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国外论文篇(1)

建立多层次的消费信贷体系目前我国消费信贷业放贷主要集中于商业银行，并且种类单一。要完善我国消费信贷体系，首先应在保障质量的情况下放开市场准入，鼓励更多金融机构参与进来。如允许资金雄厚、信誉度高的金融公司参与。在美国，消费信贷的提供者除了有商业银行、金融机构之外，还有政府特许机构、零售商等。对于我国现阶段的情况，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也可以成立附属于企业销售的金融公司。如汽车生产厂商成立为客户购买汽车提供贷款的汽车信贷公司，大型家电制造商成立提供家电购买贷款的电器信贷公司。

另外，还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引导商业银行合理安排消费信贷业授权，扩大服务范围。对现有金融制度进行改革创新，突破原有旧体制的束缚，针对不同客户开发特色服务等。最后，可以在加强风险控制的基础上推出不变利率住房信贷、标注固定利率质押贷款等西方流行个人贷款产品，以及逐步开辟抵押贷款证券化等金融衍生工具。

加快建设个人信用评级体系借款人诚信是消费信贷得以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但我国建立个人信用档案制度才刚开始起步，信用观念还未得到普及，利用虚假资料骗贷、逃贷的现象仍然存在。对于我国现阶段的情况，首先应当从完善信用档案开始着手。在建立个人信用档案时应当进行综合考量，不仅对个人的资产状况、还款能力进行考察，还应当将个人信用和个人纳税记录、保险记录挂钩，如果发现借款人有偷税漏税或者保险不良记录的应当降低其信用等级。

消费国外论文篇(2)

关键词：扎根理论；外国名牌；本土品牌；消费者行为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1.019

1引言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国人的消费观念及消费偏好发生了转变。中国消费者对名牌的需求量不断攀升，消费量在全球所占的比重处于领先地位。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奢侈品的消费量。在我国的名牌消费总额中，对外国名牌的消费量占有较大比重。根据新华网报道，2015年我国消费者境外消费约1.2万亿元，是全球主要旅游消费群体。中国人的全年奢侈品购买比重占全球的46%，消费总额达1168亿美元。其中，在国外的消费是910亿美元，占总额的78%。相同的数据也常出现于其他媒体的报道中。例如，根据中国经济新闻网的报道，约53%的被调查者倾向于购买国外化妆品品牌，只有19%的人会选择国内品牌。由此可见，我国的消费者在名牌消费的过程中有偏爱外国品牌的倾向。

目前学术界关于名牌消费的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人们购买名牌的消费动机；影响人们购买名牌产品的宏观经济因素；产品的品牌形象及其对消费者的主观购买意愿的影响。虽然学者对消费者购买名牌的现象作出了深入探讨，可是他们一般不会在研究中将国内名牌和外国名牌进行区分。然而，从上述数据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消费者在消费态度及消费行为上对外国品牌和国内品牌存有一定的差异。有鉴于此，本课题组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围绕我国消费者偏爱外国名牌这一现象展开调研。

本研究力图为未来我国企业成功打造国内名牌的事业做贡献。产品的品牌对于企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品牌是消费者进行购买时的一个关键选择依据，也是企业提高自我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本课题组尝试通过探求影消费者对国外名牌的购买偏好的因素，提出增强消费者对我国品牌认同感的有效方法。

2文献综述

名牌消费是指人们通过消费名牌产品来满足其对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求。随着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观念转变，消费者对名牌的消费偏好也逐渐显现。目前，学者的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名牌消费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

在国内，池上新使用了厦门市居民的样本来研究城市居民消费的性别差异，发现男性群体中名牌消费主要受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而女性群体的名牌消费则主要受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逯建，李灵杰基于家庭金融的调查数据，研究影响中国家庭奢侈品消费的主要因素，发现家庭奢侈品消费主要受家庭的收入水平、消费习惯、财富状况、心理因素的影响。宁全荣，张馨提议，炫耀性消费观念的形成受民族品牌与国际知名品牌的竞争力差距、中国传统的面子文化影响。孟蕾基于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数据，研究奢侈品风潮所造成的符号压力，发现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整体趋于年轻化、大多数人呈现从众的消费特点。

在国外，Godey，Manthiou，Pederzoli针对来自中国、法国、印度、意大利的消费者展开问卷调查，发现社交媒体对品牌价值及消费者的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Bagheri针对来自马来西亚的消费者展开调查，发现消费者购买具有明显名牌标志的商品通常是出于炫耀、从众的心理，而购买没有明显名牌标志的商品则是出于对高品质的追求。

综上所述，目前文献尚不能够合理地解释中国人为什么会偏爱外国名牌。因此，本课题组将在此次研究中，重点探讨这个问题，力图弥补文献的空缺。

3研究方法

本课题组采用了扎根理论的方法来进行此次调研。本研究使用理论抽样结合滚雪球抽样的方法。为了确保选择合适的研究对象，本课题组锁定了拥有至少一年购买外国名牌经历的消费者群体，并邀请受访者推荐周围经常购买外国名牌的消费者来参与此次的调研。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来收集数据。在了解受访者的基本资料之后，我们基于以下问题提纲来进行访谈：“买外国名牌的途径”、“购买的品牌种类”、“为什么倾向于购买外国品牌”、“是否了解国内的品牌”。数据的收集在到达饱和阶段后停止。本课题组在此次研究中一共对30人进行了访谈。参与调查者的年龄介于20-26岁之间，其中男性5名，女性25名，均来自江苏地区。

4研究发现

本课题组发现，我们所采访的消费者对国外产品的消费偏好并不仅限于如香奈儿、古驰、纪梵希等名牌商品，也包括了如奶粉、面霜、身体乳、餐具、零食等日用品。下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讨论我国消费者偏爱外国产品的现象。

4.1我国消费者对国外产品质量的迷信

参与此次调研的群体普遍认为外国品牌产品的质量相较于国内品牌的产品更有保障。这种对国内产品的怀疑和歧视态度有时近于盲目的趋势。我们发现虽然大部分的受访者都表达了“担心国产的不安全”、“国产品牌的质量还是不敢恭维”的看法，可是他们一般都没有对国内的品牌有过深入的了解。

我们有不少的受访者拒绝使用国内品牌产品的原因就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外国产品“比较安全”。例如，一名受访者表示：“国家的质检要求不一样，有些国外的牌子制作更精良，使用时间更持久，虽然有时候价格相较于国内品牌更高一些，但是性价比更高。在化妆品方面，国内的制造水准不敌国外，生物科学，化学水平不够，而且更新换代太慢，一些专利国内并没有，国外的化学品成分更有技术含量。”我们发现这些受访者对外国品牌的“迷信”使得他们偏向于关注和购买国外产品。因此，他们虽然对外国品牌如数家珍，可是对国内的相关品牌却是一无所知。

4.2无论“贵”、“贱”，我国消费者都会选择的国外产品

就价格因素而言，受访者表现出了一种“自圆其说”的现象。当他们的需要能够被某种国内品牌或国外品牌的产品所满足时，无论国外产品较国内产品的价格高或低，他们都会选择购买国外产品。

