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詹姆逊；后现代文化；马克思主义；全球化

作为20世纪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分析是透彻和独到的。《文化转向》这本书中，涵盖了詹姆逊丰富的后现代文化思想，他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谈起，坚持将后现代置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更新中加以评价，解读了主体性消解，空间优位，视像文化盛行等后现代文化关键词。同时詹姆逊坚持对后现代持一种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从生产方式的基本概念入题，以历史的辩证的方法看待后现代主义文化，此外对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进行了批判。

一、后现代文化关键词

1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詹姆逊把后现代主义概念定义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他认为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必须与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联系起来，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联系起来，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后现代主义与消费》提到后现代两个特征，一是大部分的后现代主义都是“作为对高级现代主义的既有形式，对占据大学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基金会等这样或那样的主导性的高级现代主义的刻意反动。这意味着，有多少不同形式的高级现代主义就会有多少相应的后现代主义”。二是，一些主要边界或分野的消失，“最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高雅文化和所谓的大众或通俗文化之间的区别的消弭，高雅艺术和商业形式之间的界限似乎越来越难以划清”。詹姆逊敏锐地觉察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和资本运行的中，经济与文化相互交融和渗透，一方面经济进入到了各种文化形式，使艺术作品成为商品；另一方面文化也逐步变得经济化，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较为狭小的文化圈中扩散出来，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詹姆逊理论的核心论题，即现代主义的过去和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表现的新形式的后现代的到来。他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建立在他对资本主义文化发展三阶段划分的基础上，即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詹姆逊强调“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将后现代主义置于一个偌大的历史语境之中，既强调了后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断裂，同时又突出了与以往各种文化形式的相连，不仅仅视其为一次历史的断裂，而且视其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

2主体性消解

自启蒙运动以来，主体性一直被哲学赋予至了高无上的地位，标志着人的中心地位和为万物立法的特权。主体性“它如同你的指纹一般不会雷同，或如你的身体一般独一无二。这意味着现代主义美学以某种方式与独特的自我和私人身份、独特的个人和个性的概念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概念被期待产生出它自身对世界的独特的看法，并铸就它自身独特的、毫无雷同之处的风格”。然而，在后现代文化中，詹姆逊认为主体已被“零散化”，失了昔日的中心地位。后现代文化里，性和个人身体代表着过去的东西，旧的个体或个人主体已经“死亡”，即一种形成经典现代主义的文体实践的经验和意识形态已经结束，人们不再拥有那种独特的私人世界和风格去表现。在后现代主义社会中，自我的解构，伴随着主体的消失，从而带来了人的精神的零散化。后现代社会中，人所体验的到不是完整的世界和自我，相反体验的却是一个变了形的外部世界和以及“非我”的主体。人没有了自己真实的存在，无法感知到自己与现实的联系，无法将自己和历史乃至未来起来，无法使自己真正统一起来。在后现代主义者的心目中，过去变成了一个死亡的仓库，过去只是过去的形象，因而可以将后现代社会描述为形象的社会，而形象只是对现实的复制。正是在这种复制中，形象将现实抽象化，非真实化了。

3空间优位

詹姆逊认为空间在后现代社会中具有主宰性的地位。他指出，“现代主义的叙述性作品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问题，即一个关于时间的新的历史经验；而后现代主义在一个困境与矛盾都消失的情况下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新的形势、新的美学及其形式上的困境，那就是空间本身的问题。”不仅时间具有空间性特征，而且一切都空间化了，市场的货币形式和商品逻辑也转换成为空间形式，成为结构性要素。詹姆逊分析出，由于后现代时间转化成了永恒的现在，那么后现代文化就是一种缺乏深度感的空间性的文化，“后现代主义现象的最终的、最一般的特征，那就是，仿佛把一切都空间化了，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品都空间化了。”当下我们正处于资本主义第三个阶段即“跨国或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这一阶段直接塑造了后现代主义空间内涵。“资本本身变成了自由浮动的东西，从它产生地的‘具体语境’中分离出来”，场所的中心意义被解构，资本积累呈现“解区域化”的特征。资本所呈现出的这种无限扩张的全球性空间结构，已经远远超越第二阶段的“世界市场”意义的全球一体化，而是信息化、网络化推动下的全球化、一种电子计算机控制的空间。电子空间的发展“为资本的转移消除了空间和时间的隔阂”，从而提升了资本积累的规模和扩张速度，使金融资本开始超越工业资本在全球资本的权力结构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晚期资本主义也因此呈现一种“金融资本主义”的特征，詹姆逊称之为全球化社会中的金融资本时期。

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

1生产方式总体化解读

詹姆逊曾经说过“我本人要再次说明的是关于‘生产方式’的概念，我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正是对这一理论的又一贡献”，不同于其他的后现论家，詹姆逊第一次将后现代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坚持只有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后现论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论化。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大多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社会主力理论中的同一性和整体性，而詹姆逊则对后现代的研究采用的是总体化方式以“总体性”方法，通过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现象透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而如何用总体性概念来解释后现代现象，詹姆逊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概念。后现代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晚期的系统转换与资本主义自身是一以贯之的，具有同一性的。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最有生命力的理论模式，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说到底，马克思是正确的，不管人们说什么，没有哪一个人类社会的结构具有像当今社会这样的集体性”。他反对把后现代主义看成美学风格或文化现象，而是从生产方式变迁的角度，对这一文化现象作出总体的说明。生产方式自身内含着的这种异质成分，使得其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詹姆逊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后现代主义，是受经济基础制约的。若要研究后现代主义，就必须深入到与后现代主义先关联的后现代社会中，联系后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才能揭示后现代主义存在的最深层的根源。

2坚持历史的辩证的方法

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内容，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是反对语音中心的罗格斯主义的，并对“元叙事”产生怀疑，同时消解掉了统一性和主体性。作为历史新的发展阶段，后现代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法，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和进步性。但是否新的就是最好的，伴随着资本运行的全球扩张，整个世界已经被串联成了一个信息网，正如书中所说的帝国主义已经过去，替代它的是新殖民主义和全球化。詹姆逊对后现代文化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刻批评，“正如在文化领域，抽象的形式在现代时期似乎是一种丑陋的、不和谐的、令人反感的和粗鄙可憎的东西，而现在则成为消费文化（从最大的意义上讲，从广告到商品样式，是视像装饰到艺术产品）的主渠道，并且不再使任何人感到震惊”。这也就意味着当社会中什么都被视为文化时，其实文化本身的概念被解构和消散了，从而带来了后现代文化在表达形式上的极端和解构化，理解上的晦涩难懂，心理刻画上的肮脏鄙俗，对于后现代社会中的这种金融文化和消费文化，詹姆逊所持的态度是批判和否定的。能够历史的辩证的看待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利与弊，坚定从事着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而言，无疑是新的思路和好的方向所在。

三、后现代文化全球化质疑与启示

帝国主义已经过去，替代它的是新殖民主义和全球化，这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全球化，更是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对后现代主义全球化概念的否定从某种程度意义上讲是传统的对资本主义概念的否定的重现，因为后现代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晚期的系统转换与资本主义自身以一贯之，具有统一性。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说到底就是与全球化的资本逻辑作斗争，后现代文化的堕落与资本主义的腐朽具有同样的程度，也只有通过不断探索后现代种种文化现象后面所隐含的社会现实才能挖掘其深层意义。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涉及到了两种以及多种文化的交融，文化的双方涉及到“观看”与“被看”。一种文化只有借助于其他文化的参照，才能在互相观照和互相审视中获得更为开阔的视野，从而更清楚地把握自己的位置。詹姆逊他从文化“他者”的视阈出发，把文化的“他者”视阈广泛运用于其后现代文化批判和文化研究的实践，他一再警醒人们认识美国在全球化文化中的霸权主义。

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中有关大众文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分析对于我国建设自己的文化理论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文化全球化扩张的阶段，我们如何能够在吸取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各种利弊同时，不失去自己的传统文化根基，做到真正的兼蓄并收，如何能够抵制西方世界对我国的文化霸权侵略，都可以在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分析理论中得到启示。此外，随着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全球范围内边界的消去，在消费社会中正确认识大众文化起着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在我国，大众文化的流行一方面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增添新的文化形式，活跃了文化氛围，但同时我们应该警觉到的是，有些大众文化种类在表达形式上的极端和低俗，也会导致了国民人文素养的下降和人伦道德的沦丧。因此我们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来看待大众文化，同时还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处理好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关系，在广阔的文化范畴中，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参考文献：

[1]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胡亚敏译：《文化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版。

