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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精品(七篇)

时间:2023-03-08 15:30:00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1)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自我扬弃;部分质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代科技与信息化迅速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开始从工业经济步入知识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呈现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特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点,说明它已经发生了某些阶段性和局部性的部分质变,它正处在向更加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非爆发式转变的过程中。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观点与方法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对其作出合乎实际的理论解释,提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观点,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一、应当摈弃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错误方法与观点

实践经验充分证明,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首要问题。传统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没有正确解决这一重要问题而招致了严重的挫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理应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许多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新变化进行了科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同时,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观点,即认为无论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怎样的新变化,都完全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改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基本态势。徐崇温先生(2005)发表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的几个界限》一文(载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4期,以下简称为徐文),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徐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笔者认为,徐文观点存在许多纰漏之处。对此,笔者要在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方法、态度及其基本观点等方面同徐文作者进行商榷。

首先,从其内容来看,徐文观点包括这样三个具体论点:一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改变,而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二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具有了社会主义特征,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具有趋同性。三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很显然,这些论点的实质在于仍然坚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形态“非此即彼”的完全排斥论,坚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论,坚持“灭资兴社”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革命飞跃论。这些论点,尽管其表面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的,但实际上则是无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际情况、无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密切联系的客观现实,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某些业已过时的具体结论的结果,因而是脱离实际的理论观点。就其实质来说,这些论点仍然是斯大林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当前新形势下的翻版.是以往长期存在的固有观念的变种。因此,这些论点是难以看作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科学观点的。

其次,从其根据来看,徐文观点的提出有这样三个主要论据:一是主观目的决定论。徐文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中所采取的各种新措施的主观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与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决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二是客观效果有限论。徐文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采取新措施的结果,只是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与社会矛盾,而没有也不可能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三是和平演变论。徐文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只是改变了斗争策略,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完全排斥和根本对立的基本格局。很显然,这些论据是主观化和绝对化的观点。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只要资产阶级自己不想或不愿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不管它采取什么样的自我扬弃措施,都绝不会改变其资本主义制度。相反地,最终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是戈尔巴乔夫及其错误思想和路线。这是典型的“唯意志论”和“英雄创造历史”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用资产阶级的主观动机来论证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必然结果,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变化根本原因和客观趋势的科学原理;用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和政治背叛来说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也完全违背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资本主义要么是实现根本质变,要么只是形式变化而绝不发生任何性质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制度要么保持不变、踏步不前,要么飞跃突变、一步到位。这是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观点,而完全违背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从量变经由部分质变而到根本质变的科学原理。毫无疑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确实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确实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质变。但这绝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丝毫没有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性质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没有实现总体上的根本质变不等于它没有发生局部性和阶段性的部分质变。徐文在否认当代资本主义根本质变的同时,也武断地否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引起部分质变的可能性,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方法与观点。

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由于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因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仍然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这同样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观点。它既没有看到或不承认当代资本主义自身自我扬弃、逐步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客观现实,也没有看到或不承认现代社会主义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学习和广泛利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文明成果的现实情况。当前,和平与发展早已经是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之间互相学习、相互借鉴、互相影响也成为不可改变的客观趋势。徐文根据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就断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仍然是根本对立的,既是有悖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的,也是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客观现实。

最后,从其实质和危害来看,徐文提出的观点实际上是传统观念在作祟和传统观点的变种。它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完全排斥的根本对立论、排除资本主义而另起炉灶建设社会主义的“空地论”、坚持同当代资本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论,在理论与实践都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从理论上来说,这些观点不利于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客观现实,不利于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进行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从实践上看,这些观点不利于我国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面学习与利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成果,不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

笔者认为,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固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某些具体结论。一是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生产方式变革的必然趋势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基本过程和必然结果。二是应当运用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辩证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主要特征与基本性质。根据这些方法,笔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不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根本改变,也绝不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是资本主义自我否定而不断地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而生产方式的变革,则必然伴随着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的变革。因此,生产方式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对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直接起着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它从根本上和总体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生产方式既决定着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性质,也决定着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基本方向与进程。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根据这一基本原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新技术革命的结果,是以信息化为首要标志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而绝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改良的结果。换言之,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根本原因,既不在于资产阶级择善而从的良知,也不在于资产阶级维持生存的本能,而在于现代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发展与变革的客观物质原因。只有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归结为现代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的发展与变革的结果,才能科学地说明现代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发展与变革的深刻的物质根源,进而才能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特征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而绝不只是资产阶级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其主要表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从生产方式方面来看,现代信息化、自动化的生产技术条件已经代替了机械化、电气化的生产技术条件,现代扁平化、网络化的生产组织已经代替了等级化、官僚化的生产组织,“计划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已经代替了自由放任的古典市场经济,社会化、人力化的现代资本形式已经代替了以私人、物质资本为主要代表的传统资本形式。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以管理民主化、利润分享化、福利全民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取代了以家长制管理制度和独占制分配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古典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的基本特点,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积极扬弃已经取代消极扬弃而占主导地位,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已经跨越临界点,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界限。现代资本主义是不断自我否定,日益生长社会主义因素并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新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其中,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计划化的现代市场经济是向社会主义自觉调节的生产形式转变的过渡形式,公众股份制和职工股份制是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的过渡形式,职工参与管理是社会主义民主管理制度的初级表现形式,全民福利制度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初级实现形式。总体上来看,如果说在古典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日趋尖锐化,从而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外壳”被炸毁,社会主义的大厦将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那么,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其自身积极的自我扬弃,不断地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社会主义因素日益生长和不断增加,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外壳”正在逐渐自行脱落,其发展趋势必将是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最终脱颖而出。

三、基本结论与主要启示

笔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也绝不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是资本主义自我扬弃而不断地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2)

关键词:金融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历史过渡性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采取经济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此,探究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对应对危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

