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实体经济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虚拟经济周期短，变动快，在经济发展中，虚拟经济中的股票和债券关系容易实现了企业预期收益。股票分红、债券分红等衍生经济产品都可以用数据符号表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经济受整体资本流动以及国外经济变动的影响，资金和衍生产品的利用，实现金融合作共赢。综上所述，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也随着发生变化。良好的经济发展需要结合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

二、会计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的作用

1.会计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的角色及传导作用

投资者在进行实体经济或者虚拟经济的投资时，都要评估投资对象的价值，而在这个评估决策的过程中，会计提供与投资相关的信息给投资者，方便投资者作出决策判断。目前，大都数的投资者投资信息的来源渠道多样化，但是在众多渠道中，会计信息披露是最稳定最安全可靠的信息来源。会计准则定位会计目标，这强调了会计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信息支持作用。第一，会计向决策者提供实体经济主体和虚拟经济主体的相关财务信息，提供支持信息可供决策者使用。第二，经研究证明，会计所提供的实体经济相关信息是决策者定价虚拟经济符号的重要信息。会计信息还有利于评估企业的偿还能力，从而为企业投资债权和金融衍生产品提供信息。第三，企业会计信息的汇集为衍生金融产品如基金、股票及证券等提供了板块化、行业发展状况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信息。因此，经济运行离不开会计信息的引导，结合上文，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会计传导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

2.会计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的传导过程

篇(2)

金融配套环境较为薄弱，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吸引力不足。金融征信服务体系建设需要明确主体，建立信息采集和使用规范监管体系，目前全市金融业缺乏统一征信平台。金融专业人才储备不足，金融研究机构、信息分析机构和中介机构等高端服务缺乏，金融产业吸引力和城市金融产业层次有待提升。

二、泉州金融业税收情况

（一）税收概况

全市金融业税收增长速度快，高于同期金融业增加值和服务业GDP增长率。金融业2011～2013年税收占地税总税收分别为8.0%、9.3%、11.2%。2013年金融业缴纳国、地税税收42.2亿元，比增25.0%。按细分行业，银行业占71.1%，保险业占13.4%，证券业仅占5.7%。

（二）存在问题

1.地方可用财力偏低

财税体制规定，企业所得税中央分成60%，省级收入为40%（泉州商业银行和农商银行税收为市县级收入）。2012年全市金融业税收101771万元，地方实得财力17365万元，占32.2%。相比福州、厦门，泉州地方分成比例偏低，政府用于金融基础建设公共投入不足，客观上影响金融业发展。

2.金融业税收政策效用有限

（1）税收政策执行层面

企业享受减免税数量有限，税收引导作用受限。自2001年起，符合条件的非营利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从事担保业务收入3年内免征营业税。截止2013年底，全省累计53户次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享受免税政策，而同期泉州却很少有企业申请该优惠政策。

（2）税收立法层面

准金融机构未能享受与金融机构相同的税收优惠，税收扶持作用偏弱。贷款公司、典当行等机构计提的风险准备金不得税前扣除，企业所得税负担相对较重，不利于扶持民间金融发展。

（3）个别领域综合税负过重

不利于民间资金阳光化，造成税源流失。直接借款给企业，个人取得的利息收入需缴纳25.6%的税费，企业取得的利息收入需缴纳30.6%的税费。税费负担过重，不利于隐性税源显性化，企业往往迫于账务处理需要才开具税务发票，否则通过账外流转利息逃避税收，民间借贷真实状况税务部门难以监控；一定程度上也抑制投资欲望，不利于企业直接融资。

三、提高金融业灵活、效率和安全性，做大做强泉州金融业

（一）银行、证券等监管部门充分发挥引导、管理和服务作用

1.培育多层次市场结构和多样化金融产品，提高金融服务品质

（1）搭建多层次市场结构，扩大直接融资比重

间接融资体系，逐步扩大非国有金融机构融资市场；直接融资体系，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并重。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境内外上市融资和再融资，争取泉州高新区尽快纳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扩大试点范围。完善产权交易市场，发展商标、专利、品牌、碳排放权、集体林权、海洋资源等产权交易。促进债券市场发展，支持经济转型升级。争取泉州成为中小企业私募债券试点地区，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非金融债务融资工具、企业（公司）债，推动中小微企业利用区域集优票据、集合票据、短期融资券等融资。支持泉州法人银行机构发行小微企业贷款金融债、“三农”金融债，争取泉州成为福建省第三个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分中心。

（2）培育多样化金融产品

提高资源要素的流动性和利用率。引进和丰富金融产品，支持居民家庭首套自住购房、教育、旅游等信贷需求，助推消费升级。推广股权、债券、应收账款、仓单、保单等权利质押融资方式，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创新集体用地及房产可抵押贷款模式。创建网上“金融百货超市”，链接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举办金融产品创新评选大会，引进和推广金融产品。

（3）引导企业规范经营

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泉州金融业粗放经营方式尚未根本性转变，应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履行资本中介、财富管理、风险管理等综合金融服务提供者角色。探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电子商务”三位一体的新型模式，提升企业电子商务开拓市场水平，提高综合竞争力。

2.完善金融运行机制，引导资金投向实体经济。

（1）向上争取一定的监管创新权力

赋予非银行金融机构同等待遇。以创建和深化金改为契机，积极向中央争取一定的监管自，适当放松政策约束，因地制宜创新监管措施。在体制机制上，赋予非银行金融机构同等待遇，如可以联网征信查询系统、共享信用等级评定信息等。

