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论文篇(1)

上升为法益的生活利益中，包括物质方面的财产利益等;生命财产方面的利益包括健康利益等;相应的环境方面的利益上升为刑法利益层面后，即应出现相应的环境法益。环境法益是刑法中关于环境方面的利益表达和实现，而我们现代社会，由于生活层次的不断提升，环境方面的利益要求也就不断变化。如传统型能源企业在进行生产活动中，会消耗大量的传统能源，例如煤、石油，一方面由于技术公关会使得在此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气、废水、废料;另一方面可能造成能源开发过度，导致能源危机;再者也可能造成大气、水体和土壤污染，如果此时我们只将其行为侵犯的客体定性为环境法益，则无法明确使行为人认识到其危害行为具体侵犯的环境法益中的具体类属。笔者认为应该将环境法益进行细化，从而形成不同类属的具体法益，其理由如下:

(一)任何事物都是地球生态圈的组成部分

部分功能的毁损有可能导致整体功能的异常。最常见的事例就是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造成的温室效应，而温室效应又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从而会有海平面上升、病虫害增加、相应的沿海城市还有被淹没的可能、南北极生物圈变化，气候异常又可能给农耕等农作活动带来损失。因而在鉴定环境法益的时候，不能着眼于整体，而应将目光微观化，这样才更有利于微观的环境法益诉求得到实现，从而保障宏观的环境法益，即整个生态圈法益的和谐可持续实现。

(二)当大环境受到污染时

其不同组成部分的法律保护途径和治理方式也就有所不同，这种细化方式能够为归责提供理论支持。例如，A地区的污染情况比较复杂，同时在A地区既存在可能造成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的不同企业，如果环境法益的客体不明确加以区分的话，就存在判断可能侵犯的客体不明确的情况。如果将环境法益具体细化为水体法益、大气法益、土壤法益等具体法益就将为定罪和归责提供更明确的依据。

(三)我们国家地大物博

各地区的污染类别有所差异。北方主要是陆地地区，空气污染的可能性大于南方沿海地区，北方冬季的煤电取暖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而南方沿海地区，由于靠近海洋，港口、海运作业造成的海洋污染的可能性也很大。如果将不同环境组成的客体，具体细化为不同的法益客体，这样就能够使法律运用者更具针对性地选择适用条款，同时也使得环境污染者能够根据具体的法律法规规定去使自己的行为更加适法。

(四)对不同污染类型进行区分有利于因地制宜

突出重点。如果将各环境组成部分细化为不同法益然后加以区分编排，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就应该高于噪声污染、光污染、热污染，这样可以起到突出重点的作用，且根据客体的不同特点，建构不同的法律保护机制，以达到保护整体环境的目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该将环境中的各组成部分，按类属划分为不同的法益客体，在此基础上，着重对典型的环境领域中的犯罪进行法益分析。

二、环境法益分类细化的内容环境污染

早在人类文明出现就已然存在，只是当时人类的破坏行为小于环境的自净能力，污染没有明显的恶性结果，随着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开启了现代生活，经济的发展似乎从未与消费环境分开，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在二十世纪普遍存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当然那时的人类还没有意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现如今环境污染的程度已超过环境本身的自净能力，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以及新型的噪声污染等已经使得人类不得不停下脚步去衡量发展与环境的量化关系。在众多污染中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是人类致命攸关的三大污染，本文拟对这三种法益进行分析阐述。

(一)大气法益

大气法益可以从《大气污染防治法》中找到相关的答案，2000年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包括: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制度;污染物排放超标违法制度;排污收费制度;防治特殊污染源、污染物的措施等等重要制度。但其制定的目的是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见，大气法益就是保障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从而达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气在自净能力范围内代谢由工业社会造成的污染，对于造成大气污染或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达标排放的收费都是对大气法益的法律保障措施。当然情节严重，触犯刑法的，应根据刑法分则第338条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二)水体法益

这里所说的水体法益是将海洋水体除外的。鉴于海洋对地球生物圈和气候的特殊影响，因而应该将海洋水体的法益单独分类，形成特殊的海洋法益，其内涵和外延应区别于非海洋水体，且根据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适用范围也可以清楚分辨，海洋污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本文的观点是将环境组成的各不同部分按类属分类，因而不将不同于一般水资源类属的海洋法益进行分析。此处的水体法益仅指我国领域内的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法律诉求，具体从水污染防治法中可得出水体法益为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饮用水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以及对工业水污染、农业水污染、城镇水污染、船舶水污染的防治，对水体法益造成侵害的，应同时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并视情节严重程度依据刑法追究相关责任。

(三)土壤法益

我国现阶段还没有颁布类似于《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专门针对土壤法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但从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和土地管理法中可以得到土壤法益应是防治土壤污染，保障土壤安全，保护人体健康和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利益诉求应是土壤法益的应有之义，关于处罚，除按照相关的法规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应追究刑法上的责任。

三、结语

大气论文篇(2)

1．1采样时间与地点

2012年3月—2013年2月连续1a监测青岛市大气中的VOCs，采样地点位于崂山区金家岭。该点临近崂山区主干道，周围主要是高、中层建筑，属于商业和居民混合区，东北侧距离约800m有山体环绕，西侧约150m是1个小型加油站。

1．2监测仪器

利用在线气相色谱仪观测大气中VOCs，仪器为法国CHROMATE－SUD公司提供的AirmoVOC分析系统，包括A11000型AirmoVOCC2－C6和A21022型AirmoVOCC6－C122台分析仪，由2组采样系统和2组分离色谱柱系统组成。其中C2－C6分析仪用于监测含碳个数在2～6之间的低沸点组分;C6－C12分析仪用于监测含碳个数在6～12之间的高沸点组分。检测器均采用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能确保分析的高灵敏度和高选择性。仪器校准采取内部校准与外部校准相结合的原则，内部校准物质为正丁烷(体积分数60×10－9)、正己烷(体积分数20．5×10－9)、苯(体积分数32．5×10－9)，系统每天自动启动1次内部校准程序。外部校准采用56种VOCs的标准气体，每种物质的体积分数在110×10－9～120×10－9之间，至少每月校准1次。

2结果与讨论

2．1VOCs浓度水平及组成

对青岛市大气中50种VOCs组分进行定量分析，其中包括烷烃29种、烯烃7种、芳香烃14种。观测期间，该市大气总VOCs体积分数(小时值)变化范围为0．5×10－9～230．4×10－9，全年均值为9．2×10－9，其中烷烃所占比例最高，为66．7%，芳香烃和烯烃所占比例为21．0%和12．3%。表1为青岛市VOCs部分优势物种的体积分数与国内外城市的比较结果。由表1可见，青岛市大气中的VOCs浓度较其他城市低，其中丙烷、正丁烷、异丁烷、异戊烷、丙烯、甲苯等组分的浓度均低于其他城市，而苯的浓度高于北京、中国香港、里尔。顺－2－丁烯、反－2－丁烯和异戊二烯的浓度水平与其他城市相当，乙苯的浓度水平与北京、达拉斯近似。

