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政策论文篇(1)

纵观世界各国的财政政策，大致可分为紧缩的财政政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三种类型。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长期实行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是世界各个国家和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个国家针对一些特殊情况，而采取了暂行的或过渡性的财政政策。

稳健的财政政策既有利于财政的需求管理，又有利于财政的需求供给。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其核心和内容都是围绕激励需求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问题不只是消费需求不旺，还包括供给需求结构不合理。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可以克服积极的财政政策时代那种以国债投资为主的单一的财政支付手段。而稳健的财政政策能够采取综合性的财政手段，如：财政补贴与政府性基金，固定资产投资与国有资产转让、保值、增值、财政转移支付、政府采购、税收、国债、行政事业性收费、税式支出等。实现稳健的财政政策可以实现中期的目标——解决“三农”问题和就业问题，还可以实现远期的目标——使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持续发展、全面发展。

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性质、地位

（一）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1）控制财政赤字。截至2003年，我国政府赤字达2916亿元，相当于当年国民收入的2.5%，超过了一般的警戒线。从2004年开始，财政赤字有所下降，但是离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2）推进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发展；深化改革才能科学发展；改革需要财政支持、付出成本；改革产生效益，增加财政收入。（3）调整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与消费结构、城乡结构、供需结构，尤其是实现农、轻、重结构，这是战略任务，是财政收入的源泉。（4）增收节支。这是长期的财政方针，我们决不能实行一边任意扩大支出，一边随意减少收入的自杀政策，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这四项内容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稳健的财政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根本不同点是：稳健的财政政策不仅包括财政收支供给与需求总量的调控平衡，而且还包括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结构的调整与均衡发展。

（二）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性质。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不是扩张的，也不是紧缩的，而是在财政预算收支上有压有保，有保有限，有严有宽；在项目建设上有上有下，有长线有短线，压与保、严与宽、下与上相结合，适度在其中；始终保持预算收支基本平衡、结构均衡。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平衡的、匀称的财政政策，它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可以称之为“中性”财政政策。

（三）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本性的、长期性的、基本的，而不是保守的或停滞的财政政策。所谓保守的财政政策是重在温室保养与保重，维持旧的状态，不求改革，而稳健的财政政策，是规模与效益、速度与质量相统一，是高水平、高质量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相适应，具体解决的是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这个全局性的财政政策问题。

三、稳健的财政政策需要严密的、持久的法制保障

（一）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为财政法制建设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又为提升财政法制建设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所谓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是由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内在结构的严密性、发展的协调性以及操作的可靠性所决定的。它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实行民主理财、法制管财、公开用财、实行征信制度。所谓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是由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所决定的。财政法制建设不是朝令夕改的暂时规定，而是具有经常性、持久性的财政规律在法律上的反映，也是与稳健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相一致、相符合的。

（二）按照稳健的财政政策的立法要求，必须加快财政法律的制定、修订步伐

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系列或系统的财政机制，它注重的是综合效益，因此要求相应的财政立法必须完善，财政法制环境必须优良。按照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应在5年内完成和基本完成76件法律的制定和修改规划，其中财税法律占8件，约占10%.然而时过两年了，却还没有一件财税法律出台，面对基本性的财政政策的转变，财政法的制定与修改必须加快步伐。

（三）稳健的财政政策既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政策，又是推进和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方针

事实证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和作用方面，远不如稳健的财政政策更为重要。而公共财政体制不仅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必然选择，也与稳健的财政政策一拍即合。公共财政既能完整地体现党和国家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又能全面体现政府的职能[1]，还能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运作，因而更有利于依法治税、民主理财；更有利于调节国家与社会分配，构建和谐社会；更有利于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环节获得良性循环发展。比如：从2005年起，财政部对去年超收的5300亿元的财政资金的计划安排，就充分体现了稳健的财政政策与公共财政的关系。按照财政部的安排，在5300亿元中，中央可支配的是2250亿元，在2250亿元中，1050亿元将用于退税，405亿元用于退耕还林，还有增加对农民的扶持、减免农业税需要158亿元。在社会保障方面，增加100亿元的社保基金，总共是166亿元。此外，转移支付、扶持中西部需要332亿元。同时，还要拿出200多亿元用于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剩下的138亿元将用于国防事业，还有一些主要用于救灾和救济等方面[2].这表明了财政分配的公共性和公开性。

四、按照需要与可能，着重做好三个层面的财税立法执法工作

这三个层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基本思想和内容。

（一）全国性的财税法律的修订和制定

1.修改合并两个企业所得税法迫在眉睫。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与《内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合并修改，必须加紧进行。我国加入WTO已经3年了，WTO要求必须实行国民待遇，但上述法律和法规存在严重问题：法律形式有明显的差别；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差别很大（名义税率高，实际税率低）；减免优惠和列支扣除内外资企业不一致（内资紧，外资松）；实际执行中名义规定的优惠少，实际中的优惠多，显失公平；与个人所得税、合伙企业、私人企业所得税不衔接。

2.修改《个人所得税法》再也不能迟延。目前，《个人所得税法》虽然已经经历了1991年和1999年两次修订，但该法的基础还是1980年时制定的格局。对个人生计扣除标准还是%/$&年规定的每人每月扣除300元，这显然过时了；名义税率偏高，“灰色收入”偷逃税现象比较普遍；减免优惠和列支扣除，有的已经过时，有的需要补进；内外资企业人员征收不统一；有些省市已修改了税率，全国各地执行不一。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税种的调节作用，必须抓紧在

2005年完成修改的法律手续。3.制定《反洗钱法》必须安排。进行反洗钱斗争不仅是严厉打击经济犯罪，遏制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也是维护金融机构、财政机构的诚信和金融财政稳定的需要，是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以及维护我国在国际社会的伟大形象的需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反洗钱体系，使我国反洗钱工作步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就必须制定《反洗钱法》。《反洗钱法》已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通过《反洗钱法》的制定，可以极大地推动和促进我国的反洗钱工作。据统计，目前我国有3000名逃往国外的不法分子，带走了500亿元的资金，造成了我国财政、金融资金极大流失，也是一个很不安定的因素。

4.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必须及时跟上。这是调整我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在经济上、财力上发展差异的需要。可以通过“税收返还”、体制、结算和专项补助等形式，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财力分配上的倾斜政策，达到均衡发展的法律规范化要求，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财政法律制度。此法预计在2006年出台。