（2）构建资金投向引导机制

支持产业集群、创新发展。按产业发展指导目录不同的指导基准利率，对扶持行业和项目予以优惠利率，严禁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违规建设项目提供新增授信。规范资金投向，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业务应以高端制造、文化传媒、高新技术服务为主。

（3）规范金融监管

防范金融风险。树立金融风险防范理念，对金融市场风险、产品风险和机构风险等进行有效识别、精确度量和严格控制，提前预测和采取措施，避免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维护区域经济金融安全。

（4）利用金融市场机制

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建立市场化准入退出机制，激发市场活力。引导股权交易服务于资产兼并重组，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引进现代化产业项目与本地资本结合，畅通资本走出去的渠道。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鼓励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引导产业链兼并做大做强。

（二）政府健全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优化金融基础配套环境

1.优化金融主体结构，健全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

（1）吸引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来泉设立分支机构、区域总部

引进港澳台侨金融企业，增加金融供给，兼顾大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增强竞争力度，推动金融服务均等化，降低金融投融资市场价格。

（2）支持成立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推动泉州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引进战略投资者，发展准金融机构，支持民间资本参股地方金融机构，培育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鼓励民间资本设立产业基金、创投基金，壮大资本实力。

（3）成立公益性非营利机构

注重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相结合，避免资本逐利只注重短期效应的负面性。设立政府主导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专项资金，建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奖励机制，设立小微企业互助机构，促进企业团体内生性增信。市财政出资探索设立市级再担保公司，发挥增信和共担风险作用。

2.优化金融基础配套环境，提升金融产业层次。

（1）建章立制，完善金融管理地方体系

以市委市政府或金融工作局等名义，制定关于规范金融市场主体、市场行为、中介服务等制度体系，坚持公开透明、简化审批原则，推动金改进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阶段。

（2）加强人才建设，创建综合信用体系

支持、对外金融交流与人才培训合作，鼓励海外高级金融人才来泉工作，引进和培育具有战略发展方向的金融配套服务机构。创建综合信用体系，构建区域性民间借贷登记系统、企业信用管理系统、金融信息共享系统，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信用服务市场，推动征信产品应用，发展信用评级机构，加强信用市场监管。

（3）实行财政奖励政策

对总部设在泉州的金融机构给予一次性新户奖励、新增信贷投放奖励及购地、购房补贴，对特定高端人才按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给予一定比例奖励。设立专项基金，用作地方企业风险担保金和金融调控资金。

四、先行先试，发挥税收政策作为空间，提升征管服务空间

（一）实行差异性税收优惠政策，发挥税收政策作为空间

从税收优惠政策上打通金融资本进入实体经济和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两个通道”，降低金融要素成本，缓解融资难、融资贵困境。积极向上反映，争取中央赋予泉州金改试验区国家层面税收优惠政策。

1.金融业试点改革实践需要阶段性探索和深入，税收政策发挥效果具有滞后性，建议将现有税收优惠政策优惠期限延长一定年限。

2.打通金融资本进入实体经济的通道。为支持农村金融发展，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对县区及以下地区所有金融机构减按3%税率征收营业税，将享受减免税的小额贷款从限额5万元放宽至20万元。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等在一定年限内贷款损失准备金准予按一定比例税前扣除。

3.打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通道。对个人通过股权方式投资金融机构减按10%征收股息红利所得个税；对个人通过债权方式购买企业债券、公司债券，减按10%征收利息所得个税。对企业购买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和公司债券取得利息收入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总部设在泉州地区的金融机构除了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外，新成立的可享受所得税“三免三减半”。对投入公益性、非营利性的产业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的企业，参照创业投资企业享受投资额抵扣应纳税所得额优惠；授权泉州市政府民政、财税部门联合认定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4.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和配套环境。新成立的征信业、信用担保、再担保公司，营业税三年免征和所得税“三免三减半”，营改增后律师、会计师等金融配套服务机构增值税税负超过3%实行即征即退政策。

5.建议中央、省适当调增金融业税收地方分成比例，或对泉州市增加财政转移支付比例。

（二）创新征管服务举措，助力金融环境建设

1.树立“企业诚信纳税推定”理念，促进企业提供真实财务信息，扩大企业查账征收面，构建“查账征收为主、核定征收为辅”的税收征管新格局。

2.用好用足现有税收优惠政策。汇编金融业财税政策，开辟“金改”税收政策网上专栏。完善税收政策执行情况反馈机制，动态跟踪执行效果，加强政策效应分析。

3.税务部门主动参与企业信用体系平台建设，提供量化信用评价，以纳税数据库帮助金融机构实现对中小微企业信用评价，简化贷款手续，提高审贷效率。

篇(3)

交通运输经济论文范文一：浅谈区域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

[摘 要]区域经济即在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生产综合体，以一定地域为范围，并与经济要素及其分布密切结合的区域发展实体。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受制于地区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交通运输的发展目前也只能按地区，分阶段的重点推进，交通运输的发展和区域经济提升互为因果关系，交通运输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血脉，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则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动力，为此，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强交通运输设施建设迫不容缓。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交通运输;科学发展观;全局;资源配置

2009年12月5日至7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0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引导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积极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提高自主发展能力，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基本需要和先决条件，现代社会的生存基础和文明标志，社会经济的基础设施和重要纽带，现代工业的先驱和国民经济的先行部门，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国土开发、城市和经济布局形成的重要因素，对促进社会分工、大工业发展和规模经济的形成，巩固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加强国防建设，扩大国际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发挥重要作用。总之，交通运输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防意义，交通运输发展对于协调区域发展意义深远。