例如，当面对平价产品的选购时，如果国外产品比较便宜或者价格相当，受访者通常会购买国外产品。即使国内和国外的产品在使用效果上并无明显的差异，他们一般也会认为“既然国内的和国外的价格差不多，那就用国外的，更高级，感觉买了放心，买了品质”。然而，当面对奢侈品的选购时，消费者却一般会选择价格比较昂贵的国外产品。昂贵的价格不但不会让这些消费者转向消费国内产品，反而会让他们竞相追逐国外产品。他们坚信，国外产品比较昂贵的价格代表的是它们的高质量。

4.3我国企业的品牌营销策略有缺陷

外国企业藉由各种渠道帮助自己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创造了具竞争优势的品牌。例如，外国球星的使用及代言让我国消费者对他们的品牌产生了信赖，形成了良好的粉丝经济基础。相比之下，我国企业在品牌的营销上存有两个主要的缺陷：错误定位和不懂得妥善利用粉丝经济。首先，我国品牌的错误定位导致了部分客户的流失。顾客因为不知道相关国产产品的存在，转向购买外国品牌。例如，一名受访者表示“国内的护肤品大多偏向中老年那一块，适合青少年用的太少了，基本是一个欠缺的状态”、“国内的品牌缺乏设计感，没有我们要的运动系列，国外在这方面比较占优势，很有吸引力”。其次，在受访者中，有一群偏爱外国品牌的消费者属于盲目跟随者。他们之所以会选择外国品牌是因为受到了网络红人的影响。由于国内企业没有善加运用诸如网络红人等营销渠道，不会利用粉丝经济原理创造需求，致使大量潜在客户的流失。

5讨论

有鉴于现有的文献在我国消费者偏爱国外品牌现象的方面解释力有限，本课题组展开了此次扎根理论研究。我们发现，受访者对国外品牌有着一种近趋迷信的态度。他们深信外国品牌的产品质量优于国内品牌，并且无论价格高低，都会首选外国品牌。

受访者一般认为国外产品相较于国内产品更有质量保障。根据受访者的意见，他们相信导致这种观念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近几年的新闻报道中不断出现有关于国内产品质量的丑闻。这一问题在食品安全领域尤为明显。以奶粉行业为例，自从2008年三鹿奶粉|量问题事件以来，国内奶粉市场便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以至于在全国掀起了抢购国外奶粉品牌的热潮，甚至一度出现了中国人抢购国外奶粉致其短缺的事件发生。

根据2015年新浪财经的相关数据，自2008年起，外资奶粉的进口量大增，不断蚕食国产奶粉的市场份额。例如，2007年时，外资奶粉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只有35%左右。可是到了2012年，外资奶粉的占有率却变成接近60%。尽管我国政府已经开始致力于整顿国内的奶粉市场，可是我们不少的受访者仍表示“还是不太相信国内奶粉的质量”，而且有些消费者甚至不相信在我国境内出售的外资奶粉。例如，一名受访者表示“同一种国外品牌在国内买和在国外买还是有差别的。”

在研究的过程中，本课题组也发现受访者一般认为国外产品比较高级。因此，在国外产品与国内产品价格相当，甚至是相比之下更低的时候，受访者通常会选择购买国外的产品。我们认为，这种想法是矛盾的。外国产品如果要进入中国，首先就必须支付本国的关税，进入中国的关税，及运输费。在产品的出厂价格加上两重关税及国际运输费的情况下，如果国外产品相较于国内产品价格相当甚至更低，其实也间接地表明国内产品的价格更高、需要更高的成本。若以价格来衡量产品的质量，那么应当是国内产品的质量更高。可是为何中国消费者忽视了这一点，依旧认为国外产品的质量高于国内产品呢？与其批驳我国消费者崇洋，不如说外国政府及企业对产品的严格管制更能增强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中国的消费者普遍存在这样的心理，认为国外产品能够进入市场，能够出境销售，代表他们已经通过了本国企业以及政府的质量检测，所以会比直接投入市场进行销售的国内产品有更高的质量保障。

因此，如果要让消费者重新爱上国内品牌，我国企业及相关政府部门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一系列的质检系统改革。首先，政府需要加强质量管制，其次国内企业需要不断完善质量监督机制，最大可能地减少问题产品的流出对于企业的品牌形象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使得中国消费者逐步树立起对国内品牌的消费信心。

另外，我们也发现许多女生在选购化妆品时，即使是首次购买，大多数女生也会选择外国品牌，无论是迪奥，阿玛尼这类的奢侈品品牌，还是爱丽小屋，悦诗风吟这类较为平价的化妆品品牌。她们的消费行为一般是受了网络红人的影响。

产品品牌所具有的象征价值和符号价值是影响消费者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姜凌，周庭锐，王成璋，2009）。同时消费心理在品牌价值的实现中又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沙吉丹牧，马翔，2008）。因此，中国品牌应努力构建自我品牌的核心价值，包括象征价值，符号价值等，增强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和品牌敏感度，并不断地更新他们的营销渠道，让他们的产品能够打动更多的潜在客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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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孟蕾.符号光环的追随与迷失[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3，（1）：99105.

[14]Godey， B.，Manthiou， A.，Pederzoli， D. Social media marketing efforts of luxury brands： Influence on brand equity and consumer behavior[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6，（69）：58335841.

[15]Bagheri， M.Luxury Consumer Behavior in Malaysia：Loud Brands vs Quiet Brands[J].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4，（130）：316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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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国外论文篇(3)

论我国发展消费信贷的相关问题及法律对策

2. 毕业论文选题来源、价值和目标：

消费信贷作为一种消费形式在我国虽然刚刚起步，但在国外却早已非常流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消费信贷首先在美国兴起。二战后，西方一些国家的商业银行为了有效运用资金，增加利润收入，将贷款逐步从生产领域扩大到消费领域，使消费信贷成为商业银行的一项重要业务，并得到了迅速发展，消费信贷业务的收益也成为各大商业银行的重要利润来源。在我国,“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十分盛行，所以，许多中国人都还是“零信用”记录。尽管在有些大城市人们的信用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已有相当一部分人突破了自己的“零信用”记录，但是，大多数人仍然对贷款消费持谨慎态度。

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我国已将发展个人消费信贷提上了经济工作的议事日程，作为消费信贷参与者的商业银行和商品销售方也纷纷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消费信贷的商业措施，但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统一规范消费信贷活动和调整消费信贷关系的全国性法律。当前我国调整消费信贷的规范性文件，层次较低，如《个人定期储蓄存款存单小额抵押贷款办法》(中国人民银行1994年12月12日)、《商业银行自营住房贷款管理暂行办法》(银发[1995]220号)《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4月1日起实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房地产信贷部职工住房抵押贷款暂行办法》(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92年9月23日)、《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指导意见》(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3月2日)等，这些“管理办法”和“指导意见”均未达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层次。当前城乡消费信贷业务的迅速发展，呼唤我国消费信贷法尽快出台，为城乡金融机构和有关商业企业拓展消费信贷业务，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与法制环境。

本文分析消费信贷的产生与发展,研究我国消费信贷的发展概况、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试图从营造有利于消费信贷发展的宏观环境、加强消费信贷管理、特别是在健全和完善消费信贷立法等几个方面寻找促进我国消费信贷稳健发展的途径。