5.《预算法》的修改必须按时完成。《预算法》是财政法的基本法。1995年实施的《预算法》，计划经济的色彩很浓。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税制和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不足，当前，需要把优化预算支出结构加上去，把近年来预算制度的三大改革（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加进去。现行《预算法》对违反预算规定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太笼统、处罚太轻，必须改变。预算制度的修订最好能在2006年出台。为了保证《预算法》修订的按时完成，采取中改的方法为好。

6.起草制定《税法通则》必须毫不动摇地进行下去。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曾先后纳入“八五”、“九五”、“十五”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局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已经作了相当的论证和起草工作，对它的重要性和可行性都讲了很多道理，但就是遇到了思想上不很统一的问题，困难较多，从而出现了时续时断起草的局面，现在是立法机关下决心的时候了。只要立法机关坚定而又坚持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立法路线，笔者相信，《税法通则》可以在！""）年拿出来。[3]

7.中央和地方相结合，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完备法律程序，为统一城乡税制作好调查研究和立法准备。从1999年起，我国开始了“费改税”的重大改革，2001年至2002年，全国在20个省市农村试点税费改革，2003年全面开始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建立规范的税费制度，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实现“三个确保”和城乡税制统一，以保证“三农”长期的、稳定的发展。2004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总理宣布了从2004年起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的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取消农业税并不等于农民无税赋，取消农业税只是农村税费改革的第一步，并且还要完备法律程序。因为我国的农业税收条例是经过195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颁布的，这次取消农业税同样也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门批准程序。第二步是按照城乡统一税负公平原则，在取消农业税的过程中，要做好统一城乡税制的测算和试点，把取消后的农业税改为对农业、农民征收商品的流转税和所得税，也就是使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缴纳个人所得税和商品流转税，这实际上是把土地变成了生产要素的商品流通，从而使农民对原来农业税的负担产品商品化、市场化了，这样做既解决了原来的农业税无起点、无成本扣除、大大高过城市居民所缴纳的商品流通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收负担问题，又可以实现城乡居民真正的税负公平与税负平等。

（二）全国性的财税行政法规的制定与修订

1.进一步改革流转税并实现增、消、营税收条例的正规化。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是1994年我国实施新税制改革后，现行流转税类的三大主体税种，占每年税收收入总额的$"，以上。从今年起，增值税要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即对购进机器设备进行抵扣），并将首先对东北老工业基地试点总结的经验向全国推广。消费税要扩大征税范围，调节税目和税率。营业税要稳定和完善。这三种税在当年都是以国务院的《暂行条例》形式规定实施的，经过10年的执行，在这次深化税制改革，调整、补充、修订后，完善了政策，增强了刚性和效力，建议国务院分别以正式条例公布，不再用“暂行”二字。

2.深化改革出口退税机制，必须制定统一的出口退税条例。国务院于2003年10月13日了《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充分肯定出口退税政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情况下，指出出口退税存在的问题是出口退税资金无法及时得到保证，导致欠税问题十分严重。据估计，全国拖欠企业退税额达2500亿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解决拖欠企业出口退税款的原则和具体措施，按照“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原则，对历史上欠退税款由中央财政负责偿还，确保改革后不再发生新欠，同时建立中央、地方共同负担的出口退税新机制，推动外贸体制深化改革，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效益。此后，财政部积极通过库款调度和增消收入、增量超收安排等方法，已基本上还清了老账，有效地解决了出口欠税这一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4]为了建立切实可行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负担的出口退税的新机制，进一步规范企业产品出口行为、财税部门退税的管理行为、海关和外汇部门的服务行为，必须把《决定》具体化为条例，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相关部门参与，规范和制定出口退税条例（即行政法规）。其内容应当包括出口退税的性质和地位、出口退税的体制和原则、退税的决策和调整机制、管理机制和服务机制、退税的资金来源保障机制、退税的程序机制和法律责任。

3.改革房地产税、制定《物业税条例》。用物业税代替房地产税制的改革，虽然属于地方税收体制的改革，但必须由国务院统一制定物业税行政法规。按照我国现行税法和政府规定，直接涉及房地产业的税费达）种以上。如内资企业及个人的房产税和外资企业及个人的城市房地产税（或房租费）、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农村耕地占用税；涉及对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房屋的买卖、赠与、典当、交换时订立契约的契税、涉及房屋产权转移、土地使用权转移的印花税、营业税中的销售不动产税、个人所得税中的房屋租赁收入税等。还有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也涉及房地产税内容。房地产税还涉及尚未但可能要开征的遗产税与赠与税，以及社会保障税等均涉及房地产的问题，目前的土地出让金费用也不低。如果把房地产税视为财产税，还包括资源税、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车辆购置税等。总之，我国现行的房地产税或财产税存在税费不分，内外资税负不公平、不统一，税种繁多，重复征税情况普遍，负担重，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要求等弊病。因此，必须进行改革，建立统一的物业税，并应以此为契机，系统建立我国房地产业或财产业税收体系和征管体系，加强研究，适当提高房地产业在我国税收收入中的比重。

按照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的：“实行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的要求，开征物业税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笔者认为，以下四个条件是开征物业税所必须的：（1）对不动产的所有权、使用权、承包权等产权要明晰，对存量要有正确的统计和估价。（2）清理整顿房地产业评估市场，进而搞清现行房地产市场的弊端，建立我国自己的物业课税价值评估制度体系。（3）科学测算和确定人均免征税价值，确立调整税种的主体，按用途分物业税的征税对象，可分为自用房地产类、他人（非使用）房地产类。对自用房地产的征税价值要低于他人（非自用）的房地产税价值。（4）建立和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与建立财产类税制通盘考虑、同时进行，或者当作改革和建立整个财产税制的一部分进行。

（三）地方财税立法和执法

按照集中税权、适当分权的原则，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中央适当放权的情况下，扩大地方立法权限和增强地方自主性是十分必要的。其内容主要包括：

1.注意地方的财权和税权以及地方财税体系制度的建设。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权限以及全国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管理权，完善地方税种。从体制层面来说，1994年实施的新税制，除中央税、共享税外，归属地方税收管理的税种十几个，在这次深化税制改革中，按照分税制和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有的要取消，有的要合并，有的要适当调整，有的要重新设立。

2.注意地方税收与土地资源管理的关系。地方税收制度与土地资源管理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地方税收制度中有城镇土地使用税、农村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农牧业税等税种的纳税对象或者说征税客体是土地，没有土地资源及其收入，我们就没有征税的对象和客体了，也就很难有这些税种的存在了。二是这些相关税种的开征，其目的和土地资源管理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加强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管理得愈好，相关的税种就愈有前途，愈重要，愈能发挥作用；税收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参与土地资源的管理，也起着保护土地资源和调控土地资源的特殊作用。三是相关的地方税种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又能更好地支持和保护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生态建设。我国不久前完成的普查（自2000年8月起至2001年3月31日止）也是对中国土地使用税税源的普查。

