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篇(1)

马丁•特罗在其著作中论述了精英和大众高等教育在11个维度上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在高等教育观上，接受精英高等教育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接受大众高等教育是所有有能力者的权利。在功能上，前者主要是塑造人的心智与个性，培养官员和学术人才；后者则重在传授技术与培养能力，培养技术与经济专家。在课程和教学形式上，前者侧重学术与专业，课程高度结构化和专门化，注重个别指导；后者采用灵活的模块化课程，讲授为主，辅以讨论。在学术标准上，前者遵循共同的高标准，后者标准则趋向多样化。在入学与选拔上，前者看重考试成绩和英才成就，后者则引进非学术标准平等入学。

二、精英高等教育和大众高等教育的冲突

1.大众高等教育对精英高等教育的不良影响。

（1）由于政府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有限，当大众教育机构高速发展，其占用的资源必然增多，精英高等教育从政府获得的资源必然被削减，其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受损。

（2）建立在高深学问之上的精英高等教育以科研为重，需要一个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而大众高等教育普及服务于社会的直接需求，并且强化了外部世界对高等教育（包括精英教育）的控制。而如果精英高等教育受到过多的外部干预，则可能丧失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的原则。

（3）由于经费的减少以及外部控制的加强，精英型高等学校为求生存不得不扩大规模（如设立高收费的二级学院），这将掠夺原应用于精英型教学的资源，从而产生一种类似经济领域的“劣币驱逐良币”，导致了高等教育的贬值。

（4）大众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因为具有实用性和技术性的特征且薪酬期望值较精英高等学校毕业生低，往往会抢占精英教育毕业生的许多就业机会。在就业形势日趋激烈的情势下，高校教育趋于以就业为导向，容易导致一些精英高等学校也追求短期就业率，快餐式课程在精英高等教育的课表上比比皆是，规模化、标准化、程序化的快餐式教育模式日趋流行。

2.精英高等教育对大众高等教育的不良影响。

（1）尽管大众高等教育从精英高等教育手中夺走了一部分经费，但国家对大众高等教育的投入仍赶不上其高速发展所需。

（2）中国传统的观念认为接受精英高等教育就能在以后的生活中拥有好的就业、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这使得学生盲目挤向精英高等学校而不顾自身是否真正有研究高深学问的愿望与能力。同时这也使得大众教育接受者以一种低人一等的身份出现，使人们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而进行扩招时，总是期望精英型重点高等学校尽可能多地容纳学生，承担起实施大众高等教育的任务，而不认可本应承担大众教育的学校和机构。

（3）鉴于社会、学校对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观念还没调整好，许多大众型高等学校不顾实际地向精英型教育靠拢，在教学定位、教学内容、教学形式上以精英型教学为标准，争创硕士点、博士点，把创建所谓的“重点”、“研究型”作为自己努力奋斗的目标。

三、精英高等教育和大众高等教育的协调

（1）协调的可能性。从本质上讲，大众高等教育并不是精英高等教育的“天敌”。大众高等教育甚至还可以帮助甄选适合接受精英高等教育的学生。而且经过大众教育，社会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则在精英高等教育的可选入学范围平均水平亦将提高。而精英高等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大众高等教育产生积极的反作用，如精英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可能到大众高等学校从事教学或管理工作。因此，大众与精英高等教育并不是不可调和的。

（2）协调的必要性。社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一方面要求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达到较高水平以适应社会的高速前进；另一方面，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去不断开拓创新，攻破一个个科技堡辛，创造出新的科技成果，以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美好的方向发展。这样就要求精英高等教育和大众高等教育共存在于高等教育内部，完成高等教育所承担的责仟。

（3）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协调。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的发展要兼顾效率与公平，既要发展大众高等教育，也要发展精英高等教育。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既需要提高全民的科技文化水平以适应社会高速增长，也需要大批高素质的精英人才去攻坚克难和开拓创新，因此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必将继续长期共存于高等教育之中。高等教育大众化不是一个仅仅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过程，还是一个建立有效的功能分化的高等教育系统制度的过程。教育主管部门应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和经济政治大环境的实际情况，指导不同类型的高校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道路，保障重点高校的精英性和独立性，同时大力发展职业院校的大众教育，动态调控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比例，在推广高等教育大众化创建社会公平的同时也给予精英教育应有的政策支持，通过宣传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互补性，鼓励受教育者选择合适的教育模式，使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两者相辅相成的推动社会发展，保证效率与公平的和谐并进。

高等教育篇(2)

英国的高等教育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关http://键之一在于其对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视和完善的外部质量保障机制。英国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可以追溯至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英国高等教育体制从“二元制”向“一元制”的转变，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机构历经变革，最后至1997年，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the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以下简称qaa）成立，担负起向英国高校提供质量保障服务的重要责任。自成立以来，从初期的“延续工作”到2002年改革后的“院校审查”，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实现了新的跨越与发展，为英国高等教育标准的维护和质量的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1]

qaa一向都很重视战略规划工作，自2002年进行改革以来，已先后制定了《2003-2005年战略规划》及《2006-2011年战略规划》，且这两项规划都已顺利完成。为了指导新一阶段的质量保障工作，qaa于2011年9月了《2011-2014年战略规划》，其中确立了新时期的四大战略目标，并据此制定了《2011-2012年度计划》，部署了9个工作重点，以此来规划、指导新一年度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进而保证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一、制定依据：

2011-2014年战略目标的内容[2]

为了指导新一阶段的工作，qaa于2011年9月23日了新时期的发展战略——《2011-2014年战略规划》，其中确立了新时期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的四大战略目标：

（一）满足学生的需求并得到他们的尊重

学生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参与者，是所有质量保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障学生的权益并得到他们的认可对于qaa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规划指出，qaa应努力工作以尽可能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获得最好的教育体验，并应为那些旨在满足学生各种期望的高校提供支持。此外，qaa要在高等教育标准和质量方面与学生建立清晰、畅通的沟通机制，并把他们当作工作伙伴。同时，对于学生提出的各种观点及多样化需求，qaa应及时做出回应，充分保障他们的权益。

（二）在国际化及国内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捍卫高等教育标准

捍卫英国高等教育的标准是qaa的重要使命，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管在何种情况下，不管遇到何种挑战，qaa都应做到这一点。因此，规划要求，作为一个独立的、受信任的组织机构，qaa应捍卫高等教育标准，以赋予学生、雇主及更广泛的公众一种信心——英国的高等教育资格证书具有被普遍认可的价值。在国际化及国内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qaa要采取积极措施来应对各种新的挑战，改革英国的质量保障体系以使之保持有效性和适应性。据此，qaa要对各种全国性的问题做出回应，如规避风险，支持差异化和促进增长等。总之，不管是在英国国内还是在国外就读，qaa应保障每一位为取得英国高等教育资格而努力的人的权益。

（三）推动英国高等教育取得进步

质量保障可看作是一种措施，其最终的目的是使英国的高等教育取得进步，作为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关键组织机构，qaa应积极、全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规划指出，qaa的评估报告要对其调查结果进行清楚的、权威的解释。同时，qaa要对做得好的方面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做出判断，并广泛传达这一信息，以不断改善学生的学习体验。特别是，qaa应保持和更好发挥其作为“高等教育标准、质量和发展方面独立专家”的作用，这是整个高等教育界对它的评价，更是它的职责和努力的方向。因此，qaa应更广泛地提供服务，公开分享专业知识，并鼓励争论和积极的变革，以此建立良好声誉。此外，qaa还要对公众的投诉迅速展开调查，并期望大学和学院依据其调查结果采取行动。

（四）增进公众对高等教育标准和质量的理解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理解与支持，他们是决定qaa工作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规划要求，qaa应以公众可以理解的方式来介绍和讨论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标准。qaa的出版物应向不同的读者（包括学生、未来的学生以及对此感兴趣的社会公众）开放并提供相关帮助。qaa应积极努力在判断大学和学院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上取得进展。此外，qaa要加强科研基地建设，引导政策发展，并促进公开讨论的开展。

二、九个工作重点[3]

为了更好地开展具体工作，更好地实现目标，以《2011-2014年战略规划》制定的战略目标为依据，qaa于2011年9月27日了《2011-2012年度计划》，确立了新一年度的9个工作重点，每个工作重点都有具体的战略目标指向、工作项目、工作评价指标，来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战略目标的成功实现。

（一）工作重点一

此工作重点针对1、3项战略目标，工作内容是继续进行具有权威性的评估，并且逐步采用能够更好地迎合学生、院校机构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需要的评估方法。具体工作项目包括：①在英格兰和北爱尔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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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新的院校审查方法；②在英格兰、北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实施评估项目；③确保各院校的行动计划得以实施，使它们能够根据得以确认的关注点和建议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④基于存在的协同有效性和通用性，考虑不同评估方http://法之间的集合范围，以开发评估英格兰高等继续教育的新方法，并安排合作性的评估，包括跨国高等教育等；⑤在全英范围内，指导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实施教育监管评估项目。该工作重点的评价指标有：①评估项目在预算内按时完成；②院校机构和评估者对评估进行积极评价；③各个院校的行动计划按时完成；④学生、院校机构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支持新的评估方法；⑤更多的学生参与到评估活动中来。

（二）工作重点二

此工作重点针对1、2、4项战略目标，工作内容是积极参与到国内或国际上高等教育的发展中，为学生、院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具体工作项目包括：①推动苏格兰的质量评估工作并适时参与效果评价；②考虑威尔士高等教育管理评估的具体内容；③广泛而有效地与公务员、智囊团及公共事务领域的其他参与者进行交谈，且对“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做出积极有效的回应，包括开发质量保证中应对风险的方法等；④确保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为欧洲所深刻理解，以求更广泛的国际发展。该工作重点的评价指标有：①在全英范围内，qaa继续发挥质量保障工作中心的作用；②qaa的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具有充分的灵活性，且与以学生为中心的方法取向相适应；③qaa有效地参与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公开探讨；④英国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方面的做法在国际上得到肯定。

（三）工作重点三

此工作重点针对1、4项战略目标，工作内容是以一种对学生、院校机构、其他利益相关者及更多公众有价值的方式来传达qaa的工作。具体工作项目包括：①通过各种媒体qaa的出版物和通讯，从而提供有用的公共信息，以兑现qaa对公众的承诺；②以可理解的方式公布所有关键的通讯信息，特别是评估报告；③开发和维持有效的内部沟通渠道。该工作重点的评价指标有：①公众对qaa总结、出版物和通讯的需求增加；②公众对提供有用信息的出版物和通讯给予积极的反馈；③在学生及他们的顾问中间增强qaa的作用意识。

（四）工作重点四

此工作重点针对1、3、4项战略目标，工作内容是编写和实施“新的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代码（2011年）”，增强在制定和维护标准方面的框架作用，提高质量，从而改善英国高等教育中学生的学习、生活体验。具体工作项目包括：①开发和推广英国质量代码；②确保英国质量代码与评估方法相整合从而与欧洲的发展相一致；③在英国质量代码中开发公共信息的部分。该工作重点的评价指标有：①为学生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提供机会；②确保高等教育院校机构和评估者在评估过程中使用英国质量代码；③对英国质量代码后续的开发及评价工作及时做出回应。

（五）工作重点五

此工作重点针对2、3项战略目标，工作内容是增强qaa提供可靠资源和服务的能力，帮助高等院校为学生带来更好的学习和生活体验。具体工作项目包括：①出版、宣传和推广总结性的、评估性的和主题明确的报告，以增强提供可靠资源和服务的能力；②继续增加主题项目和出版物。该工作重点的评价指标有：①对qaa所提供的服务、出版物及各种资料的需求不断增长；②qaa的努力在实践中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其他证明。

（六）工作重点六

此工作重点针对1、3、4项战略目标，工作内容是对公众关心的任何有关高等教育标准和质量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予以解决。具体工作项目包括：①根据已的程序安排、时间表及有关标准进行有关询问及调查研究；②就相关调查研究的结果报告，最后整理到年度报告中。该工作重点的评价指标有：①在预算内按时完成有关调查；②按时调查报告且要能够应对各种质疑；③对于学生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要有更强的意识。

