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产生的原因篇(1)

关键词：异化消费 劳动-闲暇二元论 民粹主义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4-0066-02

一、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

本・阿格尔在建立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时，强调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思想的重要性，指出这一危机理论还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过程中的矛盾。由于生态系统本身的条件制约，生态危机才会频繁地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以此激励人们去反思自己的消费方式和价值观，早日从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中解放出来，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为什么资本主义会发生生态危机和如何来解决这一状况，形成了本・阿格尔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

（一）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

本・阿格尔对生态学下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的构建主要就是通过建设他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思想来实现的。对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他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的。首先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本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需求的满足主要就是通过生产者源源不断地提供商品来实现的。在利润的驱使下，扩大生产和刺激消费，使得人们对商品的需求越发强烈。资本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借助科学技术的进步积累巨大财富，通过广告和大众传媒对人们施加影响，改变他们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此间接控制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选择，最终还是为资本追求利润的向度而服务。在此生产方式和消费导向下，必然会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出现太多的生态问题。

（二）需要、消费和商品的关系

造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一个原因，在本・阿格尔看来，是需要、消费和商品三者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于商品的疯狂追求所导致的自身空虚的满足，没有真正的从劳动中获取最原真的幸福，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一种观点――劳动-闲暇二元论，即劳动和闲暇之间的悖论，劳动过程是无法给人们带来幸福的，只有在闲暇时间消费才能收获自由和幸福。资本主义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存在着劳动异化的现象，原本人只有在劳动中才能感受到的存在感和幸福，已经无法实现，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的只有压榨和剥削。在这种异化劳动的背景下，人们只能把幸福和自由寄托在闲暇时间的商品消费上，而这种消费并不是人们的真正需求，而是被资本主义社会的广告所支配的，只是逃避异化劳动产生的一种异化消费。本・阿格尔认为异化消费是指“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人们把异化消费当做获取幸福的唯一源泉，同时也对劳动I域产生了不满和反抗。本・阿格尔认为这样的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对在异化劳动中的人们也是有害的，这也就是不同于生产领域中危机的另一种危机――消费领域的危机。

人们对商品的需要和消费会不断地助长资本主义的生产，这样的生产会直接对有限的生态系统造成损害，以此而言，需要、消费和商品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演化成需要、消费和生态三者之间的关系。生态和消费之间的矛盾主要来源于异化消费，资本在社会中宣传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控制人们整体的消费方向，把对幸福的需求转移到对商品的消费上，为资本追求利润而服务。异化消费的实现是依赖于大规模的技术应用和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生产规模，加上生态系统本身的限制，势必造成生产和生态的矛盾，使得生态形势更加严峻。需要和消费的矛盾是因为在异化消费下的需要不是人的真正需要，只不过是被广告所支配和操纵下的假需要而已，因而决定了在这样的需要基础上的消费是没有意义的，只会助长资本的生产和生态的威胁。

在资本主义制度趋利和异化消费下，使得资本主义出现了许多的生态问题，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在遭遇极大的挑战，本・阿格尔认为只有走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挽救生态环境的颓势，在那之前，我们还需要设定好前提，才能更好地落实和实现生态社会主义。

二、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前提条件

在真正的社会变革之前，本・阿格尔强调了一个前提准备工作，要求人们在重新思考需要和商品关系的前提下，限制广告所引导的异化消费，重新阐述和思索真正的劳动观和幸福观，认识到人的满足能从生产活动中获得而不是资本下的消费活动，为实现社会变革奠定前提条件。

本・阿格尔认为社会变革的准备工作需要从三个阶段来展开，第一是有限的生态系统与资本无限扩张之间是矛盾的，必须缩减那些为人们消费所提供的商品的生产规模，这是最重要的。从源头来制止，会更有效果，只要生产减少了，才能降低人们对于从消费方面来满足幸福需求的行动，一步步地引导人们只有从生产过程中才能真正地实现幸福。第二阶段是针对生态系统的自身的制约条件和诸多限制，人们必须有意识地减少自己的需求，并思考满足需求的其他方式，最终改变那种因为资本主义下广告对人们造成的影响下的虚假需求和消费。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背景下，人们已经越来越失去自我，变成生产的机械工具而已，原本是人类本性的劳动也变成了对工人的压榨，需要人们理性思考，认识自身的异化，明确幸福和自由的真正来源。第一个阶段是从生产方面来说的，第二个阶段是从人们的需求方面来强调的。只有生产和需求都减少了，即供与求都少了，消费过程才无法实现。除了这两个阶段之外，我们还需要从观念的层面上来加以干预，本・阿格尔认为第三个阶段是转变人们的消费观念，把劳动――闲暇二元论的消费观念转变成为理性的消费观，让人们意识到被广告刺激下的异化消费是不正确的，这只是弥补在异化劳动下所缺失的幸福和存在感。只要坚持在劳动中收获成就和幸福才是人最本真的意义。本・阿格尔强调人们的消费价值观和幸福观的转变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有着重要的意义。阐述完社会变革的前提条件之后，本・阿格尔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过渡到生态社会主义，提出了他的几点建议。

三、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产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在本・阿格尔看来，一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不顾及生态成本的加速生产和资本积累，导致生态环境的一步步恶化。还有一个原因是在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下，产生了在异化生产之外的异化消费，这一消费需求的产生，加速了生产的速度，从而引起生态的进一步恶化。就在这两点下，本・阿格尔和其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真正地解决生态问题的，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生态问题才有可能逐渐地得到改善，建设美好家园。就在这一前提下，本・阿格尔提出了几条建议，帮助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一）分散化

在资本主义不断的技术运用和技术升级的背景下，产生了官僚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和集权式的权力关系，以此建立庞大的工业体系，加速追逐利润和异化消费，生态危机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本・阿格尔提出了他的分散化战略，他认为分散化是应对规模生产的绝好措施，它强调小规模技术的应用，通过把工业生产分散化，来缓解人和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分散化可以使得生产规模缩小，降低统治和垄断程度，避免大规模生产和商品的剩余积累。缓解大规模生产对自然界所施加的巨大压力，从而缓解生态危机的演化。

（二）非官僚化

对官僚化的生产和集权式的权力关系，本・阿格尔提出分散化之后，还提出了一个非官僚化。他指出是为反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集权的官僚管理体制而提出来的，采取工人民主的管理方式，让工人参与到生产的决策和管理过程中来，真正成为劳动过程的主人，真正参与到生产过程中，深刻体会劳动所带来的快乐，摆脱异化劳动和闲暇二元论思想，进一步摆脱异化消费。本・阿格尔强调这种单纯的小规模的技术生产是不可能实现一场激进的社会变革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二者必须结合起来，帮助工人们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才能实现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的解放，缓解生态危机的状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发展。

（三）“稳态”经济模式

本・阿格尔认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是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两个重要的前提，但是仅仅有这两个是不完整的，我们还必须坚持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改变之前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实施“稳健”经济模式。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就是一切为了利润，不断扩大生产，而毫不顾忌在这发展背后所付出的生态代价。实现“稳健”的经济模式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主张，这一主张主要是基于资本主义和生态系统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也基于生态制约下对人的需要和需求的合理性满足评价的结果。

（四）马克思主义和美国民粹主义文化的结合

对于如何使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同激进阶级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一场生态社会主义运用，并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呢？本・阿格尔提出了只有走马克思主义和美国民粹主义文化结合的道路，才有可能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美国民粹主义是反对高度集权的政府和企业的高度分工与集中统治下的管理方式的一种思潮，这一点正好坚持工人民主管理和生产的方式不谋而合，因而强调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合，单单宣扬马克思主义有可能会引起反对之声，和民粹主义的结合，便于更好地宣传和美国民众的接受和认可。没有这两者思想的综合，美国的工人阶级是不会接受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而且单纯的民粹主义也是无法实现激进的变革，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解决上述的问题，方便社会变革的运作。本・阿格尔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是对资本主义官僚化的批判，会把民粹主义美国实行高压统治的政府和企业之间根本的不信任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上，加速社会变革。

本・阿格尔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是他的生B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重要理论。他主要关注的就是生态制约下资本宣传的异化消费现象，并以此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通过剖析来解决这一危机，关注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中的个人的解放问题，这种解放确认为可以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消除在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异化问题，最终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

参考文献：

消费主义产生的原因篇(2)

