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论文篇(1)

［关键词］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

Abstract:Mr.PanMaoyuanhasputupaseriesofviewpointsonmasshighereducation,whichformasystematictheory.Theseviewpointsinvolvethesignificance,implication,transitionperoid,enforcementapproach,quality,classificationandorientationofmasshighereducation.Mr.Pan''''sthoughtonmasshighereducationisaChineseeditionoftheWesterntheories.Theyinherit,developandenrichtraditionaltheories.TheyarebasedonChinesereformpracticeandserveit.

Keywords:PanMaoyuan；masshighereducation；thought

高等教育的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实践的跨越更是需要理论的飞跃。20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政府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围绕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问题和理论研究显得十分需要。潘懋元先生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高等教育研究的学人，在这一宏伟的时代进程中与时俱进，立足中国现实，综观世界风云，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提出了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一系列的思想和观点，形成了一套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对于我国过去和正在进行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体系概要

1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意义

为什么要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模型能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有没有必要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些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和高等教育理论界思考较多、争论较激烈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潘先生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其立论有三：首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需要培养大量的高水平的生产、管理、服务人才；其次，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21世纪掌握高新科技的创新人才只能由大学来培养，中国本科以上的人才储备量太少，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第三，国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性：人口的文化构成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我国城乡居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如潘先生所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应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老路，而应优先发展科技和教育，争取在知识经济时代能够迎头赶上，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一条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高等教育大众化正是这条高速公路的超车道。”［1］

2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具体含义

潘懋元先生在引进和接受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基础上，对大众化的理解不是坚持简单的数字标准，而是从量和质两方面来入手，坚持量与质的统一。潘先生认为，大众化的进程包含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两个方面。量的增长是人们所熟知的适龄青年入学率(准确说是在校率)达到15%～50%。质的变化具有广泛的内涵，包括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一系列的变化。也就是说，大众化进程包括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是两者相互统一的过程。

马丁•特罗教授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最先提出者，他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这一发展观出发，提出了精英、大众和普及高等教育三个阶段的数量指标，并进而剖析了三个阶段高等教育观念、功能、管理和课程等方面所存在的质的变化。特罗教授同时断言，“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学生数量的增长都先于其他方面的变化”，只有量变在先，然后才有后面的质变。潘懋元先生认为，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将高等教育量的扩张与质的变化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将以往关于学生选拔与录取、课程与教学方式、行政与管理等许多离散的、孤立的问题研究综合在一起，并将其置于从精英到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大跨度的历史发展背景下进行分析，这种研究思想和方法使原先只以数据表示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具有了丰富的质的内涵，也使高等教育的重大变革——质的飞跃有了量的参照系，这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但是潘先生根据世界各国学者有关该理论的批评和修正，从我国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实践来看，提出了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理论，认为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进程中存在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的非均衡性。对于后发外生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进程中存在一个质的局部变化先于量的总体达标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里，高等教育的“量”的积累尚未达到西方学者所说的大众教育的“度”，即毛入学率未达到15%，但是却“超前”出现了种种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新质。先生在此基础上，进而考察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提出了“过渡阶段”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因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是要通过量的积累和总的量变过程中的许多部分质变才能完成。部分的质变需要一定量的积累,反过来部分的质变一旦发生又会促进量变，并为整个高等教育的根本质变准备条件”［2］。

3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路径

潘懋元先生关于大众化高等教育道路的起点和终点都有涉及，自90年代末以来就开始撰写论文，特别提到起点（即资金投入）和终点（毕业生就业）这两个关隘，并以此探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两条路径［3］。

（1）民办教育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美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主要是通过公立高校来实施的，以此为基础的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中对于私立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进程中的作用没有涉及。显然，这种理论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某些发达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不适应性。潘懋元先生在90年代末就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提出了“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潘先生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是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困难，此外还有师资、设备和校舍等教育资源的短缺等，而这些问题通过发展民办高等教育都能较易解决。

（2）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在高等教育的出口即毕业生就业问题上，潘先生认为首先要转变传统思想，改变思维方式，并提出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就是一条大众化的必由之路。在这里，“高等教育通向农村”不仅仅是为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创业，而且还是在高等教育服务理念上承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包括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大众化高等教育要为农村的发展提供高层次的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在入学机会上，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要为城市生源服务，也要为占适龄青年人口总数70%以上的农村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农村青年能够‘上得来’，城市青年能够‘下得去’，而且两者都能够‘用得上’、‘留得住’”。

4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过程问题——高等教育质量

潘懋元先生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思想非常丰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如在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准上，潘懋元先生提出了全面素质质量指标和多规格、多层面的质量要求构成；在教育质量的价值取向上，坚持“社会发展需要与人的自身发展需要相统一”；在实现教育质量标准的途径上，坚持教学是实现教育质量的基本途径；在保障机制上，强调优化教育结构、立法与管理是保障教育质量的重要措施。这里，笔者将重点阐述潘懋元先生的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1)教育质量的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核心。潘懋元先生认为，在大众化时代，基于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是多样化的：既需要学术型的高级专门人才,也需要应用型、技术型、职业型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而后者的需要量是数以千万计的。与传统的基本上是单一的本科以上的教育、培养学术型高级专门人才、课程设置着重于传授与研究“高深学问”的精英教育相比，大众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办学类型的多样化，其核心就体现在教育质量的多样化上。据此，先生提出了多层面、多规格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先生认为，高等教育质量在统一的质量标准要求下还存在依各级各类的具体培养目标所规定的质量要求，这就是“具体的质量标准”。不同高校处在不同层次，拥有不同培养目标，针对不同的社会适应面，应当有不同的规格，不同的质量标准。先生非常赞同1998年在巴黎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会议所通过的《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宣言》中所言的“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要“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衡量高等教育质量”。按潘懋元先生的理解,所谓“多层面”，包括博士、硕士、学士、专科等纵向层次，也包括理论型、技能型、研究型、应用型等横向层面。对于纵向层次的质量要求，人们比较清楚，而对于横向层面的质量标准,人们则较模糊或容易忽略。在从精英高等教育走向大众高等教育时，分辨横向层面的不同质量标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能否顺利发展的要害问题”［4］。

(2)关于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思考。潘懋元先生认为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既是真命题，也是假命题。从前者来说，高等学校由于连续不断的扩招，学生数量的增长与学校教育资源的增长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教育质量的下降。为了应对质量的下降，先生提出了改变两条政策性原则（第一，在规模速度上,变“稳步发展”与“快速发展”为“适度超前发展”的原则；第二,在增长方式上，变“内涵式发展”为“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并重，以外延式发展为主”）、采取两项适当对策（第一，扩充教育资源；第二，政府切实履行财政性经费增长的承诺，并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社会力量投资教育，开放海外“招商引资”）。从后者来说，是由于用传统的、精英教育的标准衡量当前的、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所引起的认识偏差。先生提出了要树立正确的质量观，实现两个转变：要把传统的唯知识质量观和西方流行的唯能力质量观转变为包括知识能力在内的素质质量观；要把精英教育时期的单一化的教育质量观转变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多样化的教育质量观，同时要根据社会对各层次、各类型专门人才的需求，采取不同的标准，评价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的教育与教学质量［5］。

5中国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

《高等教育法》提出：“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是以“采取多种形式”为前提的。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以多样化为前提的。没有多样化，只采取全日制这一单一形式，不可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只采用一个传统的本科的精英教育标准来衡量多种形式教育的质量，会对大众化的发展方向产生误导。因此，在多样化的框架下就存在着进行分类定位的必要了：

(1)从大的方面来说，大众化高等教育中同时包含着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潘懋元先生认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并不是两个矛盾对立、非此即彼的概念。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既包含了大量的旨在培养专业性的、应用性的、职业性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服务人才的大众教育，也还存在一定比例的从事高深学问学习和研究的传统精英教育。只不过两者朝着不同的方向去发展，一个朝提高方向发展，一个朝普及方向发展。无论是朝着哪一个方向发展，都是科教兴国战略必要的组成部分，哪一个方面也不能缺少［6］。潘先生进一步认为，尽管大众化高等教育中包含了精英教育，但是对于一所具体的高等院校而言，必须存在较为明确的分工和定位，研究型的大学必须着重发展精英教育，培养学术型人才；而一般的高等学校，尤其是高专高职，应该全心全意承担大众高等教育的任务，培养应用型的各类人才。因此，有必要改变当前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定位不明、分工不清的局面。

(2)从具体的高等院校来说，要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人才多层次、多类型需求进行正确定位，避免统一，寻求特色。潘懋元先生认为“单一化的发展方向与多样化的人才需求的矛盾，从全国来说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如当前的共同趋向就是在类型定位上重学轻术，在层次定位上层层攀高，在学科定位上综合求全，在发展目标上定位北大、清华、哈佛、牛桥(牛津、剑桥)。所以当务之急，应当做好分类指导工作。要使高等学校定位明确，各就各位，各定发展方向。分类指导的前提是科学的、恰当的分类。先生比较国内外几种主要的高校分类方法，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比较适合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分类和高等学校的定位。按照这种分类，可以把中国高等学校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相当于5A1)，他们遵循“本科(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顺序提升其学习层次；(2)多科性或单科性专业型(应用性)大学或学院(相当于5A2),他们依循“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专业硕士(学位或文凭)专业博士(学位或文凭)或进入研究型博士”的学习阶梯；(3)多科性或单科性职业技术型(或技能型)高校(相当于5B),它们走“专科(副学士学位或文凭)职业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进入专业硕士”的培养阶梯。每一种类型都有重点高校，都可以办出自己的特色而成为国内(省内)知名、国际(国内)有影响的高校。这样，高等教育的发展就可以各就各位，避免大家都追随研究型大学的办学路子［7］。在学校的定位上，先生提出，每所高校在制定发展战略时，都必须实事求是地根据学校所处的客观环境、社会需要状况和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在各自的层次和类型中争创一流。

