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合规的重要性篇(1)

一、公共财政是财税法律制度构建的基石

财政法律制度是一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最直接的表现是政府收支规模。政府的收支范围反映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介入程度。公共财政作为矫正市场失灵的财政干预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又强化了财政职能的公共性。由于市场是通过体制转换而建立，转型期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转变将推动公共财政的构建。我国经济转型期有其自身特点，如财政职能界定不明，导致财政在支持经济发展方式上的收支结构和范围方面仍不尽合理，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体制性的约束。当然，所有问题的根源皆在于我国对公共财政的界定存在模糊性。

( 一) 公共财政与国家的职能

在西方财政理论的历史演进中，公共财政包括了法治、有限政府，以及对个体的平等关怀与尊重等内容，也包含了公共品、公共选择等理论的扩展和延伸。在我国较长的时期内，对财政的基本界定是停留在“国家分配论”上，直至 1998 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才提出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设想。厘清公共财政理论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和财政转型的起点。公共财政的关键是公共性，那么，何谓公共性呢? 或者说公共性是否在理论上有一个确定的可量化的标准，且这种标准在实践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呢? 由于公共性本身即具有价值判断的属性，故对于公共性和公共财政只能从范围上进行界定。如有的学者就认为，财政的公共性决定其应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基本目标和工作重心，提供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辅之以公民权利平等、政治权力制衡为前提的规范性公共选择机制，形成具有公开性、透明度，事前决定可严格执行，并可进行有效的绩效评价和问责的现代预算制度。［1］简言之，公共财政，即为取众人之财，为众人之用。目前，虽然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未能就公共财政的具体内涵和外延达成一致，但毋庸置疑，公共财政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财政职能的范围界定，财政的公共性决定着财政职能的公共性。美国学者马斯格雷夫就认为，财政的基本职能应当是提供公共品，实现分配正义，实施宏观政策。［2］P22 －37从财政收入的角度看，财政收入的范围则体现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程度; 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看，财政支出的方向体现着国家对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是财政职能的具体化。换言之，财政的收与支应体现公共性之要求。从财政收支安排即财政职能的角度探讨财政公共性的程度，也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公共财政内容及其范围的一个有益尝试。财政职能决定着财政的规模，或者说是影响财政规模的重要因素，财政规模则反映了财政职能的实现程度。从理论上看，政府与市场之间同时存在着替代性与互补性，前者表现为政府职能逐渐收缩为提供公共服务，后者则体现了政府作为增进市场效率和矫正市场缺陷的工具而存在。［3］财政规模的大小反映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随着经济和法治的发展，财政规模的变化体现着对政府与市场之间替代程度的呼应。这种替代本身就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对于财政职能的反映，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实然，其对应然的满足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从国际组织对政府财政的统计口径来看，较宽的统计口径实际上为不发达国家的财政转型提供了一个参考的路径和模式。同时，即使在内容上予以限定，对各种收支类别的划分规范明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界定这些具体科目时也存在着诸多例外的情形。从影响财政规模的因素来看，财政规模与财政职能不是对理论上的呼应，而是更多地对经济生活的呼应。因此，笔者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国际公认标准可以准确地界定公共财政，公共财政作为理论上的概念，体现了良好的社会经济目标和价值追求。作为演进中的制度，公共财政也曾经历了从国防、行政管理等守夜人职能到大量的政府投资、公共品的生产，再到以福利化为导向的社会保障特征。［4］因此，公共财政运行本身存在阶段性和程度上的区分，并无统一的标准。从公共财政与财政职能到之间的关联度看，对制度的检验，正向的作用效果可以从反向的经验事实进行验证。

( 二) 财税法律制度构建应当以公共财政为基石

财政是政府履行职能的物质基础，作为国家的唯一经济来源，财政不仅是政府经济收入与支出的反映，更体现了经济资源在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分配，涉及到一国基本的政治决定过程。公共财政则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构建公共财政的要求也日益明确: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公共财政体制”;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公共财政，既要求财政收支决策过程的民主与公开，又要求财政收支在于实现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的。公共财政的核心，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其本质要求是纳税人在国家经济活动中有权参与决策、参与管理、参与监督。具体而言，公共财政具有以下特征:

1． 法治性。所谓法治性是指财政收支活动要受法律法规约束。这种法治性主要体现在要依法治税、依法理财上，即财政的收支及管理活动，都要以法律法规或法律性文件的形式予以规范。

2． 公共性。要求财政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的，为社会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尤其对于财政支出，必须体现民生之需求，不可将有限的财政收入挪作他用。

3． 公平性。在税收上，我国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都要“一视同仁”，使经济条件相同的纳税人能够享受同样的税收政策，实现税收的横向公平; 使经济条件不同的纳税人能够享受不同的税收政策，实现税收的纵向公平。更重要的公平是，向社会提供的公共品和服务应当是公平公正的，以平等、非歧视和规范的制度和方式，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公共品和服务，而不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纳税人在基本公共品的获得方面有所差异。

4． 非营利性。所谓非营利性就是不以营利为目标，而是以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为准则。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其职责是以社会利益为目标，通过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活动，为市场有序运转提供必要的制度保证和物质基础。

在公共财政四个特征中，法治性是联系着形式与实质的最重要特征。从形式上看，财政是一国政府得以生存的经济支柱，其经济来源是建立在对纳税人私有财产合法剥夺基础之上的，这种对公有领域和私有领域的划分，无疑应当取得利益受损方的认可，即实现公共财政形式上的在民，唯此，才能实现和维持国家行为的合法性。从实质上看，这种通过代议制形式确定下的对国家财政收支管理的决策，以及对财政决策执行的监督，可以最大限度地在源头上承认、保护和实现纳税人的权利。因此，公共财政的法治性，通过民主程序实现了对法律的尊重，使政府的财政行为不仅获得了合法性依据，并被纳入的规范轨道。公共财政为各项具体财税法律制度的构建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从支出制度看，公共财政要求以公共需要定位财政支出。一般说来，财政支出是国家通过财政收入将集中起来的财政资金进行有计划的分配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是财政职能的具体化，服务于政府职能。基于公共品理论的分析，既然市场无法有效提供，那么财政支出就是全部公共品( 包括全部纯公共品和部分准公共品) ，只有满足公共需要的事务，财政才应提供资金支持。偏离公共品的政府财政分配行为本质上不能反映公民对公共品的偏好，不能被视作合法合宪的财政行为。因此，在财政支出方面，公共财政在形式上主要反映为人民对政府开支的权力制约和政府经济职能执行的协调和平衡。从收入制度看，公共财政要求以公共权力定位财政收入。财政收入是政府为履行公共职能，满足公共服务要求的财政支出需要，依据一定的权力原则，通过国家筹措的所有货币资金的总和，一般包括: 税收、规费、国有资产收益、公债以及罚没等其他形式收入。国家获取财政收入凭借的是公权力，即由立法机关赋予公共部门代表公众行使的强制性的权力。这种强制性权力是在分散决策基础上集体选择的结果，用来解决分散决策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

二、构建财税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从财税法律制度的视角看，财政法定是财税法律制度的形式要素，着眼于财税的法律形式，保障财政民主的制度实现; 财政健全是财税法律制度的功能目标，着眼于财政的安全稳健，确保财政运行不偏离安全稳健的目标; 财政平等是财税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着眼于财政的公平合理，保障通过民主机制和法律程序制定的财税法符合正义公平; 财政民主则是上述三者有机结合的制度保障，着眼于财政的民主基础。在我国转型期，构建财税法律制度，必须重视财政民主、财政法定、财政平等、财政健全四个基本原则。

( 一) 财政民主原则

财政民主要求的是人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拥有决定权，其直接的要求是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或议会等代议机关的同意才能付诸实施。财政民主是宪法人民理论在财税法领域的落实和体现，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则人民对于收取和支配资金，理应享有最后决定权。财政民主是现代财税法关注的核心，是整个财税法的立法基础，［5］P36 －37如果排斥财政民主，拒绝人民对重大财政事项的参与决策，则与民主的理念冲突无疑，而偏离了财政民主，偏离了人民对财政的决定权，无论怎样强调财政的公共性都是难以实现的。财政民主有着诉求和目标。财政民主是社会民主法制的重要环节，财政民主的贯彻，其目标在于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利。由人民决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务，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权益的必然选择。财政不仅是经济运转的重要推进器，还是政治、文化活动活动和社会事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财税领域的财权分配、预算管理、财力平衡、税收征管、国债发行、财政监督等十分重要。从政治民主的角度看，应当由人民行使最后的决定权，对于公民的政治权利、财产权利的保护也是至关重要的。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权益的过程，就是充分发挥财政民主，保障人民对重大财政事项最后决定权的过程。完善和推进财政民主制度，需要在民主决策、民主参与、民主程序、民主监督等方面着力施为。具体要求: 第一，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重大财政事项，从基本法律的制定到重大事项的决定，从政府财政权力的划分到人民财政权利的救济，都需要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第二，政府在职责权限范围之内行使财政权力时，也要注重人民的参与，通过一定的形式向社会征求意见，广泛采取听证会、专家讨论会等收集人民意见和建议。第三，重视民主程序，无论财政的立法、执法、司法实践中，都要强调程序、公开、公平、公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等各项权益。第四，强调公民对财政事项的民主监督，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申诉检举控告等各种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行使监督权，保障公共财政用于公共事务、服务公共利益。

