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商贸论文篇(1)

论文摘要：文章对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关系的文献做了系统的梳理，从制度发展、固定成本融资、流动性限制、汇率波动、不同的融资方式、产业融资特征、保险市场的不完善以及金融创造新贸易等不同的角度对这些文献做了详尽的分类和处理，并指出了当前研究的进展以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论文关键词：金融发展；国际贸易；制度 标准的赫克歇尔——俄林(HO)理论以及新贸易理论认为，要素禀赋、技术和规-模经济是比较优势的来源，并以此决定两国的贸易流。而金融发展水平可能对国际贸易模式有重要影响。Kletzer & Bardhan(1987)加入金融因素后的HO模型表明，金融领域的发展给一个国家更依赖于外部融资的产业带来比较优势。因此，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可能也是比较优势的一个来源。沿着这一思路，许多学者近年来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证探索，获得了更加稳健的证据。 一、金融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Kletzer & Bardhan(1987)分析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对需要外部融资的产业的融资功能。他们认为信贷限制较低的国家会专业化于使用外部融资的产业，而信贷市场限制较高的国家要么面临更高的外部融资成本，要么面临信贷配给，因此将专业化于不需要外部融资的产业。Baldwin(1989)第一个建立了金融市场是比较优势来源的模型，他证明金融市场更发达的经济更容易分散需求冲击的风险，生产风险产品的企业面临更低的风险溢价和更低的边际成本，金融市场更发达的国家能更好地分散专业生产风险商品的风险。Rajan & Zingales(1998)认为在金融发展水平非常低的国家，外部融资的成本非常高，使用更高比例外部融资的公司也必须承担更高的借款成本。Levine等(2000)认为，金融发展能使资金更好地分配和减少信息不对称，这会导致外部融资成本的减少。不同国家之间的公司特点在信贷限制上也会产生信息不对称。他发现在OECD国家，金融领域对产业专业化的影响大于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差异。Beck(2002)利用56个国家36个产业的数据，发现在1980～1990年期间，使用更多外部资金的产业的平均出口额在金融发达国家更高。Manova(2005)也认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贸易量有正的影响，特别是那些高度依赖于外部资金的产业中的公司。此外，他还认为在本国金融发展的任何水平上，自由化都提高了外部资本的可得性，自由化对贸易结构的影响进一步提供了金融发展独立于其他制度的证据。 二、固定成本融资和流动性限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固定成本融资对贸易的影响进入出口市场的固定成本的存在很久以来就被国际贸易的文献所认可。公司融资研究表明，对那些无形资产或者难以观察的资产，以及公司或者个人特定型资产进行投资的融资问题特别严重。Roberts & Tybout(1997)发现，一个公司的当前出口状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以前的出口经验。他们在哥伦比亚公司的样本中发现，以前的出口经验提高出口的概率达到60％。他们由此推断沉没成本在公司的出口决策中必然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Bernard & Wagner(2001)对德国的研究以及Bernard & Jensen(2004)对美国的研究以及Becker & Greenberg(2004)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在包含了前期成本和金融摩擦的出口模型中，Becker & Greenberg(2004)用双边贸易数据证明更发达的金融系统与更高的出口相联系，特别是在固定成本很大时，金融发展对出口的边际效应更高。 (二)流动性限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考虑了异质公司的新贸易模型认为，如果国内公司的生产力达到了临界水平，这个国家将出口商品给潜在的贸易伙伴，这样他们能获得正利润。除了生产力问题，流动性资金的限制也可能影响公司的进人决定。有大量研究流动性限制对公司重要性的文献，Gemer & Gilchrist(1994)指出，当货币紧缩时，小公司的生产缩短，这是流动性限制重要性的进一步证据。Campa & Shaver(2001)使用了20世纪90年代西班牙制造公司的面板数据，发现出口商受到的流动性限制比非出口商少，也发现出口商的现金流也比非出口商稳定。他们认为正是国外销售的所提供的稳定现金流放松了出口商的流动性限 制，而不是反过来。但Chaney(2005)通过一个具有流动性限制的垄断竞争模型认为因果关系与之相反：他认为正是因为一些公司面临了更少的流动性限制这才使得他们能出口，而不是反过来。在流动性受到广泛限制的经济中，或者外部资金成本很高的经济中，公司将不具有足够的生产力进人出口市场。 三、融资方式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融资贷款对贸易的影响大约一半的世界贸易是通过信贷进行的，供应商通过交易双方的商业银行给外国买家贸易融资贷款。对买家来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买家，来源于国外供应商的贸易融资贷款是外部融资的主要来源。Jinjarak(2004)用美国4位数产业的数据证明融资成本决定了国贸模式。对于每一个产业来说，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影响的传递率与产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和贸易贷款使用正相关。此外他使用美国商业银行和七国集团债券的贸易融资贷款的数据，发现贸易融资贷款的数量与总进口额、进口产品的差异化程度以及银行债权额正相关，在系统性银行危机期间，融资成本和国贸模式的关系也依赖于贷款安排(比如贷款期限)、商业银行规模(是否是货币中心，是大还是小)以及债权人的种类(是商业银行还是官方银行)。 (二)债务融资对贸易的影响当一个政府向外国借钱时，他可能会拖欠偿还本金和利息。在主权债务的主流模型中，借款人通过把债务和贸易限制联系起来以威慑拖欠行为。特别是他们使用贸易限制和其他商业限制来强迫这些国家支付债务，对拖欠国施加贸易限制是主权债务文献中最经典的惩罚。但Joshua Aizenman(1991)指出，在本国债务危机和其他金融扰动期间，贸易依赖度较高的产业的外部融资可能会比较有保障，这将减少债务国的经济混乱和提高他们未来的支付能力。Jeremy I.Bulow(2002)指出，债务政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培养贸易和提高投资效率，而不是最大化资本流。Tomz(2004)研究了19和20世纪债权——债务关系连接的重要性，他发现没有明确的或者隐含的证据表明国际债务的拖欠会引起贸易制裁。Jinjarak(2004)也强调了为了解决国际债务问题，除了借入国和债权国讨价还价能力之外，金融政策不能与贸易政策相分离。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他认为不仅需要认识到各国融资成本和债务状况不同，还必须理解经济中不同部门贸易和金融的联系。 四、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汇率波动对国家贸易具有负面影响Arize(1996)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对八个欧洲经济体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不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内，实际汇率波动的增加对于样本国家的出口需求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不论这些国家是否是ERM(Exchange Rate Mechanism)成员国。Doroodian(1999)运用(G)ARCH模型分析印度、韩国和马来西亚的数据表明，汇率的不确定性对贸易量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Barkoulas，Baum & Caglayan(2002)的研究发现，源自于微观结构冲击和基本因素的汇率不确定性减少了贸易流的变动，然而和政策创新的噪音信号相联系的汇率不确定性却增加了贸易流的变动。Baak & Listrijono(2003)运用重力模型分析了东盟1990-2002年的数据，结论是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有负面的影响。但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影响减弱。 (二)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明显Cotur(1985)发现几乎没有证据支持汇率波动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Gagnon(1993)模拟了有调整成本的动态最大化模型，得出了相似的结论。Kor & Lastrapes(1989)运用VAR模型发现汇率波动只解释了进出口的一小部分变化。Brada和Wei(1993)运用双边贸易的引力模型，发现即使汇率波动减少了贸易，和受限制的商业政策相比，其效应要小得多。Ruhl(2003)认为高频率的汇率波动只会引发贸易粗放边际的微弱调节，这解释了为什么汇率波动对贸易流动影响如此小，而对关税和配额的变化却如此大。 (三)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具有正的影响Koray ＆ Lastrapes(1983)使用(G)ARCH模型发现汇率波动的增加可能和国际贸易的增加相联系。Assery & Peel(1991)使用了误差修正模型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McKenzie和Brooks(1997)发现了美国和 德国进出口和汇率波动有着正的和显著的联系。Chaney(2005)研究了存在流动性限制情况下贸易的粗放边际。他认为当汇率升水时，一些现存的出口公司在国外市场失去竞争优势，停止出口；但同时，以外币表示的本国资产价值提高，那些受到流动性限制的公司开始出口。在一些情况下，实际汇率的升水可能实际上导致了总出口的增加。 五、金融与国际贸易的其他关系 (一)金融与创造新贸易关系Eaton，Kortum & Kramarz(2001b)使用法国出口商的数据分析发现，法国总出口的绝大部分变化来源于出口商数量的变化而不是每个公司出口的变化，这表明金融发展有利于形成新的双边贸易关系。Rajan & Zingales(2003)认为资本化的提高将在总体上导致双边贸易关系的数量提高，特别是在那些更加依赖于外部资金的产业。但是大量双边贸易持续为0的现象与上述论断矛盾。Helpman，Melitz & Rubinstein(2005)认为，从1970年以来世界贸易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贸易伙伴之间出口数量的增长。而不是新的双边贸易的发展。Acemoglu & Zilibotti(1997)证明在资本稀缺的国家，风险厌恶的投资者为了更好地分散风险，宁愿投资低回报但启动资金要求较少的项目，这样不利于新双边贸易关系的形成。Antoine Berthou(2007)认为金融发展和出口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他的模型表明：(1)金融发展对两国成为贸易伙伴的可能性以及贸易伙伴之间的出口量具有正的影响；(2)在初始金融发展水平很低和很高的国家，金融发展对两国成为贸易伙伴的概率以及对贸易伙伴间出口量的影响更大；(3)初始金融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金融对两国成为贸易伙伴概率的影响比对贸易伙伴之间出口量的影响小。 (二)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也有少数学者反过来研究国际贸易的发展对金融发展的关系。Blackburn和Hung(1998)认为通过规模效应，贸易自由化能加速金融市场的创新和发展，降低金融中介代理成本，产生更高的增长率。Aizenman(2003)从理论上研究了国际贸易开放对于金融自由化的影响。他认为贸易自由化使得金融控制成本增加，最终导致金融改革的发生。也就是说，金融自由化是贸易自由化的副产品。Do & Levchenko(2004)的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跟实际产出存在着均衡的关系。产出的变化会影响到金融发展，由于国际贸易会影响产出的变化，因此国际贸易也会影响金融发展。然后，他们用一个多国实证检验证明了自己的模型和立论的正确性。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一个互动的关系。 六、国内研究 在目前所看到的文献中，国内的研究相当少。白当伟(2004)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金融抑制、金融约束以及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并用世界77个样本国家1965-200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金融发展的确是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对中国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之间不存在长期关系。郭云峰与刁德霖(2005)简要地介绍了2002-2011年之间的一些文献。齐俊妍(2005)介绍了国外将金融发展因素引入HO的理论框架中的一些理论和实证研究，说明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资本禀赋和促进技术进步来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梁莉(2005)认为贸易开放度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是贸易开放促进了金融发展而不是与之相反。沈能(2006)认为我国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在长期中存在均衡关系。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上看，我国金融规模与国际贸易正相关，且两者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从反馈份额看，更多表现在金融规模对国际贸易的因果关系，但金融效率与国际贸易负相关且不存在任何因果关联。此外，他还考虑了在财政分权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其结论是：(1)金融发展有利于地区开放度提高；(2)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涉不利于外贸；(3)我国部分地区的出口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非正式金融。 七、结论 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是一个比较前沿的领域，国际国内的研究都还很少，很零散，很不系统。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也多是选取不同的数据和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因数据的选取差异以及实证方法的差异而不同。虽然国外学者在国家、产业和企业 三个层次上都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除了从技术层面具有说服力之外，实践层面还很难说是国际贸易影响了金融发展，还是金融发展影响了国际贸易。因此，这个领域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两者互动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领域。

