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研论文篇(1)

论文摘要：综合农业知识系统理论和知识管理系统，提出了农业科研的知识管理系统概念，该系统将农业教育、研究、推广一体化的方法集成其中，农业科研人员是活动的中心。分析了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的过程以及它对农业教育、研究、推广所产生的影响，认为该系统是一个交流协作的知识网络平台，促进了农业科研的知识共享、协同和创新，并实现了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的三大功能。

引言

二十一世纪，尽管有重大的科技进步，但环境恶化是一个快速增长的问题，世界仍存在着城市和农村的贫穷，农业必须给不断膨胀的人口提供足够的粮食。面对日益复杂挑战，知识是最重要的生产因素，是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农业的发展将继续依赖于农业科研，因此，人们必须行动起来，开发一个新的农业知识管理系统，充分应用农业科研所产生知识和技术，提高农民收入，消除贫困，增加粮食生产，提供就业机会，保证粮食安全，同时保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一、农业知识系统的理论

Roling提出了农业知识系统的定义：“一个农业知识系统(AKS)是一组农业组织或人，以及他们之间的连接和相互作用。它们主要用于信息的产生、传递、存储、集成、扩散和使用，目的是进行有效的协作，支持决策、解决问题和进行农业领域的创新。”

首先，农业知识系统必须包括人，集成研究者、教育者、推广人员和农民，由社会所构建的，促进他们之间的相互协作和学习，加速农业相关知识、信息和技术的产生、共享、应用和创新。其次，农业知识系统将软件系统思想应用于农业知识管理过程中，随参与者在系统中行动的功能和目标而变化，即系统的实际构成依赖于特定情境下参与者的集合，以及评估在创建可持续创新环境中每个参与者的潜在作用。另外，农业知识系统关注参与者以及他们之间的连接和交互作用。这些参与者期望组成一个有关联的整体，每个参与者都对其它人有所贡献，那么，他们的协同、差异、连接、集成和协作有助于创新。

Engel(1995)阐述了农业知识系统的三个主要观点。第一，知识过程是社会构建的，参与者要设法影响和管理知识过程。第二，交流是一种社会交互形式，这样的交互作用，其体现了每个参与者拥有自己的世界观、兴趣、关注点和目标。第三，AKS观点的中心在于创新是知识系统所期望达到的结果。

总之，农业知识系统是社会构建的，它看到了不同参与者的交互作用以及各种不同的界面，并通过集体学习、协商和共同理解的社会过程，分析如何创造转化条件来达成一致的决策。

二、知识管理和知识管理系统

知识管理是知识经济中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即组织的管理者对组织内部和外部知识进行管理和利用，通过知识获取、知识共享、知识创新和知识应用，以达到提高组织创造价值能力的这一目的的一种过程。知识管理的核心就是要创造一种能够使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产生互动的机制和平台，使隐性知识能够表述出来并转化为组织所共享的知识，组织拥有的知识库和信息交流平台也能帮助每一个人内化集体的隐性知识，并不断发展和成长。它强调对隐性知识的组织管理以及知识的共享和创新，其成功实施不仅与组织、文化密切相关，而且依赖于知识管理系统的创建。知识管理系统是实施知识管理的基础，它不单指一种技术，而是索引、分类和信息检索技术和为获得用户所需结果所采用的一系列方法的集合它用软件的形式把部分知识管理的概念加以实现，是一个人机互动的计算机网络软件应用系，将人和社会的创造、创新能力融人知识的创建和分布过程中，促进包含了知识创造、创新、激励和沟通等活动的个人和社会过程。知识管理系统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知识管理相关技术构建而成，一方面，它将根植于个人或集体惯例的知识表面化和明晰化，通过捕获、编码、存储和组织成为一种可控制的人工品，促进了知识的转化、传播与交换；另一方面，它对已存在的知识进行提取、挖掘、过滤和组合，以最适合的方式来重新布局或展示信息，向用户提供最相关的内容或知识；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将人、信息和知识、系统联系在一起的媒介和平台，为知识的共享和协作发展提供了高密度的交流互动空间，有利于实践社群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相互转化，刺激了人的创造性。

三、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

与其它领域的研究和开发合作相比较，国外农业研究的国际合作走在前面，比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国际农业研究咨询组织CGIAR(ConsultGroupforInternationalAgriculturalResearch)的建立就是一个主要的突破和成就，后来的GFAR(GlobalForumforAgriculturalResearch)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科研的地区合作与开发。从农业研究系统ARS到农业知识信息系统AKIS，再到农业创新系统AIS，人们已经认识到知识管理及其系统在农业科研中的重要作用。

3.1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概念

知识是农业科研中的决定性资源，农业科研存在的问题，诸如科研重复、效率低、成果转化率低、缺乏协作与交流、知识孤岛等，其主要原因是知识与信息的流动不畅，各参与者缺乏有效的沟通、交流与合作的手段和渠道，因此，需要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作为知识管理的驱动器，对农业科研知识进行有效的管理。

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是用软件的形式把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的概念加以实现，也就是要创造一种能够使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产生互动的机制和网络平台。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中，农业科研人员同时也是教育者，处于“知识三角形”的中心(如图1)，农业科研是活动的中心。农业教育、研究、推广一体化的方法[6]集成于该系统网络，农业科研是一个社会构建过程，主要的参与者是研究者、推广人员、农民，他们之间通过知识系统平台共享科学知识、技术、经验和研究成果，进行双向的连接、交流、对话和协作。

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是农业知识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和一个具体的应用实例，具有农业知识系统的特点：知识由社会构建；重点在于交流协作；目标是知识的创新和应用。同时，与知识管理系统一样，它”由两个个相互补充的部分构成”：一个是技术，另一个是社会；技术部分寻求获取、打包和传递有形的、文档化的农业知识产品，而社会部分使研究者、推广者和农户等系统参与者能够进行协作、连接和思考。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嵌入组织的科研活动过程中，寻求知识处理能力的技术和人的创新能力的最佳组合，高效地完成知识产生、知识传播和服务于社会的任务。

3.2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过程

3.2.1知识需求或问题

识别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首先要收集和整理农业市场行情和国家农业科研政策，经过周密而详细的调研，识别出农民的知识需求，才能进行课题的申报和面向需求的科学研究，其科研成果也才能被推广并被农民所接受。但是，知识需求或问题识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农民个人的爱好以及研究者和推广者的偏见(NAGEL，1980)，可能由农民自己清楚地说明或者由研究人员、政治家来定义，因而，需求识别是农业科研知识系统中最难的功能。

3.2.2创新知识的产生

创新知识输入是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的主要输入，没有创新的知识管理系统将是陈旧过时的，现代农业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知识的输入。农业科研机构承担了创新的任务，其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更关注应用研究，所以该系统必须充分过滤并应用外部、内部的知识和技术，要求在当地环境下通过应用研究测试知识的适应性。在农业科研过程中，大量知识和信息的刺激，点燃创新的火花，新的思想和知识随之而产生并添加到知识管理系统。

3.2.3知识的实用化

研究结果变为有用的形式就是知识的实用化，它包括了各种各样的应用研究、田间试验以及参与者的个人经验。一方面，研究结果需要处理，使之适用于农民；创新必须转化为推广机构进行技术扩散的一组推荐内容，另一方面，这些推荐要适用于特定地区的农业气候和社会经济条件。知识的实用化是一个创新在耕作条件下的真实测试，技术必须不断修改直至满足农民的需求，否则必须放弃技术或只能推荐给有限的农民群体；在知识实用化这个技术筛选过程中，研究人员必须与农民、推广人员协同工作。

3.2.4知识的传播

创新的传播为知识的产生和大规模农田应用之间的鸿沟架起了桥梁，它要求知识的双重转换，第一步转化到推广机构，第二步转化为农民所需的知识。经过一个成功的实用化过程，技术可以向农民进行推广，但要求向农民提供灵活的或可修改的推荐选择。换言之，技术是基于科学原理的，对这些原理进行解释，就能使参与者根据需要进行修改。这是非常重要的，学会如何应用一项新技术是不够的，研究者、推广人员和农民通过教育和学习，理解了为什么和如何工作，他们才能改进新的实践。

3.2.5知识的应用

产生的新知识如果不以某种方式富有成果地应用，那么新知识就毫无价值。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内的知识应用，意味着农业科研活动所产生的新知识集成到系统中并被农民采纳和应用。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的最终目标是知识的应用和创新，所以，农业科研结果的采用率是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绩效的关键指示器。

3.2.6经验的评估

Nagel(1980)把评估定义为：”用户对信息输人(知识)绩效的判断”。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的评估是系统功能是否提高了农业科研的效率和成果的转化率、降低了重复率，即衡量农民的需求是如何被满足的。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更多地依赖于知识和技术，经验评估能对技术的不足之处快速反应，监测到系统出现的错误，并立即进行校正，其功能愈显重要。

四、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产生的影响

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是一种基于Web知识网络系统，它包括了研究者、推广人员和农民，农业研究、教育、推广之间的传统线性关系由动态交互过程所取代，改变了农业科研的组织模式和工作方式，并对农业的教育和推广都产生了深刻的改变。

4.1对农业科研的影响

农业科研的知识管理系统把不同机构的研究成果或行动组合在一起，扩大了研究合作的范围和协作研究机制，出现了一些诸如研究联盟、联合研究和许可证协议等新型组织形式，它们以一种更敏捷、灵活的方式通过多学科的联合研究项目将研究机构拥有的资源在一起。科研知识网络把其下游的推广者、农户聚集在一起，跨越时空，更适应研究、教育、推广的动态创新，增强了农业科研的有效性。

在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中，快速扩张的Web出版物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存取信息和知识的方式，增强了获取在线数据库、知识库和信息的能力，同时对智力资产进行保护，提升信息和知识的价值；与农业研究技术相关软件的重大进步以及其它学科领域的进展嵌入知识系统，大大加速了农业科研过程，使之更加有效；开启了科研人员与工作于同领域或课题的同行社群的广泛交流与协作，他们能实时交互，创建一个科研者的虚拟社群，改变了人、社群的生活和交互方式。与传统网络相比，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产生以下深远的影响：农业科研系统的成员之间的知识循环和交流速度加快，没有必要等待每半年或一年的定期会议；一个改进了信息管理能力和知识管理技能的网络系统，能处理的信息和知识量呈指数形式增长；提供了进行联合研究的可能性，因为研究者能够实时交互，就有可能集中分散于不同研究机构的研究能力；实时双向交流的新技术使交互知识的开发成为可能，对话不仅促进了知识交换，也能从各种不同知识源的交互作用中产生新的知识；最生要的是，知识系统所使用的技术实现了捕获非编码知识的动态过程，并将隐性知识集成到指定的现在知识库中，丰富了它的内容，加快了创新知识产生的速率。

