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学年论文篇(1)

论文摘要： 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是大学文化的重要主体和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力量，是大学文化建设的未来、希望或生力军。积极参与大学文化建设，既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青年大学生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0引言

唯物史观认为，对一种文化现象的探究，应该在它所由以萌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追根溯源，“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1]。回顾20世纪我国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的生长历程，可以雄辩地证明这一观点。

早在20世纪初的中国大学文化的孕育阶段，青年大学生就和大学及大学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促成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产生。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用“新陈代谢”的观点，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青年在社会历史进步中的作用：“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并明确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2]，来一场文化与价值观的革命，自觉接受现代社会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彻底否定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在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思想进步的新派人物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为阵地，向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和批判。他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旧八股，有力地促进了当时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解放，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大学文化的生成。

近一个世纪，沿着开创的这条“青年之路”，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华民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新时代的青年，成为了整个社会主体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新中国大学和青年大学生的文化历程，就会发现：20世纪50—60年代的大学生是“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拓荒者”，新中国的诞生给了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他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奉献和牺牲成为那一代青年大学生的责任与使命。20世纪70—80年代的大学生是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理想中包含着更多现实因素”创业者，艰苦的社会环境和切近现实的生活、劳动，磨练了他们吃苦耐劳、奋发创业的品格，而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又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活跃了他们的思维，并赋予他们相当的理想主义成分，奋斗、创业和竞争是这一代青年大学生文化人格的真实写照。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大学生是全球化浪潮和社会剧烈转型背景下，面临种种机遇和严峻挑战的“心灵放逐者”，面对“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化，他们更多地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复杂多变的环境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造就了当代大学生早熟、无奈和幽默的整体性格，“他们中不少人不再崇拜神圣和英雄，而愿意在对影星、歌星的的模仿中享受平凡的快乐；他们不再追求圆满和完美，而愿意在残缺中体会生活的真实；他们不再梦想未来的惊人之举，而愿意在当下的平淡中化解心灵的冲突”[3]。这种放逐者的“流浪”文化人格，使得他们真正成了需要社会理解、关爱、信任和引导的一代青年大学生。

然而，无论大学发生如何的演变，也无论青年大学生的文化人格随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发生多么大的裂变、造成多么大的代沟，青年大学生和大学文化及大学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是不可分割的，从最终意义上讲，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生力军。这是因为：

1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重要的主体

无论是从大学人的结构成分、数量比重还是大学教育的目标取向来看，青年大学生都是大学和大学文化的最重要的主体。大学文化中的绝大部分文化事象，如校训、校风、校歌、校园文化社团等等，都是对青年大学生而言的，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付诸自己的实际行动，都必须靠青年大学生来发扬光大。从根本上看，大学文化就是一种青年大学生文化，兼具青年的特征和文化的特性：一方面，大学文化是“青年”的文化，总是为青年大学生所创造、传播、共享和发展，其中主要包括的理想、信念、知识，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意识、政治态度和精神追求等等，无不充满了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校园气质，打上了青年大学生的烙印；另一方面，大学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亚文化，又时时处处渗透着对青年大学生的文化熏陶、思想感染、精神鼓舞、知识教育和价值引导等作用，它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保持着精妙的互动关系，体现为大学文化或青年大学生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既反叛又依附的双重特性。

2青年大学生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青年大学生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最少保守思想、最富创新精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源泉性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青年在社会变革中的力量，早在1845年，恩格斯在给德国一家报社记者的信中指出，德国“将发生光荣的革命”，而“实现这一变革的将是德国的青年”[4]。列宁认为，“青年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当我们“跟腐朽的旧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时候，“总是青年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5]。正是由于青年所具有的这种革新精神和忘我品格，也指出，一切“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6]。大学固然离不开大师级的人物，但一所大学除了有形资产外，更重要的是其人力资源和文化内涵，而人力资源不仅仅是大师和大学管理人员，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文化内涵也不仅仅是大师们的文化底蕴和治学品格，更主要的是青年大学生的精神风貌和学习风气。一所大学若没有优秀的大学生，不能使其加入到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变革中来，就不会真正有大学文化的发展创新。事实上，历史上不同民族国家的每一次大学文化创新，都离不开青年大学生的参与，我国从到“一二·九”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大学文化的嬗变，青年大学生始终是变革大学文化的鲜活的新生力量。

3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

曾满怀深情地告诉青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全国各族青年，代表着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代表着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需要你们去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你们手中实现”[7]。大学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充满了历史底蕴、民族风格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要建设和发展好大学文化，就必须从培养教育青年大学生接受先进而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入手，树立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民族自尊，提高文化自觉，不断塑造其符合时代要求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大学文化人格。值得欣慰的是，经受了改革开放和新中国几次大学文化剧变洗礼的青年大学生，展现和正在展现着充满鲜明时代特点的文化品格：一是“富有理想，拥护党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二是“热爱祖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三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勇于面对压力，勇于参与竞争，努力追求事业成功”；四是能“紧跟科技发展步伐，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创新意识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五是“面对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意识更加自主，追求更加多样，个性更加鲜明”；六是能“顺应世界的大变革大调整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8]。特别是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面前，广大青年大学生和海外留学生焕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凝聚力，自觉而坚定地维护国家、人民利益，捍卫民族尊严，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新时代的青春形象和所谱写的青春篇章，更是让我们有理由坚信，青年大学生永远是大学文化建设事业的未来和希望之所在！

4大学文化中的校园文化要靠青年大学生来传承

大学校园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大学生是大学校园文化最直接的担当者。大学校园文化具有天然的凝聚、引导和辐射作用，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始终处在社会文化的前沿。正因此，目前我国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成为了整个高等教育建设和发展的一项基础工程，一项关系到大学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工程。而这项工程正是通过对一代又一代青年大学生的培养和教育来完成的。21世纪，关于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将成为教育思想和大学文化理论的一个聚焦点。在高等教育和大学文化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牢固确立“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思想，始终把培养人、塑造人作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大力推进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把教会学生做人、做事、与人共处以及帮助青年大学生成才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而言，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正确认识人与文化教育的关系，做到以文“化”人。在制定校园文化建设计划和发展规划时，要充分尊重青年大学生的权益和个性，充分考虑和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要求，提供多样化、特色化和人性化的服务。必须有利于推动大学校园的学术活动、科学研究和思想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改变目前一些青年大学生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而造成的“有教无化”、“有教难化”、“有教不化”的文化弊端，使其自觉地成为大学校园文化传承的一员。另一方面，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还应充分认识人与文化环境的关系，做到潜移默化。大学校园文化既是前人智慧的沉淀，又是当代人的不断创新，包括了与精神财富相关的各种物质标志、文化载体、体育设施、学术社团、文化活动等等。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要通过富有个性的校徽、校训、校歌以及校园环境、校园景观的建设和资源开发，彰显自己的文化特色，营造独特的育人环境，使大学校园文化伴随着青年大学生的成才、成长和潜移默化，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2]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78．

