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法学论文篇(1)

【关键词】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教学法

一、重视课堂上的文化教学方法

对外汉语教学课堂教学内容主要围绕语言要素展开，语言要素具体来说就是语音、词汇、语法、汉字四要素，只有四种要素都把握好了，才可能学好一种语言，良好的教学效果不仅仅是学好说和写，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用。这四要素里面和文化教学密切相关的是词汇，词汇是构筑语言的材料，那么在课堂教学中注意教授时把词汇和文化要素联系在一起就很重要了。

首先，汉语里面的词汇有很多等价词汇，当然这些等价词汇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每一个义项都相同或一一对应。每个词都有它出现的最佳语境，这就和文化习惯密切相关了，所以在讲解词汇时我们可以采用“情景法”，把相近或相关联的词汇放入特定的语境一起来讲。比如，“夫人”、“太太”、“妻子”、“老婆”、“媳妇”这一组词都是指男性的配偶，虽然意思相同，但是它们出现的语境大不相同，在使用时必须量境采语，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尴尬。“夫人”是古代人对妻子的称呼，现在正式的场合或是对地位比较特殊的人也称夫人，如主席夫人、第一夫人等；“太太”是时代的产物，虽然起源于古代，但是在民国时一些官宦和权贵用的最多，是对自己妻子的尊称；“妻子”则主要用于书面语，很少人口头上说我妻子怎样；“老婆”和“媳妇”都偏重于口语化。这些在我们看来很简单，下意识就区分开来了，可是对于和我们文化背景相差甚远的外国人来讲就很困难，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多讲究，在他们的语言里，妻子正式一点就是wife，，亲密一点就是sweet、honey。还有一些历史词汇经过时代的变迁现在意思变化较大，甚至词性都发生变化的，如“小姐”，在古代是指名门大户的大家闺秀，气质高雅，贤良淑德，美丽大方；可是现在却成了一个贬义词，是以出卖色相而谋生的的总称。像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要避免混淆还需要大量的例子，这些在课堂上是进行不完的，所以课堂上可以做一个引导，让学生下课按照这个方法自己去总结。

然后可以运用“结合法”，词汇是在文化的土壤里生长的，所以在讲解一些具有明显时代烙印的词汇时可以和相应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这样更有利于学生准确把握词的意义和出现的语境。例如“洋人”“洋枪”、“洋火”、“洋车”等一系列词汇是外国人入侵中国后，他们的商品也大肆输入中国造成的结果，我们把它们叫做“洋”后面只是一些事物的名称，只是这些事物打上了他们的烙印。再如“批斗”、“上山下乡”、“下海”等和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词汇，如果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就很容易理解了。

二、文化差异比较法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文化的差异影响着语言的习得，学生的母语文化对目的语的理解和运用有一定的干扰作用。比如外国学生不了解中国人的姓名是姓在前名在后，按本民族的习惯把中国人的名误认为是姓，可能称一位叫张大年的中国人为“年先生”，或者为了表示亲密而直呼其名叫他“张”。再如有的外国学生在街上碰到认识的人后，交谈几句分开时竟然以“走好”道别，让人很莫名其妙，显然他们把带有中国文化特点，但只有在送客时才会用的“走好”、“慢走”之类的用语看成了一般的告别词语，用在了很不恰当的语境中。吕必松先生指出：“文化差异不但要反映到语言本身的特点上来，而且要反映到语言的使用上来。因此，人们在学习和使用第二语言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障碍。”i

在教学过程中，对文化差异进行比较能让学生更好把握和运用所学的知识。比如，汉民族世代在亚洲大陆繁衍生息，英语民族多靠海而居，生存环境的差异造成了语言文化心理的不同。比喻花钱大手大脚时，汉语是“挥金如土”，英语则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在中国文化氛围中，“东风”指春天的大风，而英国处于西半球，报告春天的是“西风”，英国著名诗人雪莱所作的《西风颂》正是对春天的讴歌。总之，文化差异的比较对学生学好一门语言并能运用自如很重要，因此在学习一种语言时不进行文化差异的比较就很难真正掌握该语言。

三、文化体验法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应该重视开展各类体检活动，由课内到课外，让学生通过亲身的经历去体验中国文化的内涵和魅力，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把中国文化内化成自身的习惯，而不再是生硬的模仿。比如很多外国人以为穿唐装，穿布鞋就是典型的中国人形象，而这些早已成为陈旧的历史，现在的中国人也在不断地追求时尚、新潮。所以让学生们多参加一些校内、校外活动是很必要的。首先，可以充分利用图片、电影、电视等比较直观的材料来开展活动。尤其是电影电视等媒介可以提供丰富的信息量，接受起来也比较容易，同是还可以让学生观察到很多比如姿态，表情，动作等非语言交际的符号，通过视觉、感觉的刺激使学生产生比较直观的印象，更易于学生形成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模式，在此基础之上如果可以结合“文化表演”或“文化讨论”则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比如，组织学生进行一次中餐聚会，让学生从中餐上菜的顺序到中餐的口味、做法再到中国人的餐饮礼仪来品味中餐反映出来的中国的民族文化。

再如，《博雅汉语 初级起步篇Ⅰ》第二十二课《我喝了半斤白酒》中的一段对话：

玛丽：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呢？

大卫：昨天我去一个中国朋友家吃饭，他们太热情，一直不停地给我倒酒。

玛丽：有的中国人请客的时候喜欢劝酒，你不知道吗？

此段对话很好地反应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宴请礼仪习惯和文化心态。因此，以作品语言来透视文化可极大地促进语言教学，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容和思想意义，又能使学生习得该目的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可谓相得益彰。

四、文化参观法

文化参观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以某个文化专题为学习任务，以参加同意观摩活动的方式来实现预期效果的一种文化学习方式。可以参观的范围很广泛，可以是名胜古迹，民族活动，博物馆等。文化参观一般会在比较轻松舒适的环境中进行，这样更能有力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在观看中切实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国际交流合作处曾组织50余名外国留学生前往慕田峪长城游览参观，同学们大都第一次来中国，虽然对于中国的万里长城早有耳闻，但都未亲眼见过，当大家从长城脚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登上烽火台，站在烽火台上饱览群山环绕，连绵起伏、雄伟壮观的长城时，都在感叹这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奇迹。参观结束后，大家才明白了为什么长城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中华民族的象征。同学们一致认为，此行最大的收获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注释：

i.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讲义[J].世界汉语教学，1995（5）：22.

