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原理论文篇(1)

1.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教学现状调查报告

为进一步了解并反映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教学现状,提高我校英美文学教学质量和英语专业学生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特对本校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2007届大三学生(第一学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总人数为40人,发放问卷40份,收回有效问卷40份。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首先对学生是否喜爱英美文学这门课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学生中有30%不喜欢这门课,70%则比较喜欢。不喜欢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教材枯燥乏味、教学内容缺乏系统性、课堂气氛较沉闷。其次对学习英美文学的意义进行了调查。《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对文学课的目标有着明确的说明,即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认为自己比较清楚学习英美文学的意义,但也有30%学生认为不清楚。对该门课学习难度大小的调查表明仅有10%学生认为学习难度不大,剩余大部分学生认为难度较大,并指出学后收获甚少。最后学生自答部分显示英美文学学习的最大难题是:学习内容多、内容整体缺乏系统性、主题分散、记忆困难;其次,教材枯燥乏味、课堂气氛较沉闷也是造成教学效果不够理想的原因。

调查结果提醒教师,如果学生体验不到英美文学学习带来的乐趣或体验得不够必将削减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必须尽快找到合理而有效的对策。近些年国内学者在英美文学教学改革上做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2.国内英美文学教学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从五大视角对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现状或改革进行研究,分别为文学批评、教学法、实证研究、跨文化、计算机辅助教学视角。

文学批评理论与英美文学教学。闫玉敏提倡在文学课上将传统的批评方法、形式主义批评方法、心理学批评方法、神话与原型的批评方法等介绍给学生,让学生学会如何去阅读作品32-36。然而,文章只是将文学批评方法作为文学课的教学内容而不是一种教学理念来提倡。随后出现了一些将文学批评理论作为课堂教学指导理念的文章,如有把读者反应理论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结合起来以增强学生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动沟通的,也有从女权主义角度指导英美文学教学以建立一个师生平等、互帮互学的教学模式的。然而这些研究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文学课授课内容庞杂、学生记忆困难的问题。

教学法与英美文学教学。“抛锚”式教学是建构主义教学的一部分,张冰将这一教学模式应用到英美文学教学过程,认为通过教师的“抛锚”,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消化作品,并在作品的情景中把握作者的意图,有利于教师和学生更好得完成教学和学习任务[2]。吕洪灵则注意到独白式教学方式在英美文学课堂中的重要性,提醒教师在强调学生“动”的同时也要看到“静”的重要性,着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不要一味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表现积极,也要给学生静下心来思考的时间[3]。

英美文学教学实证研究。2002年,在南京师范大学程爱民等学者的带领下,该课题组对我国高校英美文学教学现状进行了调查报告,分析总结了我国高校英美文学教学的现状以及在认识观念、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师资培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4]。但是该调查报告尚只发现问题,并未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或策略。次年,鲁吉进一步佐证了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类课程教学现状不容乐观的状况并得出五点看法,即英语专业学生中真正喜欢英美文学的为数不多、学生对学习英美文学的意义与作用认识不够清楚、学生感到这门课难学、学校对这门课的忽视和教师的教学手段太过单一[5]。

计算机辅助教学与英美文学教学。刘仪华总结了英美文学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四点优势:高效省时,有利于文学能力的培养;丰富的教学活动和乐于互助;逼真理想的语言环境;新增的语言“实用技能”[6]。张显平指出文学语料库的构建与利用是改进英美文学教学的有效途径之一,并提出构建文学语料库应注意文学性、对象性和反馈性三个基本原则[7]。然而,在我国语料库应用于英美文学教学尚处于初步研究阶段,以文学语言基本素材的专业语料库在文学教学中的意义与价值还需要广大外语教学工作者去判别和验证。

跨文化交流与英美文学教学。曾洪伟提出应该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引入比较文学的理念和方法,打破“自闭症”走向开放,跳出英美文化的圈子,从第三者的立场考辨英美文化与其他民族和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8]。

转贴于

综上所述,英美文学教学发展趋势即是逐渐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不断朝跨文化、实证研究、与多媒体相结合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强调教学内容输入的多样性与系统性,也不断注重提高教学输出质量与学生的接收能力。本文针对调查报告突显的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阐述、归纳弗莱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及其主要特征,论证该理论对英美文学教学的指导与应用价值。

3.弗莱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概述

诺思罗普•弗莱是加拿大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思想家,也是全球最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著作《批评的解剖》的问世标志着神话原型批评作为重要的西方现代批评流派之一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弗莱认为文学是远古神话在现代文明社会的延续和发展,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对某个神话故事按不同的形式和模式进行描述,为了更好的理解文学作品,必须从理解神话入手。

“原型”是弗莱神话批评理论的核心概念。原型可以指在历史、文学、宗教或民间故事中反复出现的具有继承能力的象征、意象、母题或主题模式;记叙神祗故事的神话模式是文学作品中最普遍的模式类型。原型是普遍的象征,它们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并且反复出现,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然而在特定的文学作品中,原型并不容易被识别出来,因为文学作品是“移位的神话”。原始神话和宗教仪式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按照各种模式移位到各具性格的神祗形象上。对弗莱而言,文学作品之间互相连贯的源泉是“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却反复出现、经过不同程度‘移位’的特定原型[9]。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原型反复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因此对原型的每次不同 “移位”是由作者所处的历史时期、作者本身的写作天赋和个性所决定的。弗莱建议从两个不同的层次看待文学文本:叙事结构的直接表现形式,即表层结构和间接表现形式(原型),即深层结构[10]。表层结构可以复杂多变,但原型代表的深层结构却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文学中的原型人物数量也应该是固定、可数的。在文学创作中,人们利用数量相对固定的原型进行创作。

4. 弗莱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对英美文学教学的指导作用

通过梳理、概括弗莱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笔者发现其有三大显著特征,而这三大特征恰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英美文学课堂上出现的主要问题。

趣味性。调查还显示92.5%的学生希望教师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进行英美文学教学,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听课兴趣,也更方便学生记忆和理解。弗莱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强调神话对理解文学作品的重要性,认为文学就是移位的神话。将英美文学与欧美神话、圣经故事、民间传说等联系起来进行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学习兴趣、全面了解西方文化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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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弗莱认为原型是文学本身的再现,是传统文本与文本之间一种特定的再生现象。互文性从时间顺序即纵向联系的角度反映出文本与文本之间存在的某种程度的联系。由于文学作品反映人类生活和经验,一些人类共同关注的主题如爱情、生命、追寻等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会有所体现,作者不可能凭空创造出全新的文字或文学,历史文本对现代文本具有借鉴作用,现代文本总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借用或改写历史文本,文本与文本之间交织成密集的网,没有孤立存在的文本存在。基于以上观点和调查数据显示的继以讲故事的方式之后将近55%的学生希望教师在课上采用对比和串联的方式进行英美文学教学,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有意从某一主题出发,寻找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不同文本让学生进行发散性学习,对比同一主题下不同时代或相同时代不同作家创作手法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甚至对比同一作家相同主题下不同作品的特点,而不是孤立地学习某一个作家的某一部作品。根据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互文性特征进行教学不仅可以使学生对某一特定主题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在对比学习中领悟不同作家的创作风格,还有利于学生加强记忆。

系统性。弗莱理论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仅仅用一个原型单位就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原型纵横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让人不仅从纵向角度看到同一文明下不同文本间存在的互文性,还从不同文明、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作品间找到相似与相异之处,即横向联系。例如,关于人类诞生的神话或传说,对比中国、印度、英美等国我们既可以找到不同点也可以找到相似点。教师在英美文学课堂上有意识地将英美文化与其他异质文化联系起来进行对比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避免英语专业学生把目光局限在英美文学上而忽视本国或其他国家的优秀作品。

美学原理论文篇(2)

目前我国大多数院校都开设了相应的文学教育理论课程，而在关于英美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文学批评与文学教学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文学批评可以从其独特的视角关注和解读英美文学作品，得到与众不同的观点，从而充分了解了整部英美文学作品的历史意义和内涵。文学批评也为英美文学教学提供了一把打开其大门的钥匙，让学生有机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思想关注英美文学，更好地促进了英美文学的发展。以文学批评基本理论为依据，应用到英美文学教学中，将有助于在学习作品过程中，避免传统的、印象式的解读，使学生通过对原著的充分解读，仔细品味原著中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以及写作的手法，培养学生踏实阅读的学风，还能够让学生充分感受到文学的魅力，增强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成绩。

二、英美文学中文学批评的多方位表现形式

1.英美文学中新批评理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出现以兰色姆（J.C.Ransom,1888-1974)、威姆塞特（W.K.Wimsatt,1907-1975)等为代表，形成了英美文学中的“新批评”理论。他们认为一切从作者的原始写作动机与作者的阅读感受为出发点所进行的文学批评都是“错误的谬论”，脱离了文学批评的初衷，将文学批评的对象进行了根本的转移，即转移到了文学作品对阅读者心理影响方面上，脱离了被批评对象的本身，从而沦为了单一的印象论。英美文学中的新批评理论认为单纯依靠阅读者的感觉，会使阅读者产生相对的“阅读错觉”——即带入阅读者已有的自我认知来干扰对作品进行正确的、客观的文学批评。新批评理论强调的是以尊重和细读原著为基础，对原著进行客观、公正的、不带有固有主观意识的文学批评，形成踏实阅读的风气。在高校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运用新批评理论，也就是说教师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钻研原著，提出更有价值的问题供学生进行课上探讨，这样才能赋予学生机会去利用新批评理论认识英美文学、了解英美文学、发现英美文学的精髓所在，主动地去学习英美文学。

2.英美文学中读者反应批评理论。

在整个英美文学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来不缺少批评的新声音和新形式的产生于与发展，斯坦利.费希（StanleyFish)就对新批评理论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单纯的从作品本身进行分析而忽略了读者的作用，是对整个阅读过程的误解。“读者反应批评”强调原著作品对于读者的影响，读者在阅读原著后所起到的作用以及能够从中得到的感受为重点。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以读者为重，从读者的角度来诠释“文学批评”的过程。作品需要“留白”，这些留白的地方正是读者阅读完作品之后进行的“自我想象”，是对作品新的解读和延展，得到一种“作者——作品——读者”三者之间的交流。但是这种理论由于强调的是读者的作用，而每位读者都是不同的个体，即便对同一文学作品，也有着不同的解读方式和看法。这是“读者反应批评理论”所面对的最大的难题。