(一)金融危机的现实诱因

次贷危机(subprime lending crisis)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2007年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简言之,是指缺乏支付能力而信用程度又低的人无力偿还买房时的抵押贷款所引发的一系列金融问题。

2006年之前的5年里,由于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和利率保持较低水平,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由于这种金融衍生品信用要求低,在市场上十分畅销,不少金融机构将其同其他行业的次级证券捆绑出售,结果大量金融残次品充斥美国以至世界金融市场。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和短期利率提高,促发次级抵押贷款本身高于普通贷款的还款利率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同时也使购房者出售或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更加困难,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危机。

金融危机是由于“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泛滥造成的。“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作为金融衍生品使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便会在金融市场上交易,且既可在国内金融市场不断交易,又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广泛流通,买房时抵押贷款的偿还问题由局部扩展为全局问题、由地区扩展为全国乃至全球问题。

(二)金融危机的历史根源

此次金融危机并非单纯的次贷危机造成的。探究其根源至少包括以下六点:一是互联网泡沫。美国的it产业曾如日中天,带动美国经济走向繁荣,其中也隐含着大量泡沫。二是房地产泡沫。美国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反而企图以房地产业的繁荣来进行掩盖。进入21世纪以来,美联储连续降息,金融机构简化购房手续,不需首付款即可发放贷款,甚至在信用等级评定上造假以鼓励次级抵押贷款,从而导致房地产泡沫日益膨胀。房地产泡沫同过去没有解决的互联网泡沫合二为一,导致金融市场的风险迅速累积。三是虚拟经济泡沫。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在于虚拟经济的主要成分之一——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四是财政泡沫。多年来美国实行赤字财政政策,由此维持经济运行。五是消费泡沫。美国鼓励家庭靠借债来支持超前消费,目前家庭债务已超过15万亿美元。六是出口泡沫。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优势决定了美国必须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出口高科技产品。但美国在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却以出口管制政策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导致贸易严重失衡,贸易逆差与日俱增。为解决财政和贸易双赤字问题便依靠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以及大量金融衍生品,通过这样的虚拟渠道,使全世界的实体资源不停地流进美国。

金融危机的实质解析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因此,资本家表现出的本性本质上是资本的本性。而资本的本性就是“为发财而发财”。马克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后经济危机的特殊表现,源于资本家贪婪的本性,是资本家贪婪的代价。

(一)金融危机由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矛盾引发

金融危机导致了全世界的恐慌、混乱和经济下滑,其实质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间的矛盾而引发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

其一,危机作为周期病,这个周期过程是:谋求最大利润—科技进步—个别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科技进步普及—超额利润消失—社会总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如此循环往复,显现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所有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国家都会周期性地陷入试图绕过生产过程而赚钱的狂热阶段。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造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

其二,危机作为制度病,其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发展到特别尖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时,才爆发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爆发,通过对现存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强制地使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与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之间的比例得到暂时平衡;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也由此而得到暂时的缓和,资本主义生产经过停滞之后,又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重新高涨,各种矛盾又开始激化,在一定时期又引致下一次危机的爆发。

其三,危机作为基因病,其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本性。由于虚拟经济的存在,使资本家进一步谋求最大利润成为可能,通过销售虚拟产品,资本家绕过了生产过程而达到赚钱的目的,但是生产价值终归是由生产劳动所产生的,所以这一规律违背了价值规律,从而产生了危机。在资本家不断追逐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的同时,危机也在不断积累,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二)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早就洞悉到资本主义进步作用中包含的历史过渡性,科学揭示了各类经济危机的病根。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剖析充分肯定资本主义“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另一方面,正是资本的弊端导致了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虽然已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包含危机的现实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引起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关系。

(三)金融危机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

第一,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个别企业内部的生产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资本家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尽力改进生产技术和完善劳动组织及经营管理。但是,由于生产资料被资本家私人占有,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由个别资本家自己决定,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的破坏。当这种比例失调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引起大量商品过剩时,就会引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受剩余价值绝对规律和资本主义竞争规律的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因而要求市场也相应扩大。但是,资本积累的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使广大劳动者陷入失业和半失业的贫困状态中。与社会生产扩大的趋势相比,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萎缩,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严重对立。当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市场上的大量商品就找不到销路,就会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从而引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

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关联

(一)虚拟经济不产生剩余价值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已经论定,商品在流通中不产生任何利润。比如期货、股票、基金、股指等,只是有价物质(或说特殊等价物)的有形转移和膨化,是价值或剩余价值的无机再分配,只能将其视为一种特殊商品的流通。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已经从侧面揭示了资本主义虚拟经济所必然蕴藏的潜在危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不等于只要有劳动就能创造价值。前者说的是价值源泉(可变资本)问题,后者讲的是价值形成(不变资本)问题。如果不了解两者的区别,就可能错将“价值源泉”等同于“价值形成”,从而否定价值形成过程中非劳动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得出“只要有劳动就能创造价值”的片面结论;或者错将“价值形成”等同于“价值源泉”,从而否定价值源泉的唯一性,得出“机器设备等物质生产要素也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错误结论。

(二)借贷是剩余价值的预期支付

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巨大增长和各种投机活动的大量兴起,又为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但是,手中堆积着大量商品的资本回流却非常缓慢,数量非常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崩溃就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社会产品是剩余价值的有形存在,而预期就是虚拟和不确定因素的共同存在。金融危机的发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企业为了追求更多利润,不断扩大规模,于是选择在金融市场上“借贷过度”;可当产能相对于全社会购买力相对过剩时,企业资本周转出现困难,逐渐丧失偿还贷款能力,于是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货币紧缩,形成恶性循环,金融危机就此爆发。

结论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过渡性。首先,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其次,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大批中小资本破产,大大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从而在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同时,使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再次,经济危机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危机的爆发不仅使失业人数剧增,而且也使在业工人生活状况恶化。最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从而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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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志远.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再认识[j].当代经济研究,1999(5)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3)

