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与风险论文篇(1)

关键词投资效益投资决策投资风险防范投资项目评估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10月20日的数据，2005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继续平稳较快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57061亿元，同比增长26.1％，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6个百分点。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仍然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依然偏大，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和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必须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企业的投资活动，作为企业使用资金的主要途径之一，是企业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的核心环节之一。在未来五年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关键时期，为实现建设节约型社会、和谐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宏伟目标，关键之一是不断提高投资效益，将经济发展全面转入科学发展观的轨道。

1投资效益好坏是决定能否实现投资目的的中心内容

投资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在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投资活动具有当期的投资需求效应，即通过对各种投资品和资源的需求（包括人力资源），构成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投资活动的成果，将成为社会总供给的一部分，满足将来社会可能的消费需要，这就是投资活动的供给效应。

就企业投资而言，投资（直接投资）就是把资金直接投入生产经营性资产，比如购买设备、建造厂房、购买生产原材料等，以便获得投资利润。它是企业运用资金的主要领域之一，也是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实现产业更新换代、增强企业竞争力的主要途径。

从投资活动全过程看，每个投资项目都有一个整体目标，即在一定时间内，按投资预算的要求，用最少的资金投入，实现资源优化组合，搞好项目建设，使其达到设计质量的要求，从而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在选择分析投资项目时，应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围绕投资效益这个核心，把项目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结合起来，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结合起来，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结合起来，综合评价分析项目系统各要素之间、系统与要素之间以及系统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以实现既定的投资目标。

2投资项目决策依据和若干标准

投资项目的决策，是指为实现一定的投资目标，在充分占有信息和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条件，借助于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若干备选投资方案中，选择一个满意合理的方案而进行的分析判断工作。对一个投资项目的科学决策，除进行宏观投资环境分析和微观项目经济评价分析外，还要专门分析投资项目风险，运用系统分析原理，综合考虑每个方案的优劣，最后做出取舍。而且，投资项目决策，是服务服从于总体经营战略的要求，和企业的技术开发战略、产品开发战略、市场营销战略以及人力资源战略密切相关。投资决策的质量影响因素较多，主要取决于决策信息、正确的决策原则、科学的决策程序和优秀的决策者素质。

选择投资项目的主要依据是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不仅是投资项目本身的一个工作环节，也是做出正确投资决策、进行项目设计和筹措资金的重要依据。可行性研究工作，就是对投资项目进行研究、分析、论证和评价，以确定项目是否符合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实施可行要求的一系列活动，通过对项目收益和风险的测算分析，判断投资和资金回收的安全性。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作为一种科学分析论证项目的方法，已普遍被世界各国采用。可行性研究的结论，是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在分析评价投资项目的可行性时，要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以及专业分析与综合分析相结合。

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中的宏观分析，主要是分析投资环境，即分析研究投资项目所在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自然条件环境。具体内容有：①在选择投资项目时，首先是了解项目所在地（国）的政治环境，包括项目的审批程序、审批手续、政府机构的办公效率、物资流通体制等与政府的管理体制相关；②经济环境对投资项目的影响；③法律环境。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能有效的保护投资者的既得利益，稳定投资者的投资方向，并不断扩大投资规模；④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的主要内容是指当地居民的人口数量和结构、生活习惯、教育水平、和价值观念等；⑤自然地理环境。主要分析项目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对于地理位置，应分析交通便利程度、地质情况和气候条件等；对于自然资源，应分析各种满足投资需要的物资资源的情况等。

因此，利用工程经济和系统分析原理，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进行分析，是降低投资风险，取得合理的投资组合，选择满意的投资决策方案，保证企业取得预期投资收益的必要前提。企业的一切经济行为，都要围绕取得经济效益服务。通常，在评价分析投资项目经济效益时，一般有两大类方法：静态评价方法和动态评价方法。静态评价方法即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方法，主要用于项目方案的初选阶段。静态评价方法具有简洁、直观的优点，但有未考虑各方案经济寿命的差异以及资金时间价值的缺点。常用的有投资回收期、投资收益率和差额投资回收期法。动态评价方法即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方法。该方法比较符合资金的运动规律，使评价结果更符合资金的运动规律，评价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常用的具体方法有净现值（NPV）和内部收益率（IRR）。

在确定投资项目的投资方案时，应用系统分析原理，从企业发展战略的要求出发，全面分析企业所处的环境和自身的综合能力，确定投资目标。然后，从分析投资项目所在地的投资环境入手，为实现投资既定目标，对工程项目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比较、论证，选择静态分析指标（投资回收期和投资收益率），以及动态分析指标（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作为项目技术经济指标，以减少投资风险，为投资决策提供坚实的基础，从而全面提高企业的投资决策效果，达到其经营目标。在对项目进行技术经济评价时，需要对产品的成本情况和市场销量以及销售价格进行预测与分析。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总的来说是由其购买动机的推动而发生的，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外部影响因素，包括社会因素、经济因素、企业因素等，另一类是内在因素，即个性心理因素。因此，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过程进行研究能够影响投资的实现程度。

3投资项目的风险识别与防范

当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时，不仅要考虑预期回报，还必须分析比较投资风险。风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投资回报的波动幅度的大小。通过恰当的投资组合，利用投资资产的多样化，能够分散非系统风险。投资组合的结构包括资产配置和投资组合的最优化，以此来实现既定投资目标下的最佳回报。

由于项目投资特有的时间长、金额大、决策复杂、影响投资效果的因素多等特点，决定了投资项目风险较大。投资项目风险表现为政治法律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技术风险和自然风险等方面。按投资项目的进度划分，项目投资的风险主要体现在：首先，在项目前期开发阶段可能导致投资损失的风险因素有：情况不明，仓促决策；方法不对，估算有误；考虑不周，缺项漏项；弄虚作假，不负责任；审查不细，把关不严等。其次，在项目实施阶段导致投资损失的风险有：建设施工工期拖延；工程与设备存在质量问题；项目建设组织管理不严。最后，项目投产运营初期阶段导致投资损失的风险有：经营环境的不利变化；忽视人员素质的提高与培训；经营管理体制不健全。

目前，许多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不重视项目投资风险预测，仅局限于不确定性分析中简单的风险技术分析，甚至只凭借经验和直觉主观臆断，对项目建成后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预测不够，为项目的实施留下安全隐患。因此，强化投资风险意识，做好投资项目前期工作中可行性研究的风险预测，制定防范和化解措施，是避免决策失误，不断提高投资效益，以及实现投资项目科学化的根本保证。投资项目的风险预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市场风险。如果不了解市场和变化趋势，项目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引导下，只有梳理清楚投资的产业政策和产业环境后，才有可能避免重复建设，才有可能合理地利用有限资源，做出最佳决策，获得最好的投资效益。巨大的市场空间并不代表投资项目所占的市场份额，只有通过市场营销战略研究和组织实施，同时对行业竞争状况及潜在竞争对手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准确发现适合于项目产品的市场机会。

（2）资源及原燃料、动力供应风险。在科学发展观的引导下，企业的投资活动需要统筹资源和投资的关系。首先，要从项目建设和运营的客观要求出发，研究资源的约束和产业链上下游的制约；其次，也要从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角度，投资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投资项目，并减少各种浪费，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因此，在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需对原材料，尤其是资源性原材料的储藏量、开采量或生产量、消耗量及供应量予以高度重视。对项目所需原燃料、动力的供应条件、供应方式能否既满足项目生产需要同时经济合理地加以利用，认真加以落实。

（3）技术工艺风险。投资活动作为企业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应该在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中，既要处理好技术的先进性、适用性问题。又要充分考虑技术可行性基础上的自主创新空间。通过投资项目采用国内外的先进技术，通过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消化吸收，有可能产生自主和创新的跨越式发展机会，并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集合一定时间内的人力资源和资金，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会较快产生经济效益。

（4）资金风险。对投资项目而言，资金筹措是先落实投资项目资本金后，根据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筹集银行信贷资金、非银行金融机构资金、外商资金等。加强投资项目筹资风险防范，需重点分析筹资渠道的稳定性，并严格遵循合理性、效益性、科学性的原则。尽量选择资金成本低的筹资途径，减少筹资风险。

（5）投资建设风险。投资项目厂址选择必须符合工业布局及城市规划要求，并靠近原料、燃料或产品主要销售地，靠近水源、电源,交通运输条件及协作配套条件要方便经济。工程地质和水文条件要满足项目厂址选择需要,总体布置要紧凑合理,尽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投资设施布置应符合国家的现行防火、安全、卫生、交通运输及环保生态等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通过客观、公正、科学地进行多厂址比选，以取得较好的投资效益。

投资项目还包括：项目管理风险、环境风险、人力资源风险、不可抗力等。实质上，风险贯穿于整个投资项目的始终。通过提升投资决策水平，减少因投资决策失误带来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杜绝在狭小领域的同业过度竞争，则完全有可能从投资源头上控制投资方向和金额，减少各种投资浪费，不断提高投资效益。同时，也只有加强投资风险防范，避开形形的隐性或显形的投资陷阱,才有可能减少损失，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的投资目标。

参考文献

1张汉亚．当前投资领域的效益问题[J]．投资研究，2004（9）

2王庆水．企业投资决策怎样才能科学化[J]．经济论坛，2004（15）

3陈佳贵．企业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投资与风险论文篇(2)

关键词：风险投资高新技术信任约束

风险投资往往把高新技术作为主要投资对象。在美国，70%以上的风险资本投资于高新技术领域，即一方需要以对方作支撑。不过，如果双方不信任，这种支撑就无从谈起，不幸的是双方都有机会主义倾向。为此，需要引入另外的第三方利用信任约束机制、约束力量搭建高新技术、风险投资的信任桥梁，为双方的融合准备必要条件。

针对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双方的机会主义倾向，本文提出了利用风险资本网络、高新技术评价网络、大学及研究机构的附属中介等约束形式，来约束双方守信。

1基于风险投资网络的中介

风险资本与高新技术都是各自领域的尖端分子，他们的数量并不多，靠常规的渠道与途径难以使他们相遇，因此为他们构筑一定的网络是十分必要的。这里首先考虑将风险资本结成网络，而高新技术拥有方则以单方存在为特征。