三、英美文学作品中文学批评的特点

1.文学批评与多种学科紧密相连。

在英美文学中文学批评几乎是文学研究的同义词，文学批评以文学鉴赏为基础，以文学理论为指导，对作家作品进行分析、研究、认识和评价，这一整个过程不单单是一种文学行为，更是与多种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大部分的文学批评都运用了“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多种学科。尤其是文学批评中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充分运用了读者的阅读心理和阅读感受，来对文学作品进行文学批评，得到了相关作品的反馈。

2.英美文学中的文学批评具有审美性。

不论是以新批评理论为基础，还是以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为基础，大部分的文学批评都具有审美性。这里的审美性指的是它以文学作品为基础，关注做作品所传达的艺术性和美学性，批评者需要按照美的规律，从文学作品的美学方向出发对原著进行审美性分析，作出审美判断和评价，使读者能够更好的理解和认识到作品，提升读者的审美情趣和阅读能力。

3.英美文学中的文学批评具有科学性。

任何形式的文学批评都不应该脱离科学发展的实际，正确的文学批评在批评者进行美学、艺术学批评的同时也要利用理性的逻辑思维方式，对文学作品进行客观的批评。批评者需要具备科学的创造性，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思维、研究理论对文学作品进行客观公正的批评，并且能够以客观事实为基础，查阅大量丰富的文学资料来对原著进行周密的、系统的分析和判断，不可参杂大量的个人主观思想、狭隘偏见，以对原著进行科学的文学批评。

美学原理论文篇(3)

【关键词】精神分析 批评方法 美学理论 哲学

引言

艺术批评对于当代艺术批评而言，其理论根据和方法来源脱离不了对当代艺术创作以及对当代人精神生活产生影响的哲学和美学思想。这些思想流派的主要源流是西方启蒙主义兴起后产生的两大思潮，即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前者以人为本，强化了人作为“主体”的地位；后者偏重于理性，希望用科学逻辑来认识世界、解释规律。现代性是伴随二元对立产生的，如康德的优美与崇高的对立；尼采“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对立等，在这种对立矛盾中，人开始发现自身主体性的价值，从对客体的崇拜与再现回到对主体性的反思与表现，艺术在其间被视为一项重要的媒介，审美思想的变化也表明人在不断寻找本源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艺术批评思路正是在这样的美学思想变化下，不断调整和改变的结果，将审美活动本身变成一个历史性的过程。

现代主义美学的基本特征

进入20世纪后，现代主义美学和艺术将“表现”作为一个起点，以对客体世界的无视、否定和人类主体性的凸显为核心。艺术的方式不再是对一个客观的自然对象的模仿，而是主体独立创造或构成形式的呈现。艺术与审美获得独有的根基和独立的形式，不再凭借外部的权威（自然、神性、集体）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浪漫主义的从主观性向主体性的转化使艺术成为生命实体，从而去寻找自我存在的方式。这种以生命主体为哲学根基的美学思想――如从狄尔泰、齐美尔的生命哲学到伯格森的绵延说和创化论、沃林格的抽象艺术意志论，再到克罗齐“直觉即表现、表现即创造”的理论和佛洛伊德本我与潜意识的精神分析理论等，均将生命本身的原创力（originality）放到艺术创作的核心，把艺术视为生命本身的同一性活动，是生命的升华。

现代主义美学分为两个交叉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确立“表现”作为艺术与审美活动的内在原则，回答了“‘表现’原则所依据的本源是什么”的命题，其所涉及理论包括移情说、生命哲学美学、抽象艺术意志理论、精神分析美学、直觉表现说等；第二阶段，确立了“表现”艺术本身的独立性，回答了“艺术最终实现什么”的命题，其所涉及理论包括克莱夫・贝尔的艺术论、英美新批评派文本理论、完形心理美学、卡西尔和苏珊・朗格的符号形式哲学美学等。延续形式美学与实证美学同唯意志论美学的“理性”与“非理性”之争，分离出形式结构与人文社会两条泾渭分明的理论流向，也出现精神心理这样从实证走向对非理性的讨论的思想线索。

精神分析美学及其代表人物

走得更远、影响更深的是精神分析美学，它分为弗洛伊德和阿德勒、荣格等的精神分析以及拉康和德勒兹为代表的后精神分析筛鼋锥巍G罢呷妨⒘宋抟馐对谌说木神构架中的核心地位，并通过对无意识精神架构与诸多外在因素的关系的分析，向其他人文社会领域辐射；后者把结构语言学和解构主义引入精神分析，产生了深具后现代性质的精神分析理论。精神分析理论从研究方法上借助了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具有实证科学主义的一些特征，它和医学及生物学的原则有所交叉，但当其跨入纯粹的精神和文化的领域时，就不得不与实证科学的精神发生分离，而成为披着科学和美学外衣的表现主义理论。

在回答“表现”的本源的问题上，从实验心理学出发的精神――心理批评思路，如立普斯等人的移情说，由视觉审美心理为一种器官运动的内模仿理论发生一定程度的偏转，得出美不可能是客观的而是存在于观照者心灵与观照对象发生的共鸣时的结论，故而审美观照应是一种主观活动。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作为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在美与性的结合上承袭了尼采的一些思路，他认为性冲动对人类心灵最高文化的艺术和社会的成就具有最大贡献。其后，弗洛伊德用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 ego）①的结构替代潜意识前意识意识的结构。本我是被压抑的原始本能，相当于潜意识。超我是幼年时由对父亲或是母亲的自居作用生成的理想自我和良心，为自我建立好坏、善恶、美丑等价值判断，社会的理想与价值观也是由超我传递到后代。自我在本我之上、超我之下，其任务就是把外部世界的影响施加到本我之上，并试图以现实原则取代本我中的快乐原则，其功能就是自我保护。对本我的压抑就是通过对自我的控制来实现的。在这一结构中，每一方面都具有自主的人格，本我虽具有本源性，但自我取代了它成为中心。从某种程度而言，弗洛伊德将压抑合法化，被压抑的力的能量成了文化、艺术等创造性精神活动的能量来源，文化的改造和发展来源于不断出现的个人为公共利益牺牲其本能的享乐。这种促使本能冲动舍弃直接获得满足的目标，转向其他更为高尚的社会目标的状态，弗洛伊德称为升华，并认为艺术和审美就是通过压抑获得的动力。自主性无意识成了艺术创作的本源，创作主体不再是具有意识的作者，作者自身只是受无意识力量左右的被动工具。在这种无意识的自主状态下，艺术创作就是古代神话运作中的“神性的迷狂”，弗洛伊德将这种“神性的迷狂”视为一种最高的创造力。他认为，幻想是本能或者无意识领域所保留的对付压抑和痛苦的有效特权。幻想被艺术家所拥有，是艺术和审美活动的基本内容。在普通人那里，它则以梦（白日梦和夜梦）的形式出现。弗洛伊德把艺术创作与梦、游戏联系起来，对儿童就是游戏，对成人则是幻想。艺术家与作家的敏锐知觉能帮助他们透视他人的潜在情感，揭露其潜意识心灵，而他们仍要对幻想加以美学规约，这样或许将减弱其表现无意识的力度，但允许在艺术中出现本能的越轨表现。可见，无意识的自主性和其自行对于对象的创造才是精神分析美学作为表现主义美学的真正内在动力和根基。

弗洛伊德将审美和艺术置于非理性的本能之下，摆脱了道德和理性的束缚，将叔本华、尼采的非理性美学向前推进了一步。

瑞士精神分析学家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同弗洛伊德一样，给予无意识极为重要的地位，所不同的是他对形而上的本体不感兴趣，认为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限制了力比多（libido）的概念范围，而将历史文化传承和环境影响等诸多因素纳入观察视野，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认为这是比“个人无意识”更深的层次，并来自先天的存在。荣格认为原始人将心理活动“客体化”，诞生了“集体无意识”，这个过程是集体的、客观的、历史的。他强调集体无意识是超越个体的，是具有本体意义的先验存在的心理存在，它也像意识一样有知觉、感受和思维，也同样具有目的和直觉。荣格同时提出了“原型”的概念，认为集体无意识作为一种深层心理结构，其呈现或者存在形式就是“原型”（archetype）或者“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他的原型概念受宗教和哲学两方面启发，如宗教讲上帝造人，上帝即为人的原型；柏拉图讲，世间万物都是按照理式仿造而成的，理式即为万物原型。荣格就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原型实际上就是本能的无意识形象，如果换句话说，也就是‘本能行为的模式’。”②他归结出原型的三个特点：①原型具有自主性；②它不断从隐匿中复合并不断重复；③它被激发后具有强制性。为了说明原型的概念，荣格把神话研究中的“母题”关联起来，他认为神话、传说、宗教圣迹、文艺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原始意象就是集体无意识原型的自画像。他指出，梦是我们象征系统知识的主要来源。③无意识不会以理性语言来描述自己，只有用象征的言语来言说；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各自有不同的象征语言，后者意义更为深广；所有原型都是真正、真实的象征，无法用符号和语言彻底翻译和描述，它们含糊暧昧、不可穷尽。荣格对象征的理论分析，改变了象征只是作为修辞学范畴的历史，扩展了审美和艺术活动的认识，并由此发展了原型批评的理论。

荣格在谈到集体无意识对艺术和审美活动发生作用时，选用歌德创作的《浮士德》为例。他认为，当集体无意识及其原型在诗人或艺术家的无意识世界里被激活时，它们就构成一种有自身生命的东西，这就是“自主情结”（autonomous complex）。它是艺术家心里分离出的一部分，在意识之外，即可表现为对意识活动的干扰，又可表现出一种权威性，驯服自我去完成它所设定的目标。

