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责任保险论文篇(1)

关键词：公司终止，产品责任保险，利益衡量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消费品极大地丰富，产品质量问题也日渐突出，相继发生了一些诸如啤酒瓶爆炸，燃气热水器泄漏，化妆品毁容，液化气钢瓶爆炸等事件，因产品质量问题而造成消费者伤害、死亡的事件越来越多，甚至发生制假售假等严重危害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活动。产品责任问题凸现出来，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建设，明确产品缺陷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问题。1985年以前的民法著作，完全没有涉及产品缺陷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问题。此后，我国民法通则始有规定，直到产品质量法的出台，应该说与世界各国一样，我国的产品质量立法也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但由于社会的不断，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求予以明确规定，而我国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不甚明确。

按规定，产品责任受害人依法可向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要求赔偿。但是，在生产销售产品的公司依法终止后，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结果方始发现的，该责任由谁承担？（笔者注：按规定，生产公司终止后，受害人可向销售公司要求赔偿。所以，为行文方便，本文假定：生产者和销售者属同一个公司，或者，生产者和销售者不是同一个公司，但它们同时终止。）依我国公司法第197条，公司清算结束，完成注销登记和终止公告，法人即告消灭。公司终止后，主体资格不存在，其产品责任将无人承担。这被认为是与公司交易应承担的一种风险。

如何平衡公司终止后产品责任受害人与股东的利益冲突，是我国公司法和产品责任法共同面临的课题，本文采用利益衡量和比较，从立法论角度，就这一问题展开论证，提出了建立公司终止后产品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设想。

一、公司终止后产品责任客观存在

产品责任，又称为制品责任，它是指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因其缺陷而造成用户或消费者或公众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时，依照法律规定应由产品制造者、销售商、修配者或承运人承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如高压锅爆炸引起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塑料玩具导致儿童受到伤害甚至死亡等均属于产品责任事故。产品责任是产品责任保险的具体，从塑料玩具到机，各种各样的产品都可能产生产品责任，因此，各种各样的产品也都在寻找着风险保障。随着我国加入WTO后，国际贸易更加频繁，进口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普通百姓家，进口产品的缺陷如果造成了消费者的损害，国内消费者向生产者索赔的难度大，诉讼时间长，成本高，从切实维护国内消费者利益出发，避免出现因进口产品缺陷的生产者在国外而使国内受害者无法受偿的情况出现。公司生产销售的产品，在该公司终止后可能因其缺陷致人损害。尤其是，有些缺陷产品，其损害结果发生在公司终止前，只是受害人当时未发现。比如，20世纪80年代始，在美国某些被广泛运用到消费产品领域的矿物质（比如石棉），致使用者身患癌症或其他重患。这些疾病的原因须经鉴定查明，损害结果也隐蔽，可能延至公司终止后，方始发现。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5条第2款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请求权，在造成损害的缺陷产品交付最初消费者满十年丧失；但是，尚未超过明示的安全使用期的除外。”公司终止后，如缺陷产品致人损害且受害人在上述法定行权期内提出请求，则可能发生产品责任。

据了解，在美国，对于制造消费品的公司来说，公司终止后因产品责任成为被告的案件十分常见。在公司终止后因使用该公司以前生产的产品而遭受损害的受害人在侵权诉讼中的地位，是公司终止后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公司终止后产品责任立法涉及的两种利益及其衡量

（一）两种利益冲突

有人把利益按层次从低到高分为“当事人的具体利益”、“群体利益”、“制度利益（即法律制度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具体利益是案件双方当事人的各种利益；群体利益是类似案件的类似原告或者类似被告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是公众，即公众社会，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它是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利益。

公司终止后产品责任立法，涉及两种相冲突的利益。如下：

1、受害人的利益，其性质如下：

（1）不特定的受害人。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缺陷产品的受害人，股东也不例外。比如制动装置设计有缺陷的汽车，随时会发生事故，不仅可能造成司机和乘员损害，还可能祸及不特定的人。不特定的受害人，实质就是社会公众，代表着最广大多数人，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不特定受害人的利益，是社会公共利益。

（2）特定产品的受害人。某特定产品的受害人，是一个请求标的类似的群体，他们时，可作为普通共同诉讼、集团诉讼或单独诉讼对待，判决结果会其他类似案件。这些人的利益属于群体利益。

2、股东的利益，其性质如下：

（1）不特定公司的股东。不特定公司的股东，虽然也是不特定多数人，但是，它是一个局部的特殊利益群体，不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应被界定为群体利益。

（2）生产特定产品的公司股东。这些股东的利益一般界定为具体利益，他们属于诉讼的一方当事人。

上述两种利益在公司终止后产品责任法中产生冲突，受害人的利益是在公司终止后依法获得赔偿，股东的利益是及时分取剩余财产。

其冲突模型有二：

（1）具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冲突，双方是特定产品的公司股东与该产品的受害人。（2）群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是不特定公司的股东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冲突模型中的股东享有股权，受害人享有债权。

（二）利益衡量

利益衡量，也称法益衡量，是指法律所应保护的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由立法或司法机关对冲突的利益确定其轻重而进行权衡或取舍的活动。利益衡量的依据是什么？，在个案的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融入司法者的主观意志，然而，法律确定性与公正性的期望，又必然要求据以衡量的规则应当具有客观性。因此，对于司法活动而言，在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怎样按照社会民众对利益调整的要求来确定不同利益之间的位阶，显然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利益衡量在判例法国家是法官的任务，在成文法国家，则主要发生在立法过程中。社会是一个利益的复杂体，立法的目的在于公平合理的分配与调节各种利益，以协调社会正常秩序，促使各种利益各得其所，各安其位，避免冲突加剧，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成文法国家，法律条文不是孤立制定的，而是立法者对社会上各种现存的利益和将来可能产生的利益加以综合平衡的结果。

1、冲突模型中，均为低层次利益与高层次利益的冲突，其结果都是低层次利益得益，高层次尤其是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群体或社会公共利益受损与股东得益之间具有联系。这是我国现行《公司法》的制度利益所在。

当制度能较好的体现社会公共利益时，该制度利益就不能破坏，但是当制度利益已不能反映社会公共利益时，制度利益就不值得保护，应该大胆的打破它。对现行制度进行修正。

2、模型中股权与债权冲突，其结果均为股权得益，债权受损；债权受损与股权得益也有联系。但依我国《公司法》第177条、195条第3款确定的原则，债权应优先于股权。公司存续期间，分红派息不得损害公司的偿债能力；公司清算时，股东仅享有债权获偿后的剩余财产分配权。

公司清算未发现的产品责任之债，也应优先于股权。否则，恶意终止公司的行为就屡见不鲜：一家公司制造销售伪劣产品，获取暴利后将公司终止，然后重新注册成立一家新公司，继续制造销售伪劣产品，如此周而复始。我国《公司法》让这样的公司及其股东免却产品责任，确为一大漏洞。

综上，我国公司法在公司终止后产品责任问题上，存在重大漏洞，应予完善。

三、我国公司法在公司终止后产品责任问题上滞后的成因

1.产品消费者法制观念谈薄。消费者长期以来维权意识淡薄，对产品缺陷造成的侵权行为，不懂得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只是自怨自艾，很少有人会去提讼索赔。由此，产品质量缺陷造成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事缺少了主要追究力。

2.产品生产者、销售者的法律意识薄弱。首先，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对其产品质量的缺陷造成消费者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法律责任不引起重视和感到压力。没有很好地去考虑如何将其法律上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以解后顾之忧。第二，计划经济体制的年代，国营的生产在经营过程中的盈亏及企业风险基本是政府财政包揽。生产企业对责任风险的意识、保险的意识必然滞后。第三，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在生产和销售经营中都未曾当过被告人，也未曾有人向他们提出索赔要求。如果去投保产品责任保险，觉得似乎没有必要，或以侥幸心理对待。第四，有些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即使投保产品责任保险，但并非真正明确其意义和作用，而是把投保产品责任保险人作为企业一种宣传产品的广告效应。