2．2VOCs不同组分的变化特征

2．2．1季节变化特征

图1为不同季节VOCs各组分比较。由图1可见，总VOCs浓度夏、秋季高于春、冬季，与天津市规律相似［1］，与宁波市［4］相反。各月VOCs浓度水平相差较大，9月最高，4、5月最低。夏、秋季植物生长茂盛，释放出大量萜烯类化合物，是大气中VOCs的重要天然源。人为源方面，夏、秋季气温高，低沸点的VOCs挥发加剧，增加了来自加油站、汽车油箱直接挥发的有机物［14］。此外，夏、秋季正值青岛旅游高峰，《2012年青岛市统计公报》表明，当年共接待游客5717．5万人次，若按45座的旅游巴士计算，则至少有127万辆机动车出入该市，尾气排放大幅升高，户外烧烤兴起也有较大贡献。烷烃在各季节占总VOCs的比例均为最高，其次为芳香烃和烯烃，3者比例范围分别为56．8%～71．2%、16．4%～31．9%和10．1%～15．0%。烷烃和烯烃在夏、秋季的浓度明显高于春、冬季，可能与夏、秋季溶剂挥发加剧、机动车尾气排放增多、植被释放增多等因素有关;芳香烃秋、冬季浓度较春、夏季高，可能受工业源、机动车源的综合影响。

2．2．2日变化特征

图2(a)(b)(c)(d)为夏季与冬季不同VOCs组分的日变化趋势。由图2可见，烷烃、烯烃在夏季与冬季的日变化均呈现“两峰一谷”特征，与交通早、晚高峰对应。早晨7:00前后出现峰值，之后随着大气边界层抬升和太阳辐射加强，污染物被稀释且部分经光化学反应被转化，浓度迅速降低，至14:00前后降到最低值，傍晚随着大气边界层降低和交通晚高峰到来，浓度又迅速升高并在18:00前后达到峰值。与北京市的研究结论［3，14］类似，烷烃、烯烃的日变化规律与交通早、晚高峰有明显对应关系，主要与机动车尾气排放增加有关。芳香烃的日变化规律与烷烃、烯烃不同，夏季日变化趋势较平缓，且白天高夜间低，可能受化工企业排放和溶剂挥发等影响;冬季日变化在上午和夜间有较明显的峰值，除人为源排放外，气象条件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夜间大气边界层降低，污染物聚集，易形成浓度峰值。

2．2．3周末效应

由于不同时期交通活动、工业生产存在差异，大气污染物在工作日(周一—周五)和非工作日(周六—周日)通常表现出不同污染特征。选取2012年8月—9月间的6个星期对VOCs各组分、氮氧化物进行周末效应分析，见图3。可以看出，总VOCs在工作日的平均浓度高于非工作日17．2%，其中烷烃、烯烃、芳香烃在工作日的平均浓度分别高于非工作日11．9%、30．7%、17．4%，各组分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周末效应，可能与工作日机动车源、工业源等活动增加有关。氮氧化物在工作日的平均浓度较非工作日高60．0%，表现出显著的周末效应，由于氮氧化物主要来源于机动车尾气，进一步证实了机动车源对工作日的重要贡献。

2．3VOCs物种间的相关性及来源分析

将大气寿命近似的VOCs物种作相关性分析，由于相同的物理混合、光化学去除过程会引起相同的浓度变化，则两者在大气中的浓度比值等于其在排放源中的比例，由此可以大致判断其主要来源［8］。表2为青岛市VOCs优势物种相关性分析。由表2可知，反－2－丁烯与顺－2－丁烯的相关性较高，且比值为1．23，与北京隧道实验的结果［15］接近，可推断这2种烯烃主要来自机动车尾气。苯、甲苯、乙苯相关系数在0．6～0．9之间，说明其排放源类似。甲苯/苯的比值(T/B值)可用来评价机动车尾气对苯系物的贡献，一般认为T/B值接近2．0表示机动车尾气贡献显著［3］，T/B值偏离2．0越远说明受机动车影响越小，而受溶剂挥发、工业源等影响越大。研究表明中国香港机动车贡献显著(T/B值为2．27)［16］，而珠三角工业区则主要受工业源影响(T/B值为4．8)［17］。青岛市T/B值为0．56，远小于2．0，说明溶剂挥发、工业源影响较大。烷烃物种与苯系物的相关性较低、污染来源不同，一般认为烷烃来自机动车排放、汽油挥发或燃料泄漏等过程。表2中丙烷和正丁烷、异丁烷的相关系数均在0．60以上，且与乙烯(燃烧过程产物)、异戊烷(汽油主要组分)相关性较低，由于丙烷是液化石油气(LPG)主要成分［15］，可判定这3个物种主要来自以LPG为燃料的车辆排放。

2．4化学反应活性

臭氧为二次污染物，是复杂光化学反应的产物，并且受气象因素的影响。通常用OH自由基消耗速率(LOH)估算初始过氧自由基(RO2)的生成速率，该反应是臭氧形成过程的决定步骤［18］，因此可通过LOH值大致比较不同组分对臭氧生成的贡献。研究得出，夏、冬季青岛市VOCs组分中烯烃浓度虽然只占10．1%～15．0%，但其臭氧生成贡献最高，占总VOCs的68．1%～77．7%;烷烃虽占VOCs总浓度的大部分比例，但由于其化学反应活性较低，夏季的臭氧生成贡献为15．1%，冬季仅为11．6%;芳香烃对臭氧生成贡献在夏季为7．2%，冬季增加至20．3%。青岛市大气VOCs组分中烯烃的臭氧生成贡献远高于烷烃和芳香烃，这与广州地区的研究结果相似［6］，而上海和深圳地区则主要以芳香烃最高［5，8］。分析夏、冬季臭氧生成贡献较高的VOCs物种可得，夏季前5位贡献较高的物种(按照LOH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反－2－丁烯(0．50s－1)、顺－2－丁烯(0．44s－1)、1，3－丁二烯(0．38s－1)、异戊二烯(0．38s－1)、异丁烯(0．30s－1)，均为烯烃化合物，且LOH值均在0．30s－1以上;冬季前5位贡献较高的物种依次为1，3－丁二烯(0．52s－1)、异戊二烯(0．41s－1)、顺－2－丁烯(0．23s－1)、乙烯(0．15s－1)、乙苯(0．15s－1)，除1，3－丁二烯、异戊二烯的LOH值超出0．30s－1外，其余物种LOH值均较低。

3结论

大气论文篇(3)

课程设计集中在教室进行，学生进行计算、绘图和编写设计说明书。但是由于有些设备没有看见过，而有些设备实习过程中看见过但过段时间又忘记了，有些同学感觉是纸上谈兵，兴趣不高。最后交上来的说明书和图纸相似度高，从而课程设计效果差，没有达到课程设计的最终目的［4］。