[3]左晓光．当代大学生热点问题哲学思考[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29．

[5]列宁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61．

[6]革命领袖论青年和青年工作[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5，7，8．

大学生学年论文篇(2)

形式：深入农村，与村民攀谈，搞调查

时间：2009年7月22日--7月27日

地点：山东省平度市崔家集镇周家村

组织者：山东省青岛海洋大学工程学院团总支

参与者：山东省青岛海洋大学工程学院99级、00级部分同学

一 调查数据

概况： （一） 经济收入状况 （二） 受教育状况

村民中有30%受过初等教育、3%受到过高等教育。现在村里只有三个高中生。如今儿童的上学年龄限制到8岁，但有50%的孩子九岁才开始上学。

（三） 生活状况

据调查村民的粮食、蔬菜都自给，只买一些油盐、肉制品，因此大部分家庭每月生活费在200元以下。

二 下乡感悟

（一）我看农村教育

人们在形容农村的教育状况时总是用适龄儿童入学率低、失学率高、教育状况落后等短语一言概之。这就模糊了教育落后的根本原因，甚至误导读者进入边远地区人们不重视教育这一误区。

经过这一段时间与乡亲们的接触，我深深地感到：农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比起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越是贫穷地区的人们对教育的渴望越强烈。教育滞后的根源不在于观念的落后而在于经济的落后.

让我们来看一组调查结果,在我们调查的家庭中有80%的家庭的三分之二家庭收入用于孩子的教育,绝大部分的家长非常希望孩子能上到大学.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乡亲们朴实的话语,搞调查时,当问及孩子们的学习情况时,他们总说:我的孩子能像你们一样就好了.其实我们这么辛苦,啥也不图,就希望他们多学点东西,找一条好的出路.还记得有个老汉对我们说:俺孩子能上到哪,我供到哪,就算砸锅卖铁也得上.

由此，我们转过头来想一想，一个地区是否重视教育能单凭入学率或人口文化水平来衡量吗？答案是否定的。对于农村来说，判断人们重视教育程度的标准应是他们用于教育的开支所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虽然农村地区经济落后，但也正因为落后，他们比城里人更渴望受到教育、更渴望个个都能考上大学！当你看到周家村的乡亲省吃俭用供孩子们上学的时候；当你听到老汉说砸锅卖铁也得上的时候，你还会说他们不重视教育、还在扳着指头数有几个失学儿童吗？！那么，盲目地给老少边穷地区扣上不重视教育、教育意识薄之类的帽子是不是过于武断、是否含有某些歧视成份呢？

教育，是个沉重的话题。但只有正视教育，而非遮盖问题，才能抓住教育发展的症结所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虽然飞速发展,但离发达地区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而且经济发展阻碍了教育发展速度,而教育又反作用于经济,但最终还得抓住教育是基础,经济是关键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为此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

（二）我为乡亲献计策

从准备下乡到下乡结束,我的心情经历过一次次的万千感慨、一遍遍的心潮澎湃。在与乡亲们从接触到磨合再到打成一片,乡亲们对我们关怀备至,待我们如亲生儿女,我们体会到乡亲们淳朴的情怀，也感受到了农村对知识的渴求，对富裕的渴望。面对这份深重的情谊,我们都想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周家村的父老乡亲们做出贡献。然而现今我们只能在宣传周家村成功的经验的同时,提一些不够成熟的建议。

在村庄规划上,做到了公路通到家家户户大门口,极大地方便了村民;路旁栽种柿子树,既美化了村庄环境,又为村民增加了经济效益,可谓一举两得。这可能是我国农村规划之创举,大有为之大力宣传的必要。

经济发展方面,农业往立体结构方向发展。注意了抓好经济作物和加大力度发展高效田的同时保持粮食产量。此举既保证了村民粮食自给,又增加了经济收入。

精神文明建设,结合村民朴素民风,村里还制定了强有力的规章制度,保证了 村里良好风气的形成,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当然,这取得的一切成绩离不开村领导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广大村民的辛勤劳动。然而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他们却没有止步不前,而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为此,我们同父老乡亲们一同探索前进的路。

乡亲们都想到建立自己村的工厂,把自己生产的苹果加工成成品再销售出去,以获得更高的利润。然而另一方面领导们却考虑着要承当巨大投资风险,基于此,他们的梦想迟迟没有实现。现今,农村收入不高,集体基金有限,承当风险能力极小,在如此现状下,村领导们当然是不敢贸然行事的----成功了是英雄,失败了却无颜面对乡亲父老。的确,暂不说基地太小而带来的原材料供应不足和技术问题,就连产品销售渠道也够戗。不过,在现有条件下,建立低投入,高回收,运转周期短的小型企业(如生产洗涤用品的企业)倒是比较可行的。

现在,村民们的收入主要是靠经济作物和种高效田。高效田是给外国公司制种,公司提供种子和技术指导,并负责回收种子,村民只需出土地和劳力。通过这条路致富,村民是辛苦些,但比较之下,这是迄今为止最有保障的致富之道。为此,加大宣传,极大限度地吸引外商投资,发展高效田,是周家村近几年致富的首选之路。

通过几天的实践,我们发现该地农民的经商意识非常薄弱,或许是受传统观念影响太深,其时,逐步使他们转变观念对经济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就那短短的五天,我和周家村结下了不解的情节,或许就像大家所说的,她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在以后的生活中,她会永远让我牵挂。有时候我想，一个人也许就为某种情感而活，为某些人而活。生我者、我生者；养我者、我养者；爱我者、我爱者，这也许就是一个人活着的理由。周家村的乡亲啊！我将在城市的一角永远地为你们而活、而努力。

（三）三下乡的意义

大学生参与三下乡活动，是当年五四青年开创的 走向社会 ，深入民众光荣传统的延续，是我们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教育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一贯方针在新时期的集中体现，是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在北大百年校庆讲话中提出的四个统一的具体行动，是青年学生健康成长、将自身价值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必由之路。

我们通过大学学习后，要想尽快的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人才，适应社会的需要，就要在学习期间，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认识社会，认识自己的社会位置，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激发自己的学习热情，调整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战胜各种困难和挫折，锻炼意志和毅力，为适应以后的工作做一定准备．这是我参加三下乡活动的目的之一．

抓住有利时机参与各种形式的暑期三下乡活动，对于引导我们按照江泽民同志得出的四个统一的要求，把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于社会实践统一起来，自觉走与实践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努力缩短成长与社会需要之间的距离，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见世面，长才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学生三下乡，有利于了解国情。我们出生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成长在邓小平理论不断发展的年代，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单从课堂上是难以得到的．因此我们必须走向社会，深入农村，了解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的现状，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才能真正在实践中深化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深化对改革开放的理解。

大学生三下乡，有利于体察民情。淳厚民情和朴素民风中的情感滋养，难以尽得于书本；贫困母亲脸上的愁容和失学儿童眼中的渴望所激发的力量，难以取之于校园。走出象牙之塔，融入坚实的土地，贴近农民的心，才会真切感受到耕耘的艰辛，收获的喜悦，才会真正把成长的根深深植入祖国的沃土。