[2]詹姆逊著，张旭东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社1997年版。

[3]张志忠、陆世宏：《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论坛》2003年第2期。

[4]刘梅：《詹姆逊文化理论关键语总体解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期。

[5]包立峰：《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后现代文化论文篇(2)

【摘  要  题】教学与课程

【关  键  词】后现代文化/课程论困境/狐火课题/行动研究

将课程理论置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固然可以超越现代课程理论，追求旨在保护文化自由的课程计划，但是，课程理论的后现代化也容易使课程理论流变成一种随个人文化兴趣漂浮的语言游戏，常常只是在传达一些人文价值理想，难以建立起现代课程曾经拥有的合法社会谱系；而且，由于缺乏田野作业作基础，这些价值理想同样可能成为普遍性的知识权力。最后，本文将从现代课程理论史上两大现实主义风格的改革尝试出发，探讨走出困境的可能方向。

一

皮纳(W.F.Pinar)曾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课程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范式转换”。过去，受泰勒的影响，人们以为课程理论的研究目的乃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捕捉那只决定课程开发的“看不见的手”。言外之意，与牛顿式的物理学可以科学地发现物体运动的客观规律一样，课程理论者也能够揭示课程开发的客观规律。只要掌握了客观规律，人类便可以根据它来处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混乱表象，使之朝有利于资本增长的方向演进。无疑，现代性的经济社会秩序自建构之初就以这种工具理性信仰作为发展的精神动力(Weber,1992)。

虽然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工具理性依旧是国家、垄断公司实施其政治、经济与社会行动的理论指南。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它的纲领地位却普遍地被后现代主义取代了。有些学者甚至还没来得及反思后现代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便匆忙地引进这一新理论框架。的确，谁能想到，凯恩斯、帕森斯、泰勒等等如雷贯耳的名字突然有一天不再起作用；谁又能预料到，原先只是一伙先锋艺术家和建筑师用以显示其背叛姿态的后现代主义竟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以及人类学竟相讨论的主题，以至于可以用后现代主义来象征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文化逻辑。

身处后现代主义气息浓厚的学术背景中，课程理论工作者及其他教育学者自然也难以不“走人”后现代主义。比如，多尔之所以能够确立“不稳定性课程”的理论框架，便得益于参加了著名后现代主义者大卫·格里芬主持的“走向后现代世界”的大型会议。多尔是位“敏锐的教育学者”，对后现代主义“观念革命”具有“良好的感受力”，并出色地“将其框架应用于课程领域”（多尔，2000，英文版序：I；原编者序：I）。

走入后现代主义之后，教育学者致力于更新泰勒主义的课程理念。在后现代教育学者看来，泰勒式的课程理论是在执行工业经济体制的教育意图，其内在的文化逻辑可以概括为“技术理性主义”，虽然这一逻辑填补了基督教文化崩溃之后产生的信仰空缺，但这种逻辑却使得“所有关于教育、课程以及教学的理念……都指向唯一的作用，即要求学生在教育过程终结时必须掌握一种技能”，而没有考虑“被教育者通过学习，在耗费精力地学习课程改变自己的过程中，究竟带来了什么后果”。这里的评论来自一位德国后现代主义者。他进一步说，现代课程及教育是按照某一外在的功能标准来规训学生的学习经验，而全然不顾学生丰富的内在精神世界，所以是“功能决定形式”。与之不同，后现代文化教育则是“理念决定形式”，直到实现“人性的本质和圆满的生命”（彼得·科斯洛夫斯基，1999:8、42）。

这里值得注意的并不是上述后现代教育学者的见解，而是教育学者走入后现代文化之后形成的话语构成方式，上述后现代教育话语本身是如何形成的？其对现代课程与教育的描述是否准确揭示了19世纪以来现代教育的实际状况？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与其说上述后现代教育话语是在对现代教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之后才形成的，还不如说乃是仅仅来源于后现代教育学者心中的那种价值两分的思维方式。言外之意，后现代教育学者在作出评价之前，并没有从历史学、社会学或人类学等等现实主义的角度，去考察现代社会某一地区、某一人群的学习经历及其复杂的行为关系、感受差异，而只需根据预先确立好的理论框架.即“现代／后现代”的价值两分，前者代表应被超越的“技术理性主义”，后者则代表某些新的应被推广的价值理想，便可以给现代教育定性，自然是一些消极的特性。

实际上，现代课程与教育的内涵远不是“技术理性主义”所能概括得了的。以博比特的课程开发为例，正如后现代教育学者不会明言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按照价值两分的逻辑推导出来的，博比特也没有称自己的文化逻辑乃是“技术理性主义”。他同样想让受教育者过上“健康”、“幸福”、“完满”的成人生活。在帮助菲律宾建立课程体系时，他对当地的社会状况做了研究，而他设计的课程计划也确实让当地许多人感受到了现代意义上的成功(McNeil,1996:418)。应该承认，博比特再怎么研究菲律宾当地的社会生活，也不可能获得“完全一致的信息”。就此而言，任何研究者都难免会犯“学者的谬误”：“以逻辑的实践代替实践的逻辑”(Bourdieu,1992)。这里的问题关键在于，博比特从自己的设想和对现实并不“绝对准确”的把握出发，通过设计课程计划进入菲律宾当地的某一教育“场域”，与当地人（官员、教师与学生）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要想评价这一教育“场域”，就必须收集各方面的经验资料，直到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才可能做出较为全面客观的描述与评价。

对于博比特曾经卷入的这一复杂的教育场域，上述后现代教育学者能做出何种描述呢？显然，所有复杂的经验与感受都将被“现代／后现代”价值两分的叙述框架过滤为一句没有具体所指的“技术理性主义”。事实上，“技术理性主义”最初是由一些对现代生活感到不适、担忧”科学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的边缘哲学家、艺术家发明的概念，其功能除了用来对现代性的经济社会体制实施整体性的批判之外，还可以作为一种虚构的区分标准，从而很方便地引出一系列后现代人文理想。但是，这一切其实都源于后现代主义者本人的“文化兴趣”或“主观感受”。即便现代课程、教育乃至社会机制可以被称为“技术理性主义”，也仅仅是研究者本人的内心独白。至于置身于现代课程、教育与社会空间中的其他人群有何种感受，技术理性主义这个词并没有予以描述。

二

根据“现代／后现代”价值两分而展开的课程理论思辩在英语国家的教育学界同样很显眼。首先，人们假定现代教育是“单向独白式权威教育”（多尔，2000:9），“控制”如“幽灵”一般隐藏在现代课程体系中(Doll,1997:295)，因此只是在塑造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Marcus,1964)或“没有灵魂的机器”(Orwell,1981:257)。接着，又通过引入一些后现念或者后现代主义者向往的非现代性文化，提出一系列重构课程体系及课程研究的价值原则（史密斯，2000;Moore,2000）。

通过引入这些理论，人们的确超越了泰勒主义的课程理论体系。但是，由于人们常常以“话语平移”的方式引入后现论，只是把具体的概念、论点抽取出来，不太注意这些观点所产生的社会语境和观点背后的动机，而这些观点之所以会被抽出来，则是因为它们能够让教育学者产生共鸣，并且可以作为自己重构课程的理论基础。然而，根据这些理论生产出来的课程研究文本与其说在如实地描述现代课程理论与实践中的各种行为关系，还不如说只是在回应、重复后现代人文社会学者所提出的人文价值理想。长此以往，必然导致课程实践领域的状况与问题从课程理论文本中淡出。事实上这也是其他人文社会学者经常遭遇的尴尬。比如，在引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时，许多人文学者仅仅是机械地从中取出某些核心概念，然后再运用它们来对现代社会实施整体性的批判，而不是象福柯当年那样，选择现实生活中的某一边缘群体，从知识、文化以及制度变迁的角度，考察边缘群体在此变迁中的命运起伏。

这里恰恰可以引出后现代课程论的困境：从主观想象或后现代观念出发来评价、重构现代性的课程、教育与社会，只会使课程理论活动演变成一种随个人文化兴趣（思想方式、理论阅读范围、乌托邦情结）漂流的“语言游戏”，而不是对现实课程及教学活动的追踪与描述。随之还渐渐脱离曾经诞生现代课程理论的教育场域及社会联系，只能在数量有限的学术同道中流通，泰勒时代的社会谱系，由国家机构、公司、大学校长、中学校长、教师、学生组成的跨学术体系，变成几乎由课程理论家、研究生和出版社组成的纯学术关系。更重要的是，由于任何一位有一定理论阅读量的学者都可以对现代课程与教育作出某种批判与重构，所以，课程理论界很容易陷入“无谓的争吵”。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者同样没有反思自己的课程理论，也就是说，其中宣扬的价值原则有没有可能成为新的知识权力？如果说“技术理性主义”的现代课程论没有考虑学生的文化主体性，那么将重心放在“文化解放”上的后现代课程理论同样没有考虑处境不同的学生是否都应该把自己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希望寄托在“文化解放”上。

