦自鉴”的限制为了防止公安机关“自侦自鉴”情况下侦查权的滥用，可以借鉴大陆法系有些国家检察官携法医等专家莅临现场的制度，规定当刑事案件发生，有需要鉴定的专门性问题时，通知检察官和法医、痕迹等鉴定人员一同前往现场，在其监督下进行有关技术鉴定，避免根据侦查机关或侦查人员的法外需求进行鉴定的非正常现象发生。同时应重新界定公检机关内部技术部门提供的鉴定结论的使用范围，可以将公检机关内部的技术部门出具的鉴定结论原则上应用于辅助判断刑事案件案情的材料，而不应用于定罪量刑的材料。

4．加强行业内监管要规范司法鉴定工作，加强行业内监管，应当组建司法鉴定人协会。整合鉴定人力资源，将所有的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人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坚强的集体，对促进司法鉴定行业产业化，提高司法鉴定的社会地位，推动司法鉴定整体、全面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司法鉴定人协会应当加强行业内监管，不断推进司法鉴定人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四、结论

刑事司法制度篇(6)

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发起和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发起和发展

据统计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占刑事犯罪的比例已经从50年代的30%上升到80年代的80%。进入90年代，未成年人犯罪在整个刑事犯罪中的比例虽有下降，但从2000年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数量又出现了反弹，并开始逐年升高，占全部刑事犯罪案件的比例越来越大。不断攀升的未成年人犯罪率，凸显出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特点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4年上海长宁区法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开创了我国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的先河。依托少年法庭，以少年刑事审判为中心的少年司法制度和实践，在摸索与尝试中取得了具有中国特色长足的发展。少年法庭在法院工作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所独具的强烈的司法人文色彩不仅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阵地，还成为树立法院形象的标志窗口。最高人民法院也充分肯定了长宁区法院建立少年法庭的经验，认为它是一项改革，是我国审判制度一项新的建设，并要求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庭推广。这就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建立的开始。

1998年以来，各地法院还依据《刑诉法》第26条指定管辖的规定，进行了集中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尝试。因为，如果每个法院都设立少年法庭，相对于那些人员设置紧张的法院来说，审判资源比较浪费；另外，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分布于各个法院，往往在量刑上容易发生不平衡。基于上述原因，对少年法庭在一定区域内尝试集中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作法，最高法院给予了支持，认为集中审理对合理配置刑事审判资源、提高专业水平等都有意义。2001年起，在集中审理实践中，司法领域又大胆提出了在我国设立少年法院的构想。当然，少年法院的构想目前还缺乏法律依据。200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在听取关于全国少年法庭工作情况汇报的专题会议上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少年法庭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也使得少年刑事司法制度建设面临更大的机遇。由于少年司法活动的特殊性，少年审判活动的开展在各个层面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和差距，通过在基层法院开展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实践，笔者发现少年刑事司法活动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少年刑事司法制度需从根本上予以完善。

（二）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一是侵财性犯罪、暴力性犯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占绝对多数。未成年人本身没有经济来源，为了追求享乐，满足超常消费，便把目标放在盗窃、抢夺、抢劫作案上。同时，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已经从一些小偷小摸等比较缓和的犯罪向伤害、强奸、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方面转变。犯罪行为的暴力化日趋明显，小偷小摸、一般的打架斗殴明显减少，代之以故意伤害、抢劫、强奸案件增多，而且手段凶狠，不计后果。

二是未成年人团伙犯罪日趋明显。未成年人喜欢结交朋友，盲目随从，容易组成小团伙，他们在作案时往往依仗人多势众相互壮胆，尤其是抢劫案中，大多是二人以上共同作案，其作案地点一般选择在学校附近或自由市场等繁华地段，所采取的作案手段通常是言语威胁或拳打脚踢等行为，多数是由流氓行为或不良恶习而发展演变为犯罪行为或持械抢劫作案的。

三是作案动机单纯、盲目。许多未成年人在犯罪前一般都未经过精心策划，很多只在偶然环境中犯罪，具有一定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有时仅仅为了抽烟的几块钱，或是为了刺激好玩，并无固定的目标；有时仅仅是因为打赌逞强。绝大多数犯罪都是临时起意，盲目为之，往往因一句话，一件事就可以诱发犯罪。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缺陷