4.2对农业教育和推广的影晌

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在促进农业科研进展的同时，还要培养农业人才并对科研成果进行推广，才真正完成了它的任务。培根说：“知识是力量，知识的价值不仅决定于其价值的本身，还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的价值也依赖于知识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农业教育和推广实质上是知识的传播和扩散。过去，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们要接受知识主要是面对面的交流，或者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媒介，农业科研、教育、推广是截然分开的，信息和知识的流动存在着严重的障碍。现在，农业科研知识管理系统通过共同的使命感、语言和共享的系统概念，将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三者一体化，从时空上跨越研究者、推广人员和农户的社会距离，减少了面对面的交流，加强了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信息系统的连接，能够将科研所产生的新知识和技术快速地传播，让研究者、推广人员和农民在网络中寻求所需的人和知识，进行交互式的教育和学习过程，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并培养高素质的农业科研人员。一个没有经过培训的人，只要有了基本的读书能力和键盘操作技巧，他就能够在这个系统中方便地检索、操纵各种数据，与其它地方有着相似问题经历的研究者、推广人员、农民进行交流、讨论，在参与者之间开启了动态的、前瞻性的知识流和交互作用，通过基于这些交换信息和知识流的学习过程，使他们也具备了一定的开发能力。:

农业科研论文篇(2)

1.1农业科技信息的网络宣传对农业科技发展意义深远

网络信息化技术作为当今科技发展的先驱，大大促进了社会的信息化进程，广泛的影响到社会各方面。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统计，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有6.32亿人，较2013年底增加1442万人，互联网普及率已达到46.9%。超规模的网络群体决定了网络信息宣传的强大影响力。农业科技人员相对知识水平较高，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强，因此科，技信息的网络宣传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搞好农业科技信息的宣传工作对促进农业科学技术转化，农业科技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1.2网络信息宣传管理是农业科研院所科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和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了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各类涉农惠农政策的连续出台，联系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可以清楚的看到，农业科技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快车道，农业科研院所当仁不让的成为农业科技进步的带头人。在农业科学技术的传授与普及，农业科学问题的答疑与解惑，农业科技消息的传播与讨论中，农业科研院所的网络信息宣传都起到至关重要的载体作用，已成为农业科研院所科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业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某个局部或者单方向的，而是双向的、系统性的，它不仅为农业科技发展营造了创新的舆论环境，还提高了农村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作为农业科研院所的网络信息宣传管理者，更需要理清思路，创造性的开展工作，通过进一步加强农业科技的网络信息宣传管理工作，使其更加适应新时期农业科技工作发展需要，扩大自身单位的影响力，发挥创新型农业科研院所在农业科技发展中的核心带头作用，推进农业科技事业综合协调并快速发展。

2加强农业科研院所网络信息宣传管理的建议

2.1切实加强网络信息宣传管理工作引导，建立联动的工作体系

农业科研院所的网络信息宣传管理工作要始终围绕服务于农业科技创新这一中心思想，结合国家相关政策及单位工作实际，找准结合点，真正贴近广大农业科技人员与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首先，要从农业科研院所的主管领导上高度重视，要在综合调研、研究分析、总结经验、推广成果的基础上，把网络信息宣传管理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引导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其次，要以各部门为单位，部门领导为责任人，负责本部门的网络信息宣传工作；最后，以科学研究团队或课题小组为单位配备专人担任信息员，负责基础的网络信息采集和编写上报工作，形成以主管领导挂帅、网络信息宣传管理部门组织、各部门网络信息员为骨干、全体科技人员广泛参与的四级联动工作体系，为农业科研院所网络信息的宣传管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2.2贴近工作实际，抓住网络信息宣传重点

作为农业科研院所，科技工作中的亮点最能体现工作特色，抓好亮点往往会收到以点带面的效果。在网络信息宣传工作中要特别关注科研工作实际，对单位进行的科研立项、研究进展、课题验收、成果鉴定、成果转化、各种学术活动和单位及农业科技工作者所获得的各种成果及学术奖励等信息都及时在网络平台进行宣传。网络信息宣传管理部门还可以视情况将一些影响力大，重点突出的信息及时发送给网络新闻媒体予以报道，充分发挥网络信息宣传工作内聚力量、外树型象的作用。对科研院所的门户网站要细分版块、凸显重点，建立技术咨询、成果、企业合作、信息需求等专栏版块，使广大农业科技人员和企业能够第一时间根据自身需求寻找发现相关信息，提高农业科研院所科技服务、技术推广的范围和实际效果。

2.3完善制度建设，健全网络信息宣传管理机制

要坚持以构建网络信息宣传工作长效发展机制为根本，开展全方位制度建设，有力地促进网络信息宣传工作的健康发展。一是要坚持及时报送制度。网络信息员要及时了解农业科研院所的最新科研工作动态和科技成果产出，积极主动的收集信息，对一些可预见或计划内的重要信息，要超前介入、及时追踪、随时采集，保证信息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二是要坚持审核制度。网络信息员报送的信息要由网络信息宣传管理部门审核并确认后上传网络，重要消息报请分管领导审阅，保证信息质量的不断提高；三是要坚持考核奖励制度。对报送和采用的信息实行积分制考核，每年年终召开网络信息宣传工作会议，对当年的网络信息宣传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并对考核先进的部门和信息员予以奖励，充分调动网络信息宣传管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四是要坚持完善协调机制。不断加强与上级主管单位、相关科研单位以及各级新闻网络媒体的经常性沟通和协调，定期通报网络宣传重点，主动发掘和提供新闻线索，共同策划宣传方案，努力拓宽网络信息宣传渠道。

2.4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网络信息宣传管理人员业务水平

网络信息宣传是一项基础性、时效性很强的工作，要搞好这项工作，根本的任务是建立一支过得硬的网络信息宣传管理人员队伍。首先，要把具备较强总结、分析和综合调研能力的同志推荐到管理队伍中来，网络信息宣传管理不仅仅是简单的上传下达、查缺补漏，更是需要敏锐捕捉、主动挖掘、综合提炼、深度加工，这就需要管理人员对科研业务知识和政策理论有较全面的掌握；其次，要抓好网络信息员综合素质的提高，适时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培训，加快建立一支既懂信息宣传又懂网络技术，政治立场坚定、创新能力强的网络信息员队伍。使这支队伍做到高效精干、业务熟练，能够把握网络信息的准确性和合理性，积极开展网络信息宣传，提高网络信息宣传工作和科技文化传播工作的主动权，占领网络信息宣传工作阵地。

2.5保证信息质量，提高网络信息宣传的实用价值

农业科研论文篇(3)

中牟县休闲农业发展问题研究

 

 

 

 

 

姓    名

魏文豪

学

号

20124040718

专

业

农林经济管理

指导教师

 

 

 

 

2018年5月10日

 

 

摘  要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近年来休闲农业在带动农业取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富裕农民的同时，满足了新的市场需求，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亮点。但是休闲农业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品牌效应弱，土地流转存在困难，缺乏专业的管理运营人才及产品创新尚显不足等。因而对其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主体大致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和方法，并对国内外学者研究休闲农业所著作的相关文献予以综述，为后文的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第二部分对中牟县及休闲农业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并对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进行分析比较，全面盘点中牟县发展休闲农业的底蕴所在；第三部分通过运用SWOT 分析法，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分析中牟县发展休闲农业的优势与劣势和面临的机会与威胁，旨在为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依据；第四部分论述中牟县发展休闲农业的意义及重要性，为各界持续关注，加大扶持力度，提升中牟县休闲农业区域竞争力提供可靠依据；第五部分在实践基础上提出有效对策和建议，即是加强政策支持和财政投入，注重宣传、提升品牌效应，加大优秀人才引进及职业农民的培养，同时也要依托“互联网+”加快发展步伐，以促进中牟县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中牟县；休闲农业；SWOT 分析法；互联网+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just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structure, leisure agriculture has brought higher economic benefits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rich farmers have also met new market demand，which is a bright spo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also faces some problems, such as weak brand effect, difficulty in land circulation, lack of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personnel ，and product innovation are still insufficient, etc.Therefore, the research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main body of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expounds the background, research significance and methods of the topic, and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on the study of leisure agriculture, which provides a soli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later text study; The second part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Zhongmou County and its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compares three different development models, so as to comprehensively look at the details of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in Zhongmou; the third part uses the SWOT analysis method to link the theory with practice, then, analyz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they face of developing leisure agriculture in Zhongmou, which aims to provide solid foundation for proposing reasonable suggestion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the fourth part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developing leisure agriculture in Zhongmu for the purpose of all walks of life to increase support and enhance the leisure agriculture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Zhongmou so that to provide a reliable basis;The fifth part puts forward effective suggestions on the basis of practice, which is to strengthen policy support and financial investment, pay attention to publicity and promotion of brand effect, increase the introduction of excellent talents and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farmers, at the same time, rely on “Internet+” to accelerat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agriculture in Zhongmu County.