金融与商贸论文篇(2)

关键词：外部融资依赖；金融发展；出口贸易；银行信贷；外商直接投资；外资依赖度；信贷依赖度；信贷密度；外资密度

中图分类号：F752.62；F2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5）01-0066-10

一、引言

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国际贸易与金融发展的关系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国外学者的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对贸易的影响在于完善的金融体系可以降低外部融资成本、扩大融资规模。Kletzer & Bardhan（1987）指出，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可以被视为和资源禀赋、技术水平一样的比较优势决定因素，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产业在金融体系完善的国家更具有贸易比较优势。Raja & Zingales（1998）的研究结果从行业层面证明金融体系能够通过便利资产交易、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外部资金依存度较高的产业将发展更快、出口份额更高、贸易获利更大。Beck（2000，2002，2003）从金融市场动员储蓄的功能角度分析了金融部门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并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规模经济，采用多国多行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规模收益越高的制成品对外部融资的依赖性越强、规模收益与外部融资需求具有正相关关系的结论。Svalery & Vlachos（2005）和Manova（2008）通过实证研究证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在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部门的出口份额较大。Bena & Ondko（2012）利用1996―2005年欧盟国家的相关数据检验了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认为金融发达国家的企业需要借助外部融资实现高速增长，为企业成长提供外部融资是金融体系的重要功能。

国内学者对于金融发展与贸易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分析。朱彤等（2007）使用中国23个行业的相关数据对金融发展影响比较优势的传导机制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外部融资支持并提高外部融资依赖较强行业的比较优势。谈儒勇（2007）选取31个省区20个行业的1 860个样本，通过在模型中引入金融发展与外部融资程度的乘积项发现，金融发展对不同省区不同行业增加值增长的影响会随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的不同而不同；在金融相对发达的地区，适合引导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行业发展，而对外部融资依赖度低的行业则宜于到金融相对不发达的地方发展。朱彤和曹珂（2009）基于行业外部融资依赖视角，采用中国制造业部门2001―2006年28个行业的相关数据，针对金融发展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各行业因外部融资依赖度的差别而导致资金获取规模的不同，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更容易通过金融发展而得到丰富的资金支持，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李连发和辛晓岱（2009）通过分析33个国家非上市企业的数据得出结论，企业的外部融资依赖性越强，融资成本就越低，金融发展对企业增长的促进作用也越大。高玮（2010）通过构建PR模型考察了银行业竞争程度对不同外部融资依赖度的制造业部门的影响，得出了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类型的制造业发展的结论。齐俊妍（2010）基于行业的外部金融依存度，考察了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与行业贸易竞争力的关系，发现行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是金融市场发展促进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孙灵燕和崔喜君（2011）从融资约束角度考察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外源融资能力，结果显示，民营企业的外源融资能力对出口增长的作用更明显。贵斌威等（2013）使用2001―2007年金融业和制造业的省际数据检验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融资依赖效应，结果表明，行业的融资依赖度越大，国有比重越小，将从金融发展中取得越大的优势。

曾璐璐：外部融资依赖、金融发展与出口贸易增长

综上所述，在已有的研究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相互关系的文献中，研究者大都将金融作为一种影响因素，通过分析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效率等方面对出口结构产生的影响来阐述一国金融发展水平对国际贸易的作用；也有部分文献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将金融视为一种要素禀赋，讨论如何通过动员和利用外部资金来影响一国的贸易水平。但是从外部融资依赖角度考察金融发展如何影响贸易发展的研究并不多见，并且大部分现有研究都是从金融市场的功能出发，而没有区分外部融资的资金来源。然而从融资渠道来看，不同类型的外部资金，例如银行信贷、FDI、股票与债券以及其他来源的资金，很可能对一国贸易水平产生差异性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资金来源出发，讨论不同类型的外部资金与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相互作用对地区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具体讲，本文将分别考察两种主要的外源性资金――“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相互关系，并分析在不同的外部融资依赖度条件下这两种异质资金对地区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这样，一方面可以在一个系统框架下考察外部融资依赖度、金融发展和地区贸易增长三者的关系，另一方面还可以为研究金融发展与贸易发展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计量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

根据Raja和Zingales（1998）所提出的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性可以通过微观机制和影响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效应，本文预期得出以下结论：地区经济越依赖外部融资，金融发展对地区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越大；考虑到不同的外部资金融资渠道，即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对外部融资依赖性较高地区的出口贸易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下面首先构建计量模型，然后对所使用的变量和数据进行说明。

1.模型构建

本文借鉴Raja & Zingales（1998）建立模型的方法，使用金融发展和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交互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考察金融发展和外部融资依赖度的联合作用对各地区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构建如下回归方程进行检验：