一、扬弃一般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扬弃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充满矛盾,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世界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事物内部的矛盾。事物内部既存在肯定方面,也存在否定方面,肯定方面与否定方面相互斗争,当否定方面占主流时,事物由肯定方面向否定方面转变,事物性质就发生变化,事物由一种质到另一种质,这就是否定。这种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既有肯定也有否定,也即是辩证否定,也称扬弃。事物变化的否定并不是一次结束,事物会继续发展,出现新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事物由此不断向前发展。这是马克思对世界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不管是自然界、人的思维、还是人类社会,都有共同的发展特点。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变化、发展和灭亡规律研究中,应用了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并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研究中深化了对这一规律的认识。

资本主义制度的扬弃分为两种,一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否定。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中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也是不断扬弃的过程,这种扬弃基于人类社会的内在矛盾。从社会形态更替看,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都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而在阶级社会中,这种矛盾又直接表现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历史产物,也必将成为历史,也有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看,其取代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它继承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等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同时由于社会阶级矛盾的存在促使封建制度瓦解最终通过一系列的革命运动,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也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这个矛盾也必将促使资本主义的灭亡。“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

第二种是资本主义制度内的扬弃。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过程中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扬弃。“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实际上,一种制度形成后不可能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变化,变化的动力来自自身的矛盾,这种变化也是扬弃表现。不过,这种否定之否定不一定促使整个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但也从某些方面实现对过去发展形式的否定,促进了事物发展。这是事物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反映了事物内部矛盾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斗争的长期性。

二、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制度从建立开始,就面临着各种矛盾。这些矛盾中最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即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基本矛盾既可以表现为最一般的个人或企业的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也有资本主义发达形态下的整个社会生产无序化导致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和经济危机。在这一基本矛盾的影响下,社会矛盾又可以分出两大方面,一是资本家之间竞争产生的矛盾,从宏观上表现为单个资本家生产与整个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社会利益矛盾突出,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越来越成为对立者,劳资双方为各自的利益不断斗争。随着资本对外扩张,劳资双方的矛盾又演变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在不同时期表现也不同。如在资本主义早期,社会主要矛盾是阶级利益矛盾,即工人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时生产力低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主要通过克扣工人工资、延长劳动时间、雇用童工等形式来解决自己竞争压力并获得剩余价值。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尤其是科技的发展,资本家找到一个新的途径,即通过科技来减少损耗、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和质量来维持利润,不再把对工人劳动的盘剥作为主要获利方法。这时更多表现为市场竞争,资本家之间竞争进一步加剧。垄断加剧竞争,出现了生产过剩和经济周期性波动产生的矛盾。资本还通过海外市场的扩大来转移矛盾,把国内的利益矛盾转移到国外的工人头上。

这些矛盾,既不断带来各种冲突,也促使社会各个方面寻找解决办法,社会不断扬弃一些旧的体制和方法,通过新的手段和方法从某种程度上缓解矛盾。资本主义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些矛盾,但找到了化解的办法,化解了一次次的危机,实现了新旧更替,使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实现了资本主义内部的多次质变。

三、资本主义制度内在扬弃的类型

(一)资本集中、集聚和垄断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形式主要是个人资本举办的私人企业。私人资本通过自身积累和对其它资本兼并,资本逐渐突破原有量的限制,使更大规模的生产得以形成,通过规模经营,实现了更高效率。“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内存的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

(二)社会资本方式

使资本主义有了一种自我的消极扬弃。资本主义发展不断地对资本主义单个私人资本数量局限的自身矛盾提出挑战。任何单个资本在量上都有局限性,而资本主义生产对此却提出突破的要求:一方面,大规模生产需要大量资本;另一方面,竞争压力也使企业通过扩大规模来降低成本。这两个方面都要求突破单个资本量的局限性。同时,社会中的许多闲散资金也寻找获利途径。股份制和银行信用制度为社会资金进入生产领域提供了途径。股份制保留了资本私有属性,保留了资本收益权和最终控制权。基于获利,资本可以联合。股份制突破了单个资本量的局限性,实现了资本的联合,联合起来的资本取得了更广阔、更安全的获利渠道。股份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一次扬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但股份制没有也不可能摆脱资本私有特性,所以是一种形式上的扬弃,是一种消极的自我否定。“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

(三)国家调节形式

除了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自身的矛盾外,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私人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都会产生矛盾。这些矛盾使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不断产生各种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危机重重。单个资本家无法解决这些矛盾,也不能通过市场的交换手段来解决。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资产阶级通过国家机器对社会进行一些变革,力求避免矛盾激化。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而盛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福利制度,就是政府通过税收以及通过法律规定企业利润中拿出一部分用于社会福利,使劳动者可以分享社会发展和自身劳动创造的成果。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从战前的10%增加到40%-50%,国家对养老保险、社会救济、医疗保险、最低工资限额、低收入补贴、失业救济、教育补贴等社会保障项目的开支一般已占到政府公共开支的60%左右和国内生产总值的2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30%151。不过这种社会福利制度是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情况下,由政府出面而采取的社会解决方法,目的是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和资本家利益。资本家自身并没有自觉到将自己的利益出让的做法,工人也没有找到使自己创造的价值回归自己的方法。一旦阶级斗争缓和了,资本家又会找出各种理由来减少工人的福利。如当前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企业借口全球化的竞争而减少社会福利投入的做法就是一种典型的做法。

在经济运行上,几次大的世界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制度受到冲击,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受到怀疑。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个别资本家无法解决的,经济危机和由此产生的政治危机使资本主义制度岌岌可危。凯恩斯主义正是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存在而论证了国家调控经济的必要性,迫使国家出面调控经济,力图减少私人资本的盲目性,使资本主义渡过危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上的一次扬弃,减少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直接冲突。