究竟应该将课程理论活动安置于何处，并且，这种安置还能与国家、社会以及学校教学实践形成合作关系呢？事实上，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都曾为安置自己的求知活动而感到烦恼，最典型的个案之一便是利奥塔。因此，回顾他的知识经历可以进一步理解后现代课程理论可能遭遇的困境。1971年，利奥塔发表了博士论文《话语，形象》，表明他一直在尝试突破现论体系。在他看来，现代知识是围绕一系列“价值对立的两元论”建构而成的，诸如理性与感性、自然与社会、普遍与个体、话语与形象等等。这些两元论意在从不同方向下手，使人类丰富多彩的生活与欲望全都归于统一的理性形式。由此，利奥塔勾勒了自己的理论追求，它不仅要解除理性形式的束缚，而且还要确立一种向人类经验的多样性敞开的思想风格及表达方式(Lyotard,1984:34)。怎样才能完成这一计划呢？利奥塔推出了（利比多经济学》。在其中，利奥塔根据尼采、弗洛伊德的理论，继续批判理性的现代知识形式，“人种学、精神病学、儿科学、教育学”等等，都是依靠非此即彼的逻辑建立起来的“排他性”文化机制。之后，他以“戏剧性”的心态和词语呼唤各种非现代性的文化：“来吧，黑美人，迷人的印第安人，迷一样的东方，都到我的作品、我的概念空间中来吧”(Lyotard,1993:14)。

为超越现论，以非理性的方式思考、写作，利奥塔只能在各种非理性的文化中“漂流”，而他这样做又是为了“写”出一种全新风格的理论文本。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漂泊状态”，并试图结束它。因为“人”、“理论”、“思想”毕竟都要在现代社会中生存，这一宿命决定了思想必须达成某种一致性。但是，利奥塔仍然拒绝在科学文化的基础上达成思想的一致性，而是想让现代社会在“审美原则”的基础上达成统一。利奥塔终其一生都是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裂缝中挣扎。无疑，这一困境正是由他本人的思想方式造成的：他先是根据一种两元论的逻辑把现代社会文化的内涵笼统地描述为理性主义与个体欲望之间的对立（但现代社会的内涵果真如此吗？或者说那些未曾感到紧张的个体岂不是被这种叙述“抹杀”了）；接着，他到现代文化之外寻找各种另类的思想与表达方式（但“迷人的印第安文化和东方文化”也并不尽是快乐的风景）；最后，他意识到社会生活需要他曾经猛烈批判过的“整体性”，但他依旧认为社会秩序应该按照他心目中的审美理想来建构。很明显，就现实而言，目前的国家、经济社会机制以及学校教育还不会接受后现代主义。那么，如何走出利奥塔式的后现论困境，并使课程理论回归国家、社会的行为空间，而不是局限于根据后现代的理念与原则来勾勒人类文化教育的新图景呢？

三

从那些没有走入后现代文化的课程学者来看，出路乃在于将课程理论安置在现实的生活场景和教学事件中。六十年代的艾略特·威金顿(Eliot  Wigginton)便是这样做的。作为一名学院学者，他当时没有致力于搜寻后现代哲学，以求更新课程理论，而是深入城镇中学，并把那里的实际状况带回学院加以研究。他发现，“在教研室里，教师们的谈话总是充满着悲观腔调，抱怨孩子们什么也不会做”。而实际上，孩子们“对做事充满了渴望”，只是学校没有提供机会。后来，威金顿设计了“狐火课题”(Foxfire  Project)，发动学生创造自己的“课程杂志”：其中将记载学生通过自己的行动焕发出来的火热生命力与创意。学生们动起来了，借助于家庭亲友的关系，他们在社区、城市乃至整个美国采访、摄影和记录各种信息，“不仅逐渐学会了编排杂志，也学会各种技艺，如拆装机器和拆建旧房屋，把老人组织和集中一起等等”。

几年过后，学生们的课程杂志“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在美国可谓是家喻户晓”，“甚至欧洲目前还没有取得象狐火课题那样的成绩”。1972年，狐火课题杂志开始以丛书的形式公开出版，到1978年，印了三辑，“销售量就超过了四百万册”，“影响大大超出了两百多份类似的中学杂志”。这项学生课程事业今天仍在继续。“对于许多学生来说，参与课题证明了经验转变的过程”。如一位学生说：“我通过《狐火》学到了……怎样表达自己和与人交流。通过实实在在地教一个小孩子怎样做事，理解了教学的价值。当我看到孩子的眼睛亮起来的时候，感到十分兴奋……更重要的是，我理解了人们共同工作的价值，人们彼此依靠、互相合作的价值。它使我的生活与以往不同了”（保尔·汤普逊，2000:214-23）。

狐火课程活动没有创造任何新颖华丽的理论，而就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日常教育活动中每一件具体细小的事情与问题上，并想办法去做好它。然而，恰恰是这样一种细小的建设性的课程思路，使狐火课程活动渐渐赢得了社区乃至国家的尊重与支持，建立起了后现论批判家无法获得的广泛良好的社会关系与影响。

同样是在教育学者有可能走向后现代文化的六十年代，英国学者斯坦豪斯(Lawrence  Stenhouse)和埃里奥特(John  Elliott)提出了以“行动研究”为方向的课程理论，也就是将课程理论转变为叙述一线教师的教学经验及其问题。尽管他们非常熟悉福柯、伽达默尔等后现代风格的理论家，而且是许多理论争辩的“在场者”，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围绕后现论进行课程研究，而是相信类似于人类学“田野作业”(Field  Work)的“学校作业”(School  Work)和学校中的各种“小事情”(Small  Things)才是课程理论走向新生的园地——而且是永不枯竭的园地。而恰恰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思路，使得行动研究能生产出一种真正后现代风格的课程理论文本——正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叙述了社会边缘人的处境与命运（而不仅仅是阐释几点新的思想原则），行动研究的课程理论也是以一线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知识教学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为核心主题（而不是为了表达某些后现代的教育理念）。（注：2002年9月，埃里奥特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作为日常活动的陪伴者，笔者曾就“行动研究”的历史、旨趣及其与国家权力、后现论的关系，向埃里奥特教授咨询，本段关于行动研究的评论因此形成。）当然，如同现代课程理论是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才得以广泛传播，类似于行动研究的课程探索也需要国家把权力下放到地方社会、学校与教师。同时，学者、学术刊物与媒体也应以一种务实的精神来和教师一起“对真正阻挠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问题展开扎实的研究”，而不是“吵作教育问题，干扰人们的思想”（钟启泉，2002）。

【参考文献】

1　钟启泉.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化.2002年10月19日“上海教育论坛”专题演讲.

后现代文化论文篇(3)

1985年，美国文学批评家埃莱娜·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为文集《女性主义新批评：关于妇女、文学与理论》(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Essays on Women,Literature and Theory)所作的序言《女性主义批评的革命》(Introduction:The FeministCritical Revolution)中承认：“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女性主义批评家、黑人批评家和后结构主义批评家之间正在相互靠拢。也许这仅仅是因为在80年代的气氛中，他／她们代表着先锋派的方向以及拥有共同的敌人，即那些力陈返回‘基本要素’和‘经典作品’的人们，那些信守传统的经典书目、指责新兴的理论学说和富于反抗精神的少数民族带来了所谓的‘危机’的人们。”[1](P141)可以这样说，女性主义文论是与当代诸多哲学社会思潮相互纠缠着共同步入后现代语境的。无论在时空还是逻辑指向上，它们之间均具有同一性。因此，不少学者将女性主义文论视为以颠覆与解构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中的一支。

笔者认为，鉴于有关后现代社会特征与文化内涵的认识尚未形成公论，机械地将女性主义圈定于后现代范畴之内或剔除于外，本身并无太大的意义。关键在于通过分析甄别，界定其各自的主导特征。根据对后现代文化一般意义上的理解，笔者认为，在与后现代哲学社会思潮的碰撞中，女性主义确实充分借鉴了其理论观点与方法论为自己的性别政治与诗学立场服务，然而，这一契合并不能掩盖两者之间难以弥合的本质差异。如果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或者用后现代主义来改造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论甚至妇女解放运动都将面临被解构的危险。

