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论文篇(1)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的发展容易导致资源的过度开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背后，由于偏重追求效率的生产模式以及粗放型增长方式，忽略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导致了我国的生态环境遭受了较为严重的破坏，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生态形势非常严峻。培养青年一代尤其是大学生的生态文明观对生态文明建设尤为重要。树立大学生生态文明观，首先要明确何为“生态文明观”。生态文明观是人类认识人、自然、社会三者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是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不能置身于自然界之外，更不能将自身凌驾于自然界之上，应当认清与自然的关系，把自身与自然当成和谐共生、相互依存的统一体。树立大学生生态文明观，就是要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教育。

二、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现状

大学生群体是一个具有较高知识层次和思想觉悟的群体，不少学生对环境问题较为关注，这表现出当代大学生具有较为强烈的环境危机感。然而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现状仍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不成体系。由于生态文明教育在高校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大学生在主观上虽然有着学习生态文明观的渴望，并且有着初步的生态文明意识，但对于生态文明的认知仍是感性的，缺乏系统的全面的学习，无法形成深层次的、成体系的认识。其次，高校对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的培育不成常态。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的今天，许多高校已经开设了环境保护的相关专业和课程，然而生态文明观作为每个学生应该具备的思想意识和行为素质，仅仅对相关专业的学生进行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其应该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覆盖到全体学生的常态化教育。再次，大学生的生态文明行为不成规模。由于大学生容易受到当下流行的“拜金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影响，加之自制力较差，且大学校园里关于生态文明教育的实践活动也不是很多，很容易导致过度消费等违背生态文明观的行为的产生，即使有学生在生态文明意识驱使下，进行环境保护活动，其影响力及持久性也较为有限，没有在大学生人群中形成规模。

三、树立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的意义

现代工业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近年来，“雾霾”等一系列环境污染事件无不应正了这一说法。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所取得的富有创造性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成果的总和，它是一种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由此看来，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1、树立大学生生态文明观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当今时代对大学生的要求，不仅需要其掌握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还要求其具有优秀的思想道德素质，这就要求大学生不仅能够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求其能够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能否具有良好的生态文明观念，就构成了当代大学生是否全面发展的衡量尺度之一。

2、树立大学生生态文明观可促进高校人文生态环境的改善

高校是大学生的培养基地，其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反之，大学生是高校中除教职工外的主要人群，是高校中占比最大的一个群体，大学生的言论及行为对高校的人文生态环境同样影响巨大。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的树立可以使学生发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反对奢侈浪费的风气，能促进高校人文生态环境的改善。

3、树立大学生生态文明观可促进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学论文篇(2)

如果人体内部各种生理活动正常进行，健康状况良好，就处于平衡状态，当外界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起作用导致正常生理活动被破坏，开始的平衡被打破，疾病就随之而来，各种治疗药物和方法都是为了弥补这种平衡。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发现了藏象、经络等生命活动现象，六淫、七情等致病因素，以及病态过程中互相抗衡的“正”、“邪”两种力量的存在，穴位是调整功能的枢纽；内因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是致病精神因素，即内在因素；外因：风、寒、暑、湿、燥、火六大类，包括细菌病毒是致病的外来因素。气血是全身的动力，还有内外因等等，这些都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是整体的功能因素。《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两部经典医书正是在前人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向理性认识过渡的产物。在中医思路与方法的指导下，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法收集到的有意义的症、脉、舌象等信息确定患者的“证”，再通过对“证”的辨证施治，确立不同的个性化治疗方法，这与当今许多西医学家提出的个性化治疗非常一致。作为中医学理论的核心内容，“阴阳”、“五行”等概念，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四诊八纲、辨证论治、治法治则等一整套独特的治疗概念、理论体系都无一不体现出中医学注重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中医用药的方剂中讲究君臣佐使，每一个方子都有不同的配伍原则，其内在也是体现出生态平衡的意义，每一种药物都有其治疗作用和副作用，针对疾病的主要药物为君药，为了辅助君药达到更好的效果的药物称为臣药，配合君臣药治疗兼证，或抑制君臣药的毒性，或起反佐作用的药物称为佐药，指引导诸药直达病变部位，或调和诸药的药物称为使药。君臣佐使四类药物的相互影响，给人使用后就能帮助人体尽快恢复生理平衡，疾病自然消失。西医采用了很多化学药物，生产工艺中有很多污染问题，对自然环境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与化学药物不同，中医药的原料都是自然界可再生资源，并且以植物为主，这与人类的饮食习惯一致，也符合现在比较热门的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环保的理念。现在很多人在饮食中都注意食用适合自身保健作用的有药性的食品，比如鱼腥草、马齿苋、山药、枸杞等药物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这对于我们提高全民素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很有益处。对于很多新出现的疾病，西医很难在短时间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但中医药学在中国防治非典和现在肆虐全球的H1N1型流感的应用极大的作用，对于突发的疫情，中医药学工作者及时提供了相应的处方，避免了很多易感人群感染疾病的机会，给疫苗的研发机构争取了时间。

二、结语

生态文学论文篇(3)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生态觉悟；“力量型”科学；和谐；中国现代科学体系

一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理论溯源及其界限

今天我们提到科学，一般指的是近代西方科学，它起源于希腊的理性科学，重视数学的运用与实验的检测，因而也称为数理实验科学。［1］西方近代科学既有对希腊理性科学的继承，同时受西方近代文化观念的影响，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偏离了希腊理性科学对自由精神的追求，正如吴国盛先生所言，“近代科学不仅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崭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2］这样，主体维度的价值诉求加上对物质力量的狂热追求，构成了近代科学精神的核心部分，也就是尼采所说的强力意志。这种强力意志构成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主旋律，也造就了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