【参考文献】

[1]张英.对外汉语文化因素与文化知识教学研究[J].汉语学习，2006（6）.

[2]李枫.对外汉语教学文化因素处理的阶段性划分[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0（4）.

汉语语法学论文篇(2)

关键词：高中语文 汉语言文学 教学

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汉语言文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在培养中国未来创新人才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汉语言文学教育教师特别是中学语文教师应该具有前瞻性，要重视对学生进行高素质综合性人才的培养。在贯彻教学计划的同时，需要构建相对完整的教学体系，培养学生良好的文学素养和语言使用能力。

一、汉语言文学教学的重要性

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汉语言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学术载体，代表着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建设，同时也是大时代下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育注重学生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理论建设，出发点是为了建立健全学生的道德体系。汉语言文学的专业价值不在于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辨证的说，我们也不能强化用实用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思路去规范人文学科，而应该看到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特定期待。

二、高中语文汉语言文学教学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重在尊重、协助与促进

尊重是语文教育的前提，但协助和促进才是目的。面对学生自主的语文学习，教师的协助主要表现在提供必要的学习条件，授予必要的基础知识和方法。教师的促进主要表现在切实的引导，把学生的思维、情感和想象朝“深度”、“广度”和“长度”上引。

2、重在积累、互动与熏陶

语言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的重要交际工具，只有掌握了某种语言的人，才能进入人类社会，拥有人的活动，从这个最本质的意义上讲，语文学习是人成其为人的重要活动。每个人都必须掌握必要的语言文字和不断地发展语言，因此，丰富和积累语言应该成为我们有意义的生活中的一部分。由此，在中学语文教学应强化三点：第一，积累。语文学习应从积累语言开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可从这四个方面去引导学生积累：一是积累语言材料，主要指掌握丰富的词汇、俗语、谚语等；二是积累语言形式，背育一些典型结构的短语和段落，如识记一些好的排比句、顶针句，总分、转折、递进等结构的段落；三是积累语言范例，主要指背育一些优美诗文、小说、戏曲名著的片段等；四是积累语言形象，对名著中的典型人物、典故和意象等做到胸中有数。这样，我们的学生，思维就有了凭借，表达就有了材料。第二，互动。掌握语言是为了更好的交际，而交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只有在互中才能培养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课堂中，我们要创设情境，让学生在互动中学习语言。第三，熏陶。汉语言讲究神韵、意象和言外之意，在指导学生掌握这种语言时，不宜用纯理性的分析方法，而重在熏陶，营造各种情境，让学生自己去感悟，并在感悟的过程中渗透理性分析，从而达到心领神会的境界。

3、重在拓展、选择与凝结

现代中小学生的语文学习内容应该是全息的，一切现实的、虚拟的、心理的世界都可作为语文学习的内容，教材只是这偌大的语文学习空间中的一个小小例子而已。打个比方来说，教材只是学生学习的港湾，而世界才是学生要航行的大海。中学生的语文学习既要建设好港湾，也要从港湾走出去，到生活的海洋中去遨游，在偌大的海洋中探寻自己所要的宝藏。语文教学的职责就在于打破传统的时空界限，在时间上，融历史、现在与未来于一炉，“融历史于现在”很好理解，就是把人类历史遗产的精华引入课堂，让学生来学习。而“让未来融入现在”，让学生及时了解最前沿的动态，从而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打开一扇扇智慧的窗户。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需处理好几组关系：第一，信息的无限性与选择的有限性的关系。在组织语文教学时，我们可获得的信息是全方位的，有现实的，也有虚拟的，但对具体的某次教学来说，其选择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将所有的信息引入教学中，既没有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选择，进行最优化的选择。第二，问题的复杂性与教学的典型性的关系。语文教学打破时空界限之后，一些必然的，偶然的问题如潮水般涌来，形成复杂的意义形态。语文教学要正视这种复杂性，不拘泥于“一课一题”，而是尽可能让学生做多方面的探索。但重视问题的复杂性并不等于让学生在复杂的问题中“兜圈子”，使教学成为一团“乱麻”，相反，要透过复杂的问题，抓典型，以集中“优势兵力”，攻克我们学习的主要问题。这就让我们的课堂教学既有目标又不拘泥于目标，既有主题，又关注到“去中心”的话题，从而构建起具有独特个性的语文教学。

4、重在牵引、护航与调控

第一，引导学生对意义进行探寻与创造语文学习不管形态如何多样，但其价值应定位在对人的关怀和促进人的发展与创造上。如果把每一次语文学习看作人的生命过程中的“小场景”的话，那么每一次语文学习都贯串着人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与创造。第二，促进学生对话的生成并调控语文教学是师生对话的过程，其话题要在对话中不断生成与调控。而过去，我们太注重自己对教学的把握与控制了，把教学当作表演“教案剧”的舞台，从而步入了僵化、机械化的“死胡同”，难以自拔。其实，某次语文教学只能是一个可能世界，而不是一个必然世界，正如我们的未来世界一样，站在现在的时空里所做出的判断，只能是一种可能，而不是必然，因此，语文学习与教学是在师生、文本的对话中不断寻找话题而展开的。生成与调控是新语文教学的重要特点。我们要顺应这一特点，把语文教学弄得有声有色。

总之，中学生是我们的未来，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应该重视这些问题并贯彻实施。这样，学生才能更好的学习和掌握语文知识。中学汉语言学教学办好了，就为以后的专业学习和教学打好了基础。这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方能得到弘扬。

参考文献：

[1]张怡. 如何提高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质量[J].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0（4）.

[2]侯正林. 汉语言文学教学探讨[J].教与学，2009（6）.