大学生学年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他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高度认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信赖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充满信心。它同时强调，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面临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

任何一个国家进行新文化建设，都不可能脱离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中华民族积淀了丰富灿烂的文化。今天我们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同样要植根于传统文化，汲取其中的优秀成分。面对当代青年大学生，提高其思想文化素质、培养其健康完善的人格、促进其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所始终追求的目标，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高宗旨。当前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地拥有优势和特色，能否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的价值吸收，是值得人们关注的一个课题。

一、教育的内容

第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中国古代有两句话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方面是自强不息，永远运动，努力向上，决不停止；另一方面是要包容多样性，包容不同的方面，不要随便排斥哪一个方面。这两句话，在铸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在历经曲折和磨难之后仍能生息繁衍，不断强大。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面对新的机遇，实现中华民族的再次腾飞，首先就需要这样一种精神，这就是激励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拥有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第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人生态度。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表达了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他曾盛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种乐以忘忧的人生态度，千百年来激励人们在困难和挫折面前，能够泰然处之，乐观向上。这也铸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安贫乐道、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在战争年代，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正是这种传统精神的弘扬，它帮助我们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面对着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和各种挑战，以此来影响和教育我们的青年大学生，使其以乐观向上的态度对待面临的困难，不为一时的困难和挫折所吓倒，便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第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仁”是儒家推崇的人的最高准则。孔子曾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就是说，一个人离开了“仁”，他就寸步难行。“仁”应该成为贤人、君子追求的目标。在义利问题上，儒家主张重义轻利，甚至舍生取义。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了孟子那里，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强调，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还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儒家的“仁”有封建虚伪的一面，但它的基本含义是“爱人”，这在内容上是可以为今人继承的。儒家的义利观主张义利二者的对立，有消极的一面，但它强调以义为先却有其合理、进步的一面。正是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造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无数忠肝烈胆、无私无畏的英雄豪杰。这一点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搞市场经济，不能不言利，可我们也不能不讲“仁”，也不能忘记国家、民族的大义。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只有把义与利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第四，追求至诚至善的人生境界。在儒家看来，至诚至善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那么诚是什么，又怎样才能诚呢?“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在儒家那里，“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把追求至诚至善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铸就了中国历史上无数品德高尚的贤人君子。这一点在今天也非常重要。诚实、善良作为一种美好的品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交往的重要前提，它对于融洽我们的人际关系、促进“三德”建设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除此以外，传统文化中可资借鉴的内容还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立身情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的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品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勤勉风格，“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奉献思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民族气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等等。这些都是传统文化中最优秀、最宝贵的东西。我们应当不断弘扬传统文化中这些真、善、美的内容，以抵制和批判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假、恶、丑的现象。

二、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传统文化为我们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原则和方法。

第一，德教为先的原则。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德教。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他还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这里强调为政的关键在于德教。孟子也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这里实际上强调了德教对于稳定统治的意义。这就为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理论上的佐证。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必须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且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培养美好的道德品质，道德教化在治理国家的措施中要置于主要地位。

第二，率先垂范的原则。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强调了教育者的示范作用。他还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说明教育者自身的品德对受教育者的品德起着导向作用。在谈到何以使民服的问题时，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就是说，统治者要做到合理、公正，人民才信服，否则人民就不能信服。这里孔子一再强调为政者自身的端正和示范作用，对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无启迪。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借助真理的力量，但同样要借助教育者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就是教育者自身崇高的品德和端正的行为。

第三，注重内省的方法。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也说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都是强调人的内省。这是儒家教育人的一种重要方法，就是说，一个人良好品德的形成，必须通过内心自省的方式，吸取正确的东西，摒弃错误的东西，最终达到“齐贤”的目的。这对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灌输，但灌输必须与受教育者的内省相结合，教育者的灌输是外因，受教育者的内省是内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没有受教育者的内省，思想政治教育就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

第四，将心比心的方法。儒家提倡“挈矩之道”，即“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这就是将心比心的方法，或者叫心理换位法。它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有深刻的启迪意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需要注入教育者丰富的情感和智慧，教育者必须从受教育者的实际出发，设身处地为受教育者着想，沟通感情，增进了解，这样才能收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不能从受教育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一味凭着教育者的主观愿望行事，不仅收不到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而且往往适得其反。

传统文化中关于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还有很多，诸如推己及人的方法，正己修身的道德修养，注重“慎独”的精神境界，等等。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极其浩繁，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取之不竭的源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这块深厚的土壤，从中发掘宝贵的精华，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传统文化的认同能达到凝聚民族精神、激发爱国主义热情的作用

(一)对个体而言，文化认同在人们的心理和情感领域对每个人都在施加着影响，使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民族之间，由于这种历史文化的联系，很自然地产生亲切感和亲和力，即使在国外居住几代的海外华人，由于他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对祖国产生亲切感，对中国人产生亲切感也是自然的。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势。

(二)对群体而言，这种文化认同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弥合国家内部各阶级、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对立。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有对抗性的矛盾，有时表现为你死我活的拼死斗争。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又由于对共同文化的认同，各方完全可以放弃争斗。如日本侵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就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放弃内战，一致对外，这就是文化认同的凝聚力所在。

(三)对个体与国家关系而言，个体是生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之中的一员，政权的性质，执政者的品德作风，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都会使个体对国家产生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认识。特别是当统治者骄奢腐败、国家落后、民生痛苦之时，人们往往会对执政者和国家产生失望，甚至不满和怨恨情绪，造成国家凝聚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有文化的认同，绝大多数的人，特别是有识之士都能很自然地将腐败者同民族、国家分离开来。从爱国的目的出发反腐败，除奸恶，而不会因社会的一时黑暗而抛弃自己的民族和祖国，这就是文化认同的神奇力量。

大学生学年论文篇(4)

关键词：资源环境科学；文献计量学；发展态势；

作者简介：王雪梅(1976-)，女，重庆永川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科学计量学、GIS与文献计量学集成研究.

资源与环境科学以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地球系统特别是地球表层系统的特征和变化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涉及地球科学及其分支学科，以及生命科学、化学、工程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及管理科学的诸多分支学科领域。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源环境科学提出了巨大需求，中国科学院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相关的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问题，在资源环境和地球科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3］。利用WebofKnowledge平台SCI-E数据库，对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及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进行统计，并与全球及中国论文产出相比较，了解中国科学院在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研究产出及其发展状况。

1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从WebofScience的251个学科分类中遴选出与地球科学、环境/生态学相关的学科，根据学科分类在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SCI-E)数据库检索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相关论文，应用美国汤森路透公司的ThomsonDataAnalyzer文本挖掘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制图，对全球和中国的资源环境科学领域产出进行统计分析。

