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形式论文篇(1)

    一、从学科分类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属于软科学领域,是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

    英国着名教育学家托尼·比彻(Tony Becherl从认识论和社会学角度运用四个维度对所有学科进行了分类。托尼·比彻所讲的认识论视角包含硬,软(soft versus hard)和纯/应用(pure versus appli-ante)两个维度。硬/软维度是以学科领域的所有学者对某一特定的研究范式或理论体系的认同程度来描述学科理论属性的一个指标,认同度高,则学科硬度高、软度低;认同度低,则学科硬度低、软度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是在大量借鉴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不仅有基本理论的借鉴与融合,还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植入,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门研究范式多元的软学科,不像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交叉学科有着认同度较高的研究范式。多范式的问题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借鉴移植。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上述学科的结合部、交叉处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学术概括和规律的理论探究。这一形成方式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的理论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的融合。“思想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思想观念的教育。“政治教育”是统治者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观点、培养政治情感、使社会成员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理想,并达到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目的的实践活动。两者的融合结果,就是思想教育有了政治特别是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样融合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是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政治性的要求与人们的思想现实的差距只能靠商谈、对话和理性说服以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是因为“对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共享信念——他们对话行动中提出的有效性主张的主体间承认所产生、甚至所强化的那种共享的信念——蕴含了对涉及行动之若干义务的默认。就此而言,这样一种认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事实”。也即是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达成政治教育的目的。为实现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理论指导方面就涉及多门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自然有了融合性的多范式的理论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融合。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是有着明显的区分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文学科的核心是文史哲,对象是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具有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研究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是人文学科区别于社会学科的重要特征。社会科学旨在探寻社会规律,获得关于社会事务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与效果;人文学科的旨趣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同。另外,国际上有四种比较权威的学科分类体系在社会学科(social sciences)与人文(humanities)上有着清楚的分界。那就是认为社会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有时也起到连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作用。从研究对象上看,社会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人文学科研究人的文化生命,即人的本质。从研究作用上看,人文学科能够提供价值体系,对人的精神起根本作用,因而对人和社会似乎不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较为直接,如法学、管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借鉴的相关学科中,哲学、伦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则属于社会学科的范畴,教育学一般也归于人文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有社会学科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人学范式走的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道路,社会哲学范式则是走的社会学科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学更多地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关系和道德关系,更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只不过它是带有人文学科特征的社会科学。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坚持了一条交叉发展的路径。交叉学科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形式与重要趋势,也是科学深刻变革与日益丰富的表现,是不同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学科之间的融合是通过交叉来实现的,学科交叉是新兴学科产生的必然途径。进入20世纪之后,由两门学科交叉产生的学科不断出现,跨度也越来越大,也出现了三门以上学科交叉的新学科,如医学化学地理学、物理生物化学、教育社会心理学等。按照交叉程度可以将交叉学科分为六种类型,即比较学科、边缘学科、软学科、综合学科、横向学科、超学科或元学科[91&80-82)。思想政治教育学最初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科学化而形成的学科,逐渐与政治学、教育学和伦理学等交叉融合,又大量借鉴了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概念。从交叉程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边缘学科和软学科的层次,但尚不能达到软学科要求的以管理和决策为重心问题的层面。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具有软学科特征的交叉边缘学科。

    二、从价值取向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服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应用性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理论教育和课程设置都是围绕主导意识形态的需要展开的。“在正式课程方面,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谁最有价值……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常常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形成课程。”[10w172)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的实践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在本质属性上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诞生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理论宣传、理论教育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早在1847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章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大家要有“革命的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他们也规定了理论教育的基本任务、主要内容和具体形式,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列宁提出了“政治教育工作”的概念和“灌输理论”,指出“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共产主义者”。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则成了学科建立的直接理论依据。毛泽东提出:“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完不成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问题提上日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以建立。这一阶段,我们党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开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从经验总结到理论建构的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更是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供了新时期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也是顺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的理论成果。

政治与形式论文篇(2)

【关键词】学术自立 思维方式 政治学话语体系 导向功能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中国政治学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以来，无疑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目前的研究现状与政治学的学科地位极不相称，与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发展的需要和期待相距甚远。就目前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现状来看，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理论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它所具有的超前于政治现实的政治导向功能也未得到有效发挥。中国政治学界在学科体系和理论研究上，正处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主导和西方政治学理论引介的阶段，还谈不上对外参与理论对话与理论建构，也没有形成独立而成熟的政治学基础理论与学科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对于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阶级阶层分析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力，但其主导作用并未反映出来，这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化有关。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与观念固然有助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整合，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信仰与理想特征削弱了其学理。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是以其信仰而是以其批判与反思、分析与建构的理性力量而获得生命力，并赢得其学科地位的。

政治学是一门最具有现实感的、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所存在的价值在于超前于现实、并引导现实，通过对现实的分析与透视、反思与批判而后发现问题，并从道义与智力上指引并激励现实的政治变革。但政治学界的这种激励变革之声较为微弱，中国政治学并未以其大量而成熟的理论成果发挥广泛的社会影响，也没有以其征服人心的理性力量吸引众多官员与公众。相反，大量的研究滞后于现实，成为正式政治文件的宣传与注解以及对正在实施的政治与社会政策的事后论证与说明。整体而言，中国政治学界的知识生产能力有限，呈现出整体研究空洞化和微观研究碎片化的特点。在知识生产方式和学术风气上出现了某种不良倾向：机械地查找与引用西方政治学著作中的片言只语而勉强地说明中国的问题已成为一种写作套路，看似既有理论又有现实分析，实则既没有抓住深厚的理论本意也缺乏真实的现实关怀；表面充满专业术语和各种定义，读来空洞无物。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出现的上述问题，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其一，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广而研究队伍小。政治学不仅要研究政治主体、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过程与政治行为等基本政治问题，因国家政权兼具社会管理功能，它还得研究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治稳定与社会进步等问题，政治学实际上“是一门以国家政权为核心，涵盖全部社会生活的综合性大学科”。①但在高校与研究机构中，政治学不过是一门小学科，研究队伍规模的限制直接影响了政治学研究的纵深发展。而在政治学的研究队伍中，还存在不少中国特有的“大政治学”研究人员，受过专业政治学训练的研究人员并不太多，这样一种复杂的研究队伍难免影响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与学理性。