（七）工作重点七

此工作重点针对1、2、4项战略目标，工作内容是检查qaa所提供的服务范围是否足够支持当今不断变化的高等教育格局——继续教育学院和私立教育机构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扩展作用。具体工作项目包括：①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需求随时检查qaa的“学位授予资格与大学头衔”条件标准（degree－awarding powers and university title criteria），详细审查标准应用情况并向政府提出建议；②不断更新qaa高等教育准入认可方案的管理和财务状况，包括准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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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审查和授权工作的安排；③必要时检查组织管理和捐献工作；④确保qaa拥有适当的结构和系统来提供多样化的服务；⑤在全英范围内对私立高等教育开展教育监管工作。该工作重点的评价指标有：①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吸引更多的客户；②管理工作的不断进行，“学位授予资格与大学头衔”条件标准以及高等教育准入方案的持续更新。

（八）工作重点八http://

此工作重点针对2、4项战略目标，工作内容是积极加强、扩展qaa的外部关系，在国内外寻找有影响力的并认可qaa在质量保障方面所作承诺的合作伙伴。具体工作项目包括：①评估与目前国内外合作伙伴合作的有效性；②开展或评估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及所参与的一些国际战略和活动；③增强与国内外合作伙伴的协同增效效应。该工作重点的评价指标有：①邀请qaa参加共同活动的组织数量和范围的增长；②与利益相关者合作战略及最新的国际战略的实施；③作为英国、欧洲甚至全世界质量保障的关键组织，qaa得到广泛认可。

（九）工作重点九

此工作重点旨在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和管理，巩固所有的工作，以实现qaa的组织目标。工作内容是管理qaa的资源，充分拓展资金收入的来源渠道，以保证其能够提供持续性的全面服务，尽可能地实现资金的价值。具体工作项目包括：①实行qaa“绩效管理制度”和“单一平等计划”；②完成过程反思与组织变革计划，为雇员成功实现转变提供支持；③完善qaa信息管理系统以支持新的评估方法的应用，公共信息的提供及最佳实践经验的共享；④采取适当的方式拓展新的收入来源，包括在全英范围内对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实施教育监管等；⑤根据财务状况的变化不断调整qaa资源管理方式。该工作重点的评价指标有：①qaa更好地实现了资金的价值；②第三方收入来源得到扩展；③通过外部审计获得了积极的反馈。

三、评价与思考

战略规划始终是qaa的工作重点之一，在相继完成《2003-2005年战略规划》及《2006-2011年战略规划》之后，qaa又制定了新的《2011-2014年战略规划》。战略规划对于指导阶段性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是其把握方向的行动指南。《2011-2014年战略规划》与先前的规划相比内容较少但简洁明了，体现了qaa更加注重战略规划的实效性及实际指导意义。战略目标是战略规划的重要内容，是这一阶段所有工作所要实现的预期成果。《2011-2014年战略规划》中制定了四个战略目标，从学生、高等院校、社会公众、国内、国际等角度阐明了其要实现的目标。与2006-2011年的战略规划确立的九大战略目标相比，在具体内容上，2011-2014年战略目标更加简练、注重相关内容的整合与提炼；在目标角度上，总体上同样是学生、高等院校、社会公众、国内、国际等方面；在改革与发展趋势上，可以体现出更加注重学生的权益、更加注重强调qaa在推动英国高等教育进步上的作用，更加注重应对国际化的挑战等趋势。[4]

高等教育篇(3)

[关键词]高等教育；机会；均等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有关资料显示，至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19％，高等教育各类在学人数已达2100万人，位居世界榜首。另据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规划，到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23％左右，高等教育各类在学人数将达到2500万人左右。笔者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意味着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绝对数的增加，而且还意味着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性别分布、阶层分布、地域分布、就业分布等建立在公平原则的基础之上。但从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社会发展水平来看，我国高等教育目前还只能算是一种准公共产品，还不能将全国所有的适龄人口都纳入到这一系统之中。因此，面对现实，理性审视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对于推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向相对平等方面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人人都去上大学

总体而言，“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权利的平等和教育机会的均等两个方面，而教育机会均等是教育公平、教育民主化的核心内容。教育权利的平等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人人享有的基本权利应该完全平等；另一方面，人人享有的非基本权利应该比例平等。非基本权利的比例平等原则表明，社会可以“不平等”地分配每个人的非基本权利，但需要采取补偿性原则。在现代教育体制中，接受高层次教育是人的非基本权利，应该遵循比例平等原则，同时实施补偿性举措。

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是相对于人的非基本权利而言的，主要是指竞争非基本权利的机会均等和发展潜力的机会均等，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入学机会；每个人遵循平等的竞争规则；每个人在教育过程中享有平等的地位和待遇；每个人有平等的学业成功机会。

由上述可以看出，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实质是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平台，为所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并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并使每个学生的潜质与才能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但“机会均等”并不是指每个人都是(或者说应该是)平等的。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指每个个体都有平等的权利通过竞争去获得成功。在我国国力目前还不足以支撑普及高等教育的现实情况下，我国的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并非是搞绝对的“平均主义”，不分类别、不分层次地将所有适龄人口都纳入到这一系统之中，并不是要求人人都去上大学。

在这一点上，高等教育阶段的机会均等是与义务教育阶段有本质区别的。目前，接受义务教育已经是我国所有适龄人员的基本教育权利，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而且政府有责任使所有适龄人口都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在特殊情况下甚至需要强制执行。人们在接受义务教育时是完全平等的，包括教育年限、教材及升学等都是一样的。但是，对于接受高等教育而言，人们仅仅是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和竞争机会，能否真正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还需要通过公平的竞争进行选拔，只有达到某一条件或水平时，才有可能享受到这个权利。

二、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人人都能上大学

按照美国著名高等教育理论家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已开始进人大众化发展阶段，但立足我国“穷国办大教育”的实际国情，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财政能力目前还不足以使所有人都能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根据比例平等的原则，我们必须通过一定的选拔制度择优录取。这是在不能完全满足人们高等教育需求的现实状况下一种较为公正的遴选办法，而且这种选拔制度目前来看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给优秀者以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使他们更好地就学成才。这种机会均等的原则，帮助他们通过提供的教育机会向上攀升，取得与其才能相应的学位和岗位，虽然这种机制不能兼顾到所有人的利益，但在中国人口众多的背景下，“优胜劣汰”可以更好地调动和发展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形成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竞争机制，进而达到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

作为一种社会理想，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是世界各国多年来一直追求的目标。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宣告：“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基本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具体到高等教育机会均等而言，希望高等教育实现从入学、教育过程到学业成功全方位的均等，并通过教育机会的均等，使人们获得经济待遇和政治地位的均等，进而消灭社会不公。换言之，机会均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伦理规则，它确保在追求成功的旅途中人人平等。但也需要为获取这种机会均等的权利付出代价——激烈的竞争。然而在现实中，人们不难发现，不管怎样扩大教育机会，面对激烈的竞争，无论在入学方面还是在学业成功方面，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差别依然存在。事实上，只要存在经济的不平等，教育机会均等就无法真正实现。因此，那种试图通过教育机会均等来实现社会平等的观点，短期内恐怕难以兑现。进言之，如果不通过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和发展，那么，实现教育机会的均等尤其是高层次教育机会的均等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必须立足现实国情，完善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尽可能地满足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最大程度地促进高等教育机会的均等，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所有人都进入这一领域，使所有人都能上大学。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教育机会均等并非指全国人民都受同等的教育，都从小学、中学升入大学，而是国家以最公平的方式，使人民凭其禀赋及能力，而受到一种适合其才能与需要的教育。

然而，对于因各种限制尚无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者，国家或部门应该通过其他途径给予受教育机会，以体现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对于条件落后的地区，国家资源配置和名额分配应该有一定的倾斜，以达到一定条件下的基本平衡，保持我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三、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人人都上一样的大学

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社会的到来，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使得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成为各国竞争的核心因素。当今任何发展中国家想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提升本国竞争力，必须具有丰富的人才储备资源，更重要的是具备提供各方面优秀人才的培养机制。

竞争是各个层面的，需要的人才资源也是不同类型的。就此而言，平等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机会来参与这场竞争和获得最后的胜利。因为竞争可以消除权利垄断，从而保护个人自由。与此相适应，高等教育机构也具有一定的层次性：有的注重培养研究型人才，有的注重培养技术型人才。在我国，今天高等教育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确立私立高校、民办高校和普通高校的同等法人地位，并还成人继续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同等的社会竞争地位。同时，学校层次的划分不能以其办学的主体及资金的来源渠道为标准，而应该以学校实际的办学条件、专业特色、教育质量、就业比例等要素为划分的依据，而且各学校之间也应该以这些本质性的教育要素为依据展开公平的竞争，包括生源的竞争、政府财政拨款的竞争及其他社会资源的竞争等。我们应该通过教育改革，端正人们的判断标准，更新人们的教育观念，给学校真正公平竞争的平台和机会，消除社会对个别教育层次的歧视现象。

社会分工形成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生活质量和发展机会不同的职业，而从事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生活质量和发展机会较高的职业需要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较高程度的教育机会毕竟有限，并非人人都能得到，只有那些在考试选拔、教育分流中居于优胜地位的人才能获得享有较高程度教育的机会。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也是分层次的，根据不同能力进入不同的教育层次正是教育机会均等的体现。如果忽视人们之间的素质和能力水平，使所有的人都进入同一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甚至接受实质上相同的高等教育，这不仅是一种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更是一种现阶段教育机会不均等的表现，将会严重危害优秀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而且，社会的职业需求也是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它要求高等教育系统为社会培养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就此而言，片面地理解高等教育机会均等，机械地要求人人都上一样的大学，接受同样的高等教育内容，不仅有悖于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有悖于国家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旨归。

教育目标的核心是培养和选拔适应社会需求的多种类型与多样规格的人才，而这只有通过合理的教育分流才能真正实现。高等教育分流必须充分考虑、统筹兼顾社会发展、个人发展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三个方面的需要与条件，要针对高等教育对象、高等教育任务和高等教育资源三个方面分别给予合理分流。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高等教育分流也正在逐渐步人科学、规范的轨道，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分流的成功经验，逐步形成适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际需求的公平有效的分流机制。如美国高等教育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建立了高级专门人才按水平、按志趣、按要求分流的机制：其一，在处理目标冲突时，构建合理的分流结构体系，统筹兼顾多方利益。美国的公立院校和私立院校相互竞争，彼此抗衡，各取所需，各显其能。其二，美国3000多所各级各类的高校在激烈的竞争中，各展所长，各司其职。其三，美国高等教育分流主要有五种形式：外分式、内分式、交替式、参与式和沟通式。分流形式与分流时机紧密相关，各类分流形式相互配合，并且可以在一次分流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分流、三次分流。其四，分流标准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教育的公平与培养人才的成效。美国高等教育分流标准的公平性与有效性集中体现在美国高校的招生政策上，三类高校的招生标准层次有别而又客观合理。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有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院校、成人高等教育机构等。我们应注意吸纳并借鉴美国高等教育分流的成功经验：首先，政府要对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合理配置，适当扶持非正规高等教育，逐渐增加对非中心城市和落后地区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考虑各地方的实际需要，增设地方性大学，以实现区域经济与教育的协调发展。其次，我国各层次高等院校应当学习美国的经验，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合理定位，找准自己的立足点和最佳的发展空间。每所高校都要做客观全面的分析，明确自己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的角色地位，以及在同层同类学校中的能级和特色。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合理确定分流目标，共同形成一个合理优化的分流结构。再次，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一些分流形式，使学生能够自主灵活地接受高等教育。最后，美国高校录取新生标准注意综合多种因素，具体包括申请者中学所学课程与学业成绩、统一入学考试成绩、特长与兴趣、个性等状况(推荐信)，以及其他标准。我国也应该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进一步深化高考制度改革，制定出科学的分流标准，并完善相关的审查制度，在保证高等教育质量的同时，努力推进机会均等，这对于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意义重大。