［3］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虽然在过去几百年中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二十世纪的科学与技术却展示了西方“力量型”科学本身的某种界限。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的核心思想和结论分别从宇观、微观和宏观尺度证实了西方“力量型”科学的局限性，且这种片面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4］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自然的关系上，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都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和谐的生态觉悟、科学的前沿发展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范式，而这种新的科学范式的核心思想与东方文明中的生态智慧不谋而合，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科学将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天人和谐”思想对“力量型”科学界限的消融

二十世纪以来，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复杂科学为代表的前沿科学，通过深刻的观念转变和理念创新，打破了时空对立等二元对立观念，演绎了自然宇宙和谐一体的更为纯正的科学自由精神。这种情况下，强调和谐一体的中国传统自然观，在解释新的科学思想上，较之西方“力量型”科学所依赖的机械自然观显得更加优越。［5］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些人自然地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东方文明，投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科技文化困境。

1儒家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思想的发掘

儒家文化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主流。儒家文化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代科技的有序发展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6］第一，儒家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克服西方近代科学的原子论限度。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始终把宇宙看作为一个整体，如孟子认为自然之天产生万物，人和万物只有一个来源，万物和人都是其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且彼此相互倚赖。儒家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反对把人与自然相分割和对立，这有助于消融西方近代科学中还原论、原子论的错误理念，有助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协同发展的关系。第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有助于消融近代“力量型”科学范式中的主体外化倾向。在和谐的状态中求发展，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给予西方“力量型”科学最大的启迪。如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不同分职，只有充分把握好天与人的分职，才能清楚地认识天与人的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认识与改造世界。［7］第三，儒家“天人合一”观有助于改变西方“力量型”科学的控制论世界图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如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把爱心从家庭扩展到社会，从社会再扩展到自然万物，进而使仁爱具有了生态道德的含义。这种崇高的境界引导人类理性地控制物质欲望，并把物欲导向精神的追求与创造，塑造人类“赞天地之化育”的伟怀，即理解、赞美和协助自然界之生生不息，并以这样的方式发挥人性，而成为天地大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西方近现代科学思想认为自然界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物的结合，是一幅符合机械力学规律的自然图景，是一个在人类之外跟人类毫不相干的体系，是人类的能源场与垃圾场，从而培养了人对自然的傲慢感、对于其他物种的优越感。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则对自然有一种热爱、同情、亲近之情，认为一切知识本质上都来源于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来自实验室中的自然切片，强调对自然本身的直接接近。［8］这样，儒家文化的生态智慧显然能够弥补西方“力量型”科学观念的不足。它警示人类，应该去除在自然面前的自负和傲慢，应该敬畏自然，停止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才能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2道家文化中的生态觉悟：“道法自然”思想的启迪

道教文化也是华夏母体上土生土长的血脉文化，道家的核心范畴“道”把人类置于自然世界的大系统中，从自然现象推及人类社会的道德行为准则，以及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其思想路径和特征，与当代复杂性科学的生态趋向是一致的，从而有助于消融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界限。［9］首先，道家的“道法自然”生态思想可以为科学提供新的形而上学基础。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来源于自然并统一于自然界，人是天地生成的，人与天地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它们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道家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与近代西方主客二分的机械论、二元论以及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是根本不同的，从而可以为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提供新的哲学基础。其次，道家的循“道”而为的价值原则与当代生态科学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老子的“道”具有生态价值的意蕴，就是要求人们的行为要与“道”一致，要与天地万物一致，尊“道”贵“德”，顺应自然，体现在实践上就是“无为”。当代生态科学十分推崇老子的这一思想，与老子把天地之“道”作为确立人类道德的根据一样，生态科学的整体论思想、价值观原则都是以生态系统的自然性质为根据的，主张要对自然过程作出谦卑的默认，让自然按照自己的节律运行而不要去破坏它。其三，道家的生态哲学与当代21世纪科学追求的最高境界都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整体境界。老子的“道”是一种尊重生命和自然的伦理观，它要求人们的活动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与生态科学的生态中心主义观念是十分吻合的，他们共同指向“天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境界。总之，在生态整体系统中，人不在自然之外，也不在自然之上，而在自然之中。人应当站在生态系统和地球的角度，成为大自然的神经和良知，关心其他生命，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体现并弘扬大自然的“生生之德”，维持自然界的美丽与和谐。这就是道家中所蕴涵的生态智慧对西方“力量型”科学最大的启迪，今天我们提出科技生态转向的理论支撑点也在于此。了更为广阔的人类文化图式，从儒学、道学等东方文化中寻找生态智慧与启迪。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文化，能以其特有的生态智慧和觉悟为西方“力量型”科学突破固有的范式提供有益的催化作用，并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范导科学应有的气质，现代科学与蕴涵了东方智慧的儒家、道家文化进行跨文化对话，对于人类超越科技文化困境、迈向澄明之境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生态智慧的发掘与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许多科学家在“东方神秘主义”与现代物理学之间发现了“惊人的平行之处”，以此为契机展开了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之间的跨文化对话。［10］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虽然对于克服和纠正西方“力量型”科学的缺陷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能否起到主导作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推进为一种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世界观，成功地实现中华科学技术的腾飞，这还取决于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超越的程度。二十世纪末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劲声浪，其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力量型”科学的天人分离思维摸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特别是在复杂科学等前沿领域，因而当代西方科学正经历着从主客二分转向主客融合的后现代主义的洗礼。而中国传统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崇尚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思与诗的交融贯通；都鄙视对外在对象作还原性的分析，而注重对人在其中的世界的情感体验。因此，西方的一些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看成是抵御西方科学工具理性的希望。［11］而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一方面要跟西方发达世界站在一起，忧虑“力量型”科学本身的缺陷；另一方面也要跟不发达世界站在一起，忧虑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被不知不觉排除在“体”之外而流于“用”的危险。中国人的“现代化之忧思”，既有西方后现代主义者的“现代性批判”的一面，也有发掘传统文化的一面，既有后现代的一面，也有前现代的一面。［12］因此，为了彻底摆脱现代化的双重困境，中国人不仅要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以消融西方近现代科学“工具理性”的界限，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方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发掘并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生态觉悟，建立起与西方科学平行的中国现代科学体系，进而将这种生态智慧推进为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价值方法和生态价值观，而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则为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历史性机遇。20世纪前沿科学的核心思想与中国科学和文明的生态智慧不谋而合，这些前沿科学领域将成为中国人大显身手的场所。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东方科学体系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在系统科学、协同科学、混沌科学以及生态科学等综合性较强的学科领域。［13］如何将可能诉诸于现实？这还取决于中国传统科学能否在吸收西方科学精髓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阐述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生态智慧，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成为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形而上学基础！

