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价值的含义篇(1)

（一）生态文明中的代际公平正义

代际公平正义是指每一代人都应遵循合理、正当的尺度，对于利用、保护自然资源和享受、创设自然环境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其最重要的要求在于共有与共享。具体包含以下三方面的意思：一是当代人有责任偿还前代人欠下的“自然债”，解决在自然资源和环境共有、共享方面的难题；二是当代人必须留给后代人足够的自然资源、足够的空间，以及健康、良好的环境，真正做到资源与环境的共有和共享；三是不能一味地关照后代人对于资源与环境的共有、共享这一权利，而过分地“自我牺牲”，放弃自身合理正当地开发自然资源和生存发展的权利，结果使当代人在贫困中挣扎。这就要求当代人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生存发展为前提，来满足自身的需要。要珍惜地球上有限的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保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协调，保持资源与物种的多样性，优化环境，保证后代人有同样的拥有和享受的机会。同时，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尽可能在坚持自然资源和环境在时间上的永续性的基础上，最大地促进当代人的生存与发展。

（二）生态文明中的种际公平正义

种际公平正义，主要指自然界其他物种与人一样同等地具有生存发展的权利，有使用自然资源和享受自然环境的权利。其最主要的要求在于共存和共生。首先，要尊重自然界其他形式的生命，敬畏生命，坚持平等和博爱的原则，保护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其次，要遵循自然规律，爱护自然资源，保障其他生命生存和发展的要素和条件；再次，要创设优良的环境，保护人类和其他物种共同的家园；最后，要与自然界（包括其他物种）之间建立和谐共生、相互促进、互惠互利、共存共荣的关系。以共谋、共创为要求的代内公平正义，是代际公平正义与种际公平正义的前提和基础，人首先要对自身、对身边的乃至于不同地域的人的主体性高度尊重与确证，以公平正义的维度去考量多个主体性的互动与发展，在生态文明的视域下，才有能力与条件把这种公平正义推展到同一时空中存在的其他物种、延伸到不同时空下的后代人，推向更高的层次；以共有、共享为要求的代际公平正义，是生态文明的核心要求，它内在地蕴含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种要求贯穿于生态文明中公平正义的始终，是代内公平正义的发展与延伸；以共存、共生为要求的种际公平正义，是重要补充，也是生态文明中的公平正义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三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生态文明的价值转向。

二、公平正义视域下生态文明所蕴

含的价值转向公平正义的视域下，探讨生态文明内在所蕴含的价值转向，也是挖掘生态文明中公平正义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关注考察生态文明在目的旨归上和发展进程中所涵盖的公平正义，以此丰富生态文明中公平正义的内涵。

（一）从单一性价值转向多样性价值

在人类社会实践的漫长历史中，物质的生产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相对应，经济价值是人类生产和生活中重要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一种反思和超越，不仅包括人类主体在对生态环境客体满足其需要和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判断，更含有人类在处理与生态环境主客体关系上的伦理判断，它不仅仅关注经济价值，更强调生态价值，即地球上任何生物物种和个体，对其他物种和个体的生存，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生态文明旨在关顾生态价值的基础上，实现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的最大化。从人对于自然界价值的认识层面考察，自然界对于人类的“资源价值”或“经济价值”已充分得到彰显。但是，自然界对于人类所具有的“环境价值”却长期地被忽视。公平正义视域下的生态文明，把目光放在经济价值背后隐藏着的环境价值，即看到人也是一个生命体，本身是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界相互依存。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生产和生活的场所，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此外，自然界所具有的精神价值、美学价值、科学价值等等，也在人类的认识和实践中得以确证。

（二）从主体性价值转向公共性价值

生态文明不同于工业文明中“主———客”二分的实践观，构建起“主———客———主”的新路径。由于人的主体性的发展，人类的社会关系不断丰富，个体与自身所面对的世界，包括受客观规律所支配的自然界，以及由同样具有主体性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都结成了复杂多样的关系。个体的主体性在社会实践的活动中发展，并随着社会关系的深入而不断得到彰显。一方面，同样具有主体性的多个个体联结成社会，主体与主体之间不是单向度的联系，而是多向度的互动与作用，主体的实践活动可能会对其他主体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每个主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自身主体性的发挥与发展都要受到他人主体性的制约。因此面对相同的生存环境与活动空间，每个个体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共同的环境负责，通过维护环境和生态的权利这一中介来尊重和维护“他者”的公平利益，建立平等的互动的实践交往，构筑和谐美好的社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告的那样“: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进行价值判断时已不再只能以单个的主体、或者少数的主体为衡量标准，而把多个主体、由主体构成的社会群体也纳入考量视野，更关注公共性价值。加之生态价值具有“公共性”特征，即环境对于每一个生存于其中的人来说都具有同等的环境价值。任何人、任何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为了满足自身利益而破坏共同的生存环境、侵犯了其他人生存发展的权利，这也决定了由对于个体的、少数人的价值转向为整体的、多数人的公共性价值。

（三）从工具性价值转向目的性价值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2)

关键词：叙事视点 叙述者干预 意识形态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以下简称《弗》）是海明威最为成功的短篇小说之一，其艺术技巧的运用在海明威自己看来也是最为成功的。这篇小说在叙事学方向的研究，大多涉及叙事的聚焦、时序、模式、结构以及伦理等几个方面，涉及视点与叙述者干预的较少。美国叙事学家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中以《弗》为例，曾涉及《弗》的视点问题，但只是局部点到为止。在对具体叙事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进行分析与研究中，其本身没有特定的内在系统性，但视点与叙述者干预却处于十分紧要的位置，视点与叙事者干预的语义指向为文本意义的构成提供了有效的阐释途径，为文本各意识形态相互交流并最终归属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一个转变的平台。本文拟运用叙事学理论，从叙事视点与叙述者干预两个方面来分析探讨《弗》中潜含的意识形态，并借以说明叙事文本与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网络在叙事分析中的重要性。

1.《弗》叙事视点中潜含的意识形态。

乌斯宾斯基指出，“我们感兴趣的是从哪种视点出发，作者在作品中评价和在意识形态上接受他所描写的世界。在原则上，这可能是作者本人的视点（它在作品中或显或隐地被展现出来），与作者不吻合的即非作者本人的讲述者的视点，或任何一个出场人物的视点等等。”[1]可见，一部叙事作品意识形态的网络与作者所选择的视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弗》中，海明威所选择的叙述者和视点都是精心设计的，作者希望将自己在作品中表达的信息、意义情感态度观念价值以及道德规范等意识形态传达给读者，这种传达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其传达的技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视点的选择。《弗》这篇小说作者选择的视点主要是人物叙述者视点，谭君强认为“人物叙述者的视点必定带有自身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与价值判断的态度，他或她必定按照从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的视点去看待故事中的其他人物，并与之发生与其独特身份相符的种种关系，同时又讲述自己程度不一地参与其中的故事。”[2]人物叙述者视点的变化导致不同视角意识形态的差异，《弗》中的人物叙述者视点较多，其视点站在各自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参与叙事，由于视点的转变，各意识形态相互碰撞或对立。这篇小说涉及的人物叙述者视点主要有：威尔逊麦康伯玛格丽特和叙述者，次要视点有侍者和狮子。