 

Key Words: Zhongmu County, Leisure agriculture, SWOT analysis ,Internet +

 

 

 

 

 

 

 

 

目  录

1引言    1

1.1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方法    1

1.1.1选题背景    1

1.1.2研究意义    2

1.1.3研究方法    2

1.2相关文献综述    2

1.2.1休闲农业的相关概念及功能研究    2

1.2.2休闲农业的发展模式研究    4

1.2.3文献评述    5

2中牟县休闲农业发展状况    5

2.1中牟县概况    5

2.1.1自然地理概况    5

2.1.2历史文化概况    5

2.1.3经济发展概况    6

2.2中牟县休闲农业发展概况    6

2.3中牟县休闲农业不同的发展模式    7

2.3.1农家乐    8

2.3.2休闲农庄    8

2.3.3现代农业产业园    8

3中牟县休闲农业发展的 SWOT 分析    9

3.1优势（Strengths）    9

3.2劣势（Weakness）    10

3.3机遇（Opportunity）    11

3.4挑战（Threat）    12

4中牟县发展休闲农业的意义及重要性    13

4.1提高农户综合收益    13

4.2提高农民素质    13

4.3深化农业转型升级    13

4.4促进经济发展    13

5中牟县休闲农业发展的改进措施    14

5.1加强政策支持，加大财政投入    14

5.2注重农业宣传，提升品牌效应    14

5.3加强人才引进，培养职业农民    14

5.4依托“互联网+”，加快发展步伐    14

参考文献    16

致  谢    17

 

 

1引言1.1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方法1.1.1选题背景2010年3月联合国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中国的城市化快速推进，目前全球一共有961个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而这其中就有236个城市就在中国，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7%[①]。现今中国城镇化率更是达到了57.35%，短短8年时间就增加了十个百分点。但是城市的高速扩张，在带来正面效应的同时，也导致了诸如空间狭小、交通拥挤、空气污浊、焦虑加重等问题。城市市民迫切想要放归自己、愉悦身心、了解自然生态，返璞归真的愿望十分强烈，另一方面，城市居民收入增加，包括双休、五一在内的闲暇时间增多，这为城市近郊旅游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

与此同时，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地方政府，都在大力支持休闲农业这一新兴业态的发展，2015年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中明确：“积极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效用，提升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创建水平，加大美丽乡村推介力度。”2017年4月份，农业部在浙江安吉又牵头组织了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大会，发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安机倡议》，用实际行动大力开创休闲农业发展的新局面。2018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更强调要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城乡发展一体化过程中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引和方向上的指导。《河南省“十三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大力推进都市型生态农业，积极发展集体休闲体验、观光度假、科普教育、养生养老为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农业园区、创意农业园区、农业主题公园、观光采摘园和休闲农庄，建成一批都市生态农业连片示范区。”可以说，未来一段时期，休闲农业正处在利好的政策机遇期。

中牟县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在休闲观光农业发展上势头很足。闲时去中牟旅游已经成为附近城市居民的首要选择，同时全域休闲产业布局已经初步形成，在由传统农业产业模式向环保生态、休闲度假、观光旅游的都市型生态农业过转变程中，规划建设了500余平方公里的都市型生态农业示范区和9010亩的现代农业示范区。然而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得正视劣势，这样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现在中牟县的休闲观光农业面临着一些问题，诸如资金短缺融资难，宣传力度不强、品牌效应弱，土地流转困难重重，农产品品牌保护力度不够 ，缺乏规划、生态环境一定程度遭到破坏等。如何破解当前面临的难题，保持行业稳步发展，从而有效提高当地休闲观光农业的竞争力，是现今面临的主要任务。

1.1.2研究意义从理论角度来看，此次研究通过实践考察中牟县不同休闲观光农业模式发展的历程和现状，找出比较优势所在和不足之处，同时充分结合国内国外研究休闲农业的理论文献等，得出中牟县休闲农业发展的现状特征和近些年休闲农业的行业发展规律。除此外，本研究结合当前社会发展态势和中牟县的现状，对中牟县休闲农业的发展模式、经营形式提出一个新的方向，就是充分与互联网结合起来，走“互联网+休闲农业”的路子，对后续研究的开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从现实需要来看，近年来尽管通过自身不懈努力及依托郑州和周边城市，中牟县休闲农业取得了突出成绩，但相比国内一些起步早发展好的休闲农业区还是有很大差距，更不用说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欧洲国家、日本、台湾相比，故而通过此次研究，在找到中牟县休闲农业发展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对策，从而更好实现生产要素的集中和优化配置，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促进中牟县休闲农业提档升级。

1.1.3研究方法研究文献法。利用学校图书馆所藏图书、CNKI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资源等系统收集研究休闲农业的文献资料，并进行整理分析，为本研究提供全面的理论支撑。

现场访谈法。主要通过与园区、企业采摘园工作人员现场访谈，了解中牟县休闲农业当前的发展现状和经营管理问题。请教部分专家学者，了解中牟县休闲农业发展历程、发展问题和发展态势。对消费者进行谈话式访问，了解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特点，及以切身体会，提出对当前中牟县休闲农业发展的意见建议。

SWOT分析方法。运用SWOT分析方法，全面分析中牟县休闲农业发展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并提出相应改进措施，发掘发展自身优势与机遇，从而把握好整体的发展方向，促进中牟县休闲农业的科学发展。

1.2相关文献综述1.2.1休闲农业的相关概念及功能研究在1865的意大利，以“农业与旅游全国协会”为开端，休闲农业作为新型的旅游方式开始首次出现，经过百年的发展，农村休闲旅游逐步受到大家的认可，相应地，研究休闲农业的理论也随之发展，从休闲农业的概念释义到功能研究，再到休闲农业发展模式研究，众多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自己的研究结果，支撑起休闲农业的长远发展。

在国际学术研究上，对休闲农业的解释不尽相同，如Village Tourism（村庄旅游）、Rural Tourism（乡村旅游）、Farm tourism（农场旅游）等。而“休闲农业”一词，则是在**年由台湾学界率先提出，因为对于休闲农业的概念由于不同的专家学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及其立足的理论基础不同，所以认识也各有不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和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将休闲农业定义为发生在乡村，尤其是偏远乡村的旅游活动。一些国外学者对休闲农业的定义汇总见表1-1：

表1-1                      国外学者定义汇总

国外学者

休闲农业定义

年份

Gilbert Tung

农户提供食宿，使城市居民在典型的农村环境中体验休闲娱乐的一种活动项目

1998

Davies等

属于乡村旅游，游客支付相关费用，可住宿下来，参与和体验农村的生活方式

1999

Roberts

城市居民为了摆脱生活压力而远离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到农村体验一些休闲娱乐活动

2002

Clarke

属于一种旅游性活动，可以使城市的居民下乡体验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

2004

Weaver等

在营运的状态下，农场和商业性旅游有效结合的经营活动

2006

Ilbery等

一项不同于其他的农场化企业模式，是7种“农场事业发展途径”当中的一个种类

2008

Arie Reichel

Oded Lowengart

Ady Milman

在农村组织开展的旅游休闲项目，具备了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的特性

2010

Deborahetal

是一项农业经营生产活动，目的就是休闲娱乐，集农业体验、教育、娱乐等为一体的活动形式

2012

Sonnino

农村家庭提供的与农业经营有关的接待活动

2014

资料来源：范水生,朱朝枝. 2011.休闲农业的概念与内涵原探[J].东南学术, (02):72-78.

白有光（2002）认为观光农业是有机地把旅游业和农业联结在一起，利用农村广大空间和农业独特景观，吸引城市游客前来观光游览、品味品尝、放松休闲、劳动劳作、消费购物的一种新型农业生产方式。余美珠（2004）强调休闲农业的旅游格性，认为休闲农业就是在把旅游与乡村的各种要素相结合基础上， 让观光者体验到不同于城市风情的乡村旅游活动。王云才等（2005）认为，作为休闲产业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休闲农业是一种新生产业，在通过开发农业、农村资源基础上，满足城市旅游者的休闲需求。赵国如（2009）认为休闲农业可以表述为观光农业、田园农业、农村旅游等经营方式，尽管这些表述各不相同，但都能够被休闲农业的内涵和外延所涵盖。

卿前龙用下图来展示对休闲产业架构的外延划分，可以看出，他把休闲与传统上的一二三产业相结合，从而延伸出休闲第一产业，休闲第二产业，休闲第三产业，休闲农业作为一个分支，单列在休闲第一产业下，具体休闲产业架构见图1-1：

 

 

 

 

 

 

 

 

 

 

                                                    图1-1  休闲产业架构

而对于休闲农业的功能研究，郭焕成（2007）认为休闲观光农业具有七个功能，既是经济功能、游览功能、社会功能、教育功能、环保功能、医疗功能和文化功能。王松良等（2014）有些学者认为休闲农业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具有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功能。范水生（2011）创新性地将休闲农业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结合起来，食物保障功能对应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生理需求，生态安全保障功能对应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安全需要，认知教育功能对应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社会需要，参观游览功能对应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尊重需要，放松休闲功能对应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自我实现需要。

1.2.2休闲农业的发展模式研究对休闲农业发展模式国内学者作了较深入的研究，但因所在地区休闲农业发展程度不同、研究角度不同等原因，总结出的发展模式也各有不同。舒伯阳等（2006）根据在休闲农业中农民参与度的大小，把休闲农业分为两类，既是直接与间接主体模式。钟平（2016）将休闲农业发展模式分为四类，一是运用当地特色农产品来发展休闲农业，二是运用特色资源发展来休闲农业，三是运用独特的民风民俗来发展休闲农业，四是运用丰富独特的自然资源来发展休闲农业。张姝然（2014）提出我国休闲农业目前主要有以田园观光旅游、农家乐、休闲度假、科普知识教育、回归自然、乡土民俗风情、村落古建文化等为侧重点的发展模式。张亚玲（2014），认为我国休闲农业有市场拉动型，产业支撑型，景区带动型，企业集群型四种经营形态。

1.2.3文献评述综上所述，虽然有学者已经对休闲农业发展课题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在我国休闲农业的研究起步较晚，并且是滞后于实践的，加之研究各有侧重，所以我国的学者对休闲农业还没有形成的高度统一的认识，因此学者们也没有对休闲农业进行统一的定义，并且在研究中存在两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一是实地调查研究少而理论分析较多，缺少大量详实的数据资料来分析休闲农业的运行情况，有闭门造车的嫌疑。二是侧重于微观，热衷于个案，同时具体可操作性较少提及，没有实施系统化的研究，研究成果对现实指导意义不大，所以说，以后我们在对休闲农业的研究中，还是首先搁置争议，注重调查研究，多看重其实际操作性，多追求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2中牟县休闲农业发展状况2.1中牟县概况2.1.1自然地理概况自然资源禀赋决定了农业发展的程度，也影响着休闲旅游景色的整体质量，进而决定着休闲农业吸引游客的能力。而本文的研究对象中牟县位于河南省中部，是中原地区的中心地带，北濒黄河，水资源丰富，年降水量达616毫米，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全年农耕期多达 309 天，有高达240天的无霜期，这为多种植物生长和农作物复种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其中大蒜、西瓜、花生、等是中牟特色农产品，优越的自然环境带来了丰富的农业资源，这是中牟县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最大的优势。