二、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特色

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内容广博，从入口到出口都囊括在内；思考全面，从大学的分类定位到具体的教学问题都有涉及；视野开阔，从世界反思到中国国情考察，思想深邃，逻辑清晰，系统深刻，自成体系，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思想体系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是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的大众化理论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最早在美国提出，其据以为本的仅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而“对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相当比重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基本没有涉及”［8］，也没有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大众化发展方式［9］，因此视野自然具有局限性，甚至对同是发达地区的欧洲高等教育发展也不能进行准确的指导。如马丁•特罗教授在1978年自己也承认“我关于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变化也将沿着美国大众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假设性预示，现在被1973年以来的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所证明是明显的错误”［10］。显然，将美国的大众化理论简单移植过来指导本国高等教育发展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这样，日本、英国、德国等国的学者都对大众化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在我国，90年代末开始进行大众化发展首先需要的就是理论的指导，潘懋元先生在引进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提出了中国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具有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个性：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经济实力非常薄弱，他认为按照特罗的依靠政府举办公立高校来实现大众化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所以要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中国是后发外生国家，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在数量还没有达到大众化门槛的时候就已经局部出现大众化的“质”；中国的传统文化重学轻术，崇尚“动口不动手”，这就要求对高等学校进行符合实际的分类定位等等。可以说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是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中国本土化，是符合我国国情、建诸于我国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大众化理论。

2是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丰富、发展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以马丁•特罗教授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基本反映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它提出的数据模型和量变带动质变的论据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由于是采用归纳法提炼出来的，该理论的实际基础非常狭窄，现在看来，有些观点具有明显的缺陷：由于该理论提出至今的几十年中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经济全球化、网络技术的发展等使许多原先正确的观点现在不能正确反映客观现实而显得有点过时；由于特罗教授本人的精力和视野的有限而使得该理论的问题考虑得不全，具有片面性。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无疑首先是对马丁•特罗教授理论的继承，但同时也是对该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其创新和发展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思想，如提出了大众化发展的“过渡阶段”理论和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思想；二是从现时代的形势出发，与时俱进，促进大众化理论的时展，如根据今天国际竞争的需要提出了“教育——人”才是21世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的理论，进一步阐述了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三是从整体把握，论述马丁•特罗教授没有顾及或涉及不深的方面，如进一步研究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理论等。

3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过来作用于社会存在。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是基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的需要和现实，以指导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为目的发展起来的，其思想既来源于中国高教实践，又超前于中国高教实践，因此，既是对实践的把握与升华，又对未来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早在我国政府决定开始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之前，以潘懋元先生为首的厦门大学高教所从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中已经看到了大众化发展的必要性，开始着手引进并研究西方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奔走呼号。1999年扩招成为事实后，高等教育由于规模扩张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相继暴露出来，潘先生从这些问题中觉察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同于西方理论论述的地方，并提出了“过渡阶段”一说，开始引导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关注大众化过程中高等教育质的变化，以期尽量减少突然启动的大众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潘先生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国情提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实施路径，是对我国高等教育良性发展结构的准确把握。同时，面对公众和学界对大众化高等教育中质量问题的批评和责难，先生又进一步阐述了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质量观，提出了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战略。今天，为了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人才培养质量以及与社会需求衔接的问题，他对高等教育结构分化、功能定位的高度重视就是对其思想的继承和延续。从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形成发展的轨迹来看，应该说，这一理论体系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它有力地指导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实践。

今天，86岁高龄的潘懋元先生仍以他矍铄的精神和睿智的头脑在高等教育这块广袤的田野上孜孜不倦地耕耘，每年仍以数量不菲的思想成果服务于高等教育这一他为之毕生奉献的事业。“人不下鞍，马不停蹄”仍然是今天先生的真实写照。我们深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不断前进，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会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394．

［2］潘懋元.试论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J］．高等教育研究，2001，（2）：6．

［3］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394-398．

［4］潘懋元.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2003，（6）：3．

［5］潘懋元.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战略［J］．中国大学教学，2004，（1）：4-8．

［6］潘懋元.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中国高教研究［J］．2001，（12）：16．

［7］潘懋元.分类、定位、特点、质量［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05，（4）：106．

［8］张洪亚.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研究［D］．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2.19．

高等教育论文篇(2)

1.不鲜明。高校成人高等教育的教育资源多半依赖全日制教育教学资源，没有或很少有专任教师，这使高校成人高等教育教学无论在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层次上都没有或缺乏特色，甚至变成普通全日制教育教学的“山寨”，很少或根本没有形成具有成人特色的品牌课程和品牌培训项目，校与校之间培训层次不清楚、培训项目雷同、专业特色不鲜明、不时出现同行业内恶性竞争等问题。

2.功利性。表现在一是学校管理者的功利性，部分高校对成人教育的认识还不到位，没有把成人教育放在和普通全日制本专科学生教育同等重要位置看待，缺乏成人教育的长远规划、近远期目标和战略发展思路，在实际工作中自觉不自觉地把成人教育当作学校创收的工具；成人教育的一线工作者太过浮躁，只重视招生规模的数量指标，办学规模求大不求强，乱设点、乱建站，做虚假招生宣传，以承诺少上课或不上课来迎合个别学习者的不当要求，部分学校的函授教学成了走过场，学员参加不参加学习没有严格要求，教师上课变成了划题和圈重点考试范围，表现出没有教育者人格和尊严的功利化倾向。二是社会和学习者的功利性，相当一部分企业和用人单位不愿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员工的培训和素质的提高上，而是釆取短、平、快的短训形式，把着力点更多地放在员工实际技能而不是综合素养的提高上；从学习者个体来讲，一项调查表明，有66.3%的学习者为了拿文凭而参加函授学习，54.3%的学习者“愿意”花钱买个真文凭，由此不难看出，近一半以上的学习者有功利性学习动机。

3.合作少。成人高等教育本应是全社会共同关注和通力合作的大教育，但由于受政策以及体制、机制的限制和制约，特別是经济效益因素的影响，多数高校的成人教育存在着单打独斗、关门办学的现象，不仅缺乏校内间的院院合作，而且难以建立校与校、学校和政府、学校和企业间长期互利合作的沟通协调机制，在各种培训资源开发建设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部门分割和垄断、资源分散、重复建设等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现象。

4.无评估。由于成人高等教育教学和学习者学习的特殊性，各省、地区存在的办学差异性，使成人高等教育目前还没有统一权威的评价标准和评估机制，高校成人教育教学存在着一定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个别学校甚至出现把关不严、滥发文凭的较混乱局面，造成社会上对成人教育文凭认同度普遍不高，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形象和办学声誉。

二、解决高校成人高等教育促进社会发展瓶颈的对策

1.以改革促服务，突破体制机制障碍、优化政策空间，建设成人高等教育服务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高校管理者要把成人高等教育当作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作高校履行四大职能的重要途径，当作社会转轨变型、调结构、转方式、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生力军，当作实现人力资源强国、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重要力量；成人高等教育要明确发展定位，坚持科学的办学理念，既要主动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大局，又要服从服务于高校发展战略大局；高校成人高等教育工作者要把职业当作事业做，要以服务社会为宗旨，树立为终身学习者服务的理念，努力成为区域成人高等教育的举办者、区域终身学习平台的建造者、服务区域社会发展的组织者、区域社区教育的积极参与者、高校与社会各种教育培训资源的整合者、高校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先行者和力行者。要完善政策体系,创造发展好环境。完善成人高等教育制度和政策体系是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要努力突破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和学校内部组织体制以及激励机制障碍，对外从法律上完善学校办学的自力，教学权还给教师，学习权还给学生，让成人教育面向社会、市场寻找生存空间；对内通过体制机制改革，集中力量进行结构调整、资源整合，改变校内自成壁垒、各自为政、散兵游勇的混乱局面，努力创造事有人想、事有人干、想事、干事、成事的和谐发展环境，从制度上保障成人教育的质量、公平和效率。

2.以需求促服务,以学习者为中心，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成人高等教育服务于社会发展的能力。以学习者为中心，要求成人高等教育实现转型。以学习者为中心，就要把学习者的根本利益和需求作为成人高等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以“服务”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从“教学型”向“服务型”转变，由完成学历补偿式的我教你学的教育转变成你需要的就是我要服务的教育，为社会各界提供更多高层次、多类型的教育服务；要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社会是开放的大系统，高校成人教育只有融入社会，才能了解社会，服务社会；要加大数字资源建设力度，建立开放的信息化教学服务平台，实现时时可学、处处能学，充分满足社会不同群体对成人教育的需求，解决政府和学校重点两层皮、“一头热”“跟不上”的问题。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增强自身办学实力、满足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需求的根本所在。要根据学习者不同的学习需求，确定培养目标，对于以取得学历为目的的“文凭型”学习者，重点应放在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提高综合专业素养提高上；对于以提高各种技能为目的的“能力型”学习者，重点应放在区分提升不同专业类型的综合素养和职业生涯规划咨询服务上；对于以自娱自乐为目的的“休闲型”学习者，重点应放在提高生活品位、综合文化素养和生活质量提高上；通过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提升服务社会发展的能力。

