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现象篇(1)

关键词：消费主义；网络；审丑；秦火火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4-0054-02

一、网络媒介审丑时代的到来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传播的高速性和快捷性让我们处于一个信息拥堵的时代，网络作为第四大媒体在当今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网民数量的不断攀升促进了网络媒体的繁盛，网络已经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与此同时，伴随着网络传播的高速发展，也出现了一些负面问题，炒作、媚俗、炫富等成为近些年网络关注的热点问题。

消费丑行，似乎已经成为网络生活的一道精神作料。我们在消费网络的同时，网络同样也在消费我们。从芙蓉姐姐到凤姐，再到hold姐等等，这些都在向大众展示“丑”不但可以传播，“丑行”更能成为一种时尚。与此同时，网民也在这股审丑浪潮中展示他们的热情，全力配合这场审丑狂欢。

在这个娱乐化的时代，人们已经不满足于物质上的消费，文化消费、精神消费到处充斥在网络传播当中。当芙蓉姐姐认为丑是一种时尚，再到hold姐高呼fashion，我们便进入了一个审美疲劳的时代。网络传播为审丑的发展提供了展示的舞台，草根明星的不断涌现让这场审丑风潮愈演愈烈。与此同时，网友们也不甘寂寞，不断发掘新的“丑星”，满足大众的娱乐心理。

当大众对传统审美观念开始颠覆，打破长久以来对美的标准的判断，逐渐消费丑行时，这便给娱乐行业注入了新的发展方向与传播视角。丑作为美的对立面存在，当受众已经对美有了顽强的免疫力时，丑就显得标新立异、吸引受众的眼球。

在全民消费娱乐的环境下，审丑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审丑明星更是不断突破自我展示丑的一面，以博取受众的眼球，换取关注度。病态的网络传播在消费大众的同时，也给予大众一种错误的消费导向。当丑成为一种时尚，人们进入到审美疲劳的时代，审丑便成了全民消费、娱乐的活动。

二、网络审丑的消费主义表现

鲍德里亚在他的《消费社会》中开篇就提到：“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在网络传播的场域里。“丑角”们心甘情愿地“被消费”着，看客也乐于“消费”这份娱乐[1]。在消费与被消费之间，两者都是各取所取，竭力将这场审丑盛宴不断向前推进。

（一）精神娱乐消费中的网络审丑

网络传播的消费主义无疑是消费丑行的助推剂，2004年以标志性的S体型、矫揉造作的语言迅速红遍网络的芙蓉姐姐，在这场审丑浪潮中可谓收益颇多。截止2013年这位以丑为美的丑星更是一路蹿红，时不时地出现在娱乐版面上。在这场娱乐狂欢当中，正是因为有了无数看客的娱乐心理，网友的热切呼应，才不断鼓励这些丑星将丑进行到底。

在过渡娱乐化的环境里，网络传播更是为娱乐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消费丑行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也正恰恰反映出人们对美的厌倦，更有网友声称太多的人造美还不如丑来的实在。丑星们正是抓住了受众的这种消费心理，不断地语言出位、衣着出位、行为出位，这些都似乎证明了只有扮丑、拿无知当自信才能跻身审丑热潮。

在这个娱乐盛行的时代，网站旨在抓取更多的受众关注，以及如何让受众停留更多地时间，也因此网站会不断地标新立异，促使这种消费娱乐的风潮不断推进。搞怪、恶搞这些都在朝着娱乐的方向发展，网络愉悦了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在这种审丑的风潮中，精神娱乐消费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须品。

（二）文化消费中的网络审丑

在社会、经济文化全面转型和传媒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大众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产生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2]。在文化的建构中消费文化在当今社会占有重要的地位，而网络传播又为消费文化提供发展的平台，在这场消费主义浪潮中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都起到助推剂的作用。

消费主义社会下文化消费已经成为一种现象，这种现象交织于网络与传统媒体。电视剧作为人们消遣时间的娱乐项目，也参与到这场文化消费热潮当中。受众开始对老套的电视剧情感到乏味时，编剧们便不惜牺牲文化产业以满足受众的需求。

抗日题材过分娱乐化的倾向，在剧情方面对史实的戏说越来越重，甚至掺杂臆想、杜撰。一味地追求娱乐效果和商业利益，不仅模糊了观众对抗日战争历史及英雄人物的正确认知，也是对革命历史的不负责任。

历史题材的剧情为了突出创新不惜臆想桥段，古今穿越、道德丧失、第三者插足等等来吸引观众的眼球，牺牲原著、娱乐大众的心理屡屡可见。消费文化已近成为一种商业手段，文化的传承不仅没有得更好的发展，相反以消遣文化来娱乐大众已近成为一种手段。娱乐至上的时代文化不在是生活的必需品，网络传播成为消费文化的兜售器。人们一边在批判丑行，一边又在这场闹剧中自娱自乐，当审丑取代了审美，当精神消费、文化消费过后，我们还能消费什么？

三、网络审丑消费主义的主要原因

传媒消费主义一方面体现为传媒对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传播，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传媒自身的消费主义文化变异。传媒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消费为目的，不断挖掘新鲜的事物供受众消费。加之网络传播自身的特点为审丑风潮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把关的缺失更催化了这股审丑浪潮[3]。

（一）消费与被消费：经济利益的驱使

网络媒介消费主义倾向是通过各种手段追求媒介自身内容的“可消费性”。网络媒介本身就是媒介市场的竞争主体，相比较传统媒体而言，网络媒体需要抓取更多的关注度扩大受众市场的占有量，与其他传媒类型相比较，网络媒体作为相对年轻的媒体类型，为了打破原有的市场格局，在愈演愈烈的媒介市场竞争生存并发展，需要有自身独特的优势。

网络媒介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来源在于广告收入，相比较报纸、电视而言，在网络上投放广告成本相对便宜并且播放次数、传播范围都有一定的优势。而广告主投放网络广告的主要参考依据就是网站的访问量或点击率。因此，如何追求更高的访问量和点击率是网络媒体最直接、最重要的目标。正因为如此，网络信息出现了娱乐化、时尚化、庸俗化的现象。

消费丑行成为现代网站娱乐大众的一种手段，丑星与看客也在这种消费与被消费关系中寻求自我需求，网站作为消费丑行的助推剂也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在这种消费经济链条的环境下，网络审丑的这股风潮才会愈演愈烈。丑星们心甘情愿被消费的背后隐藏着名誉、利益的驱使，扮丑成为草根出名的一种捷径。

丑星利用网站宣传自己，网站作为助推剂不断挖掘推出新的丑星，这样才会引起网友的关注，在短时间内创造出较高的点击率从而提高网站的知名度，以谋取更多的经济效益。正是在这种消费主义市场环境下，网络才会不断催生新的丑星，消费丑行成为网站宣传的噱头，而网站、丑星、受众这种消费与被消费关系网中，都是源于经济利益的驱使。

（二）网络把关缺失

网络传播娱乐化倾向在现代传播当中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消费丑行这种娱乐大众的行为已经成为草根出名的捷径。网络传播自身的一些特点加之网络本身监察不严在一定程度上默许这种丑行的传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网站的点击率才会助推了这股审丑浪潮。

网络传播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应给予受众积极、正面的引导，媒体应当维护和发展最广大的公众利益，而不是纯粹以营利为目的宣传。网络传播把关的缺失不仅使传播的内容缺乏公信力更让虚假消息的幕后推手钻了空子，正如“秦火火事件”就是对网络炒作有力地回击。

秦火火作为网络丑星炒作的幕后推手，更是将这种审丑风潮宣传到底。在这种消费与被消费的关系当中，丑星们心甘情愿地被拿来炒作，而幕后推手更是不择手段地消费丑星从而获取利益。网络把关的缺失加之网络推手的恶意宣传，并且利用网络监管力度不足，经过微博发出并经“大V”转载后，迅速将虚假新闻推向热点话题。网络审丑的这股风潮也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下不断滋生，成为现在网络传播的一种普遍现象。

消费丑行之所以可以迅速发展正是由于网络传播把关不严，传播的内容并不像报纸、电视经过严格的审查，相反网络给予公众更加宽松的平台，这也就意味着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传播自己想要传播的内容。网络幕后推手就是很好地抓住网络传播的漏洞，以消费受众为前提不断谋取自身经济利益，正是因为有着利益的交织才会让丑星心甘情愿地被消费。推手在消费丑星的同时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而网站的发行者同样依附于受众的点击率以谋取经济效益，也因此在网络监管上采取默许传播的态度。正是因为这种互相消费的关系体系，才会使消费丑行的风潮不断扩张。

四、结 语

网络的发展无疑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在娱乐化的社会当中，网络又催生出“精神狂欢”产业的发展，这让消费主义有了更进一步的扩展。消费丑行成为吸引受众关注的主要传播要素，这种病毒式的传播模式利用互联网的高效性迅速占领传播市场，将丑星推上公众的视野从而获取一定的知名度。网络传播犹如一把双刃剑，折射出整个社会传播的方方面面，从“秦火火事件”便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已经加大对互联网传播的监管，对于网络谣言的幕后推手也给予相应的惩罚，净化网络传播成为互联网发展的一项新任务。

网络媒介审丑的这股风潮也会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得到有效的治理，受众消费娱乐的行为是一种正当消费行为，当时这种消费行为也应该有一定的界限，网络传播更应该把握好这种消费界限规范传播内容，提高网络传播在受众心中的公信力。相信消费丑行的这场狂欢也会因为这次整顿事件落下帷幕，反思在这场消费娱乐的盛宴中我们究竟娱乐了什么？

参考文献：

[1] 邬聪媛.审丑时代与符号红人——传媒消费主义视角下的“凤姐”现象[J].青年记者，2010（12）.