2课程教学改革思路

2．1更新课程教学内容

大气污染控制技术的发展非常迅速，许多新工艺、新方法、新技术层出不穷，如不断有新型除尘器的出现等，势必要求大气污染控制工程的教学内容不断充实和更新。因此，应在大气污染控制工程教材的基础上，从资料和互联网等中搜集国内外较为先进的大气污染控制技术和设备，同时结合本学科发展的前沿技术，吸纳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及时将它们融入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更新教学内容，拓宽学生在大气污染控制方面的知识视野，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2．2理论课与实验课相结合

将实验课融入到理论课当中，时间安排应当合理。如学习完颗粒物粒径分布的相关理论知识，及时进行颗粒物粒径分布的测定实验，这样学生不仅可以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的实验中，而且也起到对理论知识的巩固作用。理论与实际及时地结合大大体现了理论课与实验课是一个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且达到双赢的效果。

2．3课程设计与生产实习相结合

在课程设计进行之前，环境工程专业安排了在株洲发电厂的生产实习，主要包括除尘和脱硫两个大方面的实习。其中包括株洲发电厂锅炉烟气的整个处理流程，从烟气产生、除尘、脱硫，到烟气排放，涵盖了整个大气污染控制工程的理论学习部分。如果将课程设计和生产实习安排到一起，将生产实习的部分工作作为课程设计的内容，将会大大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的参与度提高。课程设计是生产实习的巩固，生产实习是课程设计的基础，最终同时达到生产实习和课程设计的目的。

3结语

大气论文篇(4)

论文摘要：曹氏父子创作了大量乐府诗，并且注重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这反映了长期以来在经学束缚下文人思想的大解放。曹氏父子的身份地位和皇室生活的经历，对他们文学思想之形成有重要作用。曹氏父子均爱好乐府诗，并且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歌。曹丕提出了著名的“文气说”，提出了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应持有的正确态度。他认为作家专才多，通才少。他论述了文章在国家政治生活在的作用，并对当时的文体进行了总结。

东汉末年，人们逐渐从经学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正统观念开始淡化，思想活跃，重个性、重欲望、重感情、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了建安士人内心生活的核心。曹丕擅长作乐府诗歌，所作《燕歌行》2首在七言诗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建安后期，陈琳、王粲等文人为曹操所网罗，曹丕、曹植兄弟与之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与吴质书》)，在文学史上传为佳话。曹丕的文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典论·论文》中。

一、乐府情结

曹丕登上皇帝宝座后，即对当时的“汉乐”进行了大量改制，对此，《宋书》记载：

文帝黄初二年，改汉《巴渝舞》日《昭武舞》，改宗庙《安世乐》日《正世乐》，《嘉至乐》日《迎灵乐》《武德乐》日《武颂乐》，《昭容乐》日《昭业乐》，《云翘舞》曰《凤翔舞》，《育命舞》曰《灵应舞》，《武德舞》日《武颂舞》，《文始舞》日《大韶舞》，《五行舞》日《五颂舞》，《文始舞》日《大韶舞》，《五行舞》日

《大武舞》。其众哥诗，多即前代之旧，唯魏国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诗》而已。

这则文献不仅记载了曹丕诏令改制“汉乐”的具体内容而且对王粲奉命作“哥诗”(登哥)的情况也进行了披露。在东汉建安与曹魏黄初时期，文人创作乐府诗是有条件限制的。而曹丕平时所接触之乐皆为朝庭之乐的便利条件，为曹丕创作乐府诗提供了最大的便利与可靠的保证。除了出征打仗外，曹氏父子三人大都生活于相府与宫室，终日投壶燕射，如云的乐工歌女，构成了其创作乐府诗的一架温床。

曹丕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乐府诗集》收录了22首。对于这位皇帝文学家，史书虽然记载了其“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的天资聪敏，但他从小却是以贵公子的身份周旋于声色犬马之中的，并于18岁时娶甄氏为妻，之后就基本上在邺都的安乐窝里生活。这时的曹丕，于游乐宴游、倚翠偎红、斗鸡走马而言，几乎是无所不为，所以，即位前曹丕的诗赋等作品，主要述写的就是这种贵公子生活，其中又以游宴、两性相思最具典型性。诗与赋这两类文学样式，虽然均可对声色酒乐的享受生活作如实记录，但却不能配乐以唱，于是，属于韵文学范畴的乐府诗就自然成为了曹丕的首选。曹丕热衷于乐府诗的创作，不是因为乐府诗的繁荣与发展，而是因其享乐生活的需要。

二、“文气说”

曹丕论作者时，有一显著特点即“以气”论文。例如，他称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公干有逸气，但未道耳”，又评王粲“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典论·论文》又总论文与气的关系：“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文气说”，就是从《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开始的。罗宗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写道：“文气说的提出，从理论上标志着我国文学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着眼于文学的外部联系转向了着眼于文学的内部规律、着眼于文学的特质。文气说的提出，标志着文学理论批评自觉时代的开始。”他充分肯定了曹丕提出“文气说”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曹丕论作家的“气”，主要指作者的个性气质而言。他认为，个性气质来自自然禀赋，“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又认为，自然禀赋的不同气质，可以分为清与浊两大类。“凡万物生于天地之间，有美有恶。物何故美?清气之所生也。物何故恶?浊气之所施也”(《全晋文》卷五十四》)。清浊之分，是指气质之优劣，并不是指气质情性的不同特点。作家的气，主要是指气质情性，这正反映了经学束缚解除之后，处于变动不居中的思想领域普遍重视自我的倾向。重视体气、重视个性、重视感情气质等，都是重视自我的表现。气，在作者为气质情性，反映到文章中来，就是指一种表现出个性特征的感情气势、感情力量，是反映到文章中来的生命力。“文以气为主”，就是以感情气势、感情力量为主。不过，这种感情气势、感情力量由于作者气质情性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格调、不同的个性特征罢了。

《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用“气”评论作家与汉末三国时期以“气”称述人的气质、才能的风气有关，兹举数例以说明之：

申屠蟠禀气玄妙，性敏心通。(《后汉书·申屠蟠传》载蔡邕语)

(魏元丕)禀乾气之纯懿。(佚名《凉州刺史魏元丕碑》)

(徐干)含元休之清明之气，持造化英哲之性。(佚名《(中论>序》)

周成王体上圣之休气。(曾丕《周成汉昭论》)

(孙究)气志体懿。(孙权《诏孙虑假节开府治半州》)

以上诸例所谓玄妙之气、纯懿之气、精明之气、休气、

休懿之气等，都用以称道人物纯正美好的品格和高度的智慧等。

霍光怀沉勇之气。(嵇康《明胆论》)

(毋丘兴)志气忠烈，临难不顾。(张既《表毋丘兴》)

(龚德绪、王义疆)志壮气刚。(杨戏《季汉辅臣赞》)

(徐邈)才博气猛。(《三国志·魏书·徐邈传》)

