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论文篇(1)

先言政治。政者,正也,导万事之正。文学评论是领导文学的重要手段,可介绍、分析、总结文学界情况,可引导文学方向,可确立文学法则,可通过研判文学舆情了解社会情况。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将文艺评论工作放在“党的领导部分”进行论述,可见一斑。早期党的很多领袖都关注文学,以文学评论进行政治斗争,争取文化领导权,前有瞿秋白等,后有周扬等。在组织架构上,有中国文联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及各省评论家协会,又有中国作家协会相应的委员会等,为评论提供了组织保障和人才保证。次言市场。尤在1992年后,市场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已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将文学作品视为商品,将文学评论视为对商品的宣传,故文学评论成为商品流通一环,与分一杯羹。一些作品甫一出版,评论文章、会或座谈会随即跟上,即市场参与之表现。再言大学。今综合大学多有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二级学科,文学评论则是学科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将文学评论视为学科或专业,有志向的老师将之视为不朽盛业。高校有教授、副教授、讲师,有经典教材,有相对统一的评价标准,有经费保障,几十年来培养了大量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教授与学生们成为文学评论领域主力,今所谓学院批评者即此。

三个领域的评论家并非截然分开,而可互相流动。学院培养的评论人才可到作协、文联任职,亦可进入市场择业;学院的名教授、名评论家是作协、文联座上宾,亦常出席市场相关活动。部分崛起于市场或就职于协会的评论家进入大学,做教授。

随着“简政放权”逐渐落实,政治对文学的领导与介入渐少渐弱,故多借助学院力量,重要奖项(譬如“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专家评委席位颇多。为宣传需要,市场亦借重学院。因此,虽说文学评论有三种形态,但学院评论的地位与作用举足轻重。故欲了解当前文学评论现状,可见学院评论。

学院评论家虽称有气节品格,独立于政治、不依附市场,但亦有其不得不遵循的游戏规则。学院评论家虽无科处局部级别之分,亦无员工经理董事长之判,但有讲师、副教授、教授之别。学院晋升主要途径为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着作、申请国家课题等,故教师往往重科研、轻教学。然而发表出版申请有规范,若不遵守,即刻出局。某种程度,规范高于见地。某论文即使见解高超,但若不符规范,依然难以发表。

由规则引发的弊端显而易见,论者亦众。另有一弊隐而不彰,但对学院批评至关重要,即批评家的知识结构问题。知识结构决定立场、观点、导向、境界。故欲了解学院评论整体状态,可见知识结构。

评论家要有两手:第一手是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大多严谨者皆合格,差别唯在多少;第二手是知识结构,此则千差万别。欲做优秀评论家,于第一手固应努力,但功夫还须在文学作品之外。有学者尝编李长之文学评论集,所收录者皆其文学评论文章。余怪其不能展示李长之全貌,亦怪其不能言明优秀文学评论家养成之不易。若余编其文学评论集,将多收与文学评论无关者是为其文学评论集。再如,学敬泽的评论文章不可只盯着其评论文章,更可看者乃其《小春秋》,甚至亦学其所学,直接读《春秋》等。欲日日新、又日新,关键亦在第二手。文学评论可凭才情年少成名,但很快会遭遇瓶颈,难以突破,遂原地打转。原因在于第一手硬、第二手软,根本不深基亦未厚,况成名后有牵绊耗损,故有伤仲永之叹。知识结构简单固化,长期浸染当代文学作品中,非但缺乏丰厚营养,反需以己补它,久之入不敷出,必将竭也。尝观几代评论家,大多如此,不亦悲乎。

文学评论论文篇(2)

英文名称：Science & Culture Review

主管单位：中国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规划战略局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672-6804

国内刊号：11-5184/G

邮发代号：80-184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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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科学文化评论》（双月刊）创刊于2004年，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规划战略局主办。定位为跨学科的综合性学术刊物，主要登载科学与人文、科学与社会以及科技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科学文化评论》的栏目设计，基本上依照国际学术刊物的通行规范，按论文、评论（包括争鸣、笔谈、访谈等）和书评等加以分类。

文学评论论文篇(3)

由李珺平撰写的《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演进》囊括了从柏拉图起的西方古典文学理论至19世纪后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全书内容丰富,阐释明晰,用心良苦,意义深远。一如题目所表现的,“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是作者对“西方文论”进行扩展后更精确的表述;书中对目录所列流派也无一不是尽其所能地展开、呈现并归纳解释的。作者在长达21页的导言中就表明了编写此书的良苦用心:“以己昭昭,使人昭昭”。在此意义上,作者确实做到了“使人昭昭”,对于需要初步了解西方文论的学生来说,本书观点清晰明了,实用性强,而且总结了各理论流派的渊源及其之间的关联性,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和阅读价值。

二、从内容上看作者的二反对

在书中,作者反对将西方文论进行缺少关联的两段式切割,反对19世纪之前的文学评论方法论对当代文论没有影响的观点。书中不但先后详尽介绍了传统评论方法和当代评论方法,还尽其所能地将二者联系起来,让读者去感受理论更新的历史性、传承性和扬弃性。在内容上本书最大的特色在于作者对传统评论予以大篇幅阐释并为之“”,着力强调其对当代文论的影响。许多关涉到古典文论的书,虽也有对大家名篇的解读,然而却没有着重地强调古今一脉相承的关联性,如胡经之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篇教程》讲到古典文论时,更多围绕着名家名篇的观点进行阐述,而不是像本书作者那样,在全书设置一个贯穿始终的主线,并致力于追溯各理论的渊源及其联系。

三、从结构上看作品的两部分和三段落

作者将全书分为两个部分和三个段落。两个部分即为传统文论部分和当代文论部分,三个段落即将整个文学评论史分为由两个转捩点———唯美评论、唯直觉评论(即非功利评论)和唯形式评论分割开来的三个典型理论转型的时期。作者将19世纪前的传统文论进行梳理,总结出两种主要评论方法:道德评论和社会评论。对于当代文论,作者只选取了较少的几个大的流派,剔除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对西方理论界影响巨大的流派,有些令人遗憾。作者所寻找的转捩点是随着时展,将过去一统天下的理论中不合时宜的部分剔除,而强调另一符合当下的部分的理论。如对传统评论产生原因的探寻:“文明社会初期,人类在与大自然竞争过程中,对待文学也是从实用性角度考虑的。”而认为非功利性评论的产生是因为“人类进入了相对成熟的年代后,可以将文学作为纯观照的美、形式、结构来看待分析”。同时,作者力图将全文结构统一化、整齐化,每一章都由五部分组成:追踪溯源及演进过程、理论形态、常用概念及特点、对其估价以及它与其他评论的联系。在这种统一的结构之下,读者能够清晰而详尽地了解各种理论及与其相关的延伸性知识。