同时中牟县处郑州、开封之间，与二者相距的车程均不过30分钟，交通便利，连霍高速在县城北11公里处穿过，极大便利了郑州北环和西环的市民来中牟参观游玩，加之郑州国际机场也仅仅距离县城28公里，机场高速可以快速高效地带来大批游客，同时京港澳高速从县域西部横穿而过，郑汴城市快速通道、陇海快速路和计划建设的地铁4号线，更是极大地节约了郑州和开封市民到中牟的行车时间，便捷的交通使得郑、汴城市居民进入中牟休闲度假异常方便。

2.1.2历史文化概况中牟县位于黄河之滨，黄河在县域北面呼啸流过，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和见证地，中牟县具有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文化背景，县域内众多的文物遗迹交相辉映。据上世纪文物普查情况得知，全县拥有百余处古文化遗产遗址，主要有仰韶文化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也涌现出了包括朱固村、官渡桥村等具有鲜明风格的历史文化风貌特色村。出土的珍贵文物有龙山文化遗址的古磨棒、镂空鼎足、古磨盘，裴李岗文化遗址的灰陶器，仰韶文化遗址的沙质陶鼎、古斧等，这些世所罕见的文物多为国家一、二级文物珍品，是中某县悠久文化传统的见证者。同时，境内著名古迹还有战国时期的梁惠王墓，建于宋代的寿圣寺双塔、贤王赵德芳墓等，多重历史重大事件使得中牟县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旅游纪念意义。

2.1.3经济发展概况作为郑州都市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区叠加的中心区域，中牟县处于当前河南经济发展的核心带上，尤其是近年来在科学确立“三大主导产业”（汽车产业、时尚文化创意旅游产业、都市生态农业三大产业），打造三个产业园区（汽车服务业博览园、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现代农业示范区），树立三个“一千”目标（汽车产业产值达到千亿元，旅游人数达到千万人次，农产品交易额达到千亿元）过程中，深入发掘了发展潜力，凝聚了发展动力。据《中牟县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所述，中牟县在2016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89亿元，是2011年193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的1.5倍，年均增长高达9.3%，在经济的突飞猛击中，文化旅游产业随之生长壮大，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跨越式发展。建设的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面积达到132平方公里，现已累计引进项目58个，华强、海昌等优质文化企业相继入驻，同时华谊兄弟电影小镇等50余个项目正在加快建设，海宁皮革城、绿博园、方特、杉杉奥特莱斯等项目相继投产运营，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50亿元，中牟县因此被评为全省文化产业发展先进县和全省重点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县。中牟县历年地区生产总值见图2-1：

图2-1  中牟县历年地区生产总值统计图

2.2中牟县休闲农业发展概况在2010年，为持续推进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中牟县提出了打造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战略目标，明确了现代农业、休闲农业在县域经济中的突出地位，由此带来了近年来持续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牟县的产业结构比由2011年末的12.8：50.3：36.9调整升级为2017年末的8：32：60，现代产业结构体系的构建，为中牟县休闲农业的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产业基础。截止2017年底，全县拥有农民专业合作社500余家，建成了晨明、汇艺、天邦、茂源等现代都市生态农业园数十家，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成倍增长，万亩西瓜、草莓、大孟镇宽海等特色农业产业基地更加完善。

生态建设是休闲农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只有在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的环境，才能吸引来游客，才能留得住游客。截止2017年底，全县共建成各类总计980公里的155条生态廊道。实施了雁鸣湖生态水系、贾鲁河生态水系、三刘寨灌区中央湖引黄调蓄等7大生态水系工程，水域面积新增了1500余公顷。同时以新建的3个森林公园为抓手，带动群众新增绿化面积6500公顷，使得全县林地面积总计高达3.1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28%，在积极开展常态精细化大气污染防范治理工作的基础上，中牟县成为全市唯一一个荣获省级大气污染防治先进单位的市、县，由此持续优化了乡村人居环境。全县共涌现出一大批生态镇生态村，其中有荣获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的雁鸣湖镇，包括白沙镇、官渡镇在内的省级生态镇4个、包括雁鸣湖镇韩寨村、姚家镇姚家村在内的生态村23个，为休闲农业搭建了优质平台。

通过近几年的努力，中牟县生态农业渐成格局，2016年中牟县农产品交易额达到八百多亿元，旅游人数达一千万人次，闲时就近到中牟休闲旅游的人数持续增多，休闲农业发展势头持续向好。中牟县三产业结构变化见图2-2：

图2-2  2017年中牟县三产业结构变化图

2.3中牟县休闲农业不同的发展模式2.3.1农家乐我们现今所说的“农家乐”旅游模式，最初是借鉴国外的乡村旅游但同时带着及其鲜明的农家印迹，这种产业模式以农业和乡村消费为消费点，以城市市民为主要目标群体，提供吃住游玩为一体的旅游场所总称。农家乐依托的是好看的自然田园景色，突出了原汁原味的农家风味，能够极大地舒缓都市人所面临的各种精神压力，所以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欢迎。中牟县依托草莓种植的优势，并结合域内河湖水塘众多的优势，注重开发以草莓采摘、垂钓烧烤为主农家乐旅游形式。比较有名的是万邦雁鸣湖休闲渔庄、罗宋村草莓合作社、岳氏草莓采摘基地、万滩镇桃园农家乐、郑开垂钓基地、渠首渔村等。

2.3.2休闲农庄作为乡村旅游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类型，休闲农庄多是农民作为经营主体，但是随着休闲农业旅游的快速发展，资金充裕的大中型公司也开始开展此项业务，万邦雁鸣湖休闲渔庄和志义庄园是中牟休闲庄园的代表。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运作的万邦雁鸣湖休闲渔庄，占地570余亩，投资人民币高达3亿元，园区以三个不同功能的小岛作为主体，一个小岛营造出精美的景观，游客可以登岛进行观光旅游，第二个小岛拔高定位，作为高级会所，主要接待高端客户，最后一个小岛集吃、住、娱为一体，是综合体。园区养殖有特种鱼类、种植了彩色蔬菜，是集观光游览、采摘垂钓为一体的都市型休闲农庄。河南志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了400余亩的志义庄园，以养殖生态鱼类、进行农业观光和提供休闲度假为主打业务，打造围绕渔业进行旅游开发的休闲庄园新模式。

2.3.3现代农业产业园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依托现代科技， 通过开发当地的特色农业资源，在农业科技开发、示范和推广基础上，兼顾农业观光旅游业务。作为河南省首批现代农业产业园，中牟现代农业示范区以先头指导、辐射引路全县农业升级为目标，园区内主要有设施农业区、精品果蔬区、农业文化创意区、高档花卉区等功能分区，现已入驻企业16家，累计投资达30亿元。近年来园区连续多年圆满举行农业嘉年华、中牟西瓜擂台赛等节日、比赛，极大提高了影响力和知名度，先后荣获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国家农业科技产业园区等荣誉称号，创建成果显著。同时，中牟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当前中牟县水系规划建设、雁鸣湖风景区建设进行了充分的衔接，在给城市居民带去体验田园生活、旅游观光休闲的基础上，吸引城市大批量的资金、技术、人才等先进生产要素注入到农业，更进一步地打造科技领先环境优美的现代农业休闲产业园区。三种休闲农业发展模式比较分析如表2-1所示：

 

 

表2-1                三种休闲农业发展模式比较分析

模式

优点

缺点

改进措施

农家乐

投入少、经营灵活；回报快，盈利能力强

同质化竞争严重；配套设施较少，服务水平整体较低

突出创新特色，开发体验项目；突出服务特色，保持朴实淳厚本色；突出卫生特色，注重餐饮住宿整洁

休闲农庄

企业经营为主，服务水平高；设施较齐全，娱乐项目较丰富

收益较高，但对运营难度较大；景观体验性较差；产业依托不够

引入现代化的经营模式，改进家族经营模式；明确经营理念，找准依托产业

现代农业产业园

政策支持力度较大，具有稳定的产业收入；经营状况较好，提供大量安全丰富的农产品

投入和规模较大，回报周期长；普遍面临用地、资金、人才、规划定位等问题

引入社会资本、分摊本；找准定位，为科技产  业园，紧跟农业科技前沿

 

3中牟县休闲农业发展的 SWOT 分析SWOT分析法是一种竞争态势分析方法，通过调查，一一列举出与研究对象有紧密关系的各类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并把这些不同因素相互匹配起来进行系统的分析，从而把研究对象的自身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有机结合。在对中牟县休闲农业发展进行研究分析时，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运用SWOT 分析法将会为促进中牟县休闲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3.1优势（Strengths）一是地理位置优越。中牟位于河南省中部，作为郑州市的市辖县，东面紧挨着开封，向西紧邻着郑州，集空运、铁路、公路各类运输方式优势于一体，优越的地理位置带来了四通八达的便捷交通。京九铁路、106国道在县域东部穿过，京广铁路、107国道在县域西部穿过，组成纵向路网。县域内连霍高速、220国道、郑开大道、郑民高速等横贯东西，组成横向路网，县域北面濒临黄河，城南距郑州国际机场25公里。郑州中心城区将有5条地铁通向中牟，优越的位置，便捷的交通为中牟县带来了大量的游览参观人群。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见图3-1：

 

 

 

 

 

 

 

 

 

 

 

 

 

图2-2                                                                 

 

 

 

 

图3-1  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图

二是资源丰富，创建成果丰硕，形成一定规模。截至2017年，全县共建成有1.5万亩都市型生态农业带，超过5000亩的湿地农业带和1.5万亩的生态林。中牟县大力实施县域内水系治理工程，贾鲁河全面综合整治一期工程全面完工，后续的二期工程正在快速推行，小清河和丈八沟两条河流疏浚、连通工程稳步推进，结合鸟类保护课题，大范围修复黄河湿地，为鸟类提供了超过3000亩的新增栖息地，在持续不断大规模的水系治理工作基础上，全县水域面积新增稳增。同时作为承接大量观光休闲游客的载体，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全县三星级以上的各类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园达到10余家，各类小而精的农家乐庭院遍地开花。在丰富的农业旅游资源基础上，中牟县连续16年圆满举办“雁鸣湖大闸蟹美食节”，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协同发展。