风险资本网络结构综合了市场交易和企业科层组织的优点，可以使得外部的技术与其交易时，费用最低。网络结构的存在，本身形成了一个需求高新技术的人际圈，不论技术拥有方是否自私和机会主义倾向是否严重，只要他有足够的理性，在交易费用最低的大环境中，他不可能不善于学习而重复使用欺骗策略到处碰壁。技术交易中一次失败可归为技术复杂，两次失败还可以找到客观理由，三次失败就难寄托于客观了。不论技术方是否诚实，第四次交易恐怕因为事实上表现出来的不可能成交迹象而阻断最后的交易机会。人的理性使得人能够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交易因为不诚实导致失败而使下次交易变得诚实，交易因为要价太高时则使下次交易要价低。

不过，诚实交易与欺诈交易的记录都需要通过适当的信息披露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对诚实者形成利得，对欺诈者形成威胁。也正是利得与威胁诱使双方合作。这时问题转化为信息能不能够得到及时披露。目前，我国信用体系建设才刚刚起步，信用信息的披露尚需时日。但即使在我国信用体系缺失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在风险资本圈内进行信息记录和披露。因为这个圈子较小，比较容易做到。

必须说明的是，这里的网络是基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创业企业嵌入在一个社会关系至关重要的网络结构中来研究问题的。另外，它与囚徒困境理论中的“团体”不同。囚徒困境中的团体与团体交易仍是双方可以简化为两个个体的交易双方，双方各自约束其成员，形成利得与威胁；而这里的网络则是多个簇团的多个风险资本方，并由单一的技术拥有方与之构成交易方，单一的技术方可方便地游移于网络中。风险投资簇团靠提供公正、客观的信息来对技术方形成利得与威胁。

2基于高新技术网络的中介

将高新技术拥有方联合起来归属成为一个团体是有困难的，但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高新技术就可以利用团体中专家的力量尽量将技术信息以可懂的语言转达给有意向的风险资本，并以团体信誉保证客观准确；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可使得交易过程与程序尽可能的规范。在我国许多地方建立了技术产权交易所，虽然其成立的初衷是以处置国有资产为主要目的，但它也进行技术产权交易，并占有一定的份额。高新技术与风险资本自然可以利用这一场所进行交易。

将高新技术拥有方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团体比较困难，我们可借助于技术中介机构作为过渡媒介。下面将说明这种方法的可行性。

创业投资家会把创业企业家有规律地提供信息视为投资协议中公正的表现，进而会更加信任创业企业家。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上看，高新技术拥有方相当于创业企业家，创业投资家就是本文所指的风险资本方，为加强风险资本与高新技术的信任融合，高新技术方能够有规律地向有权威影响力的政府部门、专利事务管理部门和有信誉、信用的民间团体提供信息，以求对技术信息的公平、公正认可，则可大大加强风险资本的信任度。高新技术拥有方只要及时地与它们充分地沟通并把正面的反馈及时公之于世，把不利的反馈作为改进工作的动力并进行整改，最终求得机构的认可，求得社会的认可，此时的高新技术拥有方就有了信誉，有了信誉就会有信任。

至此，现在的信任问题就转化为是否有好的中介机构来支撑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发达国家解决得比较好，在发展中国家还是一个问题。

3附属中介

附属中介纳入学术研究视野只是近一两年的事，他源于对现行政策的深入研究。

纯粹依靠市场的力量来促成高新技术与风险资本的融合，其过程是漫长的。为了缩短、加快其过程，西方国家在几十年的实践中，一直沿着两条路线来进行政策扶持与推进。一是重新界定与分配知识产权，如政府允许大学拥有受到公共财政资助的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从而激励大学进行研究成果的商业化运作，其中当然包括有效的促进高新技术与风险融合的有效手段。二是对大学、研究机构的技术转让活动直接进行财政补贴，财政补贴主要用于加强融合资本与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及融合过程费用。

受惠于上述政策的研究机构（含大型企业的研究机构、政府及私人研究机构）、大学及非赢利组织不但进行科学研究、试验及应用于开发研究，成为生产技术、提供技术的主体，而且还成立了技术转让办公室来转让其母体的技术成果。

高新技术表现为技术尖端，运用该技术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中，应用了现代科学技术前沿成果；高新技术还表现为相对于市场是新的，填补了市场空白。高新技术产品中应用的技术距离科学前沿越近，越能称其高；填补市场空白越大，越能称其新。具有上述特征的高新技术主要从大学及公立和私立研究机构中产生，它们生产、提供的技术代表了时尚、尖端，没有比它们自己设立技术转让办公室来转化自己的技术更为快捷的途径了。此时的技术转让办公室介于科学家——技术提供者、技术拥有方及外部的潜在购买者——风险资本方之间。因为它不是独立的主体，故我们称其为附属中介。

虽然是中介，这里仍然遇到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为高新技术的专业性强，知识密集，对其进行技术评审与市场评估时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应当具有高度的专业性，而且技术越时尚、越前沿，越难找到相应的评估资源。从另一角度看，技术越复杂，后续交易与仿冒性越差，因而导致的评估固定费用越大，这对种子风险投资来说往往难以承受，技术与资本的融合往往以失败而告终。

这种融合的失败在于技术拥有方的技术专属性太强，信息的私密性太强，而资本方作为受让者消化吸收能力差而导致交易成本的升高。有鉴于此，我们期望有一个身兼二任的机构，一方面替技术提供者进行知识解码；另一方面站在资本方的角度进行技术市场机会辩识，这个机构就是大学及研究机构的技术转让办公室。一所大学或一个研究机构一般有其相对明显的研究方向，集中其专业力量来进行上述工作，不但可行，而且成本低，具有规模效应，如果承揽外部评估，规模效应更大。

关于技术的专属性与信息的私密性，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大学及研究机构是可以方便获取的。如研究者的特点、特征（强项、弱项）、项目的研究计划、研究路线、研究目标与预期成果、研究者的时间投入与承诺、阶段任务与成果，甚至将来的市场潜力预估等都是可以获得的。另外，技术转让办公室与研究者的长期合作也减弱了研究者保留信息与采取机会主义态度的可能性。不过，许多情况下，研究者本人不是一个可靠的、有效的评估者，但是这可以从研究者与大学、研究机构的关系、业绩记录、学术声望及所在研究小组或集体的技术成就和声望中得到印证。总之，技术转让办公室与所属母体的信息共享可以减少机会主义的倾向，从而有比较好的转让效果。

关于技术市场机会辨识，技术转让办公室可以凭借其母体整体的技术人力资源来完成任务。因为它可以方便地按专业、按类别组成相应的小组，即使自身力量不够，也可以方便地利用专业网络优势外请专家参与评估。

由于事实上的技术转让办公室与科学家、教授、研究者之间的委托关系，这又产生了附属中介所特有的委托问题。主要是披露给办公室的信息质量不高，或是信息有所保留，或是成果距离商业化的进程太遥远，甚至逆向选择的情况。只不过办公室有上述优势，问题相对好解决。为了更好地解决此类问题，可考虑简化大学、研究机构学术交流的科层管理层次，使之趋向扁平化（这并不意味着要改变其整个的管理结构，只是学术交流层次上的），让信息的流动更容易、更有效率。不过，这又引起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保证技术资料的私密性，它需要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即法律、法规、制度及其执行。谈到法律问题，还必须注意到：技术转让办公室是一个非独立机构，在法律、法规健全的环境里，才能有效防止委托的合谋。

技术转让办公室还必须激励科学家、教授、研究者向其披露有用信息。一是因为研究者对技术市场潜力的评估能力不够，导致不向办公室披露有关信息。二是由于研究者出于自身利益与前途的考虑而不披露。中外的研究者的声望与待遇和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息息相关，公开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许很快建立声望，或许继续研究下去，所取得的成果更大，尤其是阶段性研究成果对其职业生涯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时，长期与短期的利益决策权衡过程是复杂的。一般的情形会是这样，对中青年尤其是未获得终身职位者来说，会选择不披露而继续追求更多更好的成果。另外，中青年研究者创办企业的冲动较强。如果大学、研究机构对研究项目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要求时，自然也会妨碍研究者对办公室的信息披露。

我们必须注意到技术转让办公室是一个内设机构，它受到大学、研究机构母体的政策制约。母体的知识产权要求、专利费用的分配与使用、是否鼓励教授、研究者自立门户创办风险企业、是否有专门的支持手段（如科学园区、孵化器）、业绩考核制度与办法都对技术转让办公室的业绩与效能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它涉及到大学、研究机构的内部政策，这里就不讨论了。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投资与风险论文篇(3)

[关键词]风险投资；；财务目标

风险投资体系通常涉及投资者（Investor）、风险资本家（VentureCapitalist）、创业者（Inventor）三方参与者，他们是相互独立的财务主体，通过风险资本这一枢纽，构成了双重委托的关系。如图1所示。

风险资本从资本供应者——投资者，流向资金运作者——风险资本家（风险投资公司），经过后者的筛选决策，再流向资金使用者——风险企业（创业者）。通过风险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风险资本得到价值增值，再流至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公司将收益回馈给投资者。风险资本周而复始的循环，形成了风险资本的周转。

一、风险资本家对投资者的首重及其财务目标的趋同效应

风险投资体系中的投资者，往往是拥有长期资金的机构投资者，如养老退休基金、保险公司、银行信托基金、投资基金等，此外还有少数富有的个人和家庭。在美国，养老退休基金是最大的风险资本的来源。投资于这一行业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耐心和专业投资经验，广大中小散户由于认识上的原因，而且缺乏承受高风险的能力，一般只投资于证券，而不会冒险涉足风险投资领域。

风险资本家大都来自工商企业和金融界的精英，并拥有良好的业界关系网络，他们最大的本钱莫过于自己的行业信誉和资历，这与他们所能募集的资金数额是正相关的。“对那些具有高能力而且其能力已经通过以前的成功得以展示的人们来说，当他们想扩张其经营时，会较少地受到个人财富禀赋的制约”（张维迎，1995）。同时，风险资本家还具备相当专业的知识和经验，从而，在选择和评估投资项目、组建风险企业、物色职业经理人时游刃有余。通过预期的研究和背景审核的帮助，风险资本家利用其专业人员来评估投资的前景，但是，与成功投资项目相关的因素太复杂，而且多为主观上的判断，这些判断包括所提供的经营管理队伍的质量，再加上风险资本家先前对此行业的个人经验，有时甚至只是“勇敢的直觉”。因此，风险投资更多的像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