3.以特色促服务，打造品牌教师、品牌专业、品牌课程，增强成人高等教育服务于社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培养一流特色人才，必须有品牌教师。成人高等教育要有生命力，必须在教师资源配置、教师聘用、考核、技能训练和综合业务发展上下功夫，必须提升教师的服务意识和能力。成就一支有社会责任感、有团队合作意识、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实践能力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成人高等教育的特色在于差异化和多样化，通过品牌教师打造品牌专业、开设独特的品牌课程，开发包装品牌项目，而项目和课程的研发，走“标准化、专业化、精细化”的道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专业的设计、课程的设置、项目的开发，既要独特，也要多样，以满足社会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不同受众的多样化学习需求。

4.以合作促服务,协同创新,搭建全方位合作的培训平台,提高成人高等教育服务于社会发展的效率和效能。交流合作、协同创新，是新时期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高校成人高等教育必须积极应对，加强校校合作、校政合作、校企合作、校政企合作、与国际成人高等教育组织和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增強服务社会能力。成人高等教育的合作要以诚信为基础，以互利双赢为前提，才能使合作可持续。要不断研究协同创新的新模式。通过合作整合分散资源，打破行业和专业的分割、壁垒；通过建立学习成果认证、积累、转换制度，实现学校、政府、行业、企业的紧密联系，搭建学习者学习的“立交桥”；合作既可以“走出去”，开阔视野、扩大交往、提升素质，又可以“请进来”，借用外脑、发挥优势，形成以共同参与、共享成果、共担风险为特点的，以提升创新能力为目标的，如高水平师资互聘、项目开发、课程研发、网络资源共享、订单式人才培养等合作联盟，相互助力、优势互补，提高成人高等教育服务于社会发展的效率和效能。

5.以管理促服务,完善评价标准,建立多向评估机制,在成人高等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中,扩大学校办学声誉和学校影响力。要建立“政府主导、多方联动，顶层设计、人财保障，绩效鲜明、评估科学，行业监管、保证质量”的成人高等教育管理制度。

三、总结

高等教育论文篇(3)

公平与正义是两个相关性原则，公平是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法律、道德、政策等)、正当的秩序合理地待人处事，是制度、系统、活动的重要道德品质。公平包含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生活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分配公平。正义则是公平的义理，包括社会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原则。因此，公平与正义是社会制度的内在原则，相对于其它原则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先性。公平与正义不可割裂，二者的结合就是公正原则。人类任何一种制度的制订都是依据社会具体情况、人们的需要以及政治、经济等要求而产生的，它必须体现一定人群的利益。同时，一种制度的运行必须得到公众的认可。如此，对于社会统治者来说，制度必须体现出一种公正，否则，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就得不到保证，更难以在实践中践履。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既是教育制度的发展与呈现，又是一种具体的社会行为。从制度的公正维度来看，高等教育大众化必须以公正原则为圭臬，这就要求教育制度在理论上与实践中体现出公正。高等教育大众化公正的内容与其它制度一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是一种起点上的公正;二是保证过程的公正，即要求存在对社会成员没有差别对待的普遍竞争规则，同时要求普遍规则能够在现实中得到公正的执行;三是实现公平的结果。主要的分配原则包括平等原则如完全平等原则、需要原则和对等原则如贡献原则和努力原则两类。很显然，任何公平都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包括一系列的程序组成。从高等教育大众化本身来说，它首先需要高等教育制度是建立在一种公正基础之上的，即制度本身的公平。其次，高等教育大众化必须对所有人开放，以实现其普适性的理念。再次，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执行也必须体现出公正性，一种制度即使其本身是公正的，但执行者运用不公正的手段也同样会导致制度和行为的不正义，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教育权力的合理运用与有效监督极其必要。

教育制度的公正原则内含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以及人民权利的关系，它既反映了社会大众对教育权利的要求，也反映了教育制度的一种合理性安排。一种制度源于社会合理性的需要，在本质上是维护国家与人民关系的手段，这是一种制度的功利原则。但是，这种制度又必须同时是公正的。所以，一种制度如果缺乏公正性，那么它就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与接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正原则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具有始基性的地位。

公正原则从道德、政治以及法律的视角入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类的相互认同与相互尊重，西方启蒙思想家均认为人天生是平等的，应该在人之为人的起点上具备相同的权利，但另一方面，任何事物之间皆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有其不同的形成原因，我们在考察一种制度或行为时，既要保证每个人在起点上的平等，又要从结果正义的维度入手，尽量照顾这种机制下处在弱势的人们，因此，我们需要对制度的关怀面进行一定偏差的位移，关怀社会中的最弱势群体与个人。这就是当代政治学家罗尔斯在其理论中所构建的制度范式，他认为一种制度要关注社会中处于最弱地位的人们。所以，公正并不是一个绝对平均的道德原则，它建立在平等与差异两个维度之上，既维护社会大众的同等权利，又突出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再通过一种矫正方式实现一种制度的最终正义。

因此，教育制度的公正原则在整体上具有两个维度:一是保证教育制度在社会作用中的公平、公开、平等，使所有人在教育制度面前具有同样的权利，保证制度的普遍性;二是实现教育制度在理念与现实中对弱者的关怀原则，弱势群体在社会中因其力量的弱小，难以与其他群体获得同样的话语权，尤其在政治权力、经济权利与法律权利上，因此，教育制度应当在制度上把对弱者的关怀作为制度的公正原则题中之义，并在现实中表现出来。

二、人道主义原则

人道主义原则最本质的含义是体现人的价值，把人视为一种目的性存在者。人永远是目的，不只是手段，他说:“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说:“人是人的最高目的”，并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些经典理论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语境里都要体现人道主义原则，以人为本。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领域中，无论是教育的传播者，还是受教育者，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主体，因此，整个高等教育大众化都需要体现人道。

人道主义原则既有区分人与他物的一面，也有提升人类自身品质的一面，在类型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道主义指视人类为万物中的最高价值，把任何人当人看待、当人善待的理念。狭义的人道主义把人本身的自我实现视为最高价值，主张人类的追求是人类的自我实现。这是人道主义的双重定义，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尤其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对人道主义更高层次的追求永远是一个目的，但又与低层次的人道原则结合在一起。高等教育大众化应当在两个层次上都有所作为，把教育主体当人看与现实人的自我全面发展结合起来。从教育的本质上看，“人道只能用人道才能教育和培养出来。”从高等教育的结构来看，它是知识、授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三者的联合。知识是中介，授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是主体，这个主体具有自我意识、自我选择、自我创造能力，而对这种能力的尊重与认可是教育人道主义原则的内在要求。同时，这个主体又是现实的个体存在者，人的个性决定了个体存在者的独特发展要求，这个独特的发展要求就是人的自我实现。西方心理学家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人的‘自我实现’，是丰满人性的形成，是人种能够达到或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度的发展。”只有将知识、授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三者全部纳入到教育人道主义的结构中，人的权利、人的自我实现才有完成的可能。

从内容上说，高等教育的人道主义原则应当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教育应当始终坚持并高扬‘把人当人看’的人道精神，二是教育应当努力促进并践行‘使人成为人’的人道追求。”这两个维度一方面突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另一方面突出了教育对个性的关怀。显然，这两个维度的实现建立在人类现有的知识体系之上。正是这种知识体系，推动着人道主义的内在运动，高等教育大众化依据承载的知识体系，联结着授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的互动中，高等教育活动一方面传递着人类的文明与文化知识，另一方面又内蕴着人道主义关怀，从而突出人的内在价值和人的优越性。

从教育主体与现代知识体系的关系上看，教育主体不仅具备技术性的推理能力，而且具备生命性的感受能力，这就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活动中理性与情感的二元互动。人道主义既需要理性的作用，又需要情感的介入，理性增长知识，情感提升道德。高等教育大众化应当合理关照情感与理性，这才是完整的人道主义。这样的高等教育才是“人道主义的，因为它的目的主要是关心人和他的福利;它又是科学的，因为它的人道主义的内容还要通过科学对人与世界的知识领域继续不断地作出新贡献而加以规定和充实。”如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活动中，只有渗透人道主义关怀，才可在教育主体身上完美体现“知识使人明理，明理使人自由”的品质。“只有教育总体上进行人道主义的追求和约束，教育才能真正成为人的世界，成为人的绿洲。”

三、个性发展原则

教育是一个成全人的事业，它“通过选择文化、传递文化、创造文化等促进文化与人的发展”。在这个事业中，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教育的最终目标。这个目标是基于人的本质而确立起来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现实的、个别的存在者。换言之，人既是类存在者，又是个体存在者。类存在形态外显为人类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人类互相交往的前提，也是各种社会行为得以运行的基础，包括教育的运行、经济的交往、政治的运作;而个体存在形态表现出人类之间差异的性格特征、差异的心理倾向、差异的情感态度。正是这些差异性特征，使得人类社会的任何行为必须兼顾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应当以共性与个性统一为原则。无疑，高等教育是整个教育结构的高级阶段，无论是高等教育的授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具备了相当的知识水平与理性能力。教育主体各自的心理气质、差异的文化背景、相异的性格特征，要求高等教育在教育目标、教学方法、主体互动上因材施教，突出教育主体的独特性，发展学生的优势，提高学生的全面的素质。可见，高等教育在任何程度上都不应该只是培养专业性的实用人才。当然，专门知识的提高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机，专业知识并不能让人类社会更幸福、更安全。从另一个方面说，这种实用知识所隐含的伦理道德缺失只能通过实用知识之外的知识来补救。这就是人类的道德良知、法律、制度等知识。而高等教育在这个现实平台上，无疑应当担当起应有的重任。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就是对未来的社会主体进行专业知识与人文素养传播与培养的过程，高等教育是整个教育的一环，教育就是人的不断成熟、不断发展的过程，“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从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来说，“没有一个人能认识到自己天分中沉睡的可能性，因此需要教育来唤醒人所未能意识到的一切。每一种教育的作用也并非事先能预料的，教育总是具有无人事先能想到的作用。通过传承使人成为他自己，以及在近几百年中通过有意识的方式，使相同的才能以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他自己”就是成为具有独特个性、独特气质的人。