( 二) 财政法定原则

财政法定，是财政民主的具体体现，以财政民主为基础，它要求将一切财政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实现财政权利( 权力) 法定、财政义务法定、财政程序法定、财政责任法定，避免权力运用的任意性和随意性，保障公民对国家财政行为的可预见性。财政法定，首先是财政宪定，关键在于依法治税、依法理财。所谓财政宪定，就是将公民生存发展所依存的财产权利和国家履行职能所需的财政权力均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且为保证国家财政权力服务于公民财产权利和其他自由权利，规范、限制或控制国家财政权力的行使。依法治税、依法理财的前提在于，财税法律体系的健全，特别是财税领域应当有一大批支架性法律的制定。财政宪定，依法理财，通过公民财产权和征税的民主同意权监督政府财政收支服务于公共利益，服务于纳税人之所需，是在财税领域实现的法治保障。以法律形式体现的财税法律，制定程序更严谨，人民参与度更高，内容更规范和稳健，体现民主意志，体现稳定性，容易为纳税人所遵从，并且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法律规范对行政权力或自由裁量权的规制。符合科学发展的财税法治，应当是公权力被有效规制的财税法治。既需要在理念上确立公民基本权利本位，更需要在制度上切实保障这种理念之实现，而这种制度的选择只能是财政立宪，其规范形式应尽可能是财税法律。在当前的财税法制建设中，推进财政立宪，应以《财政基本法》、《税法通则》为突破口，完善财税领域宪法性法律的制定，从而解决财产权利与财政权力的边界，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划分和财力平衡以及公民财政知情权、决定权和监督权的保障等问题。继续提升财税法律规范的刚性，及时提升收费、国债、国有资产、转移支付、社会保障、财政监督和具体税种的立法层次，将大量的财税行政法规，根据立法和执法实践，适时制定法律。

( 三) 财政平等原则

财政平等，是确保财政符合正义公平的法律理念，是确保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法则。财政平等包含着对正义的价值追求，在制度上体现为平等对待。财政平等也可以理解为财政公平，既包括形式公平，又包括实质公平; 既体现在财政收入领域，也体现在财政支出领域; 同时，还表现为中央和地方财力的平衡与协调。公平正义是推进财税法治的重要依据和有效准则。坚持公平正义，就必须给每个纳税人公平的机会，让每个纳税人都有维护自己权益的能力; 同时必须协调各方的利益，使公民与国家、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中央与地方等利益群体的法定权利( 权力) 平等受到保护，将宪法平等权在财政领域获得充分的尊重和实施。目前，在我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社会背景下，财政平等的确立和有效发挥作用，有助于将社会的矛盾控制在人民心理承受能力以内，并创造一种平等和谐的竞争环境，从而保障最低人权，保障公民的民利。财政平等，就是在财政经济的源头上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财产权的平等保护，量能课税、实现税负公平，以公共财政实现全体公民获取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对弱势群体进行财政倾斜，通过转移支付支持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等政策措施，正是公平正义在财税领域的直接体现。坚持财政平等: 一是应该在财力平衡上进行突破，通过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实现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的平衡与协调，确保不同区域的公民都能够平等地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间财政关系方面保障最低限度的财政均衡，保障每一个公民的生存权、受教育权等基本人权。二是推进实质公平。在财政支出方面，调整财政支出的比例，改革相关税收政策法规，加大对农村、弱势群体、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社会事业支出和财政投资力度，实现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相对均衡度; 在税收方面，根据纳税人税负能力的大小设计税制，体现量能课税，并根据受益关联程度推进税费改革。例如个人所得税逐步实行综合所得征税，从而实现税负公平; 再如从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出发，坚持以产业优惠为主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制度，实现环境公平; 在社会阶层财政关系和基本人权保护方面，保障机会平等和无制度性歧视。

( 四) 财政健全原则

财政健全本质上是财政民主和财政法定的延伸，财政健全关注的是财政运行的安全稳健，核心则在于财政风险的防控。财政风险的防控，主要体现在财政收支结构的合理组合、财政重大事项的科学决策、财政违法行为的救济与追责等方面。财政风险的防控，既有积极的防控，设定合理的尺度，设定保障决策科学的程序与规则; 又有消极的防控，如设立禁止性的标准，明确违规的责任与惩罚等。只有安全稳健的财政运行，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才能保障充足的财政资金用于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投入，提供保障公民权利所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赤字高筑，财政运行不稳，必然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和谐，也容易导致各类市场主体无法准确把握经济信息和发展形势，难以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财政民主和法治的缺失，严重的还会引发财政危机，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近年来，我国财政赤字规模越发扩大，如果将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的债务、国有企业的债务、社会保障费用的缺口、银行的不良资产等隐性负债纳入进来，我国财政风险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而令人担忧的是，我国的国债、收费、财政转移支付领域，几乎都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财政监督法律的缺失使得财政风险的防控面临法律依据缺乏，甚至会陷入财政违法案件中的追究责任和补偿救济机制都无法解决的困境。财政运行应当是经常性收支平衡、财政赤字水平合理可控、公债和收费用于特定目的并受到有效的法律规制，财政运行获得有效监督和究责救济顺畅有序的状态。因此，当前应当抓紧修订预算法，制定国债法，使国债发行规模和结构得以法律控制，强化预算监督。

三、我国财税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向

财税法治是建立在完备的财税法律体系基础上。法治是财政的基本表现形式，是财政事业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财税法律内容的协调，重在建立健全涵盖财政收支平衡、财政预算、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监督在内的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协调，在于建立一个税制结构优化、税负合理、征管配套的税收法律体系。财税法律形式的协调，关键在于对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理组合与科学搭配。无疑，财税法律制度的完善，要依靠先进的财税法理念和制度创新，财税法改革与实践的广泛推行。

( 一) 完备的财税法律制度

完备的财税法律体系是实现财税法治的基本前提。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税法制进程加快，一大批财税领域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应运而生，初步形成了财税实体法和财税程序法为构成的财税法律体。但是，也应当看到，我国财税基本性法律缺失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具体表现在:

1． 财税法律体系不健全。财政基本法主要涉及财政法的基本制度、基本原则、权力分配、政府间财政关系、收支形式与重要收支制度、财政平衡、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我国宪法缺乏对财政制度系统的规定，为保证财税法律的统一实施，制定财政基本法是最佳选择。我国虽然制定了《预算法》，但是其刚性不足、预算形式不科学、部门预算与专项预算不协调、预算科目不合理等问题突出。在财政收入法中，除了税法具有相当的规模之外，国债、费用等领域，尚且没明确的法律来规范。从财税法治的角度看，获取财政收入是公权力最容易侵犯公民财产权利领域。财政支出法涉及财政转移支付、财政采购、财政投融资等内容，我国目前除了《政府采购法》之外，其余领域都明显缺乏法律的深度调整，财政权力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财政收入法主要包括税收实体法、国债法、行政收费法和特别财产收益法等。财政监督法是对财政违法行为追究责任和财政侵权行为进行救济的主要依据，也是保障纳税人民利的重要环节，但是我国除了《审计法》之外，财政监督法律并不完备。

2． 地方财税立法权的缺失，主要是税收立法权的缺失。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税收立法权基本都由中央行使，地方除了享有屠宰税、筵席税等立法权外，没有更多的立法权力，而多数省( 区治区、直辖市) 实际上并没有征收上述两个税。可见，地方仅有的税收立法权也未尽其用，这反映了我国财税体制的不完善，税制的滞后和税收规模与结构的不合理。从调动地方积极性，增强地方政府有效管理，推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赋予地方一定的财税立法权，也能够有效地遏制地方政府违反法律法规寻求不正常的法律突破。地方税制改革应当以提高财力配置的有效性，增加地方财力，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改进管理体制，统筹税权划分、非税收入改革、预算改革等，确定合理的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和结构。