投资者与风险资本家形成了风险投资体系中的第一重委托关系。这种关系的契约化载体就是风险投资公司。随之而来的便是由于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交易费用而引起的人问题。不论是事前的逆向选择，还是事后的道德风险，其外在表现最终都归结为财务目标的冲突。投资者的财务目标是预期投资回报最大化，风险资本家的财务目标是风险资本经营业绩最大化，最终获得最大化声誉和个人收益。那么，风险投资公司采取什么样的产权组织形式，如何构造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才能有效地克服人问题，降低成本呢？

“一种能够提供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道格拉斯。诺斯，1989）。在风险投资体系中的制度安排和产权设计，其效率性集中表现为各财务主体的财务目标的趋同效应，也就是“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微观表现过程。换言之，需要建立能够促使各财务主体的财务目标趋同的风险投资机制。

西方发达国家的风险投资实践经验表明，有限合伙人公司（VentureCapitallimitedPartnership）是最有效率的风险投资公司的组织形式。美国风险投资产业组织形式中，有限合伙人公司占80％以上。在这个制度下设立风险投资基金（风险资本），投资者是有限合伙人（LimitedPartner），风险资本家是一般合伙人（GeneralPartner），双方通过签订契约来组建风险投资公司。

有限合伙人只对所投入资金负有限责任，不能参与风险资本的具体运作，但对一些重要事项亦有表决权，如合伙人契约的修改，在期满前解散有限合伙组织，或延长基金的期限，解雇一般合伙人，投资项目的资产评估。一般要求有三分之二的有限合伙人同意，上述内容变更才会有效。

一般合伙人负有无限责任，他们投入占风险资本1％左右的自有资金，但一般不用现金，主要是作为一种管理承诺和税务优惠上的考虑。一般合伙人参与投资收益的分配，一般可拿到所有投资收益的20％，另外80％属于有限合伙人的投资回报。通常要在风险资本产生了最低的投资收益率（至少是保本）之后，一般合伙人才能兑现这20％的投资回报。

一般合伙人必须定期向有限合伙人报告所投资企业的业务进展和资产价值变化，至少每年举行一次一般合伙人、有限合伙人和风险企业管理层的三方联席会议。由有限合伙人或他们的代表组成的咨询委员会主要提供技术评估服务，如风险企业的资产评估，因为这是影响到最后投资者所获利润的关键。

契约同时还规定一般合伙人不能在风险基金之外用自己的资金去投资该基金所投资的风险企业，或从企业获得股票；追加募集的同名基金不能投放于一般合伙人先前所投资的风险企业，以防止他们为解决已投资企业的亏损而盲目追加投资；一般合伙人必须在用完一定比例的前期基金（如5％左右），才能再次募集下一轮基金。

上述契约条款所构造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既分散了投资风险，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风险资本家作为资金管理者（人）而非所有者（委托人）的人问题，诱使人从自己利益出发，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使双方福利同时趋于最大化。

二、风险企业对风险资本家的第二重与财务目标的趋同效应

创业者以其新点子、新思想、新项目，形成对风险资本家的资金和管理经验的需求，两者结合的产物就是风险企业，并且形成风险投资体系中的第二重委托关系。风险资本家（及其风险投资公司）作为投资中介，按照能否带来高投资回报这一根本标准，选择具有高成长性（良好市场前景）的项目进行融资、投资，组建风险企业。这些项目多为高新技术，也可能是满足市场需求的更新换代的产品和技术、新开放的行业、新的经营服务方式等等。在信息社会，推动知识型企业发展的基本力量既不是产品，也不是市场，而是个性化的客户需求。就连IBM这样的跨国大企业也宣称自己不属于制造业，而是提供全面服务的公司。从出售产品，到出售服务，最后争取成为规则制定者，是大企业集团梦寐以求的目标。

前面已经提到，风险资本家的财务目标是风险资本经营业绩最大化，创业者的财务目标是追求货币收入的最大化，在风险企业中往往通过经理股票期权计划（ExecutiveStockOptionsPlan）来实现。同时，创业者也追求一种领导自己企业的成就感，体现了双因素（经济因素和心理因素）激励效应。风险投资就是把宝押在创业者及经理人身上，对打算介入的“种子公司”的经理人和管理队伍素质反复打量、严格遵选，“一个公司最大的资产不是它的经营思想，而是站在它身后的人，包括自络在内的现代技术永远是一种工具，而管理永远是一切工具的驾驭者”（Amadeus投资公司AutonRichard），风险资本家如果拥有一支优秀的管理队伍，投资者甚至愿意给他下跪，而没有这些条件，他转身就走。

美国IDG国际数据集团总裁麦戈文在《国际资本眼中的因特网投资》报告中，提出风险资本选择投资项目的三条标准：成长速度快、有望成为行业排头兵、有一个好的管理团队。最重要的是第三条，同时，他认为当前国外风险投资进入中国有四大风险：管理风险、市场风险、法制风险、政策风险。其中，管理风险就是指中国缺乏高素质的职业经理人队伍，创业管理滞后。

风险企业仍然存在人问题，风险资本家（委托人）和创业者（人）双方利益的平衡机制同样是通过签订契约来构造的。在投资契约中，确定可转换优先股这一类复合式证券作为融资工具。风险资本家名义上是一个非执行董事，但他是最有影响力的董事，他注重与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他的专长和经验使他完全有能力（也完全有必要）控制企业，对企业的发展过程充分了解，有效地降低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人风险。

长期持有可转换代先股的风险资本家也可以拥有普通股表决权，相当于优先股已经提前转换为普通股，并且由于利益的捆绑，不会出现“用脚投票”的退出现象。这是风险企业与一般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大区别。“混合经济”概念的使用与扩散，是二十世纪对经济思想史的巨大贡献，风险企业实际上是一种混合式或边缘式的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合同确保风险资本家参与风险企业管理，并分享风险企业的成长。风险资本家与创业者通过对风险企业未来盈利的预测，来决定各自所占的股份；并根据转换比例来调整双方所持有的股份，还与风险企业经营业绩挂钩。这个转换比例是动态的，可以随风险企业盈利目标的实现程度而调整，这是对不完全契约的一种修正，是协调双方财务目标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起到了控制风险、保护投资者和激励管理层等作用。事实上，这种对未来成长性的预期将比已经明晰的股权更具有激励作用。在受让资本权益的分配上采取建立于资产增量基础上的“经营者基金”模式，利用经营者自身创造的效益，通过再投入生产的价值来激励分配。经营者基金不是简单的股权量化，而是一种动态的股权分配与管理方式，经营者为公司创造更多效益才能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股份和利益，其效果就是让经营者永不满足。经营者基金突破了传统的产权制度改革中普遍把资产量化，建立存量基础上的做法，而是把分配建立在增量的基础上，也就是在保证公司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将增量部分资产按比例分成，并以此来达到持久地激励经营者、凝聚人力资源的目的。

三、风险投资及其启示

现代商业社会中，个人价值最终是通过对财产的占有来体现的。风险投资基金的资金注入有99％来自投资者，风险资本家仅以1％的资金承诺便可获得20％的收益分配权，这付高比例利润分成的“金手铐”，表明风险资本家在风险投资公司中有直接的重大经济利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风险资本家参与收益分配所凭借的要素就是其私有股权化的智力资本，从“资本雇佣劳动”到“智力劳动雇佣资本”，既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一个巨大进步，也是人类精神自由发展的历史性突破。实际上，风险投资产业是投资于人（People）而不是投资于证券（Paper）。在新经济时代，公司价值的创造主要体现在知识及其创新方面，传统的资本运作时代将逐步成为历史。如果说知识代表了过去和现在，创新则意味着未来。尽管契约中有苛刻的约束条件，优秀而充满自信的风险资本家，还是愿意接受这种固定期限的合伙制基金与投资业绩挂钩的高额利润分成措施。

企业组织结构的创新是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有限合伙制是风险投资机构中将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完美结合，从而提高投资效率的重要途径。但是，目前在我国，有限合伙制企业尚不具有法人资格，这不能不说是我国企业组织制度上的重大缺陷。从世界立法趋势来看，为了适应高效快捷的市场经济运作节奏，降低民事主体的交易成本，很多国家都尽可能多地赋予民事主体以法人资格。英美法系国家在法人与非法人的民事权利认定上，更是没有太大差异。

从监管的角度看，风险投资公司一般资本金较普通合伙制企业要大，业务复杂，对社会经济影响也较大，各国通常将其作为金融机构来对待，由金融监管机构统一监管。正因为法律对法人的监管比对非法人的监管要严格和有效，所以也应适时赋予有限合伙人的风险投资机构以法人资格。只有当具备法人资格的有限合伙制成为风险投资市场的主流形式，各类资金才能在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下规范运作，民间资金才能真正进入风险资本市场。

风险投资并不仅仅局限于高科技领域，在成熟产业推行高附加值的服务化经营方面，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方面，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这一认识对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西部大开发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朱总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指出：要“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通过自主创新和引进技术，加快对推动结构升级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配套技术的开发”，“通过上市、兼并、联合、重组等形式，在主要行业形成若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能力强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使之成为调整结构、促进升级的骨干和依托”。

例如，成立于2000年6月的二十一世纪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由深圳鼎尊投资有限公司、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国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港机股份有限公司和西安交大开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五家股东投资3.35亿元人民币组建的。鉴于目前中国的《公司法》中没有明确有限合伙制这一公司组织形式，而且有限合伙制中的一般合伙人仍然需要聘请职业经理人来处理投资业务，依然要控制这一层面上的道德风险并进行有效的激励，以避免创业投资中的心态浮躁。急功近利，因此该公司从成立伊始，就考虑了如何控制人风险，采取了准合伙制（项目合伙制或内部募集制）的风险投资公司组织形式。