其二，政治学因其特殊的研究对象而受到一定的限制，政治学的现实依附性限制了它的自由研究空间。就其性质来说，政治学与现实政治必定存在一定的紧张，现实政治力图将政治学纳入自身之中而使之成为自身合法论证的工具，而政治学存在的全部理由却在于反思并变革政治现实。两者的紧张很正常，这种紧张为政治学的存在提供了意义。但当民主程度不高而现实政治能力强大时，政治学必将受到抑制而难以发挥其实践导向功能。政府的强力规划和市场所激发的功利之心，使大量学者再难支撑需要经过长期训练和积累的纯正学术研究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所有社会科学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只是政治学尤甚。

缺乏学术自主性是中国政治学发展最致命的问题。那么，中国政治学如何走出尴尬处境，尽快建立完善的学科体系和成熟的政治学理论，形成独立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能力？笔者认为，为了提升研究的学术性和学理性，在思维方式上，应打破知识的地域界限，搁置西化与本土化的虚假争议，在开放与交流中积累与训练，以提高中国政治学的理论水平；研究内容回归政治体制研究，通过独立于现实的自主研究而发挥政治改革的理论导向功能。

打破地域界限，搁置西化与本土化的虚假争论

最近，中国政治学界有一种强烈的呼声：政治学理论研究要谨防西化，推动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其理由主要有：

第一，中国政府成功地避开了金融危机，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稳定，中国崛起速度加快，这些成就“得到了国际层面广泛承认”，以至国际舆论中出现了“中国”。而中国政治学对如此强大的国家建设能力的阐释“还跟不上”。②由此，我们需要“坚持自己的价值和概念基础上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③第二，政治学是一门研究治国理政的学问。中国是世界上的政治文明古国、政治思想大国、政治文化强国。④ 第三，一些学者把西方政治学的新理论新名词拿来套用于中国的政治问题。他们更热衷的是介绍和宣传，对于问题的分析却往往不能切中症结。⑤ 第四，“在过去被视为民主典范的、以代议制民主和多元民主为主要制度的西方民主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遭遇挑战”，西方国家的理论大师也在“反思修正传统民主理论”，“社会发展形式与民主形式”应该是多样性。

简单地归纳一下，以上论证无非是说，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发展强大，西方的民主形式面临挑战，政治学理论上的拿来主义不能切中中国问题，我们理应基于自己的现实，构建属于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与话语体系。

以上论证似是而非。关于第一点，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国力增强并受到世界关注甚至引起他国的担忧，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经济实力和国家建设能力的强大并不等于政治学理论实力的强大，也不能直接地转化为理论实力。政治学理论的建构离不开对人类已有知识的积累和对现实问题的独立研究，任何想要形成知识生产能力并参与人类知识创造的个人或国家，唯一的出路就是拆除人际界线和地域界线，哪里有最具有洞察力和解释力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就向哪里学习。

关于第二点，谁都会承认中国曾经是世界上的政治文明古国和政治文化强国。但政治文明与政治文化的强大并不等于政治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强大。政治文明与政治文化反映的只是一种政治现实中统治方式与统治能力上的成就，而且这种传统的政治实践成就并不等于现代的民主的政治文明。

关于第三点，只是指出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不良风气：简单套用或堆积西方政治学的某些新名词和新说法以便使发表的文字显得有点学术含量，但这种生搬硬套的引用并不能说明被引用的理论本身是错误的、是没有值得学习与借鉴价值的。

第四点指出了一个普遍的事实：西方代议制民主存在问题。但政治学理论存在的意义正在于反思那些包括最受推崇的制度与政策所存在的问题，西方民主理论家对西方代议制民主所存在的问题已经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西方政治理论发现西方民主制度有待改进的地方，并不构成我们远离西方政治理论，以免被西化的理由。

长期以来，我们似乎迷茫于西化与本土化之间。其实，在政治学理论（也包括其它理论）研究上发生的西化与本土化之争不过是一场虚假的争议，它源于对理论与知识的深深误解。政治学作为一种理论和知识必定具有最低限度的普遍性，对独一无二的个别政治现象或者某一特定政治事实的陈述并不是知识，只是一种信息。难以想象，一个政治学家提出的国家理论只适用于某一个国家，而对于其它任何国家的解释毫无作用。我们学习政治学理论只因该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或合理性，为何要如此介意提出该理论的人来自于中国还是西方？在知识的学习、交流与生产上，人为地设置地域界限只能有损于知识的增长与进步。那种认为只能学习并接受西方政治学而无需独创，或者远离西方政治学而从头做起的观念，都是荒唐的。

当然，也有人认为：“政治学是门国家属性、价值属性很强的学科”，中国政治学者要在“坚持自己的价值和概念基础上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⑥这一观念本身就歪曲了政治学研究的意义，违背了政治学的学科性质。首先，国家并非是不可再分的原子，正是国家内部不同阶级阶层结构和权力分配制度决定了国家的类型与性质，政治学恰恰要对此作出评判与选择，政治学家还得追问国家背后的政权属性、制度属性、民主属性等等。其次，政治生活不过是为了解决权利与资源分配的问题，每个人获得共同体保障的机会和资源，与根据他们的宗教与道德观念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不矛盾。政治共识并不剥夺个人的价值。相反，正是为保障个人的价值追求提供政治平台和政治保障。何种政治共识与政治价值最有利于共同体成员个人价值的实现，是完全可以相互交流和借鉴的。追求政治现代化正是近现代政治哲学的最大成就。

至于说追求建构中国“自己的政治学话语体系”，这是一个可喜的雄心。但一种有效的科学话语体系至少要符合两个条件：其一，新的政治学概念与理论必须独立于现实政治自我宣传和自我维护的话语，并具有解释和反思现实的能力，否则就不是政治学话语，而是政治话语。其二，自己建构的政治学话语不能仅仅是“自己的”，它必须与世界政治学相开放，创造的概念与理论必须具有可对话性，并尽可能寻求共享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

从以上的简短分析可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无论在政治科学、政治哲学还是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上，如果力图把中国与西方对抗起来，不仅不能成功，反而会掉得更远。

研究内容回归政治体制，发挥政治改革导向功能

政治学要研究的是政治权力的归属与分配（民主问题），政治权力的设置及其内部关系（分权问题），政治权力的运行规范（法治问题），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监督等等，而这一切都归于政治体制的问题，要变革政治权力的分配和政治权力运用方式，只能改革政治体制。因此，政治体制及其改革是中国政治学研究不可回避的经典主题，偏离该主题大大减损了政治学研究的实践价值。但是近两年来，中国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种变化：政治体制及其改革的研究悄然降温，而关于国家能力和政府有效性的作品火爆起来。综合分析，这种变化与以下因素相关：

政府能力与体制成就。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了堪称“中国奇迹”的经济与社会成就，积累了足以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强大国力，尤其是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彰显了中国的体制优势和政治优势。