3． 税收实体法的结构与税种设计不协调。总体上说，应当通过权衡税制改革的目标，协调税收实体法的作用，在合理设置税种的前提下实现税制的简化。1994 年的税制改革以来，税制结构在趋于合理和简化的同时，税种重复、交叉、缺位的现象仍然存在。例如，社会保障税、环保税的缺失; 有些特定的税种，如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已经逐渐失去存在的意义; 税种之间的比例也不尽合理，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失衡。税制结构的优化，需要合并重复设置的税种; 需要调整性质相近征收交叉的税种，例如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与资源税和房地产税的交叉，烟叶税与消费税的交叉; 需要调整特定目的税，例如具有特殊所得性质的土地增值税与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的整合等。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的调整，不能简单地通过存量此消彼长去实现，而应该从总体税负调整的角度出发，通过增量安排，辅以非税收入转入税收收入等综合考量。完善的财税法律体系，应当是一个具有完整的内容结构的有机整体，形成一个以财政基本法为统领的，以财税实体法和财税程序法为骨干的，包括财政收入法、财政支出法、财政管理法、财政监督法等内容的，各组成部分层次分明、结构完整、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从规范内容上看，财税法律应当着力明确授权性规范、完善行为规范、健全法律责任等，规范财政主体的组织机构、权力职责，设定相应的行为规范，促进财税法律内容的全面协调发展。

( 二) 财税法律制度形式的协调发展

财税法律形式的协调，关键在于对宪法、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这些财税法律渊源形式的合理组合与科学搭配。当前我国财税法律制度形式协调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财税法律偏少，也就是财税法律体系效力层级低下，因此，需要强化财政法定主义。

财税法律制度涉及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义务，财政法定是实现财税法律制度以人为本的必然途径。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强调对纳税人的尊重，对人权特别是纳税人基本生存权的保障。纳税人、用税人基本权利义务的规定，是对国家财政权力与纳税人财产权之间的利益平衡，体现着对纳税人基本生存权利的保障，也蕴含着对纳税人公平正义的追求。财政法定是民主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财税法领域的体现，对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举足轻重。各国在财税立法中恪守财政法定原则，根本原因在于财政密切关系着纳税人的财产权益，税收是对纳税人财产权的一种合法侵犯，如果由行政机关来决定，很容易导致侵犯纳税人、用税人权利。出于对纳税人的权益的尊重和保障，由人民的代表机关来决定财税制度的设计当然具有合法性，更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归根结底，财税法律制定的权力应当归属于纳税人全体，在代议制民主和现代法治语境下，也就是财税立法权应由代表纳税人全体的立法机关来行使。财税领域的每一个制度，都关系千家万户的经济利益，都涉及各种主体的利益诉求，只有法律的形式，才能更充分、有效地保障以人为本的理念。

财税法律制度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实就是各种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的全面考虑与充分协调。从总体上讲，法本身就是调整利益关系，表达利益要求，平衡利益冲突的规范; 而利益协调的基础和核心，恰恰就是制度的协调。确立一种制度，最有效和最权威的方式，就是立法，在所有的立法中，宪法和法律的制定又最为严谨、权威。因此，实现制度协调并进而实现利益协调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法律确立相应的制度，调整规范相应的社会关系。从财税领域来说，协调多方利益更是其基本特征，财税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为利益协调提供合适的平台，为实现多方利益的充分博弈提供条件，从而将多数人的利益反映到制度和规则的设计中，并且充分考虑和不损害少数人利益。没有利益协调，也就难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立法通过确定利益主体的范围、分配各主体的权利义务，确立一系列的原则和制度来协调利益关系。［6］法律作为一种定型的社会规范和准则体系在诸种社会利益调控机制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也能更有效地实现财税领域各主体利益之间的全面协调。

法律制度的构建就是要求法律规范设定具有可预期性与稳定性。财税法律制度建构，对可预期性和稳定性的诉求更为明显且迫切。社会经济主体需要稳定而明确的财税法律制度，从而合适地安排经济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公民也依赖于稳定而明确的财税法律制度，从而实现对自己财产权利的另一种方式的保障。财税法律制度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价值，就在于防范国家权力的任意行使，维护和保障公民在市民社会生活中的经济自由。充分实现财税法律制度的可预期性和稳定性，最好的形式无疑是法律。因为，财税法律的制定程序更为严谨，规定的内容更为基础，对纳税人财产权利和社会经济主体经济自治的保护也就更为充分和有效。

财税合规的重要性篇(2)

（1.管道局第六工程公司，天津300272；2.中油管道物资装备总公司，河北廊坊065000）

［摘要］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企业的进步。我国财政的重要来源就是税收，其是保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依据。企业作为主要纳税人，财务管理是企业经营规划的重要依据，企业在财务管理的过程中，税收筹划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企业财务管理与税收筹划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两者在内容、职能、目标以及经济活动等方面具有相关性。因此企业在规划税收时，必须要以财务管理理念为依据，对风险、货币价值以及成本收益加以综合考虑，这样能使得企业财务管理水平提高，减轻企业税收的负担。

［

关键词 ］企业财务管理；税收筹划；相关性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5.109

在现代企业管理体系中，财务管理是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直接影响着企业管理中的各个环节。税收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对财务决策以及财务管理活动的进行有着直接的影响［1］。

1企业财务管理与税收筹划的相关性分析

1.1内容关联性

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包括筹资活动、经营活动、投资活动以及股利分配四个板块。这四个板块对税收筹划的制定具有重要影响。一般在筹资活动中，由于筹资方式不同，税收法规对其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因此企业在进行税收管理与筹划时，必须要结合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融资方式［2］。此外，在进行新的投资时，必须要确保节税和投资净收益的最大化，综合考虑投资地点、投资行业以及投资方式等方面。在进行生产生活经营时，要想有效增加筹划的空间，可以选择恰当的会计方法；值得注意的是，税收政策会制约利润分配以及累计盈余。总的来说，税收筹划贯穿于企业财务管理的各环节，并与财务管理的内容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1.2职能统一性

税收筹划在财务决策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进行税收筹划的过程中，必须要对各方面的税收信息进行收集，并充分利用决策理论与方针，从而确保财务决策的科学性以及合理性。一般而言，税收筹划是企业进行财务规划以及预算的具体表现，税收筹划与财务规划彼此影响，相互促进，财务规划对税收筹划具有指导和制约作用，税收筹划又为财务规划服务，以财务控制为依据而进行。企业的财务控制有利于税收筹划方案的贯彻落实，因此在实施税收筹划方案的过程中，必须要对纳税成本进行有效控制，对税金的支出进行监督；同时要以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不断调整和完善税收筹划方案，确保企业经营的顺利进行［3］。

1.3目标递进性

税收筹划作为理财活动和策划活动，从学科角度而言，税收筹划结合了税务会计以及财务学的相关知识；从目标和作用角度而言，其属于财务学。税收筹划作为理财活动，在实际活动中，贯穿于财务管理的全过程；同时在选择和设计税收筹划的方案时，其往往以财务管理的最高目标为依据而进行。一般来说，企业税收筹划的目标以及方向，是由财务管理目标决定，其必须要服务于财务管理目标。企业在制定税收筹划的目标时，必须要确保其层次性与科学性，与财务管理目标相契合，从而有效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1.4经济活动融合互动性

税收筹划的技术性以及政策性较强，其与企业财务管理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要想保证税收筹划执行效果的提高，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在财务管理中及时有效纳入税收筹划，并利用各环节的互动，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此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必须要有效保证税收筹划与财务管理之间的融合互动，由于财务活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受税收政策的影响，因此在实施税收筹划时，往往会对企业的财务管理产生直接影响。一般而言，税收筹划的提高会促进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的进步，同时财务管理的实施有利于税收方案的改进。

2财务管理理念在税收筹划中的具体应用

2.1成本收益

一般税收筹划在获得一定的税收效益时，也必须要付出一定的成本，税收筹划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以及风险成本三部分。直接成本是指纳税人为了使税收款项节省而消耗的财力、物力以及人力，其主要包括税收方案的实施成本以及设计成本。机会成本是指企业在实施某一项税收筹划方案时，对其他税收筹划方案的最大效益加以放弃，具体而言，不同的筹划方案会有不同的优势，如果选择一种筹划方案，则必须要失去其他筹划方案的优势。风险成本是指企业税收筹划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因失误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前，必须要以经营成本为依据，合理选择和使用税收筹划方案和筹划方式，对比分析不同的税收筹划方案，确保其预期效益高于筹划成本，从而实现良好的筹划效益。

2.2货币时间价值与延期纳税

一般货币时间价值是指在资金周转过程中，时间增长时，货币价值会相应增值。货币时间价值理念广泛应用在企业的财务管理中，如净现值法以及内含报酬律法等。在进行税收筹划时，有效应用货币时间价值，在不改变纳税总额的基础上，初期上缴较少的税款，后期上缴较多的税款，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

2.3风险分析与控制

税收筹划虽然有利于企业的节税收益，但是也会使企业承担一定的风险。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可能会面临不成功的风险。如在税收筹划的过程中，税务机关在认定税收筹划时存在的风险、错位运用和执行税收优惠规定、错误理解税收政策等。如果企业在税收筹划过程中不重视这些风险，结果往往会背离最初预测的目标，因此企业必须要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确保筹划方案的顺利实施。由于风险具有不确定性，经营环境具有多样性以及复杂性，因此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必须要加强风险控制，对筹划风险保持警惕性。此外，企业可以建立相应地税收预警系统，确保系统科学、高效地运行，从而对税务政策的执行情况、企业经营的状况、税收政策的变动情况等进行深入分析，及时查找存在的问题，有效规避风险。企业要想保证税收筹划的顺利进行，必须要建立和完善预警控制体系，加强风险控制，提高税收筹划的实施效果。

3结论

企业财务管理与税收筹划之间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其主要表现在经济活动的融合互动性、目标的递进性、职能的统一性以及内容的关联性。一般而言，税收筹划具有多样性以及复杂性，涉及的范围较广，比较注重实践与理论的结合，因此企业在进行财务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要合理制订税收筹划方案，对财务管理与税收筹划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深入研究和了解，正确认识税收筹划。同时企业也必须要科学应用财务管理理念，从而有效提高企业财务的管理水平与管理效率，确保企业健康稳定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毕笔实.浅析企业财务管理与税收筹划的关联关系［J］.经营管理者，2012（2）:153.

