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贸易论文篇(1)

【论文摘要】 中国和印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且发展最快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两国地理位置相邻，产业结构和自身优势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两国之间的国际贸易额并不很大，但是近年来的贸易发展速度却十分惊人，两国间贸易发展空间仍然宽裕。所以，两国应共同寻求南南合作的新途径。从对两国商品贸易的结构分析，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双方贸易商品做出合理安排，从而充分利用各自的禀赋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达到增强两国贸易紧密度和双方和谐利用外资的目的。 【论文关键词】 国际贸易 商品结构 比较优势 产业内贸易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两国人口约2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面积1200多万平方公里，GDP总额约2万亿美元，外贸总额1.5万亿美元。然而，从历年的外贸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中印贸易额占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的分量却不到2％，占印度对外贸易总额的份量不到6％，从这些基本数据的对比就可以发现，双方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存在很多互利的投资与合作机会，贸易增长潜力巨大。事实也正如此，印度一直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传统合作伙伴，两国的贸易额近年来呈现出以较高的增长率逐年递增的态势。另外，由于两国领土接壤，在云南、西藏地区，两国边境贸易也有很好的发展空间。虽然由于历史原因，中印边境贸易在一段时间里面有所衰退，但是两国自身都客观具备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互补和合作的优势。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中印乃堆拉口岸的开放、胡锦涛主席2006年底成功出访印度等一系列增进双边交流合作的利好消息的到来，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发展前景被十分看好。 一、加强中印贸易合作对双方的经济腾飞具有战略意义 曾经有人预言，中国和印度在将来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许多学者也曾提议并探讨了关于建立中印自由贸易区的设想。这些都说明这两个国家应该在经济发展的方向上寻求某种共同的道路。但是，在现实中，中印双方各方面的相互合作的确还存在一定困难，单从贸易方面来讲，由于受到政策、文化、历史、国情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中印贸易的实际开展远不如理论上那样顺利。总结阻碍中印双边贸易发展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三个：首先，中印之间由于历史原因，印度对我国有一定戒备心理；其次，两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市场，在对外出口和吸引国际投资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竞争格局；第三，两国陆运贸易不发达，虽然接壤，但是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目前两国之间大部分贸易的开展是通过海运进行的，路程远、费用高，不利于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笔者认为中印加大互利合作是两国的明智之举，中印双方应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寻求一种南南合作的新格局。其中中印贸易紧密程度的加强，是这种南南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主要表现在： 1.加强中印贸易的紧密联系可促使中印两国在政治方面更加相互信任 同我国一样，印度也正处在改革的浪潮之中，它的目的同样也是经济的迅速腾飞。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对此十分感兴趣，印度也有意希望借助美国等一流发达国家的力量来迅速达到赶超的目标。但这样对于我国而言无疑是不利的。如果能够使两国的经济依赖性加强，在各个领域展开更充分的合作，使双方都成为彼此不可缺少的伙伴，那么经济上的紧密性会影响政治的紧密性，在双方互为有利的基础上，稳定的双方关系应该不难创造。 2.双边经贸合作的加强有利于提高两国的经贸效益 加强双边经贸合作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对于双边贸易，特别是陆运贸易，如果能适当降低关税，则可以进一步扩大贸易量。但就目前而言，印度的关税依然处于一个较高水平，这对双方贸易的进一步开展无疑是不利的；另外，如果像许多学者提出的那样，中印自由贸易区能够建成，则双方获利会更大，根据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的经济理论，不难推测出这个结论。 3.加强中印贸易合作可以给我国西部地区创造更多发展机遇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几年来，西部地区经济状况已经得到了一定改善，但是这点成绩对于彻底改善西部地区的落后状况还是远远不够的，仅仅依靠优惠政策也是远远不够的，西部地区应该发掘自身的禀赋优势，并能够将资源转化为资本。西部地区应努力做成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战略基地。首先，西部地区的区位优势明显，从云南、西藏到印度都有公路到达，去年建成的青藏铁路，更是将内地和印度的陆地距离延伸到了拉萨，而且在我国的“十一五”规划中，青藏铁路的延长线已经被纳入重点工程，该延长线将现有的 青藏铁路从拉萨延长到了日喀则，按计划，以后还会延长至亚东口岸，这将进一步拉近了与印度的距离，为中印贸易的开展，包括边境贸易打开了方便之门。其次，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是不容忽视的。我国是一个劳动力廉价且众多的国家，西部地区正是我国劳动力密集的地区之一。现在我国的劳动力流动方向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如果西部地区作为中印贸易的门户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那么随着该地区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大量的劳动力会回归到西部地区，从而可以相应减少流动开支和一系列其他相关社会问题，使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分布不均的问题得以缓解。 二、中印商品贸易结构分析 1.中印产业间贸易情况分析 在中印商品贸易中，双方的进出口产品类别有着较大差异，本文根据HS（The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编码的商品分类标准将参与贸易的商品进行分类研究，该分类制度是迄今为止最完善和科学的国际贸易分类体系，它将所有贸易商品共分为22类、99章，考虑到实际情况，本文在研究中印贸易商品时，剔除了第19类（武器弹药及其零件附件）、20类（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和21类（特殊交易品及未分类商品），主要原因是由于这几类商品贸易量太小，故本文以下只研究其他19类商品。如图1－图3所示，从2003年到2005年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印商品贸易有如下特点： （1）中国和印度的商品贸易结构比例基本保持平稳； （2）多数类别的商品贸易量较小，但也有部分商品显示出较高的贸易额度； （3）从印度出口方面来看，该国出口到我国的金额最大的商品是第5类（矿产品），且在该类商品中，印度保持了较大的顺差；第15类（贱金属制品）中，两国贸易量也较大，虽然在2003年，印度在这类产品的出口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但随后2011年、2005年数据显示两国贸易差额不大；第7类（塑料橡胶制品）中，印度显示出略微强势的出口额，但两国这类产品的贸易量并不大；（4）从我国的出口方向来看，我国在第6类（化工产品），第11类（纺织品）和第16类（机电产品）的出口中占有比较优势。 图1 2003年中印贸易商品分类金额 图2 2011年中印贸易商品分类金额 图32005年中印贸易商品分类金额 从图中还可以看到在贸易量较大的产品类别中，进口或出口一边倒的形式十分明显，双方都有具备贸易比较优势的产品，显示了双方商品的互补性，这对于双方贸易的开展是有推动作用的。然而，这样的商品在中印贸易间只是少数，而且，由于诸多原因，一国某类商品大量的贸易顺差无疑会增加另一国一定程度上的贸易恐慌，特别是由于近年来我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与许多国家的一直保持了顺差形式，加之印度本国也正在实行一系列崛起战略和改革战略，双方较大的贸易差额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一国的利益，从而影响到两国的贸易进一步开展。所以，这种基于双方比较优势而开展的国际贸易并不十分适合于这两个发展中国家，或者说中印贸易的大规模发展完全依靠这种传统的贸易形式是不够的，而基于规模经济优势的产业内贸易应该更适合目前双方的贸易开展甚至对两国吸收更多的国际投资也能起到促进作用。 2.中印产业内贸易情况分析 学术界一般用产业内贸易指数来衡量产业内贸易程度的高低。在一系列统计指标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数（Grubel-Lloyd Index）简称GL指数，是迄今最常用的权威性测量 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指标，某产业的GL指数表达式为： Xi-Mi Bi=1 － ———— Xi+Mi 其中，Xi表示某国i产业的出口额；Mi表示某国i产业的进口额；Bi在0－1之间变动，Bi越接近1，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越接近于0，则说明产业内贸易程度很低。根据统计数据计算，中印产业内贸易指数如表2所示。 表2 中印19类主要贸易商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1997－2005) 数据来源：高校财经数据库 根据表2中的数据，本文只着重研究双方贸易额较大的商品类别的产业内贸易情况（即第5、6、7、11、15、16类商品），可以发现如下规律： (1)在印度顺差较大的产业中，第5类商品两国的产业内贸易程度逐年降低；第7类和第15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比较大，且近年依然呈现上升趋势。 (2)在我国贸易顺差较大的产业中，第16类产业内贸易指数较平稳，且产业内贸易程度很小；第6类产业内贸易指数指数逐年上升；第11类产业内贸易指数逐年下降。 可总结得到以下结论，如表3： 表3 中印贸易中适合不同贸易形式的商品类别 三、发展中印贸易对策分析 针对前文所研究的发展中印贸易的战略意义和双方贸易商品结构数据的分析，笔者认为发展中印贸易可以采用以下策略。 1.对双方具备比较优势产品要继续保持其优势 对于印度的矿产品和我国的机电产品和纺织品（虽然纺织品还有一定的产业内贸易成分，但是其趋势已经越来越小，所以对于纺织品贸易而言，中国还是具有比较优势的）而言，因为双方都有着较强的绝对优势，这种优势的具备前者是因先天禀赋后者是后天多年的积累结果，且都是不容易改变的固有优势，所以对于这两类产品双方应该进一步巩固各自的优势，而不必刻意弥补贸易差额，更不要恶性竞争和制定高额壁垒加以限制。 2.利用规模经济开展产业内贸易 对于塑料橡胶制品、贱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内贸易已经形成且有逐步加强的趋势，所以，对于这几类产品，两国应着重加强产业内的分工协作，在产品质量、档次、用途等方面，结合本国其他资源如土地、劳动力等，展开合理分工，充分利用双方的优势资源，创造规模经济效益。另外，由于双方协作分工，产业间的恶性竞争会相应减弱，这对于目前两国吸引FDI方面的矛盾也会有所缓解。 3.大力加强边境陆运基础设施建设和沿线配套服务建设 目前，印度进口到我国的商品所经过的陆运途径主要是经缅甸到达我国云南。值得欣喜的是青藏铁路的开通及已经纳入“十一五”工程的其延长线的修筑无疑对双边的陆运贸易往来是一个利好消息。铁路的运力是陆运的数倍，这样一来既可减少以往绝大部分依靠海运的运输成本，又可以提高运输的速度、效率和安全性。另外，在陆运沿线也应该相应地建立服务于双边贸易的配套设施，如在云南、四川、广西等地设立货物装配和集散仓库、商品加工厂等；也可以不定期在这些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产品博览会，针对双方的优势产品展开贸易洽谈，不论双边贸易还是地区经济亦可在会展经济中获得一部分收益。