消费主义现象篇(2)

一、“梦工厂”：网络新闻炒作与背后的推手

或许有不少人认为，新闻炒作在一定程度上并算不得是一个贬义词，甚至有人专门写文、写书、开课程来教授新闻炒作的“炒法”。比如魏剑美先生就有一本名为《商业策划与新闻炒作》的著作，在书中更以“得‘炒作’者得天下”、“新闻引导世界，炒作引导新闻[1]”等为纲目，言辞凿凿夺人眼球，确实是深谙炒作的真谛。

但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现有的新闻炒作行为，绝大多数都并没有给社会带来什么贡献或者荣光，反而却让这个社会愈发显得灰头土脸、焦首烂额。

网络红人干露露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2011年2月14日，干露露通过“浴室征婚门”的炒作视频在网上迅速蹿红，进而受到了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随后，干露露开始受邀参加国内车展等公众活动，每每衣着暴露、言行粗俗、丑态百出，却因为特立独行往往更容易受到媒体的瞩目。

直到2012年11月，干露露母女参加江苏台综艺节目《棒棒棒》，在节目现场母女三人放泼撒野、大爆粗口，导致广电总局责令停播该节目进行整顿才算暂时偃旗息鼓。

干露露每一次的所谓“网络曝光”，基本上都是精心策划的“重磅”炒作事件。这些所谓的“网络红人”通过一桩桩的新闻炒作自己，在提升自身“价码”获取利益的同时，也体现了媒体的道德缺失和伦理失范，从更深层次挖掘，这更是媒介消费主义的一大表征。

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在市场逻辑的驱动下，大规模的消费需求被激发，我国的传播媒介大多呈现出了消费主义的符号化特征。

具体而言，就是我国的媒介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报道与日俱增，而在表达上也逐渐开始诱导受众关注生活中的消费行为，更加市场化和功利化，将新闻产品当成消费商品“出售”，表现出了严重的媒介消费主义倾向。

二、“推出去”：网络新闻炒作现象的媒介消费主义表征

(一)用独特代号来强调符号意义

在消费主义社会，高档和名牌等消费概念是人们自我表达和相互认同的主要形式和意义来源，而“消费明星”作为消费主义社会的流行文化，则需要凭借“形象编码”来将这些有别于大众的“形象”销售出去。网络红人在进行新闻炒作的时候，往往会巧妙的运用这些规则来“走捷径”，将自己打造成可以被销售的文化符号。

以芙蓉姐姐为例。2004年，芙蓉姐姐开始在水木清华BBS发表雷人的个人照片，却同时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作为这些照片的标题，并在之后自称“芙蓉”。真名为史恒侠的“芙蓉姐姐”通过这样一个与她当时形象截然不符的代号来进行网络炒作，使得这场炒作尤为成功和令人瞩目。芙蓉姐姐迅速从网络上走红，并得到了其他传统媒介的关注，一时街知巷闻。其他如凤姐、龅牙哥、犀利哥、茫然弟等等也大多如此，他们的代号几乎如出一辙的富有“形象性”，并且极具象征意义。

媒体在报道追踪这些炒作时，往往也极有默契地使用炒作者的名称代号来发表新闻。可以看出，消费主义下的媒介并不在意这些炒作者的真实姓名，反而期望通过响亮的、夺人眼球的代号来吸引受众，让受众在围观炒作者精心营造的、日常生活中难以想象的事件中获得虚幻的满足感与成就感，靠这些所谓的娱乐和消遣来逃避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和负担，实现对日常生活、个人身份颠覆的欲望，并获得情绪上的释放。这正印证了鲍德里亚的说法：“消费主义代表了一种意义的空虚状态以及不断膨胀的欲望和消费激情”[2]。

通过“代号”的方式来强调炒作者的符号意义，对于炒作者和传媒而言是双赢的局面。一方面，网络新闻炒作者的代号在媒介狂轰滥炸式的追踪报道下，成为大众难以拒绝的文化符号或者形象编码，以更快的速度深化了这些炒作者的个人形象，从而谋取更多的名声和财富；而另一方面，大众传媒通过这些代号进行的形象编码，提高点击率和购买率的同时，控制大众的日常生活欲望，进而实现媒介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增长。

(二)颠覆感官的言行举止“被制造”

网络红人通过新闻炒作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心，占领大版面的报道版块和专栏，获得高得离谱的点击率、回复量和转发率，单靠一个响亮的名头怎么够呢？他们需要更多的东西来支撑“形象”，使之饱满甚至夸张。只有不断制造话题，才能维持和巩固自己的“地位”，才能在瞬息万变的网络环境中成为优秀的“弄潮儿”，赢得媒介的青眼和公众的视线。

所以，他们在新闻炒作中，塑造出自己独特的服饰风格、个性特征、生活习惯、说话方式等，都可能成为话题，成为赢得受众争相议论和围观的焦点。比如凤姐的经典名言“我9岁博览群书，20岁到达顶峰，往前300年往后推300年，没有人会超过我”，或者小胖那张被无限次PS的瞪眼照片，都是炒作成功所必须备下的武器。他们常常制造出挑战人们的道德、禁忌、心理承受底线的言行举止来引起关注，满足大众虚拟的欲望诉求。

事实上，网络炒作者与娱乐明星一样，也有自己的“粉丝”，无论是真正支持的或者别有用心的，无论是模仿追捧的还是抵制反对的，他们和娱乐明星一样屈从于传媒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受众对于这些新闻炒作事件的态度，就是一种有意识的消费过程，同时，这也构成关系媒介利益的丰厚的注意力资源。所以媒介就通过不断炮制的网络炒作向受众提供着不断被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从中获利的同时，也使受众渐渐丧失了批判的理性、辨别能力，最终养成了“不讲理性，只要感性；不求深度，只讲快乐；不讲反思，只要听话的懒汉主义和逃避主义文化”[3]。

三、“炒作”：消费主义时代的负面效应

(一)减少对公共事务注意力

消费主义文化带有明显的后现代文化特征，它更多的是对物质生活、对精神消费的诱导和引导。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介消费主义引导下的市场，势必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新闻炒作等更容易引起受众注意力的富有娱乐化倾向的内容，更加关注受众的感官刺激，采用陈词滥调、大肆夸张、含沙射影式的来建构虚假的社会现实。

通过一次次网络新闻炒作，网络新闻媒介弱化了社会责任，网络新闻从业人员也从公共舆论的守门人变成了市场口味的追逐者，媒介的权威性消解，公信力也随之丧失。更糟糕的是，媒介对于受众所容易引起注意的娱乐化新闻信息的追求，势必导致媒介放松了对生活的反思和对社会正义的价值判断。在媒介用大幅版面追逐于跟踪报道新闻炒作的后续消息时，却减少了对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的思索，也将受众对于公共事务的注意力转移。于是广大受众在消费媒介的同时也消费自我，降低自身的精神追求，无视身边的社会现实，只顾沉浸在粗糙浅薄、充满炒作和虚妄的网络世界里。

(二)过度追求经济效益

媒体对于经济效益的追求使得他们更倾向于报道轰动性、爆炸性的新闻炒作。追求经济效益，这本并没有错，经济收入的增长能够保证媒体的良好运行。但是当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有冲突时，新闻媒体却很难做出正确的选择。

记者和媒体在消费主义的驱使下，为了追求知名度或点击率，一味寻求新闻卖点、夸大新闻事实、罔顾新闻真相，以图满足少部分受众对于低俗新闻和隐私的需求欲望，进而获取利益。这也确实在短期内取得了效果，消费主义作为一种带有霸权主义色彩的文化意识，能够使依赖媒介的受众获得一种“一元的‘消费社会’的文化氛围”[4]，受众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受到媒体的鼓动和诱惑，不断接受储存芜杂的信息，最终在信息的海洋中迷失了自我，媒介则从受众身上谋得利益。但是从长远角度而言，网络新闻炒作现象不仅使受众对精神世界和精英文化的关注越来越少，而且也拉低了媒介自身的公信力和权威性，降低了媒介在受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可信度，因此反而会渐渐使得媒介的经济效益下滑，得不偿失。

(三)文化失序的推动力

在互联网时代，大众传媒拥有着更快捷更便利的信息传播平台，在消费主义的诱导下，大众传媒也在以更快的速度向着无深度化和低俗娱乐化前进。大众媒介的消费主义化推动着大众文化的进一步“物化”，因此，“伴随着文化商品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殖民化，由美国传媒开始推行的消费主义成为了一种被神圣化的宗教，进一步引发全球性的文化失序。[5]”

网络新闻炒作现象是这种文化失序的一个典范。大众媒介凭借着对受众欲望的控制力，将易于引起受众注意的、精心制作的炒作事件鼓噪起来，借此使得受众获得虚拟的满足。这种表面化的互动标志着传媒商业化的“符号暴力”的实现。因此网络新闻炒作下的消费主义文化，不仅会通过媒介不断积极再生，而且成为了当今社会一种极为活跃和醒目的实践模式，在消费社会中占有明显的优势。

在已经“物化”的消费主义媒介所遵循的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经济逻辑之下，物质消费成了主流，娱乐至死成了必然，精英文化和更高尚的文化形态则渐渐消弭，人们不再关注精神世界的成长了。互联网上的八卦消息、炒作新闻虽然让人们自以为时时刻刻都有“最新动态”可供观赏娱乐，但却阻止不了消费主义对人类宣判的死刑。因此，消费主义下的媒介“物化”，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大众文化走向沦丧的深渊，成为文化失序的一股强大助推力。（来源：《今传媒》杂志 文/周音孜 编选：）

参考文献

[1]魏剑美.商业策划与新闻炒作[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

[2]王宁.消费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3]葛丰.新闻专业主义与传媒消费主义之张力分析[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2).