3. 毕业论文工作内容：

1 查找现有文字资料

2 对开展消费信贷工作的商业银行、商品销售单位以及已经采用信贷方式进行消费的个人进行调查，了解在实际生活中使用消费信贷时所遇到的问题。

4. 进度计划：

预计用20周完成毕业论文，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第1——2周：查找资料，初步确定论文题目;

第3周：与老师商讨，确定论文题目;

第4周

第5周：完成开提报告及论文大纲交老师批阅;

第6——11周：依据论文大纲完成论文一稿交老师批阅;

第12——13周：完成论文二稿

交老师批阅;

第14——15周：翻译相关英文资料;

第16——17周：完成论文三稿;

第18——19周：完成相关论文简介、答辩提纲等;

第20周：定稿打印。

5. 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1 谢渡扬主编：《消费信贷指南》，地震出版社，2019.7

2 李世谦主编：《信用消费》，经济管理出版社，2019.6

3 曾益：《关于国有商业银行个人信贷业务的思考》，《投资与研究》，2019.第2期

4 邱尚启：《消费信贷的风险与防范》，《金融时报》，2019.2.17

5 《上海消费信贷形势喜人》，《国际金融报》，2019.2.1

6 周雯霞、吴振华：《消费信贷利国利民，提速发展正当其时》，《中国城市金融》，1999.第6期

7 赵辉：《美国的住房信贷运行机制》，《现代商业银行》，2019.第1期

8 叶永刚、邓亚平：《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信贷及其发展》，《理论与实践》，2019(20)

9 尹世杰：《我国当前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几个问题》，《消费经济》，2019(1)

10 白玉玲：《论健全消费信贷法制》，《财经理论与实践》，2019(1)

11 刘锡平主编：《消费信贷指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9.8

12 粟勤：《消费信贷》，中国审计出版社，2019.1

13 王伯栋：《铺就消费信贷的绿色通道》，《中国金融》，2019.第11期

14 莫正宁：《借鉴外国成功经验发展我国消费信贷》，《金融理论与实践》，2019.第4期

15周显志：《消费信用立法初论》，《财经理论与实践》，1997，1

消费国外论文篇(4)

平行论坛一文化消费助推城市发展

文化消费与城市建设密不可分。研讨会平行会议一围绕文化消费与城市建设，文化消费存在的问题，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协调等问题展开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在会上表示，文化消费是凝聚和打造都市气质最佳的途径。一方面，书店、剧院、创意产业园区作为一个文明都市的地标为城市增添了文化气质。同时，文化消费能够使市民回归本真，尊重文化，从而提升城市的软实力。

但与此同时，业内众多专家也认为，目前我国的文化消费存在不足，这与市民的文化消费观念、文化产品供需不对位等问题有关。

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副总经理李德刚建议，从政府层面讲，文化消费的供给、需求和渠道都需要由政府引导。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深入调研，根据不同人群、产业特点，在尊重观众、消费者需求的基础上，在尊重产业规律的基础上，去制定产业扶持政策。

同时，市场是文化消费最好的试金石。“把文化场所的选择交给市场、交给文化人、交给商人、交给文化经纪人，市场的发展就交给市场去调节，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就会越来越趋向合理。除此之外，企业也应当认真研究产品与需求之间的关系，供给市民所期盼的文化消费产品。” 北京演艺集团副总经理李龙吟说。

平行论坛二从文化需求寻找投资方向

文化消费和文化投资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双轮驱动，一个是拉力，一个是驱力，在文化产业下一轮发展当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和重要的推动力量。如何把握物质文明丰盛下的文化消费需求，寻找文化投资的商机，推动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是不少企业关心的问题。

研讨会平行会议二主要围绕“文化消费与文化投资”的议题展开。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周茂非表示，当前北京文化消费尚不及生活消费的10%，与之相比，欧美发达国家已达30%。目前文化消费呈现高端化趋势，中低收入人群难以承担高额的费用。

与会嘉宾认为，消费和投资密不可分，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当中，自2009年以来主要消费的增量来自于两个因素，第一是来自于消费能力的提升，第二是来自于产品供应的提升。另外， 目前消费者对文化消费的观念还不强，而如何能更新消费观念，培育国民更好的消费意识，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提升。

在新元文智集团董事总经理刘德良看来，文化消费关键点不是在消费金额，而是在消费时间，如何能够提升每个人的文化消费时间很重要。从长期来看，提升文化消费，要从教育抓起，要从幼儿园、小学抓起。有些高端的文化消费之所以没有成功走向大众化，原因在于其要求消费者有一定的知识和鉴赏能力。

平行论坛三文化创新须以消费需求为根

在平行论坛“文化消费与文化产业创新”上，与会专家指出，2012年，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非常迅猛，总收入突破了1万亿元，占GDP 的比重达12.3%，成为仅次于金融业的支柱型产业。2012年北京市的人均GDP达1.3万美元，即8.7万元人民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3.65万元，但2012年北京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只有1658元，只占可支配收入的4.5%。

按照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超过 5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应进入一个需求旺盛期。但我国目前文化消费现状与经济的增长和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很不匹配，文化消费潜力为何没能充分释放，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撑点和增长点在哪里，文化产业创新的发力点又在哪里？

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总经理李丹阳认为，设计消费是文化消费的高端形态，它将成为未来的主流消费方式。即人们个性化的需求通过购买设计服务来实现，从而多层次满足不同消费能力人群的需求。

消费国外论文篇(5)

关键词：股票市场；财富效应；居民消费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和发达国家比，消费不足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最终消费由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构成，通过对比中美两国政府和居民最终消费的比重，发现两国政府消费非常接近，差距最大的是居民消费，2014年美国的居民消费接近GDP的70%，而中国不到50%。我国的消费率同时也低于韩国、日本等文化习惯和我国相似的东亚国家，甚至也远低于印度、巴西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中，居民消费不足问题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三驾马车间的失衡问题、经济增长的结构矛盾问题日益突出，再加上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仍不明朗，出口持续萎缩，中国陷入了短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和中长期转型依靠消费带动增长的两难选择中，破解这一难题的重中之重就是有效扩大居民消费。

针对我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Modigliani和Cao（2004）提出是劳动力人口比例的变化导致我国的居民消费不足。杭斌和郭香俊（2006）用预防性储蓄解释了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程令国和张晔（2011）认为由于文化习惯和家庭偏好的原因导致了我国居民消费率不足。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解释了我国消费不足的原因，并给出了促进我国居民消费的措施办法。

本文将从我国股市的财富效应入手，通过分析股票市场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尝试找出促进居民消费的新途径。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猛，我国股票市值与GDP的比值从1998年的0.4迅速上升至2014年6月的1.4。另外，随着居民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投资股市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股票对中国经济和居民消费的影响与日俱增，股票投资已经成为众多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股市好坏对提高居民消费和促进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重要。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针对股市是否具有财富效应以及股市财富效应对消费影响程度的研究很多，但存在较大分歧，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一）国外研究情况