一、区域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之间的联系

1.区域经济发展是交通运输发展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了才有实力去发展交通运输业，经济的发展在极大程度上制约着交通运输规模的扩大和方式的改革，交通运输业的科技创新受经济的影响很大，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先行官，交通运输产业的平稳发展依赖于经济的发展。例如在近10多年里，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基础设施加速改善，铁路里程从1998年的6.64万公里增加到2010年的9.1万公里;高速公路里程从0.87万公里增加到7.41万公里，达到世界第二位。近年来，我国交通运输能力显著上升，运输效率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运输成本有了很大幅度的下降，其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推动及保障功能日益显著。因而在发展交通运输业的同时要注重其和经济整体环境的平衡和协调，深入研究经济发展和交通运输进步的关系和具体数量比例，遵循经济发展和行业进步的客观规律。只有社会经济的发展，才能给交通运输带来更大的需求和市场基础，同时也为其提供了更好的资金支撑，两者是相互推进，共同发展的关系。

2.交通运输发展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便利的交通设施可以优化产业结构，开拓区域经济圈，吸引大量投资。交通运输条件的变化直接影响产业布局的变化，进而影响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为追求低成本优势运费占较大比重的重型原材料工业大都集中在港口或铁路交通枢纽附近;而航空所具有的优势能满足产品特征为轻、薄、短、小的新兴工业的需要，从而形成了临空型的新型工业区，一般来说，交通运输条件优越的区域其产业结构的层次比较高。区域经济系统的空间演化与交通运输线的联系不断密切，逐步形成以交通干线或运输通道为发展轴的产业和城市高度发达的经济集聚带，它是运输通道与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其发展过程中人员、产业、技术等要素在空间上沿交通干线集聚和扩散，并且由于运输可达性和经济可达性的提高，改善了经济地理区位，促使企业间、产业间、各极点间实现要素在以交通运输干线为主体的线状基础设施束上进行空间运动。便利的交通方便人员、要素流动，降低运输费用形成新的有利区位和优良投资环境，产业和劳动力会受到新的交通干线的吸引向交通轴线积聚，由此既吸引了外资又开拓了市场。

二、从交通运输角度思考区域经济发展

1.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内涵式交通运输发展道路。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要求，交通运输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走以提升系统协调能力为主的内涵式发展道路。首先，要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需要，特别是满足经济社会向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知识经济发展的基本需要;其次，要符合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交通运输的总体要求，建立安全、高效、经济、协调、绿色的交通运输体系;第三，交通对资源的占用、对环境的破坏及交通伤亡等要控制在国家允许范围内，实现资源、环境、交通的和谐统一。

2.从区域发展全局出发，交通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当地政府要从全局和长远出发，结合各区域交通发展的实际，对交通设施、交通道路进行科学设定，在科学论证和反复研讨的基础上，制定有助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化的交通运输发展战略，使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能相互促进，达到经济发展最优和交通设施布局最优的效果。具体就是要加快区域交通运输市场一体化进程，强化整体发展观念，实现区域内不同要素，不同运输方式的互补，努力形成区域发展的统一大市场;不断完善交通运输制度规范一体化进程，从区域整体利益出发，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及标准规范，加强区域内各政府之间的沟通协调，健全区域发展的协调、磋商机制。地方政府要在充分分析区域内的交通运输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适应性问题，不断提升交通的运输量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要合理配置区域空间的交通资源配置，不断加强交通运输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规划和建设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交通运输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3.合理配置交通资源，改善区域经济。道路建设项目能推动与之有关的各项生产的发展，道路建设项目资金的投放必然会在社会生产中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带动一系列部门和行业的发展。道路建成通车后，因通行能力增加和行车条件改善带来客货在途时间节约，交通事故减少，运输费用降低等由道路使用者直接获得的经济效益，以及因缓解交通瓶颈制约，大大改善了投资环境，并对其他产业发展产生了巨大波及作用。为此通过实地考察，交通运输部门可以充分的发挥主观条件，灵活地做出调整，制定科学的区域道路交通建设策略，确保资源分配的最优化。随着道路交通运输的发展，使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等区域经济发展必备因素向落后地区进行扩散，整合区域内原有资源，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

三、结语

综合评估公路运输各种运输方式造成的土地占用、能源消耗、运输费用、环境影响、运输安全等成本效应，未来我国交通运输应选择优先发展铁路、促进铁路公路协调发展的战略模式，既要摆脱对公路运输过于依赖的发展束缚，也不能因强调铁路发展而削弱其他运输方式的发展。总之，区域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关系密切，相辅相成，为了协调区域经济发展，需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建立政府促进交通运输业的投入机制，以保障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进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1] 王洪伟.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研究[J].环渤海经济t望，2011，03：29-31.

[2] 刘秉镰，赵金涛.中国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5(6).

[3] 寇学聪.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道路运输管理[J].汽车运输研究，2008(1).