财税合规的重要性篇(3)

一、有关财政危机问题的共识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已进入全面小康的发展轨道，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更为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而在此新形势下，如何避免出现财政危机，以及财税法治改革应当何去何从，是我们在进行财税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应对的新课题。

我国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有关财政危机的讨论一直未停。特别是近几年来，为了解决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等问题，国家曾一度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使财政支出大涨，赤字与国债规模激增。通常，评价一国财政运行状况的指标，主要有债务依存度、偿债率、国债负担率以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等等。通过这些指标的变化轨迹，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一国的财政运行是良性状态还是危机状态，以及这些状态的转化趋势。财政风险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负债的多少和偿债能力的强弱。因此，如果政府的负债过多，就会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近几年来，我国的财政赤字规模一直很大，每年都有数千亿元①；与此相适应，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这几年，已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达9000亿元②，国债发行总额累计已经达到26000亿元。这只是最为直观的政府负担的国家公债的数额。有些学者正是以此作为计算债务依存度、国债负担率等指标的依据。除了上述以发行的国债数量作为衡量政府负债的依据以外，还有人提出了其他的测度方法，较为重要的是把政府负债分为四类，即显性负债、隐性负债、直接负债、或然负债。因此，上述的国债发行规模，只是一种显性的负债或直接的负债，如果从其他的角度去考虑政府的负债，则政府的债务负担应当更重。例如，国有企业的债务、社会保障的负担、银行的不良资产、大量拖欠的工资、公共卫生等问题的解决，主要需要国家来承担经济责任，或者最终承担责任，这些“实质上的债务”，都是导致财政危机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财政危机比金融危机更值得关注，因为金融危机也会转化为财政危机，并最终由财政来“买单”。

由此看来，无论对影响财政风险或财政危机的指标如何确定，也不管对政府的负债如何量化，人们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国家的债务负担已经相当沉重；大量债务负担的积聚，至少已构成发生财政危机的潜在可能性。由此产生一系列需要研究的经济社会和法律问题，如国家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增发国债的做法，是否会给以后的经济发展带来沉重压力，并影响到“代际公平”，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否合乎法治的要求和精神，等等。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则需要探讨产生财政危机的法律原因。

二、财政危机的法律原因分析

由于专业分工等诸多原因，传统的法律界往往对财政问题少有问津，但财税领域恰恰是体现近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园地。从历史上看，如果没有财政危机，如果没有财税方面的分权及具体制度安排，就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可见，财政危机作为财政运行的一种极端状态，作为一国政府所必须面对的危急情势，同宪法、宪政也有着紧密的关联。事实上，财政直接涉及到公共权力的行使，以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这本身就是一个宪政问题。与此同时，还应当在相关法律中对财政权和财产权做出具体的保护性规定，以有效地平衡和协调国家财政权与公民财产权的冲突。这些法律精神，应当贯穿于相关的财政法、税法、民法等领域的具体立法之中。上述的法律精神，实质上就是一种法治精神，即通过有效的、具有合法性的分权，综合协调、平衡各类主体的利益以及实现其良性互动。如果不能有效地贯彻这种精神，就不仅可能侵害国民的财产权，也可能使财政权的行使受到损害，并最终导致财政危机。从现实情况来看，导致财政危机潜滋暗长的具体法律原因，最为显见的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预算法形同虚设

在预算法上，类似的问题还非常多，如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非法律化、国库收付制度的不严格执行、对预算收入征收的随意性所导致的收入流失等，都是无视预算法规定的重要现实问题，都是将预算法束之高阁，使其形同虚设的问题，也都是衍生财政危机的重要问题。

（二）国债法有待完善

（三）税法刚性不足

从总体上说，在与财政危机相关的各类法律规范中，税法规范的数量最多。在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下，我国虽然没有完全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但还是做到了最基本的“一税一法”原则，从而使现在开征的各类税收，基本上都能有至少相当于国务院行政法规级次的立法与之相对应。由于大量税收立法主要都采取了行政法规而非“法律”的形式，税收立法层次相对较为低下，在执行过程中有法不依的问题突出，因而税法的刚性明显不足，这也使得税法的执行弹性较大。其具体表现是既存在“征收过度”的现象，也存在“应征未征”的问题。而“应征未征”既可能是放弃国家的税收征收权，也可能是应征的税款无法征收或无力征收。“地下经济”、税收逃避现象的普遍存在，必然会导致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从而降低国家的财政支出能力，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税法的刚性不足，与我国税收优惠过多过滥有关。大量的税收优惠使得“税式支出”的规模十分巨大，从而人为地减少了应入库的财政收入，影响了对财政赤字的弥补，这同样会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不仅如此，税法的刚性不足，还与某些国家机关对法定课税要素的非法变动有关。总之，税法刚性不足的表现和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缺少税收基本法、税收立法层次低、违反《立法法》的规定和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以及在实践中不依法办事，则是导致税法刚性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全面提高立法层次，贯彻税收法定原则，切实在执行中做到有“法”可依，对于防范财政危机尤为重要。

导致财政危机潜滋暗长的法律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笔者只是选择了与财政危机的形成密切相关的几个领域来探讨，从中不难发现这些领域所存在的许多立法和执法问题，都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财政状况。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所涉及的制度内容并不限于市场制度本身，市场制度、财政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本来就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中国社会不可能在进入市场经济模式的同时，却排斥与之紧密相连的公共财政模式与政治模式（宪政制度）。因此，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财税法学而言，建立一种合理的财税法律体系和推动已经制定的财税法规范的准确实施同样重要；也就是说，完善财税法律体系是促进财税法治化进程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三、完善财税法律体系的思考

从根本上建立一套完善的财税法律体系，既能够从总体上体现宪法的精神，又能够在具体的分税制中，形成一种良好的宪政制度。这样就有利于更好地解决财政危机问题。对于我国来说，财政危机的主体承担者是政府，所以，政府承担规避财政危机的工作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一）建议修改现行宪法，建立财政法立法依据

目前，我国财政法表现为各自独立的单行法，尚无一个可供共同遵循的统一的财政法典。因此，建议在宪法中增加有关财政税收的规定，明确各财税单行法之间的关系和适用范围，界定各财税部门的职能、权限、义务和法律责任。各财税单行法都必须以财税基本法为依据，不得与其相抵触。这就要求在财税基本法的统领下，根据市场经济下公共财政职能的要求，对现行财税法律体系进行修订和完善，将财政税收等涉及国家和社会、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公民权利和利益的内容在宪法中做出规定，以推进我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依法治税。

（二）建立健全国债法律环境

全面清理现有的国债法规，进而采取相应措施在全面清理现有法规的基础上，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对已经完全不适用和部分不适用的法规，该废止的废止，该部分失效的失效，该修改的修改。我国尽管多次颁布《国库券条例》和《特种国债条例》等，但没有一部系统、全面的《国债法》。即使是这些已颁布的法规中，也存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不相适应的问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修订。中国国债市场日益与国际接轨，今后境外资本也将进入国债市场，这将为国债市场带来更多的机遇。起草一部完整的《国债法》，规范国债市场参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设定制约手段，规范国债的发行、流通、使用、管理和偿还全过程，是健全我国国债市场的迫切需要。

（三）加紧修改《预算法》，推进各类相关体制的改革，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合理的公共财政制度

由于体制转轨时期利益调整的难度以及制度设计本身的一些问题，中国预算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一直都在低水平上徘徊。结合当前财政支出制度改革的现实需要和世界财政法治发展的潮流，以规范和保障政府财政行为为己任的预算法应当予以积极的回应。无论是预算编制、预算审批还是预算执行，都需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做出很大程度的调整和改革，这是从源头上防范财政危机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四）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税法