地球科学(Geosicence)领域包括：能源与燃料(Energy&Fuels)、地质工程(Engineering，Geological)、石油工程(Engineering，Petroleum)、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Geochemistry&Geophysics)、地理学(Geography)、地质学(Geology)、地球科学多学科(Geosciences，Multidisciplinary)、湖泊学(Limnology)、气象与大气科学(Meteorology&AtmosphericSciences)、矿物学(Mineralogy)、矿产与矿物加工(Mining&MineralProcessing)、海洋学(Oceanography)、古生物学(Paleontology)、遥感(RemoteSensing)、水资源(WaterResources)；环境/生态学(Environment/Ecology)领域包括：土壤科学(SoilScience)、生态学(Ecology)、海洋工程(Engineering，Marine)、环境科学(EnvironmentalSciences)。

2015年2~3月在SCI-E数据库对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的SCI论文产出进行检索和统计，中国科学院检索范围包括署名中有“中国科学院”的论文，包括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不包括未署名“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科技大学论文。

2中国科学院论文产出总体态势

2009—2014年期间，SCI-E共收录论文955.6万篇，其中署名中国的论文有113万篇，署名中国科学院的论文有15万篇。图1反映了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2009—2014年年度论文产出量变化。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的SCI论文分别以年均2%，14%和10%的速度增长。2014年与2009年相比，全球SCI论文增长近11%，中国增长约为93%，而中国科学院增长了62%，由图2可见中国SCI论文增长速度远高于全球论文增长速度。

图3统计了中国SCI论文占全球百分比和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占中国百分比，表明中国论文占全球的份额持续上升，而中国科学院论文占中国的份额则逐步有所下降，但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占中国科学院的份额稳中有升。从图2也可见，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2014年与2009年相比，SCI论文增长了约92%，与中国SCI论文的增速很接近，高于中国科学院整体的论文增长速度。

将2009—2014年环境/生态学和地球科学领域各年论文按照被引频次高低统计TOP1%，TOP10%，TOP20%和TOP50%论文的数量，以及中国和中国科学院相应级次TOP论文的数量，并统计中国占全球的比例和中国科学院占中国的比例(图4)。

根据论文全部著者统计的结果表明，中国在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基本为15%~20%，中国地球科学领域TOP论文数占全球的比例高于环境生态学领域，并且地球科学领域TOP1%的高水平论文比例很高。中国科学院在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为26%~32%，中国科学院环境/生态学领域TOP论文数占中国的比例高于地球科学领域。

3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

基于SCI学科分类，分别对2009—2014年全球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占全球SCI论文总数的比例、中国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占中国SCI论文总数的比例，以及中国科学院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全球各学科领域中，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发文最多，发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主要侧重于医学和生命科学等，相比之下，中国产出偏重于材料科学以及化学、物理等相关学科领域，中国科学院在环境科学方面论文产出数量比例较高。

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占全球自然科学领域论文产出的8%左右，中国该领域论文产出占中国SCI论文比例接近10%，中国科学院该领域论文产出占中国科学院SCI论文比例约为20%(图5)。

2009—2014年，中国SCI论文占全球比例约为12%，而资源环境科学领域中国SCI论文占全球份额超过14%。其中，环境科学是全球、中国和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的最主要的领域。此外，中国在能源与燃料、遥感、地质学等方面论文产出占全球比例相对较高，而在生态学、古生物学等方面所占比例较低。中国科学院关于古生物学方面的SCI论文在中国资源环境领域论文中的比例最高，达到54%；此外，在土壤科学、地理学、湖泊学、生态学、气象与大气科学等方面的论文占中国的比例也较高，但在石油工程、海洋工程等方面所占比例较低，不足10%(图6)。

图7中，气泡的大小表征资源环境各子领域占全球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份额的大小，即点越大，该子领域论文数在全球资源环境领域中的比例越高；X轴表示资源环境子领域中国占全球论文的百分比，值越高表明该子领域中国占全球的比例越高；Y轴表示资源环境子领域中国科学院占中国论文的百分比，值越高表明该子领域中国科学院占中国的比例越高。气泡大的那些子领域(如环境科学等)是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比较多的热点方向；右下角的那些子领域(如能源与燃料等)是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相对比较有优势的研究方向；左上角那些子领域(如古生物学等)是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相对比较有优势的研究方向。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2009—2014年发表的SCI论文主要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环境科学、生态学、地质学、工程学、气象与大气科学、农学、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化学、水资源、科学与技术、海洋与淡水生物学、地理学、植物学、海洋学等。

4主要研究机构的科学贡献

中国科学院几乎所有的研究机构都在SCI资源环境科学领域期刊发表过论文，2009—2014年根据全部著者统计发表论文超过100篇的研究所有50多个，在资源环境科学领域发表SCI论文较多的前10个研究所见表1，这些发表论文较多的研究所都属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机构。

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27个资源环境类研究所以第一著者发表的SCI论文共有22032篇，其中，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南海海洋研究所、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等发表论文较多，第一著者的SCI论文数都在1000篇以上(表2)。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为6.03次/篇，表2中的“表现不俗的论文篇数”统计的是这些研究所高于基准值的论文篇数，即当前总被引次数除以从年至2014年的累积年得到的年均被引6次及以上的论文［4］。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表现不俗论文都在150~200篇。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被引频次位于前10%的论文篇数，即研究所2009—2014年被引16次及以上的论文篇数，也是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最多，都在260篇以上。

参考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科学前沿分析中心设计科学贡献指数［5］，定义：

式中：Ci为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第i个研究所科学贡献指数，P10%i为第i个研究所被引前10%论文数量，Citedi为第i个研究所论文被引总频次，n为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的数量。结果显示，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科学贡献指数较高，都在0.1以上。

5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1)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增长了62%，高于全球11%的增长率，低于中国93%的增长率，但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的SCI论文增长了约92%，与中国论文增速相接近。

(2)中国在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基本为15%~20%，中国科学院在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为26%~32%，中国科学院环境/生态学领域TOP论文数占中国的比例高于地球科学领域。

(3)中国SCI论文占全球比例约为12%，在资源环境科学领域中国SCI论文占全球份额超过14%。中国科学院关于古生物学、土壤科学、地理学、湖泊学、生态学、气象与大气科学等方面的SCI论文在中国资源环境领域论文中的比例较高。

大学生学年论文篇(5)

关键词：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生物技术；本科毕业论文；分析研究

引言

商洛学院2006年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本科院校，设有10个二级学院和2个教学部，共开办31个本科专业，面向27个省市（区）招生。其中生物技术本科专业设在生物医药与食品工程学院，2010年至2015年共毕业生物技术本科生215人，共完成215篇毕业论文。毕业论文（设计）是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必备的实践教学环节，具有其它教学环节所不能替代的实践性和综合性作用[1]。但目前，地方本科院校由于生源、选题、师资、实验条件、管理规范等方面的制约，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在不同程度上均存在一定问题，制约了应用性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为扎实有效地做好该项工作，我们对商洛学院2010-2015届生物技术专业215名的毕业论文进行了调查分析，以期及时发现论文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为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措施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商洛学院生物医药与食品工程学院2010-2015届生物技术专业215名本科生毕业论文作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查阅文献及管理文件，对2010-2015届生物技术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题目内容、选题来源、指导教师职称与数量、论文成绩等方面进行整理和分类。运用描述性统计、归纳、综合等分析方法，客观全面地分析研究结果。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毕业论文课题来源情况与分析