消费主义现象篇(3)

关键词：品牌象征意义 定位 本土文化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消费活动中理性诉求的重要性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建立在美感基础上的享乐越来越为消费者所重视。由于商品或品牌承载了特定的象征意义，因此客观上成为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符号，而这种通过借助商品或品牌所附带的象征意义来满足消费者个体精神或社会交往方面需求的消费行为被称为象征性消费。

品牌属性结构分析

根据符号学的基本理论，符号是“一种表示成份（能指）和一种被表示成份（所指）的混合物”。其中“表示成份（能指）方面组成了表达方面，而被表示成份（所指）方面则组成了内容方面。”叶耳姆斯列夫进一步指出，符号的两个构成要素包含两个层面，即内容与形式。因此笔者认为，由于特定形式的品牌在消费过程中体现出传达特定象征意义的作用，因此品牌本身也是一种符号，其基本结构形式如图1所示。

符号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所欲传递的象征意义上。在品牌符号结构中，品牌实体（即品牌的名称、标志等）的存在形式相对比较稳定，相比之下，品牌符号的所指内容更加丰富。品牌既可以代表其生产厂商，也可以反映它所代表的商品在质量、功能等方面的独特性，甚至代表消费者的心理感受。如表1所示，Goodyear(1996)根据品牌所包含的意义提出了一个品牌发展六阶段的模式，每一阶段的品牌都具有特定的内涵。现代经济体现出愈来愈明显的消费导向特征，品牌的所指内容逐渐倾向于消费者在拥有和使用相应品牌商品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某种心理愉悦感或者表现出的特定生活形态。

品牌象征意义内涵的多样化发展趋势反映出现代社会中的消费者的需求日益复杂化，品牌日益成为消费者表达自身情感、建立具有特定风格的个体形象、体现生活形态以及维系社会关系网络的有效手段。

我国企业品牌象征意义的定位模式

从产生直到现在，品牌已经由最初的商品生产厂家的标志转变为满足消费者精神需求的手段，之所以品牌会由最初的商家标志转变为满足消费者精神需求的手段，这是由品牌的符号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即品牌的象征意义属于符号所指成份，其所指内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品牌符号所指内容的不确定性给象征意义的定位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及风险性，而这种困难与风险往往是由品牌所定位的象征意义与消费者所认可的消费文化之间的冲突、不一致所造成的，成功的象征意义定位则是建立在企业对目标市场所认可的消费文化的正确理解基础上。

当前外国公司品牌的象征意义侧重于强调体现消费者的个体特质与自我形象，这是在国家丰富的物质财富积累、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以及自我导向的文化模式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与西方相比，我国无论是在地域、经济、社会还是文化模式方面都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性，因此我国企业在进行象征意义的定位时不能简单地套用或照搬西方企业的成功经验。与西方相比，我国的消费文化在关于社会个体的自我认知、价值取向、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等问题的认识上也具有明显差别，国内企业完全可以立足于本土文化来进行象征意义的选择、定位，从而促使国内品牌形象趋于多样化、丰富化。

（一）基于我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意义定位

虽然我国的文化板块体现出极其明显的多样性，但就各文化板块而言仍然具有一定的共性，这种共性是我国文化模式得以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模式产生明显区别的根本原因。表2是以Geert •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为依据，就中西方人们对生活中一些基本概念的偏好与敏感程度所做的分析。

中国人对权力、不确定性、自我以及两性概念的认识与理解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经济结构，以血缘、家庭和宗族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以及以高度集权为特色的政治结构等多项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它是对整个中华民族共有的心理特征的一种概括和总结，其影响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甚至超出了国界。在这些认识结果中固然存在一些封建思想的糟粕，例如对女性形象、权力和地位等概念的不正当理解，但多数仍然对社会今天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因此，我国企业在为产品进行象征意义的定位时，应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覆盖市场。

1.建立在集体以及集体成员之间关系基础上的自我观念。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经济以及相应的宗族、家庭观念的作用下，中国人对自我的认识是从集体的角度出发的。这种认识方式导致消费者在消费行为中强调与他人看齐，注重自身行为与社会保持一致的重要性，从而产生消费趋同现象。但集体主义倾向导致中国人格外重视自己在以家庭为代表的集体中所扮演的相应角色以及与此角色，相对应的各种行为规范。

研究文献表明，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尤其注重通过印象整饰和角色扮演在他人心目中产生良好的形象与名声，所以“面子”这一概念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格外突出。中国人对角色的高度重视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在每个人心目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关系的范围从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逐渐延伸至朋友关系、家国关系等等。从中国企业的产品广告中就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关系导向的特点。海尔防电墙热水器的广告以父子之间的关系为背景，上汽通用五菱汽车以整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关系为背景，海王金樽以夫妻之间的关系为背景。

受我国文化特点的影响，国外企业的产品在进入我国市场后，通常也会通过在广告中强调其产品对我国消费者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来提高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与销售量。例如，可口可乐公司经常在我国传统节日期间适应我国消费者的文化心理和年节习俗，借助与传统节日相关联的带有吉祥意义的象征物，将可口可乐产品与我国百姓喜气洋洋的热烈气氛融合在一起，表现形式十分切合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与审美情趣，产品的销售量则扶摇直上。

2.通过权力、权威体现强者形象。权力差距是一个社会成员接受在机构里和组织里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程度。特定的消费群体虽然不是正式组织，不存在制度性的权力分配，但群体内部成员存在着时尚倡导者与时尚追随者之分。时尚倡导者凭借出身的特殊性、成就、对特定知识的掌握等因素代表了一种权威性，对追随者则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命令。因此，消费群体内部也存在有关权力差距的现象。

消费群体内部的权力差距现象一定程度上受到文化模式的影响。我国传统文化属于权力差距明显的文化模式。受此类文化模式影响，人们认为社会上存在不平等的秩序是合理的，每个人在世界上都有自己恰当的位置和角色，人们地位的高低由该秩序保护。在社会中一些人应当独立，大多数人则应依靠这些独立的人。我国文化对等级、权力、权威的认可导致一般民众在思想、行为的革新方面倾向于追随少数拥有权威的人。这种行为模式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于日常生活中。

从大量的广告中可以看到，企业或者以名人作为权威的代表向消费者提供示范，或者突出、强调老人在消费方面的某些经验。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的老人，其经验和行为在一般中国人眼里似乎总是正确、可信的象征。

3.体现稳定、安全的象征意义。追求稳定、平安、和谐是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目标，所谓“家和万事兴”反映了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对不确定性、风险的一种排斥心理。为了规避这种不确定性，中国文化向来强调通过对事业和家庭提供更多的稳定性、建立更正式的规则的思想和行为、信仰绝对的真理和权威人士的知识、见解来避免经济与社会的不稳定性。虽然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不确定性的心理承载能力在逐渐提高，但是求稳定、安全的心理动机仍然是影响社会大众行为的重要内驱力。

中国人的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自己的家，因此围绕家的概念衍生出的情感性质的态度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最为明显。一般中国人的家庭十分重视自身家族的延续、和谐、团结与富足。为了确保家庭的和谐，我国向来重视家庭成员之间一体感、归属感、关爱感、荣辱感、责任感等多种形式的感情培养。长期的文化熏陶使这种注重感情的文化内化到每个人的意识中。西方文化受经济发展模式、财产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对家庭成员之间感情的重视程度明显低于中国文化，这也是西方社会人情之所以淡薄、冷漠的一个重要原因。

强烈的风险规避心理不仅促使中国人产生对家庭及家庭成员感情方面的独特认知结果，而且促使个人表现出爱家、利家、护家的行为，这种行为倾向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以繁衍子孙、相互依赖、忍耐自抑、谦让顺同、为家奋斗、上下差序、内外有别等形式体现出来。因此如果企业围绕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进行象征意义定位的话，将会比较容易促使消费者产生感情上的共鸣，大大提高本企业产品/品牌的亲和力。

4.树立健康进步而符合传统美德的两性形象。我国文化是一种主导价值观男性化程度比较明显的文化模式，男性往往是权威、自信、成功的象征。我国文化及家庭运作的基本原则都体现出一种“父系原则”，文化的男性化导向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男性与女性形象的模式化。从广告中就可以看到权力、地位、金钱、事业的成功、刚毅的形象等概念总是针对男性消费者而提出的，而女性则主要体现的是一种温柔、贤惠、体贴、性感、美丽等形象。

品牌象征意义定位的基本逻辑体现为借助某种与产品相关联的形象创造来促进产品的销售，男性与女性形象的确定取决于企业的定位、文化的要义以及现代社会道德的规定性等多项因素。产品的自然属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形象定位的大致范围，例如黑色、直线、三角形等更有利于男性形象的塑造，粉色、曲线、圆形等则适于代表女性形象。但产品形象能否为目标消费群体所理解和接受，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群体意识中文化对男性、女性形象的规定性，但是这种规定性可能并不一定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进步性需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传统文化中一些关于男女形象的不当规定与解释成份因其糟粕性而遭到淘汰，但这种思想的残余部分常常会不自觉地在人的意识中重新泛起，从而对消费者产生不良的引导作用。

