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大学论文篇(1)

对高校所承载的历史使命的突显是《要点》的另一个特征。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高校的历史使命是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广西师范大学作为高校所承载的上述四个方面的历史使命《要点》都有具体的工作部署。《要点》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内容中提出了6项任务，这是对广西师范大学所承载的教书育人历史使命的认可与践行，是把履行历史使命落实到工作实处的具体体现和表征。《要点》第五大方面“提升学科建设水平”的内容中提出了4项任务，体现对广西师范大学所承载的科学研究的历史使命的认可与践行。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是广西师范大学专业与学科建设的工作要点。《要点》中第六大方面的内容“提升科技创新与服务地方能力”提出了3个要求，一方面既是对师大所承载的科学研究历史使命的进一步强调，更是一种品质超越和升华，服务社会就是科学研究的归宿与出发点。在“增强科研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一项，要求加强海外华教育和汉语国际推广，体现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历史使命。《要点》也存在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首先，有的地方语言表述上故意含糊其辞，如在总要求中提到“为建成有特色高水平一流大学奠定坚实基础”。这种表述对广西师范大学的办学目标没有明确，到底是国际“有特色高水平一流大学”，国内“有特色高水平一流大学”还是广西区内“有特色高水平一流大学”没有明确界定。这种对广西师范大学办学定位上的表述糊糊性，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广西师范大学现实办学境况的一种真实反映：广西师范大学的办学综合实力在国内达不上一流，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内也不是龙头老大。这种办学的现实困境使得这份工作要点对广西师范大学今后办学定位的表述也是显得尴尬。总体上另一个不足之处是这份工作要点没有充分体现出广西师范大学的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一所大学如果没有形成其自身的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至少这所大学是不够成熟、不够完善的。对大学精神的提炼和大学文化特征的表述充分表明这个学校的高层领导班子的理论水平与办学理念。广西师范大学在其悠久的办学史上形成了其独特的“独秀”大学精神。这种“独秀”精神不是天下皆浊我独清的孤傲，不是天下皆差我独好的自足。广西师范大学的“独秀”大学精神是全体广西师范大学人对真、善、美的一种孜孜不倦的追求的精神境界，强调是的是全校师生人格上的诚实与独立，人品上的完善与诚挚；彰显的是全体师生对真理追求、对学术探索、对科学创新的一种独立精神、首创精神和求真求实的精神；表现的是全体师生的精神风貌和一言一行的良好形象。广西师范大学在“独秀”大学精神指导下的工作有创新有成效，学习有追求有效率，生活有目标有品位；广西师范大学“独秀”大学精神指导下的教师是秉承师大文化传统，“教书育人乐奉献、科研创新图富强、服务社会勤致富、文化创新留清名”的一种新时代教师的典范；广西师范大学“独秀”大学精神指导下的学生是秉承师大文化传统，好学上进求真知、诚实做人人人爱、踏实做事事事顺、知书明理的社会有用人才。《要点》中，似乎没有对这种广西师范大学独秀精神的突显和强调的工作要求和工作措施，在措施表述也没有任何提及。如果《要点》能够把广西师范大学的“独秀”大学精神突显出来，整个《要点》将是另外一个面貌。《要点》没有体现广西师范大学作为高校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职能；没有突显大学文化、大学精神。

《要点》对本年的招生工作和财务工作似乎没有提及。在整个工作要点中，有对困难学生的帮扶工作要点，也有对毕业学生就业的工作要点，除在第七大方面：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提到“进一步扩大长短期留学生的招生规模”外，全文没有提到招生工作。招生工作是高校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该项工作做好了，即是对一份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的一种极好宣传方式和宣传途径。《要点》对招生工作的只字不提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无论原因是什么，在年度工作要点没有提及招生工作，似乎使人难以理解。究其原因，可能是广西师范大学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原有影响特别好，学校领导班子对广西师范大学招生工作相当自信。无论是这种原因还是其他理由，似乎都是《要点》的一点缺憾。高校财务工作是高校工作中的重要内容。账务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讲是高校很多具体工作的催化剂和油。一所高校是否善于理财，是否能够做好其财务工作是直接关系到这所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教学基础设备、教职工的福利待遇。《要点》中提出了诸多民生工程的工作要点，如加快推进“安居工程”建设和基建维修工作中提出：“督促润松公司按时按质完成雁山校区教职工住宅建设；推进东院二期教师主房建设的前期工作和争取在上半年开工；推进王城东、南区危房住户搬迁工作和朝阳乡半塘尾43亩土地（东院三期）建房的前期工作业推进育才校区北院排水（排污管道）改造和校园侯车棚修建等基建维修项目。”等多项具体任务，但没有把财务工作单列提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

二、微观视角分析

在明确《要点》总体优势特征和不足之处的基础上，很有必要对该工作的八个方面的内容进行微观解读，以进一步加深对工作要点的理解和解读。加强党的建设是《要点》的第一方面内容，含8个工作，在篇幅上占了整个工作要点的四分之一。加强学校的建设工作要点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紧扣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党在高等教育事业中的领导，巩固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在高等教育事业中的指导地位，注重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夯实高校党组织的党的基层队伍建设。同时，推进党的民主工作机制建设工作。第二，加强和突显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建设，推进干部选优选能制度。第三，群众路线和统战工作在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战略高度，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作风高度一致。第四，工作要点中，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中最后一点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这是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体现。这与中央的八项规定是高度一致性的。以上四个方面的特征体现了广西师范大学工作要点所具有的政治敏感性，是对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坚持，是对中国共产党在高等教育领域领导权的一种坚决拥护。《工作要点》的第二方面的内容是：抓好顶层设计，含四个工作要点。一是完善学校发展定位规划。二是全力推进省部共建工作。三是做好办学结构和布局调整。四是制定绩效考核制度办法并探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一块工作要点的优点体现如下：第一，广西师范大学学校定位把师大的教育事业放在中国高等教育职业转型的文化语境下，把国家教育发展的长远规划、广西教育发展决策部署和广西师范大学自身的发展融为一体，加强职业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工作；第二，这份工作要点的顶层设计注重学校内涵发展而不仅仅关注学校的数量发展，以冷静的理性思考审视广西师范大学的发展质量和发展速度；第三，工作要点提出要“制定绩效考核办法并探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体现工资收入的公平、公正，有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体现多劳多得。《要点》的第三方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教学工作是学校的生命线，是一切工作的重点。对教学工作的重视是高校教学中心地位的具体体现。《要点》中这方面含8项内容：稳步提高本科教育质量、积极打造优秀教学品牌、积极推进实践教学改革、进一步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大力推进教师管理与改革、做好学生帮困助学和就业工作。注重提高各个层次学生培养质量是这一方面工作要点的首要特征。稳步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和进一步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这两个工作要点直接强调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而积极打造优秀教学品牌、积极推进实践教学改革是从教学具体层次提出保障学生培养质量提升的工作要点，而大力推进教师管理与改革则是对保证学生培养质量提升的师资要求。但在这方面最后一个工作要点中把帮困助学及就业工作放在学校教学工作要点中，至少在感觉上给人一种分类不够明确的感觉。不能说助学工作及就业工作与学校教学工作及学生培养质量没有关系，也不是教学工作就不管困难学生及学生的就业工作，但在传统做法，这两项工作往往是划分在学生工作中，不是归属在教学工作中。教学工作6个要点总体上而言以学生培养质量为核心，各个方面紧密形成一个整体，这是这份工作教学工作的一个特点。另一个特点是以教学改革，尤其是实践教学为契机，教学常规工作、教学研究工作和优秀教学品牌的打造三位一体，本科学士、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三个层次齐抓共进，师范教育、教师在职进修和非师范教育三方面各有特色，平衡协调发展。教学工作在高校工作中的重要性在这一块的工作要点中没有得到很突出的体现，教学工作要点中没有富有特色的工作措施，没有特别吸引眼球的工作亮点，都是传统的老一套，没有保障提高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的专业和学科融合工作机制，教学工作与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关联不大，但人文关怀体现的较好。《工作要点》的第四方面：提升人才队伍建设水平，包括3个工作要点：重视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和加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建设与管理。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重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没有关注高水平学科团队和高品质教学团队的打造与培养，更没有提出高层次人才的校本培养工作机制。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当然很重要，但从长远的眼光来看，高层次人才的校本培养更加重要，只有形成富有特色的高效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机制才是解决广西师范大学高层次人才和领军专业人才的不断层的人才饥荒。工作要点表明广西师范大学重视对青年教师的管理和培养，利用中央财政专项支持和鼓励青年教师进修提升。但工作要点中学校本身在运用专项资金支持青年教师的培养和发展方面，没有给出任何说法。整个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措施没有特点，没有亮点，没有创新。