在完善税法时，要注意税法与其他相关的经济、社会立法的配套，特别是与相关财政立法的配套。否则，税法再完善，也可能会存在许多因制度不协调所造成的成本问题。税收是国家的主要财政基础，税法的制定和执行不仅影响同业竞争的纳税人在同一市场中的竞争力，还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支和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制定、变更税法不仅直接影响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税款给付义务，而且当国家以征税行为介入市场运行以后，税法的制定和执行更会影响纳税人的预期和行为，从而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

（五）尽快拟定和颁布《财政监督法》

从法律上确定财政监督的地位，增强财政监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执法监督体系中的地位。通过法律程序明确监督机构的职权、责任、监督程序、监督方法、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违反财政法规的法律责任等方面的问题，为财政部门行使财政监督职能、加强执法力度、坚持依法行政、提高财政监督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创造良好的法制条件，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执法的随意性。既抓立法，又抓执法，真正把财政活动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建立健全比较系统和完整的财政监督法律体系。

总之，要建立健全一整套严密科学、协调有序的财税法律体系，使之既有分权，又有限权；既有自由，又有约束，从而在财税法制中，通过法律的全面制定和有效实施来体现宪政精神，形成宪政秩序，这样也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而只有在这种良性互动中，才能真正解决财政赤字、债务风险和财政危机等问题，才能形成良好的公共经济秩序，推进国家和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2]张守文 财政危机中的宪政问题[J] 法学，2003，（9）

财税合规的重要性篇(4)

摘要：税收在我国财政整体收入中有着重要位置，为充分实现资源优化，要不断进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本文将结合加强企业单位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对现阶段企业单位财政税收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积极探索出有效改革对策，以实现财政税收高效管理，推进我国经济进步，提高人们生活综合水平。

关键词 ：企业单位；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创新探索

新形势下财政税收体制不断发展变化，传统税收体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基本需求，因此要加强改革创新。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对提升人们生活质量水平，加强人们生活保障都有着重要作用。为实现高效财政体制改革，要制定符合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现状的税收制度，为国家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升打好基础。

一、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加强企业单位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对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社会经济体制完善，有效调节收入分配收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有效的财政税收体制创新能够推动社会产业经济转型，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背景下，主要采取政府采购管理制度，使社会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实现政府行为转变，即管理型转为服务型。对现阶段企业单位预算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实现预算体制创新和优化。同时，税制改革对实现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体系的建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促进新型税制转变。

二、现阶段财企业单位政税收体制存在的问题

1.财政税收体制局限性

在我国当前的财政税收体制中并没有将非税收入纳入到政府收入体系的管理范围内,在没有加入到我国财政税收体制中的重要税种,往往具有极其重要的调解社会分配功能,所得税以及增值税的设计方面存在不合理性, 对于技术创新的进一步发展不能够起到促进作用。此外,我国并没有将当前的国有资本的经营收入纳入到我国财政的收入范围内,致使当前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呈倒“金字塔”式,过于向上集中,财力分配严重失衡。中央与地方在分税机制划分中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个别税种界限不够清晰,分税制改革并不彻底,并不能够建立出一套合理的分税管理体制。

2.地方政府财力不均衡性

地方政府关于财政税收问题主要体现出的问题为财力的不均衡性。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能划分缺乏灵活性，对复杂财政问题无法进行高效处理，直接将低了政府财政管理效率，同时使政府职能与其财务情况存在不均衡问题。这种财务管理结构不合理，以及财务转移处理不合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痕迹性并没有完全转化, 专项转移支付与一般性转移支付在规模上存在两个极端性,且各级政府间资金分配、转移支付以及财务管理方面存在不透明、不规范,主观随意性很大等特点,致使财政效率低下,政府公信力度下降,负面作用大。

3.财政预算体制不完善

现阶段我国企业单位主要面临财政预算问题为预算体制涉及范围较小，且资金流转与挪用问题严重。在财政预算阶段性管理中缺乏周期预算，直接影响我国财政预算的功能效用，这对进一步规划我国财政发展有着一定影响，不利于财政宏观手段干预。另外对财政预算体制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令预算审批缺乏实际效用，并使财政预算体制失去自身公信力。

三、加强企业单位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与创新分析

1.加强管理者综合能力培养

为有效提升地方政府管理者以及企业单位领导者的重视力度，首先要提高管理者的综合能力。针对地方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要对企业单位相关管理者进行定期培训，并在培训学习的同时不断应用于实践，以巩固学习内容，有效提升管理度财政税收的管理能力。培养管理者的综合能力，还包括管理者的沟通协调能力，提升自身税收意识，通过自觉性约束自身税收行为，实现良好的财政税制改革环境的创建。

2.制定全面税收体制

要调整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实现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改革。为达到这一目的要增加直接税比例，并改革个人所得税的缴纳情况，促进税收优惠政策的实行，进而形成相对全面、完善的税收体制。对现阶段的税收管理体制进行合理调整，减少人为影响，以增强其体制的法律权威性，实现传统税制体系管理突破与创新。

3.创新预算管理体制

针对预算管理体制的创新，要从预算范围管理出发，扩大其范围，并在各级政府成立预算管理独立部门，在企业内部成立预算委员会办公室等。要不断加强预算体制的监督，保证预算管理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相一致。在扩大预算范围的同时完善复式预算模式。复式预算体系的建立，是指对资本性预算以及常规性预算等进行统一管理。要将政府相关财政活动尽可能纳入预算管理中，并加大财政活动监管力度。

4.实现分权财政体制建立

中央对地方要合理进行分权，促进地方财政自主权进一步扩大。针对分权财政体制要通过管理人员进行科学分配，并缓慢有序实现税收征管一体化。在分权体制下要将税种属性作为中央和地方划分依据，实现合理比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管理，与此同时能够降低地方政府在财政方面的压力。对各基层政府进行财政体制创新，对各级政府实现分层财政体制管理。要对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加强监管，保证收入来源的可靠性，对政府收入机制进行严格的法律规范，促进公共服务平等，同时扩大资金转移支付的规模性。

5.加强经济发展与财政管理协调性

在现阶段的经济体制影响下，各级政府对市场竞争干预过多，对相关企业财政补贴及资金支持过度，直接降低了财政资金的应用效率，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有着制约性影响，对实现公共财政目标也有着一定的扭曲性影响。针对现阶段的财政制度管理要在公共财政原则下进行，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要不断加大，完善公共领域建设，以达到为市场经济竞争提供一个有序、公平的环境。要在经济发展和财政管理之间探索出一个有效方案，加强两者互动，促进经济结构完善和优化，促进我国经济质量的提升，最终促进经济与财政两者协调发展。

综上所述，现阶段加强企业单位财政税制改革和创新，要结合我国实际发展情况，总结经验的同时借鉴国外经验，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的同时，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发展。为完善税制改革，要加大对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完善财政制度，规范各级政府行为，以促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进一步科学化和规范化。

参考文献：

[1]杨建国.转型期中国财政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绩效研究———基于四川“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分析[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2（06）.

[2]张俭.对财政税收制改革创新的认识与探究[J].财经界(学术版)，2012，03.

财税合规的重要性篇(5)

税收对完善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至关重要。因此，从税收的角度出发 ，研究企业纳税筹划对完善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制度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意义。

一、纳税筹划概述

（一）纳税筹划的概念及目标

纳税筹划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纳税人通过一系列预先的、有目的的、合法的策划和安排，制作一整套完整的纳税操作方案，以达到减轻自身税负的目的。纳税筹划不同于避税，更不是偷税，而是在多种合法方式中选择了纳税最少的一种方案。

纳税筹划最核心的目标是直接减轻自身的税收负担，但其并非是纳税筹划目标的全部。实现涉税零风险、获取资金时间价值、提高自身经济效益以及维护主体合法权益等都是纳税筹划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关于纳税筹划的几点说明

1.合法性。表示纳税筹划只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违反法律规定，逃避税收业务，属逃税行为。

2.筹划性。表示事先的规划、设计、安排。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纳税义务通常具有滞后性，这就在客观上提供了纳税前事先做出筹划的可能性。

3.目的性。表示要取得“节税”的税收收益。这有两层含义：一层是选择低税负；另一层意思是滞延纳税时间（有别于违法税法规定的欠税行为）。成功的纳税筹划往往既能使经营者承担的税收负担最轻，又可以使政府赋予税收法规中的政策意图得以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纳税筹划活动也是应该鼓励的。

此外，纳税筹划还有以下两点需要注意：首先，依法纳税是进行纳税筹划的前提；其次，进行纳税筹划应该时刻关注税法的变化。

二、纳税筹划认识的误区

这里存在一个误区，现在很多企业把“纳税筹划”理解成“合理避税”。要分析这个误区，笔者先从纠正企业对税收认识上的重大误区谈起。

传统观念认为，税收是由企业纳税和税务机关征收两个过程组成的，忽略了税收产生的过程。不同的经营行为产生不同的税收，因此税务机关只相信企业的合同或者相应的证明，不看所谓的“账”。而这些合同和凭证都是业务过程产生的，业务部门签订的。如此看来，公司的税收是业务部门在做业务、签合同的时候就产生了，而非财务部门的事。因此，财务部的伪造、编造，是一种偷税行为。正确的纳税筹划其实指的是企业要做好业务过程的筹划。只有加强业务过程的税收管理，才能真正规避税收风险。