EXPORTit=c+α1INDit+α2FINANCEit+α3INDit×FINANCEit+α4CVit+μi+γt+εit

上式中，被解释变量EXPORTit表示出口贸易额，采用各地区当年出口额（按照年均汇率换算成以人民币为单位，并用GDP平减指数消除价格因素影响）度量。

解释变量INDit表示地区i在第t年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FINANCEit表示地区i在第t年的金融发展水平；INDit×FINANCEit表示地区i在第t年的外部融资依赖度与该地区同期的金融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项，用来分析金融发展水平与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相互作用是否对出口贸易增长产生影响，如果这一指标的系数显著，则表明金融发展在外部融资促进出口贸易增长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联结作用； CVit表示控制变量，μi、γt、εit分别表示截面特定效应、时期特定效应和残差项。

在所有的待估系数中，α3为本文实证检验的关键。如果α3的符号为正且显著不为零，则可以说明地区经济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高，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大。具体就不同融资渠道而言，地区经济对银行信贷和FDI的融资依赖度越高，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2.变量选择

（1）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

Beck、Demirguc-Kunt和Levine（2001）以国际金融统计的相关数据为基础，编制了一套衡量各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此后的研究大多沿用了这一体系中与金融中介相关的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金融发展结构等指标作为金融发展水平的变量。Love（2003）将金融中介发展指数与股票市场发展指数之和作为反映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总体指标。考虑到我国的股票市场发育不完全以及我国金融市场融资主要来源于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本文区分了不同的融资渠道，从两个方面度量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it）：一是全部金融机构贷款额占当地GDP比重，即信贷密度，用DENLOANit表示；二是外商直接投资占当地GDP比重，即外资密度，用DENFDIit表示。其中，第一个指标着重刻画金融部门的信贷资金的集中程度和金融发展深度，信贷比重越高表明金融机构（银行）投放贷款量越大，越有利于企业获取外部资金、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出；第二个指标侧重讨论可获得的外源资金中FDI的资金数量和贡献率，外资密度越高表明外资的流入量越大，越有利于解决资金约束瓶颈，促进出口。

（2）衡量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指标

Rajan & Zingales（1998）、Beck（2002，2003）、Svaleryd & Vlachos（2005）、谈儒勇（2006）的相关研究中，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指标的测量均以行业数据为基础，以检验不同行业由于各自的行业特征差异对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是否不同。与以上着重微观层面的行业研究不同，本文侧重从宏观层面考量不同地区对不同融资渠道的依赖程度。考虑到企业融资的主要目的是用于固定资产积累及再生产，我们借鉴并改进黄玖立（2010）的做法，对外部融资依赖程度（INDit）的度量考察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地区经济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依赖程度，用INDLOANit表示，采用国内贷款来源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外部资金本文将除自筹资金之外的其他形式的资金，包括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主要为FDI）、债券、其他来源，统一界定为外部资金。 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度量；二是地区经济对FDI的依赖程度，用INDFDIit表示，采用利用外资来源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外部资金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度量。

（3）控制变量

地区出口贸易的增长除了与该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关以外，还受该地区的一些其他因素影响。为了控制其他地区特征对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本文的控制变量重点考虑了以下影响因素：

一是政策性因素。为把握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一些政策特征因素：国内投资（DIit），采用各地区的固定资本投资额与外商固定资本投资额之差度量；政府支出（GOVit），采用各地区当年财政支出额度量；外资比重（SHFDIit）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多从事出口贸易，FDI对地区的出口贸易应当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作用。 ，采用各地区外资工业企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度量。其中，前两个指标反映了地区经济的政策导向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第三个指标不仅能够直接体现外资企业所占份额，还能够间接体现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

二是制度性因素。本文选取用两个制度性变量：国有化程度（SOEit），采用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度量；信贷偏向（BIASit），采用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利息支出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息支出比重度量。由于体制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银行的信贷资金大部分流向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相对高效的非国有经济在国内信贷市场受到融资约束限制，这种信贷资源的偏向性供给可能会对出口贸易带来不利影响。

三是要素禀赋，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中国各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分布不同，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资源丰富程度和劳动力密集程度也是影响地区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采用农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度量农业禀赋（DENARGit），采用当年煤炭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比重度量自然资源禀赋（DENINit），采用就业人数（LABit）和高等学校在校人数（EDUit）度量人力资源禀赋。

3.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中国内地29个省区（不包括、重庆）2001―2012年的面板数据。文中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区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有些省份某些变量的数据区间小于2001―2012年，本文保持原数据区间不变。计量所用数据均采用CPI指数消除了物价因素，并将相关数据单位以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进行折算。同时，各变量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以增强数据测量的平衡性。表1为数据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估计方法，即利用虚拟变量最小二乘法对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随机效应进行估计，并由Hausman检验决定最终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的计量结果。通过检验结果的对比可知，本文的待估模型均应该选取固定效应的形式。由于文中采用的数据是面板结构，因此我们使用GLS方法消除面板数据中的异方差。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本文利用stata11.0软件对计量模型进行了回归，表2的（1）～（4）列列出了采用“信贷密度”（DENLOAN）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和采用“外资依赖度”（INDFDI）衡量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估计结果；（5）～（8）列列出了采用“外资密度”（DENFDI）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和采用“信贷依赖度”（INDLOAN）衡量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估计结果；（9）列报告了以上四项变量的联合回归结果。

1.分别用“信贷密度”和“外资依赖度”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和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估计结果

仅加入INDFDI变量未加入DENLOAN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2的（1）列，INDFDI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值。表2的（2）列为未加入INDFDI变量的回归结果，用以检验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信贷密度是否会独立对出口贸易产生影响，数据显示信贷密度对出口贸易增长的作用显著为正。表2的（3）列为同时加入DENLOAN和INDFDI变量的回归结果，DENLOAN对出口贸易增长的作用显著为负，而INDFDI对出口贸易增长的作用是显著为正。加入DENLOAN和INDFDI交互项的回归结果见表2的（4）列，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因此，回归结果表明：银行信贷是各地区的重要外部资金来源，但与出口贸易增长负相关，信贷资金供给越多越不利于地区出口贸易的发展；同时，对外资依赖度越高的地区，出口贸易增长速度越快。

信贷密度与出口贸易负相关的结果与预期不符。根据以往经验研究（孙兆斌，2004；阳佳余，2007），地区银行信贷可以促进当地对外贸易发展，增加出口。而本文模型中的这一指标系数显示为负，表明信贷资金的密集投放并没有对地区的出口贸易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银行体系的信贷资金多供给较低效率的国有经济，而相对高效的非国有经济在信贷市场融资困难。控制变量中的两个制度性因素――国有化程度（SOEit）和信贷偏向（BIASit）也支持了这一判断，这两个指标的估计系数均为负 ，其中国有化程度更是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在国有经济集中和信贷资金流向国有经济较多的地区，银行信贷对出口贸易没有正向助推作用。也就是说，国有化程度越高，信贷资金越集中供给国有经济的地区，出口贸易发展越缓慢。

值得注意的是，（4）列结果显示DENLOAN和INDFDI的系数均为负，而DENLOAN与INDFDI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说明信贷密度和外资依赖度之间有明显的互动关系，见表3。

INDFDI临界值为0.07%，大于临界值时，DENLOAN增加有利于出口贸易增长；小于临界值时，DENLOAN增加不利于出口贸易增长。

DENLOAN临界值为0.35%，高于临界值，则INDFDI越高越能促进贸易出口；小于临界值时，INDFDI较低有利于贸易出口。若INDFDI大于临界值0.07%，DENLOAN越高越有利于出口贸易增长；若DENLOAN大于临界值0.35%，INDFDI越高越能促进出口贸易增长。结论是，INDFDI越高的地区，DENLOAN越高越能促进经济增长。

若INDFDI小于临界值0.07%，DENLOAN较高不利于出口贸易增长；但DENLOAN过低以至于低于0.35%时，INDFDI的增加对出口的是不利的。结论是，在INDFDI较低的地区，应该有适宜的DENLOAN与之相匹配。