教育机会苛求均等，是使每个人的潜能，尤其是来自各种不利阶层、劣势群体的人的潜能都有机会开发出来，从而最终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方人群的社会地位。因此，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并非苛求所有的人都上一样的大学，而是每个人都尽可能地获得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受教育机会，进入适合自己才能的教育层次，将来参与到社会的各行各业工作之中，为社会的进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四、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人人都只在青年期通过高考上大学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现代终身教育理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他国际机构积极倡导、大力推广和普及下，已作为极其重要的教育理念在世界各国广泛传播且深入人心。现代终身教育的基本理念是：提倡“教育应贯穿人的一生”，主张“学校不应成为年轻人的专利”，它更强调未来的国民教育体系应是连接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以及贯穿人的幼儿期、青少年期、成人期和老年期的一种综合而协调的体系。我国国务院于1999年1月转批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到2010年基本建立起终身教育体系。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又做出了“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增强国民的就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努力把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的重要决策。这不仅反映了中国政府锐意推行终身教育的决心，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创建终身教育体系的进程从此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未来的社会是学习型社会，其理想是要为社会民众提供广泛而多样的学习机会，其着眼点是对人性及“人生真正价值”的培养，这同时也是终身教育的最终目标。由此人们将彻底改变传统的“一贯制”的受教育形式，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年龄段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接受不同形式的教育。虽然现在对高考的报考条件已经放宽了限制，但是并没有在全社会形成学习热潮，除了正常升学的考生以外，只有少部分人冲进“高考大军”，而且由于目前高考激烈的竞争性，真正能够再次获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成人并不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人们均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要建立学习型社会，就必须构建终身教育体系。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有贯彻终身教育理念，给民众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才能切实为建立学习型社会提供保障。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应继续坚持大力发展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教育，如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岗位培训等，建立起人才学习与成长的立交桥，坚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学校教育与非学校教育相结合，充分发挥企业培训机构和县、乡、村三级化与技术培训网络的作用，加强对城乡劳动者的培训，并继续加强和完善我国的“老年大学”，提高我国民众的文化和技术素质。此外，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发挥现有各种教育资源的作用，实施和完善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这是现阶段构建人们终身学习体系的主要手段，也是我国在教育资源相对短缺条件下办好高等教育的战略举措。

由此可见，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并不仅仅意味着每个人都上过一次大学，它更侧重于使人们通过接受高层次教育更大程度地挖掘自己的潜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在适龄期通过高考进人大学校园接受了高等教育，就说明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了。在未来的学习型社会中，不仅要使每个人在任何阶段都能“学者有其校”，而且让“学者有其学”，根据个人需要随时都可以选择到合适的教育，这才是人们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最终追求鹄的。

五、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人人上完大学都一样

一般来说，机会均等并不必然意味着结果的平等。如果有很多人同时拥有相同的机会来追求成功，总会有某些人比其他人率先抢占先机。同样，通过教育选拔制度使受教育者进入不同的教育层次，是教育为社会培养不同类型与不同规格人才的一种途径，教育的结果必定是不同教育层次的人才选择不同的社会职业，进入不同的社会阶层。这是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不是教育机会不均等的表现。

教育结果的机会均等是指社会按不同个体的个性与发展潜力，使教育者获得同等发展程度的均等机会，表现为个体学习和掌握了与其他已经完成同一学习周期的毕业生同等的知识和技能，并能够用这些知识和技能获得社会岗位和经济地位的均等机会。由于每个人遗传素质存在着差异性，个体生活环境有所不同，加之个体潜能与爱好亦有差别，教育结果的机会均等只能是指受教育者获得符合自身特点的同等发展程度。也就是说，要使受教育者都得到公平的发展的机会，而绝非每个人的教育结果的完全相同。教育不可能使个体产生完全相同的结果，只能是对具有不同潜能、个性的受教育者给予平等对待，并提供适合其特点的平等的发展机会，使每个人的潜能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有不同的培养目标。有的是为了培养更高一级的研究型人才，有的是为了向社会输送可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技术型人才，所以，用一个“模子”培养出来的教育成果难以适应各种各样的社会需要，是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高等教育篇(4)

【摘要题】高教与经济

【英文摘要】Thecontradictionsand

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同时，高等教育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也不断地暴露和激化。高等教育的规模、培养目标、培养方式、质量标准都很难适应高速发展的经济、不断变化的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高等教育内部存在着教育思想僵化、教育内容陈旧、教学手段落后、管理简单粗糙、效率低、效益差等问题。如何解决上述各种矛盾和问题，就成为高等教育能否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用传统的计划手段、行政命令的方式已无法解决。因而，只能寻求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模式。

现在，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不但发展速度快，而且质量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断地用市场手段去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市场化不断地渗入高等教育各个环节和层面，使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成为市场主导型的高等教育，特别是美国的高等教育市场化程度最高，这为美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强国提供了制度保障。

本文拟从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出发，分析现存的矛盾、问题、体制与机制的弊端，阐述市场模式的优越性，对如何转变思想观念、高等教育如何变革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高等教育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一）高等教育规模偏小

教育部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为：到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从而达到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我国高等教育在建国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的连续扩招，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具有了一定规模。但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对高等人才的需求相比、与国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愿望相比，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2000年，我国通过普通高考、成人高考进入高校学习的在校生总数为：本科生862万人，研究生29万人，合计890余万人。如果加上函授、自学考试等接受其他高等教育方式的学生，其总数已达1100万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11.7%左右。应该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近几年增长是很快的，与1995年在校生547.7万人相比已经扩大了一倍。即便如此，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还是偏小，已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

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45%，其中北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80%以上。可以说，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相继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阶段，并向高等教育的终身教育发展。

（二）高等教育的质量不能令人满意

高等教育不仅规模偏小，而且质量也不能令人满意。建国以来，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和计划体制的制约，我国高等教育的思想、理论、目的、内容、质量标准等，长期处于一种落后的、僵化的、不确定的状态中，背离了高等教育的本质，严重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质量，特别是人才培养的质量，对此社会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学生本身更不满意。广东省有关部门最近就高等教育质量，对高校学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对高校教学质量满意的仅为2.7%，而不满意的竟达77%。《中国教育报》登载的对12398名大学生的调查结果表明，79%的人认为学不到有用的东西，77%的人认为所学内容与社会现实脱节，80%的人对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不满意[1]。高等教育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等教育的结构、层次不合理

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层次既包含学历的层次：博士后、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专科，也包括各个专业和学科之间的配比。从学历层次上讲，我国高级人才严重短缺，博士后、博士研究生人才缺口比较大。再者，我国的高级技术工人也严重缺乏。在深圳，有些行业的高级技术工人的薪酬与硕士、甚至与博士的薪酬相同。

从学科与专业的设置来看，也没有反映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很多高校坚持自己成熟的学科、专业，不关心社会、经济的变化与需求，不关心毕业生的发展。比如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极为迅速，接纳社会就业的70%以上，创造的产值占GDP的近50%，可是到现在第三产业中的多种业态，并没有在高等教育中设置相关专业，严重影响了第三产业的品质和质量的提升。

2.教育模式僵化，教育内容陈旧

高等教育模式僵化在这里主要是指培养人才模式的僵化。我国高等教育从创立到现在一百多年了，可培养人才的模式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教师讲，学生听，教师是思想、真理、知识的传播者，学生是接受者。教师把他认为学生应该接受的东西强加在学生头上，学生没有选择的可能。这种模式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更严重地是抑制了学生个性的发展、创造性的发挥。难以培养出独立性、创新性的人才。

在这种僵化的培养人才的模式之下，教育内容和知识的陈旧落后也就是必然的了。

3.学生实践能力差、创新能力差

高等教育要培养学生的多种素质和能力，其中最重要的两点为：自由的思想和创新的精神。没有自由的思想就没有平等、民主、法律等现代意识；没有创新精神社会就不能发展。而我国高等教育中最缺乏的就是这两点。造成我国大学生现代素质低、实践能力差、创新能力差。

社会的竞争将会日趋激烈，要想在竞争中取胜只有创新。创新能力就成了竞争力最核心的部分，国家如此，企业、个人也是如此。

（三）高等教育效率不高、效益低下

现在谈到高等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时，人们往往归罪于政府投资过少。1993年中国政府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规定：教育经费的支出应占当年GDP的4%。而实际上教育经费占当年GDP的比率为：1993年2.54%，1996年2.46%，1997年2.50%，1998年2.55%。1999年上升到2.79%，而同期以色列7%，挪威6.8%，美国5.8%，发展中国家巴西5%，马来西亚4.9%，韩国、泰国3.6%。从比较中可看出，我国政府教育拨款占GDP的比率是偏低的，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

另一方面，我国高校生均年成本大多在2万元以上，有的已超过3万元。这样的培养成本不论是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还是对人们的收入状况来说都是极其昂贵的。这种昂贵的高等教育，国家和消费者都是难以承受的。在这极其昂贵的成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高等教育不讲效率、不讲效益造成的。如果与同是高等教育的民办大学相比，这一点就会看得更为清楚。民办大学的学费，低者每年3000元左右，一般5000元，高者8000元。这些学费之中，不仅包括学生的培养成本，还包括办学者的利润，扩大办学的投资等。国有高校与民办高校相比，办学成本有的竟相差10倍之多，很显然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教育经费是被白白浪费掉了。

高等教育效率不高、效益低下既存在于宏观管理之中，也存在于微观管理之中。

1.宏观管理

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国家集兴办者、投资者与管理者于一身。学校的兴建、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学科、专业、教学内容、招生、分配等都在国家严密而具体的计划之中。计划手段造成以下后果：

第一，一方面是教育经费短缺，一方面是重复建设、教育资源闲置和浪费严重。第二，我国高等学校从建国以来，分分合合、搬迁重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给高等教育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流失。第三，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使用的随意性。

2.微观管理

微观管理主要是指大学内部的管理。我国现在的大学还是以完成上级的计划、指令、任务为工作方向和目标。完成了上级的计划就完成了任务，就可以获得相应的拨款和其他资源，没有经营之责，也就不用过多地考虑办学的效率和效益。

在高等教育这种效率不高、效益低下的情况下，教育经费的增加对高等教育来说究竟有多大的意义？会不会给得越多，浪费也就越多？

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弊端

高等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主要是政府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及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的大学运作机制造成的。

（一）现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特点

1.集中控制

现行高等教育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它对整个教育行业形成了绝对的垄断。第一，垄断了整个社会的教育资源，这种资源不仅包括国家对高等教育投入的资金、土地、实物等有形资源，还包括政策等无形资源。第二，垄断了高等教育的消费资源，也就是高等教育的消费市场。高等教育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不仅体现在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上，而且渗透到大学内部管理的各种过程和层面上。

2.纵向分级领导

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往往是以各级政府为主的纵向约束，高等学校只是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附属机构，是行政体制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延伸。办学的主宰是政府官员，而不是大学的校长和广大教师。行政化的高等学校完全按行政组织的规章行事，行政人员是学校运行的核心和主角[2]。这种体制是分级纵向领导的，领导的方式是计划、文件、指令以及各级政府的决议等。

3.用计划手段进行管理

在宏观上，计划管理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的布局、层次和结构、发展规模、发展速度、资源的配置等。在微观上，计划管理主要表现在：高等学校的规格、机构设置、人员配备、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人事、财务、后勤、招生分配等都要按照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下达的各种计划进行。这种计划教育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计划经济有着同样的性质。

（二）现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弊端

1.剥夺了高等学校办学自

现有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丧失了办学自，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一切都要听命于教育主管机构，严重影响了高等学校办学的积极性，也严重影响了广大教育职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的服务作用，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都与高等学校本应有的地位极不相称，大学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2.限制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品质的提升

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肩负培养人才重任的高等教育与之相适应。这种要求首先表现在高等教育的规模应不断扩大上。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把高等教育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精英教育——大众教育——普及教育——终身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以下为精英教育阶段，超过15%为大众化教育阶段，达到或超过50%为普及化教育阶段，接下来就是终身教育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00年近12%，尚未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阶段。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更远远低于北美洲地区的80%。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不合理造成的。