政治导向。政治学为了实现自身的实践价值力图发挥变革现实的导向功能，而现实为了自我维护总是要规划学术、引导学术。通过增强体制能力而实现体制稳定，通过加强治理而实现其对体制的维护，是近年来政治对学术的导向。

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近年来，西方政治学家倾向于对政府行为与决策过程的微观式实证研究，在这种研究方法的影响下，中国更多的政治学学者离开政治体制的主题转而对体制的有效性进行测量，对决策能力进行评估。

由此看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减少合情合理，既有现实的政治导向，也有西方的学术影响，更有中国体制彰显的强大成就和能力支撑。笔者认为，对政治体制内部结构及其权力分配变革的研究不能放松，体制效能研究也不必过于偏重。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就曾说过：“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⑦这里所说的政府有效程度主要就是指政府实现预定目标或对社会控制的能力。究竟是政府形式重要还是政府能力重要？不能抽象判断，要看思考的角度与立场。对于外国政府来说，最关心的是他国的实力与能力，而不是其内部形式。只有一国的实力与能力才能对他国产生压力和影响。但对于国内民众来说，政府形式意义更大，没有受到民众控制的政府形式，可能政府越是强大，民众的利益越难以得到保障。体制的能力是整体性的，而政府的形式关系到权力与利益的划分，体制能力不能取代体制的形式及其变革。

我们固然要学习西方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其成熟的政治哲学研究，尤其是其在对制度缺陷和权利与资源分配的关系方面的反思。对于西方而言，其体制更加稳定和成熟，主要问题不是体制变革，而是体制框架下的政策实施和体制能力发挥，因此，实证主义的技术研究具有更大的需求空间。而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变革时期，因此对体制变革的去向和规范需要更多的理论关注和理论研究。这并不是说实证研究与体制结构研究及展示相冲突。只是说实证不能仅局限于具体的政策及其效能研究，更不能对“政治体制改革”绕道而行。“体制有效性”研究不能避开对体制类型与体制性质的分析，也不可逃避体制改革的要求。

“制度建设”亦不应仅限于政府对经济利益调整和对生产生活安全监管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如食品监管制度、药品监管制度、安全生产监管制度），还应包括政治权力本身的制度建设，如廉政制度建设、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建设等这类涉及到对公共权力的约束与监督的制度及其有效实施。

总之，中国政治学界已作出了一些努力，但离人们的期待较远。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关键在于坚守学术自主性，要想建立完整的政治学理论体系，首先必须解决研究的学理性和学术性问题，为此，需要打破知识的地域界限。一种政治学理论或方法，无论来自于中国还是西方，只要是成熟而规范的，都应学习与借鉴，从而通过理论训诫提高对话能力。其次，中国政治学实践价值的实现，取决于研究的自主性，唯有独立于现实并反思现实，而不是跟随现实，才能发挥它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导向功能。

【注释】

①朱光磊：“中国政治学发展中的两大尴尬与两大转变”，《中华读书报》，2004年8月11日。

②⑤樊鹏：“2013年中国政治学研究趋势与热点盘点”，《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1期。

③④⑥苏长和：“中国政治学正走出百年西制崇拜意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31日，第A05版评论。

政治与形式论文篇(3)

【关键词】思想政治；时代性；民族性；社会性；阶级性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是社会意识形态，统治阶级价值观念的主要传播方式，是一定社会文化语境下，统治阶级通过政治教育的方式来改造和影响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或者时代背景下，对思想政治教育相关问题的研究，都具有十分特定的社会意义。

一、时代性――社会理念与价值导向的体现

思想政治教育从来都不是一门孤立的静止的学科，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下，我国国内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不断创新发展，与时俱进的。从教育时代性问题来看，无论哪一种学科，其发展都必须采用时代最新的教育方式与新的教学内容。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学科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其他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都体现为学科自身的发展水平，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反映了该学科当时的发展水平，而且还体现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整体历史水平。因此我们通常上说，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不是一门独立与社会发展之外的学科，而是深刻反映社会意识形态发展水平与发展进度的科学。

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如果对思想政治理论体系或者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理念等方面关系把握不够的话，极易可能导致教育内容与现实形式相背离的情况，也就无法体现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特点，进而直接影响到教育的效果。从当前的社会文化语境来看，我国现行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应从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出发，综合考虑国内外发展影响因素，以中国梦为理想的价值目标与发展前景，在理想道德方面时刻保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才能真正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

二、民族性――维护国家统一和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其他学科的教育一样，都是通过民族的语言与民族的教育形式来实现的，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民族性还具有更深层次的内涵。除了民族在长期的形成与发展中形成的固定的民族习惯、、生产方式与社会习俗之外，这种民族性也随着社会的不断完善与进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无意识的自发行为，这也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重要教育内容所在。

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文化侵略与价值理念入侵，对于维护国家统一、社会政治局势的稳定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用科学的社会主义理念引导人们，就必须充分发挥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理念的引领作用，从而提高民族的凝聚力，促进国家的发展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在现今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须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为价值目标。

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思想政治理念的教育还体现在爱国主义的教育中，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应采用一种吸收借鉴的态度，充分尊重与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时代精神，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勤劳勇敢，尊老爱幼的民族品格与道德理念等等。只有不断吸收借鉴，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不断丰富与完善，才能促进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保护。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

思想政治理论的社会性体现在社会对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引导与控制上，它一方面约束和规范个人的行为，使个人行为符合社会的规范要求，符合社会发展的特殊需要，另一方面，又最大化的鼓励个人的创新行为，对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与限制，或者引导与激励，又不完全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特定的方式来实现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对个人行为的限制与制约，个人对社会的适应与贡献，都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因此对于社会中的各种组织与群体，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方式与途径应有一定的把握。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阶级和国家的矛盾不断深化并突出的情况下，才有必要采取系统严格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但无论哪一历史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最终都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教育方式，担负着特定的历史责任与社会责任，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从思想观念、政治立场、道德素养等方面对受教育者进行教育，这些内容无一不是从社会的角度来对受教育者价值理念的引导，使其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正是这一点，才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和其他学科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它直接体现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社会群体利益的拥有者服务。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有一点是一成不变的，那就是所有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各自阶级利益与意识形态的体现，都是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思想政治理论的阶级性主要体现在思想道德与法制观念教育等方面，其中最突出的政治理论的教育。因为经济作为政治等上层建筑的基础，维护还是反对某一阶级的政治统治，最直接最明显的是对其建立的生产关系的否定，而维护或者反对某一种生产关系又直接体现为对某一政治统治的赞同与反对。因此，无论任何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代表或者政治统治者，都通常把现实的政治斗争上升为政治理论的高度，进而从理论的高度为其政治统治和生产关系的合理性做解释。

总而言之，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在保持原有特点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变化，增加了新的理论内涵，对这些特点的探究与分析，对我们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张菁燕.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调查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33）.