从表3中可见，要使外资依赖度对出口贸易的作用为正，信贷密度必须大于一定临界值，即全部金融机构贷款额占当地GDP比重超过0.35%，低于0.35%时外资依赖度的增加对出口贸易有负效应。这可能是由于信贷密度较低的金融市场不仅不能通过信贷投放为地方企业提供资金，形成规模经济效益，满足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相反还可能因为滞后的经济环境减少对外资的有效利用。（4）列数据还表明，DENLOAN对出口贸易增长的边际作用是-0.46+6.69×INDFDI，当外资依赖度高于0.07%时，DENLOAN与出口贸易是正向关系，反之仍为负向关系。因此，结合INDFDI和DENLOAN对出口贸易的边际作用得到的结论是：不同地区、不同外资依赖程度下的信贷密度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在外资依赖度较高（大于0.07%）的地区，无论是从INDFDI对出口贸易的边际作用还是DENLOAN对出口贸易的边际作用来看，较高的信贷密度（大于0.35%）更有利于出口贸易增长；而在外资依赖度较低（小于0.07%）的地区，过高的信贷密度将直接通过DENLOAN变量对出口贸易产生不利影响，但是信贷密度太低（低于临界值）的金融发展水平，又会由交互关系导致外资依赖程度对出口贸易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这些地区需要寻找一个适宜的信贷密度与当地的外资依赖度相匹配。

2.分别用“外资密度”和“信贷依赖度”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和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估计结果

仅加入INDLOAN变量未加入DENFDI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2的（5）列，INDLOAN的系数显著为负。表2的（6）列为未加入INDLOAN变量的回归结果，用以检验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外资密度是否会独立对出口贸易增长产生影响，分析显示DENFDI对出口贸易增长的作用显著为正。表2的（7）列为同时加入DENFDI和INDLOAN变量的回归结果，DENFDI对出口增长的影响仍显著为正，而INDLOAN对出口增长的作用仍显著为负。加入DENFDI和INDLOAN交互项的结果见表2的（8）列，交互项系数虽然为正但不显著。因此，回归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各地区的重要外部资金来源，与出口贸易增长正相关，FDI数量越多越能拉动出口贸易增长，也就是说，FDI有助于缓解地区经济的融资约束，弥补资金缺口；同时，对信贷资金依赖度越高的地区，出口贸易增长速度越慢。

对于信贷资金依赖度与出口贸易存在反向作用不难解释。与一般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有所不同，中国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压制或制度偏向特征（黄玖立等，2010）。由于证券市场发育迟缓，大量外部资金以信贷方式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而银行贷款的发放带有强烈的选择性，其主要依据不是投资项目的潜在获利前景，而是制度特征，即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Huang，2005）。制度上的偏向使得低效率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可以长时间依赖银行贷款这种廉价和便捷的融资方式，以优先获得连续、丰富的资金供应。这意味着，对信贷资金依赖度越高的地区，其国有经济成分所占比重越大。而据统计资料显示，全国出口额的三分之二以上是由非国有经济贡献的，也就是说，相对效率较高的非国有经济并不能从信贷渠道寻求更多的资金来源以支持其出口比较优势。

与DENLOAN作为金融发展水平衡量指标的估计结果类似，表2的（8）列结果显示INDLOAN的系数为负，而DENFDI与INDLOAN的交互项系数为正，这说明外资密度和信贷依赖度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INDLOAN对出口贸易增长的边际作用是-2.31+1.41×DENFDI，这表明，要使信贷依赖度对出口贸易的作用为正，外资密度必须大于一定临界值，即外商直接投资占当地GDP比重超过1.64%，低于1.64%时，信贷依赖度的增加对出口贸易表现出负效应。这可能是由于外资密度较低的金融市场不仅不能缓解信贷资金不足对非国有经济带来的资金约束，相反还可能因为非国有企业通过非正规渠道向国有企业借贷而增加低效率的国有经济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依赖程度，减缓出口贸易增长。结合DENFDI和INDLOAN对出口贸易增长的边际作用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外资数量的增加可以给地区出口贸易带来正向效应，但不同地区、不同信贷依赖程度下的外资密度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尽相同；外资密度较高（大于1.64%）的地区，信贷依赖有利于出口贸易增长；而在外资密度较低（小于1.64%）的地区，信贷依赖会给出口贸易带来不利影响。

表2（9）列的结果也支持了以上分析，无论是以信贷密度衡量金融发展水平还是以外资密度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指标，都表明金融发展水平在外部融资促进出口贸易增长过程中具有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在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就越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增长。此外，在表2的估计结果中，外资密度的估计系数均大于信贷密度的估计系数，表明相比信贷资金，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拉动作用更强。

3.控制变量的估计

政策性因素中只有政府支出指标（GOV）显著为正，表明政府政策的干预与调节是地区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也符合我国一直以来推行的出口导向型政策推动经济发展的一般预期。国内投资指标（DI）的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外资比例指标（SHFDI）的稳健性不强，表明这两个指标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不明确。

制度性因素中国有化程度（SOE）和信贷偏向（BIAS）的估计系数均为负，其中国有化程度在各方程中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显著性较高。这基本反应了我国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偏向较低效的国有经济的事实，非国有经济的融资困难阻碍了出口贸易的发展。

要素禀赋变量中的农业禀赋（DENARG）的系数为正，但稳健性不强，表明农业资源是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因素之一，但各省份之间的禀赋差距不大；自然资源禀赋（DENIN）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自然资源禀赋的确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来源，但并不能在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中形成贸易优势；表示人力资源丰裕度和技术水平的变量LAB和EDU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一方面揭示出我国充足而又低廉的劳动力是构成现有劳动力密集型商品出口结构比较优势的根基所在，另一方面也表明人力资本的技术水平也是经济持续增长和对外贸易发展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选取地区出口增长率（GEX）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估计金融发展水平与外部融资依赖的联合效应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效果和显著性。我们重复了表2的模型回归，将结果列于表4，其基本结论与之前分析基本一致。估计结果再次表明，外部融资依赖和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对于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的地区，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就越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发展。前文的分析结论是稳健可信的。

五、结语

本文采用中国29个省区2001―2012年的相关数据，基于外部融资依赖度的视角，实证分析了中国的金融发展对地区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表明：（1）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都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外部融资渠道。在信贷资金的配置过程中，由于银行部门存在制度性选择歧视，信贷资金大量集中于低效率的国有经济，而非国有经济普遍遭遇“融资约束”，这使得信贷资金并没有在促进出口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积极推动作用，同时也限制了地区出口比较优势的体现；而外资数量的增加对出口贸易有积极影响，可以在一定程度缓解非国有经济的融资压力。（2）金融发展对地区出口贸易有促进作用，但外部融资依赖特征不同的地区，金融发展通过不同融资渠道对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在外资依赖度较高（大于0.07%）的地区，较高的信贷密度（大于0.35%）更有利于出口贸易增长；而在外资依赖度较低的地区，需要寻找一个适宜的信贷密度与当地的外资依赖度相匹配以促进出口增长。在外资密度较高（大于1.64%）的地区，信贷依赖有利于出口贸易增长；而在外资密度较低的地区，信贷依赖会给出口贸易带来不利影响。（3）与信贷融资相比，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贸易的作用效果更强。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调整银行体系的信贷资金配置结构，纠正制度性扭曲对非国有经济造成的融资约束；第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引导FDI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以缩小贫富地区的出口差距以及收入差距；第三，在对外资的引进过程中，要注意结合我国不同地区的融资依赖特征，发挥信贷资金与外资的相互作用；第四，提高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匹配地区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

本文基于中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样本，从融资渠道角度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促进出口贸易的作用，但不足之处在于：（1）对于融资渠道的度量并不全面，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只是金融市场的两条主要融资渠道，股票、债券以及其他形式的外部资金来源并没有在文中涉及，在以后的研究中，随着数据可得性和可操作性的增强是，对其他融资渠道的研究也可以纳入；（2）本文的样本区间仅为2001―2012年的数据，研究区间较短可能会影响对某些变量的分析及其显著性的讨论；（3）本文采用的是宏观层面的样本数据，后续研究可以考虑采用行业、产业层面的微观数据进一步研究融资渠道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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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商贸论文篇(3)

内容摘要：如何向外贸企业提供国际贸易金融产品支持成为当下我国国际贸易融资创新研究的重要课题。供应链融资要求商业银行更新信用评价体系，扩大贸易融资的业务范围，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减小了进出口企业的贸易融资成本。因此，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基于供应链的结构性金融创新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本文从我国实际经济环境出发，对我国供应链金融的融资创新设计进行相应的研究，以促进供应链融资创新在我国的深入发展，从而帮助解决我国中小外贸企业的融资难题。