1.1威尔逊作为人物视点所潜含的意识形态

在《弗》中，作者所用聚焦方式最多的莫过于威尔逊了，他作为作者选择的视点是以内聚焦和外聚焦相结合的方式展现的，作者通过威尔逊自己的话语和心理阐释其意识形态立场和价值判断的同时，也展现了他对麦康伯和玛格丽特的意识形态的评判。“罗伯特・威尔逊暗自想着，她在作弄他，是不？要不然，你以为她想要演一场好戏吗？一个女人发现了她的丈夫是个该死的胆小鬼，会干出什么举动来呢？她狠心得没命，但是她们全都狠心。她们控制一切，那还用说；要控制嘛，人有时候就不得不狠心。不过，我对她们那套毒辣的手段已经看够啦。”[3]在威尔逊的内聚焦视点中可以看出他认为玛格丽特是一个心狠而具有控制欲的女人，对她在内心深处有着厌恶和蔑视的抵触感，“海明威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了对玛戈特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人物的恶感。”[4]这与作者的意识形态有着某种契合，然而并非作者的意识形态和视点的意识形态完全吻合，随着视点的发展，视点意识形态和作者的意识形态也常会发生冲突和交流；在外聚焦视点中，从威尔逊对玛格丽特的说话语言和外貌上看，他又表现出对玛格丽特漂亮外表爱慕而殷勤的态度；威尔逊作为视点在对待麦康伯的态度上则是由猎杀狮子引起，他认为麦康伯是个胆小鬼，无论从语言还是心理都产生蔑视感，在后来猎杀野牛过程中，麦康伯的勇气使得威尔逊逐渐改变了观点。

1.2麦康伯作为人物视点所潜含的意识形态

麦康伯作为作者选择的人物视点也是外聚焦和内聚焦的结合方式，不过麦康伯的聚焦没有威尔逊的多，但是通过内聚焦回忆猎杀狮子的过程，可以清楚的看到麦康伯内心的极度恐惧，以及性格的懦弱；通过外聚焦麦康伯对玛格丽特的争吵表现了他的愤怒，内心极度需要一个支撑点，这个支撑点就是来自压抑之后的勇气，在接触到野牛后这一勇气终于爆发。麦康伯接触野牛之前是胆小懦弱，人生没有方向，结合海明威的经历，他的一生是“迷惘的一代”，在这一点上有着某种契合，接触野牛之后，麦康伯表现的勇敢和英雄气概也是作者所向往的、期待的，这也是隐含作者所要表现的意识形态；在对待威尔逊的态度上是由开始的敬畏，到知道玛格丽特与他发生关系之后的厌恶和愤恨。

1.3玛格丽特作为人物视点所潜含的意识形态

玛格丽特作为作者选择的视点只是运用了外聚焦的方式，其人生价值观表现为对金钱的渴望，对控制欲的占有，对婚姻的不忠。玛格丽特对待威尔逊的态度表现在猎杀狮子前后的转变，之前为无视，之后为喜爱；对待麦康伯的态度则是以猎杀野牛开始为转折点，之前为控制，之后为恐惧，其实在玛格丽特眼中，麦康伯还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

1.4侍者和狮子作为人物视点多潜含的意识形态

侍者与狮子作为作者选择的视点都是以外聚焦出现的，侍者对威尔逊的态度是恐惧与服从，对待麦康伯的态度是轻视。狮子作为视点主要是以对麦康伯的态度出现的，其表现在受伤前后，之前是无视，之后憎恨，而麦康伯他们对狮子的态度则是猎杀。

1.5叙述者作为视点潜含的意识形态

“在叙事作品中，意识形态的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作品的叙述者及其讲述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并经由他们的讲述与行动加以渗透的。因此，就‘视点’的意识形态层面而言，值得关注的主要是叙事作品内部意识形态视点的载体，即叙述者与主人公的功能，及其在不同的视点中所表现的与意识形态的关联。”[5]人物视点威尔逊麦康伯和玛格丽特等各意识形态在小说的发展中，从各自的知觉、思想情感等意识形态视点去评判其他人物或事件，并建立和完善自身的意识形态，各意识形态在与其他意识形态发生对立或碰撞的同时，也会受到其他意识形态尤其是权威意识形态的影响。权威意识形态的产生层面来自叙述者，叙述者在处于较高的意识形态层面来评判人物和事件的同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左右着其他意识形态的发展、转变和完善，其更多体现的是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在《弗》中叙述者是作为权威视点出现的，叙述者的意识形态在小说中也是处于最重要的位置。叙述者视点是一个具有智慧型的冷静观察者，在对威尔逊做出判断时，读者很容易可以看出威尔逊是一个伪善的人物；而对麦康伯的判断，多是从胆小怯懦到勇敢无畏的的赞许，“海明威的道德世界是一个经历了一场甚至两场战争洗礼的，死了上帝，粉碎了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神话这个废墟上的世界，他试图重新解释道德这就是勇气、胆魄严峻考验中的坦然风度。”[6]这是作者道德标准与叙述者视点的契合。对玛格丽特则对其婚姻观持一种否定态度，道德败坏的女人，但是玛格丽特对于自身的感受以及射杀麦康伯的初衷，更确切的说是意识的有无只有靠读者自己去猜测。若对叙述者视点进一步从阶级意识形态分析《弗》中的人物关系，可知麦康伯玛格丽特威尔逊和侍者可分为三个阶级，麦康伯和玛格丽特处于社会上层，威尔逊处于社会中间层，侍者处于社会底层，麦康伯和威尔逊是主雇关系，威尔逊与侍者是主仆关系，其主雇关系与主仆关系之间最主要的是金钱关系。

2.《弗》叙事中叙述者干预所潜含的意识形态

在叙事作品中，叙述者干预会偏离故事内层面阐述叙述者的观点表明叙述者的态度和立场，其与意识形态层面有着诸多联系，查特曼将叙述者干预分为对故事的干预和对话语的干预。

2.1对故事的干预所潜含的意识形态

查特曼认为对于故事的干预：“‘解释’是故事成分的要旨关联，或意义成分的公开阐述；‘判断’表示道德或其他价值的看法；‘概括’则从小说世界深入到真实世界，以作为参照，无论是‘普通的真实’还是实存的历史事实。”[7]叙述者对故事所做出的评价性评论，一方面使得读者更加容易了解故事的意识形态层面涵义；另一方面使得隐含读者与叙述者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观趋于相同。在《弗》中，叙述者干预故事最有代表性的是关于麦康伯与玛格丽特婚姻的评价以及幸福生活的说明。“总的说来，他们被认为是一对比较幸福的夫妻，他们就是属于尽管经常谣传要散伙但是从来没有实现的那一类夫妻……他们有健全的结合基础。玛戈长得太漂亮了，麦康伯舍不得同她离婚；麦康伯太有钱了，玛戈也不愿离开他。”[8]这是叙述者对麦康伯婚姻的评判与解释，在对他们婚姻稳定性持肯定态度的同时也隐含着一种讽刺性意味。叙述者这种讽刺性评论是与隐含读者价值判断保持一致的，然而往往需要读者耐心解读，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和理解。结合故事，这种隐含的讽刺性嘲弄，在叙述者这里，越是强调麦康伯婚姻的稳定性，越是隐含着一种悲剧的基调成分在其中，就越为而后对麦康伯的死亡投入同情感、对马格丽斯的道德败坏隐含着谴责，从而引起读者共鸣。

2.2对话语的干预所潜含的意识形态

在叙事作品中，对话语干预有多种方式，有的用元叙述来说明作品结构，“在对话语，即对文本的干预中，叙述者可以用话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元语言（在这一情况下，是元叙述）来涉及指明作品如何划分篇章，如何衔接以及相互间的关系，一句话，指明其内在的结构。”[9]元叙述是对叙事作品意识形态层面内在结构的阐释；有的用加脚注，话语中的脚注是对叙事文字或形式的解构，这种解构性的说明也潜含着作者的意识形态，这种对意识形态层面深层解释有时会超出故事表面的涵义；有的用以括号加注或以破折号加注的方式，括号加注或破折号加注在叙事作品中处于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一种尴尬位置，这种干预所阐释的内容又往往是故事所缺少或渴望补充又或不易弄清的元素，在《弗》中主要是运用了加脚注和破折号加注的方式。