政治与形式论文篇(4)

 

一、引言

 

随着政治关联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我国众多学者对政治关联从多方面进行了研究，但从各类期刊的发文情况来看，较多研究关注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传导渠道如企业绩效、企业融资、财务救助、市场准入和税收优惠等方面的研究，鲜见与政治关联基础理论有关的重要研究成果，大部分文章对企业政治关联概念界定不一，衡量标准模糊。因此，本文在对企业政治关联内涵梳理的基础上，阐述了企业政治关联的形成机理。

 

二、政治关联内涵

 

政治关联即“政治联系”，其来源于英文中的Political Connections。自政治关联被提出以来至今，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统一概念，一般指的是企业高层人员或关键人物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一种隐性或显性关系，但其内涵在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各不相同，国内外学者对其研究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因此，不同文献中政治关联的概念也有差异。

 

国外学者对政治关联概念的界定多采用实例列举方法，国内学者则多是依据我国政治体制和经济背景对政治关联进行界定，列示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对政治关联概念的具有代表性的界定。

 

可以看出，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政治关联的界定并非完全一致，但他们对政治关联的界定都是基于企业利益相关者和政治权利拥有者之间存在的隐性关系为基础而确定的。之所以说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隐性的，是因为二者之间建立的这种关系并不包括政府参股的形式，因此，这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一种特殊而隐性的关系。同时，可以看到，国内外学者界定的政治关联形式均是狭义的，即以企业、大股东或高管本身的政治关联关系为研究对象，而没有把这些主体的连带关系或亲属朋友政治关联关系包括在内。这主要是因为从公开渠道很难获得该类隐性政治关联信息或数据。

 

三、政治关联形成机理

 

自1974年Krueger指出，主动与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建立并保持良好关系的企业能获得巨大利益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这种隐性关系便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尤其是在Fisman把这种企业与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称为“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后，与其相关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现有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并非单纯出现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而遍布世界各国的全球性现象(Johnson and Mitton，2003;Khwaja and Mian，2005;Leuz and Lee，2006;Fan，Wong and Zhang，2007;Xu and Zhou，2008)。那么对于中国而言，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形成机理是怎样的?本文从不同方面解析了政治关联行为形成机理。具体阐述如下：

 

(一)寻租理论。寻租理论主张，政府行为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影响资源配置，而这些影响可以带来额外的收益，有特权者为了获得这些超额的收益，便形成了寻租活动。一般而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寻租意愿是双向的，政府(或政府官员)把一些规则或标准定的模糊或具有很强任意性，向企业“设租”获取额外收益。因此，存在的寻租空间越大，企业越会主动与政府(或政府官员)建立政治关联。这在我国制度环境不健全地区较为显著，在这些地区，政府透明度较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或控制空间较大，从而寻租空间也较大。

 

(二)交换理论。交换理论认为政府与企业之间是互利的，政府和企业通过交换彼此所需资源而使各自利益最大化。对于迫于提高自身政绩的地方政府，为达到要求指标，其可能帮助本地企业获取其所需资源，或给予本地企业宽松的行业管制，以扶持本地企业发展壮大，而本地企业在自身获利基础上以高额税收等形式回报当地政府。但与政府达成交换协议的企业在获取收益的同时也使企业付出了一定成本，企业在获取政治关联带来的外部资源机会的同时，也面临这付出较高社会成本和代价的“嵌入”风险。

 

(三)制度理论。制度理论强调任何组织都要适应其所在的环境，包括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处于特定制度环境中的企业一方面因于其避害就利、适应环境规则的行为内生于制度中，另一方面它也影响着制度环境。如企业为维护自身利益积极应对制度环境不利因素，并采取手段拒绝、甚至操纵制度要求从而影响制度环境。另外，缺乏国有企业所具有的国家政策稳定支持、公平待遇，民营企业在正式制度环境中并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不得不通过转向行政规则和私人保护方式建立政治关联寻求保障。

 

(四)替代机制理论。替代机制理论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主要由宪法、契约制度以及产权制度组成;非正式制度主要由社会习俗、伦理道德、社会价值取向以及文化等组成。替代机制理论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替代的关系，当正式制度存在不完善、无法有效实施时，非正式制度的存在恰好可以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从而成为其有效替代机制。在我国转型时期，对民营企业法律保护的正式制度尚不完善，民营企业为了获得正式制度下应有的保护，只能通过非正式的方式获得。

 

(五)资源依赖理论。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任何组织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得到相关的外部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和其他因素，包括社会和政策支持以及信息等内容。一方面，企业所需外部资源越稀缺、越重要则企业对该资源的依赖性越强，为获得生存和发展，企业会通过各种途径改变这种依赖的程度;另一方面，企业与外部资源所有者(或控制者)的交往和谈判能力越强，其生存能力也越强(Pfeffer and Salancik，1978)。政府作为资源的掌握者，其政策对企业经营所需某些外部资源会产生重要影响，企业为获得这些外部资源，通过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而获得稳定、有利的经营环境，以改变其对外部稀缺资源的依赖程度。

 

(六)文化传统理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即使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革，也仍然体现在当前的社会关系中。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同时，传统文化的等级身份意识及行为规则约束，加上在市场竞争中单纯依靠市场化规则发展的限制，使民营企业家意识到改变规则是一个长久缓慢的过程，并不能因为个别企业努力一蹴而就。这些某种意义上促使民营企业家与政府建立政治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仅是为谋求企业的发展，也是其个人层面的政治追求。除此之外，“关系” 作为我国社会的一种特殊社会构成方式对政治关联也同样重要，我国文化对关系依赖的重视，使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行为受血缘亲情、人情礼仪、协调人际关系等文化规范的约束。

 

以上分析各个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均是由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约束的结果。对于当前市场化改革的中国，政府更具决定性作用，改革并不会一蹴而就，政府职能的变革速度较为缓慢，行政规则下的市场规则使合法性制约相比较发达国家表现出更为特殊的形态。在市场没有完全规范化、法令化时期，表现在实际中的往往是国家各级政府机关、政府部门的行为。加之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政府为主导、大一统的观念，以及民营企业家身份地位的追求和更高社会地位的愿望，很难使民营企业家与掌握和运用资源的政府不建立起联系。

政治与形式论文篇(5)

关键词：儒家；政治秩序；样式演变；设計体系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2）04—0020—04