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创造性地阐释中国科学传统背后所蕴涵的人文理念，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来制约一再跌落的西方科学，是一条十分恢宏而又漫长的道路，但又是一个十分诱惑的思路。一方面对西方而言，他们则有可能获得突破工具理性这个“座架”的外援——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于母文化之中，激活科学自身内在的修复机制；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提供了民族传统文化复兴与现代科学体系建立的绝佳机会。当中国人真正超越自己文化中的旧传统之时，就是中国科学技术走向腾飞之日。

参考文献：

［1］［4］姜岩东方科学与文明的复兴［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8

［2］［12］吴国盛科学与人文［J］中国社会科学，2001.4

［3］吴国盛.何为科学精神［J］百科知识，1998.2

［5］吴国盛20世纪的科技展示了科学本身的某种界限——回顾百年科技

［J］国际经济评论，1999.Z2

［6］［11］陶渝苏论作为科学精神生长点的西方思维模式［J］贵州大学学报，1998.1

［7］梅萨罗维，等人类处于转折点［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148

［8］吴国盛.反思科学［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23-24

［9］李承宗,谢翠蓉.试论道教文化对科学技术的影响与启示［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3.6

生态文学论文篇(4)

一、校园生态文化的概念

生态文化的概念来源于罗马俱乐部创始人佩•切伊,其基本内容是:建立一种以生态学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建立起符合生态学原理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经济法则、生活方式和管理体系,改变以往那些不良习惯,以生态学的思想与方式来认识世界、观察世界[1]。在工业文明时代,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空前提高,经济至上理论的流行,人类的贪欲和征服自然的信心都恶性膨胀,20世纪下半叶人们尝到了不尊重自然的恶果。1972年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唤起了各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作为引导社会健康发展的教育界也率先进行了反思,美国著名教育学家劳伦斯提出了“教育生态学”这一概念,他在1976年出版的《公共教育》中这样界定教育生态学:应用生态学的原理,特别是生态系统、生态平衡、协同进化等原理与机制,研究各种教育现象及其成因,进而掌握教育发展的规律,揭示教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2]。教育生态系统中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促进了教育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发展。校园生态已经成为现代学校生存发展的核心要素。

尽管学界尚未对校园生态文化做出统一的界定,但基本认同这样一种观点:校园生态文化是指教师、学生和管理者和谐作用于校园以及与校园紧密相关的社会环境的过程中,直接反应师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团体意识、群体形态和行为体系,是师生共同适应和改造环境的产物,具有和谐性、整合性和与时俱进性[3]。校园生态文化具有三个特征[3]:第一个特征是校园生态文化的使命特别崇高。教育是社会进步的发动机,一个没有高校创造思想影响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第二个特征是参与主体的高素质。校园生态文化的建设主体是广大教师和青年学生,他们承担着创造和继承先进文化的历史使命,是社会知识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承者。第三个特征是校园生态文化的和谐性和前瞻性。一个良好的生态文化校园必然是和谐的,作为引导社会前进的发动机,校园生态文化必须具有前瞻性。

二、构建和谐的校园生态文化

作为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校园生态文化重在建设。党的十六大报告特别强调:“教育是发展科学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因此,率先建设生态文化就成了高校肩负引导社会前进重任的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

(一)适应社会需要构建外部和谐生态文化

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表明,教育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存在着本质的联系。高等教育需遵循这一规律,处理好这些方面的关系,以适应社会需要,促进社会发展。高等教育自诞生之日起,便始终处于经济的制约之中,高等教育的任何发展都离不开经济基础,推动经济发展必然是高等教育的内在职责。因此,高校的专业设置必须适应社会需求,培养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从而反哺社会。比如,美国高校明确把教育为社会服务与科研、教学一起列为高等教育的三大职能。美国高校除了传统的理工、经文史学位外,新增设的学士学位有:财政学士、教学法学士、护理学士、公立学校音乐学士、卫生教育理学士、园林建筑学士、海军学士、职业教育学士、宗教教育学士、职业农业学士、家政学理学士、演讲学士,等等。美国高等教育紧紧围绕社会经济发展设置专业,并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及时增加或调换专业,使高等教育永远充满活力。为此,我国高校要汲取国外高校的先进经验,更新现念,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和压缩一部分与社会脱节的专业,增加新专业,努力探索高等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途径。政治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受政治方向、政治制度所制约。高等教育在不违背自身教育规律的前提下,要根据国家制定的教育方针、教育目的、培养目标,培养符合统治阶级意志与政治意识的人才,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巩固社会的政治制度。在人类社会演进的过程中,社会文化是以观念形态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变革过程。同时,它又是以观念形态植根于人们的意识中。社会的每一种活动都要承受着本民族文化的制约;社会的每一个人也在自觉不自觉的接受着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并不断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教育的影响,一般也是通过文化中介起作用的。可以说,高等教育植根于文化土壤之中,教育的目的、培养的目标、课程的设置、教材的选择、道德教育以及整个教育教学工作的组织形式、方法和手段等方面都受到文化全方位制约。