荣格还从精神分析角度将艺术家分为外倾性和内倾性两类，进而把艺术创作分为心理学型和幻觉型两类。按照荣格的解释，心理学型的创作类型主要局限于生活经验的范围，可以被意识所理解；幻觉型的艺术则针对集体无意识及其原型构成的艺术领域，其不依照日常经验，超越人的情感和理解范围。心理学型和幻X型艺术创作的划分正是理性与非理性审美意识的分野，凸显了现代艺术转型期的审美变化。

雅克・拉康（Jaques Lacan）是继弗洛伊德和荣格之后最有影响力的精神分析学家，他提出了“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他认为精神分析应该是一门人文科学，是以结构语言学为方法论基础的文化――符号阐释学，这是他与弗洛伊德理论的区别。拉康通过人对追逐镜像的幻觉和“能指覆盖所指”命运的揭示，为后现代的思想注入悲剧和虚无的底蕴，以符号秩序、想象秩序和真实三方面构成的人类存在之境，隐含着人类面对现代社会困局的某种启示。

精神分析美学对艺术批评的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弗洛伊德与荣格对语言隐喻、符号象征背后隐藏的本能冲动的揭示，成为“语言转向”的一条路径，影响到其后的艺术批评及思想理论。在受形式美学和实证美学影响产生的形式――结构思想路线中，更是将形式语言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加以研究和考查，摈弃传统批评中的形式与内容二元论的思路，将艺术批评从社会历史的外在性转向文学艺术的内在性。在这一线索下，影响了从现代转向后现代时期的形式艺术论、文本美学、结构语言学、新批评理论、分析美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等艺术批评及其理论思潮。“有意味的形式”“形式先决”“艺术即媒介”等著名的批评学说在此基础上依次出现，构成了从现代到当代的美学流派百家争鸣的格局，精神美学分析成为20世纪重要的批评理论及方法的基础，对西方和中国艺术批评的体系构建起着重要作用。

注释：

①弗洛伊德著，傅雅芳译：《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1页。

②荣格著，冯川译：《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96页。

③荣格著，张月译：《荣格：人及其表象》，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第42页。

参考文献：

[1]荣格著，冯川、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7。

[2]弗洛伊德著，张唤民译：《弗洛伊德论美文选：作家与白日梦》，知识出版社，1987。

[3]张德兴：《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美学原理论文篇(4)

关键词:商标 翻译 美学特征

语言是一种信息传递工具, 它不仅能承载句法和语义信息, 还能携带社会、文化等附加内容。现代商标名称为满足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需求,除承载并传递商品详尽信息外,还要充分考虑不同文化消费者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意识的差异,尽可能地展示商标的美学特征以刺激消费者感官,引导其购买欲望并促使其采取购买行动。因此,商标翻译中,合理运用翻译美学理论,使商标译名更好地体现其美学特征就显得尤为重要。

翻译美学理论阐释

20 世纪70年代,美国翻译学家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合著了文化转向的著作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用描述性方法研究翻译,深化了对翻译研究的认识,以文化转向为背景,翻译美学理论呼之欲出。bassnett 和lefevere说:“对研究对象再次予以界定;在源语文化符号与目的语文化符号所构成的网络中,对内嵌于其中的文本进行研究。这样一来,翻译研究既能够运用语言学的方法,也能够不拘于此,运用他法”。

1995年刘宓庆著《翻译美学导论》,构建了翻译美学的理论框架,从翻译艺术的基础层级审美原则到综合层级审美原则进行翔实论述,提出文学翻译审美的三个特征:翻译审美必须整个心理结构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即畅与物游;必须用想象校正对原文的理解即视野融合;必须与作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即感同身受(隋荣谊、李锋平,2007)。

2005 年毛荣贵著《翻译美学》,以美学思想为核心宏观分析翻译美学,以英汉两种语言为媒介,从语言学角度包括音、形、意、句和词汇进行审美比较,提出翻译实践中的相应方法;探讨了接受美学理论,把读者和作品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主体,探讨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反应和接受以及阅读过程对创作过程的积极干预,并研究对作品产生不同理解的社会的、历史的、个人的原因;同时指出德国的格式塔心理学,又称“完形心理学”、“形式在感觉中生成”、“通过整合使之完形”的意蕴(毛荣贵,2005)。

翻译美学理论追求形式美、意蕴美和接受美的有机统一,继承和借鉴了接受理论和格式塔心理学理论,将美学理念全方位渗透到翻译实践中,用审美的视角去理解、欣赏和接受原文和译文。

商标翻译的误区

商标,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由文字或图形共同构成商品符号,在音、形、意等方面蕴涵了许多美学特征;在商标翻译中,应充分考虑中西方文化审美心理和审美意识的差异,让商标译名达到和商标原名同样的审美效果,以便在国际市场中树立良好形象,博取更多消费者的青睐,进而激发他们的购买欲望。

而商标翻译涉及到语言学、营销学、心理学及美学等诸多学科,商标译名要想成功保存原名的风格、韵味及内涵,译者必须摆脱商标翻译只求字面意义对等的误区,充分考虑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及不同文化大众的审美心理,成功体现商标的美学价值。如美国婴儿用品品牌johnson's(强生),最初译名对等直译为“庄臣”,让人无法和婴儿用品联系起来,而译名“强生”响亮、上口,表达了对孩子的祝福,让人联想起孩子们健康、强壮、快乐地成长,体现了商标的意境美和文化美,最终使品牌家喻户晓,销量大增。又如隐形眼镜bush&lomb(博士伦),原名是公司创立者的姓名,若直译会让人无法理解,译名结合消费者近视人群对知识的渴望以及争当博士的心理,从情感上贴近消费者,展现了译名独具匠心的情感美。

商标翻译的美学体现

为了激发产品的品牌形象销售,商标译名中应充分展示其独特的美学特征,以获得新颖、与众不同的效果,博取消费者的青睐,让产品走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

(一) 意境美

商标译名通过形象描写再现商标原名的境界和情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诗情画意般的弦外之音引人入胜,诱发和开拓了消费者的审美想象空间,引发了消费者忘我的联想与遐思,形成了商标深远、悠长的意境美。如世界知名体育和运动品牌nike (耐克),源自古希腊神话中胜利女神的名字,这一译名让消费者联想到在运动竞技中,每个人都希望胜利女神降临,通过自身坚忍不拔的精神和顽强的斗志最终获得成功。

(二)文化美

商标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有效媒介,既要体现不同文化的独特性,又要迎合不同消费者的文化审美取向,商标译名应恰当地将文化美予以再现或拓展以感染消费者。如法国连锁超市carrefour(家乐福),译名表达了超市为千家万户造福的意愿,符合中国消费者幸福美满的家庭意识。服饰品牌goldlion(金利来),其原名和译名就是珠联璧合的典范。goldlion没直译为“金狮”(和“金失”谐音,丢失黄金的意思),而译为“金利来”(直译gold为金,音译lion为利来),其文化内涵近似于原名,又符合中国文化“财源滚滚来”的寓意。其他译名如饮料seven-up( 七喜)、pespi(百事)等均展示了文化美。

(三)音韵美

音韵美指商标译名发音响亮,节奏明快,具有较强的伸缩性,在传达原名主旨信息的同时,满足了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多采用头韵、尾韵、叠韵、拟声的翻译方法,使译名读起来琅琅上口,富有感染力,易于记忆。如饮料cocacola(可口可乐),摒弃了原名coca(药用植物,名古柯),cola(西非可乐果树,或不含酒精的饮料)的直译,译名可口可乐运用双声叠韵再现了原名押头韵的音韵美,读起来韵律和谐, 富有乐感。

(四)情感美

情感美指商标翻译应重视消费者的审美情感心理,迎合消费者的消费心理,译名的情感美更利于沟通消费者的民族心理认同感,在感情上亲近消费者,引起他们的共鸣并激发他们的尝试心理和购买欲望。如紫色香水poison(百爱神),原名直译为“毒药”,强调香水香型独特,品名大胆而奇特,紫色色调颇具神秘意境和氛围;但在国内,毒药暗指女性使用香水后会野性奔放、妖艳迷人,不符合传统习俗,无法开拓市场;译名百爱神,既有化妆品特性又具特定含义,广博众爱,获得了消费者心理认同感,体现了情感美,投入市场大获成功。

(五)简洁美

商标译名大多简洁明快,避免生僻字眼,充分运用汉字所蕴含的多义信息,激发消费者无尽的想象,易于上口,便于记忆。如洗发水head&shoulders(海飞丝),原名直译为头和肩膀或海伦仙度丝,冗长复杂,让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译名海飞丝简洁清爽,让人联想起柔美的发丝如大海波涛般散落在美女肩上,体现了产品特色及功效。又如德国汽车mercedes-benz(奔驰), 原名直译为梅塞得斯•本茨或宾士,毫无特色,译名奔驰简洁生动,体现了产品属性及驰骋万里的良好性能。再如快餐kentucky(肯德基),打印机hewlett-packward(惠普)等也展示了译名的简洁美。

综上所述,商标翻译的美学体现包括意境美、文化美、音韵美、情感美和简洁美等。翻译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消费者的文化习惯、审美情趣和心理,灵活运用翻译美学理论,让商标译名充分体现其美学特征,激发消费者的购物欲望,不断地拓展产品的销售市场。

参考文献:

美学原理论文篇(5)

【关键词】童心说超越性超越特征经验性超越

李贽的童心说美学思想，诞生于明代中后期的特殊时代文化背景下，具有独特的美学内涵和美学价值。童心说美学思想以“童心”概念为核心，其内涵包括：人心的本然状态、思想情感表现的真诚无伪和个体自我意识的萌芽。以此为基础，童心说美学思想强调私心、真情和自由、激烈的情感力度，重视主体意识和情感内容在审美活动中的作用，并把它们作为衡量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的标准，肯定了小说这种新文体在美学上的地位，在美学理论内涵和文艺实践现实两方面体现出了童心说的超越性特征。而这种超越性特征的本质以及这种本质的文化根源都是什么，它们拥有什么样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这种本质特征显示出来的美学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又有哪些。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全面研究李贽童心说美学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有助于我们实现对童心说美学思想乃至整个中国美学史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的真正了解。