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三鹿门”事件已经大体尘埃落定，除了千百名幼小而无辜的生命遭到摧残之外，值得我们反思的实在过于沉重。早在四年以前，在安徽“大头娃娃”事件中，三鹿奶粉就以被查出存在质量问题，后来却不了了之。甚至在“三鹿门”正式被曝光的2008年和前一年，三鹿奶粉依然被评选为“中国奶粉行业标志性品牌”、“航天乳饮料及乳粉”，而且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在如此鼎盛的荣誉下面，在如此巨大的灾难发生之前，预警之声却从没有停止过，2007年引起中美贸易纠纷的“狗粮事件”，就是因为中国出口的宠物粮中含有三聚氰胺，试想，在美国连宠物狗都不能食用的东西，在中国却会被授以桂冠，是什么遮住了我们的眼睛，是什么干涉了我们选择的自由。痛定思痛，三鹿门此类事件绝不是第一次出现，如果不加反思也绝不是最后一次出现，在检讨产品责任，市场规制，公司社会责任的同时，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作为消费者根本权利的基本维护手段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一、消费者知情权发展轨迹 请求权作为技术性权力，若非有实体权利之实现或救济之需，其当然没有存续之理由，因此也可以认为，实质性权利是请求权得以生长的基础权利。 因此我们在谈论请求权时，需要以实质性权利即原权利为基础。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是以其原权利即消费者知情权作为基础的，它和其他私权一样，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权利，从萌芽到发展也是经历了一个长久的过程。笔者认为消费者知情权的发展轨迹历史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萌芽阶段，主要是指古代简单商品经济环境下卖者对买者所应尽的瑕疵担保义务，并不是现代私法上的知情权。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第一，知情权的相对性，即此时的知情权本质上完全属于合同范畴，具有严格的相对性；第二，权利人消极的权利，即此时的知情权大都是依靠义务人的主动陈述；第三，侵害知情权责任的单一性，即因为义务人未履行告知义务而使权利人受损的，权利人仅有撤销合同的权利。该阶段代表性法律主要有：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和古印度的《摩奴法典》，这些法律主要在买卖契约中规定出卖人应告知买受人所要出卖之物，以便买方掌握商品的必要情况。 在罗马法时期，对瑕疵担保又有进一步的规定，要求出卖人对隐藏的瑕疵也要承担事先说明的保证责任。 第二个阶段是确立阶段，主要是指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勃兴之时，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消费者已经作为一个群体所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消费者知情权已从萌芽阶段的瑕疵担保范畴扩展到基本权利的范畴。1962年肯尼迪在《关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消费者知情权是消费者四大基本权利之一。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倾向性保护，即立法者考虑到经济地位差别和人格平等之间的矛盾，权衡利弊之后对消费者的倾向性保护；第二，获取知情权手段的综合性，即权利人不仅可以从知情权义务人那里得到信息，而且可以主动查阅相关讯息以保障权利行使；第三，侵犯知情权责任承担的多样性，即权利人不仅可以要求撤销合同，而且可以要求赔偿相应损失，甚至课以惩罚性赔偿。该阶段代表性法律主要有：澳大利亚《贸易惯例法》禁止商业领域的任何经济组织对消费者进行欺诈性或误导性的行为，或进行任何有可能欺诈或误导的行为；《法国民法典》第1602条规定，出卖人有义务说明其承担的义务，这种一般条款式的规定很值得借鉴。 第三个阶段是发展扩张阶段，主要是指上世纪末至今，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以及市民社会成员之间的知情权要求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方兴未艾，消费者知情权义务主体扩张到政府、相关组织、媒体，知情权体系更加完备，对消费者保护更加完善。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政府成为消费者知情权的义务主体，政府从确立时期的监督职能转化成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主要主体；第二，知情权的体系化，知情权是一个交织于公法和私法的体系性权利，消费者知情权不仅涉及私法范畴，而且对知政权、政府信息公开权等公法范畴也多有涉及。该阶段代表性法律主要有：日本《消费者保护基本法》第12条规定，国家为消费者能自主的健全的消费生活，应就商品及服务有关知识之普及、情报之提供、生活设计有关知识之普及以及对消费者之启发活动加以推进，并就合理消费行为教育之实施采取必要之措施；《联合国保护消费者准则》也有类似规定；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4条规定，政府质监部门应当定期公布其监督抽查的产品质量状况公告。 纵观消费者知情权从萌芽到确立，再到发展扩张的演进过程，不难发现这样的轨迹：第一，权利内涵的扩张。从早期的瑕疵担保义务转化为消费者基本权利，从 萌芽阶段的相对权发展成为消费者享有的绝对权利，从违约责任的单一性扩张成为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第二，义务主体的扩张。从萌芽阶段出卖方为唯一主体扩展到确立时期政府为监督主体，进而又扩张到政府作为消费者知情权的主要义务主体，晚近以来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咽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因此成为消费者知情权行使的重要组成部分。义务主体越是扩张，权利人保障权利的砝码就越大；第三，相关法律位阶不断提高。从早期纯合同范畴，到确立为保障消费者的基本权利法案，从私法范畴扩张到社会法和公法范畴，从国内法发展到世界范畴内国际条约的基本原则，这一切无疑使消费者知情权得到更彻底的保护。 二、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内涵的界定 （一） 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在民法请求权体系中的地位 在早期罗马法上，由于私权体系并不发达，权利人不得不以诉讼的方式实现其权利。 这也使得权利的行使是通过诉讼来发现，而先有诉讼后有权利。自从德国民法创造出请求权概念之后，这种限制私力救济的体系才得以瓦解，私权与司法保护之间的媒介才正式由罗马法时代的诉讼转变成请求权。请求权的提出使得所有民事权利的私权救济手段都可以通过一个统一的概念来认识，从而使得民事权利制度构建更加体系化。 在以请求权构造的私权保护体系中，任何权利，无论是相对权或绝对权，为发挥其功能，或回复不受侵害的圆满状态，均须借助于请求权的行使。 请求权也因此被分为基于原权利的请求权和保护原权利的请求权，具体而言，这种请求权体系化的划分是根据绝对权和相对权划分而定的。这种以请求权为链接点将民法中绝对权与相对权体系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绝对权相对化的过程。私权受到侵害时，有两种请求权产生，一种是基于原权利本身的请求权，另外一种是基于侵害原权利而产生的次生请求权，原权请求权的产生是以存在的绝对权或相对权为基础的，其存在目的是为实现和保护绝对权或相对权的圆满状态。而次生请求权与原权请求权的性质不同，它是基于他人违反民事义务或侵害民事权利而产生的权利，其实质是权利人请求相对人承担民事责任。次生请求权主要表现为侵权请求权，是基于权利被侵害而生的权利保护的请求权，因而其基本性质虽然也是请求权，但它是次生的请求权。 这两种请求权是相互联系互有分工的：原权请求权着眼于回复权力行使障碍，而次生请求权是侵权法范畴，是对已经侵害的权利给予赔偿。由此可见，单纯依靠任何一种请求权去保护权利，是远远不够的。原权请求权是“未雨绸缪”，次生请求权是“亡羊补牢”。 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从近代以来已经成为消费者的基本权利，从性质上看属于绝对权，这种绝对权的义务主体是不特定的任何有侵权之虞的人，不特定的义务主体在没有确定之前不能产生相对关系。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来是隐藏在绝对权力之下的，只有到侵害发生之时，请求权才得以彰显，进而将绝对权利相对化，正如梅仲协先生所言，请求权系权利之表现，而非与权利同其内容也，就绝对权而言，在权利不受侵害时，其请求权则隐而不现，然若一旦遭受侵害，则随时可以发动。 因此基于消费者知情权而产生的请求权，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技术上手段上的权利，它的功能是维护知情权不受不法侵害。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行使的前提是知情权有受到侵害之虞，或者已经受到侵害，其行使的手段也应该有基于知情权的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两种。具体来说，当知情权受到妨碍、侵害或可能受到侵害之时，权利人有权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此时权利人可以行使原权请求权维权；但是当损害已经发生，回复原状已不可能或无必要之时权利人就只能选择行使次生请求权，即提起损害赔偿的侵权之诉了。 （二） 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的特殊性 消费者知情权不同于其他绝对权，它虽然是消费者基本权利之一，具有独立性，但是从功能上说，实际上是一种辅助性的权利，这种知情权虽说具有绝对权的性质但是却不能摆脱和其它权利行使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消费者知情权受到侵害，消费者被错误导向购买商品而致损，这时按照侵权法中因果关系界定，致损原因其实是产品责任，而不是因知情权受侵害产生的误导行为；反过来看，知情权受损产生的误导其实并不完全是消费者致损的直接原因。因此在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的把握上要特殊看待：应以原权利请求权为主，次生请求权为辅，着重维护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这是因为：第一，次生请求权是第二位的补偿性权利，在行使过程中一般要求侵害人存在过错，权利人负有举证责任，而且在法院权衡过错时会综合量化分析侵权人过错行为对权利人的影响。对于消费者知情权这 样的辅助性权力是很难量化的，举证责任更是难之又难。尤其是在消费者知情权发展急剧扩张的现阶段，义务主体纷繁复杂，网络自由与言论自由常常会对知情权的过错方产生抗辩，侵害知情权导致行为致损的因果关系更是一个复杂谜团，因此主张消费者知情权侵权请求权是不现实的；第二，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的请求权基础在我国目前法律规范框架下，主要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和《产品质量法》第24条规定，这两个法律规范从本质上是分别从原权请求权和政府监督责任角度来规范的，尤其是前者，更加类似于权利宣誓般的规定。这两个规范更侧重于对消费者知情权的维护，至于被侵害之后的损害赔偿，大都倾向于产品责任请求权角度提起；第三，我国目前没有建立公益诉讼制度，这无疑使单纯提出消费者知情权侵权请求权没有制度上的保障。综上所述，在我国现阶段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虽然有原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两种方式，但是侧重原权请求权似乎更为妥善。 （三） 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的基本权利 1.排除妨害请求权。排除妨害请求权是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作为绝对权的基本权利，是指消费者知情权有受到不法妨害之虞时，得向加害人或者人民法院请求加害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以防止妨害的权利。排除妨害请求权的构成要件，应当具备：第一，消费者知情权有受到妨害之虞；第二，侵害行为具有违法性；第三，侵害人违法行为和妨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2.停止妨害请求权。是指消费者知情权受到不法妨害时，得向加害人或者人民法院请求加害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以回复人格权的圆满状态的权利。停止妨害请求权的构成要件是：第一，消费者知情权受到不法妨害，该不法妨害可以是持续行为，也可以是可能重复发生的行为；第二，妨害行为具有违法性；第三，违法行为和妨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的其抗辩事由是：第一，消费者知情权的宣示会涉及到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第二，妨害情节轻微，以一个理性第三人的视角不会轻易受到误导或蒙蔽；第三，局限性行为，依照当时的科技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可能知道有侵害误导知情权的行为；第四，正当行为，如法院的判决、政府的指令等，正当性行为阻碍知情权的行使将产生正当性抗辩；第五，交易习惯，根据交易习惯来抗辩知情权需要法官综合考虑来衡平，这种衡平不仅仅来源于交易习惯，还依赖于经验法则，即法官在判断事实之前存在于脑中的知识和法则。 3.关于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损害赔偿请求权应属于侵权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请求权范畴。基于原权利产生的请求权本质上应该是预防保全措施而不应该是赔偿手段。虽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甚至存在惩罚性赔偿，但是那也是针对次生请求权而言，这是因为原权请求权针对的是侵害人的行为，次生请求权赔偿责任针对的是损害后果的回复，二者不能相互混淆。 三、发展中的消费者知情权义务主体 如本文开头所述，消费者知情权是一个从无至有，逐渐发展扩张的新兴权利，尤其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消费者问题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日益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方兴未艾，权利触角的膨胀必然带动义务主体范围的扩大，至今为止，我们不能明确的统筹义务主体的范畴，只能用发展中的义务主体涵盖归类。消费和知情权作为绝对权力，义务主体应该是不特定的一般人，但是由于知情权的特殊性，其义务主体和其他侵权法义务主体相比，具有一定特殊性，一般认为，消费者知情权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应该至少包括以下义务主体： 第一，出卖人。出卖人即商家是最为传统的义务主体，自从古代法中买卖合同中存在的瑕疵担保义务开始，商家就成为最早的消费者知情权义务主体。商家的义务主要集中在以诚实信用为核心的告知义务、瑕疵担保义务等。值得一提的是，告知义务范畴极广，也是个发展中的概念，《罗马法》时代的瑕疵公示早已不能满足现代法律要求，告知义务不仅要说明商品潜在的隐患，而且要将商品原料构成、加工方法等给予公示，当然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同时也是对告知义务的限制。商家作为义务主体，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型责任就是我国《公司法》第16条对社会责任的一般性规定，笔者认为公司对社会的责任是调和商人赢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链接点，商家除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规定的义务外，还应当承担社会责任，比如，减少塑料产品的使用、增加可回收商品的研制等。 第二，政府，作为义务主体的政府在消费者知情权中扮演着三重角色，首先，政府在国有公司中的角色是股东；然后，政府在《产品质量法》中的 角色是监督者；最后，政府在现代消费者知情权保护中扮演主要的义务主体，如日本《消费者保护基本法》第12条将保护消费者知情权的责任加在政府责任之上。 