(四)制度和科技创新形式

由于资本家认识到科技发展对其获利的重要性,大量资本投入到科技研发中,使资本获利领域越来越向第三产业延伸。生产力发展使交通通讯手段日益发达,不再需要大规模的资本投入的生产方式,诞生了新的生产和获利模式。这样,资本离产品直接生产越来越远,资本获利手段空前增加。如知识经济出现、各种风险投资和金融信用衍生工具的形成。据一项统计表明,从1994年到1996年的3年中,美国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到27%,相比之下,住宅和汽车业的产值分别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和4%。1996年,美国实际工资和薪金增长幅度的大约20一30%源于高新技术工作和高新技术产业161。传统的资本获利可能在人与机器中进行比较,但现代获利手段更加依赖于人,需要人去创造和使用科技。一方面,机器自动化生产越来越减少人的直接劳动,既有人力劳动成本的考虑,也有人力劳动与机器分工的要求。更多的人开始转向与人打交道,而不是人与自然。生产力发展使人从自然的王国中解脱出来,进入解决人类社会自身的异己力量的问题上来。

以科技创新为主的中小企业的大量涌现和快速发展,使传统的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企业模式发生了变化。科技创新型的中小企业反应快,创新力强,规模小,但获利空间大。目前,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贡献率已由20世纪初的5%左右上升到70%至80%。新科技革命创造出的巨大生产力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使得当代资本主义财富分配的蛋糕越做越大。它们可以从这块“大蛋糕”中切出一部分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从而大大地减少了由于社会广大成员生活没有保障而爆发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有了缓和经济与社会危机的物质手段。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科学技术发展不但没有激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还挽救了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细致化使生产、消费和交换各个领域都进一步细化,生产越来越单纯化为一种无风险、成熟型的工作,使创造的价值越来越多的转移到设计、研发和销售领域。科技创新引来了风险投资,风险投资抓住科技的高风险;社会分工细致化使许多服务工作分离出去;风险投资和衍生工具还创造了虚拟经济。

四、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扬弃的认识

(一)资本主义的扬弃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调整,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适应性

资本主义制度的有些调整和扬弃是被迫的、痛苦的,有些扬弃是主动的,适应性的。有的扬弃是内部自发的,有的扬弃是在外部推动下进行的。这些扬弃客观上推动了生产力发展,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不能将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一成不变和一无是处。作为一种取代封建制度的新型社会制度,也有一个适应生产力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资本主义制度内的这些扬弃就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的适应性,资本主义也是在不断扬弃其制度中不适应社会变化的内容,在追求和保证资本收益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制度中不适应发展要求的内容进行调整和扬弃。

(二)扬弃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时注意到资本主义的变化与发展。如他对资本积聚的研究,对股份制、信用的研究,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占主流方式的研究,这些研究反映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认识的深入,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发展与完善。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善基础上的否定之否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扬弃由自发逐渐转向自觉

在资本主义制度内的这些扬弃,一方面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也使其矛盾不断加深。资产阶级统治者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变化,减少矛盾冲突的破坏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自身扬弃也由自发逐渐向自觉转变。这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制度早期的扬弃形式不过是资产阶级为了获利而采取的被迫行为,没有充分研究矛盾产生的根源和矛盾冲突的影响,也没有能力避免矛盾冲突带来的危机。在强烈的矛盾的冲突下,资产阶级不得不采取一些新形式。尤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利益冲突,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措施往往是被迫的,既不可能对矛盾出现做出预测与防范,也不愿主动地对自己所获得的利益进行调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包括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学者,开始认识到必须自觉主动地对其制度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尤其是不利于社会保持稳定的因素进行调整,因此对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出现的问题进行自觉地研究,力求通过体制创新来解决社会矛盾。这种自觉调整使资本主义制度有了弹性,使这种制度有了一定的应变性。社会矛盾的冲突使资产阶级认识到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通过资产阶级学者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研究,加上资本主义国家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资产阶级能够较为充分地实施一些措施,通过社会形式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社会矛盾和冲突,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

(四)扬弃产生了新的生产形式,为向新社会过渡创造了条件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合作制、股份制等,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扬弃产生的新的生产形式。股份制、合作制等形式,为向新的社会创造了条件。在新的社会中可以直接剥夺这些所有者,这些资本形式向公有制转变就更加容易,因为这些资本形式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可以直接在新的社会中得到利用。工人合作制在“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合作制已经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实现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直接结合,使工人充分体会到合作生产的意义,体会到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价值和意义。“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这些扬弃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局限性,认识到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意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4)

【关键词】马克思 历史规律 科学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后,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众多思想家从不同的立场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缺陷进行了相应的批判。企图找到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途径,从而形成诸如封建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等不同派别的社会主义学说。而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上这些社会主义学说由于并不能够真正理解人类社会进程与发展规律,同时也无法辩证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下存在的内在矛盾和规律,“固然以往的社会主义批判了现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它不能说明并制服这个生产方式,它只是简单地把它当作坏东西抛弃掉。”①而“马克思与通常社会主义者比较起来的功绩是:他指出,甚至在现代条件的极端片面发展伴随着直接的恐惧的后果的地方也存在着进步。”②同时,马克思从现实的人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现实出发,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灭亡的现实基础;同时“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示了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③即阐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规律及其内在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内在原因与现实途径。

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灭亡的现实基础

资产阶级思想家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视为一种永恒的生产方式,将资本主义国家视为人类永恒的合理的国家形式,从而论证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如何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与灭亡的现实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者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空想社会主义者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的生产、生活出发,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坚持了历史决定论思想。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灭亡的现实依据,进而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批判唯心主义历史观并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唯心主义历史观“无视现实自然界和现实存在的社会关系……把思想、观念即现存世界的独立化的思想表现当作这个现存世界的基础。”④因此,他们不是在现实人及其物质生产生活活动中去说明历史,而是到主观思想或客观精神中去寻找人类社会的基础。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资产阶级思想家有意无意地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在人们的主观精神中或到一种外在客观的绝对理性中去寻找资本主义社会的来源。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是黑格尔,他将一种绝对精神视为根本,这种绝对精神通过外化发展并回归而得以完善自身,并认为人类社会只是该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一绝对精神的产物,绝对理性就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这样就抹杀了资本主义国家真正来源与本质。同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阶级关系出发,将一定阶段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规律论证为永恒的合乎理性的规律,从而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一种永恒存在的合理性。