商品贸易论文篇(2)

（一）玩具抽查玩具产品52批次，均为出口产品，涉及检测项目有：我国国家标准检测项目、欧盟标准检测项目、美国标准检测项目、电玩具标准、邻苯二甲酸酯含量、镉含量、偶氮染料、游离水解甲醛，共检出不合格批次11批次，不合格率为21.2%。其中：机电轻纺处抽查塑胶玩具来自4家生产企业共4批，抽查玩具原料（油漆）来自6家生产企业共26批，检测结果均合格。市场处共对22个批次的市场采购出口玩具实施抽样，其中检出11个批次不合格，批次不合格率为50%。；涉及31项检测项目中不合格的有11项，项目不合格率为35.48%。从抽样检测的结果来看，玩具生产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较稳定，全年未检出不合格。但市场采购出口玩具产品质量状况堪忧，不合格率高达50%，主要不合格项目为玩具物理和机械性能、标识和警告说明等方面。如年龄警告图标缺失、包装袋厚度不符、小零件、绳索安全性问题等，主要原因是部分市场采购玩具的生产企业并未按照进口国标准进行生产和质量控制，或者采购商不熟悉进口国标准直接购买国内玩具出口导致不合格检出。

（二）食品进出口食品抽样43个，其中出口产品11批，进口产品32批，检测项目包括各进出口食品标准要求的微生物、重金属、塑化剂、食品添加剂、农残、理化指标等项目，共检出不合格批次5批，不合格率为11.6%。其中：完成进口食品抽样监控32批，覆盖酒类、橄榄油、咖啡豆等食品，检测项目184项，检出不合格批次5批；完成出口食品抽样监控11批，覆盖大米蛋白及其原料、火腿及其原料、红曲粉等产品，检测项目34项，检测结果均为合格。根据监控检测结果，出口食品品质较稳定，未检出不合格。进口食品不合格主要是酒类类型标注错误和检测出未标示的食品添加剂。分析其主要原因是进口商对食品标签把关不严格，未向境外出口商或生产企业详细核实产品配料，未将中文标签和原外文标签仔细核对造成的。

（三）仿真饰品抽查仿真饰品42批次，全部为出口产品，检测项目包括铅含量、镍释放量、偶氮、甲醛、五氯苯酚、燃烧性能、邻苯二甲酸酯等，共检出不合格批次4批，不合格率为9.5%。其中：抽查的仿真饰品来自于13家生产企业，共37批次。经检测共有2批不合格，不合格原因为镉含量超标，不合格率5.41%。不合格项目均为总镉含量超标。市场处共对市场采购出口的15批饰品及其配件实施抽样，完成检测项目23项。15个批次的市场采购出口饰品中共有1个批次检测不合格，批次不合格率为6.67%，；23项行政抽样检测中不合格的有1项，不合格原因为邻苯二甲酸酯含量过高，项目不合格率为4.35%。根据抽样检测结果显示，义乌辖区出口仿真饰品整体质量情况较好，有毒有害物质含量基本符合进口国标准或国家标准。检出不合格产品原因是少数生产企业用料较差、工艺落后，产品质量不过硬，特别是在原料质量把关和自检自控方面的不足，使用劣质原材料导致重金属、邻苯二甲酸酯等检测项目不合格，外贸公司和生产企业需予以关注。

（四）机电产品抽查机电产品34批，其中出口产品28批，进口产品6批，检测项目主要有标识/说明、防触电保护、泄漏电流、电气强度、耐潮湿、接地措施以及耐热和耐燃等，共检出不合格19批次，不合格检出率为55.9%。其中：抽查出口机电产品来自于辖区内7家生产企业，共抽检8批次节能灯产品，不合格批次为0。抽取进口产品来自于义乌市场商位，产品名称为剃须刀、脱毛器和电动毛发推剪，共6批。检测项目主要有防触电保护、泄漏电流、电气强度、耐潮湿、接地措施以及耐热和耐燃等项目，不合格批次为0。市场处抽样检测机电产品主要是小机电，本年度共对市场采购出口的20批小家电实施抽样，检测项目为小家电型式试验。主要抽样产品为应急灯/LED灯、直发器、电熨斗、电风扇等。其中不合格数量为19批次，批次不合格率为95%。从抽查结果看，生产企业产品质量稳定，未检出不合格。市场采购出口小家电产品质量状况不理想，不合格率高达95%。不合格原因根据类型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标识/说明类不合格，主要表现在缺少铭牌、无额定电压、额定功率、产品型号、警示符号、电源线资料、说明书等必要信息；二是安全保护类不合格，主要表现在防护等级不达标、温升试验不合格、缺少应急保护开关、缺少保护电路、电源线横截面积小于标准值；三是加工制造不合格，主要表现在防护部件与工作部件可拆卸、螺钉螺纹易损坏、手指能穿过保护罩触及运动部件、导线易脱落、连接头与螺帽连接不可靠等；四是部分关键元器件缺少有效认证证书等。