交通运输经济论文范文二：试论如何强化交通运输经济管理

【摘 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如何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输经济管理管理，不少专家已从国家立法、税费改革、管理体制理顺等宏观方面提出了有益的见解，对指导全国加强运输市场宏观调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就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强化交通运输经济管理，结合一些地区管理现状提几点建议。

【关键词】交通运输 市场经济 经济管理

近几年，国家相继颁布了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运输条例等，为运政管理部门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力武器。本文为此具体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通运输经济管理的一些变化与改革。

一、交通运输经济管理实行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

在目前市场经济体制下，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如何适应市场的需求，建立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运输市场，使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真正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并逐步走向系统化、规范化、法律化的轨道，这是当前及今后一项较为突出的任务，那么市场化改革是其最重要的一条出路。

(一)是教育运输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客观要求

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渐完善、市场机制作用的逐步发挥，必将导致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从而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提高经济效益。同时市场经济可以通过价格杠杆和公平自由竞争，促进交通运输行业经营管理整体水平的提高。交通运输市场是进行道路运输商品交换的场所以及交换双方经济关系的总和。而运输企业则是运输要素市场的一部分，要落实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必须要有健全的运输市场做后盾，只要有了健康的运输市场机制，才有可能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促进经营机制的转换，从而推动整个运输行业的发展。

(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生产社会化程度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必然产物，只要是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无论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必然要求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交通运输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部分。因此，交通运输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现代生产力高度社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

二、市场条件下加强交通运输经济管理的措施

(一)强化运输收入的稽查

随着交通运输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企业必须采取内部审核、会计核算、实地稽查的方法，对运输进款的资金运动及运输收入实现的全过程进行检查与监督，对发挥稽查的职能作用提出更高要求。收入稽查工作重在防范和纠正运输收入核算中发生的差错，查处运输收入领域违法犯纪和贪污舞弊行为，维护运输收入的正确与完整。新颁布的《运输进款及运输收入管理规定》新增了各级收入管理部门有权对客运售票系统、行包制票系统、货运制票系统生成的原始信息进行稽核、检查，并对客票信息、行包信息、货票信息网络传输的安全性、准确性进行检查与监督的条款。新形势的工作要求我们的收入稽查人员既要帮促基层收入部门提高运输进款的核收业务，防止多少收款或漏收款，减少收费上的差错，又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良好的工作作风与职业道德，强化稽查力度，准确分辨违纪行为的隐蔽化、多样化，严肃运输收入纪律，尽可能挽回国家运输收入经济损失。

(二)积极应用现代技术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运输经济管理也逐步向科学化、制度化、现代化发展，许多新的现代经济管理方法都会相继问世。企业要尽快的掌握市场动态、对经济信息进行快速模拟分析，就必须重视广泛不断运用先进的通讯技术和电子计算机，采用现代化市场的一些数字模式和理论以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

(三)实行全面预算管理

全面预算管理是发达国家多年积累的先进管理经验，它是建立在责、权、利相结合基础上的各责任单位的预算体系，通过其监督、激励及分配功能，解决企业的内部管理问题，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企业管理者只有广泛采用现代管理观念，充分认识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要意义，不但懂得如何科学地编制全面预算，而且善于运用全面预算管理，才能使企业真正成长为现代企业，才能不断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交通运输企业要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应着力解决的以下两个问题。第一，要同深化目标成本管理相结合。全面预算管理直接涉及到企业的中心目标―利润，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目标成本管理，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准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关键问题，瞄准国内外先进水平，制定降低成本、扭亏增效的规划、目标和措施，积极依靠全员降成本和科技降成本，加强成本、费用指标的控制，以确保企业利润目标的完成。第二，要与实行现金收支两条线管理相结合预算控制以成本控制为基础，现金流控制为核心。通过控制现金流量才能确保收入项目资金的及时回笼及各项费用的合理支出;只有严格实行现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充分发挥企业内部财务结算中心的功能，才能确保资金运用权力的高度集中，形成资金合力。降低财务风险，保证企业生产、建设、投资等资金的合理需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四)加强路车综合管理

因为交通运输市场的主要场所是路。交通运输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没有路便没有交通运输劳务商品的交易，也就没有道路运输市场。因此，离开路来进行运输管理，路子会越来越窄：而路车综合管理，才能保证运输市场管理的生命力。可以设想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将养路费稽征机构与运输管理机构台并，设置道路运输市场管理机构，实行分级管理。

(五)实行合同运输

交通运输实行经济管理，依法尤为重要。实行合同运输能增强运输业户的责任心，保证货主单位物资及时安全运输，有利于加强运输市场管理，维护运输市场秩序，是深受车主、货主及管理部门欢迎的管理措施。认真贯彻执行《合同法》，在运输业户、货主中推行合同运输，就是依法管理运输市场的有效途径。

总之，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运输市场将不断探入发展，运管部门当致力于探索研究，同时运输企业在经营中面临着严峻挑战，如何在实际工作中提高经济管理水平是各级收入部门都要积极面对并探索。我们既要培育、完善和发展运输市场，又要采用科学的切实可行的管理模式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运输市场。

参考文献：

[1] 张辉.适应市场经济-提高运输收入管理水平[ J].铁道财会， 200(6)： 56-57.

篇(4)

［关键词］企业理论；实体资本；虚拟资本；企业黑箱；道哲学；阴阳

作者简介：徐 鸣（1956―），男，江西财经大学当代财经杂志社（南昌，330013），研究员。研究方向：现代企业理论与企业管理。

企业是什么？企业的边界在哪里？当我们回顾企业理论的历程，企业犹如一个深不可测的“黑箱"，各派学术观点众说纷纭，以至于张五常说：“我们不知道企业究竟是什么”。［1］要打开企业这个“黑箱"，我认为中国的“道”哲学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工具，那就是顺应“阴阳”。在当代，企业的资本构成正在发生质的变化，特别是在知识型企业中，“阳”性的物质资本比重在不断下降，“阴”性的人力资本、智力资本比重越来越大，并在企业中起主导作用。

一、新古典企业理论：企业是一个利润最大化“黑箱”

新古典企业理论是与古典企业理论一脉相承的。从道家的观点分析，古典企业理论和新古典企业理论都是从“阳”的视角来分析企业本质，立足于企业的“有形”资源和“实体资本”因素的组织和协调，重视企业外部因素的影响，企业内部“阴”性的“无形”资源和“虚拟资本”的因素被忽视了。