马克思批判了这种唯心主义学说,坚持从人们的物质生产关系中来理解国家的形式,应该到“市民社会”即生产关系中去寻找理解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根源所在;并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联系起来,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中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源。在《序言》中,马克思阐释了其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同时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思想的表述。即:“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当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将爆发社会革命。经济基础的变更也必将导致上层建筑或慢或快地发生变更。”⑤简单来说,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发展规律。这样一种历史观的阐发,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克服了以往历史观的那种缺陷,即“以往的历史观均以下述观念为基础的:人们应当到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找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并认为政治变动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是最重要的。”⑥并且证明了“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⑦由此,马克思坚持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的推动下而发展,而具体表现为代表新兴阶级以革命的形式反动阶级的统治,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演进。

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与灭亡的历史根据。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种社会形态,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遵循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矛盾辩证发展规律。“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而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⑧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代表的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得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其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和手段打破了封建社会的生产组织形式,建立了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发展了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法律、道德、思想文化以及政治组织形式,建立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在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只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产生的具体的人类社会形态之后,马克思又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形式是私有制最后一种形式,这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就是其能否存在的基础,当其在一定范围还能够容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自然不会灭亡,当其由于自身的局限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时,便不可避免地被人类社会进程所抛弃。正如马克思指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绝不会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灭亡的;同样,新的更高级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决不会在其物质存在条件成熟以前出现的。”⑨而“私有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是在生产力被创造出来而私有制成为阻碍这种生产力的桎梏以前是不可能被摒弃的,是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所不可缺少的。”⑩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存在和灭亡正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所决定的。正是在揭示出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灭亡的历史依据。

资本主义生产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根本原因与现实途径

马克思在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后,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规律,并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性,从而寻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根本原因与现实途径。

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根本原因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性。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从15世纪开始经过简单协作、工厂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这三个阶段,逐渐将社会的生产资料从分散的个体劳动者手中加以集中起来,把这些个人的生产资料变成社会性质的、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从而变成强大的社会生产力。于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本身从一系列的个人行为转变成社会行为,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社会的产品。但是生产资料却归资本家所有,以社会生产力形式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归生产者所有,而是归资本家所占有。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这一内在矛盾在社会中以不同的形式而表现出来,并最终成为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根本原因。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个剩余价值生产与社会阶级关系生产二重性的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是通过这一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诸规律发生作用的,具体支配资本主义的生产而使得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瓦解。

首先,资本家要进行扩大再生产,必然要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的积累,这就要求在工人的劳动中,无偿劳动的比例被不断地提高,而尽量减少工人的有偿劳动的比例。进而,资本家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必然采用越来越多地机器来取代工人,因此,资本的有机构成便呈现出越来越高的趋势。同时,越来越多的工人被排挤出了生产领域,形成失业的人口,这一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反过来压低了生产领域中工人的报酬,以保证资本主义生产能够以最低的成本雇佣到劳动力保障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过程。

其次,资本有机构成与资本积累的变动,使等量资本更少地吸收劳动力与增量资本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增加,二者共同存在。但是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相对减少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加快,而且较总资本的增长速度要更快。“工人人口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程人口的异化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

再次,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进而同被推动的总资本相比会相对地减少,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时,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这种下降不是以绝对的形式,而是以不断下降的趋势表现出来。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可以简单归结如下:资本积累同工资率之间的关系,不外是转化为资本的无酬劳动和为推动追加资本所必需的追加劳动之间的关系,因此这归根到底只是同一工人人口提供的无酬劳动和有酬劳动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示了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利润率的下降和资本积累的加速,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生产剩余价值,而不是为了社会消费而进行的生产。剩余价值在生产领域的取得会随着资本的积累增大而迅速扩大,但是仅仅在生产领域生产出来,并不代表能够实现,即实现剥削的条件(也就是剩余价值实现的条件)不同于生产条件。剩余价值的实现取决于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能力,而社会消费能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并不取决于生产能力,而是取决于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资本主义生产在发展巨大生产力同时,也造成大量的无产阶级与产业的后备军,使得作为有偿劳动代表的工人报酬与无偿劳动代表的剩余价值相比越来越小。从而基于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绝对生产力在扩大;而基于对抗性分配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消费力却是相对不足的,因为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样一方面是大量产品的堆积;另一方面大量的人群由于缺乏购买能力而使得社会需求不足。资本家无法通过产品销售而获得利润,就会停止生产,“产生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与工人过剩的矛盾,使得生产和社会福利这二杠杆不能有效结合。除非生产力和产品先转变为资本,否则,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是不允许生产力发挥作用并促使产品有效流通的;反之,生产力和产品过剩将阻碍这种转变。”造成这一状况原因便在于生产不是为了人的需要而生产,而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生产,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社会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候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的时候停顿。因此,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存在,大量的生产资料与社会劳动力无法有效结合,进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从而无法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只能通过破坏现有的生产力来维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平衡。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规律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促进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之后,也使自身走到生命周期的尽头。总之,正是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基础上,马克思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本身的内在矛盾性。