(二)结合自身状况构建校园内部和谐生态文化

1.注重硬件设施建设,提高校园硬实力。日本学者岸根卓朗提出:“文明大学校园应以物和新取得调和的自然共生型社会系统为目标,以知识系统的科学(真)、宗教(善)与艺术(美)三位一体化的自然———空间———人类系统———学会系统为内容。”[4]一个环境优美、布局合理、格调高雅、充满艺术氛围和人文精神的现代大学校园,是无声的育人载体,对陶冶师生情操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有利于广大师生专心致志于教学和科研。同时校园环境也是反映学校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的一面镜子,校园面貌反映学校的治学能力和管理水平,当然也折射出所培养人才的质量和水平。另外,良好的校园环境也有很强的现实作用,在每年的招生宣传中,不少家长四处观察。学校的校园建设往往是直接影响学生报考哪一所学校的重要因素。

生态文学论文篇(5)

生态学研究的是生命体即生物与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出版媒介具有生命体的特征：出版媒介具有新陈代谢的功能，它不断地进行着人员的更替，不断地从外界获得物质和能量，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伴随着新陈代谢的过程，出版媒介有诞生、成长、壮大、衰老、死亡或再生的过程。出版媒介在发展过程中，也在继承（遗传）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着创新（变异），从而使出版媒介的组织形式、出版物形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版媒介对外界刺激能做出一定的反应，即根据社会和读者的需求和市场的变化来确定自己的出版物的内容和形式，否则就会被淘汰。出版媒介也是在不断进化的，从最初的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再到胶印；从单一的纸质出版物，到现在的包括纸质出版物、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在内的多种形式的出版物；从过去的手工作坊，到现在的跨国出版集团，这些都是出版媒介进化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把出版媒介看作生命体，从生态学的视角考察出版现象。

所谓出版生态就是出版媒介与影响出版媒介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因素相互关系的总和。它是出版媒介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出版生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媒介环境，即互为环境的出版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是社会环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都影响着出版媒介的生存和发展。政治制度决定了出版政策和出版法律、法规，也决定着出版工作的性质。经济的发展对出版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出版无不打着其文化的烙印，而文化的积累和传播也离不开出版载体。教育的发展为出版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为教育服务也是出版的一大职能。科技与出版更是密不可分，没有文字、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就不可能有出版，出版也承担着和传播科技成果的责任。

出版生态学就是研究出版媒介与出版媒介之间，以及出版媒介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和机理的科学。出版生态学是将生态学原理运用于出版学研究的结果。出版生态学是出版学的拓展，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开展出版生态学研究可以弄清出版媒介与影响出版媒介生存和发展的因素的相互关系，明确出版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及其进化规律，预测其发展趋势，进而探索调节以至优化出版生态系统、保护出版生态平衡、保证出版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后，我国出版业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各种形式的出版物的品种、数量增长迅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我国加入WTO之后，我国出版界喊出了“狼来了”。“做大做强”似乎成了迎接挑战的必然选择，出版集团、报业集团、传媒集团纷纷组建起来，各出版媒介也纷纷扩大规模。由于出版业的高利润的诱惑，各路资金也对介入出版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2003年我国出版图书190391种，总印数66.7亿册；期刊9074种，总印数4287万册；报纸2119种，总印数383.12亿份；录音制品1333种，出版数量2.2亿盒（张）；录像制品14891种，出版数量3.54亿盒（张）；电子出版物4961种，9320.89万张。[1](P1-9)我国已成为出版大国。

但出版大国并不意味着出版强国。在繁荣之下，我国出版界也还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1)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新闻出版的审批制和出版资源的配置仍然是计划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形势。不少出版媒介内部机制僵化，压制了人才的创造性和活力。2)粗放型掠夺式经营，使得出版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低层次、低水平重复出版严重地浪费了出版资源。3)品种结构不合理，出版规模扩张过快，致使品种增加，印数下降，效益低下。4)市场不规范。出版物市场的区域割据和地区垄断现象仍然存在；行业内诚信意识薄弱，回款难的问题长期困扰着出版媒介；假冒伪劣泛滥、盗版猖獗。5)出版媒介的违纪现象时有发生，如严重违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宣传纪律，有的出版媒介甚至出卖书号、刊号。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地破坏了出版生态，也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日本出版的“大崩溃”[2]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并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国出版的“大崩溃”恐怕就为时不远了。

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用生态学的原理来研究出版，也许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生态学所强调的整体观、层次观、系统观和协同进化观，对出版业的发展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生态学的方法与社会科学结合，已产生了许多边缘学科，如文化生态学、知识生态学、信息生态学、媒介生态学等。[3-6]曾有人对出版生态问题作过一些讨论[7-11]，但尚未见对出版生态学做系统的、深层次的探讨。本文试图对出版生态学的概念、研究方法及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作粗浅的探讨。

二出版生态学的相关学科和分支学科

出版生态学既不同于编辑出版应用学科，也不属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态学。它所研究的既不是具体的编辑出版业务知识，也不是自然界的生态关系，而是出版媒介与影响其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因素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生态关系。它研究的出版生态规律既不同于传统出版学中一般的编辑出版工作规律，也不同于自然界的生态规律。因此出版生态学是出版学与生态学交叉而产生的一门边缘学科，是对出版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作为出版学的拓展，它与传统的出版学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所创新。“出版学是研究出版物、出版工作的性质、功能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其主要研究对象是图书和期刊。[12](P14)出版学的研究成果为出版生态学研究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出版生态学不去研究具体的出版业务知识，而是以整体的、发展的、系统的眼光研究出版媒介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它所研究的媒介涉及图书、期刊、报纸、音像出版物、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但并不去研究某一具体形态的出版物的性质和功能，而是研究同种媒介之间与不同媒介之间的生态关系，及其在出版生态系统进化中的作用。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生物学分支学科，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13]出版生态学运用生态学的原理来研究出版学，因此出版生态学与生态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出版生态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中的出版现象，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论，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广泛地向经济、技术、政治、法律、社会、历史、美学、伦理、哲学等众多领域渗透，推动了许多新兴学科的发展。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规律，基本观点和方法，为出版生态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传播行为及其规律的学科，它是一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性学科。[14]传播是出版的重要功能之一，因此出版学与传播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对出版生态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传播学研究的媒介范围很广，但侧重于研究广播、电视、报纸、网络这样的新闻媒介，与出版生态学中研究的媒介各有侧重，研究角度也不完全相同。