四、从方法上看作者的三原则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提出了三点原则:整体性原则,转捩点原则,关联性原则。而全书的阐述的确贯穿了这三条原则,从而避免了芜杂性,体现出一种严整性。一般的研究者,把20世纪文学批评方法论的演变孤立起来看,只从当前的演变过程中寻找原因,结果使研究失去了根基,看不到规律性的东西,这种研究就必然带有重大缺憾。而此书则以鲜明的历史观点,力图追寻当代文学批评方法论的历史背景,把本世纪的文学批评方法论看成是整个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的必然发展,从当前追溯到柏拉图时代,划定了发展的阶段性,理清了来龙去脉,对问题既作具有逻辑性的阐述,又作历史的展开。这样,就把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看作一个活的、动态的有机体,从总体上考察它的发生、发展、演变、重组等各种复杂情况,廓清了它的内在发展机制,呈现出一个整体脉络。所谓转捩点原则,就是在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演变的整体过程中,寻找导致方法论发生转折或变化的那些关节点。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的转捩点,就是以戈蒂叶、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评论和以什克洛夫斯基、雅克布森为代表的唯形式评论。作者把唯美主义批评与俄国的形式主义批评作为转捩点,是极有见地的。在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发展史中,这的确是两次重要的“反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是有了这两次转折,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才呈现出现在的面目。而关联性原则不仅在作者阐释各种评论方法论时被充分使用,即便在章节之间,亦或段落之间,读者都能通过极具内在关联性的分析感受到作者过人的逻辑推理能力。

文学评论论文篇(4)

老舍认为“知道了文学特质，便知道怎样认识文学了”，文学批评也“要拿这些特质作裁判的根本条件”。作为一本概论性质的课堂讲义，凡事点到为止，老舍或为显现某种科学性与时代感，因此莫能免俗，欲借西方学者的学说观点来增强授课内容的丰富性和可信度，抑或如他所言，“文学批评有许多种，我们为省事起见，就用莫尔顿（R.G.Moulton）的方法，将文学批评划分为四大类：理论的批评、归纳的批评、判断的批评与主观的批评”。具体说来，归纳的批评通过分析文学作品来形成一个批评标准；理论的批评使人们用新眼光看新作品，具有指导作用；而判断的批评只是在批评史上有讲述的必要……分析、比较过各类批评的短长之后，老舍从中分出了哲学的批评与历史的批评两个元素，即“文学批评与文学批评史”，其中“批评的任务必是由检考文学、由特别的而达到普遍的”，批评史“所记载的批评意见只是历史上的演进”，“批评史对文学批评的重要，不在乎历史，而是在文学方面。”从中不难看出，老舍是反对客观的批评与“个人借着批评来发表心中所蕴”的主观自由的批评，肯定“那有价值的是批评的自身也成为艺术，就是当它的内容已经陈腐，还能使人爱读”的批评——“判断的批评是指出对不对多于爱不爱，对不对是以一定的法则衡量作品的自然结果，爱不爱是个人的，不管法则标准。爱不爱是批评中的事实，而主观的批评便基于此。”老舍由此得出“文艺必须与文学特质相合”，批评一个作品须看“作者在这作品中完成了文学的目的没有”，“建设一个文学理论必须由多少文艺作品找出文学必具的条件”，老舍指出这才是“文学的正路”，合格的批评者“必须由文艺本身为起点，因为只有文艺本身是文学特质的真正说明者”。老舍援引其他几个欧洲学者的文学批评观点来证明他自己的主张：“文学本身是文学特质的唯一的寄存处”——他充分肯定了阿瑙德对批评家的界定——“不但批评文学，也批评生命；他批评文艺，也批评批评者。他以为文化的意义便借求知而进于完善，求知便能分辨好坏善恶，这便是批评。因为批评的事物是‘要知道世界上所知所想过的最好的，然后介绍出去，以创出一个真的新的思潮’”；他称赞王尔德的批评家必须具备“一种敏锐感受美及美所给予我们的印象的性情”的主张；更是对詹姆斯将艺术家比作“探看荒林的探险者”，批评家则是“检查者去考察这条路”的说法大段引介。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老舍以上所引西方学者的观点，尽管系统而好看，但实在缺乏深意，讲来讲去也只是常识性说法，而老舍由此所作的引申才真正显示了有着人本情怀的“写家”本人对文学与批评的独特理解。他说，“文学家也许是写自己的经历，像杜甫与Wordsworth，也许是写一种天外飞来的幻想，像那些乌托邦的梦想者，但是无论他们写什么，他们是给人生一种写照与解释……他们的哲理是用带着血肉的人生烘托出来的……我们到了他们所设的境界中自然能体会出人生的真意义”。因此，读者“应当站在创造者的地位去观察”，才“不至于武断……这样，他不但只是了解文艺，他也一定要明白文艺中所含的生命是怎样，那就是说，他必须明了人生，才能明白文艺所表现的是什么”。写家老舍相信“诗只能被诗人摩抚”，“艺术家自己明白自家艺术的底细”，因此才“会写出最有价值的批评来”，但他也承认艺术家并非事事精通，其局限性正好可以由专门的批评家来弥补。作为一个批评家，必须要“对创造家表同情”（“没有同情，便不会真诚”），老舍援引Coleridge的话来佐证之——“对于青年人我必须这样说：以缺点判断任何作品永远是不智慧的，第一个尝试应当是去发现良美之点。”老舍认为作家的感情、作品中人物的感情和读者的感情，“这三者怎样的运用与调和不是个容易的事”，而“作品中人物的感情如何，与能引起读者的感情与否，是作者首先要注意的”。比照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对凡俗生命的关注，个体遭逢命运捉弄的无力无奈以及流露于字里行间的悲悯情怀，我们可以体会到有着多年创作实践的老舍对于文学、个体、社会的深切把握。他说，作家取材“必是对于人生与自然有极深的了解与心得，他根本的必须是个艺术家”，而“社会自觉是含有重视个人的意义”，“个人之所以能引起兴趣，在乎他的生命内部的活动”，由此，“小说之所以为艺术，是使读者自己看见，而并不告诉他怎样去看，它从一开首便使人看清其中的人物，使他们活现于读者的面前，然后一步一步使读者完全认识他们，由认识他们而同情于他们，由同情于他们而体认人生；这是用立得起来的人物来说明人生，来解释人生”，正合了阿瑙德的“不是说以道德的标准去批评文艺，而是以文艺和文艺时代的生活相印证”的说法，也就是避免用外在功利的评判准则来评判文学。