3.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财税工作的重点不在于立法，而在于执法。按照我国的财政体制，中央集权、地方适当分权的原则，立法权和财力分配权集中在中央，对地方来说，重点在对法律的执行和对财力的使用。所以，地方在执法和财力使用过程中，比较多的是针对具体情况采取具体措施，完善规章制度，检查落实，确保实施的效果。

另外，财税之间、财税与金融之间、财税金融与经济制度及经济立法之间的交叉层面也是很明显的。为了推进稳健的财政政策，还要注意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财政立法与金融立法相协调，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对此，笔者认为，在新的政策、新的经济关系、新的经济秩序的变化面前，既要着力总结现有法律制度中行之有效的交叉规定，又要注意预测和研究将要产生和发展的新的交叉规定。

如果说人类社会总是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系统中循环往复、不断更新的良性循环中生存和发展，那么我们曾因一个时期对交换（流通）重视不够出现过梗塞，但在大力发展交通、信息、市场经济后，这一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我们也曾因一个时期对消费重视不足，出现过消费滞后，但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扩大内需政策的形势下也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然而对分配这个环节，至今在认识和行动上还做得很不够，无论分配采取哪种形态（包括五种形态即价格分配、财政分配、信贷分配、按劳分配、按资分配），但财政分配至今还起着主导作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新的一届政府用科学发展观统领财政改革与发展的全局的安排和部署，这无疑是切实解决分配问题的一道曙光，也为完备我国财政法制创造了有利的时机。

「注释

[1]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完善政府职能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2]见《金融时报》2005年1月15日

财税政策论文篇(2)

[关键词]循环经济；财税政策；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当前，加快循环经济发展，正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

所谓循环经济，就是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循环经济的核心是“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减量化属于输入端方法，旨在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量，从源头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再利用（Reuse）———再利用原则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要求产品和包装容器以初始形式多次使用，减少一次性用品的污染；再循环（Recycle）———再循环原则属于输出端方法，要求物品完成作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再生资源[1].上述三个原则在控制自然资源投入到经济活动，减少废物产生的基础上，加强产品的多次和反复使用，只有在避免产生和回收利用都无法实行时，才允许将废物进行最终的环境无害化处理。

可见，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以物质不断循环利用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活动规范及行为准则。它通过从“自然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整体社会循环，完成物质的反复循环流动的闭环运动过程，使得在整个经济系统及生产、消费过程中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很少产生废弃物，其特征是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废弃物的低排放，从而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二、循环经济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2]

1、循环经济是解决我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最佳选择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存在着人口众多、资源短缺与环境恶化的态势。目前，我国的人均资源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又存在大量的浪费现象。由于生产中能源等资源利用率低，造成废弃物的大量排放。循环经济体现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解决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中将产生重要的作用与深远影响。

2、循环经济是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途径

我国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程的经济，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以资源的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为特征来带动经济高增长。目前我国既没有发达国家工业化时的廉价资源和环境容量，也经不起传统发展方式带来的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废物产量的最小化甚至零排放。因此，发展循环经济能够减少经济增长对资源稀缺的压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3、循环经济是清洁生产和生态工业的进一步拓展

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治理替代末端治理，已成为世界各国环境与发展政策的主流。清洁生产在企业生产过程的实施以及各企业间工业生态链上的良性循环，不仅节约了资源，减少了生产中的废弃物，而且使这种从源头预防环境污染的理念扩大到消费领域。于是清洁生产从生产领域拓展到消费领域，从企业内部走向企业群之间再走向社会，形成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从发展国民经济的高度和广度将环境保护引入经济运行机制。

4、循环经济是经济全球化和环境全球化的客观要求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贸易与环境的关系日益密切，环境因素已经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的重要障碍。由于我国经济整体环保水平较低，在外贸领域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一些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由于在生产、包装、使用等环节的环保要求偏低，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的限制；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污染产业、有害物质和外来物种入侵将对我国国家环境安全也构成了威胁。因此，要增强我国的环境竞争力，实现我国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也要求发展循环经济。

5、循环经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要实现生态文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史和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表明，我国如果继续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不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态文明的目标无法实现，而且由于经济建设的资源环境基础的制约，物质文明的目标也难以实现。循环经济作为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满足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共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三、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措施

循环经济是集经济、技术、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其启动和推广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其中财税政策是比较理想的政策手段，它可以很好地利用市场的力量，包括利用市场本身所具有的有效配置资源的效能。通过财税政策来鼓励对环境有建设意义的活动，阻止对环境有破坏性的活动，就能把经济引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可以从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两方面来分析。

1、财政支出政策

财政支出按经济性质分类，可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购买性支出又可分为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

为了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在购买性支出的投资性支出方面，我国政府应增加投入，促进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配套公共设施建设，例如，大型水利工程、城市地下管道铺设、绿色园林城市建设、公路修建等。由于以上公共设施建设的承建企业经济负担较重，所以政府通过投资性的支出，既可以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也可以调动企业建设循环经济的积极性。此外，对污染治理、废旧物品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等公用性事业，政府也应加大投入力度。在购买性支出的消费性支出方面，政府可制定相关的采购政策来促使市场鼓励再循环利用。如1993年克林顿政府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政府机构采购的所有纸张到1995年必须含有20%或更多用过的废纸，2000年时又增加到25%.这一做法给再生纸提供了日益兴旺的市场，将再生纸由经济上的一种债务变成了一种资产。而在我国除纸张外，家用电器、建筑材料中的钢铁，铝制饮料罐等的再循环利用率，均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借鉴国际经验，我国政府可通过政府的绿色购买行为，优先采购具有绿色标志的、通过ISO14000体系认证的、非一次性的、包装简化的、用标准化配件生产的产品，以此影响消费者消费方向和企业的生产方向，从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3].