发展高等教育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高校每增加一名学生仅基本建设投资就达3.8万元左右，如果加上其他方面的投入，所需资金就更加惊人。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我国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也就是进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那么，因高等教育规模发展需增加建设性投入累计约4500亿元左右。这种巨大的投入，仅靠政府是无力承担的。另一方面政府又严格限制其他资源介入高等教育领域，进行全行业垄断。民办高等教育的准入条件极为苛刻。

大学的功能就是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以任何理由限制高等教育的发展、剥夺公民消费高等教育的权利，都是违、经济发展规律的。

上文谈到高等教育的质量不能令人满意，这种状况也是由于高等教育体制造成的。高等学校不必对社会负责，不必对学生负责，只要对政府负责就行了。当一个产业不对它的消费者负责，那它就不可能对消费者的愿望和要求做出迅速而准确的反映，也不可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是由于扩招造成的，从而强烈反对高等学校再进行大规模扩招。其实，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什么时候高过？我国最好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每年招生几乎把全国高考的拔尖人才一网打尽，但它培养人才的模式，与其他普通院校又有多大的区别？清华大学在世界知名大学中排名二百四十多位；北京大学校长也说，我们没有世界名牌大学。现在，有的大学毕业生的质量下降是事实，但更多的是因为学生入学时的整体基础素质下降了，从教育增值的角度看教育质量没有多大变化。高等教育的僵化体制和单一的质量模式才是高等教育质量不高的根本所在。

3.资源配置不合理

现在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主要还是计划手段，这种配置不能及时准确地反映社会、经济、市场和个人的需求。第一，条块分割，部门分割，资源不能合理配置和流动。第二，人为划定重点大学、重点学科，把有限的资源向少数重点大学、重点学科倾斜，这必将对大多数高等学校造成多方面的损害。名牌大学是在市场竞争中产生的，而不是政府培养出来的，往往是政府越培养，大学功能越退化。

4.缺乏长远规划

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始终缺乏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符合教育规律的长远规划，缺乏战略构想。高等教育决策大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以短期行为居多。

（三）大学运行机制的缺陷

现行高等教育体制下形成的高等学校的运行机制，也存在着种种缺陷，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具体来说，存在以下问题：

1.高等学校机关化、行政化严重

高等学校首先是一个办学实体，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产品，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学校的机构设置、管理运行、教育科研都要服从服务于这一点。但现在高等学校的运行机制是反向操作的，不仅教育主管部门把高等学校看成是自己的附属机构，而且高等学校本身也把自己看成是准官方机构、准行政机关。党委、政府所设置的部门，高等学校也大都存在。行政机构、行政人员是支配学校运行的核心和主角，学校的教学、科研和管理都按行政权力的意志来安排。

高等学校内部的运行方式也是行政化的。学校把政府的有关计划分解到学校的各个方面，然后用行政手段实行，各级部门也只能去执行、去完成计划和任务。

2.人事分配制度僵化

与高等学校行政化机制相配套的是僵化的人事分配制度。人员的进出，干部的上下，刚性十足。这种人事制度不是根据需要设计的，更不是根据高等教育市场化设计的。分配制度也同样不合理，工资、奖金的多少，只与每个人的职称职位相联系。有了相应的职称和职位，即便是工作没有业绩也不影响其收入，所以，大家拼命的是职称职位而不是工作。

3.管理的封闭性、保守性、经验性

高等学校的内部管理几十年来没有大的变化，形成了一个相当封闭的系统，这个系统很少与社会发生直接的联系，也很少接受外界的信息并对此做出反应，这与现代社会的开放性是背道而驰的。正是由于管理的封闭性才造成了管理的保守性、经验性，创新的思想和创新的尝试都会遇到极大的阻力，对制度创新有一种本能的排斥。

4.教育观念落后

对我国培养人才观念的落后陈旧，刘道玉先生曾有过一段比较典型的总结：“‘三型三性’，即封闭型、重复型、记忆型与专制性、权威性、统一性。很明显，它们与现代教育的开放型、创造型、思辨型与科学性、民主性、多样性的理念是相悖的。”“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课本为中心的‘三中心’教育制度依然顽固地统治着今日的大学。”[3]在这种教育观念和教育模式之下，不可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更难以培养出创造性的人才。我们应该更多地借鉴教育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和培养人才的模式，对现有的大学培养人才机制进行全面的革新。

三、市场化——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上述高等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在现有的高等教育体制下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的。不论是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质量的提升，还是高等教育效率与效益的提高，都需要一种新的体制和机制。

（一）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客观要求

1.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

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已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了，各种先进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把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社会中，人如果没有相当的知识、能力与素质准备，不但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日常生活也会遇到种种麻烦。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推动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走向普及化和终身教育。

高等教育不仅在规模上要有很大扩展，更重要的是培养人才的性质要有根本性的变化。大众化、普及化的高等教育是社会、市场的价值取向，是为受教育者将来的工作、生活做好准备，强调的是知识、技能和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2.中国加入WTO后高等教育的竞争态势

中国加入WTO后，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将以更快、更深的程度融入到国际体系中去。WTO中关于教育方面，共有四项约定：(1)教育服务贸易可以跨越国境支付，主要通过远程教育和函授等方式进行；(2)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到国外求学或者培训，即到他国进行教育服务消费；(3)他国可以到东道国设立教育机构办学，或与所在国高等学校联合办学；(4)国外教师可以通过自然人身份到国内任教[4]。在上述条款中，目前我国已承诺兑现2、3、4项，第1项还可进一步谈判。这样，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将面临全面对外开放的态势。高等教育市场与资源的垄断将被彻底打破，对我国高等教育将会产生如下影响：

第一，直接影响。一是国外的高等学校通过其优质的教育产品把中国的学生吸引到国外求学；二是国外高等教育机构来国内办学，或独资、或合资。以上两方面将对我国高等学校造成强烈冲击。

第二，间接影响。中国加入WTO后，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加速，中国的产业结构将进行重新布局和调整，那么必然要求高等教育的结构、专业、培养方向随着它的调整而调整。

3.民办大学对国有高校的冲击

我国民办高校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产生的。据统计，全国上规模的民办高校已达一百多所，还有一些国有高校兴办的二级学院。加入WTO后，高等教育市场不仅要对外开放，还要对内开放，民办高校终究会获得国民待遇，这就为民办高校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办高校将会与国外教育机构发起对国有大学的夹击。

（二）高等教育的属性

现在对高等教育能否产业化、市场化讨论的焦点，是高等教育的属性问题。高等教育如果属于上层建筑，那么它必然就会采取政治、学术价值取向；如果把高等教育看成公益事业，纯公共产品，那么也必然会排除市场化，排除竞争、效率、效益等这些市场化的手段。而持高等教育产业化观点的人认为：高等教育与义务教育、基础教育不一样，它带有更多私人产品的性质，属于服务产业（第三产业）。这样高等教育就必然采取社会、经济的价值取向，追求更多的是个人的利益，高等教育作为服务产品完全可以进行市场化经营。

请看表1中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情况对比。用内部收益率法计算的高等教育收益率，见表2。

表1按国家估算的高等教育的收益率（1994年）单位：%

地区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

撒哈拉、非洲11.226.6

亚洲*11.718.9

欧洲、中东10.615.9

拉丁美洲12.316.8

加勒比海国家11.916.3

OECD国家8.712.4

世界平均水平10.918.1

*非OECD成员国

资料来源：Psachaopoulos(1994),"ReturnstoInvestmentinEducation:AGlobalUpdate",WorldDevelopment,Vol20(9),P.1328

表2按国家的经济状况分类

国家人均国民收入高等教育的高等教育的

（美元）社会收益率个人收益率

低收入国家

（低于＄610）29910.619.3

中低收入国家

（低于＄2449）140211.418.7

中高收入国家

（低于＄7619）41829.512.7

高收入国家

（高于＄7620）131008.27.7

世界平均水平202010.715.7

资料来源：同表1

通过对比，可看出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已大于社会的收益，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已远远大于社会的收益。高等教育已越来越带有私人产品的性质，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产业进入市场。持高等教育不能产业化、市场化观点的人，是没有看到高等教育由于其发展而产生的质的变化。这种观点将会严重阻碍高等教育的发展。

可见，不论是高等教育面临的客观形势，还是高等教育本身的属性，都要求我国的高等教育采用市场化的手段对原有体制进行彻底的革新。只有这样，国有高等教育才能参与高等教育市场的竞争，提高质量、效益，优化结构，以求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市场机制

1.法人治理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只有获得法人资格，拥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利，独立承担经济责任和民事责任才能存在和发展。高等学校要进入市场，进行产业化经营，必须获得独立自主的法人资格，拥有办学自。在招生、人事、工资、财务、学科、专业、教学内容诸方面根据市场的需求、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独自决定。

如美国，联邦政府没有管理高等教育的专门机构，高等教育由各州分权管理。州政府对高等教育也主要是宏观管理：制定高等教育市场的法规、发放办学许可证等。一旦高等学校创立，其管理、招生、课程、专业设置、教学内容、教师聘任等都由学校自主决定，州政府不得干预。法国对大学实行合同管理，用合同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高等学校作为一个平等的主体面对政府教育管理部门。

2.供需平衡

供需平衡是市场机制规则之一。当一种商品供不应求时，这种商品就必然会抬高价格，企业因而获得超额利润。在利益的驱动下，各种资金、资源就会聚集到这个产业中来，使这个产业获得快速发展，产品大量增加，供需也会趋于平衡。这时价格下降、利润平均，发展进入正常阶段。如这一产业的产量继续增加，超出了市场的需要，那么就会产生供大于求的情况，价格继续下降，一些质量差、效益差的企业就会亏损、甚至倒闭，退出这一产业。市场用这种方法淘汰劣质企业，使优者愈优愈强，以推动整个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高等教育规模偏小的问题、大众化问题、质量问题从市场的角度看，都是由于高等教育供需不平衡造成的，高等教育满足不了社会、经济、国民对此的巨大需求。国家为解决这一矛盾，近几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扩招，但在现有的体制下，扩招已达到了极限，而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也仅仅达到了12%左右。高等教育引入市场机制后，教育规模偏小的问题、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将会迎刃而解。

3.竞争

市场机制最主要的是它的竞争机制。企业的活力、创造力、企业的发展都来自于激烈的竞争。在残酷的竞争中企业会用所有力量、所有资源去争夺消费者、占领市场，同时企业要获得竞争优势就要不断地进行理念创新、体制创新、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大学在思想、意识、管理上之所以落后于社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高等教育没有竞争。没有竞争也就没有活力、没有创新，也就不会产生新思想和现代文化。

4.质量

国际标准ISO9000中对产品的质量是如此定义的：产品或服务满足规定或潜在需要的特征和特性的总和。这是一种以符合性为特点、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质量观，它抛弃了那种以产品为中心的质量观，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品的质量及企业的所有经营活动都是以消费者是否满意为中心来考虑的。

上文曾谈过高等教育存在的种种质量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首先是没有现代的清晰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尽管高等学校现在也很重视教育质量，但由于概念不清，没有现代的质量标准，所以也很难抓出多少效果来。

那么，什么是现代高等教育的质量观？李学禄先生是这样界定的：“在符合教育基本规律的前提下，教育产品（或服务）满足规定或潜在需要的特征和特性的总和。”这个定义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教育行为（或活动）首先要符合教育的基本规律，这是教育活动及教育管理的基础；第二，教育产品（或服务）必须满足规定或潜在需要。需要是动态的、变化的、发展的和相对的；第三，教育产品的质量应加以表征，把特征、特性转化为具体的指标和标准[5]。这是一种“符合性”的质量观。我们承认高等教育是一种服务产品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消费者的愿望和需求。只要能够适应目标市场的需求，满足消费者的愿望，这样的高等教育就是高质量的。要想解决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仅有现代的质量观还不够，还要有科学的质量标准，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先进的质量管理技术和手段。