(一)古典企业理论

亚当•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从来没有直接论述企业理论，但他以“别针工厂”的例子说明了分工协作能促进工厂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暗示了企业为什么存在与发展原因。既然分工协作导致企业不断地发展，那么企业的规模是不是会一直扩大下去吗?斯密认为企业的规模不会持续地扩大，它将受地区消费结构以及市场范围的限制，为此，他专门在《国富论》中写了“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一章。他指出，当市场规模很小时，分工会导致分工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无法进行交换，进而影响效益的提高。［2］所以, 斯密在讨论分工的同时，也描述了分工的协调机制――市场，由于“看不见的手”的自发力量，使每个人都为自己利益最大化行动的同时，使人们的交互行为达到和谐的效果。

(二)新古典企业理论

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企业理论把企业看作一个“黑箱"，从“黑箱"的一端投入土地、资本与劳力等生产要素，从“黑箱"的另一端输出产品。在这种前提下，企业被定义为：将若干投入转化为产出的生产经营性组织。企业被视为单纯的生产者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是它的唯一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理性的生产者在能够获得市场完全信息的前提下，根据技术、市场需求和竞争环境等约束条件有效地组织生产，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在这种条件下，企业的生产函数被定义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厂商在一定时期内使用可能的生产要素组合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这样，企业的内部运行就如一个“黑箱”，从而企业唯一的功能是根据边际替代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实现最大的产量或最低的生产成本。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必须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点上作出生产决策，从而实现企业资源的最优配置。

新古典企业理论放弃了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影响，单纯从“阳”性生产因素―― 物质资本的方面上分析企业的生产运营，企业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提供物质产品满足市场的需求。新古典企业理论忽略了企业内部的管理和组织对于企业获利能力的影响，因为管理和组织属于无形的“阴”性生产因素，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还没有认识到管理和组织的重要性，而把物质生产放在第一位。企业的概念只是为了把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分开，只是为了区分生产者与消费者理论含义的不同。在这种理论中企业所需要的就是劳动、资本、土地等几类生产要素，并以之来决定分配关系。在新古典企业理论中，企业只是一个生产单位而已，当然它也可以是一个人的单位。

新古典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生产属性是企业性质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属性，但只是简单地将企业视作一个生产函数，未能认识到企业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企业内部或企业与外部的联系问题。新古典企业理论还把企业看作是同质的，决定企业的活动边界和生产率的变量是外生的。严格的“供给――需求"分析框架是静态的，这样，企业自身的交易性质和能力问题被完全忽视了。

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企业是一组交易契约的集合

新古典企业理论长期在理论界起支配地位，直至科斯（Coase）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并形成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才标志新古典经济学及其企业利润最大化的“黑箱"论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道家的观点来看，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的出现，经济学家的目光已经从企业的“阳”――“有形”和“实体资本”因素转向企业的“阴”――“无形”和“虚拟资本”因素了。因为交易本质上指的是所有权的转移，体现的是一种人们之间的“无形”关系，交易费用可以认定为企业中的一类“虚拟资本”。所以我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主要是从“阴”――“无形”和“虚拟资本”的视角来探索企业的本质。

关于交易成本的概念，最早康芒斯对交易的理解是全面而深刻的，他认为交易指的是所有权的转移，也即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包括：（1）买卖交易，即作为市场上平等主体的买卖双方的交易；（2）管理交易，即企业内部各级管理人员的交易，主要是上、下级之间命令与服从关系；（3）限额交易，即企业或组织对个人进行的各种交易。康芒斯指出:“这些交易都是机能上的相互依赖，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称之为‘运行中的机构’的整体。交易本质体现的是一种人们之间的关系，企业的存在必然会与外界发生各种交易与联系，没有交易的企业不能称其为企业。”［4］但在康芒斯后人们的注意力一直在生产方面,忽略了交易问题。

直到科斯在1937年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一文，并在40 年后引起经济学界对资源配置方式进行重新思考,人们才注意到交易问题的重要性。科斯通过引入“交易成本”这一全新范畴，弥补了新古典企业理论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终极目标，脱离企业现实状况的缺陷。科斯指出，迄今为止对企业的起源所给出的解释都是有缺陷的。特别是，企业的存在不能用“斯密”式的劳动分工用语来说明。虽然劳动分工自然会产生对某种整合力量的需要，但是由于价格机制可以满足这一需要，那么需要企业家控制的是什么呢？科斯对企业中权威命令替代价格机制的解释是，后者这一协调机制比前者具有成本节约的优势：“建立一个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使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5］按照科斯的观点，这些成本包括，营销（或契约）成本、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其中包括搜寻和谈判成本）。他指出行政机制（科层企业组织）和市场机制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协调生产手段，企业的存在与否在于它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替代价格机制，替代的效率边界取决于交易成本的节约程度。［5］

科斯认为，当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在市场上组织同样一笔交易的边际成本时，企业的边界达到最大。企业契约之所以能够节约交易成本，是因为直接通过市场组织生产，某一生产要素需要与同它协作的生产要素签订一系列契约，而通过企业家权威组织生产，这种生产要素只需要与企业家签订一份契约，“一系列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5］，发现相对价格的交易费用就大大降低。因此，企业组织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市场交易费用与组织协调管理费用相等的均衡水平确定了组织的边界，企业成长的动力就在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