最早提出股市财富效应和居民消费相互作用机制的是Ando和Modigliani（1963），他们利用生命周期理论对居民的家庭消费行为进行了解释，并通过这一模型理清了股市财富效应和居民消费支出间的关系。Modigliani（1973）进一步对美国股市财富效应和消费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在劳动收入固定的前提下，股市收益每增加1美元，消费支出会增加5美分的结论。在此之后，股市财富效应成为研究宏观经济政策时讨论的热点问题。Romer（1990）用消费者信心理论重新解读了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认为大萧条期间，股市的迅速崩盘和持久的熊市大大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消费者对未来预期悲观，从而大幅减少消费支出。Carroll等人（1994）及Bram等人（1998）在此基础上研究了美国居民消费者情绪和消费支出的关系，认为消费者情绪的高涨会刺激居民消费增加。Nahuis（2000）通过对英国、法国、德国等八个欧洲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Poterba等人（1995）通过研究分析美国数据，认为美国股市财富效应对消费影响的主要途径是信号传递效应，股票价格的变化同时会伴随消费支出的变化，股票价格和消费支出通过两种方式存在一定的关联性。首先，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股票价格就是对未来经济的反映，而人们对经济的预期又会体现在消费上，因此股票价格的变动会引起消费的变动。另外，股市具有财富效应，股票价格的变化会使家庭财富变动，从而使家庭的预算约束改变，消费也随之改变。Otoo（1999）通过来自美国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不论家庭是否拥有股票财富，其成员情绪的变化都与股票市场的价格变化具有相关性。股市上涨时，消费者信心增强，消费支出增加：股市下跌时，消费者信心减弱，消费支出减少。Otoo的研究还表明，股市的上涨会改变家庭及个人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居民会把股市的价格作为经济的先行指标，从而通过股市价格的变化来预测未来劳动收入的变化。

Dy.an和Maki（2001）把股市财富效应分成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类。他认为股市价格的变化直接体现在消费水平的变化上，这是直接效应。但是股市会存在不确定性，股价变化不能立刻体现在消费变化上，而是存在一个时滞，这使得股市价格的变化体现在未来某一时间的消费变动，这是间接效应。后来的学者多以Modigliani（1975，1977）创立的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来研究股市的直接财富效应。按照持久收入假说，可以将消费品分成非耐用品消费，耐用品消费等形式，并把消费者的财富分成人力财富和非人力财富，非耐用品和服务娱乐等相对数额较小的消费更多地取决于持久性收入。按照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人一生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工作获得收入，第二阶段纯消费没有收入，要靠第一阶段的储蓄来弥补第二阶段的消费，因此消费者会平滑自己的消费以获得最大效用。对于股市财富效应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生命周期消费模型：C=ΒW+ΔY。其中，C表示消费支出，W是消费者拥有的股票财富，Y表示消费者的收入。模型中W和Y的系数β和δ由估计得到，β是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表示消费者财富变动与消费变动之间的关系，δ是消费对收入的弹性，表示收入变动和消费变动之间的关系。

Mehra（2001）通过对美国的家庭消费支出、劳动收入和财富等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劳动收入和所拥有的财富能够长期影响家庭消费。根据他的计算，消费支出对劳动收入的弹性为0.62，每增加1美元的劳动收入，就会导致消费增加62美分，消费支出对股票财富的弹性为0.03，意味着股票财富每增长1美元，消费支出会增加3美分。他的研究还认为，虽然股票财富的消费弹性小于非股票财富，但是其包含的水应差别很小。Bertaut（2002）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国家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对比研究，他认为不同国家股市的财富效应程度并不相同。Alessandri（2003）对美国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股市财富效应的不对称性很弱。Lettau和Ludvigson（2004）研究了美国财富周期和消费的关系，他们认为，居民财富中能够影响消费的部分很小，财富的变动对消费几乎没有影响，传统研究高估了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影响。Funke（2004）通过对拉丁美洲和亚洲新兴市场数据的研究，认为新兴市场的股票市场存在财富效应，股票市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为0.02%-0.04%。Case等人（2005）通过研究分析14个国家和美国多个州的数据，认为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较弱。Cho（2006）通过对韩国数据的研究，认为韩国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较强。

（二）国内研究情况

国内相关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文献较少，分析结果存在较大分歧。梁宇峰和冯玉明（2000）对中国股市的5・19行情产生的财富效应进行了研究，他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这一波股市的上涨在增加了股民消费支出的同时，也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使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发展有更好的预期，因此梁宇峰和冯玉明认为5・19行情期间的中国股市既有直接财富效应，也有间接财富效应。李振明（2001）研究5・19行情财富效应时结合了经济宏观面，他认为当时中国股市的流通市值很小，参与股市投资的居民比例较小，再加上我国股民大都是投机式交易，股市收益很少用于消费，而是继续投入股市投机，因此我国股市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影响十分有限。李学峰和徐辉（2003）通过分析中国上市公司，认为中国上市公司质量普遍较低，分红很少，中国股市的投机现象较为普遍，因此也认为中国股市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刺激很小。段进等（2005）总结了之前对中国股市财富效应的研究成果，认为之前国内的实证研究大都没考虑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因此结论不可靠，他使用协整分析对我国股市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我国股市财富效应对消费者支出影响较小的结论。刘建江（2006）用替代效应解释了中国股市的财富效应，他认为，跟欧美发达国家的股市相比，中国股市成立时间较短，处于发展初期，股民普遍存在投机心理“追涨杀跌”现象较多，股市大幅上涨时期后，不但原有的投资者会投入更多的资本进入股市，一些没有任何经验的人也会因为高额回报参与到股市，对股市的投入使消费者减少消费支出，从而使得股市价格和消费支出反向变动，股市财富对于消费的替代效应更为明显，因此我国股市的财富效应不显著蚴。陈红和田农（2007）认为中国股市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很小，边际消费倾向只有0.0506。唐绍祥等（2008）通过动态分布滞后模型和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中国股市的财富效应，得出中国股市即期和长期都不存在财富效应的结论。杨春雷（2009）利用区域差异研究了中国股市的财富效应，他认为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文化习惯和家庭偏好的差异都较大，股市参与度也有较大差异，因此在研究股市财富效应时要考虑地区差异。胡永刚和郭长林（2012）利用借贷约束和预防性储蓄对中国股市财富效应对消费支出的影响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他们用工资取代人均可支配收入，并把股价变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投机因素引起，另一部分由经济基本面因索引起，他们认为第一种股价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较小，第二种股价变动能长期影响居民消费。

虽然学者对中国股市的财富效应存在分歧，但倾向于两个结论：一是认为中国股票市场存在财富效应：二是承认由于中国股市成立时间较短，监管制度和投资者心态并没有发达国家成熟，因此中国股市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非常小。本文将沿着这个思路，将居民的消费支出细化成日常消费和非日常消费来研究中国股市财富效应。

三、模型建立和数据处理

根据上文的分析，股市的财富效应主要通过以下因素来实现：居民消费水平、居民实际收入和股票价格。本文以生命周期消费模型为基础，在前人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如下：

XFi=β0+β1GSt+β2SRt+εt

其中，XF表示居民的消费水平，GS表示股票市场的价格，用能够反应沪深两市综合运行状况的沪深300指数表示，SR表示居民可支配收入，ε为不能被模型解释的随机波动。按照胡永刚和郭长林（2012）的观点，由股市财富效应所导致的消费支出变化会部分地反映在可支配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上，因此本文的可支配收入用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表示。按照王虎等人（2009）的观点，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主要体现在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因此本文所有数据均为城镇居民的季度统计数据。