第三，媒体，作为最新发展起来的义务主体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首先，媒体是消费者知情权主要的公示者；然后，媒体是商家主要的广告商，成为商家重要的利益体；再次，媒体是知情权重要的监督着，肩负着保障消费者权益咽喉的作用；最后，媒体是消费的重要引导着，如《消费导报》、《购物指南》等。 第四，其他组织，主要包括非政府组织，如消费者协会、各种公益性组织、民间组织等。 四、消费者知情权侵权责任类型化 如前所述，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基于原权（知情权）的请求权，一种是为保护原权而产生的次生请求权——侵权请求权，对后者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笔者认为属于专家侵权责任，这是因为，商家与消费者之间信息获得的差别和经济地位的悬殊已成为有目共睹的共识，消费者知情权的公示主体必须具有相应的资质，在信息公开的过程中要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造成信息不实或他人误导的要承担相应责任。专家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按照侵权责任法的划分标准，消费者知情权侵权责任主要包括单独责任和共同责任两种，在共同责任中又可进一步分为共同侵权行为和视为共同侵权的行为；在消费者知情权共同侵权责任中按照责任形态又可划分为连带责任、按份责任两种。现将分类讨论： （一）单独责任 单独责任就是因单独侵权行为所承担的侵权责任的形态， 换句话说，就是为自己的侵权行为负责。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单独责任不难理解，主要以下几种： 第一，商家的单独责任。商家在出卖商品时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核心的相关义务，故意或过失的误导、隐瞒所售商品品质，不论是否真正造成消费者误导，商家都要承担与过错相当的责任。 第二，媒体责任。媒体在报道相应商品制作、监管、销售、售后服务时要如实客观报道，不得隐瞒、夸大和带有主观推测性评判，媒体未尽到勤勉义务或其他原因造成信息误导的，应承担责任。 第三，政府责任。按照《产品质量法》24条规定，政府应该定期抽检商品，并定期公之于众，如果政府玩忽职守，故意或过失造成信息虚假，误导消费者的，政府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第四，相关组织。这里相关组织包括有关专家和品牌代言人，它们在推荐、评比、代言、宣传商品时，必须尽到最大诚信原则，如果妄自评判、昧心代言则要承担责任。 （二）共同责任中的连带责任 在消费者知情权侵权责任中，侵害主体为两个以上的，权利人即享有多个请求权，侵害人对赔偿负有连带责任，其请求权基础是《民法通则》第130条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共同侵权行为，其主要特征是具有共同的故意或过失，在消费者知情权侵权中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商家与政府的寻租行为结合。主要表现为，商家贿赂政府规避定期质检，或使政府出具虚假材料公布于众误导消费者知情权；或者商家贿买政府授权的奖项，如“免检产品”等；或者有关消费者公共利益的重大讯息政府为商家隐瞒，采取地方保护主义。第二，商家和媒体结合。主要表现为，媒体与商家相互勾结虚假广告；或者在发生与消费者或公共利益重大影响的事件时，与商家勾结隐而不报；或者在采访调研中虚伪报道的；或者在各种评比活动中弄虚作假隐瞒真相的。第三，政府与商家、媒体的结合。最典型的是地方保护主义，商家出现问题时，政府联合媒体撑起保护伞。第四，其他组织与商家、媒体相勾结，主要表现为，地方消协或其他团体组织滥用社会信任和权力，通过贿买贿卖等手段处理相关产品荣誉的；或者明星代言和专家明知某商品广告不实而昧心代言宣传等。 2.共同危险行为，在侵权责任法上又称准共同侵权行为，与共同侵权行为不同之处在于责任确定上不能判明究竟谁是真正的加害人，在主观方面来看共同危险行为人表现为共同过失，即疏于注意义务。在归责原则上共同危险行为不能适用严格的过错责任，而适用过错推定责任， [11]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共同危险行为人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过失，否则不能免责。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共同危险行为，主要是指多个侵害知情权的主体在共同过失的情形下实施消费者知情权，而且已经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能判定谁是真正加害人。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除非能证明自己没有过失。在实践中，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行为往往由多个主体的共同行为所致，如果这些行为都存在故意， 那么毫无疑问属于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有的侵害行为是故意行为，有的行为是过失行为，那么可以追究单独故意行为的责任；但如果这些侵害行为都是过失，那么就可以适用共同危险行为理论来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例如，某市消协在对某一品牌质检测试时发生疏漏，错误的公布了检测结果，同时被一家媒体转载公示，此时某一消费者误信检测结果，购买商品致损。此时该消费者既看到了消协的公告，又看到了媒体的公告，我们不能确定到底是哪一份公告侵害了他的知情权，此时法律推定消协和媒体为共同危险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该媒体可以证明自己转载的消协公告属于“权威消息来源”，属于新闻侵权免责事由，则可以证明自己不存在过失，因此免除责任，但是举证责任还是由该媒体主张。 3.视为共同侵权行为，是指数个侵权人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视为共同侵权行为。对此杨立新教授认为，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在于共同过错，因此只有具有共同过错的侵权行为才是共同侵权行为，而这种侵权行为按照高法司法解释按照共同侵权处理，因此将其认定为共同侵权行为。 [12]视为侵权行为主要特点在于数个行为的关联性，即直接结合。对两种不存在事先或事后同谋或共同过失的，单独存在都不会侵害消费者知情权，但是直接结合损害消费者知情权的行为，按照现有的司法解释，在责任形态上可以视为共同侵害消费者知情权，权利人有权请求侵害人承担连带责任。 （三）共同责任中的按份责任 侵权法中的按份责任主要适用于无过错联系的共同致害行为。无过错联系的共同致害行为是指数个行为人事先既没有共同的意思联络，又没有共同过失，只是由于行为上的客观联系，而共同造成同一个损害结果。 [13]这种情况下，应按照原因力比例或过失大小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无过错联系的共同致害行为与视为共同侵权致害行为最大不同就是关联性的不同，申言之，前者的关联性是间接结合，后者是直接结合。在消费者知情权侵权类型中，此种无过错联系的共同致害比较普遍，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第一，商家和媒体的无过错联系共同致害，比如商家编造虚假广告，媒体未经核实即广而告之；第二，商家与政府的无过错联系共同致害，比如商家刻意隐瞒产品缺陷，政府基于地方保护主义或疏于检查没有及时公示告知消费者；第三，其他组织与商家、政府的无过错联系共同致害结合，比如某消协虚报某品牌质量高上，政府不经核实擅自授予其“信得过”产品称号等。以上都是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侵权行为，因为事先没有共谋，又无共同过失，两种以上的行为结合在一起，导致消费者知情权受到侵害，侵害人应根据各自过失程度和原因力比例来确定应承担的份额，如果难以确定，则适用公平原则考虑其经济承受能力适当分割份额来保障消费者的权利。 五、 “三鹿门”带给我们的反思 （一）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是广大消费者维权的“法宝” 自从消费者知情权正式被确立以来，作为原权利的绝对权在受到不法侵害时会相对化，产生相应的请求权，任何认为自己知情权受到妨碍的消费者都有权向侵害人要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原权请求权的最大好处就是不必等到侵害已经确实发生才拥有诉权，只要是知情权又被妨害之虞，即可向相对人提出要求，如果侵害行为人拒绝回复权利完美的状态，消费者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里不涉及到公益诉讼的问题，因为作为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在有被侵害可能性之时，权利已经相对化，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完全有条件产生诉权去维权。 在“三鹿门”事件彻底曝光之前，“大头娃娃”事件早已将三鹿奶粉列为不合格奶粉，经过三鹿集团的“公关”，尔后不了了之。究竟是什么原因是三鹿奶粉重新回到市场之上，相关质监部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如果那时消费者及时主张知情权请求权，对这种关系到千百万婴幼儿生命健康的重大问题要求相关义务主体彻底排查说明的话，历史可能改写，千百名孩子就不会受到损害。如果没有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那么就必须等到知情权被彻底侵害后才有诉权提起的可能性，尤其是对知情权这种辅助性绝对权来说，侵害到什么程度才算可以适用侵权法还是个问题，但是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却是弥补了侵权请求权的空白，是消费者权益得到彻头彻尾的保护，因此笔者认为，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是维护消费者权利的法宝。 （二）消费者知情权侵权请求权是消费者对不法侵害知情权行为的“亮剑” 在消费者知情权已经被侵害，已无回复可能性时，在对商家提起产品责任之诉的同时，也可以对那些曾妨害消费者知情权的侵害人提起侵权之诉。因为两种 请求权的请求权基础、请求对象、请求内容都不尽相同，因此它们会产生权利的聚合，以便更好的维护好消费者根本权利。 在“三鹿门”事件中，受损健康的人当然可以对三鹿集团提出违约之诉或侵权之诉。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曾经隐瞒、包庇、虚夸、放纵三鹿集团制假的组织和个人也可以提起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侵权之诉。对这类诉讼要分别对待：第一，对那些有共同故意和过失的组织和个人，应依法判定承担连带责任；第二，对那些没有共同故意和过失侵害知情权的组织和个人，根据其过错程度和原因力比例判定承担按份责任；第三，对地方政府违反行政法规给三鹿开保护伞的行为在承担民事责任的同时，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正如王泽鉴教授所言，权力斗争是权利人受到损害，对于自己应尽的义务。 [14]没有什么权利是可以不经过斗争唾手可得的，对于那些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行为，不能坐以视之，权利规定在纸上并不是权利，该亮剑时就要亮剑去维护消费者自己的权利。 （三）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主体不仅包括商家，还有政府、媒体和其他组织 “三鹿门”事件中对毒奶粉知而不报的不仅是三鹿集团本身，早在数月之前新西兰政府就已经通报石家庄政府要求要求撤回三鹿奶粉，而地方政府出于地方保护主义拼命掩盖，一再拖沓，这一拖又是几个月，期间又有多少儿童食用奶粉中毒我们很难去估计具体数字，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政府能及时的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将三鹿奶粉危险公之于众，那么会有多少孩子会免遭灭顶之灾，可见政府难逃其责。 百度作为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对“三鹿门”事件出奇的冷静，在其他搜索引擎链接数万三鹿毒奶粉事件之时，百度的相关信息屈指可数。事后，有人分析是三鹿集团公关所致，对此百度解释此举目的在于删除“小报”的小道消息，百度如此行为实际上正是侵害了消费者知情权。这是因为，消费者知情权对于相关讯息并没有事先设定好的限制，换句话说就是好的讯息和坏的讯息都要得到保障。百度作为搜索引擎应该是中立的，而不应该去带有主观色彩的去删减链接，这种解释是不能作为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抗辩理由的。百度公司至少要为自己的过失负责。 除了商家本身，为侵害消费者知情权负责的义务主体至少还应有地方政府和相关媒体，对于那些甚至在事发当年还授予三鹿婴幼儿奶粉“殊荣”的相关组织，因为是具有半官方性质的，可以归类到政府主体中考虑。以上都是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义务主体，也是受害人消费者知情权侵权请求权的相对人。 （四） 公司社会责任的警醒与消费者知情权 公司社会责任相比法律责任来说要高出一个层次，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和社会进步的标尺。自从新《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做出宣示性规定以后，究竟有多少公司对社会责任有了新的认识，“三鹿门”事件中相关公司的行为真的使我们深深警醒。三鹿集团对世界上最宝贵的——人的生命健康权视而不见，某些媒体未经调查就为眼前利益为三鹿集团睁着眼说瞎话，这些急功近利、泯灭良知的行为都充分说明了诚信体系在我国任重道远，社会责任并没有落在实处。 消费者知情权就像本文开篇描述的那样，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权利，我们不能肯定它的下一个扩张的范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定会向着诚实信用、向着更高的公司社会责任方向迈进。我们深切盼望会有一天，中国公司不再急功近利，政府不再欲盖弥彰，媒体不再失去自由和理智，直到那时消费者知情权才可以得到彻底完备的保障。在此之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那其法律武器去战斗，不仅为了自己，更是为了那些值得我们珍惜的和最为宝贵的品质和信仰。 注释: 辜明安：《论请求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的地位》，载于《当代法学》2007年，第4期。 林榕年：《外国法制史新编》，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汪习根，陈焱光：《论知情权》，载于《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2期。 张晓霞：《民法中请求权概念之辨析》，载于《法学家》2002年第二期，第121页。 杨明：《请求权、私权救济与民事权利体系》，载于《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四期。 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 杨立新，曹艳春：《论民事权利保护的请求权体系及其内部关系》，载于《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四期。 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 钱卫清：《法官决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页。 杨立新：《侵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587页。 [11]同上书，第605页。 [12]杨立新：《侵权责任法原理原理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4页。 [13]杨立新：《侵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第635页。 [14]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消费主义产生的原因篇(3)