具体实施办法如下：项目经过必要的审查和评估程序准备投资时进行内部募集，这个环节有四个必要条件，必须同时满足项目才能获得通过。

（1）项目经理或项目小组成员必须承诺，公司如果投资，项目经理或项目小组成员也必须投资，而且根据项目的规模公司有一个基本投资额的要求；

（2）在投资决策通过后，决策人员中投赞成票者要有一个基本投资额；

（3）向全公司进行公开募集，对投资的总人数有一个最低的基本要求，目前是要求三个人或三人以上；

（4）内部募集投资总额必须达到一个基本投资额下限。

内部募集后，员工与公司签订委托协议，说明各自承担的风险和享有的权益，确认投资自愿的原则。同时，公司将按照项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成，作为公司奖金，其中的50％发给项目人员，体现提成业绩向项目人员倾斜。

项目合伙制实际上是一种内部控制和激励制度，对于解决人问题是有效的。在我国目前有限合伙制没有被法律认可的情况下，试行项目合伙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现阶段我国风险投资公司组织形式的发展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意义。

投资与风险论文篇(4)

孔特和莱文在研究金融结构时，采用了“两分法”角度，将150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分成了两个组织模式：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和市场主导型，通过比较两者金融结构组织模式，分析不同的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作用“。两分法”分别从规模角度、行为角度、效率角度分析金融结构与金融市场关系，相对于戈德史密斯和麦金农的指标，孔特和莱文的指标体系更丰富，也更接近实际，因此也被学者广泛使用。国内学者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李茂生(1987)、王兆星(1991)、王广谦(2002)、刘仁伍(2002)、孙伍琴(2003)、李健(2004)等人先后用不同指标考察了我国的金融结构的现状和发展。其中，王广谦(2002)指出，金融结构分析极为重要，并分析了多种不同的开放式指标系统，还将金融结构的分析指标进行层次分析：第一层次是货币性金融资产、证券类金融资产、保障类金融资产各自占社会金融总资产的比值；第二层次是在第一层次基础上分析各自内部的比率，如货币性金融资产其内部结构便是分析货币结构；第三层次是在上层基础上依次细分，如证券类金融资产根据期限细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此外，在前三个层次分析基础上还可细分为第四层次、第五层次的分析指标[19]；刘仁伍(2002)对金融结构拓展后建立了金融结构健全性量化评估方法，根据特性各异的金融结构建立了一套由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在内的，用来衡量金融结构健全程度的金融结构健全性指数(FSI，FinancialStructureSoundnessIndex)；孙伍琴(2003)认为宏观金融效率应由融资、配置和投资回报三方面来衡量，她还根据金融结构功能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构建了金融结构指标体系[26]；李健(2004)认为金融结构是多层次的有机整体，因此研究时也要多层面、立体化地整体研究，这就需要把定量和定性结合起来。她在考察了金融各业的产业结构、金融市场结构、融资结构、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分别设置了相应指标，对中国的金融结构进行了现实具体研究，将中国金融结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峰。

2指标选取与实证检验

根据国内外文献，国家金融化和金融发展程度的综合性指标主要有两个：金融深度指标(M2/GDP)和金融相关比率(FIR)。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金融规模、结构和效率三方面指标来衡量我国金融结构发展，研究时期为1996～2012年。

2.1金融发展的规模指标(FIR)

根据金融相关率一般定义和简化计算步骤，其分子为各类金融资产余额之和，分母为GDP。即FIR=全部金融资产总量/GDP，金融资产总量包括广义货币(M2)、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有价证券余额(SE)和保费收入(INS)，GDP用支出法计算。这个指标概括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结构的变化，因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2金融发展的效率指标(EF)

我国的金融结构属于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资本市场证券资产化程度不高，国内主要的大银行也是国有，因此国有企业获取外部融资具有廉价性，而信息不对称的民营企业容易出现外部融资困难。因此笔者认为Levine和King(1993)提出的PRIV指标，即非国有经济主体获得银行贷款占GDP比重来衡量我国金融发展的效率具有一定合理性。该指标越大，表明国内金融机构对私人部门的贷款规模越大，金融发展效率越高。计算习惯上采取约数办法，即非国有经济贷款=各项贷款-(工业贷款+商业贷款+中长期贷款)，以此作为直观判断金融机构对非国有企业的贷款支持情况。

2.3金融发展的结构指标(SE)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结构的最大变化是直接融资比例迅速提高，体现在证券、债券等直接融资比例方面。因此，对于金融发展的结构完善程度，选择将债券余额、股票市值以及保费收入之和与金融总资产的比值作为衡量。

2.险投资发展指标(AVC)

本文将风险投资项目平均资本总额AVC作为衡量风险投资发展衡量指标。考虑到影响风险投资发展的因素较多，有必要在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以固定趋势影响。为考察我国金融发展与风险投资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以及金融发展是否对风险投资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本文拟用两类指标组(其中FIR、SE、FS衡量我国金融发展，AVC衡量我国风险投资发展)建立时间序列，并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等。为消除因为时间序列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有必要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分别记为LFIR、LSE、LEF和LAVC。它们的差分序列分别记作DLFIR、DLSE、DLEF和DLAVC。2.4.1单位根检验本文选用的指标多属于非平稳变量，因此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利用ADF单位根检验分别检验了两类变量及它们的差分序列：如表1所示，四个变量的原序列是非平稳的，一阶差分各在10%显著性水平上平稳，说明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记为LFIR~I(1)、LSE~I(1)、DLEF~I(1)和LAVC~I(1)，可能存在协整关系。2.4.2协整检验Johansen(1988)提出一种以VAR模型为基础的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可以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法对以上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2显示，金融发展的各个指标均与风险投资发展指标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按照标准化后的协整系数，估计出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为：LAVC=8.236LFIR-0.001LSE-2.418LEF-9.09R-squared=0.6657DW=0.540从表2可知，三个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在5%的置信水平下存在协整。其AR特征根的倒数绝对值(图1)小于1，说明模型是稳定的，即金融发展各个指标均与风险投资发展指标存在长期均衡正相关关系。但是协整关系仅仅说明在单项因果关系存在，无法确定方向，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检验中国金融发展与风险投资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2.4.3格兰杰因果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用于经济变量间相关、因果及政策时滞等研究。根据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金融发展各指标与风险投资指标长期存在均衡关系。对于它们的因果关系，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利用赤池信息准则(AIC)，选择滞后3期为最优，结果如表3所示：表3中：LEF和LAVC的因果关系没有得到证据支持；LFIR和LAVC互为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我国金融规模的扩张与风险投资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LSE、LEF和LAVC检验结果，显示它们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我国的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对风险投资发展没有产生实质影响，反之，风险投资对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指标也缺乏实证检验的支持；LFIR和LEF检验结果说明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同理，LSE是引起LEF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我国金融结构的优化有助于金融效率的提高；而LSE是引起LFIR的格兰杰原因，说明金融结构的变化能对金融规模的扩张产生影响。

3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分别用金融发展的规模指标FIR、结构指标SE和效率指标EF考察我国金融在规模扩张、结构调整和效率变化的三方面。通过协整检验，发现金融相关比率FIR、金融结构比率SE和金融效率比率与我国的风险投资发展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表明，风险投资作为一种职业金融家投资新兴的、发展潜力巨大的企业或行业的权益资本，本身是一种金融创新，与一国金融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其联系是全方面的，包括金融发展规模、结构调整和效率的高低。从协整关系式得出，长期中，我国风险投资与金融发展规模发展呈正相关关系，与金融发展的结构、效率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对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真正起促进作用的是金融发展规模。若我国的金融发展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分别增长1%，则风险投资平均项目资本额就对应提高8.236%，减少0.001%和2.418%。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LAVC和LFIR互为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大量国家金融规模扩张和风险投资发展之间的互相促进关系在中国也适用。一国风险投资的发展，面临金融环境、资本运行机制和相关法律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风险投资是金融体系殊的部分，其资本运作无不体现金融的一般特征，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中形成了独特运行机制。金融规模的扩张，为风险资本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也促进了流通产权市场、资本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充。离开金融规模扩张作为风险投资发展的推动，风险资本就无法发挥作用。而风险投资发展的滞后，也使高新技术产业融资难题缺少一个有效解决机制，对缓解我国就业压力和增添经济活力作用是一般国有企业所不具备的。这在当前经济危机导致的出口萎缩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局面下更为明显。企业经济效益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为我国金融发展规模扩大提供了基础。再者，LSE、LEF分别和LAVC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我国在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方面并没有对风险投资的发展产生实质影响，风险投资对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促进效用也缺乏实证支持。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运作方式，客观上要求整个金融体制不断突破和创新，因此经济货币化水平、投资者结构、金融工具多样性和合理的竞价机制、资本市场的多层次，金融中介服务机构、风险及管理能力、金融体制创新机制等都是评价一国风险投资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对于风险投资行业来说，一个合理的金融支持环境，不仅仅是通过在规模上的扩张，更是通过金融效率提高和金融结构优化体现出来。我国在金融效率和结构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风险投资的发展。

4结语

投资与风险论文篇(5)

关键词：过度自信；监督；信息不对称；委托；激励契约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11)04-0048-07

Study on the Incentive Contract Model for Venture Capital

Based on Overconfidence and Monitoring

LI Yun-fei1,2, ZHOU Zong-fang1

（1.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2.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2, China）

Abstract:By combining the overconfidence of entrepreneur and the monitoring of venture capitalist, an incentive contract model for venture capital is set up based on the principal-agent theory and the team production theory. An optimal ratio of the monitoring of venture capitalist is proved,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fidence and the monitoring on the behavior of the venture capital participants and the agency cost is discussed in the paper.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es show that the overconfidence of entrepreneur and the monitoring of venture capitalist are helpful to increase the level of effort of entrepreneur and decrease the agency cost of venture capitalist. The researches can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venture capitalist to establish a reasonable incentive contract.