本文选取考察的时间段为2005第1季度至2013年第4季度，这期间包括了一个完整的牛市和牛市之后的大熊市，能更加准确地反映股市财富效应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为消除数据的季节趋势，我们对以上变量进行X11季节调整并取对数。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局和前瞻网，数据处理和实证分析使用Excel和Eviews软件完成。

在股市进入牛市时，一方面，消费者投资收益提高，收入效应使消费者增加消费支出，促进消费；另一方面，股票市场的高收益使投资者消费的机会成本过高，替代效应使消费者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股市以期望获得更多的收益，又抑制了消费。因此股市是否存在财富效应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大小。本文认为，消费者的收入效应更多地体现在一些日常的消费，如餐饮娱乐衣着等；对于数额较大的消费，因为机会成本过高，投资者并不愿增加其支出。为验证这一观点，本文把消费分成数额较小的日常消费RCXF和数额较大的非日常消费FRCXF。其中，日常消费为居民衣着消费支出、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居民杂项商品、交通和通讯消费支出之和，非日常消费为居民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居民居住消费支出之和。日常消费主要为人们平时用于提高生活品质的或非必需品类的消费，非日常消费为生活中的必需品类的消费响。另外，我国现行统计中，考虑到居民购建房支出金额较大，购建后要消费和使用几十年，如果一次性计入居住支出，会使居住支出数值波动过大，不能反映实际消费情况，一般都不把购建房支出全额直接一次性计入居民日常居住支出，因此本文数据也没有包括住房消费。

四、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会产生伪回归，因此在建模前需要先检验数据的平稳性，为使结果更加准确，本文分别使用ADF检验和PP检验两种方法检验相关变量的平稳性，按照赵进文（2009）的观点，当两种检验的结果不一致时，以PP检验结果为准。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股票市场价格、居民日常消费支出、居民非日常消费支出和居民的工资收入均为一阶单整，可以继续以进行协整分析。

（二）协整检验

为检验股市财富效应对居民日常消费支出和非日常消费支出的影响，我们利用这两个变量分别和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股票市场价格进行协整检验。在做协整检验前，需要利用AIC和SC准则并配合LR检验来判断模型的滞后阶数，经检验，模型中的最优滞后阶数为1。确定最后滞后阶数后，使用Johansen方法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Johansen检验结果表2可知，两个模型都在5%的统计水平下存在1个协整关系，这说明变量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可以进一步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RCXF=0.1309+0.0920GS+0.4454SR

（4.0346）*** （57.2568）***

FRCXF=0.2001+0.0142GS+0.6823SR

（0.1735） （68.9321）***

注：（1）括号内为t统计量：（2）***表示结果通过1%统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由回归结果可知，利用非日常消费支出检验股票市场财富效应时，股票市场价格系数的t值为0.1735，并不显著，而用日常消费支出检验时，股票市场价格的系数显著，这和前文假设一致，股市财富效应对主要体现在日常消费支出上。在用日常消费支出解释股票市场财富效应时，城镇居民工资和股票市场价格及日常消费之间均出现正的均衡关系，两个变量的系数都显著，变量系数表示消费相对于变量的弹性。这意味着就长期而言，城镇居民工资每增长1%，城镇居民的日常消费支出会增加0.45%，股票市场的价格每增长1%，城镇居民的日常消费支出增加0.09%。本文结论大于骆祚炎和刘朝晖（2004）啕以及陈红和田农（2007）所得出的结果，这是因为本文没有把消费整体放到模型进行分析，而是进行细分，这也侧面验证了前文的假设――我国股市财富效应主要体现在对日常消费支出的影响上。

从结果可以看出，股市收入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我国股市存在一定的财富效应，但是这种财富效应更多的是体现在数额较小的日常消费支出上。

（三）动态分析

在研究了城镇居民日常消费支出、股票市场价格和城镇居民工资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后，我们使用误差修正模型（ECM）来考察日常消费受到冲击后如何自动向长期均衡调整。通过上述模型，得到误差修正项ecm为：

ecm=RCXFt-0.0920GSt-0.4454SRt

误差修正项ADF平稳性检验的结果为-5.9605，在1%的统计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ecm平稳，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为：

RCXFt=C+δ1SRt+δ2GSt+λecmt-1+ηt

根据误差修正模型的概念，误差修正项的系数λ应小于零，ηt为白噪音过程。误差修正分析的估计结果为：

RCXFt=0.0114+0.1495SRt+0.0178GSt-0.4456ecmt-1

（4.8091）*** （2.0342）** （-3.583）***

注：（1）括号内为t统计量：（2）***、**分别表示结果通过1%、5%统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由结果可知，短期工资收入变动和股市价格变动对短期日常消费支出均有正向影响。均衡误差项ecmt-1，表示一旦被解释变量遇到外部冲击，偏离长期均衡状态后，使被解释变量在随后的若干时期内自动回归长期均衡水平的机制，均衡误差项的系数为0.4456，说明日常消费回到长期均衡状态的速度为0.4456个单位，表现出较强的对长期均衡关系的误差修正效应。日常消费受到冲击后，回归长期均衡水平的速度很快，调整时间较短。当ecmt-10时，日常消费向上偏离长期均衡水平时，RCXFt会小于零，导致RCXFt变小，从而也向长期均衡值回归。

接下来使用脉冲效应函数来研究居民日常消费受到外部冲击后的变化情况。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给系统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系统所做出的动态反应。本文分别研究了日常消费支出受到自身以及股票市场价格和工资收入一个单位冲击后的反应，脉冲效应的输出结果见图1。横轴表示冲击的滞后期，纵轴表示城镇居民日常消费支出对冲击的反应程度，实线表示城镇居民日常消费支出对冲击的反应路径，上下的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的偏离带。

从图1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日常消费支出对各个变量冲击的反应程度不同，但是受到冲击后都表现为正向的反应，也就是说居民工资收入的增加和股市价格的上涨都会使消费者增加日常消费支出。三个变量冲击对日常消费影响的时间都很长，在经过初期的短暂调整后，都会使日常消费在一个高于初始水平的位置稳定运行。

图1左边部分为日常消费支出受到自身冲击后的反应。受到冲击后，日常消费支出在当期会做出较大调整，大幅度提高，随后开始收敛，调整幅度减弱，在大约三个季度后稳定运行在高于初始水平的稳态上。从调整过程看，冲击持续的时间较短，持久性不强，受到自身冲击后消费调整时间较短。城镇居民日常消费支出最终在高于初始水平的位置稳定运行，并没有收敛到初始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惯性，这和实际情况一致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图1中间部分为日常消费支出受到工资收入变动冲击后的反应。受到冲击后，日常消费支出在当期会做出一个小的调整，随后调整扩大，大约四个季度后趋于稳定，以后持续运行在高于初始水平的稳态。从此图可以看出，当工资收入增加后，日常消费支出的反应是逐渐增强的，这是因为本文研究的是日常消费支出，所以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