此外，出版生态学与管理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学科也有密切的关系。

出版生态学研究具有多样性和多层次的特点，因此它有许多分支学科。按照出版媒介的层次性划分，可分为个体出版生态学、种群出版生态学、群落出版生态学和出版生态系统生态学。按照出版媒介的分类来划分，可分为图书出版生态学、期刊出版生态学、音像出版生态学、电子出版生态学和网络出版生态学。按照出版媒介的组织环节划分，可分为编辑生态学、发行生态学、出版管理生态学等。按照出版生态演替的过程，又可分为古代出版生态学和现代出版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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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版生态学的研究方法

只有在正确的方法论指导下，科学研究才能取得预期的成果。出版学的一些传统研究方法如调查研究法、古今中外法、分析综合法在出版学研究中曾经是主要的研究手段，[15](P27-29)但这些方法远远不能满足出版生态学研究的需要。作为新兴边缘学科的出版生态学，应当在借鉴这些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方法，并积极吸取和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加强多学科、多方法的研究，发展自己的研究方法体系。总的趋势是，由定性研究趋向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由静态描述趋向动态分析，从局部研究到整体研究。

(1)调查研究的方法。出版生态研究离不开出版活动的各种数据、资料，这些数据资料不能凭空得来，必须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取得。随着数学方法的引入，调查研究的方法也日趋完善。进行出版生态调查研究，必须首先明确研究目的，然后制订研究方案，包括确定调查对象、抽样范围、抽样方法、测量方式、问题设计，并实施调查。取得数据、资料后，还要进行整理和归类，再根据需要，分析各类数据，抽出其中带规律性的东西，上升为理论，总结出观点，最后形成研究成果。这里就用到了概率与统计的方法，对大量复杂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也离不开计算机技术。

(2)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法。定性分析的目的在于识别研究单位的属性，分析它的组成要素，并根据不同的属性进行分类。定量分析则是对事物量的方面的揭示。在出版生态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利用定性研究来定义问题，寻找处理问题的途径。定量分析则可以用以验证定性研究中的假设。定量分析之前通常要以适当的定性研究开路。有时定性研究也用于解释由定量分析所得的结果。因此，尽管定量分析能够得到精确的结果，但定量分析不能取代定性分析，而必须以定性分析为前提。只有将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才更有利于得出正确的结论。

(3)出版系统分析与综合研究法。系统分析是指在研究中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系统，通过对系统内各要素、结构和关系的考察，研究如何优化系统的结构以发挥系统的最佳功能的方法。通过系统分析，可以对系统的发展作出预测、决策和实行控制，可以找出系统从一种状态突然转化为另一种具有新功能的状态的条件、机制。而系统综合则是按照系统的诸要素、结构层次、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在思维中复制和设计系统整体的综合方法。在把部分综合为整体时，能够揭示各部分所不具有的新质态、新规律；它着眼于系统的最优效应，通过对系统各部分的创造性组合，实现系统设计的最优方案。

(4)宏观出版生态与微观出版生态相结合研究法。出版生态也可分为宏观出版生态与微观出版生态，宏观出版生态指整个出版业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科技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以及不同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微观出版生态则指出版媒介与作者、读者、经销商、印刷商，以及出版媒介内部各环节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宏观分析是指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对宏观出版生态进行的研究。微观分析则是指从构成出版业生产与流通整体的各环节、各部门、各工序、各层次、各方面，对微观出版生态进行研究。把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既可以全面地揭示出版生态规律，又可以通过科学分析找到维护出版生态平衡，保证出版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应当指出的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日益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许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方法相互移植与借用的结果。因为一种方法就是一种视角，从新的视角就可以发现新的问题，从而可以大大扩大思维空间，促使新思想、新学科的产生，出版生态学的产生就是如此。随着出版生态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将会逐渐形成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方法体系也会逐步得到完善。

四出版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出版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把出版与生态联系起来，并以其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作为研究对象，并从系统整体上去研究其结构、功能和动态，以至优化和调控。

出版生态学的研究内容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在微观生态方面，应当着重研究编、印、发、管等各个环节在整个出版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在宏观生态方面，则应从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层次研究出版的生态规律，这也是出版生态学研究的中心。

1.个体层次出版生态学研究

个体生态学也称生理生态学，它研究生物对环境适应性的生理机制。生理适应使生物在不良或极端环境中得以生存，提高存活力。同样出版媒介也必须适应社会环境才能够在各种社会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个体层次出版生态学研究出版媒介（个体）与生态因子相互作用的关系及其作用机理，以及组成这些个体的部门如编辑部、发行部（器官），以至编辑人员、发行人员（细胞），甚至可以小到稿件（基因），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出版媒介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灵活的适应机制，使自己保持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出版媒介内部的各个环节的联系，及其人员的素质是关键。那么，它需要建立怎样的联系，其人员需要怎样的素质？影响媒介的限制性因子是什么？出版媒介适应社会环境，同时也会反作用于社会环境，这种反作用有正面的，也可能有负面的。如何提高出版媒介的耐度，以增强出版媒介在极端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如何使出版媒介对社会环境产生正面的影响，抑制其负面的影响？这都是个体层次出版生态学需要研究的课题。