Key words:overconfidence; monitoring; informational asymmetry; principal-agent; incentive contracts

1 引言

风险投资是指向主要属于科技型的高成长性创业企业提供股权资本，并为其提供经营管理和咨询服务，以期在被投资企业发展成熟后，以一定方式退出投资以实现自身资本增值的特定形式的投资行为［1］。众所周知，风险投资中存在着高度不确定性和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能否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将直接关系到风险投资的成败，因此，这就要求必须设计合理的契约机制对风险投资的运作过程进行协调和管理。在风险投资的整个运作过程中，一般包括三方当事人（风险投资者、风险投资家、风险企业家）和两个层次的契约关系（风险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本文主要研究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契约关系。

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契约问题通常被纳入到标准的委托理论范畴进行讨论。主流的研究是从风险投资家角度出发，将风险投资的激励机制理解为通过引导风险企业家采取合理的行动策略来最大化风险投资家的期望效用的契约设计问题。因此，契约设计的目的就是在满足风险企业家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下使得风险投资家的期望效用最大化。Sahlman［2］、徐玖平［3］基于单边委托关系研究了风险投资家如何通过契约的设计，监督与激励风险企业家努力工作。郑君君等［4］把委托理论应用到风险投资激励过程中，建立了最优股权激励契约模型。蒋军锋等［5］应用间接定价理论和交易效率比较，结合委托理论，对风险投资利益分割契约模型进行了研究。Admati、Pfleiderer［6］通过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的两阶段契约模型研究了分阶段注资问题。Bergemann、Hege［7］认为如果在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建立一种长期契约，那么对风险企业家而言，实际上就得到了一个不推迟项目成功实现的激励。

以上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假设风险企业家为理性的，没有考虑风险企业家的心理因素对风险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实际上，由于风险企业家排他性地拥有很好的创意或者具有竞争性的创新技术，因此他容易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或过分看好市场前景。同时，大量的行为金融学研究成果也表明，人们在经济生活中总是表现出过度自信的倾向。所谓过度自信是指人们对自己的能力、知识和对未来的预测表现出过分的乐观和自信。Weinstein［8］认为过度自信一般表现为当个体对某类决策具有较强的控制权或较高的参与度时，个体倾向于高估预期的收益或低估风险。Taylor、Brown［9］的研究分析表明，人们总是倾向于过高估计自身的知识和能力水平。Cooper、Dunkelberg［10］等提供了企业家过度自信的证据。Alicke、Klotz［11］经过实证研究证明，在通常情况下，经理比普通员工表现出更加明显的过度自信。赵蒲、孙爱英［12］认为在激励机制的设计过程中应该考虑经理人的非理。张征争、黄登仕［13］将过度自信心理特征纳入到经典委托框架，基于人过度自信，对人薪酬合同的设计进行了研究。

另外，已有文献没有将风险投资家的努力（如增值服务、监督等［14］）纳入到契约模型中进行研究，这与风险投资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偏差。实际上，尽管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具有等级特征，但它并不是纯粹的委托关系。在风险投资运作过程中，风险企业家投入人力资本等无形资产，而风险投资家除了投入资金以外，还要对风险企业提供一系列增值服务（向风险企业家提供建立新企业、制定市场战略、组织和管理企业所需的技能）以及进行监督工作，他们的共同努力是风险企业成功的关键。Gompers［15］在其研究中也指出，风险投资家通过投入甄别、监督等努力去获取风险企业的信息，并且保留在适当时候终止投资的权力，这种贯穿整个投资过程的管理、监督机制可以解释为风险投资家致力于信息不对称的减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合伙关系，也就是说每一方独立地选择努力水平，但是创造一个共同的产出。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的这种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由Alchian和Demsetz［16］在科斯开辟的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团队生产理论。谈毅［17］的观点是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构成了“创业投资团队”，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的合作关系更像是委托关系和团队关系的结合。Smith［18］的研究也表明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有层级关系的特征，尽管既不是传统的“纯委托关系”，也不是“纯团队生产关系”，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团队生产”的特征。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已有研究大多没有考虑风险投资家的努力因素，并且都假设风险企业家为完全理性，忽略了其可能存在的过度自信行为对契约及投资参与者行为策略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本文通过把风险企业家的过度自信和风险投资家的监督努力两个重要因素结合起来，建立更加符合风险投资实际运作情况的契约模型，从理论上证明风险投资家存在一个最优监督分配比例，并研究过度自信和监督努力这两个因素对风险投资运作过程的联合作用机制。

2 契约模型的构建

2.1 模型基本假设及解释

（1）风险投资家在投资过程中不是进行消极的投资，而是积极的投资。他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提供资金，而且提供其他融资方式无法带来的经验、知识以及关系网等增值服务，同时对风险企业的运作实施监督。Trester［19］在对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风险投资契约进行研究后指出，风险投资家的一部分努力将用于对风险企业家进行监督。赵炎［14］也认为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企业家的行为选择主要分为两个方面：提供增值服务和进行监督。风险投资家必须合理安排服务和监督努力，使两者达到最佳匹配，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遗憾的是，以上学者只是定性地提出了这些观点，并没有将其进行模型化研究。基于此，本文假定风险企业的产出函数为

其中π表示风险企业的产出，它是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的共同信息，e1和e2分别表示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的努力水平，θ表示外生的随机变量（技术或市场的不确定性），θ~N(0,σ2)，γ(0≤γ≤1)表示风险投资家付出的全部努力中监督努力所占的比例（相应地，(1-γ)表示风险投资家付出的全部努力中增值服务所占的比例），A,B,C分别表示风险企业家的努力、风险投资家的监督努力及增值服务对风险企业产出的影响系数。

（2）Holmstrom和Milgrom［20］证明了当人的努力程度选择和产出是连续的，而委托人的监督是定期时，线性分享规则是最优的。因此，假设风险企业家的报酬契约为

s(π)=α+β(π+ly)(2)

其中α表示风险企业家的固定收入（与风险企业的产出π无关），β(0≤β≤1)表示风险企业家分享企业产出的份额（契约的激励强度），y表示在风险投资家的监督机制下所获得的观测信号［20］（如行业的平均业绩），y~N(0,σ2y)，l表示观测信号y对风险企业家收入的影响系数。为了讨论方便，假定y与风险企业家的努力e1和风险投资家的努力e2无关，但是y与随机变量θ有关，从而与企业产出π有关，并假设ρ(y,π)=μ(π≠0)。

（3）风险企业家的努力成本与其努力水平e1有关。显然，工作越努力，则努力成本函数越大。假设风险企业家的努力水平等价于货币成本，因此，令风险企业家的努力成本函数为［20］c1(e1)=b12e21，b1(b1>0)表示风险企业家的努力成本系数，b1越大，同样的努力带来的负效用越大。同理，假设风险投资家的监督努力成本函数为［20］c2(e2)=b22γ2e22，增值服务成本函数为［20］c3(e2)=b32(1-γ)2e22，其中b2(b2>0)表示监督努力成本系数，b3(b3>0)表示增值服务成本系数。

（4）假定［20］风险投资家是风险中性的，风险企业家是风险规避的，风险企业家的效用函数具有不变的绝对风险规避特征，即u=-e-ρw，其中ρ(ρ>0)是绝对风险规避因子，ω是实际的货币收入。

（5）假定风险企业家的过度自信心理表现为，他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降低企业产出的方差。因此，用(kσ)2（0

2.2 模型的构建

因为风险投资家是风险中性的，所以其期望效用等于其期望收入

Ev=E［π-s(π)-b22γ2e22-b32(1-γ)2e22］

=-α+(1-β)［Ae1+Bγe2+C(1-γ)e2］-

b22γ2e22-b32(1-γ)2e22(3)

风险企业家的实际收入为

w=s(π)-c1(e1)=α+β(π+ly)-b12e21(4)

因为风险企业家是风险规避的，所以其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E(w)-ρ2Var(w)=α+β［Ae1+βγe2+C(1-γ)e2］-

b12e21-ρ2β2(k2σ2+l2σ2y+2klμσσy)(5)

其中E（w）为风险企业家的期望收入，ρ2Var(w)为风险企业家的风险成本。

假设风险企业家的保留收入水平为，那么风险企业家的参与约束可以表述为

α+β［Ae1+Bγe2+C(1-γ)e2］-b12e21-

ρ2β2(k2σ2+l2σ2y+2klμσσy)≥ (6)

换言之，只有当风险企业家从风险投资家提供的契约中获得的财富不小于从其他机会中获得的报酬（假设最大期望值为）时，风险企业家才会接受风险投资家提供的契约方案。

当信息不对称时，风险投资家不可能直接观察到风险企业家的努力水平，此时无论风险投资家如何激励风险企业家，后者总是会选择最大化自己确定性等价收入的努力水平e1。风险投资家也会选择最优的努力水平e2以及最佳的监督努力比例γ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因此建立如下模型（1）

模型（1）表明，当考虑风险企业家过度自信行为后，由于过度自信系数k的存在，导致风险企业家对自己收入的预期由原来的“完全理性”变为“非理性”，并由此扩展到比较保留收入和选择努力水平上。

3 模型分析

3.1 模型的解及分析

通过逆向归纳法求解模型（1），得到最优解为（风险企业家的固定收入α数学表达式较复杂，并且与后面的讨论关系不大，因而没有给出）

由此，可以得到：

结论1 风险企业家的最优努力水平e*1将随着其过度自信系数k的减小而增加；风险企业家分享企业产出的份额β*（风险企业家的风险承担系数）将随着其过度自信系数k的减小而增加；风险投资家投入的监督努力在其全部努力中所占比例γ*将随着增值服务成本系数b3的增加（监督努力成本系数c的减小）而增加。

该结论表明过度自信行为可以促使风险企业家提高自己的努力水平，原因在于风险企业家对自身能力越是自信，就认为自己努力的回报越大，所以将会提高自己的努力水平。由该结论还可知，风险企业家越是自信，那么他越愿意选择需要自己承担较大风险的契约（这一结论有助于风险投资家甄别选择风险企业家）。这一结论也与实际情况相符，因为过度自信的风险企业家相信自己有能力通过努力来降低企业的产出风险，从而要求分享较高的产出份额，即他愿意接受具有较高激励强度的契约。另外，在总努力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如果风险投资家的增值服务成本系数增加，那么他就会增大监督努力的投入比例。换句话说，风险投资家将在监督努力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而相应地减少增值服务的投入。