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是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现实途径。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现实途径就是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改造,实现生产资料全社会的占有,而推动这一进程的现实力量就是无产阶级。以经济危机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缺陷使得资本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大型的股份公司等形式使得生产资料社会化,但也同时表明了自己成为多余的阶级。无产阶级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产生而来,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社会表现之一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作为生产者与生产资料而分离,只有作为雇佣劳动者才能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生存。资本主义社会把社会一切福利赋予了资产阶级,而把社会的一切苦难和不幸加在了无产阶级的头上,因此,无产阶级是最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自身,才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的解放,在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过程中也改造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生产资料全社会共同占有的实现过程。具体而言,“无产阶级利用其取得的公共权力来将脱离资产阶级掌控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生产资料也因此摆脱了所具有的资本属性,从而促使他们自由而充分地实现其社会性。因此,社会主义生产便成为可能。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通过取得公共权力而使得生产资料实现社会的公共占有,解放自身,消灭一切阶级的存在以及国家的政治功能,从而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自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国家也在这一过程中随之灭亡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灭亡的现实途径和现实力量。

总之,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指出了资本主义产生、存在与灭亡的现实基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详尽分析,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及其内在矛盾性,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根本原因、实现路径与力量,并形成了马克思自己的理论体系。如果否定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就是抽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

(作者分别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学博士研究生、贵州广播电视大学教授,河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讲师)

【注释】

①③⑥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5页,第337页,第334页,第336页,第337页,第759页,第759~76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55页。

④⑩《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1页,第94页。

⑤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第3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2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5)

关键词:资本主义私有产权;资本主义股份制;消极扬弃;合作工厂;积极扬弃;公有产权

一、《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历史沿革的研究概述

《资本论》的学术魅力不仅在于理论抽象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而且更在于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所遵循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是《资本论》这一重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著作的思想精髓。马克思正是在这一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研究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私有产权问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通过梳理《资本论》中的相关阐述,我们可以概要性地总结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历史沿革: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早中期,其最主要的形式是私人经营,比如家族式私营(当然由于私有产权形式的复杂性,也存在合营等其他私有产权形式);到了中晚期,随着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高度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股份制,并且出现了一些类似合作工厂这一积极突破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产权形式;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穷途日暮的晚期,极度自由资本主义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了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等垄断资本主义产权形式,迫使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干预。在以下的论述中,本文将重点探讨资本主义股份制和合作工厂,以及它们对我国现阶段公有产权改革的重要启示。

二、资本主义股份制与消极扬弃的辩证法

(一)资本主义股份制的重要制度基础――资本主义信用

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它的存在有其客观的物质经济基础――“以便对利润率的平均化或这个平均化运动起中介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之上的。”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对信用制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归根结底是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服务的。简要剖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信用制度,它主要包括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国家信用,但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高度发达的今天,三者相互渗透。比如说,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罗斯福政府通过金融机构大量发行国债,并以工代赈,消极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是国家信用、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有效结合、调节经济的典型案例,因此,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正如马克思所解析的那样,它“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

(二)资本主义股份制的历史特征

资本主义股份制的重要历史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首先,它依然是资本主义私人产权形式,它存在的物质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依然根深蒂固,因而它并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陈旧的范围,也没有根除资本与劳动、私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对立,不仅如此,它反而在新的形态上激化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其次,由于股份制所必然导致的资金和劳动的社会集中,即使是在私人控股的前提下,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也取得了“社会企业”的形式,形成了虚拟的、间接的“社会财产”,策略性地适应了物质生产力社会化的发展要求,而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化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的重要物质经济基础,因此资本主义股份制纯粹是一种消极的过渡点,存在着“自行扬弃的矛盾”,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再次,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出现了资本所有权与职能相分离的现象,即资本所有者沦为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完全脱离了具体的生产过程,企业由专门的职业经理经营,但在“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的前提下,资本所有者可以攫取全部利润(即包括企业主收入和利息),实现其梦寐以求的“坐享其成”。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专门靠炒作、投机股票的食利阶层,马克思称之为“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一种没有私人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最后,由于股份制的过渡性,资本主义股份制存在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改革后的股份制――社会主义股份制(公有控股),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能够适应“过渡型”社会主义经济的组合产权形式。

(三)消极扬弃的辩证法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它表明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不断地自我完善与发展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是由一系列存在着内在联系的阶段性过程的统一。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亦是如此。但是,由于事物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对某一阶段的“否定”,既存在着积极地“否定之否定”,又存在着消极的“否定之否定”,这就是积极扬弃与消极扬弃的辩证法。

资本主义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自我消极扬弃形式。私人私营企业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初始的主要形式,但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出现,资产阶级在确保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根本不变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具体形式进行了适度调整,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粉墨登场”,与私人企业形成了形式上的“对立”,实质上二者“殊途同归”――都是为实现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权(所有制)的经济利益服务的。因此,资本主义股份制尽管在形式上有所突破,但是它并没有根除私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对立、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反而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随着“小鱼被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对个人生产资料的剥夺发展到了极致――这种剥夺已经降临到中小资本家本身,社会财富越来越被极少数大资本家所垄断,并最终迫使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权力的介入,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垄断法。

三、合作工厂与积极扬弃的辩证法

(一)合作工厂――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进一步否定

资本主义股份制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进行了消极地“形式”层次的否定,而工人联合体的合作工厂对其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否定――涉及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物质内涵”层次的否定,由此可见,合作工厂是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更为深入地“否定之否定”,取其精华――它所体现的某些共性范畴,比如股份制及其基于的信用制度等,祛其糟粕――它所蕴含的物质内涵――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权)。因此,虽然资本主义股份制和工人联合体的合作工厂都属于过渡性的组合产权形式,即两者存在形式上的可比较性,但是它们的物质内容大相径庭,合作工厂批判性地否定了资本主义股份制,它在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扬弃方面,走得更远。