《工作要点》的第五方面：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包括4个工作要点：抓好学位点申报与建设，抓好专业学位的规划与建设，加强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和加强导师队伍管理。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是互相促进、互为补充。学科建设工作是对教学专业工作的提升和总结，专业建设和教学工作是学科建设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工作要点中的学科建设一个亮点是探索自主调整学科设置的机制，加强广西师范大学优势特色学科的建设。另一个工作亮点是加强专业学位的规划与建设工作。当下国家教育发展战略中高校职业教育转型的文化语境下加强专业性强的应用技术人才的培养是工作要点一个很重要的的方面。同时，工作要点中学科建设似乎相对忽视优势学科与基础学科、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特色学科与普通学科之间的平衡。从长远规划来看，一所高校的学科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具有扎实的基础学科为支撑，优先发展特色鲜明的拳头学科，保持传统优势学科，结合自身的条件发展新兴学科，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合理的学科结构，否则，始终会影响学校学科的总体发展。有些急功近利的学科发展措施给学科发展造成的伤害迟早会在学校长远发展的过程突显出来。工作要点对兼顾各学科之间的平衡与发展提及相对较少，眼光应该可以放得更长远些。工作要点的第六到第八方面的工作在宏观评价中已经谈到，这里不再赘述。

三、建设对策

高等教育大学论文篇(2)

（1）大学生的就业观念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家长抱有“铁饭碗”的就业观念，而且他们的就业观念也直接影响到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很多大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对于岗位的选择很挑剔，很多人选择去国企、外企或者事业单位就业，由于“铁饭碗”的就业观念也直接造就了中国的“第一考”——公务员考试，每年的公务员报名人数呈现出指数增长的趋势。对于就业区域的选择，76%的同学也是愿意选择毕业后能留在苏州工作，只有5.4%的同学选择回家乡就业，而剩余的同学对于就业区域的选择呈现出模糊的状态，但是没有同学选择去偏远的农村或者到西部去发展自己。就业单位和就业区域的选择都体现了当代大学生的就业观念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和转变，放宽眼光，海空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也许只是一个思维的转变就可以让大学生在严峻的就业形式面前获取一线转机，甚至可能成就一番事业。

（2）高校课程设置不合理，缺少实践环节目前我国高校课程设置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失衡现象，学校多注重理论课程学习，且专业教材较为落后，课程设置不合理，适应不了企业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太注重应试理论教育，实践课程的比重不高，轻视学生实际技能的培养，导致应用型技术型人才培养比例过小，反而理论型学历型人才比例偏多，没有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很多高校没有以市场为导向，没有及时调整专业与课程，造成就业毕业生的优势和特色不明显，竞争力不强，致使大学毕业生对企业岗位专业知识缺乏了解的现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缺乏实质、有效的沟通交流，供求之间没有建立相互了解的渠道，这日益成为困扰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高校实践环节的缺乏也造成了大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工作和适应工作的问题。目前，我系在学生大二期间用一个学期的时间让学生真正进入企业开始进行工学交替，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增强自己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学生缺乏实践能力的问题。

2对于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多维度思考

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的增加，随着高等教育模式的转变，随着就业形势和压力的日益增大，我们也必须冷静面对这一系列的转变，认真思考对策加以适应和解决。

（1）就学生个人而言，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转变就业观念，360度全方位认识自我专业知识的夯实有利用大学生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中增加自己的就业竞争力，因此大学生应该充分利用弥足珍贵的大学时光，增加自己的专业知识，考取自己专业的就业资格证书，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去涉猎一些其他专业知识或者其他资格证书，也为自身的就业增开一些渠道。在就业观念方面，不能拘泥于“白领”工作或者“铁饭碗”工作，有机会的话去更广阔的天地去锻炼自我，在繁华的大都市也许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二线城市也许自己就是城市的主人。观念只是一个转变，人生可能会是一片灿烂。在入学之初还应该对自我进行全方面的职业规划测评，从自己的性格测试、能力测试、兴趣测试等众多方面去全新的认识自己，360度全方面的认识自己有利于真正评估自己的实力和兴趣，更好地找到职业的切入点，避免毕业时择业的盲目性。

（2）加快高等教育改革，改变培养模式，调整专业设置，提高毕业生的职业素质和能力对于学生缺乏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问题，高等教育也应该加以深思并试图去改革。在高校的课程设置上面，应该加大实践课程的比重，改革现行的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启发式和自学式教育，少讲多做，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在教学环节上面可以加入实践环节，甚至可以在临近毕业的学期用一学期的时间让学生走向他们的工作岗位进行毕业实习。目前，我系的教学模式已经在加以改变，原本只是在毕业前的一个学期让学生出去进行毕业实习，现在，我系在大二期间就用一个学期的时间让学生进行工学交替。在实践的过程中去检验自己的理论知识，发现不足，然后再重新回到课堂来继续学习和思考。这一教学模式的转变，势必会让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最终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率，实现用人单位、高校和学生的三方共赢。

（3）发挥政府职能，调控高校招生规模，创造条件以创业带动就业在高等教育逐步从“精英式”教育转变为“大众式”教育的过程中，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99年开始，政府对于高等教育实行了扩招政策，每年的招生规模在逐年扩张，这直接导致了毕业大军的激增。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政府应该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指导高校的招生数量，对于一些面临饱和的专业应该指导高校减少招生规模，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人才浪费。以我系会计专业为例，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会计是一个很好的专业，尤其对于女孩子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择业选择，所以我系会计专业的招生人数逐年在增加，然后毕业后的就业形势却不容客观，相较于企业管理和物流专业来说，会计专业的学生并不容易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因此政府要做好宏观调控，对于就业不好的，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专业应该缩小招生规模或者停招，控制调配好招生人数和比例，做好市场调研，把高校的招生和就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时，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自我创业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政府也在积极倡导通过创业来带动就业的政策，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多毕业生对创业政策的了解不深入，尤其是对于创业的扶持政策不清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毕业生创业的人数。政府应该通过多种渠道对创业的鼓励政策进行宣传和动员，高校也要在相应的课程中贯穿创业政策的讲解，让更多的学生有创业意识和愿望，通过创业来带动就业，缓解就业压力。

3结束语

高等教育大学论文篇(3)

关键词：高等教育哲学；方法论；逻辑起点；理论构建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02-0193-03

自美国教育哲学家、教育史学家、高等教育家布鲁贝克（John・S・Brubacher，又译布鲁巴克、布鲁巴赫）的代表作之一《高等教育哲学》（以下简称《哲学》）的中译版在中国发行以来，深受高等教育学界的推崇，已经成为国内高等教育学专业的权威读本和争相研究的范本。布鲁贝克基于对高等教育的哲学思考写就《哲学》一书，那么，该书是否属于理论建构的学术著作？书中的逻辑起点又是什么呢？这两个问题涉及对该书的基本认识，在国内相关研究中比较突出，本文试图对该书的性质和方法进行简析，以及该书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启示做出讨论。

一、关于《哲学》的性质的讨论

关于高等教育的思考和探索相比关于教育的思考和探索晚得多，一般来说，西方的教育思想必然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古希腊先哲们，东方教育思想溯源可至孔孟、老庄等先秦诸子。但是，关于高等教育的系统性思考却是伴随着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而出现的，这肇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哥廷根大学和哈勒大学的改革，以及柏林大学的建立，这是高等教育和大学在大多数语境中互相代称的历史根源。自那时起，哲学的一般原理和高等教育的关系便日益紧密起来，在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中都能找寻到相关的哲学理论基础。20世纪40年代美国教育哲学学会（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in United States）成立，曾任执行委员和会长的布鲁贝克不仅研究教育哲学，更将目光投向了高等教育哲学，该书即是他试图用哲学理论解释美国高等教育现象的代表作。