2.种群层次出版生态学研究

生活在一定环境中的全部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以各种方式彼此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整体，即为种群。[13]在自然界，种群和种群之间存在地理隔离和生殖隔离。同一地区的个体共享同一资源，因而在对待资源的关系上又表现出种内竞争或合作关系。在信息化社会，严格地说不存在相互隔离的出版种群，但是为了研究方便，在目前我国出版物市场被人为分割的情况下[16]，我们姑且给出版种群下如下的定义：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通过一定的条件联系起来的相同类型出版媒介的群体，称为出版种群。种群层次的出版生态学就是要研究在这种分割条件下的出版媒介个体之间，以及其群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就需要我们研究出版种群的数量、分布密度及其数量变动规律；研究出版种群的组成及出版种群的结构。各种形式的出版集团、报刊集团、传媒集团可看作是出版种群。目前我国的这些集团大多是靠行政手段组建的，并不完全是自发的市场行为的产物。如何合理地配置出版资源，规范竞争，加强合作，而不是各自为战，以最大限度地发挥集团的整体优势，仍是有待研究的课题。研究种群层次的出版生态，将为此提供有益的参考。

在研究出版种群时，我们不应该忘记书商。有些书商已不满足于仅仅做书刊流通的中介，而是通过买书号、刊号、版号进入出版媒介的行列中，可以称之为隐性媒介。这样的隐性媒介有多少？可能难以统计。在我国出版审批制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国有出版媒介不能积极有效地应对市场挑战，市场就会来配置出版资源，买卖书号、刊号和版号的现象就难以杜绝。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合理地解释出版种群的变动。由于买卖书号的不合法性，书商在资源分配上处于先天的劣势，但由于他们更加了解市场，畅通的销售渠道弥补了他们的劣势。但作为隐性媒介的书商也是不稳定的，其规模和数量均变动频繁。

3.群落层次出版生态学研究

所谓群落，是指生活在一定生境中的全部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以各种方式彼此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整体。例如一片由多种不同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组成的森林，和生活在森林里面的许多动物和大量的微生物，共同构成一个生物群落。生物群落只相当于生态系统中的生物部分。群落生态学主要研究生物群落的组成及其结构、性质与功能、群落内的种间关系、群落的发展与演替、群落的丰富度、多样性与稳定性，群落的分类和排序等。[17](P4-5)我们可以把一定区域内的图书媒介、期刊媒介、报纸媒介、音像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等出版种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组成的整体看作出版群落。不同的出版种群构成了出版群落的出版媒介多样性；不同的出版媒介具有不同的形态，或具有不同的载体，它们既有竞争，又有协作，各自占有相应的生态位，表现出出版群落的层次性；出版群落中各种出版媒介的数量不同，由此可计算出各种出版媒介之间的比例，即相对数量。出版群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演替。在不同的空间位置上的出版媒介有不同的生态位。

由哪些出版媒介种群构成了出版群落？在出版群落中，其结构关系如何？出版群落的功能是什么？出版群落怎样由最初的图书媒介演替到现代的多种出版媒介种群构成的复杂群落？不同出版媒介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其演替的规律是什么？出版群落的演替趋势是怎样的？等等。这些都是群落层次的出版生态学需要研究的课题。

4.生态系统层次的出版生态学研究

生态文学论文篇(6)

[关键词]生态补偿机制生态经济学

在生态学上，生态补偿分为生态系统的内部补偿机制和外部补偿机制。其中，生态系统的内部补偿机制是指自然生态系统由于外界活动而遭干扰、破坏后的自我调节、自我恢复。生态系统的外部补偿机制是人类为了推进和加速生态系统的内部自我补偿机制，恢复与重建生态系统，所进行的生态建设活动的总称。从生态“经济人”的角度讲，生态补偿给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人带来一定的成本费用，表现为劳务和物质的付出，它的实质是实现经济价值补偿生态价值的过程。从“法律人”的角度讲，既保护环境污染者和破坏者应该承担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也包括污染者、破坏者支付恢复和重建费用,以及生态环境的受益者向生态建设者支付一定费用的义务，这一过程在法学上表现为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法学和生态经济学中所研究的生态补偿是生态系统的外部补偿机制。

一、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生态经济学根据

1.生态系统是可恢复的

在自然界的一定空间内，由生物群体和无生命物质构成了具有一定物质和能量循环功能和自净功能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因子如气候因子、土壤因子、水因子、生物因子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不断演进，并在一定的时期内形成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但是，来自自然和人为两个方面的干扰，会使生态系统发生变化并导致失衡。如森林砍伐、草原开垦等都会使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导致生态系统受损。在人类的参与下，生态系统也可以从自然干扰和人为干扰所产生的失衡状态中得到恢复，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得以逐步协调。生态补偿就是根据生态学原理，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通过自然和人工的结合，通过人类向生态系统的投入来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生态建设活动。因此，生态系统的可恢复原理，为我们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提供了生态学依据。

2.生态环境资源是稀缺的

人的欲望要用各种物质产品（或劳务）来满足，物质产品（或劳务）要用各种资源来生产。但自然赋予人们的资源却是有限的。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有限性的矛盾便产生了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同时，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延续,以及环境资源在空间上分布的不均衡性，使得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更加明显。为了用稀缺的资源来满足人类的需求，我们就需要不断地保护、改善和补偿环境资源，使环境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然而传统的经济价值观认为环境资源的天然的，没有凝结人类的劳动，因而没有价值。所以，认为环境资源可以无偿使用，从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改善、整治和补偿措施得不到重视。但现代经济学认为，稀缺的东西具有价值，物以稀为贵，越稀缺的物质，其价值越高。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和具有的价值属性为生态补偿奠定了价值理论基础，它要求在开发利用环境资源时，人类应当不断地改善、补偿环境资源；同时它还要求将环境资源补偿的具体行为引入到社会关系内部，使损害生态环境者和生态补偿的受益者补偿生态建设者和为生态建设放弃发展机会的损失者，使生态补偿从人对自然的补偿转化为人对人的补偿。