以上诸例所谓沉勇之气、忠烈之气、坚刚之气、猛气等都用以称道人物坚定果敢的品质、性格。这些材料说明在汉末三国时代，用“气”来解释人的品格、气质、才能、生理等已经相当普遍了。在曹丕所处的时代，人们已经开始用“气”来品评人物、说明与文有关的乐和言辞。正所谓：“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身。…‘乐气”、“气盛”都是以气言乐。郑玄还认为，不同的乐歌便有不同的气，它们各自适合于不同性质的听者。《乐记》载：“子赣见师乙而问焉，日：‘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郑注：“声歌各宜，气顺性也。”东汉边让《章华台赋》有“音气发于丝竹之”之语。曹丕也曾用“清气”一语称赞乐声、歌声的美妙，其《善哉行》云：“长笛吐清气。”又云：“有美一人……善为乐方。哀弦微妙，清气含芳。”曹植《赠丁仪》：“秦筝发西声。…‘气”兼指秦地人民之“声”和乐声之“气”。之所以以“气”言乐，大约是因为乐与律的关系极为密切。奏乐须用律管调整音声，使之和谐。而古人认为十二律与天地阴阳之气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古代诗、歌、舞往往合为一体，因此所谓“乐气”，就是诗、乐、舞三者的统一。

以“气”形容言辞的如《三国志·吴书·张雇诸葛步传》载，周昭称张承“每升朝堂，循礼而动，辞气謇謇，罔不惟忠”，又称张昭“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同书《藏洪传》说藏洪盟誓“辞气慷慨，涕泣横下”。这些例子中“甚隘”、“鄙俗”、“謇謇”、“壮厉”、“慷慨”等都是形容言辞给听者留下的一种总的印象，这印象是由所说的内容和说话人的语气、态度等共同造成的。与“辞气”相近的还有“声气”一语。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称张衡“气声气芬芳”，是指其谈吐优雅。孔融称祢衡“飞辩聘辞，溢气忿涌”，是说谈论时滔滔不绝，应对不穷，有才智横溢、所向无敌之气概。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之下，曹丕又进而以“气”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并且以“气”评论作家。人们用“气”评论人物、说明乐与言辞时，其内容都较宽泛，是对人的一种总体印象而言的。曹丕所说的“气”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某个作家的创作风格十分接近，是指一个作家由于体气和环境的不同所形成的风格特色。

三、“通才”论

《典论·论文》对于作家的评价日：

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文章的体裁不一样，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和要求，除了“通才”，一般作者各有其擅长与不擅长之处。而他们总是以己之所长，轻视人之所短。曹丕在论某个作家时，也常指出他们的优缺点及他们各自所擅长的文体。这种批评方法，与东汉以来盛行的人物品藻有相似的地方。应璩《百一诗》说“人材不能备，各有偏短长”，就是这种理论的内容之一。王充在《论衡·书解》中曰：“人有所优，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刘邵撰《人物志》也反复强调此点，他系统深入地研讨人物的才性的鉴别使用，在《九徵》篇中，他广泛地分析了各种性格的长处和短处，如：“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柔顺安恕，美在宽容，失在少决。…‘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论辩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等。他将此种理论应用于政治领域，指出：“材能既殊，任政亦异。”人君的责任便是适当地使用那些偏材。曹操屡下取士无废偏短之令，所谓“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正是当时那种人才理论的实际运用。而《典论·论文_》、《与吴质书》指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则可以看作是此种理论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的反映。曹丕曾写过《士品》一书，就充分说明了他受当时人物品评风气之影响，并且把这种品评的风气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来。他对于当时人才偏至的现象十分明了。所以他说：“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他反对在文学批评上“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反对“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是比较公正和客观的态度。

四、文体论

《典论·论文》在论及文体时是这样说的：“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自东汉以来，各种文体得到了蓬勃发展，其中奏议之类公文的写作，是随着封建国家政治生活的发展而日益发达的。东汉时期还曾把考试章奏作为选举官吏的一项内容。安帝时胡广举孝廉至洛阳，试以章奏，为天下第一。应劭曾撰《汉朝议驳》三十卷，陈寿撰有《汉名臣奏事》三十卷(均见《隋书·经籍志》)，是有汉一代奏议的结集。曹丕认为此类经常用于朝廷军国大事的公文，其语言风格应该典雅。

东汉时期，社会上流传着两种风气。一是文士写作子书和论说文的风气，一是清谈高议、互相辩论的风气，这两种风气互相影响。扬雄仿《易》而作《太玄》、仿《论语》而作《法言》后，子书作者蜂起。桓谭《新论》、王充《论衡》、崔寰《政论)、应劭《风俗通》、哿晚《申鉴》、徐干《中论》、仲长统《昌言》、王符《潜夫论》等都是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创作出来的。东汉末年以来的文人好辩论的风气，也深深影响了建安文人，当时，为表现自己的才能，文人们往往一见面就滔滔不绝，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地谈论，如曹植有四言诗云：“高谈虚论，问彼道原。”(曹植《四言诗》)便反映了这一时期风气。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士子们写作书论的风气也很是盛行，曹丕认为“书论宜理”就是针对这一种风气而提出来的，这是对当时人们对于书论写作要求的高度概括。刘劭的《人物志·材理》将当时人们经常讨论的议题加以归纳，对于论者的性格差异进行了分析，他说：“夫辩有理胜，有辞胜。理胜者正白黑以广论，释微妙而通之。辞胜者破正理以求异，求异则正失矣。”又说：“善喻者以一言明数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善难者务释事本，不善难者舍本而理末。舍本而理末则辞构矣。”刘劭这些话指出论辩当以理为主，不应仅以言辞求胜，不然就会枝蔓诡异，虽然主要是针对谈论而说的，但与写作书论的道理是相通的，曹丕提出“书论宜理”之主张，或许就是受这段话的启发。

碑诔之作至东汉大盛，当时出现了擅长作碑文的大家蔡邕。作碑铭之风既盛，谀墓之作也就大量涌现，蔡邕就曾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续汉书》)许多碑铭都是称颂死者的溢美之辞，这种风气与送葬的奢靡陋习结合在一起，被一些人认为是败坏风俗之举。据《宋书·礼志》记载，建安十年曹操曾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的“铭诔尚实”之说，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含有憎恶碑铭失实之意。它是对此类作品内容方面提出的要求，同时也是要求作品应具有朴实而不求华辞的风格。

自东汉后期以来，人们作五言诗的风气日盛、诗歌语言日趋华丽，相对于《诗经》较为质朴的风格而言，当时五言诗从民间进入文人创作领域后，逐步趋于讲究词藻，追求华丽。曹丕、曹植的创作就体现了这一风尚。《典论·论文》“诗赋欲丽”的说法反映了当时人的看法。