三是政策支持，政府扶持力度持续加大。农业部在2016年印发的《关于大力发展休闲农业的指导意见》中，明确了在休闲农业的发展中，要通过资金拨付，持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同时引导广大休闲农业从业者提升服务质量，推动休闲农业这一新兴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而在2015年郑州市下发的文件《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都市区现代农业建设的意见》中，明确要通过加大政府投入，配足郑州市各县区的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专用扶持资金，以完善配套的基础软硬件设施，加大招商引资为举措，支持以中牟南部生态农业示范区为重点的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同时都市型现代农业也被中牟县政府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用各类用心有趣的节日活动，打造田园特色旅游线路，把县域各个景点纳入一个互联互动的分享体系中，让游客玩得好、留得住。

3.2劣势（Weakness）一是宣传力度弱，品牌辐射能力不够强。休闲农业目前在全国已经是一个热点产业，但是中牟县政府、相关部门以及休闲农业业主对观光农业的宣传重视不够到位，即便是做了宣传工作，也是笼统宣传，持续时间短，覆盖面窄，宣传平台、宣传方法单一，产生不了有效的带动吸引效果，并且只对一些名气较大规模较大的产业项目进行宣传，而对那些规模较小的休闲农业项目，要么不了解，要么不愿意花费成本宣传，而小规模休闲农业业主，也没有资金去进行有效长期宣传，各方宣传力度还有待提高。

二是土地流转有体制机制障碍。在2010年国土资源部发布的115号文件中，有这样的规定：“在以农业为依托的休闲观光项目和农业园区，设永久性餐饮、住宿、会议、大型停车场等的用地，不属于设施农用地范围，按非农建设用地管理”[②]。这条规定加大了休闲农业用地约束，因为在休闲农业开发中，成一定规模的园区为了一定会建设上述基础设施，这就设置了一定的制度障碍。同时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基本农田只能种植大宗粮油作物，而休闲农业大多是凭借此类经济作物赖以取得收益，这就使的休闲农业缺乏景观和产品基础。可以说，所涉及的土地违规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中牟县大型农业项目中。

三是季节性强，冬季经营惨淡。因为农业总是具有很强的季节性特征，所以休闲农业也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令性、季节性，春、夏、秋三季是中牟县发展休闲农业的旺盛季节，而在冬季，除了个别园区有温室大棚能够提供采摘服务，因为农作物凋零，加之中牟县是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无独特冰雪景观，所以休闲农业无法实现常年的持续性营收。

3.3机遇（Opportunity）一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大量客源。随着国家战略“中原经济区”、“中原城市群”和地方战略“郑汴一体化”的提出，“大郑州”格局逐步确立，未来随着郑州市及周边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市圈将会持续扩大，城市人口也必将大幅增长，这些都代表着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旅游观光人群数量增加，给中牟县休闲农业带来了预期持续向好的市场潜力。

二是面临良好的宏观背景和发展机遇，农业生态旅游作为旅游发展的新趋势。近年来国家一直提倡生态环保，中央层面更是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发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口号，相比较传统旅游以取得经济利益为重的目标，农业生态旅游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贯彻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取得了良好的环境收益。所以说自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极其重视休闲农业旅游，纷纷出台了鼓励扶持政策。同时，生态旅游的兴起，也表明人们对于环境保护持续看重，可以说，农业生态旅游可以作为传统大众旅游的替代品蓬勃发展。

三是经济收入持续提高，引导消费结构调整升级。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是逐步得到满足的，只有收入提高，满足于吃、穿、住、行等生理需求后，才会转为追求休闲娱乐的生活方式。在2013年，河南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9700元，城镇居民达到20000元，经济的发展促使居民消费观念发生改变，大量有旅游观光需求的消费者为中牟县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长期的客源。中牟县四年来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见图3-2：

   图3-2 中牟县四年来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

3.4挑战（Threat）一是休闲农业旅游模式面临省域内其他旅游模式的挑战。河南省孕育着丰厚且为数众多的旅游资源，嵩山少林寺、洛阳龙门石窟、开封清明上河园、焦作云台山、栾川老君山、巩义康百万庄园等均在河南这篇土地上巧妙融汇，天然孕育的景观和创造出的人文资源相互争辉，再加上这些景观、建筑发展的时间早，也比较成熟，并且风格多样，宣传力度强，有较为完备的交通基础设施，所以在游客中的知名度也较高，这样消费者就能够有更多其他的景区可选择，从而造成分流休闲观光农业旅游的游客。

二是缺乏专业的管理运营人才。中牟县多数休闲农业管理运作人员多是由原来农村人口直接转化而来，并且休闲农业的发展伴随着农村经济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直接转变，这就使得原来受教育水平低，相对服务素质不是很高的农民大量涌入休闲农业产业，使得服务质量跟不上休闲农业发展的需要。

三是产品创新尚显不足，同质化竞争严重。中牟县休闲农业项目尤其是以农家乐采摘园为主的小规模服务方式提供者，在看到此种方式能够取得经济效益时，纷纷效仿，有很多在前期并没有进行项目开发设计规划、致使特色不足，在开发经营模式、打造服务体系方面高度趋同，无非是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再辅以采摘、垂钓、烧烤等活动。这就造成了同质化竞争严重，以至于特色不足价格来凑的局面，由于缺少核心竞争力，阻碍了中牟县休闲农业产业快速发展。

4中牟县发展休闲农业的意义及重要性4.1提高农户综合收益休闲农业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相互交叉的产业，服务要求很高，与之相匹配的度假村、酒店、超市、种植园等需要大量包括厨师、服务员、种植员等在内的服务人员， 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休闲农业产业经营者大多是选择在当地招聘大量农民，并加以专业化的培训，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村劳动力就业，在极大增加农民收入基础上，使农民脱贫致富，走向小康。

4.2提高农民素质休闲农业的发展能够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积极推动当地农村生态环境、水、电、路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城市市民到乡村进行旅游的过程，也是加强城乡交流， 推动当地村民的经济文化层面提高的过程，在潜移默化中，城市中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现代观念和生活习惯被农民所接收，使得农民学习更文明的生活方式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农村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农业科研论文篇(4)

[关键词]日本农业科技信息保障体系

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形成了一家一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是制约我国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成效的重要因素。日本农村也是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小农生产，但是日本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效率较高。完善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保障体系是提高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成效的重要条件。研究日本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保障体系的特点，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保障体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日本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保障体系特点

1.日本政府重视农村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日本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农村的通讯、广播、电视等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乡镇级以及地方综合农协在信息通讯设施建设方面发展迅速。日本农村除了有线电视和电话、报纸等媒体很普及外，计算机也很普及。日本农户购买微机可得到一定补助，政府所派的普及改良员除了教农民农业技术以外，还举办各类培训班，承担了面对农民的微机教学工作，促进了农村计算机的普及与应用。日本农民获得信息的媒介渠道主要有以有线电视、计算机、传真机为主3种形式，适应于不同经济实力、人口密度、距离的不同地域。1994年，日本开始实施一项称为“高度信息化农村系统”的计划，直接服务于农民。目前，日本农林水产省正在制定一项名为“21世纪农林水产领域信息化战略”的计划，计划的基本思路是大力充实农村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以建立发达的通信网络。

2.日本政府重视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化建设

日本政府很重视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化建设，平均每个县至少有一个与网络相关的农业信息中心。跨入21世纪后，日本积极实施农业IT战略，推进农业信息数字化，开发普及了气象、病虫害防治、农技、栽培等各类基础数据库。90年代初，日本建立了农业技术信息服务全国联机网络，即电信电话公司的实时管理系统（DRESS），其大型电子计算机可收集、处理、贮存和传递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技术信息。每个县都设有DRESS分中心，可迅速得到有关信息，并随时交换信息。日本现在已将29个国立农业科研机构、381个地方农业研究机构及571个地方农业改良普及中心全部联网，其中，571个地方农业改良普及中心与农协或农户之间可以进行双向的网上咨询。

3.政府从法律、政策、资金方面予以大力扶持

法律先行，政策配套，资金扶持。日本政府公布了一系列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方面的法律，如2000年11月正式公布了“高度信息通讯网络社会形成基本法”(简称“IT基本法”)，旨在通过建设高度信息化的通讯网络和公共服务体系，为实施农业领域的IT战略和加快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提供了法律保障。日本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农村信息化的政策，如在农村尽快普及因特网，向农村开放提供国立农业科研机构的研究开发成果等信息。在资金方面也予以大力扶持，日本各地域的农村信息服务系统由政府投资。

4.重视农民的信息素质教育

日本农民继续教育体系完备，包括民间研修教育机构、农林水产省农业大学校、就农准备校等，这些院校对提高农民信息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日本农业科研机构都承担了对农民进行计算机及网络知识等信息素质培训的职能，政府每年在全国各地经常举办面向所有居民的网络与计算机培训班。

二、对我国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的借鉴

1.加强我国农村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

加强我国农村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农村的通讯、广播、电视等信息传播的硬件设施。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如日本般在农村普及电脑及因特网尚不现实，但因地制宜，根据各地经济条件及地域信息化水平的不同，形成以计算机、有线电视、广播、电话等为主的各种传播形式，是切实可行的。

根据我国国情，在农村普及有线电视是个很有效的途径。很多农业类电视节目，本应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可是由于条件所限，农民仅靠接收天线收看不到此类有线电视才能收到的节目。有线电视能不能通到农村，是农业科技信息能否有效传播到农民手中的重要条件之一。因为，农民买电脑，上宽带网络还只能是极少数富裕地区农民能办到的事，绝大多数地区农民尚难以接触，即便能去网吧，又因为缺少相应的计算机应用及网络知识而不能得到相关农业科技信息。报纸在农村的订阅率也很低，农民只有极少数是通过报纸来获得农业科技信息的。农民接触最多的传播媒体就是电视和广播，相比较而言，电视的受欢迎率又远胜过广播，因此，通过电视这一最有效最普及的媒体传播方式，把适用农业科技信息及时告知农民，是很有可行价值的。地方市县电视台由于技术及信息的限制，很难制作出较高水平的农业类电视节目，而有线电视中央七套及各省电视台的农村频道节目制作水平很高，信息来源较广，且有价值的新信息较多，问题在于农民接收不到。因此，解决问题的症结就在能否让有线电视深入农村，惠及农民，从而使一些优秀的农业类电视节目能真正发挥其作用，扩大农民接触农业信息的视野，为农业科技信息的有效传播创造条件。