那么，该书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学术著作呢？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理论构建的基本特征。本文认为，一项研究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研究需要考察三个基本要素，即基本概念、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概念的提出对于理论的重要性相当于一栋大厦的基石，它是理论研究的始点，概念不清将会导致理论建构的致命问题。思维方式是研究者在研究中对命题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演绎的抽象的、创造性的过程，应自始至终具有连贯性。理论体系是经由概念扩展后，运用链条原理把概念、范畴、原理体系化。一般来说，理论构建的路径是先界定基本概念，再运用一定的思维方式创建理论体系。因此，讨论《哲学》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学术著作，关键看它的三个要素是否完备。

书中，布鲁贝克创设了“高深知识”、“认识论”、“政治论”，并把“高深知识”视为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并作为解决高等教育合法性危机的基本概念和全部研究的切入点。他还认为“认识论”是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哲学，“政治论”是以高深知识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哲学。在书中的各个章节，布鲁贝克始终围绕“高深知识”，用“认识论”和“政治论”平行地分析各类问题和各种关系，既是对以上基本概念的延伸，又体现了其思维方式的连贯性。

除了基本概念和思维方式，还需考察该理论是否完成了对某一现象的观察与描述，是否厘清了事物与相关关系，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是否构建了理论体系。从根本上说，《哲学》中实现了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把握和描述，它对高深学问、学术自治、学术自由、高等教育为谁服务、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高等教育学、治学的道德、作为教会的大学等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对高等院校、教师（教授）、学生、社会、教会、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梳理，在此基础上，作者表达了认识论和政治论互相融合，但要保持高深学问的相对独立和自由。正因为如此，布鲁贝克大量引用和批判他人的观点和看法，使得该书绝不同于教科书，也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建构著作。加之该书的英文版书名为《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而不是《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以至于有学者把该书归为历史批判性著作，而不是建构性著作。

二、关于《哲学》的研究方法的讨论

《哲学》第一章中提出的“认识论”和“政治论”一直被视为该书的逻辑起点，甚至被视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根据书中内容，认识论是指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高等教育论；政治论则是把高等教育作为政治的分支、强调高等教育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布鲁贝克梳理了二者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影响力此消彼长的历史，认为它们从建国时期到19世纪末及以后“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如果仅以此就断定认识论和政治论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是否可取？

布鲁贝克在指出认知论和政治论之间矛盾的时候说：“其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设法摆脱价值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在这里，尤其注意“认识论方法”和“政治论方法”的表述方式，可见，布鲁贝克将二者视为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的可能性较大。其次，第一章中指出“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也就是说，二者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是作者对美国高等教育现象做出的规律性总结，既不是教育活动，也不是从原始教育形式开始的教育现象，不能简单视为“教育存在”，如赵军所说“需知政治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不过是布鲁贝克对美国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内部矛盾和冲突的一种归纳”。再次，这句话还指向了价值关联的根本问题――高深学问，进而指出了隐含在关于高深学问纷争背后的哲学流派，分别是理性主义、工具主义、存在主义和分析哲学，这才是布鲁贝克关于高等教育的真正哲学思考。所以，不宜把认识论和政治论作为该书的逻辑起点，更不能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

回到书中导言，布鲁贝克指出该书“围绕着这些问题的主旋律‘E’调[E代表专门知识（expertise）――即深奥的探求――它构成了高深的学问]展开论述”，又指出“精深的专门知识本身就是问题和答案两方面的特殊部分”，就此可以大胆推断“高深学问”作为逻辑起点更为恰当。因为，高深学问是被抽象化了的高等教育的教育内容，连接着教师与学生，连接着社会与高校；学术自由、学术自治、高等教育的功能等都由高深学问推论而得，它们可以相互规定；认识论和政治论不过是高深学问在社会中的演化。因此，布鲁贝克寻求的“各种问题的共同基点”实际上是寻求研究的逻辑起点，也就是“高深学问”。

三、关于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启示

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无不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教育概莫能外。仅就高等教育而言，来自西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欧美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二是，西方政治思想中民主、自由等观念的传播催生了近现代高等教育的诞生；三是，教会大学推动了科学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四是曾留学欧美的学生中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家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如蔡元培、胡适等；五是，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西方高等教育教育名著被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发行，扩大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

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书名体现了作者的创新和魄力，无论是英文版的《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还是中文版的《高等教育哲学》，在高等教育的学术专著中都是罕见的；二是，译者王承绪的学术影响力，作为国内比较教育学的泰斗，王先生的每一部译著都能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哲学》也不例外；三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第一本《高等教育学》（上册）于1984年才得以出版发行，对国内学者而言，尚缺乏对高等教育的一般问题进行哲学思考，把哲学的一般原理与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结合起来还存在诸多困难。基于此，布鲁贝克的《哲学》激发了国内众人对高等教育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对该书的诠释和解读。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则明显不同，概括如下：近代初期中国政治社会的急剧变革对高等教育的亟需，建国后意识形态对高等教育的深刻影响，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复苏和发展，20世纪末高等教育机构数量和学生人数激增，21世纪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与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需求凸显。如果按照布鲁贝克的哲学基础分析，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与社会需要联系紧密，即占统治地位的是政治论。实际上，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稳定发展只能从恢复高考后算起，距今不到40年的时间，与美国200余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史相比，犹如一个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孩童和一个成熟的中年人的区别。而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起步更晚，2004年才出现了第一本《高等教育哲学》（张楚廷著，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专著，学科建设还远远落后于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实难和美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繁荣相比。这其中，布鲁贝克的《哲学》恐怕“难辞其咎”，因为它占据中国学者头脑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难怪有人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出“读经30年，自醒才3年”的感慨。所以，在对西方名著的研读中如何避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化”的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为，《哲学》一书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方法启示远多于内容启示。

第一，在研究目的方面，当时，布鲁贝克创作《哲学》一书的意图非常明确，即“普遍性”、“根本性”、“整体性”，也就是说，布鲁贝克一开始抱有努力透视现象去研究问题的本质的明确目的，这本身就值得借鉴。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已经引发了研究者的广泛思考，如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学术自治、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大学的办学理念、大学的功能等，本文认为，这些问题与美国高等教育中曾出现的矛盾只是“形似”。与上个世纪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大相径庭的是，当前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现代与后现代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背景。因此，在高等教育哲学理论构建中，必须明确研究目的，即旨在解决高等教育中的根本问题，澄清高等教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引导中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同时促进教育哲学的发展。

第二，在研究对象方面，布鲁贝克直指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高深学问，并展开一系列讨论。在国内，关于高等教育方面的研究较多关注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缺乏战略性思考。“由于教育哲学需要获得对事物的整体性把握，这种目标要求教育哲学不能以直接描述事物某一细小特征的数据为处理对象”，只对其中的特殊、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只能提出局部的、短期的、具体的解决方案，不能实现整体性的、普遍性的、长期性、系统性的理论构建。这种研究的缺憾在于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不是过于抽象，就是过于具体，不能把“一般”与“特殊”、“根本”与“具体”结合起来，以至于既不能指导具体的教育实践，又没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不能从根本上革新高等教育理论。

第三，在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布鲁贝克在每一章中都沿用了对高深知识、教师（教授）、学生等基本要素逐个分析的方法，也就是说，在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中，从分析事物基本要素入手比从分析事物外部环境更重要，归纳和演绎比问卷调查和实验法更重要。如果仅徘徊在对外部因素或环境（外因）的分析和梳理中，例如，国内研究者较多重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高等教育影响的研究，结论也都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与有高等教育关系紧密、相互作用，教育不能脱离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独立存在，高等教育改革需要一系列社会改革配合等观点上，这样的研究虽然对全面分析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却始终无法得出清晰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高等教育哲学理论。