五、文章的价值和作用论

《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把各种文章称为“经国之大业”，充分肯定了文章在国家制度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在古代，各种应用性文章，如诏、策、章、表、奏、议等文体使用都非常频繁。盟誓为外交场合使用；檄文系战争时期所用；赋、颂用以褒赞功德，赋还可用于讽谏；某些重要人物逝世，文人们竞相作诔，甚至“连珠”之类杂文体，也经常被使用。每当封禅的时候，文人们也是竞相创作诗赋，这充分说明文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难怪曹丕称文章为“经国之大业”。

从文章创作对个人的作用来说，它又是“不朽之盛事”。除《典论·论文》所引相关文字之外，《与王朗书》亦云：

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

大气论文篇(5)

关键词：“气”；演变及发展；美学意义 更多还原

“气”在中国哲学和文化中是一个极具典型性的词汇，一提到“气”，联想到的便是独特的中国文化，它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古典文论主要的审美范畴之一。但是“气”这个词在古典话语和文论中却体现着丰富的话语范畴，不能单一的解释它的含义，涉及到多个领域。由于其价值的不可琢磨性，使得“气”具有“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独一无二的美感，呈现出一片朦胧的美学面貌。关于“气”的最早起源也是各说其词，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气”的概念归类

“气”在中国古代最早是表示物质存在的基本观念的一个哲学术语。它的含义颇丰。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来看，其含义大致有三大类：

1.所谓本义，即常识概念的气，指一切气体状态的存在物体。如水气、雾气、云气，呼吸之气等。气，云气也。如：《说文》中：按，云者，地面之气，湿热之气升而为雨，其色白，干热之气，散而为风，其色黑。”又如：《礼记・月令》中：天气下降，地气上腾。还有《考工记・总目》中的：地有气。这里出现的“气”都是直其本义，并无美学价值可言。

2.所谓哲学范畴，“气”指不依赖人的意识而构成一切感觉对象的客观存在。

就儒家哲学而言，气论主要呈现出这个世界物体的实在性。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自古就有“天地”是由阴阳二气分化而成的说法。

3.延伸后具有广泛意义的“气”。“气”这一含义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延伸出许多新意，泛指任何现象，既包括物理现象，生理现象，也包括人的精神现象等等。古代的人们认为，在天和地还没有形成之始，宇宙洪荒，万物皆无，是元气冲荡，才使无形以起，有形以分，区别阴阳，这才造成了所谓天地。此后古人又将此义施于精神领域，本着精神性气论的大旨，以之为由人的精神造成的力量。值得注目的是，也许是因为人和生物都要依靠呼吸而生存的缘故，于是古代人就认为气是生命之源。

由于美学与哲学的密切联系，加之自人们对“气”这一现象了解渗透之后，在审美领域便出现了“气”的美学范畴，并对之后的美学领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气”的美学意义初现及其沿革

“气”作为古典文论和美学思想的范畴之一，直接涉及到审美主体的精神体验。但并不是一开始人们就赋予了“气”这种审美主体精神方面的含义。它的发展和变化是经过时间的演变的：

1.远古时期的“气”――本义窥探

在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发展历程中，“气”最先代表着万事万物产生和生长的根基，那时人们认为“气”可用于解释生命的构成或人体内部调理养生等理论，古人认为人含气而生，气是人体必需的物质基础，正如：“气者，人之根本也。”

总的来说，远古时期的“气”的含义主要指的是宇宙间的物质生成这个层面，而有关生命存在的要素的层面（如《黄帝内经》）、人的主体精神与物质层面等其他层面的“气”的含义，还有待于下一个阶段的发展。

2.先秦时期的“气”――美学意义的初现到建立与发展沿革

先秦时期可以窥见其美学含义，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水平也有所提高。远古时期用于表示物质方面的“气”逐渐被越来越多地用于人的行为，甚至是人的道德和精神品质方面。当然，这种关注自身的精神的发掘至完善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的，其典型就体现在儒家和道家的身上。

“气”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思想的范畴，先后经历了由哲学到美学，文论的转换过程，并因为其对人类主体性的肯定和内在气韵的重要性，成为了文学所关注的对象“气”在成为美学和文论范畴的进程中，老子，管子，庄子，孟子，王充等理论家先后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各朝代名家也对“气”也进行了更新的阐释。

（1）关生命存在的要素层面的“气”的含义

①战国《黄帝内经》：“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这段话是说：人体因五藏所藏之气的运动流转而产生了情志，情志的常态与人的健康息息相关。审美主体情志和顺，方可保持心境的和谐，由此进入澄净的境界之中以感悟宇宙自然的大道本原。《内经》将这种差异归结为人格气质的不同，人所禀受的气的差异造就了不同类型的人格气质。

②春秋《论语・乡党第十》：“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封台如也”。这里的“也”也是作为主体生命存在要素的“气”，是和主体的生命存在与活动有关的，并不包括主体精神方面的道德和品质。

③春秋，老子《道德经》：“道、气、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美学最重要的范畴，这里的“气”作为生命的来源和象征，本身就具有无限灵动和自由生张的趋势。

（2）关于人的主体精神层的“气”的含义

随着主体意识的萌芽，人们开始关注个体。并将前期用于表示自然现象的，“气”用来表现人的道德和品质，概括人的精神层面的行为，并呈现出概念多样化的趋势。例如：

①春秋《左传》：“夫战，勇气也”，勇气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体现，同样贯穿于“气”中，并成为影响人心及之后战争胜败的关键。

②战国《孙子兵法・ 军争篇》 ：“是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这个时期的人们开始关注个体，此处为“士气”。

③东汉时期，班固《汉书・卷三十一》 “籍长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气过人。吴中子弟皆惮籍”，不仅仅是对人的精神、道德、品质的概括，而是一种审美。气节、才气等名词，这里的“气”带有一种欣赏的情感因素。

（3）关于其他方面的“气”的含义

上述“气”的含义由宇宙间的物质生成层面发展到了而有关生命存在的要素的层面（如《黄帝内经》），再到接下来的人的主体精神与物质层面。因此说明人类已经开始关注于主体方面的“气”的用法了。那么，关于其他方面的“气”的含义又代表着什么呢？这里主要是指向审美意义的转变。

不论是作为主体生理方面的“气”，还是作为主体精神方面的“气”，都是对人的一种关注和审美。这段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气”范围广，含义多，人们开始学会用“气”的眼光去审美，接近于“百花齐放”的规模，正是从这一段时期开始奠定和发展了“气”的美学地位。

①战国时期的管子立足于个体的主体性特质，同时把视角放在主体与外物的交流之中，并且提出“精气说”：“精气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出，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以形象的语言把人的身体感知与自然外物结合起来，充满了无尽的审美空间，这一理论也直接影响到庄子的“守气说”。

②战国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即指思维所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进一步强化了孔子的伦理观念，并从伦理学领域延伸到美学领域，是一种强大的主观精神力量，实现途径是由人的道德力量所完成的，并最终达到人性的完满统一。

③战国 《庄子・达生》：“守气说”，关尹曰：“是纯气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明确地提出了最早的气一元论，认为人之生是气之聚，万物都是由于“气”的变化而成的。