2.2.1脚注干预所潜含的意识形态

《弗》中的脚注共13处，其对潜含意识形态干预性较强的有4处，首先是第一处关于打猎白人的脚注，这一叙述者干预对非洲猎人做了详细的解释，通过这一脚注具有三方面意识形态的涵义，一是可以清楚的看出威尔逊的职业身份枪法生活方式以及打猎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从而将其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二是从侧面交代了麦康伯的身份及在打猎中的位置；三是有钱人选取猎人的原因；再结合故事从深层次挖掘其意识形态，可以看出他与麦康伯的主雇关系和金钱利益关系。

其次是第三处对球类运动的脚注，这一叙述者干预对麦康伯所精通的球类运动做了解释，通过这一脚注的解释可以看出他所精通的都是没有危险性的运动，这也进一步暗示了麦康伯在没有危险性的事物面前是无所畏惧的，而在具有生命危险的事物面前却是一个十足的胆小鬼，在意识形态方面展现了麦康伯懦弱的部分根源。

再次是第四处对玛戈的脚注，这一叙述者干预潜含的意识形态具有两方面的涵义，其一结合历史可以知道，玛格丽特是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女儿，出生于公元1553年，她的家人对她的爱称即玛戈，海明威出生于1899年，显然作者的这一脚注是有意为之，麦康伯的妻子也叫玛格丽特，其爱称也即玛戈，这一脚注告诉读者麦康伯对玛格丽特的爱是真诚的，即使不是真诚也有一种亲情包含其中；其二，麦康伯即使在责怪玛格丽特的同时还在用昵称，说明具有怜香惜玉的情愫包含其中。

最后是第六处对羚羊脑袋值不值得要的脚注，一方面通过狮子和羚羊的对比告诉读者羚羊的脑袋不重要；另一方面结合威尔逊的回答具有极其讽刺的嘲弄；从潜含意识形态层面上可以看出，麦康伯在胆小懦弱中获得一点点成功就会沾沾自喜，揭示了其爱慕虚荣的本质。

2.2.2破折号加注所潜含的意识形态

《弗》中破折号加注共3处，每一处叙述者干预都潜含着不同的意识形态，首先是第一处，这一叙述者干预以法国崇高的敬意表明威尔逊的态度，即要和麦康伯闹翻，潜含的意识形态表明了两者在性格价值观和人生态度上的差异。其次是第二处，这一叙述者干预是对没有受伤的狮子受到威胁时的表现，表明狮子受伤前后在受到威胁时是截然相反的举动，潜含的意识形态表面威尔逊与麦康伯对受伤狮子的不同态度和不同价值观。最后是第三处，这一叙述者干预确定了最早知道的事情的时间性，潜含的意识形态暗示了麦康伯的思想情感观念以及人生价值等的成形时期，阐明这种胆小懦弱的本质不是最近形成的，并揭示了这种本质的根源在于其早期安逸享受且没有危险性的生活。

总之，《弗》小说中，以威尔逊麦康伯玛格丽特以及叙述者为人物的视点，以叙述者对故事和话语为干预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在这篇叙事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其意义对作品价值的生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阐释，也有利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在文本更好的体现。

注释：

[1][俄]乌斯宾斯基.结构诗学[M].彭甄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2][5]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页，第202页。

[3][8]海明威.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M].陈良廷，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第15页。

[4]刘炜：《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的叙事模式和聚焦方式[J].江汉大学学报，2006，（4），第57页。

[6]陈际春：征服与反征服――《弗・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分析[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4），第50页。

[7]Seymour Chatman，Story and Discourse：Narrtive St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8.pp.228-253.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3)

【论文摘要】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新的理论解释，对传统上理解单部门(同类商品)劳动生产率和价值的关系及“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不影响同一时间创造的社会价值总量”的观点进行了发展，证明了在新的解释框架下理解劳动价值论。才能系统地保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的完整性，才能保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价值与价格的关系的逻辑一致性。

20世纪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劳动价值论面临一系列的争议，从根本上说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在这一问题上，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钱伯海、晏智杰等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本文旨在从另一角度，解决当前劳动价值论理论所面临的困惑。

一、劳动生产率与价值关系的新解释

(一)劳动生产率与价值f的关系

科技劳动在创造价值方面的意义问题，一直是劳动价值论引起争议的关键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影响对劳动价值论的坚持，“按照传统的解释，如果社会科学技术水平的普遍提高，提高了社会生产率，增加了社会财富，商品的使用价值总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只要社会的劳动总量不增加，原则上不会使价值总量提高。这样一来，使用价值总量与价值量在总量上的脱离就越来越远了”，使用价值总量与价值量在总量上的背离使得劳动价值论在解决现实问题时缺乏说服力。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通过抽象掉使用价值而对劳动的概念定义的，并不涉及使用价值的创造或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因此如果坚持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方法，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时间是不同的，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社会正常条件、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平均劳动强度是静态的，造成了不同时期的同一商品的价值量无法进行比较。如果不加人时间因素，劳动价值所体现的只能是一种静态的社会关系，仅适用于研究生产关系，而不适用于研究人与物或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解释现实中的财富问题。因此，如何从动态的角度，考虑时间、社会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去分析、比较商品价值量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对于传统理解的劳动价值论要进行重新的理论构筑，“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不影响同一时间创造的社会价值总量”的观点首先得发展，传统上理解单部门(同类商品)劳动生产率与价值的关系也是有问题的。根据传统的理解，在不影响部门内的劳动生产率情况下，个别劳动生产率与创造的商品总价值成正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单部门(同类商品)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或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同一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不变，商品的使用价值量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提高，因此凝结在单位商品中的劳动量减少，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价值成反比。

造成这一理解偏差的根源在于，对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关系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生产商品的劳动有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以简单劳动为基础的。单部门(同类商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整个部门劳动的复杂程度增加，部门专业化程度增强，部门也可能分化成多个部门，因此按照马克思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关系，单部门(同类商品)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同一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也会有所增加。

同理，从全社会的角度看，“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不影响同一时间创造的社会价值总量”就有问题了，因为，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人专业化程度在加深，另一方面，社会分工深化，生产迂回程度在增加，社会生产的专业化部门在增加，即使社会的劳动人数及工作时间不变，同类商品(部门内商品)部门的价值总量不变，随着社会部门的分化与深化，全社会的劳动总量也会因部门增加及劳动的复杂化而增多，社会价值总量因此会增加。即科技劳动不仅会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这种劳动力的价值以及它所创造的新价值，也同时会成十倍百倍地增加。因此，“无论是就全社会还是单部门而言，劳动生产率提高都与价值量呈正比”。

(二)技术进步外生、内生模型的解释①

技术进步外生的索罗模型，假定技术的增长率为常数，且技术进步必须采取劳动增进型，则经济收敛于稳态，即只有劳动的有效性增长才能导致每工人平均产量的永久性增长，而且在合理情形下，每工人平均资本的变动对每工人平均产量的影响不大，技术进步外生模型并没有对“劳动的有效性”(A)中的A做出具体说明。内生模型进一步阐述了外生模型劳动的有效性增长才能导致每工人平均产量的永久性增长，认为稳态情况下人均产量的增长率即为知识生产的增长率或其增函数，因此，社会经济增长率等于知识生产的增长率乘以人口的增长率，模型进一步阐释了知识“A"，即科学技术。

上述两模型都表明，为使模型有一个具有不变增长率的稳态，技术进步必须采取劳动增进型，而希克斯中性与资本增进型技术都被证明是与稳态的存在不相一致的，即只有劳动的有效性增长才能导致每工人平均产量的永久性增长，而且在合理情形下，每工人平均资本的变动对每工人平均产量变动的影响不大。

这一结论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对发展劳动价值论的启示，在短期内，假设劳动和知识的增长率为常数是符合现实的，同时，经济增长是由劳动的有效性增长决定的，即经济增长是劳动与技术进步乘积作用的结果。模型中劳动的有效性其实就是劳动的复杂程度，复杂劳动为简单劳动的倍乘，说明的是抽象劳动质的间题;有效劳动二劳动的有效性*劳动投人量，说明的是劳动质的概念，两者是一致的。