二、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目标

1.生态正义目标

正义是法律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正义的主题是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和社会合作利益的划分。美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确定了社会经济不平等条件下的正义原则：第一，人们在收入和财富方面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但这种分配是对“最少受惠者”最有利的；第二，人们在使用权力方面也是不平等的，但掌握权力的地位和职位应该是对每个人都开放的，即具有同样条件的人应具有同样机会担任这种职务和占有这种地位。环境正义是对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运用，它包含了以下几层意思：第一，环境正义是作为公平的正义，包括了环境的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和权利义务分担公平；第二，环境正义的核心是公平地分配环境成本和费用；第三，环境正义体现了发展权和发展机会的均等；第四，环境正义必须体现差别对待原则，优先考虑最不利地区和成员的利益问题，如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利益问题。环境正义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法理学和伦理学的依据，环境正义要求对那些为地球生态系统恢复和重建做出贡献和失去发展机会者，以及生态脆弱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提供生态补偿，以达到整体生态均衡。

2.环境均衡目标

均衡分析是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决策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具体到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分析，主要要考虑以下两个均衡：

第一，代内均衡：指代内的所有人，不论其国籍、种族、性别、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差异，对于良好的生态系统享有平等的权利。目前讨论最多的就是不同区域之间生态补偿的不均衡，西部廉价的能源供应东部而没有得到生态补偿，造成东西部生态系统负担的不均衡，从环境正义的角度看，地区之间有平等的发展权，上游地区因保护生态环境而丧失发展机会，下游地区应当给予其适当的补偿，其次，大江大河上游地区的自然环境恶化是由千百年的战乱、自然灾害、政策失误造成的，如果让上游地区单独承担生态恢复和重建的责任是有损生态公平原则的。然而，目前因为地区间的生态效益难以测算，使地区间生态补偿的标准很难确定，加之，地区生态补偿协商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为地区间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如安徽省黄山市是新安江流域上游的水源涵养地，而浙江省杭州市是流域下游的受益区，两市都对新安江流域的生态补偿问题非常重视，但在如何补偿的问题上，却各抒己见。黄山市希望能得到浙江省获得生态补偿，并期待浙江省来投资，而浙江省和杭州市则认为，上游没有提供合格的水，特别是总氮和总磷指标甚至达到V类，对下游水质造成影响，下游不应对其进行补偿。另外还有不同主体之间生态补偿的不均衡。例如当代社会中有人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和受益者，有人是生态系统的建设者，按照权利和义务相对等的原则出发，享受生态效益好处的人应该给生态环境建设者提供生态补偿。但是因为生态效益的计算困难和补偿机制的不完善，我国不同主体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

第二，代际均衡：罗尔斯在其巨著《正义论》中，为代际平等提供了一个起点。罗尔斯认为，假定把每一个人置于“无知的面纱”之后，则是一种可能得到公平的普通标准方法。无知的面纱防止了他们对于自己在社会中真实处境的了解。人们被置于这个面纱后面，一旦他们做出决定，就被迫生活在一个社会里，而且会根据某种原则做出决定来管理这个社会。这种方法意味着当代和后代所有成员进行假设性协商，根据这些准则来决定资源的代际间分配。由于无知阻碍了他们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代人，因而人们既不是过度的保护主义者（除非他们变成了前代的成员），也不会过度开发（除非我们变成了后代的成员）。代际均衡的环境正义，确立了当代人和后代人共同享有地球生态系统的权利，要求当代人在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毁损时，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给地球生态系统以补偿，并公平地负担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成本费用。

三、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原则

生态补偿是为了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使生态系统具有良好的物质、能量循环功能和自净功能，使生态系统保持高的能量转化率、物质积累率和最大的自净能力，这就是生态效益；而经济效益要求在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率，使投入和产出最大化。所以生态补偿中，要用最大的投入换来最大的生态效益，用生态效益更好地为经济效益服务，同时良好的经济效益又能为生态补偿提供经济基础，这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所以，我们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原则应该是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

四、评判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经济学标准

在考虑环境资源法中权利安排的价值目标时，传统法学往往以公平、正义标准来衡量。但公平与正义的标准是基于主观的价值判断。即使涉及客观的标准，也往往将利益的衡量限于经验的观察，而缺乏理论的例证。事实上，公平、正义绝不是与功利主义相悖的，仅属古典自然法的价值目标，亚里士多德曾区分出交换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所谓公平与效率的冲突，不过是因各自内涵在不同条件、不同价值层面下的差异所引起的，他们完全可能统一于某个价值终点。生态补偿机制应该以效率作为其生态经济学的评判标准，因为其允许生态破坏者对生态建设者进行经济补偿，如果受益者得到的补偿大于破坏者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其结果是社会的总体福利增加，那么这就实现了一次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在不违背效率的同时向分配正义的“理想王国”迈进了一步。这也同时表明：在现代环境资源法学领域，公平原则有着自己独特的判断标准和解释。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必然会涉及到利益、资源的分配和调节，这就必然存在着对某一方的损害。帕累托均衡和帕累托改进对现实法律世界的可适用性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因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复杂的社会关系，每项法律在对一部分人有利的同时，必然也会对其他人不那么有利甚至有害。所以就有了卡尔多—希克斯改革，这是指在改革中受益总量大于受损总量，以至受益者可对受损者进行补偿，使之不受损或受损最小。严格说来，卡尔多—希克斯改革是非帕累托改革通过“赎买”、“补偿”向帕累托改革的一种转化。卡尔多提出：“任何潜在的变动都要受到以下的测验：要问所有因革新结果受到有害影响的人，认为革新给他们带来的不便最低要有多少货币补偿。同样，也要问所有因革新获得的人，估计最高意愿让出多少钱而又不放弃已得的利益。只要后者的总和大于前者的总和，就可断定这是社会合意的革新。”其意思是说如果一项法律制度的安排使一些人的福利增加而同时使另外一些人的福利减少，那么只要增加的福利超过减少的福利，就可以认为这项法律使社会福利总体实现了增值，因而这项法律就是合乎效率的。换言之，只要法律收益获得者能对受损者给予补偿，最终的法律安排就是有效率的。