5.效率、效益

效率和效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效率是效益的前提和手段，效益是效率的结果和目的。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是企业竞争所追求的最大目标，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正是对效率和效益的强烈追求，才使企业不断创新。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大量新科技、新技术的运用，为企业提高效率、创造效益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高等教育效率低、效益差既有产权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观念和具体管理手段方法落后的原因。比如现在企业所普遍采用的成本核算、边际利润、投入产出比、内部模拟市场、划小核算单位、与个人利益相联系等等手段，高等学校大多没有采用。还有新技术、新模式的运用，也能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国民需要的是相对廉价的高等教育产品。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消费得起高等教育，应该是政府和高等学校共同努力的目标。

四、政府的责任

（一）完善市场机制、转变管理方式

高等教育以市场为主导，并不是政府的责任就减轻了。实际上，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职能的不断增加，特别是高等教育对社会、国民经济的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政府的责任会越来越重。完善高等教育市场机制，规划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制定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等都是政府要做的工作。只是这种管理主要的是宏观的调控、间接的管理。

1.制定高等教育发展规划

正如经济领域一样，仅靠市场的力量还是不够的，政府还要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政府调控高等教育供求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制定高等教育的长远规划，确定高等教育未来较长时期内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以及实现它们所应采取的政策措施。

2.制定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进行契约化管理

为了改变高等教育计划体制下的随意性、不规范、利益不分、职责不清等问题，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要走向法制化。由法律、法规明确政府与大学双方的责任、权力、义务和行为，最终政府与大学形成一种契约关系。这是高等教育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所必须的。

3.培育、规范教育市场的发展

尽管我国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巨大的，市场的潜力是无法估量的，但这种需求并没有完全变成市场的需求，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教育需求很难在自由的选择中流动起来。这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是极不相称的。政府需要站在世界的角度、未来的高度去观照高等教育，破除壁障，使高等教育市场成熟起来。

4.监督大学教育质量

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展，大学自的获得，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深入，都使得高等教育的质量更令人关注。如何保障高等教育的质量，成为政府宏观管理的又一方面。政府应根据现代高等教育的质量观，对不同的学校、专业制定不同的质量标准，建立质量控制、监管体系，对整个教育过程进行监督。

5.保证教育拨款的持续增长

高等教育是先导性、基础性、全局性的产业，它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极为重要，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必须持续增长。我国1999年教育投入占GDP的2.79%，这是远远不够的，离4%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政府付款的方式也应改变，可根据不同类别的大学，不同层次的大学，不同的专业，不同的质量，给予价格不同的付款，而且这种付款要以学生单位来进行。名牌大学、高质量的大学，国家急需人才，学生单位获得的拨款要远远高于一般院校。对于那些质量差、招生困难的学校，可以少拨款，甚至不拨款，优胜劣汰，使高等教育资源得到更佳配置。政府还可运用拨款这一手段，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发展目标进行调控。

6.努力保证教育机会的平等

高等教育进入市场后，有一些大学的学费肯定是要增加的，会使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更难进入大学学习，特别是名牌大学。这个问题现在有些地方（农村、山区）就比较突出了，如果政府不采取有力措施，高等教育市场化后将会变得更加严重。政府的教育拨款中，转移一部分直接支付给贫困学生，要比支付给大学，不论是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都要好得多。

（二）大力扶持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

近几年我国民办高等学校发展较快，但在整个高等学校中所占的比重还是太小。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鼓励多种形式办学。一些高等教育的大国强国，同时也是民办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日本民办高校占其总校数的73.6%、美国73%、印度80%、菲律宾68.9%[6]。像美国的哈佛、耶鲁、斯坦福等一批久负盛名的大学都是私立的。发展民办高校不仅能够弥补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它还有着更深远的意义：发展民办高校可以促进高等教育市场的形成，办学主体的多元化有利于竞争，竞争又反过来促进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质量的不断提高。面对高等教育的全球化，我国应该用民办高等教育激活国有高等教育，激活整个高等教育市场。

（三）对国外教育机构来我国办学持积极态度

加入WTO后，高等教育市场对外开放已成必然，这是挑战，也是机遇，关键是如何应对。垄断、被动地应付显然不是好的办法，只能使我国的高等教育更加落后。

国外高等教育机构来华办学，一方面抢占我国高等教育市场，一方面也会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多方面的积极作用。首先，国外高等教育机构来华办学，会给我国带来大量的教育资源、先进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管理模式等，这些都是我国高等教育所急需的；其次，国外高等教育机构进入我国市场，必然加剧高等教育市场的竞争，国外的高等教育模式会对我国的高等教育产生强烈冲击，促使我国高等教育体制进行迅速革新：提高质量、提升竞争能力、抢占市场空间；再次，市场的开放都是对等的，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对外开放时，国外的高等教育市场也会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打开大门。我国高等教育在积极应对国外教育机构挑战的同时，还应主动地打出去。我国高等教育传统的文化学科、中医药学科、汉语言学科等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有着独特的优势，特别是汉语言教育拥有巨大的世界市场。同时，还可以吸引更多的国外留学生到中国来，不仅能促进对外交流，还能使高等学校获得更多商机和效益。

（四）帮助高等学校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高等学校要想进入市场进行竞争，必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一项异常艰苦的工作，政府除了革新自己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还应对大学现代制度的建立提供帮助。现代大学制度应包括以下内容：法人治理机制、竞争机制、创新机制、利益机制、监督机制、用人制度、分配制度等。政府对大学的帮助，一是要给大学的改革、创新提供一个相对宽松有利的环境；二是要废除影响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文件、规定，改变对待大学的方式；三是政府应积极提供大学体制创新的信息，使大学在现代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少走弯路。

【参考文献】

[1]林健.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全面质量管理探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1,(6):91-94.

[2]李江源.高等教育制度创新不足略论[J].教育现代化，2001,(2):8-17.

[3]刘道玉.关于大学创造教育模式的建构[J].教育发展研究，2000,(12):32-35.

[4]李守信.加入WTO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应对方略[J].中国高等教育，2002,(3):8-12.

高等教育篇(5)

[关键词] 高等教育变革；法人化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1-103-2

一、高等教育法人化的背景

高等教育的变革和发展无论在哪个地域哪个时代都是甚具影响力的事情。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历经了许多重大的变革，接受了时代所赋予的冲击和挑战。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表现为：高等教育结构多样化；高等教育课程综合化；高等教育中科研、教学、生产一体化；高等教育协作国际化。然而推动世界高等教育如此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加速；高等教育供应者的多样化；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影响；教学、研究和交流的全球化。高等教育在这样一种供需浪潮中，对大学自主、政府调控、市场调节、社会参与进行了全新的审视。高等教育国际化、高等教育网络化、高等教育法人化应运而生。

所谓高等教育国际化，按照我国学者王一冰的观点来说，其实质在于培养能在思想、知识、技能方面兼属上乘，对本国和对世界有充足的了解，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具有竞争能力的人才。网络化则是伴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在教育领域内，逐渐实施跨地域的远程教育模式，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高等教育法人化被王一冰教授定义为全球化知识经济的带来的挑战。上文中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和发展动力，可以深刻表明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该国经济的发展互相影响。可以说，经济的发展制约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规模、模式与其所处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高等教育法人化是政府与大学之间管理权力制衡的产物。政府对于大学的控制由紧及松，大学也在政府的手掌中寻求自己的自由。再加上社会变革使大学由边缘走向中心，各行各业对大学的关注逐渐增强，也对大学对于推动社会发展的功用寄予厚望。政府对于大学的控制手段不得不从直接转变为间接，即从直接的行政管理变为通过立法、拨款、评估等对大学实施间接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大学的自。就这样，法人化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充当了大学与政府之间权利的中介，使政府和大学之间和谐相处，各取所需，优化发展。

二、高等教育法人化的实质――以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为例

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承载体，亦是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之地，进而也是产出新知识、开发新技术的最为直接的场所，当然也是与市场经济直接相关的地方。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对于大学人才培养的规格提出了新要求，即掌握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新思想的四新人才。这样的人才能够促进新旧知识的更替；能够加快新技术的转化；能够适应多种岗位；能够在劳动力市场处于优势竞争地位；且能够形成终身学习理念。如何才能培养这样的人才呢，大学面对市场，必须在其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教学方式等众方面进行改革，以适应市场需求。这种改革必然建立在大学的自之上。所谓权力，并不是凭空说说而已，能够保障权力实施的唯一方式便是立法。权力必须由法律规定来保障。

聚焦21世纪的世界高等教育，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不失为一大亮点，此次改革将日本的国立大学从政府手中推向了市场，让国立大学在市场经济中相对自由的发展。以下将以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来说明高等教育法人化的实质。

（一）日本国立大学的法律地位

根据国家统治框架内大学权力关系的存在样式，分为私法人，独立性和自由度最高；公法人，与国家权力、公权力密切相关，有独立法人资格；独立营造物，比公法人独立性低；非独立营造物，独立性最低。在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之前，日本国立大学属于“非独立营造物”。自2004年4月1日起，酝酿多年的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正式实施。所谓国立大学法人化，是指在所有国立大学设立法人，赋予大学独立的法人资格，使大学享有自主运营的权力，并且可以自主决定各项预算和营运规则。日本国立大学的法人资格是由《国立大学法人法》所赋予的。

根据《国立大学法人法》的规定，国立大学的设置者是国立大学法人，国立大学法人是特殊的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大学经过由“非独立营造物”到“独立行政法人”的身份转变，使得国立大学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由特殊转化为一般。为实现国立大学追求自主走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二）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内容

为了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大学的自，日本国立大学设立董事会，经营协商会，校长遴选会，由以上机构选出来的校长，成为国立大学独立法人代表，拥有国立大学最高的权力，统管学校的教学和经营。在人事方面，校长具有全校的人事任命权，学校实施非公务员的弹性人事管理制度，废除了兼职制，按照实际业绩发放薪资，这种将薪资和科研教学相结合的制度极大的提升的教师的工作活力，激发了教师间的竞争意识。此外，引入了除政府和大学之外的第三方评价机制，由他们对国立大学进行评价，向社会公开评价结果，并且直接影响到政府对于国立大学的拨款，故而国立大学为了获得更高的拨款，变会积极努力的提高自己的科研和教学，争取获得社会公众的良性认可。

当然，对于应对政府拨款每年以1%的速度递减，国立大学不得不通过各种途径去增加经费收入。提高学费最简单有效，不过文部科学省规定，学费的浮动只能在文部科学省所给定标准学费的10%左右，这样利于保障弱势群体入学。最行之有效的办法莫过于扩大产学研合作，所谓产学研合作，是指大学和企业之间，大学利用自己的科研和教学，为企业提供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达到校企双赢。大学和企业的合作，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结合，更是一种内容上的切合，大学为企业培养人才时，能够将企业所需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渗透到教学材料当中，并通过人力资源媒介，将科研成果快速完善的转化为企业生产力。

日本高等教育的此项改革，距今已经历时8年多了，对于改革的成效有褒有贬，总而言之，国立大学法人化，确实是日本高等教育的必行之路，而且就目前来看，也是成功之路。

三、法人化对于高等教育的推动之功――以日本为例

在实施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过程=中，文部科学省规定每六年进行一次中期检查，将六年后的现状和六年前制定的改革计划进行比较，以评价其改革实施的效果。在2010年，日本已经进行了第一次中期检查，其结果表明这项改革是正确的。比如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大学财务与经营中心在2010年公开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法人化有效促进了大学教育活动的回答占60%以上；认为法人化有助于更好的服务学生、支援学生的回答占50%以上；认为法人化以后大学投入教育中的时间和劳动力有所增加的回答占68%；认为在校生的满意程度有所增加的回答占60%。这些数据表明，国立大学自法人化改革实施起，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并且有所收获。由此同时，独立行政法人大学评价与学位授予机构对日本国立大学的院系级研究室也进行了调查，其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没有达到期待水平”、“达到所期待水平”、“超出期待水平”、“远远超出期待水平”的比例分别为3%、86%、10%、1%。并且这个评价是由第三方实施的，评价结果相对来说较为公正，但是仍有人对它的科学性持有怀疑态度。在学科发展方面，人文社科明显弱于理工科，这也是由于理工学科更能很快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原因造成的。对于如何保障人文学科的良性发展仍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总结这八年来日本国立大学的发展，在获得经验的同时，依然面临众多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决定着法人化改革的最终结果，特别是对于这个时代每个学生的影响，所以这样一种对学生负责的信念要求所有教育工作者，必须竭尽所能去改善，使处于法人化改革中的学生能够获得最优的发展。