科斯之后，威廉姆森（OWilliamson）、克莱因（Klein）、格罗茨曼和哈特（Grossman ＆ Hart）等试图从不同侧面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交易成本理论。他们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观察企业内部的交易、契约和组织结构，将企业作为资源配置的机制，强调其交易属性，在假定交易形式不影响生产过程的前提下，侧重于从企业能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对企业的本质和边界进行阐释。科斯及其追随者的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理论、资产专用性理论、产权理论等统称为现代企业契约理论。

现代企业契约理论虽然对新古典企业理论提出了挑战，它注意了企业的交易性，但它忽略了企业的生产性，它在指责新古典企业理论是“利润最大化黑箱”的同时，自己却陷入了“交易成本最小化黑箱”。［6］对照康芒斯交易的概念，现代企业契约理论对企业内部交易的性质与特征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但对于企业外部也即市场交易成本的研究与关注则相对缺乏。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与发展，市场上出现了多种基于合作的企业组织形式――企业战略联盟和虚拟企业，这是现代企业契约理论无法作出解释的。

三、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企业是资源与能力的创新组织

演化经济学的基础是动态演化的有机世界观，20世纪80年代其发展成为西方经济学中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新流派。与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以适应行为（包括惯例和创新行为）代替了理，以有序结构代替了均衡结构，以渐变和突变代替了静态不变，在经济学理论上进行了重大突破。演化经济学体系以“新奇"为研究中心，强调经济的演化过程包含着周期性出现的新奇和创造性，并由此产生和维持制度、规则、商品和技术的多样性。

(一)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论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是演化经济学的鼻祖，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而出现应归功于他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本质特征就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借用生物学，熊彼特把不断地从内部彻底变革的经济结构，不断地毁灭旧产业、创造新产业称作“产业突变”，认为这种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种观点非常类似于生物学中“间断均衡”的生物进化理论。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质变可以是渐近的，也可以是非连续的。［7］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写道，我们应当“仅仅把经济生活中不是外部强加给它的而是内部自发的变化”理解为“发展”。［7］他认为，主要的发展过程就是“实现新的组合”，而且在竞争的经济中，“新的组合意味着竞争性地消灭旧的组合”。实现新组合的是企业家，所谓企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或工作，而是创造性运用资源组合的独特能力。企业家的活动就是一系列创造，正是它们造成了不间断的竞争性经济重组活动和经济增长。企业家心理活动的变化导致创新活动的变化并进而导致总体性经济波动。［8］

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的创新理论为后来学者研究企业的动态能力理论提供了思路，他对竞争过程的基本性质予以重新定义：实质性的市场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创新竞争，他的“创造性毁灭"观点，“非连续历史跳跃"观点是对边际替换概念的否定，其与《易经》“日新之谓盛德”的思想不谋而合，是从求新求变中去发现去创新。［9］而从当代经济学来看“创造性毁灭"的源泉来自于企业的“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

熊彼特使我们明白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是经济进化的发动机，企业具有超越外部经济条件的自主能力，而且能够塑造市场条件。熊彼特还把创新和发明分开。他认为，虽然大多数创新可以追溯到过去的某个发明，但创新并不一定来自发明，发明亦不一定必然引起创新，发明对分析经济变迁过程并不重要，它是一个外生性因素，而创新是一个内生性因素。熊彼特关于创新和发明的区分，既推动了技术进步的理论发展，又加快了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而我认为熊彼特暗示了：企业的创新和发明都源于企业的“虚拟资本”――发明起源于企业“智力资本”，而创新起源于企业“人力资本”。

(二)彭罗斯：“资源―能力”二分法

艾迪斯•彭罗斯(Edith Penrose)于1959年出版了《企业成长理论》。在这本书中她进一步深入研究企业成长问题并提出了企业内生成长论的思想。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最具革命性的贡献在于将“资源"与“服务（能力）"区分开来，提出了“资源―能力"二分法，并明确地将“服务（能力）"界定为企业成长的源泉。这体现了中国哲学中的“阴阳”分析方法，其将“阳”的“资源"与“阴”的“服务（能力）"区分开来，这为以后的企业资源基础论、企业核心能力论、企业动态能力论等理论奠定了学术基础。

从“阴”的视角来看，在彭罗斯那里，企业的生产机会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的未利用服务，而这种服务能够为企业带来扩张。因此，企业成长是内生性的，企业成长的源泉就是企业内部资源所形成的服务（能力）。彭罗斯认为，服务分为企业家服务和管理服务，企业家服务用以发现机会，管理服务用来实现扩张。而真正有进取心的企业家不把需求看作给定的，而看成是它应当能够创造的。［10］

彭罗斯认为,对于企业而言，资源是企业为自己使用而购买、租借或生产的有形物品，以及使这些资源得以高效运行的雇员，这属于企业“阳”的方面；而服务是这些资源创造出来的，为企业生产运作做出贡献。一种资源可以被看作可能的服务流，而这属于企业“阴”的方面。由于服务（能力）只能产生于资源的使用过程，“阴阳和合”从而使每个企业的能力是独特的、异质的。

彭罗斯强调了能力的默示性和难以捉摸的性质,认为许多知识是不能被正式传授或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的，而只能在“干中学”进行传递。这显然是表达了“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这类企业中的“虚拟资本”问题，尽管她没有用“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这个概念。她认为：“‘企业’必须被赋予比企业理论中的‘企业’更多的属性，而这些属性的重要性，不能简单地由成本和收益曲线来表示”。［17］