为了研究风险投资家的监督努力对风险投资契约及风险企业家行为的影响，下面讨论无监督机制时的模型（2）

比较β**与β*以及e**1与e*1可知β**

结论2 在风险投资家的监督机制下，风险企业家愿意选择激励强度较大的契约（即他愿意选择需要自己承担较大风险的契约），而且风险企业家的努力水平高于无监督机制下的努力水平（该结论为Amit［22］的实证结果提供了理论依据）。

3.2 成本分析

在信息不对称时，风险投资家不能观察到风险企业家的努力水平，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企业家实施激励将产生成本。成本包括两类［23］，一类是风险成本，另一类是激励成本。下面讨论监督机制和过度自信对风险投资家成本的影响，首先考虑有风险投资家监督情况下的成本。

在信息对称情况下，风险投资家能观察到风险企业家的努力水平，因此风险企业家不可能任意选择努力水平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风险企业家的任何努力水平都可以通过满足参与约束的强制契约来实现。因此，建立如下模型（3）

由此可知，在信息对称情况下，风险企业家的风险成本为0，而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风险企业家的风险成本为

由此可知，风险投资家监督机制下的总成本为

AC1=RC1+(ΔE(π)1-ΔC1)

=ρA2k2σ2（1-μ2）2［A2+ρb1k2σ2(1-μ2)］>0(14)

显然，总成本AC1将随着过度自信系数k的减小而减小。因此，在监督机制下，风险企业家的过度自信行为将有助于降低风险投资家的总成本（这一结论与王健［24］在基于过度自信条件下资本市场委托关系研究中提出的观点吻合）。

接下来讨论在没有风险投资家监督情况下的成本。首先建立无风险投资家监督且信息对称情况下的模型（4）

显然，在没有风险投资家监督且信息对称情况下风险企业家的风险成本为0。由模型（2）可知，在没有风险投资家监督且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风险企业家的风险成本为

RC2=ρ2(β**)2k2σ2=ρA4k2σ22(A2+ρb1k2σ2)2(16)

下面计算在无风险投资家监督情况下的激励成本。此时，风险企业期望产出的净损失为

显然，总成本AC2也将随着过度自信系数k的减小而减小。因此，在没有风险投资家监督的情况下，风险企业家的过度自信行为也有助于降低风险投资家的总成本。另外，比较(14)式和(20)式可知

=(1-μ2)A2+ρb1k2σ2(1-μ2)A2+ρb1k2σ2(1-μ2)

通过本节对成本的分析，特别地，由(14)、（20）及(21)式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3 （1）风险企业家的过度自信行为有助于降低风险投资家的总成本，从而增加风险投资家的期望收入；

（2）如果风险投资家按照最佳比例γ*分配其投入的监督努力，那么将有助于降低总成本，从而增加自己的期望收入。

4 结论

本文提出了将风险企业家过度自信和风险投资家监督努力两个因素纳入到风险投资激励契约中的观点，构建了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契约模型，证明了风险投资家存在一个最优监督分配比例，进一步分析了过度自信和监督努力这两个因素对风险投资参与者行为策略及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1）风险企业家的过度自信行为对其自身的努力程度、风险投资契约的制定以及风险投资家的成本有一定的影响。具体而言，风险企业家的最优努力水平将随着其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加而增加；风险企业家越是自信，那么风险投资家制定的契约激励强度越高；风险投资家的总成本将随着风险企业家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加而减少。

（2）风险投资家贯穿于整个投资过程的监督机制会促使风险企业家更加努力地工作，同时刺激风险企业家选择具有较高激励强度的契约。另外，监督机制有利于降低风险投资家的总成本，这实际上增加了其投资的期望收入。当然，风险投资家的监督必须是有限度的，否则适得其反。因此，如果风险投资家按照最优比例投入监督努力，合理分配增值服务和监督努力，使两者达到最优匹配，将有利于提高风险企业的绩效，改善自己的投资效果。

考虑到风险投资家的监督努力是有成本的，并且监督过度会给风险企业家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带来束缚作用，而风险企业家的过度自信一般并无成本，因此，在实际的风险投资运作过程中，风险投资家可以有意识地寻找具有过度自信倾向的风险企业家进行合作并加以监督，达到促使风险企业家努力工作、降低总成本，从而提高自己投资收益的目的。

本文仅研究了风险企业家的过度自信行为对其努力水平及风险投资家成本的影响，但是对其他方面而言，风险企业家的过度自信并不一定总是有益的，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有消极作用，比如导致风险企业家盲目乐观、低估市场的竞争与波动性、增加风险投资家承担的风险等，这些问题将是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方向。

参 考 文 献：

［1］成思危.成思危论风险投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65-278.

［2］Sahlman W. The structure and governance of venture capital organization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0, 27: 473-521.

［3］徐玖平,陈书建.不对称信息下风险投资的委托模型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4,(1):19-24.

［4］郑君君,谭旭,范文涛.基于委托―理论的股权激励模型的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05,(1):24-29.

［5］蒋军锋,王修来.创业投资利益分割模型研究: 基于创业企业家视角的分析［J］.管理工程学报,2009,23(4):85-90.

［6］Admati A R, Pfleiderer P. Robust financial contracting and the role of venture capitalists ［J］. Journal of Finance, 1994, 49(2): 371-402.

［7］Bergemann D, Hege U. Venture capital financing, moral hazard and learning［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998, 22: 703-735.

［8］Weinstein N D. Unrealistic optimism about future life event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0, 37: 806-820.

［9］Taylor S, Brown J D. Illusion and well-being: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n mental health［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8, 103: 193-210.

［10］Cooper A C, Dunkelberg W C, Woo C Y. Entrepreneurs perceived chances for succes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88, (3): 97-108.

［11］Alicke M D, Klotz M L. Personal contact, individuation, and the better-than-average effect［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5, 68: 804-825.

［12］赵蒲,孙爱英.产业竞争、非理、公司治理与最优资本结构――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发展趋势及理论前沿综述［J］.经济研究,2003,(6):81-89.

［13］张征争,黄登仕.不同风险偏好的过度自信人薪酬合同设计［J］.管理工程学报,2009,23(2):104-110.

［14］赵炎.风险投资家―风险企业家的管理监控模型［J］.系统管理学报,2007,16(2):139-143, 149.

［15］Gompers P A. Optimal investment, monitoring and the staging of venture capital［J］. Journal of Finance, 1995, 50: 1461-1489.

［16］Alchian A, Demsetz H.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 62: 77-95.

［17］谈毅.创业投资过程中的团队生产、监控与激励［J］.科研管理,2004,25(5):132-139.

［18］Smith D G. Team production in venture capital investing［J］. The Journal of Law Corporation, 1999, 24: 949-973.

［19］Trester J J. Venture capital contracting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998, 22: 675-699.

［20］Holmstrom B, Milgrom P. Aggregation and linearity in the provision of intertemporal incentives［J］. Econometrica, 1987, 55: 303-328.

［21］Hirshleifer D, Luo G Y. On the survival of overconfident traders in a competitive securities market［J］. Journal of Financial Market, 2001, (4): 73-84.

［22］Amit R, Brander J, Zott C. Why do venture capital firms exist? Theory and Canadian evidenc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98, 13: 441-466.

［23］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259-262.

投资与风险论文篇(6)

摘要：风险资本的投资行为和投资效率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在投资过程中，风险资本家会选择不同的投资策略，如垄断投资、混合投资、辛迪加投资和联合投资，并提供重要的增值服务。由于财富约束、风险分担和增值服务的需要，风险资本家经常共同对创业企业投资，因此，传统的委托理论分析已不能解释风险投资行为，共同投入和分享产出的团队生产分析对此提供了更好的解释，而且多重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重复博弈也成为风险资本投资研究的核心问题。

中图分类号：F830.5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1)05－0073－08

一、引言

风险投资市场的高度不确定性和风险特征对研究者提出了挑战，随着对风险投资活动认识和理论研究的深入，研究方法也从运用传统委托理论分析各种成本问题，逐渐发展为分析风险资本家与创业企业家共同投入和分享产出的团队生产问题分析。以往文献多从融资角度展开，假设创业企业家为中心签约人，但由于创业企业家受财富约束，风险资本家实际承担更大的风险，同时他们也提供重要的增值服务，所以风险资本家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实践中，风险资本家会采取各种投资策略以解决风险投资中的激励问题，如选择垄断或独自投资(Solo-investment)、混合投资(MixedInvestment)、组成辛迪加(Syndication)或共同投资(Co―investment)、联合风险投资(Joint Venture)等。

与国外相比较，我国风险投资理论研究和市场发展都比较滞后：理论研究基本追寻国外的研究路线，在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如风险资本家投资策略比较单一，很少对创业企业提供增值服务，更多关注财务目标等。而国外研究显示，风险资本家选择不同投资策略进行投入对企业产出有重要影响，而且企业家也更喜欢能增加企业价值的投资者。因此，以风险资本家作为研究起点对风险投资策略进行全面梳理，对深入理解和发展我国风险投资市场有着重要的意义。完整的投资过程应包括项目选择、投资及退出三个程序，因大多数文献集中于投资行为，因此本文主要对风险投资过程中投资策略的相关文献进行讨论，而对风险投资的项目选择和退出另做陈述。但应注意，投资策略和投资选择与退出并不是完全分离的。

二、垄断风险投资

当其是创业企业的唯一资本提供者时，风险资本家经常采用分阶段投资以有效缓解成本问题。分阶段投资主要有两种类型，设定投资目标或里程碑(Milestone Investment)和无目标或循环(Round Investment)的分阶段投资。在第一种类型中，双方设定分阶段目标，并在最初契约中约定总投资额以排除再谈判的可能。这样，风险资本家就可获得较高的事前灵活性，一旦创业企业家的努力或业绩未满足预定目标(如获得新专利，生产出最终产品或可预见的产品市场销售额等)，风险资本家有权放弃项目。而无目标分阶段投资则给予风险资本家更大事后灵活性，在初始契约中不设定总投资额，在上阶段投资完成后，双方就下阶段投资进行谈判。