第一，表1显示，历年来，该院生物技术专业毕业论文中实践研究类占绝对优势，平均每年在95%左右，此消彼长下，理论研究类则相对较少。第二，毕业论文课题类型包括指导教师科研课题、有关单位委托课题、教师拟定课题、学生学术课题（含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挑战杯等）、学生自拟课题等。由图1可知，近六年来，该学院生物技术专业毕业论文课题来源变化较大，其中指导教师科研课题占比从2010年的74.3%逐年下降至2015年的34.3%，有关单位委托课题、学生学术课题与自拟课题所占比例逐年增长，说明毕业毕业论文课题来源更加多元，分布更加均匀合理。同时，毕业论文的优秀率从2010年的5.7%攀升至2015年的17.1%。学院近几年加大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思考、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大学生创新项目获得省级、国家级立项屡创新高，2015年国家级立项达到8项。同时，教师教育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也逐步从过往的“填鸭式”向“互动式”“研讨式”“问题驱动式”转变，以上举措大大增强了学生自主创新的信心，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热情，提高了学生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2.2毕业论文指导教师与论文质量情况分析

对表2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方面：第一，2010-2015年间，生物技术专业毕业论文生师比稳定在2:1-3:1之间，毕业论文优秀率呈逐年上升趋势，2012-2015年，毕业论文优秀率平均水平在13.1%，较前两年提升了50%左右。分析原因在于：近几年来，学院引进了一批高学历专业人才，师资力量显著增强，且对教师科研工作和毕业论文工作均给予高度重视，对指导学生创新创业、学科竞赛等都给予科研和教学量的认可。同时，学院加大了对基础实验、实训条件的投入，改善和提高了实验室整体运行能力，激发了师生开展教学科研的积极性，项目数量也逐年增加，指导教师在教学科研能力和毕业论文指导水平上均有明显提高。第二，该院生物技术专业指导毕业论文的老师中有教授职称的占总数的10%左右，比副教授和讲师职称的老师所占比例少近五倍，反映出本专业教师中教授职称人数相对较少；副教授职称和讲师职称的教师是毕业论文的主力军，占全体指导教师的80%以上，这与理论上（副教授比例最高，教师和讲师相对低）的数据分布略有差距，但对毕业论文质量影响不大；查阅副教授和讲师指导的学生论文发现，不存在指导人数差异极大的现象，本院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分配人数较为合理。第三，同2012、2013、2015年相比，14年论文优秀率下降，原因分析：①该届毕业生开题时间较晚（2014年3月），导致所选的课题预备和实施时间均不充裕，从而影响最终论文质量。②与其它各年相比，2014年论文中来源于教师科研项目的论题占比为31.7%，为历年最低。该类毕业论文课题一般情况下采用教师定题、学生选题之后由老师布置任务、安排进度、定期检查的程序和方法，学生习惯于听从老师的指导安排，即使开展拓展性的实践训练也是在很有限的程度和范围内由教师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进行。但是，由于学校新专业增长快、招生人数多，指导教师人均指导学生数较多（当年师生比1:6），显然对学生进行毕业论文方面的系统辅导就没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也是导致论文优秀率下降的因素之一。

2.3其它问题分析

图2可以看出，该院生物技术专业毕业论文选题范围较广，选题占比分布较为均匀。课题内容主要涉及植物生理、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微生物学、地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组织培养、病虫害防治、动植物资源野外调查等方面的研究，基本覆盖了生物技术专业的主干课程与方向。其中占比前三位的课题植物生理、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微生物学是该专业对所学理论知识的进一步延伸，应用性强、适用性好，通过此类课题的实施，加深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部分课题，例如资源调查与开发，充分体现了地方性和应用性特征，为地方产业和生产实践提供了基础数据和参考依据，也让学生了解产业和行业的发展背景为今后走上相关工作岗位奠定了一定基础。表3可以看出，从毕业论文过程管理来看，这六年在管理上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在后几年中加强了毕业论文的中期检查工作，同时加大了实验室的开放力度。在此情况下，毕业论文在学校完成的数量随之明显增加，同时意味着学生投入实验与指导教师交流沟通的实际时间增多，因此毕业论文优秀率也得到提升。

3存在问题与建议

3.1存在问题

目前，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学生基础普遍较弱、自学能力较差，大多数专业学生前三学年以理论学习为主，有限的课程设计、课程实习等实践教学一般也由教师按计划进行，学生习惯于听从教师指导安排。学生在进行毕业论文（设计）前很少主动对论文总体思路、方案设计、写作规范等知识进行学习。因此，学生在从理论性课堂学习进入实践性毕业论文（设计）研究的转换过程中面临一定困难。另一方面，近年来多数地方本科院校专业数量和招生人数增长较快，指导教师教学任务较重，指导学生人数较多，课题数量有限，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毕业论文（设计）题目陈旧、重复率高等实际情况的存在，制约了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3.2建议

3.2.1严把开题关第一，加强前期指导。学校在第一、二学年安排开设相应的论文辅导课，讲授思想道德教育时包含学术研究的基本道德规范。每学期二级学院依据教学大纲就课程设计论文、大学生创新、毕业论文训练等安排专题辅导和相关方面的学术讲座，并要求一定比例学生参加。组织学生观摩上一级毕业论文答辩，启发学生的科学创新思维[2]，鼓励学生在校期间参与教师科研课题，取得的具有创新意义的成果（论文、专利），经学校认定后可替代毕业论文（设计）环节学分。这一方法既能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又可鼓励学生高效利用前七个学期，增加第八学期的灵活性。同时，成功范例也将对其他学生起到激励和示范作用[3]。第二，提前选题时间。一般情况下，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均安排在第八学期进行，而这一学期是毕业生考研面试、就业的关键时期，为避免此段时间学生就业的冲击和教师指导过于集中，毕业论文启动工作宜安排在第六学期末着手进行，到第七学期开始前完成选题。这样做既能在大三学期结束的假期实习中让学生有较长的时间进行主动思考，完成选题、查阅文献、收集材料等毕业论文准备工作，又能激发学生对毕业论文的写作兴趣。同时可以缓解学生第八学期时间冲突的压力，使学生有机会有针对性地结合教学实践立题，融入到真实的培养综合实践能力的社会活动环境中，提高其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最终增强毕业论文的现实意义。第三，加强选题管理。首先，为确保选题质量，备选题目数量应大于参加毕业论文的学生数。其次，地方本科院校以培养应用性人才为办学目标，选题既要与专业知识相匹配，又要起到培养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尽可能体现地方院校的办学特色。鼓励优先选择密切联系生产实际、难易适中并具有一定创新性的课题，对于难度较大或低级重复劳动性题目应及时调整。最终，选题类型以实验研究解决科学技术问题为主导方向，同时允许调查报告、文献综述、工厂设计多样化形式存在。3.2.2加强中期检查对毕业论文（设计）的中期检查是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环节，学院应每年4月份前组织学术委员会在中期检查中对学生的开题报告、实验室预约单、实验记录、教师指导等环节进行逐项检查，并要求学生提交毕业论文（设计）中期检查表。中期检查工作坚持做到不走形式，发现问题，提出批评，纠正偏误，对于典型突出问题院分管领导主抓，动员协调各方力量，尽早解决。对于毕业论文（设计）中期检查发现未按规定要求完成预期任务的情况，院内做出通报批评，由指导教师与辅导员联合督查，加强指导，最终使学生赶上进度，顺利完成该项工作。3.2.3全面答辩，把好论文质量关所有参加答辩的学生在答辩前一周都要进行资格审查，审查内容如下：①论文复制比检测。对于检测结果过高的论文需要重新修改，直至符合标准。②审查论文撰写规范。毕业论文撰写（语言文字、逻辑格式、排版等）应符合学校相关要求。③实行预答辩。每名学生必须参加指导教师组织的预答辩，导师模拟正式答辩提出问题，着重就学生论文初稿、制作的PPT质量、语言表达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并最终决定其是否具有参加正式答辩的资格。④院内统一确定论文评阅教师，实行指导教师、评阅教师负责制，真正起到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作用。3.2.4跟进相关制度第一，创新毕业论文学分制度。鼓励学生在校期间参与教师科研课题，主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取得的具有创新意义的成果（论文、专利），经学校认定后可替代毕业论文（设计）环节学分。第二，加大实验室开放力度。学校应每年逐步加大对基础实验、实训条件的投入，持续改善提高实验室整体运行能力，并且逐年统计每个实验室运营率，对实验室开放率设定要求，保障毕业论文（设计）顺利实施的可持续性。第三，毕业论文指导工作认定。学校对指导学生创新创业、学科竞赛等教学活动给予科研和教学量化的认可。同时，该项工作纳入个人年终考评和职称晋升考核必须项目中。第四，设立毕业论文专项基金。对公开、获得优秀论文的学生与其指导教师进行适当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充分调动师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优秀毕业论文比率。