（五）动植物产品抽样动植物产品31批，全部为出口产品，检测项目包括甲醛释放量、重金属、黄曲霉毒素B1、玉米赤霉烯酮、赭曲霉毒素A、微生物、二氧化硫等，未检出不合格批次。其中：出境竹木草制品抽样检测的30个样品，检测的20项次甲醛和12项次油漆中重金属项目检测均合格，未发现超标样品，说明通过检验监管，出口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有所提高。共抽样监控出口饲料1批次，检测3个重点项目和4个一般项目，均未发现超标的情况。

（六）鞋类鞋类实施抽样20批，全部为市场采购出口产品，检测不合格13批，不合格率为65%。检测不合格产品中，人造革鞋8批，布鞋1批，塑料鞋4批。主要检测不合格项目为外底防滑性能、耐磨性能、帮底粘合强度、拖凉鞋帮带拔出力等不符合标准值。经仔细调查发现，不合格鞋类在生产过程中存在工艺控制不当、原辅料把关不严等现象，导致产品达不到出口标准要求。对外贸企业进行了出口鞋类产品技术法规的宣传和教育，要求企业验货员认真把关，控制出口鞋类质量，督促企业及时对验货过程中发现的不合格鞋类进行退货处理。

（七）与食品接触材料抽查与食品接触材料产品16批，均为出口产品，检测项目主要有重金属含量、蒸发残渣、脱色试验、高锰酸钾消耗量、邻苯二甲酸酯等，共检出不合格3批次，不合格检出率为18.8%。其中：抽查的食品接触材料产品来自于辖区内8家生产企业，共8批次，其中塑料吸管3批，塑料杯3批，奶瓶2批，根据产品材质及出口国家不同检测了重金属含量、蒸发残渣、脱色试验等项目，检测结果均合格。市场处共对市场采购出口的8批含2种以上材质制成的与食品接触制品实施抽样，完成检测项目15项。检测不合格3批，批次不合格率为37.5%。由于市场采购出口的与食品接触机电产品基本没有，故未能按计划进行抽样。根据抽样检测结果分析，义乌生产企业抽样的与食品接触材料产品质量稳定，抽样检测均为合格。市场采购出口与食品接触材料产品不合格率为37.5%，不合格原因主要是金属材质重金属铅、铬、镍含量超标、脱色试验结果阳性等。这一方面与部分市场采购出口商和生产企业质量管理松懈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欧盟等国家地区对重金属迁移量限量要求较高的原因。

二、检验检疫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监控抽样的实施与计划差别较大根据统计，实际完成的监控抽样种类和数量与监控计划存在较大出入，其原因一是因为法检目录调整后，部分调整出目录产品从8月份后便暂停抽样；二是进出口实际与计划差别较大。如市场处计划对食品接触类机电产品进行抽样，但因全年无此类产品出口而不能开展。

（二）部分产品监控项目设置不合理，不合格检出率较低质量安全监控项目以日常普通项目为主，此类项目一般为产品出口必检项目或重要项目，因此企业在这些类别上的质量控制较好，使得不合格检出率较低。而对进口国较为关注或通报量较大的项目涉及不足，使得监控数据不能准确反映产品质量状况，部分收到多次国外通报产品全年未检出不合格。

（三）监控计划设置不合理质量安全监控计划按照检测项目进行分类，而未对抽样批次进行计划，而检测结果和报告均按照产品批次出具，这导致统计过程中无法将完成情况与计划一一对应，不利于对质量安全监控工作的监督管理。

（四）监控抽样规范性有待加强虽然现在对安全监控工作较为重视，基本按要求完成相关工作任务，但也存在部分抽样单证不齐全，抽样结果和数据统计不规范，阳性样品后续处理拖沓等问题。

三、进一步做好商品检验检疫的建议

商品贸易论文篇(3)

关键词: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证;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表面上直观地来看,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呈现着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又存在着因果关系?本文将利用过去20多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相关研究回顾

贸易投资一体化是指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同时存在或融为一体,微观上两者有分工又有共同的行为目标,宏观上二者高度融合、相互依赖、共生发展(陈阳和王延明,2007)。国内外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方面。由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中,而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以市场不完全性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相互独立的,国际贸易理论通常不分析国际直接投资问题,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现代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试图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出现了贸易理论与投资理论的融合与交叉(张天桂,2004)。美国哈佛大学教授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但真正尝试建立一种将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它使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得到进一步的融合。迄今为止,理论上已经形成了mundell(1957)的替代论、k.kojima(1977)的互补论、patrie(1994)的不确定论三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不同观点。

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检验。除早期的实证研究和部分行业研究证明了贸易和投资的替代关系以外(adler and stevens,1974;gopinath eta1.,1999),大多数实证研究都支持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r.e.lipsey and m.y.weiss(1981)、g.c.hufbauer(1994)、gramham(1996)等学者分别对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作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gokdberg and klein(1998)、eaton and tamura(1994)分别采用引力模型、回归模型进行研究,都证实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进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blomstrom、brenton、narula and wakelin等分别用发达国家的数据对fdi与东道国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出口竞争力高度相关。nakamura等和maryamiti等分别于1998年和2000年对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进行了经济计量检验,也均认为两者呈互补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出相关关系,fdi对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及结构优化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如江小涓(2002)首次对fdi与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的定量研究认为,fdi有利于优化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陈继勇和秦臻(2006)对1992年至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长均存在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然,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也并非完全一致,如goldberg and klein于1998年的另一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减少了双边贸易额,两者呈替代关系;史小农(2004)采用协整分析方法认为长期内fdi流入对我国商品进出口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短期内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综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来对贸易与投资关系进行研究,而就我国各地区的相关研究较少,虽然有部分学者对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相关研究能给学者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直接效应。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还较小,但是这一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直接带动江西的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回归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

(1)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在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将直接带动江西对外贸易的发展。从图1可以看出:第一,近些年来,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从1995-2007年,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从2.0亿美元增加到49.7亿美元,增加了24倍,年均增长率为30%;尤其是近几年发展较快,从2002年到2007年6年时间增加了45.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62.5%。第二,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有所上升。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11.9%增加到2007年的52.6%,13年增加了40.7个百分点。从1999年开始,这一比重大多维持在1/5以上,1999-2007年年均比重为25.5%。因此,江西不断增长的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及其所占比重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2)回归分析显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直接作用,本文利用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进出口总额(tr)、出口额(ex)、进口额(im)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西对外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从1987-2007年,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出口、进口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贸易倾向、边际出口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分别为0.34、0.28和0.51,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增加0.34%、0.28%和0.51%。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

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江西对外贸易的作用有不断加强的趋势。通过分别对1987-2007和1987-1999两个不同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回归可以看出,无论是进出口总额,还是单独就出口和进口而言,1987-2007年的边际倾向都要大于1987-1999年的边际倾向。1987-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边际进出口倾向、出口倾向和进口倾向分别为0.25、0.24和0.30,都明显小于1987-2007的边际倾向,说明近几年(2000-2007)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作用有所加强。

2.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间接效应。为了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间接效应即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以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i)、初级产品进口额(im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i)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1)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工业制成品出口(exi)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江西工业品出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为0.2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工业品出口约增加0.29%;而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初级产品出口(exp)之间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江西外商直接直接投资还不能促进初级产品的出口。因此,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制成品出口的作用明显大于对初级品的作用,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2)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初级产品进口(imp)、工业制成品进口(imi)之间都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初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分别为0.41和0.4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初级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分别增加0.41%和0.49%,两者相差不大,说明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二)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本文同样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外贸总额(tr)、出口(ex)、进口(im)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回归结果的r2值、f检验值和t检验值都比较显著,说明回归效果较好。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2)江西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三)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们之间能够相互促进是不是就意味着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呢?本节将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考察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granger因果检验是检验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因果检验认为,如果x是y的granger原因,但y并不是x的granger原因,则x的过去值应该能够帮助预测y的未来值,但y的过去值不应该能够帮助预测x的未来值。因此,granger因果性检验一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可由一个变量自身的过去值来解释以及加入其它解释变量的过去值,能否增加解释力度。根据granger因果分析的假设前提,所分析的数据要求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在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之前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