目前，农村已能安装有线电视接收系统，但门坎较高，且收费不一致。据调查，豫北某县有线电视初装费是150元，年使用费100元；安装无线数字电视机顶盒，所收台比接有线还要多，机顶盒的价格是200元左右，年使用费是120元。豫东某县有线电视初装费是298元，年使用费100元；安装无线数字电视机顶盒，机顶盒的价格是400元左右，年使用费是100元。农村信息化建设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农村的有力支撑；农民是弱势群体，收入较低，因此，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尽量减免初装费及年使用费，并严格要求各地费用统一，建立严格的奖惩机制，不使一些地方部门为了牟利，而随意提高费用，影响有线电视的普及率，从而影响农村科技信息的传播效率。

2.加强我国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化建设

借鉴日本的经验，充分重视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化建设。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资源大多掌握在各级政府主办的科研或普及机构手中，政府应协调这些机构间的数据库资源建设及联网，做好资源集成及共享工作，建立气象、病虫害防治、农技、栽培等各种农业科技信息数据库。

目前，我国农业信息网络发展很快，专业性农业网站越来越多，要按照国家“统筹规划、国家主导、统一标准、联合建设、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信息化总方针，加快我国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化建设。统筹规划全国农业科技信息网络系统，特别是县乡（镇）级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系统。我国可将各级农业科研机构、农业科技信息中心及各地农业推广中心全部联网，取经日本，建立我国的农业科技信息实时管理系统，设置大型计算机收集、处理、贮存和传递来自全国各地、各部门的农业科技信息。在各县乡设分中心，农业从业者可迅速得到有关信息，并随时交换信息。

3.重视政府在政策、完善法律、加强资金投入方面的扶持力度

我国的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分散经营，他们需要政府在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方面给予政策、法律、资金方面的支撑。借鉴日本的经验，制定一系列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政策，如信息标准化；农业科技信息免费提供；加强农业科技信息资源的集成共享；农业科技信息人才的培养、待遇、培训政策；提高农民信息素质等一系列政策。同时，抓好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相关法制、法规建设，结合我国农业科技成果信息服务的实际情况，从农业科技成果信息的采集到、传播以及农业科技成果信息服务人员的培训等方面出台一套完整的法律，创造良好的服务环境，保证我国农业科技成果信息服务的健康快速发展。同时，加大政府投入力度，积极改善我国农业通信基础设施及网络化建设。

4.重视我国农民信息教育，提高农民信息素质

农民是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的终端，农民信息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的成效。我国农民素质普遍较低，信息化意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不强。大力发展农民继续教育是提高农民信息素质的有效途径。以各级成人教育中心、农校、农业服务中心为基础，定期举办政府出资，农民免费的短期信息培训班，加强对农民的农业科技信息接收、咨询、计算机运用、网络查询等信息素质培训，提高农民利用信息的意识及查询信息、使用信息和反馈信息的能力。同时，加强农业信息化宣传，鼓励农民通过电话、计算机网络等向农业信息部门和专家进行各种信息咨询，或注意收看农业类有线电视节目，从中获取有价值的科技信息，尽快提高农民自觉利用信息、依靠信息、查询信息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的效率。

农业科研论文篇(5)

关键词农业科技创新

1农业科技创新的战略意义

1.1农业科技创新是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的需要

进入21世纪初，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科技实力的竞争成为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农业科学技术已成为推动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以农业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新的科技革命浪潮正在世界各国全面兴起。在这场新的农业科技浪潮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近年来都在制定实施新的农业科技发展战略，改革农业科技体制与运行机制，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步伐，抢占农业科技发展的制高点。这既对我国农业科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更提供了迎头赶上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实现农业科技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入WTO后的过渡期，农业面临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使国内市场国际化，而且使国内农业国际化。在世界农产品和贸易方面，对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的需求比重会提高，对农产品卫生和质量标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是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措施。

1.2农业科技创新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现代农业的典型特征是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和安全，这些都依赖于农业科技的不断创新和支撑，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已成为增强农业生产能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和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关键因素。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为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离不开现代农业科技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农业科技创新是解决我国农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只有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才能提高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的调整，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保证我国的经济安全。

2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存在的问题

2.1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

据有关专家介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在大多数领域仍落后于发达国家10～15年，从而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近几年，我国农业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已经提高到了45%，但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发达国家农业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都在75%以上，德国、法国、英国等甚至达到90%，以色列也达到了90%以上，世界农业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得益于农业科技的重大突破和农业科技的创新。我国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也比较低，据资料显示，2000年以来，我国每年取得科技成果6000多个，但转化率不足50%，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20%，而发达国家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已经达到80%以上。科研成果与农业需求的脱节，造成了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滞后。现在，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生物技术、基因重组技术和信息技术开始应用于农业科研生产领域，但是对于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我国目前还只是刚刚起步，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

2.2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严重不足

农业科技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和社会效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农业科研的投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用于农业科研的投资与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以上，而我国仅为0.17%～0.27%。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数字来看，我国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小于农业GDP的比重，如全国农业支出/财政支出1991～1995年为9.486，1996～2000年为8.758，2001～2002年为7.71；而农业GDP/总GDP1991～1995年为21.38；1996～2000年为18.42；2001～2002年为15.80，这说明国家在财政上对农业发展重视不够。特别是政府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投资强度增长缓慢,总量不足。在1988～1999年间，我国农业科研政府投资强度平均增长率为-2.47%，投资强度平均为0.193%，1997年后有所增加,2002年达到0.339%，但2003年有下降到0.312%，还不到1981～1985年期间世界平均水平0.76%的一半，也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0.35%。近几年，国家对科技投入的力度有所加大，但由于现有科技经费归不同部门掌握，条块分割严重，配置比例不合理，难以集成使用；仪器设备重复购置，档次不高，浪费严重；重点实验室开发度低，难以共享。由于农业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农业科技创新基础条件薄弱，至2003年底全国农业科研机构设备总值仅17.35亿元，全国农业科研机构基建投资实际完成额仅为5.55亿元，比2002年减少0.4%.3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匮乏

农业科技创新高层次人才总量不足，流失严重。目前，全国农业科研机构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员3万人，仅占职工总数的1/3；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仅占农业科技人员总数的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人才流失严重，2003年全国农业科研机构减少人员4806人，是新增人员的1.7倍，除了离退休人员外，人才流失占较大比例。据有关统计资料，我国平均2000多个农业劳动力中才有一名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而发达国家平均不足400人就有1名。缺乏农业科技尖端人才和学科带头人，导致高新技术研究乏力；缺乏市场意识强、管理水平高、开拓能力大的开发型人才，导致农业科技产业化发展滞后。

2.4农业科技体制不完善

我国传统的农业科技体制宏观管理条块分割、组织布局分散、研发层次重叠、管理效率底下、学科设置陈旧、专业单一、跨专业综合性的项目较少、研发方向与市场需求脱节，运行机制、分配机制、激励机制僵化落后，传统的农业科技体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我国农业转型的现实需要。农业科研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科研方向应当反映当前和今后经济发展的需求。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到科技体制和运行机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农业科研与经济发展未能紧密结合，农业科技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脱节状况比较严重。这反映了在农产品短缺时期建立的科技体制和运行机制难以适应农业市场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形势和需要。

3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对策

3.1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创新投入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加快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形成稳定的增长机制。国家的科技投入要不断提高用于农业科研的比重，有关重大科技项目和攻关计划要较大幅度增加农业科研投资规模，尽快使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强度提高到1%，力争到2010年左右达到1.5%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到2020年左右达到2%，使农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相协调。

政府在加大科技投入的同时，要改善农业科技创新的投资环境，通过体制改革深化和政策引导，逐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多渠道的科技投入新体系，引导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和外资流向农业高技术产业，发展农业科技创新风险投资，把政府资金投向技术集成度高、市场前景广阔、经济效益巨大的重大项目。

3.2加快构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建立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应当是一个系统全面的创新体系，主要任务是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强化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推广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培养造就高素质的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因此，要坚持以人才使用为本，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以科技推广为纽带，以服务“三农”为最终目的。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分为国家和区域两级体系，通过协调两级体系的关系，形成层次分明、结构优化、分工明确、有机衔接的适应现代农业科技发展需要的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是国家农业科技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以知识创新为主体，以原始创新为重点，着重解决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农业科技创新问题；区域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是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国家体系的层次性，以技术创新为主体，重大关键技术系统集成为重点，着重解决区域性、地方性农业科技创新问题。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就是要增强农业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原始创新能力，提高农业重大关键技术集成创新能力，强化优势农产品及其产业发展的科技转化应用能力。在创新模式的选择上，应确立自主创新与引进技术相结合，高新技术与常规技术相结合，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相结合的农业科技创新模式。

3.3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一是需要聚集和培养一批站在国际农业科技前沿、推动重大科技创新的战略科学家、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创新骨干力量，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精干高效的科技创新核心团队；二是实施人才目标管理，建立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竞争协作机制，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氛围，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单位和团队的整体绩效；三是要实施人才结构管理，建立合理的首席专家和高层次人才梯队结构，稳定农业科技创新队伍；四是实施人才增量管理，建立高质量的教育培训体系和开发型的人才流动机制，增加农业科技创新人力资源总量，构建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高地。

3.4进一步深化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改革

在农产品由短缺到结构性过剩、农业生产从数量型到数量质量型、从面对国内市场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转型时期，应及时调整和改革农业科技体制和运行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需要逐步完善农业科技自主创新机制，建立首席科学家负责制、建设跨区域、跨学科、跨专业的创新团队，积极探索以任务分工为基础，权益合理分配和资源信息共享为核心，项目为纽带的协作攻关机制；要建立人员能进能出、职称能上能下，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施展才能的选人机制；重在社会评价和业内认可的人才评价机制；体现岗位绩效，促进人才资源合理流动以及适应分级分类管理的收入分配机制；鼓励科技人员大胆创新、创业和深入农村第一线的激励机制。要加快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积极探索对公益性职能与经营实行分类管理的办法，完善农技推广的社会化服务机制，鼓励各类农科教机构和社会力量参与多元化的农技推广服务。