笔者认为，在法人化的改革当中，应该处理好四种平衡关系，即：政府控制与大学自主间的平衡；教育教学与科研创收间的平衡；目标计划与实施过程间的平衡；校内与校外间的平衡。第一个平衡当中，政府虽然放权给了大学，可是政府仍旧通过拨款、评价、奖励等手段间接控制着学校的发展，所以既要保障政府的宏观控制又要让学校实现学术的自由发展。第二个平衡当中，教育教学是大学作为大学的本职工作，也是实现大学本质的途径，但是法人化将国立大学推向市场，国立大学必须通过自己的科研优势实现自主创收，这样一来，学校对于二者给予的关注程度可能会各有侧重，所以必须做好在保证教育教学之本的基础之上，在发挥大学的学科科研优势，增加学校经费收入。第三个平衡当中，对于法人化实施效果的评价是按照当初的计划来认定的，可是从计划制定起，至评价结束要历经六年时间，这么长的时间，不能保证当初的计划是都能够适应着六年大学的发展，所以不能一味的遵循计划，应该采取一种发展的眼光去评价实施效果。第四个平衡当中，法人化虽然在权力机构和评价方都邀请了校外人事的参与，但是对于他们的参与所能起到作用，一直受到各界的争议，所以在这个关系当中笔者认为一定要根据各大学的具体情况，尽可能选择利于学校发展的人事参与大学经营，让第三方的参与名副其实。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如果能够处理好这四种关系，相信在下一个六年检查时，一定会更有成效。

四、结语

总之，在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界，已经有很多国家实施的法人化，特别是近些年亚洲国家的法人化改革的启动，笔者认为，法人化的实施，对于大学与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时代里的新阐释。高等教育的发展必然得益于政府与大学权力的合理分配、大学与社会的互帮互助、大学与市场的资源整合，法人化在这四者关系的协调当中扮演了一个多面善人的角色，推动四者间的和谐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施雨丹.论美、德、日三国公立大学的法律地位[J].外国教育研究，2007（1）.

[2]姜洋.日本大学教育改革路径分析[J].教育评论，2013（5）.

[3]罗晓莹.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的教育现状[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3（1）.

[4]杨九斌.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第一轮”效果评述[J].现代教育管理，2013（3）.

高等教育篇(6)

【关键词】数学教育 主观能动性 课程建设 多元化考核方式

现代形态的数学，在各个领域及学科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数学教学的成败，直接影响着与国家的经济建设与科技发展息息相关的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大学里的数学课程授业效果低下，甚至有些班级大学数学的及格率仅仅在30%左右徘徊。大学数学教学的低效，与数学在当今社会科技和文化领域中的重要地位适成反照。许多大学生视数学为畏途，这种状况也极大地制约了大学生们的后继学习和专业上的发展。如何改变大学数学教育的这种现状，我们就下面提出的几方面进行探讨。

一、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培养

爱尔兰诗人叶芝说：“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且点燃一把火。”纯粹的数学，粗略地说，乃是一种无任何物质内容的抽象符号系统，在一定逻辑规则（公理）下的推演技术，它的内容，距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感觉所及的直接经验，相距十万八千里。因此很多学生从一开始就对数学学习充满畏惧，如何培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是学生能够自主自觉地进行数学学习，是数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数学的发展是跟实际生活紧密相连的，很多都是由通俗有趣的实际问题来的，比如概率的起源“赌徒分赌本问题”，像这样的问题学生都非常有兴趣。所以在给学生传授基本知识时，从问题出发，研究学科的历史、现状、发展动态，将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教给学生，学生对数学就会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不再认为学了无用，从而提高学生学习数学课程的兴趣。

质疑高于聆听，疑问驶向确信。并非总是确定性比模糊性强，事实上，由模糊而达的精确更好。教学中可以通过“以探究为基础的学习”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首先要打破教师“注入式”“满堂灌”的教学观念，营造一种互动的、无权威性的教学环境。数学对很多学生来说是非常难学的，一些概念根本搞不清楚，一些重要的公式不容易记住，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定一些和教学内容密切联系的数学问题，适当的时间组织学生进行讨论。通过设疑与讨论锻炼学生积极探索的能力，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自主地运用数学的思想与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比较和思考，发现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提出自己的见解。通过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求知的欲望，促使他们像科学家一样研究，同时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研究解决问题的欲望，给思维以动力；而通过对问题的解决，得到了新的知识，给思维以创新。偶尔一次的成功会使学生欣喜若狂，不断的成功则使学生渐渐养成严谨治学态度和积极探索的习惯。二、数学课程的建设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功能强大、交互效果很好的数学软件的出现，数学在实际中越来越不可忽略的作用，使得改革陈旧的数学教学模式，调整学生知识结构，增加应用能力的训练，拓宽专业口径，是成为当前数学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首先，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为数学选修课教学模式的改革提供了硬件条件。其特点是单位课时内涵盖信息量大，自然压缩了课时；编排自由，可做成适应各专业学生使用的电子教案，开设成网上课程，使更多的学生接触数学，了解数学，从而喜欢数学。

其次，积极开设数学建模课程。在数学建模课程中，针对教学内容，逐步引入数学软件，通过生动具体的例子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同时迅速提高学生利用计算机等科技手段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通过课程的引导作用，提高学生对数学的科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的认识，培养学习兴趣，开阔视野，为数学在各门学科中的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数学建模的过程既能锻炼学生独立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的能力，又能培养学生分组合作、团队协作的素质。数学建模的过程要求学生不但要独立思考、自主分析寻求解决方案，又要使学生根据兴趣和能力相互合作、激发灵感讨论探索寻找较佳的解决方案。数学建模课程帮助学生知道如何应用所学的数学知识解决现实生活各方面的问题，而学生借助软件平台（Matlab、athematic、Sas、Lindo、Lingo等软件），应用并发现数学规律的过程，对学生分析能力、推理能力、运算能力、建模能力的提高有重大的作用，是对学生的综合素质的重大提高。

三、多元化考核方式的建立

教育的目的不是考试过关，而是使年轻人学会思考。要培养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人才，必须给予学生更多创造性思考和表达的机会，而不应该是一考定乾坤。首先，增加平时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比重。近年来，一些大学规定任课教师在开学初就向学生公布本课程的成绩评定办法和成绩结构。课程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综合确定，其中，平时成绩所占比例上升为40%—60%，期末考试成绩占 40%—60%。这一规定重点在于强调学习过程，把期末的考试压力转化为平时的学习动力，引导学生注重平时的努力和积累，同时期末考试压力减轻相应降低了学生作弊动机。其次，鼓励教师根据课程的性质特点采用多种考试方式，比如闭卷、开卷、口试、笔试、小论文、小设计、读书报告、调查报告、文献综述等等。大部分同学平时往往对于自己的能力认识不足，不清楚自己到底能作哪些事情，能做到何种程度。通过查阅文献，组织内容，制作小论文、小设计、读书报告等，以及面对全班同学和老师进行讲解过程的锻炼，使同学对于自身的能力有了较为客观的了解，增强了自我认识的能力。另外，通过这种“展现自我”过程的锻炼，可使同学们的自信心大大提升；鼓励学生在对基础知识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大胆质疑、探索，表达一己之见；真正促进学生和教师之间的相互交流。考试模式改革可以促进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考试模式的改革在促进教学上，可能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温家宝总理指出：“有一句哲言：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天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温总理这段情真意切的话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表达的不仅是对青年学生的关注和希望，而且指明了教育的最终方向，教育应该是体现个性化培养、研究性学习和自我学习能力养成，是以培养身心协调发展。既是“有教养的人”，同时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具有发展潜力的人，而数学教育作为高校教育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则更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

参考文献：

[1](意大利)卡尔丹.游戏机遇的学说.1663.

[2]张晓京.推动“以探究为基础的学习”.中国大学教学，2008，1.