3.有关产品责任的法律、法规还不很完善，执法力度不够。我国现在对产品责任赔偿范围的确定是采用“实际损失”原则（包括直接损失和预期可得利益的损失）。但我国的社会和经济是在不断地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准不断提高，以现在估计的预期可得利益的损失到了那个时候，这个“预期可得利益”已是达不到预期的利益水平。规定中没有考虑到社会发展、物价指数上升的因素及精神损害。这显然不利于受害人。另外，有些产品因缺陷造成了侵权行为，但由于在地方保护主义思想的支持和庇护下，消费者往往诉而无门。这些都是有碍产品责任法的实施和产品责任保险的开展。

4.自产品责任保险开办以来，保险公司在开办这项业务时思想认识不足，对承保产品责任险的经验不多，尤其针对我国一些产品的真正合格率低、产品责任险的投保需求不大，承保面小，保费收入少，自然该险的损失概率较大，赔付也可能会增大，不敢把承保面扩大，畏惧赔付率高。在承保时累计赔偿限额，特别是每次事故赔偿限额控制较严。

四、对美国相关立法的比较

美国各州公司法规定，各州对产品责任诉讼时效的起算有较大差异,故《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建议,一般诉讼时效为2年,从原告发现或者在谨慎行事情况下应当发现产品的损害及其原因时起算。该《示范法》还通过规定产品的安全使用期来体现最长诉讼时效,即规定10年为最长责任期限,除非明示了产品的安全使用期长于10年。为了使公司可以被，公司终止后其作为公司继续存在一定的期间。[4]例如，特拉华州公司法第278条规定，公司终止后将不能继续经营，但是公司的实体还将继续存在3年。在这3年时间内，公司可继续为终止之前未了的诉讼辩护，同时公司也可能因终止之前遗留下来的责任成为民事、刑事或者行政诉讼的被告。3年期满之后，州最高法院还可以酌情延长。再如，纽约州公司法第1006条规定，公司终止后可以成为被告。但是没有规定具体的期限。在纽约州，民事侵权的诉讼时效为3年。公司终止之后原来的股东仍然承担有限责任。特拉华州公司法282条规定，终止的公司的股东的责任最多不得超过该股东在公司清算时分得的资产。

美国各州关于公司终止后其主体继续存在的制度，存在缺陷，我国不宜借鉴。理由如下：

1、公司终止后其主体继续存在的制度，在我国法理中有无法协调的矛盾。表现在：（1）公司终止后，其主体资格消灭，上，已无法作为主体继续存在；（2）公司终止前必定经过清算程序，公司股东尤其是公众公司的众多股东分取剩余财产后，再继续承担公司责任，技术上不具有可操作性，尤其是我国尚未普及必要的信用制度，对受害人来说，追诉难度太大；（3）公司因资不抵债而破产的，公司作为主体存续，对产品责任受害人来说，无实际意义。

2、公司终止后其主体存续一定期间，对某些受害人不公平。不同时间交付的产品，在公司终止后，所剩责任期间不同。比如，某公司2003年5月终止，该公司生产的两个产品，一个在1994年5月交付给消费者，如其责任期间为10年，公司终止后期间只剩1年；另一个在2002年5月交付，如其明示的安全使用期为15年，公司终止后剩余期间尚有14年。如规定公司终止后主体存续期间为5年，对前一个受害人来说，毫无意义，对后一个受害人，则显示公平，他的行权期间被大大缩短。

3、纽约州公司法关于公司终止后作为主体无限期存续的制度，对公司股东极为不利。我国产品责任的法定责任期间为10年或者超过10年的明示安全使用期，如规定公司终止后无限期承担责任，受害人在法定行权期内均可，造成股东的权利长期不稳定，不利于资本流动。

五、建立公司终止后产品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设想

早期的产品责任保险主要承保因提供不洁食物引起的食物中毒危险。后来，承保范围日益扩大，各种日用品、机械产品、产品乃至飞机、飞船、卫星等高高尖端产品均可投保产品责任保险。强制保险是以、行政法规为依而建立保险关系的一种保险，一般基于国家实施有关、、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政策需要而开办，凡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对象都必须依法参加保险；设立强制保险的目的在于利用保险聚集众人的力量，分散风险的原理和大数法则，将被保险人个人原本难以承担的赔偿数额分散于社会之中，以减轻被保险人的损害、维护受害人的利益、保障社会的稳定。

产品责任法是工业社会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产品责任立法由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由于各国经济技术水平和法律传统的差异,在具体制度及适用条件上有别。我国的产品责任立法基本反映了国情,也合乎世界潮流。然而,所存在不足之处,了其功能的发挥。通过比较,可弄清各国立法的优劣长短,为完善我国相关立法提供借鉴素材。如何建立既能保护用户、消费者利益,又能照顾到生产者、销售者的利益,使它们不致因过度承担责任而影响经济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成为现代产品责任法的重要课题。在完善我国产品责任法时,这一点需要强调。产品责任保险，是投保人以自己对他人可能承担的产品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一种险别。很多公司为分担风险，为其产品责任投保。产品责任险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一般是产品的生产者、供应商和零售商；保险标的是投保人对他人可能承担的产品责任。而强制保险是国家基于公共政策，维护社会大众利益为目的，以法律、行政法规的形式实施的保险，具有强制性。

为了更好的平衡受害人和股东的利益，公司终止后产品责任立法，应推行产品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主要理由是：1、这一制度，不改变我国现行公司终止的法律后果，避免了引入公司终止后其主体存续制度的矛盾；同时，更可以解决强制解散和破产清算的。公司强制解散后，公司管理可能瘫痪，无法作为主体继续存在，公司破产，清算后可能无力承担责任，这些情况下，推行强制保险制度，能妥善解决公司遗留的责任。2、公司终止后产品责任危险具有不确定性。公司终止后产品责任，具备客观存在、可能发生、偶然性的特性，符合保险的“危险不确定性”要素。3、根据前文利益衡量结果，公司终止后缺陷产品侵害的是群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可以基于公共政策，建立强制保险制度，对这些利益加以保护。

具体设想是：由法律规定，在公司解散或者破产清算分配之前，清算组应该为公司终止后的产品责任投保；破产清算的，产品责任保险费支出不属于破产债权，应保证足额支付。产品责任保险期限为产品责任剩余的法定责任期间；保险金额按法定赔偿标准确定；因公司即将终止，保险期内的产品责任受害人可作为被保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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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M).法律出版社.1998,108.

[2]胡果威.美国公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242-243.

[3]梁上上.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M).北京:法学研究.2002(1),52-65.

[4]国家技术监督局政策法规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讲座》,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49页,第142页。

[5]桂菊平:《论出卖人瑕疵担保责任、积极侵害债权及产品责任之关系》,载《民商法论丛》卷二,第383页。

产品责任保险论文篇(2)

[论文摘要]我国产品责任保法律制度相当滞后。本文在分析我国产品责任保F~A'-律制度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议。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产品责任保险有着突飞猛进的进步。我国尚无产品责任保险法，有关规范产品责任保险的法律主要分散在产品责任法和保险法中，其立法分散，实践中难以操作。这样一来．既不能对合法产品经营者进行应有的保护．也不能对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炮制者实施有力度的制裁．更不能对消费者给予充分的保护。因此．对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缺陷进行完善实践意义重大。

一、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的缺陷

1产品责任法关于产品责任的缺陷

我国尚无统一的产品责任法．其主要分散于《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等法律中。这些法律对产品责任的规定存在以下不足(1)产品范围界定不明确。现有法律对产品的界定显得有些混乱，民法通则》未对产品作出任何界定，《产品质量法》规定产品是“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这一概念并未明确产品范围易让人产生分歧。(2)产品缺陷标准不清。衡量产品缺陷有两个标准：不合理危险标准和国家、行业标准，实践中后者优于前者。但是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产品并不排除其具有危险性，这种缺陷认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规制到产品所具有的潜在危险性。(3)对经营者处罚较轻。根据损害赔偿理念．产品责任以补偿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为限。而且，我国没有设立惩罚性赔偿，精神损害赔偿也不成熟从而对经营者处罚较轻。因此，有必要从调节利益入手，加大对经营者处罚力度，减少进而制止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