这实质上就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所遵循的个性发展原则。从具体内容上说，个性发展原则具有个体与社会层次。首先，尊重人的个性。人的个性是自主性、创造性的统一，任何人都有获得社会认可的权利，在高等教育过程中，这种权利必须在现实中得到体现。其次，发展人的个性。人是一种生成的过程，正是人的可塑性，使得教育成为可能。那么，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对个性的尊重并不是个性发展原则的唯一原则。它需要进一步将人的个性进行知识与人文素养上的提升，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最后，将人的个性发展与社会使命结合起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这里既道出了个体层面上的人的个性发展，又在社会层面上指出了这种个性与共性统一起来的重要性，正如自由既是一种自在，又是一种为他而在的范畴一样，人的个性发展也必须是一种社会范围里的全面发展。

四、共享原则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准公共产品，“共享”理当成为大众化内在的本然属性。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范畴中，“共享”就是一种发展理念，共享教育发展进步的文明成果，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每个社会成员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考察教育的历史和现实可以发现，文化共享和育人成才是人类教育活动不可或缺的两个道德基石。文化共享和文化私有、文化独占相对立，强调把文化财富传递和传播给他人，让大家共同享有文化进步的成果。它的一般要求是:努力丰富文化共享的资源，扩大文化共享的人群。育人成才体现着教育的基本宗旨，强调对人发展的关爱和对人成长的促进。在现代社会，它的基本要求是:发展人的主体性，提升教育公平的水平，从而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种提升人类身心境界的方式，它本身是一种实践活动。按照实践哲学的观点，人类的任何实践都是渗透着主体的目的与价值观，因此，教育的实践与其它实践活动在实现方式上既具有同一性，也具有差异性，而教育的伦理特性显然也具有这样的表征。教育的人文使命，就是完成两个解放:把人从自然的质朴性中解放出来，把人从自然欲望中解放出来，造就“有教养的人”。高校在规模上、设备上进行了发展，使得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民众都有机会进入高校学习。因此，高等教育大众化拓宽了教育主体与对象的范围，入学人数增长、教育专业增加、教育对象多层次性，这三个因素体现了社会不同阶层的民众都具有相同的入学权利，体现了高等教育的共享原则。高等教育大众化就是矫正精英化教育不合理现象的一种努力，将特权教育、实用教育、专业教育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努力实现社会民众受教育的大众化、人文化与素质化，以和谐共享这一道德观念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之一。由于机制体制的问题，在大众化的过程中教育发展不均衡、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依然存在;优质教育资源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受教育的要求;现行的高等教育仍然存在着不以人为本、忽视人的主体价值和主体尊严、导致人的异化等问题。

高等教育论文篇(4)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产生的时间很晚，始于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时期。1862年创办于北京的京师同文馆和1895年创办于天津的中西学堂，是最早出现的中国近代高等学校的雏形。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及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比西方高等学校的创立晚了800年。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从建立之时起，就受到中外两种思想的影响。首先，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建立是在西方列强逼迫之下，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创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当时高等教育的主导思想。另一方面，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又是从西方引进的，它必然渗透着西方文明与思想。在教育内容上西方的科学与中国的经书并存。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在蔡元培主持教育部的时候，才批判了清末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主义的教育宗旨，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五育”并举的教育宗旨。但自从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后，一切革新计划又都遭到破坏。统治期间，始终存在着中西文化的冲突，传统教育观念与现代教育观念的冲突，而中国自己的教育传统并未真正地建立起来。

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传统与整个文化传统一样，都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一定的历史时期有一定的文化传统，必然就有一定的教育传统。这种教育传统是受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同时也是对过去的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传统也是在中国整个社会变革中不断变革的。一方面接受符合时代要求的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制度，包括外国的和自己创造的，另一方面又要受到传统教育思想和制度的影响。这里需要指出几点：

一是教育传统不同于传统教育。传统教育是指从历史上承袭下来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即在过去教育实践中形成并得以流传的具有一定特色的教育体系，总是指一种旧的教育体系。而教育传统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特有的教育体系。当然它包涵了该国或该民族的传统教育的因素，同时又具有现时代的新的因素。

二是对传统教育本身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传统教育中有好的优秀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也有不好的或者过时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有些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符合人的认识规律，就是好的，优秀的教育传统，就会世代流传下来。例如我国古代的“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教育思想，至今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传统教育中有些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可取的，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可能变成落后的，腐朽的，不可取的。例如我国的科举制度，它在开始时取代世袭制是一大进步，但发展到后来的八股文考试，使科举制度变成阻碍社会发展的障碍，就变成了落后的，需要改革的传统。

三是应该看到，在教育传统的变革中，教育制度的改革往往比教育思想的改变要容易得多。例如我国的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已经消失了近百年，但是与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却仍残留在人们的头脑中。这就说明，传统教育思想的改变要比传统教育制度的改变困难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在教育改革中要特别重视教育思想转变的原因。中国高等教育现在的传统是经过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内革命战争、建国以后向苏学习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变革的种种冲突和洗礼逐渐形成的。因此要分析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传统及其思想观念，就需要分析形成今天中国高等教育传统的各种因素。

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

中国的高等教育是舶来品，是鸦片战争以后从西方引进的。首先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学，然后在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的推动下，中国清政府被迫废科举，兴学堂。因此受西方教育传统的影响甚深。据史料记载，1807年最早来华的英国基督教传教士玛利逊于1818年在马刺甲开设了一所“英华学校”，是中国最早的西方式的教会学校。1835年玛利逊死后，香港等地教士成立了“玛利逊教育协会”来纪念他。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S.R.Brown）在广州开设了一所小学，不久被当地人赶走，迁往澳门开设了一所玛利逊学校。鸦片战争失败，《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传教士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办学，通过办学传教。最早办的学校有，1844年由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派遣的霭尔特色（Aldersey）在宁波开设的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建立的一所学塾（到1867年迁往杭州，名为育英书院，后来发展为之江大学）。

19世纪下半期，随着美国殖民主义势力的向外扩张，美国教会掀起了一个国外办学的热潮。这一时期创办的学校有：1864年，美国长老会狄考文在山东登州开设文会馆，1866年，英浸礼会在青州设广德书院，后二校合并为广文华书院，设在潍县，到1917年发展为齐鲁大学；1871年，美国圣公会在武昌设学堂，1891年命名为文华书院，以后发展为华中大学；1879年，美国圣公会合并在上海的培雅学堂和广恩学堂为上海圣约翰书院，1894年发展为圣约翰大学；1881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1897年又在苏州创办中西书院，1901年合并，改名为东吴大学；1885年，美国长老会在广州设立格致书院，后来发展为广东岭南大学；1888年，美国以美会在北京设立汇文书院，1893年，公理会在通县设立潞河书院，1919年合并为燕京大学[1]。而中国人自己设立的高等学校只有1862年（清同治元年）由奕沂奏办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仿京师同文馆在上海设立的上海同文馆；1864年在广州设立的广东同文馆，都是培养翻译人才的。另外就是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1881年李鸿章筹办的天津水师学堂，1886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1895年张之洞湖北创办的湖北武备?谩F渌褂懈V莸绫ㄑ谩⑻旖虻绫ㄑ谩⑸虾5绫ㄑ谩⒛暇┞房笱玫龋蠖际桥嘌潞凸こ碳际跞瞬拧5陨险庑┭茫笾轮荒芟嗟庇谥械茸蒲＃偈哂懈叩茸频乃健?BR>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很重视教育，认为中国之所以衰弱的根本原因是教育不良，学术落后。梁启超说：“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为本于学校。”[2]他们主张兴办“西学”。康有为于1891-1895年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梁启超、谭嗣同等于1897-1898年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维新运动期间，光绪采纳维新派的计划，筹办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奏准成立，并任命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为西学总教习。与此同时，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清政府津海关道盛宣怀于1895年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1903年改为北洋大学堂），1897年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等。据统计，直到1921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一所，省立大学只有山西大学、北洋大学两所，私立大学只有武昌中华大学（1912）、北京中国大学与朝阳大学（1913）、上海复旦大学、天津南开大学（1919）、厦门大学（1921）6所。而基督教教会大学则有16所之多。

从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上来讲，大多是学习日本仿照西方高等教育的分科。如《钦定高等学堂章程》中称：“日本高等学堂之大学预科分三部，其第一部为入法科文科者而设，第二部为入理科工科农科者而设，第三部分为入医科者而设。今议立大学分科，为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门，则政科为预备入政治、文学、农业、工艺、医学三科者治之，艺科则预备入格致、农业、工艺、医学四科者治之。”[3]当时的高等学堂是大学的预科，课程主要是伦理、经学、诸子、词章、外国语及文理科的一般基础课。高等学堂和大学堂设立之初，不仅生员极少，而且其宗旨与其说是研习学术，不如说是变相地求科第。正如喻长霖在《京师大学堂沿革略》中所说的，“大学堂虽设，不过略存体制。士子虽稍习科学，大都手制艺一编，占毕咿唔，求获科第而已。”