汉语语法学论文篇(3)

一、重大的进展

1．理论建树初具规模。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因为它建立在朴素的客观规律之上。对外汉语教学尽管头绪纷繁，却是有规律可循，从理论上探索这些规律，把几十年来国内外汉语教学的经验加以总结，从中归纳出若干规律，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成熟的标志。已故的朱德熙先生说：“现在世界上有各种理论，汉语有其特殊性，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一种理论来，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朱德熙，1989）现在，“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组成；基础理论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和一般教育理论等；应用理论是指教学理论和教学法（教学法的部分内容具有理论性质，因此不妨把它也归入理论范畴）。”（《纪要》，1995）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则是一种综合的、跨学科的理论，它是建立在综合应用语言研究、语言学习研究，语言教学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围绕着理论的思考，有一批出色的论文，其中吕必松、胡明扬是其代表。然而，框架虽然搭起，研究却还不能说十分深入。真正称得上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文章，为数并不多。当然，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从事理论研究，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研究者。WWw.lw881.com如果说，一个理论研究十分薄弱的学科，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决不为过。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文章面世。

2．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赖以建立的前提。对特殊对象的深入研究，是一门学科朝着精密科学发展的必然途径。对外汉语教学的特殊研究对象，朱德熙在1989年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语研究，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是后备力量，离开汉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就没法前进；另一方面是对外汉语教学本身的研究，而这决不仅是教学经验的问题。四年之后，盛炎、沙砾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途径和方法”。（盛炎、沙砾，1993）到了1995年，我们对特殊的研究对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就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的学习和教学，即研究外国人学习和习得汉语的规律和相应的教学规律。研究的内容则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全过程。从“学”的角度，要研究学习者是如何学会并掌握汉语的；从“教”的角度要研究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全部教学活动，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内在规律，以便指导教学实践。（《纪要》，1995）只有研究对象明确，才能产生具有指导意义的具体的研究成果。我们根据研究对象，可以分别开展学科理论研究、汉语本体研究和方法论研究。

3．研究方法已具有自身的特点。既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的学习和教学问题，那首先要把“学什么”和“教什么”研究清楚。所以，第一位是汉语本体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侧重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汉语研究。

在汉语本体研究方法上突出的特点是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汉外语的比较，从而找出学习的难点，“所谓难点，就是中国人看来容易，外国人学起来困难的地方。在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汉语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就是难点。”（王力，1985）研究语法结构，研究语音规律，对本国人来说，一般规律也就够了，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只掌握一般规律是学不会汉语的，常常一用就错，这种错误往往启发研究者去注意中国人自己不容易想到的问题，于是促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习惯用法”和“例外现象”的研究。这种从教学中发掘的研究课题，具有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独特视角。其研究，不仅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本身，也对现代汉语研究起了促进作用。在汉语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英哲、柯彼德、陆俭明、邓守信、王还、刘月华、赵淑华、佟秉正、舆水优等。

至于研究“教”和“学”，与其他语言作为外语教学是有共性的。这也就是在创始阶段，我们不断引进、介绍各种外语教学法的原因。外语教学法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已经很多。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无疑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法，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但在研究汉语教学法时，正如张清常先生所指出的：“一不能忘记汉语本身的特点，二不能忽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千百年经验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视国外某些教学法它们一方面显示其优越性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的这种缺陷。”（张清常，1990）这是十分中肯的话。

下面我们对教学法研究略事回顾：1985年第一届国际汉语讨论会上，汉语教学法研究与国际上交际法原则盛行一时相同步，并开始探索结构与功能相结合、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路子。1987年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教学法研究不断创新，预计有可能形成“结构——功能——文化”三位一体的教学法新路子，并向综合教学与分课型教学相结合的新模式拓展。1990年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人们对教学法又有了新的思考，以历史的态度对以往的教学法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从而发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法是完整的唯一可行的，而且可以普遍适用的。应该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不同的语言教学目的和不同的教学阶段对教学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普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语言教学法的研究——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各有千秋》（[美]杨觉勇）一文代表了这种思想。到了1993年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吕必松总结到：“更快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已成了各种语言教学法流派的共同目标，这也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不可逆转的一种发展趋势。”（吕必松，1993）没有一种教学法是全能的，也没有一种教学法是毫不足取的。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不同的教学对象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今后，我们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兼采众长，摒弃其短，探索汉语教学的新路子。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近年来在研究中比较注重教和学的调查研究，注意统计分析（定量、定性分析），创造条件搞各种教学试验等科学的方法。

4．研究领域正在拓宽。语言教学的研究，是受语言理论研究制约的。80—90年代，国外普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乔姆斯基的理论已经不似70—80年代那样风靡一时，代之而起的是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潮流所及，社会文化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作用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开始是关注汉语教学中文化背景和文化知识的介绍，继而进入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领域，开始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领域。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深入研究并在语言教学中引入语言所表现的文化内涵，是将语言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胡裕树等，1989）不同的语言所包含的民族文化是有一定差异的，这种文化差异是第二语言学习的障碍之一。近年来，关于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排除跨文化交际障碍的讨论，已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之一。研究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对比，主要是以汉语为背景的中国文化和以英语为背景的欧美文化、以日语为背景的日本文化的比较；另一个是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研究。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化内容都与语言学习和教学直接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胡明扬，1995）探讨了究竟哪些文化因素最有可能直接影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文章认为，在语言教学中注入文化因素应考虑到外国学生的母语和汉语在文化上的异同，不要喧宾夺主，不要把语言课上成文化课。这篇文章廓清了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一些不够清晰的认识，有助于大家形成共识。总的看来，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讨论汉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比较多，讨论汉民族文化对汉语学习影响的文章还比较少。领域虽已打通，深入下去还值得探讨。

5．研究成果十分可观。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本体研究成绩尤为突出，这是汉语研究专家与对外汉语教师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的结果。对外汉语教学从一个新的角度开拓了汉语研究点，它受到汉语专家热情的关注，从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研究提供帮助；而对外汉语教师，掌握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特点与难点，从那些中国人习焉不察的问题中，小处人手，大处着眼，发掘带有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研究课题，体现了学科的特色，为汉语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篇章、汉外语对比以及与汉语教学有关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中，语法研究又占更大的比重，在前四届讨论会的论文选中，有关汉语本体研究的论文共160篇，占全部论文总数363篇的44％，而其中仅语法研究的就有90篇，又占总数160篇的56％。这些论文涉及下列三类内容：一是从宏观上研究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路子，探讨浯法教学的改革。二是针对外国人学汉语的难点，深入分析语言事实，发掘语言规律。三是在汉语语言现象的分析与描写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种研究的势头，与80—9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的语法研究不无关系。近年来，中国的语法研究异常活跃，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硕果累累，新人辈出，成为语言学科各个部门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龚千炎，1996）影响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的语法研究，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研究特色：一是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涉及到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功能语法等。二是体现了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特别是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形式与意义密切配合，交互验证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研究。三是结合汉语与外语的比较，深入发掘汉语的特点，渗透着理论的思考。