2．保险法关于产品责任保险的缺陷

保险法中对产品责任保险没有直接规定，仅笼统地规定责任保险的内容。因此，法律对产品责任保险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1)未明确保险人的抗辩义务：保险法中未明确规定保险人的抗辩义务．保险人若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进行抗辩将从本身的利益加以考虑，极少顾及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对被保险人不利，尤其是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责任‘利益发生冲突时，被保险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2)未确立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保险实务上，通常不允许第三人直接向保险人要求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为确保第三人利益在一定条件下确立第三人对保险人享有保险赔偿金直接给付请求权是产品责任保险法的发展方向。(3)责任保险条款不规范。产品责任保险作为地方性险种在保险责任、索赔事项等方面存在漏洞。

二、完善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议

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是经营者转移其不确定产品风险保障消费者权益不受损害的需要，也是安定社会秩序、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笔者认为：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可从以下人手：

1完善产品责任法中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

(1)扩大产品的范围。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为保护广大消费者权益应对产品“作扩大化解释是必要的根据需要可考虑以下产品，如初级农产品、电及其他无形工业品、人体组织及血液血液制品等。(2)完善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在产品缺陷认定标准的选择上．确立”不合理危险为基本标准。…不合理危险“如何衡量，实践中采用生产者制造产品的预期用途标准．即一个合理谨慎的生产者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产品的危险时．不会将其投入市场。同时．国家行业标准只能作为方便消费者索赔时的一个辅助标准．绝不能凌驾于不合理危险标准之上。(3)明确严格责任原则。现有法律对生产者适用严格责任、销售者适用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相结合原则。这显然不利于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对销售者也适用严格责任，将更加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4)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产品责任保险中．精神损害应当列入赔偿范围。但基于美国责任保险危机所体现出高额精神损害赔偿所造成的困境，我们有必要确定限额。此外，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弥补受害方的损失之外对加害方判处额外的赔偿金。其主要是目的是加大对加害人的惩罚打击假冒伪劣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

产品责任保险论文篇(3)

关键词：责任保险　市场需求　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5-191-02

一、文献综述

随着中国保险业的深入改革，保险服务业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承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重要，覆盖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大大小小各个领域。保险业正在努力提高科学发展和服务经济社会全局的能力，站在新的起点上，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险发展之路。根据2010年最新数据统计显示，我国保险业不仅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同时发展方式及经营观念也作出了积极的变化，总体上呈现“快中趋稳、稳中向好”的特点，社会经济总效益也不断提升。截至9月底，全国保费收入11299.1亿元，同比增长31.7％，保险公司总资产达到48091.3亿元，比2005年增长了2.1倍。我国保险界对于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的需求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并针对这两个市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诸多实际的政策意见，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对于责任保险领域的研究则相对薄弱。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外保险市场也会逐渐进入中国，届时责任保险市场必将成为保险界竞争激烈的一大市场，并且责任保险与人民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对于责任保险市场的需求影响因素分析，以及基于此分析成果提出的改善市场运行的政策建议，就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Choi，S.，Hardigree，Don，and Thistle，Paul在2002年发表的文章(TheProperty／Liability Insurance Cycle)中论述了财产保险和责任保险之间的关系，并说明了责任保险的重要性，说明了竞争市场中，保险价格和保险费率的关系以及影响它们二者的因素。姚伊娜发表在《金融与保险》上的论文指出，我国保险业存在许多问题，如保险资金的利用率不高，营销方式单一以及各保险公司的险种过于类似等。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保险公司应该对影响我国保险需求的因素及变化趋势进行准确分析，增强自身的经营意识，改变传统的营销模式，进行险种创新，积极主动地变市场隐性需求为显性需求，以应对外国保险公司进入带来的严峻挑战。叶明华发表在《中国保险》上的文章则论述了通货膨胀对于商业保险需求的利弊双方面影响。

二、责任保险市场需求定量分析

1、计量模型。由于我国责任保险发展时间还较短，因而数据还比较有限，故选取时间序列数据不能够较为客观评价责任保险与其影响因索的相关性。同时，借鉴对于财险和寿险需求影响因素的分析方式，并基于保险经济学理论和保险发展历史，故本文运用2008年江苏省南京市、无锡市、徐州市、常州市、苏州市、南通市、连云港市、淮安市、盐城市、扬州市、镇江市、泰州市和宿迁市，总共13个地级市的截面数据进行评估，以责任保险费用Y(亿元)作为被解释变量，国民生产总值X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X2(亿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X3(元)、总体保费收入X4(亿元)和居民储蓄存款(亿元)X5为解释变量。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数据作取对数处理，首先定义lny=log(y)(自然对数的责任保险费用)，1nxl=log(x1)(自然对数的国民生产总值)，lnx2=log(x2)(自然对数的固定资产投资)，1nx3=log(x3)(自然对数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Jnx4=log(x4)(自然对数的总体保费收入)，lnx5=log(x5)(自然对数的居民储蓄存款)。继而根据多远线性回归模型Y=β0+β1×li+β2X2i+…+βkXki+μi i=1，2，…，n，(其中k为及时变量的数目)，用Eviews软件运行得到模型方程、标准差、残差、T值、P值等各项数值指标。

2、检验方法。最小二乘法(又称最小平方法)是一种数学优化技术。它通过最小化误差的平方和寻找数据的最佳函数匹配。利用最小二乘法可以简便地求得未知的数据，并使得这些求得的数据与实际数据之间误差的平方和为最小。最小二乘法还可用于曲线拟合。通过最小二乘法检验得到模型方程：

LNY=-4.7722281M5+0.51885803I*LNXI-O.1479879809*LNX2-0.01248454028*LNX3+0.2177673729*LNX4+0.08232681385*LNX5

3、分析结论。依据江苏省2010年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可以看出，责任保险需求的规模与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总体保险费用以及居民储蓄存款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从拟合程度可以看出,这五个因素对于责任保险费用有大约96％的影响，影响程度很高；从P值(0.000081)也可以看出该方程拟合程度较高。

三、责任保险市场需求因素分析

1、国内生产总值与责任保险需求。依据定量分析资料可以看出，责任保险需求与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关系，P值为0.0521表明，国内生产总值对于责任保险需求影响程度较高。我国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水平，表明我国具有持续增长的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消费者拥有的社会财富不断增减，从而增强了对于保险产品的购买能力。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会导致教育水平的提升，消费者对于风险的认知程度增强，从而使得保险需求量增加。

2、固定资产投资与责任保险需求。依据定量分析资料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虽然对于责任保险需求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程度不高，是五个变量中拟合程度最低的一个，从而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对于责任保险需求的影响程度较小。从相关分析资料可以看出，拟合效果十分不理想，一方面是由于固定资产对于责任保险需求是间接影响因素，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目前江苏省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是大型企业的投资，责任保险费用投入较少，微观个体的固定资产投资微乎其微，因此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对于责任保险需求的影响比较小。可以预测，如果将来江苏省加大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投入，那么这一部分的保险费用必然随之增长，责任保险需求也必然会增加。但是，影响程度应该不及其他四个因素明显。

3、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与责任保险需求。一般来说，基于消费理论，由于社会经济总水平的提高，人们收入增长，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也随之增长。从微观个体来看，保险需求与个体收入水平呈正比关系。但是从相关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责任保险保费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体成正比关系，但这种趋势也不是很

明显，同时方程的拟合效果也不十契合。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国责任保险的主要产品大部分是针对企业，对于个人及家庭的责任保险产品种类比较稀少，因此还没有形成一个有规模的消费群体，目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责任保险需求的影响比较小。

4、总体保费收入与责任保险需求。以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责任保险赔付额度来衡量责任风险程度的大小，通过相关资料分析表明各市的责任保险保费收人与其风险程度成正相关关系，拟合程度很高。因此风险程度越大则责任保险需求也就越大。

5、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与责任保险需求。于殿江(2003)指出，我国城镇居民的保险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障性动机，因而保险是作为对传统银行存款的替代，只要银行的利率提高，保险需求就会减少。通过相关资料可以看出，责任保险需求同居民的储蓄行为有很大的相关性。两者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方程拟合程度很高，居民储蓄行为的减少会使得责任保险的需求增加。

除了以上五大因素外，还有市场化程度、教育水平、公众的风险意识和对保险知识的认知程度、还有国家对于保险业的宏观调控政策、财政制度、货币政策、保险服务公司的服务质量、合同准则及责任范围等都会对责任保险需求规模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四、扩大责任保险市场需求的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分析可以得出，影响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责任保险需求规模的因素是多样的。要扩大责任保险需求量，不仅要从宏观上着手制定政策，更要从微观上对于保险服务企业如何具体发展提出建议。