综观其创作生涯，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中呈现的“文学批评”观实际上贯穿了他的创作实践或者反过来说他实践了他的关于文学的判断：“文艺才配称为生命的解释者。”“文学根本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要替自然与人生作出些有力的解释。”“像预言家似的为千秋万下一个真理。”从老舍的直接表述和对中外从古至今的“文学的倾向”的细致梳理中，我们不难看出老舍对于“人”的重视，对于“生命”的温情关怀（不论是现实的或虚构的人物之间，还是创造家或批评家之间都需要真诚相待，用心去理解彼此的生命）。事实上，老舍这里讲的“生命”是无法具体明晰与传达的，此话怎讲？“生命”是个别的具体的当下的，归于个体经验，而每个人的境遇不同，故只能大而化之，以文学打通内外，沟通人类共通的东西（“生活”），用普泛的人的生存状态或人性来呈现“生命”的“律动”，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气”有相同之处。“文学讨论它自身”，也就是有着自身特质的主体“文学”如何以“生命”为节点去认识去理解作为客体的“文学”，同时作为手段的“文学”与作为对象的“文学”又是互相映现的——作品与读者，生活与作品，作家与作品以及作家与批评家之间沟通、重合，贯通着经验的相关的“生命”联系。入乎其内，故能写之（艺术源于每个人的内心，理解个人的内心就是理解生命）；出乎其外，故能观之（以美的本质，以物感物，构筑生命的有机整体，“使我们看到我们的光景是美好”）。真诚的同情的“生命”意识正是作为读者的批评家批评的前提，只有深刻感受到创作者表现在作品中的“生命”律动，用内在的文学特质去体悟呈现于眼前的各类文学形态，用批评家个人生命的体验来理解创作者的生命状态以及体现在作品中的人物命运的起伏，批评家才能创作出有价值的批评来，老舍的这一思想为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批评与文学间的关系，如何建构合理的批评观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是老舍比照中西文学史并结合自己多年创作实践写就的一本关于文学问题的系统性论著。尽管将文学的特质归纳为“感情、美、想象”并不新鲜、准确，但他通过对文学的创造、起源、风格、形式、倾向的考察，分析说明诗、散文、戏剧与小说等不同文体的特点与分别，揭示出文学源于人类“表现”的天性，经过“心觉”创造，目的在了解和解释生命，而这命题显然有所出处，有着老舍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深入思考的。对文学的这种主体的生长性认识，自然渗透到了老舍的批评观——批评家个人对生命的认识与对“创造者”同情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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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论文篇(5)

以往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曾被一种“左”的思潮和庸俗社会学思想统治着，突出地表现为把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简单化、庸俗化，以作家的阶级身份和作品的阶级内容来评判作品的高低、决定对作品的取舍。作为对这种极“左”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的反拨，近几年来，又出现了一种完全排除对作品作社会历史的评价，仅仅以所谓“人性”为标准和尺度来衡量文学作品的价值，解释文学的“永恒性”的问题。这种以“人性”为评价标准观点的提出较早、较系统的见之于章培恒为其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撰写的导论之中；近年来，黄修己又把它推广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领域，而邓晓芒则从理论上对之进行提升，并以它来说明文学永恒性的原因。

章培恒提出评价文学作品的人性标准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一般本性”的思想。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一般本性”呢？朱光潜最初认为是指人类的“自然本性”，章序中就突出地认同了这种观点。并从“人的一般本性”就是人的自然性的思想出发，把“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理解为就是人的“原欲”、“本能的个人欲望”的最大解放，认为“最无愧适合于人类本性”的社会，就在于个人欲望“不受压抑”，使“每个人的个人利益都得到了最充分的满足”。马克思提出的人的“一般本性”的内容、人的自由解放并非像章先生理解的那样是一种回到“原欲”支配的状态，而把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看作都是对人性的压抑；相反地，对于“原欲”恰恰是采取批判的态度的。他不仅强调“人的机能”不同于“动物的机能”，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使动物的东西变成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而且在谈到“具有条顿血统并有自由思想的那些好心的热情者”试图“从史前的原始森林去寻找人们自由的历史”时还说，“假如我们自由的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么，我们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我觉得马克思所谈的“人的一般本性”主要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吸取了德国古典哲学思辨理性的先验方法论的合理成分，在理论上的一种预设。我很赞同邓晓芒所说的：“实际上，当马克思从人的本质角度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进行历史分析和批判时，他是有一个‘一般人性’作为参照系的，否则他凭借什么来判定人的本质遭到了‘异化’”？但是，这“一般人性”是什么呢？是一个现实的尺度还是理想的尺度？我认为它只是一个供推论用的预设的尺度，不过它同时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之上，被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目标提出来的，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但是邓先生却把它误认作一个现实的尺度，并认为凭着这样“永恒普遍人性”，“我们就用不着任何故弄玄虚，而能对艺术作品的永恒性问题作一种近乎实证的说明”；从而得出文学艺术的本质就是“将阶级关系中所暴露出来的人性的深层结构展示在人们面前，使不同阶级的人也能超越本阶级的局限性而达到互相沟通”，而把历史上一切描写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的作品都看作是艺术自身本质的“丧失”。有这样一种作为“永恒普遍人性”而存在的“人性的深层结构”吗？我是持怀疑态度的。马克思说：“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表明人的一切思想、内心活动本身必然是具有一定社会内容的。所以我们也只有不仅从心理学的角度，而且从社会学的角度，把两方面统一起来进行研究，才能深入揭示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否则，就等于把人性完全心理学化了。如果我们把人性完全心理学化，把文学艺术的“归位”最终只是落实到描写超越现实矛盾和斗争的人的“普遍人性”或“永恒的共同人性”，那么，这个人就非邓先生自己所主张的“具体的、历史的和发展着的人性”，而只能是一种“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之外的东西了”。

黄修己看问题的角度与章、邓二位略有不同，他主要不是从人性本身，而是从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的价值观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问题的。认为以往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都从社会价值判断来评价文学。而社会价值观在不同国家、民族、人群中有非常大的差异，有的就不能互通”，这样就制约更多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而“不能适应全球化的历史趋向”。为了适应这一趋向，他竭尽全力去寻求一种“全人类性”的标准——“中国现代文学全人类性的阐释体系”。其内容是：一，“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研究现代文学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反映或表现人类共有的人性”；二，“承认人类共同的价值底线，以此为标准来衡量、评价现代文学的得失，解释它的历史”。从而建构一个“超越了民族、国家、阶级集团的价值观，是持不同的社会价值观的人们都能理解、接受，都能在这个思想层面上沟通的”，“反映了全人类公共利益需求”、“为人类公认为价值原则和行为原则”。但我认为这一理论同样是不切合实际的，首先是价值观作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价值体系的选择和追求的观念形态，是人们现实需求在意识中的一种反映。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不同，在价值选择和追求上也必然有着不同的倾向，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为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所共同接受和认同的价值观，这在社会矛盾激化的历史年代表现得更为突出。黄先生自己也承认“当今世界上，还存在着价值观的相互矛盾、冲突”，要形成“全人类性的价值底线”，还“要有非常长的历史过程”，而中国20世纪又“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年代”，作为代表着这个时代、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学，也必然是与这些现实斗争息息相关的作品。既然这样，又怎么能以这种非现实的“全人类的价值底线”为标准去评价反映现实人生的文学作品？再说，艺术接受总是要经过读者的选择和改造，尽管不同时代、阶级的读者都在阅读同一部作品，但着眼点往往并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不能因为文学作品为不同阶级所阅读就认为有人类公认价值原则的存在，更不能认为只有表现了共同人性和人类公认价值原则的作品才能为不同阶级读者所接受，否则都难免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当然，邓先生与黄先生对于“人性”的理解与章先生并不完全相同，至少他们没有像章先生那样把“人性”看作完全是一种人的本能欲望，与人的自然性直接等同。但是由于割断了与人的实际生存活动的联系，在抽取人性的社会内容对“人性”作抽象化的理解上，我觉得与章先生是完全一致的。