在转移性支出方面，主要涉及到财政补贴。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都通过财政补贴对于相关企业予以支持。如美国国家环保局从1978年开始对设置资源回收系统的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根据不同的情况，补贴量为10%-90%；德国对于兴建环保设施也给予财政补贴，其补贴数额相当于投资费用的一个百分点，对建造节能设施所耗费用，按其费用的25%给予补贴；日本政府在《废弃物处理与清洁法》中规定，修建废弃物处理设施要从国库中提供部分财政补贴等[4].而目前我国对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与治污的企业财政补贴仅限于少数几项间接补贴，如利润不上缴、减免税收、先征后返等，这对相关企业的鼓励与支持效果甚微。而对于构建循环经济系统，需要经常性的直接财政补贴的支持。因此，可以考虑给开展循环经济的企业以照顾，例如采取物价补贴、企业亏损补贴、财政贴息、税前还贷等。此外，我国还应借鉴国际经验，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无污染或减少污染的机器设备实行加速折旧制度。从而大幅度地调动企业进行循环经济建设的积极性。

2、税收政策

（1）调整现行税制。首先，要改革现行的资源税。一是扩大征税范围。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课税，这无论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还是保护生态环境均具有重大意义。但目前我国的资源税只对部分矿产品和盐进行征收，征税范围狭窄，这不利于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解决我国目前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以及防止生态破坏行为，水资源、森林资源和草场资源也应尽快被纳入到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待条件成熟后，再对其他资源课征资源税，并逐步提高税率。二是实行累进课征制。相对于其他税种而言，资源税还具有特殊性，即为了保护有限的资源，针对滥用资源的企业进行的惩罚性税收，因此对资源税的征收应采取累进制方式。也就是将资源的使用量划分档次，不同的档次使用不同的税率，税率逐级跳跃式增加。这样，对于需要大量自然资源输入的企业，较高的资源税率将成为企业的负担，从而迫使企业上马环保工程，转产停产，提高产品价格，加大环保型产品的研发。

其次，开征一些新税种。一是征收新鲜材料税。为了减少原生材料的使用，美国越来越多的州开始征收新鲜材料税，借鉴其经验，我国也可尝试开征新鲜材料税，从而促使人们少用原生材料。二是征收填埋和焚烧税。这种税在美国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最早征收，也得到法国和英国的呼应。垃圾填埋具有成本低的特点，收取填埋税使这条最便宜的垃圾处理途径的成本增加，因而可以使减量和再生利用资源显示出吸引力。此外，还应分期分批的开征大气污染税、污染源税、噪音税、垃圾填埋税、生态补偿税等一系列专项新税种，对不同地区、部门及污染程度不同的企业实行差别税率。同时加强征收管理，税款实行专项管理，用于环保建设事业。

（2）加大税收优惠政策。为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在政策层面上，应使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有利可图，使企业和个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外部效益内部化。因此，借鉴国际经验，对实施循环经济的企业、项目，应给予各种税收优惠。具体来讲，近期可考虑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一是调整高耗能产品进出口税收政策。在进口税方面，降低高耗能产品进口关税，对相关进口企业给予所得税减免等税收优惠，对导致高能耗的仪器、设备、技术的进口提高进口关税与进口环节增值税。二是调整有利于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税收政策。加大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技术研发费用的税前扣除比例；对生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设备的企业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可以实行加速折旧法记提折旧；对购置相关设备，可以在一定额度内实行投资抵免企业当年新增所得税税收优惠；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企业减免所得税；对生产在《资源综合利用》范围内的废弃再生资源产品的企业予以免征相关所得税。三是制定鼓励低油耗、小排量车辆的税收政策。低油耗、小排量车辆作为一种节能环保产品，要经过设计———生产———销售———消费———报废的产品生命流程。对其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可以考虑从这一产品生命流程各环节采取不同措施：在产品开发设计阶段，对企业与技术提供商实行税收减免或补贴，对节能生产设备实行加速折旧政策；对产品生产企业降低所得税税率；对流通企业实施增值税减免；对消费者免收此类商品消费税，降低此类商品燃料税税率；对专门回收此类商品的企业，在其营业之初，减免所得税。

[参考文献]

[1]王成新，李昌峰循环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抉择[J]理论学刊，2003，（1）：19-22

[2]周玉梅构建循环经济模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J]当代经济研究，2004，（2）：37-39

财税政策论文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税收政策；减税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相继出台了各自的经济刺激方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我国政府也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中，税收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税收政策调整的背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9年我国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各项经济指标出现了回落，这是本轮税收政策调整的最大背景。由于金融危机的蔓延，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增速放缓，出口下滑，市场流动性趋紧压力激增，政策取向开始大幅调整，并定位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我国经济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经济复苏之路依然漫长从2009年的各项宏观数据来看，宏观经济还处于艰难复苏初期：尽管国家对相关行业多次出台出口退税政策，出口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大量的贷款投放并没有使微观经济快速复苏，实体经济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但金融危机过后，资产大幅缩水引起需求下降。

（二）出口形势难言乐观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快速增长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速明显减缓，尽管出口结构升级和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以及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外部需求变化对出口的影响，但是较高的出口依存度将使我国经济在欧美消费持续疲软的情况下难以独善其身。

（三）通胀预期不断增强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货膨胀形势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要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存在强烈的通胀预期，将给财税政策的具体实施提出严峻挑战。

二、税收政策调整的效应分析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财税政策来提升市场信心、扩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

比如，两次大幅度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和暂时免征存款利息税、个人证券账户资金免征利息税、抗震救灾及支持灾后重建系列税收政策等。这些惠民生的举措，受到老百姓热情赞许。而在税收政策调整中，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增值税改革和大范围调高出口退税率方面。

（一）增值税转型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明显2008年11月初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十大措施，公布了增值税转型方案，这是我国历史上较大的一次减税行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明显。

基于宏观层面的视角，此次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和行业因资本有机构成差异造成的税负失衡，有利于降低资本有效税负，促进研发投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出台时机上，在经济总体趋紧的情况下出台这项改革避免了投资过热风险，也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抗风险能力和克服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基于微观层面的视角，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将减轻企业税负，降低投资成本，增加企业盈利，有利于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尤其是机器设备投资比重较高、资产耗损较快、投资回报率较低的行业受益较大。转型后的增值税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更新，将对投资产生明显的导向作用，而且会使企业的投资周期明显缩短。同时，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也有利于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但要引起注意的是，转型将刺激企业增加投资，会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影响，在其后的配套政策中应防止实物资本投入对人力资本的过度替代，以免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

（二）出口退税率提高是把“双刃剑”

从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为稳定外需，中央7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将综合出口退税率由12.4%提高到13.5%。长期以来，扩大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并由此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政策。近年来出口退税政策的不断调整，对于优化出口结构，抑制外贸出口过快增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长远看，出口退税率的适当上调虽然对减轻国内就业压力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于出口企业的实际影响不大。当前最主要的压力还是整体的需求在下降，这并不是靠出口退税就能解决的。以钢铁业为例，目前北美、欧盟等地区部分制造业的开工率还不到60%，因而对钢材需求并不高。对企业而言，退税政策只能惠及一时，长远来看，最发愁的仍然是订单。