一童心说：一种经验性的超越

李贽的童心说美学思想显示出来的超越性特征，体现了它独特的美学价值。童心说从“童心”概念出发，重视个体私心、私欲的价值，在此基础上强调真情的真实展现，并以私心、主体和真情为前提，提倡在文艺作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真实、激烈的情感。这在“童心”内涵的内在逻辑上构成了一条以“童心”概念为起点的不断演进的脉络，从而形成了童心说美学理论，构成了李贽美学思想的核心，以及晚明美学思潮的重要内容。而这种超越性，作为童心说美学思想的一种整体性质，它的特征与文化根源将是我们在本节要进行探讨的内容。

1.童心说美学思想超越性的特征：回归原初状态

从超越方式上对童心说美学思想的超越性特征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它在个人与社会、情感与伦理的关系中，选择了以回归到原初状态的方式来实现对高度甚至畸形发展的群体和伦理因素的颠覆和超越。具体表现就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以强调个人价值的儿童之心去对抗代表社会权威的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在情感和伦理的关系中，以真实纯粹的感性情感去反抗封建理法的压迫。首先，李贽提倡的“童心”，在他看来是一种最初之心，也就是儿童之心：“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焚书》卷三《童心说》）儿童之心同成人之心对比，最大的特征就是“真”，包括思想不受沾染的纯净之“真”和自身欲望情感的天然之“真”。儿童之心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是最初的本原的心理和思想状态。同被“闻见”、“道理”所异化的成人之心完全不同，它代表的是更接近于人和人心的本来面目的状态。如前所述，李贽深受道家“初心”思想的影响，《老子》中有“圣人皆孩之”的说法（《老子·四十九章》），李贽吸收并发展了这种思想，把最初之心的价值同圣人所能达到的境界统一起来，在他看来，在认识方面处于原初的真实状态的儿童之心比社会伦理教育熏染下形成的成人之心更重要、更有价值。而认知上的纯净的真实只是儿童之心“真”的含义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它的“私心”意味。受到庄子反对“异化”的思想影响，李贽重视儿童那种自然天性和欲望情感的价值。儿童拥有最原初的心理状态和思想状态，其生理欲望是天然存在、可以不受道德伦理约束的，具有一种天然的合理性。一个儿童最大的自然就是“穿衣吃饭”，这就是他们的“人伦物理”（《焚书》卷一《答邓石阳》），除此之外，再没有成人心中所谓的“人伦物理”。儿童之心的“真”的这一层含义使童心说尊重人的天性自然和欲望情感的合理性，而反对伦理矫饰。针对当时集体审美意识中极端强化个人与社会关系中社会、群体一极，以“闻见道理”沾染最初之心，以社会的伦理教化约束个人的情感欲望的状况，李贽找到了“童心”概念，把它作为整个童心说美学思想的起点，以儿童之心那种最初的、本原性的“真”，去对抗强大的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突出了个人作为审美主体的主体性价值。其次，李贽的提倡的“童心”，强调“真情”的含义，重视情感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在处理情感与伦理的关系时，以真实纯粹的感性情感去反抗伦理礼法对审美情感的压制。“真情”是童心说核心概念“童心”的另一个重要内涵，也是在“真心”基础上分化和发展而来的。李贽重视情感真实的审美价值，认为：“盖声之来，发乎情性，由乎自然”，认为文艺创作的动力来源是表现天性自然的情感，而不是可以凭借伦理礼法“牵合矫强而致”的，所以应该“以自然之为美”(《焚书》卷三《读律肤说》)。传统美学注重伦理礼法影响在人心中形成了后天的理智状态，而李贽重视的却是原初状态的先天感性情感的价值。针对当时文艺创作和审美实践中以伦理原则压制人的感性情感的极端状态，他试图以强调恢复人“真情”这种原初的感性情感来突破当时以理学为思想基础的伦理礼法对文艺创作的控制。以儿童之心对抗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以感性情感反抗童心说对于前代和当时的美学思想的超越，二者都是以回归原初状态来实现超越的，这就是童心说美学思想选择的超越方式。李贽重视的儿童之心和感情情感，不只是完全意义上的复归，他也赋予了它们以新的时代特征，即近代性质的思想因素，这些因素就具体表现在童心说超越性的近代色彩中。然而，就其超越方式的整体性质来和思维方式来说，仍然属于一种回归原初状态的超越方式。

2．童心说美学思想超越性特征的本质：经验性超越

童心说以儿童之心对抗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以情感反抗伦理的压迫，这种回归原点的超越方式，是李贽立足于现实生活经验，注重个人的心理过程和情感体验的结果。李贽的“童心”概念的内涵受到了儒家（心学）、道家和禅宗思想以及前代文学美学思想的影响和启发，然而，这一概念毕竟是李贽以自身的思想架构为基础，并由他第一次提出的，明代中叶以后独特的社会现实背景赋予了李贽关注现实和世俗生活的特点。李贽的思想具有异端色彩，一方面与他狂傲孤高的个性和圣人情结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关注市民阶层发展带来的世俗生活、肯定现实生活的感性价值的结果。如前所述，李贽一生思想丰富博杂，晚年甚至剃发，生活在佛寺之中，然而其本人却一直以儒者自居，秉承着儒家关注现实的人生态度。在关注现实的同时，他也敢于跳出传统礼法的限制，以客观的态度看待当时的社会状况，这也使得他有可能从现实的感性生活之中吸收新的营养，建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童心说》中对于文体演变的看法就体现了他关注现实发展，注重新的文艺现象的思想态度。“童心”概念的现实基础是晚明社会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尤其是作为新的时代力量出现的市民阶层的感性生活。对于现实生活和现实生活中人的天性情感欲望的合理性的认同，是李贽推崇“童心”，把“童心”作为其美学理论起点的前提。重视和关注现实生活感性特征，决定了“童心”概念是建立在感性直观的观照方式之上的，无论是儿童之心还是感性情感，都来自于现实生活的感性层面，对于它们独特价值的发现，是通过直观感悟的方式实现的。直观感悟不同于理性判断，它不经过逻辑的分析、推理，而是凭借对现实经验的直观把握和概括总结来获得对客观事物特征和规律的认识，这种认识无法通过逻辑推理来加以判别、证伪，而要在实践应用中体现它的合理价值。直观感悟的关照方式的结果就是在最终得到经验论性质的结论。童心说美学思想采用的回归原点的感悟直观式超越方式，决定了“童心”概念及童心说美学思想的超越性特征的经验性性质。童心说美学思想以回归原点的经验性超越方式来反抗当时的美学现实对于人的审美主体价值和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的扭曲和伤害，实现了对于前代和当时其他美学思想的超越。

3．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特征的文化根源

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性特征，根植于中国古代的文化土壤之中，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结构、文化精神及其影响下的思维方式的产物。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特征的文化根源，是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建立在这种传统基础上的经验论思辨特征。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源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宗法制度，“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顺从、协调关系”成为了“天人合一”观念的现实历史基础。[1]然而这种观念在天人关系上却因“天”的概念的多意性而显示出了模糊的面貌。这种整体的模糊性特点，在先秦时代天人合一思想成熟之后被保留了下来，在董仲舒建立了天人感应的有机整体宇宙图式之后，更是显示出了它的巨大影响。汉初董仲舒为了适应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统治的要求，以儒家理论为基础，吸收了阴阳家的五行理论，建立起了他的天人宇宙图式，“从而使儒家的伦常政治纲领有了一个系统的宇宙图式作为基石”。[2]这种具有系统性的五行图式，随着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的确立，不断塑造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对他们的心理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它与人们的抽象思维方式的关系。天人合一思想体系中的宇宙图式具有一种早熟的系统论性质，一方面使得它显示出了功能与结构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们长期“满足于这种封闭性的使用理性的系统，既不走向真正的科学的经验考察、实验验证，又不走向超越经验的理论思辨和抽象思维。”其结果是“中国的思维传统和各种科学（甚至包括数学）长久满足和停步于经验论的理论水平。”[3]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影响下，中国人习惯于一种感性直观的认识方式来对事物进行把握，这决定了它的认识结果的经验性思辨特征。就大的文化背景来看，李贽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成熟总结阶段，以儒家为主、兼具道家和禅宗的中国传统思想，仍然是李贽思想体系的重要渊源，这样的文化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李贽美学思想的经验性思辨特征。童心说试图以“童心”概念来反抗伦理教化对审美主体的异化和对文学艺术审美本质的扭曲，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以强调个人价值的儿童之心去对抗代表社会权威的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在情感和伦理的关系中，以真实纯粹的感性情感去反抗封建理法的压迫。通过回归到原初状态的方式来实现超越，这种超越方式所凭借的直观感悟观照方式，让童心说显示出了经验性特征。这种特征的中国文化气质，在童心说美学思想同西方相似理论的比较中，可以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马斯洛作为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因其需要层次说和“自我实现”理论而被人们了解，他在讨论“自我实现”问题时提出的“第二次天真”理论，是一种具有美学性质的思想。这种理论认为在文艺创作中的创作主体的心理过程是二级过程和原初过程的综合，前者处理的是意识到的现实世界的问题，后者则只出现在精神病患者和儿童身上，负责处理无意识、前意识的问题，文艺创作既有成人的理性因素又有儿童非理性因素的参与。体现了“健康的儿童性”的“第二次天真”状态使文艺创作的主体心境“既是非常成熟的，同时又是非常孩子气的”。[4]“第二次天真”理论与李贽的童心说都重视儿童的心理状态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都试图通过它来解决审美主体的异化和文艺作品审美本质的扭曲问题，以实现超越。然而，“第二次天真”理论与童心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它提倡儿童心理状态的审美价值是为了将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结合起来，从而使人们对审美创作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的认识更加符合审美活动的本质规律，进而更好地指导文艺创作的实践。“第二次天真”理论在处理文艺创作中非理性的儿童心理状态和理性的成人心理状态的关系时，并不没有偏废现象，它在反对原有的只重视理性现实意识的做法的同时，也要求人们要看到儿童代表的非理性心理状态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价值，是一种批判之后的补充和否定基础上的继续发展和完善，体现出了理性上升的超越特征。相比之下，童心说理论对当时审美现状的批判则是建立在感性经验直观的基础上的，没能经过理论分析找出它的弊端所在，进而寻找一种更加符合审美活动本质规律的新的概念和理论去实现对文艺现实和前代美学思想的超越。这与当时的时代仍处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晚期，新的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仍然不够成熟、无法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新的审美因素有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和思想传统及其思维方式对中国人的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的结果。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使人们满足于原始系统论的天人和谐，“模糊”成为了“中国文化理论特色”[5]，培养出了中国文化的经验性思辨特征。李贽在《童心说》中对于童心说美学理论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童心”概念的涵义和“童心”对文艺创作的价值方面，对于“童心”概念现实和逻辑基础并没有涉及，这显示了童心说理论的模糊性和不完整性。同时，童心说把向感性现实层面回归，将感性的儿童之心和情感作为对抗极端强调成人之心和伦理因素的文艺创作现实与美学思想的武器，也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传统造成的经验性思辨特征。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及其经验论思辨特征影响，使得童心说及其超越性在文化精神上体现出了典型的中国特征。