儒学的发展大体经过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宋明道学——清初实学——清中朴学（汉学）——清末公羊学”几个典型而重要的发展阶段，其政治秩序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致也是沿着这条路线及其时间分区进行的：它发轫于先秦，定型于两汉，因袭发展于隋、唐、宋、元、明、清各代，横贯中华数千年的历史，构成了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体系得以建立的样式基础和理论支持。这一发展过程是儒家政治秩序思想不断发展、演变、式微和最终解体的过程，不同的儒者为适应不同时期封建统治的需要，都曾从元典思想中演绎出了各种应时的政治秩序思想和样式形态。儒学在每一阶段的发展总是批判地吸取新的东西来充实自己，进而获得与时偕行、历劫常新的机能，充分反映了儒学巨大的适应性和坚韧的再生性特点。

因此，根据不同时期儒者对政治秩序思想及其样式的构成要素和运行内容强调与补益的不同，围绕政治主体（实体）、社会规范、政治秩序力这三个政治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机理，我们可以将儒家政治秩序思想及其结构样式的演变分为：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生形态和衍生形态，这些样式所在的时间区段依次是先秦、两汉、宋明和清代，因此，这些样式也可以称之为：先秦样式、两汉样式、宋明样式、清代样式。这四者之间的理论预设和秩序建构是一脉相承的。就政治秩序构成要素和运作要求的不同点来看，这四者之间又有所差别，内容有所增补和删减，其强调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但其共性却是一致的，所有样式的本体论基础、价值维度、合法性资源都相同，其秩序构成的核心要素也依然前后承袭。由于儒门学者众多且各自的主张也多有不同，因此，儒家政治秩序思想从微观上看是十分庞杂的，无法一一枚举，故本文仅以政治秩序基本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机理为分析视角，从宏观上择其主要代表人物观点做一尝试性的架构和比较，以找寻出不同样式的主要共性与不同。

一、原生形态：先秦样式

先秦时期是儒学也是儒家政治秩序思想的创立和发展时期，面对秩序性焦虑问题，先秦儒家实感重建人间政治秩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在适应小农经济要求的基础上，儒家由孔子开山立本，担起了重建人间政治秩序的任务。孔子在承袭三代、损益周礼的基础上，创立了以仁为逻辑和规范基础的政治秩序思想，以仁释礼，一本万殊。他强调道德理性的政治作用，把伦理引入政治，由此，孔子把仁和礼作为政治秩序的基本规范，在政治秩序的主体层面上强调“己一家一君”为政治秩序的载体，而在秩序力上则强调仁政观和家长式权威，“修—齐—治—平”或“内圣外王”的秩序运作路径被引入了进来。孔子之后，孟子和荀子继承了孔子的衣钵，对其政治秩序思想及其样式设計进行了不同方向和路线的阐发与补充：在政治秩序规范层面上，孟子侧重仁，荀子侧重礼；在秩序力上，孟子重王道反霸道，荀子主王道与霸道并用；在政治秩序载体上，二者都强调“己一家一君”的主体范围。从整体看来，孔子、孟子和荀子设計的政治秩序样式都强调对君权的维护，看重依仁而礼的规范对政治主体的自律性与他律性规制，孔孟重自律，荀子重他律；在秩序的本体论基础、价值维度、合法性资源等方面，孔子、孟子和荀子都强调天、人性、王权、德治、礼治、官僚，君权神授、传统、血缘认同、精英崇拜。这样，在诸子们的共同努力下，儒家政治秩序的原生形态在先秦得以创立了起来，为后世儒家政治秩序思想和样式的发展与完善奠定了根本的基础和模型。

二、次生形态：两汉样式

汉代是中国政治史上的重要时期，也是儒家政治秩序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儒家政治秩序思想被提升到了意识形态的地位，进入了官学的殿堂，是原生形态政治秩序样式发展而成的一个重要秩序形态，我们称之为次生形态，完成这一形态历史性转换和改造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董仲舒。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基础和立足点，承袭和融合了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和阴阳家在内的各家思想，根据社会政治及理论发展的需要对儒家政治秩序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建构和完善。他把宇宙的系统图式引入了儒家政治秩序的模式建构中，以扬弃的方式建构了儒家政治秩序思想的宏伟气魄和博大模式，创立了适应封建大一统王权主义需要的政治秩序思想。董仲舒对儒家政治秩序思想和样式的改造和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他把天人感应说、阴阳学说引入政治秩序思想中，进一步对人性问题进行阐发，为儒家政治秩序思想的本体论基础、价值诉求、合法性资源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其次，在政治秩序的体系建构方面，董氏进行了不同的强调和补充。在政治主体上，他进一步强调了君的秩序枢纽地位；在规范层面上，他强调仁的内在性价值，构造了三纲五常的规范体系；在秩序力上，他倡导德主刑辅的政治权力运用观，竭力主张维护君威。与此同时，董仲舒还提出了对君权进行约束的秩序双向互动观及三世三统的理想秩序模式。在对理论进行不断改造和转换的同时，董仲舒还为儒家政治秩序思想的历史性转变作出了贡献，他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独尊儒术，把儒学推上了独尊的官学地位，使儒学成为了维护封建君主的主导意识形态，为儒家政治秩序思想由观念的力量转变为组织的力量提供了平台。