中国学者包亚明在《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之《后现代景观》卷的序言中，较为深刻地探讨了女性主义与后现代诸多流派之间产生契合的内在原因。他指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等在思想与实践方面的本质相似在于，它们都希望消灭现存的统治——服从秩序，反叛以心灵与肉体、精神与物质、宗主与臣属、男性与女性等为基本表现形式的二元对立结构，“而现代性理论及其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普遍主义哲学无疑一直倾向于支持对臣属、女性的压迫，尤其是人本主义话语中的大写的‘人’字直接掩盖了宗主与臣属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别，暗中支持宗主对臣属、男性对女性的统治。”[2](P4)故而，“以攻击普遍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二分法思维模式为目标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理论，会对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产生如此巨大的亲和力，它们因为共同怀疑现代性、现代政治、现代哲学的傲慢与可疑的主张而一下子成为了同路人。”[2](P4)后现代思潮不仅因颠覆二元对立等级结构而与女性主义志同道合，它对多元性、边缘性与异质性的强调，同样在被边缘化，被排斥在理性、真理和客观性声音之外的女性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之与后现代文化并非是单向度的先“拿来”、后接受的被动关系。女性主义由于从性别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菲勒斯中心和逻各斯中心的文化进行了激进反叛，同样有助于解构对于男性、女性范畴，甚至对于人的概念的本质主义认识，模糊甚至否定二元等级对立关系，揭露历史文化价值的人为性质。它不仅通过对经典文本的抗拒性阅读、对女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对建构女性美学甚至女性话语的探索，为后现代文化提供了大量变化、断裂、矛盾的个例，而且以自己丰富的理论成果，充实与印证了后现代文化理论。因此，女性主义文论亦有力地促进了后现代文化的纵深发展。J.F.麦卡乃尔在《思考拉康：批评和文化无意识》中认为：20世纪西方文论“对所有被视为自然的东西进行批判，从而表明被视为或称为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历史和文化的营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3](P511-512)女性主义和其他文论流派一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语言本体分析、意识形态分析、解构分析等理论学说来理解和解释男性与女性文学创作，参与营构了20世纪西方文论的批判特征。

这一特点，在擅长抽象思辨的法国女性主义学者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美、英等国的批评家曾经注重文本批评实践而轻视理论话语建构。在她们的心目中，理论本来就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产物和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将女性主义理论化，无疑有被父权文化同化与收编的危险。然而，随着女性主义文论的深入发展，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总结批评方法、建构理论体系，使女性主义诗学话语足以与男性话语相抗衡的必要性，于是促成了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学院化。在这过程中，法国学者的理论在美英各国的传播与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理论成果的多元吸纳使女性主义文论如虎添翼。解构主义拆解文化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二元等级对立思维逻辑的思想，从哲学的高度给女性主义提供了破除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理论依据；罗兰－巴特社会语言观和福柯权力——话语学说的吸收，使女性主义学者将语言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这两种微观与宏观的批评形式综合为一体，从语言的层面揭示权力在历史文化的深层运作的机制，并着力探索表达女性的历史经验、情感与欲望特征的文学语言，以及适用于解释妇女的文化困境，评价妇女写作中独特的意象、隐喻、象征、暗示、风格、文体等的文学批评理论框架。在对各种批评流派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英国的朱丽叶·米歇尔(Juliet Mitchell)、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玛丽·伊格尔顿(Mary Eagleton)，美国的盖尔·卢宾(GayleRubin)、埃莱娜·肖瓦尔特、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苏珊·古芭(Susan Gubar)、佳·C.斯皮瓦克，挪 威的陶丽·莫依(Toril Moi)，法国的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露丝·伊丽加莱(Luce Irigaray)、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均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她（他）们“卷入……文本间的联系、政治历史与社会文化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想、精神分析，以及后结构主义的语言理论”[4](P211)之中，探讨性别问题的历史现状及其在文学经验中或明或暗的投影。“正是这种自觉的卷入，引导着女性主义批评与当今处于中心的理论话语接轨，并进而预示着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趋势。”[5](P20)

然而，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不能如美国哲学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和琳达·尼科尔森(Linda Nicholson)所认为的那样，是“各自独立地”“在一个共同的领域之内”“工作”着[6](P6)。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论解构》(On Deconstruction)一书中，曾将许多女性主义论著放在后结构主义的范畴之下进行了讨论，但在该书《导论》的结尾部分，他又说：“如果将当代批评描述为新批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间的一场争斗，那么对女性主义批评就未必恰当。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势力。虽然很多女性主义者是后结构主义者（反之亦然），但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后结构主义，特别是如果将后结构主义定义为结构主义的反面的话。充分地讨论女性主义批评，需要一个不同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后结构主义只是结果而不是前提。”[7](P20)

那么，讨论女性主义所需的不同框架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要回答该问题，必须追本溯源，回到女性主义文论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源头进行考察。正如埃莱娜·肖瓦尔特所说：“女性主义批评是妇女运动的‘女儿’之一”[8](P137)，作为妇女解放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延伸，女性主义文论最根本的特色，应该是其改造充满性别压迫的文化乃至最终改造社会的实践宗旨。而这一鲜明的政治实践性与后现代主义的非政治化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它们最根本的分歧。

女性主义文论因源于轰轰烈烈的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而始终保有鲜明的政治实践性与文化批判色彩，其最终目标是消除建立在性别压迫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秩序，建构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符合健康的人性的两性关系与社会价值。而要建构这样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两性之间的尊重、沟通与互补是必须的，这一切都有赖于相对稳定的男性与女性的范畴与身份。而后现代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者站在反本质主义、反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哲学立场，反对将人性作抽象化理解，认为其既非固定不变，也非普遍相同，而是随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产生很大的差异。于是，他们着力解构概括人类历史发展共同规律的宏大理论，否定关于男女性别的僵化二分，否定男性压迫女性这一抽象前提，认为这实则也落入了宏大叙事的圈套。总之，后现代主义以对稳定本质的消解，体现出反人本主义的倾向。尤其在解构主义内部，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悖论：因为它声称一切事物都可以置于解构主义摧毁性的注视之下，只除了它自身。而这一将自身视为总策略、可以超越于历史具体性之上的逻辑，却与它解构权威的观点相矛盾。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解构主义最终会解构自身，遗下一个不存在任何价值与意义的世界。可是，对女性主义来说，一旦女性的范畴与身份失去了明确的意义与限定，客观后果必然是，女性在刚刚成为谋求自身权利的主体时，就被剥夺了在普遍人性中存在的权利。所以有人尖锐地质问后现代主义：“为什么正当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开始为自己命名的时刻（过去我们一直沉默），正当我们起来作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的时刻，主体这一概念本身偏偏受到了质疑？”[9](P45-46)同理，否定性别压迫的历史前提，无疑等于否定了现实生活中的性政治格局和女性主义存在的现实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卢梭等人的启蒙思想为基石的女性主义不是停留于专业哲学圈子内部的论争，而是一种崇尚意义与价值的坚定的人本主义。

尽管女性主义内部对是否存在确定的女性本质以及女性心理与生理是否存在内在关联等问题仍然意见不一，但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承认相对稳定的女性范畴的存在。这样，女性主义与哲学化的、相对主义的后现论的内在对立就是必然的。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和纯理论色彩无疑会消解女性主义存在的合理依据。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后现代的立场来看，法国作家西蒙·德·波伏瓦的著作《第二性》因以传统的两性划分及两性观念为基础而具有本质主义的嫌疑，但否定了当代女权运动之母波伏瓦，无疑等于否定了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这就无怪理论界因后现代主义对女性主义政治实践性的解构，而产生了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女性主义者，同时又是后现代主义者，即“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不可能性”。[10](P138)

其次，后现代主义游离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纯学理倾向，也受到女性主义学者的激烈批评。她们认为，后现论将话语视为一切权力的基础，从话语的角度揭露了意识形态建构的奥秘与运作机制，无疑对父权制具有釜底抽薪的颠覆意义。然而，过度停留于对语言的玩味与虚构，却会忽视真实的身体和现实的性，以及它们造成和体现的经济、政治与观念的压迫。例如家庭暴力和性暴力，都是真实存在于两性关系之中的性政治表现形式，不是理论，亦不是话语。如果一味坚持话语才是权力，易于走向乌托邦式地穷究学理，而回避现实生活中性政治的严峻性，丧失与真实的暴力作斗争的思想动力。就文论而言，女性主义必须避免陷入消解使命感的纯学理式、贵族化的理论游戏当中，而要坚持将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相联，将文本视作菲勒斯中心意识形态的话语场域，以抗拒性的姿态与形式，甄别、剔除文本中隐含的霸权意识，寻求反思历史、改造文化、矫正价值理想、改善社会生活，建立更为健康和谐的性别文化的可能性。因此，正如女性主义的名言所指出的：“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女性主义学者往往对自身的性别生活高度敏感，注重个人生活与社会文化的联系，努力让细碎生活成为学术理论的源头活水，使学术与日常生活处于往复互动之中。