彭罗斯的观点引发了学者们开始重视资源――能力与企业成长的关系,进而关注在无形资源与资源特性方面的研究，而这实质上是把企业中的“虚拟资本”――“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作为企业成长的源泉来研究。虽然彭罗斯早在1952年就对经济学中的生物学类比提出了批评，但内生成长一直是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所以，霍奇逊（Hodgson）仍认为她属于演化经济学派。［11］

(三)纳尔逊和温特：自然选择理论

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批判地继承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西蒙（Simon）关于人类行为和组织行为的理论，在他们1982年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提出了一个吸收自然选择理论和企业组织行为的综合分析框架。［12］他们借用达尔文“自然选择”的思想，认为在经济中，也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 其思想本质与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不谋而合。他们认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也如物种竞争一样,赢利的企业增长扩大，不赢利的企业收缩衰弱，直至被淘汰出局。企业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需要不断创新，扩大自己的优势和在行业中所占的份额，因此，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原因。

纳尔逊和温特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大理论支柱――利润最大化和经济均衡进行了全面地批判，他们认为这两个概念妨碍了新古典理论充分认识经济变迁的特点。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认为，经济主体（特别是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但不是利润最大化。他们受西蒙等人的影响，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就使得企业的决策不能是最优的，企业对自己选定的方案感到满意即可，而这个方案不一定是最优方案。纳尔逊和温特基于有限理性和知识的分散性强调了“惯例”概念。“惯例”――我认为是起源于康芒斯对“习惯法”的论述，其内涵与管理学的“智力资本”概念类似。［13］企业的生产计划、价格确定、研究与开发资金的分配等都遵循以“惯例”为基础的行为方式，而不是随时计算最优的解决方案。

纳尔逊和温特把每个企业的“惯例”看成是企业知识和经验的载体，由于“惯例”的无形特性，它实质上体现为企业中的“虚拟资本”――“智力资本”。各个企业的“智力资本”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它们构成企业之间相互区别的特征和异质性。企业的“惯例”或“智力资本”是可以“遗传”的，如果企业按照惯例运转能够获得满意的收益，那么这些“惯例” 或“智力资本”往往不会发生变化。但是，如果企业的运转出现异常而使收益低于某一个限度时，企业将有可能对“惯例”或“智力资本”进行调整。

纳尔逊和温特提出了“搜寻”概念，把企业努力调整惯例的行为称为“搜寻”。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以及市场开拓活动都属于这种“搜寻”行为。［18］我认为，“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东西，这主要体现在“智力资本”的获得上；而创新则是通过研究和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这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的激励上。创新意味着改变原有的惯例，创新使创新者对非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纳尔逊和温特还以企业拥有的智力资本对企业进行了分类。基于“惯例”、“搜寻”、“创新”和“选择环境”等概念，纳尔逊和温特对整个企业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提出了经济演化理论，为演化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四、基于演化视角的企业理论

在前面我们提到彭罗斯的“资源―能力”二分法为以后的企业资源基础论、企业核心能力论、企业动态能力论等理论奠定了学术基础，由于它们都着眼于生物学的视角，注重于企业的内生增长，所以，我将三者统列为演化企业理论学派，下面就这三派观点作个简要分析。

(一)菲尔特、巴尼的资源基础论

资源基础论是在彭罗斯内生成长理论的基础上，经过沃纳•菲尔特、巴尼等人的发展而形成。菲尔特于1984年在《战略管理杂志》上发表的《企业资源基础论》一文入选“年度最佳论文”之后, 资源基础论获得了应有的重视。［14］菲尔特在文中借鉴了彭罗斯的观点,明确提出了“资源基础观念”(RBV)一词,视企业为一有形与无形资源的独特组合而非产品市场的活动，认为以“资源”代替“产品”来进行企业战略决策，对当代企业来说将更具有现实意义。我认为，这标志着将人们习惯的企业战略思考由“阳”的“产品”观念转变为“阴”的“资源”观念, 其“资源”内涵与彭罗斯的有形物品不同，是有形与无形资源的独特组合，而更注重于无形资源，从而我将其作为“阴”来看。此种转变将战略制定的基础由外部的“阳”的“产业结构分析”,逐步转移到内在的“阴”的资源与能力分析的“资源基础观念”上。反映了企业战略视角由产业结构的“实体资本”分析，逐步转移到企业内部的资源与能力的“虚拟资本”分析上。之后,资源基础论不断发展,巴尼(Barney)、皮特拉夫(Petelaf)、爱密特(Amit)、格兰特(Grant)等学者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6年，巴尼在探讨企业的竞争优势时,发现企业可由本身的资源与能力的积累与培养,形成长期且持续性的竞争优势，并将其称之为“资源基础模式”。他认为，如果战略资源在所有相互竞争的企业中均匀分布而且高度流动的话，企业就不可能预期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某些企业之所以能在产品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就是因为它们能够通过不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获得低价格高产出的战略资源。巴尼在1991年提出了一个较为综合的分析框架，来阐述企业产生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特性。他认为,具有下列四个特征的企业资源才是可持续竞争优势，即有价值、稀缺性、不可模仿性、不可替代性，它有助于判断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他认为企业资源包括企业内部所有的资源,可以分成3类：（1）物质资源,是指企业的厂房、设备、机器、原材料等以物质形式出现的可以看得见的资源；（2）人力资源,指员工、经验、培训、关系等与人有关的资源；（3）组织资源,是指正式的结构,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计划、控制、协调系统、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非正式关系等与组织有关的资源。［15］