关键词：本・阿格尔；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异化消费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4-0043-03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现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生态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社会在当代危机诠释为生态危机。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第一次提出了生态马克思主义，是提出这一概念的第一人。本・阿格尔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来源于马克思的辩证法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异化消费”理论，借鉴了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判理论和莱斯的自然解放和人的解放的思想理论，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生态危机根源，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

一、产生背景

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开始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大机器生产取代手工生产，工厂开始向集中化、大规模化转变。生产力飞速提高，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欲前所未有高涨，钢铁石油等自然资源变得十分抢手。伴随而来的不仅是生产力的提高，物质生活的高速发展，自然科学也逐渐成为主流学科，研究成果取得重大突破，各种新技术被应用在生产领域，促使生产力再次大幅提高，随之在全球掀起第二次工业革命高潮。人民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人口日益增多，物质需求也逐渐提高，因此资本家对资源的侵占也愈演愈烈。在物质需求增长、人口增长、过度消费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环境问题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益突出。土地沙漠化、矿业和农业生产对森林过度砍伐、全球变暖及酸雨、雾霾等天气灾害层出不穷。80年代初期，欧洲各国先后创建了绿色政治组织──绿党。1991年12月25日，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苏联解体引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深刻检讨，各国学者都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实践的可行性，由此，本・阿格尔提出了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

二、危机理论

本・阿格尔认为法兰克福学派错把“一切人的活动往往看作是受发达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的占支配地位的力量支配的”。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过多地关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技术异化论，对异化消费导致的结果过于悲观。本・阿格尔同意法兰克服学派关于“虚假消费的观点”，他继承马尔库塞的观点把消费分为“需要”和“想要”。“需要”是真实消费，是人们出于自身需求进行的客观消费，是人们自身得以存续的手段。“想要”是虚假消费，人们把消费符号化，消费不再是生存手段，而是生存目的，是主观的。这种消费被本？阿格尔称为“异化消费”，是“人们为了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

本・阿格尔认为20世纪6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辉煌，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机械化生产导致的失业率以及石油等资源的短缺使资本主义陷入僵局。70年代末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资本主义急需摆脱这种困境。资本主义之所以大肆鼓吹消费观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能够获得高额利润；二是早期市场资本主义时期产生了许多矛盾，例如通货膨胀、失业率过高等，在二战后和平环境下，资本主义希望淡化甚至消除这些经济矛盾，让人们在异化劳动中花费的时间在消费中得到补偿。虽然目前工人阶级掉入资本主义所挖的消费陷阱，沉溺于异化消费，但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消费之所以异化是由于人们颠倒了消费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原本作为客体的商品转而变为主体，支配着原来作为主体的人的行为。人们为了在消费中获得满足，牺牲时间和精力从事劳动。资本主义营造出钱可以买到一切的假象，让人们淡忘了阶级的存在。因此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社会变革已不可能产生。