对后现代主义拘泥于狭隘的理论探讨，轻视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性的倾向，美国哲学家苏珊·博尔多(Susan Bordo)如是说：如果性别角色完全决定于话语，这一话语又时刻处在变化和解构之中，两性的意义缺乏稳定性，那么女性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就失去了存在的支点。如果放弃了对社会性别的界定，要求女性正当权益的斗争就失去了理论基石。她因此呼吁，女性主义不能忽视女性受歧视的社会现实，不应该消解主体，反倒更应加强对现实的斗争策略的研究。[11]中国性社会学家李银河也认为：“后现代主义解构（消解）了主体，否定或摧毁了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任何积极的行动机构的可能性。而离开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历史和性别的主体，就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意识，也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的政治。”[12](P132)

第三，利奥塔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然而，被后现代主义彻底否定、认为不合法的一些属于宏大叙事的社会理论，比如说启蒙主义话语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等等，对于女性主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故而，女性主义决不可盲目拒绝，因噎废食。即便是对后现代主义抱乐观态度的南希·弗雷泽与琳达·尼科尔森也承认：“对于像男性统治这样无所不在又呈现出多种形态的现象，仅仅使用他们将我们囿于其中的那点贫乏的批判资源是难以把握的”。“它（指女性主义——作者注）在最低限度上需要多种有关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变迁的大型话语：有关宏观结构和体制的实证与社会理论分析；有关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学的互动分析；有关文化生产的批判的和系统的分析；具有历史和文化特殊 性的性别政治学……这个名单还很长很长。”[13](P136)

事实上，女性主义因“默认了一些有关人类特性和社会生活状况的被公认但未加证明的本质主义的假设”[13](P138)）而成为一种准“元叙事”。尽管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一元化的主体观念分崩离析的趋势下，在碎片化的后现代语境下，为了使理论具有更大的适应性与兼容性，女性主义文论不断在进行着自身的调整与修正，更加关注多元的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因而出现了以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同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与群体的文学研究模式，但部分清醒的女性主义学者又深知，过于强调身份的不确定性，将使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失去自己的特色与立足点，变成一个大而无当、无所不包、失去焦点，因而也就失去了意义的东西。女性主义文论本来源于改造社会与文化的政治需要，只要父权制结构还是一个客观存在，只要扭曲妇女形象、对女作家作为文化生产者的作用视而不见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依然存在，无论是对传统妇女形象的批评还是对妇女作家进行研究的话语实践就是必不可少的。过于强调社会身份的复杂变动性，有可能导致社会性别身份淹没在这种复杂变动之中，而使女性主义文论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点。所以，美国学者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SusanStandford Friedman)提醒说，从现实的政治策略出发，现在要求女性主义同各种各样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结合得天衣无缝还为时尚早。面面俱到将难免会冲淡女性主义的分析效果，还有可能会将妇女生活的特点束之高阁而忘得一干二净。她提出：“一方面是对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注重，那是妇女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所依靠的基础；另一方面是仔细研究社会身份的多重基体(multiple matrics)，性别只是它的很多个坐标轴当中的一个。女性主义批评的任务一方面是要使自己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组有力的、响亮的而又与众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是继续担负起创立社会身份和主体性研究的新的、更加复杂的疆界说的领导作用，这种新的疆界说一定会在即将来临的下一世纪的灵活多变的研究领域中诞生。”[8](P437)另一位批评家南希·哈特萨克(Nancy Hartsock)也在《福柯论权力，为女人服务的理论？》中强调，只有将女性视为一个社会群体，女性主义才有其存在的意义。过分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将导致女性主义自身的毁灭。解构“女性”观，无异于颠覆女性主义政治。[14]

鉴于上述种种分歧，部分激进的女性主义学者甚至指斥后现代主义理论本身存在明显的男性化倾向，将之视为父权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资本。

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对总体性的否定、对局部、多元、特殊性的强调，对于深受本质主义困扰的女性主义文论来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女性主义又要摒弃其虚无主义的反政治化倾向，而坚持自己学术的立足点，以免自身也为其解构。女性主义可以吸收后现代文化的精华以为自身所用，但不可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相反，要将其纳入自己的政治框架中来。

21世纪已经迈入了第2个年头。世纪之交的女性主义文论究竟向何处去？总体上来看，作为崛起于20世纪后期、并有望在新世纪获得继续发展的两大重要的文化与文学研究流派，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势必还是要在相互对话、取长补短中生存与发展下去。后现代主义作为后工业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潮，势必而且已然在观念与视角上给予女性主义以重大启示。同时，从女性追求自由、独立的解放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女性主义文论，又必然在新世纪两性关系格局呈现出新特征的背景下进一步激发自身的活力，强化自身的社会与文化批判宗旨。

因此，后现代语境下女性主义学者需要探索的首要问题将是，如何使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怀疑与对本质主义的解构获得与女性主义社会批判力量的完美结合，形成一套非哲学化的理论，它将既能从性别立场对历史文化与现实中的性别歧视达成有力的批判，又能强大到足以对性别内部的差异性与变动性加以分析和覆盖。在这一过程当中，对社会宏观结构的分析，依然可以而且必须成为女性主义学者论述大型政治问题、研究文学现象必备的理论工具，同时，女性主义的理论概念与研究对象又应当包容不同社会、时代、地域、种族与性倾向的群体的文化特色。正如南希·弗雷泽、琳达·尼科尔森指出的，“当它涉及跨文化的问题时，它的模式应当是比较主义的，而不是普遍主义的；应当是适用于变化和差异的，而不是适用于‘总体规律’的。”[13](P148-149)它还应当是一种历史的理论，并应当把性别当作其他许多概念中的一种，同时关注阶级、种族、民族、年龄和性倾向等问题。

而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由于国情的差异，启蒙时代以来的人道主义、科学与理性精神并没有真正到位，因此也不能面对西方五光十色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一味盲从，根据一些浅表的现象就以为中国也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大呼解构与颠覆，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一切大叙事挥手作别。中国性别意识的启蒙还处于一个非常低下的层次，在这样的处境下，尤其需要踏踏实实地从事包括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在内的文化启蒙与批判工作，而不是如陶丽·莫依所批评的那样，在泼洗澡水的同时，将其中的婴儿也泼掉了。当然，在后现代背景下，我们对于任何大叙事之缺陷亦应有充分的认识，如中国学者周建漳所云：“抛弃对各种宏大叙事的浪漫情怀，如凭借某种宏观总体方案一举建成人间天堂之类的幻想，在‘主义’与‘问题’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15](P336)，在无数切实的微观研究的积累基础上，实现完美和谐的性别关系理想。

收稿日期：2002-09-09

【参考文献】

[1]　埃莱娜·肖瓦尔特.女性主义批评的革命[A].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译[C].北京：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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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Nancy Fraser & Linda Nicholson,"Social Criticismwithout Philosophy"[A].And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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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译[C].北京：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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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3]　非哲学的社会批判——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相遇[A].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C].北京：三联书店，1997.

[14]　Nancy Hartsock,"Foucault On Power,A Theory for?"[A].Linda Nicholson

后现代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全球化 民族文化 和谐文化 多元共存

虽然一些新左派及民族文化新保守主义者对全球化发展保持高度的警惕与清醒，主张坚持维护民族利益，保护纯洁的传统文化，但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全球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全球化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几乎每天都伴随着我们的生活，冲击着我们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形态。那么，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文化视角对待全球化？以怎样的民族文化姿态对待这多元文化的发展？怎样确立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与立场？

一、 全球化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

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纪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在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随着信息革命、新知识经济的全球兴起，全球化的进程越来越快。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碰撞、冲突与融合的多元概念。中国自从改革开放后，经济上首先融入了世界经济大潮，参与了世界经济的竞争与循环，国际贸易与跨国企业发展促进了中国今天经济的腾飞。“全球化”也带来了价值观念的开放与多元，人们获得了更多的主体性意识，更多的民主、法制、环保与责任意识，更多的与世界交流与话语表达权力。但在全球化进程中，层出不穷的问题不断产生，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道义问题；收益问题；趋同与逐异问题；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这四大问题对我国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也同样构成了挑战，特别是贫富差异问题，国际贸易逆差问题，文化传统与文化更新问题，国际性与民族性问题等。