图1右边的部分为日常消费支出受到股票市场价格变动冲击后的反应。受到冲击后日常消费支出即期没有响应，而是逐渐开始调整，调整幅度逐渐加大，在三个季度后调整到最大，以后稳定在高于初始水平的状态运行，反映了股票市场的冲击对日常消费支出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而且持续时间较为持久。这也说明我国股票市场对日常消费影响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股票市场对日常消费存在一定的财富效应。另外，相对于居民工资收入的影响，股票市场对日常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较小，这和前文的结论一致。产生这个现象主要是因为我国股市虽然总体市值不断扩大，对经济的影响持续加强，但是毕竟时间较短，参与人数占城镇人口比例不足两成，从而对本文研究的城镇人口日常消费的影响程度相对来说较小。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监管体制的逐渐成熟，股市对日常消费的影响将会逐渐增强。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上分析，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股市的财富效应主要体现在居民日常消费支出上，对于居民的非日常消费支出，我国股市的财富效应并不显著。

2.日常消费支出对长期均衡关系表现出较强的误差修正效应。当日常消费支出受到外部冲击，偏离长期均衡水平时，能够自动回归长期均衡水平，并且调整的速度较快。

消费国外论文篇(6)

一

在毛泽东时代，尽管人们翻身做主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自由，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有效经验以供参考，「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由于毛泽东意志主导全中国以及意识形态僵化，导致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中央高度集权下的「重集体本位，疏个人本位的伦理型社会。这种伦理型社会是一个整体性、同质性社会，也有学者称之为「总体性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几乎控制着全部社会资源，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各种条件，如基本生活品、身份的合法性、就业、教育、社会地位和权利等，无不由国家掌握，并根据每个人的政治表现由国家赋予，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任何自觉或不自觉控制社会资源的意图、尝试，都被视为对国家权威的挑战，从而遭到批判和斗争2。

正如《中国城市消费革命》一书所讲到的，在这种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家对各种生产进行控制并且通过再分配体制分配社会财富，许多商品退出了流通领域。在整个社会的消费结构中，公共消费占主导地位，居民个人的消费则被忽视，甚至被压抑。计划分配和低水平的私人消费导致了消费和收入的平均主义，居民过着一种 「大众消费模式的生活，如穿着同一种衣服，吃着同一种食物，享有同样的休闲活动。卢汉龙认为这种大众化的消费模式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也是明显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不允许拥有生产性的物质，对消费商品的拥有成为个人财富的主要形式。3这种坐享其成、不愿扩大再生产的消费观念，至今还是禁锢中国人头脑、束缚经济发展的思想障碍。

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始打破国家和各级行政权力对资源的控制权，通过引入市场经济，使市场成为配置资源、分配利润的主要手段。尽管从全国整体来看，国家仍是社会资源的主要控制者，各级行政权力在个人生存与发展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社会已成为控制资源的有力的、潜在的力量，它可以发展独立于国家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活动，提供影响个人生存与发展的领域与机会。因此经过十几年的改革，这个整体性、同质性的社会已经受到巨大冲击，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居民收入的变化十分迅速，除通货膨胀外，从1978年到1990年，人均收入成倍增长，从1990年到1994年增长了30%，城市居民的储蓄从1978年的1.85亿，到1990年增长到62.5亿，1994年增长到192亿。而消费品如洗衣机和电冰箱，以前为少数有着特殊关系的人所拥有，现在成为日常用品；一系列以前靠外国进口的产品现在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经销的普遍用品……4。正如戴慧思在引言中所论述的，「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人们获得了新的传播方式，新的社会话语词汇和通过新建的商业零售店获得了新的闲暇方式，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真是一场消费的革命5。

本书各章分别从住房、儿童消费、服装、食物市场、麦当劳、迪斯科舞厅、情感热线等各个方面，考察了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变化。如维克（Ann Veeck）在〈市场的振兴〉（"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Marketplace: Food Markets of Nanjing"）中认为，食物一直以来是分析身份、角色关系和社会仪式的主要手段，他通过对南京食物市场的调查发现，南京居民在购物上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是为了满足全家人的营养以及维系家庭亲密关系，而这种购物准则是不会改变的。弗雷泽（David Fraser）的〈对绿洲的投资〉（"Inventing Oasis: Luxury Housing Advertisements and Reconfiguring Domestic Space in Shanghai"）一文指出，关注家庭生活是上海社会发生转变的一个指标，而购买私人住房则是创造美好家庭生活方式的第一步。通过对上海不动产广告的分析，作者认为购房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是为了拥有更幽静、温馨的家庭环境和具有更多的私人空间和「排外感。同样，吉勒特（Marris Gilletle）在〈婚纱──西安回族的新娘〉（"What's in a Dress? Brides in the Hui Quarter of Xi'an"）一文中对婚纱消费进行了研究，考察不同的人赋予婚纱的不同意义，发现花在服装上的消费，愈来愈成为人们重新定义自身、表达对现代性认同以及创造个人想象的一环。除此以外，欧文（Kathleen Erwin）在〈电话的沟通与心灵的交流：家庭价值、性和上海谘询热线的政治〉（"Heart-to-Heart， Phone-to-Phone: Family Values， Sexua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Shanghai's Advice Hotlines"）一文中，分析了听众致电广播节目和谘询热线中所使用的社会话语，发现社会话语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了解放。人们能就从前被视为「忌讳的话题如爱、性、家庭进行讨论，从而「说明人们获得了在过去通过控制或惩罚的旧式作法不能得到的最大的个人自由和社会空间6。

赵文词在后记中高度评价了这场消费革命，认为这是继1949年政治解放以来的第二次解放，并且具体分析了消费革命给个人带来的四种自由：首先，消费革命给人们带来了免除饥荒和政治混乱的消极自由；其次，人们享有了消费选择的积极自由；再次，人们享有了表达的自由；最后，这种自由还表现在人们享有私人生活的权利上。赵文词既看到了消费革命最终是「人的革命，又看到了这场消费革命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消费已不再仅仅作为生产的「附庸，而是日益独立开来，发挥着启动经济、稳定社会等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它已不再停留于满足人的自然需求上，而是日渐发挥着张扬个性、完善自我的作用，成为「人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消费革命不仅带来了经济的增长、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带来了在新的历史形式下，人们寻求富足生活的新自由。它真正把现代化的「要义放在人的需求和发展上，从而宣告了中国现代化的顺利起航，标志着中国正进入一个「新的世纪。 　二

《中国城市消费革命》一书对中国城市消费变革的论述是在国家─社会的研究框架中进行的。依循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国家─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三层结构论，本书在质疑中国消费革命能否滋生和培育「公共领域的同时，也论述中国消费革命在变化了的国家和社会关系中的「特有表现。

尽管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理解存在分歧，但大多数撰稿人认为不能在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之间建立简单的因果关系。虽然自1978年以来，国家从很多领域撤退，让社会成为控制资源的有力的、潜在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国家、市民社会的出现。国家只是表面上撤退或从一些不危及其利益的领域中撤退，实际上，国家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如建立一种新的权力结构来实现对社会的「监控。

旺克（David L. Wank）在〈香烟以及在中国商业网络中实行的控制〉（"Cigarettes and Domination in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Institutional Change during the Market Transition"）一文中谈到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时，对以维克托·尼（Victor Nee）为主要代表的三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这三种观点都假定在经济的自治和社会关系的转变中存在积极的一致性。维克托·尼认为市场经济会导致国家行政权力的下降，从而削弱具有毛泽东时代特征的国家和社会的边界，实现社会整合。旺克认为建立在市场分配基础上的商品流通是镶嵌在各种形式的联系中，即包括企业家之间的水平联系，官员和企业家之间商业化的「顾客主义联系以及企业主和「新劳动阶级之间的「劳力规训的关系等。因此，经济分配的自治和社会的整合并没有导致行政权力的下降；相反，在企业主和官员之间建立了一种「共生关系。旺克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认为7：