那“合理避税”与“纳税筹划”的区别在哪里呢？有观点认为，避税是以一种“非违法”的手段达到少缴税或不缴税的目的。但实际并非如此，以“非违法”的手段达到规避纳税的义务，在一定程度上与逃税一样，直接后果是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间接后果是税收制度有失公平。然而，纳税筹划不同。纳税筹划不是筹划国家的税收政策，而是指纳税人根据税收政策来设计企业的业务发生过程，通过对纳税事宜进行合理策划，达到减轻企业税收负担、降低纳税成本的目的。纳税筹划不是钻政策漏洞，而是策划和选择业务发生过程，合理合法地减轻税负。总的来说，“合理避税”是在经济业务发生完成后采取的钻政策漏洞的消极补救措施，而“纳税筹划”是在经济业务发生中采取的积极选择政策，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

三、纳税筹划与财务管理的关系

现代企业税收筹划与财务管理具有其内在逻辑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纳税筹划与财务管理的目标一致性

作为财务管理的子系统，纳税筹划目标自然应当服从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目标一致性，是二者实现融合的基本前提。

（二）纳税筹划与财务管理内容的关联性

财务管理中融资、投资、经营和收益分配四个环节与纳税筹划密切联系。投融资过程中，如何在降低投融资成本的基础上，选择最佳方式、渠道和结构，都必须在税法的合法范围内进行，这时就需要税收筹划。对经营过程而言，企业的产、供、销都涉及到纳税因素，也离不开纳税筹划。收益分配过程中，分配的方式、补亏的安排，都受到税法的直接制约，必须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筹划。

（三）纳税筹划与财务管理的互动性

纳税筹划一般是在经济业务发生之前，对相关涉税活动进行的统筹安排，因此税收筹划会对财务管理提出相应要求，反过来财务管理水平也会对税收筹划产生制约或促进。

四、纳税筹划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理论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税收制度的完善，税收的可筹划性越发突出，纳税筹划应作为完善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制度的专题来研究。

（一）确立和评估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离不开纳税筹划

要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获利能力，不能不考虑企业的税收负担，不能忽略税收法律对企业经济发展的约束。这是因为：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要求企业最大化降低成本包括税收负担；现化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应有利于企业和国家长期利益的增长，要求理顺企业和国家的分配关系；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是战略性目标和战术性目标的有机结合，要求企业在选择纳税方案时必须兼顾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只有通过科学的税收筹划，才能更大程度的支持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

（二）企业纳税筹划是现代企业财务决策的重要内容

现代企业财务中筹资、投资、生产经营和利润分配四个决策部分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税收的影响，税收筹划贯穿于企业财务决策的各个领域，已成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纳税筹划和财务管理紧密联系，互相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系统性原则，树立整体性和环境适应性两个观念。

五、纳税筹划的必要性

近年来，我国企业在市场的竞争中逐步规范，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风险控制能力。但将来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经营风险，而是财务风险。因此，企业通过实施纳税筹划规避财务风险非常有必要，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纳税筹划实现税负的减轻

目前纳税人税费负担过于沉重，通过纳税筹划，实现税负的减轻，是企业的唯一选择。当纳税人面临沉重的税收负担时，只有三条路可以选择：1.逃税，即通过违法行为实现规避税负的目的。但是，逃税违法，注定了这种行为只能是一条“死胡同”。2.纳税人产生逆向选择行为，消极对待，压缩经济活动规模，这最终会导致整个经济的萎缩。在国家宏观税负不能立即减轻的条件下，选择这种做法，最终只能被市场竞争所淘汰。3.进行纳税筹划，实现合理避税。这才是企业迎接WTO挑战，依法治税的必由之路，是面对目前政策法规的必然之举。

（二）中国加入WTO，企业竞争国际化的趋势使得纳税筹划变得更为意义重大

在目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通过营销来扩大市场份额的“开源”手段已相当困难，中国企业要想与国外企业同台竞争，就应该把策略重点放到“节流”，即企业内部财务成本的控制上。作为财务成本很大一块的税收支出，如何通过纳税筹划予以控制，对企业来说就变得相当关键。

（三）实施纳税筹划是企业产权清晰化的客观要求

在当前国内企业市场化改革、股份制改革深化，中国加入WTO参与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企业一旦作为独立的个体，就必然要构造明晰的产权机制与强大动力机制参与市场竞争。因此税收作为企业的成本支出，必须通过深入研究纳税筹划的各种手段予以控制。

（四）从现代企业的财务机制上看，做为企业外部成本的税收支出更应当加以控制

目前企业存在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要控制成本，就是要控制内部成本，而对于企业的税收，则视为无法避免的，不去加以控制。其实不然，企业对内部成本的控制已经相当严格，而且过度地压缩内部成本有可能造成员工的积极性受损等不良后果，影响企业的发展。因此，在控制内部成本的同时，应该试图努力节约企业的外部成本，做到内部成本外部成本双管齐下，共同收缩。

六、纳税筹划对企业财务管理的现实影响

财务管理的任何决策都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财务管理与企业其他管理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并渗透于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财务管理处于企业管理的中心地位，抓住了财务管理，就抓住了企业管理的关键。

（一）通过纳税筹划，可以监管财务交税

可以设立专门的“税务部”，专职纳税筹划。“税务部”和“财务部”互相平行，共同规避企业的经营风险。通过纳税筹划，可以控制企业业务的税和财务的税，避免财务部门一部司多职，操控税收，给公司的财务管理带来风险。

（二）通过纳税筹划，可以权责明晰

由于真正产生税收的是业务部门，财务部门只是履行核算与交纳税收的职责，所以通过纳税筹划，可以从业务发生的源头控制纳税，将纳税的责任明确到每一个责任部门。实行纳税筹划，从责任源头抓起，将责任细分到每一个部门，甚至每一个责任人，渗透到每一个管理层面，进行渗透管理，使公司财务管理透明化。

（三）通过纳税筹划可提高企业财务管理水平

纳税筹划离不开企业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它要求企业会计人员既要精通会计准则和财务制度，又要熟悉现行税收政策和税法，正确地进行纳税调整和计税。这样企业就必然要求其会计人员提高业务素质，从而使企业财务管理水平得到提高。

（四）通过纳税筹划可规范企业财务管理

纳税筹划作为减少税收成本是最有效、最可靠、最可行的途径，必将被越来越多的经营管理者所采纳，这就要求企业要依法设立完整、规范的财务程序，进行正确的财务处理，才能实施纳税筹划。

财税合规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财务会计；税务会计；协调

一、前言

在经济全球化作用下，需要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趋同，保持密切关系，进而协调发展。随着会计体制不断健全，我国的会计制度与税务制度也有着巨大的变化，更加趋于规范化，要求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有一定关系，并降低存在的差异性，为了会计制度与税务制度可持续发展，必须要保证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协调发展。

二、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关系

1.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联系

（1）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为基础

税务是财务内容中的一部分，企业建立一套完整的财务信息，不仅需要编制财务报告作为向外提供的基本依据，而且还要结合财务资料进行税务会计处理，以核算企业经济利润为目标，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并尚未有太大差异，税务会计也可以用于财务会计核算中，在税务报表中直接体现出来。关于由于时间差异和永久性差异的部分，需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调整，从而规范出合理的税务法规，比如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足以充分说明。

（2）在财务报告上体现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协调性

企业年底需要以财务报告形式向审计部门提供财务情况，财务报告中的内容将企业的收支和税务情况一一表明，无论是哪种税务处理都会导致企业财务状况发生变化，在财务报告中也有所体现。企业通过将资产、利润等财务指标按照标准的企业会计准则来确定，判定其账面价值与依照有关税务调整后的计税价格存在的差异，递延所得税将企业资产、负债等情况进行判定，将差异确定为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从而确定失效原因下企业所得税和企业会计利润间存在的差异，并在财务报告上体现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协调性。

2.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差异

（1）目标不同

虽然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二者的目标却不尽相同。财务会计最终要以财务报告形式向外界提供企业资料，财务会计报告中详细反应企业经济业务，通过编制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附表，全面体现出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资产等会计信息，帮助财务报告使用者对企业经济发展情况作出良好的决策。税务会计目标是依照有关税务法律制度，正确计算税款、缴纳税款，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利润，从而为税务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有效信息，帮助进行税务决策。