第四，在研究主体方面，布鲁贝克拥有哲学博士学位，长期讲授教育哲学的课程，终生致力于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和教育史的研究，其著作在美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所以，哲学与高等教育的结合不仅需要研究者的壮志雄心，更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教育理论基础和较高的哲学素养。中国教育哲学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其间曾中断30年）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国外高等教育哲学历史久远，成果丰硕；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相关专业稳定发展，相关学会活动频繁，这些都是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有利条件。研究者们要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努力总结教育实践经验，综合教育理论与哲学理论，提升学术研究水平。

当然，《哲学》所体现出来的研究方法并非完美。布鲁贝克陈述自己观点的时候比较隐晦，通篇夹杂着的其他学者的观点也给读者设置了不少障碍，使得其“澄清问题”、“平衡问题”的结论若隐若现。再加上译本与原著总有一定差异，对一些核心概念（如认识论、政治论、学术自治论）的解读总会受到语境的干扰，影响了对该书思想的正确解读。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困难重重、矛盾纵横交错，如果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模糊的、隐晦的方式表达，不但对促进教育实践发展无益，还可能会扩大问题的复杂性，不利于学术研究积极作用的发挥。

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还有赖于其他学科的成熟，尤其是居于上位的哲学的发展。近年来，鉴于文化哲学的兴起和发展，已有学者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思考对高等教育展开研究，如衣俊卿、王冀生、董云川等，希望他们的共同努力能翻开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史新的一页。综上，从根本上说，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亟须高等教育方法论的建构和发展，亟须跳出《高等教育哲学》看中国的高等教育哲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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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杏芳.“读经30年，自醒才3年”――论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畸形的学术发展道路[J].江苏高教，2009，（7）：7-10.

高等教育大学论文篇(4)

【关键词】高等教育研究 高等教育改革 依附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07-0023-02

我国近代的高等教育研究可追溯到清末时期。那时，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张之洞、梁启超、王国维等对传统的高等教育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之后从到新中国成立，我国对高等教育的研究都是相对零散、不成体系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幸运的是改革开放迎来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春天。1978年，潘懋元先生《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两篇文章揭开了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序幕。在潘先生的号召下，各种研究高等教育的著作、刊物等不断涌现。1984年，潘先生主编的《高等教育学》正式出版，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正式确立，从此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当前，我国对高等教育的研究是以学科建制开展的，我们的疑惑是：普通教育理论的研究难道不足以指导高等教育的研究？怎样才能更好地认识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一 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什么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它立足于普通教育而又超越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研究即对高等教育现象和理论有意识、有目的的反思与探究。其理论研究旨在揭示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基本原理等。普通教育学有明确的教育对象、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一整套的研究方法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普通教育的基础研究在教育的本质、共产主义教育目的等方面存在共同之处。然而，“高等专业教育有许多特殊问题要研究，是教育理论工作重要与广阔的园地。它的研究工作是整个教育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以普通学校教育为对象的普通教育学所能概括的。”它涉及许多普通教育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可是长期以来，这种区别却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忽视了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潘先生指出：“许多教育科学工作者形成了这样的传统观念：只有普通教育才是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才需要教育理论。”

二 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潘先生在他的文集中从“三个方面”、“三个维度”、“两大特征”揭示了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区别，进而论证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1.“三个方面”

潘懋元先生认为，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在智、德、体三方面存在不同。（1）在智育方面，高等教育最为突出的地方在于它的“专”与“高”。普通教育传授的是基础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旨在提高学生的基本文化素质。而高等教育传授的则是更为高深的专门知识，旨在把学生培养成各种专业人才。（2）在德育方面，普通教育一般是通过思想政治课、班会等来开展的，主要是让学生学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高等教育一般是通过公共政治课、社会实践活动等进行的，它注重指导学生从接受外在教育向自我教育转变，对学生的自主性和反思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在体育方面，普通教育通过体育课的开设来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一般无法兼顾到学生的个性需要。而在高等教育中，学生要加深体育理论知识的学习，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兴趣需要选修不同的体育课。

2.“三个维度”

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除了在德、智、体三方面存在不同，潘先生还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区分。（1）从人才培养类型的维度讲，高等教育要培养的是能够满足国民经济建设以及无产阶级各个部门需要的专门人才。这种专门人才能够运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解决社会的专业问题，而普通教育是以培养通才为目标的。（2）从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的维度看，根据高等教育培养专才的目标，其教材内容也要随之调整。此外，要正确处理好许多关系，如专业课与必修课的关系、公共课与选修课的关系等。这些问题在普通教育中是不需要考虑的。（3）从教学方式与教学方法的维度分析，普通中小学的课程门类相对大学而言少许多，分科教学方法比较简单。而在高等教育中，课程门类成百上千，教学方法也千差万别。另外，在高等教育的授课中，教师一般只传授相关知识的重点、难点，而在普通教育中，教师讲得较多。

3.“两大特征”

为了更进一步地指出两者的区别，潘先生还从大学生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两方面来进行分析。高等教育的对象是十八九岁以上的青年，他们的身体已经发育成熟或基本成熟，能够担负起艰难的、深刻的脑力劳动。另外，高等教育中学生的中枢神经活动和大脑皮质的发育已经成熟，学生的感觉和知觉要比中小学的学生精密和深刻，逻辑记忆能力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大学生的定向注意力可以持续很久，因此课堂时间可以持续3～4个小时。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潘先生认为高等教育科学要比普通教育科学复杂许多，普通教育学理论显然不完全适合指导以专业教育为特征的高等教育学的研究，从而论证了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三 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策略

不可否认，我国至今为止在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不可回避的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起步较晚，其理论体系、方法论体系还不完善。鉴于此，我们需在今后对教育实践不断积累、反思、总结的过程中不断地加以完善；另一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存在理论脱离实践。针对后者，潘懋元先生在1997年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第四届学术研讨会上就犀利地指出，高等教育研究如果不去接触火热的高等教育实践，就会走入死胡同。倡导研究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因而，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必须紧密地围绕高等教育的改革来进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要直视当前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热点问题，为教育改革与实践服务。例如，如何捍卫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如何处理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如何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校长职业化”是否等于“去学术化”；如何完善大学教师的聘任制度和升迁制度（大学教师职称评审制度）；谁来监管学术论文的规范性；如何处理专业课与公共课、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关系等。还有一些当前更急需解决的问题，如随迁子女异地高考、大学生就业等。这些问题都希望能够从高等教育的研究中找到解决的途径和方法。潘先生认为，“对于教育实践中的这些问题，科研研究工作者必须深入教改的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找出问题症结，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分析，提出有科学根据的意见、建议”。他自身对高等教育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大都是高等教育领域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如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等。与此同时，潘先生强调，教育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解决当前的具体问题，对于有利于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 立足于学科范式，进行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国外一直把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进行研究。在我国，高等教育的研究从1978年以来一直是以学科的姿态开展的。然而国外甚至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高等教育的研究除了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其理论体系及研究方法论等方面都是不成熟的，因而不能称之为学科。对此，潘先生指出，高等教育是一门多学科研究领域，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门正在走向成熟的学科。国内一些高等教育的研究者把国外的研究视为“真理”，出现了“西方中心主义”现象。于是，有人将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笼统归结为“依附性发展”，提出了“依附理论”。

对这种归结的认识，我们首先应对“依附理论”有大致的了解。依附理论，最初是用来解释和指导拉美和“”地区经济成长的一种发展理论。也就是说，“依附理论”最初是用来指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对经济强权国家的依附，之后这一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大。把经济领域的“依附理论”套用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中是否合理这是值得商榷的。一般认为，依附含有被动的意义，是一种丧失主体意识的现象。起初我们的许多研究是通过翻译外国的著作、照搬移植过来的，带有一定的依附性，但这并不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近代化的总体特征，用“依附理论”对其进行概括有失偏颇。可以说，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从总体上看是一个摆脱依附、民族性和本土性日益增强的过程。对于“依附理论”，我们除了批判，还应加以反思。尽管我国建立了高等教育学科，但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独立自主性不够、创新不足。潘先生就指出：“如果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只能仰仗于西方理论的‘辐射’，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学科只能被边缘化，这是应该引起警惕的。”