(2)本文的样本区间为1987年至2007年,所有数据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及《国家商务年鉴定》(1988-2008)。由于4个变量大体上都具有指数特征,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2.实证结果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本文采取扩充迪基-富勒检验即adf检验来进行平稳性检验,原始序列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说明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以后的adf值均小于5%、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说明序列经过差分后达到平稳,因此,可用其一阶差分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2)因果关系检验。由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是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因此我们用4个变量的平稳序列即一阶差分序列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进行检验。从检验结果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与进出口贸易总额,还是单独与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之间都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但是由于江西的对外贸易与外

商直接投资的总量毕竟相对还较小,并不能构成彼此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第一,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能够相互促进。一方面,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回归分析显示,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同时,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改善出口贸易结构,但对进口贸易结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江西无论是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还是进出口贸易总额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减弱。

第二,尽管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之间有相互促进作用,但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果检验告诉我们,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投资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说明:一方面,江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还太小,而且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出口额占江西进出口额的比例也较小,其对江西对外贸易的直接作用并不是很大;同时由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不高,其外溢效应也没有充分的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江西的对外贸易发展也相对落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考虑更多的是江西的软硬环境、优惠政策、市场规模等等,而不是其对外贸易的发展程度,因此对外贸易也不是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动力,不能构成其granger原因。

第三,要努力协调外贸与外资政策,促进江西外贸外资共同发展。在目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日益密切的形势下,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施对外开放和发展开放型经济时不可仅仅偏爱于任何一个方面,而要两者并举。要努力克服外贸与外资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因素,使其同步发展,逐渐实现一体化。因此,江西在制定经贸政策时,就必须要使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协调一致,这样才能发挥政策的合力,才能实现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高度结合。目前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具体可以包括:第一,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通过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来提高江西外贸的规模。第二,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所占的比例要大于一般贸易所占比重,而且要远远高于内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比重,因此可以通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来提高江西加工贸易的比重,改善贸易方式结构。第三,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进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也将会提升江西产业结构,从而提高国内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改善出口商品结构。第四,逐渐实现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多元化,可以扩大江西的外贸渠道,有利于推动江西的出口市场多元化。

参考文献:

[1] 陈阳,王延明.我国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12):24-29.

[2] 陈继勇,秦臻.2006.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影响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5):62-68.

[3] 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商品贸易论文篇(4)

关键词：中间产品贸易；新贸易理论；现代企业理论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6)06－0006－06

一、中间产品贸易对新贸易理论的偏离

随着全球贸易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的迅猛发展，贸易模式更多地转向以中间产品为载体的公司内贸易或公司间外包贸易，中间产品贸易已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

Feenstra & Hanson(1998)使用投入产出表推测了美国的中间产品进口量，发现美国中间产品进口占总进口的比例从1972年的5．7％增至1990年的13 9％，Campa & Goldberg(1997)对加拿大、英国(但日本例外)的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结论。Hum－mels，Ishii，Yi(2001)与Yeats(2001)的研究都表明，国际贸易中零部件贸易比最终产品贸易的增长要快得多。在这些中间产品贸易中，美国商务部门(The Business Press)强调了与跨国公司内部相关的国际外包贸易增长的壮观事实；Hanson，Mataloni，Slaughter(2003)记载了同样引人注目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增长情况。Grossman & Helpman(2004)认为垂直专业化之所以会发生，就在于它背后快速增长的中间投入品、零部件和专业化生产服务的中间产品贸易。Spencer(2005)则以1986～2003年中国制造业为例，说明其出口从1988年的390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3980亿美元中，加工贸易的出口比例从1988年的35％增加到2003年的57％，其中至少有25％的比例是股权式公司内贸易，其余约22％的出口贸易是属于公司间外包贸易。

这些事实表明，中间产品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增长的重要方式。然而，由于这种贸易是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相融合的直接结果，它既可以发生在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可以发生在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和地区，还可以发生在要素禀赋完全一致的国家和地区。换言之，中间产品贸易与主流贸易理论发生了偏离。在以H－K为主要框架的新贸易理论框架中，虽然它并不像传统比较优势理论那样，把中间产品贸易作为国内的生产结构问题来处理，但它只是合理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而对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完美解释则显力不从心。实际上，中间产品贸易主要发生在垂直型专业化贸易范围内，而不是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中。具体来说，中间产品贸易对新贸易理论的偏离主要表现在：

其一，国际贸易的生产性与交易性。由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高度一致性，中间产品贸易实际上就是以零部件、配件、组件及中间投入品等为载体的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或者说是这些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直接流动，它既体现了商品的生产属性，也体现了商品的交易特性。但在以H－K模型为主要框架的新贸易理论中，生产要素是不可以流动的，没有中间产品的投入，生产技术不仅在每个部门内的各个品种间相同，而且在各部门间也相同，国际贸易活动只是最终产品的交易，因而商品的生产特性被忽视了。这从Krugman模型(1979，1980)、Helpman模型(1981)以及Helpman－Krugman模型(1985)的假设中就可以看出。尽管在Either(1982)模型中，出现了中间投入品的生产，但他采用的是单要素假定，其生产函数类似于Krugman所使用的――只不过他用投入品M代替了劳动。而在后来的新贸易理论进展研究中，尽管也吸纳和扩展了Either的方法，将中间产品的投入置于模型假设之中，但都是采用了过于简化的假定条件，即以一体化世界经济作为参照物，并且都只是从产业层面上来考察贸易的原因、模式及其对福利分配的影响，企业只是作为一道简化的装置出现，企业内部组织方式、策略行为等都被简化了。因此，现存的H－K贸易理论框架无法对国际贸易的生产性特征给予合理解释。

其二，契约的不完备性与不完全市场结构。中间产品贸易是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必然结果，准市场的交易环节加剧了交易过程的复杂性。在国际外包方式下，由于信息不完全、当事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倾向，契约条款描述的完备性、履约方式及违约处理等各方面难以做到事前明确，契约只能考虑到数量有限的变量，或者是与契约直接相关的变量，或者是那些“法庭”容易验证的变量，最终产品商和中间供应商之间很难签订一个完备的外包契约。即使在国际FDI形式下，最终产品商和中间制造商之间也同样面临着雇佣契约和激励契约等，这些契约也是难以对未来的偶然事件及其责任、权利做出明细规定，因而契约也是不完备的。然而，在现有的H－K贸易理论框架中，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强调不完全市场结构、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使理论进一步逼近现实。但是，在H－K模型中，不完全市场结构是用厂商数目、产品差异化及价格变化来体现的，对于信息不完全这一条件却被简化了，更没有涉及到微观企业内部行为问题。因此，H－K贸易理论没有考虑到中间产品贸易中契约的不完备性。

其三，贸易模式的网络性、内部性与外部性。随着国际生产的全球化发展，贸易活动越来越围绕跨国公司而展开。在母公司的控制下，最终产品商既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等股权式的一体化形式，也可借助于品牌、协议、分包、许可证等非股权控制的非一体化形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垂直一体化生产”(vertical integrated production)或“零散化生产”(fragmented production)。相应地，大量的原材料类中间投入品、零部组件类中间产品，将频繁地流转于各子公司、分公司或外包企业网络之间，从而产生了大量的中间产品贸易。显然，发生在“垂直一体化生产”方式下的中间产品贸易是典型的公司内贸易模式，体现了贸易模式的内部性；而在“零散化生产”方式下发生的中间产品贸易则是公司间外包贸易模式，体现了贸易模式的网络性，即贸易各方之间都承担了关系专用性投资(relationship specific invest－ment)，是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中间形态，用Spencer的观点来看，这种外包模式最好描述为合资