（二）基于区域文化的象征意义定位

前文所述的内容侧重于从文化模式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各地区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共性，但作为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积淀形成了极其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消费次文化，从这些不同的次文化中透露出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具特色的消费心理与情感表达方式。从自然环境中地形、气候、经济生产等方面的独特性看，我国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七个文化板块：东北文化板块，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北部及内蒙东部，特点是满汉民族文化的融合；游牧民族文化板块，范围包括内蒙、辽宁、河北与陕西北部、宁夏北部及新疆，具有民风强悍勇武的特点；黄河流域中土传统文化板块，这是我国传统文化最典型的地方；长江流域文化板块，大致位于秦岭、淮河以南，西至青藏高原东侧，东、南均迄于海；青藏文化板块，具有浓郁的藏传佛教文化气息；云贵文化板块，少数民族文化千姿百态，原始特色明显；闽台文化板块，这里的文化具有中原古代文化的特点。

处于不同文化板块中的消费者对概念、意义体现出明显的价值偏好，这种偏好的存在意味着企业制定的产品与意义的组合方案对于不同地区的消费者而言，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因此每一种文化板块对于企业而言都是一种细分市场。因此基于以上不同区域的消费次文化，企业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当地消费者的精神需求，从而做出恰当的选择。

总而言之，由于我国文化中有关权力、不确定性、自我以及两性概念的认识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心理，对消费者的行为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引导和支配作用，因此企业如果以上述概念为核心构建商品的品牌象征意义，产品更容易为消费者所接受，但是由于相关的概念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会对消费者产生一定程度的引导效应，因此在选择和确定方案主题时应对传统思想采取扬弃的方式，避免落后的、不符合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封建糟粕思想出现于战略方案中，以防产生消极的、负面的社会效应。

关于我国企业品牌象征意义定位的若干建议

品牌所定位的某种象征意义能否产生预期的效果，能否在市场竞争中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不仅仅取决于该象征意义的新潮性、时尚性，往往与企业的目标市场所处区域的主流文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化程度等因素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本节着重从上述角度对我国企业品牌象征意义的定位提出若干建议。

（一）区分不同经济发展及城市化水平条件下的象征意义定位

自我观念并不能完全代表品牌象征意义的内涵，品牌象征意义的定位也不仅仅是以发达地区的消费者，特别是城市消费者为目标市场。从理论上讲只要有消费文化存在的地方，就有象征意义生存的空间。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从东部到西部依次体现为发达、次发达和欠发达三个层次，相应的主流消费文化类型也依次体现为后现代主义消费文化、现代消费文化及传统消费文化，表3反映了我国不同地区消费文化的主要类型及企业进行象征意义定位的基本导向。

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不仅物质财富拥有量居全国之首，而且深受现代与后现代思想观念的影响，消费者个人的自我倾向最为明显，在这一点上类似于西方社会。受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东部地区的消费理念具有类似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消费文化的特点，表现为通过消费某种商品来表现个人独特的整体形象或某种人格特质以及具有某种风格的生活方式。因此，在针对东部地区，尤其是城市消费者进行商品及品牌象征意义的定位时，应侧重于选择易于体现消费群体的自我形象、个体风格、人格特质或者生活方式等具有自我倾向的概念作为主题。当前我国消费者，尤其是青少年消费群体的个体化、独立倾向不断趋于明显，因此以自我价值、个体人格为核心的品牌象征意义在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最具有市场潜力。

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中部地区目前基本仍处于工业化阶段，物质财富的积累是该地区发展的主要任务，因此通过个人劳动合理追求财富应是这一地区生产文化的主题，在这一点上具有与18、19世纪对西方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相类似的一面。因此，针对中部地区的消费者，品牌象征意义的主题应主要以消费者在劳动过程中表现出的拼搏、进取、积极向上、冒险等意愿型概念以及事业、财富、成功、身份、地位等认知型概念为主，从而树立起一种建立在劳动、创新和财富基础上的成功、权威形象。

西部地区除少数大中城市具有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及社会分工程度以外，大部分地区均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甚至前工业化阶段。虽然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居民消费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经济发展的落后决定了传统的消费思想在消费者意识中仍然根深蒂固。除经济发展明显滞后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及社会结构、传统的民俗型消费文化在西部地区仍然存在且对消费者具有明显影响，因此家庭观念、家族观念、乡土情结在消费者的心目中具有重要价值，借助品牌象征意义来维系和表达亲子、夫妇、兄弟、亲族之间关系与感情会产生有效的说服效果。

（二）正确认识传统消费文化在象征意义定位过程中的作用

目前，国内企业在为产品进行象征意义定位时步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似乎只有体现自我形象的现代消费文化属于主流消费文化。通过观察现阶段国内各品牌的象征意义，可以发现广告中充斥着大量的自我概念，企业在进行广告宣传时几乎都在围绕自我做文章。虽然也有部分企业围绕家庭、亲情等体现传统消费文化的象征意义制定和实施战略，但多数企业的产品所承载的象征意义仍主要集中在个性、自由、身份、地位、财富等与自我概念相关的、体现出比较明显的西方个体主义色彩的范畴上。这种对品牌象征意义定位的片面认识产生的后果首先是导致企业对目标市场的定位过于狭隘。

发达地区的消费者，尤其是城市消费者固然具有较高的购买能力和需求层次，但由于我国的经济与城市化发展进程有限，市场经济体制中尚未建立起完善的信用体制及分期付款制度，因此城市消费者的消费潜力并不是无限的，仅仅依靠城市居民市场难以完全消化相对过剩的商品。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虽然收入水平偏低，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仍然具有明显增长，而且农村居民是我国的主要社会群体，人口基数巨大，因此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

目前，国内虽然也有部分企业围绕家庭、亲情等体现传统消费文化的象征意义制定和实施战略，但多数企业未能充分认识传统消费文化对消费者决策所具有的重要的说服作用。尽管我国传统消费文化的影响力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有所减弱，但传统消费文化的情感内核早已内化到人的思想、意识中。虽然被消费的物品可能被新的商品所取代，但它所承载的意义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仍然对人的消费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类似于本能性质的驱动力，依旧是社会大众维系人际关系、丰富自身情感生活的重要手段。

利用传统消费文化中的各种象征性概念来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常常能在营销活动中产生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例如“和酒”能够在传统的黄酒产品市场上取得绝对的市场领先优势，成功的关键在于企业充分利用了传统消费文化中的“和”的思想对消费者的影响。“百年好合，品和酒”的广告用语和广告中的一对新婚夫妇为消费者塑造了一种体现我国传统文化中“和”之主题的形象，夫妻之间的百年好合、朋友之间的“和为贵”是企业真正向消费者传递的象征意义。虽然城市消费者接触的主要是现代消费文化，但仍然保留有比较强烈的对传统文化的怀旧心理，尤其是随着城市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人际关系日趋淡漠等社会弊病的产生，城市居民逐渐向往那种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所以传统消费文化仍是开发城市居民这一市场的重要工具。

农村消费者受传统消费文化的影响则更加直接与深入，而且由于农村地区开放程度相对较低，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比较稳定、单一，不像城市消费者那样复杂多变。但这也意味着农村消费群体的同质化程度较高，需求特点较城市消费者更为明确，更利于企业的市场定位工作及品牌的推广。

总而言之，在我国的消费者背后具有较为复杂的、呈现多元化的消费文化背景，无论是后现代主义消费文化、现代主义消费文化还是传统消费文化都对消费者的日常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只不过影响的方式和力度有所不同。企业在进行象征意义定位时不能完全忽视其中的某一种消费文化的存在，否则企业不仅会失去部分市场，而且无助于企业深入理解消费者的需求特点，充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参考文献：

1.戚海峰.符号化消费与营销策略.经济管理， 2004.14

2. 朱文渊.21世纪的营销环境变化新趋势.商业经济研究，1998.6

消费主义现象篇(4)

论文摘要:广告作为商品与符号文化的桥梁，其所强力促销的产品，并非单纯为满足消费者的基本功能需求。广告的意义与符号象征实际上成为了某种意义和实践的集合体，一个中心的、有效的、起支配作用的生活意义、价值和行为系统。探究后现代消费社会，重要的在于要以符号经济的话语或思维方式来解释和重新认识广告活动及其现象的社会价值意义。

许多西方社会学家认为，以一种历史终结观来观察，意味着我们正处于所谓的现代工业文明的终结点上。在后现代社会背景下，新的历史转折涉及任何领域，对媒体、营销产生翻天覆地的根本性的革命。而其中作为后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就在于以“符号”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为基础的社会的形成。随着符号经济的迅猛崛起，也就使得我们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进一步分析这些媒体文化形态变迁所带来的文化资本发掘和再造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符号经济的特征和本质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探讨并提升广告的传播价值和功能。

在《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当中，社会学家斯科特·拉什和约翰·厄里通过对英、美、法、德和瑞典等国进行的时空、阶级和文化的分析，系统地考察了五国的非组织化资本主义历程，描述了这一历程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的重构，并认为，“我们正生活在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时代”，为我们分析资本主义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①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引人新的时间变量进行划分:19世纪是“自由”资本主义，各种资本的流通大致在地区层次运作，交叉重叠较少;20世纪是“组织化”资本主义，货币、生产资料、消费品和劳动力在全国规模明显流动，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乃至劳动力市场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产生意义。20世纪末，商品、生产资本、货币的流通有了质的扩张，臻于国际化，表现在全球贸易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全球金融运动扩大等方面。他们把这种政治经济学的转变，称之为“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