④战国末期《荀子・王制篇第九》：“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气”融合在草木万物之中，同时又具有了情感性的色彩，这也就极大地淡化了气的哲学性内涵，而是深化了审美体验的力度，也为“气”在美学领域的渗透铺平道路。

⑤西汉《礼记・ 乐记第十九》：“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唯杀之音作，而民思忧，惮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真正最早将“气”与艺术结合起来。为以后将“气”与艺术结合起来提供了典型，特别是对魏晋时期曹丕的以“气”论文的方式以及“文气”说的提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⑥东汉时期，王充《论衡・论死》：“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元气自然论，指出了宇宙、自然、人、物质均由元气构成。王充明确地提出了人与“气”的关系，将人与“气”紧密地结合起来了而己。

由此可见，“气”的美学化经历了个体性不断增强的进程，伴随道德力量规约的减弱和个体化主体体验的增强对于“气”的生命体验逐渐成为审美领域的主要范畴。所以，接下来的时期出现了以曹丕“文以气为主”的理论，使得“气”真正与文学和美学联系起来。

（4） “气”真正与文学和美学联系起来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既是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时代，也是中国美学史上的自觉时代。其中对“气”的运用相当广泛。这时期的“气”分类更精微，更丰富。其中又以曹丕的“文气”说为代表，用“气”来评论文学，开了用“气”论文学的先例。曹丕的“文以气为主”正是中国文学和文论独立的标志，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气”论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也正是在这种“文气”说的影响下，创作者的主体性得以大大增强，其个性气质，情感体验，思想立场等都成为决定和影响文学作品与审美生发的关键因子。

①魏朝，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继承孟子的“养气说”，最先以“气”直接论文者，高度肯定文学和文人的价值，强调决定作家精神面貌的总根源“气”和作品的联系。此处的“气”为艺术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②魏晋南北朝，嵇康《明胆论》：“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焉”，天地万物的根源是元气，统一于元气。

③南朝，钟嵘《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宇宙元气构成万物的生命，推动万物的变化，从而感发人的精神，产生了艺术，即自然地“气”和人体内的“气”的感应。

④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写气图貌”；《养气》：“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意思同上，即“美”离不开“气”，“真”也离不开“气”。

⑤宋代，王十朋《蔡端明公文集序》：“文以气为主，非天下之刚者莫能之”。宋代以后“理”的地位显著提升，而“气”的地位下降，但尽管如此，文艺理论中还是特别突出了“气”这个范畴，申言“文以气为主”。

⑥南宋，朱熹《答黄道夫》：“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朱熹认为有理有气，然后有万物。理是产生万物的根本，气是生万物的凭藉；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的。

⑦“气”发展到南宋时期有一个专门的美学范畴叫做：“气象”。如：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认为诗歌在所遵循的标准和方法中“气象”已是重要范畴，严羽将艺术作品的风格与气象这一标准结合起来，得出“气象”的特征是“浑厚”。

⑧元代，杨维桢《序》：“传神者，气韵生动是也”，这里将“气韵生动”看作是“传神”的同义词，但杨维桢没有从历史的发展来把握“气”的涵义，因此其理解缺乏一定的准确性。

⑨明清时期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天人之蕴，一气而已。盖言心，言性，言，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肯定气是惟一的实在，世界乃是气的世界，世界的统一在于气。以“天人合一”论作为美学思想的基石。

（5） “气”在艺术作品中的运用

“气”发展到魏晋南北朝以及之后的时期的一个特色便是其在艺术领域的使用较为普遍，出现了很多用“气”来评论艺术的篇章。

①魏晋南北朝，谢赫《古画品录》：“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者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置悬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这里的六法之首是“气韵生动”，因此“气”成为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论的关键范畴。

②唐五代，荆浩《笔法记》：“度物象而取其真”，自唐代以后，出现了“气”的理论与意向理论合流的趋势。“真”即“气”，将“气”和“意象”统一起来。

③唐朝，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今之画纵得形似而气韵不生，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 。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在此处的气韵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视为作为艺术创作的最高标准。

④董《广州画跋》卷三《书徐熙牡丹图》 ：世有评画者曰：“妙于生意能不失真，如此矣，是能尽其技。”尝问如何是当处生意？曰：“殆谓自然。”其问自然，则曰：“不能异真者，斯得之矣。” “生意”，是真，是自然，“是一气运化”。由此看来，“自然”在中国古典绘画（尤其是山水画）美学中是一个极至重要而又复杂丰富的范畴。

三、近现代对“气”的沿用及其现美学价值

在中国美学理论的历史长河中有不计其数的美学家、艺术家们继相掀起以“气”来论美、审美的高潮。他们充分讨论“气”这一理论范畴之于艺术创作的美学价值意义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气”的美学理论发展至今，不可或缺的是近现代的美学艺术家们的执着奉献。没有他们的努力贡献和研究，前人丰富的以“气”论美不可能发展的这么完善。

①近代，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到：“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就是继承前人的“气象说”，来自文人雅士的细腻情感和唐代精神。

②现代，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气”是指作家刚毅的气质和性格，“韵”指人的性情，如清远、旷达 。正如谢赫在《古画品录》里所追求的那样，“气韵说”是绘画所追求的最高标准，它的存在使得文艺创作富于生命力。

③现代美学大师叶郎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将气韵的“气”归入到“元气”之中，肯定了“元气”的作用，更是对前人王充的肯定和继承。“气”是本质，它作为艺术的本原，存在于审美客体之中，更是作品的灵魂和生命，充满整个宇宙。

四、美学启示

大气论文篇(6)

关键词：评论正气；底气；锐气；文气；牛气

中图分类号：I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9-0190-02

文艺评论是对文艺作品进行价值判断，包括艺术评估和思想引领，评论家自身的思想素质、业务水平和道德境界非常关键。因此，一个优秀的文艺评论家必须努力提高学养、涵养、修养，让自己的评论作品更加客观、更加厚重、更具吸引力和感召力。

一、树立评论正气

俗话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什么是道义？简单地说，就是社会责任。作为一个讲正气的文艺评论家，要始终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要严肃认真地考虑评论的社会效果，树立强烈的底线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绝不把格调低下、粗制滥造甚至思想导向存在错误的文艺作品推介给社会。同时，文艺评论家，还必须帮助读者或观（听）众正确理解作品的艺术发现和独具个性的艺术特点，帮助他们正确地、深刻地认识某些作品思想维度、道德评价、价值取向、艺术审美等方面的偏失、低俗和不健康之处及其可能产生的精神副作用。坚持以作品说话，不考虑作者的头衔、名气、学位、职称或其他什么关系，做到既尊重作品本身，又尊从评论者自己内心对于作品的真实感受。要旗帜鲜明，是一说一，是二说二，是方说方，是圆说圆，千万不要搞媚俗溢美，把贵州骡子说成马，把烂谷草说成黄金条，把泰国蚂蚁说成非洲大象，视觉片面，夸大其词，一味地讲好听的话，字字句句都在唱赞歌。