关键词：供应链金融 国际贸易融资

引言

国际贸易融资创新，是商业银行在国际银行信贷业务中，基于传统的国际贸易融资工具的有机组合与重新设计，从而创造出新的、有别于传统国际贸易融资工具创新融资产品，并且借鉴资本市场规避风险的一些技术推出的新的贸易融资避险产品、流程和国际贸易融资方式。目前，无论是在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种类创新上，还是在国际贸易融资风险管理的技术和体系构架上，我国商业银行和国外同行之间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任重道远。针对目前中资商业银行进行国际贸易金融业务创新的现状，本文通过对国际贸易融资现状的分析，从供应链融资创新的角度入手，设计基于供应链金融的中小外贸企业国际贸易融资模式，从而帮助解决我国大量的中小型外贸企业一直存在的融资困难问题，使一些没有足够抵押物或足够信用担保的企业通过物流、信息流等方面的优势，实现更加有效的发展。

我国外贸企业国际贸易融资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商业银行开始开展国际贸易融资业务，随着国内金融市场渐渐与国际接轨，在我国国际贸易进出口额迅速增长的同时，国际贸易融资业务也发展迅速，国际贸易融资业务以其融资安全、流动性高和易于盈利的特点而越来越为商业银行所重视。如今，由于国际环境恶化和一些国家对人民币升值不断施压，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不可避免，同时由于金融危机过后国际汇率市场的不断波动，国内企业在大量不确定因素下对国际贸易融资需求比以往有更大的提高。

我国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产品缺乏创新导致贸易融资产品种类和结构单一，并且由于国际贸易融资风险管理理念保守、技术落后，使得我国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发展落后于国际贸易的发展。

目前，我国的中小企业数量为2930万户，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5%以上，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60%以上。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外贸领域一支重要的力量。据统计有超过80%的中小企业存在着融资难的问题。面对如此巨大的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市场，我国商业银行应尽快有效地开展国际贸易融资创新，有力地提升自身竞争力，与国外先进同行进行竞争，提升市场份额。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国际贸易量萎缩，许多中小型外贸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问题愈演愈烈，而与此同时，由于国内特有的经济体系特点，各大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主要客户往往是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这导致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局限于一些较为弱势的民间筹资和拆借或者是政府小额救济式的贷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缺乏金融信贷支持的困难。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能对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提供有效支持的我国中资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发展与外资银行相比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当前我国国际贸易融资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国内商业银行对国际贸易融资的重视程度不够。许多国有商业银行受传统观念的局限，往往不能认识到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在优化银行资产结构、扩展银行盈利渠道方面的作用。此外我国外贸企业对商业银行的金融支持停留在传统的信贷理念上，在其需要资金支持时不了解国际贸易融资的作用，从而使其主观上缺乏使用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动机，致使国际贸易融资的需求错位，引起商业银行的错觉而使其对国际贸易融资业务更加忽视。

二是国内商业银行贸易融资管理体制不健全。专业化经营是开展国际贸易融资的必要前提。国外先进银行如花旗银行、汇丰银行都已经成立以事业部形式组织的国际贸易融资部门，专门负责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营销推广、物权跟踪、业务监控等工作。而我国商业银行受限于以往传统的组织结构，往往将一个完整的国际贸易融资产品的流程分布到各个不同的职能部门中，导致业务衔接不畅，各个部门间缺乏协调和了解，使得整个业务流程无法一体化、高效化，业务主线不明，职能边界不清，完全无法满足国际贸易融资的时效要求，由此可知体制因素也制约了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发展。

三是现有的授信管理不适应贸易融资产品的特点。国际贸易融资业务授信规模核定随意性强，标准不一。各家银行在核定国际贸易融资授信规模标准上有较大区别，有的银行将国际贸易融资视同流动资金贷款处理，有的银行则根据融资品种的不同放大一定的倍数，融资政策的制订多是根据自身对国际贸易融资的理解，缺乏深入、科学的研究。国内银行在对待国际贸易融资上习惯以传统授信的方法为基础，以净资产和资产负债率等指标核定对国际贸易企业的授信额度。银行的信用等级准入制往往对资信状况一般的企业客户要求提供抵押担保，这种制度使大量净资产减少，但贸易关系可靠，物流、现金流稳较的潜在企业客户被银行拒之门外。

四是产品设计和技术手段落后。国内银行的传统国际贸易融资产品常常不适应现今结算方式的快速转变。技术系统的落后和产品设计理念的保守使得我国商业银行对于现今使用得越来越多的记账式国际结算手段缺乏有效的技术支持，使其白白丧失了很多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发展机会。国内银行的国际贸易融资产品多针对供应链单一环节融资，较少提供整合化服务方案。

五是进出口企业资信状况不甚理想。我国进出口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外贸企业由于自身实力受限，加之国内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往往容易在遇到困难时不遵守与银行的信贷协议，从而导致商业银行在国际贸易融资业务中利益受损，打击了银行发展国际贸易融资的热情。

六是相关法规建设滞后。目前为止，我国对国际贸易融资创新方式并无专门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也基本上没有任何判例。如我国虽然已经加入了FCI，并且接受了“国际保理惯例规则”等规范，但这些规范还不能用于指导监督我国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具体实施，我国亟待建立一套指导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发展的法律体系。这种监管方式的缺位也给国内银行开展国际贸易融资业务造成困扰。

中小外贸企业供应链融资创新

供应链融资是一种创新的国际贸易融资方式。供应链融资要求商业银行更新信用评价体系，扩大贸易融资的业务范围，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减小了进出口企业的贸易融资成本。因此，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基于供应链的结构性金融创新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基于供应链的结构性融资创新强调商业银行对资金流和货物流的有效控制，强调对上下游规律、行业信息、结算规律、运输和仓储、商品性质等了解和掌握。该贸易融资创新通过掌握国际贸易背景而开展的特点离不开供应链的存在。供应链和国际进出口贸易链所涉及的存货、预付、应收等众多环节产生的金融需求，为商业银行开展贸易融资提供了理想的业务资源。

对于基于供应链的结构性融资创新，商业银行强调链上企业之间的稳定合作。因为链上企业高度相关的合作关系可以增强供应链中单环节承受意外风险冲击的能力，从而保证供应链上商品流的顺利流通以实现融资收益。假定供应链融资中银行提供结构性国际贸易融资的贷款利率为：ri=r0+ci+Piλ+ki(δ-r0)，其中：r0为资金的利息率，ci是银行供应链融资的操作成本，Pi表示融资企业的违约可能性大小，λ为供应链融资失败带来的损失。ki(δ-r0)即为银行进行供应链融资所要求的风险回报，ki即企业的信用级别。

因此银行的供应链融资业务回报有：

，其中Li为国际贸易融资金额。

作为与银行合作业务较多，资信等级较高的客户，供应链融资环节中的核心企业Ec往往可以获得较高的授信额度，从而得到比供应链上其他企业EO更有利的贷款条件，因而商业银行对二者的风险溢价要求也不一样，应满足kEc≥kEO。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基于供应链的结构性贸易融资产品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回报为：，其产品的贷款成本和违约概率均应当由供应链的核心企业决定。而供应链融资中，链上核心企业贷款利息支出为。令πs表示同时期核心企业的资金收益水平，πE0为其初始收入，PiLi为供应链融资过程中合作企业的违约给核心企业带来的损失额，从而核心企业的利润可以计算为πEc(1)=πEc0-CEc(1)。供应链上与核心企业合作的中小型外贸企业利息支出便可以缩小为CEi(1)=Li×ri=Li×r0+Li×ci+Li×PEcλ+Li×kEc(δ-r0)。由于供应链融资产品的使用，中小外贸企业的运营周期缩短，其固定时期内的营运收入必然增加，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必然带来额外的收益：πE(1)=πE0-CEi(1)+πs。

相反，如果没有基于供应链的结构性贸易融资，相关各方的收益将降为：

核心企业：πE(2)=πE0-CEi(2)+πs，有CEi(2)=Li×ri=Li×r0+Li×ci+Li×Piλ+Li×ki(δ-r0)