(三)劳动量的新概念

索洛技术进步外生模型与内生模型的结论是:社会经济增长就等同于简单劳动与技术进步乘积即复杂劳动作用的结果。与马克思抽象劳动生产价值量的结论相似，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不创造价值，只是在生产过程中转移了自身的价值，如果采用劳动量的新概念，即劳动量二劳动时间x劳动生产率，依此概念重新理解劳动价值论，可以得到，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全社会的价值量因复杂劳动也呈正比增长。

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一致性

商品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有第二种含义，指的是社会总劳动时间在各个部门的分配比例，这些分配比例影响着各个部门商品的总供求关系，从宏观层面上决定着商品的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种含义，仍然是从静态的角度，没有考虑时间的因素，它反映了不同部门的生产者之间如何分割社会劳动的关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种含义实际上是一致的，第二种含义的市场价值量等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解所确定的价格。第二种含义确定的市场价值量其实是宏观角度的价值实现形式，从短期看，价值与其实现形式之间会有背离，从长期看，价值与其实现形式会趋向一致，即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价值量的两种确定方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马克思关于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关系是明确的，他认为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表现的是交换价值的形式，既然马克思的第二种含义的市场价值量等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解所确定的价格，即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解所确定的价格加总是价值的表现形式，按照我们拓宽的劳动的概念，包括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即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生产做出贡献的所有劳动，都应当承认为“生产性劳动”。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境内的本国居民与外国居民一年内所创造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按第二种含义的市场价值量的总和在长期内是相一致的。

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第一种含义与第二种含义都是指静态的关系。没有考虑时间的因素，只有在劳动价值论中加人动态的理解。按照假设“就全社会而言，劳动生产率提高与价值量呈正比”，或“劳动量二劳动时间x劳动生产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境内的本国居民与外国居民一年内所创造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其生产的使用价值量才能保持同比例，劳动价值量的两种含义才能保持逻辑的一致。

三、模型验证

下面通过马克思的生产函数与索罗的技术进步模型，证明在我们劳动的新定义下，分别考虑厂商商品量的生产及价值量的生产，最终证明:“无论是单部门还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都与价值量呈正比”，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将保持一致。

方程组一:考虑厂商在不同时期(即离散)的生产行为，假设厂商在t期生产商品量满足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为了更清楚地反映厂商的实物生产与价值生产的关系，方程组一采用索罗模型的离散形式，方程中变量为:在t期时厂商生产的产量Y(t)，投人资本K(t)，劳动投人L(t)，和“知识”或“科学技术”或“劳动的有效性”A(t)，需要强调的是Y(t) ，K(t) ， L(t)和A(t)的单位是不同的。生产函数的形式为:Y(t)= K(t)α[ A(t)* L(t)] 1-α，产量分为消费和投资两部分，S表示产量中用于投资的比例，是外生给定不变的。用于投资的一单位产品产生一单位新资本。另外，现存资本的折旧率为d，因此有方程(2)。方程(3)，(4)分别表示劳动和知识以不变的速度n和g增长，即劳动力的增长与知识的增长是指数增长，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可以通过计量分析的方法证明劳动力增长模型是指数形式，证明略)，方程(5)表示资本、劳动、技术的初始值分别为KO，LO，AO。

据(6)式分析可知，不管出发点如何，经济向一平衡增长路径收敛，在平衡增长路径上，该模型中的每个变量的增长率都是常数，即假设劳动和知识分别以速率n和g增长，资本存量为K=ALk;则资本和有效劳动二者均以n+g增长，每工人平均资本K/L和每工人平均产量Y/L以比例g增长。 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第一种含义与第二种含义都是指静态的关系。没有考虑时间的因素，只有在劳动价值论中加人动态的理解。按照假设“就全社会而言，劳动生产率提高与价值量呈正比”，或“劳动量二劳动时间x劳动生产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境内的本国居民与外国居民一年内所创造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其生产的使用价值量才能保持同比例，劳动价值量的两种含义才能保持逻辑的一致。

三、模型验证

下面通过马克思的生产函数与索罗的技术进步模型，证明在我们劳动的新定义下，分别考虑厂商商品量的生产及价值量的生产，最终证明:“无论是单部门还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都与价值量呈正比”，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将保持一致。

方程组一:考虑厂商在不同时期(即离散)的生产行为，假设厂商在t期生产商品量满足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为了更清楚地反映厂商的实物生产与价值生产的关系，方程组一采用索罗模型的离散形式，方程中变量为:在t期时厂商生产的产量Y(t)，投人资本K(t)，劳动投人L(t)，和“知识”或“科学技术”或“劳动的有效性”A(t)，需要强调的是Y(t) ，K(t) ， L(t)和A(t)的单位是不同的。生产函数的形式为:Y(t)= K(t)α[ A(t)* L(t)] 1-α，产量分为消费和投资两部分，S表示产量中用于投资的比例，是外生给定不变的。用于投资的一单位产品产生一单位新资本。另外，现存资本的折旧率为d，因此有方程(2)。方程(3)，(4)分别表示劳动和知识以不变的速度n和g增长，即劳动力的增长与知识的增长是指数增长，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可以通过计量分析的方法证明劳动力增长模型是指数形式，证明略)，方程(5)表示资本、劳动、技术的初始值分别为KO，LO，AO。

据(6)式分析可知，不管出发点如何，经济向一平衡增长路径收敛，在平衡增长路径上，该模型中的每个变量的增长率都是常数，即假设劳动和知识分别以速率n和g增长，资本存量为K=ALk;则资本和有效劳动二者均以n+g增长，每工人平均资本K/L和每工人平均产量Y/L以比例g增长。

方程组二:采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模型，结合定义“劳动量=劳动时间x劳动生产率”，同时考虑厂商在t期生产商品Y(t)的价值量W(t)。模型中Y(t)，K(t)， L(t) ，A(t)与上面定义相同。注意价值模型中资本是劳动的产品，它不创造价值，而是转移自身所存在的价值，资本投人K(t)、劳动投人L(t)的价值采取相同的单位。为了与方程组一的实物生产保持一致，假设单位资本的价值量为q(t)，资本的折旧率为d，单位产品的价值量为p(t)，剩余价值率为二，假设单位资本的价值量初始值为q0。因此方程(7)表示在t期生产商品Y(t)的价值量W(t)为本期资本折旧所转移的劳动价值加上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方程(8)表示在t +1期生产中资本投人的价值量q(t+1)*K(t+1)为t期资本量扣除折旧后的价值，再加上t期生产的产品用于生产储蓄部分的价值量。

据此，由方程组一的(6)式，经济向一平衡增长路径收敛，y(t)趋向于一常数;由方程组二的(巧)式，当t很大时(从长期看，正常的社会生产是连续的，因此，可以看作模型里的t期可以很大)，q(t+1)* k(t+1)的极限为一常数。因此，由(16)式显然可得:p(t)= W(t)/Y(t)= [d *q(t)* k(t)+ (1+π)}lY(t)有一稳态值，即单位产品的价值量为p(t)为一常数，这就是本模型重要的结论。

结论暗含的重要意义是，劳动价值论经过新的解释，即在“就全社会而言，劳动生产率提高与价值量呈正比”，或“劳动量二劳动时间x劳动生产率”的假设下，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可以保持常数。商品生产的使用价值与价值量之间可以保持增长的同比例。因此由西方生产函数所决定的商品实物生产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所决定的价值生产是一致的。