笔者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一方面，我们要避免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入侵，坚决摆脱“依附理论”，提高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自主意识和文化自觉，坚持立足学科发展范式，发展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不但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不断地发展、壮大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扩大其在国际高等教育与学术交流中的话语空间，与各国展开平等的对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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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4

[3]潘懋元.高等教育：历史现实与未来[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14

[4]黄赞发、陈梓权.潘懋元高等教育学文集[C].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22、26、64、117

[5]潘懋元.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必须更好地为实践服务[J].高等教育研究，1997（4）：1～4

高等教育大学论文篇(5)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过度解读；反思

    近十年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被广泛接受，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主导话语、战略选择、政策导向和实践追求。然而，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在中国实际上被过度解读了。不论这种过度解读出于何种原因，是现实的需要还是理论的盲从，我们都需要做出理性的剖析和反思，这对于教育研究的持续深化和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是必要的。

    一、对马丁·特罗的理论，过度突出其中大众高等教育说的地位，大有以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取代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的趋势

    1962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马丁特罗(Martin Trow)教授在《美国高等教育民主化》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大众高等教育”这一概念。70年代，特罗以美国和战后西欧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为研究对象，探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量变与质变的问题，连续撰写了《从大众高等教育向普及高等教育转化的思考》(1970)、《高等教育的扩张与转变》(1972)、《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1973)等系列长篇论文。特罗认为高等教育的发展，至少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为成长率，即在校学生数的增长；第二为教育制度及教育机构规模的扩大；第三为适龄青年进入大学的比率。根据适龄青年入学率的不同，将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划分为“精英”、“大众”、“普遍”三个阶段，并提出了具体的量化指标。高等教育入学率在15％以下时，称精英教育阶段，此时高等教育首先关注的是塑造统治阶层的能力和人格，使学生为在国家和学术性专业中充当精英角色做好准备，高等教育的对象局限于少数学术精英，作为特权，受出身、天赋等条件的制约。当高等教育入学率为15％-50％时，称为大众高等教育阶段，此时教育的重心从塑造人格转向传授更为具体的技能，高等教育机会逐渐成为那些具备某种正式资格者的权利。当高等教育入学率超过 50％时，就进入普遍高等教育阶段，此时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一种义务。特罗认为，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高等院校类型与规模、入学与选拔、课程组织、学术标准与教育质量管理等方面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教育文化观念、功能、教学形式与师生关系、制度变革、教育结构、领导与决策方式、教育运行机制等方面也将具有不同的规定性。此后，特罗发表了《论大众高等教育与教育机构多样性》和《从大众高等教育向普遍进入过渡：美国优势》等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大众高等教育与普遍进入问题。

    对于处于“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的中国，关注特罗理论中大众高等教育说有其合理性。但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演绎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甚至将特罗称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之父”，却是我们的过度解读。实际上，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提出时的7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大众化。此后，特罗教授对其“三阶段论”不断进行修正、补充，但仍局限于部分发达国家，并未在其他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推广与验证。从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适龄青年进入大学的比率已经基本停滞，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下降，支撑高等教育普遍进入的是终身学习的兴起和大量成年人进入高等学校学习。于是在《论大众高等教育与教育机构多样性》和《从大众高等教育向普遍进入过渡：美国优势》等文章中，他明显地以网络社会和终身学习为背景讨论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可以看出，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并没有局限于大众高等教育阶段，在修正自己的理论时，其修正的重点是大众高等教育阶段与普遍高等教育阶段的关系，以使自己的理论与不断变化的教育现实相吻合，并未涉及精英阶段与大众阶段的关系。

    由于这种过度解读，特罗的学说就从实证性研究被解读为规范性研究。实证性研究是通过一套经验的东西追求一个理论的验证，而且不是通过价值预设的。而规范性研究是用一套思辨的东西去构造概念，已经有了价值选择。特罗的高等教育阶段说，着眼于对高等教育发展态势的客观描述，并以此为依据对高等教育未来发展进程作出猜测和预期。这主要是一项实证性研究而非规范性研究，这一学说主要是根据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而构建的关于高等教育演化的一个简单的思想框架。他自己后来也承认：“构建这个图式或模式只是初步的尝试，存在甚多的局限和不完善。……在某些方面，特别是我关于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变化也将沿袭美国的大众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假设性预示，现在被1973年以来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所证明是个明显的错误”。在将客观描述解读为规范性预期的同时，高等教育大众化就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和政策目标。

    二、对西方高等教育理论，过度突出大众高等教育说在其中的地位，漠视这一理论的对立面

    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近十年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一直处于一枝独秀的话语统摄地位。人们透过特罗的理论，将纷繁复杂的高等教育发展整合为一种关于高等教育历史演化、发展前景和终极目标的总体的、同一的、系统化的、理论化的、纲领化的发展模式，即精英—大众—普遍。这种高等教育发展模式隐含着无所不包的统摄性，实际上它也为高等教育发展确定了历史观和价值观，并由此构筑起“教育领域典型的大叙事”（孙玉杰，2006)。但是，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目前并没有某个理论处于这样的话语主导地位。

    20世纪构成高等教育发展认识论基础的主要是两种高等教育论，即知识论和政治论。两种不同的认识论，带来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两种不同路径。秉持知识论的人，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钻研知识、追求“不受价值影响”的真理作为目的，认为高等教育的目的在于求真，在于高深学问的自由探究，因此高等教育只能是精英型的，所谓大众化只会把不合格的、不适合做研究的学生带进大学；强调政治论的人则注重高等教育对于国家强盛、社会民主与平等、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影响，主张高等教育应当走出“象牙塔”，从求真走向求用，向所有人开启大门。它推动了大众型高等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各国高等教育向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演进。虽然二战以后以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占据优势，但“法国、地中海各国和拉美等国高等教育坚持第一种方向”，延续着以知识论为基础的精英教育传统。即使像美国这样大力推广大众高等教育的国家，精英教育理念依然是许多名校和学者的选择。

    对于二战以后出现的高等教育迅速扩张，西方学者，特别是社会学与高等教育学学者出现了严重的认识分歧。其有关考察与思索、分析与阐释主要形成两种理论阐释：一种是教育过度说和资质过度说，一种是大众高等教育说和普遍高等教育说。教育过度(Over Education)说及资质过度(Over Qualification)说认为，在任何国家，工作职位任职资质要求与就职者实际资质之间，都存在着特定的文化、社会、经济甚至法律规定或曰惯例。就职者实际资质高于职位任职资质要求而形成现实配置，属于教育过度或资质过度，它与教育不足或资质不足一样，都是配置错位。有高等教育扩张，就有教育过度或资质过度；高等教育扩张速度越快或幅度越大，教育过度或资质过度就越严重。教育过度往往导致多种负面效应，如教育回报降低、资质利用不足或就业不足、挤占低技术工作岗位、知识浪费等等。所以教育过度说和资质过度说倾向于否定高等教育扩张，将其视为社会问题。大众高等教育说和普遍高等教育说以马丁·特罗为代表，他提出了高等教育“精英”、“大众”、“普遍”三个发展阶段，并提出了具体的量化指标。这一学说实质就是关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理论，其理论根基和研究范畴属于教育民主化的理论体系之中。它是基于某种描述性原则提出的，偏向于中立考察高等教育的扩张，偏向于中性描述高等教育扩张态势。“但是在西方学术界，一般则把特罗教授的贡献看成是提出了‘一个概念’，因为量的划分标准并没有科学的依据”。