1、宏观方面。

(1)发展国民经济，增加人均收入。扩大责任保险市场的需求量，首要方面就是扩大整体保险市场规模。只有国民经济得到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均收入增加，才能使责任保险市场得到扩展。

(2)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利率，抑制通货膨胀。通过上面研究可以发现，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利率，会使得人们用于储蓄的存款额度变少，从而可以在保险投入方面增加投资，责任保险需求规模因此得到扩张。此外，根据华东师范大学叶明华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保险》2010年第7期)，根据金融资产替代性理论，通货膨胀时个人资产面临重新配置决策，导致未来的个人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削弱投保人货币购买力，会减少保险需求，责任保险市场自然也会随之萎缩；同时保单未来给付的现值减少，影响了保险效用，也会导致投保人转向其他抗通胀的金融产品及服务。

(3)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加强防范风险的意识。根据暑期社会实践对于江苏省六个城市总共600个家庭的调研数据显示(数据见附表)，买保险在家庭资产配置中的比例为20％，认为商业保险是必需品的比例为25.5％。由此可见，我省保险市场还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规模还有待扩展。加大教育的投入，提升人们风险防范意识有助于扩展保险市场需求量，从而扩大责任保险市场。

2、微观方面。微观方面主要以人们对于责任保险的需求量及对于保险服务公司业务的不满之处为分析点，对于保险公司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以下文中数据分析均来自于2010年社会暑期实践，以南京市、徐州市、常州市、连云港市、南通市和宿迁市的600户居民的问卷调查为基础进行统计分析。

(1)提高销售人员诚信意识和专业技能，提高理赔给付等环节的售后服务水平。根据图1可以看出，保险服务行业最需要改进的地方是提高理赔给付等环节的售后服务水平。除此之外，人们普遍认为保险公司应该对于员工的专业技能进行培训，并且提高销售人员个人的诚信意识。这两大因素成为制约保险行业继续发展的主要微观因素。

(2)增加保障性业务，壮大公司品牌和实力。根据图2可以看出。投保人购买保险时首先考虑的因素是保险公司能否对于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保障业务；其次是会考虑公司品牌和实力。对于产品投资收益、公司服务品质、销售人员可信度、产品价格及产品合适度也会有所考虑，但是不及前两者的影响巨大。因此，对于想要扩展责任保险需求的保险服务企业来说，消费者自我保障的需求是首要考虑方面，其次要努力提升公司整体形象和实力。

(3)对于保险产品，扩大医疗保险的保障范围和补偿标准、针对不同的目标客户群推出更具个性化的险种成为保险公司主要改进的方面。图3表明，居民目前最关注想要购买的保险是医疗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险，其次是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从而说明责任保险的发展前景巨大，针对居民的需求制定保障性业务，有助于扩大保险业务。

从有关资料可以看出，首先，居民普遍认为扩大医疗保险的保障范围和补偿标准是保险产品方面最需要改进的地方；其次，针对不同的目标客户群推出更具个性化的险种以及提高投资收益率的保险产品也是居民认为需要改进的方面。责任保险市场的扩展离不开人们对于保险产品的选择方向，因而，这两个方面是今后保险公司需要着重考虑的改进点。同时，疾病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和投资收益保障成为家庭最需要的三大保障方面。因此，保险公司应该针对这三个保障方面作出相应的保险业务，责任保险市场也会因此而扩大需求规模，从而使得保险公司获得利益。

(4)保险公司转变经营模式，更加专业化系统化市场化。责任保险公司同时应该从自身内部进行改变，转变经营模式，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深入客户群进行实际调研；培训保险业务员，更加专业化，提升诚信度和服务态度，建立系统的专业销售队伍、管理队伍；开发对于责任保险的认知度，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责任及潜在风险度测评。

(5)保险公司宣传全民风险意识。从一定角度上来看，人类的发展史是一部人与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风险事故进行抗争的历史。几千年来，“伦理本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家庭在风险管理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因此以商业手段为主体的现代风险管理思想难于被接受，从而阻碍了责任保险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施计划生育等政策，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从而得到改善。但是由于人们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早已形成靠国家和政府的依赖思想，因此在防范与化解风险时，家庭的功能被弱化。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个人或家庭的风险。社会发展到今天，“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这两个概念已逐步被接受。风险意识、保险意识是中国潜在保险需求向保险需求转化的前提条件。只有风险意识增强了，与风险意识相联系的保险意识才能够树立起来。因此，若人们能够意识到保险与银行储蓄之间具有替代性，能够意识到用保险的方式防范风险的效果会更好，那么，人们的保险需求量就会随之大幅增长。如果参照日本、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保险消费占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比例达到20％-30％，那么，日益增大的中国居民储蓄总量可以为中国保险业特别是人身保险业的发展提供巨大的空间。

参考文献：

1.闫观博.我国责任保险市场需求影响因素[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9：80-83

产品责任保险论文篇(4)

在本保险有效期内,由于被保险人所生产、出售的产品或商品在承保区域内发生事故,造成使用、消费或操作该产品或商品的人或其他任何人的人身伤害、疾病、死亡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负责时,本公司根据本保险单的规定,在约定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

对被保险人应付索赔人的诉讼费用以及经本公司书面同意负责的诉讼及其他费用,本公司亦负责赔偿,但本项费用与责任赔偿金额之和以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责任限额为限。

二、除外责任

本公司对下列各项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根据与他人的协议应承担的责任,但即使没有这种协议,被保险人仍应承担的责任不在此限;

(二)根据劳动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责任;

(三)根据雇佣关系应由被保险人对雇员所承担的责任;

(四)保险产品本身的损失;

(五)产品退换回收的损失;

(六)被保险人所有、保管或控制的财产的损失;

(七)被保险人故意违法生产、出售的产品或商品造成任何人的人身伤害、疾病、死亡或财产损失;

(八)保险产品造成的大气、土地及水污染及其他各种污染所引起的责任;

(九)保险产品造成对飞机或轮船的损害责任;

(十)由于战争、类似战争行为、敌对行为、武装冲突、恐怖活动、谋 反、政变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后果所致的责任;

(十一)由于罢工、暴动、民众骚乱或恶意行为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后果所致的责任;

(十二)由于核裂变、核聚变、核武器、核材料、核辐射及放射性污染所引起的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十三)罚款、罚金、惩罚性赔款;

(十四)保险单明细表或有关条款中规定的应由被保险人自行负担的免赔额。

三、赔偿处理

(一)若发生本保险单承保的任何事故或诉讼时:

1.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被保险人或其代表对索赔方不得作出任何责任承诺或拒绝、出价、约定、付款或赔偿。在必要时,本公司有权以被保险人的名义接办对任何诉讼的抗辩或索赔的处理;

2.本公司有权以被保险人的名义,为本公司的利益自付费用向任何责任方提出索赔的要求。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被保险人不得接受责任方就有关损失作出的付款或赔偿安排或放弃对责任方的索赔权利,否则,由此引起的后果将由被保险人承担;

3.在诉讼或处理索赔过程中,本公司有权自行处理任何诉讼或解决任何索赔案件,被保险人有义务向本公司提供一切所需的资料和协助。

(二)生产出售的同一批产品或商品,由于同样原因造成多人的人身伤害、疾病或死亡或多人的财产损失,应视为一次事故造成的损失。

(三)被保险人的索赔期限,从损失发生之日起,不得超过2年。

四、被保险人义务

被保险人及其代表应严格履行下列义务:

(一)在投保时,被保险人或其代表应对投保申请书中列明的问题以及本公司提出的其他问题作出真实、详尽的回答或描述;

(二)被保险人及其代表应根据本保险单明细表和批单中的规定按期缴付保险费;

(三)保险期满后,被保险人应将保险期间生产、出售的产品或商品的总值书面通知本公司,作为计算实际保险费的依据。实际保险费若高于预收保险费,被保险人补充其差额,反之,若预收保险费高于实际保险费,本公司退还其差额,但实际保险费不得低于所规定的最低保险费。