总之，任何理论都不是真理的终结，劳动价值论也一样，它也需要创新与发展。社会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正比的原理或规律，本质上并没有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是对劳动价值论更准确全面的理解。也只有这样，才能系统地保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的完整性，才能保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关系、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价值与价格的关系的逻辑一致性，才能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物的关系的同时、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都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 方程组二:采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模型，结合定义“劳动量=劳动时间x劳动生产率”，同时考虑厂商在t期生产商品Y(t)的价值量W(t)。模型中Y(t)，K(t)， L(t) ，A(t)与上面定义相同。注意价值模型中资本是劳动的产品，它不创造价值，而是转移自身所存在的价值，资本投人K(t)、劳动投人L(t)的价值采取相同的单位。为了与方程组一的实物生产保持一致，假设单位资本的价值量为q(t)，资本的折旧率为d，单位产品的价值量为p(t)，剩余价值率为二，假设单位资本的价值量初始值为q0。因此方程(7)表示在t期生产商品Y(t)的价值量W(t)为本期资本折旧所转移的劳动价值加上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方程(8)表示在t +1期生产中资本投人的价值量q(t+1)*K(t+1)为t期资本量扣除折旧后的价值，再加上t期生产的产品用于生产储蓄部分的价值量。

据此，由方程组一的(6)式，经济向一平衡增长路径收敛，y(t)趋向于一常数;由方程组二的(巧)式，当t很大时(从长期看，正常的社会生产是连续的，因此，可以看作模型里的t期可以很大)，q(t+1)* k(t+1)的极限为一常数。因此，由(16)式显然可得:p(t)= W(t)/Y(t)= [d *q(t)* k(t)+ (1+π)}lY(t)有一稳态值，即单位产品的价值量为p(t)为一常数，这就是本模型重要的结论。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4)

关键词：党史文化；意识形态整合；党史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5?0065?06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了独具魅力和特色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化。90多年来，党史文化始终引领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蕴含着中国共产党面对各种考验的巨大智慧，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先进的执政理念和高尚的政治追求，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构成，党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加深对党史文化思想内涵的理解，大力弘扬党史文化，实现党史文化科学发展，对加强意识形态整合，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应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加强党史文化建设，使党史文化在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中发挥更大的时代价值。

一、党史文化的内涵与意识形态属性

党史文化是党的历史与党的文化的结晶，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党史文化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表现为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彰显出科学性、先进性、民族性的主体精神。鲜明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文化特质的党史文化，展现出突出的意识形态属性，归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审视党史文化的内涵与内在属性，对于加强党史学习，深刻理解弘扬党史文化的重要意义具有重要作用。

（一） 党史文化的内涵

党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自身90多年发展历史所蕴含的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活的文化积淀，它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及自身建设的伟大实践形成并发展，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理论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上。

首先，理论文化。理论文化是党史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所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果，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党史文化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党史文化理论创新的丰富成果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宝贵结晶，是理论形态的党史文化的重要内容。

其次，物质文化。物质层面的党史文化，简而言之，就是以物质形态为载体的党史文化。物质文化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物质文化实体，具体包括：革命战争遗址、革命历史文物、重要党史人物的故居、旧居、纪念馆、陈列馆等具体实物和场所。物质文化是党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是传承党史文化的重要平台。

最后，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党史文化的精髓，主要是指党史文化自身所蕴含的主体精神和思想价值，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所承载的品格和精神，包括革命优良传统、民族思想精神、思想价值体系、精神气质与指向等，是党史文化深层内化的文化表现形态。理论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形态塑造了党史文化的思想内涵，蕴含着这一特殊类型文化的精神价值。

（二） 党史文化的主体精神

党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90多年历史创造的各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既是全党全民可以充分利用的文化资源，又是传播文明、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载体，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民族性的主体精神。

首先，科学性。党史文化的科学性首先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的科学认识上。中国共产党不把马列主义书本上的理论看作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体现，也是党史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精华、呈现出科学性的根本条件；党史文化的科学性也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建设道路进行科学探索的实践之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实践中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提炼与升华。它的科学性，体现了它对自身所形成的一系列精神文化成果及其体系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和长期实践的检验和证明，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并得到实践检验的理论结晶。科学性是党史文化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

其次，先进性。先进性是党史文化的内在属性。党史文化的先进性首先表现为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党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所产生的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先进理念的集中反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文化发展，始终引领中国文化朝着先进科学的方向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党史文化，始终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和核心，体现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党史文化的先进性也表现在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党史文化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创新成果，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党的历史证明，党史文化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先进文化，能够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前进和发展。

最后，民族性。文化具有民族性，每个民族都维系着一种特定的文化，以一种特定的品格、心态、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去影响、支配着本民族内部人的行为。党史文化形成于中华文化之中，继承与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核，鲜明地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价值向度、思维模式、道德品质等，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文化具有巨大的历史包容性，秉承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蕴含着中国文化的气韵，这是党史文化的基石。民族文化中有许多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精华，如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等，这些文化思想延续和丰富着党史文化的内涵，是党史文化发展的根基；党史文化反应了中国的国情民情，彰显着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色和个性，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和民族特色。党史文化已成为国家、民族及民众精神文化生活象征的一部分。

（三） 党史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

文化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表现为特定阶级的观念并为特定阶级服务。党史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文化，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突出政治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党史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党史文化的政治性决定了党史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首先，党史文化具有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是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形成了特有的党史文化话语体系，体现了独特的价值向度和精神内涵，承载着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价值共识，凝结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涵和本质要求。其次，弘扬党的历史文化，归属于上层建筑和精神文明的范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部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最后，党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思想内涵上具有一致性，党史文化中蕴含的先进理念和先进思想是社会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引领社会思想进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资源。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决定了党史文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中的重要作用和关键地位。

二、党史文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中的功能和作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反映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断以先进的文化理凝聚力量，推动事业发展，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是实现党的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步的政治保证。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党史文化蕴含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丰富理论内涵，承载着全民族的共同理想追求，凝结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彰显着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 党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蕴含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借鉴，有利于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党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是孕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沃土，是推动社会政治发展的深厚文化根基和理论来源，蕴含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丰富内涵的党史文化，以独特的文化形态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巩固了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第一，党史文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蕴含着科学的思想文化内涵，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理论借鉴。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最富有科学性和生命力的理论体系，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科学理论，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思想前提和科学的理论基础，指导我们在实践中科学的认识社会政治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断吸收和借鉴中外优秀文化成果，不断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略，在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事业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富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的党史文化。马克思主义对推动党史文化发展，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首先，从党史文化的思想内涵看，党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是科学的思想、理念与精神，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其次，从党史文化的历史发展看，党史文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执政思想的中国化、具体化，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完善创新执政方略的政治文化产物和文化积淀，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最后，从党史文化的本质来看，党史文化表现为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一种感性的文化感知，对推动社会政治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个层面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史文化，是社会政治发展进步的宝贵资源，是构建社会主义政治整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第二，丰富的党史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掌握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对党史文化的形成具有本源性的地位，是党史文化的思想源泉，是推动党史文化创新的精神力量。曾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党史文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掌握和创新，中共七大确立了思想的指导地位，树立了从实际出发的旗帜，实现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使中国革命事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旗帜下走向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树立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引领中国走上了改革发展进步的道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新形势下的发展思路，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十胜利召开的新局面下，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揭开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篇章。历经90多年积淀的党史文化，随着党的理论创新的实践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确立了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基本原则，其丰富的思想理论内涵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认识和深刻把握，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为灵魂的党史文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创新的优秀品质，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二） 党史文化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思想基础的重要载体，见证了全民族的共同理想追求，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心理认同，对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具有重要的作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是凝聚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增强政治归属感的重要思想基础，是政党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前提和坚实基础。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践行共同的政治价值、培育共同理想追求，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

第一， 党史文化见证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理想和信仰的追求和坚守，凝聚着中国人民毅然前行的价值共识，有利于形成坚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共识是一个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前提，如果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作为支撑，就会失去凝聚力和和生命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和崇高目标，并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奋斗。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2]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共同的理想追求，在努力实现党的政治追求和远大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中共共产党始终保持为党和人民事业艰苦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引领社会发展不断进步，国家综合国力全面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90多年的党史文化，凝聚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共识，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信念，充分体现了全民族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深刻说明了中国人民的价值共识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思想基础。先进的党史文化有利于共同思想基础的成长，有利于价值共识的塑造，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和提升。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了党史文化具有的强大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党史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撑和思想动力。