而实际上，提高出口退税率也是一把“双刃剑”。出口退税率上调后，外国采购商必然相应降低产品报价，在一定程度上使出口退税补贴了外商，出口企业的收益反而会小于外商采购商。同时，上调出口退税率，有可能引发新的国际贸易争端。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出台外贸政策尤其要谨慎和小心。对于政府而言，应抓住时机对税收政策调整做出理性选择。应借此机会推进出口税收支持政策的转型，按照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的要求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结合企业所得税改革，取消针对外商投资举办出口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其纳入出口结构优化的调控范围，消除由此引发的国际贸易争端。

三、对金融危机下我国税收政策再调整的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美国、欧盟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并伴随着通货膨胀的预期，对全球未来几年的经济前景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在外需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想保持可持续增长，必须要拉动内需和增强企业的活力。未来的政策要在避免中国经济“滑坡”和防止通货膨胀之间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我们认为，在税收政策上应更多地发挥减税的作用，同时加大财政对改善民生、自主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一）个人所得税改革目前中国不但外需不足，而且内需也不足，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偏低。

如果要弥补外需不足带来的影响，必须要提高内需。光靠投资，持续性不足，故只有扩大居民消费，才是长久之策。而居民消费不足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收入水平比较低。

所以，2009年12月5日至7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置于结构调整的首要位置，凸显出国家解决目前投资与消费失衡这一问题的决心。目前我国财富过多地集中在政府手里，这势必影响民间的投资与消费。因此，“还富于民”将是未来政府必须要着力解决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改革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由于当前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较低、税率较高，加上实行分类所得课税模式，使得个人所得税的税负基本上落在广大工薪阶层的身上。因此，改革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提高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将分类所得课税模式改为综合所得课税与分类所得课税相结合的征税模式等措施，将对刺激居民消费产生一定的作用。

（二）降低中小企业税负目前，我国各类中小企业已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9.8%，其工业产值、实现利税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全国的60%、40%和60%左右。从就业方面而论，近年来，我国每年75%左右的新增就业机会来自中小企业。

①长期以来，中小企业是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把钱留给它们去投资是最理想的。遗憾的是，中小企业长期存在融资难、税负重的问题，如今又遇到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已在危机中倒闭。如果能给他们大幅减负，相当于为其提供了一笔难得的融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无疑是雪中送碳，其效果将是显著的。然而，政府实施的5500亿减税方案，中小企业真正从中受惠不多。

②如果给中小企业减负，会更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政府应该多给中小企业免税，这将会明显拉动就业的增长、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然，减税就是减收，在支出不变的情况下会扩大赤字。考虑到目前政府拥有良好的财政状况和良好信誉，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并且发行成本很低。由政府发债来给中小企业减负，实际上是引导资金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同时中小企业的存活与发展会扩大税源。这对于优化当前偏重重化工业、严重依赖投资的经济结构和提升就业有“一石二鸟”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计金标《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税收政策调整分析》《，财政与税收》2009年第3期。

（2）安体富、林鲁宁《宏观税务实证分析与税收政策取向》，《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5期。

财税政策论文篇(4)

纵观世界各国的财政政策大致可分为紧缩的财政政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三种类型。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长期实行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是世界各个国家和社会所追求的目标。我国从1998年至2004年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产生了较好的效果，而且有效地抵制了亚洲金融危机，促进了外贸进出口，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带有权宜之计的过渡性政策，长期实施这种政策，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如今按照客观形势和条件，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要让位稳健的财政政策。

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性质、地位

（一）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1.控制财政赤子；2.推进改革；3.调整结构；4.增收节支。总之既包括财政收支供需总量的调控平衡；又包括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结构的调整与均衡发展。

（二）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性质。稳定的财政政策既不是扩张的，也不是紧缩的财政政策，而是在财政预算收支上有压有保，有保有限，有严有宽；在项目建设上有上有下，有长线有短线；压与保、严与宽、下与上相结合，适度在其中；要始终保持预算收支基本平衡、结构均衡。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平衡的、均称的财政政策，它既不“缺位”，也不“越位”，称之为“中性”政策。

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本性的、长期性的、基本的财政政策，不是保守的或停滞的财政政策。所谓保守的财政政策它是重在温室保养与保重，维持旧的状态，不求改革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是规模与效益、速度与质量相统一的财政政策，是高水平、高质量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不是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相悖的财政政策，而是在坚持“硬道理”，坚持“第一要务”的方向和前提下，解决如何发展和怎样发展的财政政策。

三、稳健的财政政策需要严密的、持久的法制保障

（一）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为财政法制建设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又为加快财政法制建设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所谓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是指由于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内在结构的严密性和发展的协调性以及操作的可靠性所决定的。所谓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是指由于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所决定的。因为财政法制建设不是朝夕令改的暂时规定，而是具有经常性的、持久性的财政规律在法律上的反映。也是与稳健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是一致的、相符合的。

按照稳健的财政政策的立法要求，必须加快财政法律的制定、修订的步伐。按照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五年内完成和基本完成76件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其中财税法律占8件，相当10%.时过两年了，可还没有一件财税法律上台或出台，面对基本性的财政政策的转变，财政法的制定与修改必须加快步伐。如果说七年来财税立法只修改出台了一部，那么在往后的几年中必须和可能多上台和出台几部。

加快财税立法或修订立法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稳定的财政政策的基本思想和内容。

1.修改合并两个企业所得税法迫在眉睫。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与内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合并修改，必须加紧进行。我国加入WTO已经三年了，要求必须实行国民待遇，但这部法律和法规存在严重问题，不仅法律形式有明显的差别，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差别很大（名义税率高实际税率低）；而且减免优惠和列支扣除也是内外资企业不一致（内资紧，外资松），实际执行中名义规定的优惠少、实际中的优惠多，显失公平。并且与个人所得税、合伙企业、私人企业所得税不衔接。

2.修改个人所得税法再也不能迟延。目前个人所得税法虽然已经经历了1991年和1999年两次个别修订，但该法的基础还是1980年时制定的格局。对个人生计扣除标准还是1980年规定的每人每月扣除800元，这显然过时了；并且也是名义税率偏高，以致“灰色收入”偷逃税现象比较普遍；减免优惠和列支扣除，有的已经过时，有的需要补进；并且也是内外不统一；尤其是这几年在有些省市自己就修改了税率，全国各地执行不一致。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税种的调节作用，必须抓紧在2005年完成修改的法律手续。

3.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必须及时跟上。这是调整我国区域内、地区与地区之间在经济上、财力上发展的差异，通过“税收返还”、体制、结算和专项补助等形式，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财力分配上的倾斜政策，达到均衡发展的法律规范化要求。这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财政法律制度。此法，需要在2006年制定出台。