通过分阶段投资的理论分析，学者们认为风险资本家选择分阶段投资可以降低投资风险、有效激励创业企业家以及缓解创业企业家的再谈判承诺问题。

当企业家仅投入无成本的人力资本时，一旦风险资本家做出投资，创业企业家不能承诺不对投资者的要求权进行再谈判，分阶段投资能有效减轻承诺问题。Neher忽略风险资本家的承诺及分阶段投资对创业者的激励问题，认为通过在投资契约中设定可明确衡量的投资标准，分阶段投资将企业家人力资本逐渐嵌入到实物资产中，增加风险投资的抵押价值。因此，对无形资产较少的企业，获得投资的可能性增加，每阶段投资数量增加且最优融资阶段数量减少，待企业家人力资本全部嵌入到实物资产中，即是企业家被更换之时。

分阶段投资给风险资本家带来事前(后)投资灵活性，但投资灵活性价值随创业企业家的外部选择权变化。相比而言，设定目标分阶段投资增加了风险资本家事前的分阶段选择权价值，并随企业家外部选择权的减少而递增。通过给予投资者更高的要求权，减少缔约成本，提高契约的可执行性，Cuny和Talmor对设定目标分阶段投资的理论分析获得了经验证据的支持，但结果对参数变化非常敏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不确定性下降，风险资本家会投资更多，分阶段投资对投资者而言具有期权价值；期权是可以用来衡量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工具，但需将期权价值嵌入双方的博弈过程。Cossin、Leleux和Saliasi构造包含多变量的案例模型，认为分阶段风险投资比一次性投资期权价值更高，Young Li则依据实物期权观点，考虑了两种具体不确定性：项目特有的不确定性和双方行为的不确定性(自利或机会主义行为)。分阶段投资是在保留当前投资期权和现在投资以获取后续投资期权之间选择。市场不确定性增加了保留当前投资期权的价值，致使投资延迟，并增加未来投资成本，甚至会使该期权价值完全丧失；市场竞争也增加等待的机会成本，促使风险资本家尽早投资，实证分析表明投资前期主要是项目特有的不确定性起主要作用。

虽然分阶段投资能有效激励风险资本家投资，提高投资效率，但与此同时，分阶段投资也带来一定成本。好的项目可能不能获得足够投资，产生投资不足问题以及投资者机会主义行为(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而牺牲企业长期利益的窗饰行为)，因此，最优投资决策应是权衡分阶段投资收益与成本的结果。垄断投资分析忽略了风险资本家的财富约束，以及组合投资的风险分散作用，更重要的是，未考虑风险资本家提供的增值服务，风险资本家被假设成仅是为了获取财务收益的消极资本提供者。

三、混合风险投资

由于风险资本家的财富约束或为了获取增值服务，如获得其他投资者对项目的再评价，风险投资企业可能存在多个投资者。此时，风险资本家会采取混合投资方式：在投资后续阶段引入新投资者，但投资者之间并无明显联系。先前投资者通过监管创业项目，对企业经营状况、企业家的能力和企业未来前景有更多的信息，被称为内部投资者。在与外部(后续)投资者的缔约中，存在内部投资者道德风险以及与创业企业家合谋的可能性。内部投资者可能以外部投资者为代价获取私人收益，因此，存在过度投资的倾向。

内部投资者的存在也能减少过度投资。考虑内部投资者在后续证券定价中存在道德风险，证券的选择可以揭示内部投资者私人信息，防止投资过度。但是，当且仅当内部投资者持有固定比例契约(总是收到项目收益和支付未来投资的固定比例)，其支付独立于新发行证券价格时，其他投资者才能做出最优投资决策。Fluck、Garrision和

Myers就认为，考虑内生的努力投入时，接近固定比例契约规则才能确保揭示真实信息。原因是固定比例契约消除了后续融资中证券错误定价的激励：新证券发行价格仅影响企业家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剩余分配。对于给定信息的估价，如果新证券定价过高，企业家获益，反之则外部投资者获益。与此不同，Bigus考虑内部投资者通过前期经历了解创业者能力信息，而外部投资者接触不到此信息，其投资契约反映了创业者平均能力。如果创业者能力较强，在下轮融资前，内部投资者要求更高回报份额能为外部投资者提供了有用信息。

当风险资本家和创业企业家获得项目成功概率的私人信息时，存在双方为确保项目继续进行合谋的可能性。事前，风险资本家不实施监管(节省监管成本)，创业企业家选择无效率投资项目；事后，当双方获得项目成功概率的私人信息时，合谋以确保项目继续进行，即便此时项目清算更有价值。Dessi认为最优防合谋合约可采取非常简单的形式：将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配置给作为金融中介的其他投资者，可以对项目继续和再投资做出正确决策。但研究结果依赖于两个假设：金融中介(其他投资者)的监管及风险资本家技能和专业知识是相对稀缺的，存在创业者和风险资本家以其他投资者为代价合谋的可能性。

混合风险投资中，通过内部投资者的信息显示和控制权安排解决过度投资或合谋问题的同时，也带来新的问题：(1)内部投资者不是企业收益的唯一所有者，在参与企业投资决策时可能做出次优决定，产生高昂的成本。(2)内部投资者通过监管项目获取信息，增加了在随后投资中的谈判力，可能增加企业家融资成本，当创业者转向外部投资者成本更高时，他将“粘住”内部投资者，导致垄断投资不足。(3)声誉的惩罚作用和重复博弈不能对内部投资者与创业者合谋形成完全的约束。(4)外部投资者的信息劣势可能导致次优投资决定。

四、辛迪加风险投资

辛迪加或共同投资是指风险资本家群体在不确定环境中必须做出共同决策，随后分享产出。主导式辛迪加投资通常是一个主要投资者(LeadInvestor)(贡献大部分资金并监督创业者)和不知情的共同投资者(贡献较少资金)的组合。辛迪加风险投资中，共同投资者比外部投资者有更好的信息，通过主要投资者更容易制裁机会主义行为，这也是辛迪加投资优于混合投资的原因。Kaiser和Lauterbach总结了辛迪加投资的组建动机，除筹集资金外，组建辛迪加投资可以分担风险，获得投资项目的再评价、专业知识互补、经验的多样化、管理咨询、未来的互惠要约、降低敲竹杠的激励、减少窗饰行为、降低交易成本，以及获得更多网络资源。总体上，以上组建辛迪加的动机可以分为融资动机和资源动机。在实践中，辛迪加投资方式非常普遍。

风险资本家的个体特征，如投资者经验水平或对投资项目的评价能力等会影响辛迪加组建决策。Lemer与Casamatta和Haritchabalet都分析了共同投资时后续投资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并考虑投资者经验水平的影响，前者认为辛迪加投资要权衡投资机会准确信息的收集和保持垄断收益的需要，而后者认为要权衡项目再评价的收益和分享辛迪加租金的成本。

Lerner认为组建辛迪加会发生两类成本：辛迪加组建不能引致有效学习(1earning)的成本；强迫两个投资者分享公司所有权，减少投入努力激励的成本。两类成本分别与初始风险资本家的经验递增和递减。而Casamatta和Haritchabalet认为组建辛迪加的激励成本来自于后续风险资本家可能在项目评价后的投资机会偷窃(排他性的对项目投资并成为潜在竞争者)，投资机会被偷窃的潜在威胁迫使先期风险资本家签订辛迪加合约。

由于私人信号的可操纵性和不可证实性，当具有项目盈利私人信息的先期风险资本家寻求投资伙伴准备共同投资时，存在双边信息不对称，因此，最优合约安排应激励双方报告真实信息。组建辛迪加的激励成本(后续投资者的租金)随风险资本家的专业鉴定水平(对投资项目的评价能力)而变化。当后续投资者的专业鉴定水平增加时，辛迪加的激励成本相当大；如果其专业鉴定水平不是特别高时，辛迪加的收益达到最大化，后续投资者专业鉴定水平随先期投资者递增，这与Casamatta和Haritchabalet的结论相似。

经验或对投资项目的评价能力还导致努力水平投入的差异：当发现组建辛迪加成本太高时，非常有经验的风险资本家不能收集足够信息，基于已知信息，他们会提供过多努力；中等经验水平投资者不去收集足够信息，由于评价不准确，他们不会施加足够努力；如果存在决定风险资本家努力水平的道德风险，对非常无经验的投资者来说，组建辛迪加的成本会改变他们的激励条件，无经验的风险资本家提供低努力。因此，该结论的启示是：有经验的风险资本家相互组建辛迪加，而非常有经验的风险资本家不愿参加辛迪加，辛迪加更多出现在风险投资行业发展初期。

出于资源动机考虑，风险资本家组建辛迪加并共同决策，减少了混合投资的低效率，因此，风险资本家个体特征对辛迪加网络结构形成有重要影响。但风险资本家组合的问题仍然存在，可通过主要投资者与共同投资者角色轮换提供的互惠要约得以缓解。近年来，辛迪加投资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除关注风险资本家的个体特征作用外，研究者利用社会学、经济地理学等跨学科知识解释辛迪加投资行为和辛迪加网络的结构特征，为辛迪加风险投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辛迪加网络的演化和治理仍处于探索之中。

辛迪加投资具有集中于某些行业或地域接近企业的趋势，从经济地理学、经济社会学角度来看，有关潜在投资机会的信息在地域和行业范围内流动，辛迪加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提高了相互信任，将信息扩散到边界之外，扩展了交易空间半径。在某些行业的投资网络中，处于轴心位置的风险资本家会更多地投资偏远企业，市场结构中角色位置的差异似乎可以区分风险资本家克服交易边界的能力。交易范围扩大不是因为投资偏好改变，因此，不同网络受限制的可靠信息流动解释了风险投资交换关系的形成，投资行业或企业的制度环境改善将增加投资。Sorenson和Stuart进一步检验了影响交易范围扩大的被投资企业环境因素。

适应性网络构建理论(Adapting the NetworkFormation Theories)认为经济人的网络位置或连接会显著影响他的经济和社会行为。Zheng发现大多数风险投资公司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主要风险投资公司占据着结构洞(Structural Hole)的位置，凸现了网络中心参与人(风险资本家)的经纪人作用。Han利用Jackson―van den Nouweland双向网络构建规则，运用非合作博弈分析，考虑了人类型和合伙人具体特征异质的成本和价值。