政治与形式论文篇(6)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理论综述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重要研究内容,对近年来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进行及时整理,避免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的简单叠加,克服该问题研究过程及内容的感性化倾向,是相当有必要的。其实自0世纪80年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起步以来，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和探讨。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粗略统计,从989年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中直接指涉文化问题研究的论文有300多篇,专著、博士论文4部,有0多部专著进行了专节研究,这凸显出这一研究问题的现实价值。但是,面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的研究热潮,我们更需要热问题冷思考,一方面,要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的内涵和逻辑结构,另一方面,要对其研究的重点和盲点进行反思,这对于推动这一研究的系统化、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的总体审视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有的学者从文化底蕴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沃壤之中，并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互激荡中获得发展的文化动力。有的学者从文化环境的角度去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就是指围绕并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和人的思想的文化要素的总和。进而对其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结构、特征、功能和运行等。有的学者将思想政治教育放入整个文化系统进行思考，努力从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大背景观察思想政治教育。有的学者是从文化整合功能视野去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认为发挥文化整合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使命，也是促使社会文化体系关系和谐、增强和提升社会自身有序性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并进而讨论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功能的路径选择。有的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功能体系是一个由众多衍生功能组成的复杂结构,精神文化功能是核心功能,物质文化是作用对象、外显、载体和基础,是思想政治教育引领精神文化,发挥文化建设功能的外显和结果,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物质平台。有的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引领功能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及其活动对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的文化的建构、塑造和导引的作用、影响、能力及其结果[7]。有的学者甚至提炼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的概念，认为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品类所具有及发挥的作用力,是思想政治教育立足于人的本质与整体,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双向互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之力;它是教育者借助人性通悟而启发受教育者对生活意义追问与反思所形成的精神生产之力;它是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文化场力对人们的影响而激发出来的意志创造之力[8]。还有的学者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9]、高校网络文化视野[0]等角度去探讨思想政治教育。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上述观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把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看做是两个相对独立但内容有所交叉的系统，进而讨论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或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定场景中去看文化，或从大文化的特定场景中去讨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理论内容。这就忽视和遮蔽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自身的内涵和逻辑结构。而本文则试图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身的逻辑内容。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的领域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的领域旨在回答研究对象及其研究范围是什么。它是以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概念为核心构成的一组概念体系,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性和专属性。要想了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首先必须先了解文化的内涵。我国学者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将文化视为人类活动的结果和产物。我国学界的“文化”概念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广义的文化观将文化定义为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义的文化观是将文化定义为精神财富；狭义的文化观将文化定义为意识形态。在这里，我只认为最可取的是广义的文化观。广义的文化相对于“自然”而言，“文化”即“人化”，是人活动的成果及其活动的模式。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具体内容时，许多学者往往从某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进入这一领域,并研究其功能、特征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如思想政治教育与校园文化、网络文化、文化安全的关系等。但如果仅仅局限于这种宏观和表层的研究,将使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研究形式化和感性化,因此,需要从微观上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进行理论建构。

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指：人类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创造的文化，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意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运作的过程和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有其自身的逻辑结构，主要包括三个层次：（）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内容的有形客观存在，其表现为看得见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则、原则以及技术层次等。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中最表象的、为人感知的层次。这个层次即通常所讲的“思想政治教育”。这第一个层次包括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精神或价值以及这种精神内涵得以表达的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以及过程。（）思想政治意识或者观念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这第二个层次是第一个层次的萌芽及其观念化。它承担着双重的任务：一是将社会总体文化精神转换成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一个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又表现客观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使客观文化发挥社会功能，即它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体系中输入和输出的双重功能。（3）运转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或者叫做思想政治教育的手、脚、牙齿及其活动方式，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实施、运转方式。这个层次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中生存的方式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调整的方式。

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特点与功能

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特点与功能的理解和把握，可以更好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具体内容，推动本学科领域理论体系的完善。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具有差异性和流变性。不同个体和社会群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和评价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异中有同。同样，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流变性也不是毫无连续性的变动着的，而是动中有静，变中有不变，表现为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与其他文化是相互渗透和影响的。道德观念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也是不可分割的，道德观极大地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观念。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具有三大功能：认识功能、创造功能和践行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功能指思想政治教育意识认识、了解、评价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人们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简单的表象的过程，而是能动地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为前提的，人们只能在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结构中才能了解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

思想政治教育的创造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创制、完善、改变思想政治教育规范体系等的功能。创造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将社会需要转化成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需要，并设计、选择合理的思想政治教育调整方式，而后在社会实践中创制新的规范或者改变旧有的规范，从而达到更新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目的；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学者们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可以提出新的调整方法和方案，或者是吸收外域先进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精华并内化到现有的理论中去，从而达到本学科理论体系的再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的践行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意识指导人们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推动其实现的功能。当人们选择某项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行为的具体行为方式时，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及其评价便会参与决策的过程；当人们选择某项目标时，思想政治教育意识便会做出相应的评价，从而决定取舍。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现代视角之一,是理论命题和实践命题的统一。学界之所以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是希望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能够更好地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更好地利用科学的方法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而这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内容及其逻辑结构的微观把握，它需要在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基础上,用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范式进行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唯有如此,才能凸显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的学科属性和独特性。

参考文献：

周琪.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的再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007,(8).

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006:69.

张耀灿,等.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M].北京:人民出版社,006:397.

沈壮海.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视野[M].北京:人民出版社,005.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整合功能[J].理论学刊,007,().

王革慧.试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功能[J].理论导刊,007,(5).

[7]刘先进,李经纶.试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引领功能[J].求实,007,(5).

[8]李焕明.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005,(5).

政治与形式论文篇(7)

 

一、国内代表性观点概述

 

在宗教政治学论域内，国内学界和政界主要探讨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宗教事务管理及宗教立法、宗教与国际政治关系、宗教与公共安全等问题。其代表性成果及主要观点大致如下：

 

第一、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教关系》一书探讨了当今世界各国宗教与政治及经济发展的关系。《宗教问题概论(第三版)》一书在探讨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着重分析了宗教与阶级和阶级斗争、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民族的关系。《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一书在讨论天命信仰、受命与革命、权力秩序等概念的过程中，初步勾勒出宗教与政治之间、信仰一道德一权力之间的因果链条，阐述了宗教与中国国家权力秩序在形成与演化过程中相互扭结与互利共生的关系、宗教与政权合法性的关系等问题。《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一书以我国当代宗教的社会性与合法性问题为主线，探讨了政教分离与宗教合法性的获得方式、民族与宗教和国家间的认同特征等宗教政治学的重要议题。《宗教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一文认为，当今世界政治文化正在由神圣化走向世俗化，与其相关的权力合法性基础也随之发生变化，即权力的合法性越来越依靠政府的有效治理。但是，由于人是一种追求必然性的理性存在者，而政治本身又具有有限性，因而人们必然关注现实政治之外的终极原因。因此，宗教、政治哲学在现代依然有其意义。《当代美国宗教》在介绍基督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诸多宗教在美国的发展现状时，阐述了美国民众与宗教的关系、美国的政教关系、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宗教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和职能等问题。《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一书认为，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宗教的作用非同小可：首先，宗教与政治的结合、配合与融合，是美国政治的突出特征。其次，宗教是美国文化的中枢。其理由是：宗教在美国政治文化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价值，并服务予美国自由主义，以及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合法化。再次，美国是多种族、多宗教的移民国家，宗教信仰多元化是美国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依托。《宗教改革对西方近代政治学的影响》一文认为，西方近代宗教改革对近代西方政治学有着深刻的影响：就研究方法而言，由于信仰与理性被进一步区分，从而使理性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恢复了地位。就理论建构而言，民族教会和民族国家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民族国家意识，奠定了近代民族国家政治理论的出发点;宗教改革促进了“个人精神”的兴起，这为近代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的形成提供了价值导向，从而影响了近代政治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文明的选择：论政体选择和宗教的关系》一书在系统考察西方近代政体形成过程时发现，基督教对英、法、德等国的国家政体的选择有着较大影响;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较强的控制力。《论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一文探讨了宗教与政治结合的模式、多元宗教并存格局与社会稳定，以及多元宗教并存社会中宗教与政治二者互动的方式等问题。《宗教信仰与民族信仰的政治价值研究》一书认为，宗教是一种具有丰富政治属性的社会现象，具体表现为：宗教能为政治统治服务，能够控制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凝聚民族力量，可以为政治运动鸣锣开道。所以，宗教与政治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正统宗教向民间秘密宗教衍变的原因和路径》一文认为，宗教信仰实质上是信众在现实生活与理想境界之间作出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因而特别能体现其政治理想及其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态度。而宗教教义的改变，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政治理想及其对现实社会态度的改变。相应地，官方往往将危及政权的信仰体系视为非法宗教，并加以管制。这便是正统宗教向民间秘密宗教或邪教衍变的原因和路径。