在教学研究方面，对汉语诸要素教学的研究更深入、更具体，有不少新的教学设想，得出不少有教学参考价值的结论。通观教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可以说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不断有新的进展。首先，对“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路子，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其次，进一步明确丁以总体设汁为主导的教学过程的四大环节。对各个语言教学环节和各种浯言技能训练的研究，更有理论的深度，对教学也更具指导作用。对于各种语言技能从设课到训练，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规范。最后，建立并在不断地完善有效的汉语水平考试系统等等。

自1987年中国对外汉语教材规划会以来，对外汉语教材建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几年来编出了上百种不同类型、不同课型、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色的汉语教材，可谓洋洋大观。在这些教材中，大都能较好地体现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则，并带有不同的教学法理论倾向，应该说各具特色和优势。（杨庆华，1995）对外汉语教材的建设与发展，实际上反映了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索。今天，更新教材的呼声日高，我们期待着新一代教材的尽快问世。

学会成立以来，研究的重点开始由“教”转向“学”。学习者学习行为的过程和规律的研究直接影响着教学水平。研究的范围涉及到对学生特点和需要的分析，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的描写，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的偏误分析及中介语研究，外国人学习汉语行为过程的调查与实验，以及对课堂上师生之间相互作用的观察研究，等等。学习规律研究中提出的若干理论、模式和假设，对促进汉语教学研究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的转变，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的说来，研究成果应该重视，值得提及。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一条全面体现语言规律、语言学习规律和语言教学规律的教学路子，世界各国的同行们都处于探索过程中，力求逐渐加深认识，不断地改进处理方法，争取良好的教学质量。（吕必松，1993）这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 、明显的不足

1．关于学术方向。199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指出：“由于近年来我国涉外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和内涵等问题上便产生了某些不同的看法，甚至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本身也产生了某些怀疑。”（《纪要》，1995）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分歧，不但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对象，而且也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对课堂教学也不无影响。面对这种局面，学术方向出现摇摆。

这次座谈会经过坦诚的切磋，在学术方向上可说达成共识，从而明确了学科的性质，规定了学科的内涵，维护丁“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的唯一性、稳定性和严肃性。会议指出：“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根本的区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学，教学规律也没有足够的共同点，所以它们不可能属于同一学科。”（《纪要》，1995）这样就摆正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今后，发挥学科优势，突出学科特色，把握住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方向，仍是不容忽视的。

2．关于研究视角。从总体上看，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略嫌偏窄，一个领域的各部门的研究也多有失衡。在汉语本体研究中，词汇及其教学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几年来毫无改善，极需加强。近年来，语音及其教学的研究，有滑坡现象，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质量有待提高。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其数量在历届论文集中呈递减趋势。汉语语段、篇章，汉语风格及其教学的研究，除个别文章，几乎无人间津。

在教学研究中，探讨一般教学法的文章较多，而探讨具体语言要素教学的文章较少，能为单项语言技能训练寻找出有效方法的文章更少。在学习研究上，缺乏有份量的各种教学实验，也还需要更多的学习行为的调查报告及相关的科学数据。由此看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应更开阔些。

3．关于学术课题。在学术课题的选择上，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研究课题还没有被攻克。比如，我们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具有国家水准的汉语语言能力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我们虽有《当代北京口语语料》，也还只是初级产品，还有待于系统地、全面地开发研究，我们迫切地需要通过开发研究为对外汉语口语教材找到真正的现代汉语口语标准。我们虽然有《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那还只是一个“暂拟”型的或“提要”型的理论框架，似嫌陈旧，我们还应研制一个适合外国人学习汉语语法的应用型的教学大纲。有些基础研究工作，个人难以完成，有关部门应组织人力，成立课题组，共同研制。比如把近年来分散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整理归纳，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一方面便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从中发现薄弱环节，以便补苴罅漏，填补空白。有些几经繁难，辛勤劳动研制成功的基础项目，对外汉浯教学界的同仁要充分利用，如《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现代汉语句型系统》、《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系统》等，要物尽其用，不可束之高阁。（张旺熹，1996）

4．关于论说方式。科学研究的成果应以严谨的形式来体现。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科研论文还只是教学总结，或断想式的经验之谈，甚至写成了工作报告，严格讲来这都不能算作科学研究论文。有的论文选题不错，然而或论证角度欠妥，立意不明；或逻辑层次紊乱，让人难明事理；或浅尝辄止，失之于肤浅。有的论文所用语言不是科学论说语言，过于散文化或口语化。有的文章不列“参考文献”，也没有注释，引文也不注明出处，看不出自己的新见解，甚至对所研究的某一问题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不甚了了，不能充分掌握某一问题所有的资料。这些都是对外汉语教学在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过程中要加以克服的。走向成熟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应该有一批水，平较高的研究者，并且取得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三、乐观的前景

1．语汇及其教学研究将迈入新起点。长期以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比较重视语法教学，把词汇及其教学的研究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于是，词汇的教学与研究就成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薄弱环节，至今依然如此。

究其原因，是忽略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是成年人、外国人这一根本特点，混同了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的汉语教学。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学龄前就掌握了汉语的基本语汇及其用法，他们在达意上没有困难，以后的任务是扩大词汇量及提高语言表达水平的问题。外国成年人学汉语要一个词一个词地学，要掌握每个词的用法，日积月累，熟能生巧，最终才能掌握一种语言。如果只学一些干巴巴的语法规则，充其量只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标准句，稍一活用，常常是一开口——动笔就错误难免。特别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外国人会觉得语法条条不管用，而一个个词的用法才真正解决问题。以至于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学生看来，汉语语法规律不像其他语言那样严密、系统，而且有不少语法规律不好归纳，甚至等于学一个个词的用法。”（舆水优，1991）其实，早在三十年代，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就说过：“学习中国语言有三大困难，其实只是一个，即中国语词的问题。”（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这是因为语汇是语言存在的唯—‘实体，语法也只有依托语汇才得以存在。语法也可以说是无数具体语汇的具体用法的概括与抽象。因此，胡明扬说：“语汇教学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也正因为如此，加强语汇研究和语汇教学就成了当务之急。”（胡明扬，1996）现在，我们看到，语汇及其教学的研究已经迈入新起点。《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的正式出版是其标志。这是一部为外国人编的汉语学习的原文词典，它收词3700多个，有准确的释文，丰富的例证，简明的用法，更宝贵的是备有错用的提示。这是语汇及其教学研究的新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汉语学习和教学的需要。