二、充实评论底气

俗话曰，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自身不硬，如何“打铁”？“打铁”可是要碰“硬”的。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只有得行的人说你行，你才行。”因此，我们作为文艺评论家，要广泛地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要关注并把握人类文艺发展的新动向、新趋势、新成果，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学养、涵养、修养，要从多个层面不断地锤炼自己，炼好评介“内功”，多读书，多仔细阅读原著，提高鉴赏作品的综合能力，争做“得行”的人，不断充实作为文艺评论家的“底气”。只有“底气”充盈了，你的评论才有分量，才有可信度，才有给作者和读者正能量的温度。

三、养好评论锐气

文艺评论家要有胆识，有胆量，要养好“寻美”与“求疵”的锐气。“寻美”评论，主要是引导文学读者进行有效的审美鉴赏，达到指导阅读或者愉悦欣赏的目的；而“求疵”则是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进行批评和警醒，扬优补拙，达到指导创作、引领创作的目的。批评时，要有的放矢，一针见血，直陈得失，既给作者一面镜子，使其有所受益，也给读者以借鉴和引路。要客观公正，既不求全责备，也不胡乱吹捧。事实上，只有善意的、真诚的、客观的、合理的批评，才能使文艺家新的创作升华到新的更高层次。因此，文艺评论家要准确把握评价尺度，提升阐释深度，增强评判力度，让创作者受到激励和启迪，让欣赏者得到借鉴和愉悦，使文艺评论能够真正评出水平、评出力作、评出导向，产生良好的艺术效果和社会效益。

四、把握时代文气

这里我所说的“时代文气”，是指时代文学发展的潮流、方向、脉络。任何文艺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时代行为、思潮的显影。如果不了解时代的文气，评论作品时就会有失偏颇，甚至打胡乱说。比如“新时期文学可以分为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两个大的时期，而八十年代文学可以以1985年前后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我们所说的过渡阶段就是指从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前期。这个时期的文学主潮是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和反思文学，旧的文学阴影与新的文学萌芽全部交杂在这两个文学主潮之中”。作为文艺评论家，从宏观上把握了那个时代的文气，就一定能从微观上准确地鉴赏那个时期产生的任何一部文艺作品。

五、提高评论牛气

大气论文篇(7)

关键词：开阖枢 黄帝内经 伤寒论 形与气

《内经·灵枢经·逆顺》有云：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如果将这里的“病”只是理解为有形的疾病是偏颇的。道德经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自中国古人认识万物，皆是从无到有，“无”为常态，是无形的存在，“有”为变态，由阴阳相交而生，是始终变动的有形状态。无论是有形的人体本身，还是无形的气，如何认识和分辨形气一直是中医的核心思想，而如今，中医受西方医学影响，阴阳混乱，形气不分。《黄帝内经》中记载的“开阖枢”理论对有形的人体和分布于人体的无形之气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和区分，其不仅是《伤寒论》的核心内容，还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开阖枢”理论在现今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将从“开阖枢”理论开始，探讨形气病的区别，从而为疾病的治疗提供理论依据，提高临床疗效。

1 素问对“开阖枢”的相关论述1.1《阴阳离合论》论“开阖枢”之形

素问对“开阖枢”的论述主要出现在《阴阳离合论》和《皮部论》中。《素问·阴阳离合论》云：“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阴；少阴之上，名曰太阳；……广明之下，名曰太阴；太阴之前，名曰阳明；……厥阴之表，名曰少阳[1]；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1]。讨论完三阳“开阖枢”再论三阴开阖枢，“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1]。全篇将三阳三阴分开论述是有其深意的，旨在将有形的阴阳加以区分，此篇论述中既有“开阖枢”在空间方位的论述，也有“开阖枢”在人体内外分布的论述，但都离不开一个阳化气，阴成形的道理。“太阳根起于至阴，结于命门，名曰阴中之阳。阳明根起于厉兑，名曰阴中之阳。少阳根起于窍阴，名曰阴中之少阳”。此处的太阳、阳明、少阳都以阴中之阳和阴中之少阳论述强调了阴的存在可知，这里的“开阖枢”为阳气在体表运行的有形通路，太阳气运行于人体背面，阳明气运行于人体腹面，少阳气运行于人体侧面。可见，人体表面运行的皆为阳气，而阳气从脚走头，向上向外，从脚分出又在头面部相会，谓阳之离合，虽然阳气上升的通路部位不同，功能作用不同，但其本质皆为阳气，任何一条通路出了问题都会导致阳气不能在头面向合，故曰“三经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浮，命曰一阳[1]”。同理，“外者为阳，内者为阴”。三阴之“开阖枢”论述的是体内有形的阴气通路：“太阴之后，名曰少阴，少阴根起于涌泉，名曰阴中之少阴。少阴之前，名曰厥阴，厥阴根起于大敦，阴之绝阳，名曰阴之绝阴”[1]。其将体内分成前中后三层，分别对应太阴，厥阴，少阴。又因厥阴在太阴和少阴之间不与腹部的阳明和背部的太阳接壤，只能和侧面的少阳相互联系，故曰：厥阴之表，名曰少阳[1]。而体内的三条通路中走的都是向里向下的气，名曰一阴。

1.2《皮部论》论“开阖枢”各气之功能特性

《皮部论》中虽然没有对“开阖枢”的直接论述，但是却是对这一理论的补充，其用大量篇幅，以自然之物作比喻，阐述气在不同的经脉部位中运行，其功能特性也有所不同。如“太阳之阳，名曰关枢”，以门比喻太阳的阳气有固卫体表之力；“阳明之阳，名曰害蜚”。《汉书·王莽传下》曰：夏，蝗从东方来，蜚蔽天。意指阳明的阳气如夏日之蝗虫，多而飞扬，盛而浮动；“少阳之阳，名曰枢持”，以转动开关之枢机来说明少阳的阳气能调节外侧经脉的紧张度，调控阳气的多与少；“太阴之阴，名曰关蛰”，以冬眠的虫子作比喻，阐明太阴的阴气有使人体趋于安静之力。“心主之阴，名曰害肩”肩为俗体字。《说文·肉部》云：“俗从戸”，而门在外户在内，意指其气特性是趋里；“少阴之阴，名曰枢儒”，少阴的阴气与少阳的阳气相对，能调节内侧经脉的松弛度，调控阴气的多与少。

从古至今对“开阖枢”理论的解释一直争论不休[2]，也不被大多数医家重视，主要源于对此两篇的误解，但如果分清形与气，阴与阳，此两篇前后互补，言简意赅。

2 灵枢对“开阖枢”的相关论述灵枢对“开阖枢”的论述主要出现在《根结》篇中，其中以大量篇幅描述了三阴三阳“开阖枢”的部位及功能（相当于形与气）出现问题时的临床表现，而根结作为三阴三阳的始与终，对调节“开阖枢”各部的有形的疾病和无形的气病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根结》篇记载的是“开阖枢”理论在临床诊断治疗的具体运用方法。李金玲等[3]认为，《灵枢》中《根结》篇置于《经脉》篇之前，先谈根结后谈经络，体现了根结理论对于指导针灸临床的重要性，而其中核心的内容便是基于“开阖枢”理论的运用。其实“开阖枢”理论不仅对经络理论，其对整个中医学理论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