4结语

目前，影响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质量的因素也有很多，但只要我们从管理制度入手，规范过程监督，加强质量监控，除了把好“选题关”和“实验关”外，还必须把好“撰写关”和“评审关”[4]，做好毕业论文的选题、开题、实施、答辩等各环节的质量监控。当然，适时补充出台更加合理的激励制度（例如在校期间通过申报参加大学生创新等实践项目和教师科研，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也可纳入创新学分或算入毕业论文（设计）学分之中）以及加大实验室开放力度等也是提高该项工作成效的有力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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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学年论文篇(6)

关键词：游牧文化；乌桓；鲜卑；研究索引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273-03

一、论著类（含博士、硕士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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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海霞，《匈奴发展史研究》，兰州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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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东明，《慕容鲜卑兴衰原因探析》，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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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丽根，《拓跋鲜卑早期史地综考》，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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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云，《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3年。

周刘备，《唐代诗人眼中的汉代边疆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洪波，《两汉时期的马政与边疆安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焕清，《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号与崇山习俗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李路《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6月

张婷婷，《鲜卑族民间美术造型》，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高建国，《鲜卑族裔府州折氏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二、论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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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和平，《于阗尉迟氏源出鲜卑考――中古尉迟氏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14年06期。

肖永明，《青海魏晋十六国墓葬的鲜卑文化因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5期。

曾顺岗、张宏斌，《鲜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运――对北魏崔浩被诛的深层解读》，《天府新论》2014年05期。

孙楠，《鲜卑族口传文学的史料价值》，《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9期。

陆刚，《东汉鲜卑立体造型艺术发展脉络研究》，《雕塑》2014年09期。

宋丙玲，《从文本和考古材料探析早期鲜卑服饰反映的汉人意象》，《中国美术研究》2014年09期。

陆刚，《鲜卑立体造型艺术作品构成形式解析》，《美术教育研究》2014年10期。

政治、制度与军事

薛宗正，《关于慕容氏集成制度的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李俊方、魏舶，《汉晋护乌桓校尉职官性质演变探析》，《北方文物》2009年11期。

李大龙，《简论曹魏王朝的鲜卑政策――以王雄刺杀轲比能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0期。

李瑾明，《游牧社会领导者的作用考――以鲜卑君主的地位为中心》，《宋史研究论丛》2010年12期。

金洪培，《淝水之战与慕容垂复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

林永强，《汉朝针对降附乌桓的军政管理措施考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04期。

曹晋，《克里孟古城：檀石槐鲜卑军事大联盟的指挥中心》，《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6期。

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赵红梅，《鲜卑朝贡制度构建的历史轨迹――1―4世纪鲜卑朝贡中原王朝特征述略》，《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程尼娜，《汉魏晋时期东部鲜卑朝贡制度研究》，《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民族交往与融合

王华权，《汉语亲属称谓前缀“阿”成因再探――兼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语对中古汉语的影响》，《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4期。

崔明德、成永娜，《乌桓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7期。

周惠泉，《宇文虚中新探》，《文学评论》2009年09期。

孙玉景，《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族系嬗变及其文化特征》，《民族论坛》2010年03期。

汪锡鹏，《由太和五铢到北周三品――从钱币上看北朝鲜卑统治者的汉化进程》，《中国城市金融》2010年03期。

羊瑜，《从六镇鲜卑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赵秀文、金锋、包福存，《鲜卑族汉化与诺曼底贵族盎格鲁化比较》，《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08期。

庄金秋，《略论段部鲜卑与两晋的关系》，《东北史地》2010年09期。

束霞平，《刍议鲜卑族服饰对南北朝戎服的影响》，《丝绸》2010年10期。

沈波，《对鲜卑族种属的多角度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期。

金洪培，《叛服不常――略论慕容鲜卑与西晋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2期。

高然，《鲜卑豆卢氏世系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12期。

赵红梅，《乌桓朝贡东汉王朝探微》，《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11期。

胡玉春，《铁弗匈奴与拓跋鲜卑关系考略》，《黑龙江史志》2012年01期。

王荔，《慕容鲜卑汉化过程浅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3期。

李春梅，《匈奴与乌桓的关系考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3期。

李莎，《论两汉时期乌桓、鲜卑南迁的原因及对汉匈奴关系的影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5期。

管芙蓉，《鲜卑族入主中原的意义》，《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6期。

潘慧，《浅析拓跋鲜卑和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丝绸之路》2012年08期。

赵红梅，《政治中心的移徙与民族文化的交融――慕容鲜卑传统教育渊源解析》，《学习与探索》2013年02期。

孙泓，《慕容鲜卑迁入朝鲜半岛及其影响》，《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3年03期。

郑亮，《试论东汉与鲜卑的和战关系》，《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年09期。

刘彦坤，《浅析鲜卑文化在南北朝时期对民族大融合推动作用》，《商》2014年04期。

孙颢，《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关系解读――以陶器为视角》，《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崔向东，《乌桓、鲜卑南迁西进与北方民族关系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07期。

杨懿，《华裔理殊：永嘉之乱前的慕容鲜卑及其改革动因》，《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7期。