根据他们的分析，作为客体的资本形式，货币、生产资本、商品等在国际空间的流通，与作为主体的可变资本即劳动力，在组织化资本主义向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的转变中，不仅仅沿着越来越远的路线流通，而且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流通，特别是在电子网络迅猛发展的时代。这种加快的客体流通，构成了“消费资本主义”的特质。而随着资本流通涉及的客体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客体日益掏空了物质内容。增加生产的不是物质客体，而是符号。符号分为两种，一种拥有以认知为主的内容，是后工业或信息物品;一种拥有以审美为主的内容，叫作后现代物品。后者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拥有实在的审美成分的客体〔例如流行音乐、电影、休闲、杂志、录像〕的激增，而且表现在物质客体内部所体现的符号价值即形象成分的增加。这种物品在生产、流通、消费之中，发生了物质客体的审美化。”这被称为在组织化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独特的“符号和空间经济”。

当然，他们所谓的“符号经济”社会作为一个社会形态，或是说一种结构性的状态，它的形成是逐步的，也是不断变动的。它的生成、扩大与表现直接受制于各地资本体系下的经济生产，与政治、社会、文化等结构变化密切相关。可以说，符号经济特征和文化逻辑构成了把握现代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构架。当消费活动更为频繁、类型更多元化，我们确实无法套用工业社会的世界图像加以解释，也无法用任何理论去贯通前后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的结果，也正是宣告了一个新的消费时代的到来。整个社会面临着广告化和媒介化的包围环境中，符号的传播更成为普遍的认同方式和文化表象，使一切社会力量，包括政治、经济力量用以维持组织动员能力的象征资源。今天的社会是在以符号为基础的结构中实施统治和支配。

在这种历史语境中，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以“消费”或“消费文化”为研究范式，对当代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逻辑进行探讨。正如费瑟斯通曾提出以消费文化理论的三个观点来观照消费社会现象的，“消费的生产”，意味着随着商品的累积而发展出来的文化将导致更大的控制力。资本主义的扩张使得大众成为消费者，物品已经失去其“使用价值”，而只剩下“交换价值”。而“消费的形式”，就是强调物品更重要的是将它们作为一种标记物，也就是用来表明自己的社会关系，表彰自己社会地位的符号。而“消费梦想、影像和愉悦”，即把消费视为一种情感和审美的快乐经验。因此，根据费瑟斯通的分析，消费社会从消费的生产到消费的形式，一直到消费梦想、影像与愉悦，都贯彻着符号意义的运作。换言之，当我们消费一样物品时，我们消费的是它经由符号而产生的意义，这些符号也许跟物品本身毫无关联，但是重要的是它们会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在消费社会，消费者通过产品的符号消费得以将实际的使用价值转换为抽象性的情感文化价值，在产品消费行为中建立社会文化的共同价值认同体系。因此，广告作为商品与符号文化的桥梁，其所强力促销的产品，也并非单纯为满足消费者的基本功能需求，广告的意义与符号象征实际上成为了某种意义和实践的集合体，一个中心的、有效的、起支配作用的生活意义、价值和行为系统。

正如鲍德里亚曾经指出的，消费社会的消费者不但消费物品，而且消费符号。消费社会的主要表征在于“消费的符号化现象”。或者说“消费的符号化现象”就是在这种过度充裕的消费为背景之下存在着。大多数商品本身与其它同类商品并无明显差异，它所销售的不单只是产品、服务，更是一种概念与价值观，所以广告所执行的任务不仅仅只是商品销售，在不同的广告的不同的诉求手法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不同的价值涵意。商品一方面越来越带有“文化”的意味，而且逐渐形成一种非纯粹的“物品”，消费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消费”;另一方面，“符号消费”意味着现代社会已超出维持生存水准的消费，而开始加人了一些文化的，感性的因素，即消费者的活动开始出现具有非理性的倾向。通过广告和其他方式的商品展示，消费文化得以对货物的原始意义和使用概念进行改变，并附以新的形象和符号。这些新的形象和符号唤起人们内心的各种深层欲望。

在消费社会，符号意义愈来愈被纳人商品生产的范畴，其重要标志就在于以“符号”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为基础的社会形成。大众媒介和消费文化密切结合，共同进行“符号”世界的宣传，提倡“符号”消费，真正形成后现代社会所说的“仿像”社会: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已经没有区别，人们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当中，消费符号也享受符号。

消费的“象征性”、“符号性”也由此变得更为明晰，并具有了两层含义:一是“消费的象征”—消费表达传递了包括个人的地位、身份、个性、品位、情趣和认同的意义和符号，消费过程不但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而且也成了现代人社会表现和社会交流的过程;二是“象征的消费”—不但消费商品本身，而且消费这些商品所象征或代表的某种文化社会意义，包括个人的心情、美感、档次、身份、地位、氛围、气派、气氛、情调，具有文化再生产或消费情绪、欲求的再生产特征。

“符号经济”生产的不仅是为了创造物质产品，更是为了创造差异化的符号。而符号的交换和消费的实质就是文化与意义的交换和消费。正是通过符号性的生产和消费，构成了后现代社会与以往社会存在的差异:“前现代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是通过充满意义、内容，居住着鬼神的象征系统来实施的。现代社会中，文化统治通过自由主义、平等、进步、科学等等已经掏空或抽象的意识形态而实现。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则通过象征符号暴力来实现，后者更加掏空，更加解域化，其最低限度的基础已经被扫掉了。”⑤“随着周转时间不断加快，客体以及文化制品成为可任意处置的东西，一次性使用，意义也就耗竭了。其中某些客体，例如计算机、电视机、录像机、音响，补充产生了大量的文化制品或符号[‘能指’〕，令人目不暇接，无法应付。人们受到能指的轰击，渐渐无法赋予其‘所指’即意义。”所以，在符号经济文化的主导下，主客体世界的分隔消失，客观世界本身已经成为一系列的文本作品与类像。在这种情形之下，个人在商品消费过程中，更注重的是要藉由对商品影响得到“愿景”式的想像乐趣，并满足现实生活中缺失的某种经验。因此，消费者通过消费，或者说，通过挪用原始的符码意涵，通过对符号的操弄与建构，建构了一种消费符号的新秩序结构，将讯息转化为多义的开放性文本。

我们以台湾地区的手机广告为例进行分析。从一定意义上说，手机作为一种现代人交往和人际传播的重要媒介，对其消费就不仅仅是通信器材的物质层面的问题，而是伴随着手机文化的一系列符号意义的“迷思”的过程。正如有研究指出的，在手机的商品消费上，存在有一种“去物质化”的倾向，其不仅在于跨国资本流通与交换价值本身无可避免的抽象化，更在于商品本身物质性基础的逐渐缩小。例如昔日的黑金刚大哥大，就算是手机功能不落伍，光是巨大粗壮的外型与重量就要被淘汰。但要让手机的淘汰速度，达到“每28秒就有人喜新厌旧”(台湾易利信T28的广告语)的夸张想象，就必须有一套属于手机“功能嬉( chic )”的抽象符号系统被建立，如:高速传输、听声辨人、两面换壳、备忘录功能、自录响铃、自选铃声编曲、短讯息聊天室、游戏功能等等。这些抽象符号系统的更新换代，不在于使用方式与耗损状态，而在于“流行时尚”这一概念的不断标示、不断加速的推陈出新。

消费主义现象篇(5)

关键词 品牌来源国形象 品牌忠诚度 品牌信任

在产品日益同质化的今天， 品牌成为支撑企业自身成长与发展的一种新的竞争力。一个强势品牌可以收获强烈的顾客忠诚。

消费者对于企业或品牌的信任并非凭空建立，他们会根据企业或品牌所处背景的可信程度来判断。众多研究发现，消费者对进口品牌或国产品牌的评价受诸多或客观或主观因素的影响，其中，消费者往往对国产货给予更正面的评价。与欧美的汽车顾客品牌忠诚度动辄达到40%以上相比，我国汽车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比例明显较低，这是与我国汽车的发展阶段相匹配的。

一、品牌来源国形象与品牌忠诚度的内涵

品牌来源国形象是指消费者基于曾经对某个国家的产品的感受而产生的对于来自该国产品所形成的总体认识。品牌来源国形象分为四个维度：国家发展水平形象、国家政治形象、科技形象、行业地位形象。其中国家发展水平形象指消费者对品牌来源国的综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的印象;国家政治形象指消费者通过受到传媒，舆论的影响而得出的品牌来源国政治景象的粗略建构;科技形象是消费者对品牌来源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与成就的大体印象;行业地位形象是指消费者感知的品牌来源国在品牌所处行业的地位。

品牌信任是指消费者在众多品牌中，对某一品牌有信心的态度，包括对品牌能力表现的信任、诚实善良的信任和由此形成的总体信任。品牌忠诚度系消费者在购买决策中，多次表现出来对某个品牌有偏向性的（而非随意的）行为反应。它是一种行为过程，也是一种心理（决策和评估）过程。

每个消费者都有与生俱来的对国货的偏好或对进口货的偏见，这是消费的民族本位现象。消费行为中的民族性偏好这一现象上升为学术概念便称为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

二、品牌来源国形象对品牌忠诚度的影响机理研究

（一）理论模型

本文主要以品牌来源国形象通过品牌信任对品牌忠诚进行影响的模型为基本框架，同时考虑到消费者对进口或国产品牌的评价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这一概念引入模型，提出如下研究理论框架，如图所示：