本公司有权在保险期内的任何时候,要求被保险人提供一定期限内所生产、出售的产品或商品总值的数据。本公司还有权派员检查被保险人的有关帐册或记录并核实上述数据。

(四)一旦发生本保险单所承保的任何事故,被保险人或其代表应:

1.立即通知本公司,并在7天或经本公司书面同意延长的期限内以书面报告提供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损失程度;

2.在预知可能引起诉讼时,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本公司,并在接到法院传票或其他法律文件后,立即将其送交本公司;

3.根据本公司的要求提供作为索赔依据的所有证明文件、资料和单据。

(五)若在某一保险产品或商品中发现的缺陷表明或预示类似缺陷亦存在于其他保险产品或商品时,被保险人应立即自付费用进行调查并纠正该缺陷,否则,由于类似缺陷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

五、总则

(一)保单效力

被保险人严格地遵守和履行本保险单的各项规定,是本公司在本保险单项下承担赔偿责任的先决条件。

(二)保单无效

如果被保险人或其代表漏报、错报、虚报或隐瞒有关本保险的实质性内容,则本保险单无效。

(三)风险变更

保险期间,被保险人若生产、出售某种新产品或保险产品的化学成份有所变动,应在10天内书面通知本公司,并根据本公司的要求,缴纳应增加的保险费,否则本保险将不扩展承保该产品。除非经本公司书面同意,本保险单将在下列情况下自动终止:

1.被保险人丧失保险利益;

2.承保风险扩大。

本保险单终止后,本公司将按日比例退还被保险人本保险单项下未到期部分的保险费。

(四)保单注销

被保险人可随时书面申请注销本保险单,本公司亦可提前15天通知被保险人注销本保险单。对本保险单已生效期间的保险费,前者本公司按月比例计收,后者按日比例计收。

(五)权益丧失

如果任何索赔含有虚假成分,或被保险人或其代表在索赔时采取欺诈手段企图在本保险单项下获取利益,或任何损失是由被保险人或其代表的故意行为或纵容所致,被保险人将丧失其在本保险单项下的所有权益。对由此产生的包括本公司已支付的赔款在内的一切损失,应由被保险人负

责赔偿。

(六)合理查验

本公司的代表有权在任何适当的时候对被保险人的房屋、机器、设备、工作和产品或商品的风险情况进行现场查验。被保险人应提供一切便利及本公司要求的用以评估有关风险的详情和资料。但上述查验并不构成本公司对被保险人的任何承诺,本公司的检查人员如发现任何缺陷或危险

时,将以书面通知被保险人,在该项缺陷或危险未被排除并使本公司认为满意之前,对其有关的或因此引起的一切责任本公司概不负责。

(七)重复保险

本保险单负责赔偿损失、费用或责任时,若另有其他保障相同的保险存在,不论是否由被保险人或他人以其名义投保,也不论该保险赔偿与否,本公司仅负责按比例分摊赔偿的责任。

(八)权益转让

若本保险单项下负责的损失涉及其他责任方时,不论本公司是否已赔偿被保险人,被保险人应立即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行使或保留向该责任方索赔的权利。在本公司支付赔款后,被保险人应将向该责任方追偿的权利转让给本公司,移交一切必要的单证,并协助本公司向责任方追偿。

产品责任保险论文篇(5)

关键词：公司终止，产品责任保险，利益衡量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消费品极大地丰富，产品质量问题也日渐突出，相继发生了一些诸如啤酒瓶爆炸，燃气热水器泄漏，化妆品毁容，液化气钢瓶爆炸等事件，因产品质量问题而造成消费者伤害、死亡的事件越来越多，甚至发生制假售假等严重危害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活动。产品责任问题凸现出来，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建设，明确产品缺陷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问题。1985年以前的民法著作，完全没有涉及产品缺陷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问题。此后，我国民法通则始有规定，直到产品质量法的出台，应该说与世界各国一样，我国的产品质量立法也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但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求法律予以明确规定，而我国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不甚明确。

按规定，产品责任受害人依法可向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要求赔偿。但是，在生产销售产品的公司依法终止后，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结果方始发现的，该责任由谁承担？（笔者注：按规定，生产公司终止后，受害人可向销售公司要求赔偿。所以，为行文方便，本文假定：生产者和销售者属同一个公司，或者，生产者和销售者不是同一个公司，但它们同时终止。）依我国公司法第197条，公司清算结束，完成注销登记和终止公告，法人即告消灭。公司终止后，主体资格不存在，其产品责任将无人承担。这被认为是与公司交易应承担的一种风险。

如何平衡公司终止后产品责任受害人与股东的利益冲突，是我国公司法和产品责任法共同面临的课题，本文采用利益衡量理论和比较方法，从立法论角度，就这一问题展开论证，提出了建立公司终止后产品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设想。

一、公司终止后产品责任客观存在

产品责任，又称为制品责任，它是指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因其缺陷而造成用户或消费者或公众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时，依照法律规定应由产品制造者、销售商、修配者或承运人承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如高压锅爆炸引起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塑料玩具导致儿童受到伤害甚至死亡等均属于产品责任事故。产品责任是产品责任保险的具体内容，从塑料玩具到计算机，各种各样的产品都可能产生产品责任，因此，各种各样的产品也都在寻找着风险保障。随着我国加入WTO后，国际贸易更加频繁，进口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普通百姓家，进口产品的缺陷如果造成了消费者的损害，国内消费者向生产者索赔的难度大，诉讼时间长，成本高，从切实维护国内消费者利益出发，避免出现因进口产品缺陷的生产者在国外而使国内受害者无法受偿的情况出现。公司生产销售的产品，在该公司终止后可能因其缺陷致人损害。尤其是，有些缺陷产品，其损害结果发生在公司终止前，只是受害人当时未发现。比如，20世纪80年代始，在美国某些被广泛运用到消费产品领域的矿物质（比如石棉），致使用者身患癌症或其他重患。这些疾病的原因须经科学鉴定查明，损害结果也隐蔽，可能延至公司终止后，方始发现。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5条第2款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要求赔偿的请求权，在造成损害的缺陷产品交付最初消费者满十年丧失；但是，尚未超过明示的安全使用期的除外。”公司终止后，如缺陷产品致人损害且受害人在上述法定行权期内提出请求，则可能发生产品责任。

据了解，在美国，对于制造消费品的公司来说，公司终止后因产品责任成为被告的案件十分常见。在公司终止后因使用该公司以前生产的产品而遭受损害的受害人在侵权诉讼中的地位，是公司终止后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公司终止后产品责任立法涉及的两种利益及其衡量

（一）两种利益冲突

有人把利益按层次从低到高分为“当事人的具体利益”、“群体利益”、“制度利益（即法律制度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具体利益是案件双方当事人的各种利益；群体利益是类似案件的类似原告或者类似被告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是公众，即公众社会，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它是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利益。

公司终止后产品责任立法，涉及两种相冲突的利益。分析如下：

1、受害人的利益，其性质如下：

（1）不特定的受害人。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缺陷产品的受害人，股东也不例外。比如制动装置设计有缺陷的汽车，随时会发生事故，不仅可能造成司机和乘员损害，还可能祸及不特定的人。不特定的受害人，实质就是社会公众，代表着最广大多数人，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不特定受害人的利益，是社会公共利益。

（2）特定产品的受害人。某特定产品的受害人，是一个请求标的类似的群体，他们时，可作为普通共同诉讼、集团诉讼或单独诉讼对待，判决结果会影响其他类似案件。这些人的利益属于群体利益。

2、股东的利益，其性质如下：

（1）不特定公司的股东。不特定公司的股东，虽然也是不特定多数人，但是，它是一个局部的特殊利益群体，不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应被界定为群体利益。

（2）生产特定产品的公司股东。这些股东的利益一般界定为具体利益，他们属于诉讼的一方当事人。

上述两种利益在公司终止后产品责任法中产生冲突，受害人的利益是在公司终止后依法获得赔偿，股东的利益是及时分取剩余财产。

其冲突模型有二：

（1）具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冲突，双方是特定产品的公司股东与该产品的受害人。（2）群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是不特定公司的股东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冲突模型中的股东享有股权，受害人享有债权。