二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合理性局限性

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及其经验论思辨特征使童心说及其超越性在文化精神上体现出了典型的中国特征，独特的文化根源既赋予了童心说经验性超越方式很大合理性，也使它显示出了一定的局限性。

1．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的合理性

童心说美学思想的以“童心”概念为理论起点，重视私心和情感在文艺创作主体心理结构和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以儿童之心和感性情感超越宗法伦理对人心和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的异化，它的理论建构是基于直观感悟的观照方式之上的，其超越性具有经验性特征，而这种经验性超越方式与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造成的普遍的经验论思辨水平有关。童心说所代表的，正是一种传统的中国文化模式下带有中国文化精神和思维特征的美学理论，它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合理性因素，也就是中国美学思想的合理性的体现。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合理性，主要表现在它对于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活动本质特征的复杂性的合理把握方面。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宗法制度造就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一方面，“中国文化‘天人合一’及文化的连续性发展，使得中国传统美学能够在二元对立世界之先，在更为始源的状态下思考美的本质问题。”[6]李贽以直观感悟方式把握的“童心”概念，就是符合中国传统美学的“更为始源的状态”的。对于儿童之心的原初的情感和心理状态的重视，造成了童心说以人的生命本体为美学本体的独特面貌，使它思考了审美活动之于人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在内容上更加切近了审美活动那种融合了感觉、知觉、想像、情感和思维等审美感受心理形式的复杂面貌和本质规律，显示出了“简单”的深刻性。另一方面，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作为这种思想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五行宇宙图式，影响和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中国文化中的具体思想理论呈现出模糊的面貌特征。“模糊性就是不能用公式定义表达出来，不能给予形式化，不能让人明确地检验其对错。”[7]这种理论和思维上的模糊面貌，主要体现为轻工具、重心灵的文化特征。天人合一宇宙图式的系统性和超前性使中国人较早地认识到了工具的局限所在，而没有走向重工具的技术之路，因而也就避免了西方文化中工具理性的局限。同时，与轻工具相适应的就是重心灵，即“强调经验、体验和直觉，对外物仰观俯察，用整个心身体验，指导悟出最精微处”。[8]不依赖具体工具的中国人选择了用整体的心灵去把握天人合一的世界的奥秘，试图使人的心理在最深的层次上与宇宙万物相通。这与那种审美主体与客体相融合而产生审美愉悦的状态是相通的。童心说就是以直观感悟式的整体心灵和情感，去挽救审美主体心理的异化状态和解决文艺创作的非审美化问题的，它的经验性超越性质的直观感悟和整体心灵的把握方式，是一种中国式的审美观照，强调以整体心灵去把握复杂的宇宙万物，以有限的审美体验去获得超越时空的永恒、无限的心灵自由。在这种注重心灵的中国文化特征的影响下，童心说美学思想重视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和心理状态的复杂性特征，而没有把文艺创作的价值简单地降低为传统的伦理教化功能。“童心”概念，体现出了李贽对于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活动本质特征的复杂性的把握能力，使童心说比起强调文艺创作的伦理价值的前代美学思想，乃至强调明晰的同时代西方美学思想，都更符合审美活动的本质规律。虽然选择了回归原点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童心说却因为它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源，而在美学思想领域显示出了一种“简单”的深刻性和原初意义上的合理性。

2．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的局限性

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造就了童心说美学思想直观感悟式的认识方式和经验论的思辨水平，使它选择以归原初归状态的方式，来实现对当时审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反拨和超越。这也造成了这种美学思想在经验性超越方式上的局限性，使它在超越了前代及当时其他美学思想，启发了当时和后世的审美实践的同时，也缺少了一种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不断进行自我提升的超越态度和继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局限性，主要体现为它由文化根源及其思维特点决定的历史性晚出和理论性“浅薄”上。首先是它的历史性晚出。在中国历史上，早在宋代就出现了新的经济发展特征，坊市制度解体，商人地位开始上升，市民阶层出现，他们倾向于提出自己的精神文化要求。然而，至明代中叶李贽提出“童心”概念，开始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群体转向个人、从伦理转向情感，中国文化发展中的这种新动向才得到了确认和肯定。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童心说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胜利，然而却是一种迟到的胜利。用于指导和引领文艺创作的美学理论的晚出，限制了新的文化因素在中国美学中的发展，也就限制了中国美学本身的发展。李贽童心说美学思想的历史性晚出，正是其文化根源造就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结果。农业生产、宗法血缘和天人合一的文化模式，塑造了中国人的着眼于整体功能的思维方式和具体思想理论的模糊面貌。模糊的理论思想不重视认识明晰的意义和工具的作用，一方面使人们不会把事物从整体系统中孤立出来加以考察，避免了形而上思维方式无法把握整体的缺陷；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我们对于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及其思维模式的长久遵从，无从反抗，只能在这一思想传统之下对事物的认识只能做“表层的超越”[9]，由此引起的对文化发展中的新因素的不敏感，或不能对这种新因素的意义进行及时、合理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各种思想理论在诞生时间上的滞后性。美学思想领域的变革缓慢，代表的市民阶层的文化要求的童心的“人欲”涵义的历史性晚出，就是受到了这种模糊理论面貌限制的结果。其次，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方式造成了它在理论性方面的“浅薄”。李贽所处的时代，市民文艺繁荣发展，然而这种现实并没有受到士人阶层的重视，他们仍坚持以封建正统的诗学理论规范当时的文艺创作，甚至在面对文艺创作萎靡衰颓的状况时，主张以复古的方式实现超越。李贽的童心说同他们相比显然具有进步意义，却也没能最终摆脱强大的传统文化根基的影响。“童心”概念是建立在李贽对于现实生活进行的直观感悟基础上的，直观感悟的把握方式一方面使童心说更加适应审美活动的复杂性和整体性特征，帮助它以儿童之心和感性情感实现了对当时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的超越；另一方面，童心说美学思想也因为这种符合天人合一思想传统及其经验性思维特征原则的回归原点的超越方式，不可避免地显示出了经验论思辨水平的限制。这种局限，在童心说美学思想同西方美学史中的现象学美学理论的对比中，表现得更为清晰、具体。“现象学是代表二十世纪西方哲流的三大主要哲学流派之一”[10]，它的巨大影响波及到了美学领域，对当代西方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现象学的奠基人胡塞尔主张以“现象学还原”的方式来弥合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对事物的本来面目的割裂，现象学美学思想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现象学美学和童心说美学思想都重视事物的感性现实，试图通过对事物原初状态的把握来获得的最终的真实，实现对事物审美本质的把握。然而现象学美学又与童心说美学思想不同，它是建立在西方哲学和美学中抽象思维和理性思辨高度发达的前提和基础上的，是对形而上的思维方法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割裂整体、遮蔽真相的局限的反思和反抗，目的在于克服它们的缺陷，达到真正的“真实”。现象学重视的感性现象，强调的原初状态是经历了由感性到理性再到更高的感性的否定式上升的结果。而童心说则是回归到感性的情感和欲望、童心和人的原初心理状态，以童心对抗成人之心，以感性对抗理性，以对混沌一体的整体的直观把握来现实对审美本质被遮蔽的问题的“超越”。缺少理性反思往往会削弱反抗的力量，缺少明确的新美学要素的理论建构也常常显示出不够明晰和深刻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和思维方式影响下的童心说美学思想，因模糊的思维惯性而形成了历史性的“晚出”，因缺少理性反思和新要素建构而显示出了理论性的“浅薄”，这些共同造成了童心说美学思想在超越性方面的局限。

三理解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的意义

对童心说美学思想的内涵和超越性特征进行特殊性考察，理解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特征及其文化根源，认识它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对于美学史研究和观照当前文艺创作实践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研究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具有美学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1．美学史意义：认识中国美学思想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特征

理解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特征，有助于通过它来认识中国美学思想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特征，这也是研究童心说超越性特征的美学史意义所在。在独特时代背景、社会现实与文化根源，以及这三者影响下的李贽本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特点的共同作用下诞生的童心说美学思想，拥有独特而复杂的超越性特征，在晚明美学乃至整个中国美学史上都拥有独特的地位。童心说美学思想的中国文化熏染痕迹和典型的中国思维方式的特点，使人们对于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特征及其文化根源的理解，具备了重要的美学史价值和意义：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美学史的本质特征，进而更好地处理民族美学和世界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对童心说美学思想超越性的经验性特征及其文化根源的具体考察，可以看出中国古典美学是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大环境之中的，农业生产方式、血缘宗法制度以及二者共同造成的天人合一宇宙图式和思想传统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美学思想，使它更加倾向于关注人的生命本体、心灵和内在超越，不同于西方美学“出于理论体系的需要而非生命实践的需要来研究美学……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却是直接从中国人的现世人生实践的需要来研究美学”[11]，这种美学特征使中国美学呈现出了注重人的整体心灵内在超越的面貌。中国美学思想没有像西方美学思想那样拥有严格的概念、范畴和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选择了一条真正能够使我们直接感受到人类生命的方式的关注天人关系中人的心灵的内在超越之路，试图以审美活动的方式实现对于有限时空的超越，获得无限永恒的愉悦的心灵体验。因为重视心灵的美学倾向，以及天人合一思想传统的整体模糊的理论思维特色，中国美学思想对于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意识的复杂性的把握，比起西方美学更加全面深刻，它在动态的系统中，以整体的直观感悟和文艺实践的经验总结的方式获得的认识，更加符合人类心灵的复杂和深邃的特点，切近了审美活动的本质规律。中国美学的独特价值，启发我们在认识中国美学同西方美学乃至世界美学的关系问题时，不能一味地以西方的美学理论体系中的概念、范畴和逻辑范式来强制规范中国美学思想，将它们作为判断中国美学思想价值的标准，而是应该充分了解和尊重中国美学的独特性，既认识到它基于自身文化特性而体现出的系统性、超前性和合理性，也看到它的模糊性、经验性和局限性，对中国美学思想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特征真正做到全面客观的认识和理解。