二

我们说马克思的“人的一般本性”只是一个理想的尺度而非现实的尺度，那么，在现实生活中，还有没有大家所谈的“人性”这种东西呢？对此，我觉得可以从这样两方面去进行分析：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他身上有着一种长期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不同于动物的一般社会属性，如情感需求、交往需求等等。反映在人的意识中，也就逐步形成了人类为了维护自身生存所起码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这些观念在人类的内心深处积淀下来而成为人作为人的一些最基本的品性，如正义感、同情心等等。但是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人的思想意识总是受他生活中的一定现实关系所制约，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的不同，人类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又必然会出现分化。这就使得从总体的意义上，所谓一般人性成了一种没有现实内容的抽象设定，一种排除了社会关系的纯心理的描述。从历史上看，人、人性就是在这样既统一又对立的状态中演进的。这就要求我们对于人性必须作这样辩证的分析和对待。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应该承认，在文学作品中，那些不直接涉及到阶级利害关系的，如一些抒写乡情、亲情、友情、爱情的作品，比之于那些描写社会矛盾的作品来，确实较能引起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读者的共鸣，为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读者所接受。反之，在对立阶级的读者那里就会产生抗拒的心理。但也不足以说明共同人性在这些作品中已不再是抽象的东西而化为现实的存在。如《孔雀东南飞》、《莺莺传》、《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伤逝》、《二月》、《小二黑结婚》等，它们所描写的爱情生活也都是有社会内容的，由于时代的不同，所表现的意义也不完全一样，实在是很难排除社会内容以抽象的“共同人性”来加以概括和说明的。更何况各个时代反映社会矛盾和现实斗争的作品毕竟是绝大多数，对于这些作品我们尽可以从艺术表现上的成败得失（如描写外部世界与揭示人的内心世界如何更有机地统一等）方面加以总结和评判，但采取否定的态度无论如何是轻率而不负责任的。因此，我认为就目前以人性标准来评价文学作品的实践来看，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是不好的。这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由于把人性抽象化、自然化而导致对文学社会内容、思想意义的贬损和否定。章先生认为“对自己的爱”就是要求反对一切压制和束缚而使“每个人的个人利益都得到最充分的满足”，并以此来作为衡量人的自由解放的尺度和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这样一来，本来很有社会内容的作品经由章先生一分析，就成了只不过是个人欲望的渴求。对李白的《将进酒》和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的分析，就是典型的两个例子。如，《将进酒》约作于天宝十一载。写的是借酒浇愁，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但到了章先生眼中，这首诗的内容竟成了：“一、对于以喝酒为中心的享乐生活的赞颂和追求；二、对个人才具的自信；三、对人生短促的悲哀。而第一点尤为突出。”这就成了一种出于“对自己的爱”的个人享乐主义的演绎了。

由于否定了人的社会性，把文学看作为不过是个人欲望的宣泄，在对文学作品的思想评价中，“意义”这个为我们所追问的终极目标也就被章先生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本能的追求”和“欲的炽烈”。不但罗惜惜的“贪婪地享受爱的快乐”是“欲的炽烈”，牛峤《菩萨蛮》中的女子所表白的：“须作一生拼，尽君今日颂”的决心是“欲的炽烈”，甚至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所给人的震撼力也源于纯粹对个人欲望“追求之强烈”，……而杜丽娘之所以不如罗惜惜她们，在章先生看来就在于她“对自己的要求做过理性的思考”，“不能像罗惜惜似的仅仅靠本能行事”。这样，人性岂不就完全成了动物性？！我们并不一概反对对欲望的描写，但正是由于人是社会的存在物，所以对于人的一切活动，我们只有把它放到一定社会关系中去进行考察，才能理解和揭示它的意义。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对于杜丽娘的爱情追求，以及《牡丹亭》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确立，就不是什么少女“本能欲望”的肯定，而恰恰是通过对杜丽娘“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的描写表达了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是与罗惜惜身上所表现的那种仅仅为追求原始欲望的满足是有区别的，这也是《迎闺闼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菸》与《牡丹亭》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到了章先生眼中，这两者不仅没有地位的高低之分，而且还因杜丽娘身上还“曾对自己的要求作过理性的思考”而不能完全“凭本能行事”，给人的感受没有像罗惜惜的行为那样“令人战栗的悲壮”而加以贬低，这还算得上是一种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吗？二、由于把“人性”与社会性相分离，必然导致文学评价标准的迷乱和思想导向的失误。黄修己先生在谈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如鲁迅等人的创作主张时认为：“从最低的人权要求出发，鲁迅提出‘一要生存，二要发展，三要温饱’”，“鲁迅自己说他写小说意在提出一些问题来，揭示‘病态社会’和‘不幸人们’，目的也在于让人能‘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又如在谈到“信奉‘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的冰心”的“问题小说”时，说她写小说“归根到底是要探究怎样才能有幸福、合理生活的人”等之后，得出“把人的问题、人自身的完善、作为重大的主题，这是新文学的一大鲜明特点”。我认为这毫无疑问都是正确的。但至少在他们之间许多人并没有否定反抗和斗争，如同黄先生转引的陈独秀推崇列夫·托尔斯泰的话时所说的，都是“尊人道、恶强权”的，也如黄先生后来自己所发挥的：“凡是真正的艺术家没有不关心社会的问题，没有不痛恨丑恶的社会组织而深表同情于善良人类的不平境遇的”，这表明“尊人道”与“恶强权”这两种倾向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身上大多是统一的。20世纪前50年黄先生也承认“是中国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时期”，在20世纪中国的土地上提出“幸福度日、合理做人”，离开了对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揭示和描写岂不完全是一种空谈？这就决定了在20世纪前50年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主导的中国新文学也自然不可能回避对这些社会矛盾的揭示和描写，这既是文学作为现实人生的反映性质所决定的，也是中国现代新文学对于社会历史所应该承担的一种职责和所作出的一种承诺。但是黄先生为了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寻求“为不同阶级所认同的”所谓的“全人类性的价值底线”，并证明这种“价值底线”的实际存在，把目光投注到像王统照的《微笑》、许地山的《缀网劳蛛》、叶圣陶的《潜隐的爱》等“颂扬宽广的人间爱”等作品中来寻找自己的例证。这些作品不仅不能代表中国新文学的成就和业绩，也说不上是作家本人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五四”时期那些热衷于宣扬以爱来改造社会人生的作家随着社会和他们创作思想与创作实践的发展，这种创作倾向也逐渐为他们自己所否定和抛弃。对此黄先生不仅没有予以认真思考和回答，反而搜索枯肠地找出这些中国新文学运动早期不算成功，甚至还比较稚嫩的作品来作为中国新文学的代表，来证明“全人类性道德底线”的存在，并试图以此为标准来“衡量、评价现代文学的得失、解释它的历史”。这样一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方向只能是彻底地予以否定，或者由黄先生所说的以另一条线索，即“从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尤其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论开始，后来有梁实秋的‘人性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学自由论’等一直延续到如今”的线索取而代之了。