第二，党史文化昭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对培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具有重要的作用。

政治认同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人们对其所属政治系统所表现出来的某种政治归属感以及政治参与过程，是政党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前提和坚实基础。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践行共同的政治价值、不断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培育了共同理想，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为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探索。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中国革命事业推向社会主义前途。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勇于探索，艰苦奋斗，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充分彰显了“中国模式”的独特魅力。党史文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苦历程，同时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党史文化不仅让中国赢得了世界的认同，更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党史文化对唱响社会主义的主旋律，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培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具有重要作用。

（三） 从文化的价值导向看，党史文化积聚了丰富的资政育人资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信仰体系的构建具有导向和整合作用

文化的价值导向是指：“文化以其科学的价值判断和先进的价值指向，在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中所具有的积极的引导与推动作用。”[3]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能够赋予人们崇高的价值追求、远大的理想和高尚的道德。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培育了丰富的资政育人资源，对于塑造崇高的理想信念，发挥道德教化功能，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党史文化具有价值导向和价值塑造功能，凝聚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理支撑。

文化的形态和作用极为广泛，先进的文化理念对人们的价值理念、道德养成和精神培育具有重要影响，具有鲜明的价值引领和价值塑造功能。党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创造的精神成果，凝聚了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先进文化的精髓，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构成与具体体现。90多年的党史文化用鲜活而生动的史实诠释了理想与信念、执着与奋斗、担当与奉献的精神实质，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崇高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是民族核心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内涵与价值取向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丰富的党史文化思想内涵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资源。党史文化中蕴含的先进精神内涵能够发挥价值引领和价值塑造功能，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大力弘扬党史文化，开展党史文化教育能够发挥优秀精神文化的思想导向作用，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积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理支撑，在全社会形成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积极乐观的社会心理。

第二， 党史文化具有社会育人功能，有利于全社会在思想道德上共同进步。

道德价值是社会和谐的思想灵魂和精神支撑，没有崇高的道德价值就没有社会发展进步的思想根基，道德教化是提高全社会的道德素养和国民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党史文化蕴含的先进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是一种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精神支撑，具有推动社会道德进步的强大动力，有利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全社会共有的道德基础。充分运用党史文化的育人资源，发挥党史文化的道德教化功能，使党史文化表现出来的先进思想和高尚道德内化为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心理素养，不断改造和提升公共道德生活，塑造高尚的道德品质。同时注重党史文化资源的转化与表达，通过影视、文学、艺术等形式，把党史文化用鲜活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党史文化资源成为对全体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第二课堂、培养民族精神的乡土教材、陶冶情操的示范经典、拓展素质的有效载体。

三、以党史文化的科学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

关于文化的功能和作用，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这样表述：“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4]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发展进入了崭新的阶段，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不断探索党史文化科学建设的途径和方式。以理论创新为前提、以深化研究为基础、以创新机制为路径，不断加强党史文化建设，以党史文化的科学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同时也使党史文化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得到延续和发展。

（一） 推动党史文化创新，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内涵，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文化的发展需要不断与时俱进，需要不断适应时展的步伐，不断创造符合时展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弘扬党史文化应树立新理念，把握新形势，抓住新机遇，深刻把握党史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党史文化科学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用创新带动发展，不断推动党史文化创造，塑造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创新性的党史文化，用丰富的党史文化理论成果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首先，党史文化创新应把握科学性。当前党史文化的发展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理念，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挥马克思主义在党史文化建设中的引导功能，用理论的理想、文化的精神把亿万人民紧紧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其次，党史文化创新应具有独创性。党史文化创新需要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推动党史文化独创性创造。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也需要与时俱进并具有实践性，我们应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加强党史文化创新，不断丰富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涵，这样才能统领多元化的社会意识，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二） 深化党史文化研究，推动党史文化成果转化，丰富党史文化资政育人资源，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同志在2010年7月中央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指出：“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5]加强党史文化建设，发挥党史文化资政育人功能，应不断深化党史研究，鼓励党史文化创造，以党史研究带动党史文化创造，推出具有正确政治导向和舆论导向的党史文化作品。党史文化研究应树立开放的学术意识，拓展研究领域，创新研究视角，加强党史基本著作和党史普及读物的研究编写，发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推动作用，着力推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党史文化资政育人资源。同时注重党史文化成果的转化，深刻认识党史文化成果转化方式的多元化，增强主动意识，利用多种形式不断推动党史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扩大党史文化成果的社会效益，使干部群众从中受到鼓舞、得到启迪，增强精神力量，充分发挥党史文化思想育人、模范示人的积极作用。丰富的党史文化资政育人资源，多元化的党史文化成果表现形式，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普遍的、深刻的文化感知，凝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三）拓宽党史文化宣传教育平台，改革与创新党史文化传播机制，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广泛性和成效性

党史文化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传播，通过创新党史文化传播方式和传播载体，拓宽党史文化宣传教育平台，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广泛性和成效性。首先，在宣传和普及党史文化的实践中，充分运用现代传媒方式，加强对现代传媒方式的开发和利用，建立多形式的党史文化传播机制，更加主动的占领宣传舆论的主阵地，加强党史文化的意识形态渗透与整合。其次，创新党史文化表现形式推动党史文化大众化。党史文化宣传教育要注重受教者的主体地位，合理把握人民群众的文化心理需求，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展现党史文化的思想内涵，运用生活活泼的语言表达，使党史文化更能贴近人民群众，更符合社会大众的心理需求。最后，拓宽党史文化的宣传教育平台，探索党史文化育人新途径。建立党史陈列馆、红色广场，推进党史文化的社会渗透力；加大党史网站建设的力度，鼓励制作适合互联网的党史文化作品，创建党史文化的综合传播平台。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向前推进，党史文化的思想内涵将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弘扬党史文化，推动党史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需要持续努力和不断创新，以党的十精神为思想动力，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党史文化繁荣发展，使党史文化的精神资源在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造福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参考文献：

[1] 选集・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516.

[2]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218.

[3] 艾斐. 文化的价值导向与精神追求[N]. 人民日报， 2009-6-25（16）.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5)

宪法价值是价值哲学在宪法学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和展开,它应该具有一般价值,尤其是法的价值的共性,即宪法的理想和应然状态以及宪法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宪法研究呈现出的整体特点是:基于宪法典的事实分析—解释宪法—肯定现状。这样既缺乏价值研究,又没有把实证研究引向深入。其结果是实证研究只重视解释宪法,价值研究只重视关心注释马列经典著作,这样就使注释加颂扬成为宪法学研究的主要形式,而宪法观念、思想和价值评价等理论性研究却显得软弱无力。可见,价值研究和实证分析同等重要,甚至对于当前中国宪法的理论与实践现状而言,前者具有更大的意义。也就是说,宪法既是对社会民主事实的确认,对国家制度的安排和人们行为的规范,又是对人类政治理想的指引和人们行为的道德评价——宪法本身就是人类关于理想政治和社会正义的思想结果和制度设计,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在由宪法而到的漫漫征程中,宪法价值的灵魂与统率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宪法价值的内涵究竟是如何规定的?它包括哪些构成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它本身又包含了哪些价值指标?它为哪些价值的实现保驾护航?它又为促进这些价值的实现进行了怎样的价值选择和制度创新?这些都是我们在宪法价值的研究中所无法回避的。