2．现实意义：观照和指导我们当前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

理解童心说美学思想的超越特征及其文化根源，对于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当前文艺创作中的具体问题，观照和指导当代的审美实践，具有现实意义。首先，童心说美学思想对于文学艺术本质和创作主体心理特征有着深刻的理解，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解决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文学艺术创作中遇到的问题，启示我们在面对当代美学和艺术实践时，采取一种重视审美意识的原初状态、更符合文学艺术本质和独立自足性的审美态度。当前的中国，大众文化崛起，具有大众文化特色的文学艺术蓬勃发展，这些文艺创作在内容方面体现出了现实化和娱乐化的特征。这与“童心”概念诞生的晚明时代市民阶层地位上升，表现市民阶层情感欲望和文化要求的市民文艺蓬勃发展，更加贴近现实的小说和戏曲创作繁荣的状况具有相似性。在这一前提下，关于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文艺创作遭遇的娱乐化的市场原则与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之间的矛盾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或许可以从童心说美学思想中得到启发。童心说美学思想以回到儿童之心和感性情感的方式来实现对文艺创作审美本质的回归，与对传统美学思想的超越。它带来的个体意识觉醒和对个人情感欲望的尊重，以及对文体创新的肯定，都符合市民文艺发展的要求，自李贽开始并影响到金圣叹的小说点评就是证明。童心说对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活动本质特征的复杂性的合理把握，提示我们在处理大众文化背景下文艺创作的市场原则与审美本质的矛盾问题时，将注意力返回到审美创作主体的心理特征和文学艺术的本体上来，重视文学艺术的现实性，以坚持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本质为前提，兼顾娱乐性和市场原则，而不能为迎合或者采用急功近利的态度对待文艺创作。其次，对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局限性的认识，也提醒我们重视创作主体的自我完善和理性反思的作用，从创作源头上赋予文学艺术更大的发展和提升的动力，提高它们的审美价值。童心说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局限性，主要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传统所造成的理论模糊性和经验论思辨水平。这种文化特征通过长久的历史积淀融入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既使在今天的文艺实践中，也常常能见到它的影响痕迹，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前的文学艺术作品缺少理性反思和自我超越意识的特征。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审美创作主体重视自身思想的丰富、自我修养的提升以及自我反思意识与批判精神的培养，不断提升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能力和把握能力，在此基础上，努力创作出具有高度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文艺作品。由此可见，全面、理性地认识童心说美学思想的本质特征及其文化根源，挖掘它们的合理内核，反思它们的局限，用以观照和启发当前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正是研究童心说美学思想超越性的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2][3]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02、137、161页

[4]马斯洛著．李文湉译．存在心理学探索[M]．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7页

[5]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7页

[6][11]刘方．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意义[M]．巴蜀书社．2003年．第27、30页

美学原理论文篇(6)

关键词：中国传统译论翻译美学接受美学发展

Abstract:Chinesetranslationstudiesarecloselyrelatedtoaestheticswithalonghistoryofphilosophy.Thispaperdiscussesthesourceandnatureoftranslationaestheticsanditsschoolandmethodology,andChinesetraditionaltranslationstudiesareconsideredasanendwithXuYuanchong’s“ThreeBest”.Combinedwithwesterntranslationtheories,thetrendsoftranslationaestheticsinChinaareexplored,whichispointedoutthattranslationaesthetics,basedondynamicandreasonablecommunicationinlanguagetransformation,focusesonalltheconstituentsinvolvedintheprocessoftranslationtoreproducethepragmatic,cultural,socialvaluesofsourcelanguage,whichisbelievedtobeofgreathelptothereconstructionoftranslatology.

Keywords:Chinesetraditionaltranslation;aesthetics;receptionaesthetics;reductionanddevelopment

1.引言

美学思想源远流长，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才只有两百多年。1750年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美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GottliebBaumgarten）以美学（Aesthetics）为名，出版了他的美学著作，并用这个术语把美学规定为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学。本书被看作是美学成为正式学科的标志。在中国，尽管美学思想历史也很久远，千百年来门类派别也很多，但却一直没有美学这样的学科，美学这门学科，还是从西方美学传入中国的。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其发展可归结为：佛经序翻译理论、正名论翻译理论、哲学化理论、文艺学理论（王宏印，2003：220-221）。中国译论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美学紧密相连（刘宓庆，2005：59）。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翻译“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译论，而且“美”与“信”、“文”与“质”的统一协调始终贯穿于中国美学译论的主流。此外中国传统译论还呈现出其他美学命题，而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到目前，可以说已经进入晚期（王宏印，2003：227）。

面对蕴涵浓厚美学思想的译论终结，我们的译论路在何方呢？中国翻译美学思想又是如何在中西结合的译论中得以新生呢？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回顾和探索近十年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新发展。

2.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

王秉钦（2005：4）总结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以十大学说为重要标志：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现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郭沫若），“翻译美学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茅盾），“神似说”（傅雷），“化境说”（钱钟书），“整体论（焦菊隐）。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王秉钦，2005：36）。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马建忠的“善译”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也就是说既要通顺，又要忠实。茅盾还是迄今所知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的。可见，“神韵”这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观念是在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才被正式引入翻译理论的。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韵”的说法。如：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捕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郭沫若所强调的“风韵”与“气韵”，与茅盾当时强调的“神韵”是一个意思。可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都对翻译美学作出了贡献。傅雷毕生从事翻译工作，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神似”说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都很典型，是对文学翻译提出的美好追求目标和最高美学理想。陈西滢则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这在中国译论史上带有创见意义。在翻译美学和风格的研究上，刘宓庆也有独到之处，如他的艺术观赏中的“超脱”、审美认识转化中的时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现审美体验规律的三种手段等。再如黄龙把“神韵”这个抽象范畴分成风雅、韵律、情操、灵感四个要素，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此外，还有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贺麟、陈康、朱光潜、金岳霖等，他们在翻译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其主要特点有三：儒学色彩浓厚；强调实践技能；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紧密相关。从整个翻译理论历史可以看出，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案本”等的“重质朴，轻文采”，玄奘的“求真”和“喻俗”，到后来的“善译”，和严复著名的“信、达、雅”，“直译、意译”，“信、达、切”以及鲁迅等人的“忠实、通顺、美”和揉合其它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最高的翻译境界的“神韵”、“神似”、“化境”，到当前我国译界普遍认为比较恰切的标准“忠实、通顺”。据此，罗新璋在他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指出“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步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翻译学。而事实上，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译家、理论家的努力，已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逐渐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识见超卓的前辈翻译应当开创新局面，在虚心学习外国先进译论，善于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论，建立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的翻译理论体系！”。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其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翻译美学的发展过程。但王宏印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经过反复磨合，多方结合，已经进入一个综合得不能再综合的阶段了。

王先生以著名诗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许渊冲先生的翻译理论“美化之艺术”为例，指出——许先生的“美化之艺术”，即“美”指意美、音美、形美“三美”；“化”指等化、浅化、深化“三化”；“之”指知之、好之、乐之“三之”；“艺术”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中国传统译论的高度综合，许的译论总结是一种促进传统译论终结和消亡的努力。但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意味着传统在现代的新生，而非消极的消亡（王宏印，2003：230）。

3.中国翻译美学研究与发展

3.1翻译美学理论研究

傅仲选所著的《实用翻译美学》是我国首次以独立形态出现的翻译美学专著，标志着我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深化。该书论述翻译中的审美客体、翻译中的审美主体、翻译中的审美活动、翻译美的标准和翻译审美再现本书的主导思想、论述内容与体系框架，正是当今翻译美学研究所应具备的指导原则、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思想影响下产生、发展的。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它是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的产物。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既是中国现代美学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又是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运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透视翻译的运做机制，讨论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翻译的审美客体与主体、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审美心理结构和认知图式、审美再现的一般规律以及对翻译的指导作用。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则重点在于“比较”，通过中外名著译例，从美学的角度，以宏观和微观比较结合的方法，对文学翻译进行跨文化、跨时代和跨地域的美学研究。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从美学的角度探讨格式塔意象理论，结合语言学、文学、美学、认知心理学以及阅读理论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所产生的美学效果进行研究。毛荣贵教授在其《翻译美学》著作中回顾了中国译学美学，从四个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美学，即(1)主体篇，从语感与美感、美感的生成要素、译者的审美心理结构等层面探索了翻译美学；(2)问美篇，探讨了英语、汉语的各层面翻译美学的体现；(3)朦胧篇，从汉英语言的朦胧视野探索多维视角的翻译美学与美的语际转换；(4)实践篇，从汉英互译的角度讨论和分析了翻译美学，包括科技美学的再现。此外，张柏然、黄龙、侯向群、葛校琴等学者也在翻译与美学结合方面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例如，葛校琴（1999）论述了翻译“神似论”的哲学美学基础，张柏然（2001）论述了当代翻译美学的反思；赵秀明（1998）探索了中国翻译美学；郑应杰、郑奕（2004）论述了美学研究的三个面向。