与“全球化”文化背景相伴的的另一大社会文化思潮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发生于欧美60年代，并于70与8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文化与艺术的社会哲学思潮。很多人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本质是一种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和感性上的快乐主义。从历史的眼光看，后现代主义被看作是对现代主义在美学上、形式上的一种扩展、一种修正与一个变种。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可・杰拇逊教授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概括了后现代主义文艺四个基本审美特征：首先，是主体消失。在后现代文化氛围中，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等级制度被颠覆了，现代主义中的个性和风格被消除得一干二净，主体成了某种破碎的幻象。其次，是深度消失。现代主义艺术总是以追求乌托邦的理想、表现终极真理为主题，而后现代主义艺术则放弃了作品本身的深度模式，不再具有思想，不再提供解释，拒绝挖掘任何意义，仅仅追求语言。 再次是历史感消失。历史永远是记忆中的事物，而记忆永远带有记忆主体的感受和体验。第四是距离消失。在现代主义艺术看来，距离既是艺术和生活的界线，也是创作主体与客体的界线，它是使读者对作品进行思考的一种有意识的控制手段。后现代艺术中，由于主体的消失，作品失去深度和历史感，仅仅具有作用于人感官的刺激性，而没有任何启发和激扬的功能，换言之，它强调的只是欲望本身。

二、世俗化与当下民族文化心态表现

在全球化与后现代文化思潮中，中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传统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精神追求、生活理念与理想追求发生了一些颠覆性的表现。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心理表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追求社会权力与资本崇拜。中国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紧密相连，全球化给中国民众带来的最大利益是继续坚持改革与开放，人们在改革与开放中更能获得实际利益。全球化首先表现的是“资本”的全球化，中国民众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比今天发现资本的无穷魅力，各种投资、基金、保险、跳槽、学习、培训、进修及各种关系背后都是对资本的无限推崇。人们的价值观判断不再是以人格与道德的纯洁与高低来衡量，而是以个人拥有的资本与财富来判断一个人的能力与价值。由于中国社会资本与权力的暧昧关系，除了对资本本身的崇拜外，很多人追求的是权力。权力在某种特定的时代可以转换为资本的利润，所以拥有权力不仅仅是话语表达的优先，更是隐藏资本的巨大诱惑。权力过去是一种神话，而今天的资本更是全民追逐的全智全能的“上帝”，因此，全球化对人们最大的冲击是资本在中国的“复活”。

其次，热衷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后现代”文化语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狂热消费及享乐主义，而中国当下的一个社会显著特征就是刺激消费与享乐。过去，人们把金钱存入银行防老防病，而今天是人们提前从银行贷款及透支进行享乐。房价在五年期间犹如孙悟空的魔幻一天一个飙升与猛涨；各个大城市的车流以突破百万的几何数字年年递增，以至北京的机动车高达四百多万辆，每天车流如海，汹涌澎湃，前堵后涌；“五・一”、“十・一”黄金假期更是各处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房奴”、“车奴”比比皆是，但是，人们对高消费的热烈追求与激情并末减弱。时尚、服装、化装、美食都成了人们消费的兴趣。值得关注的是，除了物欲化的刺激与满足，人们还对情感进行过度追求与消费，情人、二奶、网恋、419()、SM(虐恋)、gay 与lesbian(男女同)等情感现象已在现实社会中广泛存在，并且越来越被大众所理解与接受。

再次，消解传统精神与意义隐退。全球化与后现代给国人最大的观念冲击，除资本的觉醒与享乐主义的盛行之外，就是整个民族的一种在金钱控制下的浮躁、喧嚣、势利、铺张及对公共道德与价值的冷漠和消解的文化心理。非理性主义、非崇高追求、非英雄冷漠，传统的道德主义与人文思想逐渐被消解，各种理想与主义已经被削平，历史的意义与深度已经黯然，个人的精神与理想主体性追求已经隐退。人们最感兴趣的是现实与资本，而原有的传统人文思想与改革开放初期全社会追求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生存法则，“位卑未敢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主义与道德主义理想，追求民主、个性、自由与独立的人格价值观念，今天都变得模糊。现实中人们的价值追求的是“实用主义”，人们对各种主义、理想、学说已经感到思想疲劳与审美疲劳，不愿意再在这些所谓的崇高意义中感到自身的精神困顿与劳累。

第四、沉溺艺术猎奇与媚俗情趣。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由于对高雅与理想的解构，人们的艺术精神指向则沉溺于猎奇与庸俗。读者对艺术的审美口味转换，意味着一个国家文化精神追求的转换。90年代末期到现在，占领文学阅读地位的是“身体小说”，神魔故事与玄幻小说，一部《鬼吹灯》和《哈利波特》横扫中国南北大地。读者当下文学阅读趣味的低俗，是中国当今时代精神危机的最突出的征兆之一。没有理想，没有信仰，没有崇高，没有精神追求，没有道德皈依，一切都是从现实的功利主义与享乐主义出发，追求当下的阅读刺激和快乐，而关注理想与人生，关注人类普遍性真理追求的作品在阅读的态度上完全拒绝。

三、多元化与包容性的民族文化姿态

民族文化姿态包括在全球话与后现代文化心理的语境中，我们民族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民族个性，民族价值观念与道德精神。民族文化姿态与选择包括如何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如何对待西方现代文化；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冲突及如何对待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首先，全球化不排除传统文化的坚守。很多人非常反对全球化进程，认为全球化就是对民族个性的逐渐退隐，而代之而起的是“后殖民文化”境地下的“新奴性”民族文化个性与文化心理。这种观点十分片面和简单。全球化进程中虽然有一些民族价值与理念的变化，但决不至于彻底颠覆与摧毁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文化核心。中华民族具有几千年的民族文化之根，传统的儒家文化经历了各种时代的考验，一些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如爱国主义精神、民族气节、个性尊严、尊老爱幼与天人合一、追求和谐等儒道思想是决不会消失。中华民族的价值哲学与坚韧勤劳的品质个性不会因全球化进程而失却。事实上，每一个民族之间虽然有文化个性的差异性，但人类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信念。如：爱国忠诚、道德理想、崇尚英雄及报答恩情。全球化可以促进人类相互理解，促进落后的文化逐渐摆脱腐朽与愚昧，而走向一种更为文明、现代、民主与科学的先进文化领域。我国传统文化中，过于崇拜权力，过于追求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的科举精神，过于注重情感与人治，而相对缺乏理性与秩序，缺乏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缺乏现代民主与法律意识，如果继续融进全球化进程之中，先进的现代文化观念必将对保守的封建传统文化意识产生强烈的冲击。

其次，后现代主义倡导文化的多元化。全球化与后现代主义相互相存，虽然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前现代的步划与任务还没完成，我国根本不存在“后现代”文化因子，其实，这是一种本土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表现。中国在当下价值观念及文化心态极其复杂，各种主义与思潮相互融合与冲突。既存在残存的封建意识形态，又有社会主义伦理价值观念，还有自由资本主义思想的冲击。在对待本土民族文化与全球各种文化冲击的时候，我们应该允许并提倡多元文化主义(pluralism)。多元文化是指在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化，信息流通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文化的更新转型也日益加快，各种文化的发展均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新的文化也将层出不穷。我们在现代复杂的社会结构下，必然需求各种不同的文化服务于社会的发展，这些文化服务于社会的发展，就造就了文化的多元化，也就是复杂社会背景下的多元文化。后现代的口号是“允许他人存在”，我们不能以一种思想统一所有思想，一种主义废除其它学说，一种行为认知模式规范所有社会实践认识。我们正确的姿态是以吸收融汇中西优秀文化精神为基础，立足本土，创造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强烈的时代精神和个性创造特征。

后现代文化论文篇(5)

除了荒诞化，形象化也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与现代主义的主要区别之一。在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在不断的加快，广告设计中如何能让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停下脚步好好地欣赏注意一个商品的特征，这是广告设计人员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在当今网络电子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各种各样的广告充斥着人们的听觉、视觉，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于广告的厌烦。在广告设计中，避免俗套、积极创新，唯美、惊艳的视觉、听觉冲击力才能在短暂的时间内刺激人们的大脑，使得大众能在瞬间记住广告的宣传内容。后现代主义中的形象化强调用夸张的摄影、绘画，并在这些设计中掺杂一些炫丽的色彩等，形象地表现出商品的主要特征功能，在短时间内刺激人的神经，让人印象深刻地记住。

二、后现代主义中广告设计的文化内涵

在现代文化主义特色中，强调的是“认真”“严肃”，然而在后现代文化特色中，重视的是“夸张”“创新”“个性”。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现代主义在广设计中的应用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没有过多的时间去了解一个广告的内容，这就使得广告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后现代文化利用各种混杂的方式展示一种戏谑、讽刺，以此来吸引大众的眼球。传统意义上的审美观点正在被冲击。追求创新、个性化、刺激的现代人类已经不满足那种平淡的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广告设计应当遵循文化转变的浪潮，不断地创新、改革。当今时代快节奏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寻找释放压力的方式，后现代文化正是切实地贴近人们的生活，给人以心理上的归属感和平衡感。