高等教育篇(7)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领域都发生了一系列旨在重构政府、高校以及学生之间关系的改革。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市场力量的影响。与此同时，传统的国家和高等教育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拟将这一高等教育领域的新变化放在一个更宏观的大时代背景，即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来探讨其成因，并描述在此新背景下，政府对于高等教育所扮演的新的角色是什么，政府角色转变背后的实质又是什么。最后，本文选择了几个较为典型的国家，分析了在这种类似实质背后各国政府角色变迁的个性化特征。关键词：全球化；高等教育；政府角色一、关于大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诸多关于大学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论述中，克拉克(Clark)的三角协调模型(coordinatetriangle)一直被引为经典。它将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置于“三角张力”之中，认为高等教育系统的位置取决于三股反方向的力量（即国家权力、学术力量以及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可见，和其他经济组织一样，高等教育机构受到供应者的专业技术（学术力量）、消费者的个人需求（市场）以及国家所代表的集体利益（国家权力）三者之间相互竞争的合力影响。展开来讲，提供教学和科研的学术供应者们受其专业规则和自身旨趣的影响；学生消费者希望能够获得可以提升他们自身人力资本含量的知识和技能；国家追求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至少是维持政权所必需的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若用以上框架观照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国家高等教育系统，会发现，几乎在任何国家，高等教育系统都发生了某种程度上向着市场一端的移动。发生此种移动的原因是什么？这需要检视作用于高等教育机构的外力和这种作用力的方向。同样，用“三角协调模型”分析，当专业技术供不应求或者学者的个人旨趣被法律或集体主义行为所保护时，高等教育提供者就处于主导地位，整个系统会服从于他们的利益。传统的精英高等教育系统便是如此，如中国建国后至1980年代以前的高等教育系统。如果提供高等教育的专门技术因为媒体的发达或者通过商业手段得到更广泛的普及，或者保护主义减弱，高等教育提供者的权力就会减弱，整个系统会被拉向另外一个或者两个持分者的方向。近二十年来发生的变迁正是如此。对于学生消费者而言，如果接受高等教育的收益非常大而且相互之间无太大区别，学生就不会有过多要求，接受现有任何种类的高等教育；如果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比较低，而且相互之间差别比较大，学生就会很挑剔，不能够提供他们所需的大学就会处于困境。这就无怪乎在一个国家包办高等教育的时代，没有热门、冷门专业的分野；而在国家放松管制后，热门、冷门专业逐步显现。国家在此模式中的角色却是相当矛盾的。国家可能是供需两种相反力量的仲裁者，来保障一种公平的竞争秩序。另外，国家可能是高等教育的积极促进者，为了达到单凭市场无法达到的目标（比如，保障培训足够的熟练工人或者实现社会结构的复制等）而提供某些辅助、制定某种规则，其结果是，国家加强了高等教育提供者的地位，甚至自己本身成为提供者，如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包分配”的就业政策即是为了保障稀缺的大学毕业生能够为国家所用。第三种选择是国家将自身权力加置于消费者一端，极端的情况便是国家本身成为一个垄断的购买者和消费者。威廉姆斯(Williams)的研究区分了在上述三角协调模型中不同国家的政府对自身的选择定位，并指出其近几年来共同的趋向是：在新的状况下，政府都更加支持学生消费者，而不是学术提供者。至少，政府开始缩减它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同时疏远提供者。以上分析框架是将高等教育系统置于单个国家的封闭体系之内来分析，而如果将以上小系统放置于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之中，就能够更加清楚地揭示在高等教育领域，政府和市场力量“此消彼长”的原因；也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在上述三角协调模型中，个体作为消费者、生产者以及公民的角色被重新定义，这种重新定义与过去二十多年来的技术进步有着明显关系。近年来，已有很多研究者考虑到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系统新的生存情境，对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型予以改进和修正。以上引述的威廉姆斯的研究即为其中一种，威廉姆斯的改进重点强调了国家对于自身角色的重新认定。在玛根桑(Marginson)和罗德斯(Rhoades)修正过的理论中，全球化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被加入进来，艾瓦(Vaira)则更进一步标明了全球化影响高等教育组织的路径，并且认为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高等教育组织表现出趋同的倾向。总之，跨洲际的相似改革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教育重建有必要被理解为一种全球现象。那么，全球化如何影响到高等教育组织的生存环境，并使得国家重新定位了自身对于高等教育的责任和调控方式？二、全球化——高等教育变革的新情境脉络我们可以认为，国家和高等教育关系的重新构建是民族国家因应全球竞争形式的必然选择。这首先同过去二十多年的技术进步和经济转型有关1.从经济国家主义到信息化全球经济的转型从二战之后，在1945—1973年之间，西方国家曾依靠经济国家主义的理念创造出一个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进步的奇迹时代。经济国家主义理念包含三个紧密联系的基本原则——（经济）繁荣、（社会）保障以及（社会流动）机会(prosperity,security,opportunity)，并认为民族国家的政府不仅拥有保障以上三者的权力，也负有保障以上三者的责任。于是，政府将自身政策、企业组织、学校教育系统以及家庭等紧密地编制于一个精心设计的网络，并将以上原则贯穿于整个社会生活之中。战后西方国家所采用的经济国家主义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大量经济行为在国家的“围墙”经济(“walled”economy)之内发生，国家控制着可交易货物、服务的流动。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标志着经济国家主义所主导的经济繁荣、社会保障和提供社会流动机会三原则首次遭遇到困难。紧随燃料价格疯狂增长之后的世界经济不景气使得人们认识到，在一个全球经济的时代，以福特主义为特征的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经济类型面临危机。石油危机结束了一个廉价能源的时代，而廉价能源正是“烟囱工业”时代大量生产技术的基础。同时，新技术革命带来了通讯手段的进步和运输成本的降低，已经使得多国公司有可能将生产过程迁移到任何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于是，经济形态开始发生变迁。如果生产过程的技术含量比较低，像福特主义生产线所生产的那种标准化、大众化同时又劳动力密集的产品和服务，多国公司更加倾向于在那些劳动力价格比较低的国家生产该项产品。比如，在法国雇佣一个工人的薪水在菲律宾或越南可以雇佣到47个工人。而充分挖掘新技术的潜力、生产高“附加值”(value-added)的个性化的产品也成为西方企业的新的竞争定位。总之，正如卡斯特尔斯(Castells)所描述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种新形态经济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兴起。它有三个重要特征：第一，信息化，从根本上来讲，该种经济的生产和竞争元素依赖于生产者生产、加工和应用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knowledge-basedinformation)的能力；第二，全球性，在这种经济形态下，生产要素分布于世界范围内，生产、销售以及流通等行为也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和进行；第三，它是信息化和全球性的，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和竞争都在一个全球互动网络中展开。可以看出，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信息技术革命为这个新的经济形态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尽管全球化包括很多方面，比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环保的等等，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市场的支配之下，全球化的多面性被简化为经济的单一性，即“统一开放的世界市场体系”的构建。关于全球化的诸多理论研究庞杂而又观点殊异，根据对相关文献的归纳，全球化的两个重要特征可以概括为：第一，由于通讯、运输等技术的发达而引致的全球流动的增加和时空压缩（或者时空关系的改变）；第二，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世界市场体系下的经济竞争。2.全球化所带来的多元中心世界全球化打破了以往民族国家的边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超国家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会等）和亚国家组织（如企业、个人等个体行动者）的活跃性牵制了民族国家在许多传统的公共领域的权力，以往的“政府中心世界”变成了一个以政府、跨国和跨地域的组织、公司或行动者共同主导的“多元中心世界”(multi-centricworld)。因此，对民族国家而言，全球化重构了包括以上多个主体在内的多元竞争关系，它带来内外部的张力，引起国家权力向外和向内的弥散。全球化预示着全球市民社会以及消费主义的兴起，民族国家的传统权力受到挑战，已无力包揽传统的社会福利，如教育、医疗等。由于人力、资本、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均匀及快速流动，国家角色变得非常困窘，它一方面要为国家的利益管制企业资本的活动，同时，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要创造有利于跨国和全球金融资本的环境。3.民族国家的回应：重新拥抱竞争主义和市场原则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对资本跨界流动的控制能力减弱，跨国公司的权力增强，而电子技术革命也无疑导致了人们交流能力的增强，这些都对国家如何管理经济提出了进一步的挑战。以往的凯恩斯国家主义从需求出发的政策不再奏效。在此背景下，竞争性个人主义在英语世界重新受到青睐：对外，各国纷纷扫除经济交流的屏障，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对内，重新将市场竞争的原则引进社会的各个领域。福利国家、社会议定的工资以及工会权力都被视作对在全球竞争中具有核心意义的进取性文化的破坏力量。总之，经济增长的成果不再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一种较为均等的分享。在这种趋势下，高等教育作为传统的社会福利领域，无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同时，在全球化潮流的冲击下，政府不得不进行自身角色的重整与再定位，民族国家的政府被迫成为全球竞争型政府(global-competitionstate)。全球化所形成的世界市场体系开放、效率和注重自由选择的特点导致传统的官僚体系不得不作出应变，1980年以来，无论是流行于英美的“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理念，还是流行于澳洲的“经济理性主义”，都强调节源增效、问责及增强公共部门对外在环境的响应能力，并在此理念指导下，纷纷进行了对于公共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即运用“私有领域”或市场的概念、原则和做法，来运营公共事业和公共部门，其目标是要使公共服务变得更适宜市场和社会需要。