（一）少年刑事司法机关体系不健全

一是未成年人犯罪法律执行主体不明，职责分工不清，难以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在实践中容易出现多头管理或相互推诿的现象，各部门各单位各行其道，难以形成合力。在羁押和服刑上，除判决后送少管所服刑的未成年人外，由于基层看守所的监押能力，刑拘、逮捕及余刑不满1年留所服刑的未成年人都处在与成年犯混押的状态，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犯罪的交叉感染机会，更遑论受到应有的法制及义务教育了。在侦查和公诉阶段，由于处理上缺乏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类同于成年人犯，因此其特殊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充分保障，提讯时无法做到其法定人到场，公诉共同犯罪案件极少将未成年人分诉处理。在判决以后的帮教、矫正及未成年缓刑犯、假释、保外就医等监管上，法律规定的执法主体公安机关也没有专门机构承担相应职责，而家庭、学校、社会的责任更是模糊。

二是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审判机构设置、案件管辖等，各法院尚未统一。有的在刑事审判庭内设“未成年人犯合议庭”，有的建立独立庭制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有的为了向“未成年人法院”过渡，打破行政区划，试行集中制定管辖等，规模、大小、层次、高低不齐。而且在受案范围上同样出现混乱状况。未成年人案件的分案受理制、涉罪案件的综合受理制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综合受案制的不确定性严重削弱了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的严肃性和专业性。

三是在未成年人司法体系中的两个主要机构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在组织建设发展上也不平衡，不但很多地区未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侦查、批捕、起诉与成年人犯罪区分开，在羁押上也存在着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成年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合并关押的情况，给未成年犯和成年犯之间的信息交流制造了机会，严重地侵犯了未成年人的利益与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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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成年人犯罪处置方式过于单一

众所周知，刑事处罚仍是社会秩序治理中最重的一种制裁，对人一生的影响巨大。相对来讲，未成年人将来有更长的人生道路要走，一旦背负了刑罚处罚的经历，势必对未来的升学、择业乃至正常的生活都将产生影响。《北京规则》在涉及各种不同的处理办法中提出“应使主管当局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处理措施，使其具有灵活性，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监禁。”我国的法律法规也有一些相应的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一些达到犯罪标准但具有某些情节的行为，规定不作为犯罪处理。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少年教养工作管理办法》中也提出对有某些罪错的未成年人可以送工读学校或收容教养等。相较于法律规定，实践中却是可诉可不诉，可判可不判的案件最终都进入了审判程序、以有罪判决结案的屡见不鲜，造成了未成年人犯罪处置方式单一，或放任不管，或进入审判程序。

首先，我国现在对问题未成年人的非审判处置方式过于陈旧，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工读学校与收容教养等由于历史的沿革和定位，会为受其教育的未成年人贴上“问题少年”的标签，这对未成年人的矫正和顺利回归社会将产生负面影响。其次，当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其他更有效和更符合时代要求的处置措施，迫使很多可不做犯罪处理的轻微犯罪行为进入审判程序。最后，作为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少年法庭，只有审判权，并没有实体上决定是否受理或者转处其他措施的权力，对于符合程序规定的公诉案件，只能做无罪或有罪的选择判决。

（三）我国少年刑事审判中的调查、教育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

我国少年刑事司法制度，尤其是少年刑事审判制度发展至今，有着区别于普通刑事审判的鲜明特征，突出的就是社会调查制度和寓教于审的审判制度。这两项制度已经成为少年刑事审判中的“规定动作”，但笔者认为这两项制度在实践中的形式意义大于实体意义，与审判有强加粘合之嫌，与审理判决不能达到完全的整合，使其应有作用大打折扣。