在中国再分配经济体制下，以市场为基础的消费变革的结果应该被归为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而不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改变。这种同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相关的制度的改变可以发生在一个民主或专制主义的背景中，这有助于解释中国是在一党专政的专制主义背景下迅速实行市场化的。

同样，克劳思（Richard Kraus） 在〈南京公园中的公共纪念物和私人乐趣〉（"Public Monuments and Private Pleasures in the Parks of Nanjing: A Tango in the Ruins of the Ming Emperor's Palace"）一文中认为，在反映个人兴趣和观点的公共领域和有助于保护和提升个人政治权利的市民社会之间不存在一致性。他不同意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理解8，反而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公共领域，中国也不例外，但他得出了同旺克相反的结论：由于中国共产党把其合法性建立在提高消费商品的成功上，通过放弃更多的社会空间给个人占用，并且通过允许中国居民无穷占有社会资源的欲望合法化，而无意识地减少了政党的影响力和合法性。

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这对范畴是来自于西方的文化概念，它植根于西方的历史实践和心智结构。当把这对范畴移植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时，便会出现许多理解上的偏差。在西方人士看来，国家和市民社会是作为两股讨价还价的力量，似乎两者存在着对立的关系。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中国市民社会的培育只能是在国家领导下进行，这就出现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国家必须从社会领域中退出，让社会力量得以滋生和壮大，使社会成为一个强社会，而不是弱社会；另一方面，国家必须加强对社会的渗透力，以更好地动员人们进行市民社会的培育，使国家成为一个强国家，而不是弱国家。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在处理这个悖论上，存在着不少理解上的分歧。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国家从社会大部分领域撤退，使得国家的能力在减弱，如克劳思。有的则认为由于国家采取了新的形式加强对社会的渗透，国家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如旺克。

迈可·曼（Michael Mann）的国家权力观为解决这一悖论提供了分析的思路9：

（迈可·曼）区分了两个层面的国家权力，其一是国家的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即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其二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e power），即国家能力，它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根据这两种权力强弱的状况，迈可·曼对历史上以及现实中的国家作了分类，归纳出四种理想类型：其一，两种权力均弱型，如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国家；其二，强专制权力弱基础性权力型，如中华帝国、罗马帝国等传统帝国；其三，弱专制权力强基础性权力型，如西方近代以来的官僚制国家；其四，两种权力均强型，当代的集权主义国家如中国即属此类。

由此可见，集权的政府与强政府不是等同的概念，集权的政府，即享有宽泛权力的政府，完全可能是一个在能力上比较软弱的政府。中国完全可以一方面简政放权，让各部门「自行其事为市民社会的培育创设条件；一方面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提高中央权威对社会的控制，以此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欧文在一定程度上正好说明了国家对社会渗透能力的增强。但不可否认的是，政治民主化进程对迅速推进现代化的中国而言仍任重道远。

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和社会的分析框架下，《中国城市消费革命》一书认为这场消费革命是不彻底的。尽管市场经济的发挥减少了官僚机构的再分配权力，工作单位的影响力开始下降；然而，在这个转型时期，再分配的权力仍旧存在，并以决定性方式影响消费。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企业的成员利用职务之便，把集体的资源用于私人或个人消费，即「公款消费。除此之外，由于国家在资源分配上仍旧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市场体制的不健全，市场所需的信任关系没有建立起来，使得私人企业通常求助于国家官僚体制中的个人关系来寻求保护和获取稀缺资源。这就出现了如黄宗智所说的在国家、市场之外的「第三领域的形成，并为个人和企业的「社会资本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空间。对奢侈品的消费正好起到了这种中介作用。《中国城市消费革命》一书通过对炫耀性商品如保龄球、香烟等消费的论述，说明了国家政府官员、私人企业主和国营企业管理者之间如何互动来获取各自所需的资源的情况。通过对社会资本的论述，本书认为国家和市场的界线有时是可以逾越的，商业精英依靠从国家人中获得的特殊的「优待来发展事业。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被「殖民化，公共资源遭到破坏。以上提出的问题的确发人深思。

转贴于 三

赵文词在后记中指出，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有自由必有限制。中国的这场消费革命也是如此。在指出伴随消费革命而来的限制的基础上，他认为在消费革命中潜伏着四种威胁：第一，关于国营企业的命运问题；第二，关于城市「新贵的问题；第三，传统价值和工具理性的二律背反问题；第四，中国是否会像美国那样出现反消费主义的运动。本人认为以上几个问题都可归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消费主义、发展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对于发展主义的困境问题，国内外不少学者对之进行了批判。发展主义是一种提倡数量、忽视质量；注重经济指标、忽略人文价值；损耗资源、破坏生态的发展观。自建国以来，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发展主义：第一种类型存在于改革开放以前，这是一种片面、盲目地强调生产和积累，抑制消费的发展主义；第二种类型存在于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受西方的影响，它把西方发展经验普遍化为全球的「通用真理，忽视了特定的、本土的文化与社群脉络，注定是片面、畸形的。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启动，这种发展主义在中国的登陆是不争的事实，如片面强调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滑坡；一味追求功利，使得传统社会伦理道德丧失等。

消费主义在中国的蔓延并不是和发展主义同步进行的，严格说来，只是到了90年代初期的繁荣以后，消费主义才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日常实践，在中华大地上开始四处蔓延10。注重生产、忽视消费的发展主义与强调消费、疏于生产的消费主义是冲突的。在中国，发展主义与消费主义的表现是相互交织、相互矛盾的。一方面一些「新富为享受发展的成果，常常通过炫耀性消费来显示其「出人头地；另一方面「自80年代中后期，就不断有人鼓吹『高消费，认为这是刺激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则为许多人纵情消费提供了崇高的理由11。激发人欲、追求功利的发展主义，铺张浪费、炫耀身份的消费主义与讲求伦理、黜奢崇俭的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有矛盾的。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如何处理好三者的关系，从而获取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呢？

卢汉龙〈在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中建立小康社会〉（"To Be Relatively Comfortable in an Egalitarian Society"）一文似乎为以上问题提供了答案。卢汉龙在这篇论文中分析了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构想和后毛泽东时代的「小康社会的规划与传统文化如《礼记》的渊源关系，并且论述了不同社会理念下不同的消费模式和生存态势。他认为在毛泽东时代里，以毛为首的领导人把传统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和毛所描绘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混同起来。但是当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社会实践使社会各方面陷入萧条、瘫痪状态时，邓小平开始了在伦理上被认为是低于「大同社会的「小康社会的规划，在这个社会中，家庭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但社会存在着不平等，政府则通过法律来管理人民。