    可以看出，无论是基于知识论的精英教育观，还是基于某种规定性原则提出的教育过度或资质过度说，一直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学说的对立面享有同等的话语权。这些对立观点的争论不断校正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构成了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环境和条件。但我们今天对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却局限于特罗教授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解读，这既是一种历史的遗撼，也是一种理论的遗憾。这种过度解读由于略掉了理论的对立面，客观上造就了目前只有一种声音的大众化语境：似乎谈论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即使是指陈时弊，也只能在大众化大背景下给出自己的话语。这样的大众化语境也将我们自己紧紧地绑缚在大众化单一坐标之中，以至于形成了只有我们自己察觉不到的不科学的认识。例如“已经跨入了国际上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这样的表述泛滥于学术和主流媒体，却不知这是典型的过度解读的结果，因为目前国际上对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并没有“公认的”标准。

    对理论对立面的选择性漠视，或许是理论界的疏忽，或许是我们已经择定了高等教育扩张道路之后而采取的有意的疏忽。但理论上过度解读与选择性漠视的结果，只能是在实践层面上得到“教训”。如某些精英型大学出于现实的利益权衡也加入到扩招的行列，导致研究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滑坡；而大众型大学定位不明，与精英型大学盲目攀比、贪大求全，把大众型大学办成压缩型、低质量的“精英教育”；有些学校出于利益动机不顾现实条件，在“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口号下盲目扩大招生，造成一方面是社会急儒的人才存在严重缺口，一方面是大量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尴尬局面，即使就业，起薪标准也逐年降低；有的地方和部门领导将大众化与产业化等同起来，认为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应当遵循办产业的思路，从而将高等教育的发展引入歧途，甚至无节制地扩大高等教育基本建设规模，许多高校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跑步进入“大众化”已经导致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并遮蔽了高等教育面临的结构调整的矛盾，延迟了高校在招生录取、专业设置、教学质量评价、人事制度等方面的紧迫改革。因此，即使对大众化理论深信不疑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是达到15％甚至是更高的毛入学率，也并不能代表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众化”。 

    三、对西方教育大众化理念，过度突出其中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部分，略去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是整个教育大众化的延伸和发展这一理论的背景

    教育大众化是伴随近代化而出现的社会潮流。近代史上，欧洲教育曾长期存在双轨制，一轨是为了将下层劳动者子女培训成职业技术工人而发展起来的学校系统，自下而上是小学—职业学校，这是职业教育；一轨是由古代贵族学校演化而来的带有等级特权色彩的学校系统，自上而下为大学—中学（中学预科班）—小学，其培养目标是学术性的，其实是精英教育。两个体系各自封闭，互不相通，实际上剥夺了普通大众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的权利。“大众教育”(Mass Education)一词17世纪产生于欧洲，更确切地说是“大众初等教育”(Mass Elementary Education)，指的是教育发展阶段中与精英教育并存的非精英教育部分。但实现教育公平、反对教育歧视的斗争在近代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过。随着社会的进步，历经多次教育改革（如洪堡改革），双轨制逐渐向单一学制靠拢，精英教育增加科学知识的教育，职业教育也增加人文教育的内容，原来作为上层特权的、面向大学教育的普通中学开始对普通大众开放（亦即大众化），大众教育的内涵发生了变化。随着义务教育法在欧美各国的推行以及义务教育年限从初等教育延长到中学，教育大众化、教育普及化成为社会常态。

     “大众高等教育”(Mass Higher Education)是教育大众化向高等教育领域延伸的自然结果，尽管秉持精英高等教育传统的人予以反对。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又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有其自己的形成和演变过程。特罗的理论是对这一进程的理论概括和提炼，其实质就是关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理论，其理论根基和研究范畴与教育民主化思潮有内在的联系。从概念的演进来说，在特罗教授提出大众高等教育学说之前，大众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已经存在于教育领域之中。大众教育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原生概念，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一概念产生的最初形式。当代西方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乃至“普及化”不仅仅是一连串的数字，更是基于其文化传统和社会自身发展需要的无数次改革的结果，以及教育与社会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其背后是几百年的国家宏观教育政策和制度安排变化，是教育理念和大学观念转变，是教育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完善。特罗的理论带有西方教育传统的浓重色彩，它不是抽象的教条，离开了特定的历史实践和具体语境，我们就不能确认其对错，它们没有天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然而我们在引介、借鉴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时，却略去了其历史基础、制度文化和理论背景，试图将这一理论“范式”生硬地套在中国高等教育上。T.S库恩认为范式是“一幅用来类比的具体的‘图画’，是一种‘看的方式’”，“一种共有的信念”，它能提供“一个可供仿效的解题范例”。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学说的过度解读已经使高等教育大众化成为当下高等教育发展研究的核心概念，并实际上框定了一定时期内的研究途径与方向，同时也成为关注与从事高教事业的人们的某种科学信念和价值标准。其实，在西方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大众高等教育是不可抑制的现实，也是充满问题和争议的现实。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早在20世纪初就引起高度重视和激烈争议。“20世纪以来，以培养学生特定的职业为目标的下属领域的学院声誉日隆：新闻学、商科、图书馆学、社会服务、教育、牙医、护士、林学、外交、药学、兽医外科以及公共行政。”在坚持精英教育理念的人们看来，从教育理想、培养目标、课程内容、集资方式上“将大学职业教育化对大学而言显然是有害的”。在现实中，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由于多方面的因素使之具有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特殊性。例如：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在厚重的传统文明的背景下展开的，其中既有绵亘千年的“科举情结”，也有崇仁义、尚礼智、倡道德、重责任的教育道统；既有重视“风节”、“体道”、自省、和谐的教育理念，也有反常合道、知行合一、寓德于教、学以致用的教育主张，它们都从深层国民心理上影响着大众化的进程；我们是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进程中发展高等教育的，在追求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必须完成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等现代化使命；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进程具有深刻的制度色彩，中国高等教育是政府主导的，无论是政策制定、学校分类、学校改革，政府都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在西方，入学门槛较低，但高等教育毕业率低，而在中国入学率和毕业率几乎相同，进入高等教育后学生淘汰率很低，因此我们的入学率指标与欧美国家不具有可比性。不可否认，特罗的大众化命题与原则之中具有某种普适性，但整体而言，其所欲解决的问题，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需要补充的是，对理论的过度解读不同于对理论的发展。后者关注用理论提供的方法原理，解释现实存在的问题，突破与时代和现实变化不相适应的观念和认识，由此带来理论的创新。对理论的过度解读则是任意引申、演绎文本本身，为已经设定的目标或价值找到理论的文本教条，只能带来对理论的误读和曲解。我们需要的是在文化自觉和现实理性基础上对特罗理论的发展，而不是对理论文本的过度解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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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大学论文篇(6)

[关键词]大学英语 学科教育 理论视野 学科教育学

学科教育学,是一门新兴的以学科教育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科学,包括具体学科教育学和整体学科教育学。首先,学科教育学要明确学科教育的目标;其次,要研究学科划分,以及各学科之间、学科与非学科之间的关系;再次,是研究更具体层次的课程、教学、学习、评价等。相对于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来说,学科教育学领域更广、层次更多、水平更高。以学科教育学的视野研究大学英语学科教育,建构大学英语学科教育学,探讨大学英语学科教育如何在服从和服务于整体学科教育目标和高等学校的总体教育目标的基础上,确定具体的学科教育目标,进而研究目标的实施实现与检测评估,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学科教育学概述

1.学校教育、学科教育、非学科教育

学校教育的实施途径包括学科教育与非学科教育两种。(学科有两层不同的含义:一是学术学科,指人类知识体系中的门类,其英文称谓为discipline或academic discipline;一是学校学科,指学校教育中主要教育内容的门类,其英文称谓为subject或school subject。本文所论的学科,是指学校学科。)其中,学科教育是主要途径。两者之间互相联系,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转化。对于学科教育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学科教材教法阶段;二是学科课程与教学论阶段;三是学科教育学阶段。每一阶段大致都经历了从对具体学科的研究到对整体学科的研究两个过程。

2.学科教育学

学科教育学在我国萌芽于20世纪末期,初步形成于21世纪初期,现在正处于基本形成与发展深化的阶段。学科教育学,概括地说,是以学校教育中的学科教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教育科学;具体地说,是以全面实现教育目的为目标、以相关学科研究成果为理论支撑的研究学科教育目标、学科、课程、教学、学习、评价等全过程及其内在规律以及学科教育与非学科教育关系的一门教育科学。学科教育学要解答的问题主要包括:为什么教?为什么学?教什么?学什么?怎么教?怎么学?谁教?谁学?教得怎样?学得怎样?等等。

3.学科教育学视野

要很好地理解并运用学科教育学,就要区别教育与教学两个概念。教育是有目的地培养人的活动,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措施三个基本要素。教学是教育目的规范下的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共同组成的一种教育活动。可见,教育相对与教学来说,是更为广义的一个概念。

以学科教育学的视野来研究学校教育中的学科教育问题,有利于学科教育的实施及学校教育整体目标的实现。

二、大学英语学科教育概述

1.大学英语:学科?课程?教材?