3《伤寒论》对“开阖枢”的相关论述《伤寒论》作为中医学巨著，被无数医家视为不朽的经典，其开创的脉证合参、方症结合及六经辨证都被视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典范，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虽然，《伤寒论》全篇并没有记录“开阖枢”的文字，但张仲景却是内经“开阖枢”理论的集大成者，其六经辨证既是将三阴三阳“开阖枢”理论用于伤寒病的辨证，并用于指导治疗，活人无数。

3.1 按“开阖枢”之形分六经

如《伤寒论》中不少条文以“开阖枢”的部位辨治，如“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太阳为开，对应部位为人体的背面；“正阳阳明者，胃家实是也”“不更衣，内实，大便难者，此名阳明也”。阳明为阖，胃在上腹对应人体腹面；而少阳主症“胸胁苦满...或胁下痞硬”“少阳中风，两耳无所闻”也是对应枢在人体的侧面，且“少阳根于窍阴，结于窗笼”也对应耳。同样，三阴按部位归类也有对应的条文，“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时腹自痛”对应太阴为开，“太阴根于隐白，结于太仓”，而太仓正是体腹的位置；“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痛热”，对应厥阴为阖，“厥阴根于大敦，结于玉英，络于膻中”，正是心胸的部位。“少阴病，欲吐不吐...咳而下利”，对应少阴为枢，“少阴根于涌泉，结于廉泉”，而廉泉是咽喉的部位。

3.2 按“开阖枢”各气功能特性分六经

如太阳之阳气，名曰关枢，门在外有固卫之功能，故将“脉浮、汗出、恶寒、恶风”等症归于太阳；阳明之阳气，名曰害蜚，有盛而浮动之特性，故将“脉大、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也”阳盛状态归于阳明；少阳之阳气，名曰枢持，有调控阳气，调节外侧经脉的紧张等功能，故将“脉弦、脉紧、寒热往来、干呕”等症归于少阳；太阴之阴气，名曰关蛰，有静伏的功能，故将“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等症归于太阴；厥阴之阴气，名曰害肩，有趋里趋下的特性，故有“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虚家亦然”、“下之利不止”等条文提醒厥阴病虽在里但万不可攻下之；少阴之阴气，名曰枢儒，有能调节内侧经脉的松弛度，调控阴气的功能，故将“脉微细，但欲寐”、“恶寒而蜷卧”等症，归为少阴病。

4 形气病辨《阴阳应象大论篇》对形与气的化、成、生、伤，有着非常详细的说明，其中对如何分辨形气病给出了建议，曰：“寒伤形，热伤气。气伤痛，形伤肿。故先痛而后肿者，气伤形也，先肿而后痛者，形伤气也”。由此可知，形伤与气伤首先可以通过疾病的不同发病原因和表现形式作分辨，即将可见的有形的变化和不可见的感觉异常进行区分。其次，《缪刺论》篇有云：“邪客于经，左盛则右病，右盛则左病，亦有移易者”，由此可知，气病因其无形的特性，其症状可以忽左忽右，并无定数；而有形的疾病往往固定不移，或者有特定的部位和特征。当然，通过现代西医学的各类检查，如体格检查、辅助检查、影像学检查和实验室检查等都能很容易的区分疾病的形伤与气伤，这是中国古人所不具备的优势。但无论是形先伤还是气先伤，久病必形气皆伤。临诊明辨形，其实就是分辨疾病的性质，明确疾病是否产生了病理变化，从而更好的判断预后和疾病的发展；而只有明辨气，治疗才能有的放矢，大大增加临床疗效。

5 讨论中医学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延续千年，即使在受到西方医学极大的围剿和冲击下仍能存活是有其内在原因的，究其原因，无非就是这一个“道”字，所行道也，道从无而生，终于有形，中医学正是研究形与无形关系的科学。而《黄帝内经》作为奠定中医学的基础，时经两千年仍被视为不朽的经典，不仅是因为其探讨了有形的人体变化，更关键的是其对天地人规律的变与不变的全面论述[4]。由此可见，中西医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西医以人体解剖学、生理病理学为基础，将有形的人体研究到了极致，从细胞分子学说解释了万物的生老病死[5]，这是西方医学的最大优势，毋庸置疑在形的研究上，西方医学已远远凌驾于中医对形的认知，而西医学对于无形的气的研究几乎空白。但作为当代主流医学，西方医学对中医学影响至深，无论是中医学的基础教育还是科研临床，甚至治疗方案，都明显的西化[6]，使得只识其形不识其气或者说只治形不治气已经成为临床的常态。而中医学的优势正是其全面的认识到了可见的形与不可见的气的存在关系，并将其运用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如经络学说，经为无形的气路[7]，与有形的脉并行于体内，络在外为有形的血路；中草药有气味之分，以气治气，以味养形[8]等无不透露了古人对形气的认识。而《黄帝内经》中记载的“开阖枢”理论不仅向后人展示了三阴三阳在人体的分布规律与作用，还记录了人体之形与气失常以后的相关症状与解决方案，尤其是对人体内外气失常导致疾病的认识，对临床治疗即使在当代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之后的《伤寒论》又将“开阖枢”理论运用于伤寒治疗，被称为经典的同时再一次证明了三阴三阳“开阖枢”理论的重要价值[9]。综上所述，分清疾病的形气并以“开阖枢”理论为指导，可以大大提高临床治疗的效果。可惜的是，对三阴三阳“开阖枢”理论的研究并不多，临床对气形分辨和治疗也模糊不清。但“开阖枢”理论结合形与气的分辨治疗是中医临床疗效的有力保障，也是中医学与西医学相比重要的优势之一，理应受到中医临床及科研的重视。

参考文献

[1]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3:49-50; 373; 387-38.

[2]胡显宜,汪世平.《内经》开阖枢考辨[J].四川中医, 2002,20(8):15-17.

[3]李金玲,孙春全,董甜甜,等.根结理论及其临床应用探析[J].北京中医药, 2017, 36(5):455-458.

[4]李如辉,王静波,张卓文.《黄帝内经》“天地道论”及其价值[J].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7, 32(7):2873-2875.

[5]张建林,张玉泉.细胞分子学技术在自然流产绒毛组织中的应用及进展[J].中国妇幼保健, 2016, 31(1):214-215.

[6]吴云,杨丛维,田维毅,等.中医临床实践教学的现状分析及改进措施[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20, 18(12):157-160.

[7]章文春,吴选辉,刘争强.基于气论的经络实质探析[J].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9, 34(12):5533-5536.

[8]陈晓旭,徐茂玲.“形、色、气、味”鉴中药[J].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4, 33(3):132-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