（2）对象不同

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核算对象不同。财务会计对象是会计核算和监督。在所有的经济运动中，财务会计核算对象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经营活动包含各项经济业务，而且并非都以货币形式表现，只有通过货币形式进行活动的主体都是财务会计对象中的内容。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会出现资金运动，形成会计核算和监督的基本内容。税务会计核算对象是资金活动的纳税情况，包含纳税申报、税金核算、收益分配等内容，只要涉及到税务内容，都作为核算的对象，从而真实反应税务会计核算情况。

（3）计量属性存在差异

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是会计处理中的内容，由于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在计量属性上存在差异，使得二者之间有很大区别。税务会计将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结合在一起，然而企业会计制度却以权责发生制为主要原则，将收入与费用相互配比。2006年新出台的新会计准则重新对计量属性进行规范，其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五部分，税务会计坚持历史成本原则，为税收征管提供有力保障，维护税收权利。然而，财务会计不拘泥于一种方式，将会计准则与相关制度相结合，注重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三、协调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方法

1.缩小差异

协调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方法可以采取缩小差异方法，不可否认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些固定的差异长期存在，可以考虑缩小这些长期存在和短期存在的差异。例如企业发生的违法收益要受到相关部门的处罚，企业财务会计将这些罚金作为成本或者是费用来进行核算；税务会计对这些罚金由于在缴纳所得税前不允许列支出，所以协调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间的关系可以降低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

2.协调基础内容

税务会计是会计学科中的一种，它是税务部门对企业征收税款的依据，随着税收法规的调整而变化，并趋于完善，税务会计并不是一项单独的领域，而是与财务会计相融合，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税务会计不需要企业单独设置账簿，只是需要借助财务会计工作来进行核算，企业只需要按照现有的会计准则中的方法进行调整，而且这些都是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中最基础的内容，并以会计核算为基础。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相联系，充分说明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财务会计是税务会计进行处理的前提和基础，税务会计将财务会计中不足内容给予补充。

3.协调策略

（1）完善税务会计理论体系

税务会计理论体系是税收学中的内容，协调税务与会计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会计理论方法在企业中的应用，缴纳的税款借助会计理论进行计算，并利用会计系统充分的反映出来，从而加快我国税务会计的发展进程。会计制度与税务法规要相互配合，而且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二者的协调。

（2）重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税务会计虽然将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结合在一起，却未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所以，税务会计在实际应用中要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对于视同销售的行为未将现金流入纳入销售业务中，企业的收入减少，现行的税收规定不仅对于视同销售有有所限制，像评估增值税也受此影响，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充分解决这些问题，减少由于制度不同导致差异存在，从而进行合理征收税款。因此，企业税务会计处理要充分体现实质重于形式的重要性，坚持以会计原则为导向。

四、结论

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既有一定联系又有一定区别，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对财务会计要求也越来越高，税务会计作为财务内容中的一个分支，逐渐被独立出来，对规范财务会计有很多的促进作用。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具有科学性和严谨性，并要求二者协调发展才能起到关键作用。所以，一定要处理好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之间的关系，并将二者协调好，从而健全会计体系。

参考文献：

[1]辛旅洁.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关系及其协调[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4，06（45）：209-210.

财税合规的重要性篇(7)

纵观世界各国的财政政策，大致可分为紧缩的财政政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三种类型。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长期实行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是世界各个国家和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个国家针对一些特殊情况，而采取了暂行的或过渡性的财政政策。

稳健的财政政策既有利于财政的需求管理，又有利于财政的需求供给。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其核心和内容都是围绕激励需求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问题不只是消费需求不旺，还包括供给需求结构不合理。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可以克服积极的财政政策时代那种以国债投资为主的单一的财政支付手段。而稳健的财政政策能够采取综合性的财政手段，如：财政补贴与政府性基金，固定资产投资与国有资产转让、保值、增值、财政转移支付、政府采购、税收、国债、行政事业性收费、税式支出等。实现稳健的财政政策可以实现中期的目标——解决“三农”问题和就业问题，还可以实现远期的目标——使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持续发展、全面发展。

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性质、地位

（一）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1）控制财政赤字。截至2003年，我国政府赤字达2916亿元，相当于当年国民收入的2.5%，超过了一般的警戒线。从2004年开始，财政赤字有所下降，但是离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2）推进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发展；深化改革才能科学发展；改革需要财政支持、付出成本；改革产生效益，增加财政收入。（3）调整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与消费结构、城乡结构、供需结构，尤其是实现农、轻、重结构，这是战略任务，是财政收入的源泉。（4）增收节支。这是长期的财政方针，我们决不能实行一边任意扩大支出，一边随意减少收入的自杀政策，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这四项内容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稳健的财政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根本不同点是：稳健的财政政策不仅包括财政收支供给与需求总量的调控平衡，而且还包括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结构的调整与均衡发展。

（二）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性质。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不是扩张的，也不是紧缩的，而是在财政预算收支上有压有保，有保有限，有严有宽；在项目建设上有上有下，有长线有短线，压与保、严与宽、下与上相结合，适度在其中；始终保持预算收支基本平衡、结构均衡。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平衡的、匀称的财政政策，它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可以称之为“中性”财政政策。

（三）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本性的、长期性的、基本的，而不是保守的或停滞的财政政策。所谓保守的财政政策是重在温室保养与保重，维持旧的状态，不求改革，而稳健的财政政策，是规模与效益、速度与质量相统一，是高水平、高质量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相适应，具体解决的是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这个全局性的财政政策问题。

三、稳健的财政政策需要严密的、持久的法制保障

（一）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为财政法制建设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又为提升财政法制建设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所谓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是由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内在结构的严密性、发展的协调性以及操作的可靠性所决定的。它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实行民主理财、法制管财、公开用财、实行征信制度。所谓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是由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所决定的。财政法制建设不是朝令夕改的暂时规定，而是具有经常性、持久性的财政规律在法律上的反映，也是与稳健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相一致、相符合的。

（二）按照稳健的财政政策的立法要求，必须加快财政法律的制定、修订步伐

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系列或系统的财政机制，它注重的是综合效益，因此要求相应的财政立法必须完善，财政法制环境必须优良。按照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应在5年内完成和基本完成76件法律的制定和修改规划，其中财税法律占8件，约占10%.然而时过两年了，却还没有一件财税法律出台，面对基本性的财政政策的转变，财政法的制定与修改必须加快步伐。

（三）稳健的财政政策既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政策，又是推进和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方针

事实证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和作用方面，远不如稳健的财政政策更为重要。而公共财政体制不仅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必然选择，也与稳健的财政政策一拍即合。公共财政既能完整地体现党和国家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又能全面体现政府的职能[1]，还能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运作，因而更有利于依法治税、民主理财；更有利于调节国家与社会分配，构建和谐社会；更有利于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环节获得良性循环发展。比如：从2005年起，财政部对去年超收的5300亿元的财政资金的计划安排，就充分体现了稳健的财政政策与公共财政的关系。按照财政部的安排，在5300亿元中，中央可支配的是2250亿元，在2250亿元中，1050亿元将用于退税，405亿元用于退耕还林，还有增加对农民的扶持、减免农业税需要158亿元。在社会保障方面，增加100亿元的社保基金，总共是166亿元。此外，转移支付、扶持中西部需要332亿元。同时，还要拿出200多亿元用于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剩下的138亿元将用于国防事业，还有一些主要用于救灾和救济等方面[2].这表明了财政分配的公共性和公开性。

四、按照需要与可能，着重做好三个层面的财税立法执法工作

这三个层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基本思想和内容。

（一）全国性的财税法律的修订和制定

1.修改合并两个企业所得税法迫在眉睫。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与《内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合并修改，必须加紧进行。我国加入WTO已经3年了，WTO要求必须实行国民待遇，但上述法律和法规存在严重问题：法律形式有明显的差别；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差别很大（名义税率高，实际税率低）；减免优惠和列支扣除内外资企业不一致（内资紧，外资松）；实际执行中名义规定的优惠少，实际中的优惠多，显失公平；与个人所得税、合伙企业、私人企业所得税不衔接。

2.修改《个人所得税法》再也不能迟延。目前，《个人所得税法》虽然已经经历了1991年和1999年两次修订，但该法的基础还是1980年时制定的格局。对个人生计扣除标准还是%/$&年规定的每人每月扣除300元，这显然过时了；名义税率偏高，“灰色收入”偷逃税现象比较普遍；减免优惠和列支扣除，有的已经过时，有的需要补进；内外资企业人员征收不统一；有些省市已修改了税率，全国各地执行不一。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税种的调节作用，必须抓紧在

2005年完成修改的法律手续。3.制定《反洗钱法》必须安排。进行反洗钱斗争不仅是严厉打击经济犯罪，遏制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也是维护金融机构、财政机构的诚信和金融财政稳定的需要，是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以及维护我国在国际社会的伟大形象的需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反洗钱体系，使我国反洗钱工作步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就必须制定《反洗钱法》。《反洗钱法》已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通过《反洗钱法》的制定，可以极大地推动和促进我国的反洗钱工作。据统计，目前我国有3000名逃往国外的不法分子，带走了500亿元的资金，造成了我国财政、金融资金极大流失，也是一个很不安定的因素。