参考文献

1翟虎渠.大力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J].求是，2005（6）

农业科研论文篇(6)

文革以后农史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其特点是在前一阶段整理农书的基础上，以农业科技史为中心，对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业政策、农业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专业农史机构的研究和专业农史机构以外的各学科的有关研究也获得初步的整合。由于内容较多，本节分为两部分，首先概述新阶段的一些主要特点，然后简要介绍重要研究领域及其重要成果。

（一） 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1、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 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文革中被解散的研究单位恢复了编制和活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的恢复在文革后期，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恢复在1978年。同年，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历史研究室，不久浙江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农史研究机构。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称：到1990年，广义范围农业各业务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的农史研究机构已近20个。这些单位的农史研究者，都在新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80年代初期起，这些研究单位大都着手招收培养农史学科的研究生，这样，在老一辈学者焕发学术青春的同时，新一代农史研究骨干也迅速成长起来。除了农史专业研究队伍自身的壮大以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史学界、科技史界、经济史界、民族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纷纷加盟农史研究，有些甚至已经进入农史界的圈子。最明显的是考古文物界。江西省在70年代末成立了陈文华主持的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开始设在江西省博物馆内，后来设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内），编辑《农业考古》，打出"农业考古学"的旗帜，成为农史研究领域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农业部下属的农业博物馆，1983年开始筹备，1986年正式开馆，馆内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的常年陈列，她下设的研究所亦以农业历史为重要研究方向，出版了一批图谱和专著，积极参与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该馆是农业历史学会的挂靠单位。科技史与农史联姻是有传统的，胡道静先生就称自己是科技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在农史学会正式成立以前，农史工作者主要是通过科技史学会的农史专门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这种联系现在还有继续。李根蟠由于曾在中国农科院工作的关系，成为出入经济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从1981年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于1987年9月正式成立，由刘瑞龙任名誉会长，王发武任会长，会员包括了农史专业研究机构的学者，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以及业余农史爱好者共283人。1993年换届，由郑重任第二届理会长，会员增至382人。1998年再度换届，郑重继续任会长，会员增至570人。90年代，农业部成立当代农史研究室，1994年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下设立当代农业历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史学会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8次学术年会，对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进农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地方，河南省和广东省也先后成立了农史学会，广东省农史学会的活动尤为正常和活跃。

3、 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 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著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1、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著的是中国农业遺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繆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著；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著《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著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两汉魏晋南北朝：缪启愉继《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后推出的《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而考订之翔实、校释之精审，超越前人，是迄今最完善的一本《齐民要术》校释本。缪氏还有《齐民要术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一书，对《齐民要术》的科学内容作了分析。游修龄的《疑义考释》（收入游氏《农史研究论文集》）运用现代化科学知识考释《齐民要术》中难读难解问题，是继《及其作者贾思勰》之后研究《齐民要术》的又一力作。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明清：石声汉在身患沉疴情况下奋力完成的《农政全书校注》遗稿，经过整理压缩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明清农书整理的最重要成果。研究《农政全书》及其作者徐光启的论著，在农书及其作者的研究中居于首位；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所载，截至1991年，有关论文达167篇。就本时期的研究而言，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是研究徐氏生平的力作；《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专集和席泽宗、吴德铎主编的《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6年）也收集了部分成果。明清不少地方性农书，如《农桑经》、《马首农言》、《三农纪》都有了校注本[2] 。王达对王恒力《补农书校释》作了增补[3] 。宋湛庆对明代马一龙的《农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4] 。我国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亦由马宗申作了校注，由农业出版社从1991年到1995年分4册出齐；至此，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农书已全部整理出版。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著作，最著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著，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转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又有《茶》、《古兽医方集锦》、《常绿果树（上编）》、《稻（下编）》等分册问世。另外又出版了《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陈祖椝、朱自振编，农业出版社，1981年）、《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朱自振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代栽桑技术史料研究》（章楷著，农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董智勇主编，中国林学会林业史学会1993年）等资料集。为了摸清明清农书的家底，经过王达的长期努力，已知明清农书（包括佚书）已逾千种；有关成果在2001年的《中国农史》中连载。作为传统农学资料精华的整理，彭世奖编著的《中国农业传统要术集萃》（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中国农业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中，中国与东邻国家的友好合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其一，被吴德铎称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的《全芳备祖》，它的宋刻本传到日本后，长期被珍藏于宫内省图书馆，文革后，承蒙日本友人、尤其是天野元之助教授的帮助，原书被全部摄制寄来我国，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作为"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一种影印出版。其二，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传到日本后，天野元之助教授根据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农书版本的研究，70年代撰写了《中国古农书考》，作为对《中国农学书录》的补充，并与它合刊发行；天野这本书，文革后亦由彭世奖翻译成中文出版（农业出版社，1992年）。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作物史的研究涉及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和嗜好作物。从研究论著数量看，粮食作物中，稻最多，麦次之；经济作物中，棉花最多；园艺作物中，果树最多，蔬菜和花卉次之，嗜好作物中的烟和茶均可观，尤其是茶，研究论著的数量冠于各种作物，但相当部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述的。在作物史的各种论著中，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是最重要的成果。游修龄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旗手之一，他善于把现代科学知识与农史研究结合起来，熟练而巧妙地把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训诂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古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应用到农史研究中去，视野开阔，新见迭出。这种治学特点在《中国稻作史》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游氏新时期撰写的农史论文，大多收集在《农史研究文集》（农业出版社，1999年）中，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论述作物史的。作物史方面的论著还有章楷的《植棉史话》（农业出版社，1984年）、倪金柱的《中国棉花栽培科技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郭文韬的《中国大豆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自振的《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5] 等。农业生产的其他部门史亦成果累累。如畜牧史方面，谢成侠的《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相继出版，《中国养马史》也再版并出版了日译本。张仲葛、朱光煌主编的《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程绍迥、张仲葛主编的《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亦已问世。林业史论著有张钧成的《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陶炎的《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年）等。渔业史的论著有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张震东等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等。蚕桑史的论文数量亦可观，其中蒋猷龙关于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的研究较有影响[6] 。土壤学家王云森写了《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据报道，他的《中国土壤科学技术发展史》正在出版中[7] 。研究农具史的学者不少，其中周昕用力最勤，《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是他研究成果的总汇。水利史是与农史密切相关、但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一个学科，在本时期相当活跃，成果丰硕。其中与农史关系较大的专著有：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繆启愉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芳的《明清农田水利史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等。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外，也有不少从总体论述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特点的论著，其中董恺忱、杨直民的《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1年第2期？）较有新意。

在史学领域内，综合性的通史著作更能反映了该学科的总体研究水平。作为农业科技史综合研究的成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堪称两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前者梁家勉任主编，动员了农史界几乎全部的力量，数易其稿，经过8年的工作，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将近100万字。该书集80年代中期以前农史界研究之大成，并广泛吸收了史学界的新成果，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范楚玉、董恺忱先后任主编，北京的几位学者参加编写，游修龄为主审，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余万字。该书在《史稿》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80年代中期以来农史界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按长时段分篇，每篇依次介绍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该时期的农书，然后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阐述该时期农学的发展；在材料的发掘、内容的开拓和论述的深化方面都有新的创获，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农史研究的水平。近代农业科技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编撰（具体组织者为闵宗殿）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它的出版填补了农业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古代状况。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8]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著，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著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王潮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利用近现代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或初期阶级社会的民族的有关资料，研究农业发展的早期形态；或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农业历史上的有关事物。李根蟠、卢勋在实地调查和广泛利用民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耦耕、耦犂等也取得可喜成绩。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尹绍亭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2册和罗钰的《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9]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著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转贴于 5、 地区农业史

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50年代，例如，1965年出版的《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所收集的，就是浙江地区农业史的论文。陈恒力也曾致力于太湖地区农业史资料的搜集。不过，比较系统地开展地区农业史的研究，还是80年代的事情。这是农史研究深入发展自身所要求的，亦与当时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息息相关。做这方面工作的有专业的农史研究者，也有经济史的研究者，有关成果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张波的《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李伯重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620-1850年间江南农业的发展》（英文，英国麦克米兰公司1998年）、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等。近年张泽咸也发表了论述了汉唐时代边疆地区农牧生产的系列文章，如《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汉唐间东北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上、下）（文史1999年第1、2期）等。应当指出的是，历史地理学者的加盟大大促进了地区农业史[研究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包含了不少与农业史有关的内容；他指导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形成了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业地理的系列著作，相当一部分在9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如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00年）等。一些省区也在编写本地的农业发展史，如江苏省农林厅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省科技出版社，1992年）、陈钧《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杨新才的《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广西，不但有《广西农业经济史》（左国金等编著，新时代出版社，1988年）、《广西农业科学技术史》（廖振钧编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且有农业的各种专题史和生产部门史，如土地利用史、土壤肥料史、植物保护史、农业机械化史、水利史、粮食生产史、油料作物史、糖业史、甘蔗史、烟草史、林业史、畜牧史、渔业史等。随着西部大开发热潮的到来，对西部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对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绿洲农业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6、 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研究农业史，把农业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也是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农史研究的新取向。这一方面是受到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文化热的影响，同时，当时教育界提倡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史的结合，也成为这种研究取向的动力。80年代末就有人呼吁以文化学作为农史研究的新视野[11] 。从1994年，《农业考古》开辟了"农业文化研究"和"农业与饮食"专栏，另增加每年两期的《茶文化专号》。同年底，中国农史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第七次学术年会，主题是以吴地文化为重点的区域农业史。有关论著也逐步多起来。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史，要求注意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与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习俗、观念形态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研究大致上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别部门、各别项目或各别地域农业文化的研究，如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吴越文化、齐文化；其中茶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已经先后召开了3次国际茶文化学术讨论会，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饮食文化研究亦成果累累。二是总体的研究。从文化角度对农业史的总体考察，首推石声汉。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著。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12] 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学术界对我国农业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可参阅叶茂等的综述《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的第五部分[13] 。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著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著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 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在欧美，环境史研究大体上是20世纪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有关研究并不比国外晚。例如60年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之作。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尤其是90年代后期各种环境灾害纷至沓来，环境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做，农史研究者只是其中之一。如历史地理学界等广泛开展对各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农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研究最令人瞩目[15]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论述最多，《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是其总结性著作，内有"生态环境编"、"农林牧分布编"、"农牧分界编"等。朱士光的有关研究成果结集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对河西地区沙漠化和农牧史的研究，李并成做的工作较多[16] 。其余如蓝勇对西南地区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17] ，王建革把生态学理论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的一系列论文[18] ，萧正洪关于环境与技术选择关系的论述[19] ，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气候史研究的，开创者是竺可祯[20] ，继起研究的有文焕然、张丕远、邹逸麟、满志敏[21] 等人。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起草了《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列出5个研究重点，即：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研究，过去500年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过去2000年来人对环境变化适应的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演变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物理过程研究，过去2000年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模拟研究。又有从经济思想或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以至东亚古代自然观的，强调这种自然观的特点是主张人与自然协调。例如90年代后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持了环境与东亚文明的国际合作研究[22] 。以上研究，不限于农业史，但均与农业史有密切关系。关于农业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史界主要是从农学思想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实践，研究中国古代各业协调发展、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雏形；彭世奖、倪根金、闵宗殿、李根蟠等人都在做这方面工作[23] 。《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也组织了关于"生态、农业、社会"的专题讨论。1999年底，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借用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的范畴，考察经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把各个学科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把研究推向深入。[24]