中小外贸企业：πEc(2)=πEc0-CEc(2)，其中

由此本文认为基于供应链融资的国际贸易融资产品的博弈模型如图1所示。

通过博弈各方的受益分析可知πB(1)≥πB(2)，πEc(1)≥πEc(2)，πEi(1)≥πEi(2)，应用动态博弈理论可知，在节点2与3上，中小外贸企业将倾向于使用供应链融资创新产品，因而，节点B中，通过分析收益向量1和收益向量4，外贸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也将使用供应链融资创新产品。所以在O节点，商业银行提供基于供应链的国际贸易融资方案是有利的选择。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设计出一种适用于各种带有核心企业的基于供应链的国际贸易融资创新产品。在该创新产品中，其产品设计应当首先使得πEc(1)≥πEc(2)，并且保证(πEi(1)≥πEi(2))I(πEi(1)≥πEi(3))，所以为中小型外贸企业设计的供应链融资创新产品的资金成本上限为：

，同时满足：，因而商业银行进行供应链融资创新产品设计的最佳资金利率为：

。

综上，基于供应链的国际贸易融资的创新意图是通过资信较好的核心企业带动链上的中小型企业共同实现国际贸易融资，因为这些中小型企业在与核心企业合作贸易的同时，往往具有较良好的运作状况和财务状况。通过供应链上的国际贸易融资，银行可以在风险较低的前提下扩展一些较为优秀的中小型外贸企业，同时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争取更多的核心企业客户，从而有效而安全地扩展国际贸易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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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商贸论文篇(4)

关键词：东南亚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香港对外贸易

1、引言

金融危机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特征之一。1997年由国际投机资金冲击泰国货币泰铢而引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平均贬值25%-70%（何慧君，1998），实行联系汇率制度的香港为维持汇率稳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亚洲地区及受此影响的其他国家经济衰退也对香港的对外贸易造成了巨大损失，香港对外贸易出现了将近一年的负增长。两次金融危机对香港的对外贸易产生了及其重要的影响，但由于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影响范围不同，导致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机制也有差别，香港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措施也不同，通过对比两次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有利于香港在世界经济运行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和政策，从而更好的应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变化。

国际贸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到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再到克鲁格曼的规模经济理论、佛农的产品周期理论等，理论界对国际贸易的运行规律和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国际贸易属于一种经济活动，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波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贸易活动。Cantor和Mark（1998）、Baxter和Crucini（1995）等人的早期研究确认了国际经济波动中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传导渠道的存在性和合理性。石红莲（2010）认为在全球化经济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的经济波动都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进而向全球范围扩散。经济波动主要是通过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以及资讯等渠道传导的。陈学彬、徐明东（2010）金融危机短期内对国际贸易最直接的两个主要影响渠道为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王会强、（2010）重要从收入、价格、汇率、外商投资等方面研究了金融危机对河北省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其对外贸易的三个部分比较分析两次金融危机对其影响。

2、对外贸易指标变化比较

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对外贸易参与国际分工，节约社会劳动，不但使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还可以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促进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实现。衡量对外贸易的指标主要有对外贸易规模、对外贸易依存度、对外贸易价格指数、对外贸易地理方向以及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等，金融危机通过影响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周围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环境以及汇率等方面作用于对外贸易。本文主要从两次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规模、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和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等三个指标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

2.1 对外贸易规模

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对外贸易快速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贸易额进入全球前十，并成为世界最大的转口贸易地。金融危机影响对外贸易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对外贸规模的减小，东南亚金融危机中，1998年1月份香港进口和转口贸易开始出现负增长，1997年11月开始出现港产品出口负增长，并持续十多个月。国际金融危机中，港产品出口负增长首次负增长出现于2008年3月，进口和转口贸易均于2008年11月开始负增长，并持续将近一年。分别取两次金融危机周期中三年的月度贸易额增长率，东南亚金融危机从1997年1月至1999年12月，国际金融危机从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其进口贸易、港产品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增长率变化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见，两次金融危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香港对外贸易规模，但是影响的范围和时间长度却不同。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贸易的影响力度明显比东南亚金融危机强，但后者影响持续的时间更长，国际金融危机中，进口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22.74%，港产品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50.64%，转口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22.44%，而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进口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22.38%，港产品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21.96%，转口贸易增长率最大降幅为16.73%。国际金融危机中，进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12个月，港产品出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22个月，转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12个月，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进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16个月，港产品出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26个月，转口贸易负增长持续了15个月。此外，两次金融危机周期中，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贸易影响波动明显大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且，对港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先于进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可见，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属于暂时性的冲击，而东南亚金融危机则属于长久的影响。

2.2对外贸易地理方向

对外贸易地理方向是指一国或地区对外贸易额的地区分布和国别分布的状况，即该国的出口商品流向和进口商品来自哪些国家或地区，说明一定时期内各个国家或区域集团在一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有的地位，通常以它们在该国或地区进出口总额或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来表示。一国或地区的对外贸易地理方向通常受经济互补性、国际分工的形式与贸易政策的影响。从两次金融危机周期中分别取6个月香港十个主要贸易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额增长率数据，如表3所示。

从表3可见，香港进口贸易中，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影响的是香港从日本、台湾、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瑞士以及泰国等国家的进口，而从中国内地和韩国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国际金融危机中，主要影响香港从中国内地、日本、新加坡、韩国和瑞士等国家，而从台湾、美国、马来西亚、印度和泰国等国家的进口影响则相对较小。港产品出口贸易中，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影响香港与中国内地、新加坡、日本、韩国、澳门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对香港与美国、台湾、瑞士和英国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影响不明显；国际金融危机对与香港贸易的前十大国家和地区都有较大影响，但影响的时间先后有差别，对香港与瑞士、澳门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影响相对较晚一点。转口贸易去向中，东南亚金融危机对香港与日本、印度、韩国、新加坡和越南的贸易影响比较大，与中国内地、美国、德国、台湾和英国等国家的影响较小，而与英国的贸易额还处于上升之中；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与美国、德国、韩国、英国和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影响比较明显，对香港与中国内地、日本、印度、台湾和越南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影响较小。

2.3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进出口贸易中各种商品的构成，即某大类或某种商品进出口贸易与整个进出口贸易额之比，以份额表示。一个国家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主要是由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自然资源状况和贸易政策决定的。香港实行高度开放的贸易政策，服务业发达，制造业份额相对比较小，使得香港产生制造业空心化现象，两次金融危机对香港香港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如表4所示。

从表4可见，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主要商品的进口、港产品出口和转口贸易均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对出港产品的出口影响较大，杂项制品、矿物和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和电动机械、仪器用具及零件等降幅均超过或接近30%，转口贸易中降幅超过10%的有四种产品。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非金属矿物制品进口、电动机械、仪器和用具及零件的出口，而办公室机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的进口和转口均有所上升。

3、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影响的机制比较

3.1 金融危机的收入效应影响比较

金融危机对贸易最直接的影响是以收入效应降低贸易对象的实际购买力，即主要影响香港的出口贸易，香港的出口市场主要是中国内地、美国、东南亚以及西欧国家，两次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收入的影响不尽相同。亚洲金融危机主要影响东南亚的经济，从各国实际GDP增长率可以看出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1998年实际GDP增长率迅速下降，日本1998年增长率为-2.05%比1997年下降了3.61个百分点，韩国和印度尼西亚1998年增长率分别为-5.71%和-13.9%，比上年下降了11.48%和17.84%。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则机会影响了香港的整个出口市场，美国收入减少后，对香港的产品和劳务需求就会降低，直接导致香港出口的减少。同时，美国是全球进口大国，与诸多国家保持高度相关的直接或间接贸易，通过国际间的贸易进而影响香港对欧盟、日本等国家的出口。

3.2金融危机的价格效应影响比较

价格效应主要影响香港的状况贸易，由于香港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度，两次金融的价格效应对香港对外贸易的机制具有差异。亚洲金融危机的价格效应主要表现为东南亚各国的货币贬值，而20世纪末香港主要是与中国内地、日本、西欧以及美国之间进行转口贸易，与东南亚的转口贸易比重比较低，故而通过价格效应的影响不大。国际金融导致全球商品价格下降，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利润率，直接导致本地生产企业生产积极性下降，出口减少。但是，美元的贬值降低了包括石油、矿产品、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国际价格，从而降低一些企业的进口成本，这个有利于香港的转告贸易。所以，国际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是综合性的。

3.3金融危机的汇率效应影响比较

东南亚和韩国、台湾、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对香港的出口竞争力构成了不小的威胁。由于实行联汇制，港元兑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在7.749～7.730之间，相对其它亚洲国家货币间接有大幅度的升值，使香港产品的出口价格竞争力有相当大幅的减弱。在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的影响下，国际市场的一些商品价格下跌，如1998年初国际市场工业制成品价格比1997年9月降低了10%，涤纶切片、纤维和棉纱等产品也因韩国和印尼等国的低价倾销而价格下跌。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经济大幅下滑，美元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有利于美国的出口，从而影响香港对美国的出口。