关系(a joint venture)而不是市场关系(an arm’slength relationship)(Spencer，2005)。这两种贸易模式都不能简单地以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来区分。但在H－K贸易理论框架中，国际贸易是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模式，体现了与产业间贸易模式的外部性相比较的内部性质。因此，中间产品贸易模式的网络性和内部性与H－K贸易理论中贸易模式的性质发生了偏离。

二、新贸易理论对现代企业理论的吸纳

中间产品贸易与新贸易理论之间的偏离，客观上促进了新贸易理论不断改进理论假设，增强理论解释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表现在对跨国公司的研究上。近些年来，新贸易理论学者们尝试将跨国公司的行为分析纳入其分析框架之中，承认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跨国公司行为会对贸易模式、贸易量、贸易结构以及社会福利都产生重要影响，并且依据产业组织理论和寡头垄断竞争理论提供了分析跨国公司为何出现的基础。尤其是随着大量中间产品贸易现象的不断凸显，Mclaren(2000)开始将现代企业理论融入国际贸易模型之中，利用要素禀赋差异和现代企业理论，解释了契约不完备条件下企业内贸易行为及中间产品贸易现象。此后，西方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这一研究进行了探索，为新贸易理论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从整体上看，这些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四个视角展开：

1．交易成本分析。Mclaren(2000)首先使用了一个简单的交易成本模型(USF－DSF Pairs)，将企业组织理论融入国际贸易模型之中，分析了国际开放对垂直一体化的影响及其所产生的福利效应。在模型中，他放弃了新贸易理论中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假设，引入了“市场厚度”(thickness of the market)的概念。他认为，最终产品商获得专业化的中间投入品，既可以通过叫价机制从市场上获得，也可以通过合并供应商从一体化内部获得，企业通过对市场贸易的敲竹杠问题(hold－up)与垂直一体化贸易的治理成本问题进行权衡。他强调这种权衡主要与市场厚度相关，即投入品市场厚度决定了企业组织方式和贸易模式的选择，从而影响贸易利得和贸易效率。尽管Mclaren将交易成本理论与市场厚度概念结合起来，但这一模型抽象掉了对最终产成品的影响，也忽视了一般均衡贸易模型中的要素禀赋差异特征。

Grossman & Helpman(2002)在Mclaren(2000)的基础上，把对垂直一体化与外包之间的组织方式选择发展到一般均衡、垄断竞争框架中，并考虑了最终产品行业的产品差异程度。不过，在他们的模型中，网络性市场贸易是通过不完全契约而不是叫价机制来进行。这样，专业化零部件的生产成本是在讨价还价(bargaining)之前就是沉没的，通过利润分享形式，零部件的购买可在零边际成本上进行，最终产成品通过中间生产商选择供应的零部件数量受到限制。然而，由于这一模型是假定在封闭经济环境中进行，这就妨碍了对国际FDI与国际外包活动的全面考察。

不过，Grossman & Helpman(2005)将这一模型引入到一个两个国家、两个企(产)业的一般均衡的生产和贸易模型中，以市场厚度的外部性为特征，运用要素禀赋差异假设和交易成本方法，分析了在全球化经济中，最终产品生产商必须为企业外包出一些必要的服务或零部件，以及企业进行外包决策时必须要考虑的区位选择问题。并利用这一模型检验了国家规模(用劳动力参数来表示)、外包技术(用定制模具样品的费用参数来表示)、搜寻技术、契约环境对外包行为及国际贸易模式、贸易增长的影响，从而说明垂直生产网络下企业通过国际外包方式获取专业化中间投入品的必然性。

评论：通过交易成本的分析方法，以H－K为主要框架的新贸易理论建立了一个不完全契约条件下的一般均衡生产和贸易模型，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间产品的生产行为和贸易性质。但是，这一方法没有考虑生产组织的权力配置影响，因而对中间产品贸易的企业内部行为考察是很有限的。

2．产权理论分析。Antras(2003)首先将GHM财产所有权理论嵌入到一般均衡垄断竞争贸易模型中，根据所有权结构、要素密度和垄断竞争条件来解释国际贸易。在解释美国23个跨部门的制造业行业贸易模式特征时，Antras遵循了Grossman &　Hart(1986)的核心思想，认为专业化投入品的生产成本是非契约性的，最终产品生产商通过借助资本的前向性投资，能够消除贸易中的敲竹杠问题，解释了资本密集型商品多公司内贸易，而劳动密集型商品却多发生在市场交易中。在解释美国28个跨部门的国家贸易模式特征时，他将局部均衡框架嵌入H－K(1985)模型中，将企业边界同国际生产选址结合起来，解释了美国与资本富裕国家倾向于公司内贸易，而与资本稀缺国家倾向于外包贸易，而且资本一劳动比率越高，美国与其附属企业之间的进口占美国总进口的比率也越高。不过，在这一模型中，最终商品是被假设为非贸易品，世界贸易都是中间投入品贸易。

在Antras(2003)的基础上，Antras & Helpman(2004)把Melitz(2003)的产业内异质性模型融入Hart & Moore(1990)财产权模型中，建立了一个北一南国际贸易模型，根据企业生产能力水平选择所有权结构和供应商的区位，从而决定了中间投入品的贸易模式。他们认为，最终产品商与零部件供应商之间是关系专用性投资(relationship specificinvestment)，并通过不完全契约来治理。在对供应商的区位选择时，最终产品商要在南方的较低可变成本收益与北方较低固定成本收益之间进行权衡；在选择贸易模式时，最终产品商要在垂直一体化所有权优势的收益与独立供应商的高能力激励的收益之间进行权衡。这样，均衡模式取决于要素禀赋差异、所有权优势、事后纳什讨价还价能力和总部密度技术。因此，高生产能力企业在外国一体化或外包获得中间投入品，低生产能力企业在母国外包。

Feentra & Hanson(2003)将GHM财产所有权模型应用到对中国外包贸易实践中，对产权理论分析方法进行了经验性应用。模型根据1997～1999年中国加工出口的1位数SITC产品数据和企业类别的详细数据进行经验检验，发现在中国从事加工贸易出口的跨国企业，最普遍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外国企业至少拥有部分所有权，中方控制投入品采购权，这一结论支持了GHM所有权分析方法。

评述：由于考虑到企业内部的权力配置问题，通过产权理论方法建立起来的一般均衡垄断竞争贸易模型，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间产品生产性质、贸易模式和企业组织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在全球生产网络下，如何考虑非物质权力对企业间贸易模

式和贸易行为的影响，对这一方法来说，无疑是个挑战。

3．激励机制分析。Grossman & Helpman(2004)首先将Holstrom & Milgrom(1991)多重委托一模型与Grossman & Helpman(2002)的企业组织研究相结合，纳入北一南国际贸易模型中，研究了在垂直一体化方式和国际外包方式之间获取中间产品的权衡问题。认为委托人为了生产出异质性的最终商品，需要获取中间投入品，但投入品必须由拥有专有技术(know how)的人生产，这个人可以是雇佣经理，或者是独立的供应商。但无论哪种情形，人交付恰当投入品的能力都是不确定的，并与人的努力程度密切相关。如果委托人雇佣了人作雇员，他能监督到人部分多重任务中的努力水平，如果他雇佣了一个独立的供应商作为人，监督是不可能的。因此，垂直一体化方式的较好监督性与外包方式的高能力激励之间就存在一种权衡。激励机制分析表明，委托人偏好垂直一体化而不是市场契约仍是可能的。另一方面，由于供应商能够承担一些初始投入成本和生产不成功时的烂呆帐成本，同时引诱高水平努力所需要的必要激励成本要比雇佣经理小，因而委托人也会偏好外包方式。这样，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垂直生产网络下存在着中间投入品、零部件和专业化生产服务的快速增长现象。