（二）利益衡量

利益衡量，也称法益衡量，是指法律所应保护的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由立法或司法机关对冲突的利益确定其轻重而进行权衡或取舍的活动。利益衡量的依据是什么？自然，在个案的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融入司法者的主观意志，然而，法律确定性与公正性的期望，又必然要求据以衡量的规则应当具有客观性。因此，对于司法活动而言，在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怎样按照社会民众对利益调整的要求来确定不同利益之间的位阶，显然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利益衡量在判例法国家是法官的任务，在成文法国家，则主要发生在立法过程中。社会是一个利益的复杂体，立法的目的在于公平合理的分配与调节各种利益，以协调社会正常秩序，促使各种利益各得其所，各安其位，避免冲突加剧，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成文法国家，法律条文不是孤立制定的，而是立法者对社会上各种现存的利益和将来可能产生的利益加以综合平衡的结果。

1、冲突模型中，均为低层次利益与高层次利益的冲突，其结果都是低层次利益得益，高层次尤其是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群体或社会公共利益受损与股东得益之间具有联系。这是我国现行《公司法》的制度利益所在。

当制度能较好的体现社会公共利益时，该制度利益就不能破坏，但是当制度利益已不能反映社会公共利益时，制度利益就不值得保护，应该大胆的打破它。对现行制度进行修正。

2、模型中股权与债权冲突，其结果均为股权得益，债权受损；债权受损与股权得益也有联系。但依我国《公司法》第177条、195条第3款确定的原则，债权应优先于股权。公司存续期间，分红派息不得损害公司的偿债能力；公司清算时，股东仅享有债权获偿后的剩余财产分配权。

公司清算时尚未发现的产品责任之债，也应优先于股权。否则，恶意终止公司的行为就屡见不鲜：一家公司制造销售伪劣产品，获取暴利后将公司终止，然后重新注册成立一家新公司，继续制造销售伪劣产品，如此周而复始。我国《公司法》让这样的公司及其股东免却产品责任，确为一大漏洞。

综上，我国公司法在公司终止后产品责任问题上，存在重大漏洞，应予完善。

三、我国公司法在公司终止后产品责任问题上滞后的成因

1.产品消费者法制观念谈薄。消费者长期以来维权意识淡薄，对产品缺陷造成的侵权行为，不懂得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只是自怨自艾，很少有人会去提讼索赔。由此，产品质量缺陷造成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事缺少了主要追究力。

2.产品生产者、销售者的法律意识薄弱。首先，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对其产品质量的缺陷造成消费者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法律责任不引起重视和感到压力。没有很好地去考虑如何将其法律上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以解后顾之忧。第二，计划经济体制的年代，国营的生产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盈亏及企业风险基本是政府财政包揽。生产企业对责任风险的意识、保险的意识必然滞后。第三，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在生产和销售经营中都未曾当过被告人，也未曾有人向他们提出索赔要求。如果去投保产品责任保险，觉得似乎没有必要，或以侥幸心理对待。第四，有些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即使投保产品责任保险，但并非真正明确其意义和作用，而是把投保产品责任保险人作为企业一种宣传产品的广告效应。

3.有关产品责任的法律、法规还不很完善，执法力度不够。我国现在对产品责任赔偿范围的确定是采用“实际损失”原则（包括直接损失和预期可得利益的损失）。但我国的社会和经济是在不断地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准不断提高，以现在估计的预期可得利益的损失到了那个时候，这个“预期可得利益”已是达不到预期的利益水平。规定中没有考虑到社会发展、物价指数上升的因素及精神损害。这显然不利于受害人。另外，有些产品因缺陷造成了侵权行为，但由于在地方保护主义思想的支持和庇护下，消费者往往诉而无门。这些都是有碍产品责任法的实施和产品责任保险的开展。

4.自产品责任保险开办以来，保险公司在开办这项业务时思想认识不足，对承保产品责任险的经验不多，尤其针对我国目前一些产品的真正合格率低、产品责任险的投保需求不大，承保面小，保费收入少，自然该险的损失概率较大，赔付也可能会增大，不敢把承保面扩大，畏惧赔付率高。在承保时累计赔偿限额，特别是每次事故赔偿限额控制较严。

四、对美国相关立法的比较研究

美国各州公司法规定，各州对产品责任诉讼时效的起算方法有较大差异,故《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建议,一般诉讼时效为2年,从原告发现或者在谨慎行事情况下应当发现产品的损害及其原因时起算。该《示范法》还通过规定产品的安全使用期来体现最长诉讼时效,即规定10年为最长责任期限,除非明示了产品的安全使用期长于10年。为了使公司可以被，公司终止后其作为公司继续存在一定的期间。[4]例如，特拉华州公司法第278条规定，公司终止后将不能继续经营，但是公司的实体还将继续存在3年。在这3年时间内，公司可继续为终止之前未了的诉讼辩护，同时公司也可能因终止之前遗留下来的责任成为民事、刑事或者行政诉讼的被告。3年期满之后，州最高法院还可以酌情延长。再如，纽约州公司法第1006条规定，公司终止后可以成为被告。但是没有规定具体的期限。在纽约州，民事侵权的诉讼时效为3年。公司终止之后原来的股东仍然承担有限责任。特拉华州公司法282条规定，终止的公司的股东的责任最多不得超过该股东在公司清算时分得的资产。

美国各州关于公司终止后其主体继续存在的制度，存在缺陷，我国不宜借鉴。理由如下：

1、公司终止后其主体继续存在的制度，在我国法理中有无法协调的矛盾。表现在：（1）公司终止后，其主体资格消灭，理论上，已无法作为主体继续存在；（2）公司终止前必定经过清算程序，公司股东尤其是公众公司的众多股东分取剩余财产后，再继续承担公司责任，技术上不具有可操作性，尤其是我国尚未普及必要的信用制度，对受害人来说，追诉难度太大；（3）公司因资不抵债而破产的，公司作为主体存续，对产品责任受害人来说，无实际意义。

2、公司终止后其主体存续一定期间，对某些受害人不公平。不同时间交付的产品，在公司终止后，所剩责任期间不同。比如，某公司2003年5月终止，该公司生产的两个产品，一个在1994年5月交付给消费者，如其责任期间为10年，公司终止后期间只剩1年；另一个在2002年5月交付，如其明示的安全使用期为15年，公司终止后剩余期间尚有14年。如规定公司终止后主体存续期间为5年，对前一个受害人来说，毫无意义，对后一个受害人，则显示公平，他的行权期间被大大缩短。

3、纽约州公司法关于公司终止后作为主体无限期存续的制度，对公司股东极为不利。我国产品责任的法定责任期间为10年或者超过10年的明示安全使用期，如规定公司终止后无限期承担责任，受害人在法定行权期内均可，造成股东的权利长期不稳定，不利于资本流动。

五、建立公司终止后产品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设想

早期的产品责任保险主要承保因提供不洁食物引起的食物中毒危险。后来，承保范围日益扩大，各种日用品、机械产品、电子工业产品乃至飞机、飞船、卫星等高科技高尖端产品均可投保产品责任保险。强制保险是以法律、行政法规为依而建立保险关系的一种保险，一般基于国家实施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政策需要而开办，凡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对象都必须依法参加保险；设立强制保险的目的在于利用保险聚集众人的力量，分散风险的原理和大数法则，将被保险人个人原本难以承担的赔偿数额分散于社会之中，以减轻被保险人的损害、维护受害人的利益、保障社会的稳定。

产品责任法是现代工业社会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产品责任立法由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由于各国经济技术水平和法律传统的差异,在具体制度及适用条件上有别。我国的产品责任立法基本反映了国情,也合乎世界潮流。然而,所存在不足之处,影响了其功能的发挥。通过比较分析,可弄清各国立法的优劣长短,为完善我国相关立法提供借鉴素材。如何建立既能保护用户、消费者利益,又能照顾到生产者、销售者的利益,使它们不致因过度承担责任而影响经济发展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成为现代产品责任法的重要课题。在完善我国产品责任法时,这一点需要强调。产品责任保险，是投保人以自己对他人可能承担的产品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一种险别。很多公司为分担风险，为其产品责任投保。产品责任险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一般是产品的生产者、供应商和零售商；保险标的是投保人对他人可能承担的产品责任。而强制保险是国家基于公共政策，维护社会大众利益为目的，以法律、行政法规的形式实施的保险，具有强制性。

为了更好的平衡受害人和股东的利益，公司终止后产品责任立法，应推行产品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主要理由是：1、这一制度，不改变我国现行公司终止的法律后果，避免了引入公司终止后其主体存续制度的矛盾；同时，更可以解决强制解散和破产清算的问题。公司强制解散后，公司管理可能瘫痪，无法作为主体继续存在，公司破产，清算后可能无力承担责任，这些情况下，推行强制保险制度，能妥善解决公司遗留的责任。2、公司终止后产品责任危险具有不确定性。公司终止后产品责任，具备客观存在、可能发生、偶然性的特性，符合保险的“危险不确定性”要素。3、根据前文利益衡量结果，公司终止后缺陷产品侵害的是群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可以基于公共政策，建立强制保险制度，对这些利益加以保护。

具体设想是：由法律规定，在公司解散或者破产清算分配之前，清算组应该为公司终止后的产品责任投保；破产清算的，产品责任保险费支出不属于破产债权，应保证足额支付。产品责任保险期限为产品责任剩余的法定责任期间；保险金额按法定赔偿标准确定；因公司即将终止，保险期内的产品责任受害人可作为被保险人。

参考文献：

[1]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M).法律出版社.1998,108.