4.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必须及时跟上。这是调整我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在经济上、财力上发展差异的需要。可以通过“税收返还”、体制、结算和专项补助等形式，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财力分配上的倾斜政策，达到均衡发展的法律规范化要求，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财政法律制度。此法预计在2006年出台。

5.《预算法》的修改必须按时完成。《预算法》是财政法的基本法。1995年实施的《预算法》，计划经济的色彩很浓。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税制和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不足，当前，需要把优化预算支出结构加上去，把近年来预算制度的三大改革（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加进去。现行《预算法》对违反预算规定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太笼统、处罚太轻，必须改变。预算制度的修订最好能在2006年出台。为了保证《预算法》修订的按时完成，采取中改的方法为好。

6.起草制定《税法通则》必须毫不动摇地进行下去。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曾先后纳入“八五”、“九五”、“十五”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局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已经作了相当的论证和起草工作，对它的重要性和可行性都讲了很多道理，但就是遇到了思想上不很统一的问题，困难较多，从而出现了时续时断起草的局面，现在是立法机关下决心的时候了。只要立法机关坚定而又坚持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立法路线，笔者相信，《税法通则》可以在！""）年拿出来。[3]

7.中央和地方相结合，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完备法律程序，为统一城乡税制作好调查研究和立法准备。从1999年起，我国开始了“费改税”的重大改革，2001年至2002年，全国在20个省市农村试点税费改革，2003年全面开始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建立规范的税费制度，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实现“三个确保”和城乡税制统一，以保证“三农”长期的、稳定的发展。2004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总理宣布了从2004年起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的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取消农业税并不等于农民无税赋，取消农业税只是农村税费改革的第一步，并且还要完备法律程序。因为我国的农业税收条例是经过195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颁布的，这次取消农业税同样也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门批准程序。第二步是按照城乡统一税负公平原则，在取消农业税的过程中，要做好统一城乡税制的测算和试点，把取消后的农业税改为对农业、农民征收商品的流转税和所得税，也就是使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缴纳个人所得税和商品流转税，这实际上是把土地变成了生产要素的商品流通，从而使农民对原来农业税的负担产品商品化、市场化了，这样做既解决了原来的农业税无起点、无成本扣除、大大高过城市居民所缴纳的商品流通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收负担问题，又可以实现城乡居民真正的税负公平与税负平等。

（二）全国性的财税行政法规的制定与修订

1.进一步改革流转税并实现增、消、营税收条例的正规化。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是1994年我国实施新税制改革后，现行流转税类的三大主体税种，占每年税收收入总额的$"，以上。从今年起，增值税要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即对购进机器设备进行抵扣），并将首先对东北老工业基地试点总结的经验向全国推广。消费税要扩大征税范围，调节税目和税率。营业税要稳定和完善。这三种税在当年都是以国务院的《暂行条例》形式规定实施的，经过10年的执行，在这次深化税制改革，调整、补充、修订后，完善了政策，增强了刚性和效力，建议国务院分别以正式条例公布，不再用“暂行”二字。

2.深化改革出口退税机制，必须制定统一的出口退税条例。国务院于2003年10月13日了《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充分肯定出口退税政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情况下，指出出口退税存在的问题是出口退税资金无法及时得到保证，导致欠税问题十分严重。据估计，全国拖欠企业退税额达2500亿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解决拖欠企业出口退税款的原则和具体措施，按照“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原则，对历史上欠退税款由中央财政负责偿还，确保改革后不再发生新欠，同时建立中央、地方共同负担的出口退税新机制，推动外贸体制深化改革，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效益。此后，财政部积极通过库款调度和增消收入、增量超收安排等方法，已基本上还清了老账，有效地解决了出口欠税这一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4]为了建立切实可行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负担的出口退税的新机制，进一步规范企业产品出口行为、财税部门退税的管理行为、海关和外汇部门的服务行为，必须把《决定》具体化为条例，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相关部门参与，规范和制定出口退税条例（即行政法规）。其内容应当包括出口退税的性质和地位、出口退税的体制和原则、退税的决策和调整机制、管理机制和服务机制、退税的资金来源保障机制、退税的程序机制和法律责任。

3.改革房地产税、制定《物业税条例》。用物业税代替房地产税制的改革，虽然属于地方税收体制的改革，但必须由国务院统一制定物业税行政法规。按照我国现行税法和政府规定，直接涉及房地产业的税费达）种以上。如内资企业及个人的房产税和外资企业及个人的城市房地产税（或房租费）、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农村耕地占用税；涉及对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房屋的买卖、赠与、典当、交换时订立契约的契税、涉及房屋产权转移、土地使用权转移的印花税、营业税中的销售不动产税、个人所得税中的房屋租赁收入税等。还有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也涉及房地产税内容。房地产税还涉及尚未但可能要开征的遗产税与赠与税，以及社会保障税等均涉及房地产的问题，目前的土地出让金费用也不低。如果把房地产税视为财产税，还包括资源税、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车辆购置税等。总之，我国现行的房地产税或财产税存在税费不分，内外资税负不公平、不统一，税种繁多，重复征税情况普遍，负担重，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要求等弊病。因此，必须进行改革，建立统一的物业税，并应以此为契机，系统建立我国房地产业或财产业税收体系和征管体系，加强研究，适当提高房地产业在我国税收收入中的比重。

按照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的：“实行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的要求，开征物业税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笔者认为，以下四个条件是开征物业税所必须的：（1）对不动产的所有权、使用权、承包权等产权要明晰，对存量要有正确的统计和估价。（2）清理整顿房地产业评估市场，进而搞清现行房地产市场的弊端，建立我国自己的物业课税价值评估制度体系。（3）科学测算和确定人均免征税价值，确立调整税种的主体，按用途分物业税的征税对象，可分为自用房地产类、他人（非使用）房地产类。对自用房地产的征税价值要低于他人（非自用）的房地产税价值。（4）建立和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与建立财产类税制通盘考虑、同时进行，或者当作改革和建立整个财产税制的一部分进行。

（三）地方财税立法和执法

按照集中税权、适当分权的原则，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中央适当放权的情况下，扩大地方立法权限和增强地方自主性是十分必要的。其内容主要包括：

1.注意地方的财权和税权以及地方财税体系制度的建设。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权限以及全国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管理权，完善地方税种。从体制层面来说，1994年实施的新税制，除中央税、共享税外，归属地方税收管理的税种十几个，在这次深化税制改革中，按照分税制和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有的要取消，有的要合并，有的要适当调整，有的要重新设立。

2.注意地方税收与土地资源管理的关系。地方税收制度与土地资源管理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地方税收制度中有城镇土地使用税、农村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农牧业税等税种的纳税对象或者说征税客体是土地，没有土地资源及其收入，我们就没有征税的对象和客体了，也就很难有这些税种的存在了。二是这些相关税种的开征，其目的和土地资源管理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加强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管理得愈好，相关的税种就愈有前途，愈重要，愈能发挥作用；税收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参与土地资源的管理，也起着保护土地资源和调控土地资源的特殊作用。三是相关的地方税种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又能更好地支持和保护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生态建设。我国不久前完成的普查（自2000年8月起至2001年3月31日止）也是对中国土地使用税税源的普查。

3.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财税工作的重点不在于立法，而在于执法。按照我国的财政体制，中央集权、地方适当分权的原则，立法权和财力分配权集中在中央，对地方来说，重点在对法律的执行和对财力的使用。所以，地方在执法和财力使用过程中，比较多的是针对具体情况采取具体措施，完善规章制度，检查落实，确保实施的效果。

另外，财税之间、财税与金融之间、财税金融与经济制度及经济立法之间的交叉层面也是很明显的。为了推进稳健的财政政策，还要注意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财政立法与金融立法相协调，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对此，笔者认为，在新的政策、新的经济关系、新的经济秩序的变化面前，既要着力总结现有法律制度中行之有效的交叉规定，又要注意预测和研究将要产生和发展的新的交叉规定。

如果说人类社会总是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系统中循环往复、不断更新的良性循环中生存和发展，那么我们曾因一个时期对交换（流通）重视不够出现过梗塞，但在大力发展交通、信息、市场经济后，这一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我们也曾因一个时期对消费重视不足，出现过消费滞后，但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扩大内需政策的形势下也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然而对分配这个环节，至今在认识和行动上还做得很不够，无论分配采取哪种形态（包括五种形态即价格分配、财政分配、信贷分配、按劳分配、按资分配），但财政分配至今还起着主导作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新的一届政府用科学发展观统领财政改革与发展的全局的安排和部署，这无疑是切实解决分配问题的一道曙光，也为完备我国财政法制创造了有利的时机。

「注释

[1]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完善政府职能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2]见《金融时报》2005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