苗霖霖，《党项鲜卑关系再探讨》，《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08期。

考古研究

吴松岩，《早期鲜卑考古学主要发现与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09年01期。

韦正，《鲜卑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07期。

倪瑞安，《拓跋―北魏墓葬研究的学科背景与核心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01期。

吉平、刘海文、马婧，《内蒙古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06期。

陈孔坛，《“北周三品”钱币是鲜卑宇文部汉化的物证》，《东方收藏》2010年11期。

李怀顺，《河西魏晋墓壁画少数民族形象初探》，《华夏考古》2010年12期。

潘玲，《东汉至魏晋早期鲜卑墓葬的特征与演变分析―以性别和年龄差异为例》，《草原文物》2012年03期。

范恩实，《论西岔沟古墓群的族属――兼及乌桓、鲜卑考古文化的探索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04期。

吴荭、王策毛、瑞林，《河西墓葬中的鲜卑因素》，《考古与文物》2012年04期。

潘玲，《长城地带早期鲜卑遗存文化因素来源分析》，《边疆考古研究》2012年08期。

吴松岩，《拓跋鲜卑一种特殊的合葬类型―二次叠葬墓》，《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9期。

谢洪波，《北朝镇墓兽造型与鲜卑族汉化的关系解析》，《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04期。

林林、冯雷、郭松雪，《慕容鲜卑早期落脚点“棘城之北”考》，《草原文物》2013年09期。

范兆飞，《北魏鲜卑丧葬习俗考论》，《学术月刊》2013年09期。

张景明，《鲜卑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边疆考古研究》2013年12期。

大学生学年论文篇(7)

中国的语言研究历史悠久，从书面语的角度对语言的语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系统做过突出的研究，但是具有系统的语言理论意识比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通过引进、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语言学。但是，相对来说，研究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等具体语言的人多，自觉地进行普遍理论探讨的人少。理论成就有，但是理论意识比较弱，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与文学理论比较，“语言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专业研究队伍，“理论语言学”简直没有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理论几乎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也没有相应的专门的学术组织。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重视语言理论研究和普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语言理论课程得到越来越的大学的重视。

语言不能离开社会，社会不能缺少语言教育。20世纪中国的理论语言学，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的发展而成长。20世纪的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没有被落后的社会现状吓倒，而是从各个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封建社会的结束，自然会引起落后的语言生活的变革。Www.133229.cOM

20世纪的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在面向现实、正视活的口头语言方面，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纪的语言变革和实践，使中国人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语言生活。面对现代化的语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兴奋，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进。虽然在改变旧习惯的过程中，各种心态会出现，动力和阻力会同时产生，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挡语言现代化的车轮，没有人不承认语言信息处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语言生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语言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教育和语言理论分成3个阶段做概要的论述。关于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分语言性质和功能、语言结构、语言发展、语言研究方法4个专题另外讨论。

1949年以前的50年

1.1中国的内部语言生活的发展

封建社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中国语言（主要是汉语）生活特别是语言教育发生了几千年以来的巨大变化。1913年成立国语语音统一研究组织，1918年公布了国语的“注音字母”，1919年公布现代标点符号，1920年小学废除文言的国文教学，采用白话的国语教学，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30年代前后为了打击文言复古势力，配合拉丁化新汉字在中国大地奇迹一样地传播、应用的形势，开展了大众语运动。1941年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具有音素文字性质的新汉字跟具有语素文字性质的旧汉字都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以前很少有人关心。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袁家骅、马学良等开始进行调查。

1.2中国的外语教育

伴随清朝政府的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振兴计划，中国从1903年开始在中学以上的教育中开设外语课程。从1911年孙中山发动的推翻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一直保持这种外语教育的制度。在受到外国人欺负的情况下，中国从清朝末期的1870年到1949年解放，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外国留学。这些条件给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不同语言，形成语言分析的敏感能力，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机会。

1.3语言理论研究

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本语言理论著作：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北京）。以后有王古鲁、沈步洲、张世禄等的著作。探讨汉语理论的有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北京）以及其他论文。1938到1943年在语言大众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关心中国语言的现实特点，开展了语法研究革新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国语推广的背景下，汉语方言学也得到蓬勃发展，使现实的活语言的研究得到广泛的重视。

1949年以后的30年

2.1中国内部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担任主席。1950年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管理机构成立。1955年国家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现代北京话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标准地位，制止文言、方言等破坏它的纯洁性，并且提出改进和制订新文字来有效地书写这样的汉语。

中国内部的汉语教育从50年代开始用“语文”的名称。其中1956年到1958年学习苏联把“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1955年确定和推广“普通话”。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在20世纪民间试行50年的基础上，1955年《光明日报》带头，1981年国务院文书处理办法规定，汉语正式采用横向排版和书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10年，中国语言生活在狂暴的“革命口号”中几乎窒息，人们都不敢说话。

中国对外汉语教育1950年到1965年开始发展。后来中断。1972年恢复。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从1950年开始得到全面重视。1952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为了识别民族和了解民族分布，制定民族语言政策，特别是为了给没有文字的语言制定文字，王均、王辅世、陈士林、喻世长、岑麒祥、高华年、严学窘、傅懋责力、罗季光、金鹏等进行了田野调查。

195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又派遣700多人组成的7个工作队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语言。他们到1959年完成了42个民族的语言普查工作。1962年机构调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2.2中国的外语教育

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学习苏联，特别重视跟苏联的往来，外语教育几乎变成俄语教育。1957年又开始注意发展西方语言教育，1964年把英语作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1966年以后中断。1970年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外语教育才得到恢复。

2.3语言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在中国发表以后，语言理论普遍成为高等学校与语言相关的专业的必修课程，高名凯、岑麒祥、石安石、罗常培、王均、朱星、宋振华、方光焘等出版了有关教材和专著。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言语”、“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共同语的标准化”、“语言混合和语言融合(替换)”、“词义和概念”、“词的辨别”等讨论。

1976年以后的20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1966年以来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会议召开，全国科学会议、教育会议分别召开。中国进入20世纪的改革开放的20年，一切蓬勃发展。

3.1语言研究阵地

这个时期国家对语言工作的管理更加全面、深入。1985年为了扩大机构的职能，国务院决定把“中国文字工作委员会”改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定了新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除了继续原来的工作以外，增加了对信息处理等领域的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任务，强调规范化、标准化、法律化。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成立。

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厦门成立。1994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北京成立。

这个时期一大批语言学刊物出现。1978年《中国语文》刊物恢复。1979年《方言》、《语言教学和研究》，1980年《语文研究》，1981年《语言研究》、《汉语学习》，1982年《修辞学习》，1986年《语文建设》，1988年《古汉语研究》，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当代语言学》，2000年《语言》创办。

3.2汉语生活

这个时期以北京话为核心基础的汉语，作为国语在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它的共同语地位和口语地位。语言生活现代化、国际化的速度更加迅速。跟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语言生活相比，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国家制定和颁布的系列规定、标准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1977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联合国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正式出版代表国家水平的最先具有明确的汉语“词”意识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公布国家标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国际标准。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88年颁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5年确定和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psc）”。1996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颁布)成为国家标准。1998年确定每年9月第3个星期作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3.3汉语教育