三

这里要说明一点：我之所以不赞同文学评价中以与社会性相对立的“人性”为标准，绝不是意在鼓吹阶级斗争，要求通过作品来煽起阶级仇恨。文学确实是一种美好的东西，许多作家也确实都是抱着美好的理想，为实现人类建立和谐社会的愿望来进行创作的。以致人们常把作家看作是“人类的良心”、“民众的喉舌”；但是他们对社会不平的憎恶和揭露却又是最深切和深刻不过的。这是否与他们的主张相矛盾？我觉得并不矛盾，理由就在于我们前面所说的所谓“一般人性”只不过是一个理想的尺度而非现实的尺度。文学毕竟不只是生活的反映，它还体现着作家对人生理想的一种追求，因此，它在揭示人间的不平、不公、丑陋和罪恶的时候，并不排除具有唤起人性的觉醒、以自己的作品来促进人性同化的愿望。我们不妨说这是一种“普世情怀”。

普世价值与普世情怀都关涉到一个普遍适用性的问题，但两者又有根本的区别：普世价值是一个客观观念，表明这种价值在实际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着的，是以视一般人性为现实的存在为思想依据的；而普世情怀是一个主观的概念，它只是把一般人性看作是一种理想的尺度，只是表明对于普世价值的一种主观的意向和追求。所以在我看来，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还存在着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对立，建立在共同人性基础上的普世价值、全人类价值是不存在的。

而我们之所以不赞同普世价值而提倡普世情怀，是因为它作为对美好人性、实现人间的正义、公平、亲善、友爱的一种理想和愿望，对于一个从事“美的艺术”创造的作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这是由于美的这种普遍可传达性的功能使得它在性质上非常接近道德意识中的“善”。因此凡是从事美的艺术创造的作家，往往总是比一般人更能超越自身社会地位的限制，从普世的观点来思考和评判社会人生。这是文学史上许多出身剥削阶级的作家之所以能超越本阶级政治立场和思想偏见而站到广大人民大众一边，作为“人类的良心”、“民众的喉舌”为他们的悲惨和不幸的遭遇进行呼吁和请命的原因。“千百万人民群众都借他的口说了话。”这是历史上许多伟大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所共同的特性，——当我们在阅读屈原、杜甫、白居易、陆游、曹雪芹、鲁迅、雨果、列夫·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契诃夫等人的作品时，无不都深深地为他们在作品中通过对现实的抗争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普世情怀所感动。它可以唤醒读者的良知，激励人们为创造这种美好的人生去奋斗；这也是一切人类伟大思想和伟大学说的共同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一个作家若是具有了这样一种普世情怀，那么，他在作品中描写社会的矛盾、社会的罪恶、不公、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与追求人间的大爱是不矛盾的。所以康德认为：“甚至战争，假使它用秩序和尊重公民权利的神圣性进行着，它在自身也就具有崇高性”，特别是“当它冒的危险愈多而在这里面愈益勇敢地维护着自己时”，那么“使用这种方式进行战争的人的思想风度愈益崇高”。

这里，在对待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以及这种反抗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的问题上，我们也就找到了我们所说的普世情怀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分歧所在。历史上很多伟大的作家都非常同情人民大众的苦难、憎恶社会的不公和不平，并以他们博大的情怀为实现他们心目中的人世间的大爱而热情呼唤；但是，他们没认识到这种人间的大爱不可能靠上帝恩赐，而只有唤醒人民群众自己去争取，更不理解反抗、斗争与实现人间的大爱之间的内在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但从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对于一部美的艺术作品来说，描写战争，不应该只成为对暴力的展示，更不应该变成对暴力的歌颂，激发人们去欣赏暴力。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黄修己以《一个人的遭遇》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为例证，所提出的评价战争题材作品的原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描写战争，“肯定的是保卫人类共同的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的勇敢和牺牲的精神，是以人类性为标准，而不仅仅以民族性、阶级性（按：我理解的是狭隘的民族复仇和阶级复仇主义）为标准，更不是去肯定战争本身”。

文学评论论文篇(6)

关键词：科学；正效应；负效应；天使；魔鬼

在我国，人们对科学的一般看法和态度比较普遍集中地体现在对“科学是天使还是魔鬼”的断言上。断言不同，表明人们对科学为什么会造成正负效应以及造成了怎样的正负效应的理解不同，由此将会进一步导致人们运用不同的方式去发展和应用科学，产生相应的科学认识成果以及对自然和社会的影响结果。鉴此，有必要对各种断言及其相关根据进行分析，以获得更加全面正确的认识。

1、科学既是天使也是魔鬼吗？

现实中有很多人对此给予肯定回答。他们的理由普遍是：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既可造福于人类，又可危害人类。

表面看来，这种观点比较全面，而且好像也与现实情况相符。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考虑，则存在很大的问题。

在中世纪晚期之前，科学可以说是处于萌芽状态，正负效应都比较小，相对于当时的人类来说，它就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在中世纪晚期，一种新的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在与宗教的斗争中向前发展，这种科学认识的很多方面，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维萨斯的人体结构、伽利略对天体的观察以及对运动的探讨等，与宗教教旨相违背，科学的有些方面被宗教徒视为洪水猛兽，科学对笃信宗教的人来说，成了魔鬼。[3]

从16世纪到18世纪，近代科学革命得以发生并完成。在这段时间，科学总的来说走在技术的后面，科学的社会应用，特别是在工业生产上的应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科学的物质价值以及在创造物质价值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正负效应都比较小，但是，科学对人们的启蒙作用是非常大的，虽然很少的一些人对科学有所非议，但是，总的来说科学的负效应并不大甚至没有出现，呈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天使的一面。

自19世纪至今，科学走在技术的前面，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应用，科学的正面效应逐渐呈现并扩大，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福利，此时相当多的人已经把科学看作是拯救人类的天使了。另一方面，科学所产生的负效应也在逐渐呈现并扩大开来，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环境问题的出现等使人们意识到，如果不对科学以及科学所产生的负效应加以考察并限制，科学很可能会成为践害人类的魔鬼。当然，从现在的角度考虑，一些科学悲观论者，还有一些持有其他观点的人，如西方某些极端环境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科学的某些研究者有将科学看作是魔鬼的倾向，但是，科学的巨大负效应可以说还没有出现，更多的人是不把科学看作魔鬼而作为天使的。