4.制定反洗钱法应尽快出台。制定反洗钱法，不仅是严厉打击经济犯罪，遏制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而且也是维护金融机构、财政机构的诚信和金融财政稳定的需要。反洗钱法已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今年已经成立了由全国人大牵头，有18家单位参加的反洗钱法起草领导小组和起草工作小组。按计划，将反洗钱法法律草案于2005年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反洗钱法的制定，明确我国的反洗钱工作方法的政策和原则、反洗钱主管部门及相关方面在反洗钱工作中的职权，规定金融机构、财政机构反洗钱的义务，以及反洗钱监管体制、反洗钱国际合作，从而极大地推动和促进我国的反洗钱工作。

财税政策论文篇(5)

关键词：技术进步；税收优惠政策；财政政策

一、发达国家财税优惠政策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经济信息化、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下，美、日、欧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竞相凭借自身在技术方面的优势，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力度。在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下，信息产业、生物医药工业、金融服务业等新兴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通过科技进步基础上的产业结构转型，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作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市场力量的推动，但政府财政在科技进步方面的作用也是极其重要的。在发达国家，在每一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政府都有一个明确的产业技术政策，并通过研发补助金、委托费和政策性融资等财政手段确保产业技术政策的贯彻落实。为了推动本国的科技进步，西方发达国家都特别注重加大对科技进步的投入力度。如美国、日本于1999年政府用于R＆D财政投入占当年全国R＆D总投入的比重分别为27%和22%。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用于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经费每年都维持在10多亿美元的水平。根据经济成长、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所处阶段的不同，西方国家财政对科技进步的支持的范围和手段也会有所不同。在经济发展初期，财政一般主要通过补助金、开发委托费、政策性贷款和优惠税收政策等形式重点支持主导产业的技术开发。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政府财政政策的重点主要转向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政府通过资助各种基金会、研究院所和产学研联合体等进行产业技术开发，并通过知识产权的转让，实现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在技术进步的产业化和规模化环节上，西方国家一般通过政策性融资和税收优惠政策予以扶持和引导。如日本政策性投资银行根据政府有关政策意向，向民间企业提供低息贷款、担保、购买企业债券，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补充融资和奖励。在西方国家，财政对技术进步的扶持和引导,一般都是以项目为核心，以客观标准为尺度，实施非专向性补贴政策。

二、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具体优惠政策

在对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支持方面，美、日等西方国家都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政策、法律和政府职能部门。美国政府通过政府采购等手段对中小企业予以扶持。具体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在对高新技术产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环节与方式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支持科技进步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为事前扶持与事后鼓励相结合，将对科技开发的重视与对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视有机地结合起来。基本的做法是：

一是对企业投入的研究开发经费给予优惠允许企业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或全部抵缴所得税。如法国政府规定，凡研究开发投资比上年增加的企业，均可以申请按增加额的50%抵免所得税。

二是普遍实施加速折旧政策。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固定资产的平均折旧年限仅10年左右，年折旧率为11%~12%。通过加速折旧政策的实施，以加快技术设备的更新。

三是建立科技发展准备金制度，即允许企业按照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科技发展准备金。如韩国税法规定企业可按销售收入的3%（技术密集型企业为4%，生产资料产业为5%）提取技术开发准备金，并允许在3年内用于技术开发费、技术信息和培训费及有关技术革新计划资金等方面。

四是注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如美国税法规定公司委托大学或科研机构进行基础研究，所支付的研究费用的65%可以从所得税中予以抵免，并对新产品的中间实验产品给予免税优惠政策。在科技税收优惠的税种选择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三大税种上。发达国家一般都将公司所得税作为科技优惠的重点。在增值税类型的选择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选择消费型增值税。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对个人获得的科技奖励、特许权使用费收入都实施优惠措施。

西方发达国家科技财税优惠政策的具体做法，对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的中国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近年来，随着国内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将中、低技术向我国转移，在部分领域，高端技术也开始向我国转移，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将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从我国国内企业的现状来看，整体技术水平还较为低下，受技术开发力量、技术开发经费等的制约，企业技术开发能力还相对弱小，技术创新严重不足。在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三、发达国家财税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1．要充分利用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有关规定，在3年过渡期内继续保持原有的有关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的同时，应逐步建立一个以政策性银行的低息贷款、向研究型机构的R＆D活动提供财政资助和特别财税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模式。3年过渡期满后，政府贷款利率或贴息水平必须控制在WTO相关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财政的资助必须是非专向性的，并不超过工业研究成本的75%或部分前技术开发活动成本的50%。2．进一步加大对技术进步的投入力度。鉴于长期以来政府研究与开发投入的严重不足，可以考虑规定一些硬性的指标，要求政府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及财政收入的比重必须达到规定的目标值。安排的科技经费要集中用于加快发展高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以推动新兴产业的崛起，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要用于我国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使传统产业能够焕发出新的活力。在科研经费的使用方面，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严格的招投标制和课题负责制，确保政府科技经费的有效使用。同时，政府科技经费的使用应坚持有偿使用与无偿使用相结合的原则，凡基础性研究，政府应实行无偿投入，应用研究及实验发展方面的经费投入以坚持有偿使用为原则，政府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以贷款的方式向科研机构、大学、企业及其他机构提供资金，这些相应机构必须用自身的科研成果转化的收入来还本付息。

3．财政扶持项目应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在政府财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运用财政扶持和引导技术进步必须要突出重点，讲求效率，而不能遍地开花。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技术改造项目应重点选择关系国家安全的产业、公益性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竞争性产业。

4．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的扶持力度。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为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提供支持的制度体系，建立和完善促进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法律法规，为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制度保证。政府财政可通过税收优惠、财政投融资及政府采购等手段，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的扶持力度。为促进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还可从信息、技术人员培训及其他服务等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支持。

5．必须通过各种财税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在财政政策手段的运用方面，首先必须充分运用好财政贴息这一手段。高新科技产业是高投入、高风险的投资领域，对这一领域，除国家进行少量的直接投资外，可以借助于财政贴息杠杆引导社会资金投向该领域。财政贴息向高新科技产业适度倾斜，加大对该产业的政策扶持，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推动该产业的发展，并相应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使整个产业结构能从低级化状态向高级化状态转化。在传统产业部门，通过财政贴息手段的运用，使企业在技术改造缺乏资金的情况下，能够以国家信用作支撑，获取金融机构的贷款，充分调动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积极性。