一、宪法价值的初步分析

关于宪法价值的界定,国内学者研究的不多,而且仅有的几位也是思路不同,观点各异,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大体说来,表现为两种思想进路:一种从宪法的外在目的和内在运行机制出发,列举式的概括出宪法的价值,这是大多数学者的思想进路。如李龙教授就将宪法的价值概括为国家价值、社会价值和法律价值,其中每一类价值又分为若干种具体的价值:宪法的国家价值包括宪法是立国的政治宣言、治国的法律根据、建国的基本纲领和卫国的有力武器;宪法的社会价值包括安全、民主、秩序、人权、自由等;宪法的法律价值包括立法的基础、法律平等、正当程序等。[1]周叶中教授则将宪法价值分为三个方面:宪法在社会生活中所促进的价值,即宪法的目的性价值(如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经济的发展,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社会的公共福利等);宪法本身所具有和反映的价值(如平等、自由、法治等);以及宪法的价值评价标准。[2]汪习根将宪法价值与依法治国联系起来,认为宪法对构造法治国家有重要价值:宪法是法治国家立国的政治宣言;宪法是法治国际治国的法律根据;宪法是法治国家强国的经济。[3]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宪法的核心价值或基本价值是公平和民主,[4]或者认为宪法的价值包括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和法律价值,法律价值又应当包括公平、效益、自由、平等、人权、秩序、正义和安全等。[5]严格说来,这种列举式的界定方法,不是科学的定义方法,最多只是概括了宪法价值的某些内容。而且,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就会列举出不同的价值内容,很难有一致的意见和确定的理解,这就很容易对宪法价值的内涵流于空乏而不及其本质。作为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宪法价值,应该是有丰富的内涵和确定的外延,而且其内容是相对稳定的、统一的,这样才既有利于宪法的学科建设,又有利于宪法价值这一概念的普遍推广和使用。为此,应该从宪法价值的一般内容中抽象出它的本质属性来界定其概念,而不是用一般内容来代替本质属性。根据逻辑学的定义方法,给一个概念下定义就是用精练的语句将这个概念的内涵揭示出来,也就是揭示这个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本质属性。这就是另一种界定宪法价值的思想进路,即从一般价值的本质属性出发,认为宪法价值不过是价值的一般理论在宪法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如朱福惠先生就认为,在研究宪法价值时,应当避免价值范围过宽。宪法的价值是人们对宪法产生的预期需求,民主、平等、保障人权等是宪法价值实现的积极结果,而不是价值本身。[6]这种观点的思想进路和概括方法是可取的,但他把价值看作是人们的“预期需求”,显然有失偏颇。因为,根据我们对价值的哲学思考,价值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即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和主体对客体的期望与评价。换言之,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双向的互动过程,二者统一的切合点就是实践——价值产生于主体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价值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但首先是客观的。朱先生将宪法价值仅仅看作是人们对宪法的“预期需求”这一主观形态,而忽视了宪法价值同时又是宪法对人们法治需要的满足这一客观属性的观点,值得商榷。试想,如果没有宪法本身的法治属性与功能,即宪法不能满足人们治国安邦和人权保障的基本需求,而仅有人们的主观“预期”,何来客观的宪法价值?相比而言,广东商学院的吴家清教授,在宪法价值活动的基础上,从宪法价值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宪法价值的本质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认为:“宪法价值就是:潜含着主体价值需要(或价值预期)的宪法在与主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对主体发生的效应。”[7]这个概念较好地体现了宪法价值的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很好的糅合了一般价值两个层面的内容。而且作者为了进一步解释宪法价值丰富的内容,特意对宪法价值关系做了细化分析,认为宪法价值关系包括四个层面:应然性宪法价值发生关系;应然性宪法价值体悟关系;实然性宪法价值形成关系和实然性宪法价值体悟关系。显然,这种分析问题的思路和抽象概括的方法实值得学习和借鉴!美中不足的是,在解释宪法价值的时候又用了“价值需要(或价值预期)”这样含有“价值”的语词,违背了形式逻辑关于给概念下定义不得同语反复的规则要求,此其一。其二,价值不仅仅是“效应”,它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换句话说,“效应”仅仅是价值的一种属性,它不能代表价值的全部属性,尤其是价值的本质属性。那么,该如何来界定宪法价值的概念呢?

二、法的价值的一般分析

为了正本清源,我们还得从价值的基本含义说起。我们知道,宪法价值是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对宪法的本质进行的全面透视和哲学反思。因此,宪法价值属于价值哲学的范畴,当然也属于法哲学的范畴。要科学分析宪法价值的概念,必须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在全面廓清一般价值的内涵的基础上,分析法律价值的含义和特征,然后以此为理论基础,才能科学界定宪法价值的规定性。所谓价值就是标志着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特殊范畴,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包括客体对于主体的需要的满足和主体对于客体的评价两个方面。价值的这一规定性包含了四层含义:首先,价值是一个标志着主客体关系的特殊范畴。其次,价值的构成要素有:主体、客体、主客体统一的实践以及价值的内容。主体是指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客体是指主体活动所指向的,并反过来制约主体活动的外界对象,是人的主观世界以外的客观实在。主客体统一的过程,就是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即实践过程。这是价值的第三个构成要素。第四、价值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体对于主体的需要的满足;二是主体对于客体的期望与评价。同样,所谓法的价值就是标志着人与法的关系的特殊范畴,是法对于人的意义,包括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人对于法的期望和评价两个方面。它同样包括主体、客体和内容等几个方面的要素。首先,法的价值主体是人,包括个人、集团、阶级、民族、国家、社会、人类等。但就一般意义而言,人们往往笼统的说人是价值主体。其次,法的价值的客体是法,即广义上的法律现象,包括观念形态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文化,制度形态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以及现实形态的法律行为和法律事实。最后,法的价值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人对法的期望与评价。作为法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宪法,当然要以上述关于法的价值的一般理论为指导,才能科学界定的内涵。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6)

关键词：贴现现金流量法；股东现金流量法；项目评价；投资价值评估

一、实体现金流量法与股东现金流量法

实体现金流量法是以企业实体为背景，确定项目对企业现金流量的影响，用加权平均成本为折现率评价项目可行性的方法。股东现金流量法则是以股东为背景，确定项目对股东现金流量的影响，用股东要求的报酬率为折现率评价项目的方法。任何一个利用了负债筹集部分资金的公司投资项目都可以通过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评估同一项目的可行性。即站在公司实体的角度和站在股东角度，虽然从原理上讲两种角度评价的结论没有性质上的差异，但却常常使理财人员混淆其在应用上的差异，并因此而得出错误的投资决策。

在实际应用上述分析技术时，往往容易忽视不同分析角度存在的对应关系，以至于作出错误的判断，如将股东内含报酬率与企业实体下的加权平均成本（此中包含债务资本成本）进行比较而得出该方案比临界点状态更有吸引力结论，或将债权人内含报酬率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比较而得出该方案比临界点状态要差的结论。

对于股东权益来讲，由于其利用负债融资，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受杠杆作用就必然比原始现金流量的风险大，这就需要一个较高的风险调整贴现率，即股东要求的必要报酬率（股东权益成本）将会提高。而对于债权人来讲，债权人的利息是相对稳定而低风险的。因此其现金流量的风险低，债权人要求的报酬率（债券资本成本）也就低，就公司实体来讲，其现金流量的风险介于股东权益和债权人之间，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含义就是要保证每个资本供应者都获得等值于其机会成本的收益。如果注意到现金流量与相应折现率之间的对应关系，则无论采用股权现金流量还是实体现金流量评价项目得出的结论都是一致的。必须指出的是，股东现金流量法的主要问题是：

1．股东权益的内含报酬率会随着所用杠杆作用的大小而变动。

2．由于采用负债融资，股东现金流量的风险将会包含财务风险，股东要求的报酬率（股东权益资本成本）不但受经营风险的影响而且受财务杠杆的影响。一方面我们要考虑负债融资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也必须考虑，股东权益报酬应随财务杠杆大小发生变化，但是要估计股东权益成本应随杠杆作用变动多少，却是十分困难的。