从洋务运动到变法维新都主张办学堂，采用西方的教育制度来改变我国的原有的教育制度。维新运动从发展资本主义出发，要求改变封建专制政体，学习西方文化。他们努力输入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以西方某些民主观点来反对封建专制思想。虽然维新运动失败了，但经过他们的斗争，封建伦理纲常开始发生动摇，封建主义教育思想受到批判，封建教育制度开始崩溃。废科举，兴学堂就是这两次运动的结果。借此，西方的教育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教育内容才得以在中国建立和传播。但是，从总体上来讲，中国封建主义教育的传统并未彻底崩溃。无论从高等教育的内容，还是从管理体制上，与西方现代高等教育还相距甚远。

二、辛亥革命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辛亥革命对封建教育传统是又一次重大冲击。虽然辛亥革命并未成功，但它摧毁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体制。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不过是一时的闹剧。中国的历史的从辛亥革命起走上了一个新阶段。中国的教育制度得以彻底摆脱封建教育束缚，开始走向现代化。

民国元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7月在北京召开中央临时教育会议。同年9月，教育部公布了新的教育宗旨：“注意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教育。”同时公布了教育会议所决定的学制系统，即《壬子学制》。不久又颁布了有关高等教育的《大学令》。大学令中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大学设预科及本科，预科修业三年，本科修业年限按各科性质，三年或四年不等。本科毕业称学士。大学另设大学院，培养研究生。大学设校长一人及各科学长一人；教师分教授、助教授及讲师三种；各科设讲座。大学设评议会，由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组成，负责评议大学的一切重大问题。从《大学令》的整个内容可以看到，这个高等教育体系完全抄袭自邻国日本。而日本的学制又是以欧洲高等教育体系为蓝本。

这个学制公布以后没有实行多久，就被美国式的学制所代替，这就是民国十年的学制改革，称《壬子癸丑学制》，整个体系都是抄自美国。为什么刚从日本搬来的学制又换成美国的呢？研究者早有许多评论。周谷平在其《近代西方教育在中国的传播》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个中原因。她指出：一是中国人对日观的转变。随着甲午战后日本军国主义野心的日益暴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和种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人民对日本从和睦、钦慕逐渐发展为防范和仇恨。二是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认为君主立宪制的日本已不再适合中国新的国情，而被美国自我标榜的民主、自由和科技发达、经济繁荣所吸引，转而把美国作为中国建设共和国的蓝本。三是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扩张，美国对中国文化教育的扩张也大大加强。除继续利用教会对中国教育进行渗透外，还对中国的整个的学务表现出更大的关注。美国利用退还庚子赔款，吸引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四是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中国人以民主、科学两大旗帜，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道德。而美国教育界占主导地位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正是以标榜民主和反传统的面目出现的，颇迎合中国教育界的需要，为中国批判旧教育提供了理论武器[4]。这?址治鍪呛苡屑氐摹?BR>教育的发展和变革离不开国际国内的大环境。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大战以后美国一跃而为世界最发达的强国。中国人把美国的共和、民主看作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典范。在中国国内，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先进的知识分子觉悟到，只有思想革命才能彻底摧毁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俄国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社会开始步入新的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五四”运动标志着这个新阶段的开始。“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思想革命。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主义文化传统，包括封建主义的教育传统。在学校里废除了尊孔读经的内容；在文学革命的推动下，学校采用白话文进行教学，使学校教育接近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为教育的普及创造了条件；在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下，提倡男女受教育的权利平等；提倡科学的教育内容和方法等等。这一切都使我国教育进入世界现代教育的行列，逐渐建立起我国自己的教育传统。中国高等教育在这段时间里虽然发展得还很缓慢，但无论是从办学思想，还是在教育内容及教育体制上都有很大的转变。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高等教育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一条战线。

在高等教育的思想转变上，不能不提到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他在民国初期就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间内又为北京大学的长远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民国之初，北京大学仍然死气沉沉，封建复古思想仍占优势。1917年蔡元培担任校长以后，厉行改革，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改革方针。他说：“我对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5]

蔡元培1907年留学德国，以后又多次到欧洲访问。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不能不说是来源于德国柏林大学的办学思想。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进行多种改革，首先是多方罗致学识渊博、热心教育、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担任教师。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史学等系教授，聘请鲁迅为兼职讲师。其他还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杨昌济、马叙伦、陈垣、沈兼士等造诣深厚的学者。其次是调整科系设置，实行“选修制”，规定本科学生学满80单元（每用1学时，学完全年为1单元）就可以毕业。把“门”改为“系”，全校设14个系，系主任由教授选举。第三是设立评议会和教授会，提倡“教授治校”。第四是主张男女同校，并于1920年正式招收女生。第五是主张学生自治，鼓励学生成立各种研究会、社团，办刊物，开讲座等。从这些改革中可以看到，北京大学已经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现代大学。而北京大学的改革无疑对中国整个高等教育的改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另一位教育家是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他早年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甲午战争中他正在海军服役，亲眼看到北洋舰队的覆灭，异常震惊，转而弃武从文，在天津任家庭教师。1904年曾到日本考察教育。1907年留学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回国后，推行美国教育模式，于1919年在天津开办南开大学，设文、理、商三科。张伯苓是著名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主张教育救国，重视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认为“有爱国之心兼有爱国之力，然后始可实行救国之宏愿。”他对南开大学的办学宗旨提出：“本校教育宗旨系造就学生将来能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的一般人才，以适应时势的需要。”他为南开制定了五项“训练方针”，即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倡导团体组织、注重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他把这五项称之为“公能”教育，并作为校训。

清华大学是1925年才设立大学部的。它的前身是1911年成立的清华学堂，是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举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改为清华学校，1925年设大学部，开始培养本科生。1928年改为国立。梅贻琦于1928年校长，1931年任校长。他主张大学的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他认为清华大学要向高深专精努力。他对大学部进行改组调整，把普通科和专门科的两科制改为学系制，设文、理、法3个学院15个学系。1932年又增设工学院。抗日战争爆发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联合大学，1938年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为中国培养了众多学术人才。被誉为抗日战争大后方的“民主堡垒”，发生过震惊中外的一二·一反内战、反暴行、争取民主的运动。

“五四”运动以前建立的大学还有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山西大学等。这些大学都经过“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洗礼，都具有爱国民主的传统。

这一时期，虽然教会大学仍占优势，但它们的规模不大。因为学费昂贵，学生都为有钱人的子女。中国自己办的大学中，学生数还是超出教会大学的学生（注：许多著作在引用日本《帝国教育杂志》中的统计数字时有误。该文统计，1917年中国学校学生人数与外国人所设学校学生人数是，中国学校为15000人，外国学校为12000人。也即，外国学校的学生数约合中国学校的学生数的80％。而熊明安著《中国高等教育史》和周谷平著《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两书中都把它说成外国学校的学生占中国学生总数的80％显然是错误的。请参阅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1090页。）教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很大，但中国自办的大学已初具规模，而且通过中国社会的变革，逐步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自己的传统。可惜这方面的研究甚少。根据我们肤浅的认识，是否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高等教育建立起了爱国和革命的传统。突出表现在“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大学生前赴后继，不怕牺牲，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把鲜血洒遍中华大地。

第二，有追求真理，重视学术的传统。中国高等学校的师生治学严谨，学习刻苦，具有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精神。西南联大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教授的治学精神和培养出大批人才的事实就是很好的证明。

第三，既重视吸收外来文化，又重视保存中国民族文化的传统。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尊孔读经等封建文化受到严厉地批判。但中国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仍然受到高等学校的重视。民国时代中国出现了许多国学大师。即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也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继承和发展。有些学者把“五四”运动说成是全盘西化是不正确的。“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很复杂，但其主流是反帝反封建，是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改造中国的旧文化，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这种吸收、融合、继承、创造世界一切优秀文化的传统，保证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学术繁荣，是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的。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个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处在北洋军阀统治和统治时期，它的发展不仅缓慢，而且带有严重的半封建半殖民主义性质。高等学校受制于北洋军阀和的专制统治，学校中充塞着各种反动特务组织。同时学校中的复古势力始终没有消停。另外，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一直是向西方学习，甚至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创办或主政高等学校的也大多是从欧美归国的知识分子，必然带来许多西方的思想和传统。当时西方流行实用主义教育思潮，杜威曾应北大和江苏教育学会的邀请来华讲学2年零2个月，对中国高等教育也有重大影响。总之，这一时期充满着矛盾和冲突，很难说已经建立起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传统。

三、解放前革命根据地高等教育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走向了新民主义革命的道路。1927年背叛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崭新的工农政权。革命根据地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苏区时期，二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时期。两个时期因革命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别。

苏区时期处于土地革命和国内战争的环境中。为了土地革命的成功和反对军事“围剿”的胜利，党和苏维埃政府提出了“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教育工作也不例外。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是：“在于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不可能举办普通的高等学校，主要以干部教育为主，培养党、政、军干部。苏区的高等学校主要有：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创建于1933年11月，学员共有六七百人，分指挥科、政治科和参谋科；苏维埃大学，1933年8月创立，任校长，设特别工作班和普通班，特别班是本科，开设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司法等8个专业班，次年又增设外交、粮食两个班，共10个专业班，普通班为预科。还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主要任务是培养革命政治工作干部（1933）；中央农业学校（1933）；高尔基戏剧学校（1934）等。