Feentra & Hanson(2003)在将GHM财产所有权模型应用到中国加工贸易的经验性检验工作的同时，也对比应用了Holstrom & Milgrom(1991)的激励机制分析方法。认为在价值增殖较低或人力资本专业化投资水平较高时，在投入品搜寻比在加工过程中的激励问题更为敏感，因此，如果经营者报酬与所监督到的能力相称，工厂的所有权和投入品采购的控制权安排给同一方是有效率的。否则，应该分配给不同的两方。通过对人力资本专业化投资参数、外国企业纳什谈判权重参数以及合同不能实施概率参数的实证检验，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理论。

评述：尽管激励机制方法也是从财产所有权理论出发，但由于它考虑到外部选择的影响，因而在解释国际贸易中企业行为对中间产品贸易性质和模式的影响方面，激励机制分析方法为新贸易理论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成为产权理论分析方法的一种有力补充。

4．控制权授权理论分析。Marin & Verdier(2002)在一个解释扁平化层级制度(a flatter hierar－chy)的授权模型中，首先将Aghion & Tirole(1997)控制权模型进行扩展，认为在不同生产方法反映到特定的竞争项目上，企业存在三种组织方式：即委托人集权控制(P组织或一体化)，授权给人(A组织或外包)，以及无内部等级制度的单体企业(O组织)。然后将这一授权模型嵌入到Dixit－Stiglitz的垄断竞争模型中，在一般均衡框架内考察了企业内部权力的动态性和组织形式的变化。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没有发生贸易的两个相似国家可能有不同的企业组织方式(A形式或P形式)。由于趋同性的影响，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能够导致外包浪潮(由PA)或者并购浪潮(由AP)，但由于市场规模本质上对控制权形式没有影响，因而增大规模的一体化企业数量会越来越少，而降低规模的外包企业数量会越来越多。Marin& Verdier(2005)进一步研究了企业等级制度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表明在非常大或非常小的国家，将有一体化企业组织方式，而在中、高规模国家将实行外包，激烈的市场竞争最终会导致外包。

Marin & Verdier(2003)将上述分析扩展到了一个两部门、两要素、北一南两国模型中，考察了企业选址决策行为会造成熟练与不熟练劳动力比率的变化，从而对企业组织方式产生影响。当熟练与不熟练劳动力比率增大时，企业组织方式倾向于从OAP；在技术先进的北方国，企业会选择P组织，而在技术差的南方国，企业在贸易开放之前，会选择O组织方式，然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导致的外包浪潮下，企业会转向中等的A组织方式，这就涉及到了权力授权问题。

评论：通过控制权授权分析方法，新贸易理论建立了一个企业组织与垄断竞争关系模型，一定程度上揭示企业之间市场力量竞争与企业内部行为之间的互动影响。但是，由于权力的观点也是来源于所有权，因而它对国际贸易中企业组织行为的考察是不全面的。

三、简要评析

综上所述，以H－K为主要框架的新贸易理论，通过吸纳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激励机制和控制权授权理论等现代企业理论观点，解释了现有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的中间产品贸易现象，突破了现存薪贸易理论中规模经济、收益递增的局限性。尽管这些研究成果都只是初期性的，但却为贸易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对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首先，人们思考国际贸易的方法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将现代企业理论融入H－K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世界贸易就是小麦模式+福特(一体化)模式+耐克(外包)模式的贸易，而不再仅是小麦模式或小麦模式+飞机模式的贸易了。贸易的对象也从最终产品贸易转向了最终产品贸易+中间产品贸易，要素流动已成为国际贸易的必然组成部分。这些变化，意味着人们思考国际贸易的方法已经从单纯技术性因素转向了与非技术性因素相结合，由单纯的经济学方法转向了经济学方法与企业管理学方法的融合，这种分析方法的根本性变革，正在逐步弥补新贸易理论与现实偏离的缺陷。

其次，为国际贸易中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国际贸易是各国的企业所为，企业行为对贸易模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长期以来，贸易理论关注市场和流通性，却忽视了企业和生产性，企业行为被大大地简化了。随着全球贸易一体化和国际生产非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中间产品贸易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贸易的生产性、契约的不完全性、贸易模式的网络性与内部性，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的新特性，对这些特性的了解和把握，显然是离不开对企业内部行为的研究，尤其是要考察企业组织形式、企业决策等行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将现代企业理论引入贸易理论的研究，克服了垄断竞争贸易模型中简化企业行为的缺陷，为国际贸易中企业行为的研究开拓了道路。

最后，对新贸易理论进行了有力补充和完善。在新贸易理论的三大发展主线中，应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的挑战而备受关注的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并很可能成为新贸易理论发展的新台阶。但这一研究还是初期的和尝试性的，缺乏一个系统的分析体系来合理解释全球贸易、投资和跨国公司的行为。将现代企业理论融入H－K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以企业作为研究主体，为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建立起共同的微观基石，尤其是在契约不完全条件下，以要素禀赋差异、垄断竞争和产品差异化构建的一般均衡分析模型，使得新贸易理论拥有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这样，既避免了不完全竞争市场模型的处理问题，又弥补了新贸易理论框架中缺失微观理论的局面。

商品贸易论文篇(5)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思路，新趋向

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路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产生于18世纪中叶，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以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

绝对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在两个国家生产两种商品的情况下，其中一国在一种商品的生产中具有较高效率，另一国在另一种商品的生产中具有较高效率，则两国在不同商品的生产上分别拥有绝对优势，此时如果两国根据各自的绝对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并相互进行交换，双方均能从中获益。李嘉图将绝对优势理论进一步发展，他认为：每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商品，而应集中力量生产那些利益较大或不利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交换，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总量将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优取重，两劣取轻”，这就是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亚当・斯密与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假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生产规模报酬不变。

二、新现象挑战国际贸易理论

1.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贸易”发展。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国际贸易更应该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进行，即应该以垂直贸易为主。然而，战后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贸易占主导地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这种主导地位至今没有改变。根据联合国的《2008年统计手册》公布数据，2007年发达工业国商品出口占世界的58.6%，服务出口占全球的71.9%。这一现象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

2.制造业内部贸易发展。由于制造业存在规模经济的特点，战后制造业内部的国际分工更加精细化，一些发达国家制造业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因此，制造业内部贸易呈不断上升趋势。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同一产业内部贸易的增长。

3.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增长。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制造业的国际分工正由垂直分工发展到水平分工，甚至网络分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以产业链细分为特征的制造业国际转移成为新的趋势。公司内贸易不断增长。偏重于从国家利益角度进行宏观研究的传统贸易理论缺乏解释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增长的力度。

4.区域集团内部贸易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经历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初第一次浪潮，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重新高涨。全球贸易一半以上发生在各个区域集团内部。适用于全球范围自由贸易的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不能解释当今区域范围内部贸易量的增长。

5.加工贸易和软件外包等新的贸易方式出现。20世纪80年代，在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不断推动下，加工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之一。90年代中期以来，加工贸易升级的步伐明显加快;同时全球外包和转包等垂直专业化现象成为一种全新的生产经营方式，产品内贸易进一步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对整合和创新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提出新的要求。

三、国际贸易理论的微观发展

1.研究内容向微观拓展。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内容是以国家作为主体进行的宏观研究，主要探讨：一国为什么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如何参与？以及贸易利益如何分配？而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研究表现为在现有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下，研究微观领域的国际贸易现象。涉及的主体既包括国家，也包括区域集团、跨国公司等。研究的内容从战后初期的产业间贸易延伸到70年代末以后的产业内贸易，并进一步向微观延伸。

2.研究方法的微观化。从研究方法上看，传统的贸易理论都假定比较利益产生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和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市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以及固定边际成本等。这种研究方法具有传统的静态特征。新贸易理论中的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将比较优势理论动态化。克鲁格曼的产业内贸易理论首次突破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条件，引入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等假设前提。从动态角度出发考虑需求情况，使理论更符合实际。