而站在债权人角度考虑采用债权人现金流量评价项目的主要问题是：债权人的终极目标是保证其债权本息的安全性，其对投资索取的现金流量仅是本息。而对投资的“剩余价值”并不关心（除非影响到他们的本息安全性）。因此也就无法从此角度考虑投资的真正价值，或投资对股东财富的意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较好的办法是将投资和筹资分开考虑，首先站在公司实体的角度评估投资本身的经济价值，而不管筹资的方式如何，如果投资项目的内含报酬率大于加权资本成本，即能产生正的净现值，然后再去处理筹资的细节问题，筹资只是如何分配净现值的问题。

二、名义报酬与实际报酬

在估计投资的现金流量时，若存在明显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则又会出现实际资本成本与实际内含报酬率，名义资本成本与名义内含报酬率的对应关系，在实际决策时，投资者通常无意之中已将通货膨胀因素包含在资本成本（或贴现率）中而在估计现金流量时，却未专门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这种不当的匹配的结果是使公司作出投资决策时过于保守，尤其是关于长期资产的决策与评估。

通货膨胀下的资本预算的关键是始终只对同类的量做比较。当现金流量是名义值时，应对应名义贴现率，而当现金流量是实际或稳定币值时，应对应实际贴现率。

从上述分析来看，从原理上讲，只要注意内含报酬率与资本成本间的对比关系，两种比较结果都不会影响投资的选择，但在实际应用中，较好的办法还是利用名义现金流量计算的名义内含报酬率与名义资本成本进行比较作出选择。若使用实际资本成本与实际内含报酬率比较不仅增加计算量，而且因为其复杂性也会增加出错机会。

三、期权价值的作用

期权是指不附带义务的权利，它是有经济价值的，在财务上，一个明确的期权合约经常是按照预先约定的价格买卖一项资产的权利。

广义的期权不限于财务合约，任何不附带义务的权利都属于期权，就资本预算而言，通常在决策者选定了某一项目后，并不会就此袖手旁观，任由事情的发展变化，而是在其有能力改变项目的情况下，充分施展其“后续选择权”（即期权）。控制项目效益的发展或将可能发生的损失降到最低，如：将投资推迟至较后日期的期权，在需求变动时改变经营规模的期权，当原材料价格变动时改变投入构成的期权以及在最初的投资成功（或失败）后继续（或放弃）投资的期权等，在每种情形下，管理者可以改变投资的性质与范围来对最初决策时未知的新信息做出回应。由于这种权利并不附带义务，因而能增强投资价值。

1．管理者运用贴现现金流量评价项目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往往可以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作出一些调整和选择，如放弃或推迟决策或根据前面投资情况决定是否扩大投资，这些行为都可能增加投资的实际价值。

2．对投资项目动态选择的过程实质上是管理者充分利用期权调整投资价值的过程，由于期权价值增加项目的净现值。因此对期权的选择有助于管理者正确应对高风险高盈利的投资机会而不至于盲目低估投资价值。

四、忽视风险分散化效应

如果企业每年有很多各自独立的投资项目，投资者就应从投资组合的角度来考虑项目的风险，并以此为依据确定项目的风险调整贴现率而不是孤立地考察并度量每个项目自身的风险，因为按照投资组合理论，即使每个项目的风险程序都较高这些项目组合在一起，单个项目的大部分风险也不能在企业内部分散掉。

从企业整体角度看，新投资项目自身特有的风险也可以通过与企业内部其他项目和资产的组合而分散掉一部分；而从股东角度看，一部分风险又能被企业股东的资产多样化组合而分散掉，所有这些都应是在合理确定项目贴现率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参考文献：

[1]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财务成本管理（第一版）[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2]张云亭．顶级财务总监（修订版）[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生态价值的含义篇(7)

从政治学产生开始，人们就试图采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但是事实表明他们最终的研究结果都深深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最后走上了维护既定意识形态的道路。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学，还是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学，都不可避免的和当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调查了156个城邦之后，得出了自己的理想民主制的城邦，但是他认为“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这一论断充分的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观，更是直接论述了当时宗教统治的合法性。到了近代，资产阶级崛起，使得近代法学政治观一开始就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追求自由，在政治上追求民主的理论工具。在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这些政治理论就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价值中立”的政治学研究不仅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在提倡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的今天也无法实现。即使那些标榜“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者们，也没有摆脱价值因素的束缚。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意识形态的痕迹。比如“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代表者李普塞特，他认为人类自古以来就对理想的社会进行了不断地探索，但是到现在这种探索可以停止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社会，即美国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在其代表作《政治人》中，他为了避免价值因素的干扰，他采用“冲突”和“共识”两个变项作为其概念架构的支撑。但是在实际的整个概念架构当中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自由的社会优于压迫的社会，而美国就是这种自由社会的典范。这样，他企图免除文化的偏见，但最终却陷入了这样一种文化偏见之中。达尔，在他的代表作《现代政治分析》中，强调把“价值偏好”和是非评判排除在政治学研究之外，但是这恰恰反映了他的价值观念：即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已经定型，无需争论。在关于多头制与霸权政制的差异的分析中，达尔就极为鲜明的表明了他对西方模式的偏好，甚至认为人类应该以明智的行动来逐步地走向多头制。另外，达尔认为英美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民主的国家，并把这些国家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的标准，这就明显的带有价值偏好和意识形态的色彩。

二、对政治学研究中“价值中立”的评价

（一）政治学研究主体决定了价值中立的不可能性。政治学研究的主体是人，而且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员，那么它必然会把它所属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价值观念、政治倾向和等带入到研究的过程当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结果。正如达尔所言“，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政治体系。”所以，生活在不同政治体系当中的人必然会有不同价值观，这必然会对政治研究产生影响。

（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价值中立的不可能性。不仅研究主体难以价值中立，从研究对象上来看，政治学研究也难以实现价值中立。首先，研究对象和价值密切相关。政治学与价值、利益等范畴是有紧密联系的，并且政治利益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利益从本质上看就体现为价值。其次，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包含着人，人的能动性会影响政治学研究的过程和结果。这是因为“人类的行为通常以某种方式与他们的愿望相关。人是有目的的。”这种目的性使得一个人在描述和总结自己的行为态度时，可能撒谎、出错或自欺欺人。总之，人的行为存在各不相同的内在动因，例如利益动因、权力和权利动因、个人心理动因等。因此，研究者必须进行主观的判断，去分析人类政治行为的真正动因，否则就永远无法理解人类的政治行为。

（三）政治学研究结果的倾向性决定了价值中立的不可能。自然科学揭示的规律可以为不同的国家、民族、阶级所接受和利用，而社会科学中的许多规律则是带有强烈的倾向性。例如，马克思根据剩余价值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观点，这一观点具有明显的价值性和倾向性，因此也遭到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攻击和谩骂。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必然也带有倾向性。政治学的目的就是通过对政治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总结政治现象发展的规律，倡导政治生活的理想。正如美国学者伊斯顿指出的那样，“政治研究工作的效用来自这样的事实，即它帮助人们决定采取他们所中意的那种政治体系，并懂得怎样为达到这个目的而着手改变社会政策。”由此可见，政治研究的结果必然会带有某种倾向性，使“价值中立”难以实现。

（四）价值中立本身包含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价值中立”本身追求的是一种“价值祛除”，但是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价值取向，从而违背了“价值中立”的初衷。尤其是以行为主义政治学派为代表的政治学研究者主张“非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终结论”，这些观点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从而说明了意识形态没有终结。并且，行为主义学派的“价值中立”的前提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已经有了理想的社会制度，政治学就不需要去研究什么是好的政治制度的问题，为此各国应该以美国的政治制度为蓝本进行设计。由此可见，标榜“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者，没有真正的做到“价值中立”，他们越是强调“价值中立”，就越是否认了“价值中立”，进而陷入了“价值中立”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