 

综上所述，在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国内相关成果探讨的主要问题大致如下：其一，介绍了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教关系;其二，讨论了宗教与阶级和阶级斗争、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其三，阐述了宗教在中外历史及其当代社会中的作用(例如，宗教在中国国家权力秩序的建立与变更过程中的作用，宗教在政治合法性论证中的作用，宗教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基督教价值观对近代西方政治观念形成的影响，以及宗教在西方主要国家现代政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等);其四，初步探讨了宗教与政治互动的方式，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方式的变迁等问题。其五，初步提及宗教信仰、信众的价值观念及其生活理想之间在思想观念层面的相通性，并将宗教信仰视为人们的政治理想及其对现有制度态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第二、宗教事务管理与宗教立法问题。政党及其他政治主体在运用公共权力进行资源配置时，必然面临如何处理社会生活中的宗教问题，即宗教事务管理与宗教立法问题。对此，我国相关学界和政界进行了深入讨论和研究。其代表性论著及其议题、主要观点大致如下：《宗教问题怎么看怎么办》一书提出，基于目前我国宗教的群众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等基本特点，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宗教的“三性”和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四句话”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基本内容;这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问题、妥善解决“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一政治难题的理论基础;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在如何对待宗教这一社会力量的问题上，必然得出“发挥宗教积极作用，促进社会和谐”的结论。《讲透“社会主义的宗教论”需要新思想》一文认为，要讲透“社会主义的宗教论”，需要思维创新。《执政党与宗教：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文认为，在新形势下，我国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宗教事务管理方式，必须从制定政策、下发文件的行政管理方式，改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应尽快出台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宗教法。《国家·宗教·法律》一书认为，用行政手段处理宗教问题的管理模式，是我国诸多宗教问题无法根治的重要原因。必须建立相对完备宗教法律体系。具体而言，其一，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将之作为国家处理政教关系和各级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法律依据。其二，开放宗教市场，并将宗教法作为维护宗教市场稳定的根本保证。其三，实行政教分离。国家应取消对宗教组织的财政补贴和特殊支持，不介入依法注册宗教组织的内部事务;宗教组织也不能干预政府的行为。其四，国家要为宗教进入社会服务领域提供政策保障。《我国宗教立法的回顾与思考》一文认为，经过近30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符合国情与教情的宗教管理法律框架。今后应当按照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继续推进宗教立法工作，形成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各种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在内的，较为完备的宗教法律体系，为宗教工作实现法制化、规范化提供法律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一书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中心任务为背景，阐述了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理念、政策和实践活动的发展过程，分析了党的宗教政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对新形势下党的宗教政策改革进行了深入探讨。《国外宗教法规汇编》一书在阐述宗教立法的概念、宗旨及其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及台港澳地区宗教立法情况和宗教管理条款。《欧美政教关系研究》一书在探讨政教关系的概念，影响政教关系的主要因素等问题的基础上，先后介绍了世界主要国家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宗教立法与实践的概况、宗教事务管理制度的历史沿革等情况。。《从和谐社会的构建看我国宗教政策》一文提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党和政府制定宗教政策，应采用各安其位、各遵其道、推己及人与和而不同的方法，遵循结构的多元差异性、复杂利益的平衡合理性、社会运行发展的整体性等原则。

 

归纳上述论著的内容，其议题和观点大致如下：其一，根据目前我国宗教的基本特点，提出了党和国家处理宗教事务的基本方针和政策，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基本内容;其二，认为讲透“社会主义的宗教论”，需要思维创新。而创新思维落实在宗教事务工作中，即应实现从“制定政策、下发文件”的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法管理宗教的模式转变;其三，系统地阐述了党的宗教管理政策与法律的形成过程及其未来走势;其四，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及台港澳地区宗教立法的历程和具体内容;其五，提出了宗教立法工作中的若干建议、制定宗教政策的原则与方法。

 

第三，宗教、社会安全及其国际政治关系问题。冷战结束后，宗教对社会安全及其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日益凸显。该问题因此而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对此，国内亦有数量颇丰的研究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及其论题、主要观点大致如下：《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一书分析了全球范围内诸多宗教极端势力的成因、特征、类型及其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着重介绍了伊斯兰极端势力、当代世界其他主要宗教衍生出来的极端主义的现状。《颠倒的宗教观：泛伊斯兰主义一“东突”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思想体系之一》一书提出，颠倒的宗教观是泛伊斯兰主义一“东突”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思想基础。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了国外“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形成背景、历史沿革、分布区域及赖以生存的条件，剖析了它的思想体系、基本特征和不同类型，揭示其各种组织的政治纲领、活动形式和变化规律，透析其插手国际事务的原因，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对我国边境地区和周边国家的稳定发展，以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等问题。《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一书探讨了冷战后的宗教发展与国际政治、当前世界宗教的政治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演化及其影响、泛伊斯兰主义运动、宗教恐怖主义、当代新兴宗教等问题;介绍了亚非拉与欧美地区的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特点、现状、成因，及其发展趋势等问题;分析了罗马天主教在欧洲的影响、宗教在东欧剧变中的作用、宗教在拉丁美洲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探讨了犹太人在以色列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与影响、美国的宗教问题、俄罗斯东正教依附于世俗政权的原因、中亚地区宗教极端势力的活动及其影响、藏传佛教与“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趋势、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民族分裂运动中的伊斯兰教因素、宗教在阿富汗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影响、印巴关系中的宗教因素、巴以冲突中的宗教因素等热点问题。《从身份危机到政治暴力——当代宗教恐怖主义的发生机制研究》一文认为，由于宗教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知识框架和概念基础，并赋予人们的行为以意义，因而，宗教的认同功能和意义功能特别明显;在全球化背景下，宗教的认同与意义功能经过族群的诠释，便可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引发抵抗异质文化与其他族群的社会运动。因此，宗教基要主义的社会形式必然具有社会和政治的含义;宗教恐怖主义只不过是宗教基要主义在社会中的一种存在形式。《宗教在当前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的影响》一文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上已呈现立法化、机构化、国际化、草根化、联合化、媒体化、安全化等趋势，对美国两大政党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9·11”事件是美国推进所谓海外宗教信仰自由及其“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的诱因。《当代国际政治格局演变中的民族宗教问题与世界和平》一文认为，国际政治格局演变牵动着世界各民族宗教问题的发展变化，相应地，世界各民族的宗教问题也会对国际安全局势产生重大影响;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宗教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必然影响周边国家乃至全球的稳定局面;应以对话方式解决世界民族宗教冲突，以维护世界和平。《宗教、冲突与国际政治》一文认为，在人类历史上，许多国际冲突都打着宗教旗号，但本质上属于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所以，宗教与国际冲突两者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当今，国际冲突主要表现为美国霸权主义和打着伊斯兰教旗号的国际恐怖主义的较量，并对国际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只有反恐和反霸同时并举，才能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全球化境域中的文化多元性问题分析》一文认为，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西方现代文明的传播既是在包容和吸纳后发民族宗教文化的过程中实现的，亦是被后发民族的文化“过滤”后完成的。因此，人类文明的发展只能呈现为全球化一体化这一总趋势与体现这一趋势的不同具体表现形式之间相互依存的状态，即人类文明一体多元格局，而非一元化发展趋势。承认人类文化一体多元格局、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是减少和消解文化争端甚至战争的一条路径。