首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社会调查报告应由本文由收集整理控辩双方或法院委托的社团组织提交。如此规定，本就是希望从不同角度取得客观真实充分的调查资料。但是实践中，绝大部分都只能由法院自己去进行调查，影响了调查报告的质量；其次，社会调查报告的根本目的是为判决做参考，但其在定罪量刑中的具体法律地位究竟如何，能够多大程度上影响判决结果都还比较模糊，并无切实的可操作性；第三，审判中的教育，虽然少年刑事法官从立案到宣判把教育贯穿在整个审判的始终，可是每个案件由于审限的约束、了解的匮乏，加之教育本身的专业性和效果并不能立即显现，因此，多数也只能进行口头说教和疏导，如果再得不到家长的配合，就更难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四）未成年人的保护和矫正体系不健全

我国法律中规定的实际可以实施社区矫正的各种刑罚制度的执行机关是公安机关，并没有赋予社区基层组织或教育、志愿机构可以参与社区矫正这一刑罚执行方式的权力，也没有特别针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科学的管理教育模式，缺少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专职的管理人员，矫正机构和矫正方式略显单调。我国《刑法》规定的受案标准过高，大量未成年人触法案件被拒绝在司法管辖之外，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有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矫治又缺乏有效的实施程序，我国目前也还没有建立起健全的社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和健全的矫正体系，工读学校数量较少，管理模式相对老化，难以满足社会发展变化的需求。况且，由于缺乏立法规制，社区矫正的机构、方式、范围、惩罚措施以及法律地位都处于不统一、不规范状态。这就减弱了对虽构成犯罪却不够刑法处罚和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及时干预的程度，甚至造成矫正的空缺，使一些偶尔违法者或预备违法者因某些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不良行为得不到及时矫正而成为经常性的违法者甚至走向犯罪。另外，社会对刑释、解教等人员的安置保护和帮教不够，由此也导致一些被判缓刑而释放或被判实刑而刑满出狱的未成年人很难重新融入社会，其再犯的机率相对较高，对社会稳定构成了较大的威胁。

三、建立与宽严相济配套的司法制度

（一）制订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是以成年人为基础加以调整而逐步形成的，因此过于成人化。为了更好地体现未成年人犯罪特点、未成年人案件处理的规律和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应制订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特别程序法，真正以“教育、感化、挽救”为指导，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寓教于审”的原则融入少年刑事司法的实体、程序和组织法之中。不仅要落实重视目前制度中已有的规定，将近些年来在少年犯罪案中好的实践引入到法律中，还要完善少年刑事司法机构，在公安、检察机关建立与少年法庭相衔接的机构或专人，实施分押、分诉，更应当考虑在司法管理、教育劳动和社会管理方面行使未成年人教育帮教职能的机关或单位内设置相关机构。完善判前预防和判后教育制度。在制定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时机不成熟时，可在刑诉法中增加未成年人独立的章节，或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解释。

（二）加强未成年人司法机构建设

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未成年人法庭，并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其局限性与滞后性也逐渐暴露出来，已不能适应改革的发展，且由于未成年人案件有其自身的鲜明特点，少年法庭已难以承担起对未成年人进行全面司法保护、预防、审判未成年人犯罪的功能，因此需要设立受理综合少年案件并进行专门化审理工作的少年法院，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交由专门的审判机构和少年法官审理，同时将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密切相关的案件，如涉及到变更监护人、追索抚养费、抚育费等案件，纳入专门的少年法院来审理。这对于全面、充分、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维护社会稳定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更好地总结审判经验，根据未成年人的自身特点对失足少年开展系统的帮教工作，把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以适应世界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潮流。转贴于

（三）完善社会调查制度，明确其在少年刑事司法中的地位

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在实践中尚存在很大局限性，因此，宜将该制度进行完善，防止走过场，以使其起到应有的良好功能。一是要明确其调查主体和提交责任，使控辩双方、学校以及社团组织的责任由选择性行为转换为法律强制性要求，尤其是控辩双方，应当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重要证据予以当庭提交。二是要充实社会调查内容，提高调查的专业性。调查报告不仅要反映出未成年被告人的社会性特征，还要提出有关个体的品格和心理行为特性，特别是犯罪原因及对于可能适用缓刑的未成年人的监管帮教条件。三是明确社会调查报告在少年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令其能与少年刑事案件审理的结果紧密相关，可以将内容细化归纳为若干情节，以作为对其适用刑罚的量刑依据。