本・阿格尔否定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论，认为异化消费只是一个表现形式，异化消费导致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不断扩大，因此资本主义需要扩大对自然的侵占，异化消费存在一天，资本主义对自然的过度占有就不会停止，因此异化消费最终导致生态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说，矛盾不会必然导致革命，但是矛盾的出现和发展会导致危机，危机干预到人们的生活，人们无法再忍受发起革命，资本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缓和了经济领域的矛盾，因为经济危机已不是资本主义最主要的矛盾。由于异化消费危机已由经济领域转到生态领域，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从经济危机变为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追求价值和利润，为了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势必会不断扩大生产，侵占自然资源，非到生态问题威胁生产和生存安全时不会出手解决环境问题。甚至会将生产向别国转移，将生态问题扩散至全球。因此，本？阿格尔认为，生态危机已代替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的矛盾由异化消费暂时化解，异化消费又直接导致了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导致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延续。

在研究马克思的思想之后，本・阿格尔指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和马克思所理解的一样，不管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基础还是以不断扩大商品生产、提高利润为目的。许多人只是忽视了扩大生产导致生态破坏这一后果，或是说他们没有预料到这种行为导致的生态破坏的严重性，并且没有意识到异化消费对社会的控制力是多么强大。

三、期望破灭的辩证法

本・阿格尔在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之后，接着考察了生态危机解决的可能性，认为是可能被消除的，社会主义变革是一定会发生的。在此，他提出了“期望破灭的辩证法”这一观点。“这种辩证法式消费者突然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的幻想中清醒过来和可能重新调整对于幸福含义理解的过程”。{1}

本・阿格尔虽然继承了法拉克福学派的异化思想，但是他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主义之中找到了社会主义的新出路。处在异化消费中的人是无法意识到异化消费的，因此无法自发地从异化消费中解脱出来。但是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下，由本性决定，资产阶级无法停止扩大商品生产，因此对自然的掠夺会越来越严重。当自然无法再提供足够的物质资料时，资本主义只能被迫减少甚至停止商品生产。当资本主义不再能满足人们越来越严重的异化消费时，人们会被动地脱离异化消费。当人们彻底走出异化消费后，会发现生态问题已极为严重，甚至无法维系人发展。到那时人们才开始反思，才发现正是由于沉迷于消费，资本主义才无止境地扩大生产，最终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到此人们意识到，要想解决生态问题，必须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过程就是本・阿格尔所说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本・阿格尔认为，“期望破灭的辩证法”这一过程实际是帮助人们重新建立消费观和价值观的过程。物质欲望与现实的对立促使人们认真思考劳动和消费的关系。消费不再是支配人们的主体，人们反客为主，希望从劳动中得到满足，劳动成为创造的过程，是人们生存的目的。“过度消费将用向人类提供有意义的、非异化劳动的办法来克服”。{2}实现创造性的劳动，必须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提供。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生产不会盲目追逐剩余价值，它会从科学发展观出发，全面规划。所以，只有进入社会主义才能消除异化劳动，人们才能实现创造性、有意义的劳动。

四、“分散化、非官僚化”的生态社会主义构想

根据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只有被社会主义所代替才能彻底解决经济危机，并且这个变革一定会发生。但是他提倡这个变革是非暴力性质的，因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单纯是为了资本主义社会，更重要的是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因此我们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进入良性循环，才能实现人和社会与生态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阿格尔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概念。他认为我们畅想的这种生态发展可以通过“分散化、非官僚化”的方式解决。他首先提出了稳态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他认为这个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最适合的经济模式。特点是分散化，经济零增长：首先，要控制大规模、集中化生产模式，并合理管理稀有资源。资本主义在扩张生产时只注重获取利益，对于生产速度、规模要求越快越大，对于资源无限索取，更是对稀有资源拼命掠夺，想通过控制稀有资源获取高额利润。社会主义生产最终目的不是利润，放缓经济增长速度是为了破除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减少大工厂规模化生产是为了将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我们要降低工业生产速度，减小工业生产规模。同时把人从机械的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创造性、有意义的劳动，消除异化消费。其次，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将对物质需求的消费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他认为人的满足和目标应以质来衡量，减少消费之后，促使我们消费从追逐量多少转变为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例如艺术、文化的消费等，以此实现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生态和谐得以实现。通过消除异化劳动我们在生产活动中获得人生意义和满足，实现自我表达。本・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从生产到消费的环节中很大一部分物质资料被浪费，这一过程中经济政策过度集中化是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我们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集中化的状况，实行结构分散的经济政策和生产模式。

实现经济零增长不仅需要分散化的小规模生产技术，也需要在经济管理制度上实现“非官僚化”。本・阿格尔还参考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认为在实践中劳动工人控制自身工作过程是十分重要的。南斯拉夫民主的方式使得这个国家大部分生产和消费进入良性循环。本・阿格尔也不是完全反对集权，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说：“我们主张分散化，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必定会反对任何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概念；我们并不提倡返回到虚构的自由经营的纯资本主义市场那里去，如果所谓的供应能满足需求的话。相反，在全面的计划性与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之间也S会存在一种中间的组织形式，它能使生产和消费得到合理的确定。”{3}本・阿格尔所谓的集权制不是指苏联模式那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集权，更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技术下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力量的集权，或者是像布雷弗曼设想的全球性的集权政府，而是一种考虑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的集中管理。真正可行的生态社会主义在资源利用和生产力上应该是集中管理，合理分配，在生产技术上是小规模技术的分散化生产，生产过程非官僚化，劳动力管理自身劳动过程。

要实现本・阿格尔构想的生态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步骤是实现基层民主制度。“我们曾指出工业生产实行有效的分散化只会导致社会主义变革，如果伴之以废除劳动的等级制组织和废除劳动过程的细微破碎化的话。现在应增加激进的社会变革这一条，即把强加的资本主义控制转变为自我施加的工人管理。”{4}基层的工人不能参与管理，工人劳动仍然被异化，在这种压力下工人无法摆脱异化消费。

本・阿格尔以为，南斯拉夫的分散的社会主义生产模式虽然比苏联高度集中的生产模式有利于生态社会主义发展，但是弊端在于过于分散化无法合理利用资源。本・阿格尔致力于探讨介于这两者之间能够平衡发展的第三条生态社会主义之路。他认为如果工人具有了分散化、非官僚制的生产思想，就能使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他设想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本・阿格尔认为，我们需要的这种解放意识形态能够从美国民粹主义中产生。他认为借助美国民粹主义的思想和影响力，能够使北美工人阶级意识到分散化、非官僚化的生产方式的好处。同时由于美国民粹主义思想维护平民利益，反对权威统治，因此更容易接受他的生态社会主义构想。

注 释：

{1}{2}{3}{4}[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20，421，505， 504.

消费主义产生的原因篇(4)

关键词:消费 消费方式 人的异化存在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2-0065-02

一、消费方式和人的异化存在

马克思关于消费的论述是从其与生产的关系入手的,认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①生产直接是消费,指的是在生产过程中不仅使个人的能力得到发展,产品得以产出,而且在这种生产行为中个人的能力也被支出、消耗,生产资料也被使用、消耗。消费直接是生产,“正如在自然界中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②消费也是人本身的生产。在这种消费与生产合一和生产与消费合一的统一的基础上,马克思区分了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的不同:因此,个人消费的产物是消费者本身,生产消费的结果是与消费者不同的产品。③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在市场经济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大多数人的消费都有两种,既有生产消费又有个人消费。在本文中所论述的消费方式主要指人们的个人消费。消费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消费方式也是生活方式的基本组成部分,所以消费方式又被称为消费生活方式,它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了满足物质的、精神文化上的需要而消耗各种生活资料和劳务的活动方式的总和,它包括消费意识、消费能力、消费结构、消费水平和消费习俗等等。

“异化”,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详细论述了异化劳动的概念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的异化存在,指出异化劳动的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即: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及人同人相异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中,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及他人作为与本身相敌对相异的存在物,使人处于异化的境地。与此相类似,在当前我国人的消费方式中也出现了人的异化现象。

二、当前消费方式下人的异化存在的表现

消费按其本来意义指的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精神等方面的需要而进行的使用、消耗生活资料的活动。但当前却存在着大量不以真正消费为目的的消费,这主要表现在其消费方式上。当前消费方式按其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的不同,总体上可分为三种:高层消费、中层消费和低层消费。

首先,高层消费方式下人的异化存在。高层消费方式指的是有较高消费能力、较高消费水平的消费群体进行的消费活动的方式。在这一层次的消费群体中出现了大量奢侈消费和挥霍消费的现象,这体现在吃、穿、住、用、行等各个方面。例如,在吃上,豪门宴大摆的现象已不新鲜,35万元一桌的菜也有人点;穿上,金缕玉衣常买,杰尼亚时装北京中心店――世界上最昂贵的服装店,中国的富人常去光顾。虽然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但却远远超出了与我国的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消费方式。但这些挥霍者们却丝毫未意识到他们的消费方式的危害,在他们那里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了生产自身的意义,成了一种符号,高消费只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同时它也表征着人对于消费的主体性的丧失。在这种挥霍和过度消费下存在的人们仅仅为消费而消费,这种消费仅仅是名义上的支配和占有,并不在于满足人的需要,而且消费主体在消费过程中也没有使得自身得到发展,消费者便在这种消费中处于一种异化的存在。