从未来的角度看，科学肯定会带来更大的正效应，这一般不会有疑问，至于是否会带来更大的，甚至是巨大的负效应，则存在不同的看法。如果科学的应用不产生巨大的负效应，则科学肯定就是天使了；如果科学在产生巨大正效应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负效应，但是，人类能够解决科学带来的负效应，且解决这一负效应的代价较小，则科学对于人类来说呈现的更多的是天使的一面。否则，则科学更多地呈现出魔鬼的一面。由此可见，科学是否是天使还是魔鬼，不单纯与科学应用是否产生了巨大的正负效应有关，还与人类能否解决这样的负效应以及解决这种负效应的代价有关。

一句话，历史的经验、现实的表现以及未来的展望表明，科学既是天使也是魔鬼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2、科学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吗？

有些人对此持肯定态度。他们的理由是：科学认识本身无所谓善恶，只有真伪、对错之分，不带任何主观感彩，只是人们使用的工具。如果运用科学的人是天使的话，那么他就将科学造福于人类，科学就成为天使；如果运用科学的人是魔鬼的话，那么他就将科学造祸于人类，科学就成为魔鬼。如此一来，科学本身就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它之所以以天使或魔鬼的面目出现，根源在于人类，是人类的异化导致科学应用的异化，真正的天使或魔鬼应该归结为人。

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爱因斯坦就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中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1]居里夫人说过，科学无罪，罪在于滥用科学。马克思也认为，科技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科技本身，而在于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考察科学的实际应用，如核能既可以用来造原子弹，也可以用来发电；原子弹既可以用来进行非正义的战争，也可以用来保家卫国……等就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如果深入分析，将会发现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在很多时候，人们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也会产生恶的结果。如历史上的许多环境问题在显现之前，人们是不知道有这样的环境问题的。这类环境问题是人们在理性利用科学发展生产的过程中产生的，不是人们滥用科学或者想利用科学破坏环境的结果。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本体论上，近现代科学是在对自然进行祛魅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此使得自然不仅失去了目的，而且也失去直接的趋势、价值、意义和变化，没有内在价值，只有使用价值和工具价值，没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被看作客体世界，完全按照我们的目的加以利用改造，成了一个任人操纵、处理、统治的对象，作为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从实践和价值两方面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抗；认识论上，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后现代主义等的研究表明，科学不具有绝对的真理性，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也就是说存在不正确的地方，将这种带有不正确认识的科学应用于改造自然时，造成环境破坏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方法论上，近现代科学主要是以机械简单的自然观作为基础的，但是，我们知道，自然是存在复杂性的方面的，如此，当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和具体的方法运用到具有上述复杂性的自然界中时，一是将复杂性简约为简单性；二是舍弃了对非规律性现象的探求；三是没有对非决定性现象进行探求；四是没有对自然的经验性方面进行探求；五是将不可分离和还原的研究对象系统人为地加以了分离还原……这从某种程度上是对自然的简单性方面的认识或是对自然的复杂性方面的某种简化，是对自然的不完整的认识。自然只是一个可以由实验方法加以解剖的，由数学加以计算和由技术加以操纵的，没有任何深刻的东西。由观察实验测量和数学方法等所获得的，是对自然外在关系的局部的、简单化了的认识，是对已被破碎了的自然的破碎的认识，获得的是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如物理学、化学等……掌握的是自然界分散的、断裂的、点状的、线性的规律，因此，按照这种分门别类的规律去改造有机整体性的自然时，很可能会与自然界系统的、全面的、立体的规律相违背，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DDT的认识使用以及造成环境破坏的过程说明了这一点。不仅如此，通过深入的分析可以发现，科学在很多时候是对实验室中的所构建出来的人工世界规律的认识，而不是对外在自然规律的认识，将这样的认识应用于改造外在自然时，很可能会造成环境破坏。这应该是科学应用造成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和根本的原因。[2]

这就是说，科学应用之所以造成环境问题，并不单纯是由人类不恰当地利用科学或带着恶的目的应用科学引起的，而与科学自身的欠缺紧密相关。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上述科学自身的欠缺，即使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也很可能会产生负效应，使科学成为魔鬼。这启发我们，科学要想成为天使应该有两个条件：一是运用科学的人是天使，他要将科学运用于造福人类；二是科学具有造福人类成为天使的本质特征。否则，即使运用科学的人是天使，也不能保证科学应用能够造福人类成为天使。

相应地，如果人们抱着恶的目的或理念，如种族主义、国家沙文主义、恐怖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去进行科学认识和应用，是否就一定带来恶的结果，使科学呈现魔鬼的一面呢？一般来说是这样。不过，应该清楚的是，这种恶的结果也并非只与人类有关而与科学无关。试想，如果没有核物理学的发展，没有质能方程式的建立，人类能够造出原子弹来吗？原子弹能够被某些坏人利用来践害人类吗？是不能够的，是有关核物理学的知识使人类能够打开“原子弹”这个“潘多拉魔箱”。如此，有关核物理学的理论以及质能方程式虽然是一个正确的理论，但不是一个好的、安全的、完备的理论，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维护人类的安全和生态环境。从这一角度考虑，有些人就把核物理学看作一个像魔鬼一样的东西。这也启发我们，即使某一个科学认识是正确的，也不能完全保证它的应用就不产生负效应，要想使其应用不产生负效应，还必须是完备的，符合安全性标准、伦理道德标准、环境标准以及可持续发展标准等。这样考虑之后，像解释温室效应的理论，应该既是一个正确的理论，也是一个好的、安全的、比较完备的理论，因为该理论能够给社会预警，给人类带来安全感和道德感，很少产生或不产生负效应，促进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

如此考虑之后，我们就应该明白，科学有其自身成为魔鬼或天使的特征。这一点体现在其认识特征上。那种将科学认识与应用、科学事实与科学价值分离开来，从而认为科学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的观点是错误的。

3、科学是天使不是魔鬼吗？

有许多人对此持肯定态度。最常见的理由有：

（1）科学本身没有过错，科学之所以会造成负效应，是人们滥用科学的结果；

（2）科学是造成负效应的，不过，它带来的正效应远远大于负效应；

（3）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完全能够避免科学魔鬼的一面，所以科学最终还是天使。

根据前面的论述，理由（1）是站不住脚的。

理由（2）着眼于历史，忽视了未来，没有看到未来的科学应用有可能产生巨大的负效应，且这样的负效应解决起来的艰难。

理由（3）只是对科技抱着乐观的看法，没有多少事实和理论根据，不足为凭。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技术是有区别的，科学求知，技术求利；科学是对自然的认识，技术是对自然的改造；科学不能直接物化，不会对人类生存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技术应用才会引起直接的不良后果。一句话，科学不是技术，负效应是技术产生的，不能将技术应用的负面影响后果归结到作为认识体系的科学头上，如此，科学就是天使不是魔鬼。