三、结语

后现代文化论文篇(6)

文学理论后现代主义中国文论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科技、媒介和消费水平高度发达的结果，它的宗旨是反现代主义，即“背叛了现代主义对超越性、永恒性和深度性的追求”，呈现出对多元化、解构经典和反本质追求的倾向，这种态势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方面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1985年，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弗・詹姆逊在北大作了的名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专题讲座，次年同名演讲集译著在中国出版发行。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受后现代主义影响颇深的中国青年学者王宁、王一川、陈晓明等人纷纷出书解读或译介后现论，响应这股风潮。后现代主义波及到了海峡两岸的文艺理论、文学、电影等各个方面，引起学界乃至社会强烈的反响。

在热议的同时，有人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文学理论家从学术研究角度论证了这一问题。首先，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和理念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次，后现代主义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批评视角和方法，为文学理论的拓宽了道路，发展出更多可能性；最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也有助其成长的土壤和条件：科技的迅猛发达、信息的飞速传递、各种媒介层出不穷、文化进一步形成产业化和商业化模式、艺术逐步趋向大众化和日常化，这都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所要面对和解释的对象。鉴于后现代主义自身特点和其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国文学理论家们一方面要杜绝后现代主义一味反现代主义的弊端，另一方面，要找准后现代主义和中国传统文论的契合点，使二者和谐地融合，同时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为新世纪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拓宽发展道路，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在后现代主义的渗透下，中国文化氛围以及文人心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反传统、反本质成为学界热点，文艺学学科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也被发掘出来，亟待解决。

一、反本质主义在新世纪文论教材中的凸显

新世纪的三本教材（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版、王一川《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版和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版，2007修订版）的出版和推广，是后现代主义对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最直接最具影响力的改变。“本质主义”是三本教材的核心关键词，它们动摇了作为大学统编教材的童庆炳现实的《文学理论教程》的官方地位，彻底了对文学进行的本质主义界定的传统。三本教材的作者一致认为，传统文学理论在讨论文学之前总会给文学设定一个本质，在这一大前提之下再向读者和学生介绍文学的规律。但这一前提根本就是一个错误。陶东风在其发表在2001年《文学评论》上的《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中就强烈表示，文艺研究和教学要克服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束缚。他认为童庆炳的教材被“审美本质主义”的框框所束缚。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便是针对童版教材而写的，既要学本质，同样也要彻底地反“审美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继承了后现代主义对传统质疑、解构的精神，为文学理论学者推荐了一种全新的探索视角，为文学理论和教材的拓展了一条更具潜力的发展道路。但如果辩证地看待这种反本质主义，需要注意，文学本身虽然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发生着改变，但不可否认，一定有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质特性存在，并且是超越时空存在的，对此应加以区别对待。

二、关于当代文论边界问题的研讨

文学理论仅仅依靠新的哲学思想和观念输入是不够的，正如童庆炳在《文学理论的边界》中指出的，“文学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有机、积极的学术联系”，文学理论只有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才有生存空间。但应该是以陶东风主张的通过研究“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作为建构方法，还是童庆炳先生认为的要回归文学现状本身，即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为根本。前者希望借鉴西方流行的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力图改变文艺学的尴尬处境；后者则认为固守文学实践阵地也可以绝地反攻。对于截然相反的两种论调，朱立元先生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认为“吸收文化研究的某些思路、视角、思考方式、研究方法和合理成果，对于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仅仅依靠文化研究拯救文艺学也不现实。毕竟中西方的文艺理论发展过程和状况存在着差异；再者，文化研究在西方已走入了“性文化研究”的死胡同，自身难保。因此，朱先生既主张回归文学本身，也提倡对当前的通俗文学文化现象加以关注，并很好地解决古今文论、中外文论的融合问题才是根本。

三、当代文论“失语症”

四川大学的曹顺庆教授提出了当代文论“失语症”的问题。他认为，当代文论丧失了表达自我的语言，一味跟从西方理论思维和话语，引用借鉴多过创新和思考，这是后现代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针对中国文论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缺点，曹顺庆提出了首先应当加强古代文论向现代话语的转换，“从传统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等方面入手，发掘、复苏、激活传统文论话语系统”，强调中西文论的对话和融合；其次是将西方文论中国化，即“处处以我为主，以中国文化为主，来‘化西方’，而不是处处让西方‘化中国’”，避免中国文论被后现代主义同化。这两点的核心都是以中国文论建设为中心，利用西方思想来辅助和为其服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论。这也成为了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一个强大目标，是中国文艺理论者为当代文艺学建设所做出的创造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岳川.后现代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童庆炳.文学的理论边界.江西社会科学，2004，（6）.

[3]朱立元.关于当前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的几点思考.文学评论，2006，（3）.

后现代文化论文篇(7)

詹姆逊教授曾经在他的经典性著作《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表示：“作为文学批评家，我认为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从作品文本的句法分析开始评论”。这一说法源于新批评派的主张。新批评理论立足文本的语义分析，注重文学的形式研究，即从审美自治角度加强对文学深入探讨，提出文学本体论的研究路线。作为一种重要文学理论研究范式——新批评缘起于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形式主义研究，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英国，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美国文学研究界出现蔚为壮观、波澜壮阔的新批评景观。从二十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伴随新左派的出现以及欧陆人文研究传统的传入，渐渐衰落。

詹姆逊诞生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中期，作为一个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他经历了较为独特的思想历程。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在美国文坛占统治地位的是以对文本的语义分析为主的新批评派。20世纪50年代末期，詹姆逊在读博士期间曾经留学德国与法国。这时期正是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流行德法之际。因此，尽管在导师奥尔巴赫与斯皮泽相关的新批评文体学影响下，詹姆逊完成了博士论文《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1961年出版）。但是，德法的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思想已经在其中形成一种明确的反动因素，使这样一本著作明显带有反对文学常规，反对文体学霸权模式色彩。其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高潮，出现新左派，再加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性质的越南战争运动高涨，詹姆逊也开始投身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之中，并写作了反映黑格尔与马克思辩证传统的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形式》（1970年出版）。

在《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辩证传统，阐释美欧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时，介绍了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布洛赫、卢卡奇、萨特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形成了自己较为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这些思想帮助他走出新批评模式的以文本分析（对作品进行语义分析）为中心的批评视界，也为他日后确立起“人学批判”思维路线开辟了思想道路。后来不久，他自发地以自己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思想诠释批判了法国的结构主义思潮，写作了《语言的牢笼》（1972）。并于其后，较为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进行思想研究，发表许多理论探索与文化研究作品，进行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实践，写作了关于魔幻小说、电影、绘画、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文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帝国主义、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新左派等领域的重多文章（其中很多篇章收入了《理论的意识形态》一书）。也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文学的“政治无意识”理念，认为文学是对社会的表征，文学研究应该摆脱“新批评”模式而走向更加广阔的文化批评。

二、“文化批评”的不断深入开展

20世纪70年代，詹姆逊自觉地以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来审视文学文本以及电影、绘画等艺术，以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帝国主义、新左派、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等现象。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发现政治无意识无处不在，在文学中也不例外。于是，在跨越了整个文化经验领域的思考基础上，提出文学的政治无意识本质观点，自觉的写作并在1981年出版《政治无意识》。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指出文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进而提出文化批评观点，走上关注文化文本的研究道路，这样一来，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其文本的关注到对重要的文化文本——电影的关注，再走向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关注，便成为一种自然。

《政治无意识》是詹姆逊对20世纪80年代之前自己马克思主义文学批判思想的总结，可以说是其文学理论研究历程中一部成熟的文学方法论著作，也是其思想成熟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其中包含对文学形式历史的较为系统的思想创见。正是在这部著作中，他树立起来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批判的文学研究与其他社会文化批判理念。政治无意识理念确立起来之后，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以及电影工业等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的自己较为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审视（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观我们将另文探讨）。1982年，在韦特尼博物馆讲座上詹姆逊作了《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的演讲，形成了对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基本看法，并在后来发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詹姆逊以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将后现代主义归结为一种文化要素，即后现代是一种文化“要素”，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可以容纳那些残存的或突然产生的反对它的种种文化形式的系统。“在这部著作中，他把晚期/多国/消费资本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经济基础的重要参照，后现代主义文化是这个总体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分期。”《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发表，标志其独特的后现代主义思想观点逐渐树立起来，也真正拉开了其著名的文化批评大幕。