4、结论

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虽然产生的原因不同，但都对香港对外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东南亚金融危机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而且反应迅速，但是其影响力比国际金融危机小。东南亚金融危机主要是从东南亚国家的货币贬值导致香港的实际汇率上升导致香港对外贸易下降，国际金融危机主要是影响香港的对外贸易环境，欧美国家的实际需求下降，转口贸易和港产品出口贸易受到冲击，日本、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疲软进一步加大了对香港对外贸易的影响。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中香港的对外贸易政策比较及时和完善，从而比较迅速的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从两次金融危机中可以发现，内地和香港出口中受冲击最小，能保持出口价格和销量不变或增长的是高新技术产品和优质名牌产品。陆港合作开发高科技的提法早已有之，全球的知识化、高科技化和香港出口竞争力的相对减弱都不容香港再迟疑不前。由于香港本地技术、人才、资源和成本的限制，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方面仍要借助内地，因此应充分发挥香港本地信息、资金筹集、服务方面的优势，相互合作增强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共同防范金融危机。

参考文献：

[1]盛洪昌.国际贸易实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2]毛艳华.香港对外贸易发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张作乾.香港对外贸易[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金融与商贸论文篇(5)

关键词：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商业存在；海洋经济增长

1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及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入，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开放进程也随着向前推进。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就是指一个国家国内的金融服务要面向国际化，外国的金融服务要面向本土化及实现资本跨境无壁垒自由流动。现阶段由于我国并没有实现资本账户的完全自由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握金融服务贸易开放进程并进行有效管理，成为我国目前迫切关注的问题之一。同时，海洋经济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也备受关注。浙江省作为改革试点的先行示范区，在海洋经济建设中受限于传统信贷支持力度而面临巨大金融缺口。那么金融服务贸易开放能否给海洋经济的增长带来正向效应，并为其金融缺口提供多元融资渠道成为本文论证的主要问题。本文将以浙江省为例，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探索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对海洋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金融服务贸易开放与海洋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2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王允贵(1999)认为，开放金融服务会带来更多风险，主张以渐进式开放加以风险防范。陈勇(2008)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服务贸易能够提高东道国的银行效率，但不同的金融自由化路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相同，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张小波(2011)认为中国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为正，但是现实开放水平下的增长效应要明显小于官方承诺开放水平下的效应，且现实开放水平下的效应有递减趋势。综合上述，中外学者关于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观点，会发现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好似一把“双刃剑”，在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会增加一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从而危及金融稳定与经济安全。

3金融服务贸易开放促进海洋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金融服务贸易开放主要有四种模式：跨境贸易、国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其中商业存在与跨境贸易方式最为普遍，且前者优于后者。因为在商业存在模式下，国际金融机构是通过在东道国建立附属金融机构或者分行来为当地提供金融服务的，具有较低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并且能够迎合当地居民的本土偏好。而在跨境交付模式下，由本国金融机构在国内为境外消费提供金融服务。所以本文将以商业存在为例分析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对海洋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1)技术溢出效应。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对海洋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首先体现在技术溢出效应上。金融助推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来自于技术进步及其推动的金融发展。金融服务贸易开放的技术溢出效应是指发达国家把先进技术上的所有权优势通过在发展中国家设立商业存在所进行的转移效应。跨国金融机构所转移的技术主要包括金融专业应用技能和管理技能。包括风险定价、资产投资组合、信贷评估、会计及审计等应用技术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等管理系统。金融业技术溢出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渠道：第一个是从人力资本培训渠道溢出。即通过跨国金融机构对东道国雇员进行培训的投资溢出。当跨国金融机构在东道国设立商业存在时面临两种选择，第一种是从投资国选派高技能人才到东道国工作；第二种是对当地雇员进行培训后上岗。后者成本低于前者，因此,金融技术通过人力资本培训渠道溢出。第二个是人力资本流动渠道溢出。随着国际金融机构的雇员流动到当地金融机构，这些金融业技术也随之发生溢出。第三个是从金融技术的创新渠道溢出。跨国金融机构为获取在本地的竞争优势，会根据当地客户的需求而研发出新的金融技术。这种技术创新也是技术溢出的来源之一。(2)竞争与示范效应。金融服务贸易的开放将引入国际竞争机制，促进东道国金融体系的效率提高。国际金融机构的进入会带来新的金融服务和工具，而因其较大的可移植性致使国内金融机构得以在竞争驱动下竞相模仿，并根据当地客户的特殊要求加以改进。于是创新的金融工具与服务将会在更广阔的市场里得以推广，促进金融发展，进而更好地推动海洋经济发展。(3)资本增量与最优配置效应。首先金融服务贸易的开放将直接带来资本增量的增加，为海洋经济发展中的金融缺口提供有效补充，构成海洋经济建设的多元金融支持路径；同时在资本本身特性的驱动下，资本将会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优配置，这将最终促进东道国海洋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从而为东道国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长足动力。

4金融服务贸易开放给海洋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不利影响主要是从国家宏观经济大环境的层面上来分析的。其一，宏观经济的稳定与金融安全将面临挑战。因为真正的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将消除各国间的金融服务贸易壁垒，实现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这将使国内与国际的金融体系面临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在资本管制放松的情况下会给东道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带来巨大的威胁。其二，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影响国际收支的均衡及其调节，从而带来东道国经济的不稳定与金融安全隐患。其三，商业存在方式提供的金融服务会与国内金融机构形成激烈的竞争，从而给国内银行的经营带来竞争压力，甚至导致银行危机。

5实证分析

下面将采用浙江省的数据来进行金融服务贸易开放与海洋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中的测度指标选取方案如下：金融服务贸易开放指标将选取浙江省商业存在和跨境交付模式下的金融服务贸易额，其中商业存在模式下的金融服务贸易额由外资银行在华资产来代表。而跨境交付模式下金融服务贸易主要记录在国际收支平衡表(BOP)中服务贸易账户的子项“保险与其他金融服务”项下，因此其额度可以根据外汇管理局公布的BOP相关数据整理获得。海洋经济增长指标则选取浙江省年海洋生产总值来表示，样本数据时间跨度为1998～2014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国海洋统计年鉴《》浙江金融年鉴》等。分析软件为Eviews6.0。协整方程设定为：lnMGDP=β1lnFB+β2lnTD+ε。其中，MGDP代表海洋经济增长，FB代表商业存在模式下的金融服务贸易，TD代表跨境交付模式下的金融服务贸易。β1、β2为估计系数，ε为随即扰动项。分析过程如下：(1)单位根检验，排除时间序列样本非平稳性所导致伪回归的可能性；(2)协整检验，进行样本的长期均衡关系验证；(3)Granger因果检验，即样本的因果关系验证。经过实证分析发现浙江省金融服务贸易开放与海洋经济增长两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平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金融服务贸易与海洋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

6结论与建议

金融与商贸论文篇(6)

关键词：金融发展；国际贸易；作用机理

一、我国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的总体概述

最早对“金融发展”这一概念作出定义的是Goldsmith

（1969），他认为金融发展其实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FIR）是Goldsmith（1969） 在《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中最早用来衡量金融发展的量化指标，FIR=（M2+银行贷款+债券余额+股票市价总值+保费）/GDP。 另一个指标是McKinnon（1973）提出的衡量一国金融深化的数量指标M2/GDP，有的学者简称它为“麦氏指标”或“经济货币化指标”，它反映了一国金融发展的深度和货币金融体系的支付中介和动员储蓄职能。如图所示就两个指标而言我国的金融市场的规模是不断增长的。

图1：1999年-2013年我国FIR和M2/GDP走势

从我国实际宏观数据来看，货币资产总量（M2）由1990年的119897.9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1106524亿元，增长了10倍，M2占GDP的比重由133.7%上升到194.52%。截止2012年底，我国黄金储备达到3389万盎司，外汇储备33115.89亿美元，相比2010年分别增长167.48%、1900%。社会融资规模由2002年的20112亿元上升到2013年的173168亿元，增长将近9倍。从证券市场基本情况来看，截止2013年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数（A、B）已达到2489家，境内上市外资股公司数达到106家，境外上市公司达到182家。股票市价总值239077.19亿元，较2010年增长5倍。国债发行总额15544.01亿元，增长4倍，企业债券发行额到2012年底达到37366亿元。保险公司总资产达到82886.95亿元，较2002年增长13倍。