不可否认，科学是与技术不同的，这种不同表现在多个方面：对象上的，目的上的，取向上的，过程上的，问题上的，方法上的，结果上的，评价上的，价值上的，规范上的。[4]如果我们仔细寻找，还会找出更多的不同点来。不清楚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这种种区别，将会混淆科学与技术，把本是科学的（技术的）或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当成是技术（科学）或与技术（科学）相关的，从而造成对科学与技术的错误认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与技术一点关系也没有，更不意味着技术应用所产生的负效应只由技术造成，与科学一点关系也没有。

16世纪以前，技术常常来源于一些偶然的经验发现。16、17世纪，除航海业外，科学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或很少转化为技术，真正的转化是从18世纪蒸汽机的应用开始的。但是，“直到18世纪末，科学获益于工业的，远多于它当时所能给还工业的，在化学和生物学两方面，至少要再过一百年，然后科学家才能给出任何可以取代或改进传统的方法，而在医学方面甚至还要更久些。”[5]转而，到了19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变化，科学开始走在技术的前面，科学引导技术发展或导致新的技术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引起新的技术革命，成为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发生的最重要驱动力，成为技术和生产的源泉基础。这使人们认识到，按照“为了认识而认识”的科学能够应用于改造自然，创造巨大的社会价值。从电磁理论到电力革命，从粒子物理学、质能方程到核能的应用等，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推动科学向技术的转化，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科学又是怎样成为技术和生产的源泉基础的呢？原来，现代技术为着实践的目的，利用科学中所包含的原理去创造产品。现代科学所获得的认识体系以及嵌入其中的过程在理论上为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预示着新技术领域的产生。链式反应的核能利用、半导体（晶体管）的发明、激光器的研制、基因重组生物技术的产生，都是来自科学理论的引导，而不是来自经验探索或者来自已有技术的延伸。

一般而言，科学向技术、生产转化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1）科学原理（自然规律性）+目的性技术原理（含目的的自然规律性）；（2）技术原理+功效性技术发明（技术可能性实现）；（3）技术发明+经济、社会性生产技术（社会经济可行性实现）。[6]从这一角度考虑，技术不仅是人类借以改造与控制自然的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操作系统，是一种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体系，而且还是人类把科学所获得的认识能动地整合到自己的目的性预期中，将科学认识原理现实化的系统体系；科学就不单纯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而且还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知识基础。没有技术，科学的应用不可能实现，技术使得科学认识应用于生产物质产品，使科学物化，使得科学认识从实验室中走向生产车间；没有科学，很多技术创新就失去了创新的可能性空间，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技术在很多时候就不知道要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也不知道生产这种产品干什么，甚至有时还不知道应该主要通过什么途径生产这种产品。在科学应用的过程中，并不是科学转化为技术了，而是变革技术以使科学认识所揭示的原理以及可能的现实应用物质化。那种广为流传和被人们接受的“科学应用就是科学转化为技术”的说法是错误的。

正因为如此，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科学是技术所以可能的内在根据，技术是科学受到社会重视，从而持续发展的外在条件。就此而言，科学类似于受精卵，技术就是孕育受精卵的子宫，我们的社会则类似于母体环境。没有科学认识，很多技术创新也就不再可能，很多物质新产品的生产和使用也不可能，进一步地，由生产过程和生产出来的新产品的使用过程所带来的正负效应也就不再可能。鉴此，负效应并不单纯由技术产生，它与科学紧密相关。试想，如果没有核物理学的发展，怎么会有原子弹的诞生，又怎么会有人类面临“核冬天”的威胁？如果没有化学的发展，怎么会有化学工业的诞生，又怎么会有化学污染的出现？如果没有纳米科学的发展，怎么会有纳米材料的应用，又怎么会有纳米应用的潜在风险？如果没有生物科学的发展，又怎么会有转基因生物的出现，又怎么会有转基因生物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一句话，如果没有科学的发展，又怎么会有科学的应用——技术，又怎么会有科学应用所产生的负效应。科学使得这种正负效应成为可能，而技术则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两者缺一不可。那种认为“科学没有过错，负效应是技术产生的”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好的归科学，坏的归技术，从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来看，对技术是不公平的，对科学也是不负责任的。

这样一来，科学是天使不是魔鬼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4、科学是魔鬼不是天使吗？

如果科学是魔鬼不是天使，则应该达到什么条件呢？一是科学所产生的正效应小，负效应大，这时即使所产生的负效应可以解决，则科学仍有可能被看作是魔鬼。不过，从科学发展以及应用的历史和未来看，这种情况并不存在。二是科学产生的正效应大，负效应也大，而且这样的负效应不能解决或者解决起来非常困难，代价很大，此时我们可能更多地把科学看成是魔鬼了。科技悲观论者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除此之外，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学术界出现的一股时髦的反科学思潮，也具有把科学看作是魔鬼的倾向。其具体内涵表现在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后殖民地科学观、多元文化论、地域性科学、种族科学、极端的环境主义者以及某些女性主义科学观等的有关论述中。综合他们的观点，中心含义是：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与自然无关，是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相互谈判和妥协的结果；科学与真理没有关系，所有知识体系在认识论上与现代科学同样有效，非正统的“认知形式”应当给予与科学同样的地位；科学是一个与其他文化形态一样的、没有特殊优先地位的东西；西方科学的出现与西方男性统治、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西方科学发展了西方霸权的工具，并导致了非西方的衰落……

如果科学确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那还真成了魔鬼。试想，如果科学真的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获得的不是对自然的正确认识，那么科学应用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只能是：科学越发展，对自然的错误认识越多，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越大，对自然的错误改造的机会越大，从而对自然的破坏作用就越大，人类受到的威胁就越大，人类就越没有前途。如果科学对自然的认识确实这样，对人类来说，真是一个悲剧，科学就是一个魔鬼。

也许正因为如此，否定科学真理性的人们一般会走向科技悲观论、生态悲观论，认为科技是造成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科技的进步非但不能解决些许的环境问题，而且还会带来新的更严重的环境问题。要解决环境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彻底否定和抛弃科技，科学技术必须停止乃至后退，甚至主张人类应该回到前工业社会中去。

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它会导致相对主义和科学虚无主义，会导致反科学，不利于科技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进步，是应该抛弃的。实际上，我们还真不能完全否认科学的相对真理性。

对于反科学思潮的其他观点，我们应该进行深入的分析、反思和批判，吸取其积极的因素，抛弃其错误的观点。所获得的结论是：“科学之所以变成第二种含义的‘恶魔’，这来源于后现代‘科学文化与社会学研究’对科学本质的歪曲，这不是科学的本来面貌。”[7]如此，由反科学思潮所持有的观点来否定科学，把科学当成魔鬼是没有根据的。