《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发表之后，他将研究目光投向远距离纯文学文本较远的影视作品，并在1990年、1992年分别出版了专门性较强的影视研究著作《可见的签名》和《地缘政治美学》。其后，进一步关注社会文化现象，将自己的思维视点从文学文本扩展到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种种社会文化现象，并于1998年出版《文化转向》，明确指出自己演变成为了一名文化批评家。在这样的一个研究过程中，一种社会人学的批判思维逐渐树立起来，为其新世纪思维观点的进一步突飞猛进——转移到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现象的关注提供了可靠保障。

詹姆逊1980年写作《论阐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出版《政治无意识》，确立起相对较完备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观，逐渐将思维视域转移到对文学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上，受欧陆法国后现代主义以及德国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影响，开始考察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逻辑——后现代主义。如美国新左派主要代表佩里·安德森所言：“没有哪个作 者像詹姆逊那样深入探讨或全面研究后现代的文化、社会一经济和地域一政治层面的理论。”（见佩里·安德森1998年春为詹姆逊的《文化转向》所作《前言》）在詹姆逊看来，文艺的奥秘在于社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文艺。因此，在詹姆逊的理论研究中，文艺研究与社会历史本质发现并驾齐驱。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主要的内容是后现代主义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非常关注社会历史文化发展。将文学研究放进广阔的社会文化历史视域进行深层结构的思想透视是他一贯做法，在这种对文学的社会本质透视过程中，逐渐将思想视点集中在对后现代主义的本质思考。

综合起来看，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透视即其卷帙浩繁的“文化批评”创作可以划分为这样两个阶段。第一，历史化分析与意识形态考察阶段，即如同对现代主义进行历史化分析以及意识形态考察一样，将后现代主义文化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来审视，将后现代主义视为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表征，其代表著作为：《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后现代的诸种理论》《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第二，结合社会文化、艺术现象变化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深入的思维考察与性质批判（代表著作：《后现代的诸种理论》《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后现代性中形象的转变》《艺术的终结还是历史的终结》）；此外，还有进行社会精神变革实质发现即逻辑分析，例如：他在《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中指出：“我们已经看到了后现代主义复制或再造——强化——消费资本主义逻辑的方式；而更为有意义的问题是，它是否也有某种抗拒那个逻辑的方法。”其中已经包孕纯粹哲学批判的影子。

三、“现代性”的哲学批判

当资本主义的政治诡计、暴力色情等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淹没思想启蒙的伟大、“法国大革命”的崇高，人们内心开始重新渴望现代主义及其乌托邦——现代性。20世纪末米勒、布鲁姆等人对“回归经典”的号召成为后现代主义之后——“新美学”理想的最高呼唤。历史进入21世纪，詹姆逊针对这些精神现象的变化，仍然不断深化自己的理论研究，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实现了巨大思想跃迁。

在西方思想者看来，“现代性源自启蒙主义，它所基于的原理是对进步的信念且相信人类理性可以并应当改变世界”。在西语里，“现代”是同“传统”相对的一个概念。依照黑格尔的世界万物相反相成辩证而生的原理，现代不能脱离传统而存在，在传统中一定有现代的影子。依照胡塞尔的“现代”是对“古代”特别是古希腊传统的复兴理论。当我们翻开西方文化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性假如是以理性为内核的话，一定就是涵纳了超验想象、先验规定、经验分析、情绪体验的主体性焦虑——人的亘古不变的“存在焦虑”。依照这一视角，我们可以想见，现代性蕴含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中，而不是“现代主义”的简单精神表征。依此，我们可以推翻詹姆逊20世纪80年代甚至20世纪90年代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比如他肯定地说现代主义是对现实主义的一种时间性超越、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对现代主义的空间性超越）。假如现代性就是人的主体性的焦虑，是人关于生存与生活的一种整全性的存在焦虑。那么，依照詹姆逊的文化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的理论观点，我们就可以说无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文化都是对启蒙运动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超验想象、先验规定、经验分析、情绪体验等象征行为，均是现代性的表征，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性缺失”与“空间性变换”的根本差异，那种关于时间与空间的“书写的差异”的断想实际只是德里达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景观的一种描述或曰社会象征行为，并不是真正的真理解读。

后现代主义文化，也就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在詹姆逊看来，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这样一种文化反映的正是资本主义经历民族市场时期、帝国主义垄断时期之后的最新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后工业文化即信息传媒技术获得大发展，视像文化获得大流行，崇高批判文化传统正在被淹没，代之而起的是臣服于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个体下的快感评判的文化——大众文化流行。拯救人们于大众文化之水火的现代性焦虑——乌托邦成为后现代主义之后文化的主要特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之后，处于核心文化地位的仍然应该是这种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乌托邦叙事。在我们看来，这些无疑是进步而正确的社会思想文化观点。究其原因，无怪乎这是蕴含着马克思现代性的社会批判的合理思想内核的一种文化批判。这不禁让我们联想，詹姆逊在资本主义横行的全球化时代，在世界全面进入资本主义笼罩时代究竟坚持了什么思想？

詹姆逊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坚持马克思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特别是生产方式变革与经济形式变迁决定文化样貌作为批判的出发点，发扬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判思想，坚持的是乌托邦批判。乌托邦批判来源于社会主义理论，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批判是科学的资本主义批判，在对资本主义批判过程中坚持了空想社会主义时代的乌托邦思想。今天，在对全球化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依然应该坚持马克思的乌托邦批判视角，应该把这样的批判作为批判的思想基石。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现代性以理性为核心要素，通过对理性的分析我们看到，理性不反对超验的想象与先验的归纳，理性是有目标的，也一定是先验的归纳与超验的想象。詹姆逊的全球化批判理论不同于后现代主义“解构”特点的文化理论，与哈贝马斯提出社会交往行动理论一样，直接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实文化困境找来救命稻草——历史化的眼光、乌托邦的想象，表现出比较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的批判文化特征。此外，这种理论与晚期德里达的思想也非常一致。20世纪90年代，德里达开始寻找“解构思想”的理论前提，最终将 正义，将马克思以及莎士比亚等人的现代性幽灵思想作为自己思想的始源。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詹姆逊的现代主义追问——现代性哲学考察是伟大的，即：21世纪来临之后，尤其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逝世之后，其关于现代性的哲学批判有巨大精神启示意义。

四、詹姆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特点：“理论仍在途中”

早在1985年秋，詹姆逊曾经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讲学，将后现代诸种理论带入中国；2002年7月，詹姆逊再来中国，在华东师范大学为作了题为《现代性的幽灵》的演讲。从这两种演讲的对比中能发现其关注点的历史变迁。作为一个思想家，詹姆逊为我们不断提供崭新的学说与理念。他是一个不断进行理论探索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理论仍在途中”（1995年语言学会上与张旭东的谈话中提及）。他的理论睿智而深刻，内容丰富、精神厚重。综观其历程，1961年出版《萨特》之后，思想开始发生转向，即：20世纪60年代开始倾心马克思主义研究，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20年时间，先后出版梳理美国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批判研究结构主义并出版《语言的牢笼》，1980年出版比较成熟的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的《政治无意识》，并从此走上广阔的文化批评思想道路。

詹姆逊是个非常勤奋的学者，我们在各个思想领域均能见到他的身影。无论是新批评、还是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德法晚期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人类学、民族学、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等等人文社会学术领域都是他思想泛舟之所，思考对象遍及文学、政治、电影、建筑、服装等诸多社会文化。詹姆逊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不断把异国思想引入美国，一方面从其理论发展本身探讨揭示其实质，一方面用来思索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情况。他的学术兴趣广泛，学术态度明确，学术思想稳定，我们能说他的理论研究在“文化转向”（具体应该说“转向文化批评”）之后（从《政治无意识》出版开始）就不再思考文学及其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仍然写作多篇关于文学及其理论的著作。关于文学的政治表征理论之作——《政治无意识》出版之后，文学还有其他文化现象均成为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思考与批判对象，变成他了解并把握社会发展状态的媒介。批判视域扩大，他并没有就此不关心文学。相反，他开始在更广阔思想视域中关心文学。

此外，詹姆逊不断在“武器的批判中”锻造改进“批判的武器”。这一点可以从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不断发展中见出。“理论仍在途中”是他对自己的理论研究的总结，也是他学术思想发展变化的真实写照。在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然而，这是他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接受开始进入马克思主义思想世界，但不断接触新思想，革新变更时代进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结果。就拿在《政治无意识》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说吧，基本上可以说是德法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思想是他在批判地接受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断地汲取德法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想、批判结构主义思想，包括深入考察巴尔扎克等作家的反资本主义进步思想实质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我们通常把他的思想称为与空洞人道主义相对的历史主义思想，实际，本质上可以说是人道主义的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詹姆逊主张综合，向往一种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具体的乌托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简单割断历史，或是不要乌托邦的历史终结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