3.2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美学与翻译理论研究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当代美学思潮的发展对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接受美学可以界定为：自觉运用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相关原理研究翻译过程中主体（译者和目的语读者），通过对客体（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阐释（包括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阐释和目的语读者对目的语文本的阐释）接受文本信息的有效度的一门学科。当代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姚斯是伽达默尔的学生，其主要论点是：文学作品不经阅读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生命力，正是读者的阅读理解才赋予了作品以无穷的意义，其价值才从中体现出来，读者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文本，而是能动的参预者。接受美学的全新创意和新鲜活力在于扬弃了“文本中心论”的主张，强调接受者的需求，强调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表明，我们应尽快建立翻译接受美学。从现有的翻译美学研究成果看，国内学者注重接受美学与翻译相互结合的研究，例如学者王松年（2000）、姜苏（2001）、陈谊娜（2002）、张小平（2002）、宋安妮（2005）、刘凤梅（2005）、宋华（2004）、韩子满（2004）、杨松芳（2005）、张锦兰（2003）、贺文照（2001）、曹英华（2003）、周政权，刘艾云（2004）、王著定（2005）等讨论了翻译研究的接受美学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3.3国内翻译与美学结合研究

回顾中国美学与翻译结合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理论与案例实践分析、美学理论与美学价值、科技翻译、广告商标翻译的美学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文本的语音、词语、句、段、篇章等各个层面，翻译主体的译者、读者的认知、文化、社会、社交、审美意识等因素，以及美学的再现策略等，包括文学翻译与美学结合的研究，例如，对文学语境的美学体现与信息传递（孙迎春，2002；王树槐，2000）；文学翻译的多角度及其美学效果（张保红，2002）；从美学功能看诗歌的语言变异（林小平，2000）；从美学视角看散文翻译（朱伊革、卢敏，2000）；文学翻译中美学认知的多元性（包通法，2004），等等。对作品的翻译美学进行分析的包括：《围城》比喻翻译探美从翻译美学的角度比较分析（杨义德，2005）；从《红楼梦》英译本看委婉语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刘鹏，2000）；从《天净沙》的六种译文看接受美学理论（刘敦萍，2002）；从翻译美学观看戴乃迭对《边城》中美学意蕴的艺术再现（刘小燕，2005），等等。此外，翻译美学研究还涉及到许多翻译与美学结合层面，例如：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策略（李敏杰、陈永丽，2005)；一种形式美学的翻译观（吕俊，1998）；文学翻译中的读者想象（刘东霞2000）；译汉中美学价值体现试析（丁慧艳、窦成君，2005）；读者反应与跨文化语篇的阐释（郝文杰，2002）；等等。诗歌翻译美学主要还是围绕“三美”进行探索或深化。相关的论题包括：英语变体词的美学效应（王盼妮，2005）；英语拼写变异的美学功能及其翻译（辛红娟，2004）；诗歌翻译的“立形以传神”（唐琪，2005）；论英诗中分行的功能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应用（张保红，2005）等。科技英语翻译美学涉及美学的标准、美学特征与体现、美学再现及其功能，探索通过忠实和准确的翻译来再现原文的音韵美、形象美、简约美等语言艺术美。例如：科技翻译中的美学思考（张会欣、李德煜，2002）；女用商品商标汉译的美学原则和翻译方法（肖美清，2004）；论广告翻译的美学策略（唐艳芳，2003）；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与英语商品名称的翻译（胡开宝、陈在权，2000）等等。

3.4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趋势

上述的论文资料源于中国知识网，同时从中国博士、硕士优秀上通过关键词“美学”搜索，我们发现，有70余篇硕士论文探讨翻译美学等相关问题，研究内容包括接受美学、美学理论、美学的解释力、美学与翻译结合研究、翻译美学案例分析、美学史等方面。但是从现有的研究看，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研究面不够宽，缺乏新的视角，大多围绕接受美学去探索，缺乏运用中西新的翻译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美学进行系统的论述。那么，面对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与发展临界点，王宏印教授认为，中国现代译论诞生的途径有：(1)西学为主的理论途径，强调以现代西方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翻译理论以及借鉴其他科学和理论流派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翻译理论；(2)国学为主的译论途径，即适合于文艺学类翻译和汉外-外汉互译的阐释和转变；(3)中西结合形态的译论发展途径。同时他强调，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科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学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问题，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努力（王宏印，2003：230-232）。这方面，我国近代美学奠基者王国维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他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融合了西方美学的某些观点，进行中西美学思想的“合壁”。

20世纪是一个翻译的时代，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流派层出不穷，出现了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更应开展中西结合的译学发展途径，探索中西结合的翻译美学译论。毛荣贵（2005：345）教授认为，符号学、符号美学、接受美学或格式心理学都是语言学和文艺学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们之间存在互补的关系。笔者认为，现代翻译美学应扩大其研究的理论体系，加大翻译文化美学、翻译认知美翻译交际美学、翻译语用美学、翻译篇章美学等跨学科层面的探索。我们应该多借鉴西方的美学理论、翻译理论、语言学理论等跨学科的理论，从中吸取丰富的思想营养，进行批评性地接受，关注审美接受的过程，着重探索创作活动与接受活动、作者、作品与接受者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以及原语被读者接受的条件、方式、过程和结果，更重要的是关注文化转换美学、审美意识的认知、审美再现的共性与特性，从语言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认知层面、社交层面等多维角度探讨动态的翻译美学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运用理性的交际观，合理解释翻译美学，使译语再现原语的人文精神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心理、审美风尚等美学。为此，建构中国特色的翻译美学理论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从西方美学、翻译理论乃至其他民族美学中汲取养分，与其固有的优良传统融合、碰撞、消化，从而才能创新。笔者（2006）从语用学的角度探索了语用学翻译美学，透视了哲学渊源及其实质、认知再现美学、灵感美学、文化美学，为美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在当今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范式主流背景下，如何避免起解构主义的过分怀疑思想，过分夸大主体意识，把翻译引向无政府主义；避免后现代主义的泛滥思潮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们应建立合理的翻译美学观，关注翻译美学的社会性、文化性、语用价值等，动态的研究其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在视界融合的环境中寻求美学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学效果，合理的再现原语的美学效应。

4.结语

中国现代美学迄今为止已有百年历史，先贤们对美学学科建设和美学理论建构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讨，留下了丰富遗产。但我们要根据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的特征、价值取向等特点，结合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断融合与创新，使翻译美学的研究富有生命力。我们认为，中西译论主要可以分成以语言学、语用学为基础的科学论和以文艺学、接受美学为基础的艺术论两大取向，今后译论的研究方向应当是科学论与艺术论相融合，既关注双语内容与形式间的语言分析，也关注人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由此，科学论者也无法排除语言的主观艺术创造性，以及对它的艺术观。我们认为，构建译论纯粹客观外在的绝对规律是个美丽的童话，译论的科学性无处不涉及艺术再现和主观创造性。未来译学理论指向的是一种科学的语言艺术观，而艺术观其实也是诠释语言艺术的科学观。语言翻译的科学性是以其艺术性为本质和内涵的，科学性又是艺术性的升华与提高。中国的翻译美学发展正是在这种张力当中不断取得平衡与发展的。

参考文献：

1．傅仲选.实用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2．姜秋霞.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2005.

4．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毛荣贵.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美学原理论文篇(7)

关键词：中国传统译论

翻译美学

接受美学

发展

Abstract: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aesthetics with a long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ourc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and its school and methodolog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are considered as an end with XuYuanchong’s “Three Best”. Combined with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the trends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in China are explored， which is pointed out that translation aesthetics， based on dynamic and reasonable communication in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focuses on all the constituent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o reproduce the pragmatic， cultural， social values of source language， which is believed to be of great help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ranslatology.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aesthetics; reception aesthetics; reduction and development

1. 引 言

美学思想源远流长，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才只有两百多年。1750 年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美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以美学（Aesthetics）为名，出版了他的美学著作，并用这个术语把美学规定为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学。本书被看作是美学成为正式学科的标志。在中国，尽管美学思想历史也很久远，千百年来门类派别也很多，但却一直没有美学这样的学科，美学这门学科，还是从西方美学传入中国的。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其发展可归结为：佛经序翻译理论、正名论翻译理论、哲学化理论、文艺学理论（王宏印，2003：220-221）。中国译论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美学紧密相连（刘宓庆，2005：59）。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翻译“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译论，而且“美”与“信”、“文”与“质”的统一协调始终贯穿于中国美学译论的主流。此外中国传统译论还呈现出其他美学命题，而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到目前，可以说已经进入晚期（王宏印，2003：227）。

面对蕴涵浓厚美学思想的译论终结，我们的译论路在何方呢？中国翻译美学思想又是如何在中西结合的译论中得以新生呢？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回顾和探索近十年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新发展。

2. 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

王秉钦（2005：4）总结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以十大学说为重要标志： 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现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郭沫若），“翻译美学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茅盾），“神似说”（傅雷），“化境说”（钱钟书），“整体论（焦菊隐）。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王秉钦，2005：36）。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马建忠的“善译”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也就是说既要通顺，又要忠实。茅盾还是迄今所知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的。可见，“神韵”这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观念是在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才被正式引入翻译理论的。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韵”的说法。如：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捕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郭沫若所强调的“风韵”与“气韵”，与茅盾当时强调的“神韵”是一个意思。可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都对翻译美学作出了贡献。傅雷毕生从事翻译工作，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神似”说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都很典型，是对文学翻译提出的美好追求目标和最高美学理想。陈西滢则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这在中国译论史上带有创见意义。在翻译美学和风格的研究上，刘宓庆也有独到之处，如他的艺术观赏中的“超脱”、审美认识转化中的时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现审美体验规律的三种手段等。再如黄龙把“神韵”这个抽象范畴分成风雅、韵律、情操、灵感四个要素，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此外，还有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贺麟、陈康、朱光潜、金岳霖等，他们在翻译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其主要特点有三：儒学色彩浓厚；强调实践技能；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紧密相关。从整个翻译理论历史可以看出，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案本”等的“重质朴，轻文采”，玄奘的“求真”和“喻俗”，到后来的“善译”，和严复著名的“信、达、雅”，“直译、意译”，“信、达、切”以及鲁迅等人的“忠实、通顺、美”和揉合其它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最高的翻译境界的“神韵”、“神似”、“化境”，到当前我国译界普遍认为比较恰切的标准“忠实、通顺”。据此，罗新璋在他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指出“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步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翻译学。而事实上，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译家、理论家的努力，已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逐渐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识见超卓的前辈翻译应当开创新局面，在虚心学习外国先进译论，善于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论，建立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的翻译理论体系！”。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其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翻译美学的发展过程。但王宏印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经过反复磨合，多方结合，已经进入一个综合得不能再综合的阶段了。