国际贸易方面，到2009 年中国的外贸度额就已达到 2.2 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其中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0亿美元增长至2013年的22096亿美元，在世界出口额所占比重也从1978年的不足1%增长至2013年的11.8%，到2009年我国在世界贸易的位次上升为第1位。中国连续保持着出口总额位列世界第一，进口总额位列世界第二，中国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已经确定。

图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额情况

二、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机理分析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金融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大发展，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是否有影响，国内外学者也通过相应的实证方法得出一国良好的金融发展有促进国际贸易的作用。主流的贸易理论主要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资源禀赋理论。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学者提出了偏好相似理论、技术差距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等。20世纪80年代又提出了内生分工与专业化贸易理论。相关国际贸易理论表明，国际贸易的基本动力是比较优势，要素禀赋和技术的差异是决定国际贸易分工方式和贸易结构的主要因素。所以比较优势、要素禀赋、技术等都是影响国际贸易的因数。

Rajan and Zingale（1999）认为金融发展可以改善一国的资本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来促进国际贸易结构升级。相关学者用AK模型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作用机理，从资本的储蓄和投资关系出发，他们认为金融发展提高了储蓄率与储蓄向投资转化比率，从而增加了投资，投资的增加又扩大生产使产出增加；同时投资资本的供给增加，使得成本降低。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水平则取决于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的提高有利于技术创新和风险分散，进而提高生产效率，优化一国的出口商品结构，进而促进贸易的增长。另外，良好的金融体系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引导社会资本向技术创新环节投入，促进内生技术进步，对技术进步的金融支持越强，从技术外溢中获得效果以及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越强，进而影响一国与他国的技术差异，该国将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进，金融发展通过促进技术进步间接影响对外贸易产业升级而改善贸易结构。

Baldwin（1989）以风险管理的角度，从金融中介和金融工具两方面着手，认为金融发展带来的结果都有利于对外贸易中的不确定风险的管理。国际贸易中往往会出现一些风险比如：信用风险、汇兑风险、价格风险、商业风险、运输风险、政治风险等，这些风险的存在构成了进行国际贸易的障碍。金融发展能够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通过相关国际贸易融资工具（打包贷款、出口信用证押汇和出口托收押汇、福费廷、保理等）、出口信用保险、出口信用担保等金融服务，可以有效地规避、减少国际贸易中的各种风险，便利交易。

Kletzer&Bardhan （1987）、Baldwin （1989）、Rajan&Zingales

（1998）、Levine （2000）、Beck（2002） 、Manova （2005）等研究了一国金融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贷限制较低的国家会专业化于使用外部融资的产业，信贷市场限制较高的国家将专业化于不需要外部融资的产业。Jinjarak（2004）、 Joshua Aizenman （1991）、Jeremy I. Bulow （2002）、Tomz（2004） 也认为一国好的金融制度可以形成良好的融资成本机制，一国（地区）金融市场的发展，使本国经营者获得完整的市场信息的成本降低，同时能为企业提供更多A外部融资渠道，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融资成本也更低，由此形成比较优势，提高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汇率制度也会对国际贸易产生重要的影响，一国货币贬值则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货币升值，会抑制出口，增加进口。同时，资本在国际间可以自由流动，一国货币汇率的变化对两国资本的相对价格的长期趋势没有影响，但本币汇率的升值提高了国内的工资利率比，改变了国内的相对资源禀赋，进而影响贸易商品结构。

综上所述，金融发展可以通过资本、技术、风险管理、相关金融机制等各个方面影响一国的禀赋、比较优势、进出口商品结构从而作用到国际贸易上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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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evine， N. Loayza， and T. Beck.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growth： Causality andcaus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46（1）：31～77， August 2000.

[6] Rajan and L. Zingales. The great reversals： the politic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69（1）：5{50，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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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n the volume and variability of trade flow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1，481～496.

金融与商贸论文篇(7)

摘要：随着中国的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国外资本不断进入了中国。近些年来，在金融服务业领域，FDI的数额更是逐年递增。相较于实体行业FDI和进出口呈现相互替代的作用机制，大量文献表明金融业FDI和金融服务贸易之间呈现相互互补的作用形式。本文通过建立FDI对金融服务贸易的实证模型，通过数据分析证明了随着FDI的增加，金融服务业进口额却不断增加。并且，FDI的不断增长可能导致了中国金融服务业逆差的不断加大。最后，本文提出些许建议，旨在利用好并引导好金融业FDI，让其为中国金融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FDI；金融服务贸易；实证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当今世界，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最活跃的领域，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并且金融服务贸易作为服务贸易的比较重要部分，对一国的发展乃至经济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先作为金融行业，它必然是国家经济体系的主线，也是国民经济中最敏感的部分，它能够超前和敏感地感受和反映其他行业的发展状况和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因而各国对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都十分重视。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外的学者对服务贸易国际直接投资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Helpman、Krugman（1985）等人发现金融部门FDI理论与金融服务贸易理论出现了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趋势。Li（2003）等的研究表明，FDI对创造和生产金融服务发挥重要作用，FDI与金融服务贸易不是像传统贸易一样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

国内研究FDI与金融服务贸易关系领域的不多，很多事集中在服务领域。姚站琪（2006）通过计量分析得出：金融服务贸易与金融服务投资具有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方慧、李建萍（2008）通过理论分析和计量检验得出，金融业FDI与我国金融服务的贸易额、出口额和进口额之间呈正相关关系，金融业FDI扩大了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逆差。

基于以上成果，本文采用计量分析，论证我国金融业FDI与金融服务进出口贸易的关系。

二、中国金融业FDI对于金融服务贸易影响的实证检验

（一）数据收集和变量选择

本文选取了1997-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回归模型。所用软件为eviews3.0。利用软件对上述假设进行论证。

研究过程中采用4个变量，分别是：

（1）年度金融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FDI

（2）金融服务贸易进口额YI

（3）金融服务贸易净进口额YM

（4）金融服务贸易出口额YE

为了消除数据中的异方差，分别对这三类数据取对数，分别记作LFDI，LYI，LYM，LYE这并不改变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二）模型建立及结果

本文利用eviews30软件对模型进行统计检验、单位根检验、Granger因果分析、协整分析以检验我国金融利用FDI量与金融进出口服务贸易之间的关系以得出相关模型。

此处设定模型如下：

1.FDI对金融服务贸易进口额的影响：

2.FDI对金融服务贸易净进口额的影响：

3.FDI对金融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影响：

1.单位根检验

对于时间序列有必要先进行单位根检验，以保证Granger检验和模型的可行性。

基于ADF（Augment Dickey-Fuller）方法对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为这三个序列都是二阶单整的I（2）。

2.协整分析

本文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

首先，检验FDI和进口额之间的协整关系

对各变量之间进行协整回归可得到；

由表5可以看出YI方程的残差通过了单位根检验，表明其时间序列平稳，进而可以说明LYI与LFD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其次，同理可检验FDI和净进口额之间的协整关系，结果如下。

LYM=37053+08432LFDI+μ

最后，同理检验FDI和出口额之间的协整关系

LYE=18116+07739LFDI+μ

三、结论

从上面实证分析可知，金融业FDI与金融服务进出口贸易和进出口差额存在有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内联系却是不显著的，FDI增加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有长期的推动作用。从实证结论可以得出结论：金融业FDI与金融服务进出口贸易具有协整关系，FDI增加1%，会引起金融服务进口贸易增加083%和出口贸易增加077%。并且金融业FDI与金融服务进出口贸易差额也具有协整关系，FDI增加1%，会引起金融服务进出口贸易差额增加084%。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金融业FDI对我国金融贸易的发展是具有促进作用的。然而，在引进金融业FDI时，也应该注意FDI加剧了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逆差缺口。（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参考文献：

[1]Helpman，E.Krugman，P.J.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MIT：Cambridge，MA.1985.

[2]Li，D，Moshirian F，Sim A.TheDeterminants of Intra-IndustryTrade in Insurance Services[J].Journal of Risk & Insurance，2003，70（2）：269-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