大学英语是一门学科,还是一门课程,抑或是一部教材?实际上,这需要讨论学科、课程、教材的含义问题。

什么是学科呢(本文所论的学科,是指学校学科)?学科指学校教育中主要教育内容的门类,其英文称谓为subject或school subject。什么是课程呢?课程简单说是指课业及其进程,其英文称谓为curriculum。课程不仅是一种过程,一种结果,还是一种意识。即便只在学校教育领域中讨论,学科与课程也都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上看,学科与课程几乎可以划等号;从狭义上看,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仅从广义上理解学科与课程是不够的,需要从狭义上对两者进行区分,才有利于研究的深化和实践的深入。在狭义层次上,有的学者持大学科观念,即认为学科大于课程,包含课程;有的学者持大课程观念,即认为课程大于学科,包含学科。根据理论研究及现实理解,在学科教育学领域,采用大学科观念有利于研究的深化与实践的深入,即应坚持学科大于课程,包含课程。而教材指的是教与学的材料,英文称谓为subject-matter或teaching material。(教材通常被狭义地理解为教科书,英文称谓为textbook,这是很片面的。)在学科教育中,要以学科教育目标为宗旨,建立统一性与差异性相平衡的课程体系,开发与课程体系相配套的教材,实现学科知识系统的一体化。

那么,大学英语究竟是一门学科,还是一门课程,抑或是一部教材呢?基于上述分析,很显然,应该以学科教育学的视野,将大学英语视为一门学科。以这一观念为基础,才能进一步研究大学英语学科教育的目标、课程等系列问题。大学英语这一学科可以设置多门课程,设计多种教材,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大学英语学科教育目标。(当然,大学英语学科也可以只设置一门名称为“大学英语”的整体课程。但有的大学英语学科教师误将教材名称作为课程名称,反映了对这一问题认识不深。)

2.大学英语学科教育目标论述检视

大学英语学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学英语课程是大学生的必修基础课程。大学英语是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跨文化交际和学习策略为主要内容,并集中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

大学英语学科教育现行的纲领文件是《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笔者认为,文件名称中的“课程”应作广义理解,即等同于“学科”。)《要求》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进行有效的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大学英语学科教育的要求分为三个层次,即一般要求、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

2001年启动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新课程的三维目标是: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对于高等教育学科(课程)改革是具有镜鉴意义的。以此检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所提出的目标与要求,很大程度上仅限于知识与技能层面,对于过程与方法层面的目标与要求不甚明确,对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层面,更是几乎没有涉及。这正是学科教育学在学科教育目标方面需要重点研究的。

三、大学英语学科教育的学科教育学视野初探

1.大学英语学科教育学的理论框架

就具体学科教育学而言,首先,要研拟科学、全面的学科教育目标;然后,要研究具体学科的课程、教学、学习、评价以及与其它学科教育、非学科教育之间的关系。以学科教育学的视野研究大学英语学科教育,建构大学英语学科教育学,须探讨大学英语学科教育如何在服从和服务于高等教育方针、目标、任务的基础上,确定具体的学科教育目标,进而要研究目标的实施实现与检测评估。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四条规定:“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第五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见,《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所提出的目标与要求不够全面,没有对大学英语学科教育的育人目标与任务做明确规定。

学科教育目标,是大学英语学科教育学理论框架中的基础部分。大学英语学科教育学理论框架还应包括如下方面:大学英语学科教育理论基础(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大学英语学科教育课程论(研究课程体系设置、教材体系设计等)、大学英语学科教育教学论(包括教学模式研究、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等)、大学英语学科教育学习论(包括学习策略研究、学习心理研究、自主学习研究等)、大学英语学科教育评价论(包括教师教学评价、学生学习评价、学科课程评价、管理与考试改革研究等)、大学英语学科教育研究方法论等。

2.大学英语学科教育当前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

以学科教育学的视野,在大学英语学科教育学理论框架的指导下,检视当前的大学英语学科教育,值得研究在此领域存在的如下一些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

(1)大学英语学科教育目标不尽科学、全面的问题。上文已做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2)大学英语学科教育课程体系不够健全、合理的问题。这一方面,有指导文件上面的不足,比如,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就出现了“大学英语课程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的基础课程”、“各高等学校应……设计出各自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将……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有机结合”、“大学英语课程是……一门语言基础课程”等这样不一致的表述,这必然导致认识与执行的不到位。另外,还有各高校实际师资与经费等方面不适应新要求、新挑战的问题。

(3)大学英语学科教育课程与专业英语学科教育课程等其它学科教育课程及非学科教育不协调的问题。当前的情况,大多是大学英语学科教育课程与专业英语学科教育课程等其它学科教育课程及非学科教育各行其道,甚至互相冲突。事实上,大学英语学科教育课程与专业英语学科教育课程等其它学科教育课程及非学科教育应该是协调统一的,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互相转化。

(4)大学英语学科教育教学与学习脱节的问题。教学与学习本应该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以教师为主导和以学生为主体是辨证统一地促进学科教育目标实现的保障。但是,在教学与学习模式多元化的背景下,大学英语学科教育教学与学习却在很多方面出现脱节。

(5)大学英语学科教育评价机制方面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各高校对于大学英语学科教育的认识与评价方面。伴随着国家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开展,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也开始推行,并出台了新的四、六级考试大纲。此次考试改革意图避免过去只给成绩合格考生发放证书所引起的多方面弊端,改采全面发放成绩报告单的办法。但实际上,四级考试之后报考六级考试的资格线,事实上成了新的四、六级合格线。许多高校为了追求所谓的大学英语教学质量,忽视大学英语学科教育总体目标,片面追求四级考试通过率,使得大学英语课程变成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课程。相应地,在大学英语学科教师教学评价、学生学习评价、学科课程评价及相关教务管理等方面,采取唯一的四、六级考试导向与标准,这是非常不利于大学英语学科教育目标乃至高等教育总体培养目标的实现的。

四、结语

在学科教育学的视野下研究大学英语学科教育,实际上是要求进行科学、全面的学科教育与学校教育,促进高等教育目标、任务的实现。大学英语学科教育应该树立科学、全面的学科教育目标,并在大学英语学科教育学理论框架的指导下,去解决当前在此领域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并推动大学英语学科教育学理论的真正建立。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大学英语学科教育乃至整体学科教育、学校教育和高等教育目标的实现和质量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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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余文森,洪明等.课程与教学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高等教育大学论文篇(7)

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对高等教育研究起着规范和导向的作用,理论研究水平的高低决定着高等教育研究的整体水平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