1937年芦沟桥事变，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在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中、东江等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地实施“抗战教育”。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高等教育主要为抗日战争培养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人才。在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下，不允许开办所谓正规大学，必须实行新制度、新课程，以短期训练为主。当时建立的大学有：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1936年6月创建于陕北瓦窑堡，并先后在山东、晋察冀、淮北、苏北、苏中、鄂豫皖、太行、太岳等解放区办了12所分校，直到1945年，共培养了20余万干部；陕北公学，1937年7月成立，并到延安求学的知识青年而设的干部学校，1941年并入延安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1938年4月成立于延安，初设戏剧、音乐、美术3个系，后又设文学系，1943年4月并入延安大学；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7月成立于延安，1941年并入延安大学；华北联合大学，1939年夏由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而成，初设社会科学、文艺、工人、青年4个部，后改为社会科学、文艺、教育3个学院，1948年8月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1940年9月创办，设有物理、化学、生物、地矿4个系，学制三年，是抗日根据地第一所理工科大学，1943年4月并入延安大学；延安大学，1941年9月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青年干部学校合并而成，设三院：社会科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两个专修科：英文、俄文专修科，1943年4月又有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和新文字干部学校并入。此外，在延安还有医科大学、军政学院、俄文学院、民族学院等高等学校。

以抗大为首的抗日根据地的高等学校师生，一边打仗，一边学习，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成为抗日根据地高等教育的传统。

整个革命根据地的高等教育完全是一种新型的教育。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它的教育方针、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都不同于传统的高等教育。它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形成了许多新传统，影响着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我们只从教育传统的角度谈几点看法：

第一，建立起了高等教育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信念和传统。无论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反“围剿”斗争，还是抗日战争，当时的现实是要争取战争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就没有工农政权，就没有中国人的解放。因此高等教育要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服务。这种传统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第二，建立起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传统。革命根据地受到敌人的封锁，物资匮乏，只有靠生产自救，才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因此高等学校的师生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边学习边生产，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

第三，建立起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革命根据地处于战争状态，不容许学校脱离实际，坐而论道，而是要把学习与应用结合，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特别是在1930年发表《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1941年又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并经过运动，克服了教条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倾向。因此高等学校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

第四，形成了顽强奋斗、艰苦朴素的思想作风，生动活泼、自觉主动的学习风气，团结民主的管理方法。

革命根据地高等教育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所形成的优良传统，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高等教育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干部教育为主，对学生实行统包统分制度，享受干部待遇，这种制度对建国以后的高等教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解放战争的胜利，彻底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传统失去了它的基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一条提出，要“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经过解放初期的教育改革，收回教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苏联经验，院系调整等一系列运动，中国高等教育的传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这段时间里变化比较大的是：

（1）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开设了马列主义课程：明确了高等教育为工农开门，为生产服务的方向。为此，1949年12月16日政务院通过了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2）高等教育开始学习苏联经验，全盘搬用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模式、教材、教学组织形式等。从1952年起，教育部规定大学从一年级开始采用苏联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组织教师翻译苏联教材，成立教研室。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就是学习苏联的典型。（3）批判了“通才”教育和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明确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了改变旧中国通过教育和重文法轻理工的倾向，1952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院系调整。经过调整，高等学校由1949年的129所调整为143所。综合大学由49所调整为14所，工业院校由28所增加到38所，农业院校由18所增加到29所，医药院校由22所增加到29所，师范院校由12所增加到33所。1958年又建立了一批新的工科院校，如航空学院、邮电学院、钢铁学院、石油学院、地质学院等。以后，院系和专业调整工作进行过多次。到1966年以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一个包括基础学科、技术学科、社会学科、艺术、体育、外语、师范教育的高等?逃逑怠＃?）院系调整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批新中国建设所需要的人才。但是，这种调整也是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的。许多著名的综合大学被折散，变成文理大学或工科大学，使理工分家、文理分家，为今天的改革留下了消极的影响。（5）中央对高等学校实行统一集中领导。1953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中规定，高等教育部颁发的有关全国高等学校的建设计划、财务计划、财务制度、人事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生产实习规程以及其他重要法规、指示或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

建国以后17年的中国高等教育基本上建立了完整的体系，形成了自己的教育传统。这种传统，吸收了我国革命根据地的传统和苏联教育的经验。但是，这种教育传统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照搬苏联的一套也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形成了比较僵化的模式。同时，我国封建主义教育思想作为一种体系已经彻底崩溃。但是我们不能不认识到，思想体系的崩溃不等于这些思想从此绝迹。某些封建主义教育思想残余仍然会存留下来，至今可能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在起作用，而且不同程度地阻碍着教育改革的进行和发展。

五、改革开放以来的高等教育改革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党的十五大又确立了“科教兴国”的方针。这一切都要求高等教育进行深入的改革。80年代世界形势的变化，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新形势，都使人们认识到，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已经不适应新的要求，迫切需要改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改革的决定》拉开了新时期教育改革的序幕。1992年国家教委召开了第四次高等教育会议，使高等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入。10多年来，高等教育体制有了较大的变化。高教体制改革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办学体制改革。采取了“调整、共建、合作、合并”等办法达到资源互补，提高效益。二是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三级办学，二级管理的体制，给高等学校办学的自。三是投资体制改革，由国家拨款改为以国家拨款为主，多方筹资的体制，鼓励个人捐资，社会团体办学。四是招生、就业、缴费体制改革。五是校内管理体制改革。为了办好一批大学，国家实施“211”工程，重点投资建设。

从1995年开始，高等教育改革深入到教学领域，调整专业设置，改革课程和编写面向21世纪的新教材，以迎接新世纪知识经济到来的挑战。根据十五大确定的“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教育部制定了《面向21世纪振兴教育行动计划》，提出了高教改革的思路和实施措施。要使高等教育不仅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而且要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以上这些改革，实际上是对以往已经形成的中国高等教育传统的一次否定，新的传统正在逐步形成之中。因此，要使改革顺利进行，就必须在教育观念上加以转变。我们在改革过程中明显地感到，改革的艰难就在于思想观念的转变。往往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只要思想解放，观念转变，办法就出来了，改革就能顺利进行。为了转变教育观念，就必须研究我国高等教育传统形成和演变的过程，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分析形成教育传统的因素，分析教育传统的内涵和特点，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教育传统，摒弃陈旧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传统。同时，还要学习外国一切优秀的教育经验，为我所用。对于外国的经验也要研究和分析，并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防止盲目照搬。

从以上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形成今天我国高等教育传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某个国家教育模式的影响。例如有些同志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就是苏联高等教育的翻版，这是不确切的。当然，建国后我国推行向苏学习的政策，高等教育也照搬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但是我国高等教育传统中还渗透着我们自己的传统。这种传统是长期积淀而成的。正如英国教育家阿什么讲的，“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遗传是指本身固有的传统，包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环境是指时代的影响，外部条件的影响。大学是如此，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传统更是如此。高等教育的模式是不能简单移植的，日本战后的大学以美国为蓝本的改制就是最好例子，最后他们还是走自己的道路。高等教育的传统更不能移植。因为任何传统中总渗透着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有如人的遗传素质一样是不易改变的。当然文化传统也是变化的，但是在长期的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高等教育的传统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而变革的。今天认为优秀的传统，明天可能又会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又要不断变革。同时它又和民族文化传统一样，又应坚持民族的特性，保持民族的特色。但是在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特别是在当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生产增长方式转型的时代，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在国际激烈竞争的时代，我们更应该重视传统观念的转变，这样才能较快地适应时代的要求，建立起新的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1]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高等教育论文篇(5)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教育体制、专业设置、培养模式、教育评估、教育管理、教育观念、教育规模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从传授知识到培养能力，再到提升素质，我国已成为高等教育大国。当前，我国有2700多所高校、3000多万在校生，数量居世界第一。与高等教育发展同步，我国化工高等教育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布点数量共计350多个，专业点的数量位居工科专业前列。在取得了可喜成绩的同时，化工高等教育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参照ABET认证标准，我国化工高等教育的现状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一）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不清晰

缺乏从进到出的全程全方位服务规范ABET认证标准的8个方面，首先关注的是“学生”。在其看来，学生是专业教育的核心，一切设置和条件都是为培养合格的本专业毕业生服务的。而在传统的中国大学高等教育认证标准中，7个项目是这样的：专业目标、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支持条件、学生发展、管理制度和质量评价。其中，“学生”位列第5。其靠后的排序说明了国内长期以来教育目标的本末倒置。事实上，大学本科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教育、通才教育，是教育的重要阶段。理解学生需要、支持学生成功、着眼于学生的发展本应是学校的头等大事。而评价一所学校、一个专业办学成功与否，其主要指标应该在于学生的学习成功与否，重点是评估学生学习参与和学习产出，而不应再是传统的以投入指标为主的教学生产力的评估。化工行业的高速发展，客观要求高等教育能够适应社会需求，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创新意识、较强工程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的专业人才。培养合格的化工毕业生，必须坚持从进到出的全流程质量控制，对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关，才能保证毕业生达到毕业要求，最终实现培养目标。从根本上说，“以学生为中心”是一种教育理念和教育教学范式的更新，在此思想指导下，所有的管理制度、课程体系、授课方法、师资评聘制度、教学评价制度及学生管理制度均应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进。