四、国际贸易理论与其他领域理论的融合

1.贸易理论与企业理论的融合。1966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在其《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产品从进入市场到退出市场具有一个生命周期。典型的产品生命周期一般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即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同，产品的比较优势是可以变化的，因此使得国际市场上贸易商品的生命周期得以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和企业制定产品策略以及营销策略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可以说这一理论第一次将国际贸易理论延伸到生产和管理领域，将比较优势理论动态化，是贸易理论和企业理论一次融合。

2.贸易理论与投资理论的融合。在传统的理论中，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被视为是企业绕过贸易壁垒的被动选择。早在195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就对贸易与投资的替代关系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是这方面最早的代表性文献。蒙代尔利用标准的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两种生产要素的模型分析了两国在技术水平相同、生产函数一致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关系。Mundell的结论是，在两国产出效率相同的情况下，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贸易壁垒的存在会导致资本的流动，而资本流动的障碍则会产生贸易。

参考文献：

[1]喻春娇.国际贸易理论的验证述评[J].湖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04）

[2]李锦，王必达.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一个文献综述[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5（06）

商品贸易论文篇(6)

关键词：比较成本学说；演变；发展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5-0001-02

一、比较成本学说的演变及分析

（一）李嘉图的古典贸易理论及局限性

虽然比较成本说是由托伦斯最早提出的，但李嘉图最先注意到比较成本的重大意义并对之加以论证。李嘉图认为，当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生产成本存在比较差异时，只要两国分工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商品，那么，两种商品的产量都将会增加，各国都能通过交换得到比较利益。当我们将上述结论进一步推广到三个国家、三种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活动进行验证，发现它仍然适用，这就证明比较成本说的基本原理是科学的。

李嘉图对国际贸易学说的巨大贡献是重视比较成本差异并以此创立比较成本学说。这一学说纠正了以往学者认为自由贸易的利益只存在于一切商品成本均低的国家的偏见，这为解释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原因和利益分配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在理论分析中，由于李嘉图采用了与斯密的绝对成本说相似的劳动单因素模型，假设资本和劳动在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以活劳动耗费多少来区别成本差异以及所用的隐含假定背离现实，使得李嘉图的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国际贸易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随着科技进步对当代国际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大，这种局限性也日渐突出起来。

（二）走向成熟的赫克谢尔-俄林-萨谬尔森模式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出版了《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它以生产要素自然禀赋为理论基础，探讨了国际贸易产生的更深一层原因，论证了国际分工的好处和自由贸易的必要性。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事实上是师承赫克谢尔，故又被称为“赫克谢尔-俄林定理”。萨谬尔森和斯托尔拍发表了《实际工资和保护主义》一文，用数学方法论证了由俄林提出的自由贸易引起的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为此，国际贸易界有时又将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称之为“赫克谢尔-俄林-萨谬尔森模式”。可将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描述为：生产不同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比例，而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相对来说是不同的，各国在生产那些能较密集利用其较充裕生产要素的商品时，必然会有比较利益产生。故每个国家最终会出口能利用其充裕生产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较密集使用生产要素的商品。

（三）“里昂惕夫之谜”对传统贸易理论的挑战

从李嘉图的古典贸易理论到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方法的基础皆为成本比较，对成本差异的分析则从单一要素扩展到多个要素，同时对贸易原因和贸易格局的解释也逐步深入。但随着国际贸易领域的扩大和对贸易理论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面对日益变化的国际贸易现实情况时，人们愈发感到传统贸易理论的重大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某些理论假定与国际贸易实际不符，诸如生产要素在区域内充分流动，而在区域间或国家间不能流动；国际商品贸易自由化，不存在运输成本、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等。上述种种理论假定，显然与国际贸易现实相去甚远，而在这些假定条件下推导出的理论必然难以解释国际贸易中不断出现的新变化，特别是对战后大量出现的跨国公司贸易现象更是解释乏力。第二，分析方法基本为静态分析，表现为假定各国资源禀赋不变；假定生产技术不变，如古典模式中以各国劳动生产率不变为隐含前提，在要素禀赋论中则认为商品生产的要素配置比例不变。

（四）开辟了新领域的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群

对“里昂惕夫之谜”的争论和研究，导致了战后国际贸易新理论群的萌发。战后国际贸易新理论群的显著特点是：注重技术这一生产要素在决定比较成本上的重要性，揭示出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对自然禀赋限制的突破，将使国际贸易格局受自然禀赋的约束日益减少。同时，又强调各国贸易比较利益具有可变性。

西方国际经济学家将战后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归纳为两个相互平行又相互补充的理论支流：一是新要素贸易理论，二是新技术贸易理论。新要素贸易理论认为，在考虑国际贸易商品的比较优势时，剔除传统贸易理论中提出的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要素之外，还有其他要素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战后贸易理论中新要素的分析，主要是提出了“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规模经济及管理等新的要素对贸易比较成本的影响，并构成了相对独立的理论分支。新技术贸易理论则以特质商品（指吸收了技术革新成果的新产品及容易产生差别的商品）为对象，研究这些特质商品贸易优势在国家之间的动态转移，考察垄断性竞争（如技术垄断）等因素对国家贸易的影响，从而产生了“技术差距论” 和原料产品贸易周期说，等等。

此外，战后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比较利益研究的动态化。战后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则以生产技术的变动为出发点，注重研究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比较利益结构的动态变化，并注意研究策略和贸易政策、经济发展战略对建立动态比较利益的作用。

二、比较成本学说的积极因素

商品贸易论文篇(7)