[2]胡果威.美国公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242-243.

[3]梁上上.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M).北京:法学研究.2002(1),52-65.

[4]国家技术监督局政策法规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讲座》,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49页,第142页。

[5]桂菊平:《论出卖人瑕疵担保责任、积极侵害债权及产品责任之关系》,载《民商法论丛》卷二,第383页。

产品责任保险论文篇(6)

论文摘要 产品责任保险对于分散企业风险，保护消费者权利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具有重要作用。我国产品责任保险起步较晚，而且发展缓慢，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是重要原因之一。本文着重分析我国产品责任保险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论文关键词 产品责任 产品责任保险 消费者权利

一、产品责任保险概述

所谓产品责任保险，是指产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因生产、销售的产品造成产品使用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而应当承担的以损害赔偿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由其定义可见，产品责任保险制度是一种具有复合性质的制度，其中产品侵权受产品责任法的调整，而保险赔付问题则要由保险法律制度解决。

产品责任保险的功能有以下几点：第一，产品责任保险通过将产品责任风险由被保险人转移到保险人，从而使生产者与销售者得以避免巨额理赔造成的冲击。第二，及时补偿产品责任事故受害者的损失，避免了因企业无法承担赔偿责任使受害者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第三，产品责任保险以合同义务约束被保险人遵守相关法律、保障产品质量，具有质量监督功能。第四，产品责任保险将集中的赔偿责任分散于社会，做到了损害赔偿的社会化，从而增强了对受害人的赔付能力，减少社会纠纷，是政府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社会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

二、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产品责任保险始于1980年，最初限于外贸领域，1985年首次在内地开始推广。近年来，产品责任保险有了较快的发展，但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推进缓慢，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尚不健全，具体详述如下：

（一）产品责任保险相关法律规定分散

我国目前并没有专门针对产品责任保险的法律法规，只可依据《保险法》第六十五、第六十六条关于责任保险的规定进行规制，立法上显得较为薄弱。而且产品责任保险以产品责任作为保险标的，而我国却缺乏统一的产品责任法。产品责任的相关规定分散于《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之中，法律制度体系较为杂乱且存在一定冲突，给实践中法律的理解与适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例如《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了三种排除产品质量责任的情形，而《侵权责任法》中并未对此进行明确，那么在产品责任中是否存在免责情形就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和疑惑。因此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对产品质量保险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二） “产品”及“产品缺陷”定义尚有缺陷

《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该法规定：“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但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法规定。”根据这一定义，产品需具备两个条件，即经过加工、制作和用于销售。根据学者的解释，“加工”目前仅指工业生产中的加工、制作，不包括手工业生产，自然就更不包括猎获物、初级农产品，而后者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其质量更应该得到严格的监管。可见我国法律对产品的概念的定义较为狭隘，给消费者权利的保护造成了较大的困难。

《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缺陷的定义也有不妥，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该规定对产品缺陷的判断过于依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而相关标准可能存在制定不合理或过时的情况，符合标准的产品仍然可能存在不合理危险。另外我国产品责任法律制度并没有对产品责任作出分类，对实务操作较为不利。

（三）第三人利益保护有待完善

产品责任保险中的第三人即产品责任事故中的受害者，包括消费者、使用者以及其他受害者。为了保障第三人所受损失得到及时充分的补偿，国外往往采取赋予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做法。例如《日本机动车损害赔偿法》第16 条第1 款规定： 发生保有者损害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根据政令的规定，可以在保险金额的限度内向保险人请求支付损害赔偿额。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虽然没有规定第三人直接请求权，但规定保险金可已经被保险人同意后向第三人直接给付。

我国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借鉴了上述制度，该法第65 条第2 款规定： “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该条可以说是附条件地赋予了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即只有当被保险人怠于请求时方可行使。然而什么样的情形属于怠于请求，目前没有法律明确规定，这无疑给了保险人解释的空间，给第三人行使权利带来了阻碍。因此如何科学地界定“怠于请求”，是研究者与立法者需要面对的问题。

三、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对策

综上所述，我国产品质量责任保险的发展尚面临着诸多障碍，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不合理是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制定统一的《产品质量法》

如前文所述，产品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需要以产品责任制度的完备为基础。而我国关于产品责任的法律规定分散于《产品质量法》、《侵权责任法》、《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之中，缺乏统一的体系。从国外的立法实践上看，西方国家一般采取对产品责任单独立法，如美国的《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系统地规定了产品责任的基本原则、基本概念与基本规则。我国的《产品质量法》侧重于产品质量的行政监督与行政处罚，具有明显的公法性质。而《侵权责任法》对产品责任的规定细节尚显不足。笔者认为应当尽快制定一部统一的《产品责任法》以解决目前法律体系杂乱的问题。

（二）扩大“产品”的范围

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的定义外延较窄，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扩大化：

1.初级农产品。所谓初级农产品是指由人工栽培但却主要依靠自然条件生长的产品。从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看，农业生产日趋工业化与科技化，人为干预的因素日益增强，其风险也有所提高。事实上现在美国与法国等国家的产品责任法中的“产品”都包括农产品。由于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可以考虑将农产品中较多应用科技，有较高风险的部分，如基因改良作物，纳入到产品责任法律制度规制的范畴中。

2.智力成果。智力成果是以一定物质载体表现出来的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如书籍、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其可能因为内容错误给第三人造成损害。目前多数国家未将其列入产品责任范畴，但也存在着向产品责任发展的趋势。如美国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过对书籍提供的不准确的信息造成的损害适用严格责任的判例。笔者认为智力成果虽然是无形的，有别于一般的产品，却仍然有存在“不合理的危险”的可能，其造成的损害可以归结为产品责任。但其致害作用、因果关系、损害后果认定均与一般产品不同，应当制定专门的法律规范予以规制。

（三）“产品缺陷”定义的完善

首先应当明确“不合理危险”的判断标准。在此可以借鉴美国《统一产品责任法》的规定。一是消费者预期标准，即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合理期待；二是风险效益标准，即在危险明显或生产商做出警示的情况下，虽然消费者对危险有所预期，但预防事故的成本小于事故造成的损失，应认定为不合理危险。同时应当弱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在认定产品缺陷中的作用。应当以“不合理危险”作为基本的判断依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应当只作为参考依据或“不合理危险”的最低标准。

其次应当细化产品缺陷的分类。应借鉴美国法的固定，将产品缺陷分为设计缺陷、制造缺陷、警示缺陷，并分别规定其责任。设计缺陷是指由于产品的构思、方案、计划等设计上的事项缺乏安全性而造成的缺陷；制造缺陷是指产品离开制造者前，因原料不合格、制造工序错误等生产中的原因造成的缺陷；警示缺陷则是由于产品的提供者未对产品的使用及可能存在的危险予以说明警告，而造成的不合理的危险。对于制造缺陷，即是给予全部注意，也应可以严格责任；而对于设计缺陷与警示缺陷，主要适用过错责任，除非该风险可以预见且可以加以避免时才课以严格责任。