5、简短的结论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科学认识及其应用之所以会造成正负效应，不仅与人们应用科学达到什么目的有关，而且还与科学认识自身的特征——正确性与错误性、自然性与人工性、全面性与局限性、安全性与危险性等有关。如果科学认识是正确的、完备的，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一般会得到善的结果，抱着恶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一般会得到恶的结果；如果科学认识是不正确的、不完备的，即使抱着善的目的去应用科学，也将会达至恶的结果。就此而言，那种认为“科学只是人们使用的工具，其所产生的正负效应取决于人们使用它的目的”的观点是错误的，科学有其自身成为天使和魔鬼的内质。这也启发我们，如果人类不改变自身，优化我们的社会，校正科学发展的方向，谨慎地应用科学，科学最终有可能成为魔鬼。

不仅如此，评价科学是天使还是魔鬼，应该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面进行。从历史的角度看，科学更多地扮演着天使的角色；从目前看，科学天使的一面表现得比较充分，魔鬼的一面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从未来看，科学既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关键是看它所产生的负效应能否解决或在什么程度上解决。那种从科学既产生正效应也产生负效应，就得出科学既是天使也是魔鬼的结论；那种从科学的进步，得出科学是天使，从科学的应用现实，得出科学又是魔鬼的结论；那种认为科学在应用之前是天使，在应用之后会产生负效应是魔鬼等，都是站不住脚的。

不可否认，科学所带来的正效应有可能远远大于其所带来的负效应，科学之所以带来负效应有时甚至很多时候是人们滥用科学的结果，科学是有可能获得真理性的认识的，科学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其所带来的负效应，没有技术科学应用的负效应就不可能实现，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们得出“科学是天使不是魔鬼”的结论，科学在未来还是有可能成为魔鬼的。不过，必须清楚，从目前的研究看，科学成为魔鬼不是由于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反科学思潮给科学所下的结论，而是由于科学相对的真理性以及不完备性所导致的科学应用的负效应的日益巨大，以及解决这样的负效应的艰难。

一句话，对于“科学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应该望文生义，笼而统之地进行，而应该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具体地、有针对性地展开。否则，只会给出不恰当的答案。

当然，从逻辑的角度考虑，把科学归结为“既是天使也是魔鬼”、“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是天使不是魔鬼”、“是魔鬼不是天使”的人，实际上是用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either-orthinking），从二元对立的价值观的角度来评判科学，很多时候获得的是一种排斥了中间层次的极端想法（thinkingwiththeexcludedmiddle），存在不恰当性。如何避免这种欠缺，规避“科学是天使还是魔鬼”的二元对立判断，给出恰当而全面的科学评价，是人类面临的挑战。

参考文献：

[1]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6

[2]肖显静.后现代生态科技观：从建设性的角度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77-124

[3]这也说明，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体现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其中既有科学认识作为一种新的观念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有科学认识被用于具体的实践活动，如用于生产物质产品，影响到人类。那种认为科学认识只有对错，而无善恶之分的观点是错误的。即使在不考虑科学认识应用造成什么样的正负效应的情况下，科学认识所蕴涵的意义也会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伦理、宗教价值等产生影响，从而引发人们对科学认识的这种精神价值加以评价，以判断科学是天使还是魔鬼。

[4]具体内容参见:李醒民.在科学与技术之间[N].光明日报.2003年4月29日B4版

[5]RobertP.Malthauf．TheScientistandthe’Improver’ofTechnology[J]．TechnologyandCulture,1959,Vol,1.Winter.38-47.

文学评论论文篇(7)

    《苏中文学评论选》的出版,在安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部选集不仅充分展示了作者从事文学评论工作60余年来个人的思想探索、理论进取和审美追求,让读者尽情领尝八旬老人的学养才情、文学智慧与人格魅力,使其成为一部个人文学评论集的范本。这部选集同时也集中折射了作者对安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作家、重点作品的梳理、甄别与评判。时空内涵的真实而丰富,理性辨析的自觉而深刻,又使其具有回首过去,正视现实与瞻望未来的文学史的价值。我相信安徽文学界同仁从中读到苏中先生的时候,也同时读到自己,读到自己所熟悉的。

    倡导时代精神、坚守审美尺度,是苏中文学评论的核心价值。新时期伊始,他相继发表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对十六年提法的异议》《从“真实的辩证法”走到真实的禁区》以及《百家》杂志创刊词等文章,在国内文学界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评论文章,或驳斥某种荒谬理念,或质疑某种错误倾向,或提出自我新的见解,评论格调也严峻、幽默,平常风采各殊,但都本着求知、求解的出发点。正如他本人所说的:“这些评论是否深刻或是准确得当,我不敢说,但所说全是真话实话,没有刻意为谁造势捧场之意,更无对谁挑刺之心,有些批评性或否定性意见,也是当时的认知,只是个人的读后观感引发的质疑,并无存心伤人之念。”无论是提出真言批评,还是辨证认同时文价值,或是倡导“兼容的文学评论观”,苏中先生都终得其归之为“美学的眼光”和“历史的眼光”。可见苏中先生的文艺评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基本价值体系,并且与时俱进,在具体的评论实践中,注重拓展经典原理的学理框架与价值内涵,注重结合中国民族文学的气派与风格,使自己的评论文本既不失科学的理论基础,又富有时代精神的先锋。

    理论联系实际,面对文本说话,是苏中文学评论的基本特色。他将评论之道概括为“求真、求实、求异”,并且具体解释为:“求真就是说实话,求实就是尊重文本和评论对象的实际,求异就是说出自己的真知独见。”可见苏中先生是深谙文艺评论作为一门学科的规律和特征的。在苏中的评论文章中,最值得称道的是评论家尊重文本对象的实际。他的《第一个十年——鲁彦周创作论之一》与《陈登科的小说世界》,无疑是鲁彦周、陈登科研究的代表性作品。因而苏中先生熟悉他们,其人其文尽收眼底。评贾梦雷的诗歌,他写道:“他常常把诗的意境融入到散文的叙述里,在诗境中倾泻真情。”评白榕的散文则是:“于散文则如恋人般的沉醉其中,把他在人生旅途中的所见、所感、所悟、所思、所忧、所喜、所兴、所悲,统统都化作了散文……”对韩瀚的作品,苏中先生的评价很高,称之为“正直文人的正直声音”,特别是杂文,“既有直面人生深沉思索与评议,又有情真意切的感慨浩叹”。文学评论只有面对文本说话,才能有的放矢,才能理直气壮,才能折服读者。苏中先生为后学树立了榜样。

    苏中文学评论的价值,还在于他以文学评论作为引领,自觉分析整理本省文学实践的历史及文学发展的态势与走向,他的《安徽当代文学的走势与进程》《新的希望与新的契机》《多一些关注》《与当代同步的安徽当代诗词》等等,既有理论建树,又有文献的价值,成为安徽当代文学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参照依据,安徽文学界老中青三代评论家队伍的建设,也与苏中先生的辛劳与魅力息息相关。值得一提的是,苏中先生在诸多文学研讨会上的即席脱稿演讲比书面文字表述更精彩,那种激情与雄辩让人叹服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