图1：理论模型

品牌来源国会产生 “光环效应 ”和“刻板效应”，会对消费者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过去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证上都发现来源国背景信任可以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能够促进消费者忠诚，提高顾客感知质量。来源国信任使顾客相信该国企业不会利用信息不对称采取欺骗行为，相反，顾客根据过去与该国企业交易的经历，认为该国企业是诚实的，是值得放心托付的;这样，顾客就对该国企业形成了一种情感上的依赖意愿，进而形成了忠诚。我们将品牌来源国形象分为四个维度，即国家发展水平形象、科技形象、政治形象、产业地位形象，提出假设1：品牌来源国形象的四个维度对消费者品牌忠诚度有显著影响。

消费者经常需要在品牌或产品信息缺失的情况下作出购买决策，信号假说认为消费者需要在品牌来源国背景中收集相关信息，从而降低行为的不确定性，而来源国是一种信号，它可以通过标志品牌的质量和形象而影响消费者对品牌或产品的评价，消费者也会根据来源国来推断产品的属性信息。刻板印象假说认为来源国是一种已经形成的关于国家刻板印象或图式，消费者利用这种刻板印象来评价产品或品牌，如德国汽车是高质量的，大众是德国汽车，所以大众轿车也是高质量的。由此我们提出假设2：品牌来源国形象的四个维度对品牌信任有显著影响。

从信号假说和刻板印象假说可以看出，来源国信任会促进消费者对具体品牌的信任，来源国信任增高/降低时，对品牌的信任也会随之增加/减少，来源国信任通过品牌信任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消费者品牌忠诚和感知质量。据此我们提出假设3：品牌信任在品牌来源国形象对品牌忠诚度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Shimp和Sharma（1987）首先提出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将社会学、心理学上的民族中心主义与营销科学中的消费行为联结，认为消费者面临国产货与外国货的抉择时，会产生对本国产品的认同、偏爱和对外国产品负面抗拒的心理倾向。这种倾向在自身受到外来威胁或非常强大的情形下，表现最为突出。这两位学者构建了测量工具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倾向量CETSCALE（Consumer Ethnocentrism Tendency Scale）。这一研究从美国开始，在发达市场、新兴市场及转型市场得到检验。但学术界缺少对中国市场的研究，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在中国市场的适应性需要进一步论证。据此，我们可以提出假设4：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在品牌来源国形象对品牌信任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

（二）研究过程简述

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调查问卷均参考成熟量表题项编制，所有题项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 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数值越大表示对相应问项的同意程度越高，每个题项都采用正向叙述的方式陈述。调查问卷的访问对象是作者身边的汽车拥有者，或者是即将购买汽车的潜在消费者。覆盖的调查人群大体上是具有消费力的城市工薪阶层，共计发放了250份问卷，最终回收问卷225份，有效问卷207份。问卷有效率为92%。

1.信度检验。

在问卷录入工作完成后，首先进行数据的信度检验。通过剔除部分明显可以提高总体信度的题项，得到了最终信度较高的结果。本研究的各变量以及各维度的信度指标Cronbach值绝大多数大于0.8，只有政治形象略低（0.685），说明本研究收集的数据信度水平很高。

2.效度检验。

在对问卷数据做效度因子分析后，发现效度的KMO值普遍大于0.7，显著性普遍为***（***代表p<0.001）。对于因子负荷矩阵方面，我们按照共同度大于0.5、因子负荷量大于0.5，题项只在一个因子上有负荷的原则，得到了最终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如表2-2所示，从KMO，显著性和因子矩阵结果来看，数据的效度也是显著的。信度和效度很高，说明本研究使用成熟量表制成的问卷，调查效果是一致的。

3.假设检验。

首先对假设一和假设二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表示：在自变量的四个维度中，只有政治形象和产业地位两个维度对中介变量和因变量影响显著。即：品牌来源国形象（政治形象和产业地位）对消费者品牌忠诚度有显著影响，对品牌信任有显著影响。

接着进行品牌信任在品牌来源国形象对品牌忠诚度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的回归验证，回归结果说明中介作用是完全中介。即：品牌信任在品牌来源国形象对品牌忠诚度的影响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最后验证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在品牌来源国形象对品牌信任的影响中是否起调节作用。本研究采用逐级回归方法来考察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与品牌信任之间的关系，评估其各自对品牌信任的解释能力。从回归分析里可以得出：自变量整体对品牌信任的解释能力上升了43%（0.499-0.069）。而增加了调节变量后解释能力上升了2%（0.519-0.499）。调节变量与自变量各维度之间的交叉项在回归模型中没有显示出显著性。自变量中仍然只有政治形象和产业地位对品牌信任的影响显著。调节变量对自变量和品牌信任之间的调节关系不显著。

但是根据民族中心主义的特点，抱有民族主义观念，并以这种思想驱动消费倾向的消费者，更容易出现在只购买国货的消费群体中。根据本研究的问卷对象特点，我们选取了样本中的国产品牌汽车消费者（N=23），对这部分数据的民族中心主义调节作用再做一次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结果也不太好，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尤其严重。不过这个回归结果也表现出一些民族中心主义带来的影响，在加入了调节因素民族主义后，对品牌信任的总体反映水平上升了3.3%（R?=0.671-0.638）。考虑到国产车样本只有23的话，我们可以说，在今后的研究中，专门为国产车统计N>200以上的样本，可以更好的验证民族中心主义在对品牌信任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根据上述分析结果，可以得出：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在品牌来源国形象对品牌信任的影响中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三、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作者周边的社会关系为样本，检验了品牌来源国形象通过品牌信任对品牌忠诚的影响，以及民族中心主义在品牌来源国形象对品牌信任的影响中是否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主要结论包括：

1.品牌来源国形象中的国家政治形象和产业地位形象对品牌忠诚以及品牌信任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国家发展水平形象和科技形象则对其影响不显著。

2.品牌信任度对于品牌来源国形象对品牌忠诚的影响起完全中介作用。

3.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于品牌来源国形象对品牌信任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根据假设检验的结果和结论，本研究提出的理论框架修改为：

图2：理论框架

（二）管理启示

在本研究的理论框架提出时，我们认为品牌来源国形象的四个维度，都对品牌信任和品牌忠诚有显著影响。但是根据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其中只有政治形象和行业地位这两个维度符合假设。由于本文选取的调查对象是汽车品牌忠诚度，德国、美国、日本等作为汽车制造的传统大国，长期以来其良好的政治形象和较高的汽车制造水平也得到了广大中国消费者的认可和信赖。进而促成其品牌信任和消费忠诚。这说明人们长期形成的原产地/刻板印象是很难轻易改变的。据此，政府部门和公共管理机构（如行业协会等）要承担起打造品牌信任的责任，为本土汽车企业创造良好的背景环境，努力打造来源国行业地位声誉，以获取消费者对国产品牌的信任和认同。全国各个行业也能通过这种策略获益。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如何克服消费者心目中关于发达国家的产品优于发展中国家产品这种多少带有成见的心理倾向，是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中国企业要提高消费者品牌忠诚度，不仅要积极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努力通过优化品质、加强研发、个性化服务等手段获取消费者品牌信任，也要积极投资建设国家形象，为打造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形成品牌来源国信任努力尽责。

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也是影响消费者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在本研究中其条件作用并不显著。西方研究者早已发现，民族主义和对具体国家的负面态度能够对消费者行为进行影响，也有研究表明中国消费者对日本的负面态度会影响其产品评价。针对与国外汽车品牌的竞争，可以抓住其品牌来源国的国家形象的弱点，例如日本的右翼政治问题，欧洲的科技竞争力下降问题，美国的霸权主义问题和汽车能耗弱点。有针对性的对特定汽车消费群体进行宣传，由于中国的制造业和科技竞争力也在快速成长，经济转型得到举国上下一致推进，通过对消费者进行长期教育，相信可以提升中国汽车品牌的行业地位和在消费者中的美誉度和忠诚度。

王旗，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对外联络部品牌处处长。

消费主义现象篇(6)

关键词：后现代；消费文化；市场营销策略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编号：11C0760）

中图分类号：F713.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7月9日

“后现代”一词最早曾在19世纪70年代使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真正兴起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到70年代其影响已较为广泛，80年代以来，以法国为中心，后现代话语开始在全世界流通，主要代表人有福・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对囊括一切面面俱到的世界观提出了挑战，它的目标在于消除传统权威的合法性。后现代主义强调非决定论而不是决定论，是多样性而不是统一性，是差异性而不是综合性，复杂而不是简单。它特别关注合法化危机和支配世界文化系统以现代计算机和传媒为特征的这些方面，对基于共识、理性沟通行动和人类自由之上的理论和科学深表怀疑，试图寻求关于社会、语言和人类主体的新观念。后现代主义更新了传统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视角。它不仅是一种“主义”或“思潮”，而且还是“一种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

一、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1、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后现代的第一个本质特点，后现代主义并不确定任何事物，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各种不确定性渗透人的行为、思想及解释之中，形成反叛、去中心、分裂等多元性，充斥在人类的生活行为中，从而构建后现代的社会模式。

2、分裂性或零乱性：分裂性是不确定性的来源，后现代主义相信断裂的碎片，认为世界是片断的组合，对于任何形式的总体结合，均持反对攻击的立场。

3、非原则性：后现代主义认为非神圣化适用于一切教规法典、法律条文、乃至权威结构体制，即反对权威、颠覆传统，其目的在使文化非神圣化、知识非神圣化以及使权力、淫欲、欺骗的语言解体，使后现代的人类文化活动，不再如过去般是集中在一个中心，是较随机、随性、非原则化的。