6．必须改变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实现税收优惠由区域倾斜转变为向产业倾斜。税收优惠政策措施要能体现和贯彻落实国家产业政策的基本要求，对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及其他需要积极鼓励发展的产业，应根据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在流转税方面,除实现增值税的转型外，应对高科技产业在增值税政策方面实行适度倾斜，使高科技产业增值税整体负担率能大幅度降低。对进出口税收政策要做出适当的调整，改变目前进出口环节大面积实施税收优惠的做法，应只局限于对高新技术及设备的进口，视不同的情况给予税收上的优惠。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应按照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特别是在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上要尽快统一。统一后的税收优惠政策，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充分体现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可实行减免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在运用减税、免税、低税率和零税率等直接税做优惠的同时，更要特别关注加速折旧、纳税扣除、税收低免、投资抵免、税收饶让等间接税收优惠方式的运用，实现科技税收优惠方式的多元化。

7．要充分发挥政府采购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作用。随着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推广实施，政府采购规模将越来越大，政府采购的范围也将日益扩大，相应地政府采购活动对国民经济总量及国民经济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将越来越大。为了扶持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企业技术进步，在政府采购方面，必须尽可能地多采购本国产品，对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实行倾斜。只有在国内不能提供或技术性能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下，才可考虑采购外国生产的产品。

参考文献：

1．刘群，李倩．发达国家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经济日报，2002-11-19．

财税政策论文篇(6)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　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 目前 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 社会 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 企业 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 政治 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 发展 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 现代 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 理论 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 自然 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 方法 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　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 影响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 影响 。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 企业 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 经济 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 分析 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 中国 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 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 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 理论 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 发展 规律 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 研究 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 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 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 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 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 2004年达到39. 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　总　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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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毅夫. 现代 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财税政策论文篇(7)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农业龙头企业；财税扶持；综述

中图分类号：F812.42；F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2-33-03

农业产业化是改造我国传统农业。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其发展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农业龙头企业。农业龙头企业被赋予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者滞动者、市场开拓者和技术创新主体等职能。国家给予财政、税收、金融、土地等方面的政策扶持。本文主要探讨财政和税收政策对农业龙头企业的影响。其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所得税减免、增值税减免、出口退税和其他税收优惠政策，而享有的财政优惠政策包括：出口创汇贴息、财政补助两类。自从2001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扶持产业化就是扶持农业，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的论断。扶持龙头企业的各项政策在全国各地迅速升温。而国内学者针对财税扶持龙头企业的理论依据及其效率的讨论也持续升温。

一、关于财税政策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理论依据综述

曹利群和周立群(2001)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搜集过程中的一些特征，给作为信息搜集主体的龙头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一系列难题。由于龙头企业在搜集信息时会有正的外部效应，因此。通过财税政策应对龙头企业进行扶持。

王春玲(2005)从社会分工理论角度。依照新兴古典经济理论。“交易效率是市场生产力的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则决定着社会总的生产力水平，亦即当分工的好处大于分工演进过程中所产生的交易费用时，社会分工才能逐步演进并不断完善，从而使社会总的生产力水平得到综合提升”。因此她认为，农业综合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能片面着眼于一个或几个龙头企业的发展，而应着力于提高地区性农业分工水平的演进。而由于社会分工层次的缺失。给龙头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极高的外生交易费用，加大了企业运行成本，因此，需要财税补贴给龙头企业扶持。

彭熠(2005)从发展极理论出发，说明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中的发展极，需要三方面形成条件并且有三方面作用，同时在建设过程中呈现出三大效应。他具体指出。按照佩鲁的“发展极”理论。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所需要的龙头企业就是能起到“发展极”这种经济活动中心作用的企业。即龙头企业必须具有创新能力、规模效益和适宜的经济环境三方面条件，并且需要龙头企业起到技术创新和扩散作用、资本集中和输出作用、规模效益三方面的作用，最终发挥极化效应、扩散效应、回浪效应三大效应。因此政府应大力扶持龙头企业以发挥其作为发展极的作用。在资金支持、税收减免以及其他配套优惠政策上做出努力。为市场选择创造外部条件。

杨明洪(2009)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扶持的理论依据进行了全面的定性研究，指出农业“三性”(基础性、弱质性、多功能性)和龙头企业的“三性”(主导性、涉农性、低效益性)是建立分析理论依据的前提。继而对龙头企业和政府行为进行了假定性分析，假定龙头企业和政府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并得出结论：扶持龙头企业的理论依据的构建是从出于对中国农业和龙头企业基本经济特征的深刻认识，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而不是简单地考虑龙头企业的产出贡献、就业贡献、收入贡献、技术贡献。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弱质性”和农业在社会关系环境中的“多功能性”决定了实施农业支持和保护政策的必要性。龙头企业的“低效益性”决定了政府扶持的必要。基于此。一方面。政府要对龙头企业的扶持政策决不动摇，不要因为扶持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就否定扶持龙头企业实施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要以挟持理论依据为核心展开。并努力提高龙头企业扶持的政策效率。

二、关于财税政策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效率研究综述

由于农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具有代表性，同时又容易获取。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以农业上市公司为代表。对财税补贴农业龙头企业的政策效率展开研究，研究方法基本分为两种，在补贴政策出台之初。学者们主要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研究；自林万龙(2004)开创了“扶持龙头企业政策效率”实证研究之路后，诸多国内学者开始运用计量模型去探讨并评价补贴政策对龙头企业的效率。

(一)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的研究

沈晓明(2002)较早地系统论述了财政补贴优惠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的影响。以59家上市农业公司为样本。运用统计方法研究了农业上市公司的补贴现状及其影响。得出结论：农业上市公司过分依赖补贴收入。补贴收入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的影响是消极而深远的。首先，在短期内它掩盖了上市公司的经营困境。使之不能及时进行内部治理，而且对投资者产生误导；其次。这样长期下去使上市公司形成不找市场找政府的惯性，这种惯性是龙头企业完全市场化的最大心理障碍。

沈晓明(2002)同期通过对上市公司由盛而衰过程的研究得出：农业产业化政策目标中。强调企业是农民利益代表的公益性政策目标，与培养国际市场竞争主体的市场性目标产生冲突，是导致企业缺乏竞争性的主要外部原因。因此，政府应将原来用于管理的行政支出和补贴给龙头企业的收入用于专业的农业协会运作，农业专业协会按公益性目标运作，而龙头企业按市场性目标运作。