 

以上论著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其一，分析了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三股势力”的成因、特征、类型、发展进程，及其危及国际国内社会稳定局面的关联疗式，提出了扼制“三股势力”及其中国“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对策建议。其二，从思想层面揭示了宗教信仰、族群认同向权力政治和暴力政治转换的机制。其三，介绍了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分析了美国推进所谓“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的原因及其目的。其四，强调当今国际冲突，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霸权主义和打着伊斯兰旗号的国际恐怖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其五，主张采用对话、反恐和反霸并举、承认人类文化一体多元格局与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等方法，解决民族及国家之间的冲突问题。

 

二、对国内宗教政治学研究的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国内相关成果论及的宗教与政治、宗教事务管理与宗教立法、宗教与社会安全及其国际政治关系等问题，分别涉及到了宗教政治学的若干理论和现实问题。这些成果为深化研究做了大量有益的铺垫工作，并为概论形态的宗教政治学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思想理论素材。但是，从学科体例、基本理论及其主要内容等维度看，这些成果尚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对宗教政治学的构成要素及其逻辑关系、学科体系等问题涉及甚少。宗教政治学作为一门交叉性学科，应有其问题意识、逻辑起点、基本理论、主要内容、框架结构和研究范式。所谓宗教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即对人类历史中宗教与政治高度扭结、相互制约这一现象的觉察及其力图诠释此现象的理论诉求;其逻辑起点或基本范畴应为“宗教”、“政治”及其两者共有的权力、权利、权威与合法性等概念;宗教政治学以交互作用的社会政治生活与宗教生活为研究对象，其基本理论和主要内容包括宗教与政治的同质性特征、宗教的政治功能及其实现途径与方式、宗教与政治的互动规律，以及政府管理宗教所遵循的一般性原则与方法等;而关于这些问题的逻辑推论过程，亦是该学科框架结构的显现过程;宗教学、政治学以及哲学、史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宗教政治学综合采用的研究方法。总之，宗教政治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交叉性学科，应该具备以上构成要素、逻辑框架或学科体系。换言之，宗教政治学应该具备学科特有的一般性、概论性特征。但是，综观国内相关研究成果，不难发现，专门探讨该问题的成果甚少。因此可以说，宗教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和逻辑框架尚未定型。

 

第二，关于宗教政治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尚不系统、深入。宗教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包括政治与宗教的同质性问题、互动规律、功能互化机制及其实现途径与方式、政府对宗教进行管理的一般性原则与方法等。从政治学论域研究宗教现象，不难发现，没有权力的神是不存在的。在信仰者看来，信仰对象(包括人格神或抽象力量)具有创造、支配和控制一切的权力。而崇拜和依靠拥有生杀予夺“权力”的信仰对象，并期望以此获得现世庇护和来世幸福等“利益”，是宗教信仰之所以产生、存在的根由。所谓宗教，即人们对超越于自身能力之上的超然性存在及其权力的神化和膜拜。而宗教的权力、权威及其神圣性、合法性的实现路径有两条：其一，以宗教信仰特有的真理观、价值观、道德准则和生活的理想模式吸引和教化信众，以实现其精神控制;其二，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采用一系列仪轨、戒律来规约信仰者的行为。这是宗教之所以能够控制信众的思想和言行，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社会运动中具有控制力的政治力量的原因和路径。可见，宗教与政治两者在社会权力、权利、权威、合法性等方面具有同构性、同质性特征。而该特征又引发出宗教政治学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例如，两者在社会生活中的权限范围、互动规律及其功能互化机制等问题，以及政府管理宗教的一般性原则与方法等。而关于这些宗教政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我国学界和政界缺乏政治学论域的本质性分析。具体而言，由于对宗教与政治的同质性问题(即两者共有的社会权力和权利等属性问题)缺乏学理和经验层面的系统研究，因此，由两者同质性特征引发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亦只能停留在“是什么”、“怎么样”等状态描述层面，而未能进入“为什么”等本质分析阶段。

 

第三，宗教政治学主要内容的学科特征尚不明晰。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宗教事务管理与立法、宗教与国际政治格局、宗教与公共安全等问题，不仅是宗教政治学的思想理论素材，也是该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我国，由于对宗教政治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缺乏系统研究，因而，用“权力”和“利益”等范畴以及政治学的思维范式剖析宗教现象的研究方法，尚未运用于上述问题的研究过程。相反，社会学、法学或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却常常出现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之中，其研究成果亦分别显现出这些学科的特色，而缺乏宗教政治学的学科特色。

 

上述情况表明，国内相关成果对宗教政治学这一交叉学科的逻辑框架、基本理论、主要内容和研究范式等基础性问题的探讨尚不系统、深入。因此可以说，宗教政治学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该学科能够提供诠释当代国内外政治与宗教多层次复杂互动关系及其变动趋势的理论框架，为正确处理政教关系提供方法论支持，所以，深入系统地研究宗教政治学，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