4、无自我性、无深度性：自我在传统的西方哲学中是被追寻的重点，后现代主义者颠覆传统的自我，使自我成为一个既无内容，亦无外表的虚假平面。无我性、无深度性、表面化是最大的特点。

5、不可呈现性、不可表象性：后现代学者反对过去偶像式的崇拜，于是许多艺术家或者作家开始描绘一些人性丑陋的一面，追求一种极限状态，以各种沉默的形式，进行自我颠覆，并以自我消亡为荣。

6、反讽：后现代主义的反讽，亦可称透视主义，具有不确定性、可求明晰、一种缺席的光明，怀疑社会的法则、真理，此种特征说明心灵追求真理的再创造，而反讽的是，心灵要追求真理，真理却总是逃避。

7、表演性、参与性：传统的艺术是曲高和寡的，但后现代的艺术却雅俗共赏，无专家与外行的界线。无论是语言与非语言的，后现代均强调表演的及参与的特性，要求写定、修改、回答及表演。

8、建构主义：世界观从传统的一元发展到现在的多元，后现代主义具有强烈的想像性和非现实主义色彩，并以此虚构的本质来建构现实。其主张世界应从一个独特固定的真理，迈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断行塑的多元世界。

9、内在性：哈桑把内在性当作是后现代主义的第二个本质。后现代主义的内在性，系指心灵通过符号，概括自身的能力，语言依据其自身建构逻辑，将宇宙重建为符号，亦即把自然转变成文化，把文化转变成具有内在性符号系统。

二、后现代社会中消费结构和需求发展趋势

经济的飞速发展，给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带来了多方面的深刻变化，并使消费需求的结构、内容、形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后现代社会，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表现为以下趋势：

1、消费的符号化。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再是人们的唯一选择，人们开始追求商品的符号象征意义，即商品作为符号，能够提供声望和表达消费者的个性特征，向人们炫耀自己的财力，社会地位和身份，向人们传达某种社会优越感，以挑起人们的羡慕、尊敬和嫉妒。后现代消费社会已经从商品形式占主导地位进入到符号形式为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们买回来的不只是一件物品，更是一种等级，一种自尊，一种社会承认。

2、消费感性化。后现代消费社会中，人们消费常常仅是为了获得一种愉悦和一种满足。人们在选择商品的过程中不仅注重商品的象征意义和内涵价值，更注重个人的享受，注重感性、感官和欲望的表现与满足。自己在家中冲泡一杯咖啡只要一元钱，而在咖啡屋一杯咖啡要几十元人民币，人们从咖啡屋浓郁的咖啡香味、幽雅的环境和动人的音乐中体会到了咖啡的浪漫，品味到了小资情调和时尚轻松的生活方式，人们宁愿花费更多的钱去享受在咖啡屋的感觉，而不愿意在家为了提神而饮用咖啡。

3、消费需求的个性化。从消费内容看，大众化的标准产品日渐失势，对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追求那些能够促成自己个性化形象形成、彰显自己与众不同的产品或服务。当我们把“个性化”划分为外在的、形体的和内在的三个层次时，三个广阔的市场也就展现在我们眼前了。在日益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从而使得各种形式、内容的教育、培训和与此相关的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消费者在接受产品或服务时的“非从众”心理日益增加。

4、文化商品化和商品文化化。后现代消费社会里，文化和商品紧密联系，结成同盟。一方面文化可以拿来消费，变成了一种商品。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洗去了高雅、严肃和纯粹的色彩，把文化艺术包装成商品，以纯粹审美消费的实物提供给观众，成为可供买卖的东西，从而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商业文化之间的距离逐渐消失；另一方面文化融入了商品生产与消费的全过程。为了增强消费的满足感以及体现商品的符号价值，一切商品消费又都美其名曰“文化”，给商品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让人们在文化的氛围里快乐消费。

5、消费者的公益意识不断增强，希望通过消费“绿色产品”，体现自己的环保意识，成为“绿色消费者”。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满足，消费者对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越来越关心，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珍惜自己的生存环境，反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使用，追求永续消费。人们愿意为保护环境出钱出力，并逐渐改变消费习惯以利于环保的进行。

三、后现代消费文化视角下的市场营销策略

由于当代消费文化的变迁，许多传统营销策略不再适应后现代消费特点，必须对传统策略做出调整，才能更好地激发消费者的需求，刺激消费欲望，实现消费者与商家的双赢。

1、品牌与文化融合的营销策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日益丰富，对与普通消费者来言，很难区分为数众多的商品存在的质量差异。差别越不容易看出，消费者就越相信他们对符号价值和品牌的判断。从消费者的认知和体验出发，通过塑造品牌形象来获得消费者的认同，将某种情感或思想上的价值观念赋予品牌，增加品牌的文化内涵，提高品牌价值，激起消费者的高度共鸣，这就是品牌与文化融合的营销策略。这种营销策略重点在于塑造个性鲜明的品牌形象，增加商品符号性的附加价值，渲染文化氛围。

2、体验与情感融合的营销策略。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人们购买商品的目的不再是出于生活必需的要求，而是出于满足一种情感上的渴求。消费者在注重产品质量的同时，更加注重情感的愉悦和满足，他们关注的是在哪里获得这一产品，如何得到这一产品，也就是消费者消费时的体验与情感诉求。在这种体验的消费中，消费者寻求的是一种即时的体验、欲望的表达和自由的情感宣泄。体验与情感融合的消费正日益成为社会主流的消费行为，体验与情感融合的营销策略便是在“人的情感”上大做文章，有针对性推出产品或改变销售方法，提供超值服务，使产品散发出来的气氛、情感和趣味与众不同，同时注重消费者消费前、消费时、消费后的体验，让消费者形成强烈的记忆，产生难忘的体验，从而掀起一股产品的消费风潮，把营销这一传统经营活动引入一个全新的情感与体验共存的营销领域。此种思考方式突破传统上理性消费者的假设，认为消费者消费时是理性与感性兼具的，因此，商家可以利用一些纯真情感、古典怀旧、梦想憧憬等鲜明的体验主题，用意境化的情节设计或营销氛围来触动消费者的心灵。

3、形象与定制融合的营销策略。后现代时代将是一个追求个性的时代，人们在消费商品时也是一样，希望通过个性化的商品来体现自身独特的形象。因此，人们越来越追求那些能够促成自己个性化形象形成、彰显自己与众不同的商品。他们不仅在消费商品，更重要的是在消费商品的象征意义和符号意义，即形象。同时，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企业的诱导和操纵，而是主动地参与产品的设计，自己定制符合自身个性形象和需求的产品。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将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积极主动地参与产品的设计，通过创造性消费来体现独特的个性形象，以此获得更大的成就感、满足感。另外，网络科技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为营销沟通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使得为每个单独的客户提供专门定制的渠道和促销活动成为可能，定制营销也开始广泛应用与发展，定制营销的广泛应用又促进了消费者消费过程中个性形象的实现。

主要参考文献：

[1]陈宪.后现代主义社会下的消费文化[J].民主与科学，2004.

[2]杨雪.消费文化与市场营销的后现代解析[J].江苏商论，2007.

消费主义现象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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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消费主义逐渐蔓延于世界各个角落。许多学者把消费主义当作金融危机的诱因进行反思,后危机时代重新审视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出现了反对消费主义扩大化现象,甚至将应对金融危机政府所提出的正常性刺激消费政策误解为在提倡消费主义。究竟消费主义与正常性消费的区别标准是什么?本文试图理清消费主义与正常性消费的区别,着重研究消费主义内涵与特征及消费主义与正常消费的区别标准。

关键词:消费主义 正常性消费 区别

消费主义(consumerism)始于19世纪,科技革命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使西方资本主义告别短缺经济进入了过剩时代,生产对消费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消费不仅决定着生产,而且更决定着生产循环和再生产。刺激消费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促销花样手段不断翻新,使得19世纪末以美国为代表的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步入消费社会,作为一种主流价值取向,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登峰造极地步,遍及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消费主义逐渐蔓延于世界各个角落。20世纪80年代,随着各种西方思潮涌入,消费主义逐步开始影响我国,冲击着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论文下载。

消费主义的内涵与特征

(一)消费主义的内涵

消费与人们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马克思说过“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开始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是一样的”。消费(consumption)长期以来理解为“用尽”、“耗费”。十八世纪中期后,成为与生产(production)相对而言的概念。如今,消费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消费指人们在生产与生活中对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劳动力和劳务进行消耗的过程,它包括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程远,2003)。生产消费指生产过程中工具、原材料、燃料、人力等生产资料和活劳动的消耗,是社会再生产的四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一,是人类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个人消费指人们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对各种物质生活资料、劳务和精神产品的消费,是人类生存和实践活动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

狭义消费指个人消费(江林,2007)。个人消费具有两重性,即具有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的性质。一方面,人们消费各种消费资料和劳务来满足生理和心理需求,如消费食物来解除饥饿,消费衣物来预防寒冷等,这反映消费的自然过程。另一方面,人们消费活动又总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进行,它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地进行,因而人们的消费活动具有社会性,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

通常人们所讨论的“消费”指狭义上的消费,即个人消费。在个人消费中,生活消费是最终消费,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原来意义上的消费”,消费真正目的所在,即人们每天消费已经生产出来的消费资料(包含劳务资料)来满足自己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消费行为,它直接与劳动力再生产相联系。通常情况下“消费”指生活消费,这里所指的消费主要指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继续生产所进行的消费活动的总和,它是一种需求得以满足和实现的过程。