这个时期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受到的批评较多。虽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口语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对口语和口语教育的重视仍然不够。小学拼音教学一直没有采用“正词法”，例如把“一会儿yīhuìr”死板地对照汉字错误地拼成“yīhuìér”。小学汉字教学没有建立在词汇教学这个基础上，“字”和“词”混淆的现象，无论是教材、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对“口语”以及口语中的“词”的基础地位的正确认识，汉语规范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由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只能是有自己系统的北京方言，而错误地含糊地把一个多系统的“北方话”当做虚幻的基础方言，导致共同语标准不明确、不严格，以至白话文到了20世纪末期仍然有人随意混杂不少文言和方言成份，一定程度上出现书面语和口语脱节的局面。例如，英语一个“of”，汉语说的是“的”，写的可能是“之”；英语一个“this”，汉语说的是“这”，写的可能是“此”。有人甚至在教学中，把这种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脱节现象当做修辞技巧加以肯定、提倡。

“语文”教学没有很好地对课文进行规范，没有对生活必须的现代汉语能力进行重点培养，而把时间过多地浪费在文言文教学中。有些语文老师自己就不会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只能用方言教语文，用夹杂方言和文言的白话写文章。就连“大学语文”课程也仍然把许多精力花在文言文这种死语言上面，仍然不很重视现实中的活语言教育，不能有效地提高广大大学生的现实语文能力。

但是，从1982年开始推广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言教学实验，在黑龙江等地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极大地发挥了汉语拼音的对内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制度，虽然比英语水平考试（ept）、汉语水平考试（hsc）两个制度的推行要晚，但是，它对于广大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现代汉语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重要保证。

3.4对外汉语教育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蓬勃发展。1983年成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987年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1985年制定《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现代出版社）并且实施汉语水平考试制度。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律采用“生词”教学模式，与对内汉语教学中的“生字”教学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推动中国词典、词意识的不断完善，对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3.5少数民族语言生活、教学和研究

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中80年代以前有文字的民族用民族语言教学，没有的用汉语教学。80年代以后普遍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就是在低年级用民族语言，高年级用汉语，这就兼顾了用母语提前开发儿童智力和在生活中沟通全国通用语言两个方面。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这个时期得到深入研究。1979年成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创办《民族语文》。1979年“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到1985年改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研究室和《民族语文》联合成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突出语言在民族研究中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这个时期先后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新文字使用总结”、“少数民族方言和空白语言研究”。

3.6外语教育

1978年教育部召开外语教育座谈会，使外语教育进入飞速发展时期。20多年中，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学到小学外语教学迅速发展。中学、大学几乎普及了英语教学。在hsk实施以前，国家就要求大学生必须通过英语水平等级考试，本科必须达到4级。在大学的专业外语教育中，以英语为主，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30多种对中国重要的语言也没有忽视。由于各种升学考试和职称晋升都要求考外语，也促进了知识阶层人员的业余外语教育。

3.7语言方面的高等教育

1977年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与语言有关的汉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在高等教育本科、专科开设中国语言课程。其中“现代汉语”课程比较普遍，“古代汉语”课程在中国语言文学系统比较普遍，“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本科层次比较普遍。

几乎同时，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生招生也迅速发展。根据笔者初步统计，2000年全国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语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7个、28个；“汉语”（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1个、58个；“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专业语言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个、8个。

3.8语言理论的重视和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继续发展，人们对语言理论的作用在认识上逐渐提高，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进入高潮。

1980年教育部确定把“语言学概论”作为高校必修课程。20世纪末期中国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成“汉语言文字学”，增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1992年李行健《语言研究的现实呼唤语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语文研究》第3期)等文章强调语言理论建设的迫切意义。

1994年伍铁平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何九盈说“轻视理论的倾向，至今仍然有极大的市场，这是值得担心的。”（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42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许嘉璐《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刻，也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变化，从应用中发现语言理论努力方向的大好机会”，除了继续加强语言本体研究以外，“还需要在语言理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和语言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1999年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我觉得面对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应该增强理论意识，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同时在业内大力提倡语言理论修养的提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

1999年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语文建设》第2期），2000年徐越《对“语言学概论”教学的再认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扬1958年到1959年《中国语文》关于“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的讨论精神，强调在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中重视语言理论的普及和教育，加强语言理论研究。从1994年到2000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主持编辑《语言理论教师通讯》(从2001年第15期开始改名《语言理论通讯》)内部刊物14期，促进了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沟通，引起许多同行专家建议成立“中国语言理论学会”。

这个时期还召开了专门的语言理论会议：1982、1985、1987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召开“二市一省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湖南邵阳召开“语言理论教学语研究及同四化关系讨论会”。1987年在南昌召开“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

1988年在太原召开“第一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持续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6届“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在主持组织“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的同时，持续到1997年，上海大学余志鸿主编了《现代语言学》内部刊物38期。

从1984年到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萧国政主编了数期《语言学通讯》内部刊物，发表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语言学思想。

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思维”、“语言的性质”、“语言的起源”、“汉语的亲属语言关系”、“文字和汉字性质”、“字母、字和词的关系”、“语言学的性质”、“语言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正词法和词式书写”等讨论。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例如:陈保亚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3.9语言理论教材

这个时期先后出版的语言理论教材有42部。

1981年：李兆同、徐思益主编《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版），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修订）。

1983年：王振昆等《语言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宋振华、刘伶《语言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王振昆、谢文庆《语言学基础讲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刘伶等主编《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戈弋、王振昆《语言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戴炜栋等《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修订）。

1985年：张静《语言简论》（河南人民出版社），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年：陈长茂《基础语言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年：王德春《语言学教程(语言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修订），郭谷兮主编《语言学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雷友梧主编《语言理论纲要》（江西教育出版社），倪立民等《语言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弗同主编《理论语言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刚《普通语言学基础》（湖南教育出版社）

，石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壮麟等主编《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徐思益《语言学简明教程》（新疆教育出版社），陈林华《语言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年：丁金国《语言学基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高继平、高育寒《新编语言学概论》（辽沈书社）。

1991年：孙维张、刘富华《语言学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年：叶宝奎《语言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邢公畹《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1993年：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余志鸿、黄国营主编《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刘冬冰、刘宏主编《简明语言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杨茂勋《普通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岑运强主编《语言学基础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文字原理（语言理论）》（岳麓书社，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刘耀武《普通语言学教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马学良、瞿蔼堂主编《普通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红旗《语言学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8年：李宇明主编《理论语言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骆晓所主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周静、刘冬冰主编《语言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这些教材许多是用专著的方式写的，没有采用集体合作编写的方式。这说明这门课程的建设本身不很成熟，缺乏集体性的专业工作队伍进行建设。另外，普遍出现与现代汉语等具体语言课程的教材内容雷同的现象，没有明确把目标定位在宏观理论上。伍铁平、余志鸿、彭泽润等分别主持编写的教材，理论性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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