（二）课程体系不够系统和科学

需在专业培养目标的主题要求下安排课程，串联起知识点结构ABET认证要求课程必须能够支撑和体现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要求有明确具体的评价手段和数据结果来显示课程达成目标的程度，并且要求老师通过数据反馈不断改进教学，尤其是其对学生11种能力的培养，应全部与各个教学环节结合起来，要求细化明确每一门课程对学生相关能力的培养，且通过课程的层次递进关系来实现知识能力的关联性。与此相比，国内高校的课程体系显得陈旧、主观、逻辑性较差。课程体系是落实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传统上中国高校各专业的课程设置主要是根据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层次和人才培养规律，将培养学生的工程素质和创新能力作为根本出发点，多方面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然而这样的基础指导思想落实到各个高校，限于各自的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各高校往往不能够真正均衡地实现，体现在有些学校因人设课、师资力量薄弱、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先修关系混乱等等。尤其是近年来大量高校大力建设发展新校区，而新校区的教学设施和师资力量均受一定限制，导致课程体系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出现偏差。表现为工程教育的教学体系长期按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老三段”来划分和安排，缺乏适应现代工程特点的变化。基础课及大部分专业基础课是按照学科教育的理念组织的，主要考虑学科体系的完整性，而不是按照工程的需要加以重组；专业课也主要是以理论为基础，缺乏工程的系统思维和综合思维。学科定义、设计理念、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方面，有待于各高校根据工程的特点予以矫正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方案，一些国外引入的新理念尚未充分普及，大多数学校还谈不上创造性的应用，课程体系的改革和课程内容的更新重组大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以化工学科的知识点结构为例，当前，许多美国大学化工系的研究重点不再是单纯以过程工程为特点的化学工程，而是逐渐侧重于过程与材料、生物、能源和环境等工程领域交叉的研究，分子水平的分析方法和新的科学工具也应用于化工学科。化工学科的发展方向是支撑新兴产业及与化工学科交叉领域的发展。化工学科的内容已从过去的宏观层次发展到介观（泡、滴、粒、团）、亚微观（界面、纳米）、微观（分子）及大宏观（环境、资源、能源等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学科。而在国内化工高等教育领域，“大化工”的理念不够深入，多学科、多领域交叉结合的系统性差，知识点—课程—知识点的衔接不紧密，课程与课程之间的先修关系不够明确，不同课程的教材内容有重复，甚至有逻辑冲突，这些都亟待改善。

（三）部分高校化工专业师资结构和教师专业背景不够理想

ABET认证标准对师资的要求中，并不像国内高校那样重视“高职称、高学历”教师的比例，反而更重视一线教学的师资中具有工程经历或企业工作经历的教师比例，同时非常重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教学互动。一般来说，教师在教学中主要起着三方面的作用：一是通过选编教材、讲授、提问、讨论等选择教育、教学资料，引导学生的学习方向；二是通过教学激活知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继续学习的动力；三是通过多种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使学生进行深入思考，从而将外在的知识内化为自己的知识结构，增强能力，提高素质。由此看来，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工程类专业的大学教师，必须自身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经历，才能做到讲课深入浅出、举例生动有趣、释疑及时准确。当前的高校现状却是：部分高校生师比从扩招前的11∶1上升至18∶1，教师数量不足；从校门到校门的年轻教师比例增加，严重缺乏具有工程背景的师资；学术水平高的高职称教师上课比例少，讲台上活跃着大量年轻教师和教学型的资深“讲师”；实践教学师资职称和知识结构单一、薄弱，水平和质量达不到人才培养的需求。同时，学校也缺少相应的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教师轮岗、培训、进修、晋升等制度落实不力，对实践教学的重视弱于课堂教学，对教学的重视弱于科研，对教学研究的重视弱于学术研究，客观上导致教师上课积极性不高，教学投入不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改革创新由此缺乏主动性和原动力。

（四）安全意识的培养较为薄弱

缺乏从规定到执行的有效方案ABET认证重视实验室安全管理，注重学生的安全责任意识培养，强调“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体现了对生命安全的高度重视及人文关怀，这正是当前高校实验室工作中所缺失的，也是当前中国化工高等教育所缺失的。国内高校已经具备较高的硬件建设水平，部分高校新建的教学实验室规模及装置水平甚至超过国外，但长期以来实验室重建设轻管理，安全意识薄弱。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视实验动手操作能力，但对基础的安全规范缺乏检查和落实的机制。学生实验教学只重视实验结果的好坏，不重视实验过程的基本步骤和规范；二是安全教育停留在纸面和口头上，是“TXT”文本文件，不是“EXE”的执行规则，实验室的安全设施缺乏相关标准和执行准则，形成了应付检查的现象；三是教师自身缺乏对安全意识的言传身教，课上课下不能形成重视安全的氛围，学生之间也难以形成互相监督、互相提醒的良好习惯。化工行业是生产生活离不开的支柱性产业，同时也是存在较高危险性的行业，生产运行过程别重视以行为规范来保障安全、健康和环境。高校是学生进入科研或生产工作中的最后一个教育阶段，有责任也有义务对学生进行良好的安全教育，提高其安全责任意识。近年来，研究生在科学实验中及企业新员工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安全（伤亡）事故常见诸报端，这与他们在大学期间没有受到良好的安全教育直接相关。因此，学校必须重视本科教育阶段的安全教育与规范建设。ABET认证关注实验者的安全保障，要求建设完善的安全设施，建设符合化工实验室特点的安全设施，符合工程实验装置特点的安全防护措施。随着工程教育的发展，一些化工实验室建设了流程长、工艺复杂的实训装置，用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项目建设初期，应采用安全评价方法分析项目的危险性与可操作性，通过优化设计提升装置的安全性。同时，制订有效的安全防护计划，降低实验过程的风险。一般性的实验应结合化学品性质与实验装置特点，分析实验过程的风险，制订失控预防方案。实验室管理人员应明确责任，防范风险，提高实验室管理水平。

（五）对持续改进的要求不够重视

ABET认证标准中有一项重要指标为“持续改进”，是指专业办学过程中要紧紧把握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发展，根据需求对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进行不断更新和改进，使之能够为学生提供适应未来发展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项指标在传统的国内高校专业认证中不够明确，也是国内高校办学过程中所欠缺的。“持续改进”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科研、产业对教学的反哺，即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要跟随社会的需求和行业的需要进行调整，教学内容需要不断更新，增加较新的科研成果和本行业发展的前沿技术。同时，落后的专业知识、即将淘汰的生产技术要进行删减或压缩；二是教与学的过程中要持续改进教学方法，通过教师之间的研讨和学生的反馈，探寻更合适和更新颖的教学方法和技巧，使学生更高效地掌握知识和技能，达到专业培养目标。目前来看，国内化工高等教育更多地关注专业学识的灌输，缺乏对学生“工程”意识和“大化工”概念的培养，重理论、轻实践，大量专业课程和实践类课程名不副实，导致学生动手能力差、工程素养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的几十年中，我国高等教育长期与国外高校缺乏交流和沟通，逐渐形成了相对封闭的体系。部分学校原有的课程体系单一、知识结构陈旧，已不适应当前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教材更新频率不够，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强，不同课程教材内容重复，部分课程的先后顺序混乱，这些都需要进行系统地整合和不断改进。另一方面，化工学科培养的人才不仅需要具有较多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能力，也需要接触到大规模复杂系统的分析和管理，课程设置时要考虑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人文修养等内容与工程科学结合起来、融会贯通，才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优秀工程人才。

（六）缺乏教育管理过程记录存档的意识

ABET认证过程中专家非常重视文档资料的保存和管理，例如课程教学相关资料、学生成果相关资料、专业建设相关资料，尤其重视持续改进方面的依据和措施。例如专业指导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企业界与校友对专业办学的反馈意见等。国内高校近年来在教学评估工作的促进下，文档资料的保存工作有所起色，但仍然缺乏系统归纳整理和有效管理的措施。这种状况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原因，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即北洋大学堂）的创立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工程教育在中国诞生。至今，高等工程教育在我国已经有了百余年发展历史。这期间中国的工程教育长期采用全面学习乃至模仿欧美模式的发展战略，早期是仿照英美或德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教育模式，中期曾照搬苏联模式，后来又全面学习美国模式，至今仍徘徊在美国模式还是欧洲大陆模式之间，没有形成自己的教育特色与教育体系，甚至连工程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标准都难以形成共识。受此影响，各高校在办学过程中也难以达成共识，甚至不同学校间相同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标准和培养方案都不大相同。近几年国内加快了教学评估和专业认证的步伐，各高校不断调整办学思路和办学理念，各专业也不断调整培养目标、培养标准、培养方案及相应的课程体系，但在调整的过程中缺乏整体的思路，未能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全局眼光进行通盘考虑，造成当前教学管理体系混乱，从十年前的长期缺乏变化，到近十年来变化频繁，档案记录缺乏规范、资料保存缺乏系统归类等现象始终存在。严谨、科学、连续地保存教育管理相关档案，不仅仅是为应对ABET认证和国内专业认证检查资料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办学者对专业的历史沿革、运行状态和未来发展趋势有清晰的了解和认识，做到改革创新有据可查，方案调整有法可依，内容增删有理可论。

二、对我国化工高等教育走向国际的几点建议

在准备ABET认证的一年多时间里，通过与ABET认证专家的多次沟通交流及接待ABET专家现场实地考察，我们体会到中国化工高等教育本身有较好的基础，但仍然存在着“大而不强”“数量较大、质量不精”等问题。结合这些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希望能对中国化工高等教育走向国际化有所裨益。

（一）始终贯彻“以学生为中心”和“以人为本”的理念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基于我国现代化建设阶段性特征和国际发展潮流提出的深刻命题，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高校要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确立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抓住一切为了学生成长成才这一关键，系统推进，务求实效。因此，我国化工高等教育应以学生为中心，改变过去因循守旧的观念，对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课程改革等进行重新梳理，以培养学生能力、让所有学生得到公平公正的受教育机会为核心准则，在课程教学和实践教学过程中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并贯彻执行。