消费主义是一种崇尚和追求过度的占有和消费来满足自我和人生目标的价值取向,以及在这种价值观念支配下的行为实践。它既不是一种单纯的价值观念,也不是一种单纯的行为实践,而是两者的结合(卢嘉瑞等,2005)。作为一种推崇消费之上、享受之上的社会思潮,以追求过度消费作为满足自我和人生目标的价值取向,并在此价值观念支配下把无限占有物质财富、贪婪追求无度消费作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学者王宁(2001)认为,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中,消费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的需求与满足,消费主义代表了一种意义的空虚状态以及不断膨胀的欲望和消费激情。

现代消费社会中,消费与人的真实需求之间关系已经背离的越来越远,商品和形象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符号载体”,不断刺激着人们的欲望,实现着一种欲望的满足,而不再是单纯需求的实现。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认为,消费此时作为一种交流体系,承担着一定的“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功能。消费主义宣扬“消费是人生的终极目标”的文化思想,视消费为自我满足的根本途径,把自身愉悦建立在无节制地花钱、追求物质消费的奢华上,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新潮和前卫。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它是自我推进的。

(二)消费主义的特征

一是鲜明的物质主义特征,物质主义把人的全部需要都建立在对物质的追求和渴望之上,表现为享乐主义和对物质的无限追求。特别重视对物的占有和消费。

二是突出的象征符号特征,消费主义除把物质商品看成“物质”外,更多把商品看作是一种代表身份或者地位象征符号。物质消费是自我表达和社会认同的主要形式,看作是高质量生活标志和幸福生活的象征。三是极强的感染特性。通过有形物质消费达到心理上的满足,这种外显行为很容易引起人模仿,且一旦接受了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人们就难以摆脱,容易失去理性判断力和批判力,把物质消费这种虚假的需求(desire)当作人类和个人的生存本质。

消费主义与正常性消费

正常性消费是为需求而消费,是一种必需,是生产和生活得以延续的根本;而消费主义,已不仅仅是为了需求的消费,更侧重于为了消费而消费,以便通过这样的消费达到一种身份的彰显和虚荣的满足,是一种欲望膨胀的表达,消费不是一种生存和生活的必需,消费成为了一种手段,满足的是一种意义的空虚状态以及不断膨胀的欲望和消费激情。比较两者之间的区别,关键看是否超过了“度”,消费中超过了 “度”就是消费主义,否则属于正常消费。怎样认识和把握消费主义中的“过度”,卢嘉瑞认为,就个体而言消费中的“过度”包括:超过本人或家庭支付能力(包括信贷力)的消费;浪费性消费,包括占用大量物质财富而不消费或很少消费和某些少数人侵犯了大多数人利益的消费;超过规定标准的消费;影响和危机到了人们正常工作和身心健康的消费。只要没有超过上述限度的消费,均属正常消费,理应得到支持和保护;而过度消费才是消费主义,必须反对。

笔者认为,消费主义与正常性消费临界点的“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消费心理需求过度,另一方面消费行为过度。消费心理过度指消费心理超过实际的消费需求,即消费满足的已不仅是实际需求,而且是为了满足一种欲望的膨胀,一种虚荣心的增长,一种身份的彰显。“传统心理学把‘需求’界定为一种状态:一旦需要得以满足,这种紧张状态就会最终消灭。在消费社会中,社会成员的需要恰恰相反,它即使得以满足之后也不会消失—如果可能的话,它将变的更加强烈”。在消费社会中,消费目的已经不限于需求的满足,穿衣不仅仅为了御寒,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当丰衣足食之后,人的需求并没有得以实现,或者说人的消费需求已不再是这些,而已经膨胀到消费本身就是目的,消费成为了满足异化需求的手段。

消费行为过度指消费行为超过了自身实际消费力。马克思对消费力有两种解释,一是人们消费各种物质资料和劳务的能力,称为绝对消费力;二是人们购买消费品的支付能力,称为社会消费力。绝对消费力指人的实际必要的需求,就像人必须穿衣遮体御寒,必须吃饭维持生命体的健康运行和劳动力的再生产。

社会消费力是符合个人购买力的消费,就是指与个人的收入水平相符的、在个人支付能力承受得起的范围内的消费。符合个人消费力的消费在合理消费的“度”之内,均属于正常性消费,必须同时满足绝对消费力和社会消费力两个条件。很多有钱人具有充足的社会消费力,但属于挥霍浪费的消费,这种消费导致社会资源闲置,造成了社会供需的结构失调,造成社会贫富悬殊之间矛盾的激化,是一种典型的消费主义,应该采取各种措施予以杜绝。合理消费指在自己的支付能力或者信贷偿还能力承受得起的范围内,而且是自己的绝对需求或者真实所需,所占有的消费品不会闲置,也不至于挥霍浪费。

消费主义与消费行为分析

(一)消费主义与刺激消费

在我国,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2009年受全球金融风暴影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放缓,国家明确提出通过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方式带动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然而有人误认为,政府提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是在提倡消费主义。其实,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并不是提倡人们为了消费而消费,不是提倡人们不顾自身消费力(实际需求和消费力)盲目消费。中央扩大内需政策所采取的诸如“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新”等一系列惠民生、促消费政策,有效激发了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促进了家电、汽车、住房、节能环保产品等行业的生产和结构调整,使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对我国经济稳步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出口没有明显回升前提下,扩大内需,扩大居民消费对于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有着重要意义,这对解决生产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有着重要影响。可见,刺激消费实际是保障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保障国家经济稳步回升的战略举措。

(二)消费主义与品牌消费

品牌消费在消费主义中的突出体现是以符号消费为载体的炫耀性消费和为追求品牌自不量力的盲目消费。符号消费是消费主义的本质内涵和特征之一,指在消费中忽视商品的实际效用,更多地把商品当作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这种符号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人的身份或社会经济地位。消费此时作为一种交流体系,承担着一定的“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的功能。而在实际消费中,这种符号的具体化身就是品牌。以符号为载体的炫耀性消费和为追求品牌自不量力的盲目消费都是消费主义的表现,是不合理消费。

通过正常性消费与消费主义的区分标准来衡量判断,前者属于消费需求的过度,而后者则是消费行为的过度。所以,这两种消费都是应该反对的。笔者并不是反对所有的品牌消费。品牌本身是一笔价值巨大的无形资产;品牌往往又是质量的象征,因而名牌产品特别是国际名牌都有着耀眼的光环,受到消费者趋之若鹜的追捧,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人们偏好或享用名牌产品,是一种社会进步,是社会发展、物质丰富、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体现。所以,品牌消费不是一种炫耀性消费,确实让人们感到放心和舒心的消费。在消费需求和消费行为都适度的情况下,消费者追逐名牌才是大势所趋,必须正确区分品牌消费与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与超前消费

超前消费是拿将来挣到的钱提前进行消费。借贷消费是最典型、最普遍的超前消费。超前消费——“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这是消费主义的显著特征之一。消费社会的符号性、物质性和享乐性的本质使得人们尽情陶醉于消费带给他们的虚荣心、攀比心理满足,人们通过符号消费彰显身份、地位和价值,在这种消费理念下,大多数人在透支、负债的情况下过着一种纸醉金迷、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这种消费方式就是应该反对的超前消费。

然而并不应该反对所有的超前消费,在经济繁荣时期,借贷消费有一定好处,在消费者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贷款提前享受自己所期望的生活,它又可以刺激消费,从而刺激经济增长。消费者一般也能通过固定收入来源还贷,因为经济增长了,消费者的收入增加,偿还贷款不成问题。但即便是在经济繁荣时期,也不能盲目提倡超前消费,必须把握政策消费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度”。除了满足消费需求的度外,更重要的要符合消费力方面的度,尤其是社会消费力的度,要量力而行。这个“力”就是收入约束和信贷约束下形成的购买力和信贷力,突破了购买力和信贷力的约束盲目追求高消费,这种超前消费会对个人和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必须反对。而在符合收入约束和信贷约束下形成的购买力和信贷力并不应该反对这样的超前消费。

消费主义与高消费

消费主义宣扬“消费是人生的终极目标”的文化思想,视消费为自我满足的根本途径,把自身愉悦建立在无节制地花钱、追求物质消费的奢华上,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新潮和前卫。在消费社会中人们往往通过消费的高低作为衡量自身价值的大小。然而,高消费并不一概都是消费主义,不能一概反对和限制。高消费是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和继续扩大所产生的一种现象。由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然而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两级分化已是不争事实,社会分层因此而加剧。社会经济结构多层次化决定了消费群体的多层次化,而消费群体的多层次化又必然表现为消费水平、消费质量和消费结构的多层次化。

高收入阶层(这里指诚实劳动获得合法收入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高于中、低收入阶层,其消费水平自然也高于中、低收入阶层,他们的高消费是很正常的行为。对这种高消费不仅不应当反对和限制,而且要给以鼓励和支持,积极为他们拓宽高消费的领域和空间,根据他们的需要提高各种消费的档次。有需求就可以供给,要供给就必须生产、扩大再生产和生产创新。这样做,既增加了就业,又扩大了需求。必须区分高消费与消费主义,应该把握正常消费与消费主义“度”,在适度合理消费需求引导下,符合自身消费力情况下的消费,即使高于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水平,只要属于正常性消费,而不应一味地反对和抵制。

参考文献:

1.王宁.消费的欲望[m].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

2.程远.大学生消费问题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2003

3.江林.消费者行为学[m].科学出版社,2007

4.卢嘉瑞,吕志敏.消费教育[m].人民出版社,2005

5.王宁.消费社会学[m].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