卢汉龙认为中国是在一个有着浓郁的平等主义取向的社会中开始「小康社会的规划的，而「小康的社会理念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一方面小康社会的渊源来自于儒家经典《礼记》，很容易引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另外小康社会奉行的准则如社会不平等、社会分层的不可避免以及运用法律和规章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管理等，都是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暗合的。卢汉龙的论述在一定意义上解释了中国如何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走上一条充满希望的现代化道路，但是卢汉龙既没有完全解释清楚毛泽东和邓小平各自的社会主义实践和传统文化的关系，而把邓的「小康社会构想和《礼记》作简单对比亦有失偏颇（毕竟两者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另外，他也没有说清楚小康社会之所以能够整合社会主义成分和市场经济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理路。

马克思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生产居于主导地位，起支配使用。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和动力，消费对生产起反作用。消费不仅有经济上的依据，而且有社会学上的意义，一定程度的消费反映出一定程度的生产力状况，折射出不同时代的发展状况和社会风貌。马克思把消费资料分为三类： 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发展资料。通过对三类消费品的划分，马克思从一定侧面上揭示了人的三大本质需要，并且通过对人的这三类需要的满足程度来衡量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民主状况。随着科技进步和物质生产进入后工业化的时代，经济与生产愈来愈依赖于消费者，受消费者所指引。由于消费直接取得人对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满足，因此消费已不是一般的经济环节，而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12。

由于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束缚，中国传统社会倾向于以社会关系的透明性作为对富足社会的追求。儒家经典如《礼记》通过对天下为公、天下一家构想的描绘，纯粹强调社会关系的透明性，以表达人们对一种伦理型的理想社会的诉求。萨林斯（Marshall D. Sahlins）说过，贫困并不在财富的量少，也不在于简单地理解为目的与手段的关 系，归根结柢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3。以此就不难理解中国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知足常乐的古训，社会主义信念在中国的深入人心，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攫取超额利润的贪婪（西方人倾向于以物质丰裕作为对自由社会的诉求，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曾对此进行批判）。

如果说，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强调社会关系的透明度和互补性足以使当时的人感到社会丰盛而不是贫困，那么当世界大势、现代化的潮流已经打破知足常乐、民风淳厚的农业社会时，就需要建构一种发展经济、刺激需求、确保公平的新社会。每个人都能获得充足的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都能获得个人充分发展的工具和手段，这是现代化的应有主题，也是每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动力之源和衡量其自身文明程度和先进水平的标准。

邓小平审时度势地实现了这种转变。他高瞻远瞩地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认识，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的定义由伦理本位向生产力本位的转变，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鲜明特色：第一，引进市场经济体制，丰富商品市场，开放社会途径，为每个人的发展和完善自身提供各种有利条件；第二，立足传统，始终保持社会关系的透明性，力求在社会结构上体现社会公正，减少贫富不公，但并不像卢汉龙所分析的那样简单地回到传统，而是对传统的「否定之否定。因此不难看到，中国正以崭新的面目为全世界所瞩目。但是发展主义、消费主义在中国引发的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 注释

1;12　戴慧思（Deborah S. Davis）、卢汉龙：〈消费文化与消费革命〉，《社会学研究》（北京），2001年第5期，页117；117-18。

2 陈晏清主编：《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页107。

3;4;5;6;7　Deborah S. Davis， ed.，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30; 1-2; 2; 13; 286.

8 克劳思（Richard Kraus）在这一章中认为西方对中国公共领域的讨论经常把两个独立的概念即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混合。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更是把公共领域同市民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克劳思认为中国学者不必采用哈贝马斯的定义，因为所有的社会都有一个公共领域。

9 李强：〈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的悖论〉，载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页18。

消费国外论文篇(7)

[关键词]大学生 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 消费分层 消费分层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4-0100-02

一、引言

1985年，“文化消费”一词在消费经济研讨会上第一次被提出，之后几年文化消费逐渐发展为消费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阶层结构定型化的历史时期，文化消费空前繁荣。在此背景下，我国各个阶层和身份群体的文化消费方式差距日益扩大，出现了文化消费分层现象。消费者是社会人（彭华民，1996），因而必然受到社会和周围群体的影响，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与个人消费的联系最为密切，个人消费的过程必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作为一个特定的消费群体，大学生的文化消费具备一定的独特性。近年来，家庭对大学生消费分层的影响也引起了学界的重视。（王宁，2001）作为一种社会行为，个人消费行为具有模仿性，即消费的示范效应。显然，大学生的消费分层与家庭的社会阶层地位有着必然的联系，大学生消费分层现象成了社会分层现象的缩影。鉴于此，依据消费分层，研究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文化消费的影响，不仅使文化消费研究理论更具针对性，而且有助于引导大学生健康、合理消费。

二、文献综述

社会分层理论历来就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而把阶层因素引入社会分层的范畴也开始得到学界的重视。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有韦伯、凡勃轮、布迪厄等的社会分层理论。（王琪、张文宏，2015）韦伯首次将消费和阶层地位明确联系起来，认为经济、声望、权利等维度导致社会阶层分化，比如声望影响地位，而地位群体的主要标志是消费和生活方式。（凡勃伦，2004）消费引起阶层竞争，较高阶层炫耀他们消费的同时其实也是在炫耀他们的社会地位，处于低层社会地位的人因羡慕他们而不断模仿他们的消费模式。布迪厄在《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1984）一书中指出，经济资本是影响个人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一位消费社会理论家让・博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提出了“符号价值”的概念，认为“符号”已经贯穿了消费活动，影响人们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观念等。由是观之，消费社会中由于经济状况的差异，消费活动必然导致阶层差异。国外关于大学生文化消费的研究并不多，最早有关大学生文化消费的研究是2006年比利时消费组织信息和研究中心对青年学生的文化消费状况作的一个研究，该报告指出，青年学生的文化消费受到家庭观念和经济条件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国学者研究大学生文化消费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依据西方社会学理论，国内消费社会学者围绕消费与社会结构、阶层地位的关系做了相关研究。有研究指出，在消费存在与社会结构中，消费的分野就是社会地位的分野。（王宁，2001）显然，阶级区分并不会因为大众消费消除，相反，阶层化导致了消费分层。上述研究揭示了社会阶层化与消费分层的关联性。在这一思路下，还有一些学者开始着眼于家庭因素对个体消费分层的影响。其中，从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角度来研究消费分层的较多。另有研究指出，家庭收入分层对消费方式影响明显，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有更多机会享受消费。这说明经济因素影响消费分层。从家庭视角研究大学生消费的较多，可以归结为由于家庭背景不同，大W生的消费存在差异性。其中，有研究指出，家庭经济地位的差别决定了大学生消费的分层。学者梁前德（2009）认为，大学生的总体消费水平与家庭收入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家庭收入分层决定着大学生的消费分层。而针对大学生文化消费分层化的研究凤毛麟角，仅有的一项研究指出，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影响，中国大学生群体内部文化消费出现分层（孟蕾，2014）。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与假设

收入越高，越重视消费品位和消费文化，对文化消费投入更多。（王琪、张文宏，2015）大学生的消费分层与家庭的社会阶层地位有着必然的联系。（赵函、程毅，2016）鉴于此，本文借鉴消费社会学分层理论，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从家庭收入研究大学生文化消费及其分层化。基本研究假设有三项：假设1，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分层化；假设2，家庭经济状况与大学生文化消费水平相关且出现分层化；假设3，家庭经济状况与大学生文化消费观念相关且出现分层化。

（二）数据样本和分析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