（二）强化师生对专业培养目标和方案的理解和执行

专业培养目标和方案的制订和改进不能仅仅成为应对检查认证的书面材料，也不能仅仅作为教学指导委员会或学校、院系领导讨论决定的文件，重要的是如何被师生理解和执行。办学者和管理者应参照并不断完善培养目标和方案，找准适合本校本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结合学校的特色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合理调整培养目标、完善培养方案后，本专业教师、学生均应明晰专业培养目标，正确理解培养方案内容并参照执行。在此过程中，师生要加强互动，教师要加强相互间的切磋，共同寻求更为合适、新颖、高效的教学方法。

（三）安全意识的培养及平时习惯的养成

高等教育论文篇(6)

1.1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学校的老师要指导学生正确定位自己，这样在日后找工作的时候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学校还要引导学生走出就业盲从心理，避免学生在就业的时候没有头绪；要引导学生自主创业，以减轻就业压力，在学生自主创业中给予学生帮助；改变学生一些陈旧的观念，消除学生依赖等待的观念，促使学生积极主动的就业；积极引导学生去基层就业，使学生树立吃苦耐劳的就业观。

1.2建立健全大学生就业指导和培训机制

高校要建立健全大学生就业指导和培训机制。首先，学校建立健全大学生就业指导和培训机制，要依据国家的法规章程进行；其次，要真正重视就业指导和培训，其实许多大学都有就业指导和培训组织，但这些组织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最后，要把就业指导和培训落实到实处，就业指导和培训应与实践相结合，而不是在以课堂形式，纯粹讲授书本知识。

1.3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

现在很多高校还是注重理论知识的传输，而且教授的知识与社会严重脱节，这就使高校培养的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严重缺失，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学校应该改变落后的教学方式，在教学中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

2金融危机对高等教育的深层次影响

具体为对专业结构、课程改革、师资队伍建设和素质教育等方面的影响等。对黑龙江省而言，我省处于北方地区，金融危机尽管对北方地区经济影响较小，但对我省高等教育的影响会同其他省份一样，同样存在着专业结构陈旧，应用型专业的课程设置亟待更新等问题。

2.1调整专业结构

金融危机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结构，原本热门的专业可能变得不太热门或受到冷落，而原来的冷门专业可能会变成热门。国家对过去金融管理这些热门专业人才的需求可能会减少，而过去受到轻视或忽视的技术人才、工业人才、三农人才，将来的需求会大量增加。

2.2课程设置及改革

第一，由于产业结构为应对金融危机加快优化升级，从劳动密集型向提高技术水平、优化产业结构转变。所以理工科专业的课程内容需要更新，配合产业结构优化的升级需要。例如，配合我省“经济区”、“十大工程”建设，开设适应其发展的新的课程。第二，以就业市场的需求为导向，除了重视应用型专业的开设，还要注重应用型课程的开发。应用型的大学开设应用型的专业，这需要应用型的课程、应用型的教材、应用型的教学方法与之配套，如果还是沿用传统的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不可能培养出应用型的人才。

2.3师资队伍建设

金融危机对国外高校的影响比较大，西方有些大学已出现解聘、减薪现象，虽然不是很厉害，但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但中国高校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中国高校的现状是师资不足，黑龙江省情况也是如此，而且大多数高校都是公办高校，不会减薪。金融危机对中国高校的师资影响最大的是可借此机会加强和改善师资队伍建设，因为将会有很多“海归”充实到教学队伍中来。高校引进这样的国内外海归，可以弥补原有教师实践经验不足的缺陷，尤其有利于应用型本科专业的师资队伍建设，我省也应该抓住这样的机会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回国任教。

2.4素质教育及创新型人才培养

大学应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人文素质，要做到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结合。中国现在面临着经济的转型，传统的道德观念已经有所转变，市场经济的道德观念尚未树立，市场的负面影响泛滥。金融危机将促使高等教育界反思如何加强大学生的素质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尤其是诚信教育。

3结语

高等教育论文篇(7)

（一）学生数量与教学质量不同步

为了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公民综合素质的政策要求，全国各大高校纷纷大刀阔斧地进行扩招。数据表明，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始于1999年，按当年统计，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60万人，比1998年增加了52万人，增幅达48％；2001年，全国高校招录260万人，录取率首次突破50％；2007年，高校计划招生567万人；2008年，高考招生人数创历史新高，计划录取599万人，录取比例达57％。由此可见，高校扩招这样的举措将直接导致学生生源数量剧增。倍增的学生数量与学校配套硬件设施不能够同步，同时师资力量也很难及时补给，这就造成学生数量与教学质量在一定程度的不协调。为此，教育工作者们应尝试采用“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针对不同的学生，给予不同的引导，使学生数量不再成为教学质量的绊脚石。

（二）教育教学与市场经济不同步

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地方，通过教育使学生掌握了必要的专业知识，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道德修养，同时，学校还引导学生以后如何适应社会。社会则成为检验学生水平的标尺，其通过提供岗位的形式来检验学校的教学质量。现如今高等教育存在着教育教学跟不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步伐的问题，最直接的表现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普遍降低。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来看，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一些高校只注重教育的目的性，而忽视教育的市场性和社会性。现如今许多用人单位也反映大学课程设置不合理是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课程设置的不合理性具体表现：第一，一味强调热门专业，不断增加热门专业的科目数，致使其他专业的科目数大幅减少；第二，只关注理论知识，现在许多高校的课本，纯理论性的内容比例很大，实践活动性的内容匮乏；第三，课程内容过于陈旧，设置的课程内容没有与时俱进。由此可以看出，学科设置的不合理性与社会的不对称性是造成高等教育教学与市场经济不同步的内部原因。

（三）知识教育与素质教育不同步

随着科技的变革发展，知识体系的不断更新，现行很多专业领域之间出现交叉延伸的现象。这就要求高校在培养人才时，教育教学模式应该由先前的传统单一模式转变为现今的综合新型模式，教育教学理念应由知识教育逐渐转变为素质教育，这样才能培养出能适应社会发展的综合型人才。近年来，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在他们的思维理念中，那些自认为有用的专业课程他们才会努力学习，至于那些专业以外的知识他们则觉得无足轻重，没必要潜心研习。这一错误的想法导致现如今的大学生知识面变窄，道德教育、心理素质修养严重匮乏。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大学生的思维创造能力，使得他们的知识面极其窄小，很难达到企业单位的用人标准。更新教育理念，推行素质教育的目的在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这与高校培养人才的目标是紧密相连的，不能一味地追求专业知识，而忽视大学生的素质教育。目前，虽然很多高校已经逐渐意识到素质教育改革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我国当前教育理念尚未彻底改变，因此需要一个不断变革的时期。笔者认为，在当今知识快速发展的时代，仅仅依靠传统知识教育所获得的有限专业知识很难立足于社会，要想更好的立足于当下，需要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

二、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几项着力点

（一）着力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无论是大学生还是研究生，其本职工作还是以学习为主，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其实就是对学生自身的一种定位。目前，我国很多高校的教学课程制度比较死板僵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笔者身边的同学时常会有这样的疑虑“学习这门课程，以后用得到吗”？其背后所折射的是我们对于当代教育改革的思索。按照常理来讲，学习成绩应当和个人能力成正相关的，可现实中出现高分低能的现象比比皆是。学生似乎成了只会考试的机器，而失去了自主学习的能力。高校应该着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培养他们对所学专业的兴趣，让他们养成一种良好的学习习惯。如笔者的研究生导师陈德玉先生曾经要求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胶凝材料相关知识撰写成综述并做报告，这可以很好的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有效搜寻信息资源的能力，而且还加深了学生对胶凝材料的进一步认识。

（二）着力于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教学依然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对于实践教学依旧未能很好地普及。针对这一问题，不少各地方综合性院校开始探寻自身优势特色并结合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逐步将自身定位成服务于周边经济发展的应用型综合性院校。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如何才能进入跨国市场，走向世界，关键在于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创新能力。当今时代，大学教育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在传授学生知识的同时努力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使绝大多数的毕业生都可以成为具有创新能力的工作者、接班人。因此，当下要想使培养出的大学生能够更快、更好地适应、融入社会中，就必须改变已有的“三观”教育理念，转变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将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三）着力于创新教学手段，结合各种教学方式

传统的教学手段以板书为主，也称“填鸭式”教学。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倘若继续沿袭传统的教学手段授课教书，显然不合时宜，也很难达到教学的预期效果。现代化媒介因信息容量大、传播速度快、内容更新快且图文声像并茂等优势特点，可以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多媒体教学和远程教学逐渐成为新的教学方法，其除了快捷方便之外，还具有信息共享的优点。现代化新型教学方式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而且可以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广泛应用多媒体教学，可以提升教育效能，使其发挥在高等教育教学方法中的主导作用。

（四）着力于加强学术交流与沟通机会

我们都希望能够通过某种方式给予高等教育教学的改革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使其充满朝气，不断蓬勃发展。很多教育工作者、学者在平日的工作中摸索了一条使中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注入新活力的途径———不断加强不同学术间的交流与沟通。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教育相比，目前，我国高校的学术交流还不够频繁，只有一些著名大学的学术氛围比较活跃，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其倡导不同领域、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的碰撞和融合。学术交流的最大益处在于能够使多种思想相融汇，进而产生更为先进的思想体系，最终达到推动学术思想的快速发展。除了在同一高校中不同专业领域内开展学术交流以外，笔者认为，加强不同高校之间的学术沟通也是十分有必要的。市场导向与学术导向两者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对主要矛盾，由它所决定的学校定位问题和学科定位问题都对学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改革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高校应该主动去借鉴其他著名高校的先进思想体系，将学术交流与沟通作为教育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着力点来抓。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