最近，语言学领域新出现一个叫做“最小程序”（minimalistprogramme）的新论点，这一论点将各种语言之间的不同归结为其虚词成分和词汇方面的差异。，（袁博平，1995）与此相关，又有“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之说，认为：“语法理论，无论是转换取向或功能取向，若不跟词汇分类相结合则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突破。”（郑定欧，1995）理论语言学的这些新发展，必将对语汇和语汇教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带来新的契机。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注入新的思想。

2．学习规律的研究将出现新推进。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重点多集中在“教”和“学”的内容，以及“怎么教”这两方面，对“怎么学”的研究重视不够。语言学习和获得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研究语言的学习和获得的规律，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对提高教学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国内汉语学习规律研究起步较晚，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我国较早的学习规律研究是对比分析，即从两种语言本身的比较来预测学习中的难点，继而是中介语研究。研究者认为在学习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学生使用的实际上是一套独立的语言体系。这套体系既不是学生母语的语言体系，也不是第二语言的体系，而是学生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研究这套语言体系，可以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而学生的语言偏误正可以观察中介语在学生头脑中的运作情况。七十年代，国外第二语言教学中，偏误分析曾风靡一时，风尚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曾把错误分析、对比分析和中介语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为学习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吕必松，1993）近年来，克拉申（krashen）的输入假设理论也曾影响学习理论的研究，如区分“习得”与“学习”，采用吸收可理解的输入信息提高听力教学的质量等。八十年代，乔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语法理论，这不仅仅是一种语法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语言习得理论。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这些原则是天生的，人的头脑中固有的。有人认为，目前世界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发展趋势是，以语言原则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流。（袁博平，1995）对外汉语教学的学习研究必将在这一趋势影响下，展开新的研究未来。

3．电脑化教学研究将跨向新高度。应用现代技术进行教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视、听材料进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仅仅是利用电视机、收录机的效能开展教学。近年来，计算机辅助汉语教学迅速发展，也仅限于以常见情景；常用句型为线索，配以常用语词和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教学，还不能充分发挥这类设备为语言教学所能提供的多方面的可能性，如综合性、直观性、可选择性等，开辟教学的新路子。

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发展，诸如笔输入技术，多媒体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新的希望。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开辟教学的新途径，研制新一代教材，促进科学研究，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仅以多媒体为例，编写多媒体教材应立即着手去做，多媒体是既能处理文本信息，又能处理图像、图形和声音的多功能技术，并具有人机交互的能力。以这种技术研制的新一代教材，是一种文字、声音、图像立体发展的教材，必将给对外汉语的教学带来一场革命。又因多媒体信息量大，具有跨时空特点，可变平面教学为多元立体化教学，因之也更符合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我们相信，必将会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一番新的景象。

参考文献

朱德熙 1989 《在纪念<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王 力 1985 《在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的讲话》，《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胡裕树 1989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两个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纪要》，《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1期。

胡明扬 1995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陈亚川 1990 《汉语教学研究的拓新与深化——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读后》，《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吕必松 1993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郑定欧 1995 《“凝固”析——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r）引介》，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讨会论文

李忆民 1995 《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龚千炎 1996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学习》第2期。

杨庆华 1995 《新一代对外汉语教材的初步构想》，《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盛炎等 1993 《对外汉语教学论文评述》，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舆水优 1991 《通过常用语法错误来看处所词的用法》，《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张清常 1990 《对外汉语教学法·序》，现代出版社。

赵金铭 1985 《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举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1987 《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举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1989 《近十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1993 《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发展与创获——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综述》，《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汉语语法学论文篇(4)

主考院校

专业

星期六（10月21日）

星期日（10月22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公共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经管类）（04183） 计算机应用基础（00018）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普通逻辑（00024） 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11893） 高等数学（一）（00020）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大学语文（04729） 线性代数（经管类）（04184）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日语（二）（00016） 专科 新疆大学 维吾尔语言文学（C050116） 大学汉语（一）（11894） 文艺理论（10057） 维吾尔民间文学（00825） 中国当代文学（00564） 外国文学作品选（00534） 维吾尔古代文学史（00561） 专科 新疆大学 汉语言（翻译）（C050117） 基础汉语（00574） 汉语精读（二）（00570） 翻译理论（00576） 汉语应用写作（08041） 语言学概论（00541） 专科 新疆财经大学 会计（A020203） 会计专业汉语（10059） 财务管理学（00067）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成本会计（00156） 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00070）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专科 新疆大学 法律（C030112） 大学汉语（一）（11894） 民法学（00242） 行政法学（00261） 中国法制史（00223） 民事诉讼法学（00243） 经济法概论（00244） 专科 新疆大学 行政管理（A030301） 大学汉语（一）（11894） 人力资源管理（一）（00147） 管理心理学（00163） 公文写作与处理（00341） 经济管理概论（00314） 公共关系学（00182）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政治学概论（00312） 专科 新疆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A040103） 基础汉语（00574） 小学语文教学论（00410） 小学教育心理学（00407） 小学数学教学论（00411） 小学科学教育（00408） 科学.技术.社会（00395） 小学班主任（00412） 专科 新疆大学 英语（C050207） 基础汉语（00574） 英语阅读（二）（00596） 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11893） 英语写作基础（00597） 综合英语（一）（00794） 专科 新疆大学 计算机信息管理（A082207） 基础汉语（00574） 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04754）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00342）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数据库及其应用（02120） 专科 新疆农业大学 兽医 （A090402） 大学汉语（一）（11894） 家畜外科学（02790） 家畜传染病与寄生虫病（02791） 兽医药理学（02787） 家畜病理学（02783） 畜牧概论（02788） 兽医微生物学（02785） 本科 新疆大学 维吾尔语言文学（C050107） 文学专业汉语（00566） 应用文写作（02126） 民俗学（10072） 中国古典文学简史（10070） 语言学概论（00541） 本科 新疆大学 汉语言（翻译）（C050108） 汉语文选（一）（04962） 语体翻译（00578） 汉语精读（四）（00572） 汉语泛读（00577） 本科 新疆财经大学 金融（B020106） 基础汉语（00574） 财务管理学（00067） 国际金融 （00076） 金融市场学（00077）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本科 新疆财经大学 会计（B020204） 基础汉语（00574） 会计制度设计（0016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高级财务会计（00159） 财务报表分析（一）（0016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51） 本科 新疆大学 法律 （C030106） 金融法（05678） 合同法（00230） 公司法（00227） 法律文书写作（00262） 票据法（00257） 外国法制史（00263） 婚姻家庭法（05680）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00228） 汉语泛读（00577） 本科 新疆大学 行政管理学（B030302） 基础汉语（00574） 财务管理学（00067） 领导科学（00320）