（四）完善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制度

我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赋予了责任保险中的第三人附条件的直接请求权，其原因可能在于避免第三人滥用请求权，但却给第三人行使权利带来阻碍。笔者认为，应当通过立法形式赋予第三人全面的直接请求权，同时通过制度设计防止第三人滥用请求权。在第三人权利行使方面，应当增加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协助义务。原因在于产品责任事故成因具有专业性，且第三人位于保险法律关系之外，很多信息需要保险人及被保险人的协助才能获得，缺乏这些协助第三人很难获得充足的证据支持。在防止第三人权利滥用方面，可以在《保险法》中规定保险人基于合同事由的抗辩权利，但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的强制保险除外。如此可以达到第三人利益与保险人利益的平衡。

产品责任保险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 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 保险人

一、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

（一）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的定义

责任强制保险是指依照国家的法律规定，投保人必须投保，保险人必须接受投保的责任保险，是一种国家为推行社会公共政策而规定的保险，是对契约自由的限制。 本文所要讨论的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理所应当的应属于责任强制保险的一种，根据责任强制保险的定义，笔者认为可将食强险的概念定义为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在食品生产、销售领域，强制性要求食品生产、销售企业投保，保险公司必须承保的一种强制性保险产品。

（二）我国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发展情况

1986年上海市保险公司开始办理的“饮食业食物中毒责任保险”是我国最早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该保险主要针对餐饮行业食品卫生和食物中毒事件。随后，直到2008年7月，扬州市广陵区30户食品经营者代表与江苏省长安保险公司签订了商品责任保险后才真正意味着我国食品经营企业开始为其生产、销售的食品的安全投保，这也是我国第一例食品安全责任保险。2009年，我国《食品安全法》颁布，在2009年前后几家大型保险公司分别开始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领域进行尝试，开办一系列的与食品安全责任相关的保险产品。

二、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从建立食强险制度的必要性角度分析，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食品安全问题越发严重，也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为保障食品行业健康、良性的发展，需要这一具有强制性的保险制度对食品企业的生产、销售过程进行规制与约束。一项制度的建立与有效实施，不仅需要前期的相关立法与制度设置，更需要在实施过程中的有效运行。在实践过程中，我国现有的责任保险产品亦或是已经在全国一部分省、市、县食品企业不同领域开展试点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都未能将所有食品生产、销售或现场售卖的各类型经营者涵盖在内。食强险制度的建立将成为现有责任保险产品和与食品安全责任领域相关责任保险产品的补充，将更多的食品企业纳入到食强险的规制、约束范围内，避免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时出现消费者索赔无门、索赔未果的现象。这一制度是对食品企业的约束，也是对消费者保护，更可在大规模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时，分散企业的赔付负担，也减少了政府财政的负担。

从制度建设的可行性角度分析，我国关于食品安全的相关法律制度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前后颁布实施的《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等都为食强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法律基础和保障。同时，在实践领域，2006年开始实施的“交强险”为也为食强险的设立与实施提供了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依据。

三、我国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构建

我国食强险制度的建立存在较大的难度，这一点从对《食品安全法》的修改过程就不难看出，2013年底公布的《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曾明确提出“国家建立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但在2014年6月公布的惨案中，对食强险的态度则转变为“国家鼓励建立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支持食品生产、销售企业参保食强险”。至今，修改后的《食品安全法》尚未公布，有关食强险制度的具体条例也未出台。但今年年初，在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办、食品药品监管理总局、保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对全国各省、市、县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试点工作的基本原则、试点范围、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设置、配套风险管理机制和保险理赔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要求。目前全国已有湖南、江苏、河北、浙江、山东、上海等省份试点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笔者将选取浙江和湖南两个开展食责险试点时间较长的省份，对它们在选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以及确定责任范围等方面的做法进行总结分析。

（一）保险人的选择

笔者通过对湖南、浙江、山东等省份食责险试点工作的观察发现，目前各试点省、市、县均采取行政机构与保险公司合作的方式开始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试点和推广工作。以浙江省为例，富阳市是省内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第一人，该市选择合作的保险公司是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我国唯一的一家责任保险公司）、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该市的餐饮协会负责对注册为协会会员的餐饮企业进行调研，筛选出适合参与试点工作的企业并负责引导这些企业积极的投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保险公司则负责对这些参与投保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自身特点和投保内容进行评估和调查，为不同的企业制定相应的食品安全责任险保单，目前该市已有48家企业与保险公司签订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协议。 与浙江省的做法相似，湖南省在试点初期也选择了经营时间长、公信力高、风险负担能力强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合作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试点工作，人保财险湖南分公司为参保的7家企业开发了以“基本责任险+附加险”为结构的专属保险产品。我国其他已经开展食责险试点工作的省份在选择该险种的保险人时的考量因素和最终选择的合作对象与上述两个省份大致相同。大多通过行政机构与保险公司合作的方式，即省、市、县食品药品监管局或食品企业行业协会等行政机构与一些经营时间长、经验丰富、抗风险能力强的保险公司合作开展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试点工作。这样的合作模式，由行政机构负责宣传、引导并提供相应的政策保障，由保险公司负责依据不同食品企业的经营特点制定有效防范风险的保单，通过分工合作使得在初期的试点过程中的参与企业和保险公司能切实的感受到食责险在防范风险中的作用，也为持观望态度的食品企业提供了现实的范例，更直观、清晰的展现并宣传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二）被保险人的选择

对于被保险人的选择，笔者同样选择了浙江和湖南两省，这两省为例进行分析。以浙江省为例，目前浙江省内已有富阳、临安、嘉善、海盐、金华等地开展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试点工作。富阳市是省内在餐饮领域试点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第一人，该市于2013年开始有包括富阳市东洲街道花果山酒店在内的48家餐饮服务企业与长安责任保险浙江省分公司签订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协议。参保的这48家餐饮服务企业可谓是行政机构、食品企业和保险公司三者间多项选择的结果。首先，行政机构需对市内的餐饮服务单位进行调研，筛选出符合参与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的企业并对筛选出的企业进行宣传和引导。其次，食品企业也拥有自主选择是否投保的权利。在行政机构进行筛选，企业自主选择后保险公司还要对选择参保的企业进行考察和评估。据长安责任保险浙江分公司富阳支行负责人介绍，保险公司需要投保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等相关证明，也会实地考察企业经营状况和店面环境，最终选择是否为该企业投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目前与公司签订的48家富阳餐饮企业在当地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从长安责任保险公司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条款的第七条中对被保险人哪些行为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的规定也可看出，保险公司为规避风险，对投保企业是否取得经营许可证、是否有超越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或提供食品的行为、是否在规定的经营场所生产、销售或提供食品等行为十分关注，也是它们在选择是否给企业投保时的标准之一。

除富阳市外，浙江省还有金华、临安、嘉善等市、县以《指导意见》所提出的要求为基础，结合本地区食品行业特点和经营情况，在行政机构、食品企业和保险公司多向选择的架构下，也有一部分食品企业参与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试点。金华市选择了本市的知名行业，火腿行业和餐饮行业作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的先行者。该市目前已有41家企业签约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其中火腿企业20家，餐饮企业21家。嘉善县结合浙江省开展的千万学生饮食放心工程实事项目，引导3家学校食堂食品统一配送单位与人保公司签订保险合同，进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试点。除学校食堂外还有包括食全食膳食美配送中心等4家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分别与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食品安全责任险。

参考国内其他已开展试点工作的地区，它们在推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初期，在被保险人的选择上与浙江和湖南两省的考虑与做法也不尽相同。但对于那些还未被大多数地区纳入到食责险试点范围内的中小企业的食品安全该如何保障，潜在的食品安全风险该如何控制。笔者认为，对于将中小型企业纳入到食责险保障范围的做法可以参考湖南省永兴县的思路，为避免由于它们经营时间短、规模小、食品安全意识淡薄、抗风险意识差而引发的问题，可将同一领域的中小型企业纳入到同一食品行业协会中，由食品行业协会会同工商、卫生等部门对其会员的经营资质、经营实际情况进行定期的全程监督。由不同领域的行业协会出面代表该行业的中小型企业与保险公司签订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起到保险公司与中小型企业间缓冲带的作用，同时利用行业协会所具有的团体优势还可以为中小企业争取到更为物美价廉的保险产品。

（三）责任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