(二)海默、帕拉德的核心能力理论

海默(Hamel)和帕拉德(Prahalad)在1990年提出了核心竞争力的概念，从而形成了核心能力理论。核心能力理论认为，资源与能力不同，能力是配置资源的主体能力，企业的本质是“能力的集合体"，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的核心能力，而资源基础论忽视了人的作用，偏离了企业成长的本源。也就是说，核心能力理论的观点不同于资源基础论，而与彭罗斯的观点是一致的。在此，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资源基础论与核心能力论的观点分歧恰好来源于彭罗斯理论中的“资源―能力"二分法，一个立足于资源，另一个则立足于能力。但我认为，这二者都比彭罗斯的观点更进了一步，资源基础论中的“资源”包括了“智力资本”等无形资源，而核心能力论的“能力”则更强调“人力资本”等无形资源，所以二者都是重视企业中“阴”性的要素，他们都是将人力、智力这类“虚拟资本”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

核心能力理论将核心能力定义为各种技术和生产技能的组合,它贯穿于公司金字塔式的生产过程中。成功的竞争者能够进入新的、表面看起来毫不相关的行业或经营领域，具有核心能力的企业似乎更具有多元化扩张的能力。核心竞争力是开发新的经营业务的源泉,它是组成公司战略的核心。海默还形象地将多元化的企业比喻成一棵大树,树干和主枝是核心产品,小的支干是经营业务单元,树叶、花和果实是最终产品,提供营养、支撑和稳定性的根系是核心竞争力。如果企业仅仅盯住竞争者的最终产品,就会忽略竞争者的真正实力,正如只注意叶子就会看不到一棵树的力量一样。［16］

虽然核心能力的思想非常具有解释力，但有的学者认为核心能力没能对公司战略制定提供实践意义上的指导，它是一个精致的理论，但在实践中却不好操作，缺乏可依赖的工具。堪培尔认为，能力的概念比核心能力的概念更广阔些,它包括整个价值链(核心能力只体现在某一个或几个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力对消费者来说更可见，而核心能力对消费者来说是很少看得见的。因此，在面对竞争者方面，最好的母公司应该比其各个战略经营单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16］

(三)提斯等人的动态能力理论

1997年，提斯等人参考核心能力概念提出了动态能力理论，核心能力是独特能力、组织惯例和核心竞争力，而动态能力是企业整合、构建和重构企业内外部能力以应付快速变化的环境的才能。他们提出了动态能力的流程•位势•路径的模型(即3P模型)，并指出动态能力的本质内嵌于各种各样的组织和管理流程中，而这些流程是由企业的资产位势(特别是专用性和互补性资产)和历史演化路径所塑造的，它们决定着企业的竞争优势。艾森哈特和马丁则认为，动态能力是一系列具体的可识别的组织过程，这些具体的过程包括产品开发、市场拓展、收购整合、策略性联盟、业务部门的剥离和战略决策制定过程等等。从这些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出，动态能力既不是模糊的,也不是同义反复的，而是一系列具体的可识别的组织过程。导致企业发生变化的活动有很多，并不是所有导致变化的活动都能称为动态能力。［17］

在提斯等人的研究中,把动态能力的“能力”严格限定为“惯例”，即限定为智力资本范畴。这种理解得到了学术上的广泛认可。“组织能力”是一个严肃的概念,其严肃性在于它必须是一种惯例。如温特所说:“即兴发挥从来都不能称之为能力”。动态能力不仅关注企业特有的组织惯例，其焦点更是放在克服能力惯性的创新和开拓能力上。在动态环境中，动态能力崇尚建立开拓性学习能力。开拓性学习能力是为了在长期内向企业提供新的战略观念而进行的侧重于变革的学习。因此，企业为了获得持续竞争优势，需要具备进行创造性毁灭的能力。

企业动态能力主要是由企业中的“智力资本”――组织设计和“人力资本”――人力资源管理这两个因素决定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通过智力资本，建立科学的组织结构，形成企业业务多样化的动态能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来促进动态能力的形成，并强调人力资源管理从几个方面着手：选人要重视知识的宽度和深度；职位描述概念要详细具体；以培训来扩展员工现有知识的宽度和深度；以及激励成功，宽容失败。

动态能力观学者认为，以波特(1980)等学者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分析和以沃纳•菲尔特(1984)与巴尼(1991)等学者为代表的资源基础观,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厂商比其他的厂商能在动态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表现得更好。他们认为资源基础观的不足在于，厂商在建立有效且具竞争力资源时，必须基于动态产业环境与竞争状况的考虑，且以市场测试来考验资源，因为资源的真正价值应该取决于市场力量。厂商的竞争优势来自于厂商的管理与组织流程、专用性资产和发展路径。而位于稀缺性的、顾客需求的、且能用于消费者愿意付钱购买的商品上与具有专属集的资源，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资源。因此，动态能力观比产业结构分析和资源基础观更能够解释厂商竞争优势的来源。［18］

动态能力理论更接近于中国的《易经》思想，它立足于企业的“变易”，即从企业与环境的动态变化中，去把握企业的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阴阳和合”，最终达到企业持续稳定地良性循环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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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eal Capital to Virtual Capital: Dao of Modern Firm

Theory Evolution: Analysis from China's Daoism

Xu MingAbstract: From the evolution of firm theories, the development of firm theory in economics has undergone three stage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Daoism, the three-stage development of firm theory evolves from tangible resources and real capital emphasizing on yang to intangible resources and virtual capital emphasizing on yin, and finally to the stage of integrating tangible resources with intangible resources, mixing real capital with virtual capital, which emphasiz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yin with yang. The final stage represents the trend of integrating tangible resources, real capital with intangible resources and virtual capital for analysis, which reflects holistic and harmonious philosophic view of Lao-tze and is closer to the nature of firm in real economic prac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