汉语语法学论文篇(5)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学 字本位 词本位

[中图分类号]H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4-0212-02

一、“本位”这一观点的提出

“本位”这一观点，是上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的，特别是90年代之后，各种“本位”理论，如：句本位、词组本位、字本位、语素本位、小句本位等层出不穷，引起了许多的关注。正如陆俭明先生所说：“这种种语法观孰优孰劣，大家可以各抒己见，慢慢加以评说、争论。但有一点应该肯定的，这种种语法观的提出应该说标志着汉语语法学界确实已开始进入理论思考阶段，而且将给人以极大的启迪。”[1]

“本位”这个概念很宽泛，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定义：一是指最重要、最根本的单位，作为语法研究的出发点的单位；二是指语法研究的基本单位，这种单位还可以不止一个；三是指语言基本结构单位，语法研究的“基本粒子”。徐通锵等人的“字本位”，虽然也同时运用了第一、第三个定义，却是以第三个定义为主。至于“词类本位”和“词本位”，一般学者并不区分，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前者运用的是第一个定义，而后者运用的是第三个定义。[2]所以，根据潘文国先生的观点，“字本位”理论和“词本位”理论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的，只是对于汉语基本结构单位持有不同的观点而已。

二、汉语为何难学

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项正蓬勃发展的事业，经历了一个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很好的教学方法和优秀的研究成果。但是，汉语难学也是国外公认的一个事实，汉语为何难学，主要是因为汉语有一道坚实“汉字壁垒”，需要汉语学习者去“攻克”。这道“壁垒”是客观存在的，可是如何最大限度减小其攻克难度，是需要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共同思考的问题。近年来，汉字教学取得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这和目前我们对外汉语教学沿用的“词本位”教学思路是不无关系的。刘（2000）说：“中外汉语教学工作者普遍对目前汉语教学效果不满意。我们不能把教学效率不高完全归咎于汉语本身的特点和难点，以及汉语学习者汉语起点水平低等客观原因。根本原因可能还在于我们没有完全找到针对汉语特点的学习规律与教学规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学法体系还不完善，教学方法还需进一步改革。”[3]吕必松（2003）进一步指出：“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一条符合汉语特点和汉语学习规律的教学路子。现在占主流地位的教学路子，基本上是西方语言教学路子的翻版。教学路子不对头，就不可能取得最佳教学效果。”[4]所以，对“词本位”理论的怀疑，早已不是一家之言了，对外汉语教学界的许多学者都开始认为，“汉语教学还处于一种危机状态。”所以，对外汉语教学思路的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具体怎么改，触及了许多方面的核心问题，所以需要再三的慎重考虑和规划。

“词本位”理论在对外汉语界沿用至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的缺陷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其实从“词本位”到“字本位”有一定的必然性，在对外汉语发展初期，由于汉语语法体系中的本体理论都来源于印欧语系，所以引用“词本位”的观点无可厚非。随着对外汉语实践的发展，“词本位”理论逐渐显露出它的局限性，所以，徐通锵等学者根据汉语自身的特点提出了“字本位”理论，以打破西方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束缚。

我们回到“汉语为何难学”这个问题上，外国学生觉得汉语难学的原因无非就是两个：一是汉字难学；二是文化差异。文化差异是难以避免的，而汉字其实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难，只是我们的教学方法出问题了。初学汉语的外国人看到这些汉字就认为汉字都像图画，一开始便产生了“汉字难学”的心理障碍。可见“词本位”教学模式是造成“汉字难学”的直接原因。[4]以汉语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像这个地球的两个半脑，各有自己的具体规律，不必以一种研究规律去硬套于另一种规律。它们的差异，不仅是编码方式的差异，更是两种文化的差异，说到底，也就是两种语言哲学观的差异。[5]这些差异让我们看到，我们仅仅使用西方的语言观是不妥当的，我们必须结合汉语自身的特点，使用适合自己的理论，那就是“字本位”理论来改善对外汉语教学。

我们在教外国学生时，通常是只教词，而不剖析每个汉字的意义，这样导致学生对词死记硬背，而其中每个字的含义却一知半解，例如“电脑”，他们只知道是computer，却不知道什么是“电”，什么是“脑”，为什么我们会把computer命名为“电脑”。但是，如果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告诉学生每个字的含义，并提示学生进行联想，这样学生能够触类旁通，学习效果一定是事半功倍的。

三、汉语的优势何在

从以上可以看出，如果挖掘出了汉语教学的规律，汉语的优势就会很明显。汉语学习者只有深刻了解汉语的结构方式，才能学到中华文化的精髓，逐渐学会用汉语思维。[4]“字本位”理论从汉语社团的思维特点出发，从汉字的演变考察语言的演变，建立了符合汉语特点的理论体系。作为“字本位”理论指导下的字本位教学法，则应该积极主动利用汉字，从汉字出发，逐渐让学生熟悉汉语社团的思维模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汉语的能力，让汉字真正成为汉语学习的工具。[6]“字为本，合为用”是汉语最大、最重要的特点。它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很大的便利，可说是一条又快又好的汉语走向世界的道路，它比“词本位”教学法优越得多。[7]

四、“字本位”的回归

所谓“字本位”，即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为汉字，而不是词。汉语的基本结构为汉字和语音。汉字是汉语中独有的概念，它和印欧语是完全不同的。汉字不像印欧语中的字符，它不仅是书写单位，而且是语言单位，所以，单纯把汉字与字符等同起来是不公平的。许多语言学家很早就提出了，汉语中其实没有“词”这一和印欧语对应的概念，我们所谓的“词”，只是字组罢了。所以，并不是所有语言都是以词为基本语言单位的，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汉字都是汉语中的基本单位。即使这样，我们只是提倡“字本位”的回归，而不是全盘否定“词本位”理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所做出的贡献。下面我们来讨论“字本位”回归的理由：