【论文摘要】 新贸易理论认为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是解释相似要素密集度假定下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的基础，而新Heckscher-Ohlin理论则认为比较优势与完全竞争可以解释不同要素密集度假定下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将产业内贸易区分为水平型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分别进行研究使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更为密切一些。 【论文关键词】 产业内贸易 新贸易理论 新Heckscher-Ohlin理论 产业内贸易理论研究上的分歧源自于新贸易理论和新Heckscher-Ohlin理论对产业内贸易性质的不同理解。新贸易理论（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分析方法将产业内贸易定义为相似要素密集度（similar factor intensity）产品的交换。理想状态下的产业内贸易产品被称为“完全的产业内贸易产品”（perfectly-intraindustry goods），指在任一相同的要素价格下，贸易产品都具有完全相同的要素密集度（identical factor intensity）。新Heckscher-Ohlin理论则将产业内贸易定义为同一产业内不同质量产品品种的交换，而不同质量产品品种的要素密集度却是不同的。本文分别对这两种不同类型产业内贸易理论的观点及争议进行分析。 一、新贸易理论在相似要素密集度假定下的产业内贸易研究 新贸易理论在产业内贸易研究方面考虑的是产品的水平差异性，即分析相似或相同要素密集度产品在存在水平差异时的交换，其主要原因在于产业内贸易活动主要发生在技术水平、要素禀赋和收入水平都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影响比较大的理论模型包括Krugman（1979）、Lancaster（1980）、Brander和Krugman（1983）等。这些研究的结果认为规模经济、产品多样性、消费者偏好等构成了产业内贸易的基础。 Krugman（1979）将基于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Dixit和Stiglits（1977）封闭经济下的分析扩展为开放经济的分析，证明了规模经济和产品水平差异的相互作用是促使国际贸易以产业内贸易形式发生的独立原因。该模型在需求方面假定，每个消费者的效用函数相同，而且所有品种都对称地进入效用函数，即每增加一单位任何品种的消费带来的总效用的增加是相同的，并且消费的品种越多，总效用增加越多。该模型在供给方面假定，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产品所有品种的生产函数相同并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每一个产品品种只有一个厂商生产，即厂商数目和产品的品种数相同，每一个厂商也都试图分割市场以形成自己的垄断力量。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每个国家消费者可得到的产品品种种类和规模经济的利用程度都受制于各自国家的市场规模。因此，通过国际贸易创建更大的一体化市场，可以使消费者得到更多的产品品种种类，并享受到规模经济带来的利益，从而增进各国福利。该模型认为，在存在规模经济和产品水平差异性的条件下，即使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也能开展产业内贸易活动，并且这种贸易会增进两国的福利。 Lancaster（1980）模型仍以产品的水平差异性为基础。该模型认为，每个产品品种都有一系列不同于其他品种的特征，正是这些不同的特征构成了产品的水平差异性。消费者对不同的特征有不同的偏好，因此只会选择具有其喜欢的特征的品种去消费，而不是购买产品的多个品种。在供给方面，该模型假定厂商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市场，并能以相同的成本生产任何产品品种，而且任一品种的生产在一开始其平均成本递减。该模型以“完全垄断竞争”（Perfect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描述了均衡时的状况：实际生产的产品品种均等地分布在“光谱”（spectrum）上，每一品种的生产数量和销售价格都相同，每一厂商都获得正常利润，即价格等于平均成本。在引入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进行贸易分析时，该模型具有了一般均衡的特征。Lancaster（1980）和Helpman（1981）共同完成了这一分析工作。模型假定存在两个部门，一个部门以规模报酬不变方式生产同质产品，另一个部门以规模报酬递增方式生产有差异性的产品，劳动是两个部门的流动要素，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特定要素，对差异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当这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开展贸易后，同质产品之间没有贸易发生，但差异化产品按照“完全垄断竞争”的方式在两国共同生产并展开贸易活动。由于开展贸易后消费者得到的产品品种数目比封闭条件下要多，而且有规模经济利益存在，两国的福利因此得以 改善。 Brander和Krugman（1983）在双寡头垄断条件下对产业内贸易的发生给出了一种解释。该模型假定所有方面都相同的两个国家中各有一个厂商，他们以同样的成本生产同样的产品，并且两国对该产品的国内需求函数也相同。两国厂商采取的是古诺竞争行为，即每家厂商都是在对方销售不变的条件下选择他对两个市场的销售来获取最大化利润。由于模型存在着严格的对称性，在均衡的时候，每家厂商都将产出的一半在国内市场销售，并将另一半出口，产业内贸易由此而发生。在引入运输成本后，每个厂商从自己国内市场销售得到的价格必然高于他在出口市场销售减去运输成本的价格，因此，Brander和Krugman（1983）把这种产业内贸易也称作相互倾销（Reciprocal Dumping）。 二、新Heckscher-Ohlin理论在不同要素密集度假定下的产业内贸易研究 新Heckscher-Ohlin理论在产业内贸易研究方面的代表当属Falvey和Kierzkowski，其重要的假定在于产品不同品种间的要素密集度是随着质量差异而变化的，从而开辟了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研究领域。 Falvey（1981）首先对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进行了研究，将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与要素禀赋理论相结合，指出资本充裕的国家出口高质量物品、劳动充裕的国家出口低质量物品。Falvey的贡献在于引入产品质量的垂直差异对比较优势理论基本框架进行简单的修正，从而对产业内贸易进行理论解释，同时也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Falvey（1981）在比较优势理论2×2框架内构造了一个关于产品垂直差异的模型。因为这一模型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偏离不大，尤其是完整地保留了完全竞争假设，并且得出产业内贸易符合Heckscher-Ohlin定理的传统论述的结论，因此又被称为新Heckscher-Ohlin模型。以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为基础的Falvey模型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是说明了在没有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也会产生产业内贸易；其二是每个国家都生产质量上具有垂直差异的产品。同时，和传统的基本框架一样，Falvey模型也假设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的要素（资本和劳动）禀赋存在差异，其中本国是资本相对丰裕，从而资本的租金比率较低，而外国则劳动相对丰裕，从而工资率较低。Falvey模型得到的结论是，本国会在那些质量高于临界值的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而外国则在那些质量低于临界值的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格局也就由此得以确定。Falvey这一模型的一个关键特征是产品的质量取决于生产产品的资本密集度，所以一些学者认为该模型偏离了产业内贸易关于近似生产函数假定的研究方向。 Falvey和Kierzkowski（1987）在Falvey（1981）的基础上考虑了两个部门的情形，其中一个是上面分析的产品存在质量垂直差异的部门，另一个则是传统的生产单一同质产品的部门。这一模型和上面的模型一样，都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本框架的基础上，也采用完全竞争假设。这一模型同时产生了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并且两种不同贸易的格局都符合Heckscher-Ohlin定理。Falvey-Kierzkowski模型（1987）表明，在不存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条件下，产业内贸易也会存在，即产生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工资较低的国家在生产低质量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工资较高的国家在生产高质量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且两国间要素禀赋的变化对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增减具有重要影响。Falvey与Kierzkowski的研究将产业内贸易归因于比较优势，在产业内贸易理论研究方面独树一帜，对于发展中国家参与产业内贸易活动给出了一定程度的解释。 Shaked和Sutton（1984）也对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进行了研究，其特点是将产品品种的不同质量和研究与开发费用支出相联系，在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的条件下，来分析产业内贸易活动的状况。该模型假定厂商要开发一个质量较高的品种就要在产品投入市场之前进行研究与开发，这种研究与开发费用被看作是固定成本。平均可变成本被假定为不变，或随着产品质量的改进而缓慢提高。假定消费者的偏好相同，对不同质量的产品有着相同的排列顺序，但消费活动受制于收入水平，高质量的品种被收入较高的消费者所购买。假定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每个国家在封闭条件下都有两家厂商分别生产高质量和低质量的产品品种。在两国开展贸易之后，由于竞争和规模经济的作用，两国 生产相同质量的两家厂商中的一家会退出市场，因为在两家厂商并存的情况下没有一家能够获利。在自由贸易下，一个产品品种只有一家厂商来同时为两个市场生产和提供。消费者会因为规模经济带来的价格下降而受益，也会因为更高质量产品品种的开发而受益。但问题在于，此时无法判断哪个国家的哪家厂商会生存下来，因此也无法确定产业内贸易是否一定会发生。只有当两个国家分别保留下来一家生产不同质量品种的厂商时，产业内贸易才会发生，只是无从确定贸易流向。 三、结论 产业内贸易的理论研究是由经验研究推动的，但产业内贸易理论上过于苛刻的假定条件却偏离现实较远。因此，将产业内贸易区分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分别进行研究使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更为密切一些。 在理论分析方面，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建立在不同产品品种具有相同或相似要素密集度的假定下，分析了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规模经济、产品多样性、消费者偏好等对产业内贸易的基础作用；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则建立在不同产品品种要素密集度因质量差异而变化的假定下，分析了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对产业内贸易的决定作用。 从贸易现实来看，即便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活动，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相对重要性也被证实超过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活动，再加上规模经济与产业内贸易的不稳定的相关关系，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对现实的解释力要略逊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其生产产品的技术水平或生产函数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因而其在参与产业内贸易活动方面，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应该更具有解释力，这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产业内贸易经验研究方面一个富有活力的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Krugman， P. (1979). Increasing return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 469～479 Lancaster， K. (1980). Intra-industry trade under perfect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 151～175 Helpman， E. (1981).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esence of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economies of scale and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1， 305～340 Brander， A. & Krugman， P. (1983). A reciprocal dumping mod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3， 313～321 Falvey， R.E. (1981). Commercial policy and intra-industry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1， 495～511 Falvey， R.E. & Kierzkowski， H. (1987). Product quality，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imperfect competition. In H. Kierzkowski (Ed)， Protection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Essays in honor of W. M. Corde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Shaked， A & Sutton， J. (1984). Natural oligopol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H. Kierzkowski (ed.)，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p. 34～50)， Oxford: Oxford Univers ity Press