与环境史关系密切的是灾害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20世纪初历史学者就开始收集历史上的灾害资料并进行研究，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10卷，中法大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年第1期）就是其代表性的成果。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8、90年代，灾害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成果累累。许多省区都编辑了地方的自然灾害史料，水利部水管司还编辑了几个大河流域的旱涝档案史料；人们从多角度探讨灾害的成因（自然因素中的气候、人文因素中的过度垦殖，尤为学者所注意）、灾害对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灾害发生的规律性、灾害与人口关系、减灾措施与荒政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各学科的学者，但研究内容多与农业史有关。在农史界，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做的工作较多，他们选编了《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张波、卜凤贤还对灾害学和灾害史的理论进行了探讨[25] ，《农业考古》90年代末开辟了"农业与灾害"专栏。

8、 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在新时期的农史研究中，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和讨论的中心之一。这一讨论的背景是，文革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中都成为突出的问题；史学界在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如何评价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此外，这一讨论又与国外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批评联结在一起。讨论最热烈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后一直没有中断。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一、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特点。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之一是精耕细作，这是大家公认的。论者把精耕细作理解为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综合技术体系。农学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天人相参"。又提出"多元交汇"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特点，学界有不同认识，或认为是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或认为是不同于西欧的另一种农牧结合类型。二、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种完全否定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的意见，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在基本肯定传统农业历史作用的前提下，不同学者对它的评价的差距相当大，分歧集中在对传统农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以及是否出现如同美籍学者黄宗智所说的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农业。对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前，中国传统农业是否已经落伍，如果已经落伍，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上的分歧更大。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的作用。论者大致肯定在农业现代化中应该把现代科学与传统农业中的精华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新模式。有关讨论文章，几个农史刊物都有刊载，《农业考古》设有"农业历史与农业现代化"专栏；专著则有郭文韬等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6年）。关于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点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两个结束语，有较系统的论述。有关讨论情况，可参阅叶茂等《传统农业与现代化》[26] 综述。

9、 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著。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著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新时期农史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这里不一一介绍了。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了一些工具书，如闵宗殿编的《中国农史系年要录（科技篇）》（农业出版社，1989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的《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林业出版社，1992年）等，给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编纂《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百年》，包括研究综述和大型论著索引的数据库，将以文字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出版。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

[2] 李长年：《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高恩广、胡辅华：《马首农言注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版；邹介正：《三农纪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年。

[3] 农业出版社，1983年。

[4] 《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5]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

[6] 【日】吉武成美、【中】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农业考古》1987年2期，1988年1期。

[7]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8]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

[9] 在《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2期、1987年第1期、1989年第1、2期连载。

[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

[14] 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范楚玉：《中国古代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3期，1984年；李根蟠：《从"三才"理论看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波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著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17] 《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还有关于三峡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变化的系列论文。

[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0]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1] 文焕然，文熔生著《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著《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4] 1993年底台湾学者刘翠溶和澳大利亚学者伊懋可（Marle Elvin）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台、港、大陆和西方学者参加的"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之一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会后出版了题名《积渐所至》的论文集。

农业科研论文篇(7)

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把劳动分工、自由市场和新机器形式的技术进步作为导致经济增长的三个重要原因。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认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理论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而扩大再生产的两条基本途径则是增加积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到了20世纪中叶，美国经济学家Solow于1956年创建了索洛模型，将技术作为生产函数的一个外生变量，突破了以前仅以资本和劳动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框架。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此被量化表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内生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内生化，最著名的内生增长模型有Romer模型、Lucas模型等，这些模型表达的一个重要思想是：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

我国的学者也探讨了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关系。高慧清认为，两者是一个互动的影响过程，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增长是技术创新的物质基础。王建明将这一结论引申到农业领域，实证分析了我国农业科研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农业经济增长对农业科研投资的带动直接而且显著，农业科研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则是间接体现，并指出，农村居民纯收入、科研人力资源和农业科研投资显著影响农业经济增长。

二、关于我国农业科研投入现状的研究

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政府农业科研投入增长缓慢，投资强度（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GDP的比例）低。主要观点有：（1）自1986年后，我国农业科研投入增长缓慢；（2）从1986年开始，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呈先降后升的趋势，但数值在0.2%-0.3%之间徘徊，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3）自1987年以来，农业科研增长速度落后于财政增长速度；（4）从投资结构上看，多数学者认为私人投资所占比重较低，但黄季认为，如果算上我国科研单位的创收，那么1996年我国农业私人投资的比重是很高的，有47.4%，这接近了经济与合作原发展组织原22个发达国家私人农业科研投资49.6%的比例；（5）我国农业科研资源分配失衡人、财、物资源主要集中于大宗粮棉油作物领域，农业科技力量主要集中于产中领域，农业科技资源相对集中于研究领域，农业生产一线的科技力量长期缺乏。

三、关于公共农业科研投资与私人农业科研投资关系的研究

公共农业科研投资是指政府投资，而私人农业科研投资指私人公司和各种非政府基金的投资。大多数学者认为，政府是我国农业科研投资的主体。黄季从农业科研投资的内部条件，即农业生产的特征，农业科研本身的特征，以及农产品本身的特征对农业科研投资的影响，以及外部因素，即我国政治、法律、经济与技术环境分析了政府是农业科研投资的主体。

还有学者研究了两者的关系，David和Hall回顾了1957年以来的文献，他们收集了30多篇在这一领域有影响的文献，既包括农业领域的，也包括其他领域的，归纳后发现，多数文献支持公共研发投资和私人研发投资是互补关系的结论。辛贤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农业公共R&D投资和私人R&D投资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因此，我国要想刺激和吸引私人部门参与农业科技活动，增加公共农业R&D支出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

四、关于农业科研投资体制的研究

在投资体制研究方面，多数学者认为应改革并完善我国农业科研投入体制。田维明认为，入世给我国的农业技术体系带来了更大的机遇和挑战，必须对我国农业科技体系进行重组和转制，其目的是建议一个成分多样、职责明确、分工协调、机制顺畅的高效农业科技研究推广体系。刘晓昀则认为应审慎对待1999年开始的农业科研机构企业化转制，以免出现由于忽略跨学科和跨领域研究，出现研究的短期主义和智力资源的不合理配置现象。

对现有体制存在的问题方面，黄季认为体制改革应从减员增效上入手，我国科研队伍过于庞大，科研人员相对投入强度高达0.49，而市场经济国家一般在0.2以下，资源配置不合理，应精简科研机构人员，提高科研投资相对强度，强化国家和省的科研机构，并为私人参与农业科研投资创造条件。王建明认为在我国科研体制方面，存在着农业科研资源在农业各行业、品种和领域的配置不均衡现象，这影响了我国农业科研投资效率的提高。因此，我国政府在加大对农业科研投资力度的同时，必须不断完善政府的农业科研投资模式。

五、关于农业科研投资收益的研究

在以前的研究中，学者们使用了投资回报率、投资效率、投资收益等词，大都认为我国农业科研投资收益相当高。黄季运用CAPSI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未来市场完全开放条件下，中国农业科研投资回报率（内部收益率）达到59.6%，而在未来市场不再增加开放度的条件下，投资回报率也达到55.8%，而2000年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回报率在58%左右。

也有学者对江苏省农业科研投资收益进行了研究。周宁根据“边际收益均一化”原则以非参数计量经济方法分析了我国各个省份的农业科研投资收益，认为我国各个省份的农业科研投资边际收益相差十分悬殊，在2000年前后，最高的安徽省的边际收益值为50万元左右，而最低的北京则不到1.5万元，而江苏省的农业科研投资边际收益水平大致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黄文新通过对江苏省1981-1991年的农业总产值与各项生产要素的多元回归运算，得出江苏省的农业科研投资的边际效益为75.79元，即农业科研投资每增长1元可望农业总产值增长75.79元，边际效益相当高。李放认为1980年至2000年期间，江苏省的农业科研投资收益逐年提高，由1980年的51.92亿元逐步增加到2000年的197.3亿元，20年间增长了近四倍，说明了农业科研投资的收益呈逐年增长趋势，政府应不断增加对农业科研的投入。

六、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综上所述，以前的研究已经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运用定性、定量的方法对农业科研投资这一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和广泛研究。学者们认为农业科研投资能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城镇贫困人口，但在能否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存在着分歧。从农业科研投资的规模和结构上分析，我国农业科研投资总量不足，投资强度低；政府是农业科研投资的主体，而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是互补关系，两者领域不同，分工不同，政府和私人部门应联合协作，建立农业科研多元化投资机制，促进农业科研投资收益的提高。对江苏省农业科研投资收益虽然也有研究，但大多集中于2000年以前，而进入21世纪后，江苏经济迅速发展，农业科研在投资结构和规模上也有了变化，因此，对2000-2010年江苏农业科研投资收益进行研究，具有很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黄季,胡瑞法.政府是农业科技投资的主体[J].中国科技论坛,2000(4):59-62.

[2]宋慧婷.我国农业科技投入现状及对策研究[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09.

[3]王建明.提高我国农业科研投资效率的制度思考[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1):4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