（四）建立完善的矫正制度

首先，应完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立法，统一社区矫正法，定义社区矫正对象具体范围，在刑法中增加社区服务刑种，专门针对未成年人扩大缓刑适用范围等；其次，建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机构，现在我国社区基层有两劳帮教组织，这些组织是社区工作人员兼职或以志愿者的形式存在的，他们没有法定的职权又不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开展工作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应通过立法的形式在司法行政系统内组建以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为主，社区学校、社区基层组织、志愿者机构为辅，或以这些机关的主要工作人员与律师、心理专家等组成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统一负责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执行，使社区矫正工作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五）重视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主要是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很多父母以工作、生计为由，把孩子完全托付给学校，认为到了适龄阶段，孩子的教育就由父母转移给了学校的老师。有的家长却又过分干涉孩子，越俎代庖，包揽一切，陷进了“放纵”和“严管”两个误区。因此，父母需要提高自身素质，父母对孩子教育的失误，根本原因是忽视了自身素质尤其是教育素质的提高。家长要进行角色学习和定位，从多方面理解未成年人的心态和需求，给予恰如其分的“家长指引”。

（六）加强社会的关注度

刑事司法制度篇(7)

【论文摘要】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问题是近年倍受关注,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如何着手改革是问题的关键。当前我国已具备进行改革的三个因素:即腐败的严重性、 政治 决策层的反腐败意愿和决心、司法制度的不适应性,对现行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已显得非常必要。这种改革应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体制、立法、机构、职能、运行机制各方面同步推进,使反腐败工作更加规范化和法治化。

一、改革的必要性问题

美国学者罗伯特.克利特加德认为:某一特定社会的腐败状况必须已经达到构成危机或造成创伤的程度,足以使当局感到需要建立一个新的 法律 执行机构来与腐败作斗争[1]。国际反腐败实践证明,影响反腐败改革主要有三个因素:腐败的严重性、政治决策层具有反腐败的意愿和决心、司法制度的不适应。美国的建立独立检察官制度、俄罗斯成立反腐败委员会、新加坡设立反贪污局、香港设立廉政公署、印度的设置中央监察委员会和重构中央调查局等都说明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必须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如果腐败现象不严重,已有的司法体制就可以足以解决局部的腐败问题,政治决策层重点关注其他问题,反腐败的决心无从谈起,反腐败刑事司法改革也就缺乏现实性;如果政治决策层不具有反腐败的意愿和决心,沿袭原有司法制度,按惯性被动应付腐败问题,作为政治系统一部分的司法体制改革就不具备可能性;如果刑事司法制度具有适应性,相关反腐败能力强大,能自动应对腐败问题,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则没有必要性。当某一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期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时,反腐败的改革不可避免。经过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建设,我国的 经济 发展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经济高速发展中的腐败暗流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世界银行报告指出:“腐败严重的情况下取得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也许会在将来发现自己正在付出更高昂的代价。腐败能自我助长,使非法所得呈不断扩大的螺旋形,最终使发展受到影响,多年的进步被逆转。”[2]

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进入全面转型时期,体制冲突和规范缺失,成为腐败高发的诱因之一。建国后,1989年是查处县处级干部最多的一年,共查处县处级干部1000人余人。新千年以来,全国司法机关办理的腐败案件都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起,每年查处的县处级干部都在2000人以上,甚至接近3000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面临严峻的腐败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构建政治文明的高度,提出依法执政的理念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2005年1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 教育 、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确立反腐败的新思路,即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提出制定加快廉政立法进程,研究制订反腐败方面的专门法律;修订和完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制度;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制订和修改有关法律,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形成权责明确、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再次明确提出保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执法合作、司法协助、人员遣返、涉案资金返还等方面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健全公安、审判、检察机关相互配合和制约的工作机制,加大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力度;加强纪检、审判、检察、公安、监察、审计等执纪执法机关之间的协调配合,建立跨区域协作办案及追逃、追赃机制,完善相关程序,形成整体合力。可以预期,这些新的思路将推进我国反腐败司法体制出现突破性进展。但我国现行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还不尽适应这种形势,主要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