金赛美(2003)通过数据统计分析认为，财税补贴优惠政策因直接提升了农业上市公司利润。已经成为支撑农业上市公司利润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但是优惠政策对不同上市公司的经营利润却产生不完全相同的结果：有些上市公司因这些优惠政策的支持，其经营利润不断提升。有些上市公司在享受政府优惠政策时，利润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因此，她指出：应将有限的优惠政策给予诸如上述具有优势且有竞争力的上市公司。

汤新华(2003)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1999-2001年农业类上市公司受财税扶持政策的影响，说明农业上市公司的补贴大大高于全部上市公司的平均补贴水平，相当于全部上市公司补贴水平的2倍多，但整体业绩并没有表现增长的态势。反而呈现出大幅下滑的态势。

(二)运用计量实证方法的研究

林万龙(2004)通过对2002年2月58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了补贴对上市农业公司产出增长的影响(将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作为替代变量)，这一研究开启了“扶持龙头企业政策效率”实证研究之路。做了比较规范的实证分析，重点研究了针对特定企业进行优惠补贴的“专向性补贴政策”，认为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财税补贴扶持政策缺乏效率，因而也就谈不上对当地农产品原料产销的带动作用。这个结论意味着我国现行的龙头企业扶持政策在操作上存在很大的偏差。

邹彩芬(2006)从经营效率、企业成长性、偿债能力、获利能力4个维度对农业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进行度量，采用非均衡面板数据，选取1998年之前(含1998年)在深沪证券市场上市交易的35家农业上市公司对其1998-2003年的财务数据进行了计量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产出无明显效果，而直接财政补贴政策带来的副效应是增加了企业的偿债能力。

冷建飞(2007)通过收集农业上市公司2002-2005年的财务数据，把补贴政策作为研究的核心，运用严格的计量经济方法基于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补贴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盈利的影响，结果发现税收补贴对上市公司盈利影响显著，但对提高农业上市公司的盈利作用非常小；收入补贴对上市公司盈利影响不显著，对农业上市公司盈利的提高没有帮助。税收补贴与收入补贴有助于增加农业上市公司当期的利润，但对农业上市公司提高长期的竞争能力不利，从长期看会降低农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彭熠(2009)选取2002年和2004年两年样本农业上市公司的混合数据做实证分析，主要运用所得税减免和补贴收入两个指标。在因子分析法的基础上，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财税补贴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综合绩效的表面影响与实际影响。目前的政策扶持方式并未对农业上市公司实际经营绩效改善产生显著促进作用；相反。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

王昌(2009)通过选择2004-2006年41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中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平衡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国家的财政补贴及税收优惠政策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所得税优惠对龙头上市公司盈利有显著影响，但从长期看对其发展能力并无明显效应：补贴收入对龙头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影响均不显著。

三、简　评

早期国内学者主要从信息经济学、社会分工及发展极角度去研究财税政策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理论依据，虽然对后来学者的研究作出探索性贡献，但研究的文章仍然较少，角度单一。杨明洪(2009)较为全面地从农业的“三性”和农业龙头企业的“三性”出发为财税政策挟持农业龙头企业寻找了一般理论依据，并科学地制定出龙头企业扶持的理论框架。国内学者基于农业弱质性理论、外部性理论、发展极理论、规模效益理论等。以及结合中国农业和农业龙头企业基本经济特征和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得出结论：我国财税政策要持续对农业龙头企业扶持。

在确定了财税政策要对农业龙头企业进行扶持后，就要确保政策扶持是具有效率的，但依据国内学者对财税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效率研究表明：财税扶持农业龙头企业普遍缺乏效率。早期沈晓明、金塞美、汤新华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之后林万龙、邹彩芬、冷建飞、彭熠、王昌通过实证分析方法，普遍发现财税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经营有着巨大影响，财税补贴政策对于农业上市公司经营会带来消极影响。

通过国内学者对财税扶持政策效率的探讨，可以得知：首先。我国财税补贴政策对于农业龙头企业的支持高过其他行业的企业的支持水平，财税补贴收入直接构成了农业龙头企业的利润。提高了龙头企业的盈利水平，但是对其绩效的积极影响是表面的。研究表明现行的财税政策扶持方式并未对农业龙头企业的实际经营绩效起到显著的改善和促进作用，相反在很多方面产生消极的影响。政府对农业龙头企业的财税补贴优惠政策出发点是好的。希望通过财税补贴增强龙头企业的经营能力，但实际上是通过了非经营手段增加了企业利润同时虚增了企业盈利能力。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农业龙头企业经营困境。其次，正如沈晓明(2002)指出，农业龙头企业承担的市场性目标与带动农民增收的公益性目标相冲突，这样一方面，政府意图通过财税扶持政策的实施让农业龙头企业承担更多的公益性责任。在扶持的同时。农业龙头企业势必会受到过多的公益性责任的束缚而难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提高企业自身的绩效；另一方面，农业龙头企业对财税扶持政策产生较强的依赖性，为了获得持续的财税补贴，农业龙头企业不惜通过“寻租”行为来争取更多补贴优惠，这样造成严重的市场资源配置失效。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财税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研究为后人的继续研究作出巨大的贡献。依据他们的研究，首先，政府在对农业龙头企业进行财税扶持整体上应坚持市场为主导，着重为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提高良好的财税宏观环境。变直接补贴为间接补贴；其次，应该分离农业龙头企业的市场性目标和公益性目标，将代表农民利益。带动农民致富的公益性目标交给农业专业合作社，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财税扶持。学者的研究和呼吁得到政府的回应，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用较大篇幅重点强调了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鼓励和扶持政策。而对农业龙头企业一改政策基调由“扶持”转为“支持”，这说明今后随着“公司＋合作社＋农户”这种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被广泛应用。我国政府将大力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社。鼓励其带动农户完成公益性目标，同时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特有的属性，政府还会继续支持具有辐射带动能力的农业龙头企业。

同时，国内学者对财税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研究存在着不足之处：首先。研究财税扶持效率时，重点考虑到市场效率。自从沈晓明(2002)提出农业龙头企业的公益性目标和市场性目标冲突之后，学者们在研究财税扶持效率时，仅是探讨其市场效率即财税补贴政策对农业龙头企业本身经营绩效的影响，而并未考虑财税扶持政策的出发点，即200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扶持龙头企业就是农业产业化，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也就是说目前缺少对财税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效应方面的研究。其次。虽然学者们通过选取典型样本进行规范的实证研究来检验财税扶持效率，但大多数学者还主要是以龙头企业中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由于上市公司的资金一部分来自于资本市场，面临的经济环境更为复杂，单纯考虑上市公司的效率可能会使估计的结果有偏，需要后来学者继续完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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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邹彩芬、许家林等，政府财税补贴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绩效影响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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