一、高等教育学研究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1993年10月在上海华东师大召开的第二次“全国高等教育学研讨会”上已被提出。潘懋元教授1995年3月在广东汕头大学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第三次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发言中重新提高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作为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学者对此应有明确的认识——什么是高等教育研究?什么是高等教育学研究?二者有何种关系,如何进行各自的研究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我个人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包括了高等教育各领域、各范围、各层次的研究在内,小至具体的课程安排,大至国家的高教发展战略以及高等教育学的重要理论。凡以高等教育领域的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均为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参加研究的人员具有群众性甚至全员性。而高等教育学研究则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抽象层次,其成果是离实际较远的理论状态,是构成高等教育学的构件,研究人员具有专业性和极强的学术性,是少数高等教育学研究工作者的专门研究领域。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的人员不仅关注高等教育实践,而且关注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并从这丰富多彩的实践和成果中抽象出规律性的、系统的知识来构筑高等教育学大厦;高等教育研究的目的多在于解决高等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表现为某种具象的思维、思路、方法、策略等,具有即时性的特点(象211工程研究等)。而高等教育学研究要撇开高等教育的各种形式、形态、具体条件和特定领域,不以提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对策和某种操作方案为目的,而是把问题抽象到普遍的、一般的意义来观察,目的在于揭示高等教育的特殊矛盾和发展规律,为指导高等教育实践提供普适性的基本理论依据和基本思路;高等教育研究可以借鉴一切对高等教育研究有价值的其他成果,尤其是方法来解决高等教育的具体问题(比如借鉴经济的、数学的、工程的等),而高等教育学研究应在借鉴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方法体系。因为作为一门学科成立是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体系的,这往往是衡量学科成立(熟)的标志;高等教育研究是一种强行政干预的、为教育行政服务的,与教育行政有密切关系的研究活动,带有极强的政治性、时代性、国家性、民族性、高校性等色彩。而高等教育学研究是一种强学术干预的、为科学服务的、与学科有密切关系的学术发现活动,带有极强的抽象性、普适性、学术性、国际性等,是人类用心血铸造的“科学索道”上的一个“铁环”。

我举一个例子说明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关系。30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李比特等人进行了领导方式与工作效率之关系的研究。在美国社会中以美国人为被试研究的结果表明:民主的领导方式下工作效率与工作满意感较大,专制的领导方式下二者皆较小。这一结论在师生关系与学习效率研究中也得到验证。这一研究被视为教育心理学的经典研究被广泛地引用,我国学者撰写《教育心理学》、《教育管理学》的著作大都引用了这一研究,似乎已成为公理。1970年米德(Meade)以香港的中国人和美国的华人为对象的研究则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香港的中国人在专制领导方式下的工作效率与工作满足感均高于民主式的领导,美国的华人在两种领导方式下的工作效率与工作满意感无显著的差异。(万明钢《论教育科学研究中的知识社会学问题》、《华东师大学报•教育科学版》1996.1)我举这个例子要说明的是:高等教育学研究就是要研究“领导方式与工作效率和工作满意感之间有无差异”诸如此类的抽象问题,而高等教育研究则要具体研究在本国、本地、本校这种差异的具体表现,并为制定自己的策略服务。反过来,不同研究表现出的“各种差异”,为高等教育学研究提供了抽象研究的材料,高等教育学研究才能得出确有“差异”这种普适性的结论。这就是说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教育学研究是互相促进的,有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广泛开展和丰硕成果,高等教育学研究才有研究基础和源泉。反之,有了高等教育学研究的逐步完善,才能更进一步指导高等教育研究向深入开展,进而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高等教育学研究是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我们用三角形表示高等教育研究的话,那么高等教育学研究就是三角形的内切圆。如图:

二、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与人类(国际)高等教育理论的关系

我看高等教育理论是人类共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自然有共性的东西。在近代史上由于东方民族在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方面相对落后于西方。历史发展的经验使得我们(东方民族)主动改变长期闭关自守的观念,强化兼容并包的思想,自觉向西方学习,这种意识在今天尤其强烈。西方有识之士近年来也意识到强调个人主义过了头带来了个人不知自尊自控,国家意识淡薄,于是提出向东方伦理道德学习的问题。也因此,出现了国际精神文明和文化教育上的“基督教”与“佛教”对话,东西方文明正在大联合的趋势中。随着地球正在成为一个“村落”,国际间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各国高等教育都在“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的交互作用中,接受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双重洗礼。各国高等教育的个性都在于吃透并弘扬各自民族精神,共性都在于追赶现代科学文明之趋势。就是说,任何国家都有探讨本国高等教育理论和人类(国际)高等教育理论的可能与责任。潘懋元教授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前瞻》(《高等教育研究》1995.3)一文中指出:建设一个中国高等教育理论学派是有条件的。因为¹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国有盛大的高等教育阵容,并且包涵的内容丰富多彩,有丰富的研究资源。中国有一支庞大的高等教育研究队伍。尽管现在研究的水平不高,未能形成理论体系,许多论著仍是经验体系、知识体系、工作体系,但只要有信心,一定能建成中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学派。在此,我对潘教授的观点进行补充,我想中国作为一个高等教育大国,除了研究好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外,应对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做出贡献。要有推出我们的人类(国际)高等教育理论流派这种意识,更要树立富于挑战的诺贝尔精神——“创新—求实—献身”三位一体的科学精神。

我国在高等教育理论前加上定语“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就是说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目标仅停留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相对具象的空间内,而尚未进入到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抽象空间中去,这与我们中华民族高等教育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不相称的。随着国门打开以及与外界交往的频繁,我们有能力在探讨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的同时,进行人类(国际)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逐步把我国建成国际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中心之一。这不是狂妄,而是我们应尽的一种义务和历史责任。对于人类(国际)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我认为应从方法上有个突破。我们既要发扬中国人善于思辩的长处,又要把我们的思辩与西方的实证结合起来。不可妄自尊大,更不可盲目的把西方的东西奉为科学,把自己的当作经验,迷信西方而厌恶自己。

赵红洲先生有一段谈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我们长期与诺贝尔奖无缘,是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的。首先是科学知识积累不足,我国科学家“隔代智力接力”与国外相差较远,而孕育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至少要有三代人的知识积累方能见效。第二,科学研究时间不足,那种“一会儿开会,一会儿学习,一会儿去干其它活动”的非全时科学劳动是不能保证科研时间连续性的。第三,缺乏科学家群落,诺贝尔是一种精神,如同麦当劳是一种文化。大量的事实说明,在我们民族意识中,诺贝尔精神缺乏了,或者说诺贝尔精神尚未汇入到中华民族精神的洪流之中。建国40余年来,“诺贝尔侏儒”的帽子依然无情地扣在我们的头上。这段话启发我们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中要有诺贝尔精神,注意高等教育学学者的代际知识传承和积累,形成高等教育学学者群落,保证研究者在时间和空间上有足够的自由,等等。这些都是我国参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人(包括领导者、管理者、研究者),要充分认识和慎重对待的问题。

三、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职能与高等教育研究学者的职责

我国的高教研究机构很多,国家、省及各高校都有专门的高教研究所(室)。这些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职能是什么?其学者的职责又是什么?不甚明确或者说起码不象国家其他行政机关那样明确。因此,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与其学者有时往往处于边缘地位,这对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是极为不利的。

1.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职能

我在《云南高教研究》1995.4上,撰文《高等学校要加强高等教育研究》。该文指出:高校高教研究所(室)的根本任务是对教职工进行现代高等教育意识教育,增强现代人观念,树立现代高校的形象,形成有特色的高校文化。更要加强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外向型的高等教育研究人才和出高水平的高教研究成果。我在《教育探索》1996.1—2上,撰文《谈地方高校的高教研究工作》。该文指出:我国高校的高教研究所(室)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高教研究人才培养(训)为主的高教研究所(室)。象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高校的高教研究所属于此类。第二类是以高教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且具有高教研究行政管理职能的高教研究所(室)。象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的高教研究所(室)属于此类。第三类是以应用研究和高教研究行政管理为主的高教研究室(所)。我们绝大多数的高校高教研究室属于这一类。国家高教研究中心与高校高教研究所的第一类相似。

各省高教研究所与高校教研究所(室)的第二类相似。综上述,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分为三类,我认为它们分别有如下基本职能和一般职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一般职能是各类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所共有的,基本职能因不同类别而各有侧重。各具体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因主办单位和人员结构、素质等具体条件制约,其职能的发挥可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2.高等教育研究学者的职责

我国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工作的人很多,在这里我们只研究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学者应尽那些职责。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学者所从事的理论研究工作的最高目标,就是建构人类(国际)高等教育理论大厦。从这个角度看,我以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学者要尽到如下职责:参与高等教育实践,指导高等教育实践。总结高等教育经验,寻求高等教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