其次,中层消费方式下人的异化存在。在当今社会中处于中层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消费者是比较多的,他们这些人是消费的中坚力量,也是商家面对的主要对象。在中国近几年中层消费群体中却出现了大量消费群体的异化现象。这主要体现在中层消费群体在高消费浪潮中不甘示弱、盲目攀比的消费上。以买房置家为例,中层消费群体越来越倾向于购置宽敞的大居室或复式楼房而不屑于购买适合其消费的中档商品房或二手房,更不会去租房。购置大单元房对于中层消费群体来说是远远超出其支付能力的,甚至也是多余的,他们大多是工薪阶层购买大单元只能通过按揭负债、分期付款的方式,这种方式需要消费者长达十年,甚至是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间来支付。从他们工作买房都还完房款这二三十年是人生最美好的时间,但他们却一直在为了房子而奋斗、赚钱,并忍受各方面的压力,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成了房子的“奴隶”。不单单在买房消费中是如此,在其它如私家车、高档家电等的消费方面,中层消费群体也同样表现出了其受消费之累的严重现象。在这种远远超过其支付能力的消费方式下,中层消费群体的大量休闲时间被这种消费剥夺,身心健康受到伤害。消费主体的消费对象和消费活动越来越成为与消费主体敌对的存在,使消费者处于一种异化的地位。

再次,低层消费方式下人的异化存在。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而农村又是一个低层消费群体集中的地方,因此中国的低层消费者在消费者群体中占有很大比重。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浪潮中,在改革开放的带动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农民收入也随之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广大偏远农村地区由于自然条件、信息技术等各方面的限制,其微薄收入与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相比中始终处于劣势,而且在与发达地区的对比中更凸显出了明显的贫富差距。这造成了大量低层消费者的存在,以他们的收入水平根本无法走到消费热潮的台面上,在面对样式不断变更、价格不断攀升的消费品时,他们处于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地。而且消费习俗的变化,生活开支的增加,使他们在遇到子女升学、子女结婚及家人生病等大的消费开支时,就出现了不只是捉襟见肘,而是债台高筑的现象。并且低层消费群体受制于消费的现象不仅体现在现实基本的消费中,而且体现在其消费心理上,在他们与高层消费群体和中层消费群体的对比中他们的心理失落感更加严重了,消费对于他们成了一种负担和恐惧的对象,这也就造成了他们的异化存在。

三、当前消费方式下人的异化存在产生的原因

探讨当前消费方式下人的异化存在产生的原因与找出其解决途径走的是相同的路径,因此探讨当前消费方式下人的异化存在产生的原因与找出其解决途径是具有等价意义的,所以此处只探讨当前消费方式下人的异化存在产生的原因。

当前消费方式下人的异化存在得以产生的根源在于我国现阶段所处的生产方式发展水平上。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生活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④。而且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对历史的继承与发展,因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⑤由此可见,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状况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既特殊又必然的社会阶段下生产方式的发展表现为生产力的不够发达,生产关系不够和谐,由此实行的市场经济政策也使这种形式的人的异化存在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按照马克思分析的人的形态历史发展的三阶段: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⑥的阶段。可以看出我国正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上,商品经济居于统治地位,人们虽然已摆脱了人的依赖性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处于形式上的独立地位。但人的这种独立性是建立在对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之上的,人还不能摆脱对物的依赖。虽然我国的社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但仍是处于向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所以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必须采取商品经济的形式发展生产力,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准备条件。在这种商品经济的特殊形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对物还具有很大的依赖型,在消费过程中出现人的异化现象也是难免的,出现这种人的异化存在并不可怕,关键是要实现对异化的扬弃。马克思指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⑦因此只要抓住了当前消费方式下产生人的异化存在的根源,就能找到扬弃异化的途径,这便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体制。

当前消费方式下人的异化存在得以产生还受到人们在消费方面的价值观念的影响。虽然人们的意识一直是社会的产物,是一定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是基于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产生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们的思想、意识、观念对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物质关系存在样式、社会发展态势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商品经济时代对物质利益的重视促使人们产生了对利益的过渡追求,形成了一些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为代表的功利化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消费方式,造成了过渡消费、挥霍消费及与此相适应的盲目攀比跟风消费的现象。中国人自己的传统消费观念也影响着当下的消费方式,如历史留传下来的对子女各方面的疼爱照顾上,使得上一代人背负着为下一代人的买房、结婚、生活等的消费开支必须支付的观念;使得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人的消费买单、受到下一代人消费的限制。这些消费观念上的不正常发展和传播,促使了大量不健康消费方式的存在,造成了人的异化存在的现象。因此要解决当前消费方式下人的异化存在的问题,合理引导人们树立适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状况的消费观念是必不可少的。

注释:

①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2卷.1972年版.第9页.

③同上.第181页.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1卷.第80页.

⑤同上.第92页.

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6卷(上).第104页.

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消费主义产生的原因篇(5)

关键词：公共品；市场

在传统的经济学里，市场一般指私人品交易的市场。公共品由政府供给，政府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的组织，供给公共品不存在交易问题，因而不存在公共品“市场”。本文研究指出，公共品的供给与需求同样由一个特别的“市场”来决定，同样有其本身的运行规则和秩序。

一、公共品的涵义

公共品的英文名为publicgoods，在国内被译为公共品、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益品、公共货物、公共财产、公共商品等。目前较普遍接受的概念为公共品、公共产品和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和公共物品译法容易给人以Publicgoods是有形物品的误解，而事实上Pubicgoods在较多的情况下是劳务（服务），是无形态的产品，较少的情况才表现为实物形态。故“公共品”的译法较合乎其本身的经济含义。

公共品是与私人品（privategoods）相对应的概念，其严格定义首先由萨谬尔森于1954年提出：“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人对它的消费。”这是公共品的基本特征“消费的非竞争性”之一，用数学语言可表达为：

n

X＝Xi＝∑Xi（i＝1，2，3，…，n）

i=1

X为某一公共品的消费量，Xi为某人i消费这一公共品的消费量，即任意消费者i的消费量与所有消费者（包括消费者i）加总的消费量相等。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公共品的边际消费成本等于零。

而对私人品来说，消费是具有竞争性的，增加一个人的消费必然减少另一个人的消费，消费量具有累加性。用数学公式可表达为：

NX＝∑Xi≠Xi或X＝∑XiЭXi（i＝1，2，3，…，n）

i=1

即对任一群体的消费者，其消费私人品的消费量是各自消费量的加总。

公共品的另一基本特征为“消费的非排他性”，或称“消费的难排它性”，即在技术上无法将没有购买者排除在消费的范围之外；或是技术上可行，但由于排除成本高于排除带来的收益而造成经济上的不可行。而对私人品来说，通常其消费是严格排他的。私人品也存在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存在这种特征的私人品常称为“准公共品”（quasi－publicgoods）或是具有外部性（externality）的私人品（见下分析）。

公共品的两个基本特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消费的非排他性”之间有一定的影响，但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消费的非竞争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消费的非排他性，”消费效用的不变使得公共品的所有者成员缺乏排除外来者的激励。“消费的非竞争性”主要来自消费品自身因素，即本身的消费容量。消费容量的决定来自消费品的规模和特性，一般物质类消费品的消费容量决定于其规模，如国防设施；能量类消费品的消费容量决定于其规模和特性，如广播、电视决定于其覆盖面（特性），而电力决定于其规模；信息类消费品的消费容量决定于其特性，如法律法规、知识、技术，其消费容量趋于无限大。

公共品的“消费非竞争性”特性来自其消费容量对共同消费群体来说充分大，以致每个消费者的消费效用并没有影响到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效用，即使再增加部分的外来消费者，每个人消费效用水平仍然不变。理论上，具有这种足够大消费容量的产品称为纯公共品。现实中，纯公共品常见于信息类产品，如法规、政策、推广技术、新闻等，物质、能量类的纯公共品较少见，仅有国防、航灯、广播、电视等少数产品。

相对于纯公共品，如果一个产品的消费容量有限，并仅供一个人消费时其效用水平才最大和不变，则该物品为纯私人品。现实生活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产品的消费容量处于纯公共品和纯私人品之间，这部分产品随着消费者的增多，容量会满载而出现拥挤，消费者的效用将出现递减。这类产品常称为拥挤性公共品或俱乐部产品（clubgoods），如高速公路、公园、学校、社区游泳池等。

公共品的“消费非排他性”既来自自身的因素，也来自外部因素。自身因素方面，是产品主体（个体或集体）无法控制产品的消费流量或范围，原因是产品在消费时呈现效用外散效应，而这种效用又不可分割。如航灯，当其闪亮时，其灯光照便布满了所服务的海域，使得航灯的所有者很难把没交费的船只排除在外。这是一种效用散发型的外部性导致的“消费非排他性”。此外，还有一种毗邻效应的外部性导致的“生产消费非排他性”，即某一产品在生产或消费时，会引发出另一种产品的生产或消费效用，这种效用可正可负，却又无法避免。如某人在自家的院子里种果树，目的是收获果子，同时对周围的生态无形中贡献出一份绿化；又如某人喷自感良好的香水，却引起周围人的恶心。对效用散发型外部效应，不仅公共品有这一特性，部分私人品也有这种特性，如某人在自家门口栽花，其“美化”却无偿与周围的邻居分享。同样，对效用毗邻型的外部效应，公共品和私人品都存在，只是私人品存在的情况较多。无论哪种外部性，如果其外部性覆盖面是全局的，并且具有以外溢效用为主、外溢效用不可分割的特征，便为纯公共品，反之，则称为准公共品或纯私人品（外溢效用忽略不计）。