作为传统公共部门的高等教育领域也不外此。为了在一个竞争很强的环境中保持有利位置，各国不仅确定了高等教育力求卓越的发展方向，而且，与其他公共领域的改革一样，对高等教育也进行了引进市场机制以提升效率的改革。三、高等教育领域中政府角色的变迁其实，在一个知识经济和全球竞争的时代，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高等教育都显示出独有的重要意义。于是，高等教育需求不断上升，高等教育系统呈现不断扩张的趋势。面对高等教育需求不断增长而自身权力和财政能力下降的局面，政府纷纷开始重构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对高等教育领域而言，几乎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型都发生了向市场或者消费者一端的明显偏移。具体来说，国家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由原来的控制模式(control)转变为治理模式(governance)。与其他许多公共部门所发生的变革一样，政府一改其服务提供者(serviceprovider)的传统角色定位，而致力于发动和引导市场以及民间的力量参与各项社会福利包括教育的提供活动；其角色则转变为社会活动的统筹者(coordinator)、监控者(regulator)以及服务质量的操控者(qualitycontroller)。如果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谈政府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将能够更加明确地说明高等教育领域政府角色的变迁。这三个方面是：资助、供给以及管制。1.资助(funding)在如何向高等教育提供资金这个问题上，政府政策有两个重要变化。第一，在公共资金使用方面，从一个以输入为导向的财政机制转向一个输出导向或者绩效导向的财政拨款机制。政府根据资金的使用效率在各大学之间实行竞争性拨款机制。在大多数国家，大学依据他们的招生情况从公共资金中获得大量资助，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依据职员工资和仪器设备花费等得到拨款。在新西兰、丹麦等国家甚至强调要依据成功完成学业的学生人数来拨款。但是，与企业之间的竞争相比，这种竞争依然是一种有限竞争(poolinsurancecompetition)。这同时是一种从逐项的拨款模式(line-itemfunding)向综合拨款模式(blockgrants)的转变。相比于前者，在综合性拨款模式下，削减财政预算额将更具隐蔽性。第二，将原来直接拨给高校的一部分经费，以学券或者贷款形式发放给学生，倡导消费者倾向，鼓励高校通过竞争学生获得经费。同时，政府还通过立法刺激高校多渠道筹集经费，主要是加强与商业界的合作，从各种商业合同中获取回报；再如，鼓励高校招收全额度付费的国际学生。2.供给(provision／delivery)在高等教育的提供方面，改变以往政府为唯一或者主要供给者的局面，允许和鼓励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到提供教育服务的行列中来。1994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回顾了之前二十年对于高等教育的贷款经验，指出在许多国家已经出现一个依靠私有部门资金、完全没有规范或者完全自我规范的私有高等教育部门，并在许多国家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尤其在亚洲和拉丁美洲。3.管制(regulation)在对于高等教育的管制方面，政府对高校实行高度自治和高度问责(accountability)相结合的管理方式。拨款方式的变化其实在高校和政府（或者其他资源提供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合约型关系，即为了交换到某一项拨款，高校必须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完成指定的任务或者达到一定的标准。这实际上表明了政府对于高校的控制完成了一种从“内控”到“外控”的转换，高校获得高度自治是以高度问责为前提的。在过去以输入为基础的财政预算模式下，政府提供高等教育服务，直接或者间接地决定提供什么样的教育的，主要是知识和专业技能，也就是学术的力量在供需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在以输出和绩效为基础的模式下，教育的提供者依据它能够满足顾客需求的程度来获得资源。这表现了高等教育系统中一种重大的文化转变。但是总体而言，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从来不曾从高等教育领域撤退。政府作为高等教育的最主要资助者和管理者这一点，使得它依然稳坐于掌舵者的位置(drivingseat,steeringstate)。从以上三个方面来分解政府的行为，可以看出，面对全球化背景下来自于内外部的压力，政府的选择是有退有进，退主要表现在从资助(funding)和提供(provision)两个领域的退出，进则表现在管理(regulation)方式的转换，在引进市场主义的理念和原则以提升效率和质量的同时，为自己保留少而精的控制性环节，实现执数点而驭全局、以少制多。比如，从几乎全面地统筹所有的工作，到决定在哪一个领域、由谁来做。再如上文所述，综合拨款模式实际上使政府以更少部分的资金投入取得了更大的成效。这种转变显示的是政府力量的增强而不是减弱。换言之，这种转变只是类似于独资公司通过上市发行股票，将自己手里的一块钱变成了两块钱甚至数倍的钱，但是原来的老板依然是最大的股东。四、几个典型国家的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角色变迁以上所述是一种总体趋势，各国内部所发生的变化既符合上述共同趋向，又各有其独特之处。下文将依次描述德国、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四国高等教育系统在1980年代以后的一些新变化，并分析其中所表现出来的重要特征。1.德国的变迁——“输出危机”和评估型政府欧洲高等教育界逐渐兴起一种名为放松管制(deregulation)的游戏规则。有些学者将其称为高度自治与高度问责的结合，有些人则将其看作高等教育管理从投入控制到产出控制的一种变迁。以往的高等教育管理是一种国有垄断的局面，只有两个游戏参与者：国家和高校。新的游戏规则下，则出现了第三个游戏主体——市场。由于高等教育扩张而带来的经费紧缩至少是这一变革的部分原因。新的游戏规则成为政府将由于其行政能力不足而带来的危机转嫁给高校的诱人途径，由供给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转向竞争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政策变迁都发生在那些高等教育经费严重缩减的国家。德国的高等教育正在经历一种变迁，即从国家控制下获得更多的自治权(autonomy)，在资源配置方面，从逐项的拨款模式(line-itembudget)向更符合国际潮流的综合性拨款模式(lump-sumand“global”patterns)转变，在院校之间和院校内部下属子单位，由自动地平均分配资源模式向以绩效为基础的竞争性模式转变。而且，对于是否收取学费以及是否允许私立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这两个问题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但答案几乎是肯定的。评估型政府(evaluatestate)这一概念是尼夫(Neave)在研究西欧高等教育改革时提出的。他发现，最早出现于1980年代早期的一些权宜之计，后来发展为一种长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推动力量。尼夫认为，欧洲高等教育中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教育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重构，他将其确认为评估型政府的兴起；二是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构，它“努力将一种特殊形式的由外部界定的竞争伦理作为学校的，因而也是教育制度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与传统官僚体系中平均化分配资源模式下的评估目的不同，“首先，它取代了（过去）人们对办学质量以及就学机会均等的强烈关注；其次，通过对输出的强调，它依据经济的而非个人发展的需求重新界定了教育目的；第三，它为控制单个学校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而这些，都“标志着政府与教育制度之间的关系有一种重大的、全新的发展”。于是，“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一种合理化并大规模重新分配职责的问题。最终，中心通过少而精的政策杠杆保持全面的策略性的控制权限。这些政策杠杆蕴含在全部‘调查团报告’、制度目标的制定以及与‘输出质量’相关的标准的实施之中。（上述现象）并没有导致政府作用的衰退，政府只是“从被没完没了的琐碎小事所淹没的黑暗平原上撤退，进而在明朗的、可策略性‘总揽全局’的制高点上避难”。2.英国的变迁——从生产者主导模式到消费者主导模式的转换从生产者主导到消费者主导的转变在英国的传统大学中尤其明显。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GrantsCommittee,1989年后为大学基金委员会所取代，即UniversityFundingCommittee)还是国家和大学之间的一个缓冲机构。政府提供高等教育的资金，大学决定资金的用途。大学拨款委员会每五年一次向大学拨款，大学不需作出任何业绩上的担保，也就是不需承担问责的责任。以上制度加强了大学的自治。大学拨款委员会从不公布它对于不同大学拨款差异所依据的标准是什么，这样做的原因被解释为如果公开标准则会对大学自治造成干扰，造成它们在其内部资源分配模式上的趋同性。大多数英国学者认为此种惯例是一种对于个体学者学术自由的基本保护，他们的教学和科研仅仅受限于同侪对其工作价值的评价。以上制度支撑了一个学术团体价值被认为极其重要的高等教育系统。研究的价值优越于教学，终身教职几乎成为所有聘用合同的形式，学术团体控制着整个学校的管理。学校管理模式是一种古雅典学院派式的民主，学术团体成员同时担任决策者、管理者、技术支持人员、秘书以及助研等工作，以保证整个学术团体的利益得到贯彻执行。在这种模式中，学生多是通过与导师的个人交往获得学术技能。而新发生的变化是惊人的。到1990年代中期，十年之间，学生已经从学徒变成了消费者，教授从高级艺人变成了商人。这些都带来大学内部管理的急剧变化以及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之间关系的变化。在1988-1993年间，对于大学的资助模式逐渐演变为依据学生人数和科研产出进行。那些不能生产可销售性产出的个人和团体则几乎得不到资源。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在过去二十年里，学术力量的地位在英国大学已经急剧下降，大学管理主义上升，这明显是由于其外部资助模式的变化。高等教育从生产者主导一端偏移开去的现象也发生在其他许多国家，可能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英国所发生的变迁最为剧烈，而且是决定性的。这种消费者主导的模式是一种“准市场”(Quasi-market)机制。英国政府在教育改革中奉行自由市场理论和消费者保护主义相结合的原则。这使其在财务问题上实行放权，同时在课程和教学上加强集权制管理，并公布了一整套标准，以保护消费者权益。遵循这一趋势，1992年《继续和高等教育法》(FurtherandHigherEducationAct)加强了大学在财政方面的自，也在课程方面加强了标准化管理。这一法案给予大学在其内部自由分派资源的权力，但是，大学校长在制定内部财务预算案时，不得不考虑所采用的资源分配方案的效果将会带来质量保证局(QualityAssuranceAgency)对其教学、科研成果评价的影响。3.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新变化——大学商业化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市场力量一直非常强大，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其起始阶段。用克拉克的三角张力模式来分析，它属于比较典型的市场主导型高等教育系统，其主要的两端是学生消费者和高等教育服务提供者，政府的角色在于通过调节在两端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在美国，高等教育一般被认为既有公共产品属性，又有私人产品属性，那么，高等教育政策的目标就是在社会和私人所应分担的成本之间维持一种合理的均衡。联邦和州政府有专门的学生资助项目，以保证学生有能力购买高等教育服务；同时，也通过科研合同以及赠款等资助方式，在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实行竞争性拨款。对个人而言，由于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是成年人，他们能够判断某一种类型的高等教育能否为其带来预期收益，因此，政府的角色只在于保障每个愿意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都有入学机会。实现这一目标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对学费进行补贴；设立助学金(PellGrants);设立学生贷款项目；提供一些勤工助学的机会(FederalWork-StudyProgram)以及在个人税收方面对学费实行减免等。在1993—1997年期间，随着学生贷款和助学金项目的极大扩展，美国已越来越接近于在经济方面保障每个人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目标。对高校来说，尽管市场机制的拨款模式似乎一直伴随着美国高等教育，但是在公立高等教育部门急速扩张的那些年代里(1948-1973年)，公共资源的分配却保持着一种平均主义的风尚。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和生均教育资源下降，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同样发生了进一步向市场一端的偏移。最近几年，公立大学从州政府接受的拨款开始下降，这加剧了高校的生存压力，并迫使它们努力从捐赠人、合作机构以及学生那里获得更多的经费，其结果是教学经费的下降以及研究和行政经费的上升。从高校内部来看，以上趋势已经影响到大学内部的权力分配以及学生分担成本的提高。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市场机制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机构通过竞争从外部实体（包括政府、基金会以及其他机构等）获得各种资源，而这些机构也通过市场机制如订立合约来保障资源的使用达到其预期效果。各大学竞争的目标包括学生学费、州的赠款以及资助、联邦政府的捐赠与合同、遗赠、捐赠和商业合同以及从大学—工业—政府三者合作中获取的专利收入。大多数美国政府的科研基金是通过竞争程序提供给大学，而不是以政府分派的形式执行。美国大学之间为了经费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但是它们面对的市场空间是非常不同的。东部那些享有卓越声誉的私立大学在竞争学生和科研基金方面都显得非常强势。研究型大学，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多着眼于竞争科研基金；社区学院则竞争一些劳动力培训合同；四年制学院和综合性大学或是享有区域垄断或者有其特有优势，比如一至两个非常突出的学科。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一个新的重要趋势是，许多高等教育机构雄心勃勃地试图进入营利领域。这同当时的政策环境有关。随着冷战结束，华盛顿科研政策的重点从维持军事优势转移到如何在一个竞争的世界保持经济上的领先位置。这样，政府开始考虑把大学的研究与商业结合起来，以刺激经济增长，应对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经济竞争。联邦和州先后通过立法、减税等方式刺激大学企业的发展，加快大学科研成果的转化。比如，1980年国会通过的贝—都乐法案(Bayh-DoleAct)允许大学保留联邦政府或者州政府资助下的科研项目的知识产权。同时，通过立法补贴许多大学和商业界的合作项目。应该说，所有政府的鼓励都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当国会通过立法扩大了大学对专利权和版权的利益之后，大学的行政领导者马上作出了一系列的努力使得公众从对学术研究的投资中获益。近二十年来，大学在商业化方面成果卓著。在1980年代的十年中，200所大学成立了专门办公室，来捕捉可以转化为商业机会的科研项目，并负责将其注册为专利卖给公司。到2000年，美国大学注册的专利有10卷本之多，每年获得的专利和版税收益高达10亿美元。一万两千名科学家参与了一千多个与当地公司的合作项目。大学不仅将其教授们的专利卖给私人公司，甚至有的大学抽出专门资金投资于其教授们创办的公司。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在高等教育中扮演的角色是多样的。占本身是高等教育的消费者，通过和大学签订委托合同将科研基金以竞争性方式分派给大学；其次，通过立法手段和运用市场机制来左右大学的发展方向，如“贝—都乐法案”；再如，它通过对学生的资助来倡导一种消费者倾向的模式，鼓励高校通过竞争学生学费来获取经费，从而保障了消费者权益，也保障了公平的入学机会。4.澳大利亚：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全面实践——国家撤退，消费主义导向在1955—1990年间，作为国家整建和国家事业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构建了其大众高等教育系统。现在，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随着政府部门的撤退和来自公共部门的资金缩减，它也面临特定的危机。这一高等教育系统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影响下的产物，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的固定货币汇率政策使得澳洲经济发展避免了来自全球经济发展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系统只须服从于国家需要。同时，1950年代到1970年代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加大了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角色和干预度。在1956年以后的二十年中，国家投资于教育的比例从占GDP的2.4％增长到6.2％，除了极少数的私立中学收取学费之外，几乎没有直接的对于教育的私人投资。高等教育学费极低，并且对越来越多的学生实行豁免，直至在1974年取消学费。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机构保留和继承了英国殖民地时期自治的传统，而不像欧洲的高等教育系统那样，成为国家的一部分。但其自治是在国家支持和提供经费前提下的自治，它之所以能够自治，是因为这正是政府所需要的。保持这样的一个高等教育系统是政治精英们的一致意见。大学尽管与外部世界保持学术上的联系，但是它完全服从于国家的目的，大学被认为是兴建现代国家的重要工具之一，政府的理性完全建立于一种“投资于人力资本”的需要。人口被认为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资源，同时，人们乐观地认为，对于教育和科研的投资会带来相应的GDP增长。大学被寄予提供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各行各业人才的希望，被视作军事和经济竞争、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工具。应该说，这样的一个高等教育机构还是卓有成效的，它达到了政治系统所期待的效果。但是，到今天，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它也面临以下挑战：第一，它在一个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世界中对自身的定位以及发展策略；第二，在日益匮乏的资源条件下，国家对于大学原来所承担的经费上的义务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从1975-1976年度到1997—1998年度，学生负担增长126.8％，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投资仅仅增长4.5％。其结果是政府投资于每个学生的经费降低54.1％。从1996-2001年，澳洲的大学从政府获得的资助平均降低25％。高等教育的财政来源逐渐从公共资金转向混合型资金和私人资金。1983年，大学经费的91％来自政府，到1998年这一比例为52％，另外有17%来自HECS计划(HigherEducationContributionScheme,一项对于高校学生的贷款计划，其年度归还额是按照毕业后工资收入的高低来确定的），16％来自其他收费（其中超过一半来自国际学生）。大学进行许多商业化的活动，这引来商学院和计算机系的小型繁荣场面，其他学系则处于一种劣化的局面。生师比从1983午的12:1上升到1999年的18:1。澳大利亚政府对于高等教育领域的资金支持撤退得如此之快，主要是受到1980年代中期兴起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新自由主义主张“小的政府”以及公共部门的私营化。但是，在世界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国家中，小政府的政策选择实在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么，什么原因导致澳洲高等教育迅速地从一个免费或者低收费的教育系统转向一个使用者付费和消费主义的模式呢？玛根桑(Marginson)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在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扭曲性扩张的结果。澳大利亚政府被一个完全受新自由主义训练的经济学家群体所左右，而不顾及本土化的因素。国际化资金流动和全球化咨询公司的存在，加强了澳大利亚在公共文化倾向上对于英美的依赖性。好政府的标准变成破坏以及不执行国家兴建计划，于是不仅在教育领域，而且在工业、医疗、退休保障等许多领域都实行了私营化和放松管制的改革。如上所述，澳洲的学者认为此种变化不应仅仅归因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而在于当政者的失败选择。因为德国、法国、日本都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中汲取了有益因素而并没有停止其国家兴建计划；但是在澳洲，曾经被视为对于国家发展的一项投资的高等教育系统，现在沦为节约国库资源的一个领域。五、结语总之，全球化所带来的竞争环境以及对政府传统权力的牵制，迫使政府转变自身在社会政策中的角色。政府开始放弃作为社会“公共财”(public-goodfunction)的唯一可靠保证人的角色，而转变为运用各种不同形式的治理来统筹社会活动。“人们通常把‘政府’等同于控制和管制一定地域人民生活的国家机构。然而，治理不仅仅是国家的职权，而是指利用一些手段对某一活动进行控制，从而产生既定的结果。而且，治理这种功能是可以通过各种公立与私立、政府与非政府、国家与国际的机构和做法来执行的。”因此，在一个多元主体的社会里，政府的角色主要表现在动员各种社团、群体、市场及个人力量，参与到社会服务包括高等教育服务的提供活动中来。同样，政府角色的变化表现出政府能力的增强而不是弱化。在高等教育领域，通过对自身角色的调整，它可以将经费、学生就业这样一些可能出现危机的事项推向边缘、基层和高校；而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它只是通过掌控制定标准的权力而牢牢握有控制权。换言之，它下放的多是责任和危机，而保留的则是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