王先生以著名诗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许渊冲先生的翻译理论“美化之艺术”为例，指出——许先生的“美化之艺术”，即“美”指意美、音美、形美“三美”；“化”指等化、浅化、深化“三化”；“之”指知之、好之、乐之 “三之”；“艺术”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中国传统译论的高度综合，许的译论总结是一种促进传统译论终结和消亡的努力。但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意味着传统在现代的新生，而非消极的消亡（王宏印，2003：230）。

3. 中国翻译美学研究与发展

3.1 翻译美学理论研究

傅仲选所著的《实用翻译美学》是我国首次以独立形态出现的翻译美学专著，标志着我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深化。该书论述翻译中的审美客体、翻译中的审美主体、翻译中的审美活动、翻译美的标准和翻译审美再现本书的主导思想、论述内容与体系框架，正是当今翻译美学研究所应具备的指导原则、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思想影响下产生、发展的。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它是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的产物。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既是中国现代美学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又是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运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透视翻译的运做机制，讨论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翻译的审美客体与主体、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审美心理结构和认知图式、审美再现的一般规律以及对翻译的指导作用。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则重点在于“比较”，通过中外名著译例，从美学的角度，以宏观和微观比较结合的方法，对文学翻译进行跨文化、跨时代和跨地域的美学研究。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从美学的角度探讨格式塔意象理论，结合语言学、文学、美学、认知心理学以及阅读理论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所产生的美学效果进行研究。毛荣贵教授在其《翻译美学》著作中回顾了中国译学美学，从四个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美学，即(1) 主体篇，从语感与美感、美感的生成要素、译者的审美心理结构等层面探索了翻译美学；(2) 问美篇，探讨了英语、汉语的各层面翻译美学的体现；(3) 朦胧篇，从汉英语言的朦胧视野探索多维视角的翻译美学与美的语际转换；(4) 实践篇，从汉英互译的角度讨论和分析了翻译美学，包括科技美学的再现。此外，张柏然、黄龙、侯向群、葛校琴等学者也在翻译与美学结合方面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例如，葛校琴（1999）论述了翻译“神似论”的哲学美学基础，张柏然（2001）论述了当代翻译美学的反思；赵秀明（1998）探索了中国翻译美学；郑应杰、郑奕（2004）论述了美学研究的三个面向。

3.2 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美学与翻译理论研究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当代美学思潮的发展对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接受美学可以界定为：自觉运用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相关原理研究翻译过程中主体（译者和目的语读者），通过对客体（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阐释（包括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阐释和目的语读者对目的语文本的阐释）接受文本信息的有效度的一门学科。当代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姚斯是伽达默尔的学生，其主要论点是：文学作品不经阅读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生命力，正是读者的阅读理解才赋予了作品以无穷的意义，其价值才从中体现出来，读者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文本，而是能动的参预者。接受美学的全新创意和新鲜活力在于扬弃了“文本中心论”的主张，强调接受者的需求，强调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表明，我们应尽快建立翻译接受美学。从现有的翻译美学研究成果看，国内学者注重接受美学与翻译相互结合的研究，例如学者王松年（2000）、姜苏（2001）、陈谊娜 （2002）、张小平（2002）、宋安妮（2005）、刘凤梅（2005）、宋华（2004）、韩子满（2004）、杨松芳（2005）、张锦兰（2003）、贺文照（2001）、曹英华（2003）、周政权，刘艾云（2004）、王著定（2005）等讨论了翻译研究的接受美学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3.3 国内翻译与美学结合研究

回顾中国美学与翻译结合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理论与案例实践分析、美学理论与美学价值、科技翻译、广告商标翻译的美学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文本的语音、词语、句、段、篇章等各个层面，翻译主体的译者、读者的认知、文化、社会、社交、审美意识等因素，以及美学的再现策略等，包括文学翻译与美学结合的研究，例如，对文学语境的美学体现与信息传递（孙迎春，2002；王树槐，2000）；文学翻译的多角度及其美学效果（张保红，2002）；从美学功能看诗歌的语言变异（林小平，2000）；从美学视角看散文翻译（朱伊革、卢敏，2000）；文学翻译中美学认知的多元性（包通法，2004），等等。对作品的翻译美学进行分析的包括：《围城》比喻翻译探美从翻译美学的角度比较分析（杨义德，2005）；从《红楼梦》英译本看委婉语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刘鹏，2000）；从《天净沙》的六种译文看接受美学理论（刘敦萍，2002）；从翻译美学观看戴乃迭对《边城》中美学意蕴的艺术再现（刘小燕，2005），等等。此外，翻译美学研究还涉及到许多翻译与美学结合层面，例如：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策略（李敏杰、陈永丽，2005)； 一种形式美学的翻译观（吕俊，1998）；文学翻译中的读者想象（刘东霞 2000）；译汉中美学价值体现试析（丁慧艳、窦成君，2005）；读者反应与跨文化语篇的阐释（郝文杰，2002）；等等。诗歌翻译美学主要还是围绕“三美”进行探索或深化。相关的论题包括：英语变体词的美学效应（王盼妮，2005）；英语拼写变异的美学功能及其翻译（辛红娟，2004）；诗歌翻译的“立形以传神”（唐琪，2005）；论英诗中分行的功能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应用（张保红，2005）等。科技英语翻译美学涉及美学的标准、美学特征与体现、美学再现及其功能，探索通过忠实和准确的翻译来再现原文的音韵美、形象美、简约美等语言艺术美。例如：科技翻译中的美学思考（张会欣、李德煜，2002）；女用商品商标汉译的美学原则和翻译方法（肖美清，2004）；论广告翻译的美学策略（唐艳芳，2003）；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与英语商品名称的翻译（胡开宝、陈在权，2000）等等。

3.4 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趋势

上述的论文资料源于中国知识网，同时从中国博士、硕士优秀上通过关键词“美学”搜索，我们发现，有 70 余篇硕士论文探讨翻译美学等相关问题，研究内容包括接受美学、美学理论、美学的解释力、美学与翻译结合研究、翻译美学案例分析、美学史等方面。但是从现有的研究看，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研究面不够宽，缺乏新的视角，大多围绕接受美学去探索，缺乏运用中西新的翻译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美学进行系统的论述。那么，面对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与发展临界点，王宏印教授认为，中国现代译论诞生的途径有：(1) 西学为主的理论途径，强调以现代西方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翻译理论以及借鉴其他科学和理论流派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翻译理论；(2) 国学为主的译论途径，即适合于文艺学类翻译和汉外-外汉互译的阐释和转变；(3) 中西结合形态的译论发展途径。同时他强调，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科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学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问题，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努力（王宏印，2003：230-232）。这方面，我国近代美学奠基者王国维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他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融合了西方美学的某些观点，进行中西美学思想的“合壁”。

20 世纪是一个翻译的时代，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流派层出不穷，出现了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更应开展中西结合的译学发展途径，探索中西结合的翻译美学译论。毛荣贵（2005：345）教授认为，符号学、符号美学、接受美学或格式心理学都是语言学和文艺学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们之间存在互补的关系。笔者认为，现代翻译美学应扩大其研究的理论体系，加大翻译文化美学、翻译认知美翻译交际美学、翻译语用美学、翻译篇章美学等跨学科层面的探索。我们应该多借鉴西方的美学理论、翻译理论、语言学理论等跨学科的理论，从中吸取丰富的思想营养，进行批评性地接受，关注审美接受的过程，着重探索创作活动与接受活动、作者、作品与接受者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以及原语被读者接受的条件、方式、过程和结果，更重要的是关注文化转换美学、审美意识的认知、审美再现的共性与特性，从语言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认知层面、社交层面等多维角度探讨动态的翻译美学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运用理性的交际观，合理解释翻译美学，使译语再现原语的人文精神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心理、审美风尚等美学。为此，建构中国特色的翻译美学理论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从西方美学、翻译理论乃至其他民族美学中汲取养分，与其固有的优良传统融合、碰撞、消化，从而才能创新。笔者（2006）从语用学的角度探索了语用学翻译美学，透视了哲学渊源及其实质、认知再现美学、灵感美学、文化美学，为美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在当今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范式主流背景下，如何避免起解构主义的过分怀疑思想，过分夸大主体意识，把翻译引向无政府主义；避免后现代主义的泛滥思潮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们应建立合理的翻译美学观，关注翻译美学的社会性、文化性、语用价值等，动态的研究其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在视界融合的环境中寻求美学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学效果，合理的再现原语的美学效应。

4. 结 语

中国现代美学迄今为止已有百年历史，先贤们对美学学科建设和美学理论建构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讨，留下了丰富遗产。但我们要根据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的特征、价值取向等特点，结合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断融合与创新，使翻译美学的研究富有生命力。我们认为，中西译论主要可以分成以语言学、语用学为基础的科学论和以文艺学、接受美学为基础的艺术论两大取向，今后译论的研究方向应当是科学论与艺术论相融合，既关注双语内容与形式间的语言分析，也关注人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由此，科学论者也无法排除语言的主观艺术创造性，以及对它的艺术观。我们认为，构建译论纯粹客观外在的绝对规律是个美丽的童话，译论的科学性无处不涉及艺术再现和主观创造性。未来译学理论指向的是一种科学的语言艺术观，而艺术观其实也是诠释语言艺术的科学观。语言翻译的科学性是以其艺术性为本质和内涵的，科学性又是艺术性的升华与提高。中国的翻译美学发展正是在这种张力当中不断取得平衡与发展的。

参考文献

1．傅仲选. 实用翻译美学[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

2．姜秋霞. 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3．刘宓庆. 翻译美学导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5，2005.

4．罗新璋. 翻译论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5．毛荣贵. 翻译美学[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