俱乐部产品和外部性产品虽然在性质上有相异之处，但两者都具备‘稍费效用不可分割“的公共品共同特征，都可称为准公共品。准公共品按消费人群可分为地方公共品、城市公共品、社区公共品、公司（集体）公共品、家庭公共品等类。纯公共品的提供者是政府，准公共品的提供者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市场里的经营法人、自然人。公共品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公共品从消费的不可分割性出发定义公共品，广义的公共品从提高公共福利的高度上定义公共品。”按广义公共品定义，政府的所有服务均列入广义公共品的范畴，包括界定和保护产权、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供社会基础条件、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提供社会保障条件、提供社会发展条件。提高社会公共福利等方面。

二、公共品市场

公共品供求理论属公共财政学、公共经济学范畴，其中，公共选择理论是其核心。在公共选择理论里，布次南通过研究政治投票与公共收支的关系，推出公共选择所依据的“政治市场”理论。公共品市场在国内外文献中是个空白的概念，因为一般认为，公共品是政府或集体团体供给的产品，并没有通过市场交易，因而就无所谓市场的存在。对此观点，国内理论主流持赞同态度。另一方面，国内部分学者持有不同的认识，如吴俊培1994年提出Publicgoods应译为公共商品，刘心一1999年提出“公共商品满足公欲，私人商品满足私欲，市场是两类商品的综合体”的见解，倡导公共品存在市场的学术观。

公共品是否存在市场，应从市场的构成、运行规则、产权特征等方面来考察。何谓市场，市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市场指有形市场，即商品交换的场所；广泛的市场包括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无形市场是指没有固定交易场所，通过多种交易形式达到交易的市场。现代市场随着交易形式的扩展，已形成多样化的市场体系，对市场的理解应上升到交易总和的高度上来理解，只要存在交易主体和交易对象，便会形成一个市场。当然，市场有规范市场、残缺市场，公开市场、地下市场之分，严格意义上的市场应指完善规范的市场，这种市场的构造必须具备四个基本要素：（1）有完全产权的市场主体。这里的完全产权，指产权主体具有独立排他的所有权，能自由交换所有权派生权能和获得产权交易的剩余；（2）有合法的交易对象，即有产权被社会保护的可交换的商品；（3）交易遵守市场一般运行规则，主要包括市场进出自由原则、自愿交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4）违反市场规则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即进入市场的主体的产权受到法律的保护。

从产权角度，市场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产权主体在法律保护和市场运行规则框架下能够自由地交换产权。从交易的本质上来说，商品的交易首先要完成产权的交易，然后才有商品的完全交换或部分交换。如农户甲用一只羊交换农户乙一袋米，这种交换过程首先发生在两者同意完全交换各自的所有权；如果农户甲把一只羊租给农户乙，每月收取1公斤米的租金，则这种交换是部分交换，即所有权派生权能束中的使用权交换。这两种交换都是交易双方先订立契约（产权交易），后才付诸交易行动，实行实物交换或使用权租借。

市场里的产权主体，既有独立的自然人，又有各种形式的组织（法人），如家庭、企业、各种赢利和非赢利机构。应注意的是，各种组织是通过独立自然人的产权市场交易，才以共同产权主体的形式“法人”进入市场的。如企业便是以相对稳定和长期的契约代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瞬间契约而形成产权共同体（企业法人）。市场里产权共同体存在的原因是通过较固定的产权交易形式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带来市场效率；或是共同产权增加的收益大于组织的交易费用。

对私人品来说，由于有着明确的产权边界，即生产和消费都具有明确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因而能通过私人生产和市场交换来生产和消费。而对公共品来说，由于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私人生产者无法收回生产成本（消费的非竞争性使消费的边际成本为零，非排他性使消费者容易搭便车，不愿意生产或购买）。因此，公共品必须由公共产权主体去提供，这个产权共同体便为政府。

按市场形成的四个基本要素及市场的产权特征，公共品的供求是否存在市场决定于两方面的条件：一是政府是否是社会公众通过公平的契约交易而形成的产权共同体；二是政府生产和供给公共品是否遵循市场原则。如果这两个条件具备，公共品的产权契约交易与私人品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政府就象一个特殊的企业组织，私有产权的主人——社会公众谋取福利，以公共产权主体形式参与市场运作，生产和供给公共品，弥补私人产权单独交易基础上的“私人品市场”所固有的缺陷。

消费主义产生的原因篇(6)

关键词：毛泽东消费伦理思想  基本内容  当代意义

毛泽东消费伦理思想是其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亦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芒．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消费伦理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消费伦理思想为指导，紧密联系现实中国的具体国情，在我国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提出的消费伦理思想。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消费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毛泽东消费伦理思想的内容极其丰富而深刻，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一、毛泽东消费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消费是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尺度．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人们的消费既受生产的制约，也受道德观念的影响。毛泽东同志一直很关心群众消费生活，并把人民消费需要不断得到满足提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高度。在毛泽东看来，提高人们的生活消费的同时，必须反对铺张浪费，强调勤俭节约，重在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质量：

(一)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原始资奉积累严重不足。为了集中力量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把增产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一项治国方略来实施毛泽东的勤俭建国思想贯彻于社会领域的每一个环节。在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把“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三大条件之一。1951年10月毛泽东号召为了“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年l2月，他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稿时指出“为了完成国家一、世化，为了建设重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展开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使这个运动战为真正的全体人民运动。”在1955年《勤俭办礼》一文的按语中毛泽东指出：“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问。

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1956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我们用l角钱，不能只做8分钱的事，而要做1角2分钱的事。”“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专门讲到“节约”问题，其中，关于“厉行节约”的精辟论述已成为至理名言：“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

“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问，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在1957年国家预算时毛泽东指出；，“要在全党和全同人民巾发动一个增产节约运动。增产必须在原料有保证和社会需要的条件下进行，同时必须保证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节约是有希望的，必须在不降低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的条件下讲求节约，在企业、事业和行政开支方面，必须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厉行节约。在生产和基奉建设方面，必须节约原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厉行节约。”1957年2月中共中央要求在工业、农业的生产中，在运输、邮电和商业的经营中．都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广泛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克服各种浪费现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实施仅仅几个月，就已经开始发生效果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县以上各级党委抓社会主义工业项目，要抓“新技术”，要抓“节约原材料，找

[1] [2] 

消费主义产生的原因篇(7)

[关键词]异化消费；虚假需要；消费批判；制度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价值观，是在对生态危机形成根源的深入分析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作为重要的分析工具和中间桥梁，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和政治制度联结起来，最终使对生态危机的批判转化成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并以此为基础勾画出了社会发展的新形态。

一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消费”作为联系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桥梁，构成了其理论演进的重要基础。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趋势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因此，需要对异化消费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本质和根源。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异化消费是异化劳动合乎逻辑的对应现象。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因而使人们逐渐变得越来越依附于消费行为。正如本·阿格尔所说，“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具体而言，人们在单调、乏味、无聊的工作中，无法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因而是不自由的。www.133229.Com于是人们便把注意力转向了消费领域，试图通过消费行为来补偿劳动中的这一不足。因为在消费领域里，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任何想要的东西，人可以作为一个积极的主体参与其中，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因而仿佛是自由的。在异化的条件下，消费变成了人们逃避劳动痛苦和不幸的避难所，幸福被等同于消费，幸福的大小则取决于消费物品的价值和数量。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消费成了一种病态行为，一种对物品的无度索取和占有。世界上的一切，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都进入了人的消费范围，成为人的消费对象。然而诡异的是，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消费更多、更新和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人们只能通过更高强度的异化劳动来获得更多的金钱，从而满足自己永元止境的欲求。因而，在当代，消费异化已成为各种异化的集合点：在经济上，它与劳动异化互相支持、互相促进，成为劳动异化得以继续存在并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政治上，它消解了人们的斗争意识，增加了人们对制度的合法性认同，从而支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无限生产、异化消费和虚假需要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无限生产是最初的推动力和源泉，虚假需要和异化消费既是其结果，又是从内外两个方面形成新的推动力，它们以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作为支撑，互相推动、交融并进，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生存的动力。具体而言，在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动力的推动下，为了防止生产出现“过剩”，维持资本的继续增殖，消费变成了新的生产力。消费成为生产和销售的唯一目的，生产者的利益在于最大限度地提高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地将奢侈品转化为“必需品”。此时的生产不但为利润而制造消费品，而且还必须同时为利润而创造需要。需要不再是源于人的内心，而是变成完全由外部制造出来的虚假的东西，消费成了需要满足的唯一方式，并变异为生产扩张的内在动力。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也是最系统地论述异化消费与异化需要的是莱斯。他在其著名的《满足的极限》一书中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的“虚假需求”和“异化消费”观点，尖锐地批判了现代工业社会把需要的满足等同于无休止的消费的观念。莱斯认为，我们必须把人的需求问题看作是生态相互作用的更大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指出，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的需要被系统地导向了商品消费领域。人们在快速变化的商品和服务中不断地重新定义他们的需要，并且用不断增长的消费来补偿其他生活领域，特别是劳动领域遭受的挫折，并最终将消费与满足、幸福等同起来。然而，数量众多的新商品，在承诺满足需要的同时也相对从前的商品提升了不满足的感觉。需求和商品之间快速的相互作用带给个人的是一系列持续变化的满足和不满足感。换句话说，“这样的社会被经济层面上激增的财富与个人层面上的匮乏的体验之间的永恒矛盾所困扰。无论多么勤勉地或多么成功地寻找到不断增长的资源和能源的供应，也不能解决这一矛盾。”总之，对商品的疯狂消费并没有使人变得更快乐，反而变得更痛苦和迷惑。因此，他强调，对于这种传统来说，最重要的是改变表达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在消费领域以外的其他活动领域如生产领域中寻找人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本·阿格尔认为，理解社会变革运动背后的、在解决严重制度危机过程中产生的基本原理来说，需求理论是必不可少的。而所谓的异化消费的特征就在于：“(1)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2)人们把关注于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为了不断刺激人们去消费，资本借助了广告这一强有力的工具，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为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同时人们则把需要的满足几乎完全等同于了消费。然而，人的需要是无止境的，但无止境的物质王国则是不可能实现的。随着能源和物质资源的成本不断上升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永远过着物质丰裕的生活的期望必然会破灭，而这又将促使人们审视自我的需求和价值观，反思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于是，变革的力量将在这种被阿格尔称之为“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中应运而生。