(二)合作工厂积极的历史过渡性

马克思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这句话体现了合作工厂的历史过渡性,即合作工厂不仅具有历史积极性,而且必然会存在其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合作工厂的历史积极性在于,通过工人自己的资产和劳动的联合(基于这一点,马克思这里所讲的“合作工厂”可理解为“股份合作制工厂”),它在其内部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从而扬弃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建立在资本与劳动对立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形成一种建立在自己劳动基础上的资产增值,这类似与小商品经济私有产权形式,不过那时的小商品生产者在这里转变为工人的“联合体”;但合作工厂存在其历史局限性:尽管合作工厂的资产归工人联合体共同“占有”,摈弃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占有,但是它依然遗留着资本主义“母体”的历史痕迹――工人联合体的个体之间的私人产权关系依然是清晰的,这就使合作工厂依然仅仅是一种比较低级的集体经济产权形式,依然有改进的空间。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亦属于一种过渡性产权形式,但它不同于资本主义股份制,它是积极的过渡性产权。

(三)积极扬弃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是积极扬弃的革命辩证法。工人联合体的合作工厂是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革命性突破,这种突破的革命性不仅仅是在于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形式的扬弃,更为关键性的一点在于,它扬弃了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占有,在其内部消除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私人财富同社会财富的对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为更适应物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形成,进行了积极地探索和实践。当然,由于当时的历史客观条件的制约,马克思所描述的合作工厂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但它的改革取向是积极向上的,是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的。

四、对我国现阶段公有产权问题的思考

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企体制改革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而所有制(权)的结构性改革是公有制企业体制改革的核心,很显然,对我国现阶段公有产权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点、突破口。在社会主义公有产权的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积极扬弃的辩证法这一科学的改革观,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公有产权的具体形式。

在突破纯粹、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而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时,要保持公有制经济成分的绝对主体地位以及国有制经济成分的绝对主导优势[3],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公有产权改革必须牢牢谨记的首要原则,它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重要物质经济基础,是国民经济发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物质保障。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属于过渡型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可以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等各种过渡型产权形式,但是要注意酌情处理,不能“一刀切”,更不能搞盲目私有化。比如说,一些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依然应该采取国有国营的形式;一些经营状况不是很理想、但大有发展潜力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可实行国有控股的股份制经营(总理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而一些盈利能力明显不足、持续亏空、毫无发展前景的中小型企业可实行租赁、承包,甚至出售;对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根据目前农村经济的发展形势,可鼓励农民从联产承包责任制过渡到农村专业化合作社经营,实现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现代化经营;针对异军突起的民间个体私营经济,对已经较有规模的个体私营企业,要有意识的引导它们推行员工持股计划,同时要通过法律、行政等强制性手段提取公积金、公益金,提高公有财产的比例。此外,要加快绝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进程,同时加快对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及监控工作,谨防由于虚拟资产的极度膨胀而导致的经济虚假繁荣。

参考文献:

1、张宇,孟捷,卢荻.高级政治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张薰华.《资本论》脉络[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3、何干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与理论逻辑[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6)

[关键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理论 国家资本主义 和平赎买

[作者简介]张焕新(1967―)女,广东梅州嘉应学院社科部讲师。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学说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包括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三个方面。其中,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是这一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一,也是最有理论创新的一个方面。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科学地阐明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至于变革采取什么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没有对此作出定性的论断,只不过提出了一些设想。马克思曾设想以和平的手段迫使资本家屈服于工人阶级,恩格斯认为如能用赎买的办法变革所有制,将是“最便宜不过了”。②

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认识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采取两种方针政策:“或者是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说它在干蠢事,是因为这类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说它在自杀,是因为试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③“或者是(这是最后一种可行的和唯一合理的政策)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这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因为凡是有自由贸易成份以至任何资本主义成份的地方,都已经有了――这种或那种形式、这种或那种程度的――国家资本主义”。④

国家资本主义,当时就狭义来说主要是指租让制、租赁制等经济形式;就广义而言则包括在无产阶级国家宏观调控下,在一定范围内发展起来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列宁指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这表明列宁设想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的“中间环节”。

列宁同时认为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会对无产阶级造成危险,无论是以租让制形式出现的资本或是通过合作社和自由贸易必然成长起来的资本,“对于我们都不可怕”。其原因是:第一,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是问题的关键;第二,银行、大工业、交通运输、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都属于国家所有;第三,这种资本主义是处在国家监督和控制之下的,国家对其发展范围和发展规模,都能加以规定和限制。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和平赎买的设想,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把资本家私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提供了理论先导和依据。

依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大大向前推进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萌芽于《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不仅在该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还从政策、属性的侧面揭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内涵。到1953年正式决策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已趋于成熟。他对什么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进行了解释:“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⑤它必须在人民民主国家政权领导下,以各种形式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相联系,并接受工人监督;它主要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存在。从国家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方式、作用等方面阐明了其实质。

充分领会和具体发挥了列宁提出而在俄国未能真正实现的国家资本主义构想,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上述构想作了创造性的运用,从而为和平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与政策。这是我国采取和平赎买方式得以成功的决定性条件,也是根据中国特殊国情独立地探讨马克思主义和独立地决定自己的政策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二、具体地阐明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的方针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系统地阐述了利用、限制、改造的完整政策。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提出并比较顺利地实行这些政策,主要是因为我国有着与俄国不同的历史条件。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有着长期的同盟关系。建国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多数人又参加了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国家建设。因此,中国共产党不能象对待官僚资本那样无偿没收民族资本,而应当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

另外,中国的民族资本存在着两面性,它一方面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国家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工业产品,来补充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的不足,供应一部分人民生活所必需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利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一部分产品,去换取农民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从而加强工农联盟;利用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经营的力量和拥有相当数量的技术人才和熟悉供销情况的人员,培养出更多的经营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利用资本主义企业利润的增长,国家通过税收和价格政策,把其中一部分转变为国家积累;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拥有广大的商业网点和国外贸易联系,活跃城乡经济,促进内外交流;利用资本主义企业还可维持和吸收一部分职工就业,对解决社会劳动就业有很大好处。这是制定“利用”政策的根据。因此,在建国头三年,我们允许对国计民生有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存在,并有一些发展。