其分析显示，发起人为中心星状网络是局部网络的子博弈完美均衡网络结构，即：一个主要风险投资公司处于局部网络中心，所有其他风险投资公司处于边缘，边缘风险投资公司只通过处于中心位置的风险投资公司间接联系。该分析的局限在于仅考虑一个区域内的投资网络，未考虑跨区域辛迪加网络的形成机制。

五、联合风险投资

在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下，联合投资成为许多公司国际化战略的重要投资方式。风险资本家与当地企业联合投资的组织成本低，但监管成本高。对于联合风险投资的研究，交易成本理论分析认为，垂直联合风险投资使成本内部化，可以有效减轻治理问题，但不创造协同收益；协同收益分享观点认为，由于资源共享和风险分担，水平联合风险投资可以产生协同财富利得；而从产权理论角度分析，通过控制权的安排可以减少敲竹杠风险和承诺问题，但联合所有权不可能达到最优。

对交易成本理论和战略理论的检验中，Houston和Johnson利用事件研究方法的股价反应分析，显示风险资本家和创业企业家联合风险投资比简单契约治理更优。当企业家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声誉较差、监管困难时，垂直联合(风险资本家和创业企业家)风险投资仅使创业企业获得非正常财富，水平联合(风险资本家之间)风险投资则能提供双边协同财富收益，减少成本。由此可以推论，资源动机通常是联合投资的主要动因，公司治理和当地社会基础结构对风险投资效率有重要影响。

从产权观点来看，当交易一方投入专有性资本时，联合所有权不能达到最优，但考虑总量投资，即双方投资是完全替代的(双方投入实物资产)，产权观点的基本结论仍然成立。假设控制权分配随时间变化的有限博弈，当双方有第二次投资机会时，第一阶段投资可能达到最优，即联合所有权是最优产权结构。原因是给定完美替资，联合所有权不是唯一决定的，两阶段的多重均衡可被用以惩罚或奖励第一阶段的投资行为，所以最优投资得以保持。但对于创业企业，企业家投入与风险资本家的投人通常不是完全可替代的，专有性人力资本的承诺问题被忽视。

当考虑事后侵占(价值再分配行为)的影响，联合控制与单边控制可能一样最优。综合收益分享契约的产权与交易成本理论，Bai、Tao和Wu建立团队生产模型，利用中国200个联合风险投资契约(FDI投资)的经验证据显示，收益分享权和控制权安排支持了产权理论的自我投资模型，拒绝了合作投资的模型凹，并发现交易成本理论不能解释经验数据，但分析依赖于具体投资模型类型和事后有效谈判的假设。产权理论分析中的事前投资激励是重要的，在自我投资模型中，事后无效决策本身(无再谈判时)或事后再谈判(来自于无效决策的威胁)对事前投资激励有害的。如果价值再分配行为占优于帕累托改进行为，则联合控制是最优的。在合作投资模型中，存在有效再谈判时，如果价值再分配行为占优于帕累托改进行为，事后再谈判从事前投资激励中获益，则单边控制最优。因此，控制权和收益分享权应是替代的，如果在单边控制方发现为了自身利益必须采取价值再分配行为时，联合控制是最优的。

此外，联合风险投资企业及其所在的环境对投资效率有重要影响。如Folta分析发现联合风险投资有利于减少创业成本，增加国外投资成功的机会，因为当地(中国)投资伙伴有一定的优势，如可获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品牌声誉、土地、特许权、营销网络和供应商网络；Bai、Tao和Wu发现，联合控制的程度随时间及当地法律环境的改进、文化的类同(风险资本家之间)及联合风险投资行业的竞争性递减，随侵占问题敏感性增加，外国控制权和收益份额随合约中任务的数量和行业技术熟练性而增加，随整个行业销售量递减。

六、结论

风险投资研究从利用传统的委托理论，到共同投入和分享产出的团队生产分析，风险资本家的作用越来越得到重视。风险资本家的投资策略选择对投资效率产生显著影响，也是应对风险资本市场不确定性的反应。区分风险投资的四种投资策略：垄断风险投资、混合风险投资、辛迪加风险投资和联合风险投资，为深入理解和发展我国风险投资市场提供了重要启示：

(1)风险资本家在投资中选择不同投资策略，对投资双方的行为和投资效率有不同的影响。如、垄断投资仅考虑风险资本家的激励条件，混合投资则需向外部投资者揭示真实信息，辛迪加投资解释了风险资本家组合的形成动机，联合风险投资可以创造协同收益和减少侵占行为。不同投资策略的激励机制不同，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也不同，因此，区分不同的投资策略可以加深我们对风险资本市场运行机制的理解。

(2)风险投资市场是复杂的，建立单一模型似乎不可能全面理解风险投资行为。从最初的委托框架下分析对人的激励，到从团队生产研究共同投人、分享产出的有效激励，考虑风险投资中的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敲竹杠、窗饰行为、控制权等各种现实问题，都为研究我国风险投资行为提供了理论参考。但这些研究技术还未完全用来检验我国风险资本投资行为，在应用时必须考虑制度环境的差异。

(3)风险投资的理论研究与经验检验是相互促进的，在理论研究的同时，应从实践检验中发掘线索。如随着发现风险资本家的增值服务广泛存在，传统委托理论的研究框架已不合适。此外，理论分析应从理论工具的发展中汲取养分，如交易成本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社会网络理论。但应关注理论本身存在的问题，如交易成本难以衡量，不完全契约的完全理性假设缺陷，社会网络的动态刻画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些理论的解释能力。

(4)目前风险投资的经验研究方法主要有调查问卷、访谈、案例、契约内容的计量分析等。调查方法存在内生的误差，应试者回答与实际行为是否一致难以检验，而案例分析制约了结论的一般性，契约分析不可避免地产生测量误差问题。但是，这些经验分析加深了我们对风险投资行为的理解。

(5)实践表明，风险资本家的增值服务对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国外风险资本家积极投入到企业的经营和监管中，提供的增值服务对创业企业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但国内风险资本家显然还缺乏这方面的意识和能力。如何提高国内风险资本家的增值服务能力，改变其关注单一财务目标和短视行为，改善社会基础结构对投资参与者提供有效激励，都将是发展健康的风险资本市场不能回避的问题。

投资与风险论文篇(7)

1系统论的导入

系统论的创始人是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他于1945年发表了《关于一般系统论》的论文，宣告了系统论的诞生。

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包括整体性及相关性等。系统的整体性由若干要素组成的、具有一定新功能的有机整体，作为系统子单元的要素一旦组成系统整体，就具有独立要素所不具有的性质和功能，并形成新的系统的质的规定性，从而表现出整体的性质和功能大于各要素的性质和功能的简单加和。系统的相关性是指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有机关联性，他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存在着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和协调能提高系统的有序性和整体的运行效果。

系统论为风险投资环境支持体系的和谐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本文将风险投资环境支持体系看作是由各具体环境要素所构成的一个系统。这些环境要素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通过彼此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发挥作用，推动风险投资的健康发展。

本文将风险投资环境支持体系分为三个层次：宏观层、中观层和微观层。各层次的具体环境要素如表1所示。在整个体系中，层内各要素之间以及层与层之间相互协同、彼此支持。下面就来讨论这种协同作用，以探讨整个体系的和谐构建机理。

2层内环境要素协同作用分析

风险投资环境支持体系各个层次内的具体环境要素发生协同作用，通过相互促进、彼此支持，共同推动风险投资的健康发展。

2.1宏观层

经济环境从规模和制度等方面对风险投资的确立和发展起着支撑作用；文化环境则在创新、信用等方面为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法律和政策分别为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保障和强大的激励机制。

2.1.1经济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协同

在风险投资发展过程中，主要体现了创新和信用文化与市场经济的有效互动。首先，创新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素有“信息技术首都”之称的硅谷，以其特有的鼓励冒险、不断创新、崇尚竞争、平等开放的硅谷文化，被公认为是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新经济发动机；其次，信用文化有效补充市场机制的不足。任何设计精巧的市场机制都不可能完全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因为机会主义倾向随时存在，正因如此，道德约束就变得尤为重要。一个信奉诚实守信、注重合作的市场不仅更易得到风险资本的青睐，还能有效保证风险投资活动的顺利进行。第三，创新和信用需要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作保障。美国学者A•Saxenian研究发现，硅谷之所以能后来居上，多项指标远远超过128号公路产业带，且保持蓬勃发展的势头，原因在于硅谷从一开始就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对政府、社会和产业界进行科学合理的分工，建立了十分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而128号公路产业带则过多地依托政府的扶持，官方过多地参与导致相对僵化的机制和保守的观念，在创新和信用方面处于弱势，因而导致发展速度日渐落后。

2.1.2经济与文化共同作用于法律政策

一方面，马克思认为，法律政策作为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经济的发展将导致人类生活方式、伦理、社会习惯的变化，进而会促使法律政策产生新的分支，涵盖新的内容；另一方面，作为制度层面文化内容的一部分，法律政策的存在和实施必定具有天然的文化依赖性，无论立法还是司法，也不管是法律研究还是日常的法律实践，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因子，都应当具有文化学的视野、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2.2中观层

科技环境为风险投资提供技术、项目，金融环境为风险投资提供资金的来源和变现退出的“出口”机制，人才环境为风险投资提供智力支持，三者的相互作用促进了风险投资的产生和发展。

首先，风险投资本身就是科技与金融紧密结合的产物；其次，科技、人才系统的发展降低了风险投资业的营运风险，这能够促进金融体系的进一步支持；第三，科技、金融都与人才环境相互作用。一方面，正是科技领域中的科技人才和金融领域中的金融人才的结合，才造就了风险投资市场的大脑中枢——风险投资家。美国著名技术创新理论家考茨麦斯基认为风险投资家应是既具备较强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又具有金融投资实践和高科技企业管理实践的“通才”。另一方面，风险投资者运用掌握的科技知识，在众多的新技术中筛选出最有发展前景、最能为风险投资带来增值的新技术和新项目，确保风险资本的保值增值。再一方面，风险资本家不仅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决定着风险资本的投入和使用，而且更要依赖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实现风险资本的增值、退出和自身的回报。

2.3微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