总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消费现象及其后果的批判为基础，通过揭示生产、消费、需求、商品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最终找到了异化消费及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将消费批判纳入到了其制度批判的体系之中。

二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重视对消费问题的研究，不仅因为其是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通过对消费实行操纵和调节，大大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而这正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批判的重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对消费的控制过程及其造成的社会和生态后果，他们将异化、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认为异化和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应有的逻辑所致，从而将消费批判与制度批判结合起来。这也成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绿色政治思潮区分开来的根本标志。

他们认为，异化消费在马克思所在的时代不曾出现，它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国家为了防止经济危机普遍实行干预和调控的背景下产生的。资本主义已设法将经济危机的趋势转移到消费领域，正是通过对消费实行操纵和调节，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从而延缓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

首先，无限生产与异化消费互相促进，通过大量消耗商品和服务，为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而这正好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必需的，它为资本主义再生产，为维持较高的利润率、转移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福斯特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资本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主要是为了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其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是为了实用的需要，而主要是为了满足由市场力量所产生的那些虚浮的消费需要。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的利润增长和扩张需要，厂家不断制造出新奇的物品和服务，并通过广告和文化灌输等手段不断地制造虚假需求，迫使人们不断地购买、不断地消费，从而大大增强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依赖性，稳固了资本主义统治的经济基础。

其次，消费异化掩盖了社会的差别和矛盾，瓦解了人们的斗志，从而增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这是异化消费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现代主体作为一个消费者，无论是他的需求还是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都是由资本主义商品体系结构性地规定了的。因而，人们一旦陷入了物质至上的“虚假需要”，便会把自身的需求与商品体系“一体化”。这种一体化集中表现为“需求的一体化”，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延续和发展，需要大量消费它所生产的产品，现在它成功地把这种需求转化为普通人自身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变成了个人本能的需求。这种需求的一体化又产生了利益的一体化，一旦个人把自己的需求与商品体系结合在一起，他们便不再能否定这一体系，因为这无异于否定自身，这样他就彻底失去了挑战既定社会秩序的能力。这一动态过程使现代资产阶级找到了新的统治合法性依据，统治者通过向个人提供几乎是源源不断的商品，不仅使统治者、资本家过着丰裕的生活，而且使工人和他们享受着看起来同样的产品和服务，工人阶级在平等的假象中被同化和融合了，对这个制度的反抗要求消失了，统治者通过对消费实行控制成功地延长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寿命。

然而，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和有限的生态系统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冲突。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产的无限增长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预示着人类资源极限的快速到来，以及生存环境的无可逆转的破坏。因为消费经济是以现代工业和技术为发展基础的，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无止境的物质欲求，它专注于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不断地向“自然界”透支，其结果是人类将为维持这种增长方式和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环境、能源和生态后果支付必要的代价。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这种经济无限增长模式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给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它们便因此成为了资产阶级极力倡导的“理想类型”，从发达国家辐射到发展中国家，进而成为了全球所公认的最佳发展模式。“不消费就衰退”成为了当今社会似乎无懈可击的道德逻辑，消费甚至成为了当代社会的一项公民义务。然而，地球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当今世界，充其量只占全球人口1/5的工业发达国家消费的原料、能源及其它资源占世界产量的4/5，如果把这些国家所具有的人均资源、能源消费水平推广到全球所有居民，将对自然环境产生巨大压力，以至于造成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因此，“正是在发达国家中被不同程度地制度化，并通过经济高压和意识形态灌输在其它国家被提升为普遍理想的高集约市场秩序的社会实践，要为对地球上可利用资源的严重剥夺负责；为依赖于能源密集型的农业而生活的人类现在的生存状况而负责；为向生态圈排人大量的有毒物质而负责。”

由此可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直主张将异化、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异化和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应有的逻辑所致，因而要克服这种异化和危机就必须粉碎这种逻辑本身。他们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特性，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之间的必然联系。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具有双重矛盾，其中第二重矛盾是指生产力、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其原因在于，资本的本性是追求无限的经济增长，必然不断地进行自我扩张，但是自然界本身是无法进行自我扩张的，这就意味着追求无限增长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必然会受到生态制约，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危机。因此，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性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生态上具有不可持续性。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中则用“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来说明这种必然性。“物质变换裂缝”就是指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以追求利润为基础的掠夺式生产方式，其结果必然会造成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过程的中断，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一书中，福斯特更加明确地肯定生态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本·阿格尔则通过阐述当代资本主义维系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变化，来揭示生态危机的必然性。阿格尔指出当代资产阶级通过向人们许诺提供不断增长的财富和商品，并控制和引导人们的消费需求，使人们沉溺于商品消费之中，从而维系了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具有不断扩张的趋势，进而产生生态问题。

三

关于如何消除人的异化(包括异化劳动、异化需要和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的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从生产和消费(需要)两方面入手，从经济运行和制度框架两个层面着眼，通过社会结构变革和价值观重塑的双重变革，创造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和人的异化问题。

莱斯在《满足的极限》一书中，着重论述了这种摆脱异化和危机的途径问题。他认为尽管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但人的能力也是多方面的，人的多方面能力的发挥与人的真正满足和幸福是一种正相关关系，人的多方面的能力完全可以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要，根本用不着非要由过分专门化的商品和服务来提供。因此，我们需要把注意力从消费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创造出一种能促进人们在其中直接参与与满足自己需要有关活动的环境。他主张通过非等级制的、以全体为基础的联合体结构来组织劳动，使每个人在自由和自主的条件下决定自己的需要，使每个人的能力都得到全面实现，使一切个人的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真正满足具有丰富的意义，由此实现表达需要和满足需要方式的彻底变革。

在制度层面，他通过批判地分析穆勒的“稳态国家”思想和伊利奇的“交往社会”等传统替代方案，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替代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即把工业发达的各个国家的社会政策综合在一起的社会，其目标是减低商品作为满足人的需求的因素的重要地位和把按人口平均计算需要的能源及物质减到最低限度。”他同时强调，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有力的动态阶段重新改变社会政策，使其抛弃幸福的量的标准，而采用质的标准；它并不总是以增长、稳定或下降的经济形势为特征，而更迫切的是重新配置资源和改变社会政策的方向，使满足需求的问题不再被完全看作是消费活动的功能。在这个社会中，有一系列消除贫困的相关政策，不会让人们回到过去那种以穷乡僻壤为特征的艰苦环境中去；在这个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商品和市场交换，只是消费不再是满足需要的唯一方式，人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拥有选择权；在这个社会中，仍然需要科学技术并享受其成果，只是科学技术也由集中化、垄断化的使用方式走向分散化。

阿格尔则明确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双重的。它要设计打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社会主义的未来。过度生产将通过分散工业生产和降低工业生产的规模来克服；过度消费将用向人类提供有意义的、非异化劳动(这种劳动是小规模的、民主管理的生产者联合体的劳动)的办法来克服。”他认为变革的希望就蕴含在“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中，这种辩证法指的是：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的时期，本以为可以真的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危机，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从根本上重新进行评价。他特别指出，“这一过程一般具有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步骤：(1)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增长，从而将需要缩减旨在为人的消费提供源源不断商品的工业生产；(2)这种情况将需要人们首先缩减自己的需求，最终重新思考自己的需求方式，从而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观念；(3)对需求方式的这种重新思考可以使异化消费变成我们称为‘生产性闲暇’和‘创造性劳动’的现象。”人们将不再把这种劳动看作是获得应用于未来消费的财富的源泉，而可以在生产活动中实现自己的愿望和价值。

阿格尔进一步提出，要用“分散化”、“非官僚化”和“工人管理”等具体措施来克服异化消费及生态危机。他指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既适用于技术(生产)过程又适用于社会和政治过程。通过使现代生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我们就可以保护环境的不受破坏的完整性(限制工业增长)，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从性质上改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他认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是两个相伴而生的概念，“凡在有技术分散化形成小规模技术的地方，劳动过程的民主化都起因于工业组织的非官僚化。离开了一个就没有另一个。”另外，通过对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和工人自治的经验的考察，阿格尔提出应把强加的资本主义控制转变为自我施加的工人管理。他进而提出小规模、非官僚化、集体组织的生产将成为目的本身，而这些只有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同时具有必要性程度的非官僚化)的制度下才能实现，从而最终将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双重目标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目标联系起来，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