另一方面,民族资本又具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资本主义惟利是图、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本性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仍然存在,因此,必须在实行“利用”政策的同时,实行“限制”政策。国家通过对企业活动范围的管理、劳动保护政策、价格政策、税收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企业利润分配等,把资本主义的剥削、无政府状况和投机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不过,利用和限制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与社会主义所要求的计划经济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这就必然要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是要把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以,“改造”就是把资本家的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利用、限制都是为了改造,改造是政策的核心。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两面性是中国共产党和制定和平赎买政策的主要依据。

而俄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历来对外奉行扩张侵略政策,资产阶级政党又是一度当权的党,俄国的资产阶级只有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面性而没有两面性。因此,列宁试图在俄国推行和平赎买政策遭到了资产阶级拒绝,资产阶级敌视苏维埃政权,用怠工、关厂等办法进行抵抗,甚至勾结帝国主义发动暴动,企图以战争无产阶级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提出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未能实现,因而在俄国采取了无偿没收资本家生产资料的办法。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在苏联没有能够得以实践,而在中国却有效地实行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三、创造性地提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逐步过渡形式和改造内容

列宁在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同时,还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实现形式,如租让制、租借制、代购代销、控股公司等,设想通过这些形式,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

在继承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提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形式。根据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同情况以及利用、限制、改造的需要,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两个阶段。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有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统销、委托经销代销等。它基本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但它已经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国家对资本主义企业通过订立合同,在企业外部,即在流通过程建立了联系。国家控制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原料购买和产品销售两个环节,因而造成了资本主义企业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依赖。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公私合营,它经过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两个阶段。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按照政务院1954年9月通过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发展公私合营必须采取积极的、稳步前进的方针,应当根据国家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性和资本家的自愿来进行。公私合营是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在企业内部的联合,是公私共存的关系,公方代表掌握企业的领导权,企业基本上按照社会主义方式和国家计划进行经营。国家对资本家的赎买形式仍为“四马分肥”,即在企业利润分配时,国家税收占34.5%,职工福利费占15%,企业公积金占30%,资本家红利占20.5%。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主要不是为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具有了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赎买政策是:对私股实行定息办法,即把资本家的利润限制在一定的息率上,统一规定年息为五厘,当时国家决定付息7年,后又延长3年,共计10年。定息成了资本家所有权的残存形式,企业已全部由国家管理使用,企业基本上已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到后来,按照商定的期限将定息取消,就变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营企业了。总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形式,分为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两种,经过这两种形式,我国顺利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在内容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的、制度的改造,它包括企业所有制和企业管理制度等,最终把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改造为由工人当家作主,实行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另一方面是对人的改造,即把原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改造成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对他们从政治上适当安排,工作上发挥作用,到生活上妥善照顾,以改造阶级成员的方式和途径达到从整体上消灭资产阶级的目的。即坚持改造企业与改造人相结合,改造个人与消灭个人所属阶级相结合,这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又一意义深远的伟大创造。

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实现了公私合营,标志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

从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来看,虽然在目标模式方面还是以苏联为榜样,但是在具体道路上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在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和列宁提出但没有做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性胜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3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篇(7)

在现实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存在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必然有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现其中;反过来,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之中,而不能够存在于其外。按照这样的理解,手推磨的生产方式,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同时,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和农民的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特有的生产关系也就蕴含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中。同样,蒸汽磨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标志,同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建和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也就包含在这种方式之中。与此相适应,揭示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手推磨的生产方式。同样,揭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蒸汽磨的生产方式。

二、广义生产关系学说

第二种派别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则认为,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即一定生产资料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我们知道,在学术界,“广义”的规范性范式是内涵规定性少,外延范围大。然而,这里定义的“广义”更像是“总和或综合”的意义。如果真的要给广义生产关系下定义,也只能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定义,即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地,如果“广义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构成的经济关系系统,那么,前者与后者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我们不妨看看《资本论》序言中的经典语句“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的“生产方式”是“广义的生产关系”,从而句子前后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引文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后面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个定义抹杀了“相适应”一词的内在逻辑关系。所以说,某些学者用“广义生产关系”代替“生产方式”是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如果承认生产方式具有自然和社会二重属性,也就是承认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那么《资本论》序言中的那句话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因为这里的生产方式绝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简单加总,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个新事物。

三、生产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辩证统一

众人皆知,任何生产都是由生产的主体—劳动者和生产的客体—生产资料构成的或者说任何生产总是劳动者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经济活动,所以说,生产方式,即生产的方式,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形式或者说是生产要素(经典的三要素论)的结合形式。显然,这是最一般、最抽象意义下的生产方式,适用于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类型)。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性表现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特定的结合方式上,这里的结合既有技术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力相关;又有社会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关系相关。实际上,既然商品经济时期的生产活动总是通过社会分工进行的,那么这个历史阶段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必然发生两方面的关系:一是自然关系,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方式;二是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劳动的社会组织方式。因此,生产方式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具有二重属性:自然属性-反映生产力的内容和社会属性-反映生产关系的内容。既然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属性的内容,所以也就不存在生产关系可以脱离生产方式而独立存在的问题了。

马克思曾说,“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现实性,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界的一定的实际的关系。”运用生产方式二重性原理不难看出,“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在现象形态或者说在形式上表现的是劳动或生产的自然形式的变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自然形式或技术条件的演变,反映了劳动的自然形式的内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形式”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发展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反映了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内容。

“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演变过程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逐渐建立过程,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转变过程,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矛盾升级的过程,是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这个演变过程不仅有物的自然的关系,还有人的关系,而且后者是本质的、最重要的。它们表面上是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手工到大机器,表面上是生产力方面的内容,其背后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内容。因此,这正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体现,马克思总是运用由现象到本质,由形式到实质的方法论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如果抛弃了这个方法论,就会犯割裂生产方式或劳动方式二重性的错误,从而使得《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向偏离正确轨道。

四、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