不管是从《百家姓》还是《千字文》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古代汉语是以汉字作为基本结构单位的，所以说，汉字天然是汉语的基本单位。当年文字改革时，为什么没有使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专家们应该也是考虑到了汉字作为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重要性。既然我们继续使用汉字，那么我们就应该遵循汉字的规律，在教学过程中更不能全盘西化。从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可以知道，汉字本身是有很强的理据性的，不管是象形字、指事字还是会意字，都说明汉字是具有表意功能的。而大量的形声字表明汉字还具有表音功能，所以汉字是形音义结合的，它不是单纯的书写符号。

由上可知，“字本位”的回归是必然的。正如李润新教授所说，回归到“字本位”为核心理论，我们就会从“词本位”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就会在汉语研究上改变印欧语系拼音文字的“旧眼光”，以汉藏语系的“新眼光、新思路、新方法”来研究汉语，也就真正走上了具有汉语汉字特色的本体语言学的自主创新之路。[8]

五、结语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应该基于科学的思路，寻求正确的方法，不断改进教学，以促进对外汉语事业的发展。“字本位”理论，揭示了汉语的规律，把我们带入一个正确的方向，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攻克汉字的难关，有利于汉语的推广。

【参考文献】

[1]陆俭明，郭锐.汉语语法研究所面临的挑战[J].世界汉语教学，1998（4）.

[2]潘文国.“本位”研究的方法论意义[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11）.

[3]刘.对外汉语教育引论[M].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4]吕必松.汉语教学路子研究刍议[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3（1）.

[5]刘雯.试比较词本位与字本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J].商业文化（学术探讨），2008（2）.

[6]章章.使汉字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工具――“字本位”理论与教学法探讨[J].怀化学院学报，2007（10）.

[7]（埃及）瓦西德.略论“字本位”理论及其教学路子[J].汉语文教学，2009（3）.

汉语语法学论文篇(6)

关键词： 汉语教师结构 印尼汉语教师 培训现状 改进建议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印尼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不断加强，印尼对汉语的需求迅速增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印尼政府开始执行宽松的汉语教育政策，各类学校纷纷开设汉语课。然而，32年的汉语断层使复苏的印尼汉语教育面临诸多问题。其中汉语教师的紧缺是制约印尼汉语教学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一、汉语教师培训是及时解决印尼汉语教师紧缺，提高汉语教学水平和印尼国民汉语水平的有效途径

教师的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的高低决定着课堂教学质量的高低及教材的优劣等一系列汉语教学问题。因此，加快汉语教师的培养，提高汉语教师的素质是目前印尼汉语教学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

印尼现有本土汉语教师的理论水平、汉语水平和汉语教学水平直接影响印尼的汉语教育水平。与重新培养汉语教师和从中国选派在职教师和志原者赴印尼进行汉语教学两个途径相比较，对现有的印尼本土汉语教师进行培训使之成为合格的汉语教师无疑是能在短期内缓解印尼汉语教师紧缺、迅速提高教师素质的好方法。

培训在职现有汉语教师的汉语水平和汉语教学水平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从中国派有海外教学经验的教师到印尼培训本土汉语教师；二是选派印尼现有的汉语教师去中国参加培训。较之后一种，前一种解决途径能以较少的经费培训更多的汉语教师。因此，在印尼当地培训现有汉语教师成为印尼汉语教学机构和孔子学院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我有幸参加了印尼孔子学院2010年举办的几次汉语教师培训，并作了相关调查，现就此谈谈印尼汉语教师培训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以就教于方家。

表12010年5―8月印尼雅加达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培训人员年龄构成调查表

表1显示，印尼现有汉语教师老化问题非常严重，汉语教师的年龄主要集中在50―69岁之间，其比例合计为73.2%。

表22010年5―8月印尼雅加达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培训课程统计

表2表明，培训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汉语基本知识和教学法两个模块。据了解，许多印尼本土举行的其它类似教师培训的内容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模块。

二、印尼汉语教师的结构分析

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尼政府于1966年至1998实行了严厉禁止使用汉语的语言政策。20世纪90年代末印尼政府解除华文教育禁令，印尼的汉语需求急剧增加，汉语教师需求量也猛增。同时印尼汉语教师队伍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在年龄和区域分布上极不平衡，学历普遍偏低，汉语和汉语教学水平参差不齐。汉教师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接受过印尼华校汉语教育的汉语教师。1966年以前印尼华校教育盛行，华校参照汉语为母语的教学标准设置汉语课确定教学要求。一部分已年近六旬的接受过华校教育的学员后来成为现有的汉语教师的主体部分。这部分汉语教师的汉语水平较高，口语表达流利但略带地方方言（主要是福建、广东等省的方言），汉字书写较规范。在从事这项工作之初他们并不十分了解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特点和规律。凭借以前学习汉语的经历，经过多年的汉语教学实践，他们摸索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汉语教学方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经验丰富的“经验型”教师。但他们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学科理论认识不够，教学方法陈旧。

第二类是接受过非华校汉语教育的汉语教师。1966年以后印尼取缔华校教育，只有有限的几所大学被允许开设汉语课。这些学校的汉语生接受了较为系统的汉语言、文化知识的训练，有一定的汉语教学理论修养，但口语表达和笔头能力表达不强。另外，民间也有一些非常隐蔽的教授汉语方式，如：私塾等。接受这种非正规学校汉语教育的学生多来自华人集聚、中华文化传统保持良好的地区。这部分汉语教师汉语口语流利，表达能力强，但方言口音较重（还有客家话、潮洲话、福建话、广东话等口音），没有经过系统的语言、文化知识的训练，缺乏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的认识。最后，还有少数是从中国留学回业的汉语教师。这部分汉语教师在中国正规院校曾接受过一、两年的汉语学习，口头表达能力较强。由于有些去中国留学的初衷并不是从事汉语言教学，有些去中国留学的初衷是为了从事汉语教学而回国后又改行从事别的行业，因此，真正受过正规、系统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训练的并不多。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接受过华校汉语教育的老一辈汉语教师有扎实的汉语言知识、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和丰富的汉语教学经验。但缺乏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理论、第二语言教学规律的理论认识及先进教学理念和手段的了解；没有接受过华校汉语教育的较年轻的汉语教师听、说、读、写四项基本能力发展不平衡，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也较欠缺，教学经验不够丰富。总体看来，两者都缺少正规、系统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专业训练。