参考文献：

[1]张炳淳: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分析[J].河北学刊，2008（1）:172

[2]吕忠梅主编:环境法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387

[3]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92，105

生态文学论文篇(7)

——编者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全球生产力空前提高和社会经济总量迅猛增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人类在改造自然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了诸如人口失控、环境污染、粮食短缺、能源枯竭等严重的生态危机。人们不无遗憾地深切感到，物质财富的创造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几乎是同源、同步地降临到人间，人们往往尚未来得及享受和品味现代化的成果，就频频陷于恶劣环境的困扰与折磨之中。更为严峻的是，当今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仅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而且也扩展为新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如何开辟一条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已经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关切。以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在21世纪之初就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发展理念，为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破解发展难题，创新发展思路，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开拓了广阔视野。就此而言，我国方兴未艾的生态文艺批评的出场可谓适逢其时，它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的必然表现”。

然则，中国生态文艺批评的现状如何呢？它在发展中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也需要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视域下予以认真总结。

在我看来，中国21世纪生态文艺批评，经过了一段短暂时间的“西天取经”之后，目前正处在良好的文艺生态过程中。首先，它初步生成了创作与批评共展的良好生态文艺场域。我们知道，文艺批评固然具有超前引导文艺创作的功能，但它的基础仍然有赖于文艺创作本身的发展，缺乏丰富文艺作品支撑的文艺批评只能是胡说八道。从这一点来看，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始终是与生态文艺创作齐头并进的，已经初步生成了创作和批评共展的良好生态文艺场域。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生态文艺创作异常活跃，涌现了包括姜戎、陈应松、叶广芩、胡发云、哲夫、郭雪波、阿来、李青松、陈桂棣、徐刚、莫言、贾平凹、张炜、李松涛等著名作家在内的一支实力雄厚、生态意识明显的创作队伍，也奉献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生态文艺作品，其中像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2001—2004）、姜戎的《狼图腾》（2004）和阿来《空山》的第二部《天火》（2005）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与此同时，生态文艺批评也呈现出异常繁荣的发展态势，生态批评队伍日趋壮大，生态批评研究日趋深入。在鲁枢元、曾繁仁、曾永成、徐恒醇、胡经之、王先霈、王宁等知名学者的大力提倡下，在王诺、赵白生、宋丽丽、刘蓓、彭松乔、盖光、陈剑澜、韦清琦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人积极参与下，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正在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其中像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2000）、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2000）、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2003）等论著，从某种意义来看，更是起到了奠基作用。其次，它搭建了西方与东方互动的良好生态批评研究平台。毋庸讳言，中国生态文艺批评的崛起是直接受到西方生态批评的启发而产生的。所以，以介绍西方生态批评为己任的“译介式”生态批评无可争辩地获得了话语优先权，像王诺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朱新福的《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梁坤的《当代俄语生态哲学与生态文学中的末世论倾向》、刘蓓的《生态批评研究考评》等论文，宋丽丽直接与西方生态批评家对话的文章，特别是王诺的西方生态批评专著《欧美生态文学》（2003）都是很有分量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成果。不仅如此，从事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还特别注重对西方生态文艺创作和生态文艺批评的推介，如《世界文学》2003年第3期，有一辑就是“美国生态文学小辑”；清华大学出版的《新文学史》丛刊就设有“生态批评”专栏，选载英美生态批评译文。这些有关西方生态批评的研究和介绍，为中国21世纪生态批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而中国本土生态批评研究的崛起，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从最近几年的生态批评研究来看，以中国本土具有生态意蕴的文学文本和理论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与著作正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并且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越来越趋向年轻化。这其中既有钱中文、陆贵山、童庆炳、李衍柱等学术前辈的有意介入和推动，也有陈炎、王德胜、张皓、黄秉生、彭松乔等学人的着意建构，还有一批更年轻的研究生的积极参与，目前已经取得了一批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张皓主编的国内第一套文艺生态探索丛书（2002）、彭松乔最近推出的《生态视野与民族情怀——生态美理论及生态批评论稿》（2006）以及以黄秉生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广西民族大学文艺学学科对民族生态美学与民族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尤为值得关注。无论是侧重于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还是侧重于中国本土生态批评建构的学者，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又注意互相取长补短，这无疑为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发展搭建了西方与东方互动的良好生态批评研究平台。

其三，它创设了主流与边缘共生的良好生态批评话语空间。在生态文艺批评的首倡者鲁枢元、曾繁仁等学者的引导与规范下，中国21世纪生态文艺批评的话语形态真正体现了多元共生的生态精神。有人曾经在《文艺报》上撰文专门论述生态文艺批评的多元话语形态，将之概括为“宏阔的、开拓建设的生态批评观”，“激进的、生态主义的文学批评观”，“温和的、以人为本的生态批评观”，“低调的、要求学理化的生态批评观”，“宽容的、主张多元化的生态批评观”等五种基本形态。虽然这种概括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国生态文艺批评实际，但是说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已经创设了主流与边缘共生的良好生态批评话语空间则是可以肯定的，其中主流的生态批评声音十分强劲，同时边缘的生态批评声音也颇具特色。正因为如此，每一次生态文艺批评会议的召开总是予人以和谐、进步的积极效应。以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在教育部社教司支持下2005年8月19日至22日于山东青岛举办的“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例，会议吸引了国内外180多位学者与会，收到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并分为“中国当下的生态文学与生态美学研究态势”、“西方的生态批评与环境美学”、“东方生态智慧和生态文化”、“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四个论题展开研讨。尽管研讨会上大家的观点有很大不同，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但由于主办者及在场学术前辈秉持多元话语共生的学术胸怀，会议开得十分圆满，达到了团结广大学人，推进生态文艺批评研究和生态美学研究的预期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