三、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基本理论及国际汉语教师能力标准

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基本理论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核心理论，它全面指导对外汉语教学实践。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基本理论由学科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语言教学理论、跨文化教学论四个部分组成。

根据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基本理论，并借鉴国际第二语言教学和教师研究的最新成果，2007年10月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研制颁布了《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为国际汉语教师培训提供了依据，明确了国际汉语教师应达到的要求。《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为国际汉语教师确立了“语言基本知识与技能”、“文化与交际”、“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策略”、“教学方法”和“教师综合素质”等五个模块标准，全面详细地规定了从事国际汉语教学工作的教师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水平，更强调教师全面分析学生的特点，选择适当的教学策略的能力，强调教师对自身专业知识进行主观建构，对教学实践的反思、探究和创新的能力。

四、印尼汉语教师培训课程设置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国际汉语教师标准》是进行汉语教师培训课程设置的依据。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新学科，其要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怎样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让外国学生学会汉语”，因此，对外汉语的学科性质要求汉语教师应“以学生为中心”，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把教学的内容研究透彻，弄清学生的习得过程、习得顺序、习得规律、习得策略后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方案，选择教学方法，利用先进的教育技术和手段实施教学。语言教学是一项繁杂的工程，汉语教师只有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选择相匹配的教学手段，并根据学生群体的具体情况，发挥个人的独创性，才能成功地进行语言教学，而非只是灌输课堂书本知识教学内容。《国际汉语教师标准》是汉办在最新成果上制定出来的，它对一个合格的汉语教师的知识和能力进行了综合的描素，不但适用于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师，而且适用于全世界各地的汉语教师。因此，印尼的汉语教师培训课程的设置应以此为依据，并结合汉语教师的具体情况作必要的调整、删减或增加。

2.立足当地有针对性地开展不同的培训班级。

尽管世界各国的汉语教学内容都是汉语，但由于所在国的汉语水平，汉语教师的汉语和教学水平，所在国语言文化与汉语的关系都不同，因此我们应立足于所在国的具体情况，开设有针对性的汉语教师培训课程。

通过以上印尼现有汉语本土教师的构成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有汉语基本知识水平较高、对中国文化了解较深入者，也有只在某项或两项汉语技能方面较强，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者。但总体来说，大部分印尼本土汉语教师都缺乏正规的、系统地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专业培训，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学理论、最新研究成果了解不够，教学能力参差不齐。

根据印尼当地汉语教学和教师的现状，我们可以按年龄、知识能力结构分别设立不同的培训班级。针对接受过华校汉语教育的汉语教师语言教学理论不足，教学方法陈旧的缺点，可给他们多介绍些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的知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先进的教学方法。对未接受华校教育的汉语教师，可开设一些提高汉语基本知识和中华文化修养的课程。另外，多开设一些介绍当代中国国情的课程对两者也是有益的。总的来说，印尼本土汉语教师的理论水平都较欠缺。尽管有些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也无意识地运用了一些第二语言教学规律，但如果他们能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学科理论有较深入的了解，将有助于他们更自觉地在教学实践中运用第二语言教学的规律，大大增强教学效果。

3.侧重培训教师自我学习、学术研究的能力。

提高汉语教师素质是加快汉语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对外汉语教学在海外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教育研究和教学实践是汉语教师素质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汉语教师既是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又是第一手教学实践资料的汉语教育研究人员。教学一线的教师可以从实践出发围绕自身教学实践当中的问题进行研究。因此，对汉语水平较高，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的汉语教师可以多介绍一些汉语作为第二汉语教学的研究方法，引导他们在教学实践中有意识地运用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知识，研究教学对象、汉语教学方法等，让他们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教学经验不够丰富的教师了解学科理论知识和教学规律也是很有必要的，这有助于他们自觉地运用理论来指导汉语教学。

进行汉外对比是对外汉语教师必需具备的素质，它有助于有效预测教学重点和学习难点，简单明了地解释汉语与本族语的不同之处，对教材的编写和课堂教学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是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在汉语教师培训中，增加汉印尼语对比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在教学中应用汉印尼语的对比等内容可以帮助汉语教师自觉地、科学地进行汉印尼语的对比工作，增强教学效果。

4.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许多有效的、先进的教学理论、教学方法和教学技巧只有必须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实践来体会才能掌握。因此，汉语教师培训应包括一些实践部分，如：采用听课―观摩―实践的三步骤的方法，采用“微格教学法”把复杂的教学过程分解为许多容易掌握的单一教学技能等方法，把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技巧让培训教师在操作中掌握。由注重知识性内容的讲述转向实践性的分析辅导，帮助教师对自身的教学过程进行诊断和深入理性的了解。

5.形成定期、长期培训的制度，大量吸收年轻汉语教师。

由于种种原因，一直以来印尼的汉语教师队伍流动性较大，不够稳定。而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又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人们对汉语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定期地、长期地进行教师培训是提高汉语教师素质，使印尼汉语教师队伍持续发展的保障。

三十多年的汉语教育断层导致精通汉语的现有汉语教师大都已年近六旬，懂汉语又从事汉语教学的年轻人少之又少。年轻汉语教师的培训系关印尼汉语教育事业的未来，因此，应尽量吸引更多的年轻汉语教师参加汉语培训，使他们迅速成为印尼汉语教学事业的中坚力量，为印尼汉语教师队伍补充新鲜血液，保证印尼汉语教育事业持续向前发展，推进中国与印尼的友好事业。

参考文献：

［1］董萃.关于对外汉语教师培训模式的思考与探索［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6，（3）.

［2］刘.关于汉语教师培训的几个问题［J］.世界汉语教学，1996，（2）.

［3］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讲义），1996.

［4］赵金铭.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商务印书馆出版，2006.

汉语语法学论文篇(7)

一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勣等著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任务，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同一年，由语言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词典编辑室，当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兼任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自1958年开始编写，1960年就排印出了“试印本”；1961年丁声树接任室主任和主编，1965年排印出了“试用本”。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十年动乱”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文革”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棻的《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部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朱德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参考文献

傅懋勋、罗季光 1978 我国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语文，1期。

傅懋勣、周定一、张寿康、罗慎仪主编 1984 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李荣 1989 丁声树，方言，2期。

王均 1989 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纪念罗常培先生九十诞辰，中国语文，6期。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 1956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

张伯江 1992 《中国语文》四十年，中国语文，6期。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编写组